其中“天后我之匹敌，常著七破间裙，岂不知更有靡丽服饰，务遵节俭也。”等句，很有点“大海航行靠舵手，葵花跟着太阳走”的意思，显示出高宗对武后的带头支持之举，深感满意。不过，武后并不满足于只做一个讨好献媚的高级秘书和办事员，而是抓紧一切机会扩充自己的影响，培植私人势力。这一过程，既与高宗的身体健康有直接关系，又受制于政局的演变程度。经过大唐三代领导人的努力，唐帝国律令完善，社会稳定，疆域空前辽阔。继苏定方灭亡百济、刘仁轨大败倭人之后，八十岁的老将李绩于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攻克平壤，高句丽完全灭亡，唐代的疆域至此达到了极盛。高句丽倔强异常，屡次挑衅中原，终于在高宗手中荡平，自然不免又歌舞升平、庆贺一番。然而表面上的盛极一时下潜伏着种种危机，未能引起在上者的警觉，导致不久后国势出现逆转。1、 府兵制的崩溃。因府兵待遇下降，士兵逃亡不断，军队士气低落。在刘仁轨带兵经略百济之时便已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惜乎未能引起高宗的重视。之后府兵逃亡现象更加普遍，朝廷被迫颁布严令，逃往军士的家眷将作为罪犯没入宫中，可见情况的严重性。仁孝的太子弘曾以该规定太过严苛为由表请皇帝废除。2、 军纪涣散，吏治松弛。太宗时代很重视对于军纪的维护和对被征服民族的怀柔，侯君集立下灭高昌这样的大功，也曾因为纵兵劫掠而入狱。及至高宗时代，唐军被对外征服中的长胜战绩冲昏头脑，朝廷也重才胜过重德，只要打了胜仗，一切好商量。在这样风气的影响下，原本持身甚正的苏定方到了辽东战场上也象换了个人，百济破时，白骨盈野，十不存一，令刘仁轨对他颇有不满。3、 重征服而轻治理，对占领区经营不够。高宗时主要继承了太宗时代的对外政策，绝少派兵长期在外戍边，只是依靠强大的国力威慑四夷。太宗鉴于初唐时人丁凋零、国力未复，不愿在边事上花费太多，但对于高昌这样地理位置重要的降国仍然采用置为州县直接管理的方式。高宗朝大多采取羁縻的方式，高宗大约存了与父亲一较长短的形式，一味开疆拓土，边将神勇，却不在乎挑选持重老成的边官，帝国疆域在短时间内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大，相应的治理和经营并未跟上，加之没有军队长期驻扎，一旦事变很容易导致当地民族的反叛。苏定方、李绩等名将的相继谢世，军队也面临新老换届的情况。为唐军长胜不败战绩所遮掩的这种种危机，并未得到妥善解决，终于在大非川唐蕃之战后浮出台面，动摇了不可一世的唐帝国。吐蕃位于唐帝国的西陲，几乎与大唐同时进入强盛期，在唐帝国东征西讨建立起东亚霸权的时候，吐蕃也征象雄，定南疆，在青藏高原上建立起统一而强盛的吐蕃王朝。太宗时代唐蕃以友好为主，有文成公主入藏，及藏王派兵助唐使王玄策平中天竺等事。然藏王松赞干布去世后，大相禄东赞独揽大权，颇思以对外征服的辉煌战绩来巩固该家族在吐蕃的地位。大唐袭灭西突厥时，有意染指西域的吐蕃就截击过大唐军队，不料被苏定方一千破八万，吃了个大亏，从此老实了好几年。[1] 之后唐致力于经营东北，辽东成为主战场，吐蕃便于吐谷浑争夺青海地区的霸权，双方都遣使向唐求援，指责对方的不是。因当时吐蕃和吐谷浑都算唐的盟国，对吐蕃的实力认识不清，高宗采取了两不相帮的政策，导致吐谷浑迅速被吐蕃攻灭，尽有其土地人口，吐蕃的实力得到极大增长，进一步挥师西域。吐谷浑这个缓冲地带既不存在，唐蕃的矛盾立刻尖锐起来。咸亨元年(公元670年)，高宗诏令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郭待封为副，率众十余万讨伐吐蕃，助吐谷浑复国，另一方面也是以围魏救赵的战略，迫使吐蕃撤回了在西域的主力部队。唐军由海拔2300米左右的位于河湟谷地的鄯州出发，深入吐蕃腹地青藏高原已觉气息不畅，薛仁贵决定在大非川分兵，自己率领主力部队，副将郭待封率领辎重部队。原作战计划是辎重部队在大非岭上设栅固守，主力部队倍道疾进。薛仁贵到达河口时击破吐蕃，然后回撤到乌海城，然而郭待封在主力部队出发后并没有在大非岭建立阵地，而是继续前进，刚到乌海地区就被伏击的吐蕃军队击溃，辎重军粮全部损失，薛仁贵只好撤退，在大非川遭到吐蕃军队毁灭性打击。此战虽然名为“大非川战役”，实际上胜败决于乌海。乌海（托索湖）为青藏高原上的交通要道，海拔在4000米左右。大非川一战的失败长期认为是郭侍封自恃为名将之后，不服薛仁贵的调遣所致，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唐军真正的失利原因是青藏高原的高峻地势带来的的高原反应。薛仁贵率领的主力部队由海拔2300米的鄯州快速上升至海拔4000米以上的乌海，仍然进行急行军“轻锐倍道”, 及至辎重全失，遭遇吐蕃大军，本已身处死地，不得不拼力一击的关头，部队却被高原反应折磨得疲惫不堪，丧失战斗力，无力出击。高宗事后责备薛仁贵说：“有人云卿乌海城下自不击贼，致使失利，朕所恨者，唯此事耳。（注：《旧唐书》卷83《薛仁贵传》）”，即是指此了。大非川一战，破除了唐军天下无敌不可战胜的神话，吐蕃由此信心爆棚，多次与唐在西域和剑南道展开争夺，由此揭开了长达百年的唐蕃战争的帷幕。虽然终高宗之世，有娄师德、黑齿常之在剑南道屯田镇守，西域又受制于裴行俭和王方翼，吐蕃并未占到半点便宜，然而由此引发的全局震荡却是不可估量的。首先是东、西突厥密谋复国，高宗时代在西域并未长期驻军，在突厥贵族的煽动下，安西四镇屡屡陷落，先后有裴行俭三定西域之事。东北由于唐军在辽东战场杀戮颇重，新罗王乘势挑拨高句丽和百济民众叛乱，驱逐唐军，安东都护府被迫迁往辽东。高宗大怒，命刘仁轨率军出击新罗，新罗大败，急忙遣使谢罪，但并不因此放弃收复高句丽和百济故地的企图。基本上唐军一到新罗便谢罪，唐军一退又开始蚕食辽东，颇有点敌进我退、敌疲我打的不屈不挠，原本和大唐之间隔了新罗、属于飞地的百济故地，终于被新罗完全吞并。但最麻烦的还是吐蕃，大非川之战后，唐廷还是没有放弃在青藏高原上与吐蕃角逐的努力，结果仪凤三年再败于青海湖。此战之后，唐终于意识到吐蕃是无法消灭的，在剑南和西域等低海拔地区的胜利，并不能让唐军越过乌海、河源威胁吐蕃腹地，从而决定了唐蕃战争中唐只能采取守势，而吐蕃却可以纵横驰骋在青藏高原之上。乌海至河源海拔均在4200米以上，背后便是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的巴颜喀拉山脉，堪称吐蕃中部的“安全门”，这是严酷的大自然设置在唐军面前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唐朝君臣对此十分无奈，青海战役结束后，高宗曾经问策于群臣，普遍的看法是“攻之则兵威未足，镇之则国力有余，宜抚养士卒，守御边境。”[2] 而在此献策高宗的魏元忠、以及唐蕃战争中表现出色的娄师德和黑齿常之等人，日后成为了武周的名臣骁将。边疆告急促使高宗把主要注意力放到了对外事务上，裴行俭、刘仁轨等人纷纷受诏出征，武后抓紧这个好机会大肆揽权，实力又有增长。她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朝中无人的困乏，许敬宗已经年老，除他之外众宰相无一是武后心腹。如无高官支持，武后空有“二圣”之名和参政议政之权也难以全盘掌控政局。急于用人的武后遂打破官员须凭考试进阶的制度，“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阶”[3]，开创了泛阶的局面。按照大唐制度，由六品跳升五品是仕途的一道重要关口，由四品跳升三品又是另一道关口。入三品都是以恩旧特拜，入五品则需经过考试，按成绩叙进。就连升散阶从五品也要奏报皇帝，取其进止。泛阶一开，五品、三品高官再也没有从前那么尊贵了，整个官僚队伍中补充进来大批的“寒门”之士，改变着先前的高门勋贵结构。此举对唐帝国来说有利也有弊，一方面大批寒士的上位促进了士庶合流，扩大了统治基础，可算广聚贤才，另一方面官僚队伍的急剧扩充，也不免有选官过滥的弊端。昔日太宗皇帝为纠正隋末弊政，大规模精简官吏，淘汰庸员，定制官品文武共643员，规定数额之外“超编”官员一名者，主管官员要杖刑一百，超出十名要受两年徒刑。严格的选官制度现被打破，及至高宗晚年，朝廷穿绯服的四品官几乎满朝都是，可见其泛滥。不过此举对于武后个人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成百上千的人因这一政策而受惠，得以享受高官厚禄，自然对武后感恩戴德。在收买人心方面，武后赢了漂亮的一仗。只是这些力量还没有转化为助力之前，许敬宗已经因年老而退休了，武后顿时面临唱独角戏的尴尬局面。咸亨元年，天下大旱，关中饥馑，朝廷不得不下诏任由百姓往各州逐食，并宣布政府班子东幸洛阳，解决吃饭问题。陪随同行的武后之母杨氏已有92岁高龄，病逝于途中。久旱失雨，黎民受困，原本不满武后参政的各政治势力乘机发难，直指在上者失德，致遭天谴。武后权衡利弊，遂上书高宗，引咎在己，主动要求高宗废除自己的后位。这是心灰意懒，还是以退为进？在进退维谷的矛盾和内心的隐隐作痛中，武后把抉择的权力交给了高宗。[1] 敦煌出土的吐蕃文《编年史》第十条：至羊年（高宗显庆四年，659年），赞普驻于乍之鹿园。大论东赞驻吐谷浑。达延莽布支于乌海东如与唐廷苏定方交战，达延战死，且以八万败于一千。[2] 于赓哲：疾病与唐蕃战争，《历史研究》2004年/05。[3]《资治通鉴》第二百零一卷：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阶。先是阶无泛加，皆以劳考叙进，至五品三品，仍奏取进止，至是始有泛阶；比及末年，服绯者满朝矣。古中国向来有天象以应人事的说法，“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一旦有地震、蝗灾等天灾，负责辅佐天子、总领百官的宰相常会引咎辞职，永徽年间长孙无忌便曾经以久旱提出避位以禳灾。不过这种辞职一般都会被驳回，皇帝还往往主动承担责任，说：“此朕之寡德，非宰相之咎”、“阴阳乖爽，事属在予”等等，以示负责。武后此番主动要求避位，一则说明她的权势确有增长，没有人会要求一位无权无势的后妃为国事负责。二则也反映出她当时的地位并不稳固，当武后升位太后大权在手之后，不要说是私下议论，就算不识趣的儒生上书直谏要求太后还政皇帝，那也是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绝不会有迫于压力归政之说。说来武后雄飞既久，岂甘雌伏？此举确有不得已之处。她虽有“二圣”的尊号，但一直未能建立起自己的私人领导班子。昔日六位翊赞功臣，许敬宗老病退休，李义府、崔义玄等亡故，依靠构陷裴行俭、逼杀长孙无忌上台的袁公瑜给一贬再贬，现在冤家对头裴行俭手下当差，真是十年风水轮流转。平心而论，和历代弄权的后妃比起来，武后参政之初行动内敛小心得多，单是做了二十年多年的皇后，还没有一名外戚掌握朝中实权便少有人能及。这固然让她获得了高宗的信任，能够走得更为长远，但始终势单力孤，一切权力均来自于皇帝。高宗的身体已经相当衰弱，需要借助武后来处理朝政，但对武后权势的增长仍存戒心，既要用她，又要防她，关系微妙，态度暧昧。如今太子羽翼已成，事事自有主张，不再需要这个母亲来指手画脚，如果高宗再不明确表态，她作为皇后又有什么理由继续参与朝政？又有什么资本继续停留在竞技场上？此外，母亲杨氏的死也给了她不小的打击。武后一生受杨氏影响甚大，爱好文史不喜针线的习惯，睚眦必报心狠手辣的性格，都来自于杨氏的遗传。在武后夺嫡争宠的关键时刻，杨氏忙内忙外，收集信息，监视政敌，笼络支持者，为女儿很是操劳了一番。裴行俭和长孙无忌等的密谈就是通过杨氏转告给武后，导致裴行俭被贬的。如果说武后的奋斗历程上曾经有得到过家人的助力而不是阻力，那就是来自于杨氏了。所以武后虽然淡漠亲情，但跟杨氏的关系一直很好。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份本不该受俗务影响的母女之情也渐渐变了质。魏国夫人之死虽然瞒过了高宗，却瞒不过和她一母同胞的哥哥贺兰敏之，深知武后性格的杨氏也不可能没有怀疑，只是无可奈何罢了。唯一能做的，也就是保护好外孙贺兰敏之而已。然而贺兰敏之轻佻叛逆，屡屡挑衅武后，如果依照武后的性子，敏之早该死了几十次，只是碍于杨氏的面子，不得不隐忍。天长日久，积怨在心，母女亲情也就降到了冰点。直到杨氏去世，武后才发现世间除了杨氏，竟再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不计私利地帮到她，天地之大，她竟孤独得如此彻底。既无外戚之助，又无重臣支持，内外交困的武后索性赌上一赌，如果高宗存心收回他交给武后的一切，现在正是机会。高宗的身体是越来越差了，除了久病不愈的风疾和肺病，又新近染上了疟疾。在病患的折磨下，一向现实的高宗也起了乞灵于丹药延年益寿的心思，幸为宰相郝处俊所谏止。以高宗的身体状况，已经无法单独掌握朝政。当时太子弘已经大婚，又有一班忠心耿耿的大臣辅佐，从各方面看，都完全可以成为一位贤明而受人爱戴的君主，如果高宗甘心放手的话。然而权力的滋味是如此甘美，没有人能轻松容易地放低。若干年前曾经打算废后为此还赔上宰相上官仪一条性命的高宗，此时却改了主意，选择仍然维持现状，继续让武后充当自己的代言人，指望通过皇后和太子之间的互相制衡来保持自己对朝政的影响力。武后避位的请求被驳回，上元元年更上尊号天皇、天后，进一步确认了武后在朝中的地位。至此，夫妻、父子互相牵制、共同执政的三角形政局已然形成。从唐帝国日后的风云变幻来看，便能明白睿宗及时退位让儿子李隆基登基对于肃清太平公主势力起了何等重要的影响。这，怕也是血和泪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吧！有了玄武门兄弟相残的血案，才有了宁王甘愿让三弟李隆基为太子，最终兄弟和睦大被同眠的佳话。有了武后杀子夺位的惨烈，睿宗才会在感觉自己力不能及之时，甘愿提前退位以保障皇位传承的稳定。高宗既然决定在妻子和儿子之间走钢丝，对于武后执政也就采取一面抬举，一面打压的策略，这边厢驳回武后避位的请求，那边厢又频频下诏太子监国。许敬宗退休引发的风波才平息，围绕他去世如何拟定谥号又成为武后和朝臣角力的战场。先作为李治的东宫旧人，后作为武后的忠实盟友，许敬宗在高宗朝可谓位极人臣。他可以随意出入禁中，骑马入朝，这样的恩遇，只有李绩才能相比。泰山封禅，也是他和李绩出任封禅使。许敬宗在官场上颇识进退，很有分寸，因此在拥立武后的翊赞功臣都先后被高宗舍弃之后，仍然能够屹立不倒，善始善终。除此之外，他的物欲、色欲、和名利欲，实在和李义府不相上下。李义府为了钱财公开卖官鬻爵以至被人讥为“铜山大盗”，垂涎美丽的女犯人以至逼杀大理寺臣，气愤世家大族瞧不起他怂恿高宗颁布禁婚令，好恶强烈到最后惹恼高宗落到可悲的下场。这些都可以在许敬宗身上找到共同点，只是许敬宗压榨的对象是他的家人。在家族中，他是不折不扣的暴君。许敬宗对于金钱的贪婪，驱使他把女儿嫁给蛮夷之子以索要大量钱财，还曾因此受到弹劾。如果说这是他长期贫贱实在缺钱也可以理解，后来他已贵为宰相，权势无人能比，还会因为贪图巨额聘礼而把另一个女儿嫁给出生奴隶的将军，这人的物欲实在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许敬宗得志时已经六七十岁，史书上用“好色无度”来形容他的欲求。他曾经建造飞楼七十间，让家妓骑马在楼上奔走，以此为戏。老父少妻的结果是跟他的子孙争风吃醋，为一些有的和没有的风流韵事先后奏请把儿子和孙子流放岭南，导致他们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和李义府一样，许敬宗素以才华自诩，功成名就之后，他以超乎寻常的高傲来表示自己的轻蔑。跟人说话总是装着不认识别人：“对不起，我耳朵背，记性又不好，总是记不住你的名字。不过呢，如果你是曹植、刘桢那样的才子，就算只见过一次我也一定记得你。”李义府的好恶表现在他对支持自己的人死心塌地，对于他瞧不上的人傲慢无礼，许敬宗的好恶则表现在他随意涂改史书上，亲戚好友一律涂脂抹粉，政敌一律百般诋毁，史书完全成了他做人情的卖菜篮子。在官场上许敬宗左右逢源，接连扳倒权臣长孙无忌、褚遂良、上官仪，给他弄得罢相的宰相少说也有5、6位，手段的狠辣阴险就算号称笑里藏刀的李猫也得甘拜下风。李义府张狂放肆，毫无顾忌，最后全家都被流放，孤零零地客死异乡。许敬宗却得享高寿，还得到死后陪葬昭陵的荣耀。然而这两人从本质上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自负才华却长期被人看不起的寒士，一旦得志都以疯狂的追名逐利来满足自己的欲壑难填，用欺凌他人来报复世界，寻求心理上的平衡。年轻时的折辱坎坷，造就了他们畸形的性格，才子一旦抛弃了道德和良心，行事往往比恶棍更为可怕。而能够收放自如地驾驭许敬宗和李义府的武后，又是何等的旷世怪杰，真是让人难以想象。许敬宗的所作所为，早已惹得清流不满，借着给他商定谥号之机来个整体发作，说他“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貊。按《谥法》，‘名与实爽曰缪，’请谥为缪。”平心而论，这个谥号按许敬宗的作为还真当得起，可是心腹重臣一旦去世就背这么个名也未免太不给武后面子。还陪葬昭陵呢，名与实爽曰缪，指言名美而实伤，葬礼越隆重就显得越可笑。可恶的博士学士们还坚持不改，说谥号为缪都算给许敬宗面子了，真要论起来应该更差才对。朝廷没法，只好召集五品以上的官吏全部参与，集体商议，最后来了个折衷，“既过能改曰恭。请谥曰恭。”总算勉勉强强让这位重臣的身后事不至于变成笑话。不过，要闹到召集所有五品以上的官吏集体商讨才能得到这样的结果，也侧面反映出武后在高层官吏中的支持率并不高。如果没有当初泛阶这一手让大批寒士入仕收买人心，事情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尚未可知。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终了。第二年，高宗突然颁布诏令，称许敬宗记史颇多不实，命史官重新修改，而这次任命的修史专员正是李义府的死对头——刘仁轨。现在的刘仁轨可不是当初那个屡遭李义府陷害，即使对方已经被贬流放，自己又立有大功，仍然不敢返回长安的可怜虫了。他已经官拜宰相，又屡屡奉诏出征，出将入相，掌国权柄。以他来监修国史，可想而知必然会对某些人和事重新评价。武后敏锐地感到，情势对自己越来越不利了。上元元年，高宗把祖宗封了个遍，然后自称天皇，武后为天后。塞给武后这根胡萝卜，紧接着就来了记闷棍，下诏恢复长孙无忌的爵位，陪葬昭陵，并以长孙无忌的曾孙长孙翼承袭赵国公的爵位。这是刘仁轨封诏修史的第二年。一环扣着一环，一连串的攻势几乎让武后喘不过气来，避位被拒的后果就是她在竞技场上继续呆下来，面临一重接着一重的巨浪。现在的武后，才真正深切地感受到朝中无人的无助，也让她看清了眼前的路：第一、 她必须掌握政权，宰相中一定要有人支持她。第二、 她必须掌握军权，才能在必要时威慑他人。如果做不到这两点，她将永远无法执掌大权，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但当时的宰相以刘仁轨为主流，另外几位宰相戴至德、张文瓘为太子宾客，郝处俊为铁杆反武派，无一是武后心腹。既然暂时无法在宰相中安插人手，武后便别辟蹊径，以爱好文学编纂书籍为名，招纳了一帮学士作为自己的死党，这就是日后掌国权柄、号称“内相”的翰林学士的前身——北门学士。一般认为，武后建北门学士是受了李世民开弘文馆招揽十八学士的启发。武德四年后，当时尚为秦王的李世民恃其平定天下之功，阴蓄夺嫡之谋，遂以自己戎马倥偬，未能熟知经史为由，特开文学馆，延揽四方贤才，分为三番，每日引见，与他“讨论文典”。其中声名最著的有十八人，为首的即是日后成为贞观名相的房玄龄与杜如晦。打着“锐意经籍”的名号，实际上是为自己延揽私人智囊团，参谋帷幄，在讨论文学的合法外衣下为李世民夺嫡作准备。及至李世民登基之后，这班人以从龙之功，多位列宰辅，迅速实现了政权的交接，保障了局面尽快稳定。武后见心腹宰臣先后衰老凋零，便援用前朝故例，延揽了一帮资历较浅的文人来帮她编写书籍，以教化人民。以往召集博学鸿儒写书，多依靠州县的推荐而定，但这批学士都是武后亲自选拔，召入禁中，为她继续编写武则天系列丛书。初为皇后期间武则天编写的大多是《古今内范》、《孝子传》等着眼家庭伦理的书籍，现在她是掌国辅政的天后，编写的便是《百撩新诫》、《臣轨》等训诫臣子的书籍了，显示出武后的调教对象已经从儿子媳妇扩大到了朝臣的范围。这些学士大约为武后编纂了一千多卷书籍，落名都是“大圣天后亲撰”，其中最著名的是《臣轨》一书，教导臣子该如何忠诚于君主，常常跟李世民写给李治看的《帝范》一书合出，称为《帝范臣轨》。不过编书只是一个幌子而已，以这些学士的官职和声望而论，对于朝政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武后以入内编纂为名，密令他们参决朝廷奏议和百官表书，以分宰相之权。因为朝臣上朝是从南门进入，这些学士在武后特许下可以从北门，也就是玄武门进入，故被称为“北门学士”。北门学士实际上就是武后的私人内阁，在武后的精心培植下，隐然成为朝廷新贵，主要有刘祎之兄弟、周思茂、元万顷、范履冰等人。这些人因为掌握武后私密太多，在武周革命前后，被武后假酷吏之手一一诛杀。元万顷太后掌政时迁凤阁侍郎，坐诛。范履冰，载初中坐举逆人被杀。周思茂，垂拱中下狱死。刘祎之以宰相之尊，垂拱三年赐死于家。李世民以藩王之身志在夺嫡，故开文学馆延揽十八学士，武后延揽北门学士又是准备对付谁呢？发展到这一阶段，情形已经很明显：是的，皇后的尊荣已经无法令她满足，她要夺取的就是唐帝国至高无上的权位。无论是丈夫，还是儿子，都不能阻挡她的脚步。上元元年八月，高宗武后进号天皇天后，九月下诏为长孙无忌归葬昭陵，数月后，武后做出反击，上书高宗十二条革新政策，全面反映了她的政治见解，也反过来将高宗一军，这就是著名的上书建言十二事。内容如下：一、 劝农桑，薄赋徭；二、 给复三辅地，即免除京畿三辅地区的徭役；三、 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 南北中尚禁浮巧，要求少府监所署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停止生产淫巧之物；五、 省功费力役，要求俭省各项工程的费用和百姓的劳役负担；六、 广言路；七、 杜谗口；八、 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 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要求父亲在世母亲去世的也应该服丧三年；十、 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指上元以前的勋官，朝廷已经发给告身也就是勋官凭证的，不再审查核实；十一、 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指京官八品以上的增加俸禄；十二、 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指长期任职的官吏，才能高地位低的可以升职。上书建言十二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方面面，是一份完善而全面的施政纲领，大体可分为三部分：一是尊崇老子，提倡道家无为而治的方针，息兵息役，轻徭薄赋；二是移风易俗，净化政治空气和社会习俗；三是要求照顾中下级官吏和百姓的利益，以图笼络人心。其中第一条重视农业，第六条广开言路，第七条疏远小人、杜绝谗言，几乎是每个统治者上台都要鼓吹的官样文章。第四条禁断浮巧，旨在迎合高宗提倡节俭的口号，第八条要求大臣们都学习《老子》，因“国家圣绪，出自玄元皇帝（指老子）”，李唐皇族以老子李耳为先祖，提倡尊崇老子以示武后忠于李唐的立场。这两条都有向高宗和群臣表忠心，打消他们戒心的考虑，当然也从侧面反映了她尚未独掌权柄，还需要妥协示好。等到她地位稳固之后，那就要求大臣不学习《老子》，改学习她写的《臣轨》了。第三条息兵，以道德化天下，是整个施政纲领中的核心要点，即道家的无为而治。劝课农桑，轻徭薄赋，禁断浮巧，省功费力役等等，皆是围绕这个中心拟定的。整个治国纲领都以李唐尊崇的道家思想为出发点，无一不是堂皇道理，貌似给足高宗面子，实则暗藏机锋，别有玄机。以“息兵，道德化天下”而论，消弭战事，与民休息，无人可以说半句不是，然结合当时的政局来看，吐蕃的崛起令唐帝国的边境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西面突厥贵族密谋复国，东方新罗蚕食辽东故地，煽动起当地的民族情绪，解决起来颇为棘手。高宗有心开疆拓土成为一代雄主，自不容西域和朝鲜半岛脱离唐廷的统治，而他任命的两位儒将，偏偏又都是武后的政敌。裴行俭纵横西域，治地万里，刘仁轨经略辽东，屡破新罗。每一次征服和胜利，都为他们的功劳簿锦上添花，使其地位更加不可动摇。尤其是长期负责选官的裴行俭，先后荐引提拔了大批良材骁将，是武后势力向军队渗透的一大阻力。有鉴于此，武后要求息兵止战，正是向忠于李唐的军方势力刺下的温柔一刀，直指要害。古中国向来都有抚民以静、止戈为武的传统，汉武沟通西域，唐宗南征北战，皆被宋儒评为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这一理论在唐代大臣中也很有市场，太宗皇帝对高昌和薛彦陀的征服战争，都受到以魏征为首的儒臣的批评，降至武周时期，名相狄仁杰也以劳民伤财为由要求放弃安西四镇。而大非川一战唐军损失甚重，府兵待遇低下等等，也令得民间反战情绪升温，府兵逃亡人数的增多便是明证。故此，武后上书称“今群臣纳半俸、百姓计口钱以赡边兵，恐四方妄商虚实，请一罢之。”[4]说群臣需要交纳一半的俸禄，百姓要交纳人口税来赡养边兵，请一一罢黜，把普通官吏和百姓的利益和边兵直接对立起来，对裴行俭、刘仁轨等军方实权人物构成压力。第九条要求父亲在世母亲去世的也应该服丧三年，被认为是具有女权色彩的一项提案。古中国的宗法制度于礼虽是夫妻匹齐，但仍然以父系为主。父亲去世子女需服丧三年，母亲去世时如果父亲已经不在世，同样要服丧三年；但如果母亲去世时父亲仍在人世，为了表示对父亲的尊重，子女只需服丧一年。武后认为这不合人情道理，要求修改礼仪：窃谓子之于母。慈养特深。生养劳瘁。恩斯极矣。所以禽兽之情。犹知其母。三年在怀。理宜崇报。若父在为母止一期。尊父之敬虽同。报母之慈有缺。且齐斩之制。足为差减。更令周以一期。恐伤人子之志。今请父在为母终三年之服。[5]武后在表章中论述母亲对子女的生养之恩，如天高海深，为人子者不尊重孝顺母亲，未免禽兽不如，“窃谓子之于母，慈养特深，生养劳瘁，恩斯极矣，所以禽兽之情，犹知其母。”云云，委婉地表达出对太子弘“数怫旨”的不满，和日后以《孝子传》赐次子贤的做法如出一辙，希望借此条例提高母亲在家族中的地位，强调儿子应尊重母亲。第二条请求免除京畿三辅地区的徭役，和第十一条表明希望给八品以上的京官增加俸禄，摆明施惠于京畿地区的官民。第五条要求俭省各项工程的费用和百姓的劳役负担，是针对唐代赋轻役重的弊端而提出的务实之举；希望能停建不必要的工程，减少征发百姓服劳役的机会，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而第十条对勋官免除核查和第十二条让长期任职的官吏升级，则是继泛阶之后第二次扩充官僚队伍的大手笔之作。所谓勋官，是指普通士卒可通过军功来获得勋赏。唐代素重军功，身手矫健的民众和庶族地主常会主动应募从军，以猎取功名富贵。薛仁贵就是通过参加太宗征高句丽的战争，由一介布衣一跃而成五品将军的。勋官并非职事官，也就是只有品级而没有具体职守，但可按照勋品的高低占有数量不等的土地，经过铨选考试合格的可以获得真正的官位。此外，在社会地位上，勋官享有同品官吏的待遇。但对前方军将所立的军功，回到内地要一一审核，不合格的会追回政府颁发给他们的勋官告身，称为“夺赐破勋”。这对他们当然是一个沉重打击。武后提出“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正是考虑到这部分人的利益。而让长期任职的官吏升级，更是下层官僚的福音，可谓广收人望了。这五条议案，都与基本国策无关，却鲜明地反映出武后为民众和中下级官吏争取利益的立场。这一立场，实际上贯穿了武则天的整个执政生涯，也奠定了她统治的基础。只因这些人才是唐帝国的社会基本构成单位，无论上层风云变幻，乾坤易主，始终海内晏然，纤尘不动，无数次叛乱都不能得到来自社会底层的支持，史称“上乱而下不乱”，即是指此。武周政权能维持二十年，其原因也在于中下层官僚和民众的支持，而不是某些人所说的全靠少数精英的超负荷运转了。武后的上书建言十二事，以尊崇老子为旗号，以道家的无为而治为根本，处处表现出广大民众和中下级官僚争利益，叫人完全反驳不得。采纳吧，恩德在武后；不采纳吧，怨愤在高宗。无论高宗如何处理，武后都已稳立于不败之地，她的精明与老辣，在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是以明知整项提案处处心机，高宗也不能不考虑再三，最后下诏“略施行之”，也就是表面上同意，却在实际执行中大打折扣，比如“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这一项，就是在武后掌政后才真正写入条文的。“帝皆下诏略施行之”的这个“略”字，隐隐透出高宗尴尬而无奈的心情。他这时才意识到，昔日那个低眉顺眼婉转承欢的枕边人，已经强大到开始脱离自己的掌控了。[4]《新唐书*后妃传》[5]《唐会要*服纪上》然而以高宗孱弱的身体，已经无法再单独掌控政权。风疾、肺痨、疟疾长期病痛的折磨，一点一滴地蚀耗着他的生命，虽然只有40多岁，却早已无复年轻时的锐气和豪情。所有的精力，集中应付病魔的侵袭后已经所存无几，每次病情缓和后，又需要花大量时间去游幸、休息。每当酷暑严寒，都需要外出避暑避寒。这一点，看看高宗这段时间的履历表就会非常清楚：乾封元年正月，禅于泰山。三月，幸东都。四月，返回长安。乾封二年秋，久疾不愈。总章元年二月，幸九成宫。八月还京。总章二年四月，幸九成宫。九月幸岐州，十月还京。咸亨元年四月，幸九成宫，八月还京。咸亨二年正月，幸东都。十一月，幸许、汝二州。十二月校猎于叶县。咸亨三年四月，幸洛阳合璧宫。十一月还京。咸亨四年四月，幸九成宫，八月患严重疟疾，病情危笃。十月还京。上元元年十一月，校猎于华山，幸东都。上元二年三月，风症复发，目眩难忍。每逢这时候，武后都会陪随在侧，克尽妇职，同时也严防他人接近权力中心。这年武后52岁，政治智慧和心理的成熟度都正值巅峰状态，和病弱的丈夫形成了鲜明对比。上元二年，高宗为父亲太宗皇帝追福的大奉先寺建成，然而高宗染病在身无法亲临，天后武氏便代表高宗率领群臣前往参加寺内佛像的开光仪式，那就是被称为中国佛教史上巅峰之作的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传说，佛像的面容正是按照武后的容貌雕刻而成的。龙门石窟始建于北魏时代，从金戈铁马一路杀伐中走过来的鲜卑皇族，最终在佛教中找到了永恒的心灵慰籍。“凿石造佛，如朕帝身”，他们按照北魏历朝君王的肖像来雕凿佛像，倾尽皇室之力营造石窟，在石块上镌刻下这个民族的历史。降至初唐，龙门依然是皇家石刻造像的宝藏，只是目的已经改变，主要是李唐皇族和后妃们为亲人祈福而作。高祖时代的河间王李孝恭，婕妤刘氏，太宗时代的魏王李泰，贵妃韦氏，都曾在龙门造像开龛，为亲人祈福禳灾。高宗登基之后，提倡以孝治天下，遂于长安为母亲长孙皇后建造大慈恩寺，于龙门为父亲太宗皇帝建造大奉先寺。大奉先寺动工于麟德年间，咸亨三年，也就是武后进号天后的前一年，武后捐助了2万贯脂粉钱营建寺中佛像，也就是卢舍那大佛，而整体工程直到上元二年才完工。因武后捐钱造像的功德，卢舍那大佛也就按照她的意思塑成她的化身佛像。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赞同这样的说法。有学者认为咸亨三年正是武后出于政治需要竭力取得高宗信任的时候，捐钱是作为一个贤惠的皇后支持丈夫的表现，又岂会如此张扬有意突出自己？不过，一面扮演贤惠妻子的角色，一面不放过任何突出自己的机会，似乎正是武后的拿手好戏。卢舍那大佛呈现出早期佛教造型中极为少见的女性形象，且正与史书中记载的武后“方额广颐”的特征相符。卢舍那，梵文意义为“光明遍照”，武周革命后武后以“曌”为名，自称弥勒转世，上尊号为日月当空、光明普照的“金轮圣神皇帝”，恐怕并不仅仅是偶然。“相好希有，鸿颜无匹，大慈大悲，如月如日。”这是唐人《大卢舍那像龛记》中对这一坐像的自评。在西方创世纪的神话中，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而在东方帝王的权威下，神佛的模样却是按照在上者的容颜来雕刻。不知道开光仪式上的武则天，注视着和高达19米、雍容华贵象征着权威和力量的卢舍那大佛坐像，心里在想什么呢？是否，她心底正回荡着古老的鲜卑帝王“凿石造佛，如朕帝身”的豪语？是否，从那时起，称帝的雄心或者野心，已如火焰般升腾而起？岁月流转，千年已逝，武周和李唐都已成为发黄的书页，卢舍那大佛却依然留存下来，带着神祗的尊贵与冷漠，沉默地俯视着脚下这片寥廓而苍茫的大地。那端凝沉静的目光，穿越时空和红尘，轻贱生死，淡漠悲欢，唇边噙着一丝若有若无、神秘而飘忽的笑意。绝美。然而冰冷。人间的主宰，天上的神祗。现在的武后，目标清晰，行动果决。她野心和权势的增长，高宗不可能完全没有察觉。然而他悲哀地发现，以自己的精力和身体状况，已经无法阻止武后的崛起，在群臣的劝说之下，高宗终于起了提前传位给太子弘的心思。争夺唐帝国最高权力的战争，随即进入白热化阶段。（第九章完。第十章：挡我者死）从这章开始会比较血腥，每次更新大概都会死人，先给各位看官打声招呼。ok,废话说完，开始杀人^_^第十章 挡我者死太子弘和武后之间的分歧由来已久。早在咸亨二年二圣幸东都，留太子弘监国，戴至德、张文瓘两位宰相辅政，这是弘第五次奉诏留京监国，时天下大旱已久，关中饥馑，二圣东巡当与就食于漕运便利的洛阳有关。弘身体病弱，政事多委决于两位宰相，自己四处出巡，体察民情，见有兵卒的食粮里有树皮和草籽，便吩咐人把自己仓库里的米分发给穷人。这日游历宫禁，不料却见到长期幽禁在掖庭的两位异母姐姐，也就是萧淑妃的二女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因为母亲的缘故，她们一直无声无息地拘禁在后宫里，早已被人遗忘，虽然早已成人，却仍未嫁人。弘惊讶而又不安，立即奏请让两位姐姐出嫁，同时希望能将父皇同洲沙苑的空地出借给穷人耕种，二事合为一书，快马报至东都。弘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当初废太子忠以谋反罪被杀的时候，他也曾奏请为哥哥收尸下葬，武后也曾微笑着附和高宗称赞弘的仁厚，但这次她可笑不出来了。毕竟废太子忠是高宗下令杀的，而两位公主长期未嫁却直指是她这个后宫女主人失职。当时的武后，地位并不稳固，前一年才在重压下递交了后位辞呈，正是需要花心思讨好高宗的时候，李弘此举让她着实尴尬。而李弘监国竟然让宰相掌政，自己四处巡游亲民扮菩萨状，也让武后觉得儿子摆明收买人心，故意让人看清母亲的刻薄来衬托他的仁慈。弘的请求占尽道理，无可拒绝，诏令一并准奏。愤怒而无从发泄的武后，当即将两位公主随便指给殿前当值的翊卫权毅和王勖，草草完婚。事后，武后也觉不妥，于是主动为两位公主请封，表现出嫡母的大度风范，然而弘这一举动给她带来的难堪却久久难以忘怀。史载，弘“由是失爱于天后”。这一故事被后来的史家渲染得十分精彩，两位公主的年龄一说“年逾三十而不嫁”（《资治通鉴》），一说“四十不嫁”（《新唐书》），乍一看真以为就算不到四十岁，至少也有三十七八，的确太不人道了。可是仔细一想就有点不对头了，咸亨二年高宗自己都才43岁，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两个女儿？义阳公主不察，宣城公主的墓志铭至今留存，明载她以高安长公主的封号卒于开元二年，享年66岁。[1] 那么倒推到咸亨二年，宣城公主应为23岁。义阳公主略大，大概25、26岁左右。司马光和欧阳修都是出名治史严谨的饱学宿儒，却不愿意花一点点时间做一道简单的数学题，特别是司马光，还特意把此事记于上元二年条，有意将此事与李弘暴卒拉上联系，实在令人叹息。《资治通鉴》里关于高宗后期的年代记载多有失误，如高宗曾经打算让天后摄知国事，因中书令郝处俊力谏，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义琰声援，高宗才打消此念。此事唐书明载于上元三年李弘去世后[2]，而据通鉴，李义琰也是仪凤元年（即上元三年，公元676年，高宗武后朝改元比较频繁）四月才迁为同中书门下三品，位列宰相，得以参与讨论国事。司马光却将此事记于上元二年三月，诸般铺垫准备停当之后，才呛讫咧哋呛讫咧哋地隆重推出上元二年四月，“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个中苦心，颇令人玩味。而两位驸马也并非出身卑微，翊卫属亲、勋、翊“三卫”部队之一，皆由官员子弟充任。义阳公主驸马权毅祖上历事北周隋唐三朝，都是都督、刺史以上级别的官，祖父为太宗在藩时秦王府嫡系要员，封卢国公。宣城公主驸马王勖祖父也官至监门将军，封平舒公，论门第身份足堪匹配两位公主。[3]婚后两位驸马都立即解褐任官，一为袁州刺史，一为颖州刺史，仕途并未受到刻意打压，婚姻生活也尚称和谐。虽然如此，按当时少女多十五岁出嫁的风俗来看，两位公主也确实算大女了。且武周革命后，两位驸马仍被罗织成罪而枉死，“非罪婴酷，公主复归于后庭。”显示出武后心中仍存芥蒂，只是高宗在世时有所顾忌而已。据称，宣城公主再度被幽禁入宫之后，虔诚礼佛，以至“有菩萨现前者数四，后每奇之。”想来是公主为了逃避武后迫害，于是自称有菩萨护体吧。两位公主的婚事仅仅是太子弘和母亲意见不一的一个侧面。武后再不悦，也不可能在太子弘占尽道理的情况下疾言厉色地斥责太子。相反，弘的请求立即得到允准，公主出嫁，驸马升官，办得雷厉风行，迅疾高效。一切操办停当之后，武后将儿子召至东都，为他筹办大婚典礼，对象是右卫将军裴居道的女儿，出了名的温柔贤淑。慈母一腔爱子之情，看得令人感佩不已，太子弘那冒昧的请求，仿佛并没有影响母亲一丝一毫。不过，这位甚有妇礼深受高宗嘉许的裴氏女，原来并非太子妃的首选，太子弘的未婚妻原本是以美貌闻名京师的杨思俭的女儿，可惜在大婚前夕被武后的外甥贺兰敏之奸污。[1]《高安长公主神道碑》：惟开元二年龙集摄提格夏五月哉生明，高安长公主薨於长安永平里第，享年六十有六。[2] 《旧唐书*郝处俊传》：三年，高宗以风疹欲逊位，令天后摄知国事，与宰相议之。处俊对曰：「尝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违反此道，臣恐上则谪见于天，下则取怪于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传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二圣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族。伏乞特垂详纳。」中书侍郎李义琰进曰：「处俊所引经旨，足可依凭，惟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帝曰：「是。」遂止。《旧唐书*李义琰传》上元中，累迁中书侍郎，又授太子右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时天后预知国政，高宗尝欲下诏令后摄知国事，义琰与中书令郝处俊固争，以为不可，事竟寝。[3] 见权毅墓志铭《唐故袁州刺史右监门将军驸马都尉天水权君墓志铭》及宣城公主墓志铭《高安长公主神道碑》[4] 《高安长公主神道碑》：天授中，圣后从权革命，驸马非罪婴酷，公主复归於後庭。凡九十甲子，口不入辛味，耳不聆曼音，体逾尚柔，言靡敌怨，运观心之神，岂寂以幽通？将虚而信受。有菩萨现前者数四，后每奇之。中宗禹物不改，汉仪初复，命宗正卿李珍册拜宣城长公主，食实封一千户，并置府僚，比侯王之封，齐令丞之秩。关于贺兰敏之的事情又查了一些资料，综合来看觉得风中梦想说得的确更有道理些，所以改了下。正文：贺兰敏之轻佻任性，从童年时代开始武后已经成为皇后，母亲是高宗的意中人，物质生活应该相当顺遂。他继承了武家人出众的美貌和魅惑，才情醉人，谈吐风流，几乎是全长安城少女的梦中情人，也得到外祖母杨氏的格外关爱。母亲死后，贺兰敏之越发没人管教，更加纵情滥性，留恋花丛，颇有点人不风流枉少年的味道。关于当时他和武后的关系，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不过魏国夫人对武后颇为敌视，作为亲哥哥的贺兰敏之恐怕和武后也不会太亲密。乾封元年泰山封禅，武后利用武惟良等献食的机会毒杀正力图接近高宗的魏国夫人，葬礼上敏之入吊，高宗哭泣着说“朕上朝时魏国夫人还好好的，下朝就听说她去世了，怎么会这么快！”贺兰敏之只是哭，一句话也不说。心机深沉的武后听说之后，只静静地说了一句：“此儿疑我。”贺兰敏之并没有因此而罹祸，改姓为武，依然继承着祖父武士彠周国公的爵位，并随着武后不断对父亲尊崇赠官而水涨船高，虽然年仅20多岁，赫然已是三品清贵。这固然和杨氏对他的照顾有关，但武后当时应该对他仍存拉拢之心，毕竟当时许敬宗退休，正是急需用人的时刻，十分需要安插一个得力的助手在朝中配合夺权。总章元年武后再尊父亲为司徒之后，又请下旨意，太原元从功臣家属在朝无五品以上官职，子孙及曾孙擢一人授五品官。若先有四品五品官执，加授子孙等一人连升两级，若有三品已上官职，加爵三等。[4] 这虽然是为了尊崇父亲，直接受惠者却是敏之。如果武后只是为了顾及母亲的感受而不愿即刻下手，应该不会做得那么卖力。敏之得以进入弘文馆修史，极为时人艳羡的清要工作，过着“朝陪紫极，……夕宴青宫，……坐为师友，入作腹心”的生活。如果他乖觉一点，想必也会成为日后武承嗣那样的权贵外戚。然而，或者一帆风顺的人生助长了他的任性，或者是仇恨太难以让人忘记，敏之对于武后的种种示好并没有任何感激的表示。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根本无法对抗武后，甚至自己的荣华富贵也是拜武后所赐，敏之依然任性地躲在杨氏的庇护下向武后做了几次拙劣的挑战。他根本动不了武后分毫，于是就拿武后身边的人出气，越是武后亲近看重的人他就越去惹，不管你是否无辜，只要能让武后生气，他就高兴。外祖母荣国夫人杨氏对他疼爱无比，敏之对她也不可能完全没有一点感情，然而杨氏去世之后，主持丧礼的敏之却把武后交给他为杨氏造佛像追福的瑞锦挪作它用，还故意穿吉服奏妓乐。要说敏之就算风流成性少年贪欢，也不争这几天，除了有意激怒武后没有别的解释。太子弘并没有得罪他，准太子妃杨思俭的女儿更无辜，跟他武家上演的这出豪门恩怨没有半点联系，纯然为了报复，这位花花公子施展出浑身的风流手段赶在大婚前把杨家姑娘骗到了手，然后满带着采撷名花的快乐，洋洋得意地看着武后为取消婚礼防止丑闻外传而忙乱。然而，弘毕竟是太子，这个不行可以另外选妃，而可怜的杨家姑娘却成为敏之强烈的报复心态下的牺牲品。可以理解敏之的叛逆和荒谬的人生给他造就的畸形心态，如同他的妹妹年轻貌美的魏国夫人，也曾经自恃青春年少和高宗的宠爱，自不量力地试图挑战武后的权威。然而魏国夫人毕竟只是拿自己做赌注，和敏之这样拉着他人一起陪葬的做法仍然不同。为了让武后激怒一时，不惜毁掉无辜者的一生，无论是什么理由，也无法为敏之这样自私的行为开脱。就连年幼的太平公主，也同样成为敏之报复武后的棋子——趁太平公主到荣国夫人杨氏家中做客的时候，她身边所有的侍女，无不被敏之有错杀无放过地一一弄到手。武后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皇后生气了，后果很严重。弘大婚之后，武后亲自上表控诉敏之的罪状，要求严惩：1）私自挪用为荣国夫人造佛像追福的瑞锦；2）居丧期间穿吉服奏妓乐；3）勾引外祖母荣国夫人，与之有苟且之事；4）逼淫准太子妃杨思俭的女儿；5）逼淫太平公主随从宫人。整篇罪状书简直是皇家隐私大曝光，其中前三条均涉及武后之母杨氏，尤以第三条“烝于荣国夫人”最为劲爆。92岁的外祖母私通24岁的外孙，这样的配对古今中外都罕见得很。如果是真的，外祖母的老当益壮和外孙的百无禁忌都让人大开眼界，但如果是假的，武后又怎么愿意拿去世的生母的名节去陷害贺兰敏之这样一个毛头小子？单是第二条居丧期间穿吉服奏妓乐已触犯十恶中的不孝重罪，一旦核实，贺兰敏之便难逃性命，又何必多此一举？如果说武后和母亲后期已有隔阂，就像不满太子弘而不在乎将丑闻公诸于众，那么太平公主可是武后的掌上明珠，说敏之逼淫太平公主随从宫人，难道就不会让人联想到以敏之的老少通吃太平公主的清白能否保住？这些罪状里，可以确定的是逼淫准太子妃一项，否则太子弘不会另娶裴氏。由此观之，其他罪状应该也有一定的真实性，武后可能怕贺兰敏之破罐子破摔到处乱传，索性自己先说出来。既然武后不在乎丑闻外传，这位俊俏浪子的下场是可以料想得到的，贺兰敏之被流放雷州，中途毙命，一说是被人用马缰缢死，一说是他自己自杀。史书上从头至尾都没有论及太子弘对此事的态度，不过开头发现自己的未婚妻被母亲的外甥奸污，好容易平静下来另娶裴氏，以为可以安安稳稳地过下去，又被母亲公开揭开疮疤，象弘这么敏感的人心里恐怕不会好受。原本政见和人生观都和母亲截然不同的弘，和武后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面对“数怫旨”的弘，武后在上书建言十二事中弦外有因地提到儿子应当对母亲尽孝，但已经起不了任何作用。母子间的亲情，随着远去的时光一寸一寸地流逝，没有人能够阻止。对于雄心勃勃的武后而言，弘的存在已经成为她执掌天下的最大障碍，高宗晚年频频外出漫游修养，武后无不陪随在侧，而太子弘便会顺理成章地监国掌政，短短几年，太子的势力突飞猛进，众位宰相就算不是太子的直系署官，也必然是亲太子而反武后的人物。而高宗由于身体不适，已经逐渐淡出母子相争的漩涡。昔日夫妻、父子共同执政互相牵制的三角形政局，慢慢演变为皇后和太子二人角力的舞台，母子之间的矛盾顿时尖锐起来。朝中无人极度缺乏助力的武后，终于下定决心不计前嫌地把流放在岭南的几位异母侄子招纳回朝，并在短短几个月内连续超擢，其中元爽之子武承嗣因家族中最为年长而袭爵周国公，为三品重臣宗正卿，被赋予掌控皇族的重任，这是武后被尊为天后前几个月发生的事。至此，诸武外戚，全面登场。[4] 《唐会要*功臣》史书上的武承嗣形象不佳，说他人品猥琐，志大才疏，急功近利但又总是弄巧成拙。此外，对下骄横跋扈，对上谄媚事人，似乎是诸武的共同特点。武周革命后武承嗣已经贵为宰相，但对则天皇帝的男宠薛怀义仍然自甘下贱地执奴仆之礼，甘愿为对方牵马执辔，全无丝毫士大夫的尊严与清贵。对照他们父辈的傲慢和贺兰敏之的叛逆，这似乎已经不是某个人的基因变异，而是集体的性格扭曲。曾经如罪犯般披枷带锁地一再驱赶流放，在岭南蛮荒中号呼哭泣的武家小辈，不能再拥有他们父辈的骄傲与坚持。回思过往，燕王忠太子位被废后，时刻处于严密监视中，整个人神经衰弱到极点，经常穿女人衣服，不停地更换床铺说是怕人刺杀，直到临死才消停。在这之后，章怀太子李贤之子邠王守礼12-27岁一直被幽禁宫中，未能外出一步，每年遭受几次鞭打，亲眼目睹两个兄弟被打死。李唐皇室复辟之后，守礼得以重见天日，然才识猥下，不修风教，只醉心享乐，一幅有今天没明天的样子，和他同辈的睿宗李旦之子李隆基兄弟却个个都是人尖子，这样的差距并不能用基因变异来解释。在传奇小说中，男主角历经坎坷最终都能成大器，那些苦难只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磨砺和调剂，然而人性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贵坚韧，在柜子中长大的小孩往往只会成为性格阴郁的自闭症患者，而不是神奇小子哈里波特。“太宗有悍马名狮子骢，无人能制。朕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楇，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楇楇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日后成为大周女皇的武则天曾经这样骄傲地说。她常用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驯马方法来训练人，一如马戏团里的驯兽师，鞭梢挥动便可以令那些天性怕火的小猫小狗去跳火圈。这样完全把人当动物来修理的方法常常会引起后来读史者的不安，从她对武李两家子侄的调教方法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人格健全的男子如何变成卑躬屈膝仰人鼻息的奴隶。长年累月的处于监禁看管之中，只有监视没有温情，只有告密没有关爱，只有绝望没有出路。鞭笞、镣铐，肉体上的折磨，精神上的重压……不是每个人都经受得起这样的洗礼。尊严被层层突破，自信在点滴陷落，整个人处在极端的无助和恐慌之中，你无权支配自己的生命、前程，乃至爱恋，能主宰一切控制一切的只有高高在上必须匍匐仰视的武后。没有她开恩，生命将永远是无休止的酷刑，如果她不叫停，你将永远看不到一丝丝光明。她可以让你上天堂也可以让你下地狱，唯一的出路就是完全的顺从乞求她的垂怜。在这样周而复始的反复循环中，整个人都完全崩溃，被组合重塑，过滤了一切属于人类的高贵、尊严、坚持和信仰，只剩下根深蒂固的奴性和对强权发自内心的顶礼膜拜。受不了的可以自杀或被杀，能够活下去的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他/她。武承嗣以宰相之尊为薛怀义牵马执辔。武延秀为讨好安乐公主常于主第唱突厥歌，作胡旋舞，风姿柔媚如妇人。武三思，性倾巧便僻，善事人。武懿宗公然声称：“我不知道天下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只知道对我好的就是好人，对我坏的就是坏人。”这个名单日后还会拉得很长，死去的有弘和贤，活下来的有显和旦，死去的有诸妃和永泰公主，活下来的有韦后和上官婉儿……英雄可以去世，匹夫可以去势。用这样凌厉而霸道的调教方式，武后拥有了第一批属于她的宠物，或者奴隶。他们也许不爱她，但必定都怕她，他们也许在睡梦中都盼望可以推翻她报复她，却在现实中绝对的服从和柔顺。这就够了，武后并不关心你的内心，她只关心你的行为，重要的不是过程，而是结果。诸武的表现让武后深感满意，武承嗣袭爵周国公，拜为三品宗正卿，武三思拜为右卫将军。宗正卿掌管皇族事务，包括后妃亲属，李唐皇族的动态被武后侄子掌握。这是个危险而不祥的预兆，若干年后历经浩劫尚能保存性命的李唐龙子凤孙们会心惊胆战地回忆起这一天，这是他们噩梦的开始。上元二年四月，唐高祖之女常乐长公主不知何故得罪天后，夫婿被贬至偏远的括州做刺史，勒令长公主随行，不准入京面圣。据载“高宗於公主恩尤隆”，武后对她的厌恶或与其过分接近权力中心有关，此次遭贬不知是不是刚上任的宗正卿武承嗣的功劳。长公主的女儿便是武后第三子周王显的嫡妃赵氏。这个辈分有点乱，因为常乐长公主是皇帝的姑姑，那么赵氏便应该是皇帝的表妹，嫁给了本来算作她侄儿的周王显。不过李唐皇室向来不看重辈分问题，比如唐德宗喜欢他的孙子，也就是顺宗的儿子謜，便收为己子，謜死后还赠号文敬太子，硬生生把顺宗父子变成了兄弟。赵氏和李显虽然辈分不同，年纪倒很合衬，少年夫妻，感情和美，现在从母获罪，赵氏被废，幽禁入宫。武后把对母亲的憎恶转移到女儿身上，命令不准给她饭菜，每日只给她一些生菜生肉，让她自己煮食。赵氏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哪里知道怎么生火做饭？卫士几天看不到炊烟升起，砸开门一看，才发现她早已饿死多时。武后本来想发泄一番，没想到闹出人命，匆匆把赵氏的尸体秘密处理掉。后来群臣准备把赵氏和中宗合葬，遍寻不获，只得用皇后的礼服招魂而葬。血腥尚未散尽，18天再度传来震惊天下的噩耗，太子弘随帝后游幸洛阳时暴卒于合璧宫之绮云殿，年仅24岁。弘的身体本来不好，《旧唐书*邢文伟传》中曾有太子答复东宫署官邢文伟的书信，里面自述：“顾以庸虚，早尚坟典，每欲研精政术，极意书林。但往在幼年，未闲将卫，竭诚耽诵，因即损心。” 称他小时候学习刻苦，但不知道保护身体，结果用功过度，伤了身体。高宗对他冀望甚殷，小小年纪就让他参决朝政，无形中加重了他的负累，又得了肺病。“自琰圭在手，沉瘵婴身”[6]，瘵是指肺结核，中古时期很难救治。咸亨二年太子弘受命监国，但身体孱弱，多将政务委于两位宰相，此事曾一度引起武后的不满。咸亨三年，弘的病情虽有所好转，再次受命监国，但高宗怕他辛劳，特地下旨“不许重劳”。[7]上元二年帝后幸洛阳时弘也随侍在侧，当时似乎已经染病在身，因此有不少学者认为弘是因病而亡，但也有不少人持相反意见，因为弘去世的时机实在太巧了，正好是高宗当众允诺太子一旦病愈就逊位于他之后。太子弘死后封赠等一系列官方诏令常被用来说明当时太子病重，死亡纯属自然过程，《赐谥皇太子宏孝敬皇帝制》云：皇太子宏，生知诞质，惟几毓性。直城趋驾，肃敬著於三朝；中寝问安，仁孝闻於四海。若使负荷宗庙，宁济家邦，必能永保昌图，克延景历。岂谓遽婴雾露，遂至弥留。顾惟辉掌之珍，特切锺心之念，庶其痊复，以禅鸿名，及腠理微和，将逊於位。而宏天资仁厚，孝心纯确。既承朕命，掩欷不言，因兹感结，旧疾增甚。亿兆攸系，方崇下武之基；五福无徵，俄速上宾之驾。“直城趋驾，肃敬著於三朝；中寝问安，仁孝闻於四海。”称弘礼敬大臣，孝顺父母，若能登基必定能够成为一代明君，可惜重病缠身，“岂谓遽婴雾露，遂至弥留”。高宗于是向他亲口许诺，准备他病情有所起色便传位于他，“庶其痊复，以禅鸿名”，即是指内禅于皇太子，“及腠理微和，将逊於位”，肤色稍好一些，皇帝便正式逊位。接着说弘天性仁孝，听到皇帝这一番说辞，感动泪下，反而加重了病情，立即去世。“五福无徵，俄速上宾之驾”。李弘去世后，高宗为他亲笔撰写《孝敬皇帝睿德记》，盛赞弘有“至纯”“至孝”“至仁”“至俭”“至正”等美德，接着记述道：朕（阙）山脱屦褰裳，愿寻真於汾水，不饰情於外禅。无待咨岳之（阙）逸已於中宸。自申知子之授，潜图释负，未述所怀。属炎戒辰，凉宫避暑。（阙）因扈（阙）沈（阙）及其（阙）愈乃申（阙）性特隆，一闻斯言，因便感咽，伏枕流欷，哽绝移时。重致绵留，遂咸沈痼。西山之药，不救东岱之魂；吹汤之医，莫返逝川之命。称自己早有逊位之心，但一直没有说出口，此次弘随侍凉宫避暑，便向他透露了这个意思。因中间缺字太多，无从判断是否当时病情已有起色，但弘听了之后反而病情恶化，药石无救而死亡大致不差。高宗自咸亨四年患疟疾一度病危，上元元年又有恶化，一度萌生服丹之念，虽经郝处俊劝阻，但因病痛难忍不久便开始广招方士炼黄白之物。与此同时武后的权势却在迅速增长，先是广封诸武，外戚登场，接着又来一个上书建言十二事，收买人心，高宗不可能没有顾忌。在自己身体虚弱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想到逊位太子，也属正常。太子固然身体不好，不过像高宗病病歪歪这么多年都还挺着，内禅的话一说出口太子便返魂无术，也不由得不让人心生疑虑。素来为尊者讳的唐实录虽然不载，民间却早有传言，矛头直指太子的生母——天后武氏。[6] 《旧唐书*孝敬皇帝传》[7] 《旧唐书*邢文伟传》：“比日以来，风虚更积，中奉恩旨，不许重劳。”如果太子确系患病而亡，实录照理都会言明，却特地用“暴卒”这样的字眼，颇让人玩味。“俄速上宾之驾”等语，显示出李弘去世颇为突然。《唐历》一书的作者唐人柳芳即称弘因“失爱于天后，不以寿终”。中唐宰相李泌和肃宗的谈话说得更加明显：“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立雍王贤为太子”。李泌生性谨慎，如非有一定可靠性这类皇家隐私绝不敢当众对皇帝说出来，《新唐书》据此言弘为天后鸩杀，不能为无因。最近出土的太子家令阎庄墓志铭加深了了人们的疑惑。根据太子率更令李俨为东宫同僚阎庄写的墓志铭来看，阎庄为故工部尚书阎立德之子，已故宰相阎立本之侄。阎庄侍卫东宫十余年，深受信任，迁拜太子家令，正值仕途亨通之际，于上元二年从幸东都，同年九月，也就是李弘下葬后一个月，“遇疾终于河南县宣风里地”。阎庄的死因写得颇为隐讳，“岂意彼苍冥昧，福寿徒期！积痗俄侵，缠蚁床而遘祸；浮晖溘尽，随鹤版而俱逝。”“痗”指忧思成疾，“俄侵”指突然爆发，指阎庄长期为主人担忧成病，现在突然爆发，随主人而逝。“蚁床” 据《礼记•檀弓上》，实指灵柩。“鹤版”：后世称太子驾为“鹤驾”，称东宫为“鹤禁”；而据《荀子•礼论•集解》，“版”乃指代棺椁；故“鹤版”指太子之死无疑。前半句的意思是墓主因哀伤失度而罹祸。若太子属正常病故，那“缠蚁床”的阎庄是不应当“遘祸”的。“随鹤版而俱逝”之语，则有意将李弘之死与阎庄之死联系起来，“随”、“俱”二字，意味深长。该墓志铭的整理者臧振先生认为李俨碍于形势，只能用隐笔记述阎庄的死因。铭文结尾，李俨谓剑斧在坟中，将永埋地下，意指阎庄是为“剑”、“斧”逼害致死；又言“沉魂”、“闷影”，可见李俨对阎庄之死是何其抑郁。和司马光认为的高宗晚年一直在太子和皇后之间首鼠两端不同，高宗提议天后摄政实为李弘去世之后，也就是说，在太子弘和皇后的争斗中，高宗的立场越到后来越明确，对于儿子的支持和倚重明显在天后之上。咸亨之后，太子弘频频受命监国，多位宰相兼职任东宫僚属，太子的心腹多次受诏出征，可谓政权、军权一把抓。高宗每年花大量时间外出游幸修养，武后必定陪随在侧，决策大权顺理成章地就落到了太子手里，一来二去，太子的声势与日俱增，再加上高宗的有意支持，已对武后执政构成了极大障碍。说来武后虽然一直有意培养心腹，但尚未有实质性突破，武承嗣这个宗正卿也就管一管家事，宰相中枢始终水泼不入，武三思名为右卫将军，跟刘仁轨、裴行俭这些实权人物比起来简直什么都不是。而从乾封年间就开始培养起来的北门学士，虽然能帮她出谋划策，但始终没有名分，搬不上台面。高宗在这个时候突然宣布将内禅于李弘，对武后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李弘一旦登基成了皇帝，号召力和掌控力绝非东宫太子能比，再加上政界军界实权人物的支持，情势顷刻就会易位。而她也将失去一切参政议政的理由，作为皇后，她还可以说是为体弱多病的夫君分忧解劳，一旦升位成了太后，她的主要任务就变成了照顾太上皇颐养天年，没道理对已经大婚的成年皇帝指手画脚。而弘显然也对母亲的牝鸡司晨不以为然，以往武后尚可以仗着母亲的身份管教儿子，但皇帝若是不买太后的帐，一句“王者以天下为公”就可以遮掩过去，就算把太后给幽禁起来那也可以算作大义灭亲。实权不及，名份又不及，眼看着苦心经营的一切就要变成镜花水月，武后怎么能甘心放手！至亲的突然死亡再次助她打通了障碍，她虽然没能即刻大权独揽，但她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上元二年六月，雍王贤被立为太子，大赦天下。新太子容止端雅，才华绝伦，且文武双全，身体健康，特别喜好打马球，比弘更具年轻人的朝气和吸引。然而弘的威望和人脉，是8岁起就开始奉诏监国积累起来的，远非贤所能望其项背。李弘之死，是对李唐皇室最致命的打击，长久以来勉强维持的平衡局面轰然倒塌，原本已经逐渐淡处政治舞台的高宗，无法再阻止野心勃勃的妻子，武后的势力迅速发展至不受控制的程度。掌握政治中枢、扶植军队实权人物，她梦寐以求的一切，将在这一阶段得以完成。贤的太子之路，注定将走得不会平稳。事实上新太子做了没几个月，高宗不知是出于对从未理政的儿子不放心，还是存心试探，蓦地放话说有心让天后摄知国政，这就是素来为人议论的高宗有心打破传统逊位给武后之事。（本节未完待续)据《旧唐书*郝处俊传》记载，上元三年四月（即公元676年，十一月改元仪凤），高宗因风疹复发，疼痛难忍，有意逊位天后，但为宰相郝处俊谏阻，认为天下为高祖太宗所创，并非高宗私人所有，不能因为偏爱皇后就这么把大好江山送给外姓，另一名宰相李义琰附议，此事遂止：三年，高宗以风疹欲逊位，令天后摄知国事，与宰相议之。处俊对曰：「尝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违反此道，臣恐上则谪见于天，下则取怪于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传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二圣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族。伏乞特垂详纳。」中书侍郎李义琰进曰：「处俊所引经旨，足可依凭，惟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帝曰：「是。」遂止。此条常被用来说明高宗晚年仍然对皇后深具信任，情深意重，或武则天当时在朝廷上的至尊地位，不过从高宗日后的表现看来，仍是为了李唐社稷殚精竭虑，说他是那种因为器重皇后便可以将江山拱手让人的情圣总让人心存怀疑。这一条记载本是孤证，同书的高宗本纪和武后本纪皆未涉及此事。而唐人所作的《唐会要》只称“上以风疹欲下诏令天后摄理国政”，郝处俊进谏“昔魏文帝着令，虽有少主，尚不许皇后临朝。所以追鉴成败，杜其萌也。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慎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的记录与之类似，均不见“逊位”字样。郝处俊所用的典故，是魏文帝曾下令，即使皇帝年幼，群臣也不可奏事太后，让后族临朝辅政。且逊位武后，意味着皇太子地位的改变，而郝处俊的谏言中完全未触及这一点，不免让人不解。贤自幼聪明俊雅，读书过目不忘，深为高宗所嗟赏，曾对司空李勋赞其“夙成聪敏，出自天性”，似乎未见此前对新太子有何不满。故此高宗召集众宰相讨论的话题，当是天后是否正式摄政监国而非逊位。事情大概是这样的：高宗因为病痛早已有心放下政事，让儿子早日接班。没料到李弘突然去世，打乱了高宗的所有计划。培养一个合格的接班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贤虽然聪明，但毕竟从未受过这方面的严格教育，决策参政难免经验不足，让高宗感觉不放心。另一方面，高宗晚年逐渐淡出政治舞台，生活圈子越来越小，身边能接触到的人也越来越少。小情人魏国夫人已经不在了，上金、素节、义阳、宣城等庶出子女常年在外地，就像常乐长公主这样能和他谈上几句的亲戚都被武后以各种理由禁止入京面圣，长年陪伴在他身边的、他抬眼能见到的永远只有武后。至亲如夫妻，武后的权力欲他不可能完全没有察觉，以前他可以把国事完全交给太子弘来掌握，弘已多次监国，众宰相又多是太子署官，君臣投契相知，互敬互重，高宗有足够的理由放手。但弘现在不在了，原本“不亲庶物”的高宗只能出山再来培养新太子，但群臣是否能像对弘那样衷心地拥戴新太子，是否还能有效地遏制武后，他实在没有把握。召集众宰辅商议是否让武后正式摄政，也有存心试探群臣动向的意思吧！需要注意的是，高宗是召集众宰相议事，当时为中书令的郝处俊表示反对，李义琰以中书侍郎、同三品的身份位列宰相而附议，其他宰相的发言虽未记载，并不见得就表示支持武后摄政，史书中只是记载出代表性的说辞，而他们的集体意见否决了高宗的提议。也就是说，武后在实际朝政中尽管影响不小，也得到了高宗的认可，但高层官员中对她不以为然的仍不在少数，可能因为妇人干政为古中国的政治传统不容，且武后门第不高，背景复杂，也可能是因为有人不喜欢她的处世方式。太子弘死后，东宫的署官宰相调整如下：原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刘仁轨升为左仆射，兼太子宾客。原户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戴至德升为右仆射，兼太子宾客。原大理卿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张文瓘升为侍中，兼太子宾客。原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升为中书令，兼太子宾客。原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同三品李敬玄升为吏部尚书兼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也就是说，故太子弘的署官宰相原班人马全部转为太子贤的僚属，无形中也让天后与故太子弘东宫班底的紧张关系，继续延伸至新太子身上。这些人中，左仆射刘仁轨为李义府的政敌，一直反对武后临朝。某次陪同高宗观看新落成的镜殿，惊趋下殿：“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刚才臣竟看见四壁有数位天子，这是不祥之兆呀！” 这样明显的借题发挥，便是针对武后揽权过甚而言，而高宗对此也是心领神会的。右仆射戴至德与侍中张文瓘长期为太子僚属，太子弘监国期间多耐这两位宰相主政，深为武后所忌。郝处俊明言反对武后摄政，算是铁杆反武派，以至武后临朝以后，仍迁怒于郝处俊之孙。众宰相中唯有李敬玄，政见和立场与其他宰相有所不同。史载李敬玄于总章二年（669年）入相，永隆元年（670年）罢相，不过最后三年都仅仅是挂中书令的头衔在唐蕃前线作战。而他与两位著名反武人士刘仁轨、裴行俭的关系，以及武后心腹老臣许敬宗的关系，都颇可以一议。李敬玄曾与裴行俭共事多年，主持官吏的典选推荐，甚有能名，时人称为裴、李。然这两人私下交情颇恶，据《旧唐书.杜易简传》记载：“咸亨中，为考功员外郎。时吏部侍郎裴行俭、李敬玄相与不叶，易简与吏部员外郎贾言忠希行俭之旨，上封陈敬玄罪状。高宗恶其朋党，左转易简为开州司马，寻卒。”由此可见，裴李矛盾十分尖锐，以至结党攻讦，但具体是什么矛盾，今天已经无法详细考究，仅能从一些蛛丝马迹进行揣测。考李敬玄的发迹，正是高宗初年，且与许敬宗的延揽推荐密切相关。《新唐书.李敬玄传》云：“高宗在东宫，马周荐其材，召入崇贤馆侍读，假中秘书读之。为人峻整，然造请不惮寒暑。许敬宗颇荐延之。历西台舍人，弘文馆学士。迁右肃机，检校太子右中护。拜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兼检校司列少常伯。” 当时以许敬宗为首的拥立武后派，与反对立武氏为后的长孙无忌集团正斗得天翻地覆，朝政局势相当敏感，许敬宗绝无可能援引异类。也就是说，李敬玄的升迁多得许敬宗之力，其政见必然与许敬宗大同而小异。而裴行俭早在永徽年间便因与长孙无忌讨论武氏而被贬出京，裴李二人政见上的分歧，可能正是双方矛盾的根源。而刘仁轨作为李义府的对头和武后的反对派，“每有奏请，多为李敬玄所抑”，双方嫌隙渐深也就不难理解。故此仪凤三年刘仁轨故意奏请派李敬玄到边疆去防御吐蕃，正是有心将这位不同政见者排挤出政治中枢之意。李敬玄当然不想去，结果给高宗一句“刘仁轨就是要朕去守边疆，朕也得去！”，只得乖乖上路，结果打了个大大大大大败仗，回来丢官罢相不在话下。从高宗那句看来有些蛮横的说话中，说李敬玄是被高宗君臣合力算计了也不为过了。（未完待续）高宗背地里小动作搞个不停，太子贤也非泛泛之辈，出手便已不凡。刚立为太子，便在朝在野广泛搜罗人才，计有太子左庶子张大安、洗马刘讷言、学士许叔牙等，齐聚东宫，为范晔《后汉书》做注。古有“立功、立德、立言”之说，贤深知自己刚被立为太子，声望和人脉均不足与乃兄相比，借注书来展现自己的才华，求得公众的认同，无疑是一个快速有效的法子。另外，也不乏仿效武后招北门学士的故智，借编注之名广聚贤才为自己培养私人班底了，这点心思，自然瞒不过武后，这也是她最不能忍受的事情。位子还没暖热就开始张牙舞爪，全不将母亲的权威放在眼里，武后对新太子不满也是意料中事了。李贤虽然存有私心，但《后汉书》注的整体质量还是很高的，比故太子弘所著的《瑶山玉彩》更见功力。虽然这类著述大多属于“集思广益” ，不过仔细挑挑里面“臣贤按”的考据注疏，杂七杂八的也有四五十条，应为贤亲笔所注。清代著名学者王先谦在其〈后汉书集解述略〉中，对太子贤所注范晔《后汉书》给予相当好评，说：“章怀之注范，不减于颜监之注班。”金毓黻认为王先谦此评“诚为过誉，然后来者亦莫之能先也。”也有不以为然的，如胡戟先生在《武则天本传》中便不屑地说：“多是以他书校雠，说明异同，间有训诂音义和名物制度的注释，没有什么发明。”考虑到贤当时只得23岁，这样的批评也未免过于苛刻。细读太子贤的四十二条亲笔评注，看出他除了以古本及当时流俗诸本之范晔《后汉书》互相参校外，还以经部之《诗》、《礼记》，郭璞注《尔雅音义》、扬雄《别国方言》、许慎《说文解字》、张揖《古文字诂》、《字书》，史部之《史记》、《汉书》、应劭《汉书集解音义》、刘珍《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萧该《后汉书音》、皇甫谧《帝王代纪》、赵岐《三辅决录》、崔豹《古今注》、《孔融家传》，子部之《庄子》、《韩子》、《淮南子》，集部之《冯衍集》、《张衡集》、《王僧孺集》等书，参证、训诂、比较、说明。其扎实的学问根底，令人敬佩，我们现在读到的《后汉书》版本，就是章怀太子贤所注。仪凤元年十二月，贤将此书上表献于高宗，新太子的才华也随着此书的颁行天下而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树立起了良好的个人形象。贤再接再厉，受诏监国，处决明审，甚为时人称道。高宗高兴之余手敕褒奖：“皇太子贤，自顷监国，留心政要。……加以听览余暇，专精坟典。……家国之寄，深副所怀。可赐物五百段。”庆幸国家得人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贤风华正茂，精力旺盛，既喜欢经史书法，又喜欢苍鹰骏马，性格坚强自负如他过世的兄长，活波好动精力过人又似足他的母亲。高宗诸子之中，以他的容颜最为俊秀，举止端庄而又洒脱风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也许是最像他母亲的孩子，同样的才华绝世，同样的叛逆性格，同样的骄傲，也是同样的魅惑。贤的爱好极为广泛，他可以陪号称“飞白第一”的曹王明纵论书法，可以和蒋王炜笑谈风月，可以和弟弟显等年轻人在马球场上纵横驰骋，也可以一个人独坐在静室里谱曲弄琴。正是因为他交游太广，日后被废时连累了一大票人。对于控制欲极强的母亲，贤一直心存反感，并且不在意让这种情绪当众流露。监国处政，务必表现得和母后不同，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面对这一波波攻势，武后气定神闲，见招拆招，半步不退。对于高宗，她继续采取孤立政策，不容任何危险人物接近高宗施加影响。上元二年七月，也就是新太子立后的头一个月，即将皇三子杞王上金解往澧州安置。降至仪凤元年，萧淑妃之子素节因为很久没有见到父亲，作《忠孝论》让仓曹参军张柬之偷偷送入宫希望呈献给高宗，不料被武后见到，嫌恶更甚，诬他收受贿赂，降封翻阳王，安置于袁州。第二年又进一步将这位高危人物禁锢终身，改于岳州安置。顺便提一下，这是张柬之第一次在历史舞台上登台亮相，给武后的印象很不好，他这一辈子都在做让武后不满意的事情，到最后终于将武后赶下了宝座。武后对于二位庶子的处理，当与太子贤新立而境界有关，也可视为她希望能确立母后权威的处置措施。不过对于高宗，武后仍然表现得十分贤惠体贴，只是她把温柔织成一张密密的网，力图将高宗与外界隔离起来。对于贤，武后的办法就多了，怎么说也是母子君臣，大条道理好讲。先是让北门学士送了两本《少阳正范》和《孝子传》，教导他该怎么做个听话的乖儿子，接着又亲自写了若干封信，指责贤的不孝。可是贤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你会写书，他也会写书，《少阳正范》和《孝子传》接过来就顺手扔一边去，借着注《后汉书》的机会指桑骂槐，历数后汉太后临朝、外戚专权如何导致国势倾颓，暗讽武后辅政及重用诸武。一门心思想教育儿子的武后，一不留神被儿子给教育了，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当下指使东宫官员告发太子失德，醉心声色犬马，唐代享乐主义盛行，要在这方面找岔子，一抓一个准。太子贤精力旺盛外加胃口奇佳，男女通吃百无禁忌，虽然已是三子之父，仍然颇好风月，宠爱一个叫做赵道生的卑贱户奴，与之同寝同处，亲密如情侣。（这位赵道生大约就是电视剧《大明宫词》合欢的原型，不过编剧顺手给栽到了太子弘的头上>_<）古代达官贵人多好男风，西汉就有一窝兔子皇帝，但在李唐皇室似乎还算丑闻来的，比如太宗皇帝就杀了儿子承乾的心肝宝贝同性恋人称心，据说承乾谋反也有这个原因。可是高宗这方面却比他老爸开明得多，在他看来既然贤已经尽了传宗接代的责任，s e x partner是男是女大可以不管的。贤当然明白这是母亲在搞小动作，反过来也借着东宫署官宰相之口，历陈中宫权势过甚，威胁皇权，与国不利。双方各施手段，各逞心机，母子矛盾很快从幕后转到台前，针尖对麦芒地斗了个天翻地覆。平心而论，贤的积累和人气均不如故太子弘，或者是自感底气不足，才会表现得越发叛逆和激进。武后的所有警告和指责都被置之脑后，他一如既往地走马飞鹰调笑吟唱，也照旧地宠溺着他的同性恋人，监国掌政依然我行我素直接裁决，甚至不像哥哥遇大事还要请示二圣。他渴望尽快建立起自身的形象，摆脱母后的阴影，因此不断地挑战着母亲的权威。武后的肝火渐渐升起，越发加紧了对儿子的调教，有关太子失德的奏章雪片似的往宫里递，然而压力越强，贤的反抗力度也就越大，皇后和太子之间的冷淡和紧张，已经成为长安城街头巷尾的八卦话题。各式各样的传言悄然出笼，说贤其实并非武后的亲生儿子，而是武后的姐姐韩国夫人所出，韩国夫人和她子女的神秘死亡，也正和武后有密切关系。所以贤其实并不是皇帝的嫡子，反而是天后情敌的孽种而已。没有人能查出谣言从何处而来，但也没有人能否定谣言的杀伤力，它使本来就已脆弱不堪的母子关系雪上加霜。贤倔强地以沉默来对抗传言，只是他看人的眼光变得更为凌厉和不信任，他相信身边一定有母后安插的间谍。意志的对抗，智慧的交锋，阴谋，谣言……汇聚在权力撕扯的大明宫里，重重帷幕低垂，阴森而诡秘，如同人心。（未完待续）此时大唐的国际国内形势并不太平，东、西突厥皆在密谋复国，多次叛乱，安西四镇几经易手，幸得裴行俭等人治军有方，尚能维持局面。最难缠的还是吐蕃，刘仁轨有心排挤李敬玄推荐他去抵御吐蕃，李敬玄本是文官，懦弱无能，青海一战大败于吐蕃战神论钦陵，幸好手下黑齿常之率敢死队深夜偷袭吐蕃军营，迫使对方慌乱退去，才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命运。鉴于吐蕃的猖狂，高宗下令在全国范围内举荐军事人才，征召不拘一格，百姓官吏均可应征，并亲自召见诸州举人问策，首开大唐武举制度的先河。原本是文官的娄师德即应举猛士诏而从军，他当年已经49岁，“以红抹额”而应诏，就是系了块红布在额头上，揭下榜文去从军，这形象估计比较刺激，影响很大，以至于n年后的杜牧还引以为文人从军的榜样。李敬玄青海之败，娄师德当即收集残兵再战吐蕃，军威复振，吐蕃隐遁，数年不敢犯边。娄师德和黑齿常之遂成为抵御吐蕃的著名将领。鉴于吐蕃已成为大唐的头号大敌，太学生魏元忠上《平戎三策》，认为朝廷要抓的一是用人，二是必须赏罚分明，三是请开民间养马。 高宗深以为然，亲自召见魏元忠，并让他在中书省效力、列席朝会。而日后的武周名相狄仁杰也因谏阻高宗欲重罪误伐昭陵柏树的两位将军而受到高宗的赏识，被提拔为侍御史。娄师德、魏元忠、狄仁杰这三人后来都入阁拜相，名动一时，至此，武周朝的几位重量级人物已悉数登场。边境上狼烟四起，国内也是灾害不断，年年水旱，民生困苦，以至于高宗怀疑是否年号不祥。皇后和太子的矛盾，也越演越烈，照此态势发展下去，两人迟早会火拼一场。太子贤毕竟执政时间尚短，威望和实力均不足以故太子弘媲美，儿臣的身份更是一重天然的限制，急需得到高宗的支持。然而高宗却常年缠绵病榻，居于深宫之中，无法给贤提供及时有力的援助，只能任由儿子一个人去面对如山的风浪。与母后已经势同水火的太子贤，等闲不愿意踏入被母后严密把持的禁宫大内，也就无法见到父亲几面，如果以奏章的形式上呈，更是无法穿越母后及其情报网的严格过滤，只会落到素节上《忠孝论》那样引火烧身的下场。在高宗本人不出面的情况下，武后可以名正言顺地以天后之名为病弱的丈夫处理国政，代行君权，无论是太子贤还是忠于李唐的大臣都只能在君臣大义下俯首听令，此消彼长，权力的天平逐渐向武后倾斜。在武后大棒加胡萝卜政策一轮又打又拉之后，一些识时务的大臣已经转而投效武后，高宗所代表的最高权力如不干预，太子贤和忠于李唐的群臣恪于名分只能坐视，再也无法阻止武后的崛起。贤得不到高宗的臂助，武后却可以恣意利用高宗的名义来树立自己的权威，诸多内忧外患之中，高宗病弱的身体，才是大唐帝国最大的隐忧。高宗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迫切地希望能恢复健康，发挥一点余热，然而这不是人力所能解决的，只能期望于丹药和神力。李治原本不信神仙之说，显庆二年他曾以轻蔑的语气提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汉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无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有。”然而自从他得风疾之后态度就发生了转变，也开始征方士合药了。估计唐人对丹药的看法就像我们看待气功，虽然不断有人说练气功不得法会走火入魔搞得神经兮兮，不过没钱治病的、身患绝症的、有志突破人体极限的，还是照样勇于尝试。李唐皇室的家族遗传病发作起来痛苦难当，既然名医束手，那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地到处找偏方。唐代的炼丹家因此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把真龙天子的肠胃当鼎炉来做化学试验，在他们锲而不舍的钻研下，终于研制出了中古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发明——火药，砰砰砰内部引爆，搞“崩”了好几位皇帝。李治不是不知道有风险，然而人到绝望之时，总是希望有奇迹出现。总章元年王玄策给他引荐了一位印度僧人，没错啦，就是那位向吐蕃、尼泊尔借兵灭了中天竺的传奇使节^_^ 不幸的是王玄策不仅带回了俘虏中天竺国王，还带回了一位好吹牛的洋和尚，合出的长生不老药送大行皇帝驾鹤西返，王玄策的五品官职就再没升上去过。王玄策后来又几次出使天竺，很不甘心地又带了个洋和尚回来推荐给高宗，拍胸脯打包票地说这回这个一定是真的大师，结果挨了郝处俊老大一个白眼。高宗其实很有点动心，药都炼成了，想想还是没敢吃，讪讪然地附合了郝处俊几句“是啊是啊，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一面还是封洋和尚为将军，安置在长安住下，就有些留待后用的意思。上元二年后高宗病情越发恶化，也顾不得许多了，公开下诏广征方士合练黄白，先先后后找了将近百人之众。[8]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术士明崇俨以其远近闻名的医术和神通被招入长安宫廷，成为高宗的私人医师。传说这位明崇俨神通广大，有役使鬼神之能，精善岐黄，奇迹般地治好了某刺史千金的绝症，因此受到高宗的青睐。不过明大师对时政的兴趣远远大过诊治病情，“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说的就是他这种人。明崇俨多与京师的达官贵人交往，又常借症病的机会向高宗进言，假借鬼神之名臧否人物，评论政事。“昨日臣与安期生下棋，谈到天下大势都不约而同地叹气，以为太子庸劣，难成大器，苍生从此多难了。”明大师悲天悯人地说，“倒是英王哲（即唐中宗，他的名字和封号几经改变）的容貌颇似已故的太宗皇帝，有人君之相。”“其实说到相貌，诸皇子之中还是最年幼的相王（即睿宗李旦）最为尊贵，”过了两天，明大师又有高论，“至于太子，唉，不说也罢，实在不堪继承大统。”这样肆无忌惮攻击当朝太子的话语，竟然出自一个江湖术士之口，不由得不让人怀疑明崇俨的政治背景——他是否武后特意安排到高宗身边的？以武后对高宗的严密监管，不可能容忍一个异端分子接近影响高宗，而明崇俨与武后来往密切，也众所周知，——他经常为武后施法驱鬼。何况如果没有人背后撑腰，一个江湖术士又怎么大胆到批评当今太子？贤常年见不到父皇一面，父皇身边却包围着这样一群整日对自己说三道四的小人，太子心中的郁闷和不甘可想而知。大唐太子一向命苦，太子建成喋血禁宫，太子承乾幽死黔州，废太子忠以谋反罪被赐自尽，故太子弘死得不明不白，但象贤这样仍居太子之位，就被一个江湖术士如此羞辱欺凌的还是头一个。仪凤三年，太子的两位得力臂助宰相戴至德、张文瓘先后辞世，高宗苦心经营的以反武人士组成的宰相班子已现出缺口。照这样的情形发展下去，除非出现奇迹，太子贤的命运已注定凄艳悲情如西天落霞。贤不是理想主义的弘，从来不曾低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贤也不是自欺欺人的高宗，从来不曾奢望会有奇迹发生，惟其清醒，所以痛苦。面对着母后的步步紧逼，父皇的爱莫能助，找不到自救的方法，罗网在越收越紧，而他却已无路可逃。世上最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明知死之将至却无能为力，心事重重的贤将内心的不安与挣扎谱写成宝成之曲，一个个带血的音符从断裂的蜀丝梧桐间缓缓逸出，那悲恸莫名的曲调震撼着每个知音者的心灵。妙解音律的始平县令李嗣真偶然听到，不禁失声道：“此曲何哀思不和之甚也？”一问才知道是太子新谱的琴曲宝成乐。李嗣真叹息良久，方道：“此乐宫商不和，是君臣相阻之征。角征失位，是父子不协之兆。杀声既多，哀调又苦，若国家无事，恐怕太子会有难吧。”一曲既毕，太子贤苍白而英俊的脸上，现出了决然的神情，仿佛所有的痛苦和疑虑，已经自琴声中释放。事情既已无可避免，唯有挺身去承担。他已不堪承受无休止的谣言、毁谤、苛责、监视，骄傲的天性不容他退缩和示弱，即使是自不量力，他也愿意拼尽全力放手一搏。调露元年，术士明崇俨遇刺身亡。武后震怒了。她敏感地察觉到是谁在搞鬼，是谁胆敢公然在京师杀害皇后的宠臣。明崇俨被追赠为侍中，就连他的儿子也受惠被封为秘书郎。同时侦骑遍出，京师震动，当作头号要案来抓。在武后一迭声地催促之下，大批人被逮捕入狱，日夜严刑拷打，常常有人被屈打成招，直到抓到新的“凶手”才放掉，然后又是一轮周而复始，但凶手却始终没有抓到。躲在深宫里的李治也被惊动了。他当然知道武后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是针对谁，立即下诏太子监国。可惜已经太迟了，长久以来自私地躲在宫里喝药服丹，逃避外界，放任妻子掌权执政，任由儿子在风涛中挣扎，现在再给太子一个监国的名义，又有什么用呢？眼看着如此优秀的儿子即将遭受灭顶之灾，高宗再也坐不住了，他想起了汉初商山四皓的故事。当年刘邦宠爱戚夫人及赵王如意，汉太子刘盈的太子之位岌岌可危，张良设计请出了德高望重的隐士商山四皓为太子保驾，让刘邦打消了原意。于是，大唐皇帝李治终于离开了他那个乌龟壳，亲自到嵩山拜访当时著名的隐士田游岩，希望他能像汉初的商山四皓那样，保住太子贤的位子。田游岩倒是很爽快地答应出山做太子宾客，然而对武后这样不惧人言的人来说，一个久居林泉不问世事的隐士岂能挡得住她的脚步？调露二年（即永隆元年）四月，因为几位老宰相去世，朝廷又新近任命了四位宰相，其中有黄门侍郎裴炎，当时的官职仅为四品。低品级官员的拜相，正是武后的创造发明，免得那些资深老臣不听使唤。裴炎的拜相，使武后终于在宰相中找到了一个同盟军，标志着武后向政治中枢渗透的努力得以成功。有些学者常以裴炎反对武后称帝为由说明裴炎并非武后心腹，殊不知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刘祎之最后也死于武后之手，但并不代表他做北门学士时有少帮武后出谋划策。从事态的发展来看，如果没有裴炎、刘祎之等人的大力配合，单凭武后一个人是无法连败二子独揽朝纲的。朝中有人好办事。裴炎拜相之后，武后信心大增，公然拘捕太子贤的同性情人户奴赵道生，向贤直接下手了！在电视剧《大明宫词》里面，娈童合欢虽然身份卑微，但对太子忠贞不渝，情甘赴死，让无数同人女为之感动得眼泪直淌。而现实中的赵道生只不过是个普通人而已，表现远远没有那么戏剧化，一顿大刑伺候，便招认自己确有受太子委托刺杀明崇俨。当然，考虑到人都是血肉之躯，实在没必要要求过甚，但还是忍不住有点小失望。既然有了人证，武后立即派人全面搜查太子府，结果从东宫马坊里搜出了数百具甲胄。武后震惊，她这才清楚地意识到太子对她的不满和憎恶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也就是说，太子贤在必要的时候，是不惜动用暴力手段与她一战的！从什么时候起，母子之间竟然走到了这个地步？风吹在眉间心上，多少有些冷冷的寒，事已至此，这个儿子是不能留了。武后果断地决定，把这桩普通的谋杀案，转而定性为谋反案，就势把李贤拉下马。于是，在武后的精心挑选之下，由三位宰相组成的重案组宣告成立，三司会审大唐太子是否犯有叛国罪。（未完待续）[8] 《旧唐书*叶法善传》：“时高宗令广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法善上言：「金丹难就，徒费财物，有亏政理，请核其真伪。」帝然其言，因令法善试之，由是乃出九十余人，因一切罢之。”按照唐制，为了防止京师发生叛乱，像皂甲这一类属军队正式装备的兵器运入京师时，要由卫尉寺长官卫尉卿先“籍其名数”，再交由下辖之武库署保管；遇“大祭祀、大朝会、大驾巡幸”时，再由武器署依所需数量向武库署领用，事毕须送还武库署保管。制度虽是如此，执行并不十分严格，“诸卫将军事毕后，多有污损，逾限不纳”，所以玄宗开元二十七年，为杜绝奸源，敕准卫府[尉]卿李升之奏请：“自今以后，每事了，限五日内送纳武库。”且太子东宫本有十率府等军事机构和武装护卫，存有一定数量的甲冑器仗并不奇怪。在东宫马坊搜得的这数百领皂甲，其实并不是太拿得出手的证据。若能以“逾期缴纳”为由，在尚未严格执行缴纳期限的高宗朝，及高宗本人“素爱太子”的基本心态支持下，由心向李唐皇室的主审官审判，不是不能藉辞开脱的。武后要把这样一起证据明显不足的案子定成铁案，主审宰相的人选至关重要。案发前的宰相团实际有八人：左仆射兼太子宾客、同三品刘仁轨；侍中兼太子宾客郝处俊；中书侍郎、同三品兼太子右庶子李义琰；中书侍郎检校左庶子、同三品薛元超；黄门侍郎、同三品裴炎；黄门侍郎、同三品崔知温；中书侍郎、同三品王德真；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张大安。其中刘仁轨、郝处俊、李义琰都是著名的反武人士，太子左庶子张大安更是贤的心腹，和贤一起注《后汉书》讽刺过武后，崔知温资深望重，不可能听武后摆布。王德真章怀太子案后便被罢相，大概也不是武后亲信。最后挑选了薛元超和裴炎这两位新近提拔上来的宰相，会同刚由宰相降为御史大夫高智周来主审。高智周是由薛元超引荐入仕的，本身官小位卑，无能左右局势。据《新唐书*高智周传》记载，他 “与薛元超、裴炎同治章怀太子狱，无所同异，固表去位。高宗美其概，授右散骑常侍。请致仕，听之。”就是说他在审案之中不表示意见，只是一个劲儿地请求辞职，受到高宗的赞扬，迁为右散骑常侍。但高智周不愿意再做官了，请求告老还乡，最后高宗同意了。这段描写从侧面让我们了解到当日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态势，高智周不愿参与定罪太子，唯有辞职以表清白。他的人格受到高宗的赞美，也反映出高宗偏爱太子的态度，然而高宗的立场如此明显还是不能保护太子，显示出大权旁落的疲态。薛元超是初唐著名才子，当时的文坛领袖，引荐推重过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所以在唐代文学史上也有一席之地。高宗武周时代唐王朝文艺初成，他也应记一功。然而此人在政坛上的表现远远逊色于文坛，之前两次贬官都是因为拍权贵的马屁，一次是李义府，一次是上官仪。这两人政见完全不同，他还真是墙头草随风倒。薛元超本是秦府十八学士之一薛收的儿子，薛收早亡，当时薛元超只得两岁。太宗痛惜故人早逝，爱屋及乌，对元超倍加呵护。九岁时太宗亲自召见他．送入弘文馆读书，十九岁时，太宗又做媒把和静县主嫁给他。和静县主就是齐王元吉和杨氏的女儿，玄武门之变太宗杀了兄弟全家，女儿倒是都留下了。时过境迁，难免心存歉疚，给元吉女儿挑的女婿倒比给自己女儿挑的好。杨氏算来还是武后的远方表姐，可是她身份尴尬，没有丝毫政治影响力，不仅武后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位表姐半句，就是薛元超也没把自己太太和丈母娘放在眼里。后来官至中书令的薛元超公然放话说，他这一生虽然富贵已极，但仍有三件憾事，“一恨不是进士出身，二恨不得娶五姓女，三恨不得修国史”。在他看来，太太无权无势门第不高，不能为自己增光添彩，真是人生一大憾事了。这多少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这位才子的另外一面，说他具有攀附权威的人格，并非妄断。章怀太子被废后，高宗慰勉原东宫官员，李义琰引咎涕泣，薛元超却舞蹈谢罪，两人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李义琰后来被迫辞职，薛元超却升为中书令，不同的际遇，再一次透露出薛元超在章怀太子案中扮演了一个并不光彩的角色。至于裴炎，更是武后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他的飞黄腾达正与武后的崛起密切相关，三年后又助武后导演了一场废帝的好戏。而主审章怀太子一案，正是裴炎捞取政治资本的关键一着。于是，在裴炎坚持、薛元超附议、高智周弃权的情况下，太子贤的谋逆罪名被判成立，皇后太子之争，就此分出胜负。高宗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太子怎么会谋反？天下早晚都是他的。他不想再追究下去，但武后发话了：“为人子者谋逆，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面对着武后咄咄逼人的气势和大义凛然的台词，高宗招架不住，无词以对。最后两相折衷的结果，免去贤一死，被废为庶人，幽禁于宫中。从东宫搜出来的数百甲胄被运往天津桥当众焚毁，让普天下都看清楚和天后作对会有什么样的下场。武后借机发动清洗，所有曾和她不合的宰相无不波及，太子心腹张大安首先被流放，第二年反对过她摄政的郝处俊罢相，李义琰也在不久后托病退休。而裴炎和薛元超则分别升为两省长官侍中和中书令。太子贤交游广阔，王公大臣好友众多，这些人也都逃不过武后的报复。曹王明、蒋王炜、东阳公主，乃至一众开国功臣如张公谨、唐临等的后人都被牵连进来，全部流放出京。其中曹王明因与贤过于亲密，被担心留有后患的武后逼死。说来曹王明还是武后表姐巢剌王妃杨氏唯一的儿子，武后此举，也算是将大义灭亲做到了极致。最绝的还是武后对付太子贤好友高岐的手段。高岐的祖父即是长孙无忌的舅父高士廉，长孙无忌一案中高家已经受了一次打击，但世家大族毕竟根深叶茂，后来高宗也有意和解，所以还是有不少人担任高官。武后也不多说，把高政交给其父处理，叫他们自己瞧着办。早被皇后铁血手段吓怕的高家已经是惊弓之鸟，为了保全自己，保全高家，每个人都在惩治倒霉亲戚方面表现出人类最残忍的一面。为了表现自己的“忠诚”，他们用最血腥的方式来表示和至亲划清界限，高岐刚一进门，父亲就用佩刀刺向他的咽喉，伯父接着一刀砍入他的小腹，堂兄挥刀砍下他的头颅，然后把这具残缺不全的尸体扔到了大街上，表示他们一家对高岐这样大逆不道的行为真是非常非常非非常的痛恨。一向温和的高宗被这样冷血而无耻的举动激怒，下令将高岐的父亲和伯父统统贬出京。武后一定肚子都快笑痛了，她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让高家自相残杀，声名扫地，最后还被贬出京，煊赫一时的高家就这么破败下去，不仅从实力上，而且从精神上都被她完全击倒，而她根本还没有出手，这样的心机和手段，普天下何人能及！武后自己大概也得意非凡，若干年后又依样画葫芦地重来一次，让错以为已经收得云开见月明的中宗韦后夫妇处置心爱的子女，韦后唯一的儿子就这么死在自己手里，后来那么变态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吧。这一场血腥的清洗，牵连死亡之众不亚于长孙集团覆灭的那一次。经此一劫，太子贤的势力基本被肃清干净，武后的权威和铁腕，也牢不可破地树立了起来。废李贤的第二天，英王哲被立为皇太子，改调露二年为永隆元年，显示出天后的空前自信，同时宣布大赦天下。第二年，幽禁已久的废太子贤被迁往巴州，子女仍被幽禁宫中，不能随行。他的同性情人早已背叛了他，好友死的死，散的散，惟有良娣张氏仍然在身边，陪随他度过生命中最黑暗的岁月。贤在母亲准备称帝前夕被杀，张良娣却熬了过来，淡淡地看着权倾天下的婆婆如何起高楼，如何楼塌了，她一直没有再嫁，以章怀太子良娣张氏的身份终老一生。因为长久的囚禁，贤衣衫破碎，身形单薄，新太子哲和这位哥哥的感情一直很好，不顾威权贵盛的母后坚持为哥哥送行，事后又不知死活地上表要求为哥哥改善待遇：庶人不道，徙窜巴州，臣以兄弟之情，有怀伤悯，昨者临发之日，辄遣使看，见其缘身衣服，微多故弊，男女下从，亦稍单薄。有至於是，虽自取之，在於臣心，能无愤怆？天皇衣被天下，子育苍生，特乞流此圣恩，霈然垂许：其庶人男女下从等，每年所司，春冬两季，听给时服。有妻如此，有弟如斯，贤的一生虽然短暂，也不算枉费此生了吧。他的早死或者是件幸事，他将以永恒的傲世少年的形象留在人们的心里，由始至终的骄傲与坚持，不曾为风刀霜剑磨灭棱角。他和张良娣的感情也可以善始善终，始终清晰明净如山头的满月，不曾为外界扭曲玷污。不像他的弟弟——哲。（未完待续）[9] 《册府元龟*暴虐》：“岐入门，而真行以佩刀刺其喉，真行兄户部侍郎审行又刺其腹，真行兄子琁断其首而弃之街中。帝知，不悦，贬真行为睦州刺史，审行为渝州刺史。”[10] 《全唐文*代皇太子请给庶人衣服表》：　臣某言：臣闻心有所至，谅在於闻天；事或可矜，必先於叫帝。庶人不道，徙窜巴州，臣以兄弟之情，有怀伤悯，昨者临发之日，辄遣使看，见其缘身衣服，微多故弊，男女下从，亦稍单薄。有至於是，虽自取之，在於臣心，能无愤怆？天皇衣被天下，子育苍生，特乞流此圣恩，霈然垂许：其庶人男女下从等，每年所司，春冬两季，听给时服。则浸润之泽，曲г於蝼蚁；生长之仁，不遗於萧艾。无任私恳之至，谨遣某官奉表陈请以闻。新册立的太子为武后第三子哲，这年25岁,他原名显，名字和封号经常被改来改去，以后还会恢复本名显，变化不定的称呼，似乎正是他坎坷一生的写照。武后生这个孩子的时候难产，很吃了些苦头，忧心如焚的高宗为此恳求高僧玄奘：“中宫在难，情愿皈依三宝，愿佛祖庇佑！” 玄奘微笑：“圣体必安和无苦，然所怀者是男，平安之后，愿听出家。”武后果然平安产下一子，婴儿满月后被玄奘大师收为弟子，列入僧籍，故此在佛教史上，李哲有佛光王之号。为酬谢神恩，武后也亲披法服，虔诚礼佛。之后又在龙门石窟为李哲开窟造像，祈福驱邪。可见武后尚未选择在权力之路上孤独跋涉之前，爱子之心也并不亚于天下所有的母亲。作为嫡三子，哲不必承受两位哥哥那么大的压力，性格之活波任性，较贤更甚，老臣张柬之称其“素称勇烈”。以武后的高压与威严，哲仍敢公然前去为穷途末路的庶人贤送行，并请求为哥哥改善待遇，便可见一斑。只是他虽然桀骜不驯，才具却很平庸，可以说有勇无谋。除了智力上的因素，大概也和他从小未受过严格的教育，父母对他期望不大有关。小皇子整天斗鸡游猎，几曾想过有朝一日会承担治国大任？事已至此，说不得只有赶鸭子上架。新太子监国期间特选资深望重的老臣刘仁轨，中书令薛元超和侍中裴炎辅佐。刘仁轨年迈体弱，本人已受到裴炎等新贵的排挤，起不了多大作用。薛元超倒是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懈怠。然而新太子的表现，却让人深深失望，仍然像以前做小皇子时那么贪玩。薛元超不得不苦口婆心地不要涉险游猎，有时间多看书，“听政余闲，留情坟典”，每天给他布置的作业，请务必完成，“所读班史，请毕残功”。[11] 跟几岁就通读《尚书》《论语》，23岁可以为《后汉书》作注的章怀太子贤相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史书上没有记载哲做太子期间和裴炎相处的情况，不过从哲登基后处处不给裴炎留面子看来，两人相处得并不好。英明的领袖可以让人心悦诚服地追随，没有才华但脾气柔顺听话的，也愿意给他建议或者干脆把他当傀儡。但像哲这样本人没本事脾气又臭的，也难怪裴炎这些人另有打算了。诸子之中，弘礼敬大臣惠及黎民，最受人爱戴，足可和武后分廷抗衡；贤才华绝世，文武双全，无奈形势比人强；而哲无论才华还是背景都不足以服人了，换太子如换走马灯，每更换一次太子，就是大批东宫官员的贬黜，谁还敢跟太子太过接近，把身家性命吊在一颗不牢靠的树上？经过无数曲折，武后现在总算选定了一个不让她那么头疼的太子，自然心情舒畅。为了表示自己也不是什么凶神恶煞，武后大度地上表情求皇帝宽恕两位庶子上金和素节的罪（他们之前都以收受贿赂罪而遭贬），然后一个安置到沔州，一个安置到岳州，仍然不准他们进京面圣。有鉴于此前皇室血腥气太重，武后特地安排了两场婚事增添一点喜庆色彩。皇太子哲本有嫡妃赵氏，因得罪武后囚禁宫中，一不留神给饿死了。开耀元年，也就是哲册立为太子的第二年，武后为他再娶韦家新妇，就是日后著名的韦皇后。韦氏出身名门望族，京兆大姓，有道是“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但属于老牌贵族，政治上已无影响力，祖父、父亲都不过是典军、参军之类的小官，这样的背景最是符合武后的心意。新太子纳妃的同时，也正逢太平公主出阁下嫁薛绍，薛绍的母亲是太宗皇帝和长孙皇后的女儿城阳公主，两家是亲上加亲了。天后本来嫌薛绍的嫂子萧氏出身不是贵族，想逼薛绍的哥哥休妻，经人解释萧氏原来出生兰陵萧氏才算罢休。太子纳妃，公主出降，是李唐皇室近年少有的喜庆事，两场婚礼都办得十分铺张，火烛映天，香花铺地，极尽奢华之能事。然而“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热闹铺陈，难以掩饰李唐皇族人丁凋零、江河日下的事实。病弱的皇帝，庸碌的太子，雄心勃勃的皇后，无所适从的群臣，放在吐蕃崛起、突厥复国的大背景下，足以让任何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始平县令李嗣真的看法可以说是当时较有代表性的：“皇帝病日侵，事皆决中宫，持权与人，收之不易。宗室虽众，居中制外，势且不敌。诸王殆为后所蹂践，吾见难作不久矣。”皇帝病情日益恶化，天下政事皆取决于中宫，持权与人，收之不易。李唐皇室虽人数众多，但都在外地。天下府兵，齐集关中，居中制外，势难匹敌。只怕诸王都难逃皇后的毒手吧，大难将至了。一个小小的始平县令都可以看得这样透彻，身为大唐天子的李治又怎么可能没有丝毫察觉？他现在是真的有点着慌了，这才开始记起了自己的责任。贤做太子的时候，除了刚开始有让贤短期监国测试能力让他放了心，他便心安理得地自顾自养病去。整整五年时间，他没有给过贤多少监国掌政的机会。每年他都有离开长安或东都，外出数月方回，却从未让贤留守监国。或者这跟他那段时间健康状况较好有关，但却完全剥夺了贤应有的裁决国事和树立威望的机会。直到贤出事之后才又匆匆忙忙地任命太子监国，那又有什么用，天后羽翼已成，仅凭马坊里搜出的数百甲胄便结束了大唐太子的政治生命。对于哲他不愿重蹈覆辙，开耀元年即首度命太子监国，第二年他幸东都，便一直命哲留守京师处理朝政，长达一年多时间，直到大臣反映哲太不像话才把哲招赴东都。可是，哲又是一个糊不上墙的太子，大唐帝国后继无人，李治的焦急和担忧可想而知。开耀二年正月，皇太子哲为高宗生下一个皇孙，高宗大喜过望，亲自为这个婴儿命名为重照，并在满月的那天，改元永淳，大赦天下。从婴儿的名字和年号来看，高宗是太渴望这个婴儿能够继承大业，维护李唐皇室的长治久安了。高宗这个时候又很敢想敢干了，不久就下令把皇孙重照立为皇太孙，而且想为这个刚刚满月的婴儿开府置官署。这是一个极不正常的举动，历史上从来没有皇太子健在就立皇太孙的先例，何况还只是刚满月的婴儿。臣下提醒他，高宗很不耐烦地说：“没有先例，就从我开始吧！”他是真的很希望自己死后，皇位可以平平安安地由哲传到皇太孙重照这里吧。可是高宗在世时都保不住太子的地位，又怎么可能指望自己死后，仅靠一个皇太孙的头衔就能阻止武后夺权呢？立皇太孙，不过只是由于子孙凋零而起的精神寄托和心理平衡罢了。武后微笑，她不反对高宗去寻找一些微小的精神安慰，这个男人几乎给了她世间所有的一切，而她至少可以回报他一个礼物——希望，哪怕只是虚假的希望。落寞的高宗重回朝堂，吩咐乐师奏响了他三十年不曾听过的《秦王破阵乐》。这首乐曲描写太宗百战而取天下的武功，在唐代向有国歌的地位，每逢国之重典例必演奏，然而高宗登基后却下令罢演，理由是乐曲中有描写征战和杀伐，音乐又太过高亢激越，高宗仁慈的心性和柔弱的身体都受不了。此刻重病垂危，病骨支离，却重新奏响了这首金戈铁马，有动山河之威的武曲。王业艰难，祖宗盛烈，自激越的乐曲中喷薄而出，与目下的惨淡境地构成了鲜明对比。三十年的时光如流水般逝去，伴随着《秦王破阵乐》的乐声，他是否会重新审视自己的一生？少年时的叛逆，初遇时的心跳，铲除长孙时的踌躇满志，泰山封禅时的志满意得，征突厥，灭高丽，战吐蕃，弘的去世，贤的被废，曾经拥有最辽阔的版图，到现在的子孙凋零，后继无人……如果一切可以重来，他是否还会为她的一颦一笑梦萦魂牵？他是否还会不顾一切地为她争取皇后之位？他以为她是只金丝雀，没料到却是一只海东青。他教会了她飞翔，却已经无法再掌控她的方向。人生若只如初见……《秦王破阵乐》纵然慷慨激昂，却终有曲终人散的时候。无论李治是心甘情愿还是追悔莫及，往昔的一切已无能改变。李唐皇族的荣光和权威，已经如滔滔逝水东流而去，没有谁能阻止，没有谁能挽回。[11]薛元超：谏皇太子书（未完待续）两个儿子接连出事，给高宗的打击很大，哲的不成器，让他又气又急。伤心、难过、担忧、焦急，身体更是江河日下。开耀元年，高宗终于开始服丹。说来高宗对丹药的态度很有趣，一面口口声声“生死有命，人力难及”，一面不断地广征方士。丹药炼好之后，又迟迟疑疑，今天看看，明天摸摸，就是不敢吞下去。此番能下定决心，想来也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然而奇迹并没有出现，如果说丹药造成了什么效果，那就是让他病情恶化的程度呈加速度发展。与此同时，突厥的复国运动也进入了高潮阶段。由于领导者均为原东、西突厥帝国的贵族甚或皇族，颇具号召力，他们不断地组织叛乱，想尽各种办法破坏唐帝国的马场，连年骚扰令得帝国北方马场累计损失马匹达18万之多。高宗时期仍然承接着太宗时代的军事制度，绝少在外长期驻军，往往平叛大军一走，对方又卷土重来。塞外鏖战方急，成就了一代名将裴行俭的声名，他曾三次出征突厥，均全胜而回，声望与日俱增。调露元年，裴行俭因计败十姓突厥和吐蕃联军收复安西四镇，被高宗特授以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当时的左卫大将军由哲挂名，所以裴行俭实际成为总管京师宿位部队和出征野战部队的军方最高领导人。次年他又受命任定襄道行军大总管，合兵30余万，大败突厥主力，擒其酋长，杀其可汗，令高宗大为叹服。开耀元年，裴行俭三征突厥，智勇兼备降伏突厥伪可汗阿史那伏念，完全平定了突厥余部，累计功劳和声望眼看就有入相的可能。当时刘仁轨年迈，郝处俊罢相，裴行俭手握军权兼门生众多，已然成为武后的头号政敌，他如拜相将对武后夺权构成严重障碍。这个时候，裴炎出马，上表高宗，历陈此次大捷并非裴行俭的功劳：“阿史那伏念投降实际是由于裴行俭的部将程务挺、张虔勖率兵逼逐，加上漠北的回纥诸部配合南进，他是走投无路才投降的，并非裴行俭真的有那么大本事。”高宗因此取消了为裴行俭记大功的念头，且当初阿史那伏念投降的时候裴行俭曾许其不死，现在裴炎这么摇唇鼓舌地力称这些突厥首领根本不是真心归降，武后一旁添油加醋，高宗便把这54名投降的突厥贵族全部斩首，开了唐廷不杀降将的先例。阿史那伏念为原东 突厥帝国王室后裔，太宗所擒的颉利可汗之侄。唐廷的言而无信使突厥人大为不满，埋下了之后突厥贵族反唐的祸根。伏念败亡后余部在阿史那骨咄禄统帅下,征铁勒，犯唐境，声势逐渐壮大,于是设牙帐自立为可汗,重建突厥帝国，史称后突厥汗国，成为唐帝国的头号劲敌，这是后话了。世事如此，裴行俭心灰意冷，叹息道：“与部将争功，古今所耻。现在既然归功于自己的部下，我也不便多说什么，只是背信弃义地杀戮降将，以后恐怕不会有人投降朝廷了。”于是托病不出，这正中武后下怀，当然不会去劝他出山啦。裴行俭要一直执掌军权那简直不是一般的麻烦。后来突厥再度叛乱，高宗有意再启用裴行俭，但军队尚未调集完毕他便已去世了，享年64岁。而这次事件中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两位部将程务挺和张虔勖，也因此投靠了裴炎，后分别执掌左右羽林军，为武后发动宫廷政变废中宗立下了汗马功劳。就这样，在裴炎的帮助下，武后顺利地度过了这次危机，顺便拔除了裴行俭这个难缠的“钉子户”，可谓意外之喜，一切正按她的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时来天地皆同力，第二年关中大旱，粮食匮乏，斗米涨到300文钱，但对武后来说却是个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她正想找个理由去洛阳。高宗的身体越来越差，看样子随时都会一病不起，曾经经历过太宗去世后政局变幻之苦的武后深知这时候必须好好经营，一个疏忽便会导致满盘皆输，她现在虽然顺风顺水，但还不能完全控制宰相集团，刘仁轨以其功劳和资历仍有一定影响力，她正渴望摆脱长安城旧势力的掣肘，到洛阳去大干一番。天从人愿，关中饥馑，她现在有大把理由劝李治东巡洛阳了。因洛阳的漕运之便，库存了大批从江淮运来的粮食，可以解决政府官员的吃饭问题，从隋代开始便有关中灾荒赴洛阳就食的传统。高宗虽已病入膏肓，但没有不答应的理由，但问题又来了：因为裴行俭事件，朝廷跟军方关系微妙，武后也不愿让不为己用的军队过多前往洛阳，那么沿途找谁来保驾？这么好的机会决不能错过，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武后不管三七二十一，想到的事情一定要做到。她找来了新提拔上来的监察御史魏元忠，要他负责沿途的保安工作。可怜的魏元忠真是欲哭无泪，这样的主子也太难伺候了吧！巧妇尚且难为无米之炊，他一介寒儒，手下半个虾兵蟹将都没有，竟然叫他负责天子东巡，叫他怎么承担得起。然而朝廷诏命无可推拒，魏元忠冥思苦想半天，没奈何只好临时打开长安、万年两县的监狱，东瞅瞅西瞧瞧，看到里面有个说话作派似乎都很NB的大哥模样的家伙，细细打听清楚，给这位囚犯打开枷锁，好吃好喝地招待一番，道出来意：希望他能配合一下，帮忙管束沿途盗贼不要做乱。这位头目想着自己能为皇上护驾也是很光荣的事情，一不留神做盗贼做到这么有前途，就笑着答应了。魏元忠于是发给他官服袍带，让他骑马跟随圣驾赴洛阳。这一手还真有效，沿途盗贼看见保驾护送的竟然是自己头目，不敢前来骚扰，一万多人马平安到达东都，就连私人财物都一文不少。天子出巡盗贼护驾，真是千古奇闻，但这有什么关系呢？管他用什么方法，有效就好，这就是典型的武氏风格。虽然由于这次东巡决定十分仓促，一路粮草准备不足，竟出现了扈从士兵饿毙路上的事情，但总算是平安到了洛阳，武后的目的达到了，她再一次创造了奇迹。现在主要的宰相和军队都留在长安，武后正可以放开手脚大刀阔斧地改组政府，速度要快、快、快！因为她病弱的丈夫，已经撑不了几天了。（未完待续）武后的效率是毋庸置疑的神速。4月20日刚到洛阳，24日就采取了一项重大行动，一口气任命了4位宰相：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检校中书侍郎郭正一、及吏部侍郎魏玄同。因为这几人资历实在太浅，既要他们与闻政事，又不好授予宰相“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名号，于是想出个新名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高宗原本病重垂危，一路长途跋涉鞍马劳顿，已经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只好由得妻子去折腾。主要宰相都在长安，自然没人反对，诏书畅通无阻地颁布天下，四位年轻资浅的四品官员顿时平步青云，就此跻身宰辅行列。这是唐代宰相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按照大唐制度，原本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拜相，武后率先打破这一限制，提拔为相的裴炎、薛元超都只有四品官职，但也只局限于中书、门下两省，且要具备一定资历。中书侍郎薛元超为名臣之后，黄门侍郎（即门下省侍郎）裴炎出生河东裴氏，都是自幼入弘文馆的名门子弟，在仕途上跋涉已久，薄具声名。而此番拜相的岑长倩和魏玄同并非中书门下两省官员，另外两位郭正一的中书侍郎仅为检校（即代理），郭待举的黄门侍郎也任命不久，资历都很浅。这就打破了原来任相资格的限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此成为非中书门下二省四品以下的低品级官员拜相的常用头衔，到后来甚至成为唐代宰相的唯一头衔。从此以后，大批科举出身的年轻官员，也可以被迅速提拔为宰相，掌握政治中枢，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资深高门贵族官吏的潜沉，如果不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名号，即使位望最高的左右仆射也被排挤出宰相队伍。这虽是唐代士庶合流在政治制度上的必然体现，但也是武后直接掌控朝政的关键性一步，说武后促成了这一历史潮流的加速度发展并不为过。从此，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提拔听话的年轻官吏为宰相，而不必再看那些资深老臣的脸色。趁高宗还健在的时候，武后借高宗的名义实现了这一重大转变，应该说是很有政治眼光的。此时几位老臣相继去世，如铁杆反武派郝处俊，资深望重的中书令崔知温等。曾谏阻武后摄政的宰相李义琰因改葬父母有越礼行为而受到指责，自己估计不容于新政府，主动请求退休。至此，武后的反对派已经凋零得七七八八。这段时间哲一直留守长安监国，刘仁轨、裴炎、薛元超辅政，当是高宗有意培养他熟悉政事的运作，刘仁轨年迈体衰，裴炎和薛元超分掌中书门下二省，都倾向于支持武后，自然可以放心。哲还是老样子，薛元超教得吐血，忍不住抱怨，皇太子一概置之不理，薛元超索性自行禀告东都。说来薛元超此番辅政也很尽心了，这个人本质不坏，只是趋炎附势人之天性，一封《谏皇太子书》口口声声都是要太子不要辜负天后的期望，倒没天皇什么事，可见在群臣心目中裁决国事的主要已是天后了。于是次年夏天，也就是弘道元年，飞诏皇太子急赴东都，一方面便于管教，一方面高宗当时已经病危，也有交待后事的意味。薛元超在长安病得已经不能开口说话（不知道是不是给哲气的^_^）,上表请求退休，这年冬天便去世了。如果放在许敬宗退休的时机，薛才子的去世一定让武后感觉痛失英才，可惜时过境迁，眼下武后的观音兵足有一个加强连，薛才子是死是活倒也无关紧要了。薛元超这辈子活得也很辛苦了，先是拍李义府的马屁，一不留神给拍到马腿上，落得被贬外放。接着抱上官仪的粗腿，结果上官仪掉脑袋他也跟着倒霉。历经修炼总算炼好眼神，靠到天后这棵大树上好好地凉快凉快，一肚子的锦绣才华也就办成了扳倒章怀太子这一件大事，也算不虚此生。用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久经考验的地主阶级文学家、天后党高级政工干部薛元超同志，圆满完成了天后交给他的历史任务，死得其所，死得其时，尽请安息。”随皇太子赴东都的还有宰相裴炎，现在众宰相中唯一对武后不以为然而武后还不能不有所顾忌的只剩下老臣刘仁轨，虽然他已经80多岁，活不了多久了，可是看着还是觉得碍眼，干脆留他一个人在长安，辅佐皇太孙留守京师。高宗不是想立皇太孙确保李家天下吗？那就让一位行将就木的老臣去辅佐那个年仅2岁的婴儿吧，能翻得起什么风浪？现在皇帝、皇太子和除刘仁轨之外的所有宰相，都已集中到了洛阳，武后组建新政府的计划宣告完成。裴炎到达东都，在他的穿针引线下，程务挺和张虔勖投靠了武后，分别出任左右羽林军首领，武后渴望掌控政权和军权的梦想，终于得以全部实现。有生第一次，她感到自己是如此强大。广袤的天地从东都洛阳的丹墀翠辇延伸开来，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那些曾经嘲笑过她一女侍二夫的名儒，那些轻贱过她不过是暴发户之女的清贵，现在都臣服在她的脚下，脸上写满敬畏和惶恐。武后冷峻的目光一一扫过这些面孔，她很清楚这里面有多少真心多少假意。她仍然穿着表示简朴的七破间裙，——在小事上她很乐意让丈夫开心一下，并不华贵的裙裾默然拖曳过冰冷的长阶，现在距离权力的巅峰，只差一步。那里躺着她长期缠绵病榻的丈夫，现在他已经快要死了。是他陪伴她度过三十年惊涛骇浪般的岁月，是他给了她第二次生命，人非草木，又怎会没有一点感情？只是他不会知道，即使再生这天与地，她也无能再寻回原来的自己。纵然是三十年相濡以沫共过患难的夫妻，他也并不清楚妻子此刻的雄心壮志，如同渔夫和金鱼故事中的那个可怜的渔夫，永远也不会明白为何妻子总是不愿安定下来，总是在追逐更高更远的目标？其实渔夫妻子反映出来的才是真实的人性，金鱼不过是物化的道德伦理，森然地提醒人们万事万物自有规矩，不可贪图非分的富贵，否则必遭天谴。然而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有的皇宫住，谁还甘心守着那条小木船?有的绫罗绸缎穿，谁还愿意继续披着两片无花果树叶？伊甸园中的人类始祖有着最本真的原生态的快乐，但为了拥有梦想中神一般的智慧和能力，他们依然甘冒天谴吞食禁果，为此不惜付出死亡的代价。直到多年以后尘埃满面两鬓如霜，才会追忆起他们放弃的乐园。这正是人类永恒的悲哀，古今中外，概莫例外。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没有纷争没有战乱，黄发垂髫并怡然而乐，然而武陵渔人依然会离开，依然会回到外面那个战火纷飞的世界。跌跌撞撞兜兜转转，才会想到重归桃园的静谧与安宁。然已不复得路。他回不去了。她也回不去了。　[12] 《新唐书*懿德太子传》：将封嵩山，召太子赴东都，以太孙留守京师。通鉴作以皇太子第二子重福留守京师，今从唐书。（本章完。第十一章：逆天强者）第十一章 逆天强者随着高宗病情日益恶化，武后行事越发谨慎小心，现在连宰相也不能轻易见到皇帝一面了。高宗身体状况的每一次细微变化，武后都希望能在第一时间掌握，每一次诊病必然亲临现场，关键时刻她不想出任何的疏忽和纰漏。这时高宗的风疾已经相当严重，发展到头疼难忍，目不能视，估计是脑血管堵塞压迫到视神经造成的，急召御医秦鸣鹤诊治。这位御医似乎并非中土人士，据一些学者考证是来自大秦的景教徒，即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聂斯托里派信徒，秦姓来自于大秦国名，“鸣鹤”则是Markus（圣经使徒名）的叙利亚语读法。聂斯托里派在拜占庭被教会裁决为异端，教徒遭受迫害，向东逃亡，开始了东传的过程。贞观九年，唐太宗接见景教教徒，允许他们在长安建寺传教，这是基督教来华的最早文字记载。随着大批景教教徒来华，希腊罗马世界的医术也在中国广泛流传开来。由于初唐对宗教的包容性极强，天竺佛教、波斯祆教、摩尼教等等都在积极争夺信徒，景教初传内地，面对这样的激烈竞争不能不竭尽全力，以医助教就成了他们扬其所长争夺生存空间的一大法宝。唐人对景教教义未必很感兴趣，对他们的医术倒是推崇备至，唐人最津津乐道的便是大秦神医的穿颅治盲术。他们常常会很夸张地描写大秦神医如何劈开病人的头颅，把里面的小虫捉出来，病人便奇迹般的恢复了视力，“开脑取虫，以愈目眚”。其实这不过是来自于古希腊医神希波格拉底流传下来的治疗眼睛失明的方法：“当眼睛毫无显著病症便失明时，应切开颅骨，将脑软组织分开，穿过颅骨使产生的液体全部流出。以这种方法治疗，病人便可治愈。” （希波格拉底：《论视觉》）这种失明可能是由于一个脓包或良性肿瘤压在脑部所造成，所谓的‘虫’是出乎想象而加上去的字眼。秦鸣鹤诊治之后称：“皇上的失明是由于风热之毒上侵头部造成的，若用针刺头部出血即能痊愈。”坐在珠帘后面的武后听了大惊失色，当时景教初传，唐人对这种医术所知不多，要深宫中的武后明白希波格拉底的伟大显然是困难了一点点，当下厉声道：“此人当斩！天子头上岂可针刺出血？”秦鸣鹤吓了一跳，还好高宗发话了，大概被疾病折磨得痛苦不堪，权且死马当做活马医：“医人议病，理不加罪。头疼得实在受不了，出血未必不佳。我意已决，先生尽管放胆一试。”秦鸣鹤战战兢兢地针刺“百会”和“脑户”二穴出血，高宗眨巴眨巴眼睛：“啊，好象能看见东西了。”话还没说完，武后很夸张地以手加额作如释重负状：“太好了，这真是老天保佑！”为了表示对大秦神医的感谢，天后亲自嘿咻嘿咻地背了一百匹丝帛赏赐给秦鸣鹤。司马光记述到这里时很是讽刺，他认为武后阻止秦鸣鹤给高宗扎针是盼望皇帝早点死，“不欲上疾愈”，这也未免有点诛心之论。以高宗当时的身体健康状况根本无能阻止武后掌控政权，相反她还能打着高宗的旗号发布各种政令，减少反对力度，何必急在一时？说武后见识不够或有之，说她有意谋杀亲夫就有些过分了。唐人刘肃在《大唐新语》中最早记载此事，但也是放在“谀佞”篇，意思是“看看，天后多会拍皇帝马屁！”并不认为这代表武后一心盼皇帝早死。刘肃对武后印象奇差，人彘事件便最早出自他的笔下，他对于秦鸣鹤事件的解读可以代表唐人对此事的普遍看法吧。高宗给秦鸣鹤这么一治，自感精神爽利多了，伸伸胳膊弯弯腰，活动活动筋骨，觉得还有些力气。于是兴冲冲地召百官觐见，改元弘道，大赦天下。他本来还想登上则天门城楼亲自宣布大赦令的，但稍一动弹，气血上冲，怎么都上不了马背。人们立刻关切地围过来，那张让他心折千次又心死千次的熟悉面孔，再度映入他的眼帘。仍然是她，他的妻子，大唐的皇后。当然是她。除了她之外，他还能奢望看见什么人呢？李治苦笑。皇帝无法宣赦，只好召百姓入殿，由侍臣代为宣读。李治失落地又回到了病榻上，外面人群的欢呼声如海浪般将他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