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二圣争锋在古中国家天下的传统政治体制下，最高统治者的素质往往决定着国家的命运。李唐皇族在中国大一统王朝之中算是有些异类的，一方面，他们对待功臣的宽厚是出了名的，不仅没有像西汉、明朝那样走狗烹，也不曾象宋朝那样良弓藏， 从李渊开国即定功臣榜，到李世民绘图凌烟阁，功臣们不仅享有良好的待遇和充分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子孙后代也受到优先照顾可以顺畅地进入仕途。然而另一方面，李唐皇族为争夺帝位血亲厮杀之残酷也同样令人触目惊心。体内流淌着塞外鲜卑族狂放野性的血液，他们对很多事都表现出一种大而化之的不在乎，唐高宗立父妾为皇后，唐玄宗纳儿媳为宠妃，一样堂而皇之地昭告天下。但他们同时又极爱面子，非常注重自己的名声和形象。作为大唐帝国第三代领导人的李治，承接着李唐皇族既多情又狠辣的特点，虽因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行事不免优柔寡断，多思多愁，然而凡事以自己的利益当头、权势为上的心思，较之前代帝王并无二致。他的性格原本有轻率冲动的一面，长期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又显得欠缺自信，常常会出尔反尔，关键时刻需要别人来推动一下。在和长孙集团决战的过程中，高宗自然是起着主导作用，自始至终掌握着事件的进程，然而如果没有武后的有力推动和出谋献策，事情不会解决地那么完美迅捷。铲除长孙无忌一事，虽然让天下人知道新皇后厉害，但毕竟只是侧面影响，她久居于深宫之中，行事大多假手于人，与外朝并无直接恩怨，政敌其实并不多。而她所表现出来的洞察力和政治才华，让李治不知不觉地越来越依赖这个姐姐似的女人，也让她在华颜老去之后，地位反而更加巩固。此时的武则天，已经是三个皇子的母亲，长子李弘被立为太子，后宫经过一番整肃，已无人再敢与她争宠，外朝有中书令李义府、侍中许敬宗作为外援，皇后的地位，可以说是坚如磐石，跟以前的王皇后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在废后战争中还需要老臣李绩来一锤定音的话，在和长孙集团较量的斗争就主要是依赖许敬宗、李义府、袁公瑜这些新提拔起来的中下层官员了。他们大多出身寒门，长期郁郁不得志，之所以乐意充当枪手去扳倒长孙无忌等士族高官，自然也期望得到丰厚的回报，不仅是官职上的升迁，社会地位也同样希望能够水涨船高。长孙无忌与李义府、许敬宗地位的互换，并不代表士族与寒门社会地位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如果不从门第等级上对其重新排位，支持者的既得利益就有失而复得的危险。李义府就算位登宰辅，向高门士族求婚时依然受到他们的鄙视和嘲笑，便可为一例。恼羞成怒的李义府因此要求皇帝下令严惩这些以门户自矜的士族高第，许敬宗也上表要求重修《氏族志》。武后因为自身的寒微屡屡被人轻蔑羞辱，对于这一提议给于了最坚决的支持。事实上，许敬宗很可能就是希武后旨而上表的。《氏族志》是太宗贞观年间颁布的一部士庶等级的书籍。士族制度萌始于东汉，确立于曹魏，在南北朝时发展至鼎盛阶段，士族子弟依靠九品中正制历代担任高官，尤其是高级文官，把此政权，寒门子弟上位无期，以致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余风流于唐代，族望为时所尚，山东高门如清流五大姓者，就连皇室也不放在眼里。他们彼此互接姻亲，其他人如要与他们攀亲，需要付出大笔礼金，但仍然不见得能买来他们的尊敬，这无疑是一种很可笑的风俗。因此贞观时为了推崇新朝冠冕，太宗以修订《氏族志》来打击旧有士族势力，规定以李唐皇族为第一等，外戚后族为第二等，原有的山东高门为第三等，不再以家世而以在唐朝的官爵高下定等级。因为李氏和长孙氏原本就是关陇军事贵族，长期掌握军政要权，这次修志并没有引起太大争议，打击了不利于李唐统治的旧门阀，而扶植起在唐朝统一和建立过程中的各位功臣，对于巩固李唐王朝的统治，客观上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然而士族势力根深蒂固，此举并未收尽全功，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元戎功臣，依然按照当时的风俗结亲于豪族，元老重臣和旧有门阀相互结合，把持朝政，由此形成了新的势力，阻碍了寒门子弟的上位之路，也反过来威胁压制到了皇权，永徽六年的立后之争便是双方权力撕扯的一次集中体现。因此，李治在铲除了元老集团之后，也有必要对于士族和寒族的地位作一定调整，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维护已经取得的成果。新上位的官僚渴望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新皇后希望能抬高自己的门第，皇帝需要铲除一切可能对自己的统治构成威胁的势力，诸般作用之下，重修《氏族志》已不可避免。这既是个人欲望的产物，也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新修的《氏族志》被更名为《姓氏录》，以皇族和后族为第一等，同样以当时的官阶高下来排座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被收录。也就是说，即使只是一名士卒甚至出身奴隶，只要有功于国家做到了五品以上的官，名字都可以被收录进《姓氏录》。与《氏族志》相比，《姓氏录》多了100卷，但所列士族少了48姓，1364家，其中还有很多是新兴士族，由此可见这对于旧有门阀的打击是何等沉重！由此引发当时士大夫的不满，被鄙称为“勋格”。然而，一千多家士族特权的丧失却为广大寒门子弟跻身仕途敞开了道路，加快了士庶合流，新旧交融，扩大了统治基础，因此，这一举动极富进步意义，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武后一直被人鄙薄的商人家庭出身现在鲤鱼跃龙门，文水武氏成了天下第一等名门，亡父被追封为周国公，母亲杨氏则被封为代国夫人，后又改封为荣国夫人，品第一，位在王公母妻之上。这样的封号可谓别出心裁，因诰命夫人或从夫贵，或从子贵，而杨氏封号却和亡夫周国公的封号并不匹配，这无疑是向臣民宣布，杨氏并非因嫁了武士彟这位元戎功臣而贵，而是因她生了武皇后这个女儿而贵^_^ 时隔千年，也可约略想象得出她当时那自信满满的神采。然而显庆四年十月为进一步打击士族而下的禁婚诏令却不太成功。此事因李义府向名门士族求婚未果，愤而奏请皇帝严惩这些士族的傲慢自大。原本贞观时期太宗修订《氏族志》之后，不耻于山东衰败门第卖婚附势的风气，要求王子娶妃、公主出嫁都尽量选取元戎功臣的子女，不议山东士族，然而魏征、房玄龄、李绩等仍然争着向山东士族求婚，因此旧望不减，太宗也无可奈何，后来他为李治娶妻也同样选取了太原王氏。李义府含愤上奏，便拿了贞观朝的往事借题发挥，要求高宗秉承太宗的遗志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高宗遇到这类要求自己表现孝道的问题上是从来不含糊的（娶老婆除外），立刻下诏严禁五姓七望互相通婚，是为博陵及清河崔氏、陇西及赵郡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及太原王氏。然而与贵族联姻的风俗根深蒂固，加之又是李义府含愤报复，起因并不光彩，这样强行禁止遭到了人们的莫大反感和抵制。有的偷偷的把女儿送到夫家去，骄傲而清高的贵族女子宁愿终身不嫁，拒绝与外姓通婚。旁枝散叶的破落户甚至会以禁婚家自诩，以抬高门第，索要更多的钱财。终唐一代，娶四姓女都是为世人艳羡的美事。移风易俗便类似大禹治水，只能用疏，而不能用堵的。真正令到贵族豪家让位于寒门子弟的，还是在于科举制的推广和完善。科举制度一般认为起源于隋代。杨坚父子为了摆脱昔日关陇同僚而废除了九品中正制，改用考试的办法来选官。然而隋代的分科考试参加者仍然需要经过官吏的推举，和汉代的察举制并无本质的不同。科举制有别于前代选举法的最根本特点——自由报考的原则，是唐高祖于武德年间确定的。从那以后，读书人不论其出身、地位、财产如何，均可自行报名参加考试，不必有官吏举荐，这一规定，使得人才的选举第一次从制度上超越了门阀阶层，给庶民带来了上位的机会。庶族势力从此迅速发展，唐末士族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科举出身的官僚士大夫代表了整个官僚势力，掌握取士决定权的皇权力量也就达到了最高峰，这也正是科举制能实行千余年之久的原因。而唐太宗对于科举制的贡献，主要在于大兴学校，增设科目书学、算学、律学，对于书法、算术、法律进行考核并量才录用，同时录取人数比前代也大大增加。不过，太宗时代的高官依然主要由士族把持，这一情况在高宗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唐高宗时期宰相中科举出身者的比例急升到了25%，而太宗时期仅为3%左右。此外，高宗在罢免程知节，提拔苏定方、薛仁贵之后，有意尽快实现军队的新老换届，于显庆二年下诏，要求五品以上的京官和各州刺史精心查访军事人才赴东都洛阳参加考试，用制举的形式选拔军事人才。此后又有亲自召见新科进士问询考核，为之后武则天开武举和殿试开创了先例。制度完善，国威也趋于鼎盛。自从灭西突厥之后，西域诸国望风归附，高宗下诏以曹国、拔汗那诸国置州县府127个，大唐疆域进一步扩大，声威已越过葱岭以西，中亚河中诸国尽在其势力范围之内。在东方，苏定方挟百战百胜之威再灭百济，生俘其国主，百济一破，高句丽的覆亡已经指日可待。北方自贞观时期连灭东 突厥和薛彦陀之后，北方已无任何敌对势力，前来朝拜的北方部落据说最远已经接近北极圈地带。而在南方，海南崖州及越南北部一直是大唐的直辖领土，兵锋之锐盛，国威之远振，尤过于太宗时代。而经过贞观、永徽年间的休养生息，市面渐趋繁荣，人口也增殖不少，唐都长安便在这一时期突破了百万之众，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其雍容华贵的国际大都会气象，被日本学者尊称为宇宙之都。大唐帝国如同破云而出的朝阳，绽放出万丈光华的慑人气势。而这广袤而富庶的帝国的统治者，便是高宗李治和他的皇后武媚。那一年，她三十五岁。作为大唐帝国的女主人，武后对于她的新角色充满了新鲜感和责任感。古书上记载的该皇后做的事情固然是一件不落样样亲力亲为，不该皇后做的事情也跃跃欲试力图推陈出新。古中国讲究男耕女织，国家典礼中有皇帝亲耕之礼，以示国家重农。皇后则有先蚕之礼，作为天下妇女劝蚕的榜样。然而这套仪式极之繁琐，提前五天就要斋戒，后殿斋戒三日谓之散斋，正殿斋戒二日谓之致斋，提前三日须预设先蚕坛，凡内外命妇均须出动，恭迎皇后车架出宫。之前只有长孙皇后曾行礼两次，出生贵族的王皇后在任皇后的六年之内从未行过此礼。高宗以为先蚕之礼不可废，永徽三年下制实行，然而皇后不愿去，只好派官员祭祀一番。而武后则从显庆元年开始，先后行礼5次，次数之多为唐代皇后之冠。天不亮就起床，收拾停当披挂整齐，朝服加身钿钗结佩，侍卫开道，享官拜迎，率领内命妇如天子妃嫔太子嫔妾，外命妇如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王妃各位诰命夫人太夫人，浩浩荡荡出宫亲蚕。别人眼中乏味而累人的仪式，武后做来却是兴味盎然乐此不疲，上元二年最后一次天后亲蚕，干脆把文武百官和外邦各国使臣全带了去，场面之壮观，声势之浩大，简直比皇帝祭天还NB，在众人簇拥之下，享受着万人之上的尊荣和威仪，不停地提醒人们她现在是皇后是皇后是皇后……古来名后常有著作传世，华夏自古也有立功立德立言的传统，一向长于文字的武后自也不甘落后，还在做昭仪的时候就写过一篇《女诫》，做了皇后更是创作热情高涨，别人一辈子写了一本书就很了不得了，她一口气就写了八九本，当然大部分是她召集的文学之士所作，经她审定而以她的名义刊行于世，前后有《古今内范》一百卷，《青宫纪要》三十卷，《少阳政范》三十卷，《维城典训》二十卷，《凤楼新诫》二十卷，《孝子传》二十卷，《孝女传》二十卷，《列女传》一百卷，《保傅乳母传》一卷等等，这些书籍大部分着眼于家庭伦理，教导妻子怎么服从丈夫，子女怎么服从父母，当她称帝之后还会继续撰写如《臣轨》、《百僚新诫》等诸般著作共计15种456卷，着眼于君臣义理，教导臣子怎么服从君王。如果要为她这一套武则天系列丛书取一个统一的名字，不妨叫做“怎样做一个好下属”^_^ 武后这一生对文字有一种奇异的激情，不仅喜欢编书，而且喜欢改名称，改年号，改名姓，她似乎深信文字本身就有非凡的魔力，足以驱邪敬神带来运气。讨厌她的人抱怨说这是女人的心血来潮和反复无常，给王皇后这样的弱势人物改姓为蟒显得太不厚道，给突厥默啜可汗改名为斩啜又完全没有半点用处。其实这癖好并非为女子所专有，比如王怡先生写评论文章就爱把朱成虎写成猪成虎，虽然对方一根汗毛也不会少，但至少反映出评论者的愤激心情和坚定立场。按照现代小资的流行观点，言语即是行动的一部分，谓之启蒙，按照这一标准来评判，以武后之精于创造新词和玩弄文字游戏，足可被称为伟大的实干家^_^ 因为她著述之丰足以等身，书中描绘的理想境界绝对完美，而她对于推广自己的大作又向来不遗余力。比如她觉得儿子不听话了，就送他《少阳正范》和《孝子传》，教导他应该怎么做个不要受他人影响、只听妈妈话的孝顺儿子，小白兔乖乖，把门儿开开，妈妈不回来，谁也不能开。觉得大臣们表现不佳，就赐他们每人一本《臣轨》，教导他们应该怎么做个忠心事主的臣子，比如遇到引起民愤的事情应该主动挺身而出承担责任，而让君主保持洁白无瑕的名声。这种风格颇似现在有个风吹草动就发红头文件大家学习与时俱进，倒是先进得很。只是她的倡议有着各类“主义”常犯的毛病，就是缺乏实践性和可操作性，虽然理论上大家都知道有事自己主动站出来顶缸让上司洗干净漂白一定能让上司龙颜大悦，实践上还是没有几个人肯这么干。就算她后来最信任的大臣狄人杰也达不到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以我个人在学习报告的时候常会睡觉的经验，颇怀疑她的儿子和大臣能看进去多少，当然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正如王怡先生所说，“我想说就说，你想听就听。”就算你不听，那也不损害这些著作的伟大和论说者的伟大。武后生命力的旺盛真是叫人叹为观止，实在无事可做的时候，她会把唐代的官署一一取个新名：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中台；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仆射为匡政等等，然后缠着宠溺她的夫皇下诏实行，如同活波好动的主妇没事便把家里的墙纸换一种颜色。这并不是唯一的一次，她做皇帝后又下令把中书门下改称凤阁鸾台，至于何时用方位命名，何时用动物命名，端的只看大小姐心情如何。那个时代收听新闻联播随时紧跟形势一定极之重要，否则就连衙门叫什么都不知道了。一声令下全国人民便得把玫瑰改称百合，一切只是因为是她的意愿，这种感觉想必非常令人愉快和满足^_^李治无疑是极宠她的，显庆四年十月在处置了长孙无忌、局面稳定之后，便放下政事陪老婆大人再赴东都，并衣锦还乡回并州一游，大约打定了主意过二人世界，居然把8岁的太子弘留在京城命太子监国。按照欧美的法律，12岁以下的孩子不能远离父母，这两人倒好，自己去游山玩水留8岁的孩子看家。李弘虽然聪明，可是从未离开过父母，不但不能处理监国大事（纯属废话），而且昼夜啼哭对远行的父母思慕不已，帝后二人在途中得知此事，十分不忍，立刻召太子赴行在，一家人一同前往东都。五年正月，又从东都至并州，直到六月才回东都。这一幕，可以说是武则天不平凡的家庭生活中，最为温馨和谐的一刻。并州（今太原）为李唐龙兴之地，皇帝忙着祭祀高祖皇帝旧宅及当年太原首义时的阵亡将士，皇后则忙着大宴亲戚邻里，亲切接见各位父老乡亲。更因并州是皇后故里的缘故，皇帝特别下诏并州80岁以上的妇女授正五品的郡君，有官名而无职务，但已属破例，可谓给足武后面子。如此扰攘了两个月才打道回东都，正好凉殿的改建工程已竣工，于是改称合璧宫，帝后二人在此避暑，太子弘和两位弟弟贤和显也都承欢膝下，一家人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夏天。16年后同样一个炎炎夏日，这里将是太子弘的毙命之所。上苍给你多少欢乐，就会给你多少痛苦，半点强求不得。忧欢岁月，悲喜人生，或者不能说是报应，而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成功的巅峰必然伴随着高处不胜寒的凄清，只因至尊的王座原不容第二个人染指，所有的温暖和欢乐也只能在未触及最后底线的时候才能拥有。而在显庆五年那个迷人的夏日，蝉声依旧慵懒，笑语依旧开怀，这样琴瑟合鸣父慈子孝的场景，今后将不复存在。一家人至六月才回洛阳宫。心情靓绝的武后也不觉看淡了以往的恩恩怨怨，将当年薄待她们母女的武氏子弟提拔升官。两个同父异母兄弟元庆由右卫郎将迁为司宗少卿，元爽由安州司户参军事迁为内府少监，两个堂兄弟惟良由始州长史迁为司卫少卿，怀运由瀛洲长史迁为淄州刺史，都是从六、七品官连升几级成为四品官，或者从地方幕僚迁为京官，按照大唐制度，算是超迁了。此时杨氏已经以皇后之母的身份被册封为代国夫人，品第一，开家宴置酒欢会，忍不住得意：“颇忆畴昔之事乎？今日之荣贵复如何？”（还记得以前你们怎么对待我们母女的吗？如今皇后以怨报德给你们荣华富贵，你们有什么感想？）如果会做人呢，当然是承认错误，再猛拍一阵马屁了。可是元庆、惟良这些都是骄傲惯了的二世祖，只觉愤怒，年纪最大的惟良便答道：“幸以功臣子位。”（我们是因为身为太原元戎功臣的亲戚而得位，可不是靠皇后。）按照大唐制度太原元从的子弟的确可以做官，然而他们几位的超迁却的确是皇后之意，杨氏见他们如此不识抬举，不禁大怒，立刻进宫告诉女儿。以武后的性格，报复是常理，宽恕才是特例，哪里还忍得住！到手的乌纱帽立即飞掉，元庆出为龙州刺史，元爽为濠州刺史，惟良为始州刺史。其中曾直接薄待她们母女的两个异母兄弟下场比较悲惨，元庆刚到龙州就死了，元爽自濠州又配流振州而死。武后气是出了，她今日含愤杀人，他日未必不会后悔，只因后妃夺权外戚常是一大助力，假以时日，富贵所诱，未必不能化解。若干年后，已经成为大周朝女皇的武媚颇为立储所苦，李昭德一句侄儿不如儿子亲才会这样打动她。她虽给了侄儿武承嗣位极人臣的富贵，但也是他的杀父仇人，而武承嗣是为了富贵愿意给薛怀义执僮仆礼为其牵马执辔的人，女皇怎么有把握把江山给了他之后会仍然对自己毕恭毕敬呢？当然，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显庆时期武媚仍然安于皇后之位，并没有想到要抢班夺权了。不过斥退武氏兄弟一事在当时还是有积极影响的。一般皇后上台都会提拔自己的本家，昔日王皇后也让舅父当上了宰相中书令，武后此举让高宗意外之余不禁大感欣慰，因为长孙无忌的缘故，高宗对外戚一直心存戒心，不管是什么原因，武后斥退外戚都会让他放心之余而对妻子多生一重信任。也就是在这年十月，高宗染上风疾，这种病曾经夺走他母亲的性命，太宗也为其所苦，看来是一种遗传病，严重时目不能视，在太子年幼、李治对朝臣又不信任的情况之下，便把国事交给妻子代为处理。“上或使皇后决之”，“由是始委以政事”，妻子武皇后由此得以代行部分君权，这也是她正式参政议政之始。[1]《资治通鉴* 第二百卷》：冬，十月，上初苦凤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亲族篇之四：长孙无忌的武德贞观时代（上）在写这一篇之前，我是犹豫了很久，不知道把无忌哥哥放到“亲族篇”里合适不合适，毕竟人家可不是姓李的-_-|||。如果说因为他是小李的“姻亲”，所以勉强可以这样归类，那么小李的“姻亲”也太多了，他手里十几个弟弟、十几个妹妹、十几个儿子、二十几个女儿嗖嗖嗖地扔得满天飞，贞观年代的贤臣名将真的很少有逃过这张“皇亲”之网滴^&^。再如果说，因为无忌跟小李一家感情深厚，“与闻家事”，所以这样归类，那其实这种人也不算太少，比如房玄龄，连李承乾当太子时有话不敢跟老爹说都要通过他来转达，可见其参与皇室家务的程度之深。但我要把房伯伯归入小李的“亲族篇”，估计古往今来所有大儒都要一齐吐血痛哭：55555我们好几百年才出一个的贤相楷模啊……那么到底是为什么，长孙无忌在我心里（大概也是在很多人心里），其“亲族”“外戚”的形象总是根深蒂固地远远超过“大臣”“宰相”的形象呢？我们现在列举贞观名臣，文臣方面通常是房谋杜断、魏徽王圭，武将则是李靖徐世绩秦叔宝程咬金，可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里，那星光灿烂的贞观群臣超豪华阵容的领队是人家无忌哥哥也-_-|||。小李即位评功时他就列第一，后来凌烟阁图画上他“面团团”的模样也恭据首位，贞观末年时期就更别说了。“贞观之治”二十三年是君臣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二十三年前后始终纵贯其中的重臣长孙无忌，真可谓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了，何况人家至少还有修订律法等政绩传世呢。要我说，长孙哥哥在贞观年间的作为被后世忽略淡忘，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当然是他下场不好，盖棺时为他定论的那些人也就欣欣然省略掉不少人家在那二十三年之间干的好事了，特别是，当时执史笔的是许敬宗这家伙，他可是出了名的无忌仇家，连小李赐《威凤赋》给无忌这样朝野皆知的事，他都敢公然篡改成赐给尉迟恭，其他的更不用说-_-|||。在这种史有明载“史书靠不住”的情况下，要还原一个人在历史上的真面目，难度就大得多了焉。第二个原因跟无忌哥哥自身的个性有关，即他基本上是个好好先生，善于服从、执行而不善于独立思考和决策，在跟随强势的上级小李时表现尤其明显。这也难怪，长孙兄妹都是从小寄人篱下，虽然好舅舅高士廉绝不至于“虐待”他们，但兄妹俩养成很懂看人眼色的脾性也难免了。（相比之下从小受父母宠爱的小李就真是天不怕地不怕~~）本来为人臣者，有这种个性应该是福非祸，但无忌却不幸地赶上了中国历史上千年一遇的贞观时代，当时的风气和后世的记述重点居然都是“直言敢谏”，鼓励臣子独立思考、说真话、顶撞皇帝。这样一来，一贯紧跟、一贯高举的长孙无忌就因为“跟不上时代潮流”，而被自然地摒除在《贞观政要》等文献大树特树的人臣楷模范围之外了。其实啊，如果仔细读那段历史的话，我们会发现小李身边最亲近的那一群人，也是跟他“私交”最好感情最深厚的，大多都是长孙无忌、房玄龄、唐俭这种好好先生，而不是后世褒扬最烈的倔老头魏徵等。这也很好解释，小李自己是个性子急、直爽外向的人，本来就容易跟别人起冲突，如果身边也都是些一点就着的家伙，他的生活大概就要象烟火大会一样噼哩啪啦精彩响不停了^&^。能够信任、重用魏徵等人，是他作为政治家的清醒和风度表现，但魏大人自己也说小李“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他当然是把自己算成“君子”喽，那么“小人”是谁，大家不妨见仁见智^^。这是性格互补的自然结果，所以我不同意有些人所说的“房玄龄等人是因为太了解小李而不敢进谏，小李本身其实是那种听不进别人意见的人”。——房、长孙和魏徵他们，只是在自身性格、个人经历等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分工不同”罢了，小李用魏徵来使自己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用房、长孙来调节个人生活保持正常心理状态，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很合理的。第三个原因就比较复杂了，值得来好好地探讨一番。我们看通鉴也好，唐书上的无忌传记也好，会发现它们对无忌在贞观年间的事迹记载中，都花了大量笔墨来渲染小李对无忌是多么多么地“好”，顺带提一下长孙家的“外戚避嫌”表现，相比之下对无忌所做的“实事”，以及别人对无忌的评价这些比较“客观”的东西，就着墨很少。这样就很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即无忌本来没什么功劳，威望也不算高，就是因为皇帝喜欢他，皇帝偏心，才把他人为地拔到那么高的位置，然后别人都不服气，无忌只好自动谦虚退让……这种看法……也不能算全错啦TT。首先小李跟无忌的交情之深，那的确是谁也比不上的。说“从小玩到大”可能有点夸张，但至少在两人都是十四五岁的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之时，就常常在一起指点江山（<--小李）激扬文字（<--无忌）了。小李娶了无忌的伟大妹妹后，两人的关系自然更加亲密无间，而且这种感情和关系发生在李家起兵建国前，相对来说“纯洁”得多，几乎没有什么功利色彩，纯是少年人之间的惺惺相惜意气相投。小李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说那段日子在他心头留下了一生的美好印象应该没什么问题。（后来小李对群臣说“无忌就象我的儿子”，在那个时代是很正常的说法，用以比喻感情之深，可我看着却实在有点肉麻：拜托人家就算比你小，也最多小两岁而已啊。。。-_-|||）后来李家起兵，当时身在长安的无忌好不容易逃出来，在长春宫投入了李家父子的温暖怀抱，从此就跟着妹夫好友兼上司的小李一起东征西战。他在开国战争中的功绩并没有留下什么记载，就连虎牢之战前小李力排众议、急需群众支持时也没见他露一小脸（估计当时是不在营中吧，否则以他的“一贯紧跟”作风，怎么着也会投给小李宝贵神圣的一票）。无忌不擅长军事是连小李也承认的，推测他在征战中大概也只是写写文告、检查军纪、陪主帅聊聊天什么的，出谋划策和冲锋陷阵都轮不到他。不过小李绝不肯亏待无忌就是了，打完仗无忌升官升到民部郎中，加爵加为上党县公。接下来，在著名的玄武门事变前，小李身边的文臣武将一一被轰走，通鉴上的原话是“世民腹心唯长孙无忌尚在府中。”这句话粗看之下是有问题的，因为后面紧跟着就是“与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左候车骑将军三水侯君集及尉迟敬德等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难道后面这三位都不算小李的“腹心”？要知道这三位跟小李的关系之密切也全都有长篇大论的史载，这里就不一一复述了。想一想，既然史书这么写，那我们就只能认为：那个时候，小李最信任、最能托付密事的，就只有无忌和前面提到被逐出的房、杜三人而已，别人还真的都没到那个级别呢！只有在最后摊牌时刻，小李才把大家一古脑的都叫了来，而房、杜托故不来时，他解下佩刀交给尉迟吩咐“提头来见”，后来人多有论述这是为了向房杜显示决心，其实啊，我觉得，如果房杜这时候还不识相的话，尉迟是真的会下手喃，因为房杜了解小李那时候的阴私机密太多了嘛-_-|||。象这种场合，也就又得无忌出马了，跟尉迟一起去催请房杜，以示“够级别”，否则别人说什么“王决心已定”，房杜也未必相信呢。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两点来：一是当时的朝野上，主要是建成、元吉包括李渊，恐怕都认为无忌的才能要比房杜差，所以要剪除小李的羽翼，后两人绝不可留，而无忌就马马虎虎睁一眼闭一眼算了，估计他小泥鳅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来；二是小李跟无忌感情之深也是众所周知的事，非到万不得已，李渊建成他们也不愿意对无忌下手，免得把小李逼得太狠闹出大事来（不过后来也没“免”得了啊。。。）再看无忌他们劝说小李过程，也很好玩的：先是劝劝劝，然后小李犹豫犹豫犹豫，于是尉迟发狠说你再不听话我就不跟你玩了，这时候小李还不说话，无忌又硬梆梆加一句说那我也走了啊，小李一下子就急了，说大家好说好商量嘛……印象里个性温和的无忌这样子“逼”小李，一辈子也就两三次，而且都是在同一类事件上，结果呢，每次强势惯了的小李都乖乖地听了大舅子的话……TT如果说少年时纯洁的友情，让无忌在小李心目中留下了完美的“第一印象”，小李娶长孙妹妹为妻的事实，又进一步加深了这对好友的关系，那么无忌在武德朝后期陪伴在小李身边，一直给予他坚定支持和温暖安慰的举动，则无疑为小李终生对无忌爱重信用奠定了无可动摇的基石。按，小李这一辈子其实是比较顺遂的，出身高贵、家教良好、本身聪明绝顶、又有着积极向上的“成功性格”，打仗打成千古名将，治国治出“贞观之治”，五十多年的生命大部分都在明媚阳光中度过^^|||。武德末玄武门之变前那几年，可以说是他这辈子最黑暗的日子了，曾经亲密深厚的父子手足之情被政治利益搞得分崩离析，功业荣耀渐渐远去，处境越来越困难，身边的知交忠属越来越少，到后来什么阿鼠阿猫嫔妃罗艺的都敢过来欺负他一下，在光环中活了二十多年的小李同志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啊？-_-|||能够一直忍过来，除了他自己有毅力之外，长孙兄妹这一外一内的安慰陪伴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吧。锦上添花有什么了不起，小李打了胜仗时、被父亲宠爱信任时匍伏在他脚下献媚的人成堆成堆计，但他失宠之后还在坚持雪中送炭的，可就只有小猫三只两只了，所以也就特别珍贵。不但对无忌如此，你看他对玄武门事变中站在自己一方出现的那些名字，后来始终都抱着特殊的好感，连侯君集造了反都还有特别优待处置。“黄帝得力牧，为五帝先；夏禹得咎繇，为三王祖；齐桓得管仲，为五伯长；朕得公，遂定天下。”这样赞美无忌的话，我们现在来看仍然觉得太过了，但小李就硬是公然这么说了，那就只能说“所与共艰难，赖无忌以免”的事实在心理上给小李的影响太大了。其实呢，我以小人之心揣度，无忌那时候坚定地站在小李一边，并不能说明他人品高尚、对友忠诚、或者政治目光远大，因为他们长孙一家都跟小李的关系太深了嘛，他是别无选择滴。如果小李倒在建成手下，首先长孙妹妹那是不用客气地或者卡嚓或者没入后宫为奴婢了（说不定还会落得和那个杨氏一样……），无忌呢，他又没有李靖、李世绩、魏徵那样“到哪里都能混饭吃”的才能，怎么看建成也没理由饶过他，包括他们的舅父高士廉也一样。所以我说，玄武门之变前那段黑暗日子里无忌对小李的坚定支持，作用巨大、珍贵动人，但不能用“无私”来形容，也远远比不上少年时的友情那么纯洁了。不过，小李大概不在乎这些吧，他所记住的，就是“无论别人怎么样，无忌永远对我好。”（越写越象BL……-_-|||）有惊无险地熬过玄武门，光辉灿烂的贞观朝来临，对于长孙一家来说，那是进入了“说你行你就行”的黄金时代，也就是小李坚持“我要给你”，长孙家推辞“我不敢要”的来回拉锯时期^^|||。双方辩手都为自己的观点举出了种种例证，其中有几个相当著名，我在这里也不复述了。让我感兴趣的是：对于皇帝坚持要对自己的妻兄委以重任的行为，贞观朝那些以耿直闻名的大臣们是什么态度呢？结论是：大多数是模棱两可、不明确表态的态度。我翻看魏徵、王珪、戴胄、张玄素、孙伏伽、马周、于志宁等著名“谏臣”的上疏，没有发现他们对小李任用无忌的事有所劝阻，甚至连“抑外戚”这样暗指的字眼也没看到（当然也可能是我查阅不细漏过了，此处待堪）。他们的谏章包括内容是很广泛的，不但有阻止建宫殿、游猎、征兵这些“公事”，后来连小李偏爱李泰想废承乾这种很阴私化的想法也都提出来批评，所以我不认为他们是因为皇帝偏爱无忌，而不敢去触及这个“敏感话题”。贞观朝当然也有人对外戚问题说三道四，可我们能看到的，几乎全是长孙家的人在推辞官禄时自己说出来当论据的话，唯一一次某甲的奏章到了小李手里，小李还立刻拿给无忌看了，并且断定这个某甲是想居心不正地挑拨离间。基本上全是无头贴子，也难怪人家小李不看重啦。甚至，我在这个系列的前面也提到过一件事，就是头脑简单又喜欢炫耀的李神通叔叔，在小李刚刚登基后跳出来争功。查当时记载，其实小李排列“功劳第一”的好象是无忌哥哥，但李老叔冲出来说“我不服”，不服的却是房玄龄、杜如晦排名比他高，对无忌第一名不表示意见^^|||不过要就此说，朝野上下都很拥护这位国舅宰相，似乎也不是那么回事。魏徵等人固然没说过无忌什么坏话，但也没夸过他什么，而对房玄龄那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恳请小李重用到底。“诸宰相侍宴，上谓王珪曰：‘卿识鉴精通，复善谈论，玄龄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谓与数子何如？”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治剧，众务毕举，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臣不如魏征。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上深以为然，众亦服其确论。”这段有名的史料也很耐人寻思，王珪把那时候小李身边的重臣几乎数落个遍，就是漏了长孙无忌，是他当时不在场？还是小李明令王珪只谈论“玄龄以下”，而无忌位列“玄龄之上”，所以就自动取消入围资格了？反正，我的印象是贞观前期的时候各位宰相重臣之间的关系还是很好的（除了萧瑀这根“劲草”），不过无忌跟他们好象就凑不到一起去。以无忌那种相当温和谨慎、甚至连欧阳询都可以开开他玩笑的个性来看，该不是他自己招摇得惹人烦吧。想必大家都有过这种经验：上学时在班里也好，上班后在办公室里也好，如果某个同学（同事）特别受老师（领导）青睐，那么无论此人本身品行怎么样，其他人都会一致疏远他，我猜无忌在贞观朝也享受到了这样的待遇-_-|||。他的“国舅”地位，他与皇帝的布衣交情，他对于小李本人的贡献，再加上他的才学和法政方面的建树，都是那些正直大臣们不能无视的，所以小李坚持让无忌当宰相，谁也不能就此给他扣“任人唯亲”的大帽子。不过看着明明算不上最好最出众的无忌一路扶摇直上，取得远远超出他自身才能所应有的地位，那些人也不会太服气就是了。于是就在大家心照不宣的沉默之下，长孙无忌陪皇帝聊聊天、喝喝洒、颂颂圣、执行一些事务性工作、修订修订律法，度过了十几年“敬陪首座”的悠闲日子，“只因心混混，所以面团团”，那段时间他大概还是挺幸福的吧，直到……贞观十七年易储大风波起。风疾，按照黄仁宇、王永平等多位学者的观点是指高血压及相关的心脑血管疾病，轻则头晕目眩，视力下降，重则半身不遂，言语不利，死亡率极高。这似乎是李唐皇室的家族遗传病，史籍上明确记载患此症者有7位帝王，即高祖、太宗、高宗、顺宗、穆宗、文宗与宣宗。唐高祖是第一个得"风疾"而死的唐代帝王。据《资治通鉴》贞观九年五月载:"太上皇自去秋得风疾，庚子，崩于垂拱殿"，年71。太宗也有“得风疾,苦京师盛暑”的记载，并曾经把自己服食的药物赐给同样"以风疾废于家"的大臣高季辅。其后的唐顺宗更是因为风疾而导致四肢瘫痪，口不能言，只能靠眼神和点头摇头来表示意见，"太子始得风疾，不能言"，导致继位后朝政为权臣王叔文所把持。穆宗“因得风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闻上起居。”文宗“上始得风疾,不能言。于是王守澄荐昭义行军司马郑注善医;上征注至京师,饮其药,颇有验,遂有宠。”这里讲到唐文宗因为得风疾而口不能言，郑注便是因为治疗有效而得到文宗的宠信，委以腹心，然而郑注才不能任，最后导致了甘露之变的惨剧。有学者甚至认为，唐朝诸帝多患"风疾"之症，很可能就是导致他们耽湎于金丹服饵的一个重要原因。李治的病情不象顺宗那样严重，但经常头疼难忍、目不能视无疑是非常痛苦的，无法正常处理朝政。而他似乎并不真正信任朝臣。前文已经提到，李唐皇族尤其是前期帝王，和朝臣的关系是比较健康的，对功臣待遇优厚，且往往都有一位深受信任、愿意付以国事的宠臣。唐高祖有裴寂，太宗有长孙无忌，玄宗更是因为对李林甫、安禄山信任太过而导致了安史之乱，但这一规律并不适用于高宗。他不是没有由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才华盖世的人才，裴行俭、刘仁轨都是文武双全出将入相的人中龙凤，高宗对他们赞赏重用，却从未到达委以腹心的程度。对于许敬宗，高宗颇为照顾，但也不过是对他在立后事件中对自己支持的回报。只有对李绩，高宗还说得上有点特殊的信任，然而李绩却是从来不过问朝政的人，是否因此才得到了高宗的特殊信任，那就不得而知了。有人认为，高宗之所以常常出尔反尔，也是他生性多疑的结果，并非没有道理。在此情况下，高宗把国事交给颇有政治才能，又主动斥退外戚、表现得毫无私心的武皇后处理，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一决定，应该说不乏合理之处，因为历来后妃干政的虽多，但都无损大局，汉代大权在握的太后皇后不在少数，但不管怎样新帝成年后政权依然会回到皇族手中。而一旦放任权臣坐大，那就是改朝换代的灾难性结局了，这一点，可以从后来玄宗酿成安史之乱得到验证。然而高宗怎么也没想到，他的妻子，实是千百年的第一人，这位巧笑倩兮、婉转承欢的枕边人，最后会成为旷古绝今的女皇帝。对于具有进攻性权威人格的武后来说，这一机会绝对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这个生性聪慧、精力旺盛的女子，从此找到了她生命中最刺激也是最危险的游戏，得以在皇帝的默许甚至支持下参与朝政，和男子一样加入到权力追逐的舞台上来。她向来不是个安分的女子，此时更是如鱼得水，在品尝过杀伐决断、主宰他人生死的滋味之后，她已无法停止内心的渴望与野心。高宗为她打开了那扇门，让她见识到后宫窄小的空间之外，是更为寥廓旷达的天地，而一旦曾经见识过天空的高远，怎么甘心再局促于金丝鸟笼？一旦曾经掌握过万人至上的权柄，谁又甘心再居臣妾，任由他人主宰自己的命运？意淫是弱者的仙丹，无可奈何的小人物，只能靠阿Q精神来自我麻醉，权力则是强者的罂粟，杀伐决断一任于心的称心快意，一旦接触，便如幼狮嗜血，从此步步深陷，再不能回头。通鉴有云：“（显庆五年）冬，十月，上初苦凤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从这里可以看出，皇后理政并非常态，而是在皇帝病重之际偶尔代行君权，而武后处理也颇有分寸，事事按照高宗的意思顺旨而行，因此得到了高宗的信任。然而，武后一度“权与人主侔”仍是暂时性质，她之所以能长时间的掌握朝政，实为高宗不时发病且病势日益加重，以及武后自己乘机刻意发展的结果。高宗自显庆五年风疾发作之后，病情一直不曾好转，同时似乎还染上了肺病，“久婴风瘵，疾与年侵。近者以来，忽焉大渐，翌日之瘳难冀，赐年之福罕邀。” 风是指风疾，瘵多指痨病，也就是肺病，中古时期几乎无药可治，只能长期调养休息，经常服药。据史籍记载，高宗患病之后仍然十分勤政，大臣曾经上书劝谏他保重身体：“天皇昔常服饵，近更躬亲，睿情勤苦，天仪憔悴，若何以万能乘之重，四海之尊，暴露而行，旰日而食者也？”指皇帝经常因病服药，近因勤政，更是憔悴，不宜顶着酷暑长途跋涉劳累不堪。咸亨四年，又患上疟疾，一度病危，下诏太子监国。在久病不愈头疼难忍的情况下，高宗不顾先帝服丹毙命的前车之鉴，开始广征方士，炼丹合药，于开耀元年(681年)服食丹药，然而服饵并没有任何效果，病势反而更加沉重，两年后便去世了。由于病魔缠身，高宗虽欲勤于朝政，然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需要他人代理协助，武后得以在后宫帮他参决朝政。不过高宗当时主要考虑的还是如何训练太子监国理政。太子弘8岁即受命首次监国，到上元二年暴毙于合璧宫，其间15年间先后受命监国10次，有时候高宗甚至没有发病也命他监国，足见对他的重视。只是当时太子还小，许敬宗以太子少师并同三平知西台（中书省）事掌握出旨权和东宫，因此即使太子监国理政，对武后也没有大的妨碍。这一段时光，也就成为武后一生中最平静的日子，没有什么杀戮和血腥。她常因屠戮亲人而被人指责，但在这段时间里倒不是那么峥嵘毕露。对于非自己亲生的几位皇子如杞王上金、雍王素节等，仍然维持着嫡母的风范，并没有明显的迫害举动。其中雍王素节为武后情敌萧淑妃之子，武后未进宫前，他是最为受宠的皇子，被封为雍州牧，京畿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易后易储之后，以他的敏感身份不适合再担任这样的职务，雍州牧由武后次子李贤接任，素节外放为刺史。武后曾以母仪天下的姿态，上表请求让两位皇子赴京团聚，共享天伦，并为萧淑妃的女儿义阳、宣城两位公主请求加封。然而此事之后，皇帝突然下诏，说素节身体有病，今后不必进京朝见。素节其实没病，当然知道事出有因，但也无可奈何，父子之间渐行渐远，已成必然之势。而王皇后的养子废太子梁王忠，被废时只有14岁，现在已渐渐长大，知道的事情越多，恐惧越深入骨髓。常常换上女人的衣服，睡觉经常换地方，以防备刺客，有做梦必定占卜测试吉凶，让法师做法驱吉避凶等等。这样因恐惧心理而表现出来的异常行为，很容易落人口实，光是私交妖人，已是死罪。显庆五年高宗和武后游山玩水回来后不久，便有一位服侍李忠的妇人阿刘，专程前来告密，调查后属实，于是被废为庶人，监禁于黔州。这里是贞观朝废太子承乾病故的地方，也是长孙无忌的毙命之所，阴气森森，充斥着冤魂们的戾气和不祥之兆，庶人忠在极端恐惧中度过了数年，最后因上官仪事件被赐死。[3]阿刘其人，怎么看都像是专门被派去监视梁王忠的，不过据《黜梁王忠为庶人诏》记载：朕初见此言，疑生怨谤，故遣御史大夫（阙）理及中书官属相监推鞫，证见非虚。然其地则人臣，亲则人子，怀奸匿怨，一至於斯。擢论罪，良非所喻，考之大义，应从极罚。皇后情在哀矜，兴言垂涕，再三陈请，特希全宥。朕戚属之中，频亏国典，缅维前载，匪往兹子，属怀於此，犹深愧叹，特宜屈法，降为庶人。其中有“皇后情在哀矜，兴言垂涕，再三陈请，特希全宥。”之句，看来武后在梁王忠一案证据确凿之后，还是做出了慈母的姿态，为挽救忠的性命而向皇帝求情。由此可见武后在初立为后的这段时间里，还是非常重视自己的形象以及与李唐皇族各人的关系。著书立说，斥退外戚，关怀庶子，从各个方面来说，当时的武后呈现在公众眼中的，的确是位无可挑剔的皇后。自从武后杀王皇后和萧淑妃以来，后宫之中已无人再敢与她争宠，唯一例外的是她的姐姐韩国夫人。她仍然常常出入禁中与高宗私会，甚至还带来了她的女儿贺兰氏，高宗胃口很好地一并笑纳，封小侄女兼小情人为魏国夫人。武后不想表现得像一个妒妇，不过韩国夫人不久就消失了，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死的，史书上查不到具体的记载，民间一直流传是被武后毒死的，但很难得到证实。唯一可以知道的是魏国夫人对于武后的确存有敌意。武后对这个小侄女当然也不满意，不过她并没有表现出来，她在等机会。武后跟各位内外命妇的关系也颇为良好，当时为太宗生子的嫔妃在世的已经不多，剩下的纪国太妃韦氏、越国太妃燕氏（武后的表姐），跟武后的关系都很不错。韦氏去世后，她的女儿临川公主因为跟武后爱好相近，也喜欢书法，崇尚佛学，跟武后颇为投缘。她去世后武后亲自为她做赞，推崇她是九族妇德，千载女师，评价很高了。[4] 武后喜欢热闹，常常以各种借口欢宴，引九部伎和散乐百戏入内，召集诸命妇同乐，也借此拉近与诸命妇的关系。由于欢声笑语太强烈，有时甚至引起朝官投诉，皇后开party可不可以到别殿举行，音量小一点点^_^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武后的权势随着高宗病势的日益严重而悄然增长，然而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即使亲密如夫妻，在涉及权力的分割时也难免会有所冲突，波澜不惊的外表下，各种矛盾和冲突也在酝酿和发酵中……[2]《全唐文*大帝遗诏》[3] 《唐大诏令*黜梁王忠为庶人诏》：东台：朕储祉上元，嗣膺景祚，猎先圣之（阙）践至公之道，底罚行赏，御物同归。房州刺史梁王忠，居庶孽之地，在髫之辰，柳遂良（阙）结无忌。频烦进说，劝立东朝。朕以副宫之位，宜遵周道，苟非其人，不可虚立。正以宗臣之寄，仰在诸公，旦夕勤恳，难违其意。及正嫡升储，退居列屏，乐善之事，紊於宾僚，窥怨之词，日盈床第。妇女阿刘，远有陈告，迹其罪状，盖非一涂。乃伪作过所入关，云欲出家逃隐。又令急使数诣京师，觇候两宫，潜问消息，自说妖梦，戴通天冠喜形於色，以邀非望。每召经师，祀龙作福，画千菩萨，愿升本位。每於晨夕著妇人衣，妄有猜疑，云防细作。又嗟叹柳称其为，悼伤韩瑗，情发於词。朕初见此言，疑生怨谤，故遣御史大夫（阙）理及中书官属相监推鞫，证见非虚。然其地则人臣，亲则人子，怀奸匿怨，一至於斯。擢论罪，良非所喻，考之大义，应从极罚。皇后情在哀矜，兴言垂涕，再三陈请，特希全宥。朕戚属之中，频亏国典，缅维前载，匪往兹子，属怀於此，犹深愧叹，特宜屈法，降为庶人。主者施行。[4]《临川郡长公主墓志铭》此时大唐对外征伐的对外征伐的脚步仍未停止。次年苏定方削平百济，生擒百济国主，献俘则天楼。百济一灭，等于斩断了高句丽的一支得力臂膀，高句丽的最终覆亡已经只是时间问题。生性浪漫的苏定方将军（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会拍马屁^_^），更向高宗报告了自己曾于百济灭亡之时登岩试图钓捕池中飞龙，池中果然有龙飞出，经天而去，可惜自己捕获失败云云，至于是否如此，自然无从考证。苏定方当时已经69岁，可见丰富的想象力原非年轻人所独有，高宗时代的老伯伯们厉害的很多^_^ 天降祥瑞，龙出太平，皇帝自然开心得很。既然皇帝喜欢听这样的话，下面的人也就不怕多说一点。很快益州、绵州等地都传来白日见飞龙的消息，绘声绘色的程度可参考莲蓬鬼话的诸多强贴，于是改元龙朔，大赦天下。此时唐王朝国势强盛，威力远披，中亚河中诸国如吐火罗等十六国，连同昔日中亚大国波斯在内，均向唐王朝请求内附，高宗下令以其地置8个都督府76州，全部隶属安西都护府。大唐的疆界于是再度扩张，中亚河中均在其势力范围内，达到了历代中原王朝向西扩张的顶点。北方薛仁贵郑仁泰平定铁勒诸部，设立瀚海都护府和云中都护府，统摄回纥、铁勒诸部。是年三月，春和日丽，皇帝大宴群臣及外邦使者于洛城门，席间高奏起高宗亲自谱写的《一戎大定乐》，140位舞者披甲持槊，同歌八弦同轨乐，象征着高句丽即将平定，天下一统，四海归心，八荒六合，共同臣服于大唐天可汗的皇命之下。境况之盛，不亚于昔年太宗平定东 突厥后高奏《秦王破阵乐》大宴群臣，令突厥可汗跳舞，南蛮酋长赋诗的场面。不知道高宗在做这样的安排时，是否也存有和父亲较劲之心呢？或许是力图走出父亲阴影的情结作祟，或许是受了连番利好消息的刺激，一向文弱的高宗此时也激发起了万丈雄心，亲自点兵30万，水陆分道并进，意欲自为统帅，亲征高句丽！高宗的心思，其实很好理解。他从永徽元年开始足足做了6年的实习皇帝，又花了4年时间才从长孙无忌手中夺回大权，本以为可以大展拳脚，谁没几天就病倒了，实在郁闷得很，急于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来证明自己的能力，重振雄风。然而御驾亲征，非同小可，何况皇帝体弱多病，搞不好辽东战场就要由牛市变熊市，满朝文武都有些着慌，最后由武后出面，抗表谏阻皇帝亲征。后妃进谏唐代并非没有先例，充容徐惠便曾以隋亡为鉴劝谏太宗亲征，这篇文理俱佳的谏书被作为徐惠德才兼备的证据，郑重地收录进了两唐书，可见时人并不以后妃进言为非。而高宗向来比太宗更听老婆话，也可能是他过后想想都觉得自己太激动了，于是就势借梯子下台^_^然而高宗力图有所作为的心思始终不变。不久，又以宰相推荐的官员大多不合己意为由，一口气亲自提拔了十多位官吏。这一举动在其他朝代可能稀松平常，然而按照大唐制度，官吏的任免和升迁大多由宰相掌握，圣旨诏令皆出自中书，只需报知皇帝批准即可，因此往往宰相能够令行如山，皇帝的圣旨反而有拖延的时候。《太平广记》中记载的一个故事颇能给我们以启示：太宗晚年曾一度病危，名医束手，诏令有什么祖传秘方的一律上奏。有河东裴某随例开了一个药方，药到病除。太宗欣喜之余敕付中书，让给裴某一个五品官的官职。宰相逡巡，未敢进拟。没过几天太宗又犯病了，吃药的时候随口问道以前进这药方的裴某得了什么官职，得到的答复是不知道皇帝是想让他做文官还是武官，所以就没有拟旨。太宗觉得自己的权威被人漠视，非常生气，“他救了皇帝的命，给他一个五品官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救的是宰相的命，恐怕当天就升官了！”（治一拨乱天子得活，何不与官？向若治宰相病可，必当日得官。）这个故事未必可靠，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用人权主要集中在宰相手里的事实。皇帝自择破格提升的屈指可数，象高宗这样不征求宰相的意见，一连自择官吏十多人的，实属非常罕见了，可见长孙无忌失势之后，皇权确实有提高了不少。高宗提升了这许多人之后，得意地把名单拿给宰相看，宰相不敢有异议，只能高呼天子圣明了。 [5] 在这一批人里面，有几个比较出名，即司刑太常伯刘祥道，西台侍极上官仪，与太子左中护郝处俊。他们日后都成为反对武后揽权的强硬代表。说高宗提拔他们意在针对武后，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他们都是由高宗亲手破格提拔，因此会比其他大臣更忠诚于李唐皇室吧！从以上事例来看，高宗让武后代为处理国事，确是重病之下不得已而为之，本身并无放权之心，然而这样的撩拨却刺激了武后旺盛的权力欲，另一方面，随着武后地位的稳固，对于高宗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恭敬小心。于是，在击倒了共同的敌人长孙无忌之后，帝后二人之间的裂痕也在悄然出现。令帝后之间矛盾表面化的便是皇后的宠臣李义府。前文已提到，李义府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立武氏为后的大臣，由此受到帝后的另眼相看，恃宠生骄，横行不法。曾垂涎妇人淳于氏的美色，逼令大理寺臣放人，又在被人告发之后逼死该大理寺臣以灭口。此事被御史王义方弹劾，高宗却极力偏袒，赦李义府无罪，却贬黜了王义方。李义府于是更加骄横，他身居中书令，掌握官吏的升迁任免，不知道是不是前半生太过贫贱，他的母亲、妻子、儿子、女婿，都公开卖官鬻爵，其门如市，倾动朝野，另外一名宰相杜正伦看不过眼，屡屡跟他有争执。皇帝以大臣不合为由，将他们二人都贬黜外放，杜正伦为横州刺史，李义府为普州刺史。杜正伦不久就死在了任上，李义府却一直受到皇后的特殊保护，即使被贬外放，皇后也依然常常派人慰问表示关怀。在武后的不住劝解之下，李义府隔年就被重新招回京城，再度拜相。李义府是靠拥立武后才咸鱼翻身的，现在又是靠武后的力量才再度入相，贬黜他乡之时皇后的慰抚让李义府感激涕零，从此之后，在他的心中，只有皇后才是他的真正主子，高宗纵然是一国之君，也再没有丝毫地位。再度飞黄腾达的李猫，行事越发没有顾忌，他的性格原本张狂，第一次见皇帝便可以吟诵“上林多少树，不借一枝栖”的诗句，公开发牢骚抱怨自己怀才不遇，几番沉而复起更认定皇后是自己的保护神，以自己的拥立大功，不管怎么做都有皇后罩得住。强占民田，夺人奴婢，卖官鬻爵，排除异己，搞得民怨沸腾。高宗见他闹得太不像话，就找了他来谈心，语气挺诚恳的：“你的儿子女婿行为很不检点，做了不少违法的事，我还为你遮掩，你最好警告一下他们。”李义府勃然变色，一下子气得脸红脖子粗，恶狠狠地说：“是谁告诉皇帝的？”高宗本来还是好意，不禁动了火：“你只需要告诉我是不是事实，何必管是谁告诉我的？”被皇帝这么一反驳，李义府说不出话来，却没有半点要认错的意思，高宗还没开口叫他退下，他干脆起身自己就走了，把高宗晾在了当场。高宗再也没想到李义府竟然如此轻蔑自己，等他反映过来李义府已经扬长而去了，简直把他起了个半死，长孙无忌当年也没这么跋扈过！“上由是不悦”，那简直是一定的了。不过，仅是大臣对皇帝言辞不恭敬，高宗也不好遽然发作，然而一旦让皇帝动了惩治的心思，基本上那人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机会很快就来了。李义府请了个阴阳术士为自己望气，该术士说李义府宅第之上有不祥之气，屋主必有大狱，必须积财二千万才压得住。李义府十分相信这一套，越发的贪得无厌，四处聚敛。这一次，他把脑筋动到了长孙无忌后人的身上。当时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原本流放岭南，勉强保住性命之后终于回到了洛阳。李义府让儿子出面把长孙延找了来，说是可以为他谋得一个官职，要价竟是七十万。几天之后，果然为他谋得从六品的司津监之职。本来五品以下的官职是不必报知皇帝的，然而涉及到长孙家的后人，那就大不一样了。李义府嚣张跋扈，政敌一大堆，立刻被人弹劾。高宗正等机会发泄心头之恨，刚提起来的刘祥道正好是司刑太常伯，便把这个光荣任务交给他了，命令刘祥道与御史审理，司空李勣监审。这一回，没有派许敬宗上场了。立案之始，武后本来还想救李义府的，毕竟李义府对她一直忠心耿耿，然而高宗决心已定，根本不再给机会，李义府劣迹斑斑，在官在民，对他的愤怒都达到了顶点，武后知道自己已经无能为力，如果再为他力保，可能祸延自身，也就撒手不管了。审讯很快有了结果，每一条都证据确凿，这年夏天，高宗下令李义府除名，流放巂州（今四川省西昌市）；几个儿子和女婿要么流放振州（今海南省三亚市），要么流放庭州（今新疆奇台县），天南海北，各自一方。因为过去李义府沉而复起的经历，颇有官员存着观望之心，东台侍郎薛元超（以前的门下省）便奏请破例让流放中的李义府骑马，而按照唐律，流人是不允许骑马的。薛元超本来是想拍拍这位皇后宠臣的马屁，以后李义府要是又发达了，不就又甜头了么？怎知高宗是真的动了肝火要好好惩办李义府，薛元超正好拍到马腿上，当即给一脚踢飞，发配到了外省去。关于薛元超日后还会提到，这位秦府十八学士之一薛收的儿子，是当时著名的文人，也在武周代唐的关键性一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李义府也算恶名久著了，现在一倒台，朝野同庆，人人喜气洋洋。唐人原本热情外向，当时的言论也比较自由，没有文字狱。当下便有人戏做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的报捷书，唐人对外征讨的主帅通常都按照征伐路线被授予某某道行军总管或者元帅的称号，比如苏定方征西突厥便是伊丽道行军总管，郑仁泰征吐蕃便是青海道行军大总管，因为李义府是河间人，文中便称刘祥道为河间道行军元帅，大破铜山大贼李义府（讽刺李义府贪财）云云，文章采用骈体，嵌金错玉，读来想必好玩得很^_^ 这篇幽默的文文，很快传遍了长安城的大街小巷。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刘祥道，便凭着主审李义府一案，一跃而成为万众偶像，同时，也把自己绑到了武后的对立面上。[5]《新唐书*窦德玄传》：德玄始为高祖丞相府千牛，历太宗时不甚显，高宗以旧臣，自殿中少监为御史大夫，岁中迁司元太常伯。时帝又以源直心为奉常正卿，刘祥道为司刑太常伯，上官仪为西台侍极，郝处俊为太子左中护，凡十余人，皆帝自择，以示宰相李勣等，皆顿首谢。刘祥道不久后被拜为右相（即以前的中书令），坐上了李义府原来的位置，权力追逐，新旧更替，天道依旧森然而漠然地循环着。因李义府的倒台而获益的还有一位，便是以白江口水战而蜚声中外的名将刘仁轨。刘仁轨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便以小小的县尉（从八品下，连七品芝麻官都比他大两级），杖杀骄横不法的某四品折冲都尉，面对贞观天子的责难侃侃而言，最终以刚直敢言折服了天子。这个类似汉光武与强项令董宣的故事并没有流传地很广，因为在他的生命中，有比这更为精彩的篇章。刘仁轨的才华，套用说书先生的话就是二十八宿下凡，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即使是在文武合一潮流化的唐代依然光彩夺目，命运注定他将走得更远。进入高宗时代，他依然保持着贞观时期刚直不阿的性格，在李义府逼杀大理寺臣一案中得罪了这位权臣，由此屡遭陷害，强迫他于风暴起时浮海运粮，导致船毁失期。在李义府“不斩刘仁轨无以谢百姓”的强烈要求下，高宗罢免了他的所有官职，以一介普通士卒的身份，随大军来到百济战场。[6]刘仁轨当时已经60岁，花甲之年身陷囹圄历劫生死，最后白衣从军发配到异域来当炮灰，心情必是难以自抑的沉郁与悲愤。然而祸兮福之所倚，人生际遇就是这样奇妙，这片陌生的大地，最终竟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当时苏定方平定百济之后押送俘虏回国，朝廷另派出王文度为首任都督（即程知节出征西突厥时那位“假传圣旨”贻误战机的副将），不想王文度到任后不久即病逝，百济复叛，并勾结倭国大举反攻唐军。大战在即，唐军却群龙无首，情况一时岌岌可危。高宗虽因政治原因一直对贞观旧臣防范排斥，却并非不识贤愚，当机立断飞诏令刘仁轨代王文度统驭唐军，扫平叛逆与倭寇。圣旨一下，刘仁轨大喜过望，当场跳起来失态地大叫：“这是上天把荣华富贵赐给我这个老汉！”看来唐人无论贤愚不肖，对功名利禄的追求都是毫不掩饰的坦然与张扬，一有机会便拼尽全力抓住不肯放手。无论是许敬宗，还是刘仁轨，都是一样的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雨露就泛滥^_^ 人说唐朝没有真正的隐士，每个人都如此贪恋万丈红尘，渴望投身其中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没有人真正甘心做个冷漠而超脱的旁观者。上古的隐士，是听见帝尧要把江山让给他就去洗耳的，唐人做隐士却是为了去做官，即所谓终南捷径。历代隐逸者的偶像都是傲啸东篱的陶渊明，唐人崇拜的却是高卧东山的谢安，挟妓遨游，诗酒风流，最后在人们的三催四请下出山，立刻便做上宰相，淝水之战大破前秦，救国家出危难，救黎民出水火。这才是唐人憧憬的理想人生，归隐要舒舒服服，喝花酒，泡MM；出山要风风光光，当大官，立大功。至于陶渊明么，学他“采菊东篱下”即可，学他“种豆南山下”万万不成，李白、高适等玩隐居，都是家有良田不去种，或草堂高卧，或终南炼丹，等着大人物来请自己出山的。唐人的享乐主义人生观，从中可见一斑^_^ 这样的价值取向贯穿了有唐一代，胡晓明先生便认为，唐诗里头有一个主要的声音，就是说人在这个世界里要善待自己，要不负此生，不虚此生。人生要尽气尽才，永不舍弃。所以翻阅唐史，我们常会看到唐人那种不能自已的生命力，好像有光有热要燃烧，每个人都是我拿青春赌明天的样子。后妃一有机会就干政，武将一有机会就割据，就连宦官，也是一有机会就弄权的（不要歧视残疾人喔，残疾人也有自我奋斗的权力^_^）。别的朝代出一桩假冒公主案就算很不得了，唐代贫民冒充皇亲国戚的案例层出不穷，女的冒充太后，男的冒充国舅，得一时风光算一时风光。唐律原本宽松，皇帝也比较好说话，发现是冒牌货也不太深究，一般送走了事，绝少有杀头的。故此屡屡有人冒充皇帝尊长，希望过上自己梦寐以求的上层生活，接受天子的尊崇供奉，过把瘾死了也值，何况还不一定死。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出了一桩又一桩，怪不得后世道学先生要提倡“存天理，灭人欲”，教导人们安分守己，不要东想西想，乱说乱动了。说来武则天之所以一旦干政就百折不挠地叛逆到底，最终以女子之身而成为九五至尊，也是受了这种野花拼命开，野草拼命长的时代精神感召吧！刘仁轨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突然天上掉下来这样的大好机会，内心之激动可想而知，当即郑重地请朝廷颁下《唐历》和李唐皇族的宗庙名讳，立下誓言：必将扫平东夷，颁大唐正朔于海表！长风过海，豪情飞扬，刘仁轨严整军纪，辗转作战，所向无敌，杀死百济叛军万余人。这时倭军强力介入，派了二万七千人增援百济，双方在白江口相遇，爆发中日间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唐军四战皆捷，焚烧倭舟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赤。倭军指挥朴市田来津虽“仰天而誓，切齿而衅”，奋勇击杀，直至战死，但亦无力挽回战局。倭海军战败的消息传开，百济境内的倭国陆军也急忙撤回本国，并立即着手增强本国的防务，按日人的话说，“日本从此失去了向东亚大陆扩张的能力”。刘仁轨于是以检校熊津都督的身份与新罗歃血为盟，立誓互不相犯。如果仅仅是这样，唐人有更多传奇式的胜利。刘仁轨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胜利之时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敏锐地察觉出唐军极盛下存在的危机——初唐时赖以创下无敌武功的府兵制已经开始衰落。刘仁轨在给高宗的上书中尖锐指出，往年朝廷募兵，百姓争着应募，希望能凭借军功取得富贵，甚至请求自备衣粮，随军出征，称为“义征”。然而自显庆五年之后吏治败坏，赏罚不公，政府办事效率低下，死者伤者也不能以前那样得到迅速有效的抚慰和安置，因此百姓争相逃亡，军队士气低落。刘仁轨是第一个指出府兵制和临时募兵制已经不能适应当时军事需要的人物，警告说长此下去，如果突然发生战争，唐朝将是没有兵备的国家，一蹴而倒的危险是存在的。府兵制的衰亡是唐代的一件大事，论者多从均田制的破坏或者蛮族强盛单靠府兵已经不足以应付来谈论，然而从刘仁轨的上书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并非根源之所在，高宗时代土地兼并之风并未大起，民间仍有荒地可授田，武功更是处于鼎盛时期，是内政的败坏而导致了制度的废弛。在花团锦簇之下仍能发出这样的盛世危言，刘仁轨确有过人之处。当时唐军因长期战胜而兵骄将悍，军纪下降，苏定方灭西突厥时还比较检点，到了朝鲜半岛便十分残酷，纵兵劫掠，所过之处尸横遍野，十不存一。百济名将黑齿常之因此降而复叛，割据一方。刘仁轨招降黑齿常之，立桥铺路，抚慰黎民，实现了他的誓言：在海外颁布大唐正朔，修建李唐社稷。然后他训练士卒，以便配合唐军北伐高句丽。他的表现让高宗刮目相看，刘仁轨的官职一口气连升六级，实授带方州刺史（今朝鲜半岛的开城），镇守海东。不过更让刘仁轨高兴的消息可能还是老对头李义府的垮台，这个几次三番欲置自己于死地的权臣已失去了昔日的威风权柄，灰溜溜地离开了京城，朝中再不会有人算计作梗，刘仁轨的前途是可以预料的灿烂如锦。人人都很开心，在大唐西起中亚、东至大海的广袤疆土上，武皇后也许是唯一为李义府伤怀的人了。不管怎么说，在天下人对她轻蔑谩骂的时候，李义府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立她为后的人呀。不过她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李义府的张狂和武后对他的纵容也不无关系，高宗不可能对她没有看法，低调处理是十分明智的做法。只有从她登基为帝后对李义府的不断追封和其妻儿加封中，我们才可以约略看出她对这位宠臣的追思之情。在这一心态的驱使下，李义府的儿子李湛得以提升为左羽林将军，掌握禁军。然而世易时移，人心已变，被武皇寄予厚望的李湛却成为李唐复国主义者，张柬之发动神龙宫变，他是主要策划者和参与者之一。女皇退位后被迁居上阳宫，也是由他监守看管。一代女皇最后竟沦为她宠臣之子的阶下囚，可谓一大讽刺。武则天一生精于计算，冷静决绝，凡事利益当头，决不容丝毫怜悯和温情，就是亲身子女当道也决不留情，唯有对于她最需要援手的时刻支持她的六位翊赞功臣还存有那么一点点的眷顾之心，没想到竟然导致了灭顶之灾，情感是政治家的坟墓，诚非虚言。除了情感上的原因，李义府的去职对于初涉政坛的武后来说也是一重打击。原本她居于深宫之内，朝夕得见天颜，正可就近掌控，一旦李治发病，她还可以带行部分君权。李义府掌握中书出旨权，许敬宗掌握门下封驳权，旨意便可畅通无阻地顺利发布，现在随着李义府的倒台，便缺失了重要一环。可以想象武后沮丧的心情，然而面对这样的不利局面，她性格中的稳和忍占了上风，并没有大吵大闹和李治硬碰硬，而是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脱离是非圈，专心巩固自己的地位。龙朔二年，她生下幼子旭伦，即后来的睿宗皇帝，年底即封为殷王。她希望把自己的几个孩子都安排妥当，只因皇子的地位越高，她的后位也就越稳固。孩子也是高宗的，一样疼爱备至，当然不会有什么异议，于是将次子沛王贤封为扬州大都督，周王显为并州大都督，就连襁褓中的殷王旭轮也遥领冀州大都督。麟德元年，又把三岁的旭轮封为单于大都护。年幼的旭轮问道：“孩儿早上去了晚上能回来吗？”高宗道：“去此二千里，回不来的。”旭轮听了便撒娇说：“我不能离开妈妈。”（不能去阿母。）可见武后当时在孩子的心目中甚是可亲，和之后女煞星的形象截然不同了。高宗当然不会让小孩子一个人离开父母前去荒凉无情的大漠，但听见旭轮这样稚气的回答，心是否也会不知不觉地柔软下来呢？武后通过这样的怀柔办法，无形中拉近了她和高宗的距离，然而她对政治始终不能忘情，等到李治火气过去估摸事情已经平息，便开始在外朝物色代言人，以代替李义府掌控中书出旨权。然而武后身居九重深宫，和外朝直接交往的机会并不多，她又没有外戚可以依靠，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代言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看来看去还是一个许敬宗了。许敬宗六十八岁才拜相，对来之不易的富贵珍惜得很，做事较有分寸，李治还是太子时便与他有师生之谊，对他并不反感，许敬宗得以知西台事（即中书省）掌握出旨权，并以太子少师的身份监控东宫。虽然长孙无忌之后，李治已不再任命同一个人出任中书和门下两省要职，但许敬宗身为两朝老臣，位高权重，说话极具分量，门下不敢轻易封驳，也算差强人意了，总比以前李义府总是到处闯祸让她帮忙收拾烂摊子强。李义府的去职是武后向政坛发展后遇到的第一次挫折，却反而激起了她的斗志，这是她选定的道路，她不会回头。骄傲而不服输的强烈个性让她决心继续走下去，一点一点地重新构筑起自己的城池，然而即使聪明如她，也并没有想到，这一次的危机其实并没有过去，等待她的将是更为严峻的挑战。[6]《资治通鉴》卷201乾封元年：初，仁轨为给事中，按毕正义事，李义府怨之，出为青州刺史。会讨百济，仁轨当浮海运粮，时未可行，义府督之，遭风失船，丁夫溺死甚众，命监察御史袁异式往鞫之。义府谓异式曰：“君能办事，勿忧无官。”异式至，谓仁轨曰：“君与朝廷何人为仇，宜早自为计。”仁轨曰：“仁轨当官不职，国有常刑，公以法毙之，无所逃命。若使遽自引决以快仇人，窃所未甘！”乃具狱以闻。异式将行，仍自掣其锁。狱上，义府言于上曰：“不斩仁轨，无以谢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风暴起，非人力所及。”上乃命除名，以白衣从军自效。义府又讽刘仁愿使害之，仁愿不忍杀。汗，填坑了。主要是觉得第八章写得太乱太散了，花了点时间修改了一下，然后续了点。以后速度会加快了。第八章 二圣争锋（整理+续）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元老集团的覆灭是唐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君权与相权之争就此分出了胜负，从此之后，有唐三百年除了张柬之等五王因为拥立中宗之功而短暂的攫取大权之外，相权再也不能构成对君权的威胁，即使位高望重的四朝老臣裴度、工于心计的铁腕宰相如李德裕，也只能依靠君王的信任才得以治理国家。李治经过四年的隐忍和安排，终于成功地摆脱了实习皇帝的尴尬身份，成为权力巅峰唯一的主宰。接下来是一系列的善后问题，魏晋以来长期掌握政权的士族势力将受到进一步打压，以确保皇权的独尊地位。而寒门庶族纷纷上位，挤入权力中心，各政治势力面临重新洗牌的局面。如果说，在废后战争中还需要老臣李绩来一锤定音的话，在和长孙集团较量的斗争就主要是依赖许敬宗、李义府、袁公瑜这些新提拔起来的中下层官员了。他们大多出身寒门，长期郁郁不得志，之所以乐意充当枪手去扳倒长孙无忌等士族高官，自然也期望得到丰厚的回报，不仅是官职上的升迁，社会地位也同样希望能够水涨船高。长孙无忌与李义府、许敬宗地位的互换，并不代表士族与寒门社会地位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如果不从门第等级上对其重新排位，支持者的既得利益就有失而复得的危险。李义府就算位登宰辅，向高门士族求婚时依然受到他们的鄙视和嘲笑，便可为一例。恼羞成怒的李义府因此要求皇帝下令严惩这些以门户自矜的士族高第，许敬宗也上表要求重修《氏族志》。武后因为自身的寒微屡屡被人轻蔑羞辱，对于这一提议给于了最坚决的支持。事实上，许敬宗很可能就是希武后旨而上表的。《氏族志》是太宗贞观年间颁布的一部士庶等级的书籍。士族制度萌始于东汉，确立于曹魏，在南北朝时发展至鼎盛阶段，士族子弟依靠九品中正制历代担任高官，尤其是高级文官，把此政权，寒门子弟上位无期，以致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余风流于唐代，族望为时所尚，山东高门如清流五大姓者，就连皇室也不放在眼里。他们彼此互接姻亲，其他人如要与他们攀亲，需要付出大笔礼金，但仍然不见得能买来他们的尊敬，这无疑是一种很可笑的风俗。因此贞观时为了推崇新朝冠冕，太宗以修订《氏族志》来打击旧有士族势力，规定以李唐皇族为第一等，外戚后族为第二等，原有的山东高门为第三等，不再以家世而以在唐朝的官爵高下定等级。因为李氏和长孙氏原本就是关陇军事贵族，长期掌握军政要权，这次修志并没有引起太大争议，打击了不利于李唐统治的旧门阀，而扶植起在唐朝统一和建立过程中的各位功臣，对于巩固李唐王朝的统治，客观上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然而士族势力根深蒂固，此举并未收尽全功，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元戎功臣，依然按照当时的风俗结亲于豪族，元老重臣和旧有门阀相互结合，把持朝政，由此形成了新的势力，阻碍了寒门子弟的上位之路，也反过来威胁压制到了皇权，永徽六年的立后之争便是双方权力撕扯的一次集中体现。因此，李治在铲除了元老集团之后，也有必要对于士族和寒族的地位作一定调整，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维护已经取得的成果。新上位的官僚渴望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新皇后希望能抬高自己的门第，皇帝需要铲除一切可能对自己的统治构成威胁的势力，诸般作用之下，重修《氏族志》已不可避免。这既是个人欲望的产物，也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新修的《氏族志》被更名为《姓氏录》，以皇族和后族为第一等，同样以当时的官阶高下来排座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被收录。也就是说，即使只是一名士卒甚至出身奴隶，只要有功于国家做到了五品以上的官，名字都可以被收录进《姓氏录》。与《氏族志》相比，《姓氏录》多了100卷，但所列士族少了48姓，1364家，其中还有很多是新兴士族，由此可见这对于旧有门阀的打击是何等沉重！由此引发当时士大夫的不满，被鄙称为“勋格”。然而，一千多家士族特权的丧失却为广大寒门子弟跻身仕途敞开了道路，加快了士庶合流，新旧交融，扩大了统治基础，因此，这一举动极富进步意义，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武后一直被人鄙薄的商人家庭出身现在鲤鱼跃龙门，文水武氏成了天下第一等名门，亡父被追封为周国公，母亲杨氏则被封为代国夫人，后又改封为荣国夫人，品第一，位在王公母妻之上。这样的封号可谓别出心裁，因诰命夫人或从夫贵，或从子贵，而杨氏封号却和亡夫周国公的封号并不匹配，这无疑是向臣民宣布，杨氏并非因嫁了武士彟这位元戎功臣而贵，而是因她生了武皇后这个女儿而贵^_^ 时隔千年，也可约略想象得出她当时那自信满满的神采。然而显庆四年十月为进一步打击士族而下的禁婚诏令却不太成功。此事因李义府向名门士族求婚未果，愤而奏请皇帝严惩这些士族的傲慢自大。原本贞观时期太宗修订《氏族志》之后，不耻于山东衰败门第卖婚附势的风气，要求王子娶妃、公主出嫁都尽量选取元戎功臣的子女，不议山东士族，然而魏征、房玄龄、李绩等仍然争着向山东士族求婚，因此旧望不减，太宗也无可奈何，后来他为李治娶妻也同样选取了太原王氏。李义府含愤上奏，便拿了贞观朝的往事借题发挥，要求高宗秉承太宗的遗志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高宗遇到这类要求自己表现孝道的问题上是从来不含糊的（娶老婆除外），立刻下诏严禁五姓七望互相通婚，是为博陵及清河崔氏、陇西及赵郡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及太原王氏。然而与贵族联姻的风俗根深蒂固，加之又是李义府含愤报复，起因并不光彩，这样强行禁止遭到了人们的莫大反感和抵制。有的偷偷的把女儿送到夫家去，骄傲而清高的贵族女子甚至终身不嫁，拒绝与外姓通婚。旁枝散叶的破落户甚至会以禁婚家自诩，以致抬高门第，索要更多的钱财。终唐一代，娶五姓女都是为世人艳羡的美事。像这类事情，便类似大禹治水，只能用疏，而不能用堵的。真正令到贵族豪家让位于寒门子弟的，还是在于科举制的推广和完善。科举制度一般认为起源于隋代。杨坚父子为了摆脱昔日关陇同僚而废除了九品中正制，改用考试的办法来选官。然而隋代的分科考试参加者仍然需要经过官吏的推举，和汉代的察举制并无本质的不同。科举制有别于前代选举法的最根本特点——自由报考的原则，是唐高祖武德年间确定的。从那以后，读书人不论其出身、地位、财产如何，均可自行报名参加考试，不必有官吏举荐，这一规定，使得人才的选举第一次从制度上超越了门阀阶层，给庶民带来了上位的机会。从中唐开始，庶族势力迅速发展，唐末士族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科举出身的官僚士大夫代表了整个官僚势力，掌握取士决定权的皇权力量也就达到了最高峰，这也正是科举制能实行千余年之久的原因。而唐太宗对于科举制的贡献，主要在于大兴学校，增设科目书学、算学、律学，对于书法、算术、法律进行考核并量才录用，同时录取人数比前代也大大增加。不过，太宗时代的高官依然主要由士族把持，这一情况在高宗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唐高宗时期宰相中科举出身者的比例急升到了25%，而太宗时期仅为3.4%左右。此外，高宗在罢免程知节，提拔苏定方、薛仁贵之后，有意尽快实现军队的新老换届，于显庆二年下诏，要求五品以上的京官和各州刺史精心查访军事人才赴东都洛阳参加考试，用制举的形式选拔军事人才。此后又有亲自召见新科进士问询考核，为之后武则天开武举和殿试开创了先例。制度完善，国威也趋于鼎盛。自从灭西突厥之后，西域诸国望风归附，高宗下诏以曹国、拔汗那诸国置州县府127个，大唐疆域进一步扩大，声威已达葱岭以西。龙朔元年，随着昔日中亚大国波斯在内的河中十六国内附于唐王朝，中亚河中均纳入大唐的势力范围之内，疆域已经达到了历代中原王朝向西扩张的顶点。在东方，苏定方挟百战百胜之威再灭百济，生俘其国主，百济一破，高句丽的覆亡已经指日可待。北方自贞观时期连灭东 突厥和薛彦陀之后，北方已无任何敌对势力，前来朝拜的国家远至库页岛及叶里塞河上游，声威之所及，犹过于蒙古时代。而在南方，海南崖州及越南北部一直是大唐的直辖领土，兵锋之锐盛，国威之远振，甚至超过了大唐太宗时代。而经过贞观、永徽年间的休养生息，市面渐趋繁荣，人口也增殖不少，唐都长安便在这一时期突破了百万之众，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其雍容华贵的国际大都会气象，被日本学者尊称为宇宙之都。大唐帝国如同破云而出的骄阳，展现出光华万丈的慑人气势。而这广袤而富庶的帝国的统治者，便是高宗李治和他的皇后武媚。那一年，她三十五岁。在和长孙集团决战的过程中，高宗自然是起着主导作用，自始至终掌握着事件的进程，然而如果没有武后的有力推动和出谋献策，事情不会解决地那么完美迅捷。她所表现出来的洞察力和政治才华，让李治不知不觉地越来越依赖这个姐姐似的女人，也让她在华颜老去之后，地位反而更加巩固。她已经不再只是一个以色事人的宠妃，或者仅仅是皇太子的生母，而成为高宗的政治伙伴、参谋，甚至军师。每一重身份的增加，都为她后位加多一重保险。而铲除长孙无忌一事，虽然让天下人知道新皇后厉害，但毕竟只是侧面影响，她久居于深宫之中，行事大多假手于人，与外朝并无直接恩怨，政敌其实并不多。此时的武则天，已经是三个皇子的母亲，后宫经过一番整肃，已无人再敢与她争宠，外朝有中书令李义府、侍中许敬宗作为外援，皇后的地位，可以说是坚如磐石，跟以前的王皇后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作为大唐帝国的女主人，武后对于她的新角色充满了新鲜感和责任感。古书上记载的该皇后做的事情固然是一件不落样样亲力亲为，不该皇后做的事情也跃跃欲试力图推陈出新。古中国讲究男耕女织，国家典礼中有皇帝亲耕之礼，以示国家重农。皇后则有先蚕之礼，作为天下妇女劝蚕的榜样。然而这套仪式极之繁琐，提前五天就要斋戒，后殿斋戒三日谓之散斋，正殿斋戒二日谓之致斋，提前三日须预设先蚕坛，凡内外命妇均须出动，恭迎皇后车架出宫。之前只有长孙皇后曾行礼两次，出生贵族的王皇后在任皇后的六年之内从未行过此礼。高宗以为先蚕之礼不可废，永徽三年下制实行，然而皇后不愿去，只好派官员祭祀一番。而武后则从显庆元年开始，先后行礼5次，次数之多为唐代皇后之冠。天不亮就起床，收拾停当披挂整齐，朝服加身钿钗结佩，侍卫开道，享官拜迎，率领内命妇如天子妃嫔太子嫔妾，外命妇如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王妃各位诰命夫人太夫人，浩浩荡荡出宫亲蚕。别人眼中乏味而累人的仪式，武后做来却是兴味盎然乐此不疲，上元二年最后一次天后亲蚕，干脆把文武百官和外邦各国使臣全带了去，场面之壮观，声势之浩大，简直比皇帝祭天还NB，在众人簇拥之下，享受着万人之上的尊荣和威仪，不停地提醒人们她现在是皇后是皇后是皇后……古来名后常有著作传世，华夏自古也有立功立德立言的传统，一向长于文字的武后自也不甘落后，还在做昭仪的时候就写过一篇《女诫》，做了皇后更是创作热情高涨，别人一辈子写了一本书就很了不得了，她一口气就写了八九本，当然大部分是她召集的文学之士所作，经她审定而以她的名义刊行于世，前后有《古今内范》一百卷，《青宫纪要》三十卷，《少阳政范》三十卷，《维城典训》二十卷，《凤楼新诫》二十卷，《孝子传》二十卷，《孝女传》二十卷，《列女传》一百卷，《保傅乳母传》一卷等等，这些书籍大部分着眼于家庭伦理，教导妻子怎么服从丈夫，子女怎么服从父母，当她称帝之后还会继续撰写如《臣轨》、《百僚新诫》等诸般著作共计15种456卷，着眼于君臣义理，教导臣子怎么服从君王。如果要为她这一套武则天系列丛书取一个统一的名字，不妨叫做“怎样做一个好下属”^_^ 武后这一生对文字有一种奇异的激情，不仅喜欢编书，而且喜欢改名，改年号，改名字，她似乎深信文字本身就有非凡的魔力，足以驱邪敬神带来运气。讨厌她的人抱怨说这是女人的心血来潮和反复无常，给王皇后这样的弱势人物改姓为蟒显得太不厚道，给突厥默啜可汗改名为斩啜又完全没有半点用处。其实这癖好并非为女子所专有，比如王怡先生写评论文章就爱把朱成虎写成猪成虎，虽然对方一根汗毛也不会少，但至少反映出评论者的愤激心情和坚定立场。按照现代小资的流行观点，言语即是行动的一部分，谓之启蒙，按照这一标准来评判，以武后之精于创造新词和玩弄文字游戏，足可被称为伟大的实干家^_^ 因为她著述之丰足以等身，书中描绘的理想境界绝对完美，而她对于推广自己的大作又向来不遗余力。比如她觉得儿子不听话了，就送他《少阳正范》和《孝子传》，教导他应该怎么做个不要受他人影响、只听妈妈话的孝顺儿子，小白兔乖乖，把门儿开开，妈妈不回来，谁也不能开。觉得大臣们表现不佳，就赐他们每人一本《臣轨》，教导他们应该怎么做个忠心事主的臣子，比如遇到引起民愤的事情应该主动挺身而出承担责任，而让君主保持洁白无瑕的名声。这种风格颇似现在有个风吹草动就发红头文件大家学习与时俱进，倒是先进得很。只是她的倡议有着各类“主义”常犯的毛病，就是缺乏实践性和可操作性，虽然理论上大家都知道有事自己主动站出来顶缸让上司洗干净漂白一定能让上司龙颜大悦，实践上还是没有几个人肯这么干。就算她后来最信任的大臣狄人杰也达不到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以我个人在学习报告的时候常会睡觉的经验，颇怀疑她的儿子和大臣能看进去多少，当然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正如王怡先生所说，“我想说就说，你想听就听。”就算你不听，那也不损害这些著作的伟大和论说者的伟大。除了著书立说之外，武后也竭力跟各位内外命妇搞好关系，以确立自己和蔼可亲的公众形象。当时为太宗生子的嫔妃在世的已经不多，剩下的纪国太妃韦氏、越国太妃燕氏（武后的表姐），跟武后的关系都很不错。韦氏去世后，她的女儿临川公主因为跟武后爱好相近，也喜欢书法，崇尚佛学，跟武后颇为投缘。她去世后武后亲自为她做赞，推崇她是九族妇德，千载女师，评价很高了。[1] 武后喜欢热闹，常常以各种借口欢宴，引九部伎和散乐百戏入内，召集诸命妇同乐，也借此拉近与诸命妇的关系。由于欢声笑语太强烈，有时甚至引起朝官投诉，皇后开party可不可以到别殿举行，音量小一点点^_^武后生命力的旺盛真是叫人叹为观止，实在无事可做的时候找不到事情做，她会把唐代的官署一一取个新名：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中台；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仆射为匡政等等，然后缠着宠溺她的夫皇下诏实行，如同活波好动的主妇没事便把家里的墙纸换一种颜色。这并不是唯一的一次，她做皇帝后又下令把中书门下改称凤阁鸾台，至于何时用方位命名，何时用动物命名，端的只看大小姐心情如何。那个时代收听新闻联播随时紧跟形势一定极之重要，否则就连衙门叫什么都不知道了。一声令下全国人民便得把玫瑰改称百合，一切只是因为是她的意愿，这种感觉想必非常令人愉快和满足^_^李治无疑是极宠她的，显庆四年十月在处置了长孙无忌、局面稳定之后，便放下政事陪老婆大人再赴东都，并衣锦还乡回并州一游，大约打定了主意过二人世界，居然把8岁的太子弘留在京城命太子监国。按照欧美的法律，12岁以下的孩子不能远离父母，这两人倒好，自己去游山玩水留8岁的孩子看家。李弘虽然聪明，可是从未离开过父母，不但不能处理监国大事（纯属废话），而且昼夜啼哭对远行的父母思慕不已，帝后二人在途中得知此事，十分不忍，立刻召太子赴行在，一家人一同前往东都。五年正月，又从东都至并州，直到六月才回东都。这一幕，可以说是武则天不平凡的家庭生活中，最为温馨和谐的一刻。并州（今太原）为李唐龙兴之地，皇帝忙着祭祀高祖皇帝旧宅及当年太原首义时的阵亡将士，皇后则忙着大宴亲戚邻里，亲切接见各位父老乡亲。更因并州是皇后故里的缘故，皇帝特别下诏并州80岁以上的妇女授正五品的郡君，有官名而无职务，但已属破例，可谓给足武后面子。如此扰攘了两个月才打道回东都，正好凉殿的改建工程已竣工，于是改称合璧宫，帝后二人在此避暑，太子弘和两位弟弟贤和显也都承欢膝下，一家人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夏天。16年后同样一个炎炎夏日，这里将是太子弘的毙命之所。上苍给你多少欢乐，就会给你多少痛苦，半点强求不得。忧欢岁月，悲喜人生，或者不能说是报应，而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成功的巅峰必然伴随着高处不胜寒的凄清，只因至尊的王座原不容第二个人染指，所有的温暖和欢乐也只能在未触及最后底线的时候才能拥有。而在显庆五年那个迷人的夏日，蝉声依旧慵懒，笑语依旧开怀，这样琴瑟合鸣父慈子孝的场景，今后将不复存在。一家人至六月才回洛阳宫。心情靓绝的武后也不觉看淡了以往的恩恩怨怨，将当年薄待她们母女的武氏子弟提拔升官。两个同父异母兄弟元庆由右卫郎将迁为司宗少卿，元爽由安州司户参军事迁为内府少监，两个堂兄弟惟良由始州长史迁为司卫少卿，怀运由瀛洲长史迁为淄州刺史，都是从六、七品官连升几级成为四品官，或者从地方幕僚迁为京官，按照大唐制度，算是超迁了。此时杨氏已经以皇后之母的身份被册封为代国夫人，品第一，开家宴置酒欢会，忍不住得意：“颇忆畴昔之事乎？今日之荣贵复如何？”（还记得以前你们怎么对待我们母女的吗？如今皇后以怨报德给你们荣华富贵，你们有什么感想？）如果会做人呢，当然是承认错误，再猛拍一阵马屁了。可是元庆、惟良这些都是骄傲惯了的二世祖，只觉愤怒，年纪最大的惟良便答道：“幸以功臣子位。”（我们是因为身为太原元戎功臣的亲戚而得位，可不是靠皇后。）按照大唐制度太原元从的子弟的确可以做官，然而他们几位的超迁却的确是皇后之意，杨氏见他们如此不识抬举，不禁大怒，立刻进宫告诉女儿。以武后的性格，报复是常理，宽恕才是特例，哪里还忍得住！到手的乌纱帽立即飞掉，元庆出为龙州刺史，元爽为濠州刺史，惟良为始州刺史。其中曾直接薄待她们母女的两个异母兄弟下场比较悲惨，元庆刚到龙州就死了，元爽自濠州又配流振州而死。武后气是出了，她今日含愤杀人，他日未必不会后悔，只因后妃夺权外戚常是一大助力，假以时日，富贵所诱，未必不能化解。若干年后，已经成为大周朝女皇的武媚颇为立储所苦，李昭德一句侄儿不如儿子亲才会这样打动她。她虽给了侄儿武承嗣位极人臣的富贵，但也是他的杀父仇人，而武承嗣是为了富贵愿意给薛怀义执僮仆礼为其牵马执辔的人，女皇怎么有把握把江山给了他之后会仍然对自己毕恭毕敬呢？当然，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显庆时期武媚仍然安于皇后之位，并没有想到要抢班夺权了。不过斥退武氏兄弟一事在当时还是有积极影响的。一般皇后上台都会提拔自己的本家，昔日王皇后也让舅父当上了宰相中书令，武后此举让高宗意外之余不禁大感欣慰，因为长孙无忌的缘故，高宗对外戚一直心存戒心，不管是什么原因，武后斥退外戚都会让他放心之余而对妻子多生一重信任。也就是在这年十月，高宗染上风疾，这种病曾经夺走他母亲的性命，太宗也为其所苦，看来是一种遗传病，严重时目不能视，在太子年幼、李治对朝臣又不信任的情况之下，便把国事交给妻子代为处理。“上或使皇后决之”，“由是始委以政事”，妻子武皇后由此得以代行部分君权，这也是她正式参政议政之始。风疾，按照黄仁宇、王永平等多位学者的观点是指高血压及相关的心脑血管疾病，轻则头晕目眩，视力下降，重则半身不遂，言语不利，死亡率极高。这似乎是李唐皇室的家族遗传病，史籍上明确记载患此症者有7位帝王，即高祖、太宗、高宗、顺宗、穆宗、文宗与宣宗。唐高祖是第一个得"风疾"而死的唐代帝王。据《资治通鉴》贞观九年五月载:"太上皇自去秋得风疾，庚子，崩于垂拱殿"，年71。太宗也有“得风疾,苦京师盛暑”的记载，并曾经把自己服食的药物赐给同样"以风疾废于家"的大臣高季辅。其后的唐顺宗更是因为风疾而导致四肢瘫痪，口不能言，只能靠眼神和点头摇头来表示意见，"太子始得风疾，不能言"，导致继位后朝政为权臣王叔文所把持。穆宗“因得风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闻上起居。”文宗“上始得风疾,不能言。于是王守澄荐昭义行军司马郑注善医;上征注至京师,饮其药,颇有验,遂有宠。”这里讲到唐文宗因为得风疾而口不能言，郑注便是因为治疗有效而得到文宗的宠信，委以腹心，然而郑注才不能任，最后导致了甘露之变的惨剧。有学者甚至认为，唐朝诸帝多患"风疾"之症，很可能就是导致他们耽湎于金丹服饵的一个重要原因。李治的病情不象顺宗那样严重，但经常头疼难忍、目不能视无疑是非常痛苦的，无法正常处理朝政。而他似乎并不真正信任朝臣。前文已经提到，李唐皇族尤其是前期帝王，和朝臣的关系是比较健康的，对功臣待遇优厚，且往往都有一位深受信任、愿意付以国事的宠臣。唐高祖有裴寂，太宗有长孙无忌，玄宗更是因为对李林甫、安禄山信任太过而导致了安史之乱，但这一规律并不适用于高宗。他不是没有由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才华盖世的人才，裴行俭、刘仁轨都是文武双全出将入相的人中龙凤，高宗对他们赞赏重用，却从未到达委以腹心的程度。对于许敬宗，高宗颇为照顾，但也不过是对他在立后事件中对自己支持的回报。只有对李绩，高宗还说得上有点特殊的信任，然而李绩却是从来不过问朝政的人，是否因此才得到了高宗的特殊信任，那就不得而知了。有人认为，高宗之所以常常出尔反尔，也是他生性多疑的结果，并非没有道理。在此情况下，高宗把国事交给颇有政治才能，又主动斥退外戚、表现得毫无私心的武皇后处理，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一决定，应该说不乏合理之处，因为历来后妃干政的虽多，但都无损大局，汉代大权在握的太后皇后不在少数，但不管怎样新帝成年后政权依然会回到皇族手中。而一旦放任权臣坐大，那就是改朝换代的灾难性结局了，这一点，可以从后来玄宗酿成安史之乱得到验证。然而高宗怎么也没想到，他的妻子，实是千百年的第一人，这位巧笑倩兮、婉转承欢的枕边人，竟然会成为李唐王朝的掘墓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李治依靠舅父长孙无忌的帮助得到了帝位，依靠李绩、李义府等寒门庶族收拾了长孙无忌，然而，他依然不是最后的胜利者。就这样，李治在把天下最尊贵的后位奉送给武媚之后，又把她一手推上了政治舞台。这样可遇而不可求的好运气，便落到了武媚的头上。这个生性聪慧、精力旺盛的女子，从此找到了她生命中最刺激也是最危险的游戏，得以在皇帝的默许甚至支持下参与朝政，和男子一样加入到权力追逐的舞台上来。由于李治的不放心，武后需要把处理结果报告给李治，经他同意后再下旨，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倒给了她一个难得的实习机会。如同长孙无忌当年手把手地教导李治一样，李治也在无意中成了武则天的指导老师，她的处事经验和政治智慧，便这样一点一滴地积累了起来，成为她日后君临天下最可宝贵的资本。曾经有人质疑过，如果李治不是这样的多疑不信任朝臣，武后是否还能得到参政的机会？如果李治就这么一病不起，就算武后母以子贵得以执政，根基尚浅的她能否斗得过众多朝臣？然而历史没有如果，所有偶然的必然的因素，都在不住地雕塑着她的生命，引领她面对她唯一的命运，走上那条惊心动魄而又令人目眩神驰的王者之路——她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旷古绝境的女皇帝，是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通鉴有云：“（显庆五年）冬，十月，上初苦凤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从这里可以看出，皇后理政并非常态，而是在皇帝病重之际偶尔代行君权，而武后处理也颇有分寸，事事按照高宗的意思顺旨而行，因此得到了高宗的信任。然而，武后一度“权与人主侔”仍是暂时性质，她之所以能长时间的掌握朝政，实为高宗不时发病且病势日益加重，以及武后自己乘机刻意发展的结果。她向来不是个安分的女子，此时更是如鱼得水，在品尝过杀伐决断、主宰他人生死的滋味之后，她已无法停止内心的渴望与野心。高宗为她打开了那扇门，让她见识到后宫窄小的空间之外，是更为寥廓旷达的天地，而一旦曾经见识过天空的高远，怎么甘心再局促于金丝鸟笼？一旦曾经掌握过万人至上的权柄，又怎么甘心再居臣妾，任由他人主宰自己的命运？意淫是弱者的仙丹，无可奈何的小人物，只能靠阿Q精神来自我麻醉，权力则是强者的罂粟，杀伐决断一任于心的称心快意，一旦接触，便如幼狮嗜血，从此步步深陷，再不能回头。武后的思路很清晰，在后宫无人敢于她争宠的情况下，她自己可以直接控制皇帝，而宰相李义府、许敬宗则可以控制中枢。其中李义府作为中书令掌握出旨权，许敬宗作为侍中掌握封驳权，旨意便可畅通无阻地顺利下达。而高宗自显庆五年风疾发作之后，病情一直不曾好转，同时似乎还染上了肺病，“久婴风瘵，疾与年侵。近者以来，忽焉大渐，翌日之瘳难冀，赐年之福罕邀。”[2] 风是指风疾，瘵多指痨病，也就是肺病，中古时期几乎无药可治，只能长期调养休息，经常服药。据史籍记载，高宗患病之后仍然十分勤政，大臣曾经上书劝谏他保重身体：“天皇昔常服饵，近更躬亲，睿情勤苦，天仪憔悴，若何以万能乘之重，四海之尊，暴露而行，旰日而食者也？”指皇帝经常因病服药，近因勤政，更是憔悴，不宜顶着酷暑长途跋涉劳累不堪。咸亨四年，又患上疟疾，一度病危，下诏太子监国。在久病不愈头疼难忍的情况下，高宗不顾先帝服丹毙命的前车之鉴，开始广征方士，炼丹合药，于开耀元年(681年)服食丹药，然而服饵并没有任何效果，病势反而更加沉重，两年后便去世了。由于病魔缠身，高宗虽欲勤于朝政，然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需要他人代理协助，武后的权势便随着高宗病势的日益严重而悄然增长。这一情况，高宗也有所察觉，他很不是滋味地发现，皇后说话是越来越管用了。有道是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即使亲密如夫妻，在涉及权力的分割时也难免会有所冲突。体内流淌着塞外鲜卑族狂放野性的血液，李唐皇族为争夺帝位血亲厮杀之残酷是出了名的。作为大唐帝国第三代领导人的李治，承接着李唐皇族既多情又狠辣的特点，虽因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行事不免优柔寡断，多思多愁，然而凡事以自己的利益当头、权势为上的心思，较之前代帝王并无二致。虽然让皇后代行君权是他自己的主意，然而一旦喧宾夺主可不是他乐意看到的，因此只要身体稍好，他便会亲自主理政事，力图独掌大权。此时大唐对外征伐的对外征伐的脚步仍未停止。次年苏定方削平百济，生擒百济国主，献俘则天楼。百济一灭，等于斩断了高句丽的一支得力臂膀，高句丽的最终覆亡已经只是时间问题。生性浪漫的苏定方将军（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会拍马屁^_^），更向高宗报告了自己曾于百济灭亡之时登岩试图钓捕池中飞龙，池中果然有龙飞出，经天而去，可惜自己捕获失败云云，至于是否如此，自然无从考证。苏定方当时已经69岁，可见丰富的想象力原非年轻人所独有，高宗时代的老伯伯们厉害的很多^_^ 天降祥瑞，龙出太平，皇帝自然开心得很。既然皇帝喜欢听这样的话，下面的人也就不怕多说一点。很快益州、绵州等地都传来白日见飞龙的消息，绘声绘色的程度可参考莲蓬鬼话的诸多强贴，于是改元龙朔，大赦天下。是年三月，春和日丽，皇帝大宴群臣及外邦使者于洛城门，席间高奏起高宗亲自谱写的《一戎大定乐》，140位舞者披甲持槊，同歌八弦同轨乐，象征着高句丽即将平定，天下一统，四海归心，八荒六合，共同臣服于大唐天可汗的皇命之下。境况之盛，不亚于昔年太宗平定东 突厥后高奏《秦王破阵乐》大宴群臣，令突厥可汗跳舞，南蛮酋长赋诗的场面。不知道高宗在做这样的安排时，是否也存有和父亲较劲之心呢？或许是受了连番利好消息的刺激，或许是太想证明自己的能力，一向文弱的高宗此时也激发起了万丈雄心，亲自点兵30万，水陆分道并进，意欲自为统帅，亲征高句丽！高宗的心思，其实很好理解。他从永徽元年开始足足做了6年的实习皇帝，又花了4年时间才从长孙无忌手中夺回大权，本以为可以大展拳脚，谁没几天就病倒了，实在郁闷得很，急于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来重振雄风。然而御驾亲征，非同小可，何况皇帝体弱多病，搞不好辽东战场就要由牛市变熊市，满朝文武都有些着慌，最后由武后出面，抗表谏阻皇帝亲征。后妃进谏唐代并非没有先例，充容徐惠便曾以隋亡为鉴劝谏太宗亲征，这篇文理俱佳的谏书被作为徐惠德才兼备的证据，郑重地收录进了两唐书，可见时人并不以后妃进言为非。而高宗向来比太宗更听老婆话，也可能是他过后想想都觉得自己太激动了，于是就势借梯子下台^_^仍然不甘心。高句丽是不去了，毕竟战场凶险不是好玩的，但总还可以做点别的什么吧。不久，高宗便以宰相推荐的官员大多不合己意为由，一口气亲自提拔了十多位官吏。这一举动在其他朝代可能稀松平常，然而按照大唐制度，官吏的任免和升迁大多由宰相掌握，圣旨诏令皆出自中书，只需报知皇帝批准即可，因此往往宰相能够令行如山，皇帝自择破格提升的屈指可数。象高宗这样不征求宰相的意见，一连自择官吏十多人的，实属非常罕见了，可见长孙无忌失势之后，皇权确实有提高了不少。高宗提升了这许多人之后，得意地把名单拿给宰相看，宰相不敢有异议，只能高呼天子圣明了。 [3] 在这一批人里面，有几个比较出名，即司刑太常伯刘祥道，西台侍极上官仪，与太子左中护郝处俊。他们日后都成为反对武后揽权的强硬代表。说高宗提拔他们意在针对武后，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他们都是由高宗亲手破格提拔，因此会比其他大臣更忠诚于李唐皇室吧！从以上事例来看，高宗让武后代为处理国事，确是重病之下不得已而为之，本身并无放权之心，然而这样的撩拨却刺激了武后旺盛的权力欲，另一方面，随着武后地位的稳固，对于高宗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恭敬小心。于是，在击倒了共同的敌人长孙无忌之后，帝后二人之间的裂痕也在悄然出现。对于高宗加强帝王权威的种种举措，朝臣们大多山呼万岁，未敢有丝毫不恭，只有一人胆敢不以为意，用一种嘲弄而轻蔑的目光，打量着高高在上的皇帝。这个大胆而任性的家伙，便是皇后的宠臣李义府。他高傲而放肆的态度，终于让高宗的愤怒一发不可遏制，不仅为李义府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也令帝后之间的矛盾，浮上了水面。前文已提到，李义府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立武氏为后的大臣，由此受到帝后的另眼相看，恃宠生骄，横行不法。曾垂涎妇人淳于氏的美色，逼令大理寺臣放人，又在被人告发之后逼死该大理寺臣以灭口。此事被御史王义方弹劾，高宗却极力偏袒，赦李义府无罪，却贬黜了王义方。李义府于是更加骄横，他身居中书令，掌握官吏的升迁任免，不知道是不是前半生太过贫贱，他的母亲、妻子、儿子、女婿，都公开卖官鬻爵，其门如市，倾动朝野，另外一名宰相杜正伦看不过眼，屡屡跟他有争执。皇帝以大臣不合为由，将他们二人都贬黜外放，杜正伦为横州刺史，李义府为普州刺史。杜正伦不久就死在了任上，李义府却一直受到皇后的特殊保护，即使被贬外放，皇后也依然常常派人慰问表示关怀。在武后的不住劝解之下，李义府隔年就被重新招回京城，再度拜相。李义府是靠拥立武后才咸鱼翻身的，现在又是靠武后的力量才再度入相，贬黜他乡之时皇后的慰抚让李义府感激涕零，从此之后，在他的心中，只有皇后才是他的真正主子，高宗纵然是一国之君，也再没有丝毫地位。再度飞黄腾达的李猫，行事越发没有顾忌，他的性格原本张狂，第一次见皇帝便可以吟诵“上林多少树，不借一枝栖”的诗句，公开发牢骚抱怨自己怀才不遇，几番沉而复起更认定皇后是自己的保护神，以自己的拥立大功，不管怎么做都有皇后罩得住。强占民田，夺人奴婢，卖官鬻爵，排除异己，搞得民怨沸腾。为了改葬祖父，下令在高陵、栎阳、富平、云间等7个县征集民工，修建墓室。高陵县县令是个厚道人，不愿给百姓带来更大的苦难，又不敢得罪李义府，只好自己事事操劳，结果累死在工地上。迁葬那天，浩浩荡荡的送葬车马和祭奠摆设足足摆了七十多里，自从大唐开国以来“人臣送葬之盛典无与比者”。而他借机索取的贿赂财物，更是不计其数了。高宗见他闹得太不像话，就找了他来谈心，语气挺诚恳的：“你的儿子女婿行为很不检点，做了不少违法的事，我还为你遮掩，你最好警告一下他们。”因李义府和许敬宗在覆灭长孙集团中的功劳，高宗对他一直比较优容，此番没有直斥其非，也是想给他留点面子了。李义府勃然变色，白皙姣好的面颊一下子胀得通红，却不曾失了风度，徐徐道：“是谁告诉皇上的？”高宗本来还是好意，不禁动了火：“你只需要告诉我是不是事实，何必管是谁告诉我的？”被皇帝这么一反驳，李义府说不出话来，却没有半点要认错的意思。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唇边慢慢浮起一丝微笑，高宗一怔，还没回过神来，他已长身而起，袍袖飘飘，竟然就这么走了，把高宗晾在了当场。他走得并不快，然而那冷冷的背影所流露出来的傲慢和不屑，不禁让高宗气得指尖都已变得冰凉。[4]皇帝没有开口臣下竟然一走了之，这样大逆不道的举止，李义府根本没有放在心上。他深受皇后宠爱，认为这么做并没有什么不妥，或者他本来就想用这种方式来表示自己对皇后的忠诚？至高无上的皇帝身份，在他眼中仿佛只是一个可笑的游戏甚或闹剧。高宗再也没想到李义府竟然如此轻蔑自己，等他反映过来李义府已经扬长而去了，简直把他气了个半死，长孙无忌当年也没这么跋扈过！“上由是不悦”，那简直是一定的了。不过，仅是大臣对皇帝言辞不恭敬，高宗也不好遽然发作，然而一旦让皇帝动了惩治的心思，基本上那人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机会很快就来了。李义府请了个阴阳术士为自己望气，该术士说李义府宅第之上有不祥之气，屋主必有大狱，必须积财二千万才压得住。李义府十分相信这一套，越发的贪得无厌，四处聚敛。这一次，他把脑筋动到了长孙无忌后人的身上。当时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原本流放岭南，勉强保住性命之后终于回到了洛阳。李义府让儿子出面把长孙延找了来，说是可以为他谋得一个官职，要价竟是七十万。几天之后，果然为他谋得从六品的司津监之职。本来五品以下的官职是不必报知皇帝的，然而涉及到长孙家的后人，那就大不一样了。李义府嚣张跋扈，政敌一大堆，立刻被人弹劾。高宗正等机会发泄心头之恨，刚提起来的刘祥道正好是司刑太常伯，便把这个光荣任务交给他了，命令刘祥道与御史审理，司空李勣监审。这一回，没有派许敬宗上场了。立案之始，武后本来还想救李义府的，毕竟李义府对她一直忠心耿耿，然而高宗决心已定，根本不再给机会，李义府劣迹斑斑，在官在民，对他的愤怒都达到了极点，武后知道自己已经无能为力，如果再为他力保，可能祸延自身，也就撒手不管了。审讯很快有了结果，每一条都证据确凿，这年夏天，高宗下令李义府除名，流放巂州（今四川省西昌市）；几个儿子和女婿要么流放振州（今海南省三亚市），要么流放庭州（今新疆奇台县），天南海北，各自一方。因为过去李义府沉而复起的经历，颇有官员存着观望之心，东台侍郎薛元超（以前的门下省）便奏请破例让流放中的李义府骑马，而按照唐律，流人是不允许骑马的。薛元超本来是想拍拍这位皇后宠臣的马屁，以后李义府要是又发达了，不就又甜头了么？怎知高宗是真的动了肝火要好好惩办李义府，薛元超正好拍到马腿上，当即给一脚踢飞，发配到了外省去。薛元超是秦府十八学士之一薛收的儿子，当时著名的文人，关于他我们日后还会提到。李义府也算恶名久著了，现在一倒台，朝野同庆，人人喜气洋洋。唐人原本热情外向，当时的言论也比较自由，没有文字狱。当下便有人戏做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的报捷书，唐人对外征讨的主帅通常都按照征伐路线被授予某某道行军总管或者元帅的称号，比如苏定方征西突厥便是伊丽道行军总管，郑仁泰征吐蕃便是青海道行军大总管，因为李义府是河间人，文中便称刘祥道为河间道行军元帅，李义府因聚敛成性铜钱堆积如山被戏称为铜山大贼，文章采用骈体，嵌金错玉，读来想必好玩得很^_^ 这篇幽默的文文，很快传遍了长安城的大街小巷。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刘祥道，便凭着主审李义府一案，一跃而成为万众偶像，同时，也把自己绑到了武后的对立面上。刘祥道不久后被拜为右相（即以前的中书令），坐上了李义府原来的位置，权力追逐，新旧更替，天道依旧森然而漠然地循环着。因李义府的倒台而获益的还有一位，便是以白江口水战而蜚声中外的名将刘仁轨。刘仁轨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便以小小的县尉（从八品下，连七品芝麻官都比他大两级），杖杀骄横不法的某四品折冲都尉，面对贞观天子的责难侃侃而言，最终以刚直敢言折服了天子。这个类似汉光武与强项令董宣的故事并没有流传地很广，因为在他的生命中，有比这更为精彩的篇章。刘仁轨的才华，套用说书先生的话就是二十八宿下凡，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即使是在文武合一潮流化的唐代依然光彩夺目，命运注定他将走得更远。进入高宗时代，他依然保持着贞观时期刚直不阿的性格，在李义府逼杀大理寺臣一案中得罪了这位权臣，由此屡遭陷害，强迫他于风暴起时浮海运粮，导致船毁失期。在李义府“不斩刘仁轨无以谢百姓”的强烈要求下，高宗罢免了他的所有官职，以一介普通士卒的身份，随大军来到百济战场。[5]刘仁轨当时已经60岁，花甲之年身陷囹圄历劫生死，最后白衣从军发配到异域来当炮灰，心情必是难以自抑的沉郁与悲愤。然而祸兮福之所倚，人生际遇就是这样奇妙，这片陌生的大地，最终竟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当时苏定方平定百济之后押送俘虏回国，朝廷另派出王文度为首任都督（即程知节出征西突厥时那位“假传圣旨”贻误战机的副将），不想王文度到任后不久即病逝，百济复叛，并勾结倭国大举反攻唐军。大战在即，唐军却群龙无首，情况一时岌岌可危。高宗虽因政治原因一直对贞观旧臣防范排斥，却并非不识贤愚，当机立断飞诏令刘仁轨代王文度统驭唐军，扫平叛逆与倭寇。圣旨一下，刘仁轨大喜过望，当场跳起来失态地大叫：“这是上天把荣华富贵赐给我这个老汉！”看来唐人无论贤愚不肖，对功名利禄的追求都是毫不掩饰的坦然与张扬，一有机会便拼尽全力抓住不肯放手。无论是许敬宗，还是刘仁轨，都是一样的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雨露就泛滥^_^ 人说唐朝没有真正的隐士，每个人都如此贪恋万丈红尘，渴望投身其中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没有人真正甘心做个冷漠而超脱的旁观者。上古的隐士，是听见帝尧要把江山让给他就去洗耳的，唐人做隐士却是为了去做官，即所谓终南捷径。历代隐逸者的偶像都是傲啸东篱的陶渊明，唐人崇拜的却是高卧东山的谢安，挟妓遨游，诗酒风流，最后在人们的三催四请下出山，立刻便做上宰相，淝水之战大破前秦，救国家出危难，救黎民出水火。这才是唐人憧憬的理想人生，归隐要舒舒服服，喝花酒，泡MM；出山要风风光光，当大官，立大功。至于陶渊明么，学他“采菊东篱下”即可，学他“种豆南山下”万万不成，李白、高适等玩隐居，都是家有良田不去种，或草堂高卧，或终南炼丹，等着大人物来请自己出山的。唐人的享乐主义人生观，从中可见一斑^_^ 这样的价值取向贯穿了有唐一代，胡晓明先生便认为，唐诗里头有一个主要的声音，就是说人在这个世界里要善待自己，要不负此生，不虚此生。人生要尽气尽才，永不舍弃。所以翻阅唐史，我们常会看到唐人那种不能自已的生命力，好像有光有热要燃烧，每个人都是我拿青春赌明天的样子。后妃一有机会就干政，武将一有机会就割据，就连宦官，也是一有机会就弄权的（不要歧视残疾人喔，残疾人也有自我奋斗的权力^_^）。别的朝代出一桩假冒公主案就算很不得了，唐代贫民冒充皇亲国戚的案例层出不穷，女的冒充太后，男的冒充国舅，得一时风光算一时风光。唐律原本宽松，皇帝也比较好说话，发现是冒牌货也不太深究，一般送走了事，绝少有杀头的。故此屡屡有人冒充皇帝尊长，希望过上自己梦寐以求的上层生活，接受天子的尊崇供奉，过把瘾死了也值，何况还不一定死。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出了一桩又一桩，怪不得后世道学先生要提倡“存天理，灭人欲”，教导人们安分守己，不要东想西想，乱说乱动了。说来武则天之所以一旦干政就百折不挠地叛逆到底，最终以女子之身而成为九五至尊，也是受了这种野花拼命开，野草拼命长的时代精神感召吧！刘仁轨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突然天上掉下来这样的大好机会，内心之激动可想而知，当即郑重地请朝廷颁下《唐历》和李唐皇族的宗庙名讳，立下誓言：必将扫平东夷，颁大唐正朔于海表！长风过海，豪情飞扬，刘仁轨严整军纪，辗转作战，所向无敌，杀死百济叛军万余人。这时倭军强力介入，派了二万七千人增援百济，双方在白江口相遇，爆发中日间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唐军四战皆捷，焚烧倭舟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赤。倭军指挥朴市田来津虽“仰天而誓，切齿而衅”，奋勇击杀，直至战死，但亦无力挽回战局。倭海军战败的消息传开，百济境内的倭国陆军也急忙撤回本国，并立即着手增强本国的防务，按日人的话说，“日本从此失去了向东亚大陆扩张的能力”。刘仁轨于是以检校熊津都督的身份与新罗歃血为盟，立誓互不相犯。如果仅仅是这样，唐人有更多传奇式的胜利。刘仁轨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胜利之时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敏锐地察觉出唐军极盛下存在的危机——初唐时赖以创下无敌武功的府兵制已经开始衰落。刘仁轨在给高宗的上书中尖锐指出，往年朝廷募兵，百姓争着应募，希望能凭借军功取得富贵，甚至请求自备衣粮，随军出征，称为“义征”。然而自显庆五年之后吏治败坏，赏罚不公，政府办事效率低下，死者伤者也不能以前那样得到迅速有效的抚慰和安置，因此百姓争相逃亡，军队士气低落。刘仁轨是第一个指出府兵制和临时募兵制已经不能适应当时军事需要的人物，警告说长此下去，如果突然发生战争，唐朝将是没有兵备的国家，一蹴而倒的危险是存在的。府兵制的衰亡是唐代的一件大事，论者多从均田制的破坏或者蛮族强盛单靠府兵已经不足以应付来谈论，然而从刘仁轨的上书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并非根源之所在，高宗时代土地兼并之风并未大起，民间仍有荒地可授田，武功更是处于鼎盛时期，是内政的败坏而导致了制度的废弛。在花团锦簇之下仍能发出这样的盛世危言，刘仁轨确有过人之处。当时唐军因长期战胜而兵骄将悍，军纪下降，苏定方灭西突厥时还比较检点，到了朝鲜半岛便十分残酷，纵兵劫掠，所过之处尸横遍野，十不存一。百济名将黑齿常之因此降而复叛，割据一方。刘仁轨招降黑齿常之，立桥铺路，抚慰黎民，实现了他的誓言：在海外颁布大唐正朔，修建李唐社稷。然后他训练士卒，以便配合唐军北伐高句丽。他的表现让高宗刮目相看，刘仁轨的官职一口气连升六级，实授带方州刺史（今朝鲜半岛的开城），镇守海东。不过更让刘仁轨高兴的消息可能还是老对头李义府的垮台，这个几次三番欲置自己于死地的权臣已失去了昔日的威风权柄，灰溜溜地离开了京城，朝中再不会有人算计作梗，刘仁轨的前途是可以预料的灿烂如锦。一脚把李义府踢到偏远的巂州，又让他的冤家对头青云直上，高宗总算出了一口恶气，心里很是舒坦。值得一提的是，李义府的妻子儿女和女婿都分别流放到不同的地方，存心让他们天各一方不能相见，这样的处置方式，不知道高宗是跟他狠心的太太学的，还是这两口子本来就同样的变态。眼看着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宠臣落到如此下场，武后很不是滋味。不管怎么说，在天下人对她轻蔑谩骂的时候，李义府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立她为后的人呀。不过她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李义府的张狂和武后对他的纵容也不无关系，高宗不可能对她没有看法，低调处理是十分明智的做法。只有从她登基为帝后对李义府的不断追封和其妻儿加封中，我们才可以约略看出她对这位宠臣的追思之情。在这一心态的驱使下，李义府的儿子李湛得以提升为左羽林将军，掌握禁军。然而世易时移，人心已变，被武皇寄予厚望的李湛却成为李唐复国主义者，张柬之发动神龙宫变，他是主要策划者和参与者之一。女皇退位后被迁居上阳宫，也是由他监守看管。一代女皇最后竟沦为她宠臣之子的阶下囚，可谓一大讽刺。武则天一生精于计算，冷静决绝，凡事利益当头，决不容丝毫怜悯和温情，就是亲身子女当道也决不留情，唯有对于她最需要援手的时刻支持她的六位翊赞功臣还存有那么一点点的眷顾之心，没想到竟然导致了灭顶之灾，情感是政治家的坟墓，诚非虚言。除了情感上的原因，李义府的去职对于初涉政坛的武后来说也是一重打击。原本她居于深宫之内，朝夕得见天颜，正可就近掌控，一旦李治发病，她还可以带行部分君权。李义府掌握中书出旨权，许敬宗掌握门下封驳权，旨意便可畅通无阻地顺利发布，现在随着李义府的倒台，便缺失了重要一环。可以想象武后沮丧的心情，然而面对这样的不利局面，她性格中的稳和忍占了上风，并没有大吵大闹和李治硬碰硬，而是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脱离是非圈，专心巩固自己的地位，等到李治火气过去，便开始在外朝物色代言人，以代替李义府掌控中书出旨权。然而武后身居九重深宫，和外朝直接交往的机会并不多，她又没有外戚可以依靠，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代言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看来看去还是一个许敬宗了。许敬宗六十八岁才拜相，对来之不易的富贵珍惜得很，李治还是太子时便与他有师生之谊，对他并不反感，许敬宗得以知西台事（即中书省）掌握出旨权，并以太子少师的身份监控东宫。虽然长孙无忌之后，李治已不再任命同一个人出任中书和门下两省要职，但许敬宗身为两朝老臣，位高权重，说话极具分量，门下不敢轻易封驳，也算差强人意了，总比以前李义府总是到处给她惹事让她帮忙收拾烂摊子强。李义府的去职是武后向政坛发展后受到的第一次挫折，却反而激起了她的斗志，骄傲而不服输的强烈个性让她决心继续走下去，一点一点地重新构筑起自己的城池，然而即使聪明如她，也并没有想到，这一次的危机其实并没有过去，等待她的将是更为严峻的挑战。龙朔二年，武皇后生下幼子旭伦，即后来的睿宗皇帝，年底即封为殷王。她希望把自己的几个孩子都安排妥当，只因皇子的地位越高，她的后位也就越稳固。孩子也是高宗的，一样疼爱备至，当然不会有什么异议，于是将次子沛王贤封为扬州大都督，周王显为并州大都督，就连襁褓中的殷王旭轮也遥领冀州大都督。麟德元年，又把三岁的旭轮封为单于大都护。年幼的旭轮问道：“孩儿早上去了晚上能回来吗？”高宗道：“去此二千里，回不来的。”旭轮听了便撒娇说：“我不能离开妈妈。”（不能去阿母。）可见武后当时在孩子的心目中甚是可亲，和之后女煞星的形象截然不同了。高宗当然不会让小孩子一个人离开父母前去荒凉无情的大漠，但听见旭轮这样稚气的回答，心是否也会不知不觉地柔软下来呢？武后通过这样的怀柔办法，无形中拉近了她和高宗的距离，这一年她已经41岁了，和高宗也算老夫老妻了。从23岁她结识为先帝入侍药膳的高宗皇帝算起，10几年就这么过去了。流光逝水，华年不再，昔日任人生杀予夺的卑微的小才人，已经成为大唐帝国最尊贵的皇后，在华丽绝伦却处处浸染着暗红色血迹的后宫里，她一路厮杀过来，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只是女人的青春终是不会再回来了。或者她应该满足，因为她想得到的，都已经得到了。然而心依然会隐隐作痛，成功的代价总是如此高昂，纵然胜利在手，也依然满浸着苦涩。她是4位皇子的母亲，长子是大唐帝国的储君，然而仍然不能让她忘怀，她本来还有一个女儿，小公主——此时距离小公主之死，正好整整十年。这个出生不久、尚未命名便已夭亡的女婴，是武后心底无法忘记的伤痛。正因为小公主刚刚出生便猝然离世，没有来得及给武后的生命增添任何一点不便，反而助她登上了至高无上的后位，那小小的婴儿，也就在母亲的心里定格为完美，并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粹炼成永恒。死在武后手里的亲人不止这一个，然而只有小公主，才可以独占母亲全部的温柔和悔恨。这年三月，她为小公主举行了隆重的迁葬仪式，由禁中的德业寺迁葬朱雀门东的崇敬寺，——为了照顾高宗的病情，从去年起武后已和高宗一起移居东内，难道留小公主孤零零地一个人留居西内吗？于是正式追封为安定公主，谥为思。按照谥法，追悔前过曰思，这个神秘的谥号，寄托了母亲怎样的情怀，局外人虽无从得知，但从所用礼仪尊贵如亲王之制来看，不难感受到皇后的思女之情。《旧唐书》略略记了一笔：丁卯，长女追封安定公主，谥曰思，其卤簿鼓吹及供葬所须，并如亲王之制，于德业寺迁于崇敬寺。这里专门提到是长女，大约当时已有次女，就是大名鼎鼎的太平公主。史书上没有明载太平公主的出生年月，她于永隆二年(公元681年)嫁给薛绍，至少已至14、15岁的婚龄。武后龙朔二年生殷王旭伦，那么一两年后的麟德元年生下太平公主是很有可能的。失去一个女儿，又得回一个女儿，事情能这样结束，本来也算圆满。但武后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安葬了安定公主并不能让她得到安定，她开始结交一个叫郭行真的道士，频繁地带他出入禁中，设坛作法，此事被宦官王伏胜告发，罪名恐怖得让人心惊肉跳——厌胜！厌胜属于十恶不赦的重罪，再硬的后台这顶帽子压下来也必死无疑，王皇后便是因为这个罪名而丢了后位，武后岂能不知！然而就算是别人诬告，把一个道士招进宫内作法也极易受人以柄，武后性格刚强，意志坚毅如铁石，可以想象，如果不是遇到用现实手段无法解决无法排遣的困扰，她绝不会出此下策，乞灵于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以当时武后后位的稳固，有什么事情能让她不堪承受冒此奇险呢？台湾学者雷家骥认为，武后厌胜的对象不可能是高宗，只因当时武后的权柄，全都来自于高宗，武后绝不会笨到自己撕毁长期饭票，雷先生认为武后可能是出于和王皇后同样的原因，嫉妒自己的情敌，也就是她的姐姐和侄女。武后的姐姐韩国夫人，一直和高宗有染，本来以武后的雷霆手段，是不可能和任何一个人分享丈夫的，可是姐姐毕竟是姐姐。曾经一起相依为命受过异母兄弟的薄待，情份毕竟有点不同。韩国夫人的丈夫贺兰越石，也算出身“鼎族公门”，初唐时收复江南战功显赫的河间王李孝恭，也把一个女儿嫁到了贺兰家。贺兰越石早死，给俏丽风流的寡妇韩国夫人留下了一对漂亮得出奇的儿女。儿子贺兰敏之成为长安城出名的美少年，女儿贺兰氏也有倾国的容颜，史载“有国色”。风流寡妇经常带着她的女儿出入宫苑私会高宗，次数勤了，高宗的眼睛就自然而然地从母亲身上转到了她身边亭亭玉立的少女。于是胃口很好地一并笑纳，封小侄女兼小情人为魏国夫人。武后不想表现得像一个妒妇，不过韩国夫人不久就消失了，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死的，史书上查不到具体的记载，民间一直流传是被武后毒死的，但很难得到证实。唯一可以知道的是魏国夫人对于武后的确存有敌意。高宗对于这个小情人大概真的动了心，打算将她正式纳为嫔妃，而且直接名列九嫔之一，只是碍于魏国夫人毕竟是皇后的外甥女，高宗还在犹豫如何开口。武后对于这个外甥女甚为内忌，雷先生认为这可能就是她请道士入宫厌胜的原因，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贺兰氏虽然年轻貌美，但争宠手段跟武后相比简直不是一个级别的，何况武后现在是母仪天下的正宫皇后，要对付魏国夫人还不是小菜一碟，何必冒险行此厌胜之术？需要道士做法才能安心，又是发生在安定公主迁葬后不久，很有可能是王皇后和萧淑妃的鬼魂为厉让她难以心安吧！说来道士郭行真高宗也认识，此人号为“东岳先生”，门生弟子遍天下，颇有名气。显庆年间高宗和武后恩爱正浓的时候，曾经派郭行真代表皇帝皇后赴泰山祭祀，为帝后二人行道祈福，并立了一块双石并立如鸳鸯并栖的异形石碑，便是流传至今的泰山鸳鸯碑了。麟德元年，他还挂着朝散大夫骑都尉的散职，供职于东宫，不时为体弱多病的太子弘合药诊病。因此郭行真出入禁中并非不可原谅，不过此一时，彼一时，高宗新欢在侧，又因李义府等事对武后颇有不满，接到王伏胜的密报之后，勃然大怒，立刻传召宰相上官仪入宫商议，商议的结果，竟是要废后！[1]《临川郡长公主墓志铭》[2]《全唐文*大帝遗诏》[3]《新唐书*窦德玄传》：德玄始为高祖丞相府千牛，历太宗时不甚显，高宗以旧臣，自殿中少监为御史大夫，岁中迁司元太常伯。时帝又以源直心为奉常正卿，刘祥道为司刑太常伯，上官仪为西台侍极，郝处俊为太子左中护，凡十余人，皆帝自择，以示宰相李勣等，皆顿首谢。[4] 《旧唐书*李义府传》：帝颇知其罪失，从容诫义府云：「闻卿兒子、女婿皆不谨慎，多作罪过，我亦为卿掩覆，未即公言，卿可诫勖，勿令如此。」义府勃然变色，腮颈俱起，徐曰：「谁向陛下道此？」上曰：「但我言如是，何须问我所从得耶！」义府睆然，殊不引咎，缓步而去。（注：睆然，指微笑的样子。）[5]《资治通鉴》卷201乾封元年：初，仁轨为给事中，按毕正义事，李义府怨之，出为青州刺史。会讨百济，仁轨当浮海运粮，时未可行，义府督之，遭风失船，丁夫溺死甚众，命监察御史袁异式往鞫之。义府谓异式曰：“君能办事，勿忧无官。”异式至，谓仁轨曰：“君与朝廷何人为仇，宜早自为计。”仁轨曰：“仁轨当官不职，国有常刑，公以法毙之，无所逃命。若使遽自引决以快仇人，窃所未甘！”乃具狱以闻。异式将行，仍自掣其锁。狱上，义府言于上曰：“不斩仁轨，无以谢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风暴起，非人力所及。”上乃命除名，以白衣从军自效。义府又讽刘仁愿使害之，仁愿不忍杀。麟德元年的废后事件，历来多认为是武后揽权过盛，引发高宗不满之故。“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通鉴）因此产生废后之念，王伏胜的告发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线而已。上官仪按照高宗之意拟旨，不想被武后探知赶过来一闹，高宗为了哄老婆开心便把忠心的臣子卖掉，让上官仪做了替罪羔羊。然而遍查史籍，之前并没有武后专权弄威压制高宗的记载，故近来颇有人质疑此事，认为可能的确是上官仪在弄鬼。《旧唐书》出于一贯为尊者讳的原因不载废后事，只说上官仪被许敬宗构陷杀头。而《新唐书》和通鉴皆明载是上官仪主动请求废后：上大怒，密召西召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议之。仪因言：“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上意亦以为然，即命仪草诏。此为通鉴麟德元年条，新唐书记载与之类似，此说当源自于唐人笔记《大唐新语》，普遍被认为可信性极高。但二者均未言及高宗招上官仪入宫时即有废后意，而厌胜之说也颇为蹊跷，如前所述，以武后当时的地位实在没有必要诅咒哪个人，可能只是心理困扰而已，从上官仪的言语中也可以看出高宗不满的真正原因是“皇后专恣”，那么厌胜很可能就是如王皇后被废那种莫须有的罪名了。而告发武后的宦官王伏胜和上官仪也的确是旧识，他们都曾供职于武后的政敌废太子忠。《武则天评传》的作者赵文润在列出种种疑点之后，认为高宗和武后虽有矛盾，但只属于夫妻之间的不满或者摩擦，真正希望废后的正是宰相上官仪。他自龙朔二年拜相，颇受高宗器重，为人“恃才任势”，当宰相一年多的工夫，就形成了“独持国政”的局面。上官仪如果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势必要搞倒老臣许敬宗，而许敬宗的强硬后台就是武后了。赵文润认为，麟德元年的废后事件正是上官仪机关算尽却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结果。是耶非耶，那就有必要了解一下上官仪的背景和为人了。上官仪是唐代宰相中颇值得一提的人物，不在于他的政绩，而在于他的典型性。从上官仪开始，唐代宰相温文风雅的士大夫气质开始成形，贞观时期只重实效的实干性人才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唐代步入仕途可以通过门荫和科举，经过初唐几位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科举出士已然成为举世所重的潮流，未有科举功名纵然得以拜相终为不美。上官仪便是科举初立时选拔出来的精英人物，善属文工书，文采比起许敬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五言诗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一席之地，其词绮错婉媚，号称“上官体”。唐代取士颇重视品貌风度，并非单指相貌，而是指举止的优雅和处世的风范。上官仪的风度，据说是可以用清逸如鹤，飘然若仙来形容的。时天下承平，上官仪贵为当朝宰相，百官之首，曾凌晨入朝，巡洛水堤，即兴朗吟一首《入朝洛堤步月》：“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诗风雍容雅淡，音韵清朗，以洛水脉脉暗示皇帝对自己的信任，以鹊飞报喜见出天下太平景象，流露出自己承恩得意的神气和执政治世的气魄。熹微的晨光中但见上官仪衣袂飘飘，眉目疏朗，直如天上谪仙，正欲乘风归去。一众同僚都看得呆了，“望之如神仙焉”。[6] 从日后倾倒朝野的才女上官婉儿身上，依稀可以想见上官仪当年的风姿。可以称为文学青年的李治（现在应该是文学中年），对于这样的人物没有丝毫的抵抗力，亲自将他提拔为西台侍极，一路青云直上而拜相，更特许他可以随意出入宫禁，专掌诰命，这是继许敬宗之后唯一一位享此殊荣的大臣。从履历上看，上官仪可谓高宗的心腹大臣，从性格上看，也是典型的文人性格，颇恃才任势，为当代所嫉，并不像是心机深沉的老江湖。为相仅一年多时间，说他竟会大胆到设局陷害武后，有些不可思议。高宗的性格，本有冲动的一面，前番欲亲征高句丽便是明证，他和武后老夫老妻多年，已经失去新鲜感，武后自己恐怕也觉得地位稳固，对他不象以前那么恭敬，有时候醉心政事，插手太多，难免让高宗感觉不快。天长日久，积怨渐深，突然爆发出来，便有废后之意。上官仪当然求之不得，当即附和上意，“皇后专恣”云云，乘机反映舆论，批评武后。高宗心意于是越发坚定，便令上官仪草诏。不过按照唐律，就算庶民出妻，也需身犯“七出”之条，何况皇后的废立。武后当时并没有犯嫉妒、无子等过失，至少没有被人抓住把柄的过失，所以就把招道士入宫算成厌胜，以此作为废后的借口吧。这样的关键时刻，武后组织的后宫情报网再一次救了她的命。她曾经收买王皇后和萧淑妃身边的人，为夺后大计收集信息，看来在高宗身边也没少安排人手，《新唐书》用“左右奔告后”来说明告密者的高效迅捷。武后果然不是寻常女流，面对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她没有浪费太多的时间犹豫考虑便作出了最正确的选择，立刻亲自去见高宗。废后的诏书还在书桌上，还没有送到中书省，后面是那个男人呆若木鸡的脸。如果武后遇到的是另外一种性格的男人，事情可能完全不是这样的结局，就算本来没有下定决心的都有可能为了维护帝王尊严而废后，但她遇到的是高宗。满腔的怒火在皇后的涕泣申诉面前烟消云散，毕竟是为他生儿育女的女人，太子的生母，小儿女还在呀呀学语，于心何忍？何况，到底又有什么大不了的理由呢？就算她曾经纵容过李义府让自己难堪了，但毕竟也没有二话的贬黜了这位宠臣。为了一点点小事和若干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就要废皇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太子之位不保，国本动摇，牵涉实在太大了。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仪教我。」后由是深恶仪。——《新唐书*上官仪传》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却抛出了上官仪作为平息娇妻怒气的替罪羊。当场被天子出卖的上官仪失魂落魄地走出宫门的时候，已经预料到厄运正向自己悄然迫临。所谓的君恩如海，圣眷正浓，原来不过是笑话一场。料峭春风吹酒醒，只剩彻心彻骨的寒。武后的报复很快来临，不久，许敬宗希旨上表，以上官仪、王伏胜曾事废太子忠为由，指三人暗中勾结谋逆作乱，按律处斩。废太子忠原为王皇后的养子，被废时只有14岁，改封梁王，渐渐长大，知道的事情越多，恐惧越深入骨髓。常常换上女人的衣服，睡觉经常换地方，以防备刺客，有做梦必定占卜测试吉凶，让法师做法驱吉避凶等等。这样因恐惧心理而表现出来的异常行为，很容易落人口实，光是私交妖人，已是死罪。显庆五年高宗和武后游山玩水回来后不久，便有一位服侍李忠的妇人阿刘，专程前来告密，调查后属实，于是被废为庶人，监禁于黔州。这里是贞观朝废太子承乾病故的地方，也是长孙无忌的毙命之所，阴气森森，充斥着冤魂们的戾气和不祥之兆，庶人忠在极端恐惧中度过了数年，现在因上官仪事件被赐死，总算得到了安息。阿刘其人，怎么看都像是专门被派去监视梁王忠的，不过据《黜梁王忠为庶人诏》记载：朕初见此言，疑生怨谤，故遣御史大夫（阙）理及中书官属相监推鞫，证见非虚。然其地则人臣，亲则人子，怀奸匿怨，一至於斯。擢论罪，良非所喻，考之大义，应从极罚。皇后情在哀矜，兴言垂涕，再三陈请，特希全宥。朕戚属之中，频亏国典，缅维前载，匪往兹子，属怀於此，犹深愧叹，特宜屈法，降为庶人。其中有“皇后情在哀矜，兴言垂涕，再三陈请，特希全宥。”之句，看来武后在梁王忠一案证据确凿之后，还是做出了慈母的姿态，为挽救忠的性命而向皇帝求情。由此可见武后在初立为后的这段时间里，还是非常重视自己的形象以及与李唐皇族各人的关系。现在借上官仪事件总算加以铲除，也算很有耐心了。说来也是讽刺，当年起草《黜梁王忠为庶人诏》的正是上官仪，可见他本是一贯紧跟高宗脚步的宠臣，并非因为心存李唐社稷而进忠言，只是皇帝翻脸翻得比翻书还快，实在让他跟不上趟，落了个斩首抄家的下场。按照唐律，阖府女眷因罪没入宫中为婢，孙女上官婉儿尚在襁褓之中，随母入宫。借着高宗对自己的歉疚之情，武后乘势追杀，与上官仪关系较好的刘祥道等纷纷落马，原本因为拍李义府马屁而遭贬的薛元超，为了想尽办法回朝猛拍上官仪马屁，这回又因此遭殃，再次被贬到巂州，这就是不会察言观色的麻烦，也真正算他倒霉^_^作为回报，道士郭行真也成了高宗的出气筒。他可能进宫后真的没做什么吧，下狱的罪名很奇怪，说他把佛经糅杂到了道经里面，于是就祸乱百姓了。郭行真开始不认，很是吃了些苦头，“法官拷挞，苦楚方承。”判处长流爱州（今越南清化，褚遂良流放致死之地），家产充公，一众门生弟子也受到牵连。在三教合流、彼此“借鉴”以争取信徒的时候，想出这种罪名，高宗也够可以的。这就是法制太健全的麻烦，要惩治个看不顺眼的人得想半天罪名，还得考虑是否合理。神仙打仗，凡人遭殃，上官仪和郭行真这对难友，就成了帝后争锋打架时摔坏的坛坛罐罐。不过，上官仪是满门抄斩，郭行真只是长流，算起来还是武后猛一点。由不得想到向高宗告发武后的宦官王伏胜，后宫历来是皇后统率，就连皇帝身边也全都是皇后的眼线，王伏胜何以会向高宗告发皇后？或者……他本来就是皇帝派去监控皇后的吧。虽然是患难夫妻，虽然信任到让她帮忙打理政事，但还是会有怀疑，会有不满，会有摩擦，甚至想过要废后。而武后当然是任何时候都不放心要监控老公的，毕竟，她的身家性命都掌握在他的手里，而他的身边，从来都有另外的女人。仍然相信，李治一直是爱武后的，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已经明了她可能会不利于李唐皇室的时候，这种爱和信任也没有完全消失。纵观李治不算短暂的一生，我们难以发现他对于其他任何人，包括他的父母和子女在内，有过这样强烈而持久的爱。然而即使如此，他依然会不放心，会派人监控，这是生于帝王家的无奈，还是人类的共同悲哀？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6]《隋唐嘉话》武后的长子李弘4岁即被封为太子，深为高宗所钟爱，8岁即首次受命监国，至麟德元年已有3次监国理政的经历，仁孝英果，处事得体，是高宗心目中的理想接班人。武后母以子贵，并无大过，以高宗犹疑多变的性格，听了武后的一番申诉打消废后计划并不奇怪，——出尔反尔的事情他干的可不止这一桩，然而事情的发展依然超出了每个人的预料。高宗的诏书虽然没有付诸实行，武后却惊出了一身冷汗。自从永徽六年她被立为皇后以来，一直顺风顺水，不停地承恩生子，更受托处理政事，自以为大权在握，天下事皆在掌控中，这起未遂的废后事件便如当头一棒，让她整个人都清醒过来，原来皇后的尊荣也不过是镜花水月，在帝王的心念一转之间便会化成泡沫。这一认知极大地刺激了武媚，原来被视为人臣巅峰的后位依然没有制度上的保障，依然不能给她带来安全感。因此，她开始不满足于安分守己地作一个皇后，而是以攻为守，以不间断的进攻来攫取更大的权力，保护自己拥有的一切，而在这一过程中，又萌生了不可遏止的权力欲。这样的性格，其实很少有。一般人在发现自己的逾矩惹恼皇帝差点带来杀身之祸后，反应恐怕都是惶惧不安，从此韬光养晦，小心做人，便如玩火不小心烧到手指的小孩，下次总会小心翼翼地避开危险。在认识到了帝王的权威才是左右一切的力量之后，不仅不知道害怕，反而生出异常强烈的渴望和攫夺之心，正是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奇特个性，使武曌这一不可思议的人物的诞生成为可能。[7]后位既然并不稳固，她便要求比皇后更大的权力和保障，这样一来，等待她的必然是通向女皇之路。这是自杀女夺嫡以来，武后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大转变。其一、她认清了一切权力和尊荣均来自于皇帝，竭尽全力地维持帝王的恩宠不衰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武后的独占欲空前加强，凡是和李治过于亲近的人物都受到严密监控，必要时不惜加以铲除，以确保自己对李治的绝对影响力。——长孙无忌犯过的错误，她绝不会再犯。这并不太容易，人说只有千年做贼的，没有千年防贼的，只因做贼的可以随时乘隙而动，防贼的却需要二十四小时瞪大眼睛，保持警惕。然而武后的确是个异类，她真的可以做到随时随地如影随形，紧跟到底，绝不言累，事无大小，必定参与。想想她七八十岁才做女皇，我外婆在她那个年纪就算跟我说话都会不知不觉地睡着，而武后却能日理万机依然事事亲历亲为连太学生请假都要管，她年轻时精力过剩到了何等可怕的地步也就不难想见了。到最后做贼的都累了，防贼的依然神采奕奕，目光炯炯。遇到这种老婆，恐怕任何男子都只能该拜下风。其二、麟德事件也让她意识到男子的善变和帝王恩情的脆弱易断。如果说杀女夺嫡让她变得心狠手辣，养成了不惜一切代价务求达到目的的习惯，麟德事件便将怜悯、信任和恩情等等字眼从她的字典里彻底抹去，成为一具彻头彻尾的政治机器。在铲除长孙集团的过程中，武后的手段虽然令人胆寒，但对于李义府、许敬宗等支持她的人还存留着一丝温情，说得上有恩必报，而麟德之后她和朝臣的关系就只能用利用和算计来形容，无论是助她夺得帝位的裴炎和程务挺，还是帮她坐稳天下的来俊臣等酷吏，均是利用完了就杀，再也没有什么念其旧恩的顾虑。对于武后来说，世人可以简单的归为两类，一种是可以利用的，一种是不可以利用的，前者是活人，后者是死人，或者是她即将要处死的人。君臣关系开始由互相信任的所谓鱼水之情，变得小心翼翼，充满了试探和怀疑。这样的转变，素来为人所指责，然而不幸的是，武后正是凭借这样的手段登临帝位，牢固地掌握天下近二十年，而玄宗对李林甫、杨国忠和安禄山的过度信任却令得大唐盛世差点毁于一旦，是耶非耶，谁能说得清呢？既然两次攻击均来自于外朝，武后再也不满足于仅仅呆在深宫之中，要求走上前台参与监控皇帝和朝臣的谈话，确保没有丝毫潜在的危机存在。或者是为了向妻儿保证自己不会再起二心，或者长久的依赖已让高宗不知如何拒绝妻子，他竟然答应了武后的请求。早在永徽年间废后之战激烈之时，武后就曾在高宗的默许下偷听他和众位辅政大臣的交谈，如今得以制度化。高宗每次上朝，皇后必定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唐代常用“圣人”指代帝王，帝后临朝，共决国事的局面正式形成，史称二圣临朝。北朝素有主妇当家的传统，前朝隋文帝的独孤皇后首开皇后参政揽权的先河，每次文帝上朝，独孤皇后必同辇陪随，及阁而止，令宦官侍立于文帝身旁，大小动静，随时传报。文帝退朝，皇后必定亲迎，车驾同返，共商政事，时有二圣之称。高宗之所以会答应武后的请求，时人也不以为非，正是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风气使然。纵然如此，皇后公然走上前台垂帘听政，也说得上史无前例了，武后的地位和权势得到了进一步增长。然而，通鉴说从此之后高宗成为傀儡，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却未免太过夸张，也与事实不符。武后的心腹李义府并未因此还京，两年后帝后泰山封禅，李义府精心炮制了一篇贺文，希望能挽回上意，过两天圣旨下来，大赦天下，唯独长流人不赦，李义府激愤之下，死于当地。如果武后真如司马光所说那么大权在握，又岂会坐视？从麟德元年之后的官吏升迁来看，也很难看出武后的势力有明显增长。两位重量级人物开始步入大唐权力中心。名将刘仁轨被拜为宰相，他是李义府的死对头，当然不是武后的人。曾经因为议论武后不堪为后而被贬西域的裴行俭则被提升为安西大都护，手握重兵，治地万里，成为大唐的擎天支柱。名将苏定方从辽东战场上退下来以后，认为世上唯有裴行俭可传其兵法，于是收裴行俭为弟子，尽传其所学。名师出高徒，裴行俭不负所望，自己学成出师不说，还为苏定方调教出一众出色的徒子徒孙，经裴行俭点拨培养成才的部将有抗击突厥的名将王方翼、程务挺，一生连败突厥默啜可汗和吐蕃战神论钦陵、号称名将杀手的黑齿常之，日后发动神龙宫变重复李唐社稷的御林军首领李多祚等人，全是初唐史上声名赫赫、翻云覆雨的人物，所荐贤才后来官至刺史、将军的更达数十人之多。安西大都护府简直成了大唐的名将培训基地。裴行俭文武双全，高宗极为倚重，“卿文武兼资，今故授卿二职。”在高宗的信任下，裴行俭又以吏部侍郎的身份，主持改革大唐的文官铨选制度，确定了以“身、言、书、判”来选官的四条考核标准：一曰身，谓体貌丰伟，指官员举止优雅，合乎礼节。二曰言，言辞辩正。要求能言善辩，理能服众。三曰书，楷法遒美，专指书法优美兼字迹清楚。四曰判，文理优长，要求官吏有较高写作能力，民事裁决时说理清楚，援引法律条文精辟准确。裴行俭主持吏部典选十余年，甚有能名，与李敬玄一起为世所重，时人称为裴、李。而他的赫赫战功可与刘仁轨比肩，提到唐代儒将，必然首推裴、刘。裴行俭才兼文武，出将入相，深为武后所忌，武后当政之后，裴行俭成为她重点打压的人物之一。现在有学者为了说明麟德元年后武后已经大权在握，视高宗如傀儡，因此地位稳固，不必连杀儿子，就连刘仁轨和裴行俭的升迁，也被说成是武后宽宏大量，任人唯贤的标志，实在有些表错情了。此外，受上官仪事件而罢相的刘祥道也并没有丧失其政治影响力，高宗泰山封禅，武后以皇后的身份代表后妃为终献，刘祥道则作为公卿的代表为终献，事后又进爵广平郡公。如果不是刘祥道早死，恐怕也是武后前进路上的绊脚石。由上所述，与其说上官仪事件后武则天与高宗二圣临朝便标志着武后的权力就已超逾高宗，天子拱手，毋宁说这是高宗向天下臣民认可了武后参政议政的合法性，从而为武后进一步攫夺政权创造了条件。而武后当时恐怕也并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可以取而代之，她只是本能的意识到权力越大，自己越安全，而在不断的追逐中她的权力欲也越发炙热，这条路最终将会将自己带向何方，她未必有很清晰的认知，但她一直在前行。永徽六年她被立为皇后，显庆五年开始参决朝政，与闻国家大事，这是她一生中最为平静的一段日子，和家人朝臣的关系都算比较融洽，没有太多的暴力和血腥，现在，这日子已经结束了。不再满足于皇后位子的武后，开始了又一轮新的征服，她旺盛的企图心、控制欲和强悍性格，也开始渐渐显露出来。注：[7]（日）气贺泽保规：《武则天上台历史背景的考察》李义府被逐，让人看清得罪皇帝是没有好下场的。上官仪被杀，则让人明白得罪皇后也是没有好下场的。顺得哥情失嫂意的朝臣们，以沉默来对待上层局势的纷纷扰扰和帝后之间的离离合合，废后立后真的成了李唐家事了，很长时间没有人再向高宗进谏。褚遂良和上官仪的例子摆在眼前，谁愿意拿自己的身家性命来为帝后夫妇令人毛骨悚然的“打情骂俏”增添情趣？就算之后有朝臣忧心中宫权势过重，也因为顾忌高宗对于武后的态度，而不敢直接将矛头指向武后。高宗这样把国事当作家事来处理的态度，让群臣缺乏质疑评论的余地，客观上为武后他日夺权减少了障碍。不过，皇后参政虽然已经制度化，高宗当时主要考虑的还是如何训练太子监国理政。太子弘8岁即受命首次监国，到上元二年暴毙于合璧宫，其间15年间先后受命监国10次，有时候高宗甚至没有发病也命他监国，足见对他的重视。武后主要是以内辅的形式参决朝政，出谋划策。高宗病重时，她代为理政；病情缓和时，“偶坐”参决；高宗身体健康或者外出的时候，则上书言事。武后辅政期间，唐王朝仍然处于上升时期，国家太平，物阜民丰，斗米不过数钱。社会治安良好，每岁断狱少则数十人，多也不过几百人，可媲美贞观。还出了一些学术成果，最有代表性的是医药学方面的《唐本草》，天文学方面的《麟德律》，和文字学方面的《字海》。《唐本草》是世界上第一本官修药典，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麟德律》由李淳风制定，“时称精密”。《字海》则是一本字典工具书，共有100卷，在量上大大超过了《说文解字》。可见大唐的国力不曾因为武后的参政而稍堕，“皇曰内辅，后其谋咨。谋咨伊俟，皇用嘉止。” 崔融在《则天大圣皇后哀册文》这样评价武后辅政高宗时的业绩，是合乎事实的。麟德二年，帝后夫妇东巡洛阳，为封禅大典作准备。封禅是一种古代帝王祭祀天神地祇的仪式，封为祭天，禅为祭地。先秦时代人们认为泰山是天下最高的山，在泰山之巅天子可与神灵对话，祈求庇佑。只有天下一统、国泰民安的盛世才有资格封禅。自秦始皇泰山封禅之后，举行过封禅大典的仅有西汉武帝、东汉光武帝等寥寥数位帝王。宋代以后，不再有封禅之典。唐代太宗皇帝曾有过封禅之议，终因顾惜国力或局势有变而未能成行。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封禅就是好大喜功、粉饰太平之举，没有什么正面意义。不过形象工程历代皆有，倒也不必过分苛责。李治的文治武功尚算不俗，怎么说大唐也是在他的手里达到了疆域上的极盛，举行封禅之典也说得过去。当时上官仪事件刚告一段落，武后有心借泰山之行淡化最近夫妻间的种种不快和争吵，重拾往日恩爱，另一方面，也想借此机会彰显自己的地位和威望。而刘祥道、刘仁轨等当朝新贵，也希望借封禅来弘扬皇威，煊赫天子之气，当然，顺便也要肯定一下自己的地位啦。双方各怀心事，但都一起表请高宗封禅，也都对上古的礼仪指手画脚一番。按照经典明载，公卿之献将以九卿充任，刘祥道不满地建言：“三代六卿重，故得佐祠。汉、魏以来，权归台省，九卿为常伯属官。今封岱大礼不以八坐，用九卿，无乃徇古名忘实事乎？”上古九卿位高权重，所以在这样的大典上充当祭献，然而世易时移，古今官制不同，九卿现在不过是我太常伯的属官，怎么还能按照上古的礼仪让九卿担此重任呢？官僚发完牢骚，皇后接着来，称禅为祭地之仪，坤为后土之德，本该以皇后率宫妃参与献祭，然而历来皆以公卿为献，实属大错，理应予以纠正。于是抗表进谏，措词十分得体，语句堂皇富丽，特录于此，看看武后的文采：于是皇后抗表曰：伏寻登封之礼，远迈古先，而降禅之仪，窃为未允。其祭地祇之日，以太后昭配，至于行事，皆以公卿，以妾愚诚，恐未周备。何者？乾坤定位，刚柔之义已殊；经义载陈，中外之仪斯别。瑶坛作配，既合于方祇；玉豆荐芳，实归于内职。况推尊先后，亲飨琼筵，岂有外命宰臣，内参禋祭。详于至理，有紊徽章。但礼节之源，虽兴于昔典，而升降之制，尚缺于遥图。且往代封岳，虽云显号，或因时省俗，意在寻仙；或以情觊名，事深为己。岂如化被乎四表，推美于神宗。道冠乎二仪，归功于先德。宁可仍遵旧轨，靡创彝章。妾缪处椒闱，叨居兰掖，祇以职惟中馈，道属于蒸尝，义切奉先，理光于苹藻，罔极之思，载结于因心，祗肃之怀，实深于明祀。但妾早乖定省，已阙侍于晨昏，令属崇禋，岂敢安于帷帟。是故驰情夕寝，眷嬴里而翘魂，叠虑宵兴，仰梁郊而耸念。伏望展礼之日总率六宫内外命妇，以亲奉奠，冀申如在之敬，式展虔拜之仪。积此微诚，已淹气序，既属銮舆将警，奠璧非赊，辄效丹心，庶裨大礼。冀圣朝垂则，永播于芳规，萤烛末光，增辉于日月。高宗是个好好先生，两边都不得罪，以刘祥道代表公卿，武后代表后妃，双双参与泰山封禅这一国家最高级别的大典。武后更推陈出新，抬出表姐越国太妃燕氏参与终献。因纪国太妃韦氏已经病逝，燕氏便成了太宗众多嫔妃中唯一活着的一位，风风光光地参与了这一盛事大典。向来不允许女人参与的封禅大典，从此一改旧制，以皇后为亚献，诸王太妃为终献，皇后的地位进一步得到了确认。这次封禅典礼还有一个意外收获，武后借机铲除了她早已看不顺眼的外甥女魏国夫人贺兰氏。——上官仪事件后，她不允许任何人跟高宗太过接近。皇帝东封泰山，百官跟随出动，陕西、河南、山东诸省的地皮都给踩得翻过来。武后的两个堂兄弟惟良和怀运因为上次得罪了武后的母亲杨氏分别被贬为始州刺史和淄州刺史（详见本章家宴中惟良与杨氏言语上的冲突），也随例集于泰山脚下侍奉天子，开家宴款待高宗、武后、魏国夫人一行。这两兄弟武后一直都很讨厌，正好用来做替死鬼。于是暗中在食物中下毒，魏国夫人当场暴毙，惟良和怀运这两个作东道主的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毕竟，食物都是惟良和怀运提供的，先前又和皇后有过不愉快，说他们本来想杀皇后结果误杀了魏国夫人也是很可能的。不过，惟良和怀运这两个小人物，有没有胆子当着皇帝谋害皇后，是否有能力买通宦官，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魏国夫人的死必须有人负责，惟良和怀运未经审判便被处死，改姓为蝮氏，妻女没入宫中为奴。武后一石二鸟，轻松容易地就除去了几个眼中钉。此外，武后的两个异母兄弟元庆和元爽，上次已经被贬外放，元庆到任不久就死了，元爽还活着。这次又受到牵连，被贬到更遥远的振州（今海南岛），元爽再也经不起折腾，死在当地。照老规矩，儿子是被流放他乡不能与父亲见面的，元庆之子武三思，元爽之子武承嗣，皆是日后翻云覆雨的人物，但在当时，还是颤抖着匍匐在他们伟大的姑母脚下，夹着尾巴过得惨兮兮的。武家唯一留在京师的男子，是韩国夫人的儿子贺兰敏之，也就是魏国夫人的哥哥，武后唯一的外甥。贺兰敏之聪慧过人，颇有才学，不过最出名的还是他的美貌。按史书上的记载十足漫画中的美少年，“不杂风尘，鸾章凤姿，居然物外……风情外朗，神采内融”[8]，贺兰敏之当时不过二十一、二岁，风度翩翩，优雅出尘，可以说是全长安城少女的梦中情人，也是老太太荣国夫人杨氏的心肝宝贝。看在母亲的面子上，武后没有继续报复下去，将贺兰敏之改为武姓，继承亡父的爵位周国公，入弘文馆修史。青春、美貌、权势、才华……虽然人生最羡慕的东西贺兰敏之样样都已拥有，然而身边人的离奇死亡和戏剧性命运依然是他挥之不去的梦魇，以近乎病态的追逐声色来消耗着自己的生命。魏国夫人死后，高宗身边已经再也没有影响力的女子存在，后宫完完全全地在武后的掌控中，到此地步，她已基本上把她本家的人调教得差不多了，傲慢不驯、胆敢与她为敌的亲戚们都已不在人世，剩下的小辈已不足为虑，没有人可以对她构成障碍。贺兰敏之的行为虽不让她满意，但她并不想在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上浪费太多时间。现在，轮到李家的人了。那才是她真正感兴趣的——李唐皇室与大唐帝国。(本章完)第九章 天后临朝后为坤德，统率六宫，母仪天下，是世间女子的典范，也是李氏大家族的主妇。李唐皇族人丁兴旺，在中国大一统王朝中都是比较突出的，二十一帝中没有一个儿皇帝，也没有一个皇帝绝嗣。就连中风偏瘫的唐顺宗，依靠做太子时的辛勤播种耕耘，也有23个儿子的骄人战绩。除了性取向正确之外，大约应归功于高祖李渊的遗传基因优良吧。老当益壮的李渊，入长安后短短五六年就增添了20多位小王子和小公主，可见身体素质之佳。李世民在生儿子方面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赶不上老爸，但也有14位皇子和21位公主。相比之下李治就很可怜了，只有8子3女，从2位数缩减到了1位数，最小的孩子是武后所出的太平公主。看来武后不能生育之后，高宗便失去了增添子女的机会，不知道武后的《内训》是不是专门写给她老公看的？笑。以下介绍一下高宗子女的情况：1、 长子燕王忠，后宫刘氏所生，被王皇后收为养子，一度立为太子，因上官仪事件被控谋反诛杀。2、 次子原王孝，后宫郑氏所生，麟德元年病逝。3、 泽王上金，高宗第三子，生母为后宫杨氏。4、 义阳公主，萧淑妃长女。5、 郇王素节，高宗第四子，萧淑妃所出。6、 宣城公主，萧淑妃次女。7、 太子弘，武后长子。8、 安定公主，武后长女，出生不久暴亡。9、 沛王贤，武后次子，即后来的章怀太子。10、 周王显，武后第三子，即后来的中宗皇帝。11、 殷王旭伦，武后第四子，即后来的睿宗旦。12、 太平公主，武后次女。这样至乾封元年泰山封禅之际，高宗的庶出子女只剩下上金、素节两位皇子和萧淑妃的两个女儿。其中义阳、宣城两位公主，因为母亲获罪的缘故，一直幽禁在掖庭。上金和素节也离开京师，外放为刺史，相当于一种变相的贬黜。如素节在武后未进宫前本是最为受宠的皇子，被封为雍州牧，京畿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易后易储之后，以他的敏感身份不适合再担任这样的职务，雍州牧由武后次子李贤接任，素节外放为刺史。二圣封禅之后，皇帝突然下诏，说素节身体有病，今后不必进京朝见。素节其实没病，当然知道事出有因，但也无可奈何，父子之间渐行渐远，已成必然之势。相比之下，武后的长子弘被立为太子，贤为雍州牧，遥领扬州大都督，显为并州大都督，殷王旭轮刚出生几个月都被封为冀州大都督，单于大都护。两位庶出皇子的处境也就相形见绌了。唐代的中央集权比汉代又有加强，藩王没有什么政治地位可言，武后把他们排挤出京，只是不希望他们接近高宗，施加影响。除此之外，二圣期间的武后基本上仍然维持着嫡母的风范，并没有明显的迫害举动，还曾以慈母的姿态，在燕王忠被废为庶人时挽救过他的性命。最让武后头疼的反而是她的亲身儿子——太子弘。太子弘应该是个面色苍白的近乎病态的少年，身体孱弱颇似多病的父皇，性格却倔强刚毅自信甚至自负，似足他的母亲。作为大唐帝国的储君，弘8岁便离开父母，单独住进东宫，由专门的老臣名儒教导辅佐。高宗对他寄望甚殷，急于培养他尽快接班，曾特赐《政典》交太子阅读，又多次令他监国听政，以积累治国经验，提高他的威望。刚开始太子年幼，又有许敬宗出任太子少师，对于武后还没有多大妨碍。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太子弘渐渐长大，越来越有主见，他和母亲的分歧也渐渐显露出来。说来武后当日不择手段地争取后位，也有为弘谋夺太子之位，不至于像庶子那般受人欺凌之意。这样母鸡护雏般的为弘营造出一个没有风雨侵袭没有任何阴暗面的温室，却让弘走上了和母亲完全相反的道路。在象牙塔中长大的少年的弘，深受儒家经典的熏陶，有很强的正义感和正统观，感情纤细敏感，富于理想和梦幻。一件事情颇可说明太子弘的性格：他童年时读《春秋》，读到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大为吃惊：“圣人垂训，怎么会把这样的事情写上去？”老师耐心地说：“孔子作《春秋》，善恶必书，正是为了褒扬善行，贬斥恶行呀。”然而弘仍然不能接受，“纵然如此，这种事情我总不乐意听，换一本书吧。”世界在弘的眼里，就是这样清晰纯粹得近乎透明。武后对这个儿子，原本也极为宠溺，她编写的武则天系列丛书，也都要赐一本给太子阅读，教导他怎么做个孝子仁君。然而弘真的向这条路上走去，按照书中教育的价值观去判断，却又不能容忍母亲牡鸡司晨的举动和略显霸道的作风了。弘24岁便已去世，史书上记载他的政见并不多，大致有以下几条：其一是废太子忠因谋反罪被杀，弘不忍心见大哥暴尸，奏请为其收葬。其二是奏请高宗废除将逃兵妻子没官为奴的法令。咸亨年间关中饥馑，弘见到士卒的粮食里有草籽，立刻吩咐人把自己仓库里的米分给士卒，又奏请以同州沙苑分给贫民耕种。从各方面看，弘的一举一动都注意符合儒家伦理中的仁君形象，受到时人的一致称赞。高宗对这位接班人也极为满意，称弘仁孝睿智，宾礼大臣，未尝有过。但完全以儒家伦理培养出来的弘，对于母亲垂帘听政这样公然挑战儒家三纲五常伦理秩序的举动，当然是大有意见了。弘早习政治，极有主见，自幼年起就确定的储君身份，也让他赢得了大批支持者。高宗的身体虽然没有起色，但对于权力转移仍然敏感，一方面又是声誉日隆、羽翼渐丰的太子，武后向权力中枢渗透的过程，漫长而又痛苦。辅政之初，武后仍然事事以高宗为重，实行紧跟政策。高宗倡导以孝治天下，武后便提议僧尼道士都得参拜父母，给足高宗面子。李唐崇道，抓了老子来做先祖，武后便手抄《道德经》以示虔诚，还经常组织《道德经》理论学习研讨班之类的，给丈夫抬轿子吹喇叭很下了些功夫，摆弄得高宗很是舒坦，觉得老婆大人真是深明事理，有这么一个帮手还真不错。顺便说一下，曾有人说武后信仰佛教，还真没看出来。大抵是让和尚念经，请道士捉鬼，怎么有用怎么来。要说武后真有什么虔诚的信仰，那就是实用主义吧！宗教在中国向来都处于为现实服务的位置上。高宗后期，世风渐趋奢靡，特别是女服，花样日日翻新，崇尚靡丽，风气豪纵，女裙至少得用六幅布，所谓“裙拖六幅湘江水”，华丽的则要七幅到八幅。惹得男士们很是不满，觉得这些女人真是太过分了，一条裙子费时费布，下摆拖那么长那么宽，当扫把呀。皇帝亲自下诏，提倡节俭，武后立刻响应，特地着七破间裙以示人。破是指褶皱，褶皱越多越费布。皇后的裙子一般是１３个褶，武后为了表示支持高宗还淳返朴的提议，便自己带头只穿7个褶的裙子。这道诏书在《唐大诏令》中有收录：朕思还淳返朴，示天下以质素。如闻游手堕业，此类极多。时稍不丰，便致饥馑。其异色绫锦，并花闲裙衣等，靡费既广，俱害女工。天后我之匹敌，常著七破间裙，岂不知更有靡丽服饰，务遵节俭也。其紫服赤衣，闾阎公然服用，兼商贾富人，厚葬越礼，卿可严加捉搦，勿使更然。——《唐大诏令*令雍州长史李义元禁僣侈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