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唐王朝大有胡气，所以李唐王朝的特点是成为中国历史上开阔宏博多彩的王朝。当时的社会风气是非常开放的，有的公主下嫁，生活了一段时间，回去跟她爸说，这个驸马不好给我换一个，那就换一个。寡妇再嫁、女子离婚这些事儿很普遍，妇女裹小脚这种规矩从宋朝才开始。唐朝的时候女的出门都骑马，当时最流行的体育活动是打马球，女的也都能参加。女的如果要打马球，能裹小脚吗？裹小脚连道儿都走不了。　　唐朝的书生也不是文弱书生，书生文弱都是宋朝以后的事儿了。由边塞诗人所说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可见，他也是穿上了都护铁衣，才能写出这些句子，相当于随军记者。要是没有两下子，当不了边塞诗人，那时候没有汽车没有防弹背心，一文弱书生到战场上去，你不作死吗？所以这帮书生都是挺了不起的。　　李白是诗仙、酒仙、剑仙。他十年学剑才得来剑仙之名，这家伙一个人云游天下，不怕劫道的。你劫他一个试试？你看李白诗里面有很多“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之类的句子。而且那会儿唐朝人的风尚是“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书生都特别想建功立业，像他们这种文人的秉性脾气，跟当时多民族色彩和文化政策有关。　　科技发展的春天　　那时候的科技，第一个要说的就是雕版印刷术和火药。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印刷术和火药的国家。隋朝时雕版印刷术的出现和中国古代的两种传统文化有关，一个是篆刻，再一个就是拓片。　　篆刻就是用篆书刻成的印章。最早的时候，中国人用刀在龟甲上刻字，后来发展到在竹子、铜片、玉石上面刻。　　所谓拓片，就是先把文字刻在石头上，做成石碑。然后在石碑上刷一层墨，拿纸往上一贴，揭下来之后就等于把碑文都复印了，这张纸就叫拓片。就是这两样传统文化造成了雕版印刷的出现。　　当然，那个雕版印刷在我们今天看起来是很麻烦的，因为书有多少页，就要制多少块版，刻错一个字就废了。要是你觉得有新的构思了，要改稿子，就得重刻。即使是这样，雕版印刷都比手抄要强多了，所以它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发明。　　和印刷一样重要的是火药的发明。　　火药一开始其实是炼丹家发明的，想成仙的道士们在那儿炼丹，练着练着炉子炸了，所有的道士一下都成仙了。一次两次，他们就总结经验，怎么老成仙呢？最终明白了，硫黄、硝石、木炭千万别搁一块儿炼，一块儿炼就爆炸。这样就发明了火药，这个与X射线和青霉素的发明道理是差不多的，意外。火药发展到唐末的时候，开始用于军事。　　第二，天文历法。唐朝的高僧一行制定了《大衍历》，一行是密宗的高僧。中国古代佛经被翻译成汉语，主要靠四大译经家，除了唐三藏之外，剩下仨全是外国人：鸠摩罗什、金刚智和善无畏。一行和尚就是金刚智的弟子，他制订了《大衍历》。他的另一个成就是世界上第一个用科学方法测量地球子午线长度的人。子午线就是经线，他测量这个是为了编历法，编历法是为了指导农业生产。前面我说过，任何研究都要坚持做下去，大和尚如果坚持研究经纬线，说不定就能发现地球是圆的了，那么哥白尼和麦哲伦就歇菜了。中国古代很多科技就因为没有深入研究，最后都为人做嫁衣，成为了别人的研究经验。　　第三，医学进步。孙思邈着的《千金方》，全称叫《肘后备急千金方》，意思就是肘子后面备用的紧急千金药方。古人什么东西都往袖子里装，他们不怕袖子一抖把东西都抖出去吗？其实他们后面系着一个口袋，有东西都是装在口袋里的。　　所以肘后备急，就是把《千金方》装在这个口袋里，跟那个手机、钱包、IC卡、公交卡搁一块儿。把《千金方》和那些重要东西搁一块儿是为了救急。中暑了，赶紧翻，吃什么，按照方子说的赶紧买去。别买错了，中暑买黄连素那不管用。孙思邈活了101岁，人称神仙。他从北周一直活到武则天时代，所以魏征写南北朝和隋朝的历史时，就把他叫去问，老孙，当时怎么回事儿？老孙就开始说，犹如亲睹。他都经历过这事儿，可不犹如亲睹嘛，唐朝人平均寿命29岁，他101岁，所以唐朝人都说他是神仙。这也证明了人家的招儿管用，你把《千金方》天天带肘子后面，照他这个做，也能活到101岁。　　除此之外，吐蕃的元丹贡布着的《四部医典》，也有一定的贡献。这是藏医，今天好多的藏药都叫元丹贡布牌，元丹贡布就是着《四部医典》的吐蕃医学祖宗。还有，唐高宗时期朝廷20多个人一起编的《唐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由国家颁行的药典。　　唐诗甲天下　　唐朝是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　　文学上把唐诗分初、盛、中、晚四个时期。诗坛四大天王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被誉为“初唐四杰”。山水田园诗人有孟浩然和王维，王维的名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开创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特别有禅意。王维外号“诗佛”，字摩诘，他取的字出处是一个大菩萨：维摩诘菩萨。　　边塞诗人有高适、岑参、王昌龄，多描写边疆战场幽怨苍凉，将士勇武豪气，以及战争给人带来的苦难，文学成就很高，比现在口号似的军歌歌词写得好太多了。　　盛唐出现了“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这两个传奇人物。俗话说韩柳文、迁光史、苏辛词、李杜诗就是中国文学的象征。作为一个读书人，如果要学习写文章，就看韩愈和柳宗元，学完走遍天下都不怕了；如果学历史，就学司马迁的《史记》或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学完你可以去当政客；如果学宋词，就跟苏东坡和辛弃疾学，学好了可以干掉方文山和林夕；如果学写古诗，一定是学李白和杜甫。　　李白和杜甫的创作水平是不一样的，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不一样。李白的黄金创作期是国家最强盛的时候，到处莺歌燕舞，他写他看到的东西，大部分就是花、酒、剑、歌、月，洒脱无极限。杜甫最有名的那些诗，创作的时间就惨了，“安史之乱”八年，一年没差全赶上了，所以特别忧国忧民。他说“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收蓟北关你啥事儿，他心系国家，看这个仗终于打完了，高兴到哭。李白一写诗就特别浪漫，“飞流直下三千尺”，高兴！杜甫一写就“卷我屋上三重茅”，郁闷！总的说来，李白的诗虽然也发过牢骚，但基本上都是写自己高兴的，这小子没什么发愁的事儿；而杜甫就是动不动伤感到掉眼泪，见到老同学了，也掉眼泪，见到花瓣落了，也哭。这就好像现在的人喝酒喝醉了，有文醉武醉，李白是一醉就乐，乐了就掀桌子；杜甫一醉就愁，愁了就哭。　　但是，这两个人厉害的地方并不是个人情绪，而是那种气度。并不是任何掀桌子和掉眼泪的诗人都能写出这些诗来。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的俊逸洒脱，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胸怀抱负，一般人哪及得上！　　中唐代表作是白居易的讽喻诗，讽喻诗要损人，你要损人的话，最起码得让他能听得懂。你损了半天他都不懂，你有什么劲儿？我刚在中学教书的时候，特别搞笑，一帮孩子特淘气，我骂他们寡廉鲜耻，孩子们一个个睁着眼睛看我，什么意思老师？我说臭不要脸，这下才明白了！老师不能骂脏字，好不容易找个文词儿来表达心情吧，他们还听不懂，搞得我特郁闷。而白居易的诗用的都是劳动人民的语言，但语言虽俗，意境不俗。　　白居易去给李白扫墓，六句诗：“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第一句能当导游图使；“可怜荒陇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就这六句，谁敢说我写李白比白居易写得好，你看着都是大白话，把要点都说出来了：别看这破地儿，破坟，埋这么一个伟人。所以白居易的诗意境很高，在日本、韩国广为流传（因为太复杂他们学不会）。　　晚唐杜牧、李商隐的咏史诗很出彩。我个人认为，杜牧和李商隐把律诗发展到了极致，尤其是李商隐。“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些句子的情感很细腻复杂，没人能说清楚。别相信书上的注解，都是胡说八道。他感叹自己一生的境遇，不是感叹找对象没找着，小李子都是借事儿来说自己的事儿。　　唐朝知识分子，感叹自己做不上官，写了一首诗：“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就是说一个穷女孩嫁不出去。“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敢将十指夸针巧，懒把双眉斗画长。”你把眉毛画长了没有用，没有人娶你，你只能给人缝衣服。“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每年辛辛苦苦做的漂亮衣服，都是给别的新娘子穿。表面上看起来是写服装行业的，其实就是写他自己，因为他做不上官。古人写诗没有直说“我当不了官很痛苦”的，都是托物言志。比如说，那姑娘做衣服很痛苦，所以我很痛苦；那哥们儿电脑又蓝屏了，所以我很痛苦，都是这样表达象征意义的。李商隐也一样。　　李商隐的咏史诗写得非常好，他写杨贵妃跟唐明皇：“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你唐玄宗做了四十年皇帝，国破家亡连媳妇都保不住，你算什么玩意儿啊！“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他不是损这个皇帝，但是意境在这儿摆着，所以诗歌写得好不好，就看意境。【第五章 长江后浪推前浪（五代，辽、宋、夏、金、元）】第1节 什么都缺，就不缺皇帝　　以前吃大米，现在吃大葱　　宋元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三个民族融合的高峰期。　　先秦是第一个民族融合的高峰，第二个是在魏晋南北朝，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乱华的时候，把五胡都给胡进来了。　　第三个就是在宋元时代。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一脉相承，其他国家很多古老民族都灭亡了，为什么我们中国这些民族发展到今天能够薪火相传、子孙不绝？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是不断融合的产物。我们的民族比较庞杂，比较杂就意味着相互学习的机会和各自文化交换的概率比较高，这样整个中华民族的人就都比较聪明，遗传基因越来越优秀。　　中国最大的民族汉族，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经历民族融合的产物，先吸取少数民族更合理的知识和优点，然后再用自己的文化把他们同化。就像南方人来我们小区住仨月，我学习你优秀的地方，学完了之后顺便给你同化了，你以前吃的是米饭，我把你弄得和我一样吃面条烧饼，吃香菜大葱和包子。中国经过前面两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现在迎来了第三次香菜大葱同化法。　　53年蹦出14个皇帝　　公元907年，李唐王朝被他的藩镇宣武节度使朱温所灭。朱温灭唐之后，建立了梁。17年后，梁被后唐代替。后唐之后是后晋、后汉、后周。黄河流域53年的时间换了5个朝代。梁、唐、晋、汉、周这五个朝代最长的是后梁，17年；最短的是后汉，只有4年，还换了俩皇帝。　　后人写诗说：“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四帝，播乱五十秋。”53年14个皇帝，那你想这些皇帝大多数都是怎么死的？都是非正常死亡，被人做掉的。如果是盛世王朝，汉武帝在位就长达54年，比五个朝代加起来还多1年，康熙爷是61年，乾隆爷要算上太上皇63年，辽朝还有好几个皇帝在位四五十年的，西夏也有。一朝的一位太平天子就堪比五朝，可见这五朝有多乱。　　为什么这么乱？就是因为五代每一个开国皇帝都是前朝的大将、藩镇。手握重兵，打仗的货全在手里，干吗不抢位子？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公开讲：“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这不是说当皇帝的没种，而是说，当皇帝的难道天生就是当皇帝的吗？还不是谁胳膊粗、谁拳头大谁就当老大呗。这样一来，国家不像个国家，倒像个帮派，谁能打谁当头儿，当然更替得就很快了。　　禁军大将成了皇帝佬　　公元960年，后周禁军大将赵匡胤在今天的河南陈桥兵变，建立了宋朝，年号建隆，都东京。这个东京不在日本，而是指开封。宋朝有四个首都，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应天（商丘），另一个是北京大名。　　赵匡胤就是宋太祖。　　赵匡胤建立宋朝的时候，中国还在五代十国这种分裂局面下，北宋建立之后，宋太祖削平了南方。宋太祖也是因为做了禁军大将，手握重兵，才能篡权换代，削平南方。　　削平南方之后，公元979年，宋太宗消灭北汉，结束了五代十国。　　太祖皇帝驾崩之后，皇位采取兄终弟及，由他的弟弟赵匡义（后改为光义）即位，就是宋太宗，北宋经过太祖太宗两代皇帝才算把五代十国分裂的局面结束，但是并没有完成中国的统一。　　与北宋并存的政权有北边的辽、西边的西夏、云南的大理，另外还有回纥和吐蕃。　　这些政权里边，地盘最大的实际上是契丹人建立的辽。今天俄语里边“中国”这两个字，就是发契丹的音，KIDAYI，念不好就听成是“你大爷”。北宋连传统中原王朝疆域的主体部分都没有占全。第2节 开国元勋纷纷辞职　　赵普的“治国策”　　宋太祖陈桥兵变之前是后周禁军的最高统帅，他篡权的时候那叫一个水到渠成。　　当时正好后周世宗柴荣驾崩，柴荣英年早逝，儿子恭帝柴宗训即位，年仅七岁。赵匡胤是欺负人家孤儿寡妇，篡夺政权的时候几乎兵不血刃，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当然，他篡权之后得保证自己的政权长久。自己是造反派，当然怕造反的人，所以他就问宰相赵普，之前的政权为什么不能长久。　　赵匡胤本人是高干子弟，他爸爸和他爷爷都是军区司令一级的干部，曾祖也是知州、知县，就是地委书记或者县长之类的干部，他是军区大院里长大的孩子。　　赵匡胤从小就不好好念书，整天打架，打到进公安局。公安局一看这是军区赵司令的儿子，不敢管，把他放了出来。他又是一个比较豪爽的人，精通武艺，今天中华武术里还有太祖长拳、64路盘龙棍，这都是当年赵匡胤发明的。　　赵匡胤认定了一个谋臣叫赵普，这老哥天资聪颖，是一个典型的无师自通型知识分子。怎么个无师自通？赵普这哥们儿不看书，据说一共就看过半本《论语》，所以人们才常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嘛，物尽其用的话，天才看半本就够了。一天，赵匡胤跟赵普聊天，问：“为何唐季以来，帝王凡易八姓？”为什么自从唐朝末年以来，帝王换了八个姓。“吾欲为国家建长久之策，卿谓计将安出？”你给我出个主意，咱们怎么才能将国家政权维持得久一点？赵普一听非常高兴，马上跪下回答：“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此非他故，藩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老大，你说这话是天下所有人的福气，前面的政权更替那么快，其实没别的原因，就是藩镇权力太大的缘故。他们比皇帝的权力还重，故而助长政权更替。“今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削夺其权，收其精兵，制其钱谷。则天下自安矣。”你现在要想治他们，也没别的，就夺他们的权，收他们的兵，控制他们的钱粮，天下就肯定没事儿了。宋太祖听到这儿非常高兴：“卿勿复言，朕已喻矣。”你不用再说了，我听明白了。所以他就开始这么做，从三个方面入手治这帮人，权、兵、钱。一个藩镇没权、没兵、没钱，能干个甚？谁还听你的，这不就完了嘛，问题解决了。　　我当皇帝是被你们逼的　　宋太祖决定改变唐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　　唐前期实行府兵制，府兵制的意思就是，没有职业军人。唐朝以前中国的兵都哪儿来的？就是农民，平时种地，到打仗的时候你就上，不用为了打仗成天在那儿练兵。府兵制的基层组织叫折冲府，一个折冲府是1800人，由一名折冲都尉管辖。如果有战事爆发，朝廷临时选将率领折冲府的部队去打仗，打完仗之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比如这次打突厥，皇帝调山东的折冲府，由左卫大将军指挥。下次可能打回纥，还是左卫大将军指挥，但可能调的是陇西的折冲府了。这样的话，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相互有了短暂的感情也能转瞬分开，就不会造成叛乱。　　折冲府的士兵是职业农民业余士兵，平时种地，打完就散，兵和将之间没有长期的磨合，大将都不知道派给自己的军队有没有战斗力，这样的军队战斗力肯定不强。所以到唐朝中期就开始搞募兵，将领自己招募军队，招募职业军人。职业军人一存在，战斗力是上去了，问题就是谁招的兵他就听命于谁，容易对中央构成威胁。　　安史之乱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安禄山身兼范阳、河东、平卢三镇节度使，管辖今天的河北、山西、辽宁三省，麾下精兵十五万，中央军才十二万，典型的君弱臣强，所以他一下就能掀起长达八年的叛乱。后来唐朝灭亡，就是亡在藩镇的手里。宋太祖一明白这个事儿，还能好吗？马上开始动手，从权、钱、兵这三个方面把叛乱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　　首先是要集中军权，要解除禁军将领们的兵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杯酒释兵权”。跟太祖皇帝一块儿打天下那帮人都是他哥们儿，什么政治处主任的儿子，参谋长的儿子，后勤部长的儿子，这么一帮人，原来都是军区大院的。公元961年7月，一天晚朝结束，赵匡胤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禁军将领留下来喝酒。喝到正开心的时候，赵匡胤一看喝得都差不多了，就让左右伺候的人退去，然后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我若不是靠你们出力，是做不了皇帝宝座的，为此我从内心念及你们的功德。但做皇帝也很难，还不如以前做节度使快乐，我整个夜晚都不敢安枕而卧啊！”　　石守信等人很惊讶，心想皇帝都让你做了，你还睡不好觉？于是赶紧问原因，宋太祖心想就等着你们问为什么呢，于是继续说：“这不明摆的事嘛，我这个皇帝位谁不想要呢？”石守信等人听了，都吓了一跳，知道这话中有话，连忙叩头说：“陛下何出此言，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呢？”宋太祖说：“因为当初你们贪图富贵把这皇袍披我身上，让我当皇帝。你们想做开国元勋，才把我逼到这份上。你们虽然没有异心，但是你们的部下呢？如果有人想要富贵，也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你们即使不想当皇帝，到时也身不由己了。”你说这话多不讲理，我当皇帝是被逼的……　　一席话，软中带硬，这些将领知道自己受到了皇帝的猜疑，弄不好还会引来杀身之祸，一时都惊恐得哭了起来，恳请宋太祖给他们指一条明路。　　宋朝的皇帝宅心仁厚，贵族出身的皇帝对大臣一般都不错。穷棒子出身的皇帝全不行，像刘邦、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就更甭说了，要搁明朝这些人就全被干掉了。　　赵匡胤长叹一声，继续说道：“人生很短暂，就像白驹过隙，你们不如多攒点钱，到地方上多置良田美宅，为子孙立些不动产。同时多买些歌儿舞女，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同你们再结为姻亲，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　　石守信等人一听这话，稍稍喘了口气，原来不是要我们的命啊！不但不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还能有钱、有房、有地，颐养天年，于是赶紧磕头谢恩，说：“陛下能这样为我们着想，真是给我们了一条生路啊！”　　结果第二天，石守信等曾经去喝酒的人都声称自己生病了，我不能骑马了，脚有问题，骨裂了，或者前列腺出毛病了，纷纷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一看，心里这个高兴啊，瞧我的臣子多听话，让交兵权就交兵权，赶紧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于是，下了一道旨意：石守信等人各为大镇节度使，去掉军职。这帮大将悠闲在家，全得善终。　　虽然他们到外地做节度使，但节度使的实权也被剥夺了。岳飞也是身兼三镇节度使，12道金牌一调，还不乖乖地回来？回来就干掉。所以宋朝的节度使只是一个虚衔，没有任何实权。第3节 翻着花样儿巩固政权　　收其精兵再分权　　宋太祖“收其精兵”的第一步是把军区大院一块长大的哥们儿都办了；第二步呢，就是把禁军统领权一分为三，对皇帝直接负责；第三步是设立枢密院；第四步，实行更戍法；第五步，地方精壮编入禁军，强干弱枝。　　枢密院的设立是为了和禁军统领互相牵制，调兵的不指挥军队，指挥军队的不调兵。禁军是什么？大家都认为这个禁军就是禁卫军，其实不是。北宋军队由四个兵种构成：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禁军就是正规军，相当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禁军在中央和边境，地方上的兵被称作厢军，相当于各地的武警部队，乡兵，相当于民兵预备役。藩兵一般就是在边境上招募的少数民族士兵。　　正规军的禁军统帅叫殿前都点检，相当于总司令。赵匡胤之所以能够篡权，就是因为他之前做的是这个殿前都点检，正规军总司令造反，那不是易如反掌？而且那时候他妹夫高怀德是副点检，他们俩就能轻易把这江山给篡了。　　赵匡胤深知禁军统领的厉害，所以他做了皇帝之后首先就把这个职务给废了，变成了三衙：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这就是把这禁军统领权一分为三的过程，总司令由一个变成了仨。他们仨都对皇帝负责，但是你能统帅军队，调兵却不归你，归枢密院。　　枢密院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总参谋部，调动军队都由它负责，是宋朝最高的军事机构，长官为枢密使、枢密副使，执掌“兵籍、武官选授及军师卒戍之政令”。与政事堂分掌文武大权，号称东、西二府，直接对皇帝负责。三衙只在平时负责对禁军管理、训练，却无权调遣，没有发兵的权力。禁军的调动权归枢密院，这样可以让二者互相牵制，利于皇帝对兵权的控制，枢密院又直接由皇帝指挥。　　比如说你统领一支部队，但你能调动这支部队吗？我调一帮人帮我回家盖房子去，那不可能，你调一个人都得上报。你能指挥这支部队但调动不了这支部队，枢密院可以调动但不直接指挥。统兵的不调兵，调兵的不统兵，这样军权才能分散，要不然就容易造反。这样，禁军将领就好像是雇用司机，派不派车不归你管，车不是你的，但你能开。　　而且，枢密院的长官一定是文官。北宋多半是文官治军，这个有点跟今天的西方国家相像。今天西方国家的国防部长一律穿西装，称呼起来也是什么什么先生，不是什么什么将军，而且西方审判战犯的时候，战犯一般也都是穿西装，很少有穿军装的。用文官治军，就是怕武将来干预政治。中国北宋的时候就已经这么做了。　　名将凋零心郁闷　　实行更戍法，就是将禁军一分为二，一半留守京城，一半远去边境或者地方，二者每一年或两年必须换防一次，这样一是为了习惯劳苦不懒惰，二是为了防范兵变发生，推行“将兵分离”政策。因为，第一，根据宋朝的官制，有实权统军的将领一半都是皇帝临时指派的，并没有固定的人选；第二是因为统帅并不随地易防，皇帝让他在哪儿守着，他就必须在哪儿守着，士兵可以换地方，统帅却不可以。于是这样就造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得专其兵”的局面。　　如果禁军要外出作战，则由皇帝派遣将帅，并由皇帝亲自制定作战方略，将领还不能擅自更改，也就是说，这仗怎么打，战略、战术之类的都是皇帝预先制定好的，将帅只是一个命令的执行者，不能随意变动，也不许随机应变。为了监督将领按照皇帝的意思行事，宋廷还派监军随同前往，监军就相当于是皇帝的眼睛，监督着将领按皇帝的计划进行，并且还授予了他生杀大权。如果这个将领擅自做主，不听话的话，就可以直接就地正法。难道说，赵匡胤就能保证他以后的皇帝每个都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军事家？带兵的将军不能擅自修改作战方略，可他的敌人就是手中的棋子，可以任他随意摆放吗？可见，禁军的选练、驻守、出征、行军、作战等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皇帝，而赵匡胤对军队的控制欲也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程度。　　赵匡胤即位之后，还从各方面加强禁军的实力，他派使臣去各地征兵，挑选精壮的士兵补充禁军，还经常亲自训练、校阅，给予很高的待遇。为了挑选合格的士兵，赵匡胤还挑选强壮士兵作为模范，送到全国各地，让地方照样招募，后来发现这样很不方便，于是改用木偶，按照规定尺寸制作木偶，将做好的木偶再下发给地方官，让他们按照模型来挑选，非常严格，可见宋太祖对于禁军的身体素质要求是多么的高。　　最强壮的人都被皇帝选去做禁军了，那剩下实力不强的人就只能留在地方上，地方的实力就变得很弱，只能捕盗根本不能打仗，捕盗还经常被盗贼给累死，基本上是一帮老弱病残。于是“诸镇皆自知兵力精锐非京师之敌，莫感有异心者”，于是都乖乖地听命于皇帝，再也没有想藩镇割据的力量了。史籍记载：“藩方守臣，统制列城，付以数千里之地，十万之师，单车之使，尺纸之诏，朝召而夕至。”　　所以后来少数民族政权，辽也好，金也好，元也好，跟宋朝打仗只要一突破边防马上就能打到京城。因为中间这些州郡都没用，中间州郡全是老弱病残，贼都抓不到，不能抵御游牧民族的军队。　　而且从北宋开始，中华民族绵延了几千年的尚武精神就越来越萧条。　　中国的对外战争在近代以来屡战屡败，除了制度腐败、装备落后，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尚武精神。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秀才去背弓拉箭，什么玩意儿啊！为什么日本几十万人能纵横中国？人家那读书人腰里是插着两把刀的，咱们读书人是插着扇子的。　　西班牙皇家马德里武器博物馆在北京故宫办过一个展览，看完之后我真的觉得震惊。你看人家皇帝玩什么玩意儿——盔、剑、盾牌，整天玩这个。你看咱们皇帝整天玩什么——蝈蝈、蛐蛐，高雅一点的是笔墨纸砚。一个民族尚武精神的集体缺失，就从宋朝开始了，原因就是宋朝怕被造反，把武将的地位压得太低了。　　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让高俅给欺负成那样。你说八十万禁军教头不是很牛嘛，练武术的怎么能被一练足球的欺负？不是的，八十万禁军教头不是八十万禁军的武术总教练，在当时禁军教头有5700多个，林冲只不过是1/5700。教头上面是都教头、虞侯、都虞侯、指挥使、都指挥使，都指挥使是正五品，教头从八品下。古代官品每品分正从两级，四品以下的官，每级又分上下两阶，他是从八品下。县令正七品上，这一比较，搁今天的话讲是连排级干部。　　宋朝的士兵经常逃亡，防止士兵逃亡的办法是在脸上刺字，但是脸上刺字是犯人，这就等于毁容嘛。在脸上刺上“第八营第一连第二排”，跟肩章似的。宋朝只有北宋的狄青、南宋的岳飞是武将熬上枢密副使的，挺不容易。狄青当枢密副使的时候脸上还有字。皇上给他药水要他洗下去，他说我留着，要激励将士，跟他们说我这样脸上带字的也能当上枢密副使。但是就你这一个，没别人了，激励不着将士。　　可就是这么一位受人爱戴的将军，做了枢密副使，依然受到大臣们的诽谤。宰相文彦博请求罢免狄青时，宋仁宗维护狄青说他是忠臣，可文彦博立即反驳道：“宋太祖难道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吗？”这个就算假设成立吧，但最可笑的理由编造者应该就是欧阳修，他向宋仁宗上书希望罢免狄青，一本奏章洋洋洒洒几千字，举不出一条有力的罪证，写的全是狄青的好话。估计欧阳修写着写着也觉得自己这不犯病嘛，怎么替狄青写起好话了，可实在找不出狄青的过错，最后一咬牙，把发大水的罪责安在了狄青身上，说：“水者阴也，兵亦阴也，武将亦阴也”，今年发大水就是老天爷因为狄青任枢密副使而给的警告，这个理由可谓是莫名其妙，而从欧阳修的嘴里说出来，更是让人觉得荒唐至极。　　不管理由是假设还是荒唐，都表示出朝廷对狄青越来越深的怀疑，早在狄青被拜为枢密副使时，宋仁宗生了一场大病，后来慢慢康复了，知制诰刘敞趁机上书说：“天下有大忧者，又有大可疑者，今上体平复，大忧者去矣，而大可疑者尚存。”这里面说的大忧者就是广源叛贼侬智高，而大可疑者就是狄青，侬智高已平，狄青就成为了朝廷最大的威胁，大有狡兔死、走狗烹的意思。就在这种猜忌之下，对狄青的怀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有关狄青的各种绯闻层出不穷，而朝廷狗仔队更是无时无刻不盯着狄青的一举一动，只要狄青一家有任何风吹草动，他们就能编出各种版本的神怪八卦。　　比如说狄青家养了一只狗，可能这只狗不小心碰了头，脑袋只是肿了个包而已，可到了谏官的嘴里就变成这条狗头上长出了角；有一次，狄青家晚上焚烧纸钱祭奠祖先，事先忘了通知负责消防的厢吏，结果厢吏看见火光连夜报告开封府。虽然当府吏迅速赶到时，“火”已灭了许久，但第二天，城中就开始盛传狄青家晚上有怪光冲天；甚至连京师发大水，狄青家宅被淹，被逼无奈只好先暂时住到地势比较高的相国寺，他在大殿上拜拜佛，也被说成是他要夺取皇位的行动，引起人们的怀疑。任何人也不能阻止关于狄青造反称帝的谣言，宋仁宗被逼无奈，为了保全狄青，只好罢免了狄青枢密副使一职，加宰相头衔，出知陈州，离开了京城这片是非之地。　　在狄青前往陈州之前，他就对人说：“早听说陈州有一种梨，叫青沙烂，我这次去陈州，必定烂死在那里。”后来，果然一语中谶。狄青已经远离朝廷，但朝廷并没有远离他，每半个月就派人上门看看狄青干吗呢，还美其名曰抚问。这时的狄青已经被谣言整得惶惶不安，一看朝廷使者上门狄青就要“惊疑终日”，生怕朝廷再想出什么招数折腾他。巨大的心理压力压垮了这位昔日猛将，被贬到陈州的第二年，年仅50岁的狄青因为“疽发髭”，嘴上长了毒疮，暴病而亡。现在人一般上火了，嘴上就会长几个泡，狄青嘴上都长了毒疮，可见他心中的火有多大，他内心多郁闷。　　他曾驰骋沙场，浴血奋战，为宋朝立下汗马功劳，可他既没有在兵刃飞矢之中倒下，也没有血染疆场，马革裹尸，身为一名武将，却在同僚们猜忌、排斥的打击迫害之中死去，心中是何等冤屈。　　就因为宋朝把武将的地位压得这么低，所以对外战争老打败仗，没人尚武，打仗都让文官去。文官又不会打仗，皇帝手里握着兵权，可总不能有点啥事就御驾亲征吧，那你朝里的事还管不管？有人说，那边打仗边处理政务呗，先不说这样做，当皇帝的身体累不累，能不能吃得消。要是这仗打个三年五载的，而且地方还挺多，皇帝一天没事干，就带着军队到处跑了，既耽误国事又浪费钱粮。于是赵匡胤又想到办法了，需要带兵打仗的时候，就直接指定一个将军或者元帅带兵出征，反正你打完仗回来，这兵权还得交回我手里。解决完带兵将军的问题了，赵匡胤还要事先制定好作战计划，要不怎么说皇帝这差事不是谁都能做得呢，太辛苦了，画好行军布阵图，然后交给出征的将军，让他照着自己制定的计划去打仗，还不能随便更改作战计划。这样还不够保险，再派一个文臣做监军，监军监军，顾名思义就是监督军队，其实也是监视领兵将军的一举一动，你要是不按照皇帝给的作战计划打仗，我就报告给皇帝，你就等着被皇帝治罪吧。　　皇上给你一个阵图，照着打。你拿着阵图到了前线，打开就傻了眼了，按皇上的布置根本没法打，再请示皇上吧，没等你请示到，敌军到眼前了，下辈子再请示吧。　　赵匡胤应该没有想到，他自己是能文能武，会行军打仗，排兵布阵，可他的子孙后代会吗？这不是光读读兵书就能补足的，加上赵匡胤觉得安内重于守外，所以纵观有宋一代，文臣名相不计其数，可能征善战的武将却屈指可数。　　只要不造反，生活很美好　　赵匡胤集中军权的同时，还集中行政权，这就是“稍夺其权”。　　首先是中央，虽然在中央设置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但职权实际上都归中书省，而名称也叫中书门下，又称政事堂、都堂，听这全称也可以知道，这其实是将三省之职合归一处，就是处理日常政事的地方。它不同于前代的中书省，不是设于禁中的决策机构。三省及六部长官非经特许一般是不能管理本司事务的，于是就成为一种闲职了。　　赵匡胤还将官、职、差遣分离开，这是一套真正奇异而又复杂无比的干部制度。简单说，就是上至宰相、下到相当于县里科级干部的主簿官儿，一般都不担任与官职名称相符的职务。换句话说，就是本部门的官员并不一定管理本部门的事务。于是官就是用于确定官位及俸禄的，或者称为正官、寄禄官，实际上只是个虚职，例如以前管事儿的尚书、仆射、侍郎什么的，现在就只是一个摆设，没有实际权力。职是专门授予文官的荣誉头衔，又称贴职，也没有实际权力，如直阁、学士之类。而差遣才是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也称职事官，这些都是临时指定、派遣的，例如枢密使、三司使、转运使等，也就是说如果朝廷真有什么事需要有人去管了，皇帝就从刚才所谓的“官”里挑选一些人，然后给他们安排差事，在所任职务名称前加上“判、知、权、管勾、提点”等名目，只有这个时候官才有具体的工作可以去做，手上才有实权。这时候，就有人说了，你直接给官安排事情多好，什么官就干什么活多省事，把官、职、差遣分开太混乱了。可也正是这种官、职、差遣的分离，才能使各级官员有其名而无其实，更不能专其权了，只有皇帝将手中的权力下放，让你干什么工作时，你才有实权。所以，这权力还是皇帝说了算。　　大家都知道，在古代，经常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一人”指的就是宰相，可见宰相的权力有多大，宰相是中国古代最高的行政长官的通称，平时处理军国大事、发布政令等都是宰相的日常工作。赵匡胤在初得天下的时候，为了抚慰后周旧臣和百姓，稳定政局，依然任命后周范质、王溥、魏仁浦等人担任宰相。通过与赵普的对话，赵匡胤觉得藩镇太重不过是中唐以来君弱臣强的表现之一，解除藩镇权力也不过是三大国策付诸实施的一方面成效而已。而相权的强弱消长总是直接影响到君权的安危存亡，“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类例证在中国历史上更是屡见不鲜，于是赵匡胤只要一有机会，除了在权限制度上消减宰相的权力之外，在礼仪体制上也刻意予以打压。　　秦汉时期，宰相地位极为崇高。拜相时，皇帝要施以大礼，因此才有“拜相”一说。在朝廷上，宰相有时甚至与皇帝一起接受百官的叩拜。皇帝如果在街上遇见宰相，双方需要下车相互施礼；宰相生病时，皇帝应该到相府探视；宰相见皇帝商量政事，是要赐茶看座的，即所谓的“坐而论道”。但是，到了赵匡胤时代，看到宰相们坐在他面前说话，他心里就开始不舒服。于是，有一天，他招呼宰相们说：“我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你们把奏折拿到我面前来。”几位宰相不知是计，便走上前来，结果，事先安排好的内侍们趁机把宰相们的椅子撤掉了，从此，宰相们就只能站着奏议朝政了，并且成为定制。　　赵匡胤为了分割宰相的权力，还另设参知政事，实为副相，分掌民政；又以枢密使主管军政；再以三司使总领财政。所以在宋朝，但凡拥有宰相这一官称的人只意味着他拥有宰相的资格和可以领取宰相的俸禄，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是宰相了。只有皇帝差遣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他才能算是实际的宰相。这种绕山绕水的干部制度，常常会使我们在碰到大宋帝国的官职称谓时，一头雾水，完全找不到北。比如，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判中书省事这个称谓，实际表示的是真正的宰相。但在字面上，它的意思是尚书省副首长兼中书省副首长，然后代理中书省首长。因此，名为“百官之长”的宰相，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权力。　　然后在地方上，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王臣指的就是地方官，做皇帝的就只有一个人，就算他精力再旺盛，也不可能事无巨细，管完中央的事，又管地方各州县的事，所以这就需要地方官去替他管理。但是对于热衷于将权力收归自己手上的赵匡胤来说，对地方州郡一级的长官也不放过，采取了“罢领支郡”的措施。　　什么是“罢领支郡”呢？原来自中唐以来，节度使一般统辖若干州郡，其驻地以外的州郡称为支郡，这样一来，节度使的权力过大。但到了赵匡胤这里，这种现象是绝对不允许的，一个州郡的地方官只能统辖本州，不能兼领他地。而且还派文臣管理州事，而且还设置了“通判”来牵制地方官。所谓通判，就是州里有什么事，地方长官都要与通判共同商量、决策和管理，其地位稍稍低于地方官，但通判既不是二把手，也不是下属，其职权范围与地方官相同。凡州内发生的重大事件或重要政务，通判可以直接上奏，州郡发布公文，还需知州与通判“联署”；知州处置公务，也必须与通判协商，因而通判又称“监州”。　　这样看来，宋朝掌管地方事务的领导是有两位，虽然通判的地位稍稍低于地方官，但行使的权力却一样，任何事情只要其中一位不答应，那这事就没办法解决。试想，如果有一件紧急的事情需要两位领导做出决断，但两人意见相左，无法达成共识，要是再时不时地喊着“我是监州，皇上让我监督你”，这得耽误多少事情啊！　　然而太祖赵匡胤设计这么一套制度的本意，就是要让各级、各类、各地的官员们统统找不到北，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不管你是多高的官、拥有多荣耀的职，只有当皇帝的差遣下来了，你才能够明白自己是干什么的，这使得所有人对于自己未来可能履行的实际职务都一片茫然。而在任职时间上，规定了文官只有三年、武官则为四年的限制，并且在执行时也非常严格。例如青州北海县升格为北海军后，杨光美被派去担任知军。此人在任期间为政清廉，官声极佳，深受百姓爱戴。三年任期满后被朝廷召回，北海军数百名百姓来到京城请愿，要求留杨光美继续担任北海地方长官。可赵匡胤却不允许，下诏让百姓们回去；百姓们不肯。于是，赵匡胤下令：“笞其为首者。”就是鞭打领头的人。结果，把一件喜事活活变成了丧事。可见，赵匡胤对此限制之严。而且，后来他还下令，地方官任期满后，当地百姓不得上朝廷请求地方官留任。这种限制造成了“名若不正，任若不久”的现象和感觉：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目前的位置上，只是个临时工而已。从而，在客观上增加了大宋帝国官员们利用职权，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系统中培植自己势力的难度；主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种故意。于是，自然难以危害朝廷。　　太祖皇帝抑武重文的原因，在他对赵普的一段话里道出其中玄机：“五代方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让选干练的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便都贪浊，也抵不上一个武人。”在太祖看来，任用文士仅仅因为他们可能产生的危害远不及武人来得大，更不会向武人那样危及政权的根本。一百个文官贪污也不如一个武将造反对国家的危害大。所以你愿意贪你就贪，只要你不造反。可见他自己造反得的江山，就很害怕别人造反。　　文人跨马抡刀不行，种地不行，可他们会算计，搞经济建设是强项，短短几十年间，全国耕地扩大了将近一倍，农作物种类和产量也成倍增长，人口也有所增加。　　赵匡胤除了对中央、地方政权的完全掌控外，对于法律判决权也不放过。由于五代藩镇跋扈，以致不顾法律而随意杀人。建隆三年，公元962年，赵匡胤下令，各州判决的死刑必须由刑部进行复审，并且还恢复了县尉，由县尉执掌一县司法治安的权力。开宝六年，公元973年，赵匡胤明令，禁止藩镇以牙校审断州府刑狱的陋规旧习，任命科举出仕的文官来断案，剥夺了藩镇对州府一般案件的审理权。死刑要报请中央，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比如，在安徽杀了人，判死刑，须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当然一般不会被驳回，准能够核准，但是一定要把死刑报给中央。古代死刑都是由皇帝亲自批准。　　比如在清朝，就有懋勤殿勾到。皇帝在懋勤殿用朱笔将死囚姓名勾去，表示核准，又称“勾决”或“勾到”。勾决咨文下达便可执行死刑。勾一个人，大臣就要下跪三次给他求情，上天有好生之德，请皇上恩准。皇上说这家伙太坏，勾了，但大臣还是每一个人要请求三回，别杀他，上天有好生之德。其实也就做个样子。因为一般判死刑的都是大奸大恶之人，勾了就完了。　　同时，还有就是“制其钱谷”。武将出身的赵匡胤，尝到了手握军权所带来的甜头，但他也深深明白军队除了将领和士兵，更重要的是要有钱、粮支撑，试想如果没有军饷，哪个士兵愿意为皇帝在战场上厮杀呢？之所以中唐以后藩镇割据，是因为藩镇节度使掌管地方钱、粮，并以此来招兵买马。因此赵匡胤觉得要防止藩镇割据现象再次出现，就要从地方的钱、粮下手，从根本上消除形成割据的经济基础，极力削弱地方官府的财权。　　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朝廷颁布政令规定，每年各州赋税收入，除度支经费外，其余“悉辇送京师”。凡以“留州”、“留使”等名目截留的财物，一律上缴朝廷。随着政权机构建设的逐渐完善，地方财权通过路一级的转运使、州一级的通判、县一级的主簿，最终统归中央。赵匡胤还派京官监督各地场务，场务就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征收各种商税、专卖税，他们制定条禁，整齐文簿，将有关税收直接纳入国家财政，税收与地方官再无关系。这些措施无异于釜底抽薪，将准备养兵自大的本钱都搜刮到朝廷的腰包里。　　中央则以三司总掌财政，号称“计省”，下设盐铁、度支、户部三部。三司长官为三司使，号称“计相”，地位仅次于宰执，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长，这把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可见其地位的重要性。　　北宋不仅收缴了地方的财权，还限制藩镇享有的商业特权，严禁官员买卖货物，更不允许将经商当成第二职业，利用官职之便赚取外快。由于“外州无守财”，朝廷便得以控制全国财政，致使宋朝的“天下支用，悉出于三司”。　　不过，宋朝还是很可爱的王朝。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时代来临了，只要不造反，干吗都行。汉唐很可敬，但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活在那样的朝代很惨。明清就更崩溃了，尤其是明朝，生活在那种朝代真是生不如死。明清的可怕和可恶，反衬出了宋朝的可爱。　　宋朝的财政总收入很吓人。北宋是明朝的十倍，南宋是明朝的六倍。直到《辛丑条约》那会儿，清朝的财政收入才赶上南宋。你想两宋那富裕到什么程度，都是重商主义发展的，特有钱。如果宋朝不是被蒙古人给灭掉了，咱中国早就按部就班发展到近代社会了，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太祖皇帝有遗训，刻在碑上。此碑立在宫中的一个秘殿里面，每一个新登基的皇帝都要去看。“靖康之变”后，人们才知道碑上刻的内容：　　第一条，不得杀害柴氏子孙，咱的江山是从柴家抢来的。这要搁在别人，我从柴家抢了江山，我得把柴家连根刨。宋朝却规定不得伤害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何况他也不可能有罪。《水浒传》里面有个逼上梁山的柴家后人，小霸王柴进，那个是虚构的，不能算。　　第二条，不得杀害士大夫，上书言事者无罪。在宋朝你只要是读书人就没有死罪。文官没有被判死刑的。这一没有死罪，你说贪污怎么办？杀还是不杀？祖宗家法是不许杀士大夫，那就流放吧，他又说士可杀不可辱。流放就是一种侮辱，还不如杀了。皇上说那只能无罪释放了，一件快意事儿我也做不得。宰相说这种快意事儿你不做也罢。　　不能杀士大夫，士大夫给皇上写信说事，无罪。宋朝文官地位不仅很高，而且生活待遇之好更是现代人不敢想象的。除了工资薪水，还有茶酒钱、职钱、给券（差旅费）、厨料乃至仆人的衣食等各种各样的杂费，此外还有“职田”，依官阶高低可得田四十顷至一二百顷不等。哪怕退休了，也会给一个管理道教宫观的名义，借此还能领取俸禄。　　总之，宋代文官就算吃定朝廷了，是真正的“铁饭碗”。宰相的工资一年差不多折合今天三百万人民币，是当时两万四千亩土地的总收入，除此之外你还可以贪污呢，那三百万是小头，大头在后边呢。所以，宋朝就是再清廉的官员，生活也是很豪奢的，包括我们知道的寇准、欧阳修，这帮人都特讲排场，到了可劲造、花不完的地步，如果换了你也是一样花不完。宋朝厚待士人，知识分子的生活很好很强大，所以才会有空去研究理学，去写宋词，这个宋词和唐诗的风骨就完全不同了。　　宋朝的官多，待遇丰厚，责任却很小，只要不出大错，会通过政绩考核“磨勘”，一路绿灯地上升，真是文人的理想时代。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在中国古代，对于皇帝身边的人来说，不论你是谁，一旦今天皇帝心情不好或者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随时都会有性命之忧。可对于宋代的文官，不杀文人，是宋太祖赵匡胤留下的“祖宗家法”，北宋的每一位新君即位之前，都要在他留下的“誓碑”前发誓，宋朝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天堂。　　知识分子有钱，皇帝可够惨。宋朝皇帝惨到都没钱给自己修坟的份上。皇陵特别简陋，在河南巩县，跟汉唐那种跨山连谷的皇陵没法比，跟明清也没法比。别的朝代都是皇上一登基就开始修坟，皇上不死这坟不能修完，不能说我完工了，你入住吧，那哪儿成。皇上活着的时候工程不能停。而宋朝是皇上活着不能修坟，皇上死了之后七个月内必须完工，只要别豆腐渣，尽快干完就是了，要不然皇上的尸体都烂了。所以那皇陵都很简陋。　　祖训的第三条是不加田赋。当然这一点就没做好，要是不加田赋皇上和文武百官吃啥？何况他们还得吃得好！　　冗官冗兵效率低　　这么一来，朝内朝外和地方上的权、兵、钱全都没了，中央集权得到大大加强。　　藩镇割据的基本铲除，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安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强干弱枝又把地方都给削弱了，所以除了清初特殊的三藩之乱，宋朝以后确实没再发生过关于地方反叛中央的事儿，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但官员冗滥，财政开支庞大，又是伴随而来的弊端。官员冗滥到什么程度？前面说了，枢密使虽然管军事，但是三省六部不能变成三省五部呀，兵部还是有的。三司使管财政，户部也还是在的。如此一来兵部和枢密使，户部和三司使的机构就重叠了嘛，重叠就会产生扯皮呗。这事是你干还是我干，所以这效率反而低下。而且由于北宋朝廷厚待士人，这帮大爷脾气大，一般人都不好弄他们，官员冗滥造成机构重叠，还不好处理。　　再有一个毛病，就是军队的战斗力下降了。当兵的脸上刺字，当官的昨天晚上才开始看《孙子兵法》，你想想天亮了这仗怎么打？　　要说财政困难，积贫积弱，它并不是真的贫，真的弱。它有钱，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有钱的王朝，只不过这钱都花得不是地方。所以说北宋初年加强中央集权那些措施有利有弊，《朱子语类》中朱熹总结道：“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役，虏骑所过，莫不溃散。”就说啊，你什么都收了，造成的结果就是地方的军事力量薄弱，没人有能力去抵抗，最后被外族一打就垮。　　北宋灭亡，就是因为这些看起来可以巩固江山的政策。　　想当官？努力读书吧　　相对于唐朝，宋朝选拔官吏的方法有所变动，科举制度得到了发展。　　考试分作乡试、省试、殿试三级。　　省试就是后来的会试。有些外行的书写成会考，高中毕业才会考呢。这些书说康有为在北京参加会考，康有为哪个中学的，高三几班的？后来，科举又分为院试、乡试、会试，会试就是省试和殿试。院试是最低的，中了的叫秀才，没中就是童生，古代没有毕业那一说。　　小孩五六岁进学，进学之后你就可以考秀才去了。你要是七岁考上就是神童，不过你七十岁考上也可以，范进不是五十多岁才考上举人的吗？老考老不上，老没名分的，就是老童生。洪秀全为什么造反？就是他考了好几次秀才都没考上。你想他那学问要能考上有天理吗？他没考上说明大清不腐败，他就是考不上，搁哪个朝都考不上，从十八岁考到三十多都没达到小学毕业水平。　　院试考中了秀才的可以去参加乡试。乡试在省城举行，中试的统称为举人。举人的第一名叫解元，唐伯虎就是唐解元嘛。这边你又考上了，你就可以去参加会试。三年一次由礼部主试，中试的都叫贡士。贡士的第一名叫会元，不是汇源果汁。你PK了三次都没被淘汰，中了贡士，于是你就可以去参加殿试。所有的贡士去参加殿士肯定都能中，只不过就是分成三等，第一甲赐进士及第，一共三人，第一名叫状元，然后榜眼、探花。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上榜人数若干。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上榜人数也是若干。　　你如果乡试以上的三次考试全中第一，就叫连中三元。干吗不连中二十六元或者七十元两毛五分？它不是连续中奖可以兑换三元牛奶的意思，三元的意思是解元、会元、状元。科举制1300多年，连中三元的只有明朝的商辂等极少数人。这些哥们儿一人能连中三元，实在太难了，哪儿那么巧都是你呀。有的最后拿了状元，但前面考的不一定是第一名，考场还有状态问题和发挥问题嘛。所以连中三元的哥们儿很了不起。　　殿试的录取权由皇帝掌握，所以进士及第者叫做天子门生。　　以前是高官主试，高官决定录取，这帮新科进士一旦被录取就对高官感恩戴德，容易跟高官结成朋党。你们都是我录取的，你们就是我的门生嘛，所以都得听我的。现在不一样，录取权由皇上掌握，你跟皇上结党去吧，不碍事。　　明清两朝殿试多在保和殿，尤其清朝，康熙、雍正、乾隆，那真是亲自出题，亲自监考。那考试从早晨起来一直考到天黑，点着蜡接茬考，皇上也跟那儿坐着监考。到后来有的皇上，像咸丰，就到考场转悠一下，说声“同志们辛苦了”就撤了，意思意思。　　宋朝科举实行糊名法，糊名就是我们现在的密封，你的姓名、年龄、籍贯、性别都挡上，严格保密。到了明清还得誊卷，考官看不到你的亲笔卷子，由十个中书舍人给抄一遍，考官看到的笔迹全都一样，以免万一我的学生我认识他字迹，就给个高分。当然那作弊的方法也多了去。　　在录取名额上，宋朝比唐朝增加了。特别是宋太宗在位二十一年，录取的进士超过唐朝三百年的。唐朝一次录三四十个，三年一次，宋太宗是一次录五六百，年年考。三年一考很难，全国好几千万人，读书的就算有几十分之一的人也好几百万，三年一考录取那么几百人，很难办。结果宋太宗在位的时候老开恩科，今年我生了一个胖儿子，我高兴，今年科举开恩科。明年我又生一个，再开。后年娶一个小媳妇挺好，接着开。再后年我们家那树上长灵芝了，他老有事儿。恩科一般都皇上整寿的时候，今年不应该科举，但我整寿，就开一个恩科。比如公元1894年本不应科举，但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朝廷就开了恩科。这就为各阶层读书人进入仕途开辟了道路。　　唐朝都是官宦人家的孩子能科举，白丁子弟不行。到了宋朝农民都可以去参加科举，商人子弟也可以参加。只有犯人的孩子和娼优的孩子不行。　　过去小孩念私塾，老师教你念：“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说的是读书就能科举当官，读书的品格是最高的，那你还能造反吗？所以真宗皇帝御制《劝学篇》，劝士子们“六经勤向窗前读”。你干吗要读书呢？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车马多如簇”。你只要念书，什么玩意儿都有：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车马簇。　　今天也一样，也是“六经勤向窗前读”。英、语、数、理、化、生、史、地、政，改成这些科目。你要连大学都没上，就看超市缺不缺扛货的吧。大学没毕业工作都找不着。读大学的，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车马簇。不读，铁皮屋、柴火妞、棒子面、自行车。　　赵匡胤将文人摆到了国家统治这个金字塔的顶尖。有宋一代，文士地位的显赫尊崇是历代都不曾有过的。宋代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理念，实际化为文官政治，而文官政治的基础是科举取士。“取士不问家世”，军功和门荫等其他渠道较为次要了，形成了“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局面，大批文人得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坛，从此便“赫然显贵”。宋太祖还采用“特奏名”的办法笼络人心，以吸引更多的知识分子参政，开宝二年即公元969年，宋太祖规定，凡举人参加过15场科举考试而未及第者，一律特赐进士出身。　　立国之初，赵匡胤在权力集中的同时，更广泛地吸收知识分子参与政权，通过科举制度，不断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宋朝的科举“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而进士得人为盛”。与强大一时的唐朝相比，宋朝的科举取士具有规模大、制度严谨等特点。　　宋朝的科举制扩大了政权基础，那么多人都被吸入到朝廷里来。但官本来就够多了，你还把那么多人都招来，招来你就得让他做官，做官你就得给他钱，北宋的知识分子待遇那么优厚，给钱还不能给少。所以造成了一个结果——冗员，官吏多而杂。第4节 朝廷允许吃闲饭　　当兵有饭吃　　到了北宋中期，发生了很严重的社会危机。　　唐以后田制不立，百姓有多少地就给国家交多少税，没地的就甭交了。到了北宋，太祖皇帝是高干子弟出身，他当上皇帝是因为趁着人家孤儿寡妇篡的权，不了解民间疾苦，也没见过农民起义的伟大力量，所以不给老百姓分地。　　北宋皇帝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宋太宗说：“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有钱的人越多越好，正因为有钱的人多了，国家可以征税呀。你说的那是美国，美国个人所得税的60%是年收入十万美元以上的大款们交的。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主要是工薪阶层交的，你说让那些公司老总们交个人所得税，他交什么呀？他把自己工资定到1600元/月，不够交税标准。你坐飞机头等舱你月工资1600元坐得起吗？他肯定花什么钱都走公司账，我月薪1600元，不交个人所得税。这在国外是非法的，比尔·盖茨每月工资400美元，你信吗？　　为富者不仁，不可能指着有钱人为国家出力，北宋也这样。　　这样就做成了社会危机，具体是：　　第一，贫富分化越来越大。富者有弥望之田，穷人无立锥之地，到了这种地步国家还不管，最后矛盾就指向了政府。　　第二，百姓被地主剥削得饥肠辘辘，就得造反。农民没得吃那行吗？他肯定反抗。　　第三，冗官，冗兵，冗费。冗官就是养的官太多。冗兵，北宋养兵的目的是为防止内患，宋太祖认为“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我养兵的目的就是让你别叛乱，有叛民而无叛兵。每逢荒年政府都派人到灾区去募饥民当兵。部队根本就没有战斗力，兵全是饥民构成的。过去有这么一个口号叫：“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我一竖旗就有人来吃粮，不是来保家卫国的。要吃不着粮，就哗变了。　　所以北宋的军队爱哗变，你想他能吃得着粮吗？长官怎么着都得克扣军饷吧。他看长官坐着奔驰600，他连自行车都没有，长官一顿饭鲍参翅肚，他煎饼果子都吃不起，于是这帮人就哗变了。岳家军为什么打仗那么棒？“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掠抢。”老百姓支持人民子弟兵嘛。别的北宋军队老百姓不支持，觉得他比辽军、金军还混蛋，就会抢老百姓。见着老百姓如狼似虎，见着敌人就耗子见猫那种感觉，御敌无方，扰民有术，这部队哪儿行？　　冗费就好理解了，80%的钱花在养官、养兵上，这就叫冗费。第5节 谁能理解我呢　　王安石变法　　鉴于出现的社会危机，宋神宗就任用王安石变法。北宋一共九个皇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神宗是第六代皇帝。　　王安石变法有三方面内容。　　第一，理财措施。理财措施的核心就一句话：“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不增加老百姓的负担，但要增加国家的收入。不打老百姓的主意，国家又要拿钱，这摆明了就是从有钱人身上下刀子。所以他这个改革既属于调整阶级关系，也属于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　　首先是青苗法。每年青黄不接时，分两次贷款给农民，收成后加息20%还官，免受高利贷盘剥，增加政府收入。相对于现在来说，20%利息太高了，现在都是千分之多少。你嫌高你可以不借，但是你要不跟政府借，只能向高利贷和地主借，那就是200%的利息。这样一来，“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这句话就把官僚地主搞惨了，这些人想盘剥百姓没法盘剥了。　　其次是募役法，政府向应服役而不愿意服役的人收取免役钱。雇人服役，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出钱，减轻农民差役负担，保证生产时间。这样一来，原来可以不服役也不交钱的官僚地主，现在不服役就得交钱了。　　再次，农田水利法。这就不用解释了吧。　　复次，方田均税法。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每户土地的多少肥瘠收税，官僚地主不得例外。官僚地主的土地肯定又多又肥，农民的土地又少又瘠，那就肥的多收，瘠的少收。　　最后，市易法，政府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这就限制了大商人控制市场，有个成语叫囤积居奇，本来是商人的敛财之道，现在等于政府在干这个事儿了。这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又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政府在夏季收购羽绒服二百块钱一件，以免你积压仓库，所以商人都把羽绒服卖给政府了。到冬季政府以六百块钱卖出，政府挣四百。但如果商人卖，可能卖八百、九百、一千。因此这样的结果是政府得了钱，老百姓物价也能够便宜点，商人吃亏了。　　王安石变法的第二方面，是军事措施。　　首先是保甲法。政府把农村住户组织起来，每十家（后改为五家）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一家有两个男丁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练兵，平时种田，战时编入军队抵御辽夏进攻，减少军队开支。这实际上就是民兵，是保卫本乡本土的，中国最适合这样的军队。因为有人说中国人轻家国而重乡土，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打架勇敢着呢，你看我媳妇一眼我跟你没完。外敌入侵就胆小，异族打过来了，我躲着。中国人有强烈的乡土观念，一出国，你北京的，我也北京的，你上海的我也上海的，没有说你中国我也中国的，组织的也是北京同乡会，不是中国同乡会，缺乏国家概念。所以民兵非常适合，你保卫的是你媳妇，你家乡。　　然后还有将兵法。禁军驻地固定，然后用固定的将官加以训练，充实边防。　　变法第三方面是教育措施。　　改革科举，废明经，设明法。明经就是死记硬背的东西，没用。整顿太学，使学校成为为变法造舆论、育人才的地方。所以王安石的作用是通过变法，一定程度地扭转了社会危机。可惜最后还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用人不当，危害百姓。而更主要的原因是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小时候砸缸的那个司马光当政，王安石的新法就被废除了。　　用人不当，变法失败　　王安石变法为什么用人不当？　　王安石干这事儿压力很大呀。因为中国一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思想，而儒家的政治主张是法先王。要尊重先朝和先王的规矩，你要改革，一般就被认为是离经叛道，大逆不道。所以王安石顶着雷变法。他明确表示变法是本着这么一个原则——“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天变不足畏”，因为你王安石变法，你看地震了，7.9级，属于天变。王安石说我不相信，我接着变，你给我弄个8.3级看看。　　“祖宗不足法”，祖宗之法以守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守何谈祖宗之法。　　“人言不足恤”，大家都埋怨你，他们越埋怨证明我越正确，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这三条宗旨，往好听里说是大无畏，一往无前，往难听里说就是这老哥太愣了。一个人应该常怀敬畏之心，孔圣人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王安石谁都不怕，天、祖宗、同僚，没人能降得住他，那他往往就容易走极端。这就奠定了用人不当的基础。　　很多人并不见得赞成新法，但是因为王相公坚持要用新法，所以我就假装支持。我为了求官假装赞同新法，因为那时候支持王安石的人很少，所以我一下子就当官了。当官之后我把这新法作为敛财的手段，明明青苗法应该是收20%的利息吧，我收30%。“提举使以多散为功。”应该是老百姓需要借钱，我才借给他们，现在是我逼着老百姓，你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如果借了还不上，富户为穷人作担保。你们村有地主吧，有地主就给所有的农民作担保，还不上我找你要。最后村里不但农民跑干净了，连地主都跑了。　　孔圣人曾经曰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所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君子，逐利的是小人。所谓士农工商，商人居四民之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逐利。《琵琶行》里说：“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人家不轻别离没法养活你，白居易很瞧不起人家，商人重利轻别离，而王安石整天琢磨的也是这个。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你整天逐利吧，你就是小人，小人怎么能治国呢？　　中国古代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官不与民争利。你当官了，不能做买卖跟老百姓争利。其实今天很多国家都是这样，我当了市长，我们家人要开公司，你能竞争过我吗？你一点辙没有。所以官不能干这个，不能与民争利。而王安石他干的这些事就是与民争利，民不加赋而国用饶。那些地主难道不算民？你这就算与民争利了。这些就成了保守派攻击他的口实。很多保守派讲王安石变法有种种弊端，并不是人家凭空编的，确实存在这些问题。　　王安石变法之后，朝中的大臣分成了新党和旧党。新党上来就打压旧党，旧党上来打新党，党同伐异，这样的结果使得北宋大臣之间的党争越来越激烈，也是后来造成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王安石在很多地方都是被写入奸臣传的。历史对他的评价不是很高，天下骚然，党同伐异，党争势如水火。原来朝廷的矛盾没这么厉害，现在一下子各种矛盾都给王安石激发出来，所以他的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甚至有人说北宋灭亡都是王安石惹的祸。第6节 宋辽同台大PK　　辽的崛起　　北宋只是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并没有完成国家的统一。同北宋并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有契丹的辽、女真的金、党项的西夏。　　契丹是一个游牧渔猎民族。唐末势力开始发展，汉族农民迁到长城以北，契丹人学会了种植、建城、农耕。　　公元十世纪初，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提倡农业，接受汉族文化。耶律阿保机明显是契丹语，他建国之后改名叫耶律亿，名字也改成汉族的了。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了契丹国，定都上京，他就是辽太祖。少数民族的领袖都有各自的称呼，匈奴叫单于，突厥叫可汗，吐蕃叫赞普，他们只有入主中原之后才会建立帝号。像五胡十六国时期，五胡也是入主中原才建立帝号。而契丹人在草原上就建国称帝，一切都跟中原一样。　　辽有五个首都，整个民族和他们的皇帝就在五个首都转着住，上京是临潢府，也就是今天内蒙古的巴林左旗。　　契丹人创制了契丹文。它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创立的，但比汉字复杂得多。契丹文现在已经变成一种死文字，没有人会读了。契丹文常用的是3000多个字，我们现在能够认出来的是500多字，因为辽朝书禁甚严，跟北宋的往来全是汉文，所以连北宋人都不认得契丹文。　　汉字是单音节字，契丹语是多音节，所以用汉字记述是很不方便的。比如说天，咱们写出来就是个天，念作tian。契丹人要念成腾格里（音），写出来也非常麻烦。一个字念仨音很别扭，所以等辽一灭亡，契丹文也就随着辽的灭亡退出了历史舞台。电视剧《天龙八部》里萧峰他爹被人误杀了，临死前在峭壁上刻字。香港拍的剧，萧峰他爹刻的是蒙古文，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但我还是很佩服导演，没让他刻英文。大陆拍的，刻的就是契丹文。　　耶律德光时期契丹得到了燕云十六州，改国号为辽。　　耶律德光就是辽太宗，辽的第二代皇帝，德光这名字已经完全是汉字了。燕云十六州的幽州就是北京，今天的宣武、丰台两区。辽不是五个首都嘛，南京叫析津府，就是北京；辽的西京是云州，就是山西大同；东京是辽阳，在今天辽宁；中京大定，就是内蒙古宁城，出宁城老窖那地方。他们的五个首都，俩在燕云十六州，这是后晋皇帝石敬瑭割让给辽的。他让辽帮他灭后唐，他就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然后45岁的他拜36岁的耶律德光为义父，他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儿皇帝。辽得到燕云十六州后受益匪浅。　　一城两制很和谐　　燕云十六州在长城以南，农耕发达。　　原来少数民族打不过中原王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不行。游牧经济，那玩意儿没谱，一场大雪灾就能造成你举族灭亡。现在，游牧民族也会种地了，而且我在长城以南。过去修长城就是为了挡住这些少数民族，现在这些少数民族都在长城以南，长城天险尽失。骑兵从北京出发，骑着马往南跑全是平原，就中间黄河挡了一下，别的无险可挡。宋辽的边境在雄州、霸州，就是北京往南300里而已，这个优势对辽有重要作用，却要了中原王朝的命。　　这样一来，辽就面临着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