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备四人——张文瀚、鲁承恩、祁谋、韩尚忠。　　俺答在最后受封，与明廷言归于好，是在穆宗隆庆年间，张居正当国之时。　　张居正于穆宗隆庆元年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到了隆庆二年十一月，便有宣府总兵官马芳，连败俺答于长水海子及鞍子山的胜利。次年正月，大同总兵官赵岢又大败俺答于弘赐堡。四年四月，俺答攻大同与宣府，均被马芳与赵岢挡住。 半年以后，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带了部下阿力哥等十人，到大同来投降。巡抚方逢对予以接受，报告总督王祟古。王崇古向明廷建议，封把汉那吉以官爵，让俺答知道，如果俺答肯归顺，便叫他把赵全等九个汉奸捆了送过来；如果俺答不肯归顺，便说要杀他的孙子把汉那吉，来恐吓他。　　明廷批准王崇古的建议，封了把汉那吉为指挥使，阿力哥以下十人也分别封了千户等等官爵。　　把汉那吉为什么离开了俺答，向明朝投降呢？因为，他的未婚妻“三娘子”被俺答霸占了去。论辈分，这三娘子还是俺答的外孙女呢。　　在把汉那吉降明受封以后，俺答约集了各部人马，大举压境，见到明方有备，便派了一个使者来见王崇古，王崇古也派了一个翻译官鲍崇德去答拜，把归顺的利与不归顺的害，向他说明。　　俺答听了，很高兴。他向鲍祟德说：“我本不想作乱，是赵全等人教我的。倘若皇帝封我为王，镇守北方的各个部落，有谁再敢作乱呢？我死了以后，我的孙子继位受封，衣食仰给予中国，也不会忘恩背德的。”　　王崇古把交涉的经过报告明廷，同时也提出具体的封赏与贡市的办法。明廷照王崇古的办法实行，于隆庆五年三月封俺答为“顺义王”，他的部下与儿子等人，如昆都力哈(老把都)、黄台吉、宾兔台吉等十人，那木儿台吉等十九人，打儿汉台吉等十八人，阿拜台吉等十二人，恰台吉等二人，都分别授了官爵。昆黄二人，授为都督同知，宾兔等授为指挥同知，那木儿等授为指挥佥事，打儿汉等授为正千户，阿拜等授为副千户，恰台吉等授为百户。到了秋天，俺答的哥哥吉能，也被授为都督同知。　　赵全等九个汉奸，都已经在隆庆四年十二月被俺答捆了送来，斩首。把汉那吉也被明廷送给俺答；祖孙二人晤面以后亲爱如旧。　　入贡的办法是，每年贡使不得超过一百五十人，其中许六十人进京，其余的只准留在边境等候。所贡的马，每年以五百匹为限，分为上中下三等，按等给予马价，准许贡使以所得的马价购买缯布等项物品。互市的地点，除了陕西三边原有的以外，指定大同市场在左卫威远堡的边外，宣府的在张家口边外，山西在水泉营边外。互市的时期，定为每年以一个月为限。互市的物品，在蒙古人的一方，可用金、银、牛、马、皮张、马尾；汉人的一方可用绸缎、布匹、铁锅、铁釜。市场由明军五百人保护；蒙古兵可以驻三百人于市场之外。从此，俺答不再扰边。明朝的西北方得到安宁，直至他的另一孙儿撦力克之时。　　　　八五、乞庆哈、力克、卜失兔　　俺答在万历十年去世，他的儿子黄台吉继位，袭封为“顺义王”。“黄台吉”三个字，正如清朝顺治皇帝父亲皇太极的名字一样，是“皇太子”三个字的译音：从汉文译过去，又从蒙文译回来，走了样。黄台吉的本名，可能是“乞庆哈”。《明史·鞑靼传》说他在受封以后才改名为“乞庆哈”，可能是传闻之误。　　乞庆哈在位三年而死。儿子撦力克袭封。三娘子于俺答死后，曾再嫁给乞庆哈；乞庆哈死后，又嫁给了撦力克。这是当地的风俗，并不足怪。她一向主张对明廷保持和平，明廷很感谢她，封她为“忠顺夫人”。　　撦力克管不住自己的部下，包括他的一个孙儿卜失兔。他因事离开了河套之北，到西边去出巡。他的部下，在河套的庄秃赖，与他的孙儿卜失兔便骚扰起甘凉洮岷与西宁了。明神宗大怒，在万历十九年停止对撦力克的赏赐与互市。八个年头以后，明神宗才对他恢复了赏赐与互市。　　撦力克在万所三十五年去世，诸部各不相下。到了万历四十一年，明廷才封卜失免为继任的顺义王。这时候，卜失兔已经对明廷表示服从，而且娶得了三娘子为妻。　　三娘子嫁了卜失兔不久，使因老病而与世长辞。　　卜失兔虽则受封为顺义王，而仍无统驭诸部的力量。他仅能驻牧于山西大同之北，割据一方。到了崇祯元年，东边的博迪一系君主所统辖的蒙古人，在林丹呼图克图的指挥之下向西发展，把卜失兔及其直属部落击溃。卜失兔逃奔到河套以内(黄河以南)苟延残喘。　　他在何年去世，由何人继位，《明史》并无交代。蒙古人自己的史料《黄金史》与《蒙古源流》，也没有交代。我们仅仅知道，在他以后，不再有什么“顺义王”而已。　　他的父亲是谁，我们也无从查考。其实，他是不是撦力克的孙儿，也是问题，只是《明史.鞑靼传》作了如此记载而已。　　他可能是撦力克的儿子，或兄弟，或堂兄弟。总而言之，史无明文。　　从俺答到卜失兔，均不是整个北元的正统君主。正统君主是博迪、达赉孙、图们、布延、林丹呼图克图；亦即《明史》上的卜赤、打来孙、土蛮、白言台周、虎墩兔。　　　　八六、图们可汗　　达延汗死时，由于长子图噜·博罗得先死，图的儿子博迪·阿拉克(卜赤)年幼，整个北元的领导权落入达延汗的第四个儿子，亦即俺答的父亲巴尔苏·博罗得之手，虽则巴仅是一个济农(“吉囊”，副王)而已。　　博迪.阿拉克成年以后，就可汗之位。然而他所能控制的，只限于左翼(东边)的三个万户；作可汗也只是作了四年。　　他的儿子库登可汗达赉孙(打来孙)，据《明史·鞑靼传》说，本来驻牧于宣府塞外(张家口的北边)，因为畏惧俺答的兼并而向更东的地区移动，移动到辽河上游，收福余(扶余)杂部。这就与泰宁及朵颜二部接壤了。　　达赍孙在位九年。死后，他的儿子图们可汗，给了明廷以极多的麻烦，从嘉靖三十七年闹起，一直闹到了万历初年。明廷的君臣称他为“土蛮”。　　最厉害的一次，是在隆庆元年。他在九月二十一日穿进长城，由蓟州转掠卢龙、昌黎，到了抚宁，才被总兵官李世忠挡了一阵。明廷宣布京师戒严，戒严到十月初五，他退出长城之时。 他同泰宁卫的部长速巴亥与炒花，朵颜卫的部长董狐狸与长昂，都连在一起。这泰宁与朵颜，加上福余，原是明成祖所设置的三个羁縻卫，称为“大宁三卫”，亦名“兀良哈三卫”，而讹称为“朵颜三卫”。朵颜位于热河东南，泰宁位于辽宁的西部，福余位于辽宁的北部。　　图们可汗有两个弟弟，叫做大委正与小委正；一个叔父，叫做黑石炭；两个堂兄弟，叫做煖兔与拱兔。这五个人，都是很活动的分子。图们可汗的儿子也有好几位，其中最有名的叫做卜言台周，便是其后的布延可汗。　　在明神宗万历初年，图们可汗闹得最凶。明廷幸亏有李成梁与戚继光，才守住了东北边疆。否则，便会在万历三年失掉沈阳，在万历四年失掉锦州义州，在万所五年失掉耀州，在万历七年失掉海州(海城)，在万历八年失掉松山杏山，在万历九年失掉广宁(北镇)或辽阳。　　速巴亥在万历十年于义州镇夷堡之战，死在李成梁部下的参将李平胡与苍头李有名之手。　　图们可汗死于万历二十年。到了万历二十五年之时，他的儿子布延可汗(卜言台周)与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对垒，用埋伏击杀了李如松。　　　　八七、林丹·呼图克图　　布延可汗的儿子，林丹.呼图克图，被明人称为虎墩兔。他即可汗之位，在万历二十七年，去世于崇祯七年。关于他的事，我们不妨现在一口气地说下去，论次序，原应等到说了嘉靖隆庆年间其他的事以后。　　“呼图克图”这个名词，原意是活佛。(林丹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正如俺答在其晚年一样。)明人省掉了“林丹”二字本名，而把“呼图克图”缩成了“虎墩兔”，可谓匪夷所思。这还算是客气的呢。普通，在官方文书上，只称北元的君臣人民为“虏”。虏这样，虏那样，不写出对方君主或将帅的名字，不仅蒙胞读了会生反感，我们汉人读了也觉得刺眼。这一方面，显出明人的小气；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明人对北元的内情茫无所知。知己而不知彼，焉得不败?况且，明人连自己的国力与兵力也同样地不知！ 林丹·呼图克图给于明廷的打击，虽不如图们可汗之甚，却也够受。最凶的两次，似乎是在万历四十一年与四十三年。在四十一年，他与泰宁卫的炒花“三犯辽东”；在四十三年．他“掠义州，攻大安堡，兵民死者甚众”。　　林丹和明廷的关系，发生在万所四十七年。这一年，努尔哈赤灭了叶赫，杀掉叶赫的君主金台什。金台什的孙女是林丹的媳妇。于是，努尔哈赤与林丹之间也结了仇。明廷见到有机可乘，便拉拢林丹，给林丹四千两银子表示好感，请他联络炒花等人，与明方一致，共同对付努尔哈赤。次年，明光宗泰昌元年，银子加送到四万两。林丹也正式宣告，此后要帮助明，对付努尔哈赤的金(后金)。　　泰昌四年，为了林丹的一个亲属歹青，被明方的边境人民杀了，银子增加到“每年”一万三千多两，称为“偿命银”。这一年，炒花为后金击溃，他的残部有一半都归入了林丹属下。　　崇祯元年，林丹攻破了哈刺嗔(喀喇沁)，又攻破了卜失兔所统率的一部，与白言台吉所统率的一部，势力顿形庞大，便对明廷翻脸，向宣府大同之北的长城进攻，明廷把“赏银”增加到每年八万一千两，和他讲和。但是，次年他又“拥众至延绥红水滩，乞增赏，未遂，即纵掠塞外”。这一次，他被延绥的总兵官吴自勉赶走。不久，他竟然转到后金的一边，帮助皇太极攻打龙门。但是，他大吃后金的亏，后金不仅不领情，而且击破他的兵。崇祯六年，他撤出在热河的部众，向西逃。崇祯七年，他死在中途。崇祯八年，他的儿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在上都被后金的兵追到，只得投降，献出元顺帝当年从大都带走了的秦始皇帝的传国玺。　　　　八八、倭寇　　倭寇的入侵，在洪武年间便已开始，但到了嘉靖之时，才成为严重的祸患。　　太祖称帝以前．便已有方国珍、张士诚的余党领了倭人来骚扰沿海。太祖在洪武二年三年，先后派了杨载与赵秩前往日本，质问当时的世袭宰相足利良怀。良怀派了一个和尚祖来，作为使臣，向太祖称臣纳贡，送还明台二州被掳去的男女七十余名。就在这一年，温州又来了倭寇。次年，海盐、澉浦，与福建的沿海几处地方，也来了倭寇。其后，良怀常常派人来进贡，太祖也常常拒收他的贡，倭寇也照样常常来，不过人数皆不甚多。太祖在洪武二十年命令周德兴与汤和在福建、浙江的沿海，造了几十座防倭的城，市置了六七万兵。倭寇敢来的，便较前更少了。　　实际上，这些倭寇并非良怀所派遣，亦非良怀或他的世袭的宰相足利义满所能防止。割据各方的藩镇，想怎样便怎样。那不属于藩镇的“无主武士”(浪人)更是无拘无束的极端自由的分子。况且，所谓倭寇，有十分之七八是华人!　　足利义满在晚年改名“道义”，复姓源(足利氏本为源氏的一支)。他在永乐元年向明成祖上表进贡，受到成祖的优礼。次年，他捕杀了对马台岐等岛的若干海盗，于水乐三年派使臣押了二十名解到南京。成祖不收，叫使臣将这二十人带回本国，自行治罪。使臣走到宁波，于上船以前，用蒸锅把这二十人活活蒸死。　　永乐六年，源道义去世，成祖赐祭赐谥，而且封了他的儿子源义持为“日本国王”。虽则，当时以及其后，日本始终另有一个天皇，而源义持在本国的正式爵位不过是“征夷大将军”，这“大明日本国王”的封导，源义持却毫不迟疑地接受了。　　源义持，正如他的父亲一样，仅能捕捉他力量所及的地区内的零星海盗，没有办法禁止其他的日本人到中国沿海作倭寇。在永乐十七年的时候，竟有几千个倭寇乘了二十条船开进辽东的王家山岛。这几千个倭寇不久便被刘荣击溃于樱桃园，杀了七百四十二名．活捉了八百五十七名。　　宣宗即位以后，进贡的“日本国王”叫做源义教。宣宗把贡使随员的人数，由永乐年间的二百人放宽为三百人，贡船由二艘放宽为三艘。　　源义教，也如同他的祖父与父亲一样，管不住倭寇。到了英宗正统四年五月，竞有装满了四十船的倭寇，来抢劫浙江沿海，攻破了两个千户所(台州的桃渚千户所，与宁波的大嵩千户所)，又攻破了一个卫(昌国卫，今天的定海县城)。　　有些贡使及其随员，也渐渐染上了倭寇习气，夹带了十倍于贡品的私货，在中国市场卖出，换买中国商品回国。在卖私货与买商品的时候，每每很不客气，强卖强买，甚至抢了东西不给钱。他们人人均带有武器，船上的武器更多。遇到中国的官军，他们便拿出贡物，说出贡使或随员的身份，不遇到中国官军而有机可乘之时，他们就使用武器，为所欲为。　　贡使随员的人教与船数，没有一次不超过三百人与三条船的限制。　　在景泰四年的时候，临清地方的指挥使，为了劝阻贡使抢老百姓的东西，几乎被贡使当场打死。事情被报告到景帝那里，景帝主张宽大，不予深究。　　英宗复辟以后，源义教的儿子源义政派了使臣来谢罪。但是，到了宪宗成化四年，源义政的贡使又在某一城市打人，把人打伤。　　孝宗之时，进贡的“日本国王”是源义高。源义高的贡使也在弘治九年闹事，在济宁杀人。孝宗发了睥气，下旨：此后日本的贡使只许有五十人进京，其余的都必须留在“舟次”。　　武宗之时，进贡的“日本国王”是源义澄。源义澄的贡使宋素卿，根本是一个中国人，姓朱名缟。依照法律，中国人私自通番，而且冒充番人，作番邦的使者，应该处死。这宋素卿送了刘瑾一千两黄金，逍遥自在。　　世宗嘉靖二年，宋素卿又以贡使的身份来到宁波。另有一位贡使，叫做宗设，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日本人，比他先到。宋素卿说宗设是假贡使，宗设也说宋索卿是假贡使。　　宁波市舶提举司的主管人，太监赖恩，请他们二人吃饭，把宋素卿的座位排在宗设的上边。(原因是，赖恩已经收到了宋素卿的贿赂。)赖恩而且提前把宋素卿的货物验放。宗设气不过，动起武来，杀了和宋素卿同来的日本人瑞佐，追击宋素卿，从宁波一直追到绍兴城的城边。从绍兴回宁波，沿途烧房子，抢东西，而且架走了指挥袁琎，偷了一条官船出海，扬长而去，浙江都指挥刘锦，带了兵去追，追到他，打了一阵，刘锦阵亡。　　宋素卿逃到绍兴城内或城外附近的地方，不曾被宗设追着。后来，他被明廷的官吏抓住，治罪，死在牢里。　　明廷通知日本的“国王”源义晴，叫他交出宗设来。源义晴办不到。于是，明廷便拒绝了源义晴的请贡，一直到了嘉靖十八年七月，贡使硕鼎来到宁波之时。硕鼎却被准许进京，于十九年二月到达，明廷仍一面叫他转达源义晴，把宗设押解来华，一面准日本恢复入贡，贡使随员的人数以一百名为限，船只以三艘为限，贡期则以每十年一次为限。　　没有等到十年，日本的贡使又在嘉靖二十三年七月到了宁波。这固然是日本不对，明廷的限制也根本太不合理。当时的皇帝与大官都不懂国际贸易对两国彼此均有好处，只是一味地想省事。于是，明廷振振有词地又拒绝了日本的贡，而且治了沿海文武将吏的罪，严禁老百姓与日本贡使交通。事实上，尽管禁令皇皇，老百姓之中有力量的仍旧和贡使暗暗交易。　　十年一次的限期，在嘉靖二十八年轮到(是从嘉靖十八年算起的)。源义睛派了一位周良作贡使，于嘉靖二十七年秋冬之际到了宁波，带来六百名随员，分乘四条贡船，向地方官要求暂在宁波停泊，等候明年的贡期，地方官呈报中央，中央请示皇帝(世宗)。皇帝在十一月间下敕书，叫地方官勒令周良带领随员与贡船回国。周良只得怏怏而去。　　次月，十二，便有了若干倭寇，大掠温州台州二府。这些倭寇，是否为周良的随员，史无明文。　　周良在嘉靖二十八年六月，又遵旨如限而来。巡抚朱纨替他请准，带一百名随员入京。到了京城以后，周良向明廷诉苦，说：贡船高大，原限的随员百人不够驾驶，必须有五百名才够；贡船原限三艘，但是沿途有海盗，必须再加一条船护航，因此才带了四条船来，并非敢于“违制”。　　周良走了以后，巡抚朱纨杀了若干私行贸易的中国人。这些人，多数都极有钱，在朝廷中也有奥援。于是，朱纨被朝廷降为“巡视”，不久又被免职，而且背了若干洗不清的罪名，愤而自杀。　　朱纨死后，他留下遗缺，“巡抚浙江，兼制福、兴、漳、泉、建宁五府军事”，有四个年头不曾补人，“海禁复弛，乱益滋甚。”　　明廷在嘉靖三十一年复设浙江巡抚，以王忬充任。王忬的运气不好，在次年三月便遇到海盗汪直勾引倭寇，大举入侵的事。　　汪血与宪宗时候的一位坏太监姓名相同。太监汪直是广西大藤峡的瑶人。这一个海盗汪直，是安徽徽州府歙县人。他亡命在海外很久，有海岛根据地，在日本也有家。他的养子叫汪滶，原姓毛，名海峰；是他的得力助手。和他一伙，而势力相伯仲的大海盗，另有徐海、陈东、麻叶等人。　　汪直与他的同伙，以及真正的倭寇，一共集合了几百条船，“蔽海而至”。他们在嘉靖三十二年三月攻破昌国卫(定海县)。次月，骚扰太仓，攻破上海县城，抢掠江阴、乍浦。八月，抢掠金山卫、崇明、常熟、嘉定。　　次年，嘉靖三十三年，他们在正月间从太仓进犯苏州，抢掠松江，转而北向，渡过长江，抢掠南通州、泰州。其后，又转而向南，再渡长江，于四月间破嘉善县城与崇明县城，再攻苏州，进了崇德县城。六月，从吴江出发，抢掠嘉兴，然后，屯扎在柘林镇。 明廷在沿海的卫所，久已“船敝伍虚”，无力作战，王忬所倚靠的只是一些渔船，与一些临时招募的兵，坐视汪直等几东驰西突，如入无人之境，而一筹莫展。　　明廷把王忬调走，换了李天宠，加派兵部尚张经到浙江来“总督军务”。一时，汪直等人依旧横行无忌。到了嘉靖三十四年五月，才在王江泾吃了张经与李天宠一个苦头，被杀了一千九百余人。　　昏愤的明世宗，却又听信佞臣赵文华的话，颠倒功罪，把张经与李天宠逮捕下狱，改以周玧为总督，胡宗宪为巡抚。周忬干了不过一个月，被杨宜所替代，杨宜干到三十五年二月，被胡宗宪所替代。胡宗宪的巡抚一缺，由阮鹗接充。　　胡宗宪是安徽绩溪人，他人极聪明，懂得应付赵文华，也懂得迎合明世宗的癖好(例如：献白鹿)。他的打仗本事，很平常，却有一个极大的长处：知人，《明史》对他的批评很坏，其实，他能选拔出戚继光，而予以信任，使得戚继光终于替国家平定倭寇。功罪相较，他已经足够留名青史了。　　在杨宜与胡宗先分任总管巡抚之时，倭寇横行无忌。有六七十个个人从抗州北边的新关镇，向西，抢掠淳安、歙县、绩溪、旌德、泾县、芜湖、太平府(当涂)、江宁镇、南京大安德门、夹冈、秣陵关、溧水、溧阳、宜兴、武进、尢锡的惠山、浒墅、杨林桥，才被明军剿灭，世是他们蹂躏了几千里，杀戮了几千老百姓。另外有一批，不到二百人，在浙江乐清登陆，抢掠黄岩、仙居、奉化、余姚、　　上虞，到了嵊县，才被消灭。这一批，走过的地方虽只有三个府，残害的老百姓之多，更甚于杭州新关镇的那一批。　　胡宗宪当了总督以后，一面从山东、山西、河南、广西，调集强厚兵力；一面派遣间谍，分化倭寇的首领。这些首领，几乎完全是中国人。胡宗宪骗徐海，叫他捆送陈东和麻叶。徐海中计，果然就把陈麻二人捆了送来。于是，桐乡之围，不解自解。胡宗宪随即追击陈嘛二人的余党，毁掉他们扎在乍浦的巢穴。然后，胡宗宪又出其不意，包同徐海于平湖县的沈庄与梁庄，恶战七日，把徐海及其二千余众也完全杀了。这是嘉靖三十年五月到八月间的事。　　胡宗宪派在沈庄与粱庄前线的指挥官，是俞大猷。俞是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世袭百户，于嘉靖十四年参加“武会试”，中了武举，升为千户，守御金门，其后历官至苏松副总兵，于嘉靖三十三年在张经的指挥之下大破倭寇于王江径。又其后，他连胜倭寇于陆泾壩、三丈浦、莺脰湖、马迹山、茶山、老鹳嘴，在三十五年三月受任为“浙江总兵官，兼辖苏松诸郡”，归胡宗宪节制。　　俞大猷于歼灭徐海一支的倭寇以后，奉命进剿在舟山群岛的倭寇老巢，获胜，被升至“都督同知”，仍以都督同知的官阶，充任“浙江总兵官，兼辖苏松诸郡”。戚继光这时候，是浙江的“宁绍台参将”。参将之上为副将，副将之上为总兵。　　胡宗宪对于汪直，也用了一套权谋。汪直在倭寇首领之中，是最厉害的一个，绰号为“老船主”，所盘踞的大岛有五个之多。胡宗宪先把汪直的母亲与妻儿，从金华的牢里释放出来，养在杭州，然后派人向他劝降。汪直在原则上答应，要求胡宗宪派一位“贵官”当人质。胡宗宪便派遣一个官居“指挥”(比千户高一级)的夏正，到了汪直的岛上。果然，汪直把夏正留下，交给养子汪滶(毛海峰)，自己来见胡宗宪。胡宗宪招待他一番，叫他去见巡按御史王本固。王本固毫不客气，一见面，便立刻将汪直逮捕下狱。　　汪直的养子汪滶(毛海峰)，听到消息，就把夏正“支解’(裂开四肢而死)，率领五百名死党占了[定海县西北的]岑港。胡宗宪派俞大猷和戚继光等人去打，打了一年多，从嘉靖三十六年十月打到三十七年七月，打不下来。敌人从容不迫地离开岑港，移屯柯梅，到十一月造好若干艘船，搭上帆，扬长而去，去到福建，占住浯屿(在金门之南，大胆岛之西)。　　胡宗宪被御史李瑚等一再弹劫。李瑚是福建人，和俞大猷同乡。胡宗宪怀疑俞大猷，以为俞供给了李以军情内幕，便奏上一本，说岑港之败，全由于俞大猷作战不力。于是，俞大猷被逮捕审问。不久，俞的好朋友陆炳私下向严嵩的儿子严世蕃送了一些钱，俞才被释放，派往大同，在巡抚李文进指挥之下戴罪立功。　　本来，俞大猷早就在岑港之战未了以前，和戚继光、张四维都革了职(和清朝的所谓“革职留任”相同)，限一个月把岑港打下。岑港虽不曾如期打下下，过了几个月敌人溜走，俞戚二人也可算是有功，所以革了的职就复任。偏有御史李瑚等人一再弹劾胡宗宪，又恰巧李瑚是俞夫猷的同乡，因此俞大猷才仍旧倒霉。 戚继光的运气，也不比俞大献好多少，他祖籍安徽定远，世袭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事，父亲戚景通官至大宁都指挥使，神机营副将。他自己嗣职以后，作过山东都指挥使司的佥事，负责“备倭”。调到浙江以后，升到参将，防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打岑港打不下来，革职留任；敌人走了以后，复职。但是，又有别股的倭寇在台州登了陆，他被给事中罗嘉宾参了一本，就真地丢了宫，在胡宗宪面前当了一名闲人。这是嘉靖三十八年七月的事。到了二十九年二月，他才又因胡宗宪的保荐，重新作了参将，防区改为台川、金华、严州。　　他在赋闲的段时期，曾经被胡宗宪派往义乌县，帮助县知事赵大河选兵练兵。他见到义乌人“性杂于机诈勇锐之间，尤事血气，一战之外，犹能再奋，但不听号令，胜则直前不顾”，认为他们是好材料，便决心把义乌人练成精兵。他说义乌人“不患其不强，而患其不驯；不患其不胜，而患其骄”。这骄气不难消除，所需要的只是严格的训练与军法而已。　　义乌附近的东阳、金华、浦江各县，人民的性格大致与义乌人相同。　　胡宗宪授权给他，招募义乌及其邻县的壮丁四千人。　　戚继光把招募来的四千名“义乌兵”，带到台州，练成了一立劲旅：在编制、武器、战术、军法等等方面均有彻底的革新。编制方面，他以十二人为一队，比起明朝原有的兵制增加了一个人。这个人，便是“火兵”(伙夫)。有了这“火兵”，全队的人走到某处，便可以在某处吃饭，也就可以住在某处了。平时行军，毋庸赶到城市，赶到乡镇村庄；战时更可随处扎营，行动自由得多。 每队有个队长，亦称旗总。四个队合成一哨，有哨长，亦称百总。四个哨合成一司，有把总。三个司，合成一营，有千总。五个营合成一军，有主将。这便是所谓“戚家军”的编制。　　武器方面，他发明了“狼筅”，用以对付倭寇的倭刀。倭刀长大而锋利，每每一砍便可以砍掉明军的花枪杆子好几条。戚继光研究出来，用毛竹做花枪杆子，便不是倭刀所容易砍的了。而且，倘若把毛竹尖端，留下两三尺长的枝叶，更可以抵御倭刀。这尖端再加上刺刀，就成了戚继光的“新武器”。　　每一个司，有百总所直接指挥的“火枪队”。每一个营，也有把总所直接指挥的“火炮队”。这也是过去明军普通部队中所没有的。　　每一队兵，分作两组：每组五人，最前边的一人左于执“长牌”或“藤牌”，右手执短刀，第二人用狼筅，第三第四两人用加长的花枪，第五人用“钯叉”。全队的序列，是队长在前，两组纵列左右：这叫做“鸳鸯阵”。或是队长居中，两组横列左右，以钯叉压阵：这叫做“三才阵”。　　队是作战的小单位。队长的责任，是向前冲。兵的责任是跟着他冲，保护他。队长不退，兵先退，或是队长前进，兵不进，以致队长阵亡，全队的兵皆斩。一队陷入重围，队长之上的哨长不下令救援，或同哨的其他三队的队长不依令去救援，则哨长或三队队长之违令的，也斩首不留。哨长是全哨之首，哨长不退而阵亡。所有的四个队长皆要斩首。扩而充之，哨长(百总)之上，统率叫个哨(一个司)的“把总”，以及把总之上，统率三个司(一个营)的千总，如因不退而阵亡，则把总之下的四个哨长(百总)，或千总之下的三个把总，皆要斩首。这叫做“连坐法”。　　营之上的主将，统率五个营，分别称为左右前后中。进退之际，各营均按固定的左右前后中的次序。进退的号令，操于主将，一概不用口传，而用锣鼓。敲锣是退，敲鼓是进。听了锣声而不退，听了鼓声而不进，都要以抗令论，军法从事。　　作战之时，某队有一人阵亡，但也获得了敌人首级一颗，免罚。兵士负伤的，有赏。倘若伤口是在背后，则不但没有赏，而且要罚。同袍之间，互抢敌人的首级或财物，可以由哨长以上的军官当场下令处死。，　　戚继光练兵，最重军法，然而他并非以军法为万能。他说：“威严不能自行永守，保无阻坏。而所以使威严之永行无阻坏者，恩与信也。”严厉的军法，可以化部队为机器，要推动这部机器，必须驭之以恩，励之以信。　　他在受任为金严台三府的参将以后，便把这一支义乌兵带去台州，继续训练，留作御倭之用。倭寇一直到了嘉靖四十年四月才来，足足给了他以一年多的训练时间。　　一小股的倭寇，在四月十九日登陆于奉化。奉化不是戚继光的防区，他偏要带领义乌兵去救。作用是，为了引诱倭寇的主力“乘虚”袭击台州。果然，就有了两千矮寇又在桃渚登陆，向着台州的方向杀人放火而来。戚继光得到消息，便从桐岩岭折回．于半天的时间急行了七十里，赶到台州城下，转向花街，迎击倭寇，倭寇排开了一字阵，被戚继光施展出鸳鸯阵，杀得两千名倭寇大败全输。　　这一仗打完以后，又有两千名倭寇于四月底在宁海县的圻头登陆，向着台州府城而来，在五月初一日到达大田镇。戚继光也把义乌兵开到大田镇，两军对峙了一天半，倭寇在雨中溜走，企图经由仙居，袭攻处州(丽水)。戚继光也就转军向着仙居急进，抢先占了白水洋镇附近的上峰山，居高临下，以逸待劳。这一仗，又挫了倭寇凶锋，却被逃出了主力，窜至白水洋多的朱宅。戚继光追到朱宅，将他们包围，杀光，只剩下三个活的，作为俘虏。　　从此，倭寇不敢再向台州进犯。戚继光被朝廷升为“都指挥”。　　这一年(嘉靖四十年)冬天，戚继光被调往江西，剿当地的“土匪”。他五战五胜，将“土匪”肃清，于次年三月回到浙江。　　自从汪滶(毛海峰)的一股窜据福建金门的浯屿以后，便有一批一批的“新倭”涌到福建，攻破了寿宁、政和、宁德三个县城，与元钟一个千户所，靡烂了福清、长乐、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兴化，这八个县的属境，而且扎了一个坚强的营垒在三都澳的横屿岛。　　于是，在四十一年七月，戚继光又奉命到福建去作战。这时候，他的部队早已不止有二四千义乌兵了。他带了六千人去。胡宗宪又加拨了一千六百人，交由戴冲霄率领，归戚继光节制。戴冲霄的官阶，也是都指挥，与戚继光相等。　　戚继光率领不足八千人的部队，于八月初六到达宁德，宁德这时候已经是一片废墟。他略事休息，便在初八日黎明以前，乘着潮退之时，命令三分之二的兵上，每人带一捆草，越过大陆与横屿之间，足有十里宽的沙滩上，突袭敌人最坚强的堡垒。这一仗，杀死倭寇六百多人，救出八百名以上的被倭寇拘囚的中国老百姓。其余的倭寇狼狈而逃，死在水里的极多。(朝廷升戚继光的官阶为都督佥事。)　　戚继光转军南下，又在九月初一黎明以前对福清县的圯寨夜袭，杀尽那里在酣睡之中的七百多倭寇，当天，光复牛田镇，击溃倭寇五千人之多。不久以后，他进一步肃清倭寇在兴化县林墩镇的另一堡垒，斩了九百六十，俘了一千以上，救出二千一百名被拘囚的中国老百姓。　　他见到大功告成，便收兵回浙。福建的文武官吏要留他，却留他不住。他的军官与兵士，经过了这几次的战役，虽则阵亡不多。仅有六十九名，但是伤残的与患病的，几乎已及全军的半数。他必须回浙，一面给伤病的官兵以疗养的充分时间，一面向胡宗宪请示，倘若福建仍需要他再去，可否增募若干兵丁。　　不料，在他回到浙江之后，胡宗宪已经丢官被捕。罪名是阿附严嵩。(严嵩是在四十一年五月被免职的。胡宗宪被押解进京以后，一度被明世宗释放。其后，大概是在四十四年三月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被杀之时，他又因被御史汪汝正指为与严世蕃交道，关进牢狱，病死在牢里。)　　胡的总督一缺，并未补人。当时的巡抚已不是阮鹗，而是赵炳然。赵炳然并不因戚继光之曾经受知于胡宗宪，而对戚继光岐视。他准许戚继光增募新兵，也同意福建文武官吏之请戚再度入闽的要求。　　事实上，自从戚离开福建以后，又有成万的新倭蜂拥而来。兴化府于十一月被攻陷，烧杀一空。各地的山寇(土匪)纷纷揭竿而起，与倭寇相勾结，打家劫寨，无恶不作。　　明世宗下旨，调升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戚继光为福建副总兵，又加派广东总兵刘显，到福建对兴化府城的倭寇会剿。　　戚继光带领一万六千名新旧的募兵，于嘉靖四十二年三月开拔，四月初八日路过建宁(建瓯)，十九日到达兴化前线。俞大猷与刘显也均已在那里了。戚继光地位低，不能指挥他们两人。但是，他已经迎了福建巡抚谭纶夹，作为俞戚刘三人之上的共同主帅。　　嘉靖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谭纶下令，戚继光居中，刘显居左．俞大献居右，三军一齐发动，进攻兴化平海卫的渚头许家村赤崎山倭巢。戚军先到，击败倭寇的马队，与倭寇的步兵肉搏，登上赤崎山，进逼许家村。刘、俞两军从两翼包来，把许家村合围，这一仗，是自有倭患以来，最猛烈一次的战斗，斩杀了倭寇二千二百，释放了被拘囚的中国老百姓三千。兴化城与各村镇余寇纷纷逃走。　　明世宗接到捷报，升戚继光的官阶为都督同知，派他作福建总兵官，调俞大猷为南赣总兵官。　　于是，他留在福建，把闽南闽北的“山寇”以及沿海各地的零星倭寇，一一肃清。其中，较重要的一役，是在四十三年二月打垮包围仙游县城的倭寇一万多人，又连胜他们于王仓坪及漳浦县的蔡丕岭。从此，福建也不再有大批倭寇入侵之事了。　　倭寇的目标移向广东。广东有一个大海盗，姓吴名平，一向与倭寇勾结，引狼入室，帮助倭寇劫掠福建与广东沿海的各县。　　明世宗在四十三年把俞大猷从南赣调往广东，充任广东总兵官。到了四十四年秋天又叫戚继光去，与俞大猷会师，解决吴平。吴平这时候，已被戚继光在福建打得站不住脚，逃到南澳岛扎了营垒。　　戚俞二人会师以后，一鼓攻下南澳岛，歼火了吴平部属一万余人，烧了他的几百条船。但是，吴平溜走。　　吴平溜去了饶平，号召当地土匪，占住风凰山。俞大猷派部下的将官汤克宽去打，打了几仗，都打不赢。最后，又被吴平从凤凰山再溜了走，抢了渔船，出海而去，不知所终。　　俞大猷因此而被革了广东总兵官之职。(后来，他擒斩了翁源的“巨匪”李亚元，才复了职，调任广西总兵官。)　　戚继光留在南澳岛一个短时期，防备倭寇或吴平再束。结果，不见他们来，便回到福建原防。事实上，福建也不再有多少倭寇敢来了。　　到了穆宗隆庆二年，张居正感到北方吃紧，便把戚继光调到蓟州，以都督同知的原官阶，“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　　他在蓟州，又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作为。那是后话。　　　　八九、穆宗　　穆宗朱载垕，是世宗八个儿于之中的第三个。　　世宗的长子载基，是阎贵妃所生，生下了两个月，得病而死。次子载壑，是王贵妃所生，生于嘉靖五年，在嘉靖十八年被立为太子。到了嘉靖二十八年，也得病而死。　　穆宗生于嘉靖十六年，母亲是杜康妃。他和世宗的第四个儿子，卢靖妃所生的载圳，均于载壑被立为太子之时，同日受封为王。他被封为裕王，载圳被封为景王。世宗的四个别的儿子，都是生下不到一年便死。　　世宗听信道士的话，以为自己命中克子，便在太子死后不仅迟迟未立太子．而且不与穆宗(裕王)和景王见面，叫他们搬出宫中，分别住在裕王府与景王府。穆宗比较浑厚，景王却野心勃勃，于言谈之间盼望越次被立为太子。世宗得到情报，就在嘉靖四十年命令景王离开京城，搬到湖北德安所谓“封地”去住。四年以后，景王在德安病死。然而，世宗依然不肯立穆宗为太子。　　到了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世宗自己去世之时，剩下的活的儿子只有穆宗一人。于是大臣们秉承“遗诏”，便立了穆宗、这时候，穆宗的年纪已有三十。　　穆宗是一个贤君，可惜享祚不久，到了隆庆六年(1572年)便短命而死。　　他即位之时，内阁的大学士是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这四位，都是正人。李春芳是扬州府兴化县人，嘉靖二十六年的状元，性情和平，操守廉洁。他竭力折冲于徐阶高拱之间，无甚效果，在隆庆五年辞职回家，侍奉双亲，享受天伦之乐。郭朴是安阳人，嘉靖十四年的进士，选庶吉士(翰林)，历官礼部吏部侍郎，吏部尚书。为人忠厚，被徐阶引人内阁，在感情上与高拱比较接近。高拱和徐阶合不来，他被卷入漩涡，却能见机而作，在隆庆元年九月便辞职回家，在家中颐养了二十几年，才死。　　高拱是新郑人，中进士，选庶吉士，比郭朴晚六年，与郭朴同时入阁，也是徐阶所荐。他忠于谋国而度量不足，不能与徐阶始终合作。徐阶写世宗的遗诏，不和他商量，他怀恨。他因一件小事而被徐阶的一个同乡、官居给事中的华亭人胡应嘉所弹劾，又以为这胡应嘉是受了徐阶指使，一怒而使得胡应嘉被贬为民。因此之故，弹劾高拱的人更多，他只得在隆庆元年五月挂冠而去。两年七个月以后，他被召回内阁，兼掌吏部，到了隆庆六年六月，穆宗去世之时，他又因为和张居正不能协调，被神宗的嫡母与生母罢黜回家，郁郁而死。　　　　九○、张居正　　张居正是江陵人，生于嘉靖四年，卒于万历十年。他在十二岁时“进学”(当了秀才)，十六岁中举(当了举人)，二十三岁成为进士，选庶吉士，受教于徐阶。(那时候，徐阶是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教习庶吉士。”)两年以后，散馆(毕业)，张居正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　　他当了编修七年，感觉到“京师十里之外，大盗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非得磊落奇伟之人，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然而“世虽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因此之故，他毅然决然，称病辞职，回到家乡，种了半亩竹子，闭户读书。　　读书又读了整整六年。他的父亲(张文明)“郁郁不乐，日见憔悴”，父亲向朋友说，“吾生平志愿未遂，望斯儿树立，用显吾祖。今顾若此，吾复何望!”　　张居正只得又进京城，作官。这一次所作的，是右春坊右中允、国子监司业。高拱和他同事，是国子监祭酒。祭酒等于今日国立大学校长，司业等于是教务长。　　高拱于嘉靖四十五年三月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十二月，世宗去世，徐阶写遗诏，邀张居正参加意见。次年，隆庆元年，二月间，张居正也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　　半年以后，他上给穆宗一封“陈六事疏”，穆宗一一允行。　　所谓六事，是：(1)省议论。部院等衙门“一切章妻，务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陈直。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2)振纪纲。“伏望皇上备乾纲之断，普离熙之明，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号令，必断于宸衷，而毋致纷更于浮议。”(3)重诏令。“伏望敕下部院等衙门，凡大小事务既奉明旨，须数日之内即行题复。其有合行议勘问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缓急，道里远近，严令限期，责令上紧奏报。该部(院)置立号簿，登记注销。如有违限不行奏报者，从实查参，坐以违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为贤否。”(4)核名实。“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满，毋得概引复职，滥给恩典。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以为殿最。若其功过未大显著，未可遽行黜陟者，乞将诰敕勋阶等项酌量裁与，稍加差等，以示激劝。”(5)固邦本。“伏望皇上轸念民穷，加惠邦本，于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敦尚俭素，以为天下先。仍乞敕下吏部慎选良吏，牧养小民。”(6)饬武备。“今京城内外守备单弱，臣常以为忧。伏乞敕下戎政大臣，申严军政，设法训练。每岁或间岁季冬农隙之时，恭请圣驾亲临校阅：有技艺精熟者，分别赏赉。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　　张居正在隆庆元年二月入阁，两个月以后就升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次年正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四年十二月，升“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加柱国”；几天以后，加“少傅”，改“建极殿大学士”。六年正月，改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六月，穆亲去世。八月，加“左柱国”，改“中极殿大学士”。　　高拱于隆庆元年五月辞职，三年十二月再度入阁，六年六月被罢免。他被罢免以后，张居正成为“首辅”，直到万历十年六月病故之时。在这十个年头之中，他只有三个月(万万六年三月至六月)给假回籍葬父，不在京城，但是重要的公事仍旧有人送到江陵，请他裁决。他的加官，由少师而改为太博，又由太傅而改为太师，均仍兼太于太师，可谓位极人臣。他不曾被封为侯伯，因为叫朝的规矩不封文臣(除了外戚以外)，但是他在万历四年十月被改为太傅之时，已经被特许“俸如伯爵”。　　他生平颇爱权力，而且定要全部权力。神宗从十岁即位，到二十一岁张居正死，始终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帝而已。两宫太后，神宗的嫡母仁圣太后陈氏与慈圣太后李氏，由于有司礼太监冯保替张居正左右其间，也一直对张居正言听计从。　　以施政的成绩而论，他不仅是明朝的唯一大政治家，也是汉朝议来所少有的。诸葛亮和手安石二人，勉强可以与他相比。诸葛亮的处境比他苦，不曾有机会施展其经纶于全中国。王安石富于理想，而拙于实行，有本事获得宋神宗的信任，而没有才干综核僚佐与地方官的名实。　　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对张居正的作风颇有批评，却不能不承认，在张居正执政期间“十年来海内肃清。用李成粱、戚继光，委以北边，攘地千里，荒外警服。”南方少数民族“累世负固者，次第遣将削平之。力筹富国，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太仆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倖，严考成，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一时治绩炳然。”　　明朝自从成祖、宣宗以后，朝野泄沓成风，政以贿成，民不聊生，张居正能以超人的铁腕，把政风上习扭转，做到令出必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边境相当太平，国内家给户足，转贫为富，化弱为强，真令人心向往之。　　他忠君守法，敢于负责，因此也就免不了得罪很多人。中国的社会，几千年来重人情而不重法律，重私谊而不重公义。于是，张居正一死，池的家属就遭受奇锅。　　张居正的治绩，在《明史》本传中仅有寥寥数语，在《明史稿》中更少，而且贬多于褒。写《明史》与《明史稿》的人，囿于书生之见，视儒法为截然不同的二家，他们看不出张居正的难能可贵处，正如有些人之讥诸葛亮为“外儒内法’，讥王安石为“急功近利”，而茫然于孔子当年不谈政治则已，一谈政治即强调“足食足兵”与“富而后教”。孔子诚然以“道之以礼，齐之以乐’为提高社会水准的途径，但是也从来不曾主张过以姑息为政，像汉元帝以后的所谓儒臣。　　张居正大权独揽，是事实。他却未包而不办。国家的大小政务，他处理得井井有条，真是所谓纲举目张。他也颇能分权给主持各部的尚书，御寇平乱的将领，通漕治河的文臣。凡是负责办事的人，他都能让他们放手干，虽谤书盈筴而他决不轻易换人。　　在他执政的期间，六部尚书的更选很少：　　吏部——张瀚、方逢时、王国光。　　户部一一王国光、殷正茂、张学颜。　　礼部——万士和、马自强、潘晟。　　兵部——谭纶、王崇占、方逢时。　　刑部——王之诰、王崇古、刘应节、吴百朋、严清。　　工部——朱衡、郭朝宾、李幼滋、曾省吾。　　在这些尚书之中，只有张瀚一人是被免职的。王国光先任户部，后调吏部，马自强离任，是由于入阁。谭纶与吴百朋死在任上。殷正茂等所有的其余人，都是在告老退休之时，才去职的。　　戚继光在蓟州十六年，先当蓟州、保定、昌平三镇练兵的总理，不久兼为蓟镇总兵官，差不多与张居正在内阁的时间相终始。(张居正入阁在隆庆元年二月，戚继光由闽北调，在隆庆二年五月，到了张居正去世以后才又被调往广东。)倘若不是有张居正在朝中替戚继光撑腰，戚怎么样也干不到那么久，因此也就练不成守边的精兵，修不好沿边的“敌台”(小部队可以集中防守的堡垒)，发展不了“车战”的战术，挡不住最足以震撼京畿的土蛮，也就无法保得住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一大段长城内外的土地。　　李成梁能久于其任在辽东，也全靠张居正对他信赖不疑。 李成梁是铁岭人，世袭铁岭卫指挥佥事，积功升至辽东镇的险山参将。他因救援永平而由参将升为副总兵，是在隆庆元年，亦即张居正入阁以后，因击斩张摆失而进秩一等，是在隆庆三年，因辛爱大举入寇，需他抵御而由副总兵升为都督佥事、辽东总兵官，是在隆庆四年。　　次年(隆庆五年)，他大胜土蛮，斩其部长二人，被升为都督同知，赏一子世荫千户。他在隆庆六年与万历元年，又连胜土蛮，于是又增秩二等。万历二年，他击斩建州都指挥王杲；三年，他击走土蛮于长勇堡，击走炒花、黑石炭、黄台吉、卜言台周、以儿邓、煖兔、拱兔、堵剌儿等人的联军两万多于沈阳西北，张居正给他以“太子太保”的加官，增荫一子千户。万历四年，他再破黑石炭于大清堡，袭击土蛮于辽河之东。万历五年，他捣破速把亥与土蛮于劈山。他有这几项功劳，张居正更进一步，把他的加官由“太子太保”而升为“太保”，赏一子世荫铁岭卫的指挥使。 这一年(万历五年)的十二月，速把亥、土蛮、炒花、煖兔、拱兔、黄台吉、大委正、小委正、卜儿亥、慌忽太，等等，又集合了三万人以上的联军，深入到耀州。李成梁一面留兵遏守，一面目已提兵出塞二百余里，直捣敌后的圜山，斩其部长九人，部兵八百四十，使得对方的联军不得不由耀州撤退。张居正于是也不惜爵赏，奏准神宗，封他为宁远伯。　　万历七年，土蛮以四万骑来攻，屯聚在锦遄营。李成梁挡住了他。恰好，戚继光奉命率兵来救，土蛮又不得不撤退。避了不九，纠合了速把亥卷土重来。宣传即将分别攻取海州、锦州、义州。李成梁不理他们的宣传，率兵正面迎敌，又出塞二百多里，到了红土城，找他们打，打了一个胜仗。他们狼狈而散。　　万历八年，李成梁两御“迤东都督”王兀堂于宽甸，连败土蛮于大凌河及锦州。　　万历九年正月，李成梁大破土蛮、黑石炭、大委正、小委正、卜言台周、脑毛大、黄台吉、以儿邓、煖免、拱兔、炒户花(炒花？)等人于塞外四百余里的袄郎兔。张居正增加他的伯爵岁禄，由八百石改为九百石。四月，黑石炭等深入辽阳，李成梁派副将曹箫迎敌，小胜，追击至长安堡，遭遇埋伏，大败，损失了千总陈鹏以下三百一十七人。张居正将曹箫逮捕下狱。十月，土蛮纠合了十万人以上围攻广宁(北镇)，攻不下来，转掠团山堡、盘山驿、十三山驿、攻义州，都被李成粱击退。　　万历十年二月，在张居正去世三个月后，速把亥进犯义州，被李成粱的参将李平胡射中而被苍头李有名斩首。神宗大喜，让李成粱往京师有一个“甲第”，加赏一个儿子锦衣卫指挥使。　　张居正去世以后，李成梁继续镇守辽东，到了万历十九年十一月，因贪利、行贿，掩败为功、杀民冒级等等恶行，被谏官一再弹劾而不得不辞职。倘若张居正尚在，他决不敢如此，自己固可以保全始终，国家也不致遭受他卵翼努尔哈赤的养痈之患。他作战的能力很高，威望亦重，其后在万历二十九年东山再起，“复镇八年，辽左少事”；所需要的只是在他上边必须有一个能够驾驭他，维持他，像张居正这样的人而已。　　明朝正北的边疆，也就是沿着今天的长城，东段从山海关到居庸关，有了戚继光，高枕无忧。中段宣府大同，西段延绥宁夏，均由于王崇古在隆庆年间，赖有高拱张居正从中主持，而安抚了俺答和俺答的侄儿吉能，不仅在万历初年汉蒙相安无事，而且一直相安到明朝结束之时。　　王崇古的功劳，不在戚继光之下，更不在享有赫赫之名的李成梁之下。他是蒲州人，嘉靖二十年进士，历官刑部主事，郎中，安庆与汝宁二府知府，常(州)镇(江)兵备副使，陕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宁夏巡抚，陕甘宁总督(总督陕西延(绥)宁(夏)甘肃军务)，于隆庆四年调任宣大山西总督(总督宣府、太同、山西军务)，毅然决然作成了安抚俺答与吉能之事。俺答去了赵全所捧他的帝号而受封为顺义王，吉能受封为都督同知，俺答所筑的开化府改名为“归化”。王崇古奏准明廷，让汉蒙人民互市，一举而奠定了两族之间的和平与相互依存。他“广召商贩，听令贸易布帛、菽粟、皮革。远自江淮湖广，辐辏塞下，因收其税，以充犒赏。......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　　王崇古在万历元年九月，被召入京，督理军营，三年九月，受任刑部尚书，五年四月，被调到兵部，继谭纶之缺。十月间，他告老退休，　　继王崇古宣大山总督之任的，是方逢时。其后，继他的兵部尚书之任的，也是方逢时。方逢时湖北嘉鱼人，与王崇古同年中进士，历官知县、郎中、知府、辽东巡抚，在隆庆四年调任大同巡抚。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向他投降，他报告王崇古，和王崇古“定计挟把汉以索叛人赵全等”，终于完成了安抚俺答与吉能的大工作。王祟古内调以后，他在总督任上，颇能萧规曹随，功绩也不算小，其后，继王崇古作兵部尚书，作到了万历九年四月，才退休。　　在张居正当国的期间，内乱不是没有，但张居正皆能选用将才，予以“平定”。　　内乱之中，最厉害的是四川的“都掌蛮”、广西的“古田壮”，与广东的“罗旁瑶”。“都掌蛮”的首领叫“阿大”，据有兴文县东南的九丝山，称王。另一头目，叫做“阿苟”，据有凌霄峰，和阿大相倚角，张居正派曾养吾当巡抚，留刘显为总兵官，拔郭成为副将。那时候(万历元年)，有很多朝臣攻击刘显，张居正一概不听。果然，刘显感恩图报，很愿意接受曾养吾的节制，而曾养吾又是一位驾驭武人的能手。刘显等人诱擒了阿苟，夺回凌霄峰，随即围攻九丝山，攀登绝壁，斩杀阿大，取得土地四百余里，卤获了九十二只铜鼓，　　“占田壮”的首领，叫做韦银豹。他的父亲韦朝威在孝宗弘治年间造反，杀了副总兵马俊，其后降而又叛，叛而又降。韦银豹本人之叛，是在世宗嘉靖末年。他和另一头目黄朝猛两度抢劫广西省城的银库，杀了参将黎民衷，声势浩大。　　张居正在隆庆三年叫殷正茂当广西巡抚，负责剿办。殷正茂到任以后，便调集了土兵汉兵十四万人，交给俞大猷。俞大猷那时候是广东总兵官，被调来广西帮忙。以俞大猷之才，对付韦银豹与黄朝猛，游刃有余。他分兵七道，连破几十个寨子，只有最后的一个潮水寨比较费力，打了几十天才打了下来。黄朝猛被自己的部下杀了，韦银豹诡计多端，用了一个与自己面貌相同的人替死，但是，在逃走不久以后，也被捉住。　　不久，殷正茂被升为“提督两广军务”。于是，惠州的蓝一清与赖元爵，潮州的林道乾、林凤、诸良宝，琼州的李茂，等等，也都被殷正茂调兵遣将，一一“荡平”。　　万历三年，殷正茂受任为南京兵部尚书，遗下的“提督两广军务”之缺，由凌云翼接任。凌云翼在万历四年秋天调遣张元勋、李锡等将领，大举进攻广东“罗旁瑶”，打了四个月，打到万历五年的春天，瑶人首领潘积善，投降了，“罗旁瑶”所住的地区，在德庆州上下江，东西两山之间，有七百多里。韩雍在宪宗成化年间把西山的一部分镇压下去，剩下的是这些东山的部落。他们深处林莽，常常出来活动，兵来则退，兵去又来。　　张居正能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方逢时、曾养吾、殷正茂、凌云翼，等等，确有知人之明。　　外患与内患之外，另一种患是水患。　　明朝初年，黄河在洪武二十四年决口。决口的地点在河南原武县境。洪流泛滥到安山湖，把会通河淤塞了三分之一。所谓会通河，便是元朝所修筑的山东省一段的运河。明成祖有意迁都北京，对运河十分重视，派了宋礼去浚。宋礼用了二百天的工夫，完成任务。　　此后，河患虽则常有，皆不甚大。到了嘉靖年间，它便严重起来。嘉靖六年，黄河溢出堤外，流入沛县之北的庙道口，淤了运河几十里长。明世宗派盛应期去办，盛应期开了一条新河，从昭阳湖东北到留城口，约长一百四十余里，用六万五千个伕子，二十万两银子，作了六个月，未能如限完工。谏官认为这是劳民伤财，世宗便命令盛应期停止工作。盛应期要求再作一个月，世宗不许，于是功败垂成。　　嘉靖四十四年，黄河又发睥气，在沛县飞云桥决口，流进了昭阳湖，又把运河淤了一百多里。世宗派朱衡去办理。朱衡也开一条新河，长一百九十四里，总算是筑成了。然而，这只是治标而已。　　隆庆四年，黄河在邳州与睢宁决了口。穆宗派潘季驯去治。潘季驯把所决的口子堵住。　　万历五年，黄河在崔镇决口，向北流，淤塞了清河口，逼得整个的淮河向南搬家，冲坏了高堰(高家壩)，弄得高邮宝应等县成为一片汪洋。负责治河的“河漕尚书”吴桂芳与“总河都御史”傅希挚意见不合，吴主张疏浚老黄河故道，傅主张堵住决口，“束水归漕”。迁延到了次年的夏天，张居正派潘季驯去负专责。潘季驯在过去也只是一个懂得治标的人，但是他有了经验，又肯实地研究，把他的心得报告张居正作为建议，说黄河“故道久湮，虽浚复，其深度必不能如今河”，应该“筑崔镇以塞决口，筑遥堤以防溃决。又淮清河浊，淮弱河强。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则居其八，非极湍急，必至停滞。当藉淮之清，以刷河之浊，筑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敌河之强，使二水并流(为一)，则海口自浚。”张居正接受他的建议，让他放手去做。果然，做到了万历七年冬天，潘季驯把黄河与淮河同时治好。　　在潘季驯尚未完工以前，也有不少的人攻击他，正如当年戚继光等人之被攻击一样。但是，张居正给予潘季驯以大力支持，对一切闲言闲语置之不理。　　治水成功，水患变成水利。张居正特地把水退了以后的荒地，按户分给江北各县灾民，三年以后才征赋。明朝自从中叶以来，政府不做该做的事，而收不该收的钱。农民在种种高压之下，也就无精打彩，把该垦的地不去垦，该种的田不去种了。再加上，土豪劣绅与贪官污吏相勾结，有田而不报，即使报也以多报少。在洪武二十六年的时候，全国已垦已种的田地，有八百五十万零七千六百三十二顷。到了弘治十五年，就只剩下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经过张居正一番整顿与鼓励，万历九年的数字竟然一跃而为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起洪武年间的情形，虽仍有不及，但是比起弘治年间的情形，真是进步得太多。　　万历九年的数字，是经过三个年头的严格丈量而来。有人怀疑这数字的确实性，说张居正“尚宗核，颇以溢额为功。有司争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拮克见田(苛征暴敛现有的田)以充虚额，北直隶湖广大司宣府，遂先后按溢额田增赋云”。说这种话的人，不知是何居心?依他们的意思，最好田地不必丈量，办事不必综核，因为一丈量综核就难免没有少数的坏官“争改小弓以求田多”，倒不如殷噎废食，大家省事，大家静候亡国，饿死!至于说，因为有了“溢额”就免不了“遂先后按溢额田增赋”，似乎田亩尽管溢额，而所溢出的田亩绝对不可以征赋。这是一种什么想法？　　《明史食货志》却也保存了几句公道话：“帝用大学士张居正议，天下田亩通行丈量，限三载竣事；用开方法，以径围乘除，畸零截补。于是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　　明朝初年，各府州县本有记载田地的“鱼鳞册”，与记载户口的“黄册”这两种册子，由于中叶以后上下官吏的偷懒与舞弊，久已与事实不符。张居正大刀阔斧，不怕得罪人，才把事实重新弄个清楚。(他有没有采用当时福建所已用的经册、纬册与“归户册”，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