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洪武十六年，朱元璋把八个都御史之中的两个，称为左都御史与右都御史，官阶升为正三品。把其他六个，以两个为左右副都御史，正四品；四个为左右佥都御史，正五品。　　这八人的官阶，在洪武十七年又升一阶(二级)。左右都御史升为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升为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升为正四品。下面的十二道监察御史，也一律确定为正七品(原本全是正七品)。　　朱元璋死，后建文帝一度改左右都御史二人为一人，称为都御史，其后又改称为御史大夫，把都察院三个字也改称为御史府。明成祖即位以后，恢复洪武十七年的制度。到了永乐十九年，减掉北京一道，增设贵州云南交阯三道，共为十四个道。明宣宗在宣德十年废去交阯一道。于是，直至明朝末年为止，监察御史分为十三道，人数各道多少不一，一共有一百一十一人。 明清两朝的监察官，除了都察院的十三道以外，又有直属皇帝的“六科给事中”。因此，“科道”两字常常在公文之中同列并举。　　　　二九、六科　　明朝开始只设了“给事中”。到了洪武二十四年，才设“都给事中”六人，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每科一人；下设“左右给事中”，每科各一人；再下设“给事中”，各科多少不等，共为四十人。“都给事中”正八品，“左右给事中”从八品．“给事中”正九品。建文帝把“都给事中”升为正七品，“给事中”升为从七品，省去“左右给事中”增加“拾遗”，“补阙”。明成祖恢复左右给事中，取消拾遗补阙，都给事中仍为正七品，左右给事中与[普通的]给事中一律为从七品。　　这“六科”之官，品级虽低，权力却大。他们侍从皇帝。每天每科有一人值日，站在殿里“珥笔记旨”。皇帝交给各衙门办理的事件，由六科每五天“注销”一次。倘若有拖延不办或是办得慢的，六科便向皇帝报告。每逢百官“自陈”，六科也会同六部，纠举其中的不实之处。“自陈”，是京内四品以上的官，每逢巳年亥年，自己把功过写出来，自说该留该去，请皇帝决定。　　所有京内京外的官，因有功而被“引见”候选的，一概由吏部尚书及有关一科的都给事中，陪着去见皇帝。　　六科衙门的最大权力，是对于皇帝的制敕能够“封还执奏”。换句话说，它可以不赞成皇帝的意旨，而提出反对的理由。这原是唐朝所留下来的优良传统，倘若运用得当，的确足以减少君主专制的弊病。在唐朝，有执掌“出纳帝命”的门下省，为此而设。门下省的长官侍中，号称“左相”，而中书省的中书令号称“右相”。左右相之上的“真宰相”，通常是尚书省的左仆射或别的官，加上一个‘同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的衔头(会同中书门下两省三品以上的官，平核文件与事务)。　　明朝不设门下省，便把这门下省的主要任务交给了“六科”。当年在唐朝，门下省原本也有四个给事中，官阶是正五品，地位仅次于侍中及门下侍郎。　　明朝六科的各级给事中，虽则官阶只是正七品与从七品，却可以弹劾任何一个大官。都给事中有权出席“廷议”、“廷推”、“廷鞫”。“廷议”是皇帝御前的大会议。“廷推”是在皇帝面前公推朝廷大官的候选人，请皇帝选定。“廷鞫”是在皇帝面前公审有罪的大官。　　明朝在各省有提刑按察使与分巡道，在中央又有都察院及其十三道监察御史，加上这六科的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与给事中；监察的制度可谓十分严密。而且，遇必要时，皇帝又特派这几种机构以外的大官，到地方上去查办不法的官吏。(倒如，明英宗派南京兵部侍郎徐琦与工部侍郎郑辰“考察南畿”，南畿是南直隶。)　　　　三○、五寺　　五寺不是五个寺庙，而是五个衙门。哪五寺呢？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　　在这五寺之中，大理寺最重要。它是清末民初“大理院”，亦即我们今日“最高法院”的前身，但在实际上甚不相同，也不相同于唐宋两代的大理寺。唐宋两代的大理寺管“覆判”，而并不自行提犯问案。清末民初的大理院与我们今日的最高法院，所管的是最后一次上诉，也并不提讯原告被告，只是审阅案卷，加以裁决而已。　　明朝的大理寺，与刑部及都察院合称为“三法司”(三个执法的衙门)。刑部在理论上是全国最高的上诉机关，同时也管辖京师与直隶的中级上诉及重要的刑事案件。(那时候，上诉的被告连同原告，均好比是已经判了罪的囚徒一样，必须对簿公堂，而且有受“刑求”的可能。)然而刊部与都察院对于所审理的一切案件，皆不能独作判决，必须把案卷和“囚徒”移送到大理寺去“详谳”。大理寺有权“照驳”，“参驳”，并且可以调别的衙门的官来换审(“番异”)，甚至在交给“九卿会讯”(“圆审”)以后，仍可“追驳”。就这一方面而论，大理寺确能制衡刑部与都察院。它对于五军都督府内的断事官(军法官)，也有同样的制衡权。　　大理寺的首长，称为大理寺卿，官阶是正三品，他是所谓‘九卿”之一，也的确是秦汉的九卿之中“廷尉”的后继者。　　其余四个寺的卿(太常寺卿、太仆寺卿、光禄寺卿、鸿胪寺卿)，官阶分别为正三品、从兰品、正四品，都没有大理寺重要。太常寺卿管祭祀，太仆寺卿管马，光禄寺卿管宴享，鸿胪寺卿管外宾。其中太常寺卿与光禄寺卿，均须在礼部的指挥之下办理本身应办的事。太仆寺卿在事实上等于是兵部的属官。鸿胪寺卿堪比于今天的外交部礼宾司司长。　　五个寺的卿以外，有管理玉玺的使用的尚宝司的长官，也称做卿，官阶是正五品。加起来一共只有六卿，并没有“九卿”。宗人府的左右宗正，地位崇高，官阶是正一品，列于太师太博太保之上(这“三公”也都是正一品，但非专任，而是加衔)。秦汉时代的宗正，是九卿之一，位列第四。其他的八个卿，是①奉常(太常)、②郎中令(光禄勋)、③卫尉、④太仆、⑤廷尉、⑥典客(大鸿胪)、⑦治粟内史(大司农)、⑧少府。　　在明朝，卫尉被京卫指挥使与五城兵马指挥等官所代替。治粟内史与少府的职权也移到了户部等衙门。　　　　三一、三公、三孤；詹事府、翰林院　　三公，是太师、太傅、太保，官阶正一品。三孤，是少师、少傅、少保，官阶从一品。其次，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官阶为从一品，此外又有：正二品的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与正三品的太子宾客。这些都是“加官”，虚衔。　　真正负责辅导太子的，是詹事府。府里有正三品詹事一人，正四品少詹事二人，正六品府丞二人。　　府下面的单位，是两坊(左春坊与右春坊)，一局(司经局)，一厅(主簿厅)。左右春坊各有正五品大学士一人，正五品庶子一人，从五品谕德一人，正六品中允二人，从六品赞善二人，司直郎二人，从八品清纪郎一人，从九品司谏二人。司经局有从五品太子洗马一人，正九品校书二人，从九品正字二人。主簿厅有从七品主簿一人，正九品录事二人，通事舍人二人。　　院，除了都察院以外，有太医院与翰林院。太医院有正五品的“院使”一人，正六品的“院判”二人，正八品的御医四人。从九品的“吏目”若干人。附属的机构有“生药库”与“惠民药局”，各设“大使”一人，“副使”一人。　　比太医院重要得多的，是翰林院。然而翰林院的首长，翰林学士，也不过是官居正五品而巳。下边的侍读学士二人，侍讲学士二人，是从五品；侍读二人与侍讲二人是正六品；世袭的五经博士九人，是正八品。此外，有典籍、侍书、待诏，均是八品以下的官。号称为修史之官的“修撰”，只是“从六品”，“编修”是正七品，“检讨”是“从七品”。“修撰”，照例是中了“状元”，才够资格充任的。　　正如其后清朝的一样。明朝的秀才每三年有机会参加一次“乡试”(在本省省会的考试)，被录取的成为举人。举人也是每三年有机会参加一次“会试”(在京师的礼部衙门)。被录取的俗称为“进士”，其实只是进士的候选人而已，要再参加一次“殿试”，考中了才是真正的进士。进士分为三榜。第一榜称为一甲．只取三名，第一名俗称状元，第二名俗称榜眼，第三名俗称探花，这三人的正式功名，是“赐进士及第”，而状元进翰林院当修撰，榜眼探花进翰林院当编修，无庸再考。第二榜称为二甲，功名是“赐进士出身”。第三榜称为三甲，功名是“赐同进士出身”。这二甲三甲的进士，必须再经过一次考选，幸运的被送进翰林院当学生，称为“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毕业叫做“散馆”，留院任职或分发到都察院或六科当御史或给事中。那些未被选送为庶吉士的二三甲之人，仍旧只是进士而已，不能称为翰林。　　　　三二、内阁　　明清两朝的内阁，是翰林院的延长。　　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正月废除丞相制度，直接处理六部及其他大小衙门所递上来的公文，忙了九个月，终于吃不消。于是，从各省找来了六个老儒生(王本、杜佑、龚[左学右支]、杜[左学右支]、赵民望、吴源)。创设所谓“四辅”：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王杜龚三人当了春官，杜赵吴三人当了夏官，秋官冬官也由他们兼代。职务是与皇帝坐而论道，“协赞政事，均调四时”。这六人都是毫无政治经验的老学究，不曾能够帮得了朱元璋多少忙。不久，朱元璋腻了，换了几个人，依然不行，这四辅制度便在洪武十五年七月宣告结束。　　但是，朱元璋仍旧需要几个有学问的人在身边，以便遇到问题好商量商量，于是便在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以翰林院检讨吴伯宗为武英殿大学士，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阁大学士，翰林院典籍吴沉为东阁大学士，官阶一律为正五品。(检讨是从七品，翰林学士是正五品，典籍是从八品)。吴伯宗是明朝开国以来的最早一个状元(在洪武四年考中的，当时还不曾有状元实授修撰的成例，而且修撰一职是在洪武十四年才设的)，由从七品的检讨一跃而为正五品的武英殿大学士，可谓殊荣。宋讷在元顺帝时便已中了进士，被朱元璋任为从八品的国子监助教，是到了洪武十五年才刚刚被破格升为正五品的翰林学士，不久，调任为文渊阁大学士，官阶虽则一样，却也加了一个“大”字。吴沉的父亲在元朝当国子监博士，本人对经学尚有研究，在朱元璋的翰林院中先充从五品的“待制”(这官职于洪武十四年被取消)。其后一降为正七品的编修，再降为从八品的典籍，却突然又被破格升为正五品的东阁大学士。　　除了吴伯宗、宋讷、吴沉三个人以外，朱元璋也叫正二品的礼部尚书邵职，兼上一个正五品的华盖殿大学士的头衔。这一年不多久以后，他又任命年逾八十的崇德人鲍恂，年逾七十的吉安人余诠，高邮人张长年，作文华殿大学士。这三人是被征召而来的宿儒，都不肯作官，朱元璋只得放他们回家，到了次年，才有一个从上海来的全思诚，肯就文华殿大学士之任，但也只是当了一年左右，便告老回家了。　　严格说来，这些洪武十五年十六年的几位大学士，并未形成内阁。他们没有属员，没有专责，只是皇帝的顾问而已。当时帮助朱元璋看看公文，签注签注意见的，是翰林院与詹事府左右春坊的若干官吏。　　明朝内阁制度的形成，是在明仁宗的时候。　　朱元璋死后，建文帝把各殿各阁的“大学士”，改为“学士”，增加一个正心殿学士。正心殿的原名是谨身殿。　　明成祖即位。把自己所信任的解缙等七个人，放在文渊阁，不称做文渊阁大学士，而分别以各人原职，“入直文渊阁”。直，是“值班”。这就好比是清朝的皇帝叫某些人在军机处“行走”。解缙与黄淮在“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八月，分别以翰林院侍读与编修的资格，奉敕入直之旨。次月，侍讲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与胡俨，也奉到入直之旨。十一月，解缙升为侍读学士，黄淮、胡广升为侍读，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胡俨，都升为侍讲。到了永乐二年四月，解缙又再升为文渊阁学士兼詹事府右春坊大学士，黄淮升为左庶子，胡广升为右庶子，胡俨升为左谕德，杨荣升为右谕德，杨士奇升为左中允，金幼孜不曾升。九月间，胡俨调任国子监祭酒，退出文渊阁，没有补上别人。从此，直到永乐之末，文渊阁的人数有减无增。　　解缙在永乐五年十一月失宠，外放为广西布政司的参议，黄淮升为右春坊大学士，同时候胡广也升为翰林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黄淮在永乐十二年闰九月失宠下狱(到了明仁宗即位才恢复自由，出任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胡广的运气好，在永乐十四年四月升为文渊阁大学士。　　他是自从朱元璋去世以来，第一个文渊阁大学士。他死于永乐十六年五月。到了永乐十八年闰正月，杨荣、金幼孜二人也成了文渊阁大学士仍兼翰林学士。于是，文渊阁同时有两个大学士兼翰林学士，阁内此时只有三人。杨金而外，另一人是杨士奇。杨士奇已在永乐十五年二月升翰林学士，其后在永乐十九年正月升左春坊大学士。　　明仁宗在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即位，除了把黄淮释放出狱，任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外，又调整了杨荣、金幼孜、杨士奇三人的官职。他任命杨荣为太常卿兼文渊阁大学士，金幼孜为户部右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杨士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次月，改杨荣为谨身殿大学士，加太子少傅衔；改金幼孜为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杨士奇仍为华盖殿大学士，加少保衔(不是太子少保)。于是连同黄淮，四位大学士均有了实缺。与崇高的加官，不再是皇帝的顾问，而是事实上的宰相，有“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之权了。明景帝以后，内阁的诰敕房与制敕房俱设“中书舍人”(秘书)，使得六部“奉命维谨”。　　　　三三、诸司、外三监、内十二监　　诸司，指不属于各部院的司。除了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尚宝司与五城兵马司以外，我们应该说一说通政司与行人司。通政司的职务，是转递各衙门与一般人民写给皇帝的公文。它管“收”，正如“六科”是管“发”。“收”与“发”原本是唐朝门下省的工作。通政司的权，不如六科的大，但是通政司的官，比六科的官官阶高。通政使是正三品，左右通政是正四品，左右参议是正五品；而六科的都给事中，才不过是正七品而已。至于“行人司”，却是一个说小也小，说大也大的衙门。主官称为司正，官阶仅为正七品，下边的左右“司副”是从七品，四十个额定的“行人”是正八品。然而区区行人，从洪武二十七年起，非“进士”不能充任。行人的职务，是替皇帝跑腿。到地方上颁诏谕，到外国或藩邦作使臣，等等。　　外三监，是钦天监、国子监、上林苑监。说得简单一些，钦天监很像今天的气象局，但是兼管属于迷信性质的“星象”。国子监很像国家办的大学，有祭酒(校长)一人，司业(教务长)一人，监丞(训导长)一人，博士(教授)五人，助教(副教授)十五人，学正(讲师)十人，学录(助教)七人，典簿(注册组主任)一人，典籍(图书馆主任)一人，典馔(伙食管理员)二人。另一点不同的，是学生一律公费待遇，有吃有住。　　学生的年纪有很大的，而且也有已经考中举人的，但是，倘若犯了规，一样地要受体罚。上林苑监，管皇帝的御花园，畜牧场与菜圃，事情虽小，官阶却与翰林学士相等：正五品。　　内十二监，是宫内宦官的衙门。我们把所有的宦官称为“太监”，是错的。只有这内十二监的掌印及其重要助手才是真正的“太监”，官阶为正四品。太监之下有从四品的左右少监。正五品的左右监丞，等等。那十二监呢?①司礼监、②内官监、③御用监、④司设监、⑤御马监、⑥神宫监、⑦尚膳监、⑧尚宝监、⑦印绶监、⑩直殿监、⑾尚衣监、⑿都知监。在这十二监之中，司礼监最重要。监内除了掌印太监之外有“提督太监”，主管宫内一切宦官的礼仪刑名，有秉笔太监，其后到了明朝末年竟然替皇帝批公事。　　十二监之外，有惜薪、钟鼓、宝钞、混堂(浴室)等四个司，兵仗、银作、浣衣、巾帽、针工、内织染、酒醋面、司苑等八个局。加起来，统称为“内官二十四衙门”。　　宫女们也有衙门。六个局：尚宫局、尚仪局、尚食局、尚寝局、尚功局。每个局分为四个司，规模也不小。　　　　三四、李善长　　明朝的种种制度，大部分是李善长所拟定的。此人是朱元璋的萧何，而学识能力超过萧何，可惜在晚年有点糊涂，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己，死于非命。　　他是安徽定远人，书念得不少，于至正十三年(1353年)和朱元璋初次见面。那时候，朱元璋的年纪是二十六岁，他的年纪是四十岁。朱元璋尚在郭子兴下面当一名“镇抚”，地位不高，却已先后收编了濠州家乡的壮丁七百，定远驴牌寨的民兵三千，横涧山的元军二万。李善长似乎不曾在元朝有过什么“功名”(秀才举人之类)，也不曾当过大小官吏，只是穷乡僻壤，一个偷生于乱世的读书人而已。　　《明史·李善长传》，说他“迎谒”朱元璋于朱南攻滁州之时；《太祖本纪》却说朱“道遇”定远人李善长。无论是李迎谒朱，或是朱道遇李，总之，两人一见面便很投机，开始了几十年的合作。朱元璋留他当书记，带着他攻下滁州。从此，叫他参预机密，主持粮饷．协调人事。　　郭子兴在濠州被赵君用喧宾夺主，迁驻滁州，对这位替他打了滁州的朱元璋，有尾大不掉之感，于是一面减削朱元璋的兵权，一面想釜底抽薪，暗中叫李善长到自己身边去。李善长为人颇讲道义，对郭子兴婉辞谢绝，情愿追随朱元璋到底。　　朱元璋把滁州让给郭子兴，攻下和州，另创局面。有一次，朱元璋出城打鸡笼山山寨，叫李善长留守，元军乘虚来袭。李善长懂得利用埋伏，将元军击败。可见他虽则是一个丈人，也未尝不能领兵打仗。　　在和州劝朱元璋渡江取集庆(南京)的，是他。劝朱元璋以“不嗜杀人”的方法统一天下的，也是他。当朱军攻下采石矶与太平路(当涂)之时，李善长已经事先把严申军纪的布告准备好，立刻贴在大街上。其后，徐达攻占镇江，老百姓竟然不知道镇江换了手，也是得力于军纪的严肃。　　再其后，朱元璋亲自到安丰(寿县)救刘福通，亲自去江西打陈友谅，去湖北打陈友谅的儿子陈理，都是由李善长坐镇后方。李善长的官职也一步一步地由镇抚的书记，升为朱大元帅的都事，朱平章的参议，参政，大都督府的司马，吴国的右相国。朱元璋在吴元年九月改尚右为尚左，李善长也由右相国而改为左相国，同时受封为“宣国公”。朱元璋在洪武元年元旦称帝，李善长便作了大明天子的左丞相，加官“太子少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　　和李善长同时当丞相的，是徐达。徐达军功最高，却屈居李善长之右，当“右丞相”，而且实际上不管“中书省”的事。真正替朱元璋“当家”的，只是李善长一人。洪武三年十一月，朱元璋大封功臣，改封他为韩国公，食邑四千八百户，加官由太子少师升为[皇帝的]太师，爵位也升为“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　　他大权独揽，未免结怨于同僚。最和他合不来的，是刘基(伯温)。刘基的官职是“御史中丞兼太史令”。李善长有一个属僚，中书省的都事李彬，犯了贪污罪，当斩。李善长向刘基说人情，刘基派人骑马到开封，向正在出巡的朱元璋奏请施刑，获准，便把李彬斩了。　　李善长在洪武四年正月告老引退。到了三月间，刘基也告老引退。中书省的政务，改由新从“左丞”升为“右丞相”的汪广洋负责。如果不是《明史》记载有误，中书省此时有了两个右丞相(徐达与汪广洋)，而左丞相的位置并未补人。我想，可能是徐达升了左丞相，照旧只管带兵练兵。　　汪广洋当右丞相，当到洪武六年正月，失宠，贬去广东．作行省的参政。继任的人，是胡惟庸。胡惟庸是定远人，与李善长同乡，投奔朱元璋于和州，受到朱元璋的赏识与李善长的支援，由元帅府的“奏差”，历升宁国县的主簿、知县，吉安[府]的通判，湖广行省的佥事，中央的太常寺少卿、太常寺卿，中书省的参知政事、左丞。　　胡惟庸当右丞相，当到洪武十年九月，升左丞相；汪广洋复任右丞相之职。　　奇怪的是，闲了很久，年事已高的李善长，又在这一年的五月，东山再起，受任与李文忠“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原因是他的儿子李祺作了驸马(娶了临安公主)，他的侄儿李佑也娶了胡惟庸的侄女。　　胡惟庸与御史大夫陈宁，在洪武十三年正月，因谋反罪被杀，颇有株连，但是李善长与李佑并未波及。中书省被取消，李善长的“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崇高职衔，可能也连带地被取消。但是，由于御史大夫陈宁已死，御史台一时主持无人，朱元璋还命令李善长代理了几个月，到这一年五月间御史台被取消为止。　　李善长最后倒霉，是在洪武二十三年，他的一个亲戚丁斌因别的罪名被捕，供出来当年胡惟庸谋反，李佑和李佑的父亲李存义(李善长的弟弟)参加，并且曾经向李善长游说。李善长虽则始终拒绝了游说，却并未向皇帝朱元璋报告。朱元璋很生气。便把李善长赐死。这时候李善长的年纪已有七十七岁。他的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同时被杀。事实上，丁斌的供词未必不是严刑拷打之下的诬攀。　　　　三五、刘基　　帮助朱元璋取天下的，武人多而文人少。文人除了李善长以外，数得上的只有刘基、朱濂。　　刘基(伯温)的大名，到今天仍是差不多家喻户晓的。这大概是由于大家相信他是“烧饼歌”的著者。乩坛上，也常有他降临题诗。　　就历史谈历史，刘基确是一位懂得“风角”的读书人。他在元朝有“进士”的功名，当过高安县丞，江浙儒学副提举，与一个元帅府的“都事”，帮过石抹宜孙守浙江处州，应付方国珍。其后朱元璋请了他来应天(南京)，接到“礼贤馆”住。他递上十八条条陈，颇得朱元璋重视。朱元璋尊称他为“先生”，不敢委屈他作官，到了吴元年才发表他担任“太史令”。他编好一部《戊申大统历》，不久，受拜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　　他不赞成继续奉韩林儿为帝；主张打陈友谅，而且在鄱阳湖决战之时建议移军湖口，扼陈军的归路，“以金木相犯日决胜”；反对朱元璋用他来代替李善长作丞相，说更换丞相好比更换房屋的柱子，要用大木头来换，不可用小木头扎起来作为代替，他自谦为小木头的原因，是自知疾恶太甚，又耐不了繁杂，因此他其后反对朱元璋用他自己的朋友杨宪，说杨宪不能“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反对用汪广洋，说在广洋气量偏浅，更甚于杨宪，反对用胡惟庸，说胡惟庸好比是一匹劣马，必定把车子拉垮。 朱元璋不完全听他的话。杨宪、汪广洋、胡惟庸，这三人朱元璋都重用了。　　杨宪在洪武二年九月受任为中书省右丞(当时中书省已没有参知政事，左右丞于丞相之下各领三个部)，到了洪武三年七月刚升为左丞，便犯了案子被杀。　　汪广洋在洪武三年七月继任左丞，四年正月升任右丞相，六年正月贬为广东参政，其后不知何时内调为御史大夫，十年九月再任右丞相，十二年十二月因明知刘基为胡惟庸毒死而不上告，被朱元璋流放海南，走到太平(当涂)，又被朱元璋派人追令自杀。　　胡惟庸毒死刘基，是在洪武八年。刘基原已于受封为“诚意伯”之后，在洪武四年三月告老还乡，在青田的山中饮酒下棋，若干时日以后，胡惟庸告他因为“谈洋”地方的风水有王气，和当地的老百姓争墓地，朱元璋生了气，取消他的诚意伯俸禄，他来到京师(南京)谢罪，留居京师以明心迹。生了病，胡惟庸在洪武八年元旦带了医生来看他。他喝了这医生的药，觉得肚里总是有一块拳头大的东西，再度回乡，挨到四五月间去世。　　　　三六、宋濂　　宋濂之死，也与胡惟庸有关，不是被胡惟庸毒死，而是被胡惟庸牵累。　　宋濂与刘基是大同多，原籍金华，移居浦江。他和刘基不同，在于不曾当过元朝的官，一度被任命为翰样院编修而不肯就，隐在龙门山著书立说。到了龙凤五年(至正十九年，l359年)，他才和刘基，一齐应朱元璋的征召，于三月间到达应天(南京)。保荐他们的，是李善长。和他们同去的，另有章溢、叶琛两个人。(其后章溢官至御史中丞，叶琛在江西洪都(南昌)当知府，死于叛将祝宗康泰之手。)　　宋濂比刘基年长一岁，来到应天之时，已有整整的五十虚岁。那时候，刘基是四十九岁，朱元璋是三十二岁。朱元璋对他，正如对于刘基一样，尊称为“先生”而不敢呼名叫姓，也不敢用官职委屈他。他对朱元璋讲《春秋左氏传》(左氏春秋)，同时作了太子朱标与其他皇子的老师。　　到了洪武二年，他才受任为编撰《元史》的总裁官。《元史》编完了以后，朱元璋任命他为翰林院学士(正五品)。实际上，他如果始终不作朱元璋的官，倒要好些；一作了官，便在次年八月因懒得次次上朝而被降级为编修(正七品)，在洪武四年调升为国子监司业(正六品)，又因奉命考据祭祀孔子的典礼而未能按时交卷，被贬为浙江安远县知县(正七品)，挨了一年光景，但不久便内调为礼部主事，于洪武五年改为詹事府赞善(从六品)，总算升了半级．而且作了太子的正式老师之一。教书是他的本行，因此教得很好，赢回朱元璋的欢心，在洪武六年升他为翰林院侍讲学士(从五品)，“知制诰，同修国史，兼赞善大夫。”这个从五品官，他当了四年，告老还乡。　　他的《元史》不能算好，实际上这《元史》是“成于众手”的官书，他也不过是挂名总裁而已。他的文章，写得还可以。洪武元年朱元璋的《谕中原檄》，是他写的。除了不得不写的若干诏诰以外，他很喜欢替人家作墓碑墓志铭，也喜欢作送行的序与文集诗集的序。此外，题跋，小传，小游记，与某某建筑的记，也写得不少。他的文章趋向于淡雅，可说是桐城派的前驱，而没有桐城派的做作。　　他在浦江忙于文字酬应，却不曾料到因孙儿宋慎与胡惟庸有往还而受到株连。宋慎被杀，他流放到四川茂州，在洪武十四年死在中途的夔州(奉节)。　　　　三七、胡惟庸　　胡惟庸被杀，是在洪武十三年正月，杀得一点儿也不冤枉。 此人既非功臣，而且谋反有据。他在至正十五年投奔朱元璋，混到至正二十七年，由“元帅府奏差”而宁国县主簿，而县令，而吉安府通判，而湖广行省佥事，而内调为太常寺少卿，太常寺卿，确是会混。传说，他之获得内调，全靠送了李善长二百两金子。　　洪武三年正月，他升任中书省参知政事；次年正月，于李善长告老之时再升为中书省左丞。虽则汪广洋同时被拜为右丞相，但汪广洋为人懦弱怕事，又喜欢喝酒，凡事都让着他，而且汪广洋在六年正月被贬往广东，于是他便成了事实上的宰相，直到六年七月升为正式的右丞相之时。十年九月，他又由右丞相升为左丞相，汪广洋这时候回任右丞相，地位反而不如他。　　从十年九月到十三年正月，他足足当了两年又四个月的左丞相，大权独揽，不仅目无同僚，而且常常遇事不奏而行，对各衙门递上来的奏章，必先自看一次，不利于己的便搁了起来，不让皇帝知道。　　皇帝朱元璋觉得他比谁都好。他不像李善长那么老朽，刘基那么古怪，宋濂那么迂腐，扬宪那么量小，汪广洋那么荒唐；相反，他善体人意，又很谨慎小心：既“曲”且“谨”。　　他爬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又深得这“一人”的宠信。为所欲为，作威作福，并且可以大大地捞下去，聚满了各方送来的“金帛、名马、玩好”，还能有什么不满足的?然而，他竟然不满足，硬想取朱元璋而代之。为什么?　　最大的原因，是“心里不太平”。俗语说：爬得高，跌得重。他深知朱元璋最恨贪污，倘若有一天他的贪污的事被朱元璋知道，如何收场?况且，毒死刘基的事虽则是天知地知他自己知，也难免没有一天，天网恢恢。(依现存史料而论，刘基之被胡惟庸毒死，不像是朱元璋授意。)　　依照朱元璋自己所颁布的《昭示奸党录》，胡惟庸第一次劝李善长入伙造反，是在洪武十年九月。事实上，胡惟庸结党谋叛，可能更早于此。　　最先被胡惟庸结为死党的，是吉安侯陆仲亨与平凉侯费聚。这两人打仗的本事根不坏，但是在洪武三年先后挨了朱元璋的处分。陆仲亨骑了公家驿站的马，被罚往雁门捕盗；费聚在苏州贪酒好色，被罚往西北边界，招降蒙古人，又不曾招降得多少，回来再度挨骂一次。其后，洪武六年某月，胡惟庸请他们二人在家中喝酒，喝到半醉，叫左右的人走开，单独对他们两人说：“我们干的违法的事很多，一旦发觉了怎么办?”这两人害怕起来。于是，胡惟庸叫他们帮他准备造反，在外边“收集军马”。　　在陆仲亨、费聚以后入伙的，是都督毛骧(可能便是潘柽章《国史考异》所提起的李善长供词之中的“毛响糖”)。毛骧介绍给胡惟庸一个在宫中当卫士的刘遇贤，与一个在京师当亡命的魏文进。　　再其后，被胡惟庸收为心腹的，是明州卫指挥林贤。林贤奉旨出海防倭，在洪武九年接来了日本的贡使圭廷用。胡惟庸叫林贤在圭廷用回航日本之时，故意把贡船错认作寇船，“打了分用”。于是，林贤有了把柄落在胡惟庸之手。胡惟庸一面又对朱元璋假作正经，说林贤错打贡船，理应处罚。朱元璋将林贤流放到日本去，正中胡惟庸之计：使得林贤有机会与日本朝野发生接触。三年以后，洪武十二年，胡惟庸派了一个李旺，到日本假传圣旨，召回林贤。林贤已经向“日本国王”借得了四百名精兵，作为日本新贡使如瑶藏主的随从，计划在入觐朱元璋之时，出其不意，将朱元璋杀害。　　不料，这四百名日本精兵到达京师(南京)之时(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业已事败被杀，朱元璋将他们一齐逮捕，发往云南，作为中国的戍卒。　　胡惟庸的另一布置，是暗派元朝的旧臣封绩，带了向“北元”皇帝称臣的表，经亦集乃(额济纳)到和林，请北元皇帝大举南伐，使得朱元璋的大军被调去应战，他好在京师肘腋之地下手。封绩果然走到了和林，然而北元并无力量大举。　　胡惟庸本想静候林贤的活动成熟，或是北元大举南伐，然而一则是儿子被马车压死，他一怒杀了马车夫，被朱元璋知道，朱元璋大骂，要他偿命(实际上并未将他逮捕)；二则是占城国(在今天越南南部)有贡使来，他不曾报告朱元璋，也被朱元璋知道，朱元璋又大骂一顿，他推说这是礼部的错，朱元璋把礼部的人关了起来，要追问究竟是谁的错；三则是右丞相汪广洋忽然被贬往广南，而且，走不了多久又被朱元璋派人追斩其首，事后又要追问汪广洋的一个小老婆原为犯罪的一个县官之女，只能配给“功臣”(武人)，不应配给“文臣”，究竟是谁作的主张：——于是，胡惟庸在洪武十三年正月便提前动手。　　事实上，汪广洋之所以被贬，正是由于胡惟庸毒死刘基的事，被御史中丞涂节报告了朱元璋。涂节说：“这件事，汪广洋应该也知道”。朱元璋问汪广洋：“刘基是不是被胡惟庸毒死的?”汪广洋回答：“没有这个事!”朱元璋大怒。说：“你和胡惟庸结党，蒙蔽我!”便把他贬往广南。　　贬了以后，又想杀，是因为想起了以前汪广洋也曾经在江西隐瞒过朱文正的罪恶，在中书省隐瞒过杨宪的罪恶。　　涂节如何知道胡惟庸毒死刘基，是一个谜。可能是，胡惟庸自不小心，于涂节入伙以后，把涂节当做自己人，而一时兴奋，无话不谈。涂节是什么时候入伙的?在胡惟庸杀了马车夫，朱元璋声称要胡惟庸偿命以后。是谁介绍涂节入伙的?御史大夫陈宁。　　陈宁是湖南茶陵人，在元朝当过镇江路的小官，受朱元璋的知遇，一再提拔到中书省参知政事，因犯过贬为苏州知府。在苏州，他喜欢把铁烧红，拷问嫌疑犯，赢得一个绰号，“陈烙铁”。胡惟庸保荐他，于是他一跃而由苏州知府升为御史中丞，又连升为右御史大夫，左御史大夫。当了御史大夫，他更为严厉而残忍，他的儿子陈孟麟劝他不可如此，他一怒之下，活活把这儿子打死。朱元璋接到人报告，颇为寒心，说：“一个人对自己的儿子这样无情，对君上又怎么会有什么感情呢!”这句话，传到陈宁耳里，陈宁害怕得很，便入了胡惟庸的伙，而且拖了涂节去参加。　　涂节在洪武十一年十二月，出卖胡惟庸，暂时不说胡惟庸谋反，只说“胡惟庸毒死了刘基，汪广洋也知道”。朱元璋却不办胡惟庸，先办汪广洋。(也许是因为汪广洋既然不肯作证，不能以涂节一人的话为凭。)　　次月，涂正式“上变”，告胡惟庸谋反。(但仍不告发李善长、李存义、李佑、林贤、陆仲亨、费聚，可能是胡惟庸不曾把这些人也入了伙的事告诉过涂节。)差不多同时候，一位曾经作过御史中丞而被胡惟庸降为中书省的小官的商嵩。也把胡惟庸的若干秘密，告诉了朱元璋。　　《明史·胡惟庸传》说，在涂节上变与商嵩告密以后，朱元璋便逮捕胡惟庸。　　《明通纪》说，胡惟庸之被逮捕，是因为朱元璋于被请驾临胡府，观看井中所出醴泉之时，被一个宦官，云奇，拚命拦阻，于是走上宫城城墙，见到胡府里面，有“裹甲”的人，“伏屏帷间数匝”。胡府在细柳坊(其后的广艺街)，确是离开宫城西华门不远，然而朱元璋怎能看到屋瓦之下、屏帷之间的裹了甲的人?《明通纪》的记载，可谓荒诞不经。　　胡惟庸被捕以后，朱元璋把他讯问了一番，又交给“廷臣”公审，于是胡惟庸供出了陈宁，也攀连了涂节。涂节是上变的人，原可免死，但是廷臣认为“节本预谋，见事不成始上变告，不可不诛。”结果胡陈涂三人同时被杀。他们的家属必然也受了累。被株连的人也不太少(包括了宋濂的孙子宋慎及宋濂自己)。　　案情更加扩大，是在五年以后，洪武十八年。毛响糖说出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和李存义的儿子(胡惟庸的侄女婿李佑)与胡惟庸“通谋”。朱元璋认为不严重，下诏将李存义父子加恩免死，安置在崇明岛。　　又过了五年，这案子发展成为“大狱”。第一件事，是李善长向汤和借用兵士三百人，替自己盖房子，被汤和在朱元璋面前告了一状。第二件事，这一年(洪武二十三年)四月间，有一个李善长的亲戚丁斌，犯了罪，该流放到边疆去，李善长向朱元璋当面说人情，元璋大怒，抓了丁斌拷问。丁斌供出，曾经在胡惟庸家里帮闲，知道胡惟庸有四次劝李善长入伙造反：第一次，托李存义去说，李善长大骂，说“你这是干什么?我看你要把九族都灭了呢!”第二次，托李善长的好朋友去说，答应于事成以后把淮西的地方划给李善长为王，李善长听了，似乎心动。第三次，胡惟庸自己去向李善长说，两人对坐密室，说的什么没有人知道。第四次，李存义又去说，李善长回答道：“我老啦，等我死了你们自己去做罢。”依照《昭示奸党录》，第一次，李存义去说，是在洪武十年九月，也就是胡惟庸升任左丞相的前后(有点奇怪)。第二次，杨文裕去说，年月不详(《国史考异》：十年十月)。第三次，胡惟庸亲自去说，是在十年十一月。第四次，李存义再去说，是在十二年八月。无论怎样，这丁斌的供词，已经足以置李善长于死地。　　况且，在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又发生了第三件不利于李善长的事：封绩被捕下狱。封绩留在北元，于洪武二十一年在捕鱼儿海被蓝玉俘虏，搜出胡惟庸勾结北元的证据，但是李善长当时不把这件事报告朱元璋；现在，有某一位御史提出检举，于是因封绩之被捕而李善长逃不了欺君的罪。　　第四件事，是李善长自己的一个家奴卢仲谦，也落井下石，告发李善长确与胡惟庸颇有往来。第五件事，是陆仲亨的家奴封帖木，大凑热闹，不但告发了陆仲亨与费聚，而且把唐胜宗与赵雄也拖下了水。　　结果，不但李善长赐死，李家全门族灭(除了当驸马的儿子李祺以外)，各门各户被一齐杀掉的在三万人以上,久久未能结束。靖宁侯叶昇，便是在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因“交通胡惟庸”而被杀的。　　　　三八、蓝玉　　蓝玉在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八被捕，初十被杀。　　蓝玉是叶昇的亲戚。叶昇在二十五年八月因胡惟庸案的牵连而被杀。蓝玉对自己的哥哥蓝荣说：“前日靖宁侯(叶昇)为事(出了事)，必是他招内有我名字。我这几时见“上位”(皇上)，好生疑我。我奏几件事，都不从。只怕早晚也容我不过。不如趁早下手，做一场!”(见洪武二十六年五月所颁布的《逆臣录》) 蓝荣的供词，证明两点：一、蓝玉确想造反；二、蓝玉之所以如此，由于害怕叶昇攀连了他。事实上，叶昇之被捕被杀，也是由于被一个“蒙镇抚”攀连的。据某卫指挥佥事田珍招供：“二十四年十一月，靖宁侯[叶昇]密与陈指挥说，‘有我旧识蒙镇抚为事(出了事)提下了，我怕他指着我的名字。我这一回好生忧虑’。在后，本官果为胡党的事，典刑了。”　　由此看来，蓝玉之狱与胡惟庸之狱，颇有连带的关系。　　蓝玉在人人自危的气氛之下，铤而走险，情有可原而罪无可逭。他计划在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朱元璋出城，躬耕籍田之时，大干一下。被他邀约入伙的，有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桓，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何真的儿子)，何荣的弟弟尚宝司丞何宏，都督黄恪，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是否为傅友德的弟弟，待考)，指挥庄成、孙让，府军前卫百户李成，与府军前卫的若干士卒。　　詹徽的供辞是：在二月初二的一天，儿子詹绂回家说：“凉国公(蓝玉)教我传话，‘本朝文官，哪一个有始终?便是老太师(李善长)，我亲家靖宁侯(叶昇)，也罢了(也完了)。如今上位(皇上)病得重了，殿下年纪小。’天下军马都是他(蓝玉)掌着，教说与父亲讨分晓。”　　詹绂口中的蓝玉的话，值得注意。第一，“本朝文官，哪一个有始终?”显然，蓝玉在怀疑，或十分相信，刘基之被胡惟庸毒死，是朱元璋所授意；宋濂之被流放而死，宋慎之被斩，死非其罪；汪广洋之被斩，即使是因为否认有胡惟庸毒死刘基之事与隐瞒了朱文正的种种不法行为，也确是小罪大罚；甚至，胡惟庸之被杀，在蓝玉看来，也是天大的冤枉。　　第二，“如今上位(皇上)病得重了，殿下年纪小”。朱元璋这时候(洪武二十六年)年纪已有六十六岁，太子标于去年先他而死，留下的太孙(其后的建文帝)这年只有十七岁。朱元璋是否有病，生在当时的蓝玉该比今天的我们更清楚。这个病的病源，可能正如朱元璋的“遗诏”中所说，是“忧危积心”。　　自从胡惟庸的案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扩大了以后，明朝不仅是当臣当民的人人自危．当皇帝的也是感觉到“人人皆敌”，惴惴然不知道自己能活几天，死在谁的手中。洪武十三年以前上下一心，共创新局面的风气，消失得无影无踪。当大臣的是“伴君如伴虎”。当小臣与老百姓的是“虎口余生”，朱元璋自己是虎了，却也未尝不是厕身于极多的其他老虎之中，“骑虎难下”，以虎骑虎。他竟然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与江山，还算是他能干，至于因此而博得了“雄猜”、“滥杀”、“刻薄寡恩”、“可与共患难而不可与共富贵”等等，千古的恶名，他也只好认了。　　洪武十三年以前的他，并未如此。而且，即使在洪武十三年，胡案既已发生以后，他也不曾杀与案子直接有关的以外的人。　　洪武十五年八月，马皇后去世。马皇后之死，对他是情感上与事业上的一大打击。从此，他缺乏了一个可以无话不谈，而且够资格对他婉转劝谏的人。马皇后不仅在当年是他的红颜知己而且一生信佛，慈悲为怀，惟恐朱元璋待部下不够宽厚。(有一件小事，最足以说明马皇后的心好。她视察了国子监，便建议不仅学生们应该有公费，他们的家眷也应该由政府予以赡养。) 马皇后既死，朱元璋之所以决意不再立后，不是没有原因。 偏偏，恼人的胡案真相，接二连三地暴露于朱元璋之前。洪武十八年，李存义父子的事暴露了；洪武十九年，林贤的事暴露了；洪武二十三年，封绩的事也暴露了。于是，牵连到李善长，牵连到陆仲亨。这两人，和朱元璋的关系极深，一个是知道有人造反而不报告，一个是甘心入伙，忘恩负义，均使得朱元璋极为讶异，伤心。　　朱元璋在《庚午诏书》里说：“呜呼善长!当群雄鼎沸之时，挈家草莽，奔走顾命之不暇，虽欲往而无方(想找个地方去，而没有地方可去)。及朕所在，善长挈家诣军门，俯伏于前，其词曰：‘有天有日矣’。朕与语，见有其敏。时善长年四十一，朕年二十七(依照《明史》，似乎是善长年四十,朱元璋年二十六)。语言相契，朕复虑其反，与之誓词。(渠)本人能谨固自守，相从至于成帝业。”朱元璋又说：“吉安侯(陆仲亨)自十七岁被乱兵所掠，衣食不给，潜于草莽，父母兄弟惧无，手持帕一幅裹窖藏臭麦仅一升。朕曰，‘来!从行乎?’曰，‘从!’自从至今，三十九年。前二十一年无事。自洪武六年至二十三年，反已十八年，非家奴所觉，朕略无所知!”　　倘若这时候马皇后未死，她可能向朱元璋说：“家奴的话，未必可靠。胡惟庸的事，早就过去了，既往不咎。像陆仲亨这样的人，以后不必重用就是。”　　朱元璋已经没有马皇后在身边，给他消愁，解闷，平气。那些三宫六院的妃子，懂得什么?无从谈起，无话可谈。朱元璋于是凭着一时的失望，愤恨，恐惧，大开杀戒，杀到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因一个区区的蒙镇抚而把刀锋移向靖宁侯叶昇，因叶昇之死而激反了勋劳不在徐达之下的蓝玉。倘若不是锦衣卫消息灵通，只消再过七天，朱元璋自己准死无疑，大明江山也就结束。 在朱元璋手下，荣拜为大将军的，前后仅有徐达、冯胜、蓝玉三个人。冯胜只是在洪武二十年讨伐纳哈出之时，当征虏大将军当了不到一年，因“多匿良马；使阍者行酒于纳哈出之妻，求大珠异宝；(某]王子死二日，强娶其女”等等罪名，被收回大将军之印。蓝玉呢，于洪武二十年九月，在军中继冯胜为征虏大将军，移师西向。于次年四月袭破北元朝廷于捕鱼儿海，八月班师缴印，十二月受封为凉国公。次年，二十一年，奉命讨平湖北的施南与忠建两个宣抚司，贵州的都匀安抚司。二十二年，因追剿入寇的祁者孙，而平定西番所占的罕东(敦煌)一带地方，又转军南向，生擒建昌(西昌)的叛酋月鲁帖木儿。这两年出征，他的名义可能仍是大将军。　　从建昌回来，朱元璋发表他为“太子太傅”，作为皇太孙的辅佐。同时候，冯胜被发表为“太子太师”。蓝玉在私下对人说：“我不该为太师么?”他在建昌的时候，曾经写奏章向朱元璋建议，点集当地的老百姓为兵，就近打平“朵甘百夷”(青海的黄河源一带)，没有被接受。回来以后，贡献几项别的意见，也都碰了钉子。因此，自己感觉到失宠，以为是朱元璋怀疑他。叶昇被捕以后，他就更加害怕，怕叶昇在受刑拷问之时，攀进他的名字，这就下了决心，先发制人。　　他的计划很厉害，而且有足够实施这个计划的力量。府军前卫百户李成，在供词里说：“二月初一日，凉国公(蓝玉)对(我)说：‘二月十五日，上位(皇上)出正阳门外劝农[的]时[候]，是一个好机会。我计算你一卫里有五千在上(以上)人马。我和景川侯(曹震)两家收拾伴当(帮闲)家人，有二三百贴身好汉。早晚又有几个头目来，将带些伴当，都是能厮杀的人，也有二三百。都通(合起来)这些人马尽勾(够)用了。你众官人好生在意，休要走透了消息。定在这一日下手。”’　　这稍息终于走漏。走漏的原因，可能正是因为同伙的人太多。　　告密的人，是锦衣卫的陆瓛。此人不曾入伙,也不可能被邀，而是从“眼线”之流的人物得到这“内幕新闻”。　　于是，蓝玉在二月初八日上朝之时被捕，初九日移付锦衣卫，初十日被杀。曹震等人陆续被捕被杀，他们的家属连带遭殃。　　奇怪的是,府军前卫的几千官兵，倒不曾“玉石俱焚”，一网打尽。到了七月间，他们之中的“有罪者”才被流放甘州，划入“左护卫”，成为肃王朱英的扈从，其后朱元璋觉得不妥，又把他们移到宁夏，成立一个新的卫。　　其他的人，一概未能幸免，而且株连到“番僧、内监(宦官)、豪民、贱隶”，共有一万五千人左右。比起胡案所株连的，却也总算是少了一半。叶昇是胡案与蓝案的桥梁，因此他的大名，既列在胡党，也列在蓝党。　　　　三九、冯胜、朱文正、朱亮祖　　是冤枉，而按照“谋反者灭族”的刑法也不能算是冤枉的，是傅友德。傅友德一生帮朱元璋打天下，“喑哑跳荡，身冒百死，自偏裨至大将，每战必先士卒，虽被创，战益力”，却落得如此下场!蓝案发生时，他尚在山西河南，陪着冯胜替朱元璋练兵，如何能知道蓝玉的阴谋，与蓝玉和傅友文之间打什么交道?然而，他和冯胜一齐被召回，召回以后，一时并未下狱，过了一年多，在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被赐死。他的死，可说是受了傅友文的累。　　冯胜之死，却是百分之百的冤枉。此人“初名国胜，又名宗异，最后名胜”，是定远人，李善长与胡惟庸的小同乡，“喜读书，通兵法”。和哥哥冯国用“结寨自保”，两人在妙山一齐投奔朱元璋的麾下，其后无役不与。冯国用在攻打绍兴之时阵亡，于洪武三年被追封为郢国公。北伐之时，他攻下潼关，直取华州(陕西华县)，其后打下凤翔，收取临洮，打下庆阳，跟随徐达击溃王保保于定西．又袭取兴元(汉中)，移兵吐蕃，“极征哨于西北”，受封为宋国公，食禄三千石。洪武五年明军三路出塞，徐达一路战败，李文忠一路胜败相抵，惟有冯胜的一路“斩获甚众，全师而还”，因“私匿驼马”不赏。从此，有十五个年头，朱元璋只叫他练兵，而不叫他带兵。洪武二十年，出任征虏大将军，带二十万人到东北去讨伐纳哈出，俘虏了纳哈出及其部众，又因为“多匿良马”等罪名，被收回大将军印。洪武二十五年，被发表为太子太师，派到山西河南去练兵，却于二十六年二月蓝案发生以后被召了回来，在二十八年二月，无缘无故地被赐死。　　傅友德与冯胜的被杀，使得后世的人以为朱元璋杀尽功臣。一个不留，以为当年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人之先后暴卒，都是被朱元璋毒死了的。　　在明朝的开国元勋之中，不因胡蓝二案的株连而被朱元璋“无故”赐死的只有冯胜一人。此外，有功劳而未得善终的，是朱文正与朱亮祖。朱文正是元璋的侄儿，原比李文忠更受亲信，是他的第一任，也就是唯一的一任大都督。其后，由于在江西与广东胡作非为被杀。朱亮祖可能是因为语言顶撞，当场被鞭打而死。　　　　四○、徐达　　徐达死在洪武十八年，死于瘩背(疽)。传说，朱元璋赐给他蒸鹅吃，他明知害了瘩背的人一吃蒸鹅便死，而不敢不吃，于是流着眼泪和鹅吞，果然，吞了下去便死。　　这一种传说，极不可靠。朱元璋倘若想毒死徐达，用不着送目标显著的蒸鹅。　　徐达在洪武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得病，病了三个多月，到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才死。朱元璋派徐达的儿子徐辉祖到北平去慰问，又从各省找了许多名医去诊治，最后把他接回南京。 徐达死时，朱元璋辍朝，到他的家里吊唁，痛哭，追封徐达为中山王(原封魏国公)，谥以“武宁”二字，加赠徐达的父亲、祖父、曾祖为王，亲自写了一篇《御制中山徐武宁王神道碑》。这碑文可能经过词臣的润饰，但大体上是朱元璋的手笔。(朱元璋是一个很用功的人，虽则根底有限，而几十年来一面打仗办公，一面努力自修，到后来确是颇能写写了。)　　碑文说，徐达在癸巳年(至正十三年)，年二十二岁，来到朱元璋的麾下。(那时候，朱元璋的年龄是二十六岁)。徐达死的时候，享寿五十四岁，总计他一生，有三十二年始终替朱元璋效力。在二十二岁以前，他是濠州(凤阳)的一个农家子，不曾读过多少书，更不曾进过军事学校。　　朱元璋留他在队伍中，观察了两年，觉得他“动静语默，悉超群英”，才叫他当诸帅之首。《明史·徐达传》说他们两人“一见语合”，失之于太简单。朱元璋说徐达一动一静，一语一默，都比别人高明，徐达地下有知，应该感激知己于黄泉了。朱元璋又说他“平昔言简虑精，当提兵之时，令出不二”。能有如此修养，已是大将之才，区区书本上的学问或学校中的操练，哪里抵得上这十八个字呢!　　朱元璋接着说，“诸将敬若神明”。这句话，一点也不假。什么是神?古语说神者，聪明正直而一者也。”这个一”，谈何容易!成功在于一，立信立威在于一，没有决心的人不能够一，见事不明的人不能够一，谋大事而舍不得小牺牲的人不能够一。 徐达只知有朱元璋，不知有自己，只知有国，而不知有家，一心求胜，而不好杀人。他“所至之处，攻城不屠，与人不戏。凡受命而出，功成而旋，每不自矜。至于对姑苏(苏州)之府库，置胡宫(北平)之美人，财宝无所取，妇女无所爱。”真正是“忠志无疵。昭明乎日月。”　　常遇春和他比起来，便略逊一筹。(徐达的战功，已详于以前各节；他跟随朱元璋拿下定远、滁州、南京，单独领兵拿下溧水、溧阳、常州、宁国、宣城、池州，解南昌围，收取淮河南北，攻湖州，破苏州，长驱北伐，克复北平，移军西征，击溃王保保，虽则其后有土刺河之败，损失了几万人，只不过是百战勋名中的小小挫折罢了。)　　　　四一、常遇春　　徐达是帅才，常遇春是将才，在所有的“将”之中，常遇春堪称第一。　　他是怀远人(怀远县城在淮河北岸，位于蚌埠的西北)，在龙凤元年(至正十五年)带了几十个强盗到和州投奔朱元璋。那时候，他的年纪是二十六岁，当强盗已经当了三年。两个月以后，他自请担任先锋，朱元璋说：“你来，无非是为了你们山寨上粮食不够吃。吃饱了，你和你的弟兄们便可以走。你原有你的主子(山寨上的刘聚)，我不便强留。”常遇春哭着请求朱元璋留他，说刘聚不过是一个强盗头子，不能有所成就。朱元璋才真是安邦定国的主子。朱元璋说：“好罢，等我渡了长江，那时候愿留愿去，再听你的便罢。”　　在渡江一役之中，常遇春的表现极好，朱元璋的兵，后有元军的大船威胁，前有元军的采石矶坚垒，登不了岸。正在危急之时，常遇春手持长槊，飞舸而至，一跳上了岸，再跳登了采石矶，于是采石矶一战而定，朱元璋乘势取得太平(当涂)。常遇春被留了下来，当先锋，由先锋而升为太平府总管与“太平兴国翼元帅”(朱元璋自己)下面的“都督”之一。不久，元军的水军将领蛮子海牙夺回采石矶，朱元璋去打。也全靠常遇春飞舸而至，把元军的兵船冲成两截，首尾不能相应，使得朱元璋又获全胜。　　其后，打集庆(南京)，常遇春的功也是最大。跟着徐达打镇江、常州，积功升为“中翼大元帅”。(徐达在当时的官职，是“淮兴翼统军元帅，佥枢密院事”，“佥院”是刘福通所授的宋朝官职。)再其后，常遇春跟着徐达拿下宁国、池州。徐达升为“奉国上将军，同知枢密院事”；常遇春升为“[江南]行省都督，马步水军大元帅”。　　常遇春跟随朱元璋拿下婺州(江西婺源)，升为“同佥枢密院事”；分兵拿下衢州，升为“佥枢密院事”，收复陈友谅所袭占的太平，留守有功，升为“行省参知政事”。朱元璋带大军去安丰，救刘福通，到达时，刘福通已死，安丰城已为吕珍所占，朱元璋的左军右军皆败，全靠常遇春一军“横击”反败为胜。朱元璋与陈友谅决战于鄱阳湖，座船搁浅，全靠常遇春一箭射中对方的主将张定边，转危为安。其后溯江而上，扼守湖口，挡住陈军的归路的，也是他，朱元璋进位吴王，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那时候，尚右)，常遇春为“平章政事”，地位仅次于右左相国。打陈理，取江西各地，打张士诚，取淮北淮南苏州，也都有他，受封为鄂国公。北伐，徐达作征虏大将军，他作征虏副将军。洪武二年，他与李文忠率领步骑九万，由锦州经热河，打下开平，几乎捉住了元顺帝。不幸，在回师北平之时，于七月间暴卒于柳河川(河北省西北部)。害他的人，是部下的一个军官。他生平惟一的缺点，是性急。可惜竟因此而死，享年仅有四十。朱元璋追封他为开平王，谥以“忠武”，赠三世祖先王号，叫宋濂给他写了一篇《神道碑》。　　　　四二、李文忠　　在开国的功臣之中，被朱元璋追封为王的，除了徐达、常遇春以外，仅有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四个人　　李文忠是盱眙人，十二岁丧母，随着父亲李贞当难民，当了两年，在滁州找到朱元璋。朱元璋是他的舅舅，见到他很喜欢，说：“外甥见舅，如见母也。”说罢，便收他为子，改姓朱，请老师教他读书。五年以后，他十九岁，充任朱元璋的亲军指挥，一出马就立了功，击败在池州的赵普胜的兵，又攻下青阳、石埭、太平、旌德四个县。次年，至正十八年，会同邓愈、胡大海由徽州进入浙江，从元军手中夺得建德，升为亲军都指挥，坐镇建德，收降苗帅杨完者的旧部三万多人。不久，邓愈移军江西，李文忠便帮助胡大海拿下诸暨与金华，诸暨改称诸全，由谢再兴守，金华由胡大海守。李文忠的官职升为“同佥行枢密院事”。(这仍是因袭自元朝的制度，元朝在中央有枢密院，在地方上于必要时设“行枢密院”，有“知院”、“同知”、“佥院”、“同佥”等官。朱元璋是韩林儿的江南行省平章政事，可能也兼了所谓行枢密院的知院。) 苗兵在至正二十二年叛朱，杀了守金华的胡大海。李文忠转危为安，夺回金华。朱元璋“拜”他为“浙东行省左丞，总制严衢信处诸州军事”。严是建德，衢是金华，信是信州，今天的江西上饶，处是处州，今天的浙江丽水。　　次年，守诸全的谢再兴叛朱，投降张士诚，带了张士诚的兵来打东阳，李文忠在义乌迎战，大胜，但收复不了诸全，在离开诸全五十里的地方另筑一个“诸全新城”。张士诚派他的司徒李伯昇．以十六万人来攻，李文忠守这个新城，守得很好。　　至正二十五年，李伯昇带了二十万人再来，被李文忠少数兵力杀得大败，俘虏了敌方将校六百，甲士三千。次年，李文忠进攻杭州，杭州的张士诚守将谢五与潘元明不战而降。朱元璋升李文忠为“浙江行省平章政事”，加衔“荣禄大夫”，叫他不必再姓朱，复姓李氏。这一年，他的年龄仅有二十八岁。　　洪武二年，他奉命随同常遇春出塞，打到上都(多伦)，回军之时，常遇春暴卒，由他代作主帅，率军西向，帮徐达攻庆阳，走到太原，听说大同危急，而且庆阳已被徐达攻下，便当机立断转军北向，解了大同之围，活捉元军的将领脱列伯。　　洪武三年，李文忠实授征虏左副将军，与征虏大将军徐达分途北进。他带了十万人，再度到达开平，听说元朝的新皇帝爱猷识理达腊驻跸应昌，他就兼程突袭，几乎把爱猷识理达腊捉住。爱的儿子买的立八剌和几个后妃、宫人、王公、武将、文臣，都成了他的俘虏。宋元两朝的玉玺金印，也被他拿到了十五颗之多。回军经过兴州与红罗山，收降了元军五万以上。朱元璋封他为曹国公，任命他为“大都督府左都督”，“同知军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