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方志绝大多数是官修，私人修的志书，大多不敢以“志”命名，小心翼翼地表示和官修方志有所区别。例如康熙年间林本裕著《辽载》(辽宁)，全按方志体裁，但他在此书的自序中声明说，他写这本书，不过是把他父亲讲述的一些地方琐事和历代故实参照史籍记载下来，使子孙不要忘了先人热爱故土的一片心意。至于以修志来颂扬盛京(辽宁沈阳，清入关以后将这里作为“留都”)的宏伟气象，自有辉煌的巨著(指官修《盛京通志》)在，岂是草茅之人敢参与意见的呢。江苏无锡秀才黄印〔ang昂〕不满于本县县志的简陋，用16年时间著书12卷，题名为《锡金识小录》，意思是只能算给县志拾遗补缺。此外，如方式济所著的黑龙江志名为《龙沙纪略》、师范著的云南志称为《滇系》、张澍著的四川志称为《蜀典》、刘宝楠著的江苏宝应县志称为《宝应图经》等。这些私人撰著中有不少是清志中的名作，我们在了解清代地方志的时候，不应该忽略它们。封建政府对地方志的高度重视，既将地方志推向了繁荣，也给地方志加上了桎梏。清朝对修志控制极严。清初的文字狱和文化专制政策，使地方志遭到大规模的摧残。许多明以前的特别是明代的方志被窜改、删削甚至禁毁。至于新编的志书，各省通志必须经过皇帝审查，府州县志必须经过总督巡抚衙门审查，才能定稿。由于政治上的禁忌，加上封建官场盛行的敷衍因循、请托受贿等等腐败作风，清代方志忌讳隐瞒的现象很多，应付公事、草草成书的也不在少数。不过，清代地方志成书数量之多，分布区域之广，都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证明方志确实进入了有史以来最鼎盛的时代。此外，清朝作为古代方志发展的顶峰，还有一个鲜明的标志，那就是方志学的诞生。第四节 方志学的诞生飞驰的岁月，不仅留下了数以万计的地方志，而且积累了丰富的修志经验。人们一面实践，一面思考，对于地方志的性质、特点、功用、内容、编纂方法，以及它产生、发展的过程和常盛不衰的奥秘，探讨得越来越深入，逐渐形成一门系统的学问，这就是方志学。一开始，人们对于地方志的思考和见解，多见于志书的序、跋中，例如宋代郑兴裔《广陵志序》说：“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说明他认识到了方志和史有密切关系。宋代刘文富《严州图经序》说：修志是为了记下前人处理地方政事的各种措施和经验，以“告后之为政”。宋代董弅〔fen粉〕《严州图经序》也说，修志并非仅是为了应付闰年呈报的制度，而是要“使为政者究知风俗利害，师范先贤懿绩，而承学晚生，览之可以辑睦而还旧俗，宦达名流，玩之可以全高风而利名节”。就是说，修志是为了使执政者了解风俗利弊，以先贤的优良政绩作为榜样。后学晚生读它，可以和睦亲近，有助于恢复古代的淳厚风俗。做官的人和社会名流仔细品味它，有利于保持自身的高风亮节。这是对地方志功用的概括。明代刘鲁生《曲沃县志序》说，修地方志“其载欲悉，其事欲核，其书欲直。”(记载要详尽，事实要核对无误，对是非善恶要敢于直书)。这是对志书质量要求的概括。这些早期的方志理论非常零散，多半就是这样的片言只语，没有进一步的阐述。无论是组织全国修志，还是具体编纂一部志书，必定先有一个总体设想：为什么修志？要编成什么样子？这个总体设计，就是政府颁布的修志条例，或是志书的凡例。这个设想是根据什么提出来的呢？一定要先考察前人的做法，再研究当前的情况来决定弃取，或加以创新。所以，修志的条例和凡例，是前人修志经验的归纳和总结，也是方志学理论宝库中的一笔重要财富。宋元以前，这种编纂方志的设想和计划很少见于记载，没有记载不等于没有，像汉代要求全国上报“郡国地志”，隋唐时期在全国普修图经，没有一个通盘考虑，没有统一的格式要求，那是不可想象的。到了南宋，志书中才开始出现“凡例”，如《(淳祐)玉峰志》(江苏昆山)有凡例五条，但极其简率，只是列了几条收录资料的范围。稍晚，有周应合的《(景定)建康志》所附的《修志本末》，除记述修志经过外，它将修志的全过程作了清楚的归纳，分为四个方面：定凡例(确定全书框架结构、门类设置、编写要求)、分事任(编写人员如何分工)、广搜访(怎样通过多种渠道搜集资料)、详参订(怎样审订志稿以保证质量)。这是方志学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让我们知道宋朝人在修志方法上已达到怎样的水平。明朝永乐年以后，不仅政府制订了修志条例颁告天下，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志将凡例印在书中，它们规定的内容也越来越细致周到。如《(成化)新昌县志》(江西宜丰)的凡例规定，人物立传要根据政绩和德行，不专以官位大小作标准。政绩好德行好的立大传，否则只在名字下面加个小传就可以了。《(嘉靖)许州志》(河南许昌)的凡例说，地方志不是世家大族的家谱，所以那些封赠士大夫之家的诰敕之类一概不收。清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河南省发了个《修志牌照》，列了23条，其中规定，记古迹“需考明某代某人，将事实备细注明，不可以小说搀入”。记土产，“非本地所出及平常草木，可不必载，须载其特产者”。诸如此类，很明显都是针对过去修志中的流弊提出来的。它们同样表达了修志人对志书性质、功能和质量标准的理解。不过，它们也同志书序、跋中的那些片断见解一样，不免就事论事，分散零碎。直到明末清初，在方志理论方面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著作。清代中叶以后，许多学者参与修志，他们用各自不同的学术观点指导修志实践，逐渐形成不同的流派。方志理论就在他们的切磋争鸣之中一步步完善起来。当时的方志学界主要分成两派：一是地理派，也称考据派或旧派。清代由于文字狱的威慑和政府的提倡，到乾隆、嘉庆年间，兴起了一股注重考据的学风。一批学者潜心考订古典文献，从古书中搜集证据，辨别真伪，订正谬误，注音释义，对整理古籍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们往往嗜古成癖，陷入不切实际的繁琐考证，认为只有考据才是做学问的正道，轻视考据以外的一切学问，以致严重地脱离实际，不通世务，在学术史上被称为考据学派或乾嘉学派。地理派的代表人物戴震、洪亮吉等都是乾嘉学者中的大师。他们用考据学派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来研究地方志，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地理派墨守汉唐以来对于地方志性质的传统看法，认为方志属于地理书。戴震说：修志就是考证地理，只要尽心把地理沿革考证清楚，就没有别的事了(见章学诚《记与戴东原论修志》)。洪亮吉也说：“一方之志，沿革最要。”(《跋新修庐州府志后寄张太守祥云》)他还主张修志要言必有据，“贵因袭而不贵创新，信载籍而不信传闻”(《泾县志序》)。当代新出现的事物，当然不可能在古代典籍(“载籍”)中考证出根据来，按照他的这个主张，就只能都算作靠不住的“传闻”了。这一派修的志书，致力于广泛搜辑旧文献，逐条作精详的考证，材料丰富，证据确凿，在方志界树立起严谨治学的榜样，有利于纠正那种不负责任的盲目抄袭甚至凭空捏造的歪风。但是他们厚古薄今，不相信、不采纳除古文献以外的其他资料，不重视反映当代社会的实际状况，把志书禁锢在狭窄的古地理研究的领域里，当然要大大影响地方志的实用价值。另一派是历史派，也称为新派，它的代表人物是章学诚。章学诚(公元1738—1801年)(图8)字实斋，会稽(浙江绍兴)人，幼年时体弱多病，并不聪明，每天读书不过几百字，还显得很吃力，但是特别爱读史书，常常有独特的见解。他参加过七次乡试，到40多岁才中举人，第二年考取进士，认为自己的思想不合潮流，所以不去做官，以写作、修志、讲学度过了困苦而不安定的一生。他一生曾参与修纂十几种地方志，但只有《(乾隆)永清县志》(河北永清)完善地保存了下来，其他像他首次独立纂修的《和州志》(安徽和县)，还有他晚年的作品——最能体现其修志理论的《湖北通志》，都是在志稿刚刚完成的时候，由于地方长官换了人，新上司不喜欢他的理论和文字，终于功亏一篑，未能刊刻，以致散失。只有他自己手里保存的一部分稿子，后来被收入他的文集中。图8 方志学的奠基人——章学诚(据《清代学者像传》第二集)章学诚是个杰出的历史学家，著有《文史通义》，在史学理论上独树一帜。他用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地方志，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学说。章学诚最大的贡献，是明确地否定了地方志只是地理书的旧观念。他认为方志属史，他说：“志乃史体”(《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记与戴东原论修志》)，“方志乃一方之全史也”(《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因以志别》)。这个观点，比较准确地反映了隋唐以来地方志发展的实际情况，大大地开拓了地方志的内容和范围，在方志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一次，章学诚在宁波遇到戴震。戴震比章学诚年长15岁，当时已经很有名气。他不大瞧得起章学诚，“盛气凌之”。章学诚并不畏怯，就地方志的性质问题和戴震进行了一场辩论，有理有据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反驳了戴震的观点。从方志属史这个基本观点出发，章学诚对地方志的各个方面都作了详细论述。他认为修志不是为了炫耀学问，应该讲求实用。应该像修史一样详近略远，用不着每部地方志都从古代讲起。如果前人已经修了志，后人只要续修和补缺就可以了。地方志的重要任务是为国家修史准备资料，所以不能只是汇辑旧文献了事，而应该特别重视搜集保存当代文献。他说，比如司马迁写《史记》，也写了上古三代的事，有的地方写错了。古代的事情写错了不要紧，古书都在，人人都能考证，自然会发现他的错误。但是，有关秦汉的事，人们就要以司马迁的记录作凭据了，如果他记得不详细，后世又根据什么来考证这一段史实呢？这种看法，和乾嘉学者的唯古是尊，真是针锋相对。当时考据学是官方支持和提倡的，在学术界占有主导地位，章学诚却敢于卓然独立，提出创新的见解，确实难能可贵。此外，章学诚还具体地设计了方志的体例，并且从人员分工、收集资料、制定凡例一直到怎样拟标题、编附录，总结了一整套修志程序和工作方法。他分析了省、府、州、县各类型地方志的特点，指出它们应该各有各的宗旨和编例，不可以互相混淆。他还建议州县常设“志科”，派专人负责经常收集整理新资料，为修志作储备，免得资料失散，也免得修志时临时抱佛脚。他把这些主张写成了《方志立三书议》、《修志十议》、《方志辨体》、《州县请立志科议》等许多篇论文。它们集汉唐以来方志理论之大成，为我国方志学初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体系，成为我国方志学诞生的标志。章学诚则被公认为我国方志学的奠基人。章学诚虽然在学术观点上敢于创新，他的思想却另有相当迂腐陈旧的一面，如主张志书要颂扬“皇恩”，要有益于“风教”，要传述忠孝节义等等，这些也都贯穿在他的方志学理论和他修的志书中。除理论上的建树外，清代方志学还有一片重要的园地，就是旧志的整理。其中最有成绩的是对古地志的辑佚。辑佚是一种整理古籍的方法，“佚”也写作“逸”，是“散失”的意思。我国宋代以前的地志图经大部分都散失了，有的在其他古籍中还保留了一些被引用的篇章、段落或句子。辑佚就是把这些零散材料找出来，加以整理汇编，尽可能重现这部著作的原貌。这对于我们了解地方志发展演变的历史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辑佚在清代非常盛行。辑古地志最有成绩的是王谟，他在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中了进士以后，情愿不做县官，而去做清苦的府学教官，以便一心在古书中披沙拣金。他本来想辑刻一部篇幅巨大的《汉魏遗书钞》，包括经、史、子各类书籍，后来逐渐认识到地理书的重要性，就在完成“经”的部分后，将主要的精力转向地理，一共辑出古地志近400种。这时他已经80多岁，又贫病交加，没有能全部刻印出来，现在能收集到的只有70多种了。中华书局将它们汇影出版，称为《汉唐地理书钞》。后面还附了清陈运溶所辑的66种湖南古地志(原来收在《麓山精舍丛书》中)。此外如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和王仁俊的《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也辑了约60种唐以前的地志。清代编《四库全书》时，曾从明代类书《永乐大典》中辑出若干种地方志，现在《永乐大典》已失传，这些辑出的资料就分外可贵了。清代学者对许多旧志的成书时代、作者、版本、内容、体例作了深入的考证和探讨，他们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写成大量题跋或提要，探讨旧志的编纂年代、编纂者的生平和版本流传情况，评论志书的优劣得失。这同样是总结修志经验，指导修志实践的一种重要方式。如章学诚就曾写过《书吴郡志后》、《书姑苏志后》等七篇志书评介。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有几百篇地方志的提要。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也有近200种志书的题要。这些工作，为后来方志目录的发展和对旧志的进一步整理作了重要的准备。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在整理旧志方面别开生面。他在明朝末年，面临着国家忧患交迫的局面，想要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路，就开始从地方志和其他文献中搜集一切有关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记载，包括地形、关隘、兵防、赋税、农政、手工业、矿产、水利、交通等，分地区汇集研究。明朝灭亡以后，顾炎武参加抗清运动失败，在各地颠沛流离，仍然一面收集资料，一面实地考察。他以20多年的时间，辑录了以方志为主的1000多种资料，终于编成《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顾炎武的忧国忧民之心和整理旧志的经验在当时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随着方志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顾炎武是系统地整理地方志资料的先驱，他为后人开创了一条综合研究和利用地方志的广阔的道路。方志学的诞生，说明中国地方志进入了一个新的更自觉的发展阶段。发源于遥远古代的涓涓细流终于汇成了巨流。作为一种牢固的文化传统，无论历史的风云怎样变幻，它都将继续得到传承。第七章 坎坷、变革和新生的历程地方志作为一种文化事业，紧密联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帝国主义的炮火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方志也越过了它的第一个辉煌的高峰，和整个中华民族一起踏上了崎岖曲折的路程。第一节 坎坷和探索的38年辛亥革命的风暴卷走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却并没有结束中国屈辱和苦难的历史。公元1911年以后的中国，依然内外交困，政局动荡不安。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同以前的历届政府一样，即使自身在风雨飘摇之中，也并没有忘掉修志。1917年，北洋政府曾下达要求全国各地修志的通令。国民政府在1929年颁布了《修志事例概要》，要求“各省应于各省会所在地，设立省通志馆”.“即由该馆编拟志书凡例及分类纲目”上报内政部。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4年，又公布了《地方志书纂修办法》九条，规定省志30年一修，市、县志15年一修。1946年，再次重申这个“办法”，并制订了《各省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规程》。这些措施，在全国起了一定的组织和推动作用。但是，在风雨如晦的中国，有哪个角落可以让人们安下心来修志呢？地方志事业面临着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政权更迭，财政拮据等等许多问题。河南通志局1921年成立，中间两次改组，花了15年时间才编成一部通志稿，由于日寇侵略，没来得及印刷，稿子被运到四川，抗战胜利后再运回来，已经损失大半，终于未能成书。上海通志馆为编上海志已经积累了1000多万字的资料，因日军进攻上海，通志馆关闭，修志半途而废。贵州通志馆成立于1919年，四年后因滇军军阀唐继尧入侵贵州而停顿。1930年恢复，不到一年，又因军阀内讧而中断。1935年国民党势力进入贵州，再次组织修志，其中数经人事变迁，拖到1944年，因日寇侵入贵州，再次中断。《贵州通志》虽然侥幸没有夭折，但断断续续直到1948年才成书印出，前后竟然花费了30年。各省通志馆的命运大致差不多。省志如此，基层地方志的境遇当然不会更优越。曾与蔡锷将军有八拜之交的修承浩老先生，以花甲之年受聘修湖南沅陵县志。由于兵荒马乱，书院和各种公共场所全成了屯兵之处，为了寻找一块可以安身修志的地方，几次“挟策抱牍，狼狈迁居”。最后总算在寺庙中借得一席之地，花费一年零八个月，于1931年8月将志书编成，却又无钱刻印，只好长期将志稿藏在家里。安徽阜阳县从1935年动手修县志，收集采访两年多，将要成稿时，抗日战争爆发，阜阳虽然没有沦陷，但是敌骑逼境，无有宁日，1938年又遭日本飞机狂轰滥炸，县城陷入一片火海，幸而志馆工作人员从大火中抢出了部分志稿。到1944年才能重新坐下来根据旧稿续编，于1947年得以完成。 由此可以看出，辛亥革命以后的38年中，方志事业的处境何等艰难。不过，即使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方志的编纂工作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奋斗。浙江省在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便设立了通志馆并开始工作。黑龙江通志局、广东通志馆、福建修志总局，也都是建立或恢复在北洋政府正式下达修志通令之前。如果按现存的志书计算(不考虑亡佚的)，方志全盛时期的清朝，每年平均有志书18种，而《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录的民国方志有1500多种，每年平均达到31种。有些边远省份，修志的绝对数量甚至超过享国近300年的清代。像西藏在清末以前可以说没有一部像样的县志，民国时期却修了13种县志。这一时期，一批知名的文化界人士，继承了清代学者修志的传统，积极参与编写地方志。他们既有我国传统学术的深厚功底，又接受了近代科学知识和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痛心于山河破碎，国运衰微，往往通过地方志表达出他们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思考。他们对地方志从内容到体例作了一系列改革的尝试，编出了一批很有新意的志书。这些志书着意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重视科学，重视民生，重视能够振兴中国的实业，给方志界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黄炎培主修的《(民国)川沙县志》(上海川沙)、史学名家柳诒徵、黄焕镳编纂的《(民国)首都志》(江苏南京)、历史学家兼方志学家李泰棻编纂的《(民国)阳原县志》(河北阳原)，都是民国前期方志的代表作。它们都以大量篇幅反映了近代文明的进展。《(民国)首都志》中，新创设的类目如气候、警政、司法、外交等占总篇幅的4/10；交通、礼俗、方言、宗教等，在旧志里只是其他类目的附庸，在这部志书中都大大扩充，蔚为大观。《(民国)阳原县志》的“农业”一项，分为富农、自耕农、半租农、全租农、全佃农五种，分别记述他们的生产状况，确实是以实际的社会调查为基础的，绝非照搬旧志格式者可比。又独创“生活”一门，从衣服、首饰、饮食、娱乐几个方面记录民众的日常生活，通过具体的吃、穿反映贫民与富人生活质量的差别。并在卷首配发照片，将富人与贫民的服饰、住居作对比，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八年抗战时期，许多文化教育机构迁到大后方，一些学者在颠沛的流亡生活中仍然修志不辍。教育家、语言学家黎锦熙随北京师范大学西迁陕西。他提出，文化界人士要对抗日救国真正负起责任来，“第一步工作，就是要给所有的地方修县志”(《洛川县志自序》)。因为地方志可以作为探索救国之路的依据。他自己身体力行，先后主纂了陕西的城固、洛川、宜川、同官(今铜川市)、黄陵诸县县志，都是当时的名志。黎锦熙的《(民国)洛川县志》，淘汰了旧志中的“宦绩”、“封爵”一类过时的篇目，增加了许多新内容。像“农业”类加上了“地政”，成为“地政农业志”，中有“全县地价之估定”、“城市地籍之整理”、“土地分配”、“土地利用”等细目；“财政志”中有“人民负担”一目；“卫生志”以翔实的数据记载洛川人民的饮食、营养和体质状况；他还结合自己的专长，调查洛川的方言俗谚歌谣，设立“方言谣谚志”，都是既新鲜又实用的。凡是和抗战有关的事，《洛川县志》都不厌其详地记载，“务使人人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借以振衰起懦，敌忾同仇，共赴国难”(韩赓丞《洛川县志跋言》)。同官县、黄陵县诸志，体例都和《洛川县志》大体相同。民国时期的学者们努力将科学知识带进地方志。记人口，不再仅仅是简单的多少户、多少“口”，有了出生率、死亡率、性别比率、年龄构成，既有动态的调查，也有静态的分析；记气候，不再仅仅是记录“灾异”，描述灾变，有了雨量统计、雨量分布、气象变化的历年比较等。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迁到贵州遵义以后，研究人员张其昀带领研究生，用科学方法详细考察了当地的地质、地形、气候、土壤、生产、交通、民族、史事等，编了一部体裁全新的《遵义新志》。1945年，顾颉刚、傅振伦等曾组织当时云集于四川北碚的各种学术机关的科学工作者，各人发挥专长，合作编纂《北碚志》。预计全书分为八编：大事编、地理考、政治略、经济略、文献略、社会略、列传、聚落记。书后有别录，包括文征、机关社团名录、索引等。这不仅是对传统修志方法的一种改革，其内容之新颖在民国方志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可惜这部志书没有最后完成，只写成了大约60万字的稿子。祖国因经济落后而饱受欺凌的切肤之痛，使国人深切认识到发展经济乃是民族自强之本。方志家们也更多地将眼光投向经济领域。据统计，清代的一些志书名作，如戴震的《(乾隆)汾州府志》、洪亮吉的《(嘉庆)泾县志》等，其经济门类只占全书的3—5%。而民国方志中经济方面的内容大幅度增加，如川沙、洛川等志，经济门类一般占到全书的20%以上。当时的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曾为修浙江省志拟订了一个方案，按照他的设计，经济门类要占全书的1/3。民国方志更普遍注意记载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史实。例如，《(民国)瑷珲县志》特详于17世纪以来的中俄关系。小小一县，却在县志中特设了“外交志”一卷，记载《中俄瑷珲条约》和历年中俄交涉事件及其他条约。它的“艺文志”不是收录诗文，而是收录有关中俄交涉的文献公牍。它的“武事志”，历数沙俄对瑷珲的侵略及中国军民的抵抗，其中周继功的《庚子之秋，边衅互开，瑷珲不守，人民流离原委记》，十分细致地描述了瑷珲失守的经过和百姓流离失所的惨景，是研究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沙俄侵略黑龙江的第一手资料。《(民国)胶澳志》，引用德、日占据青岛时的原始档案和其他文献，记述了德、日帝国主义侵占我国胶东半岛的始末。安徽的《(民国)阜阳县志续编》专设类目汇辑抗日战争史料。《(民国)察哈尔省通志》设有《长城抗战纪略》一章，记载二十九军官兵英勇抗战的事迹，都能使人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民国方志用于记录事实的手段更加丰富多样。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修志事例概要》，就强调要尽量采用新技术。如“舆图应由专门人员以最新科学方法制绘精印，订列专册，以裨实用”。“地方名胜、古迹、金石拓片，以及公家私家所藏各种古物，在历史上有重要的价值者，均应摄制影片编入，以存真迹。”“志书中应多列统计表”，等等。民国志书广泛采用测绘、照片及新式统计图表。有的用铅字排印，新式装订，使志书面目焕然一新。如《(民国)首都志》中，列有62张表、75帧照片、52幅地图，加上硬皮精装，其准确、生动、美观、实用，自是旧式志书无法望其项背的。民国方志多数采用浅近文言，加上新式标点，有的将方言用国际音标注音，以便于一般人阅读。这些编制技术上的进步，也是近代科学文化发展的生动反映。不过，必须指出，大多数民国方志基本上还是沿袭旧志的体例，只是或多或少地插入一些诸如民政、教育、交通、实业之类的新类目，以适应近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民国方志中也包含着一些清朝遗老的作品，不用说它们是处处遵守封建旧志的规范。更有极个别汉奸傀儡政府编的地方志，如汉奸黄希文的《增修磁县县志》(河北磁县)之类，公然为日本侵略者张目，甚至露骨地宣扬侵略者的“理论”，这只能给他的卖国求荣永远打上耻辱的印记。总的看来，民国时期的地方志，就像当时的整个中国一样，处在新旧交替之中。少数有识之士已经冲出封建旧志的藩篱，正在山重水复之间探索，寻找着柳暗花明的新境界。第二节 方兴未艾的新中国修志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古老的地方志和古老的中国一起，重新焕发出青春。当年，在烽烟滚滚的抗日战争年代，在革命圣地延安，中国共产党中央曾在1941年8月1日颁布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指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决定》将地方志列为调查研究的基本材料之一，要求“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不过，尽管对地方志的价值早已有充分的认识，那时候在戎马倥偬之中，不可能大规模地组织编写新方志。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编修新志很快就被提上了日程。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将编写新方志列为《二十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方案》的20个重点项目之一，随即组成国家地方志小组领导这项工作，掀起了新中国的第一次修志高潮。到1960年为止，全国已有20多个省区，500多个县开展了修志。这第一批新方志多数是未定稿，正式出版的只有湖北的浠水、咸宁、孝感、汉川、广济、应城等县的简志和河北的《怀来新志》、贵州的《水城县志》、《镇宁新志》等少数几种。省志则只出版了《湖南省志》的《大事记》两卷、《地理志》一卷。经过“文化大革命”的10年，国家和人民再次痛切地体验了一个真理：建设中国，先要认识中国。1977年，山西省寿阳县率先成立了县志编纂委员会。1978年，湖南省决定恢复省志的编纂工作。从80年代开始，全面掀起了新中国的第二次修志高潮。1981年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1983年恢复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1985年公布了《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规定“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同时也规定了新方志的体例和有关组织领导的事宜。一时间如同风起云涌，各省、市、县普遍建立起修志机构。计划到本世纪末，除完成各省及直辖市的志书外，还要完成3782部县、市志。经过年复一年的辛勤耕耘，目前已进入新方志的丰收期，每年都有数百部新志问世。新方志的编纂人员，力求运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修志。他们既继承历代修志的优秀传统，又坚持改革，努力创新，完全根据现代自然和社会的实际状况来安排内容，设置类目，以求真实地反映时代特点。为历代旧志所忽略的生产活动、经济活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革，在新方志中得到充分的重视。帝王官宦不再是方志中的主要角色，代替他们的是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和历史功绩。人们的努力获得了可喜的成果。新中国的地方志无论在内容还是在体例方面都呈现出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全新的风格。现代地方志事业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修志已经走出了少数文人学士的圈子，正在迈开大步走向整个社会，形成一个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各级修志机构集合了一支实力雄厚的专业修志队伍。据1994年的统计，仅省、市、县三级修志机构就有专职和兼职人员11万名以上。以这支队伍为中心，带动起全社会的协作，来深入调查国情和收集整理地方文献。各地方在修志过程中，采取很多办法吸引方方面面的专家参与讨论本地区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例如上海市的地方志机构和复旦大学合作建立“上海研究中心”，邀集国内外的学者举办了一系列学术讨论会：“上海宏观研究学术讨论会”、“上海租界研讨会”、“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海派文化研讨会”、“太平天国在上海研讨会”、“鸦片战争在上海研讨会”等等。并出版《上海研究论丛》，发表专业人员的研究成果，为更多的人参加研讨提供一片园地。这样的集思广益，加深了对问题的认识，又提供了文献信息，对于提高地方志的科学水准极有帮助。浙江的平湖、海盐和上海的金山，也曾召开三县县志编纂者和专家学者共同参加的“古海盐历史沿革研讨会”，经过研讨，清理了三县建置沿革上一些长期混淆不清的问题，纠正了旧志中几个重大的错误。为了配合编修省、市、县志，许多乡镇、街道、厂矿、学校等基层单位纷纷着手编写本单位的志书。四川温江专区一共12个县，修方志就是先从县属各乡镇、各部门普遍修“小志”开始。例如，由灌县修《都江堰志》，由地区水利局修《人民渠志》等。一段时间里，全地区到处可见征集资料的布告，到处有广播、墙报在宣传修志。各基层单位都设有资料员或联络员负责收集和传递信息。每个县都有由各方面人士组成的“修志协进会”提供情况，出谋划策。修“小志”既推动基层单位回顾和思考自己成长的历程，又为修县志打下了扎实的资料基础。在这些基层志书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乡镇志。如果说乡镇修志最初还主要是为县志作资料准备，后来情况就有所不同了。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国乡镇经济已经成了地方经济的半壁江山。特别是其中一批历史悠久、开放早、发展快的明星乡镇，它们的历史、现状和发展经验引起了全世界的兴趣和关注。乡镇志是了解我国乡镇发展的一个窗口，自然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意义。尤其南方沿海经济增长较快，又素有修乡镇志传统的江、浙等省，已经正式出版了一批名乡名镇志，更计划在县以上志书完成以后，在编修乡镇志上投入更多的力量。按行业编写的专志，在新中国也有了空前的发展。在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的今天，包罗万象的地方志涉及许多学科、许多行业的专门知识，方志的编修人员不可能是万能博士，样样都懂，怎样才能保证志书的科学性呢？各地在编修省、市、县志之前，往往先组织各行各业编写专志，如山水志、名胜志、工业志、农业志、商业志、金融志、教育志、医药卫生志、科学技术志等等，作为未来志书的基础。此外，还有由国家的专业部门主持编写的专志，如由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戏剧家协会联合发起分地区编《中国戏曲志》；教育系统设立“全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组织编写教育史志；交通部组织各地编交通史志；由水利部组织分地区编《江河水利志》等。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这些大的水系都设有修志机构。《长江志》、《黄河志》、《珠江志》目前都已经分卷陆续问世。专志的编纂者都是本专业的行家里手，他们给地方志带来了新的知识、新的方法、新的视角，这是地方志质量的一个重要保证。据1993年出版的《中国新方志目录》统计，到1992年底，正式和非正式出版的基层志及专志已达8000种以上。基层志和专志自古便有，但是发展到今天这种规模，不能不说是方志史上的一大新景观。它们和县以上各级地方志一起，纵横交错，多层次、多角度地反映出我国社会历史的真实进程。这种征集资料的声势和深度，这种修志的规模，在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无法想象的。现代修志机构的职能也在发生变化，正在向多功能的地区信息中心发展。历史上的修志机构大多是临时拼凑的班子，只管修志，不管其他，志书修成便解散。现在，许多省、市、县的方志编纂委员会除了修新志以外，又是地方文献的整理研究机构，并凭借资料的优势大量编辑资料书，包括年鉴、地区概况、旅游指南、乡土教材，以及各种学术资料汇编。它们在当地的经济开发和文化建设中发挥着咨询机构甚至智囊机构的作用。例如，武汉市在讨论经济发展战略时，市志编委会为它提供了系统的参考资料；河北迁西县县志办公室根据物产普查的结果，建议利用本县丰富的酸枣资源，通过嫁接酸枣建立金丝小枣基地，被列为本县发展山区经济的一个重点项目；一大批渐趋衰落甚至濒于绝迹的传统名产，如福建平和县素有“柚王”之称的琯溪密柚、浙江萧山县有800年历史的“东南佳品”湘湖莼菜、四川什邡县的晒烟、山东威海市的锡镶工艺等，都是由于方志工作人员挖掘整理出有说服力的资料，引起政府和专业人员的重视，从而恢复了勃勃生机，重新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修志机构还协同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开辟本地“历史上的今天”栏目，举办以振兴中华、了解家乡为主题的知识竞赛。它们的这些新职能，既发挥了资料的社会效益，又扩大了地方志的社会影响，并吸引着更多的人来为搜集整理地方文献贡献力量。新中国的地方志事业，可以说还处于开创时期，犹如东升的朝阳，烂漫的春花，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广大的地方志工作者还在不断地实践、总结、提高，以自己的辛勤和智慧，继续谱写着方志史的新篇章。海峡对岸的台湾省，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回归祖国后，就成立了台湾通志馆，后来改称台湾文献委员会。它整理出版了大量台湾文献，并从1948年开始编纂《台湾省通志》，到1973年完成出版。同一时期，台湾各市、县也都新编了志书。一些原籍大陆的旅台同胞，心系故土，自动组织起来收集整理家乡文献，尽其所能为故乡修志。如安徽绩溪旅台同乡编有《绩溪县志》、安徽舒城同乡会编有《舒城县志》、浙江青田同乡会编有《青田县志(续修本)》。当然，在两地隔绝的情况下，他们所依据的只能是不完全的文献资料和片断的回忆，但是，这每一部志书都寄托着他们浓厚的思乡之情。随着海峡两岸的交往日益增多，两岸在修志中还往往互通信息，互寄资料，交流成果，表现出地方志这一优秀文化传统对于中华民族的无与伦比的凝聚力。一旦人为的阻隔被消除，海峡两岸携起手来，修志事业必将另有一番景象。第三节 方志学的发展清代的章学诚虽然被尊为方志学的开山祖，但是对于他来说，地方志只是史学的一个分支，还不是一个独立学科。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第21卷第18期发表了梁启超的文章《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此文为梁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一章)，这才第一次提出了“方志学”这个学科概念。这篇文章对传统方志学作了系统的总结，论证并确立了章学诚在方志学史上的地位。从此，方志学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跻身于学术之林。随后，出现了一批探讨方志理论的专著。1935年初出版的李泰棻的《方志学》，是最早的一部以“方志学”命名的专著。同年底，出版了傅振伦的系统阐述方志理论的《方志学通论》。此后，有甘鹏云的《方志商》，是作者多年参与及指导修志的文稿和书信的汇编；有黎锦熙的《方志今议》，它是以作者撰写的《城固县志续修工作方案》为基础修订而成的，“以内容实是泛陈现代新修方志之要旨及其方法……故标题曰《修志今议》”(见作者自序)。还有寿鹏飞的《方志通议》、吴宗慈的论文集《修志丛论》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有关地方志的论文发表在当时的杂志上。这些论著，标志着用科学方法研究地方志的开始。民国方志学者非常推崇章学诚，多数以章学诚的理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他们并不拘泥于章氏的学说，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例如，李泰棻试图以进化论的观点解释地方志，他认为方志的本质是“记载与研究一方人类的进化现象”；所以，他主张方志应该增加人类有文字记录以前的进化史。有些学者对“方志属史”提出了异议，傅振伦说：“方志为记述一域地理及史事之书”；“方志之书，自有其特质，虽兼记史地，而与史书、地记，皆不相同。”黎锦熙也说，方志是“史地两性，兼而有之”，所以修志应努力做到“地志之历史化，历史之地志化”。民国方志学者批评旧志的种种弊病，认为修志不应处处受旧体裁的束缚，要体现当代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要增加有关国计民生的内容，尤其是要大大增加经济方面的内容。如甘鹏云提出：志书“应于民事加详，民主国民为重也。”寿鹏飞说：“方志立言，当从平民立场，乃得痛陈疾苦。盖志为地方人民而作，故其为体……务在有裨地方风俗民生。”李泰棻明确提出：“社会经济，在今日应为全志骨干，……至少亦须将现代社会经济，全部编入。”他说，旧志对于社会经济如何，全不顾及，如果现在修志还是这个样子，还不如不修的好。李泰棻还主张当代修志的人，必须具备多种学科的基础知识，“始能以科学名词解释产物，更以科学方法分析详明。”这些看法，突破了传统方志学的桎梏，表明方志学界的认识在随着时代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大规模修志的展开，向方志学界提出了许多新的迫切的理论问题，例如怎样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重新评价旧方志和旧方志学？必须批判什么，应该继承什么？怎样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编写新方志？新方志怎样体现地区特点和时代特点？以及新志的性质、功用、体例、类目设计、编纂方法、质量标准等等。围绕着这些课题，方志学界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已经发表了几千篇文章，出版了一大批专著。如傅振伦将他的旧著《中国方志学通论》改写成《中国方志学》、刘光禄的《中国方志学纲要》、薛虹的《中国方志学概论》、林衍经的《方志学综论》、来新夏主编的《方志学概论》(八所高等院校联合编写的文科教材)、彭静中的《中国方志简史》、仓修良的《方志学通论》、王德恒等的《中国方志学》等。还出版了傅振伦、朱士嘉等多位当代方志学家的论文结集。此外，仅80年代以来，方志学界已经举行了大大小小数十次学术讨论会。并且开创了方志评议活动。一部或一批同类志书完稿以后，由当地领导、方志编纂人员和学者专家坐在一起，各抒己见，共同评议它的长处和短处。既有为一两部志稿召集的小型评议会，也有像“全国省志稿评议会”、“十城市市志稿评议会”这样大型的、指导性的评议会。这是推广修志经验，研讨修志理论的一种新的有效的方式。同时，新中国的方志学伴随着新方志一起走出了学者们的书斋。方志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普及。它拥有全国性的专业杂志《中国地方志》，每个省、市、自治区都有一到两种专业期刊。编辑出版了专门的方志学辞典和反映1949—1987年我国方志学界各方面成果的《中国地方志综览》。全国收藏地方志最多的北京图书馆建立了地方志文献中心，并开设地方志专科阅览室，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和各省区都举办研究班、培训班、讲习班，传授方志学知识，轮训修志人员。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十几所高等院校开设了地方志课程，或设立大专班、进修班，为方志事业的发展培养修志人才和理论研究人才。随着社会各界披阅参考地方志的人越来越多，推动着旧志的整理也必须加速步伐。这就赋予方志学一个新的使命，即从研究如何修志，进而扩大到研究如何使方志更加便于利用。1935年，傅振伦在他的《中国方志学通论》中，特辟出《方志之收藏与整理》上、下两个专篇，首先将整理旧志的意义与方法，作为方志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予以系统的论述。与此同时，旧志整理领域也呈现出一片日益繁荣昌盛的景象。民国以来的旧志整理工作中，最值得称道的成果就是对全国现存地方志作了比较彻底的清理。我国的地方志虽然出现得很早，但它长期只是地学或史学的附庸，不是一个独立学科，所以方志的专门目录产生得很迟。在方志这个大宝库中究竟有多少库藏，一直到清末民初还不清楚。现存的最早一部记载方志收藏的专目是缪荃孙的《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1913年刊于《古学汇刊》第二集。缪荃孙是清末民初的知名学者，又是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的创办人。这部方志目，就是清点清内阁大库的藏志并向京师图书馆移交的目录，共计1676部。此后的几十年中，比较重要的藏书单位，如故宫、北平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宁波天一阁等，应社会之需，纷纷将自己收藏的地方志编出目录公之于世。地区性的方志目录也逐渐多起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省、市、县为了编新志，都尽可能彻底地调查了本地区历代志书的存佚。绝大部分省区都新编或重编了本省历代方志的目录，其中包含了不少此次调查中的新发现。相当一部分目录是附有提要的。它们比起只介绍作者、卷数、纂修和刊印年月的题录式目录，更多下了一番研究工夫，也更受到使用者的青睐。近代最早一部方志提要目录是瞿宣颖的《方志考稿》甲集。它对天津“天春园”主人任凤苞私家收藏的八省600多种方志一一叙述源流、介绍类目、分析体例、评论得失，尤其难得的是还指出志书中的特殊史料。此后，有张鸿汀的《陇右方志录》(一名《甘宁青方志考》，1932年初次发表，1934年增订再版)、洪焕椿的多年力作《浙江地方志考录》(1984年再版改名为《浙江方志考》)。近年陆续问世的，还有骆兆平的《天一阁地方志考录》、来新夏主编的《河北地方志提要》、王桂云的《山东方志汇要》、赵明奇的《徐州地方志通考》、河南地方志编委会的《河南地方志提要》、广西通志馆的《广西方志提要》、李默的《广东方志要录》等，都是辅助阅读志书的有用的工具书。这一大批方志目录，省却了人们许多翻检的辛劳，但它们毕竟是分散的、局部的。要查清全国到底有多少志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方面有开创之功的是方志学家朱士嘉。他首先以个人力量调查了国内外几十个藏书单位，弄清了5800多种地方志的编纂者、编纂时间、版本和收藏地点，编成《中国地方志综录》，于1934年出版。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地方志的普查。1958年，朱士嘉在重新调查的基础上又出版了《综录》的增补本。此后，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由于整理天文资料的需要，将调查范围扩大到190个单位，主编了《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于1985年出版。几乎是同时，台湾于1960年出版了《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1985年又出版了它的增订本《台湾地区公藏方志目录》。现在，根据海峡两岸这两个联合目录，我们便可以大致了解国内现存地方志的数量，以及它们保存在什么地方。古人研究地方志，由于见闻不广，只能限于对个别志书作些考订或评论。有了这许多目录，特别是有了联合目录，我们才有可能对地方志作宏观的整体的分析，才有可能对旧志作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整理。当然，平时要查找利用地方志也方便多了。辛亥革命以后，仍有不少学者钟情于旧志辑佚。据统计，仅民国时期即辑有古方志达100多种。此后，又有赵万里辑的《元一统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的《析津志辑佚》、贺次君的《括地志辑校》，还有1984年出版的李裕民的《山西古方志辑佚》，辑有山西省236种旧志的佚文，都是比较重要的辑佚新作。而本世纪旧志辑佚的最重要的收获，是张国淦的《中国古方志考》。这部书最早在1935年到1936年的《禹贡》杂志上连载，后来经作者不断修改补充，直到1962年才定稿，由中华书局出版。作者以40年的功力，将在古籍中见到的所有元以前方志类图书的书名、佚文、序跋和有关的评论等都辑录下来，一共2000多种。这是第一次对我国古代佚志所留下的蛛丝马迹作全面清理。同时，它也是一部以辑佚为基础编成的古方志书目。将它和记录现存志书的《联合目录》合起来看，就可以对我国地方志两千年来的成就有一个清晰全面的印象。校勘重印旧志也是整理旧志的一种重要方式。尤其在近半个世纪中，比较重要的志书大部分都出了新的影印本。例如，中华书局的《宋元方志汇刊》，将海内外现存全部宋元方志汇为一编；60年代上海古籍书店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和90年代上海书店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两次共影印了天一阁现藏271种明志中的216种；书目文献出版社在北京图书馆协助下编印了《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择它的珍藏编成《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由中国书店出版；北京图书馆也将自己收藏的数十种善本方志编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中，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台湾成文出版社的《方志丛书》，选印了历代方志2000多种；上海书店、巴蜀书店和江苏古籍出版社合作编印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将选印历代方志3000余种，目前已陆续同读者见面。随着印刷技术的发达，其他许多出版机构、学术机构和修志机构，也整理重印了不少旧志。从1911年到现在，包括海峡两岸，用石印、影印、排印等各种方式重印的旧志已有数千种。影印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旧志的原貌，而许多排印本经过认真的校勘、分段、标点，更便于现代人阅读。重印旧志不但保护了古籍，使旧志免于继续毁损散亡，也使许多珍本秘籍走出了藏书楼，和普通人朝夕相处，给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此外，当年由顾炎武开创的整理旧志的道路，如今已经成为一条康庄大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许多生产和研究部门根据国家建设和科学研究的需要，将地方志中的天文、地理、物产、水利等各种专门资料汇编起来，使方志资料在我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专题资料汇编已经成为开发旧志资料的一种最重要的方式。这方面的成果，以及这些资料汇编如何在各行各业、各种学科中发挥作用的实例，那是说不胜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将整理旧志和编修新志一起纳入了国家规划，使它从个别学者、个别单位分散的工作，转向有计划的分工协作。新中国的地方志工作者，无论在方志学理论上，还是在编纂新志和整理旧志的实践中，都正努力开拓着新的天地。第八章 献身于地方志事业的人们当我们为祖国地方志事业的累累硕果而自豪的时候，不能不想到古往今来那无数为栽培这些硕果付出了心血的人们。他们之中，包含了像章学诚这样杰出的方志学家，而更多的是遍布于中国大地的默默耕耘的修志人。编好一部志书是不容易的，做一个优秀的方志编纂者同样不容易。地方志的性质和特点，对修志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明代人范嵩说过：“修史要有三长，修志同样缺一不可。”(《重修建宁府志序》)“三长”指才、学、识，这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对史学人才提出的要求。“才”是收集、鉴别、运用史料的能力；“学”是渊博的知识；“识”是卓越的见识，要能够不屈从于权势，不受利禄的引诱，不为偏见所左右，公正无私地把应该记录的事情记录下来。清初的李绂〔fu浮〕更指出，修志者不但要有修志之才，还要有修志之“志”，没有坚韧不拔的志向，同样会一事无成。当然，在封建时代，才、学、识、志兼备，远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但是，确实有许多人在修志的实践中追求着这样的理想，甚至倾毕生精力而不悔。编好一部志书，不仅要掌握大量历史文献，还要作大量实地调查。修志人员往往要深入到穷乡僻壤，去考察山川，寻访古迹，了解风俗。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更非有不怕劳苦，不畏艰险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不可。南宋的祝穆，立志编一部全国总志。他来往于闽浙江淮湖广之间，每到一处，必定登山涉水，寻踪探源，弄清地理形势，逢人便请教各地的风土人情。同时广泛搜集文献，到处借阅图经，发现有用的资料就昼夜抄录，毫无倦色。这样准备了十几年，几易其稿，才完成了南宋著名的总志《方舆胜览》。元代山东志书《齐乘》的作者于钦，是山东人，在山东做官。他看到故乡经过多年战乱，古志已经荡然无存，决心自己动手修志。他常常说：“我生长在齐，怎能不把齐的山川、位置、城邑、物产、灵秀的人物和各处的疆界都记录下来呢？”他踏遍了故乡的田野，到处访问乡老，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实现了这个心愿。于钦去世的时候，家境萧条，这部志书是他留给后人的唯一重要的遗产。由于它所依据的不仅是文献资料，而且有许多亲见亲闻，一直很受后世的推崇。四川的大足石窟，开凿于晚唐至两宋。它分布在大足县境内20多处地点，一共有五万多尊石刻造像。这个举世无双的艺术宝库，曾经湮没于荒草衰烟之中几百年，早期的志书从来没有记载。清朝嘉庆年间，四川屏山知县张澍一度代理大足的政事，同时，代为主修大足县志。张澍是个博览经史的学者，不满足于照抄旧志，更不因自己是临时代理而马虎敷衍。他不顾坡陡路滑，奔波在大足的山山岭岭之中，对各处的石刻作了多次考察，写了十几篇考察文章，并将考察结果记入大足县志的“山川”、“古迹”篇，从而引起了后人的注意。现在，大足石窟已经名扬海内外，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人称张澍是大足的第一个研究者，他是可以当之无愧的。有些编纂志书者自己身处逆境，或者面对着种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但他们视方志事业重于一切，坚持修志不倦。黑龙江的最早一部志书《龙沙纪略》，是它的著者方式济在流放生涯中完成的。方式济在清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考中进士，两年后就发生了清代著名的文字狱之一——戴名世《南山集》案。由于戴名世称赞并引用过方式济的祖父方孝标的著作，早已去世的方孝标被开棺戮尸，方氏全族受到株连。方式济随同他的父亲被流放到卜魁城(今齐齐哈尔)。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中，方式济留心收集当地历史文献，加上实地调查，写成了《龙沙纪略》。由于它的记载详实，而且中国古籍中对边疆地区的记载比较少，这部书成为后人研究黑龙江的重要典籍。《(光绪)山西通志》的实际主纂者杨笃，一生和地方志结了不解之缘，也和紧张而清苦的生活结了不解之缘。他在36岁那年受聘纂修了《(同治)西宁县志》(河北阳原)，由于编得好，一下子出了名，聘请他修志的纷至沓来，竟在24年中主编了13部志书，平均不到两年一部。在编《(光绪)蔚州志》的时候，他一个人住在蔚州的城隍庙里，常常工作到鸡鸣天亮。除夕之夜，他在城隍庙里写了一付对联，这是他修志生活的生动写照：满屋图书横古墨，虚堂鬼神伴孤灯。杨笃45岁时受聘纂修《(光绪)山西通志》，此后，几部志书齐头并进。后来《山西通志》主纂者王轩去世，他又毅然担当起主纂的重任，更是不顾劳累和疾病，惟恐志书不能完成。冬天，寒风霜雪伴着冷砚孤灯，手指冻肿冻裂了，血流到指甲上，仍然不肯停笔。亲人在故乡病危，也顾不得回家探望。他说：“一身寿命的长短，就听天由命吧。如果三晋(山西)的文献记载到我手里断绝了，罪过不是更大了吗？”他60岁的时候，《(光绪)山西通志》终于脱稿。同一年，他本人也因积劳成疾而与世长辞。高照是《(光绪)直隶和州志》(河北邢台附近)的主纂人。他没有参加过科举，靠经商为生，但很有文才，平时就热心搜集和州文献，写了上百篇当地人的传记，又为和州旧志写了几万字的考证和补订，为重修和州志做了许多准备。他说：“和州是我的家乡，是我生活憩息的地方。半生中耳闻目睹的事情，如果竟让它们漫漶湮灭了，那是要被先贤们讥笑的。”他向州官建议修志，州里说没有钱，他就捐出家财开设志局。志书修成后，他坚持不肯按州官的意志删改，情愿自己出资刊刻，虽然倾家荡产，到底为后人留下了一部高质量的志书。高照修志的时候，正值义和团运动兴起，列强在叫嚣瓜分中国，清朝皇室仓皇逃出北京，和州也“一夕数惊”，他却始终坚持不懈。几任地方官以官方力量没能办成的事，高照却凭着他的不屈不挠的坚毅之志办到了。也有一些修志者，辛劳一生，却未能看到自己的心血开花结果，但他们的志向和精神同样值得我们纪念。嘉庆年间天津人蒋玉虹，为修天津志辛勤采访几十年。他不但尽力搜求前人的著述，而且遍行荒郊古庙中，遇到断碑残碣，都要剔去尘土，细细辨认它的字迹。一生积累的资料，分门别类有几十本。后来的《(同治)续修天津县志》，就是以他的资料为基础增补而成。他的心愿，总算由后人实现了。河北束鹿(今辛集市)人谢迈度，生于清末，从青年时代就有志于撰写束鹿县志。他朝求暮索20年，作了大量资料准备，并且费许多周折找齐了清代编纂的五种束鹿旧志以备参考。1937年春，他被聘担任束鹿县志总纂，在北平(北京)开馆修志。正当他打算一展抱负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河北沦陷，束鹿县政府溃散，支持他修志的县长南逃，修志的经费来源也断绝了。这时他自己在北平办着一个小小的文化书社，便靠着这点微薄收入，继续整理旧志和编写新志。尽管家庭生活日益拮据，妻儿责备抱怨，他仍然不改初衷。他对友人说：“我正在专心于著述，哪有工夫屑屑计较柴米油盐。文人死于贫困的比比皆是，我久处于困苦孤独之中得以不死，全是因为牵挂着修志啊。”他终于将束鹿旧志全部校勘完毕出版，又完成了百万字的《束鹿县志稿》，但由于生活贫窘，心力交瘁，再也没有力量支持刊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谢迈度在北京仍然念念不忘家乡修志的事，临终时嘱咐女儿将他的全部手稿和资料送回家乡，交给政府。他以自己的一生积累，身后还在继续为束鹿的修志事业作贡献。浩如烟海的志书，伴随着这样的故事不知道有多少。放眼四望，我们可以看到，还有更多的后继者正踏着前人的足迹走来，其中就有山西省交城县的燕居谦。燕居谦是山西交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交城已经有100年没有修志了。正当他和大家一起筚路蓝缕，艰辛创业的时候，发现患了胃癌。手术后，医嘱休养一年，他却一年没有停笔。1990年，他的胃癌已发展为晚期食道癌。这正是志稿进入总纂的关键时刻，作为总纂的主笔，燕居谦面临着严峻的抉择：立即住院手术，可能还有一线获救的希望，但至少要有一两年辗转于床榻；或是立即回去工作，争取在有生之年将志稿完成。他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后者。他说：“让我把生命留给我的这几个月的时间完完全全献给事业吧。”“大家不要为我悲伤，人迟早有一死，一个人能在他的有生之年献身工作就是最大的快乐。”他想的是，在他的笔记中和记忆里，还保存着许多来之不易的资料，有的是在被采访人生命的最后时日里抢救下来的。这些都是活生生的历史，怎能让它们随着自己短暂的生命一起泯灭呢？他说，一定要完成志稿的总纂，“也算我——一个交城人民的儿子献给故乡的最后一件礼物，那时，我就死也瞑目了。”燕居谦不顾亲友的恳求和众人的劝说，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为了排除一切干扰，最大限度地争取时间，他独自住进天宁古刹文昌阁中。庙前参天的松柏陪伴着他，强烈的事业心支持着他，修志前辈扬笃的事迹激励着他，他以重病之身，连续三个月，以每日万字的进度，完成了100多万字的县志总纂稿。之后又过了三个多月，他安心地停止了呼吸。在今日的修志队伍中，何止一个燕居谦！这里所说的，只是从古至今千千万万方志编纂者中的几个代表，他们的才、学、识、志，是我国历代修志者优良品格的一个缩影。正是这一颗颗知名的不知名的星星，汇成了中国地方志这一片璀璨的星空；正是这一棵棵知名的不知名的小草，铺就了地方志事业的满目青翠。他们留下的不仅是修志的累累硕果，还有另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他们对乡土的挚爱，对历史对后代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对地方志事业的专注和执着，以及那种不慕荣利，不避艰辛，严谨而刻苦的治学精神。今天，这些优良的传统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这是我们可以告慰于前人的。第九章 一座待开发的宝藏历代封建政府虽然很重视地方志，但是他们对地方志的认识相当狭隘，主要是看重它“资治”(辅助统治)的作用。明朝有个官吏叫郑复亨，被派到海州(江苏东海)去做剌史，一进入海州地界，看到的是满目荒凉，茅屋不飘炊烟，镇子上只剩寥寥几户人家，孔庙也坍塌了。他立即去查考州志，想要研究海州这样破败的原因，他说，比如行医，州的百姓就是病人，州的志书就是经过验证的药方，他要按病求方，再根据方子来治病。清朝四川保宁府(今阆中县)有个太守也说过：“守，不知何以能守，不读志何以能知。”(徐宗斡：《(道光)保宁府志序》)长期以来，地方志的功用基本上就局限在这个狭小的天地中。科学文明的进步开阔了人类的视野，地方志的真正价值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在志书的记载中，我们看到了祖国山河的壮丽，物产的丰饶，人民的勤劳智慧和对侵略压迫的坚强不屈；看到了一代又一代人生活和生产经验的记录；看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取之不尽的研究素材。地方志的“资治”作用仍然存在，但早已远远超出了原来的涵义，它不但是各级领导者认识国情的教科书，而且正在成为各行各业的决策参谋。地方志是一座信息密集的知识宝库，在当前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它的多方面的功能正在得到进一步的发挥。第一节 丰富的资源信息地方志中关于地形、山川、土壤、物产的记载，对于经济建设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对于各地区发挥当地的资源优势，制订地区经济发展规划，往往有直接的启发。早在1937年，地质学家章士钊已经注意到方志中矿产记录的价值。他辑地方志和其他文献编成《古矿录》，于1954年经修订后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地质工作者更广泛收集志书的记载，编成《祖国两千年铁矿开采和冶炼》、《中国古今铜矿录》，并根据地方志提供的线索查明了一批矿藏。近年来，各地区也往往以地方志作为寻找矿藏的向导，如浙江曾根据《(光绪)诸暨县志》的记载，探明了金涧山金矿，现在已经投入生产；贵州省石阡县根据《(民国)石阡县志》中所记的煤矿的分布和开采情况，重新普查本县煤矿资源，有计划地组织开采；据安徽《(道光)繁昌县志》记载，繁昌曾发现一块“紫玉”，后来做成用器，“献于太庙”。经过省地质队勘探，这里的墨玉石(紫玉)确实质地优良，而且储量颇丰，是制造建筑装饰材料和工艺品的好原料，于是建起了墨玉厂；云南的云龙县则根据旧志中的信息开发了锡矿和银矿，等等。山东禹城县境内，有一道三四里宽、20多里长的沙河，白沙一片，寸草不生。但是在《(民国)禹城县志》中有一段记载说：“据近村农民察其地性，并非纯沙不毛之地。稍施人工，定堪种植。”这段话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经过科学考察，证实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于是禹城县决定开发大沙河。他们平整土地，植树造林，疏浚河道，修筑道路，开展多种经营，几年下来，农、渔、副业全面丰收，1987年仅藕、鱼、稻三项收入就达到几十万元。油茶树是一种重要的木本油料树种，榨出的油称为茶油，是一种工业原料。据清代和民国的安县县志记载，四川安县的自然条件很适宜油茶树的生长，过去曾经大量种植。于是安县决定大力发展油茶生产，为丘陵地区增加了一条致富之路。陕西千阳县地处山区，水土流失严重，土地瘠薄。但是根据志书的描述，古时候这里原是林木茂盛，土地肥沃的好地方。宋代曾将它划为牧马良区。清朝以后，山坡被垦殖，森林减少，千阳才逐渐变成了穷山区。地方志中还有当地种桑养蚕经验的记录。千阳县参考这些记载，决定以种草植树，发展多种经营来重新振兴山区经济，并且将种桑养蚕列为其中一个重要项目。此外，如盛产棉花的陕西渭南县，曾参考明代县志关于棉区分布的记载，调整了本县棉花生产的布局；河南开封龙亭区则受旧志的启发，恢复了开封有悠久历史的传统特产汴绸的生产。有的地方根据地方志的提示，还发现了一些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旅游胜地。浙江省建德县的“灵栖洞天”，由彼此相连的五个石灰岩溶洞组成。其中的灵栖洞、清风洞、霭云洞虽然古已有之，但已经淤没了600多年。通过查阅志书，人们很快找到了清风、霭云两洞的位置。再按照志书提示的地点深挖，又找到了另一处溶洞和地下暗河，洞中有唐宋元明历朝题咏几十处，证明它就是旧志所记载的灵栖洞。现在，这里经过疏浚整修，游人可以漫步而入，泛舟而出，成为浙江的一处胜景。贵州省注意到《(道光)大定府志》(贵州大方)有“黄坪十里杜鹃”的记载，经过考察，果然在大方、黔西两县境内的丛山翠岭之中，发现一条宽约五华里，绵延100多华里的杜鹃林带。10多个品种的杜鹃形成一个罕有的天然杜鹃花园，其中还有不少珍稀动物。现在这里已经开辟为自然保护区，也是被称为“百里杜鹃”的著名游览胜地。地方志中的这一类信息，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1956—1959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就曾从几千种地方志中大量摘抄编成《地方志物产》等资料。1961年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从地方志中辑出《上海物产资料汇辑》。近年来，许多地方都根据志书的记载编辑了本地区物产或土特产的资料汇编。这些资料，将有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我国各种资源的现状，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和合理地利用大自然赐给我们的财富。第二节 科学技术的珍贵记录我国的科学技术有过灿烂辉煌的历史，曾经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只是最近二三百年才走了下坡路。封建时代的旧志，由于主要是“资治”之书，不太重视记载劳动者的发明创造。尽管如此，历代志书中仍然留下了不少有关科学技术的生动记录。历代地方志大量记录了自然界的各种“异常”现象，如日月食、彗星、陨石、反常的气候、各种自然灾害、植物的变异和珍禽异兽等。古代的人们不能科学地解释这些现象，往往把它们看作上天向人类显示的凶兆或吉兆，记入地方志的“灾异”或“灾祥”类，同一些有迷信成分的无稽之谈混在一起。但以现代科学家的眼光看来，这些当时当地的观测记录，都是极为难得的科学资料。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曾根据几千种地方志和其他史籍，辑出太阳黑子、极光、陨石、日月食、超新星、彗星、流星及有关天文学的人物、著作、学说、机构、仪器等的记录一共几百万字，编成《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和《中国天文史料汇编》。有一段时间，中外学者对“太阳活动蒙德极小期”讨论很热烈。由于史书上缺乏1645——1715年太阳黑子的资料，国外有的学者认为在这一段时间里，“太阳活动实际停止了”。但是，从《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看，在我国七个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志中，这一时期太阳黑子的记录有12项之多，从而中国学者以充分的证据否定了“太阳活动停止”的错误论断。地震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在地方志中记载尤为详细。1954年，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建议整理地震史料，供选择厂矿地址参考。于是由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主持编写了《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于1956年出版，1980年又加以核实补充成为《中国地震资料汇编》。它汇聚了公元前12世纪到1955年的1180次大地震的记录，其中可以断定为八级以上的地震有八次。内容这样丰富全备的地震史料巨著，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在它所依据的8000多种文献中，地方志占了5600种。方志记载地震，既有时间、地点，又有具体情状的描述。震前有前兆，震后有灾情统计。一次大的地震，波及的各处往往都有记载，如同当时派出了许多观察员在各地同时观察记录。如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公元1556年1月23日)一次以陕西华州(今华县)为中心的大地震，有200多种州县志书作了记载。《(隆庆)华州志》卷一○记的是震中地区的情况：“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晡时，觉地旋运，因而头晕，天昏惨。及夜半，月益无光，地反立，苑树如数扑地。忽西南如万车惊突，又如雷自地出，民惊溃，起者卧者皆失措，而垣屋无声皆倒坍矣。忽又见西南天裂，闪闪有光，忽又合之，而地在在皆陷裂，裂之大者，水出火出，怪不可状……原阜旋移，地高下尽改故迹。后计压伤者数万人……”湖北景陵县(今天门市)在这次地震时距震中较远，《(康熙)景陵县志》卷二所记该县感震的情景是：“地震有声，自东北起西南去，房屋动摇，人民惊骇。”即使在相距几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可以根据这些记录全面考察这次地震，判断它的震中、震级、力度、范围等。这1180大次地震的记录，为我国划分震区、规划国民经济建设布局及开展地震预报工作等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地方志中其他有关地质和地理的记载，同样是科学工作者重要的资料之源。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曾大量利用方志资料研究古城的兴衰演变，总结出今内蒙古毛乌素沙漠由古代的农牧并茂变成沙漠的历史进程，对于了解沙漠地貌发育的规律，对于如何防风治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作出了贡献。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曾从方志中发掘素材，研究古代绍兴地区湖泊的兴废、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于农业的影响。1985年6月12日，长江三峡的新滩发生大滑坡。由于科技人员查阅过多种旧志的记载，经过科学的分析研究，基本上掌握了这个地区滑坡的规律和范围，对于这次滑坡的时间、地点作出了准确的预报，所以没有造成重大的损失。我国自古以农立国，所以地方志中有许多关于气象和自然灾害的记录。著名的气象、地理学家竺可桢，曾根据方志记载的植物分布及花开花落时间的变化，研究中国历代气候变化的规律。他的名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将5000年的气候变化分为四个时期，其中之一就称为“方志时期”(公元1400—1900年)，即利用数量众多的明清方志，探讨明清两代500年中长江、黄河流域气候变动的情形。此后，中央气象局也曾据方志资料编成《近五千年来中国气候的变迁》、《五百年来我国旱、水灾资料》。山东、安徽等省都曾从志书中辑录汇编本省水、旱、风暴霜雪、蝗虫等自然灾害的记录。这些记录不仅是气象、水文等学科的珍贵研究资料，而且对我国防灾减灾工作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四川省内江市1981年遇到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洪灾过后，他们研究了市志委员会提供的历史上的洪灾记录，就决定调整市政建设的布局，改变了沿江建设的方案。地理学家陈正祥在他的《中国方志的地理学价值》一文中说：“在过去数年间，国际学术界有好几个专门委员会，像农业气象委员会、粮食和农业组织以及土地利用委员会等，要求我提供中国蝗虫灾害分布的地图。但实际上，已往的中国并没有这种现成的地图。”怎么办呢？他就用八个月的工夫翻查了3000多种地方志，统计志书所载祭祀蝗虫的八蜡庙和祭祀驱蝗神的刘猛将军庙(有这些庙宇的地方当然是蝗灾严重的地方)，将它们一一标在地图上，作成《中国蝗神庙之分布图》。再结合志书上关于蝗灾的记载，来研究中国蝗灾的分布范围，并对这种分布状况作出科学的解说。他还用同样的方法，通过志书记载的雹神庙，研究我国雹灾的分布区域及分布规律。地方志中关于生产技术和科学发明的记载比较零星分散，却往往是其他史籍中所没有的。记载最丰富的是农业和水利。几乎所有的志书都将水利列为重要内容，详细记述本地江河湖泊的利弊、井渠陂塘堰闸的分布和历代的治水措施。许多地方志详细记述了当地农作物的品种、耕作制度、耕作技术，有的附有农具及其使用方法的图解。《(民国)灵石县志》搜集了140条农谚，分成“耕地及施肥法”、“中耕及间苗法”、“占气候法”、“灌溉及除虫法”等10类，都是当地农民生产经验的总结。美国农林科学家施永格在20年代曾利用福建、广东一带地方志的记载研究柑桔的生长规律，取得显著成果。他发现方志中关于土壤和植物的记载对他的研究课题极为有用，就力倡美国国会图书馆搜集中国地方志，并在10多年中，自己也直接间接地帮助访购，由此奠定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中国地方志的基础。地方志中还保留了许多民间创造发明的史料。如四川地方志记载，明朝万历年间，合江人曹震在陕北创制“代漕陆舟”，行驶在榆林沙漠地带，效率远远高过畜力。苏州的地方志记载，明末苏州人孙云球善于制造光学仪器，用他做的“千里镜”在苏州城郊的虎丘远望苏州城里，楼台塔院好像就在面前，远处山峰的景色也都历历可见。据《(乾隆)丰润县志》记载，现在人们常用的折扇，原来出自高丽国，但是经过了河北丰润人的改进，才得以在中国普及。当时高丽贡使每年冬来春回，都要经过丰润，随从人员往往带些扇子来卖，但是由于做得粗劣，一般人不喜欢。后来丰润人仿照它的样式，用斑竹、云竹、棕竹做骨，请名家画上山水花鸟，于是“丰扇”风行一时。这一类记载，都足以补其他史籍之不足。难怪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特别介绍了中国的地方志，并且引用另一位英国汉学家伟烈亚力的话说：“在中国出现的一系列地方志，无论从它们的广度来看，还是从它们的有系统的全面性方面来看，都是任何国家的同类文献所不能比拟的。”第三节 社会历史的工笔画卷地方志中最为丰富多彩的，是关于社会历史的记述。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几乎在地方志中都有反映，例如太平天国起义，凡太平军所到之处，都有记录。罗尔纲主编的《太平天国史料汇编》，一共引用了1600多种各类资料，其中地方志占730种。广东、江西、湖南等省都出版过太平军在本省活动的史料集，都是以地方志为主要资料来源。至于一些地区性的规模较小的事件，更是主要依靠方志记载。如上海小刀会起义时期，周之春等在青浦县起事响应，首扎红巾为号，占领了嘉定、川沙、宝山等县，当地百姓踊跃参加，或者支援灯烛、干粮。这段历史，就是保存在这几个县的县志里。地方志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见证。例如，不少清末的志书记载了鸦片战争前后的情形。上海宝山县由于地处海口，深受鸦片之害。《(光绪)宝山县志》记载，当时宝山县所属的市镇一般都有10多家烟馆，多的达100多家，藏污纳垢，成为社会上的大害，“鸦片流毒，为祸烈矣。”《(光绪)鄞县志》(浙江宁波)记1841年英军入侵时，宁波依赖镇海作屏障，毫无抵抗的准备。镇海失陷的消息传来，宁波城里的文武官员从西、南两个城门一下子全都逃光。英军不战而占领宁波，将市内店铺所积的钱财洗劫一空，城中衙署及祠庙寺观拆毁殆尽。在广州一带的地方志中，详细记载了1841年5月当地人民自发抗击侵略军的事实。如《(同治)香山县志》卷十六《忠义传》记载：“雷兆成等十三人，俱沙涌渡头村民也。道光二十一年英夷犯境……，夷入村，带剑携火枪，大肆淫掠。十三人愤甚，帅雷天规……等出，奋力击之，大呼，声振林谷，仓卒无枪械，各执耰〔you优〕锄殊死斗。夷挥剑杀数人，继燃火枪环击，皆死之。夷恐诸乡人至，皆遁。天规五人负伤追之，不及而还。”同时牺牲的还有一名妇女雷刘氏。她手执木捧随雷兆成等参加战斗，牺牲时年仅24岁。她的事迹被记载在这部县志的卷十八《列女传》中。这是一曲中国人民奋起保卫家乡的正气歌，和一些清朝官员的不战而逃形成鲜明的对照。通过志书中的经济资料，我们可以了解一个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耕地亩数、田赋、工商税几乎是每部方志必录的内容，往往有确凿具体的数字。《(民国)巴县志》(四川巴县)记军阀割据时代，巴县的苛捐杂税有几十种，1923年预征田赋已征到1955年。而据《(民国)新繁县志》(四川新都县)的赋役篇，则当地1934年预征田赋已征到1981年。当时四川地区民穷财尽，百姓困苦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由于户口和赋役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志书也十分详细地载有各县、乡、村的户数、人数。例如上海正式有系统的户口记录始于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以后历代都有，但仅见于地方志。连续的人口记录反映了我国历代人口的增减和迁移，也间接地反映着历代政治、经济的重大变迁，对于研究中国人口这个大课题极有参考价值。地方志中也含有丰富的工商业发展的史料。清朝中叶江苏苏州、松江一带的方志，记述了明清时代江南集镇经济的繁荣。如《(乾隆)吴江县志》卷四叙述了位于吴江县城东南的盛泽镇的发展。盛泽在明初只是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到明朝嘉靖年间，居民增加了一倍，多以织绫绸为业，开始形成集市。到清乾隆年间，它的人口已经百倍于明朝，绫绸的产量也增加了10倍，每天日中为市，进行交易，舟楫塞港，街上的人摩肩接踵，四方巨贾载着金钱前来的络绎不绝。《(道光)震泽镇志》卷二记载，到清朝中叶，苏州震泽镇的许多络工已是“取丝于行(牙行)，代纺而受其值”。牙行本来只是介绍买卖的，这时已发展为发放原料(丝)，组织加工并支付工资。络工们其实已是牙行雇用的工人。这些都是明代中叶以后我国纺织业中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十分生动的写照。近代上海地区的地方志，则记录了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在上海地区的发生和发展。特别可贵的是，方志所涉及的不限于上海市区，同时还反映了小县城和乡镇的情况；不限于大企业，也记载了不少中小型企业和一些不很知名的工商界人物的经济活动，这些都是别的书报杂志很少注意的。从这些志书中，还能看到由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变革，如线袜淘汰布袜，火柴淘汰火石，煤气灯、电灯代替油灯，机制工业品的普及，人民生活的日益贫困，和随之而来的抗租、抗税、抢米、罢市等，都是很有价值的近代经济史料。在有的地方志中，可以找到别处很难见到的宗教史资料。例如，元代史书中屡屡出现“也里可温”这个词，五六百年中没有人晓得它是什么意思。直到清光绪年间，才由一位名叫刘文淇的学者在元朝的《(至顺)镇江志》(江苏镇江)中发现了答案。据这部志书说，“也里可温”是一种宗教，是从“中原西北十余万里”的地方传来的，它以礼拜东方为主，敬奉十字架。刘文淇由此断定它就是天主教。《(至顺)镇江志》中还具体记载了当时镇江信奉“也里可温”教的人数和户数，并有若干“也里可温人”的传记。当代史学家陈垣据此作了进一步考证，写成《元也里可温考》一文，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评价。天主教在元朝传播的情况，糊涂了几百年，这才基本上弄明白了。地方志中收录了许多古人的诗文，往往有不见于其他书籍的。例如宋代的柳永，是宋词的大作家。相传他是个风流浪子，他的词多半是歌咏寻欢行乐的豪华盛景，以致宋朝有人说，宋仁宗在位42年的太平景象，全写在柳永的词里了。柳永留下的诗很少，只有两三首。20世纪50年代，钱钟书编《宋诗选注》，只选了柳永一首诗：《煮海歌》，编者认为这是宋代写盐民生活最痛切的一首诗：“煮海之民何所营？妇无蚕织夫无耕。衣食之源太寥落，牢盆(煮盐用具)煮就汝输征。……卤浓盐淡未得间，采樵深入无穷山；豹踪虎迹不敢避，朝阳出去夕阳还。船载肩擎未遑歇，投入巨灶炎炎热；晨烧暮烁堆积高，才得波涛变成雪。自从潴卤至飞霜，无非假贷充糇粮(干粮)。秤入官中充微值，一緍往往十緍偿。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驱妻逐子课工程，虽作人形俱菜色。……”为了煮盐，盐民必须入深山砍柴，从“潴卤”(引聚卤水)到煮成盐，其间只能靠借贷维持生活。盐煮好了，官家只付给微薄的代价，所贷的钱却要付10倍的利息。柳永做过昌国州(浙江定海)一个盐场的监督官，不但细致地描述了煮盐的过程，而且对盐民的困苦无助满怀同情。可见我们不能仅仅根据柳永的词去了解柳永及他所处的时代。《煮海歌》揭开了宋仁宗“太平盛世”社会真实的一角，也将柳永的另一个侧面显示给我们。这首诗，正是保存在元《(大德)昌国州图志》第六卷中。明代文学家、我国著名的古代白话短篇小说“三言”的整理编辑者冯梦龙，在61岁时做了福建寿宁县知县，编有《寿宁待志》。志中材料大多是他亲自调查所得。在《待志》的“风俗”类中，记载了寿宁重男轻女，“生女则溺之”的恶习，并保留了“寿宁县正堂冯”用白话写的一篇《禁溺女告示》。告示宣布要严惩溺女弃女者，并愤愤责问：“访得寿民生女多不肯留养，即时淹死，或抛弃路途。不知是何缘故？是何心肠？一般十月怀胎，吃尽辛苦，不论男女，总是骨血，何忍淹弃？为父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妻从何而来？为母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身从何而活？……如今好善的百姓，畜牲还怕杀害，况且活活一条性命，置之死地，你心何安？……”这篇文献，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白话、研究中国风俗史，及研究冯梦龙本人的思想，都可供参阅。地方志所涉及的领域还有很多。如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学的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曾辑录中国方志中的方言资料，汇编成《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几大册；1923年出版的胡朴安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中，抄自地方志的风俗资料占一半；《(乾隆)湘潭县志》(湖南湘潭)等志书中，载有祭礼时的舞蹈动作图和舞器、乐器图，有的还附有舞器、乐器的规格和用法；瑞典人卜斯文定著有《中国的皮影戏》一书，他曾参阅中国北方诸省的志书，从中寻找皮影戏发展的线索。而那些关于文物古迹的记载，不仅是考古学、文字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对于旅游业也大有裨益。如四川泸州市曾根据地方志的记载，整修了市郊神臂山上宋代抗元名城的遗址，既保护了古迹，又可供人凭吊游览。方志中保存的大量美丽的神话传说，更能为山水增色，为远道而来的旅游者增添无穷的趣味。人物志往往占地方志总篇幅的1/4、1/3甚至一半以上，此外还有不少人物资料散见于志书的其他部分。一些在封建史家看来不够资格入“正史”的人，如曾经在一个地区揭竿而起的农民领袖、抗击侵略的民间英雄、有一技之长的能工巧匠、没有做过大官的文人学士等，往往能在地方志中找到他们的事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籍贯、生平和家世，就是红学家们根据多种地方志的资料考证出来的。曾为《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是宋元之际的杰出的史学家，“正史”中无传，而他的家乡浙江宁海的县志中收录了他的墓碑碑文，比较完整地记载着他的生平事迹。赵景涂、张增元所编《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一书，所收录的元明清戏曲家中，有124人从未见过其他史籍记载。北京天文台在普查天文资料中曾作过统计，在他们查阅过的地方志中，仅明代与天文有关的历史人物的记载就有400多项。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在地方志中也多有反映。如前述关于“也里可温”的研究，就涉及元代中国和西方的交往。南宋末有个蒲寿庚在福建泉州做官，任提举市舶司(管理中国往外国或外国来华的商船)30年，在中国与南洋通商史上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但《宋史》、《元史》中都没有他的传记。而明代《(万历)闽书》等地方志中却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他的事迹。 日本学者桑原骘〔zhi质〕藏曾著有《蒲寿庚考》，援引闽粤方志论证蒲寿庚是阿拉伯人。中外学者都通过研究蒲寿庚的生平来研究古代中国和阿拉伯的关系，研究宋朝对“回教人”的政策和“回教人”对中国的贡献。在我国边疆地区的一些志书中，甚至还保存着若干周边国家的古代史料。例如，云南在明清两代所修的10多种省志中，都有“边裔”、“外国”等门类，其中有不少关于东南亚地区的记载。现在云南省修志机构的专家们正与泰国学术机构合作发掘和整理其中的泰国史料。他们的工作将对国际泰学的各种研究课题作出积极的贡献。每一部地方志都像一幅工笔绘画，它的细致入微的笔触，几乎触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它向我们生动地展现着过去的时代，一切有兴趣的人都可以通过它去探寻历史的奥秘。地方志是我们从前人手里继承的一份丰厚的遗产。但是，它从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来，统治者的专横，阶级的偏见，对科学的蒙昧无知，以及部分修志人的私心和不负责任，使大多数旧志中弥漫着封建伦理道德的腐朽气息，许多事实并没有得到客观如实的反映，这也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它是一座真正的宝藏，无数价值连城的矿石，掩藏在历史堆积起来的泥沙杂质之中。现在已经探明开采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还有更多的珍宝，在等待着热爱祖国，热爱乡土，有志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后来者去勘探，去采掘。我们深信，在用先进科学和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新一代人手上，这一举世闻名的宝藏必将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辅文图片敦煌发现的早期地方志—唐代《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部分)《(康熙)诸罗县志》卷首的风俗图 右：登场 左：捕鹿《(乾隆)钦定热河志》卷三十五：避暑山庄烟雨楼图近年出版的部分新方志文本说明：1.本书内容来源于互联网，未经作者授权，仅供广大网友交流学习之用。2.禁止任何形式的组织或个人以盈利为目的传播本书，否则后果由该组织或个人承担！3.制作者不承担法律及连带责任，请下载后24小时内删除！4.如果喜欢本书，请支持作者，购买出版作品或到正规网站付费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