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过草地,大家充满了恐惧和绝望。粮食吃完了,人困马乏到了极点,快到年根了,天气非常寒冷,一会儿风,一会儿雪,几天没吃饭,连野菜都找不到了。大家又冻又饿,走了许多天见不到一个老百姓,也不知道走到哪天是今头,欧阳又掉队了。一天,欧阳正拖着疲惫的双腿走着,突然发现远处有一个东西,走近一看是一只被野兽撕剩下的已腐臭的野物。当时也顾不上了,他掏出刀子割下肉,架起火烤了起来。肉香立刻招来饥饿的人群,大家一窝蜂地扑了上来,欧阳因年小体弱被挤出人群;“给我留一点吧!”他绝望地哭着、叫着,但这时生存欲望已远远替代了友爱,留给他的只有伤心和无奈。　　欧阳老人说,当时朱德留在四方面军,由于张国焘挑唆,非常受气,经常挨骂。四方面军有的干部战士还往他脸上唾口水,他可是总司令啊!朱德夫人康克清当时跟我那支部队一起行军,她没有牲口,也没有担架,和我们一样走路;我知道她是朱德夫人,可有的战士不知道。张国焘分子造谣说,是一方面军的人让我们走错了路,饥饿难忍的战士就围着她骂呀,骂了半天,康克清也不敢吭气。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劝大家不要骂呀,她是朱总司令的婆娘,大家才没敢再骂。　　卫生班有个13岁的小战士,四川剑阁人。人长得白,蛮招人喜欢,大家都叫他“小白菜”。他不小心陷进了沼泽里,我马上伸手去拉他,差点也陷下去。这时我们班几个小伙伴都伸出手里的棍子一起拉他,或许是一群孩子力量太小,或许是饥饿过度已经没有了力气,大家眼睁睁看着小白菜被沼泽吞没了。他留给大家最后的一句话是:“班长,有机会告诉我家里,我在草地光荣了。”大家都哭了。　　二过草地后,由于原来的通路被国民党封锁,部队只能再翻过大雪山(夹金山)向成都方向前进。此时已经到了冬季,山上的积雪足有两米深,先头部队将雪挖开一条深沟,部队在雪沟里前进。当时部队疲惫不堪。没有粮食,破衣烂衫,很多战士光着脚,实在没办法就用块破布裹裹;冻得受不了就喝口辣椒水,有许多战士倒下就起不来了。欧阳连队一位40多岁的老炊事员背着一口大锅和做饭用的家什和他一起走着。快到山顶一阵大风吹来,连人带锅翻下山崖,一阵撞击山石的“叮咣”乱响,大家惊出一身冷汗。往下一看,山涧里、道路上到处是摔死、冻死的红军战士的尸体。　　部队半夜才到山顶,下山没有路,除了白茫茫一片冰雪,到处是峭壁深沟,大家都吓呆了,但不下去就会冻死。当时欧阳背着一个铜盆,他顾不了许多,将铜盆坐在屁股下,抓住盆沿用力一蹬,只听见寒风在耳边呼呼作响,盆子撞击着山石,在滑行中觉得整个人猛地往上一弹,身体在空中翻了个筋斗便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欧阻苏醒过来,发现人没有事,只是手被盆上的铁丝勒掉了一大块肉。他拍拍身上的雪又继续前进了。　　几个月后,红四方面军战事不利,损失惨重,部队从成都撤退,奉命前出西康与贺龙的红二方面军会合。这样,四方面军又第三次翻过大雪山(党岭山),到达西康。部队动员说,国民党追兵马上就到,再不过草地就只能去西藏了。于是部队准备三过草地。　　这时欧阳的身体彻底垮了,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后脑上的伤口流着脓血。大家认为他活不成了。刚好部队附近有座规模不小的铜鼓喇嘛寺。红军来后,寺里的喇嘛都跑了。于是大家把他放在寺庙里。　　欧阳从饥渴中醒来,找不到吃的,便爬到供香桌下躲藏起来。喇嘛回来后发现了他,将他拖出来,拔刀要砍。欧阳浑身一点气力都没有,只好闭上眼睛听天由命了。这时一个在寺里上香的通司(懂汉语的藏民)出来劝说道:“佛家人以慈悲为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方才感动了寺里的老寺主。老寺主看他还是个孩子,便给他喝水、吃糌粑,灌藏药退烧,还将他的头发剃了,用香灰和着酥油给他疗伤。　　过了几天,红军部队完成任务回来路过喇嘛寺,寺里的喇嘛又跑到山里去了,欧阳大喜,便又回到自己的部队。现在回想起来,如果部队不回来,欧阳恐怕是会被老寺主长期收留当喇嘛了。　　1958年欧阳与爱人石慧敏奉命进藏组建陆军75医院,路过铜鼓喇嘛寺,专门停车进寺答谢老寺主当年的救命之恩,可惜老寺主已在几年前圆寂了。　　欧阳老人说,第三次过草地有了上两次的经验,筹粮还算充分。部队从阿坝进入草地,沿路上到处可以看到被破衣烂衫裹着的红军战士的尸骨,他们都是几个月前在草地上倒下的。这情景对大家刺激很大,部队根本不用向导。这条用白骨铺就的道路一直通向遥远的北方。　　第三次过草地时间是最长的,有一个多月。班里的一个15岁的回族战士因不吃肉,连饿带冻身体虚弱得不行,晚上靠在欧阳背上睡觉,第二天早上发现他已经僵硬了。　　作为部队的卫生兵,走了一天,大家宿营了,他们还要给伤员换药。那时没有药,伤口化脓只能用盐水洗洗,最后连盐水也没有了。没有绷带,就将藏民玛尼堆上的幡旗扯下来包扎伤口,藏民生气啊,尽管红军知道是违反纪律,但没有办法。那时大家只能咬着牙往前走,晚上谁没到宿营地,这个人就算没了。三过雪山草地后,欧阳这个班12个人只剩下5人了。　　欧阳为寻找父亲参加红军,但却没有找到父亲。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才知道,红军二过草地时,已是营长的父亲在筹粮时牺牲了。欧阳参加红军为了吃顿饱饭,但恶劣的生存环境使他这个愿望成为奢望。在我采访过程中,每当说起父亲和战友们的牺牲,老人都难过得不能自己。每每见到这种情形,我都不忍继续下去。　　几年前,一位老人对我说,当年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因负伤、被打散而流落在川康、甘肃地区的有近万人。他们留在了当地,生活没有着落。有的给地主扛长活,有的在煤矿背煤,很惨。特别是建国后,这些人在政治上不被承认,境遇窘迫。　　不久前,我的朋友对我说,现在草地周边变化很大,修了公路,不少县开发旅游致了富。但当地老乡讲,在夏日晴朗的夜晚,荒芜空旷的草甸上时常会腾起一撮撮磷火;如有微风,这些磷火会随风翻滚,不断呻吟,仿佛在向人们倾诉——70年前,这片旷漠的泽国下,曾经掩埋了一群不屈的英魂。　　袭击阳明堡机场 烧了一架鬼子飞机　　1937年8月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那时欧阳已是129师769团的营卫生长了。部队东渡黄河后进入山西,从侯马乘火车到达五台县的东冶镇。战区司令阎锡山给每人发了一套棉衣和一些过冬用品,欧阳第一次穿上了暖和的冬装。　　当时日本鬼子的飞机每天去轰炸忻口、太原等地,部队发现这些飞机每天下午都在忻州的阳明堡降落,师部决定敲掉敌人的飞机场。因为担心人多目标大,团长陈锡联决定派欧阳所在的这个营去执行任务,但实际去机场只有两个连。欧阳带着两个卫生兵参加了行动。出发前营长赵崇德给干部开了会,大家烧掉所有文件,以示必死的决心。　　天黑后,部队悄悄渡过滹沱河潜入机场。远远望去,一排排飞机在星光下闪闪发亮。侦察员报告,机场里没有发现敌人,部队迅速冲进机场。欧阳从来没见过这种会下蛋的铁鸟,他踩着战友的肩膀爬上飞机后,东摸摸西看看,觉得蛮新奇。这时一位曾经参加过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的连长叫大家赶快破坏飞机,放火烧,用手榴弹炸!欧阳没有手榴弹,他举起战友送上来的一块大石头,“咣当”一下砸碎玻璃,放了一把火。这时整个机场火光冲天,爆炸声一片, 有的飞机滑动着互相碰撞,24架飞机顿时报销了。　　这时敌人的坦克和援兵赶到了。营长大喊:“赶快撤!”敌人对着营长就是一梭子弹,打在他背上。当时营长还活着,欧阳背起他往后撤,刚跑出一两米,又是一梭子弹打在营长背上,营长牺牲了。人一死就觉得特别沉,怎么也背不动了。欧阳赶快叫来一个战士帮忙。将营长尸体拖了出来。阳明堡战斗八路军牺牲了7个人,其中有一名卫生员。　　欧阳参军前因家境贫穷,读不起书,但他从小就十分羡慕能识文断字的人,参加红军后更激发了他追求知识的愿望。当勤务员时他经常缠着领导和文化教员学识字。尤其当卫生员后,更觉学习的重要,一有空就蹲在地上用小树枝练字,就连长征这样的艰苦环境也没间断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欧阳已能够读书看报了。　　阳明堡战斗后,部队开到后方进行休整。欧阳被选送到山西辽县七里店129师卫生学校学习一年,成为我军自己创立的卫生学校的首批学员。毕业后分配到晋西秦(基伟)赖(际发)独立支队任卫生队长兼主治医生。　　与白求恩等外国专家共事　　1938年初,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等外国专家陆续从延安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当时八路军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一般干部战士伙食标准只有每月1元钱菜金,毛泽东、朱德这些中央领导每月才5元钱。当白求恩得知毛泽东指示每月付给他100元生活补助时,立即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信:“尊敬的毛泽东主席,我谢绝每月100元生活补贴。军区已提供我衣食需要,我不需要钱。请将这笔钱用于前线更需要的地方……”欧阳说,那时白求恩等外国专家和大家一样,有什么吃什么,没粮食还饿过肚子。　　白求恩到晋察冀根据地八路军总医院的第二天就被聂荣臻请去了,因为他爱人生孩子难产。作为助手‘欧阳陪同白求恩晚上出发,翻山越岭整整走了一夜,天亮才赶到。尽管孩子已经生下来,白求恩还是为聂荣臻爱人做了检查。白求恩医术高明,很多领导、医院都争着请他去看病。　　欧阳说他从当主治医生到八路军模范医院一所当所长期间,长期与医院的外国专家组共事,外国专家组由一所统一管理。除白求恩外,还有德国共产党员汉斯?米勒博士(外科),日本的山田一郎(内科),美国的马海德(皮肤科)及两名苏联外科医生。当时欧阳也就20岁,在行政上他是外国专家的领导,在业务上他又是外国专家的学生。他与白求恩大夫共事差不多一年时间,经常在一起手术;白求恩主刀,欧阳当助手。每次手术完了,白求恩总跟大家讲解一下手术的总体情况是什么样子,应该怎么做,需注意的事项等。时间长了,欧阳的手术水平和英语水准也有很大提高。　　白求恩大夫很有职业精神。当时八路军野战外科条件极差,缺医少药。针对这种情况,白求恩在医院筹办了多次培训班。针对八路军伤员感染率高的问题,制定了“消毒三步法”,必须严格执行;还发明了“卢沟桥手术驮子”,用木料做成的一种驮在马背上的野战外科手术台;还有一种“白求恩换药篮”,里面放有必备药品,给伤员换药,提起来就走,方便实用。白求恩很善于总结战士们的实战经验,对我军野战外科学的规范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欧阳说,白求恩大夫对医术精益求精、对病人认真耐心这一点不假,但他脾气古怪、暴躁;有时在手术过程中嫌八路军土造的手术器械不顺手,会将刀子、镊子往地上摔,有时还骂人,搞得大家都怕他。　　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会相信,抗战时期八路军医院的手术器械基本上是土造的。手术刀是乡村铁匠铺子打的刀子,或从杂货铺买来的裁纸刀磨锋利了当手术刀用;止血钳是用小竹片或者请铁匠铺打的铁制、铜制的土止血钳;镊子是竹片用火烤弯过来就成了;手术锯就用木工锯代替。这些土造器械让白求恩等外国专家很不习惯;那时能搞到一套制式手术器械简直是宝贝了。使用这些土造器械,消毒马虎不得,完全要按白求恩“消毒三步法”严格进行。通常用老乡家的大柴锅把手术器械煮沸消毒,纱布、棉花等敷料用蒸馒头的大蒸笼蒸煮消毒。　　那时做手术根本没有麻醉药,有条件会给伤员喝一口老白干,硬撑着,实在忍不住就吼两声。医生做手术没有现在这样的消毒条件,只能用硼酸水或老白干洗洗手,根本搞不到橡胶手套——欧阳说如果有橡胶手套,白求恩就不会被感染了。 1939年1月,涞源摩天岭战斗正激烈地进行着。白求恩在一座庙里为八路军伤员做手术,突然手术台附近枪声四起,为了加快手术速度,白求恩将左手伸进伤口掏取碎骨,尖利的碎骨将他中指刺破。11月初他为一名蜂窝组织炎的伤员手术时再度感染,导致败血症,白求恩高烧不退,呕吐不止。大家赶紧往总部医院转送,抬到离医院还有一二天路程白求恩就去世了。　　白求恩的去世让大家非常难过,八路军失去了一位好战友、好老师。白求恩去世后,八路军总医院改名白求恩医院。　　当时药品更是奇缺,西药很少,主要用中草药。办法是动员中医参加八路军,教大家使用中草药,通常做一些丸散之类的中成药。笔者从有关资料里面看到,129师医务人员用中草药中的常山、砒石、柴胡、黄岑、花椒、杏仁、蜂蜜等制成疟疾丸,此药与注射0.4克奎宁效果相同。边区利华药厂将中药西制,制成两种名贵注射液。一种是柴胡注射液,医名“瀑澄利尔”,主治流感、回归热、产褥热、肺结核发展期发热,并能对付顽固疟疾。还有一种是苍术油注射液,其发汗解热之功效能与阿斯匹林媲美。就是用这些土造手术器械和中草药,我们的医务人员挽救了千千万万个八路军战士的生命。　　当时西药是贵重药品,部队连磺胺这种最普通的药品也没有,卫生部不断派人到敌战区去采购。抗战时,欧阳就曾化装进入北平买过药。他们住在前门大街长巷二条一个不起眼的小旅店里,每天早出晚归,跑遍全城的药店,采购些磺胺、碘酒、纱布、阿司匹林之类的药品。一次还不能买太多,怕引起怀疑,而后集中起来,设法通过秘密交通站分批带到根据地。在这过程中,还要躲着鬼子和汉奸,他那一口四川话,要真遇上“皇协军”盘查,准露馅!建国初期,欧阳穿着军装在前门大街搭三轮车,拉他的三轮车工人总是回头看他。欧阳问:“你看我干什么?”那工人说,日本占领北平时你来过前门,我猜你就是八路军!　　从一些资料上可以看到,抗战期间,尽管环境艰苦,但我军野战医疗事业比红军时期还是有所发展。野战医院已初具规模,基本能根据战事需求随部队跟进;战场伤员能及时救治、转移;伤病员的伙食有了基本保障。从1941年十八集团军后勤医院的工作汇报中可以看到,从1941年4月份以来,一般休养员每周或10天可吃猪肉一次,肺病排每月可吃四五次猪肉。但也有意外。一次该院四所管理班长拐公款400元逃跑,搞得这个所两三个月吃不到一次肉。　　欧阳说,在外国专家组里两个人值得一提。一位是德国医学博士汉斯?米勒,他是欧阳最好的朋友。他很有个性,但脾气比白求恩好。他们一起行军、一起研究手术方案,手术做得特别好,还多次给八路军伤员献血。解放战争时米勒在第四野战军一个野战医院当院长,解放后在北京医科大学当副院长,住在什刹海,两家经常走动。欧阳说,与米勒共事几十年,他曾有过两次动摇。第一次抗战最艰苦时,想回德国,非走不可。那时到处是日本人,根本走不了,就是回去了,他一个德国共产党员,非让希特勒杀了。没办法,请来军区卫生部孙义之副部长做工作;谈了一夜,思想通了,说不回去了。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被打成“间谍”关进牛棚,儿女被赶到贵州、东北当了农民。可以想象,他的金发碧眼的孩子在当时农村的境遇是不会好的。米勒觉得没希望了,找到欧阳倾诉,要回德国。当时欧阳是总参管理局医务处的领导,在劝慰他的同时,向中央做了反映。最后周总理出面将米勒解放,恢复原职,并特批他的儿女们调回北京当工人。米勒病重弥留之际欧阳在他身边,他拉着欧阳的手,嘴里叫着:“欧阳医生、欧阳医生……”他现在安葬在八宝山。　　还有一位日本的山田一郎(白云)医生。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科,是内科专家。1939年入伍,两个半月后在山东梁山战斗中被俘。山田当俘虏后曾用绝食抗拒,最后饿得昏了过去。醒来时,看见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站在床边,手里提着一罐日本人最爱吃的酱菜。那时八军缺医生啊!刘师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山田留在了八路军,并取得大家的信任,后来担任过白求恩医院副院长。　　在工作中,山田不仅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而且有许多发明创造。如:针对肺病发明了“空气疗法”;针对胃病发明了“饥饿疗法”;针对神经病发明了“睡眠疗法”等。笔者不懂医,也不知道这些治病的方法现在是否还继续使用?但从当时十八集团军野战医院工作总结上看,这些方法对敌后医学界贡献颇大。　　欧阳说,外国专家组的技术相当好,有敬业精神,特别是白求恩、米勒、山田、马海德,两个苏联专家也不错,但和其他几个外国专家比起来,手术粗糙些。他们对中国革命事业贡献很大,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抢救左权副总参谋长　　1940年8月至12月,我八路军105个团在华北平原长达2500公里的交通线上,向日寇发动了全面攻击。抗日军民密切配合,拔据点、夺关隘、毁交通、炸桥梁、分割围歼,一举毙伤日军两万余人,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士气!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　　八路军在华北打成一锅粥,日本上下乱了套。日本在侵华之初,虽然也在平型关,阳明堡等地吃过八路军的苦头,但总以为八路军不过3万之众,掀不起多大浪来。但“百团大战”后,八路军——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有着明确政治信仰的军队,引起日本朝野的高度重视。1941年1月,日本陆相东条英机把对八路军和根据地“扫荡”列为本国政府“空前未有的大事”,并向华北增兵。中国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要求指挥官们要认真研究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改变原有的作战方法。他们用深沟,高垒连接碉堡。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将我根据地分割成块状,消灭我军的生存空间,使八路军丧失了运动作战的优势。在“扫荡”中敌人甚至向水井、粮食里投毒,使用毒瓦斯等化学武器。造成我军重大伤亡。抗日战争到了最困难的时期。　　1942年5月,敌人对我太行、太岳地区进行“扫荡”,兵力之大、时间之长、烧杀之烈均为前所罕见。5月25日,八路军总部被日军包围。欧阳的医院和总部机关、中共北方局、党校、报社、被服厂等大队人马被压制在南艾铺,十字岭一线的山沟里。当敌人发现八路军主力准备突围后,便快速地紧缩包围圈,炮弹、机枪弹像雨点似的向突围部队袭来,此时总部所在的十字岭周围成了烟山火海。日军野兽般的吼声和掩护部队的冲杀声、枪炮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交织成震耳欲聋的声响,硝烟几乎把白昼变成了黑夜。　　突然,五六架红头敌机扑向总部机关隐蔽的山沟投弹、扫射。后勤部门上千匹骡马惊跳起来,有的受伤倒下,有的挣断缰绳在山沟里乱窜。被服厂的新工人、机要部门的女同志被炮弹震得四处奔跑,一片混乱,情况万分危急。当左权副总参谋长看到彭德怀副总司令还在指挥部队时,他果断命令警卫连长唐万成带领一个排掩护彭总等迅速突围,一面召唤四处奔跑的人们跟上部队。这时一颗炸弹在他身边爆炸,左权倒在血泊里。　　此时欧阳正在距左权不足百米处组织医院突围,听见有人在喊:“首长被炸了,快来人呀!”听到呼救声,欧阳迅速带着一个卫生员冲了上去。他抱起左权,只见左权后脑上被炸开了一个鸡蛋大的窟窿,鲜血喷涌着。他急忙进行止血、包扎……但左权已经不行了,在欧阳怀里停止了呼吸。左权牺牲后,尸体带不出去,又怕鬼子发现,欧阳带人在十字岭的一个隐蔽处将左权将军掩埋了。　　欧阳说,反“扫荡”最惨的还属我们医院。轻伤员都跟着部队冲出去了,我院奉命抬着50多个重伤员只能在大山里转悠,跟鬼子捉迷藏。太行山上不长树,不长草,尽长石头,连个兔子都藏不住。我们又没有枪,遇到鬼子就完蛋了,真是难呀!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鬼子的“三光”政策迫使老百姓都跑光了,找不到粮食。我们只好将重伤员安放在岩洞里或者将老乡垒梯田的石头扒开,往里挖一点,垫上草,放上一二个伤员后,留下通气孔,再重新垒上。天黑以后去换换药、送点粥。就这样还要经常转移,时间长了怕汉奸告密。鬼子三天两头来“清乡”、“扫荡”,我们一个姓马的医生从山洞里跑出来,被鬼子打死了。　　天气暖和时,只能将重伤员放在庄稼地里藏着。那时日本鬼子狠呀!他们将伤员搜出来后,就浇上汽油,活活把伤员烧死。我们在不远处藏着,听见伤员的惨叫声和随风飘来的焦糊味……大家都哭了,想去拼命,可是没有枪啊!我们拼了,其他伤员怎么办啊!　　许多老同志在讲这段历史时,对日本鬼子无不咬牙切齿,即使把倭寇千刀万剐也不解恨!!我很能理解。是的,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这段经历对我们伤害得最深、最痛!凡我炎黄子孙,谁要忘却这段历史,谁就不是中国人!作为日本民族也一样,如果不去认真反思明治维新后的侵略扩张史,这个民族没希望!　　创建全军著名的“欧院”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原八路军白求恩医院组建为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第一野战医院,欧阳任院长。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向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欧阳带领医院随刘邓部队机动作战。先后参加了陇海战役、定陶战役、巨野战役、滑濮战役、豫北战役、羊山战役、鲁西南战役、运城战役、临汾战役、太原战役等等战役。据统计,从1945年秋天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第一野战医院建院开始,到1949年太原战役结束,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和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欧阳带领第一野战医院,跟随刘邓大军转战晋冀鲁豫,“三出陇海”,千里跃进大别山;与伤病员同生死,共患难,本着救死扶伤、不丢掉一名伤员的原则,先后救治伤员27740多名,欧阳院长带领手术队昼夜进行手术,在第一时间挽救了许多战士的生命。陇海战役的杨村战斗中,医院收治了两千多名伤员,由于及时治愈,马上又给前线送回了一千多名战斗骨干,保证了战役的胜利。由于治愈率高,死亡、致残率低,第一野战医院在各部队很有威信。“欧院”成为陇海前线野战创伤外科的名牌,不仅集体立功受奖,还被中央报刊(《人民日报》)宣传,他们的宝贵经验在全军推广。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欧院”总结出一套在野战条件下行之有效的战场治疗原则、步骤、手段,以及医院完成“大收治,大转移”伤员的工作方法。特别是他们创造的“新创伤疗法”——即在野战条件下分工明确,相互协同,伤员分类标记,治疗中彻底消毒、充分包扎。让伤员吃好第一顿饭,换好第一次药,睡好第一次觉。这个方法一直沿用到抗美援朝。陇海战役后邓小平政委高兴地说:“这一仗要给钱信忠、欧阳院长记成绩。这个仗是他们打的,没有他们的后方保障,及时给我们送来后援部队,这个胜仗是打不成的。”　　解放战争由于缴获了国民党大批医疗设备,我军的医疗条件逐步得到改善。在每次战斗间隙,欧阳还组织医务人员进行业务训练。如打太原前,进行石膏术的训练。石家庄战役后,欧阳组织全院医务干部参观了石家庄和平医院,观摩了钱信忠部长的手术示范。当问到欧阳老人不寻常的野战手术功底时,老人表示,我的技术水平一般化,“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当时没有人,也只好我亲自上了。但熟知他的人都说,那是欧阳院长谦虚。他参加革命后一直没间断过学习,特别是有幸能与白求恩、米勒等外国专家共事,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医术突飞猛进。是心脏、骨科、腹部、腰椎、四肢创伤治疗方面的专家,在我军医疗界小有名气。那时每逢重大战事,时任军区卫生部长的钱信忠总是带上欧阳等几个技术尖子随军行动,他们跟到哪里,那里的领导和战士就放心。　　解放太原时,“欧院”已扩编为华北军区第六机动总医院、下辖五个分院,配属十八兵团。欧阳与兵团司令徐向前、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徐向前在干部大会上说:“医院靠技术和战士的亲身体会去提高自己的威信。有医院跟着我们,就没有后顾之忧,就有士气。”太原战役中,大批战士经救治后重返前线。　　太原解放后,全国解放已见曙光。为了给新中国培养高级医务干部,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将40多名院长以上的医务干部抽调到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学习。四年学习正值抗美援朝,欧阳在系统地学习的过程中还在东北的北安、鹤岗等野战医院实习,救治了大批从朝鲜战场送回国的志愿军伤员。　　1952年大学毕业后,欧阳奉军委命令调到北京组建和平医院(现为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任院长。组建军委黑山扈疗养院(现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任院长。1955年国防部授予欧阳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进藏　　西藏是中国版图不可分割的部分。这里山川秀丽、民风纯朴,然而长期以来,这块土地并不平静。　　西藏问题与中印关系有必然联系。众所周知,中印两国独立和解放之前,虽然未曾正式划定边界,却早已形成了一条习惯边界。但1947年印度独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大印度联邦”野心的唆使下,印度进行了疯狂的领土扩张。从1947年开始他们就怂恿西藏搞独立,欲将中国西藏划出中国版图(直到2003年印度才在公开场合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951年2月2日,印度军队趁中国在朝鲜激战无暇西顾,派兵占领了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达旺地区。1954年,印度政府单方面修改了官方地图,把英国非法划定的“麦克马洪线”定为自己的国界,占领了属于中国的9万平方公里土地。又侵占了西藏阿里地区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还把本属中国的巴里加斯划入印度版图。这样一来,印度共侵占中国领土达12.5万平方公里,相当中国一个福建省(这些土地至今为印度非法占据,成为中印关系解不开的死结)。　　印度政府将中国的西藏作为中印两国的战略缓冲区,公开否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策动西藏反动农奴主叛乱,这使西藏战略地位显得更加重要起来。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中央政府决策:修通川藏公路,支持西藏民主改革。　　川藏公路是一条通天的路,自然环境极其险恶。高山缺氧、雪崩、塌方、泥石流和叛乱分子的袭击随时威胁着筑路部队,伤亡不断。人们都说,川藏公路每前进一公里都会有一座战士的墓碑。而当时离西藏最近的一所医院是成都军区医院,为此中央军委决定在西藏昌都地区组建陆军第75野战医院。　　在医院院长的人选上领导犯了难,谈了几个人都强调客观不愿去。也难怪,经过长期的战乱,谁不想寻求片刻的安宁?于是领导想到了欧阳。既然是领导谈话,欧阳自然要说点自己的想法:“这条路长征时我都走了好几趟了,还叫我去啊!”领导说:“正是因为你比别人更了解情况,我们才叫你去!”　　作为军人,欧阳没讲任何条件。他回家收拾了简单的行李,便带着爱人、孩子出发了。当年长征,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部队险些退入西藏,那是一种无奈;而今天,为了完成中央的战略部署,欧阳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进藏的征途。　　初到昌都,医院只有五六个人。大家在一片荒地上白手起家,边建院,边收治伤病员。由于高寒缺氧,身体极不适应,头痛得像裂开一样。心慌得睡不着觉。饭煮不熟,下面条煮成了一锅糨子。没有蔬菜,只能吃内地运来的干菜。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全院上下团结一致,边基建施工、边收治伤员,夜以继日地工作。最可怜的是欧阳的两个孩子,她们被放在了成都的西藏军区留守处。那时大女儿秋华上小学一年级,二女儿春华上幼儿园,因无大人照顾只能住校。每到周六,姐姐到幼儿园接妹妹一起过周末,姐妹俩相依为命,每天都盼着远方的父母早些归来。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但是在外国敌对势力的策动下,西藏的分裂势力一直在活动。1955年,中央政府决定在川、青、甘、滇等省藏区试行民主改革。藏区的封建农奴主包括一些寺庙的喇嘛堪布,深感改革触动其既得利益与统治地位,强烈反对改革。1959年3月,西藏发生了全面武装叛乱。他们冲击军事机构、政府机关、袭击解放军官兵,甚至对藏民也劫掠、烧杀,强迫他们反对中央人民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奉命一举平息了叛乱。　　这期间大批伤病员被送到75医院,医院300多床位全满了,大都是枪伤、严重冻伤和患高原病的官兵。医院周边很不安全,时常受到小股叛乱分子的武装袭击,叛匪不断在暗处打黑枪。医院在抢救伤员的同时,始终处于戒备状态,医院周围挖了防护壕,构筑了工事,工作人员和轻伤员全部武装起来加强了岗哨,减少人员外出,配合部队圆满完成了平叛任务。平叛后,医院一面救治伤病员,一面派出人员参加当地的民主改革,发动农奴分田地,给他们治病。75医院在藏区留下美名,藏民都称他们是金珠玛米的活菩萨。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印度是不结盟运动发起国之一,考虑国际影响,我国政府对边界问题采取了忍让态度,多次向尼赫鲁提出和谈建议,并主动实行隔离政策,但均遭拒绝。我军为实行隔离让出的地盘也被印军占领。　　不结盟运动最基本宗旨是反对霸权,但当时的印度政府对霸权主义却情有独钟。特别在边界问题上,不仅对帝国主义强加给亚洲国家的不平等条约大加赞赏,而且不惜动用武力进行领土扩张。　　1962年,中印边境局势越发紧张起来,印军加快了武装入侵速度。东段已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西藏的扯冬地区。截止8月底,印军在中国境内建立了100多个据点,有的甚至深入到中国哨所背后对我形成包围。他们任意射杀我边防军人,蓄意挑起冲突,显然是要上门闹事了。　　毛泽东亲自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边境地区进行自卫反击战。军委指示参战部队,这次战斗和平型关战斗一样,意义重大。打得要狠,打死了还要踩他两脚!　　欧阳的75野战医院配属东南战线的部队作战。反击部队采取了大纵深穿插,在运动中歼敌的方针,迅速突破印军防线,很快打到了印度境内离首都新德里不远的地方。75野战医院紧急动员,全体出动,乘车经过几天的急进,来到接近边境的然乌湖畔的大雪山下。上级要求全院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到南坡印度一侧的察隅开设野战医院。　　尽管当时条件比红军长征时好了许多,但带领几百名医护人员和全套的野战救护装备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并非易事。欧阳用自己长征三过雪山的经历告诫大家注意事项,但恶劣的高山环境、严重缺氧、沉重的医疗装备,使欧阳吃尽苦头。特别是到了6000米雪线以上,在不带氧气的情况下,人畜都不能停下来休息,否则会有生命危险。在雪线以上,部队连续走了四昼夜,一些同志掉进冰缝隙里牺牲了,最后终于到达了南坡的察隅。　　喜马拉雅山地形特殊。由于同时受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季风的影响,有的地区冰天雪地、环境恶劣;有的地区由于海拔地势较低,却雨水丰沛,植被茂密,气候也显得温和,鸟语花香,野兽成群。中国西藏的墨脱和印度的察隅就属这类地区。　　医院刚到达察隅,伤员就送下来了。欧阳带领大家就地搭上帐篷,架上野战手术台开始工作了。他亲自主刀,昼夜加班进行手术。　　这次边境反击战,75医院救治了500多名解放军和印军伤员。医院对印军伤员一视同仁,凡是没死的,都进行抢救。由于中国医护人员对印度伤兵太好了,战争结束时,按规定要将他们遣返回国,有一部分伤兵却死活要跟医院回中国去。部队和当地的百姓也相处得不错,时常给他们看病,帮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欧阳说,当地的老百姓长相和中国人不一样,说话也听不懂,穿着很长的像袍子一样的褂子,样子怪怪的。但他们却说中国军人穿着怪异,其实他们穿得最难看了。在察隅,75医院周边不太平,过去逃往印度的西藏叛乱分子时常躲在森林里打黑枪,袭击我方人员,为此医院还需时刻加强戒备。　　进入印度一个月后,由于超负荷手术和严重的高山病,欧阳昏倒在手术台上,血压200多,心脏也大了,吃不下饭,身体彻底垮了。随着反击战的胜利,部队开始撤军,战友们用担架抬着他,又翻过喜马拉雅山脉回到祖国。　　主政北京协和　　严重的高山病使欧阳不能继续在高原工作,被调回了内地。那几年他在北京组建了315医院(现二炮总医院),曾任总参管理局卫生处长,山西省军区副司令。1973年被调到成都军区后勤部司令部任党委书记兼副参谋长,分管机要、通讯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百废待兴,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到四川检查工作,从人堆里发现了欧阳。解放战争时胡耀邦在18兵团,是欧阳的老上级了,重逢自然倍感亲切。当胡耀邦得知“小欧阳”在成都军区正干着与业务毫不相干的工作,非常生气地说:“这不是诸葛亮耍大刀——不务正业嘛!你给我回北京整顿医院去。”于是钱信忠(卫生部长)通过总政下调令,1979年欧阳被调回北京任协和医院院长。这在当时算是高职低配,但欧阳还是欣然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协和医院解放前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尽管解放后已收归国有,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在政治上与帝国主义彻底划清界线,被改成了首都医院。在那个是非颠倒、人妖不分的年代,专家学者被迫靠边站,党委书记带头抗拒卫生部的指示;年轻的医护人员不钻研业务,有的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病房无人管理,病人东一个西一个四处游荡;医疗技术全面滑坡,管理一片混乱。欧阳刚到医院,有一个病人因精神错乱跳了楼,欧阳让党委书记去看一下,正在打扑克的书记连头也不抬地说:“这是经常的事,有什么看头!”　　这哪还像个医院!遵照上级指示,欧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首先报请卫生部撤换了那个没有责任心的党委书记;开除了一名无理取闹、藐视领导的护士。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这样做是需要些勇气的。这—举动震惊全院,整个医院立刻安静下来。有人悄悄打听这个新院长怎么那么“横”,知情人说,这个人不一般,老红军、野战外科专家,建国初协和医院就是他来接收的。欧阳老人自己说,我的这些做法虽然过了点儿,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压倒歪风邪气,非用这剂猛药不可。　　欧阳是我军自己培养的野战外科专家,他深知自己的成长得益于战争实践,得益于白求恩、米勒、钱信忠等中外专家的培养。协和医院要发展,必须尊重知识,依靠专家来治院,空喊政治口号治不了病!　　原副院长、五官科专家张庆松因出身资本家,被罚去扫厕所。欧阳让他立刻上班,恢复副院长职务。过去许多专家、教授因挨整长期呆在家里,欧阳请他们重新上班,尊重他们的人格,支持他们的工作,许多人还委以重任,大家工作起来心情舒畅了。　　在生活上,欧阳规定专家教授可以使用小汽车。当时北京小汽车非常稀少,在长安街上都看不到几辆。总务处提出来要增加车辆,欧阳说:“不用了,我的车拿出来给大家用。”自己每天从地安门的总参宿舍走路上下班。欧阳的举动赢得全院同志的尊重和爱戴。1983年欧阳离休,医院三十几名专家联名给中组部写信,挽留他继续任职,此事作为新闻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现在欧阳病重住院,过去一些老专家如朱予、方圻、周前、王世珍等还经常来看望,参加会诊。他们对老院长非常敬重。　　为了提高协和医院的管理水平和知名度,欧阳还组织协和医院的医生赴国外学习考察。首先去英国学习医院管理;之后又去了美国波士顿,拜访了从前建立协和医院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经双方会商,把“文革”中被更名为“首都医院”的协和医院恢复原名,并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重新改造协和医院。美方还专门从资料库中找出历史上协和医院的建设图纸,双方认真研究了改造方案。由美方投资更新了协和医院的医疗设备;帮助医院培养医务人员等等。这些谈判都是欧阳亲自参加的。在谈判中他的英语水平还可以，马马虎虎与对方交流,这还得益于当年白求恩、米勒、马海德的培养。现在的协和,已成为一所集医疗、教学为一体的全国一流的综合性医院。　　这篇拙作,也不知能否客观反映老人的平生,就权当是晚辈表达对老人的一片敬意吧。在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我再次向前辈们致敬。他们用自己的经历,构筑了共和国的历史,留下了一笔无价财富。　　平型关往事　　——70年前的血与火　　山西省的恒山山麓，滹沱河畔，至今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1937年9月24日那天晚上，在平型关乔沟山上的老爷庙里，供奉着的武圣关云长突然显灵了。他向玉皇大帝要了半宿的磨刀雨，将自己的青龙偃月刀磨了个飞快锃亮。第二天，关武圣带领玉帝派来的天兵天将，把日本小鬼子打得满地找牙……　　平型关，为内长城关隘，明代正德六年(1511)建。东经牛帮口、狼牙口与倒马关、紫荆关相接。西过团城口、茹越口和雁门关相连。是太行、五台、恒山三大山系的结合部。由于山高谷深，地势险峻，形如一个腹大口小的瓶子，在宋代被称瓶形塞，元代称瓶形寨，明代称平刑岭，清中期始称平型关。它是拱卫京畿的重要屏障，是冀晋两省的重要通道，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平型关的知名度远不如雁门关和紫荆关。真正使平型关名声如雷贯耳的是近代的抗日战争初期，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战区组织的平型关战役中，国共两党携手合作并肩御侮，在平型关地区上演了一幕气吞山河的历史正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115师于1937年9月25日，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奇迹——平型关大捷。　　到目前为止，参加那次战斗的先辈们大都已驾鹤西去，但他们的后人却和全国人民一样，将这段历史娴熟于口，铭记在心。在平型关大捷七十周年前夕，不少人相继来到平型关寻找父辈们的足迹，笔者有幸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缅怀先辈的同时，和他们一起重温了那段难忘的烽火岁月。　　狼烟四起，华夏大地生灵涂炭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侵华日军长驱直入。8月中旬，在松沪激战的同时，日军又向平绥线投入重兵。在南口、居庸关一线，国民党汤恩伯部奉命抵抗。在20余天的守卫战中，中国军队以死伤2.6万人的代价，歼敌2600余人，终因腹背受敌被迫撤退，张家口、宣化、南口相继被占领，通往晋北、绥远的通道被日军洞开。　　此时华北日军分三路向中国守军发起全面进攻。第一路以一个半师团(一个师团相当一个军)沿津浦路向南进犯；第二路以一个师团沿平汉路向南进犯；第三路以三个师团的兵力沿平绥路东段、同蒲路北段向南进犯。第三路是日军的主攻方向，又分左右两翼：右翼是一个派遣兵团和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占领大同后，准备出山阴进犯雁门关；左翼是坂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集结于怀来、宣化分两路西进。一路经蔚县、广灵前进；一路经怀安、阳原向浑源出击。企图突破平型关后与进攻大同的日军会师雁门关，由晋北打开通路，攻占太原。以大迂回的动作，迫使国民党军队撤退，达到不战而占领华北五省的目的。此时的长城沿线自东向西狼烟四起，日军一路狂轰滥炸、恣意奸淫、野蛮屠杀，制造出一桩桩骇人听闻的大惨案。　　9月8日，日军占领山西高阳县城，杀害群众千人以上。9月12日，日军攻占晋东大门天镇县城，兽兵们见人就捅，见女就奸，20余家较大商号被抢掠一空，然后放火烧毁。3天里县城被屠百姓2300余人，其中绝门户的有百余家。全城横尸满地，腐臭熏天，乌鸦满天飞。好端端的一个古城变成了一个空城、死城。9月20日，进犯平型关的日军第5师团占领灵丘县城，3天就有近千名百姓遇难。灵丘大云寺里的广显和尚因收留难民，被日军浇上汽油活活烧死。9月28日，日军攻占朔县，屠城三日，4000多百姓被害，其中绝门户160余家。日军还用坦克在尸体上反复碾压后浇上汽油焚烧，许多妇女不堪凌辱，上吊投井不计其数……日军还制造了崞县惨案、宁武惨案……其暴行令人发指，罄竹难书!　　共赴国难，中国军人浴血守关　　日军的大举进攻，把国民党山西首脑阎锡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作为山西的“土皇上”，他原本想凭借山西的地缘优势，谁也不得罪，稳坐“山西王”的宝座。但日本人得寸进尺，凶焰日涨，使苦心经营山西二十余年的阎锡山真正体会到了“国破家亡”的滋味。在全国人民奋起反侵略的呼声下，他感到“不抗日没法向老蒋交待，老百姓和共产党也不答应”!本着“一切为了存在”的处世原则，阎锡山终于选定了“联共抗日”的策略。也正是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紧急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平型关战役是国民党第二战区拟定的“太原会战”计划的一部分，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山西境内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对日战斗。八路军和国民党中央军、晋绥军先后投入8个军近10万人，历时19天，在长达百余里的长城线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抗击日军的战役。平型关战役，是抗日战争国共合作、共同御敌的一次成功范例。　　面对日军对山西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层层阻击。天镇、高阳、盘内阻击战相继失利，9月12日广灵前哨战揭开了平型关战役的序幕。当天上午，日军向山西门户、河北蔚县暖泉镇进攻。晋绥军担任警戒的一个连拼死抵抗，全部阵亡。第33军军长孙楚令第73师师长刘奉滨星夜驰援。9月13日在蔚县东石门一线，近千名日军借炮火掩护向我军发起猛攻。营长张见勇率部猛烈还击，并奋不顾身冲出战壕与敌拼杀，阵地失而复得4次，张营长和一名连长阵亡。在紧急关头，团长吕超然亲率预备队1个连进行反击，不幸头部中弹牺牲。阵地上官兵见团长阵亡，怒不可遏，勇猛拼杀，毙敌百余名。由于敌人火力过猛，该团有千余名官兵阵亡。此时师长刘奉滨正在前线督战，为夺回阵地，他亲率4个步兵连组成的奋勇队，挥着大刀片冲向敌人，他们前赴后继，纵横砍杀，刘师长受伤4处仍不下火线。奋勇队死伤过半，4名连长有3名阵亡，有的士兵被敌人扑倒后，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在火烧岭阵地，中国守军歼敌200余人后转入团城口防御……在灵丘北山防御中，我守军阵亡营长1名，连长2名，以伤亡500余人的代价毙敌400余人。　　9月21日，日军向平型关晋绥军独8旅发起进攻，我守军居高临下给予迎头痛击。敌人用成排大炮向我轰击，又出动飞机百架，每30架一组轮番轰炸，并用坦克掩护步兵冲击。守军用一个营兵力组成刺杀队出击迎敌，在山坡上展开了白刃战。阵地经反复争夺，敌遗尸累累。守军伤亡巨大，三个团损失了一个团。623团1营500多人，只剩下148人，其中第l连、第2连全部阵亡。　　防御团城口的中央军84师，9月20日由火烧岭阻击日军后撤到该地。9月22日，日军粟饭联队(一个联队相当一个团)在飞机大炮和坦克掩护下发起猛攻。502团团长艾捷三亲率步兵1连冲上前沿，以手榴弹猛砸敌人。艾团长腹部中弹，营长李荣光牺牲，战斗十分激烈，日军曾一度占领团城日周围的制高点，对团城口乃至平型关防线构成极大威胁。战区司令阎锡山闻讯大惊，命令悬赏万元迅速夺回高地。501团团长吕晓韬从全团挑选了50名精壮士兵组成奋勇队进行反击。面对万元赏金，奋勇队员们毫无兴趣，队员们大声说：“团长，打仗就是拼命，命都不要了，谁还在乎那一万两万的赏金!要是‘光荣’了，记住我们的名字就行了。”在吕团长的指挥下，奋勇队冲上阵地与敌人殊死肉搏，以阵亡十几名士兵的代价夺回了高地。22日夜，日军一个旅团(一个旅团相当一个师)在40辆坦克和装甲车掩护下向平型关、团城口猛攻。国民党独8旅、第84师出击应战将其击退。23日、24日日军加强攻势，我守军奋力拒敌，有时为争夺一个制高点，双方肉搏多次，战况惨烈。第17军军长高桂滋鉴于侧后受敌，多次向阎锡山求援无果，只得下令撤退。25日凌晨，日军占领了团城口、鹞子涧、东跑池一线，将平型关防线撕开了一条2公里的口子，这也给我八路军115师25日的平型关战斗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侧翼抄击，八路军出师告捷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立刻向国民政府提出，八路军与国民党共同担任平绥作战任务，并派出部队深入敌后打击敌人。随即，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组成前线指挥班子进入山西五台地区配合阎锡山作战。　　聂荣臻元帅的回忆和参战将帅子女的访谈，把八路军首次对日作战的场景，一幕幕展现在我们眼前。　　王润西(父亲王秉章，时任八路军115师作战科长)：父亲说，按照国民党第二战区部署，我八路军不担任正面防御任务，只作侧翼抄击，配合国民党部队的正面战场作战。115师9月20日迅速越过五台山，22日从国民党和日军战线的一个缝隙中潜入平型关东南，插入灵丘太白山南边的上寨地区，依托人民的掩护，未被敌人察觉。24日于平型关东南的东河南镇的公路两侧秘密部署，伺机抄击。　　苏晓林(父亲苏静，时任八路军115师侦察科长)：听父亲说，师领导曾到平型关看过三次地形。第一次是20日先期到达国民党大营指挥所的林师长带着参谋人员和电台，乘坐第二战区副司令孙楚的吉普车去的。当时平型关炮声隆隆，国民党部队在层层堵截，进攻日军离平型关不足十里地。上山后师长发现灵丘通往平型关的公路有一条向东北延伸的峡谷，这个叫乔沟的峡谷中段长约5公里，沟深20—30米。两壁十分陡峭，谷底狭窄，只能通过一辆汽车。乔沟北侧200多米的山腰上有个关圣帝庙，庙后山梁叫老爷庙梁，是附近的制高点。乔沟是日军进攻平型关的必经之地，是我军理想的伏击地点。第二天师长又带着团以上干部去了一次。当时日军已攻到平型关下，到处是敌人，大家只能化装成老百姓的模样。不能骑马，饿了也不能打火造饭，更不敢进村找粮食。因为没人会讲山西话，怕一张嘴引起怀疑。饿得实在没办法，只能从地里抠些生白薯充饥。　　陈东海(父亲陈光，时任八路军115师343旅旅长)：第三次是聂荣臻副师长带领344旅和师直属队赶到上寨村后，24日带着营以上干部又去看了一次地形，并最后落实了战斗部署。　　聂荣臻(时任115师副师长)在《首战平型关》中回忆：我见到林彪以后，告诉他部队都带上来了，问他情况怎么样。他说，敌人大队人马正向平型关方向运动，这里的地形不错，可以打仗。他摊开地图，同几位参谋一起，把平型关周围的地形和初步的作战设想介绍了一下，问我的看法。我表示，可以在这里打一仗。居高临下伏击敌人，这是很便宜的亨。我说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要考虑怎样打得好，这是我们同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次交锋，全国人民都看着我们。这个仗必须打好，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给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来一个振奋!在平型关打一个大仗的计划，就这样定下来了。当时这样的作战计划，前线指挥员有权根据情况决定。好打就打，只要事后报告一下就行了。事实上，事事请示也不可能……特别是游击战争，上午打了，下午就要离开，事事请示，就会贻误战机。至于和阎锡山第二战区方面的关系，我们是“独立自主的”。　　王润西：尽管聂帅说事先请示不可能，但父亲说，在战前，延安毛主席和五台的八路军总部曾与115师有过多封电报往来，平型关伏击战是党中央确定的，是八路军总部部署的。国民党二战区也迫切希望八路军向日军出击，以减缓平型关战线的压力。为此阎锡山还派出傅作义率第33军为总预备军增援平型关，配合八路军侧击敌人。　　李亚滨(父亲李天佑，时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团长)：9月23日，115师连以上干部在上寨村小学进行了战斗动员。按部署，陈光的343旅685团在关沟设伏，担任“掐头”任务，堵住敌人前进道路，同时防止沟内敌人与进攻团城口的敌人会合；父亲带686团在乔沟负责“斩腰”，将敌人拦腰斩断给予全歼；344旅旅长徐海东指挥部队在小寨地区负责“断尾”，切断敌人退路，关门打狗；杨成武率独立团隐蔽地插入驿马岭腰站一线，切断涞源至灵丘和广灵到灵丘的公路，阻击两方面的援敌，保证平型关伏击战的胜利。　　苏晓林：动员会结束，父亲给大家照了张像，这张珍贵照片留下了参战全体连以上干部的影像；那次战斗后，里面许多同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徐文伯(父亲徐海东，时任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伏击部队是24日夜里12点冒雨出发的，雨越下越大，很快就铺天盖地倾盆而下。部队战士只着一身单衣，没有雨具，很快被淋透，冻得直哆嗦。(笔者曾在九月中旬到过平型关，此时北京正值酷热难耐的秋老虎季节，而落日后的平型关已经是寒气逼人。)部队在崎岖山路上艰难前行，不时有人滑倒，但大家想到即将到来的战斗都非常兴奋，情绪很高。父亲这个旅刚过去一个团，山洪就下来了，还冲走了几个战士。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师领导决定，没有过河的部队不再强渡，留作预备队，在白崖台村隐蔽待命。经过4个多小时艰苦行军，685、686、687三个团在拂晓前到达伏击地点。　　聂荣臻元帅在《首战平型关》中回忆：我们的师指挥所设在沟东南边的一个小山头上，站在指挥所，用望远镜可以纵观全沟。不知哪位有心的同志，当时给师指挥所拍了一张照片，从那张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和林彪的指挥位置。部队部署完毕，我举起望远镜朝师指挥所前侧的山头望去，看到部队隐蔽得非常好，经过一夜风雨侵袭的战士们，正忍受着饥饿和寒冷，趴在冰凉的阵地上，等待着战斗。　　苏晓林：当时我伏击部队都在乔沟南侧，沟北没有部署部队。师领导很快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便命令战斗打响后，第二梯队同时出击，越过公路，占领对面山地，对敌人形成两面夹击之势。聂帅提到的那张照片都说是父亲苏静拍的，这与实际有误。我父亲拍的是在机枪阵地上背着斗笠的我军射手射击敌人的那张。而那张115师领导指挥平型关战斗的经典照片，是战后从国民党新闻局补拍的小电影中扒下来的。实际上照片中正在打电话的作战科长王秉章因与国民党联系协同事宜被山洪所阻，没有赶上25日的战斗，而且照片里面还有人穿着日本军大衣，没和日本人打仗哪来的军大衣?　　雨后的乔沟一片寂静，八路军指战员在焦急地等待着一个历史时刻的出现。　　杨兴桂(林彪警卫员)：鬼子来了!我循着师长的视线看去，只见右前方出现了一个小红点，慢慢地向前移动，后面黑压压一片，还听见轰隆隆的马达声。红点越来越近，我们的肉眼也能看得真真切切了。为首的高举一面太阳旗，与太阳旗并排走着二十几个尖兵，距离他们20米远，是三路纵队的日本鬼子，刺刀映着阳光，闪闪发亮。后面是好多辆汽车，也有拉山炮的大车，还有骑洋马的，晃晃荡荡的，蛮不在意地朝前走来了。　　师长一动不动地看着鬼子先头部队走过去，我们的心绷得紧紧的，心想怎么还不打呢?时间过了十分钟，却比一年还要长。当敌人的指挥车快接近老爷庙时，师长喊：“发信号弹!”　　“叭!叭!叭!”三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顿时，步枪、机关抢、手榴弹、迫击炮一齐朝沟内猛烈开火。中国共产党的铁军——八路军与日本侵略者的首次大战，在平型关打响了。　　杨秋华(父亲杨得志，时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团长)：父亲这个团打响了平型关伏击战的第一枪。看到信号弹，父亲一声令下，高地上的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迫击炮也准确地在敌人汽车上开花，几辆汽车立刻着了火，顷刻间公路上车撞车、人挤人混乱一片。　　父亲说，坂垣的21旅团还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他们从懵懂中一清醒过来，其骄横、凶狠、毒辣、残忍的本性就发作了。指挥官举着军刀拼命地嗥叫着，躲在汽车底下的士兵钻出来拼命往山上爬，敌人想占领制高点!父亲立即命令：“附近制高点，一个也不准鬼子占领!”这时部队已将公路上敌人切成几段，同时又向公路边两个山头冲击，山沟里的鬼子也在往山上爬，我军一顿猛砸猛打，把这群鬼子报销了。这时两架日军飞机顺着公路来回盘旋助战，我军冲入敌群拼起刺刀。5连长曾贤生连刺倒两个敌人后，被敌人刺中小腹，当五六个兽兵将他围住，他两眼血红，呼呼喘着粗气，咬牙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指导员杨俊生身负重伤仍接替连长指挥战斗，三个营的战士们前赴后继向敌人猛冲，自己也付出重大牺牲，仅5连原有140人，战斗结束时只剩下50人了。　　李亚滨：父亲率686团埋伏在乔沟一线负责“斩腰”任务。这一段是十里乔沟最险要的地段，也是平型关大战最激烈的战场。在攻击的一瞬间，巨大的冲击声震撼山谷，战士们勇猛地冲向公路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鬼子东奔西窜，战马惊鸣，爆炸声震响一片。然而敌人终究是凶狠的，而且枪法很准，他们不顾伤亡，利用汽车和沟坎顽抗，机枪打得嘎嘎地响，我们的战士接二连三地倒下。但我军却越战越勇，很快沟内的敌人基本被消灭，敌人被拦腰斩断。乔沟中段、东段公路上敌入破基本消灭后，西段及北侧山地老爷庙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　　老爷庙是乔沟的制高点，谁占领了老爷庙谁就掌握了主动权。在686团向公路冲击过程中，被拦截在峡谷西段的敌人清醒过来，立即组织兵力向北侧制高点冲去并占领了老爷庙，然后居高临下向我军猛烈射击，我攻击部队不断有人倒下。于是老爷庙争夺战成了平型关战斗中的焦点。　　当时部队伤亡很大，特别是3营9连，冲上公路全连只剩下10多人了。当父亲打电话问3营长：“你们怎么样，还能打吗?”回答仍是那句话：“保证完成任务!”没有一个干部强调伤亡，生怕领导不给他们艰巨任务。　　杨小平(父亲杨勇，时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副团长)：因国民党没有政委编制，聂帅与父亲实际职务是政委。父亲就是在攻占老爷庙时负伤的。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父亲主动向团长请战：“老李，指挥所里的事交给你，我跟3营一起上去。”说罢，带上3营向老爷庙冲去。山沟里烟雾弥漫，父亲带领3营穿行在硝烟中。他们冲上公路扑向老爷庙与敌人扭打在一起，只见枪托飞舞，马刀闪光，杀声震耳，大地轰鸣。突然，父亲感到一股巨大的力量向他袭来，把他撞倒在地。他想爬起来，可腰部怎么也不听使唤了。身后的通讯员惊叫道：“政委，你挂花了!”“别喊了，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他简单包扎了一下，咬紧牙关坚持指挥。经过反复争夺，在付出巨大伤亡后，我军终于控制了老爷庙山梁。　　徐文伯：父亲带领687团在乔沟以东的小寨、西沟、蔡家峪至东河南一线负责关门和打援任务。战斗打响，父亲就把指挥所的工作交给了参谋长陈漫远，自己跟随687团到了前沿。父亲带领部队向日军后续部队发起猛烈攻击。满沟的鬼子就像一塘活鱼，被打得前进不得、后退不得，挤在一起。鬼子依托车辆、岩石作垂死挣扎。我军机枪手将机枪架在人身上猛扫，战士们冲进沟底与敌人肉搏，最后把鬼子压了下去。　　据国民党二战区《平型关会战记要》记载：“25日小寨村有敌兵约一个营被我林师完全歼灭，按115师部署，该区域应是徐海东的687团。”下午3时，从灵丘增援之敌在坦克的引导下，向687团2营控制的小寨村西北隘口发起猛烈进攻，2营沉着应战，近战歼敌，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在1营配合下，鬼子损失惨重，黄昏前溃退回灵丘城。　　为解救被围困的同伙，先期占领东跑池之敌向辛庄扑来，被685团击溃。东跑池地区原是国民党守军的出击目标，按预定计划，国民党应与八路军同时出击共同歼敌，但守关的84师在这天凌晨因顶不住敌人的进攻撤退了，东跑池一线被日军攻占，不仅放跑了被围歼的日军，更使我攻击平型关的八路军腹背受敌，为此我军决定，停止攻击，撤出战斗。　　杨成武率独立团在平型关大战的前一天，在驿马岭的腰站地区就与日军打响了。独立团的任务是大胆深入敌后，切断敌人从涞源到灵丘和从广灵到灵丘的公路线，阻击敌人从两个方向增援。这是一场恶仗，独立团拼死抵挡住日军两个联队的进攻，以300余人伤亡的代价歼敌300余人，保证了平型关伏击战的胜利。　　9月25日拂晓，115师在平型关痛击日寇之际，由崞县、代县方向前来增援之敌1000余人，乘60余辆汽车向我扑来，此时的林师已无兵可派了。就在这万分危急之际，突然，从半路杀出一彪人马拼死挡住援敌。这支部队不是别人，他们是八路军总部的特务团(中央警卫团)。在此关键时刻，总部领导派出自己的“御林军”参战，足以看到党中央对平型关战斗的殷切期望。　　平型关战斗，我军歼敌1500余人(含腰站和崞、代阻击战)，缴获辎重无数。　　平型关大捷：胜利与反思　　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及海内外。9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庆祝我军第一个胜利。　　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致电朱德、彭德怀：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勋鉴：25日一战，歼敌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深堪嘉慰。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是所至盼。随后，蒋介石感到意犹未尽，接着又发一封嘉奖电：朱总司令玉阶兄：电悉，接诵捷报，无任欣慰，着即传谕嘉奖。中正。　　各界人士、党派团体的祝捷电报、信函像雪片一样飞向五台，飞向延安。平型关，这个虽然古老、险要但并不很出名的内长城关隘，其知名度顿时倍增，成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抵御外侮伟大精神的象征。八路军从此威震天下，名扬海内外。　　陈东海：过去一直瞧不起共产党的国民党将领们，如今却要刮目相看了。连日来，国民党的艺术团体主动到115师驻地慰问演出。阎锡山的一些部队还敲锣打鼓，抬着猪羊到八路军驻地慰劳。国民党新闻局还来拍电影、照像。我曾经看过现存放在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资料片，在堆积如山的战利品中，王秉章叔叔兴高采烈地拿起一个鬼子的防毒面具，吹吧吹吧往头上套……9月27日，115师清理战场后撤出战斗，将缴获的战利品大部送延安和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等都穿上了那种带风斗的日本呢子军大衣。　　10月初，115师到达五台县。五台县是阎锡山的老家，山城张灯结彩，热烈欢迎从前线凯旋的八路军。原本八路军驻在城外不想进城，各界群众不答应，硬是搭好凯旋门，让八路军队伍从城里走一圈风光风光。百姓们倾城出动夹道欢迎，口号声、锣鼓声、鞭炮声响成一片，场面十分热烈。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的五台山上的僧人们也身披袈裟，手持长笛短箫奏起了欢迎的梵乐。地处深山的五台县交通不便，加上连续多日的战争，物资供应十分匮乏。一些奸商乘机哄抬物价敲竹杠，更使物价飞涨。但八路军进驻五台后，店铺里却出现了两种价格，对抗日有功的八路军实行优惠价，对连连败退的晋绥军、中央军则是高价。这使国民党官兵很恼火，大骂阎长官老家被赤化了!　　平型关大捷固然令人高兴，但并没有使八路军领导飘飘然，平型关战斗打得很艰苦，我军在和日军交手中犯了兵家之大忌：知己不知彼，低估了日军的战斗力。我军歼敌1500余人，自己也有千余人的伤亡。战斗中，许多战士甚至对着日本鬼子高喊：老乡，缴枪不杀!因不了解敌人的凶残，用国内革命战争中对待国民党俘虏那样的方法，去善待鬼子伤兵，反而增加了不少伤亡。在打扫战场时，一个营长背起一个半死的鬼子，背上的鬼子苏醒过来却一口咬掉了营长的耳朵；一个电话兵在救护鬼子伤兵时，被鬼子伤兵一刺刀穿透了胸膛；几个老乡活捉了一个鬼子准备送交八路军，无奈那鬼子又踢又咬还伤了人，搞得乡亲们怒火中烧，抡起镐头一阵暴打，顷刻间鬼子便化为一摊肉泥……平型关战斗中没有捉到一个俘虏，日本鬼子死不投降!加之国民党军队保存实力配合不力，甚至擅自撤退，不仅没有扩大战果而且给八路军造成很大困难……　　在整个平型关战役中，国共两党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并且取得像平型关大捷这样重大胜利，却没能够扭转其被动局面。5天后，大同日军南下切断了平型关守军的后路。一个月后，日军先后突破娘子关、忻口、攻占了太原，二战区的“太原会战”和“忻口会战”相继宣告失利。　　平型关战斗的实践，终于使前线的八路军指战员认识到：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综合国力、军队实力以及战略策略的较量。在目前敌强我弱和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被动防御的情况下，我军即使集中兵力再打几个胜仗，仍不可能阻止日军凌厉攻势，甚至可能会把力量微薄的红军葬送掉。正如毛泽东在战前明确指出的：“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作用。”平型关战斗后，我军前线指挥员与中央军委、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的认识趋于统一。即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通过建立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以达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之目的。　　随后，115师避开敌人进攻锋芒，分兵敌后，开辟根据地伺机歼敌。　　徐文伯：115师撤出平型关后，父亲带领687团继续在该地区与敌周旋。10月5日与敌激战后重新占领平型关。当时阵地上到处是国民党部队丢弃的滚雷，父亲命令将其全部推下山去，不能留给敌人。瞬间，山谷里响起雷鸣般巨响。鬼子不知何物，吓得丢下辎重慌忙撤退。这些辎重里有不少肉罐头，那阵子，每逢部队开饭，不吃别的，光吃罐头。10月17日，蒋介石致电朱德、彭德怀对父亲进行表彰。10月27日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也提及此事，这个谈话被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　　平型关大捷后，杨成武率独立团多次出击晋东北日军运输线，歼敌多人，缴获甚丰，并两次收复广灵城。10月下旬，独立团已由出征时的1700余人发展到7000余人，奉八路军总部命令，独立团扩编为独立师。　　陈东海：11月初太原失守，115师遵照军委部署向吕梁山脉转移。进山之前，师长率343旅在晋东昔阳县的广阳镇又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11月14日，日军20师团和40旅团的近万人进入我设伏圈，敌人整整走了一上午还没接到师长的攻击命令。杨德志、李天佑、陈士渠都急了，不断打电话询问父亲。直到下午3点师长才命令攻击。战斗打响后，师长和警卫员坐在大树底下一边观战，一边吃着从平型关缴来的饼干和罐头，他对父亲陈光指挥部队绝对放心。　　苏晓林：这一仗歼敌1000多人，还抓了不少俘虏，父亲还给俘虏们照了像。这一仗影响很大，被史学界称为“平型关第二”。　　平型关战役，由于国民党执行单纯被动防御方针，加之在战略上判断失误，举措失宜，内部协调配合不力，缺乏决战决胜的信心，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央军、晋绥军为阻击日军南下太原，在平型关、团城口、茹越口等长城线上顽强抗敌，付出惨重代价。先后有上万名将士捐躯沙场(其中旅长1名、团长2名、代理团长2名、营长数十名)，他们和八路军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这次战役虽然未能阻止日军进攻太原，但也给其以沉重打击，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迫使日军调整部署，延缓了西犯进度。平型关战役体现了中华民族英勇斗争、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也体现了国共两党同舟共济并肩御侮的团结精神。　　古关沧桑　　多少年来，平型关大捷犹如一个历史符号已深深锲入中国人民心中。人们在讲中国历史时必讲抗日战争，讲抗日战争时必讲平型关，平型关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以至建国后，山西灵丘县和繁峙县为平型关的归属问题曾发生过长期争执。作为平型关关隘，它位于繁峙县境内。而平型关大捷的主战场关沟、乔沟却在离关隘5公里外的灵丘县。这个难得的荣誉，两个县都不愿轻易放过，谁都想揽过这份骄傲，谁也不想失去这份荣光。　　笔者从《灵丘县大事记》中看到，从1937年9月25日平型关大捷后，县志对每个时期重大事件均有详细记载。特别是建国后的1961年3月4日，平型关战役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灵丘县白崖台大队的“穆桂英民兵班”披着平型关的灿烂，被北京军区树为人武系统一面旗帜。1965年灵丘县再庄公社更名为平型关公社。1966年3月，雁北专署成立平型关绿化指挥部，组织干部、民兵、师生5000余人野营扎寨，绿化荒山3万余亩。同年，灵丘中学更名为平型关战校。甚至“文革”中当地的群众组织也自称平型关造反战斗队。1969年10月，北京军区领导李雪峰、郑维山带领军区干部乘大小100多辆汽车到平型关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969年下半年，由北京军区主办，69军具体承办开始建设平型关大捷纪念馆。经一年多的施工纪念馆落成，两层展厅，坐东朝西，背倚指挥所，面向主战场——老爷庙。配套设施包括接待室、宿舍、餐厅、车库、锅炉房配套齐全。纪念馆南面还建有4层大楼作为招待所。纪念馆的布展由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协办。资料及实物大部分由军事博物馆提供。整体设计、油画、雕塑由中央美院师生创作完成。二楼布置有声、光、电配合的沙盘使人感觉身临其境。整个展馆格调庄重，资料丰富，创作精细。展馆的管理、讲解和接待由雁北军分区负责，有一个排女兵在此安营扎寨。那时每天伴随着朝霞冉冉升起，都能听到从山谷中传来女兵们出操时欢快的口号声。从各地前来参观寻访的个人或团体接踵而来，络绎不绝。　　然而，“大事记”在1971年9月戛然停止。1971年9月13日，一个事件的发生，将全国人民震惊得目瞪口呆。在以后的岁月里，平型关也实实在在地品味到了世态炎凉。纪念馆关闭、撤展。从军事博物馆调拨的革命文物原物收回。当地征集的文物被运到灵丘烈士陵园收藏。电动演示沙盘用军用直升飞机运到了延安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内供暖设施也被搬进县委招待所。负责管理博物馆的官兵们仿佛从人间蒸发，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追查建馆责任，谁也不认账，以平型关命名的组织机构纷纷易名，谁都怕沾平型关的“光”。随后，纪念馆玻璃被砸，门窗被卸，偌大的纪念馆一片狼籍。最后只剩下门厅里一尊巨大的毛主席半身塑像无法搬走，任凭他老人家孤独无奈地坐在那里，迎着塞外吹来的苦雨凄风，望长城内外唯余莽莽。　　在那不尊重历史的年代里，平型关不仅失去了昔日的荣光，平型关大捷也成为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的反面教材，有许多被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已经证明正确的东西也遭到批判。在寻访中当地老乡告诉我，当年曾给115师带过路的向导都被批判，整得很惨，至今还心有余悸。　　平型关的命运竟然系于一个人的荣辱之上!引起了当年参加过这场战斗的许多老同志的不满。1974年5月，聂荣臻元帅办公室接到山西某报社送来的《功罪千秋的平型关大战》一文的清样，作为批判文章请聂帅审查，准备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中尽管对平型关战斗作了某些肯定，但认为该仗总体上是违背毛主席教导的，和百团大战一样应该批判。聂帅看后对秘书说，平型关大战打出了八路军的成风。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当时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抵抗日本侵略军的热情和信心。怎么能够因为林彪现在犯错误就否定历史上这个伟大胜利呢?而且我记得毛主席也多次肯定平型关大战的。洛川会议确定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游击战，但还有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条呢。文章中提到的某些史实也不准确，这篇文章以不发表为好。他让秘书给负责中央宣传口的姚文元去信，明确提出自己的意见。　　在以后近10年的日子里，平型关仿佛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但岁月流逝并没有让人们忘记平型关。从大事记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初，平型关重新被人们关注。在老战士和聂帅关怀下，国家拨专款对纪念馆进行了修缮。杨成武、刘振华、王茂林等当年参加过这次战斗的老同志来了，他们在凭吊战场、缅怀先烈的同时，更多的是带来了中央对老区人民的关爱；当年参战将领的子女来了，多年的风风雨雨已使他们两鬓斑白，尽管各自的经历不同，有的人甚至命途多舛，但他们却无一例外地认为，父辈昔日的辉煌，毫无疑问的是在毛泽东这面旗帜下取得的；就连日本首任驻华武官、退役少将吉原瑞穗也携夫人、女儿、女婿、儿媳来了。面对当年血流成河的山沟，全家双手合十，低头闭目，久久伫立，默默祈祷。此时他们的心境很复杂，难过?愧悔?更多应该是反省!　　在台湾地区抗战纪念活动上，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对平型关大战和百团大战给予了充分肯定，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　　林晓霖(父亲林彪，时任八路军115师师长)：2002年9月，我到灵丘参加平型关大捷65周年纪念活动。回京后去看望孙毅将军(当年孙毅是115师代理参谋长)，此时老人因骨癌截肢刚刚出院。当我把灵丘人民的问候和礼物带给老人时，老人显得非常激动。他说，平型关大捷当天晚上，我和两个师首长住在白崖台山角下的一个窑洞里，三个人兴奋得睡不着，你爸爸索性爬起来披着大衣在炕下转悠，说打了胜仗高兴啊……直到天蒙蒙亮才迷迷糊糊睡去。老人还说，在战斗中，他几次到前沿传达师长命令。阵地上尸横遍地、血流成河的悲壮场面将他震撼!说着说着老人突然声泪俱下，这一举动让在场的家人和工作人员一时不知所措。只听老人哽咽着说：太惨烈了，我们不能忘记平型关啊!……几个月后，老人离开了我们。　　如今的平型关，修缮后的纪念馆虽还显陈旧，但展示的内容较客观地恢复了历史原貌，增加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宣传。平型关至今还是山西省贫困地区，除了有数的几个小铁矿外，基本还在靠天吃饭。来此地参观的人不多，纪念馆也被承包了出去。当地接待能力不强，食宿条件差。散落在山沟里的几家小饭馆晚上早早就关门打烊，第二天中午才迟迟开张。当我和好友孙照蒂要求花钱在当地老乡家食宿时，老乡们都说做不来。看样子思想陈旧保守，使他们不知如何将当地旅游资源和自己的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每每想起这些，心里总不是个滋味。我真心希望平型关精神能够成为当地人民脱贫致富的催化剂，为他们带来真正的实惠。正如团城口山隘上竖立的标语一样：“雄关大捷振国威，辉煌再造新农村。”最后，我谨用聂荣臻元帅《忆平型关大捷》一诗结束此文：　　集师上寨运良筹，敢举烽烟解国忧。　　潇潇夜雨洗兵马，殷殷热血固金瓯。　　东渡黄河第一战，威扫敌倭青史流。　　常抚皓首忆旧事，夜眺燕北几春秋。　　鲁挺与乒乓外交内幕　　鲁挺，1920年生于山西垣曲县古城镇。1936年参加革命。在薄一波领导下，到阎锡山部开展兵运工作，带出了著名的“临汾旅”。“百团大战”后，被作为骨干调到延安军委工程队。军委工程队是我党早期的空军机构，人员均为准备输送到苏联学习航空的骨干。由于苏德战争爆发而滞留延安，就地补习文化，学习俄文，后与延安大学俄文队合并成俄文学校。参加了大生产、整风运动。日本投降后，随部队进军东北，在“四野”八纵做政治工作。1952年调总政治部组织部。1959年调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体工队任政委10年。“文化大革命”八一体工队被解散，在周恩来干预下，鲁挺调国家体委运动系任主任，并从八一队带出180余名教练员、运动员加入国家体委运动队。在国家体委三年半时间，率队参加了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八一队重新组建，他任队长至离休。　　熟知新中国体育的人们都知道，在国家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解放军运动员在国家运动队中占有相当比重。建立新中国以后，八一队在足球、篮球、排球、手球、乒乓球、田径等各个项目里，获得全国冠军、团体总分第一共38次，个人单项第一共478次。另外有136人、28队377次打破田径、游泳、举重、自行车的143项全国纪录。　　在八一体工队工作的25年中，鲁挺以一个军人的忠诚和务实态度，团结党委一班人，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为我国培养出大批优秀体育人才。在他们的麾下，走出世界冠军多人（单项、团体），涵盖乒乓球、排球、举重、游泳、体操、竞走等项目。他们是：举重：陈镜开、黎纪元、蔡炎书、钟妍、马润梅、张楠、张菊华、宋志娟、赖润明、陈丽、杨桂华、雷丽；乒乓球：刘国梁、王涛、李振恃、沈剑萍、童玲、孙晋、范长茂、施之皓、戴丽丽、王皓；排球：陈招娣、曹慧英、杨希、李延军、杨锡兰；体操：马燕红、国林跃、许志强、肖钦；游泳：卢东华；竞走：范晓玲、李红。还向国家队输送了大批优秀运动员，如篮球运动员穆铁柱、郑海霞，足球守门员李富胜等。这25年中，运动场上很难看到他的身影。可是运动员的胜败荣辱却与他息息相关，他的命运与国家体育事业和运动员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2005年元旦一个阴冷的下午，笔者到解放军301总医院西康复楼，看望了这位大半军旅生涯与体育结缘的85岁高龄老人。尽管老人腿脚有些不便，但依然精神矍铄，他兴致勃勃地与我谈人生，谈体育……　　初到八一体工队　　1959年为了迎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鲁挺由总政治部调任八一体工队政委。当时国内反“右”余波未尽，庐山会议反彭（德怀）黄（克诚）集团的政治斗争接踵而来。受全国政治气候影响，加之八一体工队人员成分复杂，自然逃脱不了清理整顿的厄运。总政派专人到八一队拔“白旗”，他们对队里的专家、教练，特别是一些旧社会留用的业务骨干采取不信任、不重用的态度。许多人仅因出身不好便受到不公正处理，有的甚至被调出八一队，下放到基层。　　我军历来重视群众体育工作。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群众性体育活动能派生出战斗力和生产力。八一体工队是解放军体育工作的劲旅，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爱护，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为全军指战员和全国人民所关注。如何带好这支队伍而不辱使命，无疑使鲁挺面临严峻的考验。　　多年的军队政治工作使鲁挺养成了坚忍不拔的性格和遇事冷静思考的习惯。作为军人，他习惯于服从，但从不阿谀奉承；作为领导，他谦虚仁厚，但绝不抱守残缺，得过且过。历史的经验使他意识到，党的事业是需要人去支撑的，而历次政治运动伤害的不仅仅是人，更是党的基业。鲁老对我说起一段往事。　　1943年延安整风开展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由于鲁挺所在的俄文学校从“国统区”来的青年人较多，因此也成了中央社会部整顿的重点。在上级的高压政策下，经过群众揭发和自己主动“坦白交代”，全校300多人竟揭发出70多个特务分子，每个人的问题都有鼻子有眼，蛮像那么回事。运动后期一经甄别，却一个都不是真的。　　1951年全国开展“打老虎”运动，这原本是针对建立新中国后个别干部经济上的多吃多占问题进行的教育运动，但随着教育深入，又出现偏差。由于上级的硬性摊派，部队里凡是与经济工作沾边的干部，如：司务长、生活管理员等，几乎无一幸免。一时间“山高林密，老虎遍地”。在他当政委的那个团，由于顶住了压力，保护了一批干部，后来这些同志大都成为部队经济管理的骨干。　　每每说到这些，鲁老心里都不是滋味。他说：我党历次运动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但由于指导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先进与后进之间的矛盾上纲为革命与不革命、红旗与白旗之间的斗争，由于运动过程变形走样，其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一场运动下来，不但达不到教育目的，反而制造出许多矛盾，收获到许多痛苦。　　历史的经验不能忘记！怀着高度的政治责任心，鲁挺顶住压力，艰难地开展工作。　　八一体工队队长黄烈，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父亲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当过官，做过坏事，但也为共产党做过有益工作，按政策属于“有功人员”。但1952年“镇反”时被错误地镇压了。黄烈本人30年代毕业于广东省体育专科学校，当过中学体育老师，还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广州分校担任过中尉体育教官。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政治背景给黄烈带来的思想压力是可想而知的。鲁挺对此却有自己的主见。尽管黄烈出身不好，但在旧社会他是一个追求“体育救国”的热血青年。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中华大地、我们国家处于危难关头的时候，他从广州北上，历尽艰险，奔向延安参加了八路军。在战火洗礼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评为模范党员。　　参加革命后，黄烈对体育的热爱给他提供了发挥所长的广阔天地。在“抗大”学习期间，他主动拿出自己过去的积蓄，给大家买回篮球，做篮球架，是个很有影响的体育积极分子。后被贺龙同志发现，成为120师著名“战斗球队”的一员，受到过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接见。　　八一队建队初期，黄烈同志带领大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白手起家。在露天球场训练，吃战士伙食，住在先农坛体育场四面透风的看台底下。冬天训练完坐着敞篷大卡车到珠市口澡堂冲澡，寒风一吹，头发都冻成了冰碴子。在训练中他既当教练，又当陪练，硬是带出一支作风顽强、能打硬仗的运动队伍。　　鲁挺认为，黄烈这样经过战争考验，又精通体育业务的同志，是八一体工队难得的专业领导，应该受到尊重和信任。他坚决支持黄烈同志大胆管理，严格训练，并配合他解决训练中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鲁挺和黄烈的合作，被公认是军政最佳搭档。　　八一篮球队总教练唐宝堃肄业于天津南开工学院经济系，从小就嗜球如命，基本功扎实。20年代后期。他和昔日的同学刘建常、王锡良、魏蓬云、李国琛成为闻名篮坛的“南开五虎”。他们当中以唐宝堃技艺超群，名气最亮，被誉为“篮球王”。1929年“南开五虎”在上海连胜“西人青年队”（海贼队）、美国海军队以及菲律宾大学冠军队。为被洋人视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民争了气。还多次被选为国手，两次参加远东运动会，在亚洲篮坛享有盛誉。就是这样一个同志却被作为“白专道路”的典型下放到基层。鲁挺力排众议，顶住压力，坚决将其调回八一队。　　田径短跑教练白良武，父亲伪满时期当过保长，东北土改时被老百姓打死，白良武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处理。　　鲁挺认为，东北解放初期的土改运动有些地区由于政策失控，有过激行为。而且白良武从小在姐姐家长大，辽沈战役中小小年纪就参加了第四野战军，受的是革命教育，革命战争练就了他一双“飞毛腿”，是我们革命队伍中土生土长的教练员……　　就这样，鲁挺在党委会上力陈己见，据理力争，为十几位出身不好或被错误定性的同志摘帽平反，有的还从基层调回北京，保护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和教练员。同时在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支持他们，充分发挥其特长。这些同志不负众望，均为八一队的发展、为中国的体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鲁挺身为军人，在管理这支队伍中，强调将人民军队的战斗作风移植到训练比赛中去。训练要能吃苦，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战术要灵活，比赛要有必胜的信心，这一点被国内体育界所公认。他们说，八一队队员个人技术并不显得特别出众，但当他们穿上有八一军徽的队服，就如猛虎下山，势不可挡。　　鲁老对我说：初到八一队我不懂业务。但我懂得尊重人，尊重知识，懂得如何去发挥专业人员的特长，这使我很快地成为了内行的体育管理干部。正因为这样，鲁挺受到广大体育工作者的敬重。1989年，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向鲁挺颁发了“体育运动荣誉”奖章。这个奖项是国家授予对中国体育事业有突出贡献者，其分量与世界冠军相同。建国以后在解放军中只有两人获此殊荣，一位是原总参军训部总监部副部长韩复东，一位是鲁挺。　　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　　1971年3月28日至4月7日，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亚洲乒联主席后藤甲二等日本左翼友好人士向我国发出邀请，他们认为，中国这样一个“乒乓王国”不派队参加，会让世乒赛黯然失色。　　此时中国由于“文化大革命”，全国一片混乱，各项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工农业生产全面滑坡。在外交方面，与中国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有近30个国家与我发生了外交纠纷。中国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国际地位下降，外交工作陷入困境。　　毛泽东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考察研究了苏联和美国的对华政策。新中国建立后，我国视苏联为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并确立了同盟关系，外交实行“一边倒”的政策。但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两国关系逐步恶化。1969年3月，苏联武装侵占我国领土珍宝岛，以后又在新疆、黑龙江边境地区多次挑起事端，引起武装冲突和流血事件，中苏关系进入低谷。1969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共产党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公开谴责毛泽东，鼓吹建立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外交政策变得十分黑暗，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是“新沙皇”！　　与此同时，毛泽东看到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变化。新中国一诞生，美国对我国采取敌视态度，出兵直接参加朝鲜战争，派兵进驻台湾。这些做法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但当今美国已不像以前那样嚣张了，世界形势使它处于不利地位。美国的国际霸主地位受到苏联的严重威胁，同时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欲拔不能。鉴于此，毛泽东感到“美国将来不会与中国找麻烦”。加之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他在竞选时就曾经许诺，如果能当选为美国总统，“想同中国冷淡的关系上画上终止符”。　　毛泽东立刻捕捉到了这一信息，指示将尼克松当选总统后的就职演说全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尼克松上台后，更是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发出友好信息。中国方面适时地做出反应。1970年10月1日和12月8日，毛泽东两次会见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向他表明中国对改善中美关系的态度。遗憾的是，斯诺对毛泽东的话还不敢信以为真，这个信息未能及时转达给尼克松。　　因为中美两国正处于20余年的敌对关系，两国人员从来没有过正式往来，用什么办法打破这种僵持局面？毛泽东在苦苦思索着。第三十一届世乒赛的举行，客观上提供了一个中国与外界接触的机会。但事情发展的结果却谁都不曾预料。中国队在这次锦标赛上不仅摘金夺银引起轰动。更引起世界关注的是在国际政治领域诞生了一个新奇名词“乒乓外交”。　　鲁挺和运动员一个不经意的举动，成为中美建交的催化剂：　　由于文化大革命，国家体委各运动队基本停止了训练。少数运动项目尽管保留着，也都被打上了政治商标。如：国家体操队集体在天安门前跳“忠”字舞，以表现体育界对领袖的忠诚。或者在首都体育馆伴随着革命歌曲，做一些花拳绣腿似的表演。乒乓球队也经常在首体做一些汇报表演，以娱广大工农兵群众。　　当时我国与日本尚未恢复外交关系，在是否赴日参赛的问题上，中央高度重视，做出的决定甚至还有些悲壮。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详尽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列出去与不去的利害关系，请毛泽东定夺。毛泽东在信上批示：“我队应去！”并提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和以往比赛不同的是政治性太强。由周恩来亲自指挥，外交部组建了一个庞大的班子。由赵正洪任团长，空军在国家体委的“支左”干部符志行任副团长，专职政治思想工作。王晓云任副团长负责外交，鲁挺任副团长主管训练比赛。国家体委也成立了以宋中为首的秘书班子。周总理两次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关人员参加的准备会议。此事甚至惊动了“中央文革”的康生和江青。江青到国家体委观看球队训练，强调要通过这次比赛，展现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作为主管训练比赛的副团长，鲁挺认为，不管情况有多么复杂，只有抓好训练、打好比赛，才能贯彻好毛主席、周总理的部署。因此在训练中做了充分准备，发动群众，尊重教练徐寅生的指导原则。特别是针对当时欧洲新出现的弧旋球，认真研究对策，进行排兵布阵。　　到达日本名古屋后，中国体育代表团受到了各国友好人士的欢迎。训练，比赛一切按计划进行……　　4月4日，鲁挺带着球队从练习馆登车到比赛馆参加比赛。车子正欲启动，突然冲上来一个外国运动员。该运动员一身当时国际刚开始流行的嬉皮士打扮，上身着带有USA字样的运动服，下身穿着一条紫色印花的喇叭裤，留着长长的披肩发，加之长着一副老外脸，模样怪怪的，与身着国旗红，简洁、干净的中方运动员形成明显反差。他的出现让双方都大吃一惊，通过翻译才知道他是美国3号选手科恩，因误车欲求搭车去比赛馆。对于这个突发情况，全车人一时都没了主意，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坐在司机座边上的副团长鲁挺身上。鲁挺认为，在国外打比赛运动员搭个顺风车，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便点头应允了。　　开车后，坐在鲁挺身后的运动员庄则栋小声问，我可不可以送他一件小礼物？鲁挺认为这是运动员之间友谊的表现，尽管他们代表国家，更代表人民，便又点头应允了。于是庄则栋把一件杭州织锦赠送给了科恩。科恩很高兴，想回赠点什么，可发现什么也没带，只好作罢。这个体现友谊的小小举动，立即被敏感的新闻记者捕捉到了。科恩下车时，记者立刻围上来，又是拍照，又是采访，科恩更是感到骄傲自豪。个性张扬又善于自我表现的美国人科恩不失时机地将庄则栋赠送的那幅织锦高高举起，任记者们拍照，并高兴地说，他觉得中国人非常友好，如果他们邀请我，我愿去中国看看，云云。　　第二天，日本各大报刊都登出了醒目的中美友好的标题和大幅照片。代表团同志看到报纸后一片哗然，有的领导认为鲁挺捅了篓子。日本友好人士后藤甲二为此还跟赵正洪等发了脾气，认为这么大的事不跟他打招呼，太不够朋友了。然而鲁挺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运动员之间的友好举动不必大惊小怪。但代表团对此事非常重视，专门由鲁挺作了一次答记者问。又过了一天，美国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在球场上找到鲁挺，提出赛后要访问中国，代表团立刻将这一动态传回国内。　　据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4月6日这一天，世乒赛就要结束了。在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问题上，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已拟就了一个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送周总理批示。周写了“拟同意”三个字，但在旁边又加上了一句“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并请毛主席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