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走后，与会人员转移到湖南厅，听林彪等人讲话。林彪在讲话中提出，全军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加强战备，准备打仗；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有人把林彪的这几句话归纳为“一个观点，三个一切”用来指导部队的战备工作。周恩来、康生也讲了话，都要求部队提高警惕，切实做好战备工作。接见结束后，与会人员回到住地京西宾馆已近午夜，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等人又召集大家布置会议的传达贯彻措施。外地各单位与会人员都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次日乘专机离开北京。　　五　　196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大庆。建国后，按惯例要在节前发布国庆口号。经周恩来主持拟制的口号共有28条，其中关于备战方面的有“备战、备荒、为人民！”“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毛泽东在审阅时感到意犹未尽，他提笔又加了一条：“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是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就要有所准备！”这条口号长达83字，已经不是口号，倒像是简短檄文、政治宣言。这条口号明确地表达了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和对战备工作的态度、决心。他向全世界表明，中国领导层是不惧怕战争的！　　国庆前夕，林彪视察了北京卫戍区某部和西郊军用机场。他看见停放在地面的飞机摆得过于密集，大为不满。回到毛家湾住地，立即召见空军司令吴法宪、副总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和分管作战的副总长阎仲川。　　在会客厅，林彪先是批评了空军缺乏敌情观念，指示吴法宪立即将北京附近各机场的一部分作战飞机向外场转移疏散。接着，林彪拿起一条一米多长的指示棒，指点着铺在地毯上的一张标有部队部署情况的北京地区大比例尺地图，询问北京附近地区的设防和首都节日防护工作情况，吴、温、阎分别作答。　　谈话间一位秘书进来报告：总参情报部侦听部门刚刚收到情报，蒙古方面通报今夜将有暴风雪，情况可疑。林彪对“暴风雪”三字特别敏感，他眉头一皱，望着吴、温、阎说：“这会不会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暗语。”父亲见吴法宪、温玉成都没吭声，便说他来此之前已经获知了这个情况，已叫人查询了气象部门，蒙古方向今夜确实将有暴风雪。听了父亲的说明，林彪紧蹙的眉头才又舒展开来。但他接着又出了一个题目，要吴、温、阎认真分析研究一下：一旦苏联向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吴、温、阎临走时，林彪再一次提醒他们：国庆是个关口，一定要加强戒备，准备应付各种意外情况。　　国庆北京一片节日景象。10月1日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照例在天安门检阅群众游行队伍，当晚还举行了焰火晚会，场面壮观，气氛热烈，看不出与往年有什么不同。但为了保证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群众“十一”的欢庆活动，各级军事部门却殚精竭虑，高度戒备。他们从最坏情况出发，暗中做了周密安排和各种应变准备。军委办事组指示各级首长均应进入自己的指挥位置，前沿部队和大城市的车辆要进行疏散。空军把一架直升飞机预先降落在天安门和午门之间的空场上，以备出现紧急情况时保证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可以迅速向城外指定位置转移；边防部队严阵以待,“三北”边防部队进入一等战备；军事情报部门和所有远程雷达不间断地进行侦察探测；为确保能在天安门上及时收听到紧急的敌情报告，父亲指定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亲自携带一部电台和几名干练的情报、通信人员到天安门城楼上，与情报部门保持不间断的联系，军事情报部门的敌情报告源源不断汇集指挥中心。　　国庆节总算平安度过，但战备工作并未丝毫放松。苏联一旦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最大可能和最大威胁是由中蒙边境直指北京。张家口是拱卫北京的主要设防地带。国庆节刚过，经毛泽东批准，林彪由黄永胜、吴法宪、阎仲川和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副司令马卫华等陪同乘飞机勘察张家口一带地形，并接见驻军领导干部，检查了部队战备工作落实情况。　　10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研究毛泽东关于中央领导人的疏散问题。毛泽东指示，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林彪提请与会人员着重研究，苏联如果对中国发动核袭击我们应采取的对策，他表示：“毛主席的指示是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重要措施。”　　周恩来对几个问题做了重点阐述。他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讲起，系统地论述了帝俄的侵华史。讲到当前的中苏关系，他认为苏方缺乏通过谈判缓和双方紧张关系的诚意，不可低估苏联领导集团的冒险性。他拥护毛泽东关于老同志疏散的决策，并提出了落实意见。　　康生在发言中强调，苏联现在有几个师进驻蒙古，实际上已对蒙古实行了军事占领，其目地就是为下一步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做准备的。战争随时可能发生，疏散事不宜迟。　　康生发言之后，会场出现了短暂的沉寂。忽然，江青嗲声嗲气地叫了起来：“总理呀，你是不是也关心一下京剧革命呀？我们的工作可真艰难哪！”　　周恩来微微皱起双眉，望着江青，一时没有讲话。　　江青又絮絮叨叨讲了起来：“现在有人千方百计破坏‘样板戏’，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红灯记》里李玉和痛斥鸠山说他气得‘血压升高手冰凉’，观众看到这里就发笑，整出戏演出效果全都破坏了，实在无法容忍，这不改行吗？！”　　林彪看了看江青激动得像要跟谁决斗似的架势，知道原定议题已经讨论不下去了，如果让江青继续讲下去，会议不知到要开到什么时候。好在他和周恩来把该讲的基本上都讲到了，会上也没有不同意见，干脆散会。　　“你是内行，”林彪先给江青戴了一顶高帽：“你认为不好的地方，修改就是了嘛！就不必开会讨论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吧。”　　父亲列席了这次会议，他还带来了部署图，预先张挂起来，准备汇报战备工作情况和回答与会人员的提问。江青这一搅，他准备的材料根本没有派上用场。　　10月14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于人民大会堂公开接见人民解放军驻京机关指战员，有意对外显示中国首都一切正常。接见后，毛泽东即乘火车南下武汉疏散。周恩来留京值班，16日，林彪前往苏州疏散。“与此同时，毛泽东指定陈毅到石家庄，叶剑英到长沙，徐向前到开封，聂荣臻到郑州，四个人去的地方都是战略要地，如果战争爆发，协助当地军政首脑指挥作战。” ①【熊向晖：《中国共产党若干历史问题写真》，中国言实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1页。】　　为了落实毛泽东批示和政治局的决议，10月17日晚，周恩来在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后，分批接见了一些老的中央领导人，其中有董必武、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叶剑英、邓子恢、张鼎丞、陈奇涵、王震等，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决定，并宣布了每个人的去处，周恩来特别对老同志们说明他已分别向有关省的第一把手打了招呼。　　这批老干部疏散的具体组织工作统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负责，徐向前和聂荣臻没有出席体育晚会，周恩来委托陈毅于次日上午在紫光阁专门做了传达。周总理要求大家于10月20日或稍晚离开北京。　　与此同时，黄永胜责成父亲组织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于17日进驻既定指挥位置，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刘贤权等随同进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分别按预定方案组成战时工作班子，进驻既定位置……10月的北京，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六　　10月18日晚20时左右在中央军委前进指挥所住地，黄永胜秘书通知父亲到办事组开会。父亲的住所在山下，离开会地点约一公里远，当他气喘吁吁赶到时，军委办事组成员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都已到场。　　父亲一进门，见黄永胜手里拿着一张记录纸开门见山地说：“林副主席有几点指示，你记一记，给部队传达一下！”黄永胜传达了林彪的几点指示后，让父亲用电话迅速向部队传达，在场的军委办事组成员都没发表意见。　　父亲随即走进作战室，对记录稿稍做整理修改，他凝视着稿纸，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加个在编号吧！”　　“按什么顺序编？”值班参谋问。　　父亲考虑到这是“前指”开设之后发出的第一个指示，就从一号编起，叫‘一号号令’吧！　　就这样，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曾被说成林彪进行“反革命政变预演”的“一号号令”，经父亲和一位值班参谋之手产生了！时间是1969年10月18日21时30分。　　随后父亲要值班参谋将稿子送呈黄永胜审查，但很快被告知，首长这几天活动多，睡眠太少，又患感冒身体不适，今天已提早服安眠药睡下了。秘书专门交待，黄平时睡觉困难，全靠药物入睡且用药量很大，服药后休息不宜打扰。　　父亲考虑到，由于指示来自“林办”，按规定应向“林办”报告指示贯彻的执行情况，如果这中间有对林彪指示理解不准确之处，也可及时发现纠正。父亲指示值班副处长王宪志首先将“号令”上报“林办”，档案记载，“林办”收到号令的时间是21时44分。上报后，“林办”没有新的指示。　　父亲看了看手表，苏联代表团明天上午即将入境，现在距苏联代表团入境只剩十几个小时了。军人的直觉告诉他，如果苏联真要发动突然袭击，最大可能是在这段时间。时间紧迫，责任重大，不容延误，应立即向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和有关机关传达。为了缩短传达时间，父亲将号令稿复印数份，参加值班的一位副部长、一位副处长和几名参谋一齐上阵，使用4部保密电话同时传达。　　“一号号令”的内容大体是：　　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19）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19日和20日应特别注意；　　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要立即疏散隐蔽；　　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不要麻痹大意；　　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　　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参谋人员按照先“三北”、后沿海和内地的顺序紧张地向各大单位传达林彪指示，父亲也在紧张地思考。他感到，第一个号令是发给全军的协同号令。黄永胜传达的几条中，有一条是针对“二炮”（战略导弹部队）的要求，但过于笼统，只讲了让“二炮”部队做好战斗准备。父亲认为，虽然“二炮”刚成立不久，拥有的装备和作战手段不是很多，但它掌握的是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战略武器，如果掌握不好会出大漏子。于是，他专门给“二炮”下达了二号号令。为了调动和组织各种侦察手段掌握敌情，特向总参二部、三部等单位下达了三号号令。为使军事系统各机关、部门都作好应变准备，又向各总部、各兵总、国防工办、国防科委下达了第四号号令。几个号令传达完毕，时间已过午夜。部队接到号令后，认真迅速地进行了疏散。　　父亲还告诉我一个情况。1969年10月18日晚，当“前指”值班室正在传达林彪指示过程中，又接到“林办”秘书张云生的电话，说林彪询问一旦密云水库遭到轰炸，溢洪会给北京市区造成多大危害，是否可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　　父亲听了值班参谋的报告后，因不了解水库的具体情况，便指示以总参谋部名义与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联系，请北京市提出意见。吴德听了总参谋部提出的问题，感到事关重大，经与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研究后，又向周恩来做了报告。周恩来要求北京市革委会派负责干部到现场实地勘察研究后提出建议。　　北京市革委会随即派出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革委会副主任吴忠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水利专家赶往现场。大家很快便取得一致意见：密云水库虽然库容可达43亿多立方米，但水源地区连年干旱少雨，实际蓄水不过21亿立方米，只是“半盆水，”即使大坝被炸，对北京市区也不会造成大的危害；密云水库是北京市区用水的主要来源，除万不得已，不能轻易放水。军委“前指”将北京市意见上报后，“林办”没有新的指示。　　从备战的角度，对水利设施的防护是无可非议的。长江三峡水利工程，之所以论证多年才迟迟施工，除水文地质等因素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害怕战争带来的破坏。2008年台湾陈水扁当局在快落选时，不是还扬言要用飞弹摧毁我们的三峡大坝吗？只不过我们现在国力、军力都强大了，不怕他们玩这个！　　“一号号令”传达的第二天，周恩来对办事组，尤其是黄永胜事先没向他报告和文件编号提出了批评，经父亲就编号问题进行解释说明后总理没再追究。这时父亲才搞明白，加强备战的紧急指示的内容并无问题，而问题出现在编号上。那时“一”字不是什么人都能使用的。父亲来京时间短，涉世浅，又没人提醒，实在不知这里还有这些规矩，不经意间捅了篓子。汪东兴在他的著作中谈到：　　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　　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　　我拿此急件送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　　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 ”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 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　　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 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①【选自《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刊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多年后我曾对父亲说，当时总理把把关就好了。父亲说：“这个想法在执行号令时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是当时总理主管国务院工作，没有在军委担任职务，此命令是由军委“前指”系统下达的，如何向总理通气，我不十分清楚。按照工作程序和我当时的职务，是没有资格直接向总理汇报的。只有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才有这个资格。”　　尽管在编号上受到批评，但中央并没有对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提出质疑①【据“林办”秘书张云生1988年公开出版的回忆录《毛家湾纪实》中提到，林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在发出前，“林办”于10月18日下午用电话传给武昌的汪东兴并请汪传报毛泽东。】就在紧急战备指示发出的当天上午，周恩来亲自给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吴忠打电话，了解首都机场及其附近地域的兵力部署情况和发生意外事件时的应急方案，吴忠做了扼要报告。　　卫戍区不但在首都机场，而且在北京地区各个军用机场附近，配置了数团齐装满员能够快速机动的地炮、高炮、坦克和摩托化步兵部队，各部队都制定了反突袭、反空降方案。　　周恩来殷殷叮嘱：“你们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要接受布拉格事件的教训。你们特别要把机场调度指挥系统控制起来，部队不一定多，但要精悍。还要注意，我们不首先开枪。所以部队要做两手准备，要配备一些棍棒之类的冷兵器，要挑选一些会武术的战士去执行这个任务。”　　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吴忠立即把副参谋长邱巍高找来，做了具体布置，并要邱巍高到现场组织落实。吴忠又把周恩来的指示和他们的执行情况向总参作战部做了汇报。　　父亲得到报告后，指示作战部的一位处长去现场对卫戍区部队落实周恩来的指示情况进行检查。这几件事情表明，在1969年战备最紧张的日子里，周恩来和林彪都在抓战备，而且在有些问题上是所见略同，不谋而合。　　据“林办”秘书张云生在《实话实说“林彪一号令”》中提到：“据我观察，林彪为防止苏联借谈判之名对我实施突然袭击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命令发出后，他一直在注视着苏联方面的动静。10月20日那一天，他让我与总参作战部取得不间断的电话联系。林彪平时在中午12点以前就开始休息，但这天却坚持不等苏联代表团从飞机走下来决不睡午觉。他担心苏联人坐的飞机指不定会运来什么不祥之物。为此他吩咐我盯住北京的电话，探明这架飞机什么时候从苏联的伊尔库茨克起飞、何时飞经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何时飞越我国边境小城二连、何时飞经张家口、何时飞近我国首都北京。我是一步一报，他是听得不厌其烦。直到中午过后北京传来消息：代表团的飞机已经在北京机场降落……代表团在库兹涅佐夫的率领下，已从飞机上走下来。我外交官上前迎接，情况正常。林彪这才肯去休息。”　　次日双方开始举行谈判。谈判中，苏方根本否认中苏边境存在争议地区，由于双方认识和立场差距太大，谈判从一开始便陷入僵局。这场谈判谈谈停停，延续了将近9年。双方代表团长换了几茬，始终未达成协议，这都是后话。但是“一号号令”在全军却被认认真真地执行了半年多之后，才逐渐做了调整。随着中苏关系暂时缓和，人们对紧急战备的指示似乎淡忘了。　　因为当年我所在部队也曾执行过“号令”，据当时的敌情通报，沿中苏边境一线的苏军全部取消了一切休假，且调动频繁，有些部队似有向我前沿推进的趋势；驻在太平洋和远东一带的美军，也开始加强戒备；就连在台、澎、金、马的国民党军队也进入战备状态。各方面的动向表明，似乎战云密布，一触即发。　　多年后我就“号令”的必要性与父亲交流过，他告知我这样一个情况：1969年5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指定陈毅元帅牵头，邀集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几位老帅共同研究国际形势，提出书面意见，供毛泽东考虑战略问题时参考。　　四位元帅经过16次近50个小时的认真讨论，先后于7月11日和9月17日写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份书面报告，经周恩来呈送毛泽东。两份报告的基本观点是：苏联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已做好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是对华作战非同小可，苏联并没有战胜中国的充分把握。何况中间还有一个苏美关系问题，苏美矛盾大于中苏矛盾，苏进攻中国如不能速胜或两败俱伤，得益的是美国。四位元帅认为，目前，苏联不敢挑起反华大战。同时他们一致认为，中央决定加强战备非常重要，无论何时都不能放松战备。要立足于打，有备无患。　　父亲还对我说了另一件事。1969年9月30 日，林彪在召见吴法宪、温玉成、阎仲川谈国庆期间战备工作时，一开始便讲了他对形势的基本估计和他的决心，他说：“这个仗看来八成打不起来，但要做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在这一点上，林彪与四位老帅观点相同。　　从中外战争史上看，研究战争的因果关系，并不像验算数学公式那样简单，一成不变。战争打与不打或是大打小打，往往不是一开始就决定的。而是由敌对双方或多方多种因素互为作用、不断演变的结果。历史证明，当战与和两种可能都存在时，如果只把“宝”押在和的一边，往往要吃大亏。世界上有的国家近百年没有战争，但他们防备外敌入侵的工作却从不松懈。因幻想和平疏于备战而被外敌入侵的实例也不胜枚举。　　1969年的中国战备是被迫进行的。饱受百年外敌入侵苦难的中国人民深知独立与自由的珍贵，他们牢固树立了以正义战争抵御非正义战争的精神和物质准备，绝不允许历史悲剧在中国重演！根据当时中苏关系的现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一方面要坚持原则准备谈判，另一方面则是预防战争的突然报爆发，并力争将战争爆发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特别是在珍宝岛战斗后，中苏双方都在抢时间！而“一号战斗号令”不过是1969年诸多战备工作中的一项工作。 就是在今天，我们的军队也要随时以自己的实力和忠诚，保卫改革开放的成果。因此，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当年的备战并不为过，由于中方的高度戒备而引发敌方的过度反应也在情理之中。正是因为中国军队战备充分以及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才最终制止了苏联踏上战争的脚步。　　七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后，林彪一下子从神变成鬼，他的历史受到彻底清算，来了个大翻个儿。　　父亲因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留北京值班未参加会，加上他那种除工作外对其他事情一概不过问不打听的自我封闭作法，使他对“九一三”之前中央领导层内部已经出现并急剧发展的反常情况并不清楚，也很不敏感。中苏关系虽有所缓和，但战争威胁并没排除。作为分管作战工作的副总长，他满脑子是战备工作，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没人跟他“路线交底”或透风。9月13日10时左右，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向几位副总长传达了林彪出逃的消息，父亲犹如晴天霹雳，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随之陷入了迷惘之中。但当时并没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周恩来还向父亲布置部队的戒备工作。　　9月24日，父亲随副总理李先念赴越南访问，他原定的任务是结束访问后代表团回国，他一个人留下来，赴越南南方考察战场，学习越南抗美经验。但到9月28日代表团回国前，突然通知他与代表团一起回国。在机场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找父亲谈话，让他揭发黄永胜。　　从此，父亲开始了漫长的隔离审查生活。他在总参工作了2年零4个月，隔离审查时间是7年零6个月。最初的3个月仍在西山的机关住地，从1972年1月之后，便移交北京卫戍区3师看押，地点不详，事后我们才知道在北京的通县管庄。　　在此羁押的人员不少，几栋楼关得满满的。每个人由一个班看押，关押条件极其恶劣，关押期间不能与任何亲属见面。父亲说这些人里，哪条线上的人都有，有的老同志“文革”初期就在这里了，林彪事件以后许多年还没有出去。海军参谋长张学思就是在这里被折磨至死的。在此期间，父亲生死不明，我们承受着巨大压力。　　随着审查的深入，父亲大多数问题被排除了，但在“第一号号令”问题上始终过不了关。被定性为 “林彪政变反革命预演”的“第一号号令”像一座山似的压在父亲头上。　　1971年底，负责对父亲审查工作的副总长张才千、陈继得同他谈话时，郑重严肃地告诉他：“总理已经讲了，‘一号号令’是林彪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预演啊！你要充分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做深刻的反省交待。”　　父亲问定性的根据何在？　　“总理问过主席：知不知道林彪发过一个‘一号号令’？主席说，什么‘一号号令’？我没听说过。”　　“这一点也不奇怪，”父亲坦然地说：“主席那里那么多事情，怎么会去记一个电话稿的编号？再说林彪向主席那里的报告根本没有编号。别说主席不知到什么‘一号号令’，就连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人，开始也不知到这个电话稿的编号。”　　两位领导对父亲的答辩提不出新的论据予以批驳，谈话无法继续进行。　　父亲认为自己和林彪、黄永胜等完全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执行公务均有据可查。“一号号令”绝不可能是背着毛泽东、党中央擅自发布的。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以武装斗争起家的毛泽东对军事的关心非同一般。中共执政后，他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却一直兼任军委主席。军队重大工作事项必须向他报告，特别是“文革”期间连调动一个营、一个连都要经他批准。那时像部队每天搞个五公里越野、不对炊事班搞个野炊训练都要报告毛主席。考虑到主席日理万机，军委办事组经研究后报主席批准，部队在营区五公里以内的军事训练报总参作战部备案即可。可想而知，像发布“一号号令”这样的大动作如何能瞒得住他？林彪“玩弄”这样的“反革命政变”岂不是引火烧身，自取灭亡？“号令”既然未经毛泽东批准和同意，他知道后又为何不予撤销而仍让其继续执行？况且，从1969年4月党的“九大”后到当年12月，经军委和总参向全军发布内容相近的战备命令不止一个。拿一个战备命令的编号大做文章，实在令人匪夷所思。①【刘志男：《1960年，中国战备与对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妮娜第3期。】期间对专案组提出的问题，父亲凭着记忆，对每个问题的来龙去脉都能说得清清楚楚，所以经常与专案组“顶牛”。　　总参机关开过几次团以上干部参加的批斗大会。据事后曾参加过父亲批斗会的同志对我讲，开批斗会时，在主席台上摆个凳子，父亲被带上来，光着个头，穿着一身没有红领章的军棉袄，脚上蹬着一双黑布老棉鞋。被叫坐后，不慌不忙从口袋里拿出香烟，又掏出个烟嘴插好，静静地等候批判。这时台下总参通信站的女干部就会带领狂呼口号，不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阎仲川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之类。每当会议组织者提出问题叫父亲回答，父亲都不急不恼有理有据认真对答，对不实之词时有顶撞，一时间会场大乱，这使组织者很恼火又无奈。接着又是一阵疾风暴雨般的口号，最后你父亲干脆就什么话也不说了。会议组织者本想打打父亲的态度，结果适得其反，草草收场。最后专案组只得将他的问题“挂”了起来。　　后来听父亲说，专案组头一年还讲点道理，后面就不讲理了。他们态度粗暴恶劣，不仅让父亲承认在作战部所作所为与“反革命政变”有联系，甚至拿着某人在高压政策下做的、所谓湖南为林彪南逃做准备的伪证让父亲认账，要父亲向他学习。②【某主要领导谈《在湘遭遇》中提到，1971年8月7日湖南省委组织的哲学学习班去汨罗参观，因动用了专列，架设了电话；湖南省委为给主席修房子而派人去广州学习等这些正常广州，在张春桥的授意和高压之下，他违心地作出：“派出专人”、“架设专线”、“开出专列”为林彪难逃做准备的伪证。该证据被写入中央批林批孔文件。】这回惹恼了父亲，父亲当着专案组的面将这些伪证材料拽到地上。　　事后父亲对我说：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有责任帮助搞清楚。如果都屈于压力胡说八道，会伤害多少同志，以后有谁还相信共产党！　　在排山倒海的政治运动面前，父亲深知，任何辩解都是徒劳的，惟一的选择只能是沉默。　　近八年的牢狱生活是孤寂难挨的，生活苦点没什么，最重要的是没有了组织的信任，生命在这时间的磨砺中一天天逝去。好在父亲在留下了九本日记，记录了狱中近八年父亲的心路历程。　　日记是从1974年1月开始的。从时间上判断，这段可能是审查告一段落被“挂”起来的时侯。　　在首页上他写到：把我“在这里”所经历的“大事”小事、思想活动、还有学习心得、一股脑儿记录下来。可能没有任何用处，也可能作为判定自己思想标准的左（佐）证，随便怎么样吧，由他去吧！　　过去两年没有这样做，一则自己没有预计会这样长，二则条件也不具备，连个本子也没有，现在也没有办法再作两年的追记，只好从头开始。　　读过父亲的日记，我把日记的内容归纳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也是数量最多的是学习体会。过去工作忙没有系统的学习，现在如能把专案问题排除在外，能真正静下来看书学习了。他把中央规定的马列、毛著作都读到了，而且不止一遍。光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就读了四遍，而且都做了读书笔记。字里行间可以看到，父亲读书是认真虔诚，绝对理论联系实际的。　　第二部分，是交待问题部分，集中两点。一是“号令”问题；二是“北兵南调”问题。“号令”问题前面已做详述。“北兵南调”的提法不准确，准确的提法应该是“南兵东调”。据中央专案组的说法：广州军区一部分部队在“九一三”前陆续调入粤东；广州军区还在广州北郊白云山下的南湖（磨刀坑水库）修了几栋房子，很豪华又很神秘……这一切的一切不都是为林彪南逃做准备吗？　　部队调动的真实情况是：1971年中上旬，周恩来在北京召开了代号为“长河四号”的会议，着重研究台湾蒋军动向。　　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在叫嚣对我进行核打击的同时，还派出人员窜到台湾活动，台湾当局也认为这是他们反攻大陆的绝好机会。据情报：台湾蒋军可能动用一个加强团或一个师的兵力，窜犯闽粤交界地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以福州军区为主，广州、南京军区参加，敌人登陆后关门打狗，不准一个敌人逃跑……我那时还在服役，也参加了这次行动。主要是在广东汕头一带沿海岸线实地勘察，对蒋军可能的登陆点进行部署、研究抗击方案、训练部队的协同动作和快速反应能力等等。　　至于广州北郊的房子，则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亲自交代修建的，并要求在1971年国庆前一切准备就绪，交付使用。工程代号为“0”号工程，汪东兴还多次到广州检查施工情况。给谁修的，下面不十分清楚。但执行者普遍推测，既然是汪主任督办，肯定是毛泽东的了。这点事实俱在，一清二楚。多年后，韦国清同志从北京回来证实，南湖的房子确为主席等人南下越冬而建,但具体名单中并没有林彪的。　　在“文革”那种无限上纲的年月，将这些原本有据可查的正常的工作与林彪挂钩，又无人出来证明，执行者真是有口难辩了。　　第三部分，是渴望复出，改正错误，更好地为党工作。父亲不否认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甚至是路线觉悟不高上了贼船，希望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他经常从报纸上看到某人出来了，以此来憧憬未来，推测自己今后的命运。　　第四部分，是如何与看押他的战士作斗争。身为阶下囚，父亲深知自己处境，没有任何非分要求。可是那帮当兵的根本不拿他当人对待，洗好的床单晾在外面，当兵的敢随便往上面唾痰。晚上必须开灯睡觉，（怕摸电门自杀，电灯被稳压在40伏），裤腰带和一切个人用品均被没收，被用黑纸糊上的窗户终年不见阳光。最折磨人的是睡觉。本来审查期间有精神压力就睡不好，晚上你睡觉，他们在隔壁大呼小叫地打扑克，吹口琴。给他们提意见，不是被训斥就是使劲地挪桌子，挪椅子，把动静弄得更大，甚至还高声唱歌，一宿你就别想睡觉了。于是乎，父亲继续提意见，继续遭报复。再提，再报复……总之，那些过去他曾领导下的人民战士，除了没动手，什么报复手段都使用了。从日记里可以看出，父亲不仅给一些“坏战士”起了外号，在对“部下”管教无效后，有点成心和他们对着干。反正也睡不了觉，便拿那些战士穷开心了。　　寒冷的冬季，房间里没有暖气须自己笼火，一个寒冷的冬夜，因烟道堵塞，导致父亲煤气中毒，他感到头痛胸闷后，凭经验滚落地下，爬到门边砸门呼救才得以脱险。　　在押期间，连急带上火，父亲的牙周炎得不到治疗，一口牙齿全部脱落，无法咀嚼进食，最后只能靠吞咽棒子面发糕用水搅成的糊糊维持生命。　　最可恶的看押人员还克扣父亲的伙食费。那时父亲的供给关系还在总参服务处，关押期间，每个季度由看押部队到总参服务处领取费用，说多少就是多少连账单都没有。有时一季度竟高达人民币壹仟多元，已远远超过了父亲的工资标准。事后从父亲口中和日记中得知，在押期间穿的是旧军装，每月所产生的费用除购买少量书籍外，也就是伙食费。而且购书还经常以种种理由不予办理。父亲抽烟，刚开始还能抽到前门，后来只能抽香山、红叶，最后抽了半年的阿尔巴尼亚，看押部队索兴不给买烟了。　　70年代初，普通老百姓的伙食水准每月也就10-20元左右，父亲在押期间基本就和连队战士的一样。由于牙都掉的差不多了，许多菜和肉类不能吃，那麽多钱都用到哪里去了？但也有特例。有时三伏天突然买来一只北京填鸭说是给父亲改善生活。哪时也没有冰箱，一顿吃不完第二天就变味了。父亲提醒他们：牙不好，以后这些不好消化的东西就别买了，得到的却是一顿冷嘲热讽。关押期间本身活动就少，加上吃了这些不新鲜、不好消化的东西，不是拉肚子就是长期肚子涨气，消化系统一直不好，这也为父亲晚年的胰腺癌埋下了伏笔。　　父亲的问题还株连到一大批军队干部。广州军区执行粤东作战等任务是通过总参作战部下达的，广州又是林彪四野的老巢，自然逃不了干系，许多干部至今都还背着沉重的包袱。特别是总参作战部“防突办”的同志，有的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有的甚至被强迫上了测谎器，受尽折磨、屈辱和摧残。　　因父亲问题，家里受到严重株连。母亲长期被单位隔离、批斗。我们兄妹四人被部队清除。毕业于清华电子系的大哥刚入学就被告之毕业后将分配到海军雷达兵部。毕业时正赶上父亲出事，被送回原部队后不予安排，先是部队农场做饭喂猪，随后做复员处理。在空军当雷达排长的二哥复员后被安排到广州郊区石井的一个小煤窑工作。。　　我和妹妹同在一个部队（陆军124师），那里已没有我们立锥之地。尽管部队领导都曾是父亲的老部下，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最多也只能表示同情。更多的人，特别是政工干部，即使过去对我们很主动，这时见面也恍如隔世，一脸旧社会。　　从领导跟我的谈话中我感到，我和妹妹的言谈行动受到跟踪监视。开始不让我在战斗连队呆了，说是那里有军事机密，我被发配到师教导队（那时我这一类人在复员前大都放在那里）。好在教导队里除主要领导外，其他干部多多少少有点缺陷，不是家里成分不好，就是犯点小错误，与我同病相怜，都能相互理解倒也相安无事。　　部队是无法留我们这种人了，妹妹不是干部很快就被处理了。我复员正赶上“批林批孔”，在机关安排工作想都别想，连广州的工厂都拒不接收我们这些“问题子弟”，最后，只能去广东花县与从化县交界的，一个叫百步梯的山沟小厂当工人。　　其实回到地方也不太平。说实话，我们这些从小在部队里长大的孩子，家里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尽管部队一些干部对我们有所防范，保持距离，但不至于撕破脸，多少还能得到些许的“保护”。回到地方可不一样了，我们真正体会到了世态炎凉，领教了任人宰割的滋味。　　由于我和妹妹从部队复员得早，在工作单位，尽管我们的言行举止已经小心再小心，由于是“问题子女”，每逢“运动”来了还免不了受到“关照”。广东地区因人所共知的原因，在“九?一三”事件以后的揭、批、查工作中分外地下工夫。甚至连子女也不放过。由于“运动”的重压，妹妹已多年未犯的哮喘病复发了，病重时嘴唇憋得乌青，连下床的气力都没有。由于我们兄弟几个都被分到远郊工作，根本回不来，只能靠单位里一位极富同情心的陆同志的照应。妹妹病成这样，单位里某些领导趁人之危想占便宜。我们哥儿几个原本想把那家伙揍一顿，但在那样的境况下，又怕惹出麻烦来。被逼无奈，也为保护妹妹，尽管我们已经复员，还是穿上军装冒充“现役军人”，到妹妹单位去“威慑”了一番。　　我在那个山区小工厂里，粉碎“四人帮”后还被作为坏分子来批判。缘由是：我的生产班组长王常富因政治学习走火入魔，说话偏激而得罪了领导。原本处事低调的我不仅不揭发，还和班组里其他工人一样装傻充愣不知道。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对政治运动的反感！我认为一个基层工人思想觉悟有问题领导可以批评教育，与“四人帮”能有多大干系？我不愿落井下石。但我属“问题子女”，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态度，不整你整谁！　　儿时听老人讲古，有龙生九子的故事。其七子狴犴生性嗜血，只要闻到血腥就会兴奋起来。多年的政治运动在我们队伍中造就了一批狴犴似的人物，他们的政治态度随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永远是运动的引领者。他们以整人为业，并善于利用运动，为运动推波助澜。尽管他们不是每个人都发了迹，但起码感觉运动很“受用”。党的“阶级斗争”理论被他们在社会实践中演绎得出神入化，淋漓尽致。当他们看到被自己修理的对手丧失自尊，血淋淋地屈辱于自己胯下时，会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狴犴似的愉悦和满足。　　1971年冬天，总参服务处就停止了家中的供暖。北京的冬日，屋里犹如冰窖，母亲在屋里还要穿棉鞋。母亲是地方干部，理应享有煤火费用。父亲在位时因为有领导待遇，母亲从来没有领取过。现在没有待遇了，母亲按规定去领取煤火费，一商局“支左”的军代表一改过去阿谀面孔，板着脸说：“不给！回去多盖两床被子。”好在父亲过去的炊事员老穆为母亲搞来蜂窝煤炉子，才使屋里有了一丝暖意。由于撤走了全部的工作人员，煤炉子白天无人照管，母亲白天要正常上班，下班后还要办班交待父亲的问题，往往回到家都过了十点，上班前封好的煤炉子早已熄灭了。　　家里的工作人员都被审查。秘书和警卫人员不用说，连炊事员老穆、司机老王也没幸免。这两位服务处的老职工兢兢业业，“文革”前曾在刘伯承元帅和王尚荣副总长家做服务工作。“文革”开始，随着这些首长的落马，他们就被审查过。这次又被隔离审查，心里能痛快？审查结束后，尽管领导说破大天，都不愿再去首长家服务了，省得闹心！司机老王回处里开起了拉货的大卡车，后来调到了卫生部工作。老穆因有高血压，受不了刺激，早早就退休了。　　在那个年月里，母亲一人远在北京命运未卜。我们兄妹几人只能互相搀扶着艰难度日。位于东山区的军区大院，那片我们成长且熟悉的地方，我们不敢去。一是怕遭白眼伤自尊；二是怕因父亲的问题给各位叔叔阿姨们找麻烦，因此自觉地与它拉开了距离。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的帮助。每年回京探亲的20天的假期，几乎全都用在上访打听父亲下落上。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为我们带来一丝希望，我们成了中央和军委信访办的常客，搞得那里的接待人员见到我们都烦烦的。　　除此之外，就是四处投信，要求与父亲见面。在北京的后海、鼓楼一带，党、政、军领导居住较集中的区域，见到哪家大门气派点，就往信箱里塞一封，指望着哪一天奇迹能够出现。二哥还给在民航工作的、曾在广空服役的华国锋女儿苏玲递了信。我们的执著终于感动了上帝，1978年春节后，我们得到了一次与父亲见面的机会。　　记得见面的前一天，专案组到我们家，对我们交待了若干项“不准”，说阎仲川没定性，什么都不能说。第二天，一辆华沙车拉着我们全家在北京城内转了老半天，终于拐进一个院落。熟悉北京的母亲认出来是翠微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　　把我们带进房间坐定后，父亲被带了进来，现在想起来父亲当时的模样都倍感心酸。父亲被推个光头，穿着一身被扒掉领章的旧军装。由于刮胡刀被没收，没有条件刮胡子，只能每次推头的时候用推子将脸上的胡子一块儿推掉。腿关节本来就有伤，事后听父亲说，关押期间，刚开始每半年才放风一次。后经不断斗争，争取到每周放风两次。由于缺活动、缺太阳，关节软化，腿脚显得特别不利索，感觉整个人仿佛短了一大截。最让人难过的是父亲一口牙，出事前还是好好的，现在除前面一颗已变了形的门牙呲在外面外，整口牙都掉光了。　　母亲当时就哭了，因事先有专案组交代，大家只能面面相觑，默默无语。根据事先商定的办法，为节省时间，我们子女少说或不说，让母亲多说。母亲流着泪简单述说了一下家中的情况。其实，当父亲一见到我们几个被扒了军装的孩子，一切都不言自明了。见面时间很短暂，可能专案组对父亲有所交待，他很少说话，却从我们忧郁的眼神中读出了家人对他生命深深的忧虑。他说出了一句话让我们至今难忘。他说：“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死了就更说不清楚了！”　　临别时母亲让父亲跟上面反映，能不能治治牙，否则怎么吃饭。父亲信心满满地说：“回去就给傅崇碧写信，过去我曾救过他的命！”果然，回去不久，在北京军区司令傅崇碧过问下，很快在北京军区总医院装了假牙。事后我曾问父亲这是怎么回事？父亲说，1969年刚到北京，受杨、余、傅事件冲击，傅崇碧被中央文革和造反派追杀，父亲奉命对傅进行保护。他用一个排的战士将傅四处转移躲避追踪，我们家现在住的小院他都躲过。　　1973年，重病中的周恩来曾对父亲的问题做了指示：“总参党委研究一下，是否把阎仲川的问题看得太重了。”如果不是张春桥来到总参谋部“放火烧荒”，说总参谋部“批林”不利，包庇林彪死党，父亲或许就解放了。　　八　　1979年4月，即“四人帮”垮台一年半之后，父亲才被解除监管。但还留了个尾巴，说是回家后继续审查。又过了三年多，1982年一位总参领导才代表组织向父亲宣布了审查结论。结论却又根本未提“一号号令”的问题，只是笼统地讲父亲在总部以及此前在广州的“支左”工作中犯有错误，有的错误还是“严重的”，以表明对父亲的隔离审查是有理有据的。父亲随即按大军区参谋长待遇离休。　　粉碎“四人帮”后的1980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的特别检察庭和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进行审判。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图门与肖思科合著的《超级审判》是迄今为止记录“两案”审理情况最为详细的书籍。　　该书提到“两案”的决策者原曾想把“一号号令”问题作为林彪罪状写进起诉书，但感到证据不足，特别是缺少过硬的书证，为此调集了14名来自军队要害部门的干部（多数是师职干部）破天荒地进入中南海，查阅中央核心机密档案，进行取证，也对林彪战备指示合法性问题进行了调查。　　对查证的具体结果，该书未做交待，只是笼统地说决策者们一致认为包括“一号号令”在内的有几个问题“定罪理由不充分”，因而决定“不列入起诉书内容”。在以后“两案”审判对林彪、黄永胜等人的起诉和定罪材料中，都未提及“一号号令”和“反革命政变预演”问题，显然过去的一些说法已被排除。随着对 “两个凡是”的批判，按理说此事在当时应该有个结果，但父亲等到的却是沉默。　　将近一代人的时光逝去了。1986年，有着秉笔直书光荣传统的中国史学界，终于首先打破了这难堪的沉默。他们不唯上、不唯书，经过大量的调查考证，以极大的求实精神和政治勇气对以往的“红头文件”提出重大修正。　　在当年8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较客观地评价了“一号号令”的历史背景和过程，首次明确指出林彪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做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后经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正式下达。　　又过了8年，1994年夏，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长达600万字的大型编年史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作者强调：作为史书，必须实事求是，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文字完全采用客观叙事的方法，介绍了“号令”发布后我军的活动概况，做出了“一号号令”不是阴谋活动的结论。还对由“号令”衍生出来的一些错误说法或传闻（如：知识分子去干校，老干部的疏散等）做了澄清。同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专文，充分肯定了该书作者排除干扰、去伪存真、实事求是的精神。消息一经发表，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振荡。这迟到的消息对父亲这样一批遭受池鱼之殃的号令执行者来说，更多的是勾起他们对往事苦涩的回忆，他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退休后的日子父亲过得恬淡而有规律，老俩口十分珍惜被人为分离近八年后再团聚的日子。父亲每天除陪母亲四处转转（主要是为了活动腿脚），一般上午看书，他是绒线胡同内部书店的常客。下午要去文津街俱乐部游泳。父亲的泳技不错，下水后一种蛙式，慢慢悠悠地可以游几千米。　　除此之外，父亲也接受过几次央视关于辽沈、平津战役的采访。90年代初，八一厂拍摄电影《大决战》，导演组找过几次父亲，父亲带她们到平津前线转了几天，特别去了河北蓟县孟家楼和天津杨柳青两处四野平津战役的前进指挥所。导演组还带饰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的特型演员到家中座谈，让父亲为他们介绍几位首长的工作和生活习性。　　不是一件事情打破了往日的平静，他可能就此走到终老。1995年中央军委组织全军编写一、二、三、四野战军史。“四野”编写组组长韩先楚、副组长苏静诚邀父亲参加。理由是：父亲长期在“四野”总部工作，情况熟；1956年在广州军区时就来北京参加过罗帅组织的“四野”战史编写，有基础。但同一组原东北局的一些领导人却颇有微词，要将他排除在外。韩先楚、苏静顶住压力，据理力争，为此还找了上面，将父亲作为顾问留在了写作班子里。　　以后父亲又多了一个新的生活内容，尽管不需每天上班，他却非常投入。但“四野”史写作不顺利，焦点是对东北局前九个月工作的评价。随着韩先楚、苏静的退出和病逝，父亲感到深深的压力。尽管家人多次劝他，都被打入另册了何必那么认真。他还是给军委江泽民主席，张万年、迟浩田副主席写信陈述自己的意见。　　2002年6月22日，父亲因胰腺癌在北京去世，享年80 岁。父亲的追悼会上，总参作战部的同志为父亲送来一副对联，上联：戎马一生认认真真，下联：驾鹤西去清清白白，横批：无怨无愧。我想，这副对联客观地评价了父亲的一生。　　在父亲去世后的2006年10月13日，《北京日报》发表署名佚名的文章《如何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者文中指出，评价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主要是为了弄清历史真相，为后来者提供借鉴，应当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文中在对博古、项英等党内早期领导人进行客观公证评价后提到了“一号号令”。文章指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号令”充其量是对敌情的过度反应，与其他无关。可是一些学者和老同志在写这段历史时，仍然沿用过去的提法，显然是不妥的。　　早在90年代末，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即，一群与共和国同时走过来的孩子们就曾在北京丰台京丰宾馆聚首。他们是：毛泽东的女儿李纳、林彪的女儿林豆豆、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张爱萍的儿子张胜、邱会作的儿子邱路光、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他们的父辈曾经怀着同一个信念共同创造了新中国的历史，战争年代他们是那样的亲密无间，然而一切在建国以后都变得复杂起来了。善良的人们谁曾想到，我们党内会出现那么多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且殃及了那么多的无辜，它给人们心灵上造成的伤害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孰是？孰非？到目前为止，谁也不愿轻易触动这一敏感问题。这些从小生活在父母政治光环下的孩子们，因父辈政治上的沉浮，都多有坎坷。然而，随着时间的延续，孩子们却用自己独有的方式，主动化解了父辈之间的恩恩怨怨。　　从“号令”产生到今天，近40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更客观、更宽容地对待过去发生的一切，甚至昔日的敌人都成为了今日的盟友。对于那些用鲜血和生命创造共和国历史的老人们，我们难道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对待他们吗？　　亲临林彪坠机现场　　——原驻蒙大使许文益眼中的“九一三”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后，中苏关系恶化。在苏联影响下，许多共产党国家开始疏远中国。1963年10月，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共领导人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制造分裂》的反华决议。1964年，蒙古当局把反华扩大到国家关系，开始对中国援蒙项目制造障碍，驱赶中国援蒙员工。蒙古国家宣传机器不断制造谣言，诬蔑中国对蒙古怀有领土野心……与此同时，苏蒙秘密签订了《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苏军开始陆续进入蒙古。　　1966年1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访蒙，同蒙古签订了为期20年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这实际上是一个将矛头指向中国的军事条约。此后苏联部队全面进入蒙古，大批坦克和战机绕过首都乌兰巴托向南开进，部署在中蒙边境上，苏蒙两军在边境多次举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联合军事演习。据有关资料表明，中苏珍宝岛冲突发生后，苏驻蒙部队已超过8万，苏联实际上对蒙古实施了军事占领。　　此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酣。在极“左”思潮的教唆下，红卫兵无视国际公法，四处出击。他们冲击了蒙古驻华使馆，并在使馆墙壁刷上“打倒蒙修”的标语口号；他们指责缅甸总理吴奈温是缅甸的“蒋介石”，砸了缅甸使馆；他们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1967年8月9日，蒙古驻华大使夫人乘车到北京东华门友谊商店购物，停车时无意中压着一张印有毛泽东头像的传单，被“红卫兵”抓了个正着。“革命小将”怒火中烧，当即将汽车推翻焚毁，司机被扭送北京市公安局，大使夫人落荒而逃，躲进了友谊商店。在国内，这类事件的屡屡发生，无疑使日益恶化的中蒙关系雪上加霜。　　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美国从全球战略考虑，要对付苏联的挑战，需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就中国方面而言，要应对苏联的战争威胁，也需要实现同美国的和解。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通过调研，经毛泽东同意，形成了新的战略决策：对苏联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着手同美国改善关系。　　中美关系的缓和，打破了“冷战”时期东西方相持已久的“核平衡”，对苏联领导层无疑产生了极大刺激，迫使他们重新调整思绪与美国人抗衡。此后就发生了在越南胡志明主席葬礼上，苏方向中方献媚和1969年9月11日中苏总理北京首都机场的会晤。尽管由于苏方缺乏诚意，使会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此举也让世界看到，经多年交恶后，苏联向中国举起了“橄榄枝”。蒙古为了自身利益，也对改善中蒙关系做出姿态。在这种情况下，1971年8月20日，许文益大使受命到达乌兰巴托莅任。（此前驻蒙大使张灿明于1967年春节返京参加外交部文化大革命未归，驻蒙大使近五年空缺）然而，20天后的一件突发事件，使许文益大使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事件的见证人。　　蒙古外交部突然约见　　许文益大使到达乌兰巴托后，随即展开工作。24日便向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相当于中国人大常委会）主席桑布递交了国书，并开始了一系列的到任拜会活动。蒙方的反应积极主动，气氛相当友好。　　9月14日上午8时，中国驻蒙使馆人员和往常一样吃完早饭正准备上班，蒙古外交部突然打来电话，说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上午8时30分紧急约见许文益大使。　　按惯例，外交约见一般应提前一天，至少应提前半天打招呼。而今天这样仓促的约见，即使在中蒙关系十分紧张的年月也是罕见的。加之许大使到任后尚未拜会过这位副部长，这样的既无事先预约、时间又这么急促的约见，让许大使这个在外交战线工作多年的老同志颇感突然。这种情况的发生，显然是两国之间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是发生了边境冲突？还是苏蒙两国又在搞什么名堂？许大使与使馆同志迅速分析了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但始终找不出发生“大事”的任何迹象，许大使顿生不祥感觉。8时20分，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带着译员刘振鲁匆匆登车赶往蒙古外交部。　　额尔敦比列格副部长已在他宽敞明亮的办公室等候。沙发前的长茶几上摆放着糖果、点心和烟茶，似有欢迎新任大使的拜会感觉。额首先对大使刚到任20多天尚未正式拜会就仓促约见表示了歉意，接着话锋一转说，我今天受政府委托，通知如下事情：13日凌晨2时左右，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喷气式飞机失事。此事我们有关部门当天上午才知道，昨天虽然天气不好，我们仍然派人去了出事地点了解情况。经多方证据表明，那架飞机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乘员9人，其中包括一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这件事情因为发生在夜间，我们还要派人去了解情况，所以通知中国大使馆迟了些。他紧接着说：“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土，我代表我国政府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国政府就此事的原因做出正式解释，蒙方保留再提出交涉的权利。”他又说：“中国飞机失事，乘员全部死亡，现在因天气还比较暖，尸体是需要按照某种方式予以掩埋的。”最后他再次强调，要中国政府在近期内就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的原因做出正式解释。　　许大使立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说：“感谢副部长通知我这件事，正当中蒙关系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当然是很遗憾的。”接着他以提问的口气说：“但我希望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请蒙古方面帮助了解，我国飞机因为什么原因误入蒙古境内的？对于副部长提出的口头抗议，在我未全部弄清楚和了解事实真相之前不能接受。但我可以把此事转告我国政府。”最后许大使说：“今天我跟副部长初次见面，虽然碰上中国飞机在蒙古领土失事的事情，但我希望这不会影响两国关系的改善。”并提出：“我们可以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吗？”　　额尔敦比列格就许大使提出的问题做了一些解释：“蒙古是一个以牧业为主的国家，国家法律规定，一旦草原失火，必须全力扑救。贝尔赫矿区有人见飞机失事着火，马上派人去灭火。火灭了，发现只有9名乘员的尸体，当时没有一个人活着。我认为，天气还暖，较长时间保存尸体比较困难。”接着问：“大使提出大使馆派人去现场的问题，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你们正式提出派人去看的要求？”许大使回答：“可以这样理解。”许大使告辞时，额让中方将去失事现场的时间、人员迅速通知蒙方。　　冒风险，克服困难，迅速向国内报告　　回到使馆已是9时30分，许大使立即召集使馆领导干部开会。大家摊开了蒙古150万分之一的地图，查明了贝尔赫矿区的位置。此矿离肯特省会温都尔汗不远，离中蒙边界约350公里。对于发生这样的事件，大家感到既突然又迷惘。许大使指出这一事件虽然严重，但要沉着镇静，注意保密，当务之急是迅速向国内报告情况，听候国内指示。同时要加强调查研究，注意搜集情况和各方反应，会后大家分头去办理有关事项。　　不一会，负责机要工作的同志神色不安地报告：蒙古电报局称，由于线路故障，电报要经过莫斯科转，最快也得4小时以后。当时我国驻外使馆除了一些重要地区的大馆设有短波电台外，许多使馆的通讯业务只能通过所在国当地邮电局办理，不但效益低，而且不保密（据说林彪坠机后，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在有条件的使馆均要设立短波电台）。在这样紧急情况下，蒙古邮电局的不合作，是偶然巧合还是成心刁难？大家心如火燎，都用眼睛直愣愣地瞪着许大使。许大使虽然表面冷静，但内心和大家一样焦急。俗话说情急生智。这时他忽然想起使馆有一部直通北京的专线电话，虽然已封闭多年，但如能启用，岂不能解决燃眉之急？　　这个专线电话是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友好时期中蒙苏三国协议架设的高频长途“热线”，从莫斯科经乌兰巴托到北京，供国家领导人、中央专业部门和大使馆使用。后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蒙关系变冷，特别是我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基本停用，但没有掐断，设在乌兰巴托的苏军高频通讯站定期派人来使馆维修。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曾用这条电话线路找周恩来直接通话。外交部总机的造反派一听是苏修头子要找周总理，拒绝接转，立刻挂断没商量。外交部鉴于这种情况特转告柯西金，国与国之间的事情要通过外交途径交涉，并下令将这条“热线”封闭。　　因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未经请示就恢复这条“热线”是冒着违抗周总理命令的风险的。许大使考虑到当前首要任务是将蒙方通知的情况迅速报告中央，出于身居前线的责任感，他认为事不宜迟，应当机立断，决定立即开封启用专线。办公室贾长禹急忙从库房拿出一抽屉钥匙。由于时间久远，大家都不记得是哪把钥匙了，只得一把一把试着开，站在一旁的同志急得头上热汗直流。大概花了半个小时，才打开封闭的房门。拂去电话机上厚厚的尘土，立即要通了北京的电话总台，请接线员立即接外交部。不料接线员却推托不知道外交部的电话号码，又推说外交部电话线路坏了，“啪”的一声把电话挂断了。这可惨了这边蒙古使馆的同志，无奈他们急得抓耳挠腮，跳脚哀唤，北京总台竟无动于衷，怎么也不出声了。　　怎么办？此时许大使极力让大家保持镇静，并果断决定使用蒙方的国际长途电话线路沟通北京外交部，说使馆有紧急情况报告，必须启用专设“热线”电话。蒙古的国际长途电话和它的服务一样缺乏效率，而且通话质量相当差，使馆要了近一个小时才要通北京。外交部办公厅接到电话倒很痛快，马上请示同意启用。费尽周折，许大使和大家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飞机失事的电报通过这条“热线”传送完毕，已是中午12时20分了。　　据说驻蒙使馆14日中午的电报传送到外交部时，外交部核心领导小组会议还没散。值班秘书顾不得敲门就闯入会议室，径直把使馆电报送到代外长姬鹏飞面前。姬鹏飞读完电报后，立即派人把电报报送毛泽东、周恩来。周恩来对驻蒙古使馆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为了使国内尽快知道我国有一架飞机在蒙古失事，当机立断启用封停多年之久的专线电话，以最快速度把电报传回北京，表示满意。周恩来要求外交部将电报用三号铅字打印18份，当天下午6时由符浩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交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周还专门强调，知道电报内容的人要绝对保密，从现在起，要指定专人译办驻蒙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密封后送他亲启。　　国内指示，大使亲赴现场勘察　　14日中午12时左右，正当我蒙古使馆紧张地同国内进行联络的时候，蒙古外交部又来电话，称飞机已经准备好了，催问使馆人员何时动身去现场察看。许大使原定派一秘孙一先带两个助手去现场，自己留馆等待国内指示。在蒙方催问时，许大使考虑去现场事情重大，在未得到国内指示之前，不能贸然行动。于是便以尚未准备好为由，请求推迟飞机起飞时间。两小时后，蒙方又来电催问，大使便直率相告，正在等待国内指示，蒙方也不再催了。　　下午6时许，终于盼来了国内指示，外交部要大使偕随员亲赴现场查看。许大使顿感事情比预想的还要严重。此时蒙古外交部已经下班，他决定打破常规，紧急约见额尔敦比列格副部长。副部长当晚有外事活动，会见安排在晚上8时半，地点仍在他的办公室。许大使表示奉政府之命通知蒙方：13日凌晨2时许失事的那架飞机，可能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对此我们表示遗憾。对蒙古政府愿意提供飞机并指派人员陪同去现场表示感谢。我将亲自率领有关人员前往现场，请蒙方予以帮助。　　额听完后立即要许大使澄清：中国方面关于飞机可能是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的解释是否可以认为是“正式答复”，许大使回答可以这样认为。他又追问到是否是“最后答复”。对方紧追不舍的态度使许大使警觉起来，他思索了一下说：“这是我国政府在得到使馆的第一次报告后给我的指示，是正式答复，但不是最后答复。”他又追问失事飞机是从哪里起飞的？往哪里飞？许大使坦率地告诉他，这个问题目前无法回答，并反问他，蒙古方面是否有飞机失事的进一步材料可提供给使馆，他回答暂时没有，但以后会有进一步的通知。额抱怨：中方不及时赴现场勘察，如果尸体变化太大，惟恐中方提出更多问题，并问许大使有无权利处理尸体，看来蒙方急于处理尸体。许大使问额蒙方有无可能将尸体火化，让我们把骨灰带回去。额表示蒙古没有火葬习惯，在那个地方火化尸体可能性不大。他要许大使等候飞机起飞消息，做好明天赴现场的准备。　　许大使回到使馆后立即把约见情况报告国内，并请求如果尸体不能火化，可否就地埋葬，待将来适当时候，再把遗骸运回国内。翌日凌晨，国内指示：尸体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火化确有困难，可拍照作证，就地深埋，竖立标志，以便以后将遗骸运回国内。　　勘察飞机坠毁现场　　9月15日下午1时30分，蒙古外交部通知我使馆，温都尔汗地区气象好转，专机2时30分以后可以起飞。许大使和孙一先、沈庆沂、王中远三位同志带着应用物品，并准备了一箱备用的酒、烟、茶等礼品匆忙动身。除此之外，许大使有每天收听外语新闻的习惯，他还随身带上了收音机和照相机。临上车时，吕子波参赞把一件夹大衣塞到大使手中。蒙古草原的秋天，昼夜温差大，这件夹大衣让许大使在随后的勘察中免受了冷冻之苦。　　为勘察现场，蒙方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班子。他们有：蒙古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高陶布、二司专员古尔斯德，边防内务管理局桑加上校，还有法律小组、卫生医务小组，蒙古通讯社、报社及电影摄制组人员，看来蒙方对这次坠机非常重视。　　2时45分他们乘坐的伊尔14飞机起飞，航程300公里，目的地是邻近中央省的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从飞机往下望去，乌兰巴托东北乌兰花的北山上，苏军的几部远程警戒雷达正在不停地转动着，当飞机飞经乌市东南那来赫矿区上空时，一个苏联空军基地尽收眼底。大约3500米长的主跑道和滑行道组成的矩形机场，呈东南——西北方向躺在草原上，几十架喷气式歼击机都脱去了机罩，在太阳照耀下熠熠发光。在飞机身后滑行道的外缘，一串串机窝历历可数。下午3时45分，飞机在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简易的机场降落。在蒙古，肯特省以水草丰美而著称，肯特省的肯特县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故乡。该省一位副省长和机场场长前来迎接。大家寒暄了几句后，蒙方说，中国飞机坠毁现场离这里还有70公里，趁天气尚早，可换乘汽车去看看，晚上回温都尔汗休息。在征得中方同意后，大家匆匆改乘两辆嘎斯69和一辆大轿车向目的地出发。　　汽车沿着克鲁伦河前进。克鲁伦河是蒙古境内的一条大河，它向东汇入中国境内的呼伦贝尔湖，注入黑龙江，流进太平洋。这条河下游东方省的哈拉欣河尤为出名。1939年，苏联元帅朱可夫指挥苏蒙联军在此对日本关东军进行了一次大会战，苏蒙联军大胜，致使整个卫国战争期间，日军不敢染指苏联东方战线，保障了苏对德战争大后方的安全。三辆汽车在高低不平的草原上颠簸了近两个小时，下午6时左右抵达现场。在一片漫坡上，黑乎乎一条烧焦了的草地和一个高高翘起的喷气飞机尾巴映入眼帘。失事现场边缘上，有蒙古哨兵在游动。据说该地区原为苏军防区，飞机失事后，苏军立即封锁了现场。随后，苏军撤出，蒙军进入。　　飞机失事现场位于温都尔汗西北70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这是一块不太规则的长方形丘陵间的盆地，沙质土壤，南北长3000多米，东西宽800多米，地势开阔平坦，牧草茂盛，有膝盖那么深，踩下去软绵绵的。飞机是由北向南降落，着陆点正好是盆地中央，坠毁在盆地的南半部。草地燃烧面积长800米，宽度由北的50米扩展至南面的200米，呈梯形。许大使环顾了一下现场，在萧瑟的秋风中，焦黑色的草地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飞机残骸，覆盖着白布的尸体分外显眼，一片凄凉悲惨的景象。　　蒙方人员簇拥着许大使等人向现场走去，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喀嚓喀嚓响个不停。高陶布对许大使讲，现场有死难者的一些遗物，是否只看不取，待视察完毕由蒙方统一移交。许大使表示同意。　　勘察从现场北端看起，飞机着陆点以南约30米长的草皮被机腹擦光，西侧平行处，是右机翼划出的深约20厘米的一道槽沟。再往南，擦地痕迹消失，进入燃烧区，飞机碎片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面越来越广。至200米处有一段带舷窗的机身，其东南20米左右处有一段左机翼，上有“……56”号码；至320米左右处有一扇舱门，门上钉有“旅客止步”的塑料牌，门东南30米处有一发动机；约400米处有三个连装座位架和座垫，其东侧4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外展部分，上有“中国”二字；机头在530米处猛烈烧毁，只剩下镶嵌仪表的空架子和残碎机件，机壳都已化为灰烬；机头正东2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内展部分，上有“民航”二字，“航”字旁边有一个直径约40厘米的大洞；机头以南80米处有一起落架。再往南200米，在未燃烧的草丛中躺着一个完好的轮胎；机头西北60米处是斜卧着的机尾，它的正南和东面20至40米处各有一个发动机，机尾上的五星红旗和机号“256”等标记清晰可见。这些标志明白无误地显示这是我国民航256号飞机。　　机头以北50米处散布着九具尸体，尸体中间有一炸坏的方形食品柜，旁边堆放着蒙方收集起来的死者遗物。尸体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模糊不清，难以辨认。许大使将尸体由北向南编成1至9号。并让孙一先等从各个角度拍成照片，以便以后鉴别确认。根据事后查证，5号尸体是林彪，瘦削秃顶，头皮绽裂，头骨外露，眉毛烧光，眼睛成黑洞，鼻尖烧焦，牙齿摔掉，舌头烧黑，胫骨炸裂，肌肉外翻。8号尸体是叶群，是惟一女尸，烧灼较轻，头发基本完好，左肋部绽裂，肌肉外翻。2号尸体是林立果，个子较高，面部烧成焦麻状，表情痛苦，死前似在烈火中挣扎过。现场遗物中有林立果空军大院0002号出入证。此外，1号尸体是林彪座车司机杨振纲。3号尸体是刘沛丰。4号尸体是特设机械师邵起良，身穿皮夹克，九人中只有他的衣服未被烧光。6号尸体是机械师张延奎。7号尸体是空勤机械师李平。9号尸体是驾驶员潘景寅。这些尸体和一般飞机失事的尸体不一样，并非个个焦骨残骸，而是驱干都完整，大多数皮肉挫裂，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烧伤严重，系飞机坠毁时摔撞燃烧所造成的。由于燃烧时伴有一氧化碳中毒，尸体皮下呈樱桃红色，加之停放时间过长，个个僵硬肿胀像蜡一样。值得注意的是，每具尸体腕上都无手表，脚上没有鞋子，看来飞机紧急降落前，为避免冲撞扭伤，机上人员是做了些准备的。　　许大使让孙一先等人抓紧落日前的阳光进行拍照，同时对现场情况进行了初步梳理：蒙古方面基本保护了飞机失事现场；飞机是由于不明原因着陆时失去平衡，右机翼触地引起爆炸燃烧；飞机的毯子上有巴基斯坦航空公司PIA字样，说明飞机是从巴基斯坦买来的，但不知机上所乘何人，为何在蒙古境内失事。据笔者了解，70年代初，因巴基斯坦发生水灾，中国政府向巴发放了为数不多的无息贷款，作为还贷的一部分，当时的叶海亚总统将巴方购买的三架英国三叉戟飞机以实物还贷形式转让给了中国。那时，在广州白云机场、北京首都机场和一些三叉戟航线上，经常能看见一些大眼睛、皮肤黝黑的巴基斯坦技师在培训我们的飞行员。　　按蒙方意见土葬死难者　　视察完现场后，天色逐渐灰暗下来。双方人员站在已化为灰烬的飞机机头旁讨论尸体处理问题。高陶布司长一再强调蒙古没有火化习惯，而且已裸尸三天令人不忍，必须立刻土葬。许大使观察了一下现场，也觉得当地根本没有火化条件。根据国内提示，便同意了按蒙方意见进行土葬。蒙方建议，失事现场不宜让死难者“居住”。按照蒙古人的习俗，墓地要选在高地上，面向东方，从早到晚都能见到太阳象征着吉祥。　　桑加上校带着大家踩着没膝的茅草，先是向东走去，然后又折回来，最后来到飞机主机西北的高地上。桑加上校说：“这里地势较高，向东可以看到失事现场。而且每天迎着刚升起的太阳，葬在这里好。”他的一片好心不应辜负，许大使决定照他的意见办，并表示感谢。　　桑加上校随即调来一个班士兵连夜挖墓穴。此时已是晚上8点多钟，天完全黑透了，气温降到2℃左右，冷风刺透衣裳。在汽车大灯的照射下，许大使接见了前来挖坑的士兵。这班士兵还穿着夏季军装，在寒风中冻得瑟缩发抖，嘟嘟囔囔颇有怨言。许大使让孙一先拿来随身带来的两瓶二锅头送给他们。蒙古民族是一个好饮酒的民族，乌兰巴托酒厂生产的白酒不好喝，而苏联的伏特加度数又不够，见到有度数这样高的好酒，战士们立刻精神抖擞，叽叽呱呱兴高采烈地开始连夜干活了。　　回到温都尔汗已是晚上10点多了。中蒙双方下榻在省政府招待所——克鲁伦旅馆。洗漱完毕便下楼与蒙方人员一起用餐。由于对方白天在现场态度友好，大家虽然鞍马劳顿，但心情还算舒畅。蒙方准备的饭菜比较丰盛，为了酬谢蒙方人员的合作，许大使又拿来几瓶汾酒、一听罐装中华香烟和一些罐头助兴。蒙古朋友非常喜欢这种高度数的白酒，三杯下肚，餐桌上便活跃起来了。席间高陶布司长说：“我们已经看了现场，现在应该写个正式文件，这个问题饭后商量。”许大使趁机询问他们是否知道飞机失事的具体情况和原因，高陶布说，飞机在空中时没人看到，但燃烧时火光冲天，有人看到了。至于飞机迫降原因，也许是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故障。　　对于第二天安葬事宜，许大使提出四项建议：　　一、墓旁立一块碑，上写“中国民航1971年9月13日遇难九同志之墓，”下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大使馆”。　　二、按照蒙古习俗，在墓顶放一件失事飞机的残骸，如标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机翼。　　三、请蒙方把遇难者的文件和遗物交给中方，我们写张收条。　　四、请蒙方人员帮助画一张飞机失事现场图，注明出事地点的经纬度。　　高陶布表示他们要研究一下，还要向上级请示。　　这顿晚餐吃到将近午夜，中方人员正准备就寝，蒙方又提出马上商谈飞机失事的正式文件。9月16日0时25分，双方开始第一轮会谈，谈到凌晨3时结束（谈判部分见后）。双方协议当天为死者举行安葬，然后双方回温都尔汗继续会谈。　　9月16日上午7时30分，双方人员再次乘车驶往苏布拉嘎盆地，在途中发生了一起事故。许大使和沈庆沂乘坐的汽车因司机车速过快，在丘岭间颠簸前行时，一个塄坎将车高高弹起，坐在后排的沈庆沂鼻梁蹭在车棚横梁上，擦破了好长一块，血流不止，眼镜也蹭掉了。幸亏许大使坐在前排死死抓住了车把手，否则也要受伤。车子不得不停下来，等待后面大车上的医疗小组救援。古尔斯德专员上来后看到这样情景大为恼火，咆哮着将那个司机训斥了一通。　　上午9时30分，在蒙方人员陪同下到达现场。昨夜降霜，草地比较湿润，肃杀的秋气显得格外浓重。许大使嘱咐随行人员利用天气晴朗光照好的条件，仔细复查一遍现场情况，特别注意观察飞机失事的原因。多拍些照片，以便送回国内研究鉴定。　　高布陶司长询问许大使，法医是否可以开始工作，逐个进行检验？许大使认为死因已十分明显，不必再折腾了。尽管如此，双方对尸体仍然看得比较仔细，我使馆人员从各个角度拍摄照片。蒙方摄影人员除了拍摄尸体外，还对准许大使和随员拍个不停。　　上午10时许，蒙古士兵抬来九口白茬棺材放在尸体旁。大家对九具尸体从不同角度拍照，然后按编号顺序入殓。9号尸体因身驱高大而两手上举，装进棺材不能合盖，蒙古士兵请示是否可以折断。高陶布司长用目光征询许大使的意见，大使痛苦地点了点头。只听喀嚓喀嚓的骨折声入耳森然，之后两个士兵用劲按住棺盖钉上钉子，装殓后由蒙古士兵运往墓地。　　墓地位于飞机失事现场西边1.1公里处，在一块高地的东坡上。墓穴长10米，宽3米，深1.5米。正准备下葬时，高陶布司长指着刚到的卡车对许大使说，按蒙古习惯，应在尸体上覆盖红布、黑布，现在汽车来迟，尸体已经入殓，是否可以把红布，黑布铺在棺材上。许大使表示同意，并感谢蒙方的好意。九具棺材入穴后，许大使和高陶布、桑加先后执铲做象征性填土，接着使馆其他同志填土，最后由蒙古士兵填土修墓。　　蒙方建议利用战士填土的时间，继续商谈。会谈是在大轿车上进行的，主要是谈蒙方起草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失事遇难人员安葬纪要》。为避免在这种场合进行争论，许大使表示这个纪要作为第一个文件的补充，可以简单一些，只写九具尸体怎样埋葬，埋在什么地方就行了。接着就转到从飞机上拿一样东西放在墓上作为标记的问题。沈庆沂建议把写有“中国民航”的一段机翼放到墓上，蒙方称那个东西太大，搬不动。王中远又提议把机尾上炸掉的发动机进气口环放在墓顶，蒙方接受了。蒙古士兵用汽车把进气口环和环中间的分流锥拉来放在坟顶上，一眼望去，明晃晃的十分扎眼，不仅可作为永久的纪念，也是一个显著的航空标志。随后，许大使带领使馆人员站成一排，怀着难言的心情，毕恭毕敬地三鞠躬，向死难者致哀。　　艰难地谈判　　在第一天视察现场后，蒙方便提出要签署飞机失事的正式文件。双方连夜进行谈判，但在实质问题上分歧很大，甚至多次发生激烈地争执，关键在于飞机的性质是“军用”还是“民用”。　　安葬遗体后回到温都尔汗已是下午5时多了，连续几天的高度紧张和劳累，大家都感到精疲力竭，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但当晚10时左右，蒙方送来他们起草的《现场调查纪要》，并要求连夜会谈。许大使利用沈庆沂和王中远翻译文件之机，靠在沙发上思考两天来的情况和问题。他感到，蒙方在帮助视察现场和安葬遗体方面是友好的，但在某些方面态度很强硬。他们虽然不再称失事飞机是“侵犯”和“入侵”蒙古国境，改用了“进入”二字，但仍强调飞机是“军事人员驾驶”，“军事人员乘坐”，甚至说是为“军事目的服务”。对方抓住“军事”不放，显然是别有用心，想在政治上置我于不利地位。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让步的。一定要按照国内指示，坚持是我方民航飞机误入蒙古国境的立场，进行耐心的说理斗争。主意已定，心情里反而松弛下来，竟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凌晨1时文件翻译完毕，我方人员立即研究，准备了应对方案。　　凌晨4时25分，双方在旅馆开始正式会谈。许大使首先对蒙古政府提供的合作表示感谢，接着对《现场调查纪要》提出修改意见：　　一、提议把序言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于1971年9月13日2时左右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改为“中国民航飞机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　　二、针对纪要第一条在记述飞机残骸时，只讲有中国国旗和256号机尾，而不讲标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机翼，应标明机翼上有“民航”二字。　　三、针对纪要第七条记叙死者遗物，得出“失事飞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使用的”和“死者都是军事人员”的结论，提议改为“这架中国民航256号飞机载有中国军事人员，也载有非军事人员”。　　对于蒙方提交的《安葬纪要》提议将序言部分改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友好帮助下，中国民航256号飞机失事遇难的九名人员（八男一女）遗体按下述方式安葬，然后写明在何时何地和如何安葬。　　大使发言后，蒙方建议休会10分钟。然而以后蒙方却迟迟不来复会。大使利用这个时间习惯地打开收音机，此时外电报道，中国关闭了所有机场，禁止所有飞机起飞。他马上联想到这一惊人的新闻很可能与这架失事飞机有关，这更让他感到问题的严重和复杂。这时沈庆沂发现，蒙方人员匆匆往邮电局跑，很可能是急于向上级请示。许大使考虑形势紧迫，此地不宜久留，要尽快回使馆向国内汇报情况。他让孙一先通告蒙方，鉴于我国国庆22周年临近，大使要在今天赶回乌兰巴托主持馆务，建议双方回乌兰巴托后继续会谈。　　在蒙方要求下，上午10时15分继续复会。桑加上校对许大使提出的修改意见逐条驳回。他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中国飞机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的，“因为死者都穿军装，并带有枪支”，我方坚持飞机上那个女性是非军人，现场还有她一双白皮鞋。而且“文革”期间，我国民航均由空军管理（蒙古民航也是由空军管理），不能以军人驾机就片面认为是军用飞机。由于双方立场不同，唇枪舌剑非常紧张，谈判陷入僵局。谈判在温都尔汗进行了五轮，但最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最后蒙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单方签定了《现场调查纪要》和《安葬纪要》。一场夜以继日的紧张谈判不欢而散。这时中国使馆打来长途，让许大使速返乌市，想必国内急于得到飞机失事的情况。下午6时，双方悻悻登机返回乌兰巴托。　　事后回想起来，蒙方强调“军用”二字不是没有道理的。但由于当时国内没有讲明飞机性质和其他更多情况，只是告知飞机因迷失方向误入蒙古领空，驻外机构必须按上级指示和口径办事；同时蒙方一再强调飞机是“在没有外来影响下，由于自身不明原因坠毁”，似乎在有意躲闪什么。加之不久前，苏联以间谍侦察为名，在某军事敏感区上空将一架他国民航客机击落，这就加重了我方对飞机坠毁原因的怀疑，在实地勘察中也偏重这方面调查；关于飞机上的“黑匣子”（驾驶员座舱语音记录器）我们没有提出索要，这是非常遗憾的。我使馆人员当时没有这方面常识，国内也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据航空专家讲，三叉戟“1E型”已装有“黑匣子”，这使对飞机失事的调查缺少了许多宝贵资料。其实早在许大使到达失事现场之前，“黑匣子”和飞机上的一个发动机已被苏联人取走了。就在许大使离开现场不久，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又来到坠机现场，挖开墓穴，割下林彪和叶群的头颅，架起大锅煮烫去皮后带回莫斯科（苏联保存有林彪1938—1941年在莫斯科治病的详细病历）。　　回到乌兰巴托后，许大使立即向外交部做了汇报，根据国内指示就尸体和遗物索要工作继续与蒙方交涉。中方急切的态度引起了蒙方的疑心，蒙方要求中方提供死者的姓名和身份。为了防止蒙方要价，许大使奉命停止了外交交涉，并派孙一先带着有关资料返回国内汇报。　　我的姥爷孙继述　　小时候，姥爷在我的记忆中很遥远。我在南国广州，对远在东北沈阳的姥爷只有一个浅浅的印象。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母很少提及他，只知道沈阳的姥爷生活低调，长期赋闲在家，但有知识，手很巧。20世纪50年代末，国家经济和科技尚不发达，姥爷给我们寄来了自己制作的矿石收音机。那用硬纸板压出的弧形机壳，用红色电线做出的刻度盘，犹如一件工艺品，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着实让我们这些外孙们惊诧不已且爱不释手。到了60年代，姥爷又给我们寄来了用塑料肥皂盒做的半导体收音机。1968年我参军入伍，正值文化大革命，按部队规定，战士是不允许使用半导体收音机的。可是我太喜欢了，于是，我采取瞒天过海之术瞒过连长的检查，将这个冒充“肥皂盒”的半导体收音机带到了连队。尽管当时不便使用，但它却在我的行囊中伴随了我的军旅全程。　　长大了，我逐渐对姥爷有所了解。记得是1979年3月上旬，我恰从广州回京探亲。父亲刚刚解除审查回家的第四天，有人来访，我去开门。见门口站着一位身着军装、略显福态、慈眉善目的老人，旁边还有位清瘦的女同志。他们用浓重的东北口音问到：“这是孙辛女儿家吗？你是孙辛什么人？”谁是孙辛？我一时愕然！后来我得知来访者是军委炮兵副司令高存信伯伯和夫人白竟凡阿姨。他们不仅是父亲在冀中军区的老上级，也是延安时期与姥爷同在“东干队”的领导。从那时起，我知道了姥爷曾经使用过两个名字，参加革命前叫孙继述，参加革命后叫孙辛。　　后来我回到北京，离东北近了，与姥爷接触多了起来。加上我在部队曾做过无线电报务员，和姥爷过去曾是同行，因此共同语言也格外多些，日久天长，我对姥爷有了更多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