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不忍成历史》 作者：阎明 林彪的“一号政变”，是不是确有其事？ 毛泽东明知“一号号令”，为何却讲从没听说过？ 珍宝岛冲突背后中苏交恶，一触即发的核大战为何没打起来？ 平型关大捷，中央军、晋绥军功不可没，是不是也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这不是小说，而是亲身见闻经历，从朝鲜战争、林彪坠机、珍宝岛作战，到真实的红军、真实的四野，再到“一号政变”、中印自卫反击战，原副总参谋长阎仲川之子阎明，根据自身亲历，并采访了多位亲历者和当事人，对历史真相层层盘剥，对复杂人性深刻逼问，对战争细节精心梳理。 革命不是简单脸谱，回忆并非过眼云烟，阎明带你见证真实的历史血肉。作者简介： 阎明（阎铭），原副总参谋长阎仲川之子，现为出版工作者。------------------------------------------------------------- 序 (二月河) 几年前我来京，在部队朋友的聚会上认识了阎明。在众多的朋友中，他属于话少的那种。多数时间里，他只是坐在一边，静静地听着别人聊天。以后我陆续读到他的一些文章，读文如读人，使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在人生经历中，我和阎明有些许相似之处：我们同为军人家庭出身，父辈都是抗日战争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我们同样在解放军这所革命熔炉中经受过历练；同样干到连级岗位并在连级干部的位子上离开了部队；说白了，我们有着同样的军人情结。 不同的是，我离开部队纯属志愿，阎明的离开却是无奈。不是突然的变故，他或许能继承父业成为一名职业军人。 我从部队转业后到地方当了干部，阎明却没我这样走运。受父亲和当时政策的影响，他被剥夺了转业的权利，按战士复员处理，被发落到山区里的“三线”小工厂当了工人。作为“可以教育好子女”，与地、富、反、坏、右分子为伍，也品尝到被歧视被污辱的滋味。 好在阎明不是那种一经挫折便丧失信念的人。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他最多的反应也只是不能理解。尽管在那个年月里“阶级斗争”很复杂，但从小的革命教育，使他无论如何不相信革命与反革命由量到质的变换会来得如此突然。从记事起，父母和老师对他灌输的是爱党，爱国，爱人民啊！可他还是接受了现实，按我们调侃的话说，谁让你赶上了。此后他便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当了多年的工人，并一步步走到现在。 本书收录的，是阎明到出版社近十年利用闲暇陆续发表的文章，写的都是身边熟悉的人和发生的事情。文章直面历史，对革命前辈充满了深深的敬意，宣扬了主旋律，其中一些文章曾被国内许多刊物转载并在网上传播，现在读来仍有意义。 我认为，阎明的人生轨迹恰恰是我们共和国的经历。他所受到的挫折，算不了什么，最多不过是人生长河中的一个瑕疵而以已，对他本人绝对是一笔财富。 记得在纪念辽沈战役六十周年活动上，罗荣桓元帅之子罗东进将军说得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非常厚重，内涵很深刻，有许多东西值得去认真研究、继承和发扬。同时，我们党的历史又是很沉重的，里面有很多的恩恩怨怨。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是勇于面对自己的问题的。最后，社会公信力的天平最终倾向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不仅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而且取得了经济建设的成绩。作为后来者，我们应当发扬光荣传统，兴利除弊，团结一致向前看，共同建设我们美好的家园。 二月河 2010年3月 自序 我当过兵，做过共，现为出版工作者。从事出版工作十余年，利用工作闲暇发表了不成样子的文章。在同事和朋友鼓励下，今天斗胆汇集成册，也算了却了一个军人后代崇尚英雄的情结。 我们这代人，虽然没有经历过前辈那种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战争环境，却是伴随着共和国的脚步成长的。共和国60年的悲欢步履，已在我们日逐成熟的心灵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些人生经历带给我们的启迪是：用更客观的眼光审视周围发生的一切。 书中所述人物，都是我熟悉和崇敬的长辈，其中阎仲川、孙继述、许文益、柯柏年与我还沾亲带故。尽管他们各自经历不同，都无一例外地用自己的经历诠释了共和国多舛的历程。 人们常说，历史是沿着它特定的轨迹向前发展的，但是在历史的必然中却又往往存在着偶然。父亲阎仲川、岳父许文益、姥爷孙继述虽然生活在同一年代，从事着各自并不相干的工作，但是上天冥冥之中仿佛伸出一只无形之手又将他们牵到一起。 父亲阎仲川作为主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在林彪出逃后随即被关押审查。而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亲临林彪坠机现场的又是我的岳父许文益。在处理坠机事件中由于蒙方通讯不畅，冒着受处分的风险断然决定启用停用多年的“中苏热线”，这条“热线”又是20年前任东北邮电总局副局长的姥爷孙继述亲率工人架设的。尽管这些纯属历史巧合，却恰恰说明了一个事实：共和国的每一成员，不管你用什么方式生存，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 在拙作出版之际，我代表我的家人感谢这些年来关心帮助过我的人们。感谢文化艺术出版社为我提供了一个学习和生活的平台。我这几篇不成样的文章，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阎明 2010年7月14日 目录 代序 二月河 1 自序 3 我的父亲阎仲川 1 ——从作战参谋到副总参谋长 黄永胜开门见山地说：“林副主席有几点指示，你记一记，给部队传达一下！” 父亲走进作战室，对记录稿稍做整理，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加个在编号吧！”“按什么顺序编？”值班参谋问。父亲考虑到这是“前指”开设之后发出的第一个指示，就从一号编起，叫‘一号号令’吧！ 就这样，被说成林彪进行“反革命政变预演”的“一号号令”，经父亲和一位值班参谋之手产生了！时间是1969年10月18日21时30分。 亲临林彪坠机现场 65 ——原驻蒙大使许文益眼中的“九一三” 5号尸体是林彪，瘦削秃顶，头皮绽裂，头骨外露，眉毛烧光，眼睛成黑洞…… 2号尸体是林立果，个子较高，面部烧成焦麻状，遗物中有空军大院0002号出入证…… 中国的民航256号飞机，突然坠毁蒙古境内，艰难的外交斡旋开始了。我的岳父、驻蒙大使许文益，冒着巨大风险，启动停用多年的中苏热线，把林彪坠机的消息报告北京。 我的姥爷孙继述 88 世事惊人地巧合，20年的一件事，20年后可能还在起重大作用。 20年前，我的姥爷孙继述担任中苏“热线”工程总队长，亲手架设了北京至莫斯科的中苏热线电话，全长12000多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路上有线电话。 20年后的1971年，林彪出逃，坠机蒙古温都尔汗。报告飞机坠毁情况所启用的中苏热线电话据说这条线。 作战珍宝岛 109 ——曹建华的1969 孙玉国带领一个班引诱苏军，进入了曹建华的伏击地域。 曹建华在身边准备了三名冲锋枪手，在敌人将要开火的那一瞬间，他果断下令“开火”！ 曹建华的一声命令，打响了世界闻名的珍宝岛战斗的第一枪。 珍宝岛冲突背后中苏交恶，中美苏三国角力，一触即发的核大战为何没能打起来? 京西喋血 134 ——吴瑞林与四野五纵的京西丰台阻击战 那天晚上，傅作义并没走远，目睹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 当时天气很冷，他蜷缩在战车里,虽裹着一件棉大衣，还是忍不住浑身筛糠，冷汗浸透衣衫。是为侥幸逃脱而庆幸?还是被解放军的勇武所震慑?我们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如果活捉了傅作义，平津战役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形。 四野是怎么炼成的 149 ——刘亚楼在四野 刘亚楼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现代化战争理念带入了四野，致四野从东北打到海南岛，一路无往不胜，所向披靡。 天津战役是刘亚楼最经典的战事之一，炮兵、坦克兵之多，工兵首次大批直接参加攻坚突破，堪称解放战争之最，34万大军熟练的节拍、默契的协同一气呵成…… 毛泽东点将刘亚楼当第一任空军司令，也是极为看重他的现代化军事素养。 柯柏年百年 170 他从没留过学，却自学成才，成为共产党第一代翻译家。 他翻译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些读物成为我党早期党员的马列主义启蒙。 毛泽东说：“翻译工作，要多请教柯柏年。” 延安时期，他是第一代外交人员，与美军观察组共事，与后来的美国政要成为好友。 大跃进时期，他坚持实事求是，痛批浮夸风，“文革”后首先提出“借贷光荣”，建议大规模缩减外援。 虽九死，犹未悔 191 ——记红军战士欧阳启旭 左权后脑被炸开一个大窟窿，在他怀里停止了呼吸。 受张国焘造谣，康克清被红四方面军战士围着骂，他上前去去解围。 奇袭阳明堡机场，他曾烧了日本鬼子一架飞机。 作为白求恩的助手，他曾与之共事多年，说白求恩工作精益求精，但却脾气暴躁，常摔手术刀骂人。 他没上过学，三过雪山草地，却从一个红小鬼成长为知名野战外科专家，协和医院院长。 平型关往事 219 ——70年前的血与火 在115师痛击日寇时，崞县、代县扑来援敌1000余人，此时林彪已无兵可派。 万分危急之际，从半路杀出一彪人马，他们却是八路军总部的特务团(中央警卫团)! 平型关大捷，国民党中央军、阎锡山晋绥军功不可没，也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沧桑平型关，“九一三”之后，林彪从神变成鬼，平型关也经历了人间的世态炎凉。 鲁挺与乒乓外交内幕 248 坐在鲁挺身后的庄则栋小声问，我可不可以送他一件小礼物? 鲁挺认为这是运动员之间友谊的表现，便应允了。庄则栋把一件织锦送给科恩，科恩下车时，不失时机地将织锦高高举起。第二天，各大报刊都登出了中美友好的标题和大幅照片。 第三天，美国代表团团长找到鲁挺，提出赛后访问中国，鲁挺立刻请示国内。 毛泽东原不准备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接到鲁挺报告之后，毛泽东在思想上发生重大转变，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就揭开了中美外交的序幕…… 是战士，才能演好战士 267 ——我所知道的李长华 他是新中国第一部电影《人民战士》的男一号。 他第一场演出，因观众里有中央领导，吓得他立刻筛糠，脑子里一片空白，整个人懵了。 毛主席在台下，用浓重的湘潭话说：“这个陕西娃娃忘台词了!” 坊间历有传闻，是林彪不让冼星海上他乘坐的飞机，致使其客死他乡。 真实的冼星海之死如何，且听文章一叙原委……=========================================================== 我的父亲阎仲川 ——从作战参谋到副总参谋长 一 河北省定兴县杨村镇，距北平百余公里，紧临拒马河，明清以来一直是一个繁忙的水运码头，几十吨重的船舶上至县城，下经大清河直通天津。 1922年2月11日，父亲出生在杨村镇一户颇为殷实的上中农家中。因排行老二，取名仲川。据说，这份家业是我太爷置下的。1900年，遭袁世凯和外国势力的镇压，山东部分义和团转移直隶，保定以北的定兴、涞水、易州、固安、涿州一带和天津以西的文安、霸县等地被义和团控制。太爷从小习武，懂得一些拳脚，加之为人仗义厚道，被当地群众拥为义军小首领，拉起了“扶清灭洋”的大旗。这场被清政府利用的农民革命，很快被镇压了。随后，老宅被查抄，太爷出逃，在察哈尔首府张家口警察局谋得一差。几年后有了些积蓄，在老家置办了家业，还在镇上开了一间小杂货铺。听家里老人说，阎家门最旺时，有几套马拉的大车，长年雇有长工，农忙时还雇短工帮忙。到了爷爷这一辈已家道中落，虽然吃穿不成问题，但已没有了往日的宽裕。 父亲八岁在本镇读小学。学校规定，学习成绩在前三名的学生可以免交学费。父亲说他并不是聪明学生，但为了争取免费，给家里作个交代，只能用功读书。每天放学回家，吃完饭便立刻返回学校住宿，为的是学校里有灯可以看书自习。在校7年间，父亲每年都能争得班级前三名的成绩。 1937年6月父亲小学毕业。由于家境每况愈下，爷爷为了保障大伯能在保定六中继续读初三，想让父亲弃学经商，到天津当学徒。可是父亲太想读书了，便想找一个不花钱或少花钱的学校继续学习。经努力考取了公费的保定工业职业学校（相当于现在的中专），毕业后可进工厂当工人。 正当父亲准备到保定上学的时候，“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了。百里之外卢沟桥的炮声隆隆，搅得人们惶恐不安。9月初，国民党参战部队开始撤退，有一支部队经杨村南下，在拒马河上架设了浮桥。日本飞机在追击国民党撤退部队时，连续数日对杨村渡口狂轰滥炸。瞬间，家乡被战火硝烟笼罩。年仅15岁的父亲也被国民党抓了伕，强逼给一连长挑行李，走了十几华里，连长看他年少力单，才将他放回。 日军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大规模退却，使保定地区陷入无政府状态。一时间沉沙泛起，鱼龙混杂，以抗日为名的各种势力纷纷活跃起来。这其中有真正的抗日队伍，有自卫性质的联庄会，还有土匪和各种帮会势力，他们各霸一方，扩充地盘。1938年春，定兴当地的赵玉昆将几个村子里的农民武装集中起来，拉起一支队伍，赵玉昆本人被冀中军区任命为冀中定、易、徐、涞军分区司令（赵后来投降日本当了汉奸）。1938年6月，大伯带着父亲参加了这支部队。 在这里还要提一笔我的大伯阎伯泉。大伯1918年生人，“卢沟桥事变”时正值保定六中升初三。在我们老阎家，大伯可是一个见过世面、有学问的人，是阎家门的希望，也是老阎家的重点保护对象。小时候听奶奶说，那时候大伯从学校回家，穿着西装裤（当时农村还大多穿勉裆裤），白球鞋，夹着网球拍，一副风流倜傥的样子。由于在保定府上学（当时的河北省会），早早接受新思想，成为进步学生。“卢沟桥事变”后，反日浪潮高涨，保定府已容不下一张读书的课桌，他便回乡参加了抗日队伍，并将自己的弟弟——我的父亲带到部队。 参军不到一个月，日军对杨村镇进行了“扫荡”，一把大火把整条商业街烧光，家里的杂货铺也未能幸免。此时大伯和父亲正在家中看望奶奶，被日军围堵在村中。家人极为恐慌，奶奶和大妈（大伯已成家）强迫大伯和父亲脱下军装，化装成老百姓的样子躲过此劫。大伯妥协了，扒下军装埋在水缸下面。父亲却坚决不从，他跳出后窗，利用地形与鬼子周旋，冲出了包围圈。大伯却因老婆拖后腿就再也没回部队。解放后家人偶提这段经历，都说如果不是一念之差，凭大伯的学识，如能坚持到革命胜利，其职位不会比父亲低（平津战役时大伯在北平王府井照相馆当会计）。当然，这都是后话。日军的残暴更坚定了父亲抗日的决心。 1938年9月，父亲被派到高丽镇干训队学习军事，内容主要为队列、站岗放哨等一般军事常识，教官均是国民党旧军人。年底毕业，被分配到24团5连当见习排长。3个月后，5连在反“扫荡”中散了一半。这时冀中军区向赵玉昆部调干，父亲和其他7人被选中。1939年2月，他们在河间找到了冀中军区，随后被编入参训队，开往冀西，由120师教导团代训。 参训队学习生活是正规、紧张、愉快的。学习内容主要是战术、测绘，更多的是政治。120师李贞同志（共和国第一位女将军），多次给参训队上课，主讲中共党史，这时父亲才真正接触到中国共产党。这期间，班长郭伯海对他影响很大。郭伯海参加过长征，是120师译电员，他们每天生活在一起，常给父亲讲述长征中贺龙、关向应英勇作战、艰苦奋斗的故事。随着对党认识的深入，他积极向党组织靠拢，10月在班长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学习期间，120师在参训队驻地附近城南庄与日军打了一仗，参训队都被动员起来，站岗放哨，做后勤工作。父亲觉得小小年纪就参加战斗，很是自豪。 1939年冬，参训队结业。回到冀中后，父亲被分到冀中军区司令部作战科当见习参谋，半年后转为正式参谋，从这时起便奠定了他一生作战参谋的生涯。 1942年日军多次对冀中进行大扫荡，实行了残酷的“三光”政策，冀中主力部队撤出了平原地区。为了适应战争环境，冀中军区机关精减缩编。1943年初，父亲被调入冀中军区教导团。约半年后，中央军委决定，冀中几个主力团向晋绥转移，晋察冀军区司令兼政委聂荣臻和冀中军区司令吕正操去延安参加整风和“七大”，吕正操调任晋绥军区司令员。父亲从教导团调出，随吕正操转到晋绥军区，在司令部任作战参谋。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吕正操受命进军东北。父亲离开了晋绥，随吕正操到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司令部当作战参谋。从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从沈阳撤退，四平保卫战，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夏秋冬季攻势，辽沈、平津和四野南下诸战役，直到解放战争结束，成立中南军区、广州军区。父亲从参谋、副科长、科长到广州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处长（后改为作战部，这中间除1955年5月至1956年7月曾调任41军123师第一副师长兼参谋长，一年后又被调回作战部），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1969年5月调军委总参谋部任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1970年4月王扶之接任作战部长），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被审查，才结束了他作战参谋的生涯。 在这33年军旅生涯中，父亲基本上是在司令部做参谋工作，而且没有离开作战部门。早期我军的司令部业务比较简单，作战任务基本上是由首长根据敌情亲自决断的。在冀中军区当参谋的主要任务是：行军打仗负责给首长准备地图，布置作战室，在作战室值班做一些上传下达的工作。在冀中军区三年多的时间，经历了三任参谋长。第一任参谋长李英武是吕正操从东北军带来的一个营长，旧军人习气浓厚，生活上爱摆谱，动不动就对下面发脾气，大家特烦他，参谋们私下给他起外号李大架子。后两任参谋长是沙克和孙毅，两任科长是关联熏和高存信。这些首长们对年轻参谋都能言传身教，关怀备至，促使他们在工作中逐渐成长。 到晋绥军区后，参谋长是陈漫远。当时晋西北形势好转，我军对敌斗争主要方式是向敌占区派遣武工队，发动群众，袭扰敌人，陈漫远非常重视这项工作。父亲根据上级要求，经常深入下去了解情况，总结经验。这期间，虽然经历了一次大扫荡，晋绥司令部被日军烧了，但我军根据地生活还是相对稳定的。部队大生产运动搞得很红火，作战科也有了自己的生产基地，种些胡麻之类的农作物。 父亲认为，在他的参谋生涯中，真正学到点东西还是在东北。1945年刚到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先是肖劲光，后由伍修权接任。因伍修权常在东北局给彭真当俄文翻译，日常工作实际由副参谋长聂鹤亭主持。聂鹤亭是个老资格，南昌起义时曾和林彪在一个连队，聂鹤亭是一排排长，林彪是二排排长。尽管这时林彪已当了民主联军总司令，聂鹤亭却还常把这段经历挂在嘴上，时不时还在科长、参谋们中间炫耀一下。1946年7月“七七”会议后，刘亚楼接任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任第二参谋长。 刘亚楼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他很注重将苏军司令部的工作经验运用到民主联军司令部建设中来。到这一阶段，父亲才比较多地知道了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参谋长对参谋人员要求很严格，强调必须熟悉业务，掌握情况，有问必答，特别是对自己的部队，要了如指掌。当时作战科主要任务是在大政方针确定后，按参谋长要求到各部队传达任务，了解情况，总结经验。每天根据战场发展情况和首长的作战意图向有关方面发通报。东北民主联军指挥所分前后两部分，前指设在哈尔滨以南的双城，父亲长期在前指工作。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参谋长要求作战科长们到首长那里和秘书们住在一起，及时了解首长意图，以便组织有关保障和通报工作。遇有典型战例（成功的或失利的），都要派他们去总结经验教训。 辽沈战役前后，父亲在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作战科任副科长，是林彪作战指挥班子中的成员，一直跟随林、罗、刘行动。在辽沈战役前，为了隐蔽行动意图，指挥部除对部队提出要求外，还要派出专人去传达任务。曾派科长尹建去二纵传达秘密包围义县的任务，派父亲秘密组织三纵、特纵的火车输送，派参谋处长苏静到锦州前线去总结经验，到塔山前线去督战等等。对于总部这些隐蔽战略行动企图的作法，一些纵队首长很不理解，父亲到三纵传达命令时，纵队司令韩先楚曾问父亲，为什么不使用电报？整个战役期间，处长、科长们几乎没有见过面。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在北宁线的锦州至昌黎段首先打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急令东野林、罗、刘三位首长率指挥机关由双城向锦州方向前移。9月30日，前指在机动过程中发生了一起鲜为人知的事故，幸而父亲及时发现，才避免因事故而引起的严重后果。 罗帅去世20年后，在后人为他撰写的《罗荣桓传》中对此事曾有过简单的叙述：“……开进中在道里江桥发现国民党的潜伏电台，火车又向东南开到拉林车站，然后突然掉头北返，过三棵树江桥向哈尔滨开去……”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奇怪的行车路线？既然是中央命令东野指挥机关迅速南下锦州，为什么已发现敌情还不迅速摆脱，却在哈尔滨周围来回折腾，反而增加了东野指挥机关暴露于敌的危险？其实罗帅并不了解实情。 按父亲的话：严格地说，那应该算是一次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事故。了解这件事情真相的人很少，后来一些说法都是不准确的。 辽沈战役期间，前方指挥所的组织工作由参谋长刘亚楼统管，“前指”专列的编组和行车计划由哈尔滨铁路局统一调度。 由于当时长春、沈阳几个要点尚在国民党军占领中，为了行车安全和隐蔽战役企图，火车必须绕道运行。按计划：“东野前指”的专列由双城出发，到哈尔滨后沿滨洲线向西北开进。到齐齐哈尔南面的昂昂溪掉头南下，经白城子、双辽、再往西南下阜新，然后转乘汽车去锦州前线。 9月30日晚11点左右“东野前指”专列离开了双城。为了防备敌特破坏，专列行动计划高度保密，哈尔滨局只知道有一列普通列车由双城发往哈尔滨。 辽沈战役开始后，繁忙的军运使哈尔滨局的调度显得有些忙乱。由于事先没有交接清楚，专列午夜到达哈尔滨稍作停留，进行例行检测后，调度室竟将专列发往吉林方向。 专列向哈尔滨东南方向行驶了近三个小时，停在一个车站等待交会。此时已是凌晨，专列上的人们早已进入梦乡，但父亲尚未入睡，大战在即，作为指挥机关的工作人员，上车布置好作战室和处理完林、罗、刘首长交办的工作，许多重大事情都需要在脑子里过一过。见到停车，父亲便下到站台上踱步。走到一块站牌下，借着昏暗的灯光抬头看了一眼，站牌上赫然两个大字“拉林“映入眼帘。熟悉东北地形的父亲大吃一惊！这和原来的行车路线整相反啊！要继续走下去，向东：经五常、舒兰、蛟河、安图后进朝鲜了；向南：经永吉、磐石、梅河口便直插敌人重兵占领的长春、沈阳。这不仅与原行车路线背道而驰，而且会给“东野”指挥机关带来重大危险。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和军委十二道金牌令“东野”指挥机关南下锦州，即使天亮后发现走错了路，再去纠错，耽误了执行命令的时间，这漏子可捅大了。 父亲急忙上车推醒了刘亚楼参谋长，刘亚楼得知走错了方向也急眼了，叫父亲赶紧想办法。这时他们看到不远的叉道上有一列等待交会前往哈尔滨方向的列车，父亲急忙上前打探，得知是李天佑一纵后勤运送物资的列车。父亲将负责押车的后勤副部长带到刘亚楼处。刘亚楼命令：一纵列车原地待命，车头挂上专列返回哈尔滨。如上面追究，刘参谋长负全责。这样，一纵的车头挂上专列向哈尔滨急驰而去。 天刚放亮，专列在平房车站被拦堵，哈局派来的“毛泽东号”机车头已在此迎候。想必调度得知放走了专列，肯定吓得不轻！车头挂上专列后，按原定路线急驰而去。天亮后驶过松花江三棵树铁桥…… 此时刘亚楼忐忑不安地来到林彪处，见林彪正在对着地图沉思。林彪见刘亚楼在门口探头探脑的便问道：“火车到哪里了呀？”刘亚楼急忙打马虎眼答到：“快了，快了，早过松花江了。”可能是大战在即，林彪有更多的事情要去思考，因此没有更多追问。 这个秘密只有刘亚楼、父亲和哈尔滨铁路局的当事人知道，其他人都蒙在鼓里。五十多年后，父亲才对几位老同志提及此事。父亲说：“反正辽沈战役打胜了，这事也就不算问题，知道的人又极少，没必要再去说清楚，已经写到书上的东西更没必要去更正了。” 如果在打辽沈出现了问题？如果是因耽误时间而贻误战机？追究起责任，哈尔滨铁路局肯定是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打锦州父亲负了伤，但不是枪炮伤。“前指”随部队向锦州外围运动时，作战科拉物资的马匹受惊狂奔起来，父亲躲闪不及被刮倒，在地上拖曳了近两百米才被拦下，此时父亲左胳膊已完全拖烂，露出森森白骨。父亲是吊着胳膊参加锦州战役的，以后父亲胳膊上便留下了深深的疤痕。 辽沈战役后，平津战役期间，父亲被作战科派往天津前指，跟随刘亚楼同志参与了天津战役的全过程。在以后随部队南下的诸战役、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中南地区剿匪等，父亲在“四野”总部亲历了四野所有的重大军事行动。随着经验的积累，父亲的参谋工作有了一定的主动性。 在我们子女的记忆中，父亲对于自己的经历基本缄口不谈。这可能与他长期负责作战工作、保密要求高有关系，嘴特别严。有时学校里布置我们回家听父母讲战斗故事，他都敷衍了事。再有，父亲认为自己长期在领导机关工作，没有在基层带兵打仗，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他在革命战争中的贡献和那些带领部队去冲锋陷阵的同志是无法比拟的，这一点父亲不说，我们却能感觉到。这也是许多机关工作同志的通病，都愿意到基层带兵，一般在基层发展，进步都会快些。多年后，我听广州军区的迟泽厚叔叔说，1956年，在41军123师任职的父亲，接到军区一纸调令——回军区作战部任部长。当时父亲十分不情愿，为此还给当时的军区领导写了一封措辞强烈的信，陈述机关干部也能在基层发展。无奈胳膊拧不过大腿，加之军人必须服从命令，最后还是恋恋不舍离开部队回到机关。我们现在有限的一点关于父亲的情况，多是从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文章和他病重后我们做的一些抢救工作中获得的。 其实在战争年代，尽管父亲不在前线与敌人拼杀，却也曾与生死擦肩而过。军委炮兵副司令高存信伯伯（当时是冀中军区作战科长）在他的《往事回忆》中提到这样一段经历： 1941年8月14日敌人开始了一周的秋季扫荡。日军3000余人在飞机配合下，分数路“扫荡”我滹沱河两岸之安平、深泽、无极、束鹿、安国地区。此时冀中区党政机关驻在安平县滹沱河南子文镇一带。当我发现南边敌人后，立即向北转移。在杨各庄渡河时增援之敌与我掩护渡河部队29团展开激战，机关渡河后西进，黄昏到达深泽城西地区，遭敌机尾随盘旋扫射，打死作战科的一匹战马。敌机过后清理队伍向西出发，却发现西面也有敌人，随即又调头向东，经一夜行军，跳出敌人合击圈，拂晓到达安平县东北部的中佐村。 中佐宿营后，正准备吃早饭，敌人飞机又来了。当时吕正操司令和程子华政委住在靠河边的一个大院里，吕司令住西厢房，程政委住东厢房，北面正房是作战室。敌人可能以为军区首长住在北面正房，所以把它作为主要攻击目标，四五架飞机轮番轰炸扫射。此时参谋阎仲川正准备接白班，刚跨进北门，炸弹就下来了。“轰隆”一声巨响，炸弹在北房西屋爆炸，屋内的夜班参谋田苏被掉下来的椽子砸死，送早饭的通信员也被倒塌的墙埋起来牺牲了。阎仲川与田苏的距离也就两米远，仅隔着北屋东头的门。被巨大的气浪推倒在地上…… 第二次是1952年初的抗美援朝，美军对我实施绞杀战期间。尽管我志愿军进行了五次战役，把战线维持在三八线附近，但双方都已无力推进。可是，国内和朝鲜方面对这场战争胜负的期望值过高，这无疑给前线指挥彭德怀以极大压力。彭德怀除向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外，还从各大军区抽调人员组成志愿军参谋团，帮助分析预测战场形势。身为中南军区作战处长，父亲奉命赴朝。他们一行从丹东鸭绿江桥过江，车队刚驶上桥，突遭美机轰炸扫射。鸭绿江桥是铁路公路单行桥，过江的车辆一辆接一辆，后退不可能，只能加速往前冲。这时一颗炸弹下来将父亲前面的车炸飞……这段经历是父亲去世后母亲告诉我的，她说这件事她记忆深刻，因为1952年7月6日我降生的那天是父亲从朝鲜回国的日子。 几十年后，我借出差之机，踏上了父亲曾经走过的江桥。江水滔滔，江桥依旧，白色的鸥鸟悠闲地漂浮在江面上，两岸一派和平景象。然而，江桥巨大钢梁上被美国飞机航空炮弹楔出的大窟窿仍历历在目。它仿佛在提醒人们，不要忘却几十年前的那场战争。 军旅作家张正隆在《血红雪白》中提到的父亲在东北被审查的那段经历，我曾问过父亲。他很淡然地说，当时刚到东北，敌我力量那么悬殊，部队逃亡的人也多，情况很复杂。加上我的科长叛变投敌，我又被隔在敌后好几天，接受组织的审查，这在战争年代是很正常的。抗战期间有一次冀中军区转移，晚上渡河时，我带前卫连刚过河突遭鬼子伏击，吕正操司令带着主力部队一下退了回去，我和前卫连突破重围，十几天后才找到大部队。那时也简单，只要有人证明一下就行了。 1949年2月平津战役结束后，父亲与一个老战友的女儿孙碧琏结婚。罗荣桓政委夫妇、刘亚楼参谋长夫妇、苏静处长，在罗政委家吃了一顿便饭，以示老首长对部属的关怀和祝贺。 在战争年代的几次跨区调动中父亲都遇到了“山头”问题。它看不见却能感觉到，在冀中有，到晋绥也有。东北民主联军虽然来自全国各地，但基本上是八路军115师的老班底，实际上也不可能一下就排除这个问题。中央认为，“山头”与宗派是有区别的，它是中国武装割据特定环境下的产物。中央既承认“山头”，又要消灭“山头”，对此父亲是有体会的。1947年初吕正操调任西满军区司令时曾让父亲随去，父亲写了条子，说不能去，下面已有人议论，我是吕司令“山头”的人，这样父亲留在了总部。没曾想父亲摆脱了一个小“山头”，最后又被融入“四野”这个大“山头”。最后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牵连。 二 全国解放了，天下并不太平。蒋介石逃到台湾后不甘为寇，很长时间里一直不断袭扰新生的共和国政权，特别是朝鲜战争后，台海紧张局势加剧。彭德怀元帅当时指出：“台湾海峡的斗争，在朝鲜战争前，属国内战争性质……美国虽也暗中给台湾以军火和物质援助，但我们打台湾是国际上公认的内战。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6月27日美国军队参加朝鲜战争，同时宣布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把台湾置于美国占领范围内，也即是策应朝鲜战场的侧翼。从此，台湾海峡就增添了中美对抗的国际因素。”①【尹启明、程亚光：《第一任国防部长》，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央军委暂停攻台计划，将主力部队调往朝鲜半岛，国民党借机加紧对我沿海岛屿进行袭扰。通常是集中一部优势兵力，突然登陆目标岛屿，以大吃小，并在解放军部队赶到之前迅速撤离。对此行动，美国人当然支持。因为这不但可以牵制新中国在朝鲜的作战，也可以增加美国人的谈判筹码。他们用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的同时，还不断派出武装舰只入侵我海域，为蒋介石的军事行动保驾护航。 依仗美国人撑腰，蒋介石运用美军二战太平洋战场岛屿作战经验，不断在东南沿海采取军事行动，并屡屡得手。仅粤东沿海，1952年1月28日，驻金门蒋军1000余人，在湄洲岛登陆，抓走岛上居民300余人。 1952年10月11日，国民党75师、14师一部共9000余人，在10艘舰艇、8架飞机的掩护下，在福建莆田的南日岛登陆。守岛的一个连寡不敌众，大部牺牲。我28军83师、85师增援，以伤亡1300人的代价，三天后才将敌击溃。 1953年7月15日，蒋军3个野战师各一部、海军陆战队一个支队、空降兵两个中队，并配有水陆坦克21辆，飞机6架、各类舰艇13艘，共13000余人，由敌19军军长陆静澄指挥，对位于福建、广东结合部的东山岛发起大规模进攻。 蒋军先是出动飞机炸毁了泉州通往东山岛的必经之路九龙江桥，并首次使用空降兵切断渡口。他们空投了450名伞兵至岛北渡口附近，企图阻挡大陆上岛增援。我守岛公安军80团顽强抵抗，步步阻击，码头上的我军海军官兵也抄起武器打起了陆战。16日上午，我阻击部队退至具有坚固坑道与土木工事的公云山制高点，抵挡住敌军猛烈的炮火攻势，据险坚守。广州军区（当时的中南军区）41军122师和华东军区28军82师、31军91师272团渡海增援，激战三个昼夜才将敌击溃。我军死伤被俘计1250人，国民党死伤被俘者计3379人。 敌人的登岛作战组织相当严密，部队利用夜暗登岛后，所有航渡器材全部后退15海里，以免遭我岸炮火力袭击。三天后还是利用夜暗，航渡器材靠岸接走部队。这段经历从9。13后父亲被监禁中的日记中能够读到。122师因行动迟缓而给于敌人更多的脱逃机会，从而引发他对部队战斗作风的反省。 建国初期，我国国土防空比较薄弱，领空一直很不安宁。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仿佛有了底气。蒋军空军多次对我沿海城市进行袭扰，曾轰炸了上海市。当时广东的省会广州的夜空里常会响起凄厉的防空警报声。粗大的探照灯光刺破漆黑的夜空，高射炮咣咣震响。从台湾或香港起飞的，贴着青天白日的美制低空侦察机，在的探照灯光柱中撒一把传单便慌忙离去。由于我们空军刚刚组建，飞机性能和夜战能力技不如人，拿他们无可奈何。 第二天天刚亮，军区机关干部和警卫营的战士们撒网似的满世界在地上捡传单。这段经历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打上深深的烙印，以至成年后回到北京，将这些经历讲给我的同龄人听时，他们一脸茫然：不能够，在我们的记忆里，建国后，北京一直是歌舞升平啊！ 1958年9月24日，蒋军空军300架分批多路进入厦门、东山、南澳、温州等地，重点对大陆沿海各海军基地进行强行侵入，企图引诱我空军至公海围歼。我海军航空兵起飞迎敌。在空战中，蒋空军使用了美军最新研发的响尾蛇空空导弹，我军飞行员王自重被导弹击中牺牲。这一期间，中南地区的国土防空任务很重。特别是美国侵越战争升级后，我驻粤空军不仅要对付蒋军的高低空侦查，还多次击落窜犯我国领空的美军飞机。当年二哥阎正在广空雷达25团1连服役，他所在广西东兴防城企沙的雷达警戒区，是台湾侦察飞机进入大陆、美军飞机轰炸北越的必经路线。他们连曾多次配合我驻粤空军和北越高炮部队出色地完成歼敌任务。 60年代初，大陆经济困难，蒋介石认为是反攻大陆的绝好时机。他们不断空投和用军舰向大陆输送武装特务对我进行渗透袭扰，今天在海边插上一面青天白日旗，明天杀死我一哨兵，打了就跑，以此为资本，在国际上制造影响，蒋军军舰在美国海军庇护下，甚至在我海域公开炮击、绑架我在海上作业的渔船。 1965年8月6日，蒋军海军两膄军舰“剑门号”（美制“海衙”级“巨嘴鸟”舰队扫雷舰，全载排水量1250吨），“章江号”（美制海军猎潛舰PC-1232号，全载排水量450吨）窜犯我广东沿海。广州军区报总参谋部批准，由南海舰队汕头水警区派出护卫艇4膄，鱼雷艇5膄出击歼敌。我突击编队都是不足50吨的小艇，火力弱且航程短，蒋军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当我军利用夜暗迅速接敌时，遭到敌舰炮火猛烈的拦阻射击。我军发扬近战夜战的光荣传统沉着应战，冲到距敌舰500米突然开火，一直打到100米并将“剑门”、“章江”两舰穿插分割开，随后我军集中兵力围歼“章江号”。首先，集中火力封锁舱面，打得“章江号”舱面一片火海，甲板上顿时人影无踪。随后用穿甲弹猛击敌舰水线，“章江号”遍体鳞伤起火爆炸。击沉“章江号“后，我军集中兵力向“剑门号”发起攻击，“剑门号”被我3发鱼雷击中沉没。 战斗中，我601艇艇长吴广维头部中弹牺牲在指挥位置上，他的战友王瑞昌立即接替指挥继续战斗。611艇多处中弹，前舱进水。有两发炮弹穿过甲板在轮机舱爆炸，舱内轮机兵非死即伤，3部主机被炸坏。轮机兵麦贤得头部被弹片击中，脑髓液大量外流失去知觉。当他苏醒过来后，以惊人的毅力爬到主机旁迅速排障，他用胸部死死顶住已被震散架的变速箱，双手紧把操纵杆，奋力保证仅有的一部主机运转，直至3个小时后战斗胜利。 “8.6”海战取得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海军最大一次海上歼灭战的胜利。国民党海军巡防第二舰队少将司令胡嘉恒被击毙，生俘“剑门号”中校舰长王蕴山、中校参谋长黄致君以下34名人员，受到中央军委、毛泽东高度评价。钢铁战士麦贤得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同年11月，我东海舰队在福建崇武以东海域又击沉窜犯我海域的蒋军“永昌号”护航炮舰，击伤“永泰号”猎潛舰。 蒋介石的这一手，着实给我们国土安全敲响了警钟，在我的记忆中，这段时间父亲很忙，经常出差，有时一年也见不到几面。很久以后我才知到，父亲大部分时间是在看地形，研究设防，下部队检查落实战备工作。应对蒋介石对沿海的偷袭成为当时父亲作战部门的主要工作。以致多年后我参军时，部队的主要任务还是反空降、反登陆。每年都要到粤东沿海搞“关门打狗”之类的演习，只不过，除了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外，假想敌又多了个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我曾寻访当年与父亲共同参与该项工作的老同志，他们对我说：建国初期，广州军区领导对干部使用是大胆放手的。最明显的例子，1955年军队授衔时，军区作战部部长、炮兵主任都是抗战干部，而他们的副手均为资历和军衔比他们高的老红军。在工作中，你爸爸很尊重领导，却不惟命是从。有时黄永胜、温玉成这些军区领导已形成的方案，他觉得不合理，都敢于提出不同意见。 至今在我办公室的玻璃板下，还压着同事们送给我的一张父亲与温玉成看地形时，在粤东大山中蹒跚而行的照片。随着我军在广东、福建地区成功地歼灭了多股敌特，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政治图谋。 这期间还有一项重要工作是抗美援越。中国越南山水相连，唇亡齿寒。国际反华势力为了达到其全球战略目的，对新生的共和国采取南北夹击之势，妄图予以扼杀。1950年3月（比抗美援朝还早半年）应胡志明主席请求，中国人民解放军便派出自己的优秀儿女赴越，先是抗法，后是抗美（1979年自卫反击战是另一回事）。 广州和昆明军区防区毗邻越南，自然要多做许多事。除了按上级要求组织战略物资输送和兵员调动外，父亲更多的是勘察地形，准备战场，防止帝国主义战争扩大化，做好反侵略准备（到总参后，父亲仍接手刚去世的原副总长李天佑的这摊工作）。 父亲曾多次公开和不公开地进入越南，对那里的山山水水非常熟悉。南定、河内、海防的红河三角洲地区、胡志明小道、北纬17度线附近，都曾留有他的足迹。他被认为是继陈赓、李天佑、韦国清之后比较熟悉越南战场的人。以至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总参作战部的同志还向军委领导积极请求，让阎仲川出来协助指挥工作。感谢作战部同志们对父亲的信任。 三 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多数同志思想上缺乏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运动初期，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尚未充分暴露，基于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崇拜，父亲和全军大多数指战员一样，怀着真诚的愿望，努力从正面去理解文化大革命，希望这场运动能够真正克服和消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确实存在的某些弊端和阴暗面，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然而，随着运动发展，特别是学生停课、工厂停工，派系林立、武斗不止，整个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的现实使父亲感到了茫然无措。 1966年《五一六》通知后，广州地区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出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各种派别。他们都标榜自己执行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北京南下红卫兵的影响下，开始打、砸、抢，揪斗老干部。有的学生在深圳设卡，对入境香港同胞施行“破四旧”；有的学生甚至劫持车辆，妄图冲击边防线“解放香港”。 这阶段，广州军区主要是应对一些突发事件，基本没有介入地方运动。也是在这段时间，广州军区的领导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孩子盲目陷入到这场由北京发动、在全国迅速蔓延，而且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会产生什么结果的政治运动。因为他们发觉，这帮不谙世事的孩子们自恃根正苗红，表现得异常幼稚和不知天高地厚，他们更不会去考虑自己父母的命运与这场运动的必然联系。根据《军委八条》的规定，军区主要领导在大小场合反复强调家长要管好自己的子女，不要被人利用。我和哥哥也被父亲送去军区上阳岗警卫营农场养猪放牛。 1966年8月，党的8届11中全会，中南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陶铸进入中央政治局，但很快被打倒。1967年初消息传到广州，造反派（主要是红旗派）以抄陶铸家为名开始冲击军区机关（陶家住军区大院），同时还冲击了军区作战部的作战室。因当时已危及到军区指挥机关的安全，父亲身不由己地开始和“造反派”接触了。随后，受上海“一月风暴”影响，夺权合法化，加之北京红卫兵南下，广州地区大乱。 为了稳定广州局势，1967年初周恩来和康生到了广东听取“中央文革”派驻广州联络员的汇报，随后周恩来在广州珠江宾馆召集广州两大派主要领导人开座谈会（广州红旗派以学生为主，东风派以工人和农民为主）。在“中央文革”的压力下，会议宣布红旗派是左派，东风派偏于保守。其结果适得其反，会后两派斗争更加激烈。东风派情绪激动，认定是广州军区向总理做了有倾向性的汇报，集中了万余人到军区静坐，讨个说法。一时间，广州地区派性冲突加剧。省革委会派父亲到北京京西宾馆找周总理汇报，希望总理给东风派摘帽，但由于戚本禹坚决反对而作罢。广东地区“支左”部队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 广东地处边防，每年有春秋两季出口商品交易会，这在当时封闭的中国无疑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任务。中央要求广东既要搞运动，又要保障交易会不出问题。为此，1967年6月，广东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主任黄永胜，副主任有抗战期间曾给周恩来当过秘书的孔石泉，父亲也是副主任之一。实际上“军管会”也控制不了局势，由于“中央文革”直接插手造反派，“军管会”多次受到冲击，只能勉强维持运转。 那时广州地区很乱，造反派冲击部队，抢截军火，武斗频频发生。为了制止武斗，每次发生武斗时，“军管会”要求“支左”部队要迅速插入武斗的两派中间将其隔离，避免事态扩大。而且要求部队赤手空拳，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因此伤亡是不可避免的。我曾经服役的部队里一个叫林进海的干部，就是为保护战士不受伤害，奋不顾身扑向造反派投来的手榴弹而牺牲的。 在处理上述情况时，由于作战部门要直接调动部队，为了及时了解掌握部队动态，父亲经常要到第一线指挥。有时他的指挥位置就在军用大卡车上，卡车在流弹横飞的街道上穿行，他在车厢中间，周围围着一圈战士。子弹又没长眼，谁知道哪颗流弹会跳过人墙伤到他。这些经历父亲从来不曾与家人说过，是在很久以后的90年代，一位当年与父亲共事的参谋人员无意中提起的。父亲这样做，可能是怕家人担心，也可能认为那是一种军人的责任！只要国家需要，无论理解还是不理解，军人都应冲在前面。 “中央文革”将两大派头头调到北京解决问题，形势稍有缓和。直到1968年冬成了革命委员会，情况才好了些。 四 1969年3月中苏发生珍宝岛冲突。5月父亲调军委总参任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1970年4月作战部长由王夫芝接任）父亲深知京官难当，采取了一种自我封闭的方式对待工作以外的事物。对总参内部“文革”中发生的一切事情概不介入、不表态，而且不串门、不走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甚至连林彪、黄永胜家放电影时诚邀老部下参加，他不仅自己从来不去，也不让母亲和妹妹参加。为此，一些父亲过去的老上级很有意见，认为父亲不近人情，人都到了北京，也不去看看老领导。 父亲曾跟我说过，军队是个讲究资历的地方，那时总参许多一级部的领导都是老资格的将军。自己的资历和能力是无法与这些老同志相比拟的。新的环境，更广阔的工作范围，更高的工作要求，父亲深感能力不及，压力很大。虽兢兢业业，也只能被动应付，他夹着尾巴做人，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抓战备工作中去。 回顾建国后的历史，从新中国建立之日起，特别是经过朝鲜战争，中国一直视美国为主要敌对国家，一切战备行动也以美国为主要对象。但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之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我们先是将苏联与美国并列，随后苏联取代了原来美国的地位，其中原因不说自明。 在侵朝战争中失败又陷入越南战争泥潭后，美国对中国这个对手的力量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特别是尼克松上台后，对华政策略有了明显改变迹象，更何况中美之间隔着浩瀚的太平洋，美国要想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绝非易事；而中苏关系和战略则发生了变化。由50年代的“蜜月”，到60年代后期两国由意识形态分歧和两党之间的论战发展到军事对抗，使我党深深感到，苏联的对外政策带有很大的危险性；中苏之间有着绵长的边界线，一旦发生战争，的确存在巨大安全隐患。 凡是现在四五十岁以上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之一是“反修防修”。6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更加坚信修正主义不但具有同帝国主义一样的扩张性和掠夺性，而且还多了一层欺骗性。由于地理位置毗邻和意识形态方面长期争论，中国领导层逐渐感到苏联是最现实最危险的敌人，是新的战争策源地，当时的战备工作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中苏关系历史上，1969年是最黑暗的一年，用剑拔弩张形容当时的情形一点儿也不过分。由于苏方多次在中苏边界制造事端，由拳脚棍棒相加发展到打死打伤我从事正常生产活动的边民和执行巡逻任务的边防军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这年3月，我边防部队在我国黑龙江省虎林县乌苏里江的珍宝岛进行了自卫还击。尽管苏军的武器装备占优，却被严阵以待、士气高昂的中国边防部队打得丢盔卸甲，大失面子。 不甘失败的苏联当局，伺机报复。8月13日，我新疆塔城军分区一支30多人的巡逻小分队，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中苏边境中方一侧执行正常巡逻任务时，遭到预先埋伏的有十数辆坦克装甲车和300多名苏军步兵的突然袭击，苏军还出动两架武装直升机助战。我小分队奋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苏联军人还不甘心，用机关枪、冲锋枪对着我们战士的尸体疯狂扫射。一时间，我们的战士被打得血肉横飞。 当苏联边防部队不断在边境进行武装挑衅的同时，苏联当局还在酝酿一个更大更冒险的计划。他们不断从欧洲地区向远东及蒙古集结兵力，企图用突然袭击手段对中国进行一场有限目标打击，一举摧毁中国初具规模的核设施。前苏联驻华大使叶利扎韦京在他的回忆录中，用《红色按钮一触即发》为题，描述了当时的情景①【书中叙述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当局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顿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该情报也引起了在亚洲地区有利益的美国政府的恐慌。党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后说：“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同时果断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国很快进入了临战态势，国民经济开始先临战状态运转。大批工厂向交通闭塞的“三线”转移，北京扥大城市开始挖掘地下工事。】。这段历史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回忆文章中也有记载，均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珍宝岛战斗后，苏联在针对我东北地区的远东军区基础上，又针对我新疆地区新成立了中亚军区。此时苏联在中苏边境部署的兵力已由赫鲁晓夫时期的10个师激增到40个师，约100万人，2万辆坦克，3000架飞机，30多处导弹基地。如此大规模的军事部署，目标当然不是争夺珍宝岛！ 可是，就在中苏紧张关系急剧升温，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似将一触即发之时，苏方却突作缓和姿态。9月2 日，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去世。9月10日，在河内参加越南胡志明主席葬礼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越方向中国传话，希望回国时能途经北京与周恩来会晤。 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在《实话实说“林彪一号令”》中记载，苏联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有人想发疯，也有人比较清醒。清醒者的代表人物是总理柯西金。虽然当时中国上层把柯西金也当作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首领之一，但他实际上在中苏关系上是主“和”而不是主“战”的。 珍宝岛的枪声一响，柯西金坐不住了。他担心如此发展下去，中苏两国的武力摊牌是不可避免的。局势一旦变得不可收拾，那将给中国、也会给苏联造成严重灾难。一个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国，是不怕核威胁的；何况中国也有核武器，数量虽然有限，但给苏联远东地区来上几颗，其后果也难以预料。更何况，西半球还有一个美国，中苏两国两败俱伤，只能让山姆大叔坐收渔人之利。 柯西金这种求和怕战的心情，被中国的领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里还应当归功于总参三部的技术专家们，是他们采取特殊的技术手段，获取重要情报。一份打印的柯西金通话记录，分别上呈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作为林彪秘书，张云生知道这份情报的时间比林彪还要早些。总参三部反映的动向，受到中国高层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主席批示：“准备谈判。” 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在首都机场就缓和边界局势问题举行了会议。谈判中周恩来特别提出苏联向中国进行核威胁的问题，周恩来说：你们调了那么多军队到远东，到底谁想打仗？我们核武器水平你们清楚。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① 【吴跃农：《周恩来与柯西金北京机场会谈内幕,《文史精华》，2008年第9期。】对此，柯西金并不否认。对双方就缓和边界紧张局势已达成的若干口头谅解，在柯西金回国后，苏方主“战”派就将其全部推翻。他们不但托词拒绝就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进行换文，还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大肆制造中国好战形象。甚至不顾历史事实，硬把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占的中国领土说成“历来属于苏联的”；说黑龙江江域是“俄国移民开发的，历来属于俄国”；并狂妄地宣称中国北方边界是“以长城为标志的”；还别有用心地说中国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都不是中国人等等。面对苏方这种蛮不讲理、咄咄逼人的态度，中国理所当然要提高警惕。 根据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达成原则协议，从10月20日起，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中方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苏方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中国方面估计，这次谈判有可能对缓和边界紧张局势达成某些协议，但苏方也有可能以此为掩护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突然袭击。毛泽东明确指示：“军队不要松动。” ②【《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5期。】 以外交姿态作掩护，发动突然袭击的战争，在历史上是不无先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突袭苏联，日本偷袭珍珠港都是使用这种伎俩。特别是60年代以来，苏联实行了一系列的帝国主义政策，以所谓的“有限主权论”对其盟国发号施令，实行对外扩张，谁知苏联方面“谈判”会不会是笑里藏刀！ 1968年8月20日深夜，一架苏联军用运输机飞临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上空。机场收到了这架飞机要求紧急降落的无线电讯号，理由是飞机发生了机械故障，需要落地修理。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是苏联的盟国，对“老大哥”这种要求自然不会拒绝。机场打开了夜航导航灯，飞机安全降落。但飞机上下来的不是善良的和平使者，而是七十多名荷枪实弹的士兵——苏军特种部队的突击队员，他们迅速占领了机场。此后，又有数百架苏军飞机先后在机场降落。 深夜后，苏军出动17个师，加上东欧盟国6个师的大批坦克、摩托化部队向捷克纵深长驱直入，很快便武装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捷共中央主席杜布切克被苏军逮捕后解往莫斯科，他的唯一罪名就是不听苏联的“指挥棒”。 早在1961年5月，总参谋长罗瑞卿就受中央军委的委托，在天津主持召开了全军作战会议，着重研究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随后，总参谋部在各大军区、海军、空军的作战部门成立了“防突袭办公室”。他们的任务按林彪的话，就是吃了饭不干别的，专门研究蛛丝马迹，提早发现敌人发动突然袭击的征候。 林彪如此重视“防突”问题，首先，是从中央的战略部署考虑。6 0年代初以后，中苏两党及两国关系持续恶化。毛泽东就未来敌人的军事战略思想、敌人有可能进攻的方向以及中国战略后方建设、国防科技和人民战争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思考，作出了大量富有战略远见的决策。 对于苏联的军事威胁它特别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为此中央军委提出了“北顶南放”、“岛重于岸”的重要防御思想，并提出要重视“突然袭击”在未来战争中的破坏作用。 ①【刘志楠：《1969年中国战备与对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3年3月。】其次，可能与他的亲身经历有关。1941年6月，希特勒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德国机群空袭时刺耳轰鸣和呼啸而降的炸弹声，给正在那里学习、养病的林彪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回国后，他多次讲起这段经历。1959年夏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取代彭德怀兼任国防部长。当年11月，他到广州休息，把广州军区副政委刘兴元找去，出了三个题目：一是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二是经济发展对军事的影响，三是现代战争中的突然袭击问题。要求刘兴元组织一个临时写作班子，收集整理这方面的资料，为将于1960年1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研究制定新的战略方针作准备。三个题目共写了十万多字。林彪对突然袭击的材料尤感兴趣，这期间，他还要参加写作的一位参谋给他讲过诺曼底登陆战役。 讲到战备，不应忽略周恩来在这方面做的大量工作。关心和过问战备，这不仅是周恩来作为国家总理的职责所在，也和他的经历有关。建党初期，周恩来曾长时间是中国共产党内军事工作的最高负责人。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最高领导地位确立之后，他又成为毛泽东领导军事斗争的主要助手。林彪在兼任国防部长后就曾说过：我这个国防部长有一大半是总理替我当的。“九一三事件“后，有人在批判时，说林彪的话是对周恩来过问军事工作的牢骚和不满，如果除去这个意思，这话是如实反映实际情况的。 在中苏两国政府副外长级谈判确定后，父亲的秘书符传荣整理了一份希特勒德国突袭波兰、苏联及日军偷袭珍珠港的资料汇编。父亲认为这个材料有参考价值，便叫总参“防突办”加了个标题：“缓和姿态与突然袭击”，复印后送中央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周恩来看后又要去了三份，说要外交部等单位参考。中央军委要求防突袭办公室及时掌握敌方蛛丝马迹，周恩来要求总参情报部每日8时前，将获得的最新情报向他做一次汇报。党中央要求全党全军提高警惕，切实做好战备工作。 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到国庆节期间，中苏大规模军事冲突似有一触即发之势。总参“防突办”根据林彪要求特派参谋阎洪釜去“林办”帮助工作，其任务就是直接向林彪提供主要敌对国家的最新军事动向。林彪交代阎洪釜着重研究的问题是：苏联究竟有无可能对中国发动原子袭击？ 为了防止苏联故伎重演，9月25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批示召开了各大军区司令、政委、参谋长、作战部长及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人参加的作战会议。主要研究加强“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地区战备问题。 会议由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主持。27日会议结束。当晚19时40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与会人员并合影。父亲说，接见时还发生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小插曲：参加会议的70多人早已成4列在活动阶梯上站好，当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等在门口出现时，总参作战部的一位副部长突然带头呼起口号来。由于这不是一般的群众集会场面，人数不多，而且被接见的多数是毛泽东很熟悉的高级干部，大家都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别扭。毛泽东尤其敏感，马上皱起眉头，冲大家摆了摆了手，一面急促地说：“不要，不要！”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时的口号不是一句就完事而是成系列的，中途不能停下。当这位副部长硬着头皮带着大家把整套口号喊完，毛泽东已经很不耐烦了，他接着说了一句：“讨嫌！”随即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入座，同大家一起照相。毛泽东余愠未消，连连催促：“快点，快点！”照完相，他只说了两句话：“不留同志们在北京过国庆了。大家早点回去抓紧做好战备工作。”说完，便径直走了。 按照毛泽东的习惯，像这样的接见，他往往喜欢和被接见者中的熟人开几句玩笑，对大家讲一讲话。而今天这位副部长的唐突举动使他大为不快，一点兴致也没有了。许多被接见者因毛泽东匆匆离去而大感失望，那位领衔呼口号的副部长则大受埋怨，自讨无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