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其汉族官吏、士人的名字，一如先秦汉魏唐宋，全袭传统。少数民族贵族的名字，常见形式一是全部音译。如《辽史》中的耶律夷腊葛字苏散，耶律洼字敌辇，等等。二是姓氏音译，名与字汉化。如《金史》中完颜合达瞻字景山，撒合辇字安之，徒单思忠字良弼；《元史》中的耶律楚材字晋用，耶律铸字成仲。三是名音译，字汉化。如《元史》中的月鲁不花字彦明，廉惠山海牙字公亮。四是全部汉化。如《辽史》中的萧惠字伯仁，《元史》的马祖常字伯庸，汪世显字仲明，赵良弼字辅之，等等。这些名字和汉官毫无区别。金、元两代，名字颇与北魏早期有点相似，即不避俗，不避丑。清代学者赵翼在他的《廿二史劄记》卷四“命名诡奇”条已指出这种现象。如《金史·海陵记》中有刑部郎中名海狗，《哀宗记》有完颜猪儿，兀术之孙名羊蹄，胡沙虎之子名猪粪；《元史》有石抹狗狗，《孝友传》有个宁猪狗。而像观音奴、买奴、高闹儿、张万家奴这一类名字，在《元史》中就算不得什么了。明清时代涌现出了一批新的人名用字。最为突出的是一些建筑物名，如斋、堂、庵、轩、亭、台、楼等。以建筑物为名字大约始于东汉。西汉的张良字子房，京房字君明，都是用的天上的星名，不是房舍名。东汉的温序字次房，房、序并举，互相证明，这个“房”才是指房屋。因为“序”是东西厢的墙，依名字相协的道理推断，“房”自然该是房屋的“房”，而不是二十八宿中的房星。其他像孙坚字文台，陈宫字公台，都是以建筑名物词为名字。明、清人习惯用的“斋”，作为房舍之称，大约是从斋宫演变来的。斋宫是男子在祭祀前夕斋戒独宿之处，逐渐“斋”受了“宫”的影响，成了文人士大夫读书、聚会之所。《世说新语·言语》有“司马太傅斋中夜坐”，《世说新语·任诞》有“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等记载，后来就成了文人书房的专称了。但用于人名则较晚，大约南宋才开始作别号和人名用字。如杨万里号诚斋，刘容斋字南夫。明代人用“斋”作名字的比前代渐多。如：曾朝节字直斋 梅鷟字致斋罗文止字艮〔gen亘〕斋而清代以“斋”作为字的缀饰就成了一种风气了。如：章学诚字实斋 张体乾字确斋庄亨阳字复斋 林时益字确斋彭端淑字乐斋 汤修字敏斋朱伦瀚字涵斋 郭起元字复斋陈士璠字鲁斋 德沛字济斋赵魏字晋斋 李大本字立斋张曜字朗斋 崔如岳字岱斋丁之鸿字渐斋 陆宪曾字慎斋真是不可胜数。庵、堂、轩、亭在宋代也是多见于别号，作为名或字则少见。如：赵彦端号介庵，朱熹号晦庵；陈著号本堂；熊禾号勿轩，蔡抗号久轩，辛弃疾号稼轩。朱熹讲学于建阳之考亭，世称考亭学派，但他本人并未以此作号。元人有施耐庵，但难以断定是名是字，还是别号，明代仍然是作别号的多⑤，但渐有将庵、轩、堂作字的。如陈鹤字鸣轩，陆堂字肯堂，周遇吉字萃庵，金问字耻庵。前人既以庵、堂、轩、亭诸字作别号，清人当然也可将之作别号，但他们也普遍应用于名字中了。分别举例如下：金作楫字济庵 徐涛字江庵任辰旦字待庵 汪士铎字振庵乔大凯字颐庵 傅作楫字济庵郎永清字定庵 傅鼐〔nai奈〕字重庵胡季堂字升堂 臧礼堂字和贵郑国鸿字雪堂 顾师轼字雪堂石韫玉字琢堂 孔广牧字力堂梁钦构字焕堂 曹仁字山堂徐桐字荫轩 朱凤标字桐轩吴敬梓字敏轩刘玉湛字露亭 张肱字良亭施廷枢字北亭 费金吾字晓亭杨于果字硕亭 乔光烈字敬亭冯浩字孟亭“楼”在清代也成了时尚用字。如：凌曙字晓楼，费丹旭字晓楼，陆龙腾字云楼，黄金台字鹤楼，等等。清代人还有一种奇怪的逆反心理表现：他们埋首举业，醉心功名，但在命名取字上，却颇爱用一些富有山林隐逸气息的字眼，如园、圃、畦、村、峰、岚、洲、汀、农、牧、渔、樵……宋人已有不少用这类字作号的，也有作字的。元明士大夫虽也继承此风，但只有到了清代，才堪称盛极一时。这里边虽也有不少绝心仕途的学者，但更多的却是虚恋林泉，附庸风雅。这类名字确实太多，略举数例，以为凭证。如：杨景素字朴园 沈庭芳字椒园黄叔琳字崑圃 瞿馨字芳圃曹为霖字雨村 陶元藻字篁村秦蕙田字树峰 程矞〔yu玉〕采字晴峰张若霭字晴岚 纪昀〔yun云〕字晓岚凌扬藻字药洲 张步瀛字麟洲陈勤字辛农 姚文田字秋农徐起渭字吕樵 江忠源字岷樵孔广牧字力堂 宋荦〔luo洛〕字牧仲清代人所崇尚的人名用字，还不止这些，如梅、兰、竹、菊，舟、船、舫、舲诸字，也屡见不鲜。还有一个“奎”字，也写作“魁”。这是一个同科举制度有关系的字。自从纬书《孝经援神契》说“奎主文章”以来，迷信的人便把奎星奉作主管人间文运的神。据清初大学者顾炎武说，立庙塑神供奉，奎不便形象化，便改奎为“魁”，于是把神塑成一个鬼状的形象，一足立，一足跷，一手持斗，一手持笔，表示操持文运。科举时代的文士们中与不中，便由这位魁星来决定了。据学者们考证，南宋学校已立魁星庙。故自此以后，就有人以“奎”为名字了。如元代有吴景奎字文可，明代有孙应奎，其中有洛阳籍的字文宿，余姚籍的字文卿，还有个汪奎字文灿，萧奎字汉文。清代取名为“奎”或以“奎”为字的就更多了。如：程贞白字奎光 庄肇奎字星堂徐联奎字壁堂 纪大奎字向辰韩联奎字紫垣 戴联奎字紫垣历史发展到了清代，文化积存已十分丰厚，历代命名取字的方式方法，也齐集在这里。同时有经史子集可供取材，有多种多样的名字格式可资借鉴，加上文人学者们的刻意求新，追求典雅古奥，所以清人的名字真正做到了无一字无来历，不过也曲折隐晦，使人难以“闻名知字”和“闻字知名”了。很普通的一个名字，却被他们弄得莫名其妙。如陈阿平字献吉就是一例。这是用的汉代陈平的名字。为了避免同名，加了一个“阿”字。陈平死后谥为献侯，所以用“献”与“平”相应。因为《周礼·春宫·占梦》有“献其吉”一句话，便因“献”联缀上“吉”，并用“吉”来谐“计”，以暗示这是六出奇计的陈平。说到谐音字，不能不指出这是清代人命名取字的一个特点。他们为求古奥，故意摹仿先秦人用通假字的办法。譬如有个著名棋手叫周懒予，他名嘉锡，字览予，是取《离骚》“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文意的。但他故意将“览予”谐音作“懒予”，以显示名士风采。又如我们上文举出的费金吾字晓亭，也是用谐音的办法将“金乌”作“金吾”的。神话传说太阳中有一只三足乌，所以人们就以金乌指代太阳了。太阳的出没以分昼夜，所以用“晓”来应它，晓是天亮。清代的命名取字，称得上是绚丽多彩，其文学性、艺术性，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与之相比的。不同时代人物的名字有不同的特色，这对我们判断历史人物的时代，倒有一定作用。同时还启示从事文艺创作的人，写历史题材的作品，不可不注意人物名字的时代色彩。如果后代人物名字带前代人物名字色彩，那不奇怪，因为名字有它的继承性；前代人物起了后代人才有的名字，那就荒唐了。注释：①《札记·王制》：“八伯备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郑玄注：“老谓上公。”②《论语·宪问》记孔子评论鲁大夫孟公绰说：“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朱熹注：“老，家臣之长。”赵、魏是晋国的两家卿。滕、薛是两个小国，在今山东境内。③《孟子·离娄上》记孟子称道伯夷和姜太公时说：“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朱熹注：“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现在犹称年高德劭的男子为“老”，如“耋老”、“谢老”。④《论语·述而》：“窃比于我老彭。”⑤《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所列明人以庵、堂、轩、亭为字的，多是号，因为它和名不协。第五章 如何称名称字既然古人一般都是又有名，又有字，那么名和字的用途有什么不同呢？什么场合称名？什么场合称字？对什么人称名？对什么人称字？这些在古代都是很有讲究的。如果不分场合，不论身分，不辨对象，任意而用，那将十分难堪：轻则受人讥笑，重则产生不良后果。从命名取字上说，名是由父亲或其他长亲所起，行于家庭之内，是对尊长的。字是行冠礼时由选定的嘉宾所起，意在“敬名”，是行于外的。由此便形成了两个原则：名是尊长所叫，或用于自称；字是给外人叫的，不能用于自称。但其中情况也比较复杂，还须进一步分别讨论。第一节 自称称名总的来说是自称称名，但还要看是对谁，不是对任何人都要称名。(1)对君父自称封建社会提倡君父一体，儿子在父亲面前，臣子在君主面前，或对天子的使者，都要称名。这就是《礼记·曲礼上》所说的“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儿子在父亲面前称名是常事，可以理解，就不讨论了，且说对君主称名。《左传·僖公九年》周天子派使臣去赐给齐桓公胙〔zuo作〕肉，并且宣布说：天子因为伯舅年迈，不让你在阶下叩拜。桓公自称其名回答说：“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小白”是齐桓公的名。在封建时代，只有建立过特殊功勋的大臣和权臣，才能享受一种殊荣，叫“赞拜不名”。就是说，朝拜天子时，可以不像其他臣子那样，自呼其名行君臣大礼。这在史书中有不少记载。如曹操，司马懿，刘裕等，都享受过这种特殊礼遇。在君主面前，不但自称要称名，在提到其他人的时候，也得称名，就是涉及到自己的父祖和上代先人，都要直呼其名，要说“臣父臣某某”，“臣大父先臣某某”。封建时代，君权是至高无上的，“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君主面前是不允许对自己的尊长表示恭敬的。从《论语》看，先秦时代凡在尊长面前谈起自己的同辈人，也都是称其名。孔子诸弟子，在孔子面前都是互相称名，而不称字。更有甚者，如果儿子做了皇帝，老子也得倒过来称臣。《史记·高祖本纪》记载说，刘邦做皇帝之后，五日一次拜见父亲。老头儿不懂君臣大礼，仍以老子身分自居，他的家令开导他说，不可为父子关系而废君臣大礼，你应尽臣道。太公从此便向儿子称臣，刘邦十分高兴。《红楼梦》是大家都熟悉的一部古典名著，第十八回写贾元春回家省亲，当她父亲贾政进见时，元春因久居深宫，不得与家人常叙天伦之乐而伤心落泪。元春虽是贾政的长女，但她做了皇帝的妃子之后，便由父女关系变为君臣关系了，所以贾政劝慰女儿时就得自称名，说：“贵妃切勿以政夫妇残年为念。”这就是“君前臣名”。(2)对尊长自称对君父自称名，推而广之，对位尊者，对家族中、亲戚中的辈分高者，年长者，自称都要称名，这是一种尊敬的表示，是十分顺理成章的。许多大家的文集中，有不少写给名公巨卿的书信，其中都是自称名。譬如大诗人李白，出川之后，在荆州时想得到荆州刺史韩朝宗的提拔，便写了一封信，这便是有名的《上韩荆州书》。书信一开头就说：“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韩愈的《上李尚书书》、《上兵部李侍郎书》和《上宰相书》，都是自称“韩愈”。这是封建时代的一般礼仪。在家族中，尊敬父祖一辈的人，见了他们自称名，这是很自然的。但古人还把哥哥当作尊长，且一直被视为一种美德和好的传统保留了下来。民间有“长兄如父，老嫂比母”的说法。东汉马援以敬事守寡的嫂子，被传为美谈。所以韩愈在《祭郑夫人文》中也自称名，郑夫人是韩愈的六嫂。对亲戚中的长辈自称名，也是情理中事。清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八回，写蘧〔qu渠〕太守送别两位内侄时，曾说了这样一些话：二位贤侄回府，到令先太保公，及乃尊文恪公墓上，提着我的名字，说我蘧佑年迈龙钟，不能亲自来拜谒墓道了。这太保公是蘧太守的岳父，文恪公便是他的内兄或内弟。“提着我的名字”，就是让两个内侄在墓前直称其名，这是他对他先岳和先内兄表示尊敬。(3)对朋友自称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在朋友交往中，不论对方比自己年长、年幼，自称时都是称名，不像后来俗文学中所写市民阶层和江湖中人那样，年长者便自称“愚兄”，对年幼者便叫“贤弟”。他们不论年龄，甚至同祖兄弟，年长者也自称名。三国的应璩在《与从弟君苗君胄书》中，开头称“璩报”，结尾是“璩白”。在唐代，朝臣对同列、朋友，还都是自称称名。如《隋唐嘉话》记长孙无忌宴请同僚，“酒酣乐阕〔que却〕，顾谓群公曰：‘无忌不才，幸遇休明之运，因缘宠私，致位上公，人臣之位，可谓极矣。公视无忌富贵，何与越公？’”如果说，这是公开场合对群体，那么对个人又如何呢？同书卷下又记娄师德与李昭德一同入朝，“娄体肥行缓，李屡顾待不即至，乃发怒曰：‘叵耐杀人，田舍汉！’娄闻之，反徐笑曰：‘师德不是田舍汉，更阿谁是？’”唐代许多朝廷大臣，对同列多是自称名。《大唐新语》中也有不少例证。如《匡赞》一篇载，苏颋〔ting挺〕为中书舍人，掌制诰，“中书令李峤叹曰：‘舍人思如泉涌，峤所不及也！’”同篇记张说〔yue月〕评论陆坚，也是自称名。韩愈、柳宗元在致友人书中，不论是交情深厚的，还是一般的；也不论是年纪相似的，还是小于自己的，全都自称名。这个自称称名的传统，一直为文人士大夫所保持。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三“自称字”条，曾举了几个致友人书信中自称字的例子。这虽是事实，但不足为训。朋友知己，相互忘形，不拘什么礼法，偶尔自称字，是不足为怪的，但不能视为正常的交游之道。(4)尊长自称尊长对卑幼者自称名，源自上古。从《论语》来看，孔子在与弟子们谈话时，都是自称名，如《公冶长》中的“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述而》的“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丘之祷久矣”和《季氏》的“丘也闻有国有家者”等等，都是自称名。三国时代，此风犹行。如曹丕《与钟繇〔you由〕书》，当时曹丕已是王世子，钟繇是臣，但书信的开头结尾都是“丕白”。曹植以贵公子之尊，在《与杨德祖书》中，也是自称名。《隋唐嘉话》卷上载，唐太宗“初嗣位，与郑公(魏征)语，恒自名”。唐以后，尤其是明清时代，皇帝对大臣自称名，根本没有了。太子、世子、王侯对臣僚自称名，也不那么时兴了。皇权至高无上了，皇室成员的地位也水涨船高了。在家族中，尊长对晚辈自称名，三国时代还能看到。如曹洪与曹丕书信中自称“洪白”。曹洪是曹丕的从叔。唐代韩愈在《祭十二郎文》中，自称“季父愈”。这在后世也不太通行了。如果对群体，也许还能自称名，但对某一个人称名，就比较少见了。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直系尊长如父亲、祖父对儿孙是没有自称名的。有一个大家熟知的《水浒》故事，很可以证实这一点。《水浒》第三十九回和第四十回写梁山吴用为救宋江脱离江州之危，命萧让摹仿蔡京笔迹写了一封信，盖上金大坚摹刻的蔡京的印章，要戴宗带回江州，信中命蔡九知府把宋江押送汴梁，以便路过梁山时，打救上山。戴宗走后，吴用猛然想起假信中有个老大的破绽，不但救不成宋江，反会拖累戴宗受苦。当众人追问书信中有什么破绽的时候，吴用解释道：如今江州蔡九知府是蔡太师的儿子，如何父写书与儿子却使个讳字图书？ 因此差了。原来金大坚摹刻的是民间常见的，蔡京早年做翰林学士的时候所用的一枚“翰林蔡京”玉筯〔zhu祝〕篆文图章。这是蔡京当年给人家写字、做应酬文章落款时用的图章，用于给儿子的家信上是不得体的。所以戴宗一到江州，就被那个机警狡诈的黄文炳一眼看穿，给蔡九知府分析道：如今升转太师丞相，如何把翰林图书使用出来？更兼亦是父寄书与子，须不当用讳字图书。令尊太师恩相是个识穷天下，高明远见的人，安肯造次错用？这“识穷天下，高明远见”，就是说懂得父对子不当自称名。直到1949年前，父、祖、伯、叔写信，结尾都不具名，只写“父示”，“祖字”，“伯父手书”或“叔手示”，等等。当然，也有写“伯父某某”，“叔某”的。下面介绍称字的问题。第二节 称人用字为了避讳才称字，所以古人在交际中都是称人之字。称人之字就是敬其名。不过封建时代等级森严，礼节繁杂，就是称字也还须看对象，不是任何人只“敬其名”就行的，称字也有许多讲究。(1)平辈之间称字亲友之间，凡是同一辈分的，原则上都可称字。孔子的弟子们，彼此间都称字。如《论语·子张》记颛孙师、卜商和言偃等人的相互称呼都是用字。如言偃评论卜商的弟子时说：“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卜商听到这话则说：“言游过矣！”卜商的弟子曾向颛孙师请教交友之道，颛孙师先问道：“子夏云何？”言偃评论颛孙师时说：“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曾参则说：“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卜商字子夏，言偃字子游，颛孙师字子张，这里都是称的字。又如《三国志·吴志·鲁肃传》记叙鲁肃第一次见到诸葛亮时说：“我子瑜友也。”子瑜是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的字。又《吕蒙传》记鲁肃同吕蒙交谈后，对吕蒙的胆识才略极为激赏，“于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吕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此也！’”对朋友是不能呼其名的，这是一条传统的礼仪准则。除非对方没有字。许多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常常忽略这一点，让古人在集会场合，大呼朋友之名①，实在欠妥。兄弟之间也以字相称，兄对弟，对称或叙称都可以；弟对兄，一般只用于叙称。三国魏曹丕在《与钟大理书》谈到曹植时说：“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时从容喻鄙旨。”曹植字子建。这是对他人称自己的兄弟，不称名，称字。 兄长可直呼弟之字，如《世说新语·伤逝》记王徽之听说弟弟王献之病逝之后，是这样描写的：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亡。(2)尊长称卑幼者身分地位高的对身分地位低的，年长的对年幼的，为表谦敬，可以称对方的字。早在先秦时代就是如此②。如孔子死后，鲁哀公在哀悼孔子的文辞中称“尼父”。封建社会早期，等级制度并非像后来那样森严，君主称臣子的字很普遍。如《史记·高祖本纪》记高祖评论群臣功勋时说：“夫运筹策帏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子房是张良的字。又《魏其武安侯列传》中，汉景帝劝窦婴说：“王孙宁可以让耶？”窦婴字王孙。《三国志·吴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有这样一段文字：权抚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诸人，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深失所望，独卿与子敬与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赞孤也。”吴主孙权对大臣都称字。这里的公瑾是周瑜的字，子布是张昭的字，文表是秦松的字，子敬是鲁肃的字。君主称大臣的字，在六朝时此风犹盛。以后随着君权的提高，对大臣就不兴称字了。亲友中长辈对晚辈称字，比较常见，但父祖对儿孙称字罕见。《世说新语·德行》陈仲躬曾称两个儿子的字，就是有名的“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那两句话。但这是叙称，而对称则少见，尤其是封建社会的中后期。伯父、叔父不同于父亲、祖父；尤其是叔父，有的和侄子的年龄常相去不远，甚至还有侄子年龄大于叔的，所以对侄子多有称字的，阮籍称阮咸就用字。(3)关于称尊长的字先秦有称尊长字的，如孔子的弟子们称孔子，有称“仲尼”的。《论语·子张》记子贡批驳叔孙武叔时说：“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相传是孔子的孙子孔伋(子思)所作的《中庸》，其中有“仲尼祖述尧舜”的话。孔子的八世孙孔鲋在《孔丛子》一书中，对他的列祖皆称字，如称孔子为仲尼，孔伋为子思，孔白为子上，孔穿为子高，孔慎为子顺③。这在封建社会中后期，是要遭人非议的。父祖之名不能说，称字也渐渐行不通。有了别号之后，多称父祖的别号。君主的字是不能叫的。《三国志·蜀志·马超传》注引《山阳公载记》说：超因见备待之厚，与备言，常呼备字。关羽怒，请杀之。这段记载尽管有不符合史实之处，如马超归降时，关羽正留守荆州，并不在蜀中。但这里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三国时代，等级制已较为严格，对避讳已有进一步的要求，已不能称君主的字。马超武人，不懂礼仪，一有安身之所，便忘乎所以。尽管当时刘备尚未称王，但既然委身事人，那就有了君臣名分，怎可见刘备相待甚厚，便把刘备当作朋友而称其字？今天许多根据古典名著改编的电视剧，让剧中人物直呼其君主之名④，实在太缺乏历史常识和文化常识了。总之，名是自称的，字是为他人叫的。 自称称名，称人称字。当人之面，直呼其人父祖或君主之名，皆为不敬，有失起码礼仪。而自称称字，不被视为狂悖，即被当作无知，皆为古人所不取。君父之名，自己是不能叫的；中古以来，父祖的字晚辈也不能叫了，多称别号。其或有个别例外，皆不足以为法。注释：①电视剧《林则徐》写林和魏源相见时，称魏为“魏源贤弟”。魏字默深，不该叫名。士大夫交游并不以年龄定称谓。旧时师长称弟子为“贤弟 ”。又，林夫人称林为“则徐”，如母呼子，太荒唐。林字少穆。清代官吏，妻称夫为“老爷”，《红楼梦》王夫人称贾政为老爷，《儿女英雄传》安太太称安学海为老爷可证。②孔子对弟子只称名，不称字。③《中国人名大辞典》作孔顺子慎，殊误，《孔丛子》称“子顺”，不称“子慎”，足证慎为名，顺为字。④电视剧《三国演义》“舌战群儒”孔明奚落虞翻时说，当年劝王朗投降孙策云云，实不应该。当东吴众臣面，直呼其主之名，失礼。电视剧 《请葛亮》中“智激周瑜”一集，鲁肃向诸葛亮解释说：“大乔乃孙策将军之妻”。 以臣呼主之名，就更欠妥。张昭当诸葛亮面直呼刘备，亦如电视剧《三国演义》孔明对虞翻呼孙策，皆不符宾主礼节。如忠实于小说《三国演义》的话，当无此失。第三节 称名称字的变化古人重礼仪，很注意称谓。先秦文献中，如《左传》、《国语》、《论语》，等等，凡涉及到人，多是称字。就是在叙述性文字中，也常是如此；名字并称时，字在前，名在后。如《左传·僖公三二年》：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在此对秦国的三帅，都是称字。又如《僖公三三年》：辛巳，败秦师于殽〔xiao淆〕，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这是名字并称，字在前，名在后。以上都是叙述性的文字，或称字，或名字并称。当然，称名的也不少。《论语》中出现过几十个人名，其中对孔子的弟子们，叙述文字皆称字；涉及齐、鲁、卫、陈、楚等国的大夫也很多，或称字，或称谥，或称官职，或字与谥号并称，单称名的少见。先秦这种重视称字的风气，一直影响后世。以《三国志》为例，当某人谈到其他人时，多是称人之字，甚至是自己的仇家，敌对者，也常是称字。譬如马超，他临死前，上表托付后事时说：臣门宗二百余口，为孟德所诛略尽，惟从弟岱，当为微宗血食之继，深托陛下，余无复言。孟德就是曹操的字。马超一家被曹操杀戮200余口，对曹还称字。又如《吴志·吴主传》注引《吴历》写曹操对孙权和刘表之子的一段评论文字：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公见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可见，对敌对者还是称字。当然也有辱骂的时候。称人之字，不仅是对人的尊敬，也是显示自己的修养和风度。所以后世一些名人，在著作中写到某些不光彩的人物，有时也称其字。如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称秦桧为秦会之，明人笔记中，有的谈到权奸严嵩时，甚至还有称地望①的，叫他严分宜，严是江西分宜人。近代许多贤达提到袁世凯时，有的还称他袁项城，因为他是河南项城人。中国人一向敬重历史伟人，对前代卓有贡献者，在某一方面成就突出者，品德高尚，堪为人楷模者，总不愿直呼其名，而称他们的字，别号，谥号，官爵，地望，或别的敬称，而以称字最为普遍。如李白之称太白，杜甫之称子美，柳宗元之称子厚，刘禹锡之称梦得，黄庭坚之称鲁直，辛弃疾之称幼安，陈亮之称同甫，等等，都不称名。别号兴起来之后，纷纷称起别号。没有别号的，当然仍旧称字。前边说到先秦称人有名字并称的，后世虽仍然如此，但稍有变化。先秦是字在前，名在后；后代是名在前，字在后。如《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自成帝至王莽时，清名之士，琅邪又有纪逡王思，齐则薛方子容，太原则郇〔huan环〕越臣仲、郇相稚宾，沛郡则唐林子高、唐尊伯高，皆以明经饬行显名于世。颜师古注说：“并列其人本土及姓名字也。”又如：齐栗融客卿、北海禽庆子夏、苏章游卿、山阳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于莽。以上籍贯、姓名和字连称，都是名前字后。这一格式一直为后世所遵从。如王安石《游褒禅山记》，最后记述同游的另外四人时，是这样说的：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予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著作上署名，也是如此。如清道光三年刻印的何守奇批点本《聊斋志异》是这样署名的：淄川蒲松龄留仙著新城王士正贻上评南海何守奇体正批点称名称字的情况，大致如此。注释：①称地望(亦叫郡望)是表示尊敬，如称韩愈为韩昌黎、昌黎；称曾巩为曾南丰、南丰。称汤显祖为汤临川，都是为了敬其人。电视剧《东方商人》中袁世凯自称袁项城，实在荒唐。第六章 名字的应用价值懂得了名和字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组合方式，不但有助于“闻名知字”和“闻字知名”，而且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应用价值。我们日常写作、阅读或交谈，不时地会遇到有关古今人物名字方面的问题，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不免就会出错，甚至闹笑话。但如具备点这方面的知识，就不会随便说及、随便使用，也不会轻信人言，从而不至于落下话柄，这只是从消极方面说的。如果从积极方面说，其作用远不止于此。下边我们分别加以讨论。第一节 避免误解有的人不知道古人一般都是既有名又有字的，更不晓得何为名，何为字，名和字又是一种什么关系，所以常在人物名字上出错。如说杜甫字少陵，苏轼字东坡，陆游字放翁，唐寅字六如，郑燮字板桥，等等。这都是因为常听人说杜少陵、陆放翁、郑板桥如何如何，又朦胧知道古人有字一说，便错误地把号作字了。如只是口头交谈，随便一说，倒也罢了，如果写成文章，登在报刊，印成书，就会贻误他人。如有一篇谈人才的文章，说春秋秦国善相马的孙阳，因为鉴别马的技能太高了，所以人们都拿天上掌管马的星宿伯乐来称呼他。这真是不知所云了。当然，不能怪这位作者，他也是被人所误，《中国人名大辞典》“孙阳”条就是这样解释的。我们说，孙阳是字伯乐，并不是拿天上管马的星宿伯乐来尊称他。阳、乐在古代汉语中，都有喜悦、欢欣义，是同义相协。清代的学者俞正燮、王引之都曾讲过此事。编辞典的人没注意这些研究成果，所以弄错了。那么，孙阳怎么同天体上的伯乐星拉上关系的呢？《晋书·天文志上》说：“传舍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一曰司马，或曰伯乐。星亡，马大贵。”造父，就是神话传说中为周穆王驾八骏马，周游天下的那位技艺高超的驭手，所以说是“御官也”。但因人世间又认为此星是主马政的(司马)，所以才又有此星为伯乐一说。但是这“伯乐”是秦穆公时代善相马的那位，还是春秋末为赵简子驾车的邮无恤？邮无恤亦字伯乐。恤是忧虑，无恤即无忧虑，无忧无虑就是欢乐，所以字伯乐。从天体上星宿的分布来看，造父之左，是以和邮无恤同时齐名的驭手命名的王良①，其右是以夏代的车正(掌管车马)命名的奚仲，造父之下有车府(盛车之处)，全是驾车的、管车的和车库，而没有管马的，后人才生出“一曰司马，或曰伯乐”，把善相马的孙阳给搬了上去。善相马，必然识马性，会养马。总之，是人世间先有了造父、王良、奚仲和伯乐，天上才有以造父、伯乐等命名的星宿。天上诸多星名，全是人间事物的投影。又有人说，当代大文学家巴金先生字芾〔fei费〕甘，这也是由于不知道名和字意义须相协的道理而出的错。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是取义于《诗·召南·甘棠》“蔽芾甘棠”这一语典的。1929年发表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时，开始使用“巴金”这个笔名。然而芾甘是和他的原名相配的，和巴金则不相协。虽然李尧棠、芾甘和巴金三个符号同是指当代一位四川籍的文学巨匠，但却不能违反名字必相协的道理，而将“芾甘”配“巴金”。注释：①《汉书·古今人表》邮无恤与王良为二人，《左传》杜预注以为是一人。从名字关系看，应从《汉书》。第二节 避免误将一人作二人唐代刘肃在《大唐新语·惩戒》中记叙了一个有吏才而无学术的、名叫张由古的贵官的笑话。张由古在跟同僚闲谈时，说东汉的班固那么大的学问，那么高的文才，作品竟不被收入《昭明文选》，实为憾事。有人诘问说，《两都赋》、《燕山铭》和《典引》，明明都在《文选》中，怎说没收入呢？张由古反驳说：“此并非班孟坚文章，何关班固事？”原来《文选》编者为对前贤表示敬重，都是称字不称名，而不学无术的张由古，既不知班固字孟坚，又不知道名字相协之理，所以不能从坚、固同义这一线索得到启示，及时悟到班孟坚即班固，以至留下了笑柄。早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也有不少将一人当作两人的条目，也都是忽略了名字关系造成的。举例如下：如“高”字下，收高咏字阮怀条，又收了高泳字阮怀条。以“阮怀”应“咏”是取晋阮籍《咏怀诗》为名字的，泳和阮怀不协，泳必是繁体“詠”的讹误，因为手写的“言”和三点水相近。倘若考虑到清人惯好摹仿秦汉人用假借字为名字，也会悟到“泳”同“阮怀”的关系。更何况“两人”全是清代宣城人，幼年又同有“神童之目”，还都有《遗山堂集》和《若岩堂集》，其为一人，不是十分明显的吗？又，“李”字下，收了一个字景曾的李圻〔qi齐〕，又收一个字景鲁的李沂。可是两人同是明代嘉鱼人，又同是万历进士，还同为吏科给事中，并同因谏中官张鲸不法，招惹皇帝发怒而遭廷杖，被削职为民。天下哪有如此巧合的事。原来沂、圻二字相似，鲁、曾两字形近，所以才发生讹误。《明史·李沂传》作“名沂字景鲁”，别的书则刻为“名圻字景曾”。可以说，《明史》名对，他书字对。依名字相协和结合方式看，这属于“概括经义”。《论语·先进》记述了一个孔子命侍坐的弟子们畅谈个人志趣的故事，轮到曾皙时，曾皙说他愿同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子，一起去沂水中洗洗澡，再到舞雩〔yu鱼〕台上吹吹风，然后兴致勃勃的唱着歌回来。这话触动了已近暮年而又不得行其道的孔子的某些酸楚，便慨然叹道：“吾与点也！”孔夫子被奉为圣人，他如此赞成曾点(曾皙的名)的行为，所以人们便取此经义以为名字。名沂字景曾，就是表示景慕受孔子赞叹的“浴乎沂”的曾皙。可见，圻完全是错了。鲁，还多少有点联系，因为沂水是鲁国境内的一条大河，且在都城近旁。但无论如何也不及“曾”和“沂”结合得紧密而直接。辞典编纂者忽略了名与字的关系，上了讹字的当，把一人分为了两人。“林”字下收了一个宋代字咏道的林师点，又收了一个宋代字咏道的林师蒧，这也是将一人当作了两人。蒧，借作“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蒧，字皙。”集解说：“音点。”索隐引《家语》云：“曾点字子皙。”可见林师蒧就是林师点，只不过因为时而写作“点”，时而又写作“蒧”，后世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点、蒧是两个不同的字，自然就代表两个人。加上辞典编者所据资料又有出入，一作天台人，一作临海人，看来籍贯不同，就更像是两人了。其实，这是由于不了解宋代行政区划造成的。宋置台州临海郡，下辖有天台(台州就是由境内的天台山得名)，天台亦称临海，可见，并不是籍贯不同。朝代相同，姓名相同，籍贯又相同，名与字还同是取自上述《论语·先进》曾点言志的事，其着眼点又同落在“歌咏夫子之道”上，这岂不太巧合了吗？所以我们说：这是将一人误作二人。这类例子还有不少，我们不能一一列举分析了。当然，同时代的人中，或可能有同姓名、同籍贯和同一个字的，要判断是一人还是两人，还要借助其他佐证，不可仅依名字相同而遽下结论。第三节 校订书刊中人物名字的印刷讹误书籍报刊印刷中，人物名字常有讹误。出现错字的原因很多：排字者不辨字形，将甲作乙；原稿字迹不清，排错后未校出；原稿写错，编辑未发现；原稿正确，编辑改错；等等。如果都具备一点名字方面的知识，作者、编者、校者都多留意，这种讹错就会减少。我们且以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为例，就人物名字印刷讹误者，举出若干剖析如下：313页 陈公璟字师未按，师未与公璟不协。“未”应是“宋”之讹误。这是仰慕唐代名相宋璟，所以袭用其姓名。330页 罗必元字享甫按，享应作“亨”。这是取《易·乾卦》 “乾，元亨利贞”经文以为名字。316页 赵与票字叔晦按，票，当作“[上票下灬]”，即“熛”。《说文·火部》：“熛，火飞也。”火有光明之象，和“晦”反义相协。417页 黄观字伯澜，一作伯润按，伯澜是对的，伯润不应收。这是取义于《孟子·尽心上》“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伯润与观不协。569页 张汉字月搓按，搓，当作“槎”。两字形似而误。以月槎应汉，是取《博物志》所记海上有人乘槎直达天汉，见到牛郎织女的故事而为名字的。695页 杨沂孙字子兴按，兴是“与”的误字。繁体字興、與形相似，因而致误。这是取《论语·先进》曾点愿“浴乎沂”，孔子慨叹“吾与点也”经义作为名字的。此书这类排印错误很多，不一一举例了。其他书刊也有这类错误。如文物出版社的《鲁迅画册》，介绍鲁迅好友许寿裳时，说他字季市。其实，市和寿裳毫不相干。市是“市〔fu服〕”的讹误。市乃“韨〔fu服〕”的初文，是个象形字。远古时代，生产力低下，先民的衣著通常是将一块毛皮之类的东西扎在腰中，悬垂于两股之间“遮羞”，这就是“市”。到了文明时代，市发展成为礼服的一个组成部件，其颜色花纹则依身分等级而定，字则写作为“韨”或“绂”。这是人类的一种返祖现象：不忘本。巿、裳都是下身所穿，所以名寿裳字季巿。印作“市”就无法理解了。第四节 考证古人的名字许多古圣先贤，著书立说并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宣扬自己的信仰、理想、观点、学说和主张，使之能流传后世。如注《老子》的河上公，就没留下一个真实姓名。这个，我们就无法办了。有的作者在书中欲言又止，既不愿暴露真实姓名，又不愿让人认为是来历不明的书，便在著作中利用名字关系来向读者做暗示，让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越绝书》，从隋代起，就被认为是春秋末年孔子弟子端木赐(子贡)所作。到了宋代，又怀疑作者是伍子胥。也有人认为是战国时人所作，又经汉代人增补的。直到明代学者田艺蘅才据此书末的几句隐语和前人推断的启发，认定作者是袁康，编定者叫吴平。因为书末叙《外传》是这样说的：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去、衣相合为“[上去下衣去亠]”，庚覆盖米，乃是“康”字。又说道：文属辞定，自于邦贤；以口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与之同名。一二两句说明是会稽人；以口承天，乃是口天“吴”；屈原名平。合起来便是会稽吴平。至此虽说可以定案了，但仍有猜谜拆字之嫌，还不能使之铁证如山。乾隆年间开四库全书馆编《四库全书》，编纂官们在写《提要》时，采用了田艺蘅的考证。迻录如下：王充《论衡·按书篇》曰：“东番邹伯奇，临淮袁太伯、袁文术，会稽吴君高、周长生之辈，位虽不至公卿，诚能知之囊橐〔tuo驼〕，文雅之英雄也。观伯奇之《玄思》，太伯之《易章句》，文术之《箴铭》，君高之《越纽录》，长生之《洞历》，刘子政、扬子云不能过也。”所谓吴君高，殆即平字；所谓《越纽录》，殆即此书乎？编纂官虽是以推测的口吻来论断，不过表示谦撝〔hui挥〕罢了。从名与字的组合关系看，吴君高就是吴平，绝对没错了。屈原名平，《尔雅·释地》说：“大野曰平，广平曰原。”平、原同义相协。吴平自说与屈原同名，但《释地》紧接着还有一句说：“高平曰陆。”另外，“广平曰原”这句，有不少著作引用时，都作“高平曰原”。从训诂典籍的解释看，吴平字君高，是绝对无可置疑的了。至如《越纽录》和《越绝书》，古来同书异名的事很多，就无须多说了。通过名和字的组合关系，可以从字认定名，也可从名确定字。因此，如果有几个历史人物，由于某种原因，名或字发生易位、错乱现象时，也可加以辨别，使之复原，各归其主。《中国人名大辞典》“常”字下即收录了两个时代相同，地域各异，姓名相近，字却易位的历史人物。他们都是东晋人，一个是仕于蜀地成汉字道将的常璩，另一个是仕于西北地区前凉字元琰的常据(繁体字作“據”)。成汉亡后，常璩归降了晋，他就是《华阳国志》的作者。常据在主人张天锡归晋前，死于同苻秦的一次战役中。不知是什么原因，史臣将他们两人的字张冠李戴了。因为璩同道将不协，据同元琰无所取义。倒是璩和元琰相协，据和道将相配。璩是一种玉环，琰是玉泛出的美好色泽。《说文·玉部》：“璩，环属。”“环，璧也。肉好若一谓之环。”“琰，璧上起美色也。”璩字元琰多么相协！据和将都有扶或引义。《说文·手部》：“据，杖持也。”《广雅·释诂一》：“据，引也。”《诗·小雅·无将大车》郑玄笺：“将，犹扶进也。”扶进即挽引。《木兰辞》：“出郭相扶将。”另外，《史记·鲁周公世家》记有齐国子将，索隐云：“子将即梁丘据也。”这可作为常据应字道将的旁证。两人不仅表字互易，姓氏也有讹误。常据在《魏书》中作常据，在《晋书·苻坚载记上》则作掌据，在《张天锡传》又作常据。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校勘记引丁国钧《晋书校文》说：“常据《传》凡三见，皆‘掌’之讹，《苻坚载记》及《元和姓纂》可证。按，《广韵》、《通鉴》一○四亦作‘掌’。”看来常据应当是掌据。姓氏都出错，何况表字！这个错是由于史官取材不精失于考证，还是历代抄写、印刷疏于校对，我们不去管它了。我们只是感到，如将表字交换过来则两全其美，如维持现状则各不相协。许多文献古籍，千百年来辗转传抄，反复印刷，出些讹字、错字是毫不足为怪的。人们对这种问题多不注意，一则是不重视名字方面的文化常识，二则以为无伤大体，所以就忽略了。但这毕竟有悖历史的真实。这完全是应当避免的。如果从名字组合关系去考证一下，还其本来面目，才堪称是对历史的尊重。这类问题在历史书中最为集中，不妨举些例子加以分析。《晋书》中有个比较有名气的人叫卞壶〔kun捆〕，但字叫望之。按词义，壶是“宫中衖〔xiang象〕”(见《尔雅·释宫》)，也就是房舍间的夹道。古代王侯、平民的房舍都叫宫。房舍间的夹道和“望”有什么关系呢？实在找不出来。我们说，壶是“壶”的讹字，二者形相似，只是一笔之差。不过，这样可就意义全异了。壶指的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海上三仙山：方壶、瀛壶、蓬壶。因其形状像壶，所以才以壶为名。这三仙山是神仙所居，远处可以望见，坐船靠近就不见了，它可望而不可及。此事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张守节正义有注解，《汉书·郊祀志上》和王嘉《拾遗记·高辛》也有记载。名壶字望之，是表示企羡神仙。这种求仙思想，自汉末至魏晋，非常盛行，不仅诗文中有反映，人的名字中也有许多反映。如《后汉书·逸民传·法真》“法真字高卿。”李贤注说：“高，一作乔。”乔的繁体字和高的形状很相近，易讹误，李贤的提示很重要。乔，指仙人王乔，也叫王子乔。《说文·匕部》：“真，仙人变形而登天也。”真，乔正相应，是表示羡慕神仙。三国魏曹真字子丹，则是表示通过服食丹药，求得长生不老，古诗所谓“服食求神仙”就是这个意思。卞壶同时代的温峤字太真，也是表示企望成仙。峤，指的是《列子·汤问》所说的海上仙山员峤。另有一个和峤字长舆，也是表示向往成仙。舆，指的同员峤齐名的另一仙山岱舆。名与字各用一仙山。所以我们说，卞壶应作卞壶。千百年来，人们习焉不察，没有理会这位名人的真实名字；也可能没想到“壶”上去。我们无意要给这位古人更名，不过想就“傍名为字”之理正其讹误罢了。史籍中这种因字形相似而造成名字讹误的例子相当多。如《魏书·辛悠传》说：“悠弟俊，字叔義。”我们说，義和俊不协。義，当是“乂”。宋元以来，義简化为“义”，民间习用。乂、义相似，刻书时书手误把“乂”当作義的简化字，以为史籍中不应用此，遂将乂改为“義”，好心做了错事。以“乂”应俊，是取《书·皋陶谟》“俊乂在官”经义的，讹作“義”，和俊就不相配了。这是将“乂”当作了“義”。还有把“義”当作“乂”的。《新唐书·蒋乂传》说：“蒋乂字德源。”德和乂不协。这个“乂”是由義变义，再讹为“乂”的。仁义乃道德之源，乂和德不相配。无独有偶，《旧五代史·晋书·寿王重乂传》说：“寿王重乂字宏理。”这个乂也是由義简化为“义”，再讹为“乂”。“事之所宜之谓义”，凡“所宜”的，必是合理的，所以义、理相协，而乂与理则毫无关联。另外，其兄名重信，信义相连，可为旁证。又，《旧五代史·唐书》有睦王李存乂，虽未载其表字，但从其兄名存礼来看，这个乂也当作“义”。这同样是从義变“义”再讹为“乂”的。刻书人只知道古籍不应有简化字，凡见有像当时通行的简化体的字，就往形似的繁体字上靠，至于是否符合文义，就不是他们所能判断的了。古人名字的错乱现象确实极多，很值得细加考证，重新厘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