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朝是我国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时代的开始。秦始皇所制定的统一文字、度量衡、车轨、道路等制度，对我国后代有深远影响。在开创统一的邮驿制度方面，秦朝也有不世之功。虽然秦王朝仅仅存在15年，但以惊人的努力完成了全国范围的交通和通信网络。驰道是秦朝道路网的主干。它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汉书·贾山传》)。秦朝驰道十分壮观：“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一步为5尺，50步合今25丈(约80米)，10米左右就栽一棵青松。一路绿影婆娑，十分美观。这样的大道遍布全国。另有一条专为抵御北方匈奴的“直道”，从咸阳北的云阳开始，途经黄河，直抵今包头市的秦九原郡。这是由名将蒙恬指挥修筑的，全长1800余里。此外，在南方还修了到两广和西南的“新道”。这样，就在全国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交通网。这些大道，路平道宽，沿路驿站、离宫、馆舍和军事设施遍布。考古工作者近年曾在陕西旬邑县子午岭发现一处秦朝直道建筑遗址，是一座约40亩左右的大平台。专家们认为这可能是当时既作防卫又作信息传递站的驿站。有的专家则戏称为“一号兵站”。秦朝修筑的大道至今也还有遗迹可寻。考古学家在直道遗址进行了勘测，测出当年直道最宽处为50米，转弯处更宽到60米。路基全是夯打结实的坚硬层面。据历史记载，当年秦始皇曾出动大小华贵车辆80余辆，官员兵丁1000余人，在此大道上浩浩荡荡前进，足见路面的宽阔平坦。秦朝的邮驿统一了称呼。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对邮驿通信的称呼都不一样，秦朝把“遽”、“驲”、“置”等不同名目一概统一称呼为“邮”。从此，“邮”便成为通信系统的专有名词。在秦朝，“邮”负责长途公文书信的传递任务，近距离的另用“步传”，即派人步行送递。在邮传方式上，秦时大都采用接力传送文书的办法，沿政府规定固定的路线，由负责邮递的人员一站一站接力传达下去。邮路沿途，都有固定的信使进食和住宿处所。这些休憩处或称为“邮”，或称为“亭”。有的研究家认为，这些称呼，是按不同的邮递方式来决定的，比如说，步递停留之处称为“亭”，马递站称为“驿”。其实，在秦朝时还不像后来那么严格。如为秦统一立下汗马功劳的名将白起，最后被迫自杀的地点，有的书上称为“杜邮”，但有些书又称为“杜邮亭”。这就说明邮、亭实际可以并用。在始皇陵西侧，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一片瓦，上有瓦文“平阳驿”，说明“驿”在秦时也是邮路上居停点的习惯用法。秦朝还有“传舍”的称呼。如秦末汉初刘邦和说客郦食其见面，便是在一处叫“高阳传舍”的地方(《史记·郦生列传》)。楚汉战争中，高祖刘邦去夺割据势力张耳、韩信的大权，也曾住在修武的一处“传舍”里(《史记·淮阴侯列传》)。关于“亭”，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秦朝的亭是一种负责地方治安的组织。有学者却认为亭负担的更多任务是依次递送公文和邮件。秦制30里一传，10里一亭，亭设有住宿的馆舍。按秦法，亭应及时负责信使的传马给养、行人口粮、酱莱和韭、葱等，甚至供应粮食的升斗、酱和莱的数量，都有严格的规定。近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里，对此有明确的记载。这些记载，给后人留下了2000多年前我国邮驿状况的生动情景。为了保证公文和书信的及时、迅速而准确地到达，秦王朝规定了一系列严厉的法律。秦朝的《行书律》规定，文书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急行文书，另一类为普通文书。急行文书包括皇帝诏书，必须立即传达，不能有片刻稽留。普通文书也规定当日送出，不许积压。律文中说：“行命书及书署急者，辄行之；不急者，日毕，不敢留。留者以律论之。”意为：诏书和注明为急文书者，要立刻送出；不急的文书，也要当日事当日毕，不许耽搁。有耽误的以法律处置。秦朝继续使用前朝的符节制度。1973年在陕西西安郊区发现了一枚秦朝的铜制“杜虎符”，符上明白写着：“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杜为当时的一个县)。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意思是此符君王与杜地将领各执一半，如用兵50人以上，必需合符才可行动。这说明秦代的中央集权具有绝对的权威。此符上还刻有另外10个字：“燔燧之事，虽毋令符，行也。”这是指当时仍旧使用着烽火情报制度，不用符也可点燃。秦朝时把烽火通信用于长城，在沿长城内外，都设有烽火台，顺着烽火台的走向，可以迅速传递事先约定好的信息，把边防情报及时传到京城咸阳。秦朝时邮传事务的传递者，身份更为低下，已经不再由士以上的官吏担任，而转用民间役夫。秦时特别重要的文书，规定由特殊的人员传送，而且所经之处，任何人不得阻拦。这些特殊人员自然要十分可靠，还需体格强壮，行止轻捷，从他们的名称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名称各为：轻车，赾〔jin谨〕张，引强，中卒。这些人平日有特殊训练(《云梦秦简·秦律杂抄》)。为了保证途中不泄密，秦王朝作出若干法律规定。比如：不同的文件由不同的文字书写，简册用大篆小篆，符传用刻符，印玺用缪篆，幡书用鸟书，公府文书用隶书，等等。这些规定，有效地防止了文书的伪造。另外，还规定，简书一般都在绳结处使用封泥，盖上玺印，以防途中私拆。此外，秦朝《行书律》又规定了文书的收发制度：“行传书，受书，必书其起及到日月夙暮”，即记录始发与收到文书的月日晨暮。上述这些规定，都说明邮驿通信制度规范化了。秦朝的通信干线贯通东西南北。北边：由关中直达九原塞外，至今内蒙古河套附近；东边：由函谷关向东，经河南直到今天山东的临淄；南边：由武关经南阳直抵江陵。秦朝有效的通信系统，起着巩固中央集权制度的作用。中央政府可以源源不断接到各地方的情况通报。由于政府规定了地方向上汇报请示必以书面形式，秦始皇每天要阅批的奏章就重达120斤的(竹木简片)。秦政府还通过这些通信系统，及时了解边防和民间的动态，采取果断的军事措施。第二节 现存最早的两封家信这里我们要穿插讲到两件稀见的古代通信文物。这就是于湖北云梦睡虎地所发现的距今2200多年前秦代士卒所遗留下的两封木牍家书。这两封家书是1975年冬我国考古工作者在云梦所发现的大批秦简中的一部分。家书的内容是秦始皇统一战争时期两个秦国军人黑夫和惊，向家中的同胞兄弟中所写的两封家信。两封家书的开头都向兄弟中问好，并请他代向母亲请安，然后说到他们在前线的情况。信的中心内容是向家中要钱和衣服。信中提到了当时的战况，谈到黑夫即将参加淮阳的攻战，“伤未可知”。信的反面还有几句附语，皆是向家中各亲友问好之意。两封木牍家书，是在云梦睡虎地四号秦墓中发现的。至今保存完好，正反面的墨书文字，字迹尚清晰可辨。从这两封家书，我们可以了解当时许多社会经济情况：第一，了解到秦朝被征发的军人，所有衣物皆家中自备，服役有一定期限。他们在军中的生活是很艰苦的，所以黑夫和惊都十分想家。第二，当时秦国战事十分频繁，所以影响到生产的正常进行。黑夫家的三个兄弟，竟征发了两个上战场，这势必使得其家中的劳力不足。但从家信叙述中可以看到，当时秦军一般士卒家中经济还过得去，所以黑夫才有可能向家中要五六百钱及“[糹咅]〔fu府〕布”和“禅〔dan耽〕裙襦”。第三，我们从这两封家书可以推断当时通信制度的一些情况。家书是从河南淮阳发出的，如今在湖北云梦出土，说明了书已到达家中。专家们考证，黑夫和惊决没有可能把信交由官邮递送。因为战国末期和秦时，官邮只传递官府文件，不许私带书信。当时除战国四公子等大贵族之外的一般人，谁也没有可能有自己的私邮。这两个身份不高的一般士卒，就根本不可能利用私邮了。专家们认为，这两封家书很可能是由军队中服役期满的老乡回家时带到家中的。这种不正规的私书捎带通信方式，秦朝以后在我国一直继续了若干年，一直到1000多年后的宋朝，政府才有了“私书附递”的规定，明朝以后方出现民邮组织。可见古时的民间通信是何等艰难！另外，从这两封家信，我们还可以看到秦汉时候书信的写作体例和格式，和今天我国民间通行的有较大区别。首先，写信的时间，不写在信尾而写于信头。如黑夫和惊合写的第一封木简书信，正面一开头文字便是：“二月辛巳”，是个日期，而现在日期都是写在信的最末的。其次，书信时间以后立即跟上的不是收信人的称呼，而是写信人向收信人的问安：“黑夫、惊敢拜问中(黑夫、惊的兄弟)、母毋恙也！”不像今天我们习惯的书信格式把问安放在信末。此外，通过这封信还可以了解当时书信的常用词汇，如“毋恙也”、“敢拜问”、“敢问”等等，有些词至今尚在中国人的信中习用。这对今天研究古人的书信文体，不啻是件弥足珍贵的材料。第三节 两汉邮驿的发展通常都说，汉承秦制。汉朝的一切制度都在秦时奠定了基础。在邮驿制度方面也是一样，但汉时又比秦朝有更大的发展。刘邦建汉之初，就懂得邮传对王朝统治的重要性。因此建国伊始，便抓紧对战争时遭破坏的邮驿设施的恢复。后来，西汉王朝的巩固，颇得力于邮传的便利。比如，刘邦在平定汉初异姓王英布的叛乱时，就有效地利用了英布手下将领贲赫“乘传”到长安及时递送情报。后来，大将樊哙有反情，刘邦也是即刻派陈平“乘驰传”，带着周勃去接收了樊哙的兵权。汉景帝时，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大将周亚夫奉命讨伐叛王，为了迅速到达前线，他也乘了“六乘传”，及时赶到。西汉时，邮传还被利用来向全国宣告一些叛国分子的罪行。吴楚七国之乱的头子吴王刘濞被处死后，汉政府命令将他的头“驰传”当地示众。有时邮传的道路同时也就是押送犯人充军的道路。淮南王刘安被判充军后，发配四川，他的囚车便是顺着邮车的大道次第前进的。汉时邮传的功效还体现在国防上。边防上一些重要紧急文书，都是靠邮传递送的。汉武帝时大将李陵北征，兵达受降城，他马上通过邮传给武帝上书报告。后来桑弘羊要在西域轮台屯田，也准备通过邮驿来密切汉政府和西域的关系。东汉时我国和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起来，班超和甘英的出使西域和大秦，使丝绸之路更加畅通。汉政府在西北的邮驿十分发达，出现了“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华局面。当时西方的罗马也正处于繁荣时期，那里也是邮驿畅通，沿途“列置邮亭”，所以当时中间诸国的商人和使者，可以从东汉边境通过邮驿一直驰骋到罗马首都。两汉政府十分重视邮传的施行。在中央部一级的九卿官职中，有许多是和邮驿制度直接关联的。比如，少府中的尚书令和符节令，便是专管政府公文收发和符节的分发和管理。大鸿胪，兼管邮使的接待。御史大夫也兼管邮传，对邮传使者的凭证进行监察。和邮传关系最直接的是九卿中的卫尉，他的属下有一官员叫“公车司马令”，负责接待由传车征召来上书的民间贤士，所以又叫“公车上书”。后来近代史上著名的康有为等“公车上书”，得名便由于此。三公中的太尉、府中的法曹也主管邮驿，负责邮驿规章制度的制订和一般管理。汉时，地方邮驿管理也比前代更为正规化。邮驿系统由州、郡、县三级管理。郡太守府里最受重视的一个官吏便是“督邮”。他不仅主管邮书，还兼管督察长吏，是个实权官吏。《三国演义》中有一个张飞鞭打督邮的故事。那个督邮到张飞任职的那个县大发威风，惹起张飞的不满。说明那时督邮的确是很威风的。第四节 驿置和邮亭的分流汉代邮传制度的最大进步是驿和邮的分流。这时，西周春秋战国以来盛行的车传已经逐渐被淘汰了，骑传成为长途通信的主要方式。汉朝初年，邮传制度的一个常见名称曰“置”。东汉人应劭写的《风俗通》说：“改邮为置。置者，度其远近置之也。”意思是说把原来称为“邮”的邮传设施，改称为“置”。什么叫置呢？就是根据测量出来的远近来设置办公机构。置，实际上是邮传信使的中途休息站。“驿”的名称也是在两汉时普遍出现的，其具体时间大约在汉武帝稍后。由于传车过于笨重，同时也因为武帝以后汉政府财政困难，设备繁杂豪华的传车也就顺应时势，逐渐让位给轻便的单骑传递了。而这种以马骑为主的信递方式，便以“驿”正式命名。至于原来“传”的名称，两汉时虽仍然在使用，但已大部分用于表示一种国家招待所的性质，仍称为“传舍”，变成专门迎送过往官员、提供饮食车马的场所。驿加上传，往往合称为“驿传”或“驿置”。这两个字在两汉的史书中是常见的。1958年，在贵州赫章县可乐镇，出土了一件刻有“武阳传舍比二”的铁炉。据考古学家考证，这是反映汉代传舍生活的炊事用具。这件铁炉厚重坚实，通风性能良好，提携方便，十分适用于旅途炊煮。武阳是汉朝犍为郡的首府，故地在今四川省成都以南。“比二”是说同样的铁炉有两个，是一炉铸造出的。估计贵州出土的这件文物原为四川古武阳所造或从属于武阳的驿站传舍所用。这说明两汉时川贵间有驿道相通。除以马传为主的“驿置”外，汉朝时候专门用“邮”来称呼那些短途的步行传书方式。管理这种短途步行投递书信的机构，称为“邮亭”。亭，也作为步传信使的转运和休息站。汉朝时候，亭的称呼更普遍，邮亭的通信业务是大量的。这种步传通常是接力运递。《汉旧仪》所谓的“十里一亭，五里一邮，邮人居间，相去二里半”，就是指此。大体上是说，邮间距离是五里，亭间距离为十里。邮亭的信差，在两邮中间的两里半处接力。有学者考证，至今在河北一些地方尚有“二里半”的地名，即系古时邮亭制的遗风。但汉时的亭，并不全是负责邮传的任务的。兼管邮务的亭，一般在交通要道沿线。而大部分秦汉的亭则是地方基层行政单位。这种普通的亭，管得很多，负责征丁收税及治安捕盗之事。汉高祖刘邦曾出任过泗上亭长，就属于这普通的亭。交通沿线的亭，则加上运寄政府公文、军事书信的任务。在这些特殊的邮亭中，有专门负责传书的“邮人”。驿置，是指长途传递信件文书的设施。汉朝的紧急和重要公文都由它来传运。驿置的长处在于传递迅速，通常以轻车快马为主。驿与驿之间的距离一般为30里，又称为一置。驿置预先备好车马，随时供兼程来往的驿使使用。东汉初年，刘秀在河北与地方割据势力王郎角逐时，即曾利用过这种驿置交通工具。当时，王郎企图收买大将耿纯，但耿纯心向刘秀，连夜逃出县城，并调用驿舍的车马数十乘，齐奔刘秀。刘秀凭着这些快马，壮大了自己的实力。汉宫中常年要求南海向长安进贡荔枝，也是通过快马速递，而把新鲜水果及时送到都城的。史书记载说，送一趟鲜荔枝，路途十分辛苦，需要超人的毅力才能完成这一任务。谢承的《后汉书》说：“旧献龙眼荔枝及生鲜，献之驿马昼夜传送之，至有遭虎狼毒害，顿仆死亡不绝。”做这种邮差，是很有风险的。第五节 官邮和私邮汉朝的邮传与前期一样，也主要是官邮。邮亭和驿置最经常传递的是国家的官文书。这些官文书中最大量的则是皇帝下达的军政命令。皇帝诏令一般由丞相府下达郡县，然后再层层传送到每一个边防烽燧。除此而外还有中央一级大臣发给州郡的文书，也由邮驿传送。东汉末年，东郡太守桥瑁就曾诈称“三公”，“传驿州郡”发文讨伐董卓。再有，便是中央和地方之间日常行政事务的联系，其中如年终人口钱粮的统计、盗贼狱讼等向中央的定期汇报，亦都通过邮驿的途径。汉朝没有合法的私邮制度。官员互相之间的通信联系，往往通过官邮系统来进行。有时通过向上汇报情况时顺便捎带几封私人书信，有时则凭借自己的权势，迫使官邮为自己服务。例如，在出土的汉朝简牍里，考古学家也整理出不少当时的私人往来书信。在出土的居延汉简里，有两封书信特别耐人寻味。这可能是当地的两名下级官吏各自写给妻子的书信。一封是名叫赏的写给妻子子卿的，现存原信文字约50字，内容是感谢在家的贤妻恪尽孝道，代他敬事父母，并嘱她冬寒要注意身体，多穿衣服，按时酒饭。另一封是名为宣的边城某候所官，写给家中名叫幼孙的妻子的信，内容是要妻子转向妻兄和岳父请安，并告诉妻子寒暑时节“强衣足食”，注意身体。还谈到妻兄幼都曾乘便来到边境探望宣，可惜幼都行时仓促，未曾见到幼孙，故写此信告知此事。信中还提及宣前曾通过邮亭另写信给妻弟幼孝一事(《居延汉简甲编》)。从上两封信可以了解两汉时民间通讯仍是极为困难。赏和宣由于身为边境小吏，才有可能乘便捎信。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封私人书信的书写格式基本仍同于秦朝，开头各为：“赏伏地再拜请子卿足下”、“宣伏地再拜请幼孙少妇足下”。夫妻间如此客套，这自然很好笑，但明显这是当时书信的必需规格。从两封汉简中，丈夫称妻子为“少妇”，称岳父为“丈人”，可看出秦汉时彼此称呼与今约略相同。从前举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夫称妻为“新负(妇)”、称妻长辈为“丈人”、“姑姊”等，可看出秦汉称呼也相仿。这些可贵的资料，对今人研究人际关系史，有重要参考价值。至于那时的普通百姓，通信就更为困难。他们即使要用书信向政府反映情况，也不可能通过官邮进行，只有当事人通过“公车上书”，专程到京。汉武帝时名臣朱买臣就是通过这一途径晋见武帝的。在留下的汉朝古诗里，有不少反映当时私人书信往来困难的情况。《古诗十九首》中，有一首说，“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年字不灭”。一封信在袖中藏了三年，可见了书信的珍贵，也足见通信之难。在出土的汉简中，也常有牍书谈及通讯困难的情况。敦煌汉简中有一件政致幼卿君明的书信，说到五年多来由于政的“官薄身贱”，书信不通。可见，即使是边防小吏，也会由于身份低下，不能利用方便的通邮条件。由于通信的限制，有时书信往来的疏密，竟能成为判定朋党的依据。《后汉书》讲了一个案例，说到名士杜安，“少有志节”，称为“奇童”。有一贵戚想拉拢他，给他写些书信，杜安素节自守，不愿和贵戚往来，把这些书信原封不动地藏在壁中。后来这个贵戚犯了事，官府清查党羽，杜安将原信全交了官，洗刷了和这个贵戚的干系。他这种清廉自律的行为，受到当时人的称赞。汉朝只有一种人据有私邮设置，那就是一些有权有势的“诸侯王”。西汉初年，有不少同姓王曾设立自己的私人通信网。淮南王刘安手下便有不少宾客，为他收集各地情报，自组一套通信系统。汉武帝时具有特殊权势的酷吏王温舒，也自组一班人马作他的私驿，据说他曾拥有“私马五十匹为驿”。从河内(治所在今河南省武陟西南)到长安几达700余里，王温舒的私驿马跑两天接力便可往还。不过上述情况在整个两汉时期不是经常的，一旦割据局面结束，皇权加强，这些临时性的私驿也就销声匿迹了。两汉的官邮，制度很严格。邮亭的来往文书要登记造册，称为“邮书簿”。来往邮路上的驿使或邮差有一定的服色，他们要头戴红头巾，臂着红色套袖，身背赤白囊，在驿路上奔驰起来十分醒目，有利于对专职邮使的认别。那时邮驿通信的速度是比较快的，马传一天可行三四百里，车传则可行70里左右，步行较慢，一天约可走四五十里。从西边的金城郡(今兰州市西北)用快马到长安，间隔共1450里，七天就可跑一个来回。据史载，东汉著名科学家张衡，制造出世界上最早的测示地震的候风地动仪。当有一天地动仪西边的一个龙头的含珠掉落在蛤蟆嘴中时，洛阳城许多人还不相信会发生地震。过了几天，陇西就有驿传飞马来报，证实了那里发生了地震。这一事例，足以证明当时邮驿制度的完善，传达信息迅速而且准确有效。汉朝通信关禁制度很严，沿驿路出入关口，都要符信。在汉朝又叫“过所”，是驿者和行人的身份证明和通行许可证。在秦朝时本为木制，《古今注》说：“长五寸，书符信于上”，用板封上，再盖以御史的印章。这样的符信，在居延汉代遗址有不少发现。汉朝还有另一种以缯〔zeng增〕帛制成的符传，用两条书帛，过所驿者和检查者各持其一，对合后方可过关。《汉书》记载，名士终军，从济南入京当博士，步行入关，关吏验看他的身份证明，他说：“大丈夫西游，终不复传还”，扔下繻〔xu需〕制符信拂袖而去。从这一故事，说明汉时无论对邮驿使者，或对普通行人，关禁是很严的。居延肩水关出土了一件“汉张掖都尉棨〔qi 企〕信”，用一种红色缯帛制成，上有墨笔篆书。专家考证，这就是当时作为身份证明的一种符信，悬于竿上作为出入关证件。第六节 发达的汉代烽火通信汉朝的军事通信，通常是烽火通信和邮驿通信并举。两汉有着发达的烽火通信设施。考古学家们近年来在新疆、甘肃、内蒙古一带，发现了汉代北部的烽燧、亭障和长城遗址多处，这些设施分布长达两万多里，形成一道坚固的北境城防。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说：“在汉代沿长城全线西至罗布泊沙漠，直达克鲁库特格山麓，皆列置堡垒烽燧，即汉书上所谓亭障，以为瞭望敌人及传达烽火信号之用。”“万里相望，于是中国的西北，筑成了一条坚强的防线”。我们至今在往日的丝绸之路沿途，尚可看到当日的这些军事设施的遗址：一座座烽火台巍然高耸，附近还常有当年边防人们所住的小城遗址，构成一幅幅壮丽的图画。所谓“烽”、“燧”，都是点燃易燃物发出亮光的通信标志。汉朝时候，一般说是“五里设一燧，十里有一燉，三十里一堡垒，一百里一城寨。烽燧是系列军事设施的最基层的单位。这些烽燧，常常设在靠近水源、地势较高便于瞭望的地方。怎样利用烽火来通报敌情呢？汉朝对此有严格的规定。一般说，烽是指在五丈多高的土台上置一烽竿，类似汲水的桔槔。烽竿上缠上纺织品，平日放下，遇有敌情立即举起，称为“表”，一般为白色，便于醒目。夜晚看不见，便点燃成火炬，称为“烽”。一般在烽火台旁总是随时准备些燃放烟火的积薪。在现存的汉简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当时烽火的信号。假如发现有敌人一人或数人犯塞，则焚一捆薪，举起两个烽火。如果发现的是10人以上的敌军进犯，除举火外，还须将烽高高扬起。假如是500或1000名敌人来犯，则除焚薪外，需举三烽。这些预先约定的信号，可以使军内迅速而准确地知道敌情，以作必要的准备。除上述规定外，尚有一些其他规定。如规定，敌人入塞，举放烽火时，所有边亭负责尉吏都必须到位，并及时将敌人入攻人数和到达部位，报告上级都尉府。若遇大风大雨，施放烟火不成，则必须及时派出快马“亟传檄台，人走马驰”，报告上级。若敌情万分危急，或敌已攻下烽火亭障，该亭不能按时举火，则应由相邻亭台点火，依次通报下面的烽火台。一些汉简中还反映，边境有警，边塞县的屯田官吏，还有责任组织百姓转移，驱赶牲畜，脱离险境。据历史记载，汉武帝时卫青、霍去病与匈奴作战，以烽火作为进军号令，一昼夜就可使河西的信号传至辽东，远达数千里。当时人用诗来形容当时信息传递之迅速说：“候骑至甘泉，烽火通长安”。甘泉在今陕北，离汉都长安大约300公里，烽火通信迅速可达，可见当时军事通信的效率极高。中国有句俗话说：“军令如山倒”。两汉时，边境烽火警报对屯驻官兵来说，无疑是至上的命令。《史记·司马相如传》记载说：当时“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fan凡〕，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汉文帝时名臣贾谊形容当时边疆的将士，在敌情严重时，日夜不眠，将吏都穿着甲胄，随时听命待发(《汉书·贾谊传》)。西汉名将赵充国对这些烽火制度有很高的评价，认为“烽火幸通”是“以逸待劳”的好办法(《汉书·赵充国传》)。有一件居延出土的汉简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因烽火信号及时，汉朝军队避免损失的情况：“在早晨五点钟……临木燧的士兵，举起了信号旗，并燃起了一个信号火堆。敌人后来向西北方向撤退，没有造成损失”(《简牍研究译丛》，据英国学者鲁惟一的翻译)。烽火的军事通信，在当时内地也在广泛运用。笔记小说中曾记载东汉光武帝时曾派将军刘尚攻打武溪夷，夷首领田氏兄弟三人各守一城，共约以烽火为号。有一天，老三钓得白鳖，竟然举烽请二位兄长赴宴，共品美味。当刘尚大兵来讨时，老三再举烽火，两位兄长以为仍是鸡毛细事，再不着急来救。老三孤军作战，终至败死。这个例子说明其他朝代也有“烽火戏诸侯”那样的人，也都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汉时广泛运用烽火作为军事通信的同时，一般的邮驿军事通信也还是很重要的，常常相辅相成。军事机构之间的通信使者，一般由戍卒担任。他们有时作为烽火通信的补充：当天阴雨湿烽火一时不能燃起时，军方便立即派出飞骑或快跑步递向兄弟堡垒传递情报。汉时留下的一份烽火台规则《塞上烽火品约》提到：匈奴人入塞，天大风或雨，烽火不燃者，亟传檄告，人走马驰以疾。就说的是上述意思。第七节 汉简：汉代通信的实录汉代的邮驿通信和烽火通信情况，我们在历年发现的汉简里，可以得到很详细的记录。汉简是汉朝当时人留下的刻写在木简或竹简上的信件和文书。从汉简里我们可以较为细致地了解汉代的边防通信情况。所幸的是这些汉简近年来考古发现很多，仅居延一带就发掘出三万多枚，它们成为研究汉代邮驿的珍贵资料。在甘肃敦煌、居延出土的几份《塞上烽火品约》，是目前知道的最为详尽的汉代烽火通信的重要资料。所谓“品约”，就是规则。这样的规则通常由郡一级的地方机关制订。从这些品约规定可以看出，当时按敌情不同，把情报分为五品，即五个等级。敌人在10人以下者称为一品，情况不十分紧急；敌人10人以上500人以下者称为二品，情况稍急；敌人有千人以上且入塞者称为三品，情况更为紧急；敌人千人以上而且攻打亭障者称为四品、五品，情况至为紧急。敌情的不同级别，有不同的举报烽火的信号。汉简中还记录了当时边防烽火的施放部位，告诉人们施放烽火的地方有高台，有望楼，有坞墙，有小城，还记录有各种放烽火的器具材料。这些珍贵的资料，使人们对汉代烽火通信制度能有一个详细的了解。大量汉简中还可以看出当时邮驿通信的程序。简中所说的“以邮行”、“马行”、“驰行”，说明了当时邮驿制度根据轻重缓急的不同情况，规定信件的投递方式。“以邮行”就是步递，“驰行”是快马急传的文件。这些规定都在邮件的封面上明白写清。这好像相当于现今平信、快信的分等。另外，汉简中还可以看出当时公文信件标明的发出方向，有的简上写着“入西书”，有的标明“南书”、“北书”，就像如今的邮政编码，使投递时不至混乱。从汉简上还可看出汉代人封发公文的格式。一般在公文中都写上寄件人发信日期、地址以及姓名，同时写上收件人的官名、地址和姓名。这些格式都和现代相仿。可以看出，汉代的邮递制度已经有了严格的程式。在汉简中还可看出，汉时对公文信件的收发规定是很严格的，若投递转送中有失误，要负法律责任。有一份汉简中有这样的记载：“日限奉书，不及以失期，毋状，当坐罪留。”是说限制书到的日期，假如按期不到，则应受到法律的处罚。从上述汉简的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汉朝时的各种通信，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它保证了公文发放的及时。当然，也就维护了国家政策的有效施行。第八节 “鸿雁传书”的故事两汉时，关于通信，流传着许多生动的故事。其中最有名的是“鸿雁传书”的典故。据《史记》记载，汉武帝时，使臣苏武被匈奴拘留，关押在北海苦寒地带多年。后来，汉朝派使者要求匈奴释放苏武，匈奴单于谎称苏武已死。这时有人暗地告诉汉使事情的真相，并给他出主意让他对匈奴说：汉皇在上林苑射下一只大雁，这只雁足上系着苏武的帛书，证明他确实未死，困在大泽中。这样，匈奴单于再也无法诡称苏武已死，只得把他放归汉朝。从此，“鸿雁传书”的故事便流传开来，成为千古佳话。而鸿雁，也就成了邮使的美称。与此相类似的还有“青鸟传书”的神话。据说西方女神西王母曾给汉武帝写信，而传书的使者是一只青鸟。它把信一直送到汉宫承华殿前。从此，青鸟也成为通信使者的另一代称。还有一个“鲤鱼传书”的故事，也发生在汉朝。说的是东汉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曾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几句：“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意思是说，有远方来客，送给蔡邕一对鲤鱼，命儿辈剖开鲤鱼烹食，却发现鱼腹中有一尺长的帛书。书信上讲的是劝他多加餐饭，同时还表达了长久思念之苦。这就是“鲤鱼传书”的典故。其实，这故事的源流还更久远。我国古代神话中说，早在商朝末年，当姜太公在渭水边垂钓的时侯，他就曾捕获一条鲤鱼，这鱼肚里有一封信，预告他以后被封在齐地。后来他辅助周武王打天下成功，果真被封在那里。上述的一些神话和故事，当然不都是事实，但这些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民间通信的困难。普通百姓几乎没有专门的通信设备，所以他们只好幻想出让天上和水里的动物来给他们传递家书，以抒发自己的思乡和思亲之情。汉代还有两封名垂千古的书信。这两封信感人至深，至今尚可作为激励人们上进的精神食粮。一封是《李陵答苏武书》，是汉武帝时被迫投降匈奴的大将李陵给不屈的苏武的一封回信。当苏武被扣留在匈奴时，汉朝大将李陵在一次战争中失利而被匈奴俘虏。李陵在匈奴与苏武不断有书信往还，苏武曾安慰和勉励过李陵。苏武被释放回汉时，李陵写给他一封充满感情的信，便是有名的《李陵答苏武书》。信中说道：“昔者不遗，远辱还答，慰诲勤勤，有逾骨肉，陵虽不敏，能不慨然？”意思是：从前承蒙不弃，几次通信相答，有不少宽慰勉励的话，实在情同骨肉。这些对李陵这个不成材的人来说，岂能不感慨万分！信中还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这是人生最可贵的。这封信被收在《古文观止》中，成为历代学子们的范文。还有一封是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而被汉武帝处以宫刑，他的朋友任安也因犯罪而即将判处死刑。司马迁闻听此讯后，给任安写了一封书信，表达自己不屈的斗志，和著述《史记》的决心。书信中“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成为有名的格言。这两封信成为千古范文，说明汉朝时候书信这种文字体裁已经相当成熟，也同时说明了当时文人之间书信往来的频繁，已经被当作一种感情抒发的工具。有一点值得提起的，就是由于两汉时纸的发明，到东汉中后期，我国民间纸已逐渐成为信件的书写普及材料。史料中有不少这样的记载。比如，《艺文类聚》留下了一篇东汉著名文人马融给窦伯向的书信，信中提到：“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无量，次于面也。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一十二言耳。”又如张奂《与阴氏书》，亦有“笃念既密，文章灿烂，名实相副，奉读周旋，纸弊墨渝，不离于手”之语。另，《北堂书钞》引延笃给张奂书，也说到“惠书四纸，读之反覆，喜不可言”。这几段史料，既说明了当时由于交通阻隔书信的不便，因而更为可贵，同时也指明了纸已作为书信材料逐渐普及。马融、张奂都是当时文化名人，纸的普及对文化交流作用十分巨大。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邮驿第一节 历史上第一个《邮驿令》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中原地区非常混乱，普通百姓连日常生活都难以为继，自然更谈不上正常的通信邮驿活动了。史书上记载此时的情况说：“道路壅塞，命不得通。”所谓“命”，就是指皇帝和政府的文书命令，因为战乱，这些文书命令也不能通畅下达了。《三国志·陈泰传》说，当时由于战乱，“一方有事”，即“虚声扰动天下”。因此，邮递十分困难，地方也很少给中央政府上书，“驿书”传递最多不超过600里。直到政治家曹操统一了北方，这情况才逐渐有了改变。曹操和他的继承人加强了对邮驿的管理。曹丕建魏后，把长安、洛阳、许昌、邺、谯五个北方大城市建成五个军事重镇，称为“五都”。围绕这五都建立了四通八达的联络通信网。那时，曹魏的通信，绝大多数是军事文书，主要是靠快马投递，步邮较少。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社会秩序还不是十分稳定，步行邮递很不安妥。即使少量的步行邮递，也不用接力传送，而是找一些善于快跑的人，专程邮递。这些人，被称为“健步”，后来称为“急脚子”或“快行子”。他们往往跑完全程，中途不换人。曹魏有些专门的信使级别很高，他们常常可以与公卿同坐。女诗人蔡文姬有一次为丈夫董祀向曹操求情时，即曾碰到过驿使与公卿共坐的场面。《后汉书·董祀妻传》记载当时的情景说：“董祀为屯田都尉，犯法当死，文姬诣曹操请之。时公卿名士及远方使驿坐者满堂。”此时信使的身份较高，其原因可能与社会不安定有关，信使必须由较为亲近的人充当，才为可靠。而这些显贵的亲信，一般身份是大大高于过去充当信差的吏卒的。曹魏时在邮驿史上最大的建树，是《邮驿令》的制定与实施。这是在魏文帝(公元220—226年在位)时由大臣陈群等人制订的。内容包括军事布阵中的声光通信、“遣使于四方”的传舍规定以及禁止与五侯交通的政治禁令等。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邮驿法，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可惜的是，这部邮驿法原文已经失传，只是有些内容可以在《初学记》、《太平御览》等一些后人的辑文中看到。比如《太平御览》有几处引用了这部法令中有关曹操行军用声光通信的内容：“魏武(即曹操)军令：明听鼓音、旗幡。麾前则前，麾后则后”，“闻雷鼓音举白幡绛旗，大小船皆进，不进者斩”(《太平御览》卷三四○、三四一)。鼓音是声，白幡绛旗是色和光，这是古代声光通信的继续。书里还提到了紧急文“插羽”，即插上羽毛，颇类似后来的鸡毛信。从上述材料看来，三国时曹魏的通信设施是比较发达的。魏晋时期，继承两汉的邮驿管理制度，主管邮驿的机构归法曹。两晋时，法曹的官吏还利用邮驿宣布新法律。《晋书·刑法志》记载，西晋时主管法曹的官吏张华，曾表抄新律死罪条目，张贴在各地邮亭以示百姓。三国时期，中外交通有较大发展，南方的吴和北方的魏，都和西方的罗马有交通往来。那时我国史书将罗马称为“大秦”。据说，孙权统治东吴时，大秦人秦论来到孙吴首都，受到热情接待。曹魏也与大秦有陆路交往。《魏略》记载，大秦的邮驿制度与中国极为相似：“旌旗黎鼓，白盖小车，邮驿亭置如中国……人民相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 史书上既如此记载，可以推测，那时曹魏和大秦也定有邮驿往来。西晋统一南北后，利用了曹魏原来邮驿的基础，并有较大发展。我们从晋时文人间书信往来的频繁，可以看出那时邮驿发展的规模。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陆云兄弟，平日往来书信十分频繁，今存《全晋文》中陆云写给兄长陆机的信件即达35封。他们在书信中互相切磋学问，相道寒暖，互为勉励。陆云与他的好友杨彦明、戴季甫也经常有书信往来。从他给戴、杨的信中所云“疾病处远，人信稀少”，“去书不悉，得书以为慰，时去荏苒，岁行复半”等语来看，通信人之间住处距离是遥远的，可见那时邮驿达到了很远的地方。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长期战乱，邮驿受到了影响。但从一些史籍记载看，那时军事驿传还在坚持进行。与祖逖齐名的晋朝将领刘琨，北伐时曾给晋太子和丞相各写一封书信，向政府汇报北上战斗的困难。这两封信现留存在《北堂书钞》和《太平御览》中。此二信得留存下来，说明当时刘琨的书信已顺利到达了晋都，中途经由刘琨的北伐战场山西上党和河北正定，长达千里之遥。第二节 刘备、诸葛亮对四川邮驿的贡献与曹魏在北方建立政权同时，刘备在四川建立了蜀汉政权。当时四川的交通比较落后，山路居多。刘备和丞相诸葛亮在开辟四川邮驿事业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备建汉后，为了对付北方的曹魏，在汉中地区建立了北伐的军事基地。为打通军输要道，在四川与汉中之间开通了四条主要道路，这就是著名的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和金牛道。蜀国还在汉中设置了重要军事关隘白水关。白水关周围的山上布满了烽火楼。从白水关到国都成都400里间设置了一系列的亭障馆舍，以保障邮驿的正常运行。在与东吴交界的荆州地区，大将关羽也在沿江设立了军用通信的“斥堠”，烽火台从后方一直通达襄樊前线。蜀国与北方的魏和东边的吴之间，皆有通信往来。史书记载：名士许靖在蜀国任太傅后，和他过去在北方的好友魏国大臣华歆、王朗等都不断有书信往来，“申陈旧好”。《三国志》引《魏略》有一封王朗写给许靖的信，称“前夏有书而未达，今重有书，而并致前问”。魏国其他大臣和蜀国一些大臣也常互有通信。魏国官至尚书仆射的陈群，就曾有书信给诸葛亮，打听蜀国尚书刘巴的消息。蜀国与吴国的友好书信往来更多。史书上说：“东之与西，驿使往来，冠盖相望，申盟初好。”诸葛亮与兄诸葛瑾、大将陆逊都有密切的书信通好。诸葛亮治蜀时，对边疆地区的邮驿也颇有建树，位于今四川西昌地区的越巂〔xi西〕，当张嶷〔yi 疑〕出任太守时，说服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共同修复了千里旧道，把荒废多年的古亭古驿都恢复起来，使蜀国与这一地区的邮驿复通。蜀国邮驿的特点是几乎没有车传，邮递大部用驿马传送，从事此项工作的人称为“驿人”。这大概是因为蜀国地处西南，大部为僻远山区，道路不整的缘故。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关于他的军事才能有许多脍炙人口的生动故事，在军事通信方面，他也有不少建树和发明。比如，今传《武侯兵法》中，就记录了诸葛亮许多利用声光军事通信的实例。他的“治军七禁”中，有所谓“受命不传，传命不审，以惑军士；金鼓不闻，旌旗不覩”，称之“慢军”；所谓“金鼓不具，兵刃不利”，称之“欺军”；所谓“闻鼓不行，鸣金不止，案旗不伏，举旗不起，指麾不随，避前在后”，称之“背军”等等七项，皆属严禁之例。这都是行军中声光通信的运用。又说：“十里之内，数里之外，五人为部，持一白幡，登高外向，明看隐蔽之处……”，“凡候见贼百人以下但举幡指，百人以上便举幡大呼，主者遣疾马往视察之。”这是声光通信与邮驿通信的有机结合。诸葛亮留下的《兵要》中，还记载了他治军临战所用声光通信的五色旗法。这在行军途中特别适用：先“使候骑前行，持五色旗：见沟坑揭黄，衢路揭白，水涧揭黑，林薮揭青，野火揭赤。以本鼓应之，立旗鼓以相闻”。意为先行军手持五色旗，以旗色标志后面大军的前进道路情况。若有沟坑则举黄旗，通畅的大道举白旗，遇有水涧举黑旗，有树林挡道举青旗，遭遇野火便举红旗。后面大军若已看清旗色，便以旗鼓相闻。上面的例子，都说明诸葛亮在军事指挥中十分重视这方面通信的效应。第三节 南方水驿的兴起三国时东吴邮驿的最大特点是水驿的出现。吴国的统治中心在江南水乡，境内多有水道，所以当地的邮驿水陆兼行。当时周瑜在柴桑驻扎，孙权要找他共商军国大事，就通过水驿去召见他。那时吴蜀间的往来比较密切，交通也要靠船。北方曹魏方面若有使者来吴，有时也靠水驿乘船。人们都熟悉《三国演义》中蒋干盗书的故事，蒋干就是驾一叶小舟来到周瑜大营的。南方的水驿，到两晋时候得到进一步发展。东晋时江州一带水陆两驿相兼。陆上的驿路十分齐整，两旁栽种杨柳，号为“官柳”，从九江到南京全部为江行水驿。那时水路速度很快，一天一夜约可行船300里。到南朝时，江南水驿尤为发达。不少书信公文的运输和官员出使，全由水路。水驿甚至发展到用于和西域各国的通信联系。据史学家唐长孺先生考证，当时有一条从南朝首都金陵出发的“河南路”，即先从水路西溯巴蜀，然后再逆江而行，穿过今青海到达西域各国。南朝还通过水驿或海上运输，加强了和邻国朝鲜、日本的经济文化联系。南朝刘宋政权，日本与之海上通使八次。南齐时，中原和高丽国也是“乘舶泛海，使驿常通”(《南齐书》卷五八《高丽传》)。当时很可能是高丽国使先从山东东莱登岸，再兼行邮船和驿传南行到南朝。水驿也逐渐在北方发展起来。史书记载在北魏时，有水路运输，一昼夜可兼行数百里。北朝在渡口处设有“津吏”，专门管理水驿的通行。水驿到隋唐时，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第四节 少数民族地区邮驿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自东晋十六国到北朝止，北方有许多少数民族建立过政权。他们或偏居边陲一方，或几至统一整个北方。这些民族政权对北方的邮驿事业的发展，都起过重要作用。十六国前期由匈奴族刘渊建立的汉，就很重视邮驿。他征召贤士，都利用驿书。历史记载，当时北方有个汉人名士叫陈元达，少有志操，为刘渊所看中，在刘称汉王前曾几次请他协助，他都不答应。刘渊当上了汉王，朋友们对陈元达说：这回你该害怕了吧！你曾经那样慢待过刘渊。陈元达却笑着回答说：“吾对刘渊深为了解，他也看透了我的心理。恐怕过不了两三日，必有驿书前来召我。”果然，很快便有刘渊的书信通过邮驿来到，陈元达遂成为刘渊立国的重要参谋人物(《资治通鉴》卷八五)。这个例子说明，即使在西晋末东晋初，北方战事尚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就已把邮驿作为巩固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利用起来。到后赵羯〔jie节〕人石勒统治时候，北方邮驿进一步发展。东晋人曾描绘当时后赵境内邮驿的有效实施情况说：“贼(后赵)之邮驿，一日千里”(《晋书》卷七七《蔡谟传》)。石勒经常用迅速的军事驿传来及时通报军事情况，并用军驿来发布命令，调动军将。这说明当时的驿传系统是畅通的。魏晋南北朝时候，我国一些边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邮驿也兴盛起来。今甘肃一带尤为明显。1972年，在甘肃嘉峪关魏晋墓里，曾出土一块有画像的砖。上面画着一个驿使骑在飞驰的红鬃马上，一手持缰，一手举着文书，急行传递。生动地表现了当时驿传的情况。据历史记载，曹魏时期，派仓慈到敦煌做太守。他到任后，对控制交通孔道的不法豪强，进行了严厉打击，保障了当地国家邮驿和平民交通的正常运行。他还鼓励外国客商经河西走廊到中原地区经商，发给他们去洛阳的“过所”(通行证)，派专人护送出境。仓慈治理甘肃河西走廊期间，当地经济、文化大大发展起来。后来仓慈病死敦煌，连外来客商也悲痛万分，他们纷纷聚在仓慈任所举哀，并为仓慈立了纪念祠堂(《三国志·仓慈传》)。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新疆地区邮驿也得到发展。20世纪以来，这一地区出土了大量文物，尤其是一批木简，为我们提供了公元3至6世纪该地区具体的邮驿情况。比如，今新疆民丰出土的一件木简，详细记载西晋初年晋朝使者带着西域长史的文书前往敦煌的情况。这些古代文书，记录了当时中原通过河西走廊通往鄯善的驿道情况。在连接中原和新疆的驿道上，有完善的邮驿机构，在木简上刻着“督邮”的官称。驿道沿途各站有专人负责，有些简上还有地方官吏的联合签名。在今新疆罗布泊地区发现的一件泰始六年的简牍文书上说，一个信使携带着16封文书，都是由西域长史签发的，其中12封应寄敦煌，两封寄往酒泉，另二封寄到其他地区。泰始是晋武帝的年号，泰始六年为公元270年。这一木简说明西晋初年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邮驿畅通的情况。十六国时期，偏居河西的前凉国，也在今罗布泊附近设了西域长史府。从近年在当地考古发现的文书看，当年此地是前凉传递文书的重要驿站。那里的出土文书，格式完全同中原一样，包括发信日期、寄信人等内容。这说明在十六国时期罗布泊地区邮驿业务和中原一样发达。另外，在罗布泊还发现了新疆地区的焉耆王和前凉张氏政权之间频繁的书信往来的物证。这批文书记载了当时在罗布泊地区发生的一次军事政变：一个名叫赵贞的叛将举兵谋反，前凉的西域长史李柏曾上书政府要求弹压。文书中包括了李柏致前凉主张骏的一封上书，和同时发给焉耆国的两封信，意思是向焉耆王转告他已代表前凉政府来西域上任。西晋十六国时期，新疆地区有两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一是南部的鄯善国，该国控制着从罗布泊直到今南疆民丰、于田等地区。鄯善先后臣服西晋、前凉和后来的北魏。但它的独立性很强，国内经济发达，且建有完善的邮驿系统。在古鄯善地区，出土了许多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木简文书，包括汉文和当地少数民族文字文书，有数千件之多，其中已释出的佉〔qu驱〕卢文文书即达764件。这些佉卢文木简一般都用两板相合，刻槽系绳，填以封泥，和中国古老的简牍制度完全一致。从这些文书中，可以看到古鄯善国有一类称为“向导”的人员，就是专职驿道服务人员，他负责接待各地使节、客商，运送公文信件。这种“向导”，是按驿站依次接力服务的，他们备有快速骆驼，及时传送公文信件和货物。这些向导不是无偿服务，而是向政府收取一定的工钱和粮食。所用骆驼若在中途死亡，也由地方长官给予赔偿。他们出差从事邮递服务时，其家属则由当地官府给予“照顾”。看来，他们和政府是一种雇佣关系。依靠这种关系，在广大的鄯善国内维持着完善的驿传制度。十六国时，在北疆还有一个称为龟兹〔qiu ci丘慈〕的强国。该国从两汉时就和中原保持经常联系，驿使来往一直保持到南北朝时期。公元5世纪末叶，龟兹国向东有一条经过焉耆、高昌、伊吾、河西直通长安的大路。龟兹向西、向北也都辟有驿道。前秦和北魏统治时期，北方驿路更为畅通。《晋书》曾记载苻坚统治时期，在王猛的协理下，邮驿制度十分整齐严密：“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驿道两旁，皆种上槐柳，绿荫成行。苻坚和王猛的政绩受到百姓赞扬。他们歌唱道：“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朱轮指红色的车轮，鸾栖指树上栖息的凤鸟。后两句的意思是，英明的政治家云集，都来教诲我们百姓(《晋书·苻坚载记》)。苻坚常常命令部下用驿车征召贤士。当他知道西域有一位名叫鸠摩罗什的高僧时，命令大将吕光一定要把他请到前秦来：“若获罗什，即驰驿送归”，运送工具，也靠邮驿。北魏的驿道，四通八达，往西可一直通到西域，与波斯的驿路联接起来。近年来在宁夏六盘山东麓的高平镇，考古发现了一批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鎏金银壶、玻璃碗、青金石戒指等，说明当时这里的确有过频繁的邮驿来往。北魏时候，通信专使的称呼很为特别，常常仿古代鸟官龙官名，比如称各部曹的信使为“凫鸭”，称更下级的候官叫“白鹭”。这些名称，都为取其飞腾之迅速和引颈远望之意。北魏的鲜卑族统治者，还用本族语言称呼信使，如叫他们为“比德真”(文书吏)、“拂竹真”(乘驿人)、“咸真”(地方乘驿人)等。这一情况，恰恰反映了当时的民族特色。第五节“信幡”·纸诏·“千里牛”·驼驿魏晋南北朝时侯，邮驿史上出现了许多新鲜事物。三国时，曹魏统治的地区，除继承春秋战国以来的铜符和秦汉时的竹符外，还创造了一种新的通信符号：信幡。信幡是一种用各种不同图案和颜色制成的旗帜。魏国用青龙、朱鸟、玄武、白虎、黄龙五种幡作为宣诏不同地区的信号。青龙幡用以诏示东方郡国，朱鸟幡用以诏示南方郡国，白虎幡用以诏示西方郡国，玄武幡用以诏示北方郡国。畿内则用黄龙幡。到晋朝时，这种信幡仍然运用，只不过图案和颜色简化，对四方全只用一种白虎幡，在幡上写上鸟书，取其飞腾轻疾意。这是一种表示要出兵的信号。主和的信号则另用一种驺〔zou邹〕虞幡，驺虞是一种黑纹白虎。扬起驺虞幡就是向对方宣告谈和。这一时期，在邮驿史上出现的第二种新鲜事物是纸诏逐渐代替简书。 自两汉时期发明纸以来，纸这种既轻便又价廉的书写用具，很快在民间广泛应用开来，代替了曾经风行一时的简。魏晋时期，皇帝开始用一种青纸作诏书，这就是纸诏。这是从曹操时开始的。根据当时的法令，政府每月都要给下属文官发纸和木函，定期让他们把给上级的意见写在纸上，然后用木函把它装上，最后呈送给曹操阅看。这种上书或公文，便称作“信函”。这一词后来沿袭下来，一直运用到现在。信函比过去竹木制的简牍方便多了，可以随意开启。因此，据说在晋朝时候，竟然有一个官吏，由于过分小心，把信写好后，总是担心信中有谬误，他开闭了数十次信函，以致最后寄到该寄的上级处时，竟成了一个空函。这个例子说明当时在社会上用信函作为通信的重要手段，已经是很普遍的事了。“千里牛”也是晋朝时候关于通讯业务的掌故，史载当时有些地方官员为了尽快和中央取得通讯联系或向中央敬送鲜物，寻找一种快马速递，号为“千里牛”。据说从衮〔yan眼〕州到洛阳间，“旦发暮还”，一天来回千里。当时还出现了流动信箱一类的设置，句容县令刘超在出巡时，命人制成一个大木箱，称为“大函”，沿途鼓励人们向函中投放书信，回来拆阅，了解下情。驼驿，就是骆驼送信，这是北朝的事。当时的著名民歌《木兰诗》中有“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之句，实际上北魏时用骆驼作通信工具的事例，在史书里比比皆是。据说，魏孝文帝定大姓时，各地豪族唯恐定不上“高门”，纷纷以急传书信的办法向中央汇报本族的情况，有的大姓派人“星夜乘明驼，倍程至洛”(《朝野佥载》)。陇西李民便是这样做的，当时被人们戏称为“驼李”。还有一个“悬鼓报警”的故事。《北史》记载，在魏孝文帝时，任李崇做兖州刺史。当时天下混乱，到处盗贼横行，商旅和邮驿都受到阻碍。李崇到兖州后，命令在每村建一鼓楼，都高悬一鼓。遇有盗贼来抢劫，立刻有人用双槌击鼓，以向全村和邻村报警。村村互相配合，所来劫盗，一一被击退。以后，北魏境内“诸州置楼悬鼓”，成为定制。这是利用声音相互通讯的一种形式。上述这些史实，都说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我国邮驿事业有很大发展，各朝各代都创造了一些新鲜事物，使邮驿业务不断进步。但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毕竟战乱时候较长，各朝大部分统治者又不爱惜民力，常常带头破坏邮驿制度。《晋书》记载，晋武帝司马炎经常动用邮驿的传车，在全国选美女入宫。他的使者乘着公用驿车沿途骚扰百姓，巧取豪夺，以致引起一个郡主簿虞预的痛切陈辞，批评当时的这一“薄俗”：“自顷长吏，轻多去来，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唯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唯恨吏卒之常少。”交通设施都用于迎送官员了，哪里还有正常的邮驿？南北朝的北周宣帝，更加为所欲为。他在洛阳招摇过市，亲自乘御驿马，日行300里。后面跟着他的四个皇后和文武百官侍卫，数百人都乘着驿车，浩浩荡荡在驿路上行驰。更加荒唐的是，周宣帝还下令四皇后的驿车必须并驾齐驱，不得有先有后，弄得道路阻塞。这样，正常的邮驿制度自然就败坏了。南朝一些统治者，也常常利用公驿，耀武扬威，惊扰庶民。南齐萧子良有一篇《请停台使书》，揭露当时邮驿的弊政。文章里写道：那些所谓使者，“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即行”，一路上百姓惊骇，鸡飞狗跳。这一情况，直到隋朝统一南北以后，情况才有根本改善。第六节 私邮和私营逆旅魏晋南北朝时候，邮驿有一个显著的发展趋向，即“传”和“亭”逐渐统一为驿站制度。就是说，中央和地方的一般公文，一概由驿独力承担。主要文书则由发件单位派出专人送递，但途中替换的车马和食宿，也全由驿来供应。这样，“驿”就成为邮驿路上的唯一机构，它同时兼管起交通线上送往官员、专使和宾客的任务(这一任务先前是由传和亭来担负的)。另一方面，安排非官方的客商及私人旅客的食宿，则由一种新兴的私人旅店和寺院旅店来替代。这时期仍未广泛出现私邮，只有个别的大官僚办过只供他本人使用的邮驿机构。普通百姓的邮件，仍只靠过往商旅捎带，或靠亲朋中有远任官职的人转送。例如，曾著有《后汉书》的南朝史学家范晔和名士陆凯，是至朋好友，他们常有书信来往。有一次，陆凯从江南托人给在长安的范晔捎去一枝梅花，并赋一诗曰：“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这一故事成为了文坛千古佳话。但这种凭关系捎带书信的方式是极不保险的。东晋时就出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姓殷名羡字洪乔的人，他做官到豫章太守。有一次他从京城返回本郡就职，京城各界人士求他捎带了100多函书信。但这个人刚刚走出城外，就把这些信件都投入水中，口中还诅咒说：“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为致书邮”(《晋书·殷浩传》)。这件事引起了公愤，写史的人把这一事件起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洪乔之误”，意思是这个名叫洪乔的人耽误了许多人的事，让后人都来谴责这个言而无信的人。除上述外，南北朝时的确还存在过另一种私邮，那是由各地的富商们筹办的、主要以沟通物价信息为主要邮寄内容的形式。魏晋南北朝时期，私营客舍大大发展起来，当时人把这种私营客栈称为“逆旅”。这是自春秋战国以来就有的名称，重法的商鞅就曾经为加强中央君主专制集权而提出“废逆旅令”。商鞅认为逆旅是“奸邪”、不法之徒滋长的场所，所以应当取缔。废了这些民间客栈，则“奸伪、躁心”不生。随着两汉时期工商经济的发展，在“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牛马车舆，填塞道路”的繁荣情况下，民间的旅店行业很自然地也发展起来。早期的笔记小说《汉武故事》，曾描写一个汉武帝微服私访住逆旅的故事。那个逆旅老板竟把汉武帝当成半夜行劫的江洋大盗。《后汉书》也曾在许多列传里(如第五伦、周防等传)叙述了当时“行宿逆旅”、“亭舍”的情况。曹操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所写的《步出夏门行》一诗，也有“逆旅整设，以通贾商”的句子，说明东汉末年时逆旅是很盛行的。到西晋时，逆旅生意进一步兴隆。由于公营的客舍接待很差，许多官员也奔赴私营客舍。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的邮亭馆舍，都被豪门贵族败坏。许多原设邮亭遭到破坏，使得一般商旅不得不露宿野间。在这种情况下，私营客舍应运而生，便是很自然的事了。这时，又有一些人重弹当年商鞅的老调，提出封闭这些“奸淫亡命，多所依凑，败乱法度”的民间旅店。诗人潘岳站出来带头反对此种议论。他写了一篇《上客舍议》，认为这是便利过往客商的有利设施，早成为“历代之旧俗，获行留之欢心”，是不可逆民心的。潘岳列举了自古以来许由、宁戚、曹操都住过逆旅的实例，指出，这是交通商旅客观之必要：“行者赖以顿止，居者薄收其直”，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他认为，千里行路，沿途有这些私营逆旅，“客舍洒扫以待，征旅择家而息”，正是众庶之望，焉有“客舍废农”之理？这是一篇我国古代很有名的文章，也是交通邮驿史上珍贵的资料，反映了诗人潘岳正确的商品经济思想。潘岳还指出，当时晋朝境内“近畿辐辏，客舍亦稠”。首都洛阳附近，逆旅分布很密，冬夏各有温凉设备，粮草充足，行止日用方便，条件很好(《晋书·潘岳传》)。到南北朝时，这情况更有发展，无论南方北方，一些官僚都有自营客店存在。魏大臣崔光的弟弟崔敬友，就曾“置逆旅于肃然山南大路之北，设食以供行者”(《魏书·崔光传》)。南朝梁武帝的弟弟萧宏，仅在建康城里就开设了宿客和贮货兼营的“邸店”数十处。当时南北方的官吏，都建议政府给这些逆旅课以重税。这说明当时私营逆旅，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民间私营逆旅事业的发展，不仅说明了当时商业的繁荣，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时邮驿事业的兴盛。第七节 “黄耳传书”与风筝通信“黄耳传书”与风筝通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通信的两件趣闻。从这两则故事可以看出当时普通百姓通信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黄耳通信”，说的是晋初大诗人陆机的故事。陆机养着一只骏犬，名叫黄耳，甚受主人喜爱。陆机久寓京师洛阳，十分想念江南的家乡，便当作笑话对黄耳说：我家久不通信，你能为之传递消息吗？不想这只狗竟然摇尾出声，似乎表示答应。陆机大为惊诧，立即写了书信装在一个竹筒中，绑在黄耳的颈上，放它出门。黄耳自寻道路南行。居然找到了老家。它还把家乡的回信转带给在洛阳的陆机。此后因以为常，黄耳经常为两地传递书信，成了狗信使。风筝用于通信，是南朝梁时的事。梁朝末年侯景叛乱，围攻京城，内外消息断绝。这时，京城内有一小孩向朝廷建议用风筝向外报信。太子萧纲听从了这个意见，扎了一个很大的纸鸢〔yuan冤〕风筝，在风筝背面绑上告急书信，用几千丈长的绳子放出，写明谁若获得此书求得援军赏银100两。萧纲放了几次纸鸢，都被侯景派人射下，梁朝终未得救。魏晋南北朝时民间通信之难，还有一个令人同情的故事：南朝宋统治时期，有一个叫陈饶的建康人，被司空刘诞征为府吏，经常被派往深山老林绘制地图。因为常年被遣，与家中断绝了音信。陈饶的姐姐二女冒死给朝廷上了一封书信，痛陈了这一情况。朝廷恩典免去了陈饶的苦役，但他的上司司空刘诞见到上面发来的命令，十分恼怒，大发雷霆。他把陈饶找来，当面训斥他：你想死吗？怎么敢越级上诉？陈饶立即辩解说：官家不让普通百姓互通家信，因此消息断绝。可能这是我姐姐一人的主张，我实不知情。这才免了一场灾祸。可见，当时对一般百姓和下级官吏，仍是不准通信的。这不仅是经济和交通条件的落后以及机构的不完善所致，更重要的原因是封建政府本身对民间通信的种种限制。这是封建制度本身的不合理现象。第四章 盛况空前的隋唐邮驿第一节 “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隋唐邮驿盛况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是我国历史上历来为史学家称颂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邮驿，也达到空前繁盛的阶段。隋唐时期邮驿事业发达的标志之一是驿的数量的增多。隋唐继续发展南北朝时的驿传合一的制度，“驿”代替了以往所有的“邮”、“亭”、“传”。驿的任务包罗万象，既负责国家公文书信的传递，又传达紧急军事情报，还兼管接送官员、怀柔少数民族、平息内乱、追捕罪犯、灾区慰抚和押送犯人等各种事务，有时还管理贡品运输和其他小件物品的运输。隋唐时期的驿遍布全国，像一面大网似地密布在全国交通大路上。据《大唐六典》记载，最盛时全国有水驿260个，陆驿1297个。那时，专门从事驿务的员工共有20000多人，其中驿夫17000人。这是一支很庞大的邮政队伍。驿夫又称驿丁。根据不同的驿站等级，驿丁的配备数目不同。《大唐六典》载，唐代最大的驿称为都亭驿，是国都所在的驿站，每驿配驿夫25人。各道陆驿分为六等：第一等驿配驿夫20人，二等驿配驿夫15人，三等以下递减，最后一等第六等驿为驿夫二至三人。水驿则根据驿务繁闲，也分为三等：事繁水驿配驿夫12人，事闲配驿夫九人，更闲水驿配备驿夫六人。有些学者据有关各种资料统计，有唐一代，全国的驿夫数实不止上述17000人，有许多盛唐时期新增之驿，尚未统计在内，其总数合计当在25000人以上。这和1949年前国民党统治时期全国邮政人员总数几乎相当。这说明唐朝邮驿事业确是发达的。那时，交通线路畅通全国各地。著名散文家柳宗元在《馆驿使壁记》中记载，唐时以首都长安为中心，有七条重要的放射状的驿道，通往全国各地。第一条是从长安到西域的西北驿路，自长安经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北)、会州(治所在今甘肃靖远北)、兰州、鄯州(治所在今青海乐都)、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瓜州(治所在今甘肃安西东南)、沙州(治所在今甘肃敦煌)直达安西(今库车)都护府。第二条是从长安到西南的驿路，自长安经兴元、利州(治所在今四川广元)、剑州(治所在今四川剑阁)、成都、彭州(治所在今四川彭县)、邛州(治所在今四川邛崃)直达今川藏地区。第三条是从长安至岭南的驿路，由长安经襄州(治所在今湖北襄樊)、鄂州(治所在今武汉市武昌)、洪州、吉州、虔州(治所在今江西赣州)直达广州。第四条是从长安至江浙福建的驿路，由长安经洛阳、汴州、泗州、扬州、苏州、杭州、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衢州(治所在今浙江衢县)直达福建泉州。第五条是从长安到北方草原地区的驿路，自长安到同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再经河中府(治所在今山西永济)、晋州(治所在今山西临汾)、代州(治所在今山西代县)、朔州(治所在今山西朔县)，直达北方单于都护府。其他两条各自长安至山东、东北地区和荆州、夔州(治所在今四川奉节县)、忠州等四川云贵地区。这些驿道，通过的驿站，在《唐书·地理志》和柳宗元的《馆驿使壁记》中都有具体的记述。可见这是唐朝驿道纵横的实际情况，丝毫没有夸张成分。在宽敞的驿路上，则是：“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那时邮递效率非常之高，据推算，中央的政令一经发出，两个月内便可推行全国。除国内七条主要邮路外，唐朝对外还有若干国际性的驿道。中唐有一位地理学家贾耽，写过一篇《记四夷入贡道里》，说到唐朝的国际交往线也有七条：一为从营州入安东道，二为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为从夏州、云中至蒙古草原道，四为入回鹘道，五为安西西域道，六为安南天竺道，七为广州通海夷道。通过这些水陆通道，可通往朝鲜、日本、中亚、印度和东南亚各国。因为全国空前的大统一，隋唐时期从中央发至各地和由各地送达中央的官方文书特别多。仅各州送到中央的统计材料，每年即达50万张。《新唐书》记载，中唐著名诗人元结在道州(治所在今湖南道县)任上做刺史才不足50天，收到的各地文书就有200函之多。隋唐邮驿的发达，推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保证了中央各种制度在全国的推行。第二节 完善的隋唐邮驿制度隋唐时期，邮驿制度的完善，保证了全国驿传的正常进行。隋朝国祚甚短，史书上关于邮驿系统的记载不多，但零星留下的史料，也足以使我们观察到当时邮传的效率。《隋书》记载，隋炀帝亲征高丽，30万大军就是凭邮驿结集的。当隋军集中于涿郡时，炀帝下诏：“凡此众军，先奉庙略，驰驿引途，总集平壤。”杨玄感叛乱时，隋炀帝两次发兵讨伐，都依靠全国的驿路，终于平息了这次兵变。炀帝时，兄弟汉王谅叛乱，权相杨素授权李子雄出兵进讨，所依赖的军队，也是在幽州“传舍”附近临时召募的(《隋书·李子雄传》。到李唐建国以后，邮驿制度在隋朝的基础上，更加完善。通过《唐会要》和《大唐六典》关于邮驿的律令，可以看出唐王朝存在一个相当完备的邮驿系统。在王朝中央和地方，有专职的邮驿官吏。按照《唐六典》的记载，唐朝政府规定，六部中的兵部下设的驾部郎中，专管国家的驾舆和驿传之事。驾部郎中同时也管马政，这样可以方便于邮驿中马匹的统一使用。在地方，唐朝有一整套的邮驿管理机构。诸道节度使下，有专管邮驿的馆驿巡官四名；各州，则由州兵曹司兵参军分掌邮驿；到县一层，则县令兼管驿事。至于县以下的乡一层，《通典》记载，唐玄宗以前，主理驿务的称为驿将，本不固定，由当地“富强之家主之”，到唐肃宗以后，改由政府任命驿长主管。这一套十分完备的邮政机构，管理着全国两万多名邮官、驿丁和总计约五万里驿程的邮路。除此而外，唐政府还有定期对全国邮驿的考核制度。《唐会要》载，唐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曾让各道观察使任命判官，到各州县考核邮驿事务，完成任务者有奖赏，有违法越轨行为者将受到惩罚。考核而外，还有不定期的巡视。唐玄宗、肃宗、代宗时都曾派政府大员到各地视察邮驿执行情况。为保证邮驿的正常运行，不受盗贼和地主豪贵的干扰，唐政府在各驿站还设有防兵。唐代宗时在洛阳至淮河的运河两岸，每两驿置驿防兵300人。唐朝规定30里一驿，即每里有驿兵五人。这是相当有效的一支保障邮驿畅通的队伍。唐朝规定，全国各地的邮驿机构，各有不等的驿产，以保证邮驿活动的正常开支。这些驿产，包括驿舍、驿田、驿马、驿船和有关邮驿工具、日常办公用品和馆舍的食宿所需等等。唐王朝是我国历史上富盛的帝国，一切都甚讲排场，清朝学者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评论说，唐朝“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府舍必皆宏敞”。唐朝的驿舍也“丰屋美食”，比较“雄大”。唐朝的驿田，按国家规定，数量也较多，据《册府元龟》记载，唐朝上等的驿，拥田达2400亩，下等驿也有720亩的田地。这些驿田，用来种植苜蓿，解决马饲料问题，其他收获，也用作驿站的日常开支。唐朝陆驿备有驿马，水驿备驿船。按《唐六典》规定，陆驿上等者每驿配备马75至60匹不等，中等驿配45至18匹，下等驿配12匹至8匹。唐朝时驴也成为通常的运载工具，所以有些驿站也配有驿驴。水驿则配备驿船，从四艘至一艘不等。除上述外，唐政府每年还固定给各驿站经费补助，每年从全国各地收上驿税约150万贯左右，分到每个驿站经费约1100贯。完备的邮驿管理制度和充足的驿传经费，保证了唐朝邮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正常运行。沿途从事传送政府文书的官员待遇是优厚的，连基层邮驿一站之长的驿长，也能过上悠闲的生活。在太平时期，有些小站驿长，因客稀事简，有时竟能以诗酒消磨时光。唐诗人赵嘏〔jia甲〕有一首《赠馆驿刘巡官诗》说：“云别青山马踏尘，负才难觅作闲人。莫道馆驿无公事，诗酒能消一半春。”晚唐诗人李商隐也有诗曰：“绛台驿吏老风尘，耽酒成仙几十春。”当然这是个别的例子。一般情况下，驿长的邮务还是够繁忙的，就像柳宗元在《馆驿使壁记》文中所说的一样：“告至告去之役，不绝于道；送往迎劳之礼，无旷于日。”第三节 种类繁多的邮驿服务和通信方式唐朝对邮驿服务范围，有详细的规定。什么样的情况才能动用邮驿呢？唐朝法律规定了明细规则13条，内容包括：军务紧急报告；在京诸司须用；诸州急速大事须汇报；国事活动时各州的奉表祝贺；诸道租庸调附送驿务；在外科举人员进京应考；政府要员过往迎送；政府官员因公去世家口还乡照顾等等。上述乘驿给传人员，概称“驿使”。这是一种不同于平日递送邮驿文书的驿丁的高级使者，他们因级别的不同，各享受不同的驿送待遇。根据《新唐书·百官志》的规定，一品官可给驿马八匹，二品官六匹，三品以下五至二匹不等。高级驿使和普通驿使(驿丁)在驿路上行使驿权，都需要特殊凭证。在唐朝通常有四种凭证：一曰银牌，由门下省统一发给，是一种宽二寸半长五寸的银制牌，上有隶书“敕走马银牌”五字；二曰角符；三曰券；四曰传符。后两种都是纸质证明。角符何种形状，史无明载，估计形状似角。有了上述证明，在全国驿道和关口才能通行无阻。隋唐时期，一般公文传递，分水驿和陆驿两种。水驿负责传递文书的有驿夫、水夫。他们的生活相当艰苦。唐代诗人王建曾有一首《水夫谣》的诗，描述他们的生活说：“苦哉生长当驿边，官家使我牵驿船。辛苦日多乐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鸟……衣寒衣湿披短縠，臆穿足裂忍痛何！”水驿送信，唐政府有一定的期限规定。一般规定在逆水行重舟时，河行每日30里，江行每日40里，其他45里；空舟行驶，则河行40里，江行50里，其他60里；在顺水中，则不管轻重舟，一律规定江河行一日100至150里。陆驿一般有马递和步递两种，后来又添驿驴传递。马递按唐政府官方规定，快马要求一天走六驿，即行180里左右，再快些则要求日行300里。最快的要求则为日驰500里——这是用于送赦书等紧急公文的速度。赦书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自然要求更快一些。步递人员在唐朝称为“步奏官”、“健步”、“脚力”、“送铺卒”等，这些名词表示不同的等级，其速度要求步递人员一天行走50里。唐时建立了“明驼使”的组织。什么叫“明驼使”呢？据明人杨慎的考证，就是用一种能快行的骆驼来负担传递公文书信的任务。这种骆驼，“腹不帖地，屈足漏明”，能日行千里(《丹铅总录》卷十三)。又一说此驼“腹下有毛，夜能明，日驰500里”，所以叫做“明驼”(《杨太真外传》卷下)。据说唐玄宗时著名番将哥舒翰就使用过这种“明驼使”，经常派使者乘这种骆驼进京奏事，往往日行500里。杨贵妃也曾私自用明驼使将交趾上贡的龙脑香寄给安禄山。此外，武则天还曾创办一种叫做“匦〔gui轨〕”的木箱，收受民间各种来信。内容无所不包，可以毛遂自荐，可以请求伸冤，也可以给政府提意见，还可以把自己的好作品，尤其是为武则天歌功颂德的文章，投在这种信箱里。这也可以算作当时的一种特殊的了解下情的通信方式吧。第四节 “进奏院”与《开元杂报》“进奏院”的情报机构是从唐朝中期正式建立的。这是一种地方驻守在中央的了解情况的联络机构，颇为类似现在在首都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一机构定期把中央或首都发生的一些政界、军界大事，包括官员的任免、军事快报、皇帝行踪等，向本地区的首脑人员汇报，这些首脑人物在当时具体来说主要是节度使。进奏院最早起源于每年各地朝集使在京城居住的临时房舍。从唐太宗贞观年代起，才开始正式由有关部门给他们建造专门邸舍。唐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由于藩镇逐渐强大，都需要在京师安排自己的耳目，及时了解中央的动向，因此正式改名为“进奏院”。这名称表面上好像是地方及时向中央“进奏”本地情况，但实际上主要任务是收集中央和其他各地的情报。到唐朝后期，这种进奏院在长安多至50多个。进奏院的官员级别较高。最高时，他们的职位相当于中央的御史大夫，即副宰相的级别。他们自有一套通信系统，但主要还是利用官驿的设备。进奏院的出现，促进了一份新闻报纸的问世，这就是《开元杂报》。新闻史家们认为这是我国第一份报纸。《开元杂报》是一份雕版印刷的文书，是由进奏院人员编辑的。内容包括从各处进奏院收集来的军事、政治情报。不定期出版，每期单张，字数不多，大体上每行15字，每页13行，一律楷书大字，有界栏而无中缝。从其印刷的份数和读者面来说，这份报纸还比较原始。可惜的是因为当时印得很少，读者又仅限于进奏院的少数上层官员和各地节度使，所以遗留于世极稀。盛唐时的《杂报》保留到中唐时期的已寥寥可数了。中唐人孙樵曾见过数十百条，其内容有：“某日皇帝亲耕藉田”，“某日百僚行大射礼”，“某日诸蕃君长请扈从(跟从皇帝)封禅”，“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在朝廷上争论)”等等。大体上相当于现在日报的每日要闻。可惜的是，自孙樵后，人们就很难见到了。如今我们只是从孙樵的《读开元杂报》一篇文章中才知道那时有这样一份报纸。但是，从进奏院的机构和《开元杂报》的问世，我们可以了解到隋唐时期通信事业的发展，了解到《杂报》和各地邮驿的密切关系，了解到那时消息的畅通，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邮驿事业的发达。第五节 历史上第一次驿夫起义隋唐时期，在各种驿里服役的人，一般叫做“驿丁”、“驿夫”，或称“驿卒”、“驿隶”。从名称来看，他们的身份比较低下。前面已提到其中的一种水驿中的“水夫”生活相当艰苦，“辛苦日多乐日少”。陆路上的驿丁，也同样受到煎熬。他们在烈日之下，在寒风凛冽的冬天，在倾盆大雨之中，都毫无例外地要身背文书袋，匆匆奔驰在驿路上。敦煌有一幅晚唐时期题为《宋国夫人出行图》的壁画，就描绘了当时驿使身背布袋的形象。他们日常的任务很繁重，除途中奔跑着传递文书外，还要兼管扫洒驿庭等事。更难以忍受的是当时邮驿通信制度很严。在唐朝法律中把邮递过程中的种种失误的处罚，都规定得很细。稍有差错，便要受到严厉的处置。唐朝规定，驿长应负有若干责任，首先必须每年呈报驿马死损肥瘠，呈报经费支出情况。若有驿马死损，驿长负责赔偿；若私自减去驿站人员和马匹，则“杖一百”。对驿丁的处罚更严。唐朝规定，驿丁抵驿，必须换马更行，若不换马则杖八十。唐律还规定，凡在驿途中耽误行期，应遣而不遣者，杖一百；文书晚到一天杖八十，两天加倍，以此类推，最重的处徒罪二年。假如耽误的是紧急军事文书，则罪加三等。因书信延误而遭致战事失败则判处绞刑。唐律对文书丢失或误投，也有很重的处罚。《唐国史补》曾记载一个负责签发公文的员外郎的官，他处理一个从河北发配到岭南的囚犯的文书，本应向河北、岭南两处发文，因夜间疏忽，只发了岭南一地，河北未发。事发之后，这个员外郎遭到了免官的处分。泄密应受到更严厉的处分，唐律规定，泄露重大机密者处以绞刑，私拆书信杖六十至八十。驿丁中，大部分是被迫服劳役的百姓，也有一部分是各种犯法的囚徒。这些人本来就倍受封建制度的压迫，罚配到边远地区充当驿户。唐朝中期以后，邮驿制度开始混乱，一些贪官污吏利用驿传任意克扣驿丁的口粮，使他们的生活更为艰苦。唐武宗时候，终于爆发了肃州(治所在今甘肃酒泉)地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驿丁的起义。这次起义为首者汜(〔si巳〕国忠、张忠都是亡命的囚犯。他们从肃州一直打到沙州，一路上得到各驿户的支持。政府得不到情报或得到的是假情报，仓皇不知所措，起义军却“张皇兵威”。因为平时他们都是快马快步，“千里奔腾，三宿而至”。唐政府损兵折将，给统治者很大震动。第六节 隋唐的“水电报”和空中通信隋唐时期，出现了“邮筒”这样一个名词。这并不是今天我们所常见的街道或邮局门前的那种邮筒，而实际上是那时的一种水上邮件运输工具。隋唐时期的“邮筒”记载，最早见于《隋书》。书中谈到隋军平陈时，因“水陆阻绝，信使不通”，大将史万岁急中生智，想出一个妙法，把告急信放在竹筒中，浮江而下，漂到了主帅杨素那里，战况很快一清二楚了(《隋书·史万岁传》)。这种方法到唐朝时一再被沿用。诗人李白和文学家元稹，在和朋友的通信中，便几次用过这种邮筒传书的方式。李太白的诗中有“挑竹书筒”的提法，元稹曾用竹筒盛放书信寄给白居易。元稹和白居易、钱徽、李穰〔rang瓤〕四位诗人交往密切。他们分别在杭州、吴兴、吴郡(今苏州)、会稽(今绍兴)四地做官，互相之间经常诗书往来，就是用上述这种水上邮筒。这一事实，被文坛誉为雅事。唐朝诗人贯休，在自己诗里也曾称道这种邮筒送信方便而又风雅，“尺书裁罢寄邮筒”，可见当时颇为文人所欣赏。隋朝末年，还有一次类似欧洲史上“瓶邮”的通信。隋炀帝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隋炀帝到北边巡狩，不料被突厥围困在雁门。当时也是信息不通。炀帝十分着急，便想了个办法，命人用木系诏书，放入水中，令其顺汾水而下。诏书被援军接到，一个月后援军来到，突厥不得不解围而去。这是一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的特殊通报军情的方法。后来，清末的四川革命党也曾用过此法，把清政府屠杀民众的消息传播出去，在当时号为“水电报”。隋唐时期的“空中通信”，是指使用风筝、信鸽等的通信方式，当然不是现在的飞机航空。唐朝的风筝通信，史书记载的最有名的一次是公元781年张伾〔pi披〕的风筝报警。这年，河北节度使田悦反叛朝廷，出兵围困了临洺(今河北永年)，临洺唐军守将张伾坚守待援。他为了向周围友军求援，把告急书附在风筝上，高高飘起百余丈。叛军纷纷向风筝射箭，都没有射中。最后告急信终于到达援军处，内外夹攻，政府军取得了胜利。除此而外，“空中通信”的方式就数张九龄的信鸽送书最为有名了。张九龄是唐玄宗开元时候的著名宰相，史载他少年时代家中养着一大群鸽子，每与亲朋好友书信往来，都把书信系在鸽子腿上，指令它飞往固定的地点，以此和亲友互通信息。张九龄把这些信鸽号为“飞奴”。此外，唐朝的野史和传说中，还有燕子和海东青送书的记载。这些都应该算做唐朝时的“空中通信”形式。上述一些通信方式的出现，说明隋唐时期通信已为人们日常需要。人们的交往多了，自然要求有各种各样的通信方式。一般的通信工具不足，便想出一些特别的通信方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