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祖娥羞愧难当,几个月后生下女儿,就给淹死了。高湛勃然大怒,说:“你杀了我的女儿,我难道不能杀你的儿子么!”派人把高绍德抓来,当着李祖娥的面,用刀环活活打死。李祖娥眼睁睁看着儿子的惨状,哭天喊地,几乎晕厥。高湛还不解恨,又扒光她的衣服,打得遍体鳞伤,然后裹在袋子里,扔进宫外的水沟。李祖娥也够命大,一通折磨下来居然没死,高湛懒得再搭理他,把她送往佛寺剃发为尼去了。 高湛对高洋的妻儿如此狠毒,对于高演千叮万嘱请他放过的前太子、乐陵王高百年,也不例外。 河清三年(公元564年),天上出现了“白虹贯日”,高湛和高洋一样,首先想到的也是用杀人来应对天象。高洋杀元氏宗族,高演杀高殷,看样学样,高湛选中了十四岁的高百年。 高百年有个老师叫贾德胄,负责教高百年书法。有一天他向高湛举报,说高百年写过很多“敕”字。高湛一看贾德胄呈上来一个个工整的“敕”字,心想:高百年啊高百年,这下可找着杀你的理由了。(“敕”是皇帝下令时才能写的字,写“敕”字可以理解为有谋反的企图) 高湛派人召高百年进宫,高百年心有预感,与妻子斛律氏(大将斛律光之女)依依惜别,解下腰带上的佩玉给她保存。 高湛见到高百年,便命他写“敕”字,写完一对照,跟贾德胄上交的笔迹非常相似。高湛一拍桌子,左右拿着棒子,不容分说就是一阵毒打,又拖着高百年绕着内堂,边走边打,所过之处,鲜血遍地。高百年被打得奄奄一息,不停哀求说:“叔叔饶命,我情愿给您当奴隶!”高湛听得烦了,下令斩杀高百年,抛入后花园的池中,把池水染得一片鲜红。 可怜的小王妃斛律氏苦苦相守,只等来了丈夫的噩耗。她对着佩玉日夜号哭,不肯进食,饿死在家中。死时,拳头中仍然紧握着那块佩玉。 高湛残忍地杀人,其实正反映了他内心的虚弱,因为无所作为,所以只有杀人立威,恐吓臣子。高湛终日里只懂纵酒、握槊(南北朝时期一种赌博游戏),他宠信精于玩乐的西域胡人和士开,欣赏和士开的“开导”:“自古帝王,到头来都化作灰烬,尧、舜、桀、纣,有何差别?陛下青春少壮,正当及时行乐,一日快活胜千年。国事交给大臣就好了,何必劳心吃苦呢?”在和士开的熏陶下,高湛愈加疏于政事,上朝议会成了过场,批阅奏折成了形式,上行下效,北齐能不衰落么? 以前齐文宣帝高洋在位时,北齐全盛,每到冬天,黄河西面的周军就到河上凿冰,以防止齐军踏冰过河偷袭。如今东西对峙三十年过去,轮到黄河东岸的齐军凿冰防御了。真是世事难料,天道无常,三十年前河西,三十年后河东。 十一、北齐三杰 北齐的朝政虽然被败家子高湛搞得污七八糟,可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高欢留下的底子确实很厚。北周在军事上由宇文泰时代的战略防御,逐渐转为战略进攻,但要想吃掉北齐,还真不那么容易。北齐不仅在经济积累、文化沉淀上仍然强过北周,更有一批英勇善战的鲜卑宿将,武威不减当年的六镇军士。其中最强悍者,是所谓北齐三杰:段韶、斛律光和高长恭。 段韶是三个人里年龄和资历最老的,作为高欢老臣段荣的儿子,他自高欢信都起兵以来就屡建战功,高欢与宇文泰的邙山大战中他射杀贺拔胜的战马(参见《绝代双骄》),救下高欢一命,从此愈发得到高氏父子的信任,在军中威望极高。武成帝高湛即位后,他先后任大司马、太傅,位列三公。 斛律光比段韶小十多岁,《周书》喜欢叫他斛律明月,明月是他的字,很可能也是他胡名的意译。斛律一族在北齐声名显赫,斛律光的父亲斛律金深受高欢重用,在高欢帐下南征北战,北齐建国,他官至左丞相,礼遇有加;斛律光的弟弟斛律羡与斛律光一样射术极佳,擢升为持节,都督北方六州;斛律家的女人更是不得了,一共出了一位皇后、两位太子妃,斛律的子弟还娶了三位高家的公主。 斛律光本人早早就崭露头角,十七岁时他跟随父亲征讨西魏,生擒宇文泰大将莫孝晖,被高欢提拔为都督。高澄继位,任命他为亲信都督、征虏将军、卫将军,武成帝又把他先后升到尚书右仆射和司空。斛律光言语不多,性情刚直,治军以严明著称,对手北周怕他,他手下的北齐士兵也对他敬畏不已,斛律光指挥的军队,一向是勇往直前,战斗力极强。 北齐三杰中最年轻也最有魅力的,无疑当数兰陵王高长恭。高长恭的大名叫高孝瓘,然而人们更喜欢以“长恭”这个名字称呼他,他是高欢的孙子,高澄的第四子,论辈份比前两位要低一辈(段荣和斛律金与高欢基本是同辈人)。 高长恭的一生都充满着解不开的谜。有谜,就会引发后人不尽的联想与向往,以至于今天还有不少他的崇拜者。高澄共有六个儿子,唯独兰陵王高长恭的母亲是谁,正史上没有任何记载。像高澄这样的花花公子,难保这背后不会隐藏着什么难以启齿的风流韵事,究竟内幕如何,恐怕也只能等待后人遍寻故纸堆和考古资料,作进一步的研究了。 除了身世不明外,高长恭品性的“与众不同”也是个谜。高家子弟大多不遵守公序良俗,酗酒、刻薄、暴虐,那是司空见惯。偏偏高长恭却清心寡欲,属于高家的“另类人物”,他担任并州刺史,对部下非常体恤,每次得到美味瓜果,总与将士们共享。他既不贪婪,也不放纵,很得人心。 不过在容貌方面,高长恭还是继承了高家的光荣传统。《北齐书》用八个字形容他:“貌柔心壮,音容兼美”,几乎把描述帅哥最高境界的词语,全部集中在了他一个人的身上。南北朝时期崇尚仪表,高长恭在战场上,对于稳定军心,震慑敌人,是相当有作用的。 有这三根支柱在,北齐就丝毫不惧怕北周在军事上的进攻。 北周宇文护也明白自己的军事实力比北齐还差一大截,他没有什么治军的高招(连治国都是在沿袭宇文泰时代的政策,没有什么新鲜的手段),所能想到的只有吸收外援。放眼天下,除了南方孱弱的陈国外,潜在最合适的友军,便是漠北的突厥汗国。 突厥于北齐天保六年(公元555年)彻底消灭了柔然残部,完全占据了柔然的昔日领土,取代了柔然的地位,征服了契丹等部族,并将疆域扩大,把势力触角延伸到柔然没能有效控制的西域地区,击破了西域大国嚈哒,建立起了一个以鄂尔浑河上游为中心,东起辽海(今辽河上游),西抵西海(今咸海),南临大漠,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的大汗国。 宇文泰末年,突厥的木杆可汗(伊利可汗之子)就许诺要把女儿嫁给宇文泰,后来宇文泰去世,木杆可汗被北齐利诱,又想反悔。宇文护决定旧事重提,派御伯大夫杨荐再去提亲,向木杆可汗申明大义,请突厥出兵共同伐齐。 保定三年(北齐河清二年,公元563年)深秋,北周与木杆可汗结盟,兵分两路,柱国杨忠率一万步骑兵,经突厥由北路南攻,大将军达奚武率三万步骑兵,由南路向东北进攻平阳,约定会师高氏的统治中心——晋阳(高欢发家晋阳,因此晋阳在北齐的政治军事地位格外重要,北齐的首都名义上虽是邺城,但晋阳才是实质上的首都,攻下晋阳,相当于要灭亡北齐)。 杨忠进展顺利,连续攻占了二十几座北齐城池,拿下陉岭(今山西代县西北),与木杆可汗的十万突厥骑兵会合。周突联军从恒州(今山西大同)分三路,在漫天飞雪中向晋阳城杀来。 齐武成帝荒淫归荒淫,但还不算太糊涂,知道晋阳的重要性,他派斛律光率三万步骑兵驻扎平阳,顶住达奚武的进攻,自己从邺城倍道兼程,赶往晋阳。 晋阳城下,黑白分明,白的是厚厚的积雪,白茫茫足有几丈深,黑的是北周士兵的军装,黑压压不计其数。武成帝吓坏了,想要弃城逃跑,在赵郡王高叡和河间王高孝琬的拼命劝谏下,才同意全力抵抗(这里又可看出武成帝的怯懦,幸运的是大臣们依然顾全大局)。武成帝命高叡节度全军,三杰之首的段韶为总督,在晋阳北城布下阵势,迎战联军。 木杆可汗见段韶指挥的齐军军容严整,气势先矮了半截,埋怨起杨忠来:“你们的使臣不是说齐国混乱,可以讨伐吗?如今这架势,我们哪里打得过?” 两家正扯皮呢,北齐那边忽然鼓声大作,精锐尽出,向联军大营杀来,突厥军虽多,却不战而逃,杨忠的周军失去支援,顿时大败。达奚武在平阳得知北路失败,也解围西退。斛律光尾随追击,深入北周境内,掳回了两千多北周士卒。 北周的进攻受挫,宇文护很是不爽。第二年夏天,他又派杨忠联合突厥,再次讨伐北齐。突厥的木杆可汗上一次没打就败,面子上也觉得很挂不住,他整顿起十几万骑兵,侵入北齐长城,骚扰幽州、并州。 齐武成帝见北周和突厥卷土重来,十分害怕。宇文护以前跟着宇文泰入关,母亲阎氏以及姑母都留在了晋阳,齐武成帝差人探访到阎氏姑嫂的下落,先送回姑母,并写信告诉宇文护,打算把阎氏送往长安,希望宇文护不再攻齐(阎氏这样的王牌,显然是扣在北齐的意义要远大于放回北周,武成帝这么基本的外交常识居然不懂)。宇文护当即召回杨忠,并复信感激北齐的“大恩大德”,承诺休战交好。 齐武成帝读了宇文护的信,自以为用人质换回了和平,正要护送阎氏去北周,却收到了段韶从抵御突厥的前线发来的强烈反对信。 段韶的理由很直接:“周人反复无常,不讲信义。宇文护既然为他母亲请和,怎么连一个正规的使臣都不派呢?假若仅凭一封书信,就放回他母亲,恐怕被周人看轻。不如表面上答应他们,等两国确定和好,再放人也不晚。”武成帝不听,什么信物都没要,就把阎氏送了回去。 事态的发展果然被段韶言中。宇文护母子团圆,还没发表感言,突厥人就来催他速速派兵,履行约定。宇文护生怕得罪突厥,便把对北齐的承诺抛在脑后,亲自调集了长安二十四军,以及各地军队,共二十多万,出潼关伐齐。北周共分三路东进:中路精兵十万,由尉迟迥率领,直指洛阳;南路为大将军权景宣统领的荆襄兵,进围悬瓠(今河南汝阳);北路为少师杨檦的河南兵,攻打轵关(今河南济源西)。 三路军队命运不同。杨檦以往与北齐常有边境战,从未失利,颇为轻敌,不与友军配合便孤军深入,被北齐太尉娄叡大败,投降了北齐。权景宣稳扎稳打,连续接受北齐豫州、永州刺史献城,形势主动。尉迟迥的北周主力则连日猛攻洛阳,宇文宪、达奚武、王雄等将屯兵邙山,以为声援。 洛阳告急,齐武成帝向段韶求救,但又怕突厥乘虚南下,两面受敌。段韶上书说:“突厥侵扰北边,不过小事一桩。西方才是心腹大患,只要打败周军,突厥自退。” 齐武成帝大喜,与段韶一起从晋阳出发,去解洛阳之围。 段韶登上邙山山坡,仔细观察周军的阵势,立时了然于心。他命齐军在洛阳东面的太和谷扎营布阵,自领左军,高长恭领中军,斛律光领右军。三杰悉数出阵,令周军大为震惊,仓促上山迎战。齐军且战且退,将周军引入山谷。 段韶质问周军:“你们宇文护刚与母亲团聚,就进犯我国,是何缘故?” 宇文宪等人答道:“上天派我们来教训你们,何须多问!” 段韶哈哈大笑:“天道赏善罚恶,一定是派你们来送死的!”说着一摆手,身后的齐军突然发动反击,周军大乱,士兵纷纷坠入山涧,伤亡无数。 高长恭带领五百骑兵,在周军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到金墉城下。洛阳城头的守兵怕是北周的诡计,一时竟没认出是高长恭。高长恭当场脱盔抬头,众人一看是兰陵王,军心大振,出城接应,大败城外的周军。(此役后,北齐将士共同创作了《兰陵王入阵曲》,以歌颂高长恭的丰功。《兰陵王入阵曲》配有舞蹈,歌舞者戴面具边跳边唱,因此后世常误传,说高长恭喜欢在战场上戴面具,其实这只是艺术加工,高长恭当时戴的应是重盔) 此战齐军个个奋勇,人人争先,周军光是丢弃的武器辎重,一路就达三十多里,猛将王雄更是被斛律光一箭射杀。邙山,再度成为宇文氏的伤心地。 十二、无愁天子高纬 邙山的胜利并不能扭转北齐的颓势,接下来的两年中,北齐连续出现洪水、粮荒等灾难,崇尚“享乐主义”的齐武成帝被搞得焦头烂额,越来越厌倦做皇帝的辛苦与无聊。 有个聪明人看出了他的苦衷,还为他想出了解脱的方案,这个人叫做祖珽。 祖珽放在今天也绝对是个全才,他精通多项技能,包括文章、音乐、外语、医术,左右都吃得开。高欢看重他的文章,任用他作参军(玉壁之战负责劝降韦孝宽的,就是他);武成帝则看重他的音乐细胞,把他升为中书侍郎,常召他到后花园弹奏琵琶。 要说祖珽为武成帝解脱,不如说他是为了自己。祖珽找到武成帝的头号宠臣、侍中和士开,对他说:“老兄受皇上宠幸,恐怕自古无人能比,可一旦宫车晏驾(指武成帝驾崩),你还能保证有个好结局么?” 和士开哪里考虑过这么远,一经祖珽提醒,心里紧张起来,就问怎么办。祖珽不慌不忙地答道:“你就跟皇上说,本朝以前诸帝(指高澄、高洋、高演)的儿子都做不成皇帝,如今应该让皇太子早日登位,以定君臣名分。此事若成,你的地位不变,皇后和太子又会感激你,岂非万全之策?” 和士开闻言茅塞顿开,于是逮着机会就在武成帝耳边灌输祖珽的思想。恰好天上出现彗星,据称是“除旧布新”的征兆,祖珽便上表劝武成帝传位太子,以应天意,并详实地介绍了北魏献文帝禅位的典故。 武成帝不懂什么大道道,但是听了和士开、祖珽的话,觉得既能保持高位,又不用直接操心国事,这主意很不错。他便于河清四年(公元565年)传位给太子高纬,改元天统,当起了太上皇帝。 祖珽被拜为秘书监,加仪同三司,不仅武成帝对他倍加宠幸,小皇帝高纬的母亲胡太后也对他十分信任。聪明人一时得意,便犯了严重的错误:他试图排挤和士开等人,进而谋取宰相之职。 和士开在武成帝的眼里,就是完美,容不得旁人半点亵渎。祖珽上疏列数和士开依仗权势、为非作歹的罪状,虽然基本属实,却引得武成帝勃然大怒,派人把祖珽抓来,质问道:“你为啥毁谤我的和士开?”祖珽据理力争,武成帝根本不听,把他一顿暴揍,几乎打死,又发配充军,关入地牢,几乎与世隔绝。祖珽晚上在牢里点芜菁子照明,结果烧出来的烟把双眼都给熏瞎了。(后来武成帝驾崩,祖珽才被放出来重新做官) 武成帝本以为“退居二线”能够延年益寿,可是他从此更加放纵,仅快活了三年多,就在天统四年(公元568年)升了天,终年三十二岁,没逃出北齐皇帝“短命”的规律。当然,即便在这期间,武成帝也没少杀人,高澄的两个儿子河南王高孝瑜、河间王高孝琬都被他找了理由残忍杀害。 武成帝临终时,对亲密战友和士开托以后事,并死死抓住他的双手说:“千万不要辜负我啊!”结束了他荒淫暴虐的一生。(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被武成帝捧为伊尹、霍光再世的和士开,不仅没有匡世之才,而且还凭着握槊游戏玩得好,频繁进出内宫,早就勾搭上了他的皇后胡氏。胡氏也是个十分淫乱的女人,曾跟不止一个太监有不正当的关系,遇到和士开后,两人就做了固定的情人。武成帝对于和士开奉送的这项大大的绿帽子,不知道是毫不知情,还是满不在乎,照样宠爱和士开,也照样让胡氏稳坐皇后的宝座〔高纬即位,胡氏升级为皇太后〕。武成帝死后,和士开把别的嘱托都忘得一千二净,唯独在“照顾”遗孀方面,倒确实是不遗余力、“不负所托”) 北齐的几代执政者,凡是稍微正常点的,比如高殷和高演,甚至没做成皇帝但勉强正常的高澄,在位时间都极短,无法充分施展才华;高洋和高湛的在位时间稍长(高洋十年,高湛皇帝加太上皇共八年),都有疯狂的倾向。高洋疯狂,至少还有才干,并不昏庸;高湛疯狂,才能也远不及他的兄长们,可说是集昏君与暴君于一体。不过,他沿用前朝旧人,文有赵彦深、元文遥等人,武有三杰,继承了高洋时代的国策,多多少少还是做了一点事情,比如仿效魏孝文帝的制度推行均田制、扩建内外长城,《齐律》也是在他这朝最终定稿完成的。当然,这都是些吃老本的修补性工作,只是维持现状、苟延残喘而已。 武成帝高湛一死,十三岁的高纬独立掌国,北齐局势更加险恶了。 高纬性情懦弱少语,在公共场合会见群臣,从来说不上几句话,但他在音乐方面却颇有造诣,亲自作《无愁曲》,与宫女侍从一同弹琵琶吟唱,大家都叫他“无愁天子”。(“无愁”二字,与小皇帝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多么强烈的反差。作为一国的最高统治者,非但没有一点振作的意思,反而变本加厉地荒废国事,这样的国家,基本上是在等死了) 高洋、高湛时代积压下来的各派矛盾,在高纬时代终于不可遏制地一一发作了。 高纬遵从父亲的嘱咐,对和士开委以重任。和士开与胡太后没了拘束,往来更是亲密,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高纬的堂叔赵郡王高叡与娄定远、元文遥等人嫉恨和士开,武成帝刚死,便在胡太后主持的朝宴上,公开指责和士开贪污受贿、秽乱宫廷。 胡太后一听大为恼火,辩解道:“先帝在世时,你们怎么不说?现在莫非是要欺负我孤儿寡母么?” 众臣不依不饶,坚持认为不把和士开贬到外地,朝廷上下必不安宁。胡太后几经交涉未果,只好以武成帝丧事为借口拖延,然后召和士开入宫,商议对策。 和士开的点子果然不少,他当即献上“缓兵之计”:高纬下诏,任命和士开为兖州刺史,丧葬完毕就遣发,以放松高叡等人的警惕。 武成帝下葬,高叡催促和士开上路。和士开磨叽了几天,找不着机会觐见太后,便用车载上两名美女、一卷珠帘,去拜访另一名反对他的大臣娄定远,说:“那些权贵一心想杀我,承蒙您出力才保全了我的性命,出任地方官。今天特此告别,送上一份薄礼。” 娄定远见“薄礼”丰盛,一脸高兴地问:“想回朝做官吗?” 和士开表现得十分超然,说:“在朝曰久,不能自安,如今远出,不愿再回来了。只求临行能与太后与皇上告辞。” 娄定远信以为真,竞同意让他进宫。和士开一进宫,立即换了一张脸,向胡太后哭诉道:“我看朝中权贵是要废掉皇上,微臣走后,必生大变,微臣有何面目去地下见先帝哦!” 胡太后和高纬也吓得大哭,求和士开想办法。和士开说:“微臣已经入宫,陛下只需再写几行诏书,治高叡一个欺君之罪即可。”高纬依计行事。 高叡平白受诬,进宫申辩没有回应,出宫后便被捕押往华林园的雀离佛院,由皇宫中的武士刘桃枝处死。和士开官复原职,不久又加封为淮阳王,元文遥和娄定远则分别贬为西兖州刺史和青州刺史。娄定远所得的贿赂,统统归还和士开,还倒贴上大笔钱财,以求自保(贪小利而无原则者的可耻下场)。 高叡冤死后,和士开的权势达到了顶峰,他大肆排除异己,滥用亲信。和士开之外,高纬还任用自己的奶妈陆令萱及其儿子穆提婆,还有以前太子东宫的侍卫韩凤、高阿那肱,这些人都是高纬幼时在宫中的玩伴,哪里会治国?和士开和他们勾搭在一起,共同把持高位,掌控了朝政。 “水满则溢”,反对和士开等人的暗流越来越强,和士开的好日子不长远了。 高纬有一个同母弟弟,叫作高俨,受封琅琊王。武成帝和胡太后都觉得高俨比高纬聪明能干,一度有过废掉高纬立高俨的念头。小王爷高俨因此也颇为目中无人,看不惯和士开、穆提婆等人的专横奢侈,对其恨之入骨。和士开忌惮高俨,借高纬之令命他出居北城的宫殿,不得随时进见胡太后,继而又劝高纬把高俨派到外地,准备夺取他的兵权。 高俨与胡太后的妹夫侍中冯子琮一商量,决定先下手为强。武平二年(公元571年)七月,高俨命治书侍御史王子宜写好一份弹劾问罪和士开的表文,然后由冯子琮夹杂在其他公文中,呈送给高纬。高纬处理公文从来是不看内容,大笔一挥,三分钟完事,这次也不例外。 高俨拿着高纬的批复,命领军将军厍狄伏连抓人。厍狄伏连心觉蹊跷,但是皇帝的命令白纸黑字,让人不得不相信,便在宫门外埋伏下士兵,恭候和士开。 和士开与往常一样上早朝,刚走到宫门,厍狄伏连就冲上前一把将他拉住,笑道:“今天可有件大好事!”王子宜在旁边解释:“皇上有旨,命淮阳王去御史台。”说罢,一队士兵把和士开押送到御史台,由高俨派来的都督冯永洛斩首。 高俨本想杀掉和士开完事,王子宜、冯子琮等人却都要求顺势杀入宫,夺了高纬的皇位。宫中的几千士兵立时分成拥护高纬和拥护高俨的两派,剑拔弩张,一场内斗眼看在所难免。 高纬听说高俨率军向宫中杀来,又惊又怕,急召斛律光进宫救驾。斛律光对和士开也是深恶痛绝,得报后拍手大笑:“龙子所为,真是与常人不一样啊!” 斛律光沙场老将,几千人的小打小闹还不跟小孩子过家家一般?他拥着高纬出内宫的千秋门,高俨的部众便吓得作鸟兽散。斛律光为高俨打圆场,向高纬请示:“琅琊王年纪小,脑满肠肥,举止不讲后果,长大了就好了,请陛下宽恕他的罪。”(成语“脑满肠肥”,便由此而来) 一场莫名其妙的政变,终被斛律光轻松化解。王子宜、冯子琮、厍狄伏连等人都被诛杀,高俨虽得以赦免,但几个月后还是被高纬除掉了,时年十四岁。 十三、权臣的末日 其实,我们若从全局来看,高俨发动的这场政变的成功与否,对于北齐的影响都不会很大。高俨不但没有像他的父亲武成帝所夸赞的那样,在政变中表现出任伺过人之处,甚至比略显木讷的哥哥高纬,都有所不如,说句最起码的,他连自己究竟想干什么都没搞清楚,就仓促行动,即使能侥幸夺位,也不过是个“高纬第二”罢了。 要知道,同时期的北周武帝宇文邕,为了一场政变的成功,足足等待了十二年! 尽管被明帝宇文毓寄予厚望(明帝在遗诏中评价宇文邕:“光耀宇文家族的,必是此人。”),但是内向沉静的宇文邕刚继位时,看起来只想做一个听话的傀儡。他的新年号是“保定”,显得比明帝的“武成”要谦卑得多;同时,他也一改以前两位兄长的作风,不仅丝毫不与宇文护争权,而且把大事小事通通交付给宇文护。以前说过,北周实行六卿制度,虽说有高低之分(天官冢宰一般相当于丞相,职位最高),但在理论架构上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是平等的,直接对皇帝负责;保定元年,周武帝下了一道命令,其余五府由天官宇文护总管,就改变了以往的架构,使得宇文护实质上的最高领导地位得到了合法的保障。 周武帝的彻底放权,既是对自身的保护措施,也是稳定住国家大局的必要手段。与北齐方面鲜卑勋贵与关东门阀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不同,北周的派系矛盾,主要是军事小集团之间的矛盾,及军事小集团内部的矛盾,前者的表现以赵贵、独孤信谋反事件为典型,后者则表现为两任皇帝(及天王)先后与宇文护的明斗暗争。通过对这些事件的观察,年轻的周武帝认识到,在当时的实力背景下,搞流血的冲突政变是行不通的,从整个关陇集团的大局着眼,对于宇文护一时的跋扈,必须采取隐忍的态度。(西魏一北周在宇文泰的经营下,多个小集团形成了关陇集团这样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利益体,而北齐始终存在两大势均力敌的利益体对立,相比而言,宇文泰的政策的确高明) 如果说之前的例子还不够深刻的话,武帝即位后的第三年,梁国公侯莫陈崇被逼自杀事件再次证明了武帝的明智。 侯莫陈崇是六柱国的最末一位,也是贺拔岳系统硕果仅存的元老级人物。宇文护诛杀赵贵后,为了安抚侯莫陈崇,对他恩赐有加,从宇文泰时期的大司空(冬官,六卿之末)不断提升到大宗伯(春官,六卿第三位)和大司徒(地官,仅次于天官大冢宰),但侯莫陈崇不为所动。 保定三年(公元563年),侯莫陈崇陪同周武帝巡视原州,武帝突然半夜返回长安,人们都觉得奇怪。侯莫陈崇对手下亲信说:“我以前听算命的人说呀,晋国公(宇文护)恐怕熬不过今年。皇上的车驾连夜还京,肯定是晋国公死了。” 这段话说明了两点:侯莫陈崇早对宇文护心怀不满,曾经请算命先生预测宇文护的死期:另外,也说明了自古以来,这算命从来就是扯淡的骗人把戏。宇文护活得好好的,周武帝不过是因为有紧急事务,才提前赶回长安。 侯莫陈崇的私语太惊人,很快就传开了。周武帝听说后,立即在大殿上召集诸位公卿,斥责侯莫陈崇散布谣言,侯莫陈崇惶恐不已,叩头谢罪。宇文护不依不饶,当夜便领兵冲进侯莫陈崇的府第,逼令他自杀。侯莫陈崇一代勇士,落得如此下场。 周武帝的表现,很值得回味。他当然不是甘受宇文护摆布,但他也明白,只在表面上做出无心权力的样子,并不能完全放松宇文护的警惕(宇文护有了两次前车之鉴,对皇帝的防备与警惕自不待言),还需要在适当的时候讨好宇文护,反复发出一个信号——“我不是威胁你的人。” 因此,侯莫陈崇事件后不久,周武帝又下诏表彰宇文护,同时规定:“从今以后的诏书与百官的文书,不得直呼晋国公的名讳。” 宇文护迎回久别多年的母亲阎氏,武帝对这位伯母也是竭力奉承,赠送了大量的礼品不算,还以皇帝之尊,向阎氏行家人之礼,敬酒祝寿。周武帝还专门做些跟政治无关的闲情雅事,比如琴棋书画,其中以下棋最是热衷,这棋不是中国古代传统上所说的围棋,而是象棋。《周书》上说,周武帝大力倡导象棋,于天和四年(公元569年)完成了一部专门介绍象棋下法的《象经》,在朝廷上下推广,十分轰动。这是正史第一次提及象棋,有人据此推断,周武帝很可能就是象棋的发明者。 我们今天的人或许会觉得,象棋博大精深,周武帝很可能是想借钻研象棋来提高自己的智慧和权谋,但一千五百年前的宇文护绝不会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宇文邕不过是个沉迷游戏、玩物丧志的公子哥罢了。武帝哪里是公子哥,如兵法所说,他是“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当他要迷惑宇文护的时候,他做出的样子是无心国事,处处尊崇宇文护,甚至有政治低能的迹象。可是,一旦他看准时机要出手的时候,就是迅雷不及掩耳! 与之相对应的,宇文护则在长达十六年的执政生涯中,由于能力的不足,大失误接连不断,把政治上的明显优势,逐渐丧尽。 宇文护对北齐作战,两战皆败,其后派齐国公宇文宪、名将韦孝宽等人与北齐争夺宜阳,也被北齐三杰接连击退,加上联合后梁讨伐陈国也以失败告终。屡战屡败之下,宇文护的个人威望急剧下降,这是第一大失误。 为了维护权威,他大量任用心腹,然而这些人倚仗着有宇文护撑腰,贪污腐化,危害民间,致使朝中怨恨他的官员越来越多,这是第二大失误。 最要命的是,宇文护原先的同党也失去了对他的信心,典型的就是卫国公宇文直。宇文直是周武帝的同母弟弟,此人惟利是图,一直投靠位高权重的宇文护。沌口之战,宇文直大败于陈军,损兵折将,令宇文护大为光火,将宇文直免职。宇文直心中不平,便产生了扳倒宇文护取而代之的念头。 于是宇文直找到周武帝,说:“晋国公怕是不行了,我们把他做了吧。” 到了此时,始终在寻找机会的武帝终于露出了爪子和牙齿,暗中与心腹、宗室谋划了铲除宇文护的方案。 天和七年(公元572年),周、齐两家讲和,宇文护从督战地同州回到长安,周武帝在文安殿为堂兄洗尘接风,然后领着宇文护进内宫拜见皇太后。 一边走,周武帝一边对宇文护说:“太后现在年龄大了,尤其喜好喝酒,平日里喜怒无常,颇失礼节。我曾斗胆劝了她很多次,她从没听过。堂兄今天去见她,方便的话,能否帮我再劝一劝呢?”说着,他从怀中掏出一卷写好的《酒诰》,道:“请以此文劝说太后。”(宇文泰推行周礼,为了改革当时崇尚浮华的文风,请苏绰依照《尚书·大诰》的格式,创作了《大诰》,以作为北周公文的标准文体。事实上,这种脱离时代的官样文章并没有在他死后得到广泛运用,只是偶尔出现在宫廷中的少数正式场合,比如周武帝撰写的这篇《酒诰》) 宇文护一想,万事孝为先嘛,就满口答应,接过了《酒诰》。 兄弟两人来到了太后居处,一番礼节完毕,周武帝侍立一边,宇文护面对太后,打开文章,一本正经地读了起来。 对婶娘的一片赤诚之心使得宇文护忽视了身边的一切,周武帝悄悄走到他的身后,举起手中的玉珽(皇帝日常所持的手板),朝他的后脑勺猛地一击,宇文护应声仆倒在地。武帝立即叫上太监何泉,命他用刀砍杀宇文护。何泉心理素质不过关,颤颤悠悠砍了好几刀都没砍到要害之处。眼看着宇文护挣扎着要从地上爬起,事先躲在门后的宇文直急了,不等武帝招呼,一个箭步冲上前,一刀结果了宇文护的性命。 一代权臣宇文护,一连废立了三位皇帝,把持北周大权十六年,到头来就这么糊里糊涂地死掉了,不禁让人感叹生命之柔弱。 十四、将星陨落 北周武帝杀掉字文护后,又马上命令负责宫中侍卫的宫伯长孙览等人,将宇文护的儿子、兄弟及亲信(甚至包括那位亲手毒死明帝的厨子李安)全部捕杀,一举收回了自建国以来从未真正取得过的皇权,也以一鸣惊人的方式揭开了他的“神秘面纱”。 亲政的周武帝宣布大赦境内,改元建德,接着进行了一系列的官员任免,证明他的夺权绝非侥幸。 野心勃勃、信誓旦旦要做大冢宰的皇弟宇文直并没有得偿所愿,武帝把这个重要的职位交给了他的五弟、齐国公宇文宪。 宇文宪比武帝小一岁,不是一母所生,性情上却比武帝的同母弟弟宇文直更像武帝。两人从小就在一块儿玩耍,一起接受儒家文化的教育,聪慧程度也接近,宇文泰很是喜爱。 有一次,宇文泰得到一批好马,准备赐给儿子,要求他们自己挑。普通人的想法,纯色马血统高贵,品质优良,都喜欢选纯白、纯黑的漂亮马。小宇文宪偏偏不然,他稍加甄别,拉出了一匹毛色混杂的花马(即驳马)。宇文泰奇怪,就问宇文宪:“你为什么选了一匹不起眼的花马呢?” 宇文宪对答道:“这匹马颜色特别,很可能是快马;而且,如果出征打仗,养马的人一眼就认出来了,容易区分。” 宇文泰听了很高兴,对左右说:“我这个儿子见识不同常人,将来必成大器。”从此凡是在官家的马圈里见到类似的花马,他总是会想起宇文宪的答话,并把马赐给宇文宪。 宇文护专权,对宇文宪很器重,上奏时常会请宇文宪代奏。宇文宪便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协调宇文护与武帝的关系,成为两人之间的润滑剂。 周、齐对战,宇文宪多有参与,虽然北齐有三杰领衔,北周败多胜少,但宇文宪擅打逆风仗,通过有条不紊的指挥,保证了周军不致败得太惨。天和六年(北齐武平二年,公元571年)宜阳以南的边境接触战中,宇文护更是击退了斛律光的四万军队,攻占了齐军的堡垒,打破了周齐交战史上斛律光不可战胜的神话。 宇文宪的出色表现,让宇文直非常嫉妒(这家伙连相对较弱的陈军都打不赢),因此除掉宇文护后,他反复提醒武帝:“宇文宪与宇文护过往密切!”撺掇武帝进一步除掉宇文宪。武帝明了宇文宪的用心,也看透了宇文直的企图,不为所动,任命宇文宪为大冢宰,宇文直为大司徒。当然,由于武帝大权在握,宇文宪这个大冢宰的权力,也不可能与宇文护相比了。(宇文直机关算尽,终究没算过慧眼识人的周武帝。两年后,屡次陷害宇文宪不成的宇文直在长安造反,兵败被杀) 北周方面加紧内部整合,北齐方面却在做一件截然相反的事情——自毁栋梁。令北周头疼不已的北齐三杰一个接一个倒下,天平这端的最后一颗砝码终于不复存在。 武平二年(公元571年),三杰中年龄最长的段韶与高长恭攻取北周在河东的重要据点定阳(今山西吉县),年过七旬的段韶不幸在军中染上重病,回朝没几个月,就病故了。 在昏君掌权、奸臣当道的北齐,能够像段韶那样得到寿终正寝的结局,已是万幸,斛律光和高长恭都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事情得从和士开被杀说起。 和士开死后,有两个人受到的影响最大。头一个便是和士开的情人胡太后。没有了和士开在身边相伴,耐不住寂寞的胡太后重新物色了新情人——僧人昙献。胡太后让昙献和他的随从进宫时扮作尼姑,以骗过众人的耳目,但秘密还是传开了,甚至有僧人戏称昙献为太上皇。 高纬听说此事,起初还不信。直到后来,好色的皇帝在太后宫中见到两个小尼姑,上前动手动脚,发现他们原来是男子,才顺带查出了昙献的秽事。高纬大怒,下令将昙献及知情的僧人全部砍头,又把太后软禁在北宫,连宗亲都不得相见。胡太后第一次被剥夺了“性自由”。 胡太后因和士开“受灾”,在高纬的召唤下“重新出山”的祖珽则是因和士开受益。祖珽吸取从前的教训,凭借自身的才智,慢慢爬到了和士开生前的位子上,还跟陆令萱、穆提婆等人打成一片。胡太后被禁,祖珽乘机讨好陆令萱,向高纬提议奉陆令萱为太后,尽管高纬没有听从,陆令萱还是投桃报李,夸赞祖珽是“国师”、“国宝”(祖埏眼睛被熏黑,可能还真有几分像黑眼圈的国宝大熊猫)。 祖珽与陆令萱臭味相投,权倾朝野。斛律光看不惯眼,暗地里骂祖珽“小人当道”。北齐满朝不是趋炎附势,就是明哲保身,你斛律光一个人做正人君子,怎么行得通?(就好比明末的海瑞,你想一腔正气,两袖清风,别人还怎么贪啊?自然没你的好果子吃) 祖珽买通了斛律光的家奴,打听斛律光对他的评价。家奴报告说:“我家丞相一到晚上,就抱膝哀叹:‘瞎子入朝,国家将亡啊!’”祖珽双目失明,最忌讳别人提这个,听了这话,当即恨得牙痒痒。 高纬朝中的另一位“红人”穆提婆想娶斛律光妾室所生的女儿,被斛律光拒绝;高纬打算把晋阳的田赐给穆提婆,又因斛律光的反对而不了了之。这下子,祖、穆两家组成了仇视斛律光的统一战线,想方设法寻找机会,准备报复。 有一个敌对国,消灭政敌就是方便,机会说来就来了。 北周大将韦孝宽与斛律光交战,总是不能获胜,就想出了一个盘外招。他编了两首儿歌,派人潜入邺城,教民问的小孩传唱。第一首儿歌是:“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第二首是:“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举。” 祖珽在邺城街头初听儿歌,便参透了内中玄机。他又为儿歌添上了两句:“盲老公背受大斧,饶舌老母不得语。”让小孩继续唱。久而久之,歌词就传到了高纬的耳朵里。 高纬听不懂,就找来祖珽、陆令萱,问他们:“你们听过民间的一首奇怪的儿歌吗?是什么意思呢?” 祖珽摆出一副认真的样子,分析道:“的确听过,此歌非同小可。百升,就是一斛,暗喻斛律明月要为长安之主。高山,指皇室姓氏,槲木,谐音斛律,盲老公和饶舌老母,似乎指的是微臣与陆氏(陆令萱),谣言可畏啊!” 其实,歌谣的作者韦孝宽也未必指望这招能奏效,他很可能只是想像玉壁一样,利用谣言瓦解敌人的凝聚力而已。可猪头皇帝高纬在朝中一批大臣左一言右一语的教唆下,居然就真的信了。 武平三年,高纬依祖珽之计,派人赏给斛律光骏马一匹,约他第二天同游山水。斛律光到皇宫内堂谢恩,专干杀大臣勾当的刘桃枝从身后跳出,与三名武士一起用弓弦将斛律光活活勒死。 高纬又以谋反的罪名诛杀了斛律光的弟弟斛律羡及两人的所有儿子。其后,祖珽派人抄检斛律光的家,统共只得到了十五张弓、七把刀、一条皇帝所赐的槊,以及处罚奴仆的二十根枣杖,没有半点斛律光谋反的证据,然而,一切都晚了。 斛律光的死讯传到长安,周武帝大喜过望,立即颁诏大赦,举国同庆。 北齐的支柱,只剩下了兰陵王高长恭,而身为皇帝堂兄的他,也只剩下了最后的一年。 高纬爱好音乐,听了《兰陵王入阵曲》,仿佛从中感觉到了战阵的凶险之气,就关切地问高长恭:“入阵太深,万一失利了,岂不是后悔莫及吗?” 高长恭不假思索地答道:“家事亲切,不知不觉就勇往直前了。” 高长恭实话实说,可高纬一听“家事”,心里咯噔一惊,难道你想做皇帝不成?顾忌之心越来越浓。 高长恭并非不明白功高盖主的道理。他试图通过收受贿财,自坏名声,来逃避皇帝的猜疑,又故意有病不治,借机“退居二线”,但这些都不足以挽救他的性命。 武平四年(公元573年),高纬派人给高长恭送去毒药一杯。高长恭叹道:“我以忠心侍奉皇上,不负苍天,竟遭到如此毒手!” 兰陵王妃郑氏痛哭:“何不求见皇上,也许还有转机?” 高长恭摇头道:“有什么理由去见皇上呢?”说罢就饮药自尽了。 三年间,三名强将相继凋零。北齐灭亡的日子,开始进入倒计时。 此时的高纬,却还在忙着更换皇后、宠妃。 高纬的后宫佳丽数量极多,大部分都如过眼云烟。他的第一个皇后是斛律光的女儿,斛律光被诛,斛律皇后受牵连被废,改立太后的侄女胡氏为皇后。陆令萱与太后争权,想立自己的养女穆黄花,就对太后说:“皇后跟我们大家说:‘太后行为不检点,不足为训!’”太后闻言大怒,就把胡氏也废了,立穆黄花为皇后。 穆黄花是高纬最宠爱的一名皇后,做皇后前就生下了太子高恒。高纬为她制作珍珠裙衣,专程派人去北周采购珍珠。两人终日对酒交杯,如胶似漆,却也有冷淡的一天。高纬迷恋上一名乐师的女儿曹昭仪,穆黄花为了抢回宠幸,就把身边的婢女冯小怜作为礼物送给高纬。万没想到,高纬立刻就被能歌善舞的琵琶高手冯小怜迷住,封她为淑妃,视她为掌上明珠,吃喝玩乐都在一起,不仅冷落了曹昭仪,也冷落了穆黄花。 邺城流传着一首童谣,暗讽穆黄花的命运: 〖黄花势欲落,清觞满杯酌。〗 其实凋落的又何止是黄花,整座北齐宫殿,都已摇摇欲坠。在江南观望北方多年的陈宣帝,也不失时机地抽刀向这头肥羊身上砍来。 十五、吴明彻收复淮南 作为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陈国在历史上的地位很特殊。南朝的阶层本质上可以按照籍贯出身分为三类:来自北方说北方话的侨人、世居南方说吴语的吴人,以及广泛分布于南方山区的蛮族土著。 东晋时期,北方南迁的士族几乎控制了所有的统治资源,最典型的便是王、谢两家的一时极盛,此为“北人治南”。东晋中期以后,长期的南北分裂迫使统治者不得不起用世居吴地的南方人,即“北人用南”。到刘裕做皇帝时,南朝开始形成侨人与吴人共同统治的局面,尽管侨人的势力在初期还相当庞大,但吴人的重要性已不可忽略,建立刘宋的功臣沈田子、沈林子兄弟,刘宋名将沈庆之、沈攸之,都出自吴兴(今浙江湖州)的沈氏,白袍将军陈庆之,也是南方的吴人。由宋到梁,统治者越来越依赖于吴人的军事力量,逐渐发展为“南北共治”的局面。侯景之乱使得金字塔顶的侨人与吴人元气大伤,原先极少为人注意的第三阶层借机崭露头角,这便是南方蛮族的土豪洞主。 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问题,自古以来就不比北方的简单,只不过南方蛮族的侵略性相对较低,受到的关注较小。北方有“五胡”,南方有“五蛮”:蛮、俚、溪、僚、越(越一般专指山越。俚、溪、僚三族的名字,以前都是“犬”字旁,以示侮辱,“蛮”字下面的“虫”,当然也带侮辱的含义,这些词今天都废弃不用了。但有些沿用至今的地理名称,历史上与“蛮”字也是类似的,比如蜀、闽等等)。“五蛮”的分布地区大体上是不相交的,蛮族主要分布于荆、湘、雍、郢、司等州,相当于今天的河南南部到湖南之间的地区,蛮族内部还可分为多支;俚族分布于湘、广州,即今湖南南部与广东;溪族分布于江州的寻阳、南昌、武陵等郡,即今江西地区;僚族分布于荆州西部、梁、益、宁、交、广州,即今湖北西部、四川、贵州、广西以及越南等地的广大地区(有一种说法认为,老挝的主体民族老族(或称寮人),便是僚族的后裔);山越主要分布于扬州,即今浙江南部和福建一带。此外,还有分布在荆、湘、梁、益州的延族、益州的巴族等等,支系相当复杂。 陈霸先建立陈国,是从五蛮聚居的岭南起兵的,他必须通过获取五蛮的支援来扩充实力。北讨侯景期间,归附于陈霸先的势力中,将近一半是南方的蛮族,比如俚族的侯安都、冼夫人,溪族的黄法氍、欧阳頠(也有说欧阳頠为俚人),割据各地、拥护陈霸先的周敷、周迪、熊昙朗、留异、陈宝应、鲁悉达等人,也分别出自溪、越、蛮等族。可以说,没有南方的“五蛮”,也就不会有陈国,考虑到陈霸先所倚仗的另一半军事力量,如杜僧明、周文育、吴明彻、华皎等大将,都出身吴人,而陈霸先本人,更是地地道道的吴人,我们可以这么说,到了南北朝末期,南朝才真正成为吴人与蛮族为主体的南方人的天下,即“南人治南”。陈寅恪先生甚至提出,在某种意义上“陈也可说是南方蛮族建立的朝代”。 但是这种情况到了陈宣帝即位时期,有了很大的改变。所谓“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由于南方蛮族文化水平不高,同时也需要拉拢侯景之乱后残余的侨人势力,陈武帝、文帝两代在文官方面大量任用侨人,治理朝政,例如前面说过的毛喜、蔡景历、到仲举、刘师知等等。在武将方面,陈文帝清剿的几大地方武装,都是南方蛮族,此消彼长,北人与南人的矛盾也急剧升温,侯安都之死,与此也颇有关联。 因此,陈宣帝面临两大问题:一、如何解决侨人为主的门阀士族与南方吴人、蛮族为主的土豪之间的矛盾;二、南陈虽然立国,但外部环境极其险恶,强敌隔江而立,国都建康岌岌可危,如何克服防御上的弱点,谋求国家的安全,是陈宣帝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 这两大问题指向了同一个答案——北伐。 事实上,天嘉三年(公元562年),陈、齐两国就建立了友好关系,而陈、周之间除了华皎谋反的前后三年处于敌对状态,也基本维持了和平。但南朝的进程反复证明了我们曾经强调的一个道理:“守江必守淮”,淮水的得失直接影响南朝的兴亡。凡是淮南防线安全的时代,南朝的统治就稳固,比如元嘉之治、梁武帝时期;凡是淮南防线丧失的时代,南朝的统治就混乱,比如南齐后期、侯景之乱以后。另一方面,长江中游的江陵和上游的益州对于江南也很重要,所谓“江左不可无蜀”,失去这两个地方,就好比咽喉被敌人扼住,随时有窒息的危险。吴明彻进攻后梁,试图夺回江陵,便是出于这种考量。 也就是说,陈宣帝要想长治久安,就得打破一味和平的外交政策,在军事上采取以攻为守的方针,要么联齐伐周,要么联周伐齐,把防线向北推移。而北伐,也正好可以将南方人控制的土豪军队投入使用,从而达到扩大生存空间、缓解内部族群矛盾的目的。 究竟是伐齐还是伐周,陈国的态度对处于胶着状态的齐周之争是个十分关键的砝码。陈宣帝于太建三年(公元571年)遣使北齐,要求联齐伐周,却吃了个闭门羹。高纬目光短浅,不思进取,不敢主动进攻北周。而北周则于太建四年派遣杜杲再次出使陈国,提出周、陈合纵攻齐的建议,陈宣帝轻易地就被说动了。 太建五年,陈宣帝决计讨伐北齐,出身淮南秦郡(今江苏六合)的将军吴明彻的支持最为坚决。尚书左仆射徐陵说:“吴明彻家在淮南,了解当地风俗;当今朝中,若论将才,也无人能出其右。”陈宣帝便以吴明彻都督征讨诸军事,都官尚书裴忌为副将,领兵十万,从建康出发,进攻秦郡,另外由都督黄法氍从西线进攻历阳(今安徽和县)。 北上的陈军势如破竹,在大岘(今安徽含山东北)大破齐军,拔除了北齐在水中设立的木栅,包围了秦郡、历阳等城。 北齐派大将尉破胡、长孙洪略、王琳率军驰援秦郡,在城外布下方阵,精心挑选了一队身高体壮的大力士作为前锋,又派出一名箭术高超的西域胡人在阵前,弦无虚发,架势十分吓人。吴明彻对手下勇将萧摩诃道:“如若干掉那个胡人,就可灭了齐军的士气,比得上关云长斩颜良之勇啊!” 萧摩诃答道:“只要把此人的衣着打扮告诉我,我立刻就去取他的性命!” 吴明彻大为振奋,命人把胡人的外表向萧摩诃一一说明,并亲自斟酒一杯,慰劳萧摩诃。萧摩诃接过酒杯,一饮而尽,飞身上马向齐军方阵冲来。 齐军的胡人见状,也不示弱。他挺身出阵,弯弓搭箭,正要发射,早被萧摩诃远远地看个真切。萧摩诃从腰间掏出一根小矛,挥手一投,正中胡人的额头,胡人应声倒地。(《三国演义》中的“温酒斩华雄”并非历史,其形式很可能就是由萧摩诃“饮酒击胡人”的故事改编而来)齐军阵中的大力士出战,也被萧摩诃斩杀,北齐援军顿时溃败,长孙洪略战死,尉破胡逃走。王琳单骑脱身,退到彭城,又被北齐派到寿阳,抵抗陈军的进攻。 然而淮南的北齐各城已无战心,黄法氍急攻拿下历阳,尽杀守城士兵,江北重镇合肥、高塘、秦郡望风而降,淮水流域的蕲城(今安徽宿州南)、谯郡(今安徽蒙城)、仁州(今安徽固镇一带)也相继被攻克。到了这一年的八月,淮南、江北的大部分城池都已向陈军投降,吴明彻乘胜攻下淮南最后一座重镇寿阳的外城,王琳率齐军退守寿阳的两座内城——相国城和金城。 吴明彻围攻寿阳,用的是南朝军队惯用的招术,在淝水上修筑堤坝,引水灌城。城中水位高涨,守兵身体浮肿,病死的人数越来越多。眼看寿阳将陷,北齐派出的援军也赶到了,行台右仆射皮景和率领大军距寿阳三十里安营扎寨,令陈军诸将一阵恐慌,都担心前有坚城,后有救兵,难以对付。 吴明彻笑道:“兵贵神速,齐军援兵却裹足不前,肯定是惧怕我军勇猛,不敢接战。我军专心攻城即可。” 吴明彻亲自披挂上阵,指挥大军四面猛攻,一举攻入寿阳,生擒王琳等齐将。皮景和果然如吴明彻所料,不但不进攻,反而丢弃驼马、辎重北逃,陈军又大赚了一笔。 北齐在淮南统治二十多年,赋税徭役远比南朝要重,早已失去了百姓的支持,此战陈军遇到的阻力非常小。唯独梁国的旧将王琳轻财爱士,颇得军心,被俘后,吴明彻军中有许多王琳的旧部,见了他都战战兢兢不敢抬头,争相为他求情。吴明彻本来想押他去建康,又担心夜长梦多,生出变故,还是派人将他追杀了。 至此,陈军攻克北齐数十城,尽占淮、泗之地,收复了淮南的南朝故土。消息传到邺城,高纬正与穆提婆、韩凤等人玩握槊游戏,闻言忧心忡忡。穆提婆摆手道:“寿阳等地本来就是南朝的地盘,就让他们拿去好了。即使国家把黄河以南全都丢了,大不了也还是个龟兹国(西域小国)嘛。人生如寄,正当及时行乐,发什么愁呢?”左右大臣也在一旁应和,高纬随即转忧为喜,继续开怀畅饮,欢歌笑语起来。 穆提婆、韩凤等一帮受宠的弄臣更加肆无忌惮打压异己,几天后,便诬称侍中崔季舒、张雕虎等汉人大臣利用寿阳失陷的机会图谋造反,怂恿高纬诛杀了崔季舒等人。那个曾与穆提婆联合谗害忠臣的瞎子祖珽,也因为与陆令萱、穆提婆发生冲突,被打发到外地做刺史去了。(崔季舒以前在高澄、高洋手下做走狗,祖珽在高湛、高纬两朝玩弄权术,人品都是极为低下,但好歹还是有才干的人。现在北齐连有才无德的人都用不了,专由穆提婆这类活宝级人物掌握大权,正是活该加速败亡) 十六、周武帝禁佛 北齐到了高纬末期的武平年间(公元570~576年),从上到下,由内而外,都已病入膏肓,政治上一片混乱,军事上甚至不是过去最弱的陈国的对手。皇帝高纬除了依旧沉迷于握槊外,所玩的游戏还不断“升级”。 高纬的异母哥哥南阳王高绰在定州做刺史,终日混迹街头,以杀人为乐。高纬知道了,就派人把高绰锁来,见面后并不处罚,反而关切地问高绰:“你在州里为官,觉得什么事最好玩呢?” 高绰略加思索,说:“有个特好玩的,捉一堆毒蝎子,再混进蛆虫,搅在一起,此乃极乐!” 高纬“大受启发”,连夜命人捉来两三升的蝎子,塞满浴盆底,然后把人剥光衣服,捆起来扔进浴盆,人自然被蝎子蜇得哀号连天。 高纬在旁边观赏得起劲,一边大笑不已,一边还埋怨高绰:“有这么好玩的事情,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从此,高纬的日常游戏中又多了“人肉蝎子池”这么一项。 北齐皇帝如此混账,一直有心伐齐、一统天下的北周武帝仍然迟迟不动手,亲政三年问并未马上采取任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是因为他还得花费几年的工夫,着手解决宇文护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积弊。 北周吞并益州、江陵等地,国土剧增,户口却没有按比例增长。原来,在这些地区,尤其是江陵,大量人口在战争中做了俘虏,除少数官员贵族外,多数老百姓被掳到关中,沦为官方的奴婢,造成了北周全国的相对户口数下降,征收的各种赋税随之上升,社会矛盾也加剧了。建德元年(公元572年)十月,周武帝颁诏,所有在江陵之战后充作官方奴婢的人口一律从良为民,此举既恢复了户口,也改善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宇文护崇尚奢靡,上行下效,北周民间的奢靡之风一度极盛,武帝对此深恶痛绝。一次他外出打猎,发现行宫上善殿建造得过于华丽,便下令一把火烧了。建德二年,他下诏提倡节俭,凡是婚嫁、祭祀等活动中铺张浪费的礼仪,全部予以废止或精简。 在军队建设方面,周武帝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建德三年,他将府兵中的军士,改称为侍官,并募集普通百姓为兵。府兵原先的家族部属观念(这是宇文泰在府兵中改鲜卑姓的理论根源)被弱化,汉人士兵与鲜卑士兵的数量趋于相等,府兵制逐渐成熟起来。 接下来,周武帝把目光转向了宗教与文化。他的主要对手,乃是佛教。 佛教在北朝的社会问题,由来日久。佛教培养僧侣、修建佛寺,与世俗政权争夺土地与人力资源,僧尼违律犯戒、干政乱法,佛事耗费大量金钱,都对社会发展形成了巨大的阻力。而在战事频繁的乱世之中,该问题就更为严重。 北魏太武帝灭佛,不过持续了七八年,佛教便仆而复兴,比之前更为繁盛,到了北周和北齐对立时期,佛教可说是达到了一个顶峰。北齐开国君主高洋甚至取缔道教,于天保六年(公元555年)强迫道士剃度为和尚,独尊佛法;北周的奠基人宇文泰、权臣宇文护以及孝闵帝、明帝,也都是佛教信徒。因此,这些人即便看到了佛教的问题,也没有可能去解决。 周武帝与别的统治者不同,他推崇儒家思想,相信的是治国平天下的那一套,当然不能容忍佛教损耗资源、危害社会(值得一提的是,周武帝的鲜卑名“祢罗突”中的“祢罗”,本是“弥勒”的另译。他以佛为名,却偏偏不信佛法)。他解放官奴、简化礼仪、重组府兵,就是尽一切可能扩大国家的财源与兵源,如果能通过灭佛,把佛教的资源收归国有,国力势必将得到更大的增强。 武帝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扳倒宇文护,他等了十二年,灭佛事大,更需慎之又慎。为了深入了解佛教的情况,他曾到佛寺中微服私访,与僧侣相处,参与佛事。由于佛教的信众广泛,他必须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可以行动。所以灭佛的主张最好不要由武帝自己提,而要由别人来提。 其实早在武帝亲政以前,就已经有人提出过废除佛教,而且提出者本人居然就是个和尚。他的大名,叫做卫元嵩。 卫元嵩出生在成都,梁末出家为僧。他性格张扬,行为古怪,喜欢用谶语预测未来。起初没人理会他不着边际的预言,可事后一对照,往往很灵验。人们都把他当做宝志那样的神奇僧人。 有趣的是,这位僧人根本不信佛。北周攻占成都后,卫元嵩辗转来到了关中。天和二年(公元567年),卫元嵩向武帝上书,提出了他的主张。 卫元嵩开篇洋洋洒洒,摆事实讲道理,阐明佛教的症结所在:“尧舜的时候没有佛教,国家却很安定:南朝齐、梁修了许多寺庙,借此教化民众,到头来亡了国。事实说明,民众不会因为修了寺庙就不造反,国家也不会因为信奉佛法就永远安定。佛教的本意是大慈大悲,使一切众生得到安乐,而绝不是要以苦难奴役黎民百姓。现在的佛教徒呢,为了表明虔诚,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分明违反佛教精神,却说是事佛,哪里讲得通呢?”他认为应当改造佛教,以儒家学说为中心,融会儒、道、佛三教的观点。 周武帝十分赞同,命卫元嵩还俗,又对他的思想大力推广。天和四年(公元569年),北周朝廷开展了一场三教优劣的大讨论。一派以道士张宾为代表,要求立即废除佛教,宣扬道、儒学说;另一派以司隶大夫甄鸾和僧人道安为代表,撰写理论著作,批驳道教更不是东西。两派争得不可开交,周武帝虽有意压制佛教,但把持朝政的宇文护却偏袒僧人,三教的次序没有确定下来。 建德二年(公元573年),宇文护已被诛杀,武帝再次召集儒生、道士、名僧进行辩论。他打算利用权威,强行定下儒教为先、道教其次、佛教为后的三教次序,但佛教团队实力强劲,派出多位名僧,极力诋毁道教。僧人的口才果然厉害,儒生、道士连续几轮的对抗都败下阵来,最后辩论只好不了了之。 周武帝是不会轻言放弃的,建德三年五月,武帝第三次组织三教辩论大会。会上佛道两教的斗争达到白热化,武帝不惜以皇帝之尊,加入辩论,指斥佛教的不净观。高僧智炫反唇相讥:“道教的理论更为不净!”一句话把道士们的气焰给压下去了,场面陷入了僵局。 就在这时,武帝忽然被点醒了。他看清了僧人们的伎俩,是想以道教为要挟,阻挠武帝对佛教的处置,你说我佛教不好,道教更烂更丑陋! 周武帝岂能被几个僧人要挟?既然道教比佛教有更多的丑行,那就两家一网打尽。武帝下诏,禁止佛、道两教,经像全部捣毁,僧侣、道士强制还俗为民。继而,武帝又设立信道观,招纳儒、道、佛各界的学者,从事三教合一的理论研究(与梁武帝的“三教同源”学说不同,周武帝的三教合一,是要以儒家学说为核心,以其他宗教学术为补充)。佛教几乎一瞬问在北周境内灰飞烟灭,这就是“三武一宗灭佛”事件的第二桩——周武灭佛。 周武帝灭佛,与中国历史上其他几次灭佛相比,特别是与一百三十年前的太武灭佛相比,有几个显著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