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洋的立法思想也很先进，他认为东魏的《麟趾格》还不够完善，组织右仆射薛琡等人，在《麟趾格》的基础上，修撰法典。这便是对隋唐律典产生巨大影响的《齐律》（为区别于南齐的法律，也叫《北齐律》）。《齐律》是一部集历代立法大成之作，一共包括十二篇，949条，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无疑称得上科学与严谨。　　不仅立法，高洋也重视在贵族阶层推动普法教育工作，他要求官宦子弟认真学习法律条文，知法懂法的比率一度提升了不少。　　除了法制建设，高洋在行政、军事方面的成就也颇大。天保七年（公元556年），高洋又下诏合并了因北魏末年割据征战造成的大批冗余的行政区划，一举简化了行政机构与行政规程。他又从鲜卑与汉人中精挑细选勇力过人、以一当百的武士，分别授予“百保鲜卑”和“勇士”的称号，守卫北齐的边境要塞。　　高洋时代的对外武功，几乎是一片辉煌。他在位的十年间，北齐与西魏－北周尽管没有发生过一场真正的战争，但却在军事上保持着相对的优势。宇文泰向西南攻城略地，高洋则向东北对侵扰边境的库莫奚、契丹、山胡等部族作战，不仅大获全胜，而且俘获了大量人畜，北方诸胡纷纷遣使朝贡，莫敢不服。　　如果说对小部族的作战还只是以教训为主要目的的话，那么高洋对新兴的突厥的战争，其意义则在于扬威与称霸漠北了。　　突厥的兴起是公元六世纪中叶在中国文化圈内与侯景之乱并列的重要历史事件。突厥起初是西北的游牧民族，但他们并不完全靠游牧为生，而是怀揣一项“独门绝技”——锻铁业十分发达。凭着这门绝技，突厥人逐渐成为给柔然贵族打造兵器的附属部落。随着突厥铁器在西域地区的畅销，突厥部落日益强盛，天保三年（公元552年），突厥酋长阿史那土门向柔然求婚被拒，便突然对柔然翻脸，发兵大破柔然，曾经不可一世的阿那瑰可汗自杀，柔然部落分裂，分别逃入北齐和西魏。土门自称伊利可汗，于天保四年挟取胜的余威南下，进入北齐境内。　　在突厥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高洋毫不示弱，亲自到晋阳整顿军马，然后北击突厥骑兵。气焰极盛的伊利可汗被打得找不着北，赶紧请降，答应每年向北齐遣使朝贡。　　完成了新时代的“北击匈奴”伟业，高洋为避免长期对北方的消耗与用兵，先后四次在北魏长城的基础上修筑长城，这又是一项远追秦始皇的“丰功伟绩”。值得一提的是，在天保八年（公元557年）第四次修筑的长城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座内长城（“重城”），西起库洛拔（今山西朔县与偏关之间），东至坞纥戍（今山西灵邱一带），绵延四百多里，这段别出心裁的长城也是明代内长城的基础。　　到此为止，高洋已经具备被后世评为杰出帝王的资格了。他显然还想再接再厉，入围中国十大帝王之列。在确保北线、西线无战事的情况下，他派兵南下，试图向分崩离析的南朝发动致命的一击。　　但是这一回高洋却打错了算盘，死中求生的南朝将士在陈霸先的率领下同仇敌忾，发起绝地反击，不客气地把这位公子哥教训了一顿（参见《侯景之乱》）。　　高洋的心理就好似一条正弦曲线，从最压抑点达到了最兴奋点，然后又从最兴奋点瞬间落回了最郁闷点。　　这种波动对于承受能力稍差的人，都会产生某种心理阴影，何况是对于高洋这样性格的人。高洋从小长得不漂亮，受尽了歧视，智商很高却性格内向、心理阴暗，而从“高欢试子”的故事里，我们还可以隐约看出他在性格上具有急躁和暴力的倾向。　　十年蛰伏陋室，一朝大权独揽，原本他可以自由发挥才干，一扫昔日的阴霾，由一名抑郁儿童，转变为“阳光男孩”。可是当统一天下的梦想被残酷的现实砸得粉碎的时候（南面无法渡江，西方也与北周形同拉锯），他丧失了生活的目标，绝望了。　　一个有心理障碍的人，突然陷入绝望，常会做出极端甚至疯狂的事情；如果这个人是可以任意妄为而不必因此承担任何责任的皇帝，那么，不幸的就不只是他本人了。　　高洋最初的疯狂还算“正常”，一般也就是疯疯癫癫而已。这个他拿手，早年在高澄底下就干过，现在不过是角色换成了皇帝。他日夜不停地跳舞唱歌（很有点现代卡拉OK爱好者的特征），沉湎酒色。有时学女人涂脂抹粉，披锦戴彩（大约是北齐皇帝版的变装了），有时又披头散发，一身胡服，腰挎刀弓，上街乱逛。　　比较夸张的是超限级体育运动——裸奔。在这方面，高洋很能“吃苦耐劳”，无论冬夏，时常赤身裸体在大街上狂奔，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身边的护卫随从倒被他折腾得疲惫不堪。　　高洋还很热爱大自然，尤其亲近各种野生动物。他经常骑着鹿、白象、骆驼、牛、驴等动物外出，到各地赏玩风景，找不到动物的时候，也让亲信刘桃枝、崔季舒等人代劳，背着他四处游行，兴致极高。高洋的这些表现，很像是现代某些人所从事的另类“行为艺术”，只是他的“觉悟”要早一千五百年。　　高洋的行为很快有所升级。他常常事先招呼也不打，不分早晚地出现在某个大臣权贵家中，堂堂皇帝像个鬼影子似地乱晃。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发现了某个女子，兽性又正好发作，高洋就会立即推广他的“另类艺术”，强行与对方亲密接触，根本不管对方是贵妇还是奴婢，也不管是黄花闺女还是五旬老妇，即便高家的姐妹也不放过。　　有一次他走在街上，见到一名妇人。因为当时荷尔蒙浓度较低，他并没有上前强暴，而是向她请教：“当今天子怎么样啊？”妇人早就听说了高洋的“奇闻逸事”，直爽地答道：“疯疯癫癫的，算什么天子？”说得高洋火大，当即就把妇人给剁了。　　或许意识到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普及他的“行为艺术”，高洋从民间招集了许多烟花女子，把她们脱了衣服，交给侍从官员淫乱，自己没事就坐在一旁观赏。心情好的时候，他还会用带刺的荆棘编成木马，命令赤裸的女子骑在上面，牵来引去，把她们扎得一个个鲜血直流，以此取乐。　　高洋还喜欢搞死刑模式多样化。处死的人大多不是一刀杀害，而是将其肢解；此外，也经常采取火烧、投河的方式，怎么残忍怎么来。　　高洋嗜酒，一旦醉了更是六亲不认。母亲娄太后见到醉醺醺的高洋，举杖打道：“如此的老爹怎么生出如此的儿子来！”高洋抬腿就跑，口中还喊：“回头就把这老太婆嫁给胡人！”太后大怒，不搭理他。高洋求了一会儿不行，就把太后的坐榻给掀翻了。太后倒在地上，伤还不轻。高洋酒醒之后，后悔得不行，点了篝火要自焚，被太后拉住。他命平秦王高归彦拿着竹杖抽打自己，不出血就要将高归彦斩首。太后听说后，又上前劝阻。高洋不依，最后娄太后无奈，亲自持杖将高洋痛打五十下，才算了事。　　高洋决心痛改前非——戒酒。可没过十天就恢复原样，酒量反而更大了。他乘醉跑到皇后李祖娥的娘家闹事，把丈母娘的腮帮子射穿，一边用马鞭打，一边骂：“老子喝醉了酒连亲娘都不认，更别提你这老太婆了！”搞得一家上下对他都是敬而远之。　　高洋令人发指的行径还有很多，倘若一一罗列出来，恐怕本书就成了“很黄很暴力”的典范了。话说回来，正史上记录的高洋的劣迹，未必完全属实，至少夹杂着谣言的成分和敌对政权的抹黑。以上事例的危险性尚处于“君失其德”的级别，实际影响力并不突出，而高洋的另一系列举动，其破坏力就要大得多。　　五、大开杀戒　　高洋在杀戮大臣上的心狠手辣与肆无忌惮，令他的父兄都无法企及。　　高洋从未做过一天的世子，因此高欢和高澄在位时，东魏的勋贵没一个看得起他的，特别是“四贵”。高洋即位时，孙腾已死，司马子如不久也去世了，高隆之和高岳多活了几岁，就先后遭了殃。　　最倒霉的是平原王高隆之，他没犯什么大错，唯一的失误就是对高洋能力估计不足，在高洋受禅的问题上倚老卖老（他与高欢有兄弟之谊），采取了反对的态度，高洋视他为眼中钉。他跟东魏的宗室元昶喝酒，酣畅之时说了一句：“我与王爷交往，这辈子都不会辜负你！”有人把他的话密报给高洋，高洋便老账新账一起算，命令手下壮士把他抓来一顿痛打。老头六十出头了，哪里禁得起这么打，打完还没回到家，就死在路上了。过了几年，高洋想起高隆之，还觉得不爽，又将他的儿孙统统处死，弃尸漳水；还派人挖了高隆之的坟墓，锉骨扬灰，才算解恨。　　清河王高岳是高欢的堂弟，战功卓著，也是一向鄙视高洋的主。高岳比高隆之聪明一些，懂得要依附得了势的高洋。他倒也有办法，高洋宠幸的平秦王高归彦是高欢族叔高徽的私生子，自小父母双亡，高欢把他交给高岳抚养成人。高岳以为凭着高归彦这层关系，自己便可以高枕无忧。可是他当初对待高归彦并不好，高归彦怀恨在心，时常在高洋耳边说他的坏话，时日长了，高洋也有了杀掉高岳的心思。　　高洋喜欢广纳民间女子，娼妓也不放过。有个姓薛的娼妓色艺过人，被高洋封为嫔妃，纳入后宫。说来也巧，高岳正好认识薛氏的姐姐，并且还通过薛姐姐的关系，与薛氏本人也有一腿。高洋知道后，勃然大怒，把薛姐姐吊起来，用大锯活活锯成两段，然后诬陷高岳将其奸杀。高岳不服，高洋就派高归彦把他毒死。高岳自不量力，跟皇帝共有一个女人，下场悲惨是咎由自取。　　娼妓薛嫔妃的下场更惨，某次她正与高洋快活嬉戏，高洋也不知哪根筋出了异常，忽然想起她与高岳的旧事，笑容顿消，挥刀就将爱妃的脑袋砍了下来，揣在怀里，出门宴请群臣饮酒。酒席间相饮正欢，高洋忽然从怀里掏出薛嫔妃的人头，扔在酒案上赏看，接着又命人砍下她的大腿，放在面前当琵琶弹唱，吓得满座文武官员大惊失色，目瞪口呆。唱着唱着，高洋忽又满脸泪痕，对着人头唱汉朝李延年的歌：“宁不知倾国与倾城，佳人难再得！”下令将美人厚葬，自己大哭相随。　　高洋对待同族权贵都如此狠毒，对待其他的大臣，那更是不在话下。杜弼就是其中一例。　　杜弼以前很受高欢器重，在汉人大臣中的威望很高，因此话语权也大。高洋受禅的时候，他是阻止了的（参见《侯景之乱》）。高洋称帝后，杜弼也不收敛，以直谏出名。有一回高洋向大臣咨询治国策略，问杜弼：“治理国家要用什么样的人呢？”杜弼不假思索地回答：“鲜卑人驾车骑马不错，但是治国还得用中原的汉人。”　　杜弼实在托大，这样的话语简直是在公然歧视鲜卑人，即便高洋放过他，下面的鲜卑贵族也不会对他善罢甘休。高洋当时没有发作，后来喝醉了酒，就随便罗织了一堆罪名，派人到杜弼就职的胶州把他斩首。　　杜弼被杀，也与高德政老在高洋身边揭他的短有关系。高德政是高洋的近臣，一向很受宠信，却也逃脱不了与杜弼相同的命运。高德政被杀的主因跟杜弼一样，都是因为进谏。　　高德政仗着跟高洋的关系不错，曾再三向他劝谏，高洋因此对高德政感到反感，跟左右说：“高德政这个人总是一副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样子。”　　高德政听说后，便称病不出，躲到佛寺里修身养性。一向妒忌高德政的杨愔乘机进言，说：“高德政是装病，陛下如若不信，现在给他个冀州刺史做，他的病就全好了。”高洋于是下诏授职，高德政果然接了诏书就准备动身。　　高洋气坏了，他把高德政召来，说：“听说你病了，我给你针灸治疗。”说着拔刀便刺，又命武士砍掉他的脚趾，最后还是处死了他。从此，高洋朝中更无大臣敢于直言进谏了。　　天保十年（公元559年），天上出现了日食。古人迷信，认为天象与人事是紧密联系的，君主遇到天象的变化，通常要做的是检讨自身，除旧布新，喜欢做秀的还会下个罪己诏什么的。　　高洋不然，他没有检讨自己，而是借此话题问东魏的宗室彭城公元韶：“为什么汉光武帝能够中兴天下呢？”　　元韶也不知是智商不够，还是一时脑袋发晕，给出了一个致命的答案。他说：“那是因为王莽没有把刘氏宗族斩尽杀绝。”　　高洋“哦”了一声，当即翻脸，颁布诏书，把包括元韶在内的东魏宗室近亲四十四家全部下狱。元韶后悔莫及，在狱中绝食而死。凡是王室贵胄的元氏族裔，不论男女老少，一律处死，连婴儿也未能幸免。接下来，高洋又准备对东魏的远亲宗室下手。　　北齐境内姓元的宗族都害怕了，大家商量怎么保命。有个名叫元景安的小县令说：“眼下的唯一办法，是请求皇帝准许我们脱离元氏，改姓高氏。”　　元景安的堂兄元景皓坚决反对，他说：“怎么可以抛弃祖宗的姓氏，改用他人的姓氏呢？堂堂大丈夫，宁可玉碎，也不能瓦全！”元景安为了保全性命，悄悄把元景皓的话向高洋做了报告。高洋诛杀了元景皓，元景安则因告密有功，被高洋赐高姓，不仅没死，还升了官。（中华民族的宗族观念，自古根深蒂固，这也形成了我们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姓氏文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句成语，就出自元景皓的故事，它正象征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高洋统治的末年，杀人的疯狂已达到了极致。假若我们将这种疯狂的行为完全“归功于”高洋的心理变态（诚然，高洋特殊的性格与心理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大错特错了。　　北齐是在东魏基础上建立的国家。高欢凭着个人能力与威望建立东魏，依靠的是以怀朔镇为主的六镇鲜卑军人，而在东魏－北齐所处的关东地区，山东豪强（即“赵魏豪强”）才是真正的“地头蛇”。根据北齐时期的《关东风俗传》记载，当时的关东门阀很嚣张，所谓“种类不同，心意亦异，若遇间隙，先为乱阶”。他们虽然暂时屈从于鲜卑人的强大武力，却是同床异梦，对政权稳定构成了很大威胁。　　国内存在不同族群的情况，西魏－北周也有，就掌握军权与政权的六镇勋贵看，周、齐的条件差不多，武川军人的建国之路并不见得比怀朔军人要顺利。但是北周占的地盘好，关中地区向来胡汉混杂（崔浩时代就很明显了），鲜卑、汉人之外，还有氐、羌、月氏等多个族群，各族融合由来已久。当地汉人不论士庶，并不很强调自己的族群本位主义，只要利益共享，他们就乐于与“外来户”积极建立新的共同体。　　条件不同，结果也就迥异：西魏－北周统治者能够轻而易举地扎根关中，并建立起强大的关陇集团；东魏－北齐则从高欢起历经三代，到高洋末期仍然不能解决鲜卑军人与汉人豪强之间的严重矛盾。　　三代之中，高欢的手段相对高明，他试图建立一套捆绑式的政治结构。首先，他借助自己的地缘背景，捆绑了六镇余部；其次，他利用自己渤海蓨人的血缘背景，捆绑了关东门阀；最后，高欢利用自己的军事优势，捆绑了东魏王室。三种政治基础捆绑而成，却很不稳定，就像一对拉郎配式的夫妻一样，即便入了洞房，也没有情感上的交流与认可，完全是霸王硬上弓。　　而高洋所面临的困难就更大了，他是高欢诸子中最不受宠、最不被看好的，连亲生母亲娄太后也不喜欢他。他的即位对于鲜卑集团来说只是在别无合适选择的情况下的被动认可。　　高洋争取不到鲜卑人的政治支持，就得求助于汉人的帮助，杨愔、魏收等汉臣于是受到了重用。尽管如此，汉族世家门阀还是把他看做鲜卑军人的首领，对他没有认同感，他们之所以依附于高洋，是为了能够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好同鲜卑人的势力对抗下去。　　如此一来，高洋的种种举措，不就容易理解了吗？他以维护六镇鲜卑勋贵权益为由，打击关东的汉族门阀；又转过来镇压六镇军人的势力，并支持汉人主导规模不大的改革（例如制定《齐律》），从而安抚汉族门阀；此外，他又消灭元氏为代表的旧鲜卑门阀，以防止未来的隐患。　　只不过，高洋的手段实在太血腥、太残忍了，不停的杀戮在表面上压制了矛盾，实际上使得矛盾越来越大，积重难反。北齐帝国在他统治时期的繁荣富强，仅只是暂时的假象而已。　　六、叔夺侄位　　天保十年（公元559年），北齐的开创者、“间歇性精神病患者”文宣帝高洋，在尝试了一切前人做过和没有做过的事情后，由于饮酒过度引发脏器功能衰竭，死掉了，此时他刚过而立，三十一岁。　　这位“疯”皇帝留下了一个成绩多多，问题也多多的国家，对于北齐人民而言，他的死是幸，还是不幸？乃是一连串让人头疼的难题中的一个。　　一连串难题之中，最重要也最令人关心的，是封建王朝的那个经典问题：谁来继承皇位？　　问题粗看起来没什么悬念，高洋的嫡长子、十五岁高殷在他称帝时就被立为太子，是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者。　　可是，高洋却在临死时说了两句耐人寻味的话。第一句是对皇后李祖娥说的：“人生死不足惜，只可怜正道（高殷字正道）这孩子年纪太小，恐怕有人要夺了他的位子啊。”第二句是对六弟常山王高演说的：“你要夺位子，那就夺吧，只求你不要伤害我的儿子。”　　从这两句话我们足可以看出，高洋不喝酒头脑清醒的时候，政治判断力是非常准确的。高洋很清楚，北齐帝国的游戏从一开始，就出现了违规。违规有了一次，就难免第二次，而头一个违规的人，正是他自己。　　高欢封高澄为世子，基本上是沿袭了北魏嫡长子继位的传统。高澄二十九岁遇刺身亡，造成了一个意外的局面，他没有任何法理上的继承人——世子。以立嫡长的规矩，继承权应当落到高澄的嫡长子，也就是正室元妃所生的高孝琬的身上。高洋凭借手中的军政大权继位，本身违背了传位的正统性。当然，高洋有一套说辞：高孝琬并非真正的世子，年纪又太小（没有成年），而他自己也是高欢的嫡子（嫡次子），具备继承权，这叫“兄终弟及”。但是，既然你高洋可以“兄终弟及”，那么你的其他弟弟也同样有资格做皇帝了，你想把皇位平稳地传给自己的儿子，可没那么容易。出于这种顾忌，高洋在位期间就杀害了自己的两个弟弟：三弟高浚与七弟高涣。　　高浚和高涣的死因，与高洋所杀的那些大臣类似。高浚常劝高洋少酗酒、少淫乱，便被不耐烦的高洋抓了起来。高涣天资英武、风度超群，遭到高洋的嫉恨。民间算命的术士声称：“亡高者黑衣”，高洋一想，天下最黑的东西就是漆了，漆、七两字古时相通，他深信排行第七的高涣是祸端，就把他也抓来，和高浚一起锁进铁笼，关进地牢里，吃饭排泄全在一处（“黑衣”的真意，指的是以黑色为戎装的北周宇文氏，高洋防了半天，防错了方向，就好比秦始皇因为“亡秦者胡”讨伐匈奴，唐太宗因为“代唐者武氏”杀李君羡一般荒谬）。　　过了一年，高洋去看望两个弟弟，心念骨肉亲情，忽然后悔，想要赦免。九弟长广王高湛与高浚不和，插话说：“猛兽岂能出洞！”高洋深以为然，为除后患，他亲自拔剑刺向笼内的高浚，又命手下武士上前帮忙，然后投柴火到笼中，填上碎石、沙土，将两个弟弟活活烧死。　　高浚和高涣毫无过失地被杀，因为他们是高洋的弟弟，更因为他们是高洋的异母弟弟。对于自己的同母兄弟，高洋却不能痛下杀手，原因很简单，母亲娄昭君还在。　　娄昭君为高欢生了六个儿子，高洋死时有三个尚在人世，依次为六子高演、九子高湛和十二子高济。娄昭君很不喜欢丑陋的高洋，连带着对高殷的感情也不深，她宠爱几个相貌英俊的小儿子，尤其是高演。依照“兄终弟及”的逻辑，娄昭君力挺嫡三子高演继位。高洋一度有了更换太子的念头，在杨愔、魏收等汉臣的坚持下才作罢。他也试图以对付高浚、高涣的手段对付高演，借着酒劲用刀环把他打个半死，娄昭君日夜求情，才让高演捡了条命。显然，娄昭君代表的是六镇鲜卑勋贵，杨愔、魏收等人则代表关东汉族门阀。在两方的持续施压下，高洋选择了妥协：把兵权交给高演，而由汉臣杨愔、燕子献、郑颐以及平秦王高归彦共同辅政。太子高殷就在如此令人窒息的气氛中登上了北齐的皇位。　　在官场中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江湖都未必能认清全局，十五岁的高殷哪里能驾驭这么复杂的形势？高洋评价高殷“性格懦弱，像汉人家里的孩子”，大致是实情。高殷从小跟着国子监受教，好文而不好武。高洋为了培养高殷的胆量，命他亲斩死囚，高殷面有难色，砍了几下都砍不下死囚的脑袋，高洋气得用马鞭抽打，把高殷吓成了结巴。　　结巴的高殷在治国方面却要胜过与他同龄的宇文觉。高洋末年穷兵黩武，北齐国势外强中干，高殷在杨愔等人的支持下，派代表到各地体察民情，考核官吏，裁汰冗员，并减免徭役赋税，休养生息。高殷的作为一定程度上舒缓了国内的潜在危机，不失为明君。　　然而，高殷和宇文觉的谥号里有一个同样的字：“闵”。谥法上说：“在国遭难曰闵。”言下之意，他们两人在各自的国家都是非自然死亡。正如高洋所预料的那样，他的“好弟弟”高演在他死后夺了江山，要了他儿子的性命。　　高洋留给高殷的辅政大臣，以杨愔为首，原因有二：一、杨愔等汉臣与鲜卑勋贵利益相抵，不可能与他们“同流合污”；二、杨愔对高洋是死心塌地的忠心不贰。　　高洋对杨愔其实不怎么样，也和对待其他大臣一样暴虐无礼。杨愔肥胖，高洋给他起外号叫“杨大肚”，还想割开他的肚子做活体解剖，幸好被近臣崔季舒劝止。高洋又把杨愔活着塞进棺材，装上灵车，眼看要把棺材盖给钉死了，但还是忍住了。甚至，高洋每次上厕所，都叫杨愔在门口给他递手纸……　　杨愔虽受虐待，心里却明白一点，只有高洋在位，汉人的利益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维护。后人评价高洋时代“主昏于上而政清于下”，杨愔是一大功臣，是高洋给了他机会，让他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因此，高洋的葬礼上，群臣大多干号而无泪，唯有杨愔一人哭得特别伤心。　　杨愔对高洋尽忠，也就会对他的儿子尽忠。　　杨愔认定，高演、高湛位高权重，对小皇帝不利，必须先下手为强，将二人外调，夺其兵权。侍中宋钦道认为应顺势除掉高演、高湛，燕子献进一步提议，扶立皇太后李祖娥出来主持大局，取代太皇太后娄昭君的地位。宫中矛盾迅速演化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关键时刻，杨愔连发昏招，自掘坟墓。辅臣之一的高归彦掌管禁军，本来与杨愔等人同谋，杨愔对他不很信任，在皇帝由晋阳开往邺城的时候（北齐由于高欢的丞相府在晋阳，皇帝都是先在晋阳即位，再前往国都邺城），留了五千禁军在晋阳，给可朱浑天和（可朱浑道元之子）调度，以防不测。高归彦知道内情，气愤不已，就改投高演阵营，使高演获取了大量情报。　　杨愔又把行动计划密启太后李祖娥。李祖娥身边的宫女李昌仪，就是当年邙山之战后高澄所纳的高仲密的妻子李氏，高澄死后入了后宫，因为是同姓本家，与李祖娥的关系很不错。李祖娥不是个适合搞政治的，一边聊天一边就把机密全给说了。李昌仪一听非同小可，马上向娄昭君告密。　　以弱敌强，以明敌暗，杨愔已经不可能获胜了，但他还没有半点警觉。乾明元年（公元560年）二月，杨愔向皇帝启奏，升高演为太师、录尚书事，升高湛为大司马、任并州刺史。皇帝准奏，高演兄弟也领旨谢恩。按照规矩，新官上任，要大宴百官。郑颐觉察到不妙的苗头，劝杨愔不要去赴宴，杨愔仍然不以为然，说：“我们是至诚为国，岂有不去之理！”（真是迂腐之极）　　高演兄弟摆下的果然是“鸿门宴”。高湛向杨愔敬酒，三声令下，埋伏的家丁就由贺拔仁、斛律光指挥，把杨愔、燕子献等人扑倒在地，拳杖交加，顿时打得头破血流、眼珠迸出、奄奄一息。　　高演立即率领高归彦、贺拔仁、斛律光，押着杨愔等人冲入皇宫。宫中禁军见了高归彦，不敢做任何抵抗，乖乖放下武器。　　大殿之上，娄昭君端坐正中，皇帝高殷和太后李祖娥侧立一旁。高演进言：“杨愔等人独擅朝权，恐为大害，已为儿臣拿下，听候处置。”　　高殷听了这话，又惊又怕，结巴半天也说不出一个字。娄昭君指着高殷、李祖娥大骂：“你用的什么大臣，竟想谋害我两个儿子，下一个是不是轮到我了啊？哼，怎能让我母子受这个汉人老太婆的摆布！”李祖娥战战兢兢，赶忙磕头谢罪。（李祖娥出身赵郡李氏，是关东的大家闺秀，因此被娄昭君指称为汉人老太婆）　　最后高殷被迫向娄昭君表态：“此事由叔父全权处理，儿臣不会庇护任何汉臣。”自此宫廷政变成功，一众执政辅臣都被砍头，杨愔、燕子献、可朱浑天和、郑颐和宋钦道的子女全部处死，五家的兄弟统统贬除官职。　　高演被封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不过他还没有马上夺取皇位的意思。鲜卑贵族都给他施加压力，劝他采取行动。高演心中犹豫，暗中找心腹王晞商量。　　王晞是王猛的后代，很有谋略，是高演手下难得的智囊人才。汉人的身份让他与鲜卑人的关系处得不好，所以高演白天不公开与他亲密交往，晚上才接他到府中密谈。　　王晞分析说：“朝廷以前有人要谋害殿下，殿下仓促反抗，已非人臣所为。皇上现在看见殿下，有如芒刺在背，君臣猜忌，岂能长久！殿下有意谦让退避，只恐违反天意，败坏先帝（指高欢）基业。”　　高演佯怒道：“爱卿怎敢有这种言论，我得把你法办！”　　王晞说：“天理人心，全是此意，我才敢冒掉脑袋的危险啊！”　　高演当然想当皇帝，只是不了解形势是否对己有利，听了王晞的话，他才心中有数。高演上上下下又做了一番调查，确定朝野都希望结束高殷的傀儡角色，就大胆开口，跟母亲娄昭君说：“天下人心未安，需要早定名位。”　　娄昭君起先已有此意，也没什么好反对的，便下诏废高殷为济南王，由高演在晋阳继立为帝，改元皇建，是为北齐肃宗孝昭帝。娄昭君一再叮嘱高演，无论如何，不得伤害高殷，高演满口应承。可过了半年，有人风传高殷居住的邺城有“天子气”，高演就命人把高殷送到晋阳，掐死了他。　　七、弑君之最　　北齐孝昭帝高演废侄自立的前后一年内，南方的陈国和西方的北周也各自更换了皇帝。表面上看，陈、周两国的政权接替显得要比北齐正常和平稳，而实际上，平稳的背后都另有隐情，尤其是北周的权臣宇文护，还捎带着打破了一项弑君纪录。　　北周明帝宇文毓的鲜卑名叫做统万突。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宇文泰还在统万城担任夏州刺史，宇文毓降生，因而得名。“突”字的含义，依照陈寅恪先生的考证，可能取自鲜卑词Bargatun的尾音，意思是火神、勇士。这位统万城出生的“勇士”在登上北周天王宝座的时候，年已二十四岁，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比起年少轻狂的宇文觉，明帝宇文毓要稳重许多。　　正史对于明帝的评价不错，固然夹杂一部分的溢美之辞（统一天下的隋朝，继承的是北周的正统，北周帝王尤其是前期的几位，形象自然显得要比同时期的北齐和南陈帝王高大），但我们仍能勾勒出他的一些特点。总体而言，明帝性格宽厚、仁慈，有些像同时期的北齐短命皇帝高殷，但是他在宗族中的关系很好，这一点就比不讨祖母喜欢的高殷要强许多。宇文觉被废，他成为理所当然的君主，没有在北周朝野引发任何异议。　　明帝的仁厚绝不是表面上的做作，而源于他本身的文化修养。他自幼好学，博览群书，不但文笔极佳，还写得一手好诗。即位第二年的秋天，他回到小时候居住过的同州（今陕西省大荔县），心中感触万千，便赋了一首五言诗：　　〖玉烛调秋气，金舆历旧宫。　　还如过白水，更似入新丰。　　霜潭渍晚菊，寒井落疏桐。　　举杯延故老，令闻歌大风。〗　　诗文远追汉高帝衣锦还乡、歌咏《大风歌》的情怀，词句之间既透出文人的感伤，又显露帝王的气概，确实很难得。有意思的是，这首诗的形式与风格与当时典型的北朝民歌相去甚远，却与南朝的齐梁诗体没什么差别，甚至比齐梁文人的五言诗更加工整、成熟，非常接近于唐代的律诗。　　明帝具有如此深的汉化程度，他当然懂得儒家文化的精髓所在——仁。他治理岐州半年多，实行了不少体恤老百姓的政策，得到了大量的支持。做天王后，他在诏书中开诚布公地阐释他的治国理念：“帝王之道，以宽仁为大。”凡是在前朝犯了轻罪而被重判，或者因为他人之罪而受牵连的，一律给予纠正；对于因战争被虏为奴的，也全部释放。　　接下来，明帝又着手实施改革。北周的州郡区划沿袭北魏，北魏的政治经济中心一直在关东，关中地区的设置相对简单，比如长安所在的雍州就只分五个郡。随着西魏－北周政权的稳固与扩张，大批居民从关东和南方迁入关中，旧的行政资源有所不足。明帝认识到这一情况，重新调整地方机构，将雍州分为十二郡，并且在河东、河南靠近北齐的地区，增设了六个州，以适应新的社会格局。同时，明帝下诏，居住在北周的鲜卑人，以后均改称为京兆人（京兆，即秦汉以来长安的行政区的别称），继宇文泰改郡望的政策之后，进一步巩固了关陇集团的本位意识。　　可以说，作为一名接班人，明帝宇文毓要比弟弟宇文觉和堂兄宇文护都要合格得多。可是现实情况是，他身为一名成年的君主，却还要处处受制于宇文护这个权术一流、治国二流的半吊子，实在让人难以容忍。　　推立宇文毓做天王，起初就是宇文护提出来的，原因有二：一来宇文觉被废后，依照长幼之序，宇文毓是第一继承人，宇文护自己的根基不够，还没那么大的胆子直接上台领导；二来宇文毓的仁厚，换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柔弱，作为傀儡是再合适不过的品性。　　然而，经过两年的观察，宇文护惊讶地发现宇文毓远不是他所想象的样子。只要是宇文毓认为正确的原则性问题，他就一定会坚持到底，其中有两件事更让宇文护感到了压力。　　头一件事与赵贵、独孤信事件有关，赵贵谋反被诛，牵连逮捕了大批西魏的元氏宗族。明帝颁布诏书，为所有被收为官奴的元氏子女平反，恢复他们的自由身。此举表面上是在赦免元氏宗族，实际上却是在用行动表达对宇文护镇压赵贵、独孤信的不满。　　第二件事则是立后的风波。我们说过，明帝的正妃是独孤信的长女，两人感情很深。明帝要立独孤氏为王后，却遇到了宇文护的阻挠。独孤信死于宇文护之手，宇文护做贼心虚，不愿意看到独孤信的女儿母仪天下，将来不利于己，于是竭力反对。明帝坚决不让步，与宇文护抗争了几个月，并拉拢了了多数朝臣，终于将独孤氏扶上了册封大典。（可惜的是，独孤王后只在杀父仇人的阴影下生活了两个月，就郁郁而终，没能在历史上留下更多美丽的记录。有人猜测，此事的背后也有宇文护的黑手）　　宇文护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不交权，不仅明帝要走向他的对立面，北周的诸位王公大臣也不会满意，搞不好有成为“人民公敌”的危险，但又不甘心把大权轻易放弃，迫于形势，他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　　明帝即位的第三年（公元559年）正月，宇文护上表，称赞明帝英明睿武，让人钦佩，宣布归还执政权。可是这个权力却带折扣——不包括兵权，宇文护的理由不外乎外敌强大，明帝缺乏军事经验，然后说自己愿意不辞辛劳，为明帝分担职责，总揽军务，担任“总管”。　　明帝毫不客气，照单全收。你兵权一时半会儿不想给我，没关系，凭着政治上的权力，我足以获得天下的拥戴，到时候收回应有的权力是水到渠成。　　两个月后，明帝率领文武百官，在殿前迎接东方冉冉升起的太白金星。他一改以往儒雅的形象，身披甲胄，亲自检阅威武雄壮的北周六军。　　身经百战的六军成序列地组成阵形，各色旌旗迎风飘扬。少壮英俊的大周天王，戎装甲胄，乘骏马，按宝剑，在初升的阳光之下，是何等的威武？将士们见到此情此景，岂能不群情激荡，山呼万岁？　　短短几个月，明帝的威望大增，在群臣的极力拥戴下，他宣布改天王，正式称皇帝，改元武成。有了皇帝的名义，明帝开始任命各州军事长官，以安城公宇文宪为益州总管，以大将军、天水公宇文广为梁州总管，以柱国、吴国公尉迟纲为泾州总管，以柱国、蜀国公尉迟迥为秦州总管。　　明帝插手军事，并不代表他就要对宇文护反攻倒算。天下尚未统一，北齐的高洋多年经营，即便有些劳民伤财的迹象，实力依然远远超过北周。明帝作为最高统治者，保持对军事的高度重视，其目的是对外，而非对内。这一点，从明帝的年号“武成”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宇文护在政治上不如明帝，在军事上也越来越没有理由继续把持兵权，军政分离只会导致国家衰落。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主动退居二线，老老实实交出一切权力，以明帝的仁厚，他还能得一个善终。　　明帝是君子，宇文护却是小人，玩惯了阴谋。他将兵权视为权势甚至生命的最终保障，而不相信什么仁者无敌。在他的世界里，有兵权就有一切，没有兵权就是任人宰割、死路一条。明帝竟然不断干涉军事任免，一下子触及了宇文护的政治底线。　　明帝的群众基础太好，宇文护没有可能像废掉宇文觉那样废掉明帝，只好祭出他的另一个“绝招”——投毒。　　御膳房里有个名叫李安的官员，本来是宇文护家中的厨子，很受恩宠。武成二年（公元560年）四月，宇文护密令李安在糖饼里加入毒药，向明帝进食。明帝吃了糖饼，很快就不行了，临死前，聪明的他意识到了身后的危机，硬撑着口授了五百多字的遗诏，遗诏中说：“由四弟鲁国公宇文邕继承皇位；希望兄长（宇文护）与公卿大臣能够协力同心，完成太祖（宇文泰）的遗志！”　　宇文护弑杀明帝，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连杀三位君主（西魏恭帝、北周孝闵帝和明帝）的人。不过，他的历史地位，也仅限于此。我们为德才兼备的明帝之死扼腕叹息，也为他感到庆幸，他所选择的继承人宇文邕正是彻底改变了三国分裂格局，开启统一进程的一代雄主——北周武帝。　　关于北周武帝，待我们交代了南陈和北齐的事，再详细说。　　八、文帝兴陈　　北朝上台的皇帝一个比一个年轻帅气，南陈却拥立了一位看来有些显“老”的君主——三十八岁的陈文帝陈蒨。　　陈武帝陈霸先虽然在战场上战无不克，但是却抵挡不住权力的诱惑，在尚未统一江南的情况下就急匆匆登上皇帝的宝座，致使简单问题复杂化。　　据守在长沙一带的王僧辩部将王琳不买陈霸先的账，拒绝招降，并指挥战舰顺江而下，宣称为王僧辩报仇。本来这是两个军事派系的斗争，陈霸先挟天子以令诸侯，掌握主动权，很容易获胜，然而他以陈代梁，就失去了政治的正确性，派去镇压王琳的军队也成了师出无名，王琳的地方军队反倒成了讨逆的义师。结果在沌口（今湖北汉阳西南），侯安都和周文育率领的陈军被指挥若定的王琳击败，大将周铁虎被杀，侯安都、周文育被俘，通过贿赂关押他们的太监才逃得性命。　　陈武帝在位不到三年，至死也没完成小半壁江山的统一大业。江州（今江西九江）以西的长江中游，几乎全被王琳占领。王琳干脆把治所从湘州长沙迁到郢州（今湖北武昌），屯兵长江之上，并向江北的北齐称臣，把梁元帝的孙子、永嘉王萧庄迎到郢州（萧庄在之前的齐梁大战中，作为人质去了北齐），推为梁国皇帝，与陈国对抗。没曾想，后梁乘虚而入，抄了王琳的后路，攻占长沙等郡。如此一来，小小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就有三国并立：建康的陈、郢州的梁和荆州的后梁，两个附庸梁国分别是齐、周两国在南方的代言人。　　于是重大的责任就落到了陈武帝的继任者——陈文帝的肩头。以此而言，陈文帝并非守成之君，实乃开创之主。　　陈文帝陈蒨是陈武帝的哥哥陈道谭的长子。陈道谭死于侯景之乱，陈蒨被侯景关押，险遭毒手。侯景灭亡，陈蓓被陈武帝委以重任，打了不少漂亮仗，在朝中军中都很有名望。陈武帝有一个在世的小儿子陈昌，梁元帝建都江陵，陈霸先驻守京口，把陈昌和陈蒨的二弟陈顼一同留在江陵做“质子”，后来西魏攻陷江陵，两兄弟都被掳往西魏。所以陈武帝驾崩时，陈昌不在身边。章皇后寄望北周送回亲生儿子，迟迟不愿确定继承人，最后迫于中领军杜稜、中书侍郎蔡景历以及侯安都等武将的压力，不得已才补立遗诏，由时任临川王的陈蒨入继大统。　　听说陈武帝去世，王琳大喜，趁陈蒨根基未稳之机，命部下孙玚守备郢州，自己率领水陆大军东征。北齐也派出大将慕容俨兵临江北，声援王琳。　　王琳初战告捷，大破前来阻击的陈将吴明彻，乘胜进驻栅口（今安徽无为东南）。陈文帝不慌不忙，命太尉侯与司空侯安都领兵抵御。侯瑱与王琳曾经同为王僧辩手下部将，王僧辩死后，两人分道扬镳，一个拥陈，一个拥梁。侯瑱深晓王琳用兵之道，并不与他硬拼，督统各军在江东的芜湖与王琳相持，从头一年的十一月拖到了第二年的二月。春天一到，江水暴涨，王琳的船队声势浩大，发起进攻，侯瑱率陈军沉着应战，成功拦截。王琳船只受损，退保西岸。就在这时，郢州方面传来快报，觊觎已久的北周和后梁发现郢州空虚，派荆州刺史史宁领兵几万突袭，军情紧急。　　王琳进退两难，假若回兵救郢州，且不说来不来得及，手下士兵一旦知情，弄不好就不战而溃。他把心一横，下令急行军，打算先灭了陈国再说。时逢西南风大作，从芜湖往下的一段长江正好是东北流向，王琳处于顺风，自以为“天助我也”，不顾一切地扑向建康。　　王琳没有想到，侯瑱绝非一介武夫，而是个很懂随机应变的人。他在江边看得真切，轻轻让过王琳的船队，然后跟在屁股后面追打，这样一来，西南风反被侯瑱利用。王琳的士兵向陈军投掷火把，大风一吹，火都烧向王琳军，陈军啥事儿没有。侯瑱又用小船快速撞击敌船，洒上高热的熔铁，王琳的船队顿成一片火海，死伤惨重。　　江中的水军向西溃败，来接应的齐军还不明白怎么回事，两军在岸上踩成一团，自相践踏，陷进芦苇丛的泥沼里。王琳带了十几个亲随乘小船狼狈不堪地逃到湓城（今江西九江），也不敢回郢州（都不知现在是姓梁还是姓周了），护送着萧庄投北齐去了。　　其实，郢州在孙玚的带领下倒是战绩不小，几千守兵硬是扛住了北周的大军。本来指望王琳全胜凯旋，大家一起欢庆，谁料想王琳一去不返，陈国的大军乘胜追来。北周眼见这便宜不好占，无奈解围。上司王琳跑了，陈军又士气正盛，孙玚知道守也无益，便流泪开城，向陈军投降。　　困扰多年的外敌一朝消灭，陈文帝正要庆贺，北周的宇文护就给他送上一份“贺礼”——堂弟陈昌。　　陈昌在北周的俘虏生活不算太坏，以前陈武帝多次向北周讨要儿子，北周觉得陈昌奇货可居，一拖再拖，没能达成交易。等陈武帝一死，“奇货”迅速贬值，宇文护却忽然觉悟，决定放陈昌回国。用意不言自明，离间陈氏兄弟，最好引发内斗，从中渔利。宇文护的这手棋实在让人无法恭维。　　首先，陈武帝在位的时候他没送陈昌回去准备继位。如果那时候把陈昌送回国，陈昌几乎是必然的皇位继承人，那么北周对陈国的新皇帝就有再造之恩。势单力孤的陈昌即便不念恩，至少他要坐稳皇位还需要北周的扶持，北周从中赚取的利益能小么？　　其次，陈文帝即位后，宇文护仍然有更好的策略。陈昌毕竟是陈武帝的亲儿子，继位的合法性要高过陈蒨，如果北周给陈昌封个陈王之类的头衔，再派兵护送陈昌到江南做皇帝，同时积极拉拢所有拥护陈昌的“正统派”，搞个类似后梁的傀儡政权，不是也很好吗？　　最坏的手段就是，一面唱着高调要送陈昌回国，一面又不给予政治与军事上的支持，白白把一只潜力股给炒成了垃圾股。　　偏偏陈昌还不识趣，完全没有乃父遗风，回国之前得意洋洋地给堂兄写了封信，满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言辞间很不客气。　　陈文帝看了信差点没气乐，就这副吃相还跟我抢帝位呢！不过表面文章还得做足，他找来侯安都（武帝时代的名将杜僧明、周文育都已去世，只剩下侯安都了），愁容满脸地说：“太子就要回来了，我只求一块封地，做藩王终老此身。”　　侯安都耿直，当下答道：“自古哪有天子被代的道理？微臣愚钝，不敢奉诏！”他表示愿为文帝“分忧”，去接陈昌。　　陈昌满面春风地登上“祖国”迎接他的大船，渡过长江后，就变成了一具尸体。侯安都上报：大船在江中损坏，皇弟不幸溺亡。　　陈文帝得报，亲自出城，在堂弟的棺柩前演了一出“猫哭耗子”的大戏，继而颁旨，以王礼厚葬陈昌。　　陈昌丢了性命，但是北周手里的另一名南陈皇室成员陈顼，却幸运得多，毕竟他是陈文帝的亲弟弟。经过谈判，陈文帝同意割让西南的黔中、鲁山两地（今湖北、重庆交界一带），于天嘉三年（公元562年）换回了陈顼。在陈文帝的扶植下，陈顼青云直上，成为文帝重要的左膀右臂。　　陈文帝继续巩固他的统治：向西，他命侯瑱夺回了北周占据的湘州（今湖南长沙）和巴州（今湖南岳阳）；向南，他先后讨灭了豫章（今江西南昌）的熊昙朗、东阳（今浙江金华）的留异、晋安（今福建福州）的陈宝应和临川（今江西抚州）的周迪。这些人都是出身溪、越等族的土豪酋帅，割据一方，时降时叛，朝廷有外敌的时候，无力搭理他们，只能以笼络安抚为主，等到外患消除，他们也就如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头了。　　至此，陈国才真正拥有了整个江南之地，虽然领土比梁代少掉了一半，但老百姓好歹可以过上几天太平日子了。　　陈文帝即位时的年号是“天嘉”，取梁武帝早期年号“天监”的前一个字和宋文帝年号“元嘉”的后一个字组合而成，由此我们可以窥见陈文帝的治国施政理想。陈文帝确有这两位皇帝当年的风采，他早年了解民间疾苦，因此崇尚节俭，宽徭薄赋，休养生息；他又实行了南朝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土断，有效增加了财政收入，使得国家经济逐渐从侯景之乱后的破败中恢复过来。　　人无完人，陈文帝到了后期就没有那么勤政了，人也变得喜好猜忌。他赐死了拥立有功的侯安都，又效法梁武帝，玩起了舍身归佛的“游戏”（南朝的佛事并没有因为梁武帝的灭亡而萧条，反而在陈代掀起新的高潮，自陈武帝开始的几位君主都是佛教的忠实信徒）。　　所幸，陈文帝在天康元年（公元566年）因病去世，没有像梁武帝那样晚节不保。可是有些人就没那么幸运了，比如他的“同志”韩子高。　　九、华皎反陈　　韩子高的原名叫做韩蛮子，另有一说他姓陈，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出身很低微，却长得无比艳丽，犹如女子。侯景之乱爆发的时候，他年方十二岁，流落在民问，遭遇乱兵的追杀。说来也奇，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士兵见了梳着一头总角童髻的韩蛮子，竟没有一个忍心下手。韩蛮子凭着他异乎常人的美貌，一次次从死人堆中逃了出来，保全了性命。　　侯景覆灭时，韩蛮子寄寓在建康。他与大队难民一起，跟随出镇吴兴的陈蒨的南下车队，准备回山阴老家。陈蒨本人也是帅哥，可一看到韩蛮子，还是吃了一惊，他问韩蛮子：“你想要荣华富贵么？何不跟着我呢？”韩蛮子大约也被陈蒨的英武之气所震撼，二话没说就答应了。陈蒨觉得“蛮子”这名字不好听，也不大气，给他改名为子高。　　从此，韩子高与陈蒨出双入对，形影不离。韩子高懂得体贴，又善解人意，把性格有些急躁的陈蒨伺候得十分周到。陈蒨则让韩子高学习骑射、兵法，使他逐渐成长为手下一员胆略过人的得力干将。按照冯梦龙所编撰的《情史》的说法，两人间远胜过主仆之情，更有甚者，陈蒨在当皇帝以前，有一回对韩子高说：“人们都说我有帝王相，如若成真，我就册封你做我的皇后。”令韩子高感动不已。（明代作家王骥德的杂剧《男王后》，便由韩子高与陈蒨这段不伦情事引申开去）　　陈蒨做皇帝后，终究囿于世俗之见，没能封韩子高为皇后，但也对他大加封赏，任命他为右军将军，负责台城的防务。平定王琳后，韩子高更是统率重兵，深受陈文帝的信任，在几次平定地方叛乱的战役中都有出色表现。天嘉六年（公元565年），韩子高升任右卫将军，一时位高权重，成为朝中不可轻视的人物。　　然而，韩子高的地位过分地依附于陈文帝，一旦陈文帝驾崩，他也就大祸临头了。　　陈文帝临终前担心十三岁的太子陈伯宗难堪大任，提出把皇位传给弟弟安成王陈顼，陈顼泪流满面、执意推辞。陈文帝显然是在试探陈顼的底（正与宇文泰的手段不谋而合），因为在此之前，陈文帝曾与五兵尚书孔奂、中书舍人刘师知、尚书仆射到仲举等人商议改立陈顼为储君，遭到众人的一致反对，便打消了这一念头，还对孔奂等人大为赞赏。　　陈文帝大力提拔陈项，是要借助宗室的力量来对抗与经济一同恢复的世族势力，稳固陈氏江山，但他还没大方到愿意把江山转让给弟弟。陈顼也很聪明，当面向哥哥表了忠心，取得了信任。陈文帝在遗诏中，任命陈顼与刘师知、到仲举共同辅佐十三岁的太子。陈伯宗继位，改元光大，以陈顼为大将军、司徒、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　　刘师知是陈武帝的重臣，他最大的一件“功劳”就是参与执行了杀害梁敬帝的任务，到仲举则是陈文帝的重臣，两位都是文官，在宫中参与决策大事。陈顼带领左右亲随入驻尚书省，主持行政工作，刘师知等人心存忌惮。几个人商量着要把陈顼外调，由太后东宫的通事舍人殷不佞给陈顼假传太后的旨意，说：“如今天下太平，四方无事，安成王可以返回东府（位于台城外）处理扬州的事务。”　　陈顼领旨退到内室，手下的参谋毛喜对他说：“如今社稷未宁，局势不稳，这肯定不是太后的意思。希望大王以社稷为重，三思而行，千万不可让奸人得逞，步曹爽的后尘！”　　陈顼本来就是半信半疑，听了毛喜的分析，深感有理，便假装生病，把刘师知召到府中谈话，同时派毛喜进东宫向太后和皇帝求证，马上戳穿了谎言。（刘师知等人也是没有政治斗争经验，如此重要的决策，至少也得拉太后或皇帝这样的靠山啊，什么前期工作都不做就想空手套白狼，实在是异想天开）　　陈顼得到确凿证据，当即囚禁了刘师知，并入宫向太后和皇帝通报刘师知等人的罪状。刘师知下狱赐死，到仲举贬官软禁，跑腿的殷不佞倒是运气不坏，因为品行不错，被陈顼免了罪，只是做不成通事舍人了。到仲举事败，韩子高吓坏了，他俩同为文帝时代的要臣，不免兔死狐悲。韩子高心知自己手握兵权，必被猜忌，主动向陈顼请求出镇外地。可是陈项与陈文帝不同，对男色没有兴趣，不予理睬。没过多久，陈顼接到告发，说韩子高与到仲举谋反，便将两人赐死。韩子高时年三十岁，看起来，“天妒红颜”的说法，对于男人也是适用的。　　韩子高被杀的消息在陈国掀起轩然大波，据守长沙的湘州刺史华皎与韩子高一样属于文帝嫡系，心不自安。为求自保，他一面秘密招兵买马，与北周和荆州后梁政权接触，取得两方的支持，一面向朝廷上折，请求调任广州刺史。　　陈顼看出华皎的用意，假装答应了他的要求，却扣住诏书不发，以大将吴明彻为新任湘州刺史，率领三万水军赶往郢州，征南大将军淳于量率领五万水军跟进；陆路方面，以冠武将军杨文通从安成（今江西安福西）出茶陵，巴山太守黄法慧从宜阳（今江西宜春）出醴陵；又以司空徐度为车骑将军，总督十几万大军，进兵湘州。　　面对陈顼咄咄逼人的攻势，华皎这边只有巴州刺史戴僧朔、长沙太守曹庆等少数将领响应，强弱悬殊，他忙向北周与后梁求救。　　北周把陈顼送回陈国后，两国便恢复了正常的邦交，五年没打仗了。北周宇文护却不满于现状，总觉得陈顼这个放回去的“人质”没能带来更多的好处。他压制住国内反对出兵的声音，以周武帝的胞弟、卫国公宇文直为总督，大将军权景宣和元定分别率领水军和陆军南下，援助华皎。　　在荆州江陵，后梁宣帝萧詧已经去世，在位的是他的儿子梁明帝萧岿。此人很热衷于对南朝作战，欣然接受了华皎的归降书，派出柱国王操率两万水军与华皎会合。　　周、梁援军与华皎本部军队兵分水陆两路：水军由华皎统领，包括权景宣的北周水军与王操的后梁水军，顺流而下，屯兵长江上的白螺矶（今湖北监利东南）；陆军驻扎在鲁山，由宇文直指挥，其中元定的几千北周步骑兵进围郢州。南陈也不示弱，吴明彻溯江而上，与华皎相持，淳于量则驻军夏口，阻住元定的退路。一时间，周、梁、华、陈四方军队纵横驰骋，甚是热闹。　　华皎得到援军，信心倍增，水军船队从巴陵浩浩荡荡地出发，顺流乘风，很快就在郢州附近的沌口与吴明彻等人的陈军相遇，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规模水战开始了。　　华皎的周梁联军占据上游，优势明显，尤其是主力船只体型庞大，船上置有拍竿，令陈军难以靠近。所谓拍竿，实际上是一种大船上配备的重型武器，一般的形式是：在船上竖起桅杆，每根桅杆上固定一道粗壮的横杆（类似巨型投石机的杆臂），一头悬上大石，伸出船外，另一头用绳索连接辘轳，由多名士兵控制，一旦敌船行驶到攻击距离内，就驱动拍竿砸下大石，将其击碎。拍竿作为水战利器，最初出现在晋代，到了南北朝后期使用逐渐频繁起来。陈军船上也有拍竿，但数量和威力远不及周梁联军。　　吴明彻和淳于量并未被联军的气势吓跑，他们分析战势后，终于想出了应敌良策：花重金在于军中募集一批敢死队员，驾驶多艘小船冲向华皎的船队，不断进行骚扰。联军使用拍竿反击，小船顿成碎片，可是联军的石块也消耗完了。这时，淳于量才指挥陈军的大船用拍竿发起攻击，失去拍竿威力的联军大船无法拒敌，全部被击破沉没于长江之中。　　华皎不甘失败，又用船装上干柴，点上火，向陈军驶去，打算焚烧陈军船只，不料风向突变，反而把自家的船给烧着了。于是联军大败，华皎、戴僧朔、宇文直等人乘小船逃往后梁。元定的军队攻不下郢州，仓皇退到巴陵，被先期占领巴陵、长沙等地的陈将徐度、杨文通生擒。　　吴明彻乘胜追击，一举攻克后梁的河东（今湖北松滋一带），又在第二年（光大二年，公元568年）兵临江陵，引水灌城，梁明帝吓得逃往纪南（今湖北江陵北）。眼看江陵城危在旦夕，北周也不想丢掉这个附庸，大将军田弘率领周军协助后梁军队日夜苦战，终于打败了陈军。吴明彻见后梁后援强大，就势退到公安，梁明帝才得以返回江陵，继续维持他的傀儡政权。　　陈顼平定了华皎的叛乱，扫除了忠于文帝的势力。光大二年年底，他借太皇太后（即陈蒨和陈顼的母亲）的命令，废掉陈伯宗，自立为帝，改元太建，是为陈高宗孝宣帝。又过了两年，陈伯宗暴毙，年仅十七岁，其中的内幕，不消说，读者大概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　　十、三十年后河东　　宇文护征讨陈国，以为能够乘人之危，结果得不偿失，周、陈关系陷入僵局。宇文护派当年护送陈宣帝回国的杜杲出使陈国，向陈宣帝阐明利害，两国才重新修好，避免了进一步的军事冲突。　　宇文护急于与陈国讲和，是利益使然。一方面，在长江流域作战，北周的确不是经验丰富的陈军的对手；另一方面，北周也需要排除干扰，专心对付东方的强敌——北齐。　　北齐帝国家大业大，却被高洋起了个坏头，从立国之初，到最后灭亡，基本就是个“疯子帝国”。不仅如此，北齐的皇帝普遍还有两个特点：第一、长得帅，第二、短命。　　“长得帅”不难解释，高欢是“长头高颧，齿白如玉”，娄昭君也算鲜卑美女，他们后代的长相自然不会吃亏。唯一的例外是高洋，怎么看也不像是高欢和娄昭君生出来的（有人推测，高洋出生前，高欢夫妇正好是在尔朱荣的军旅之中，外界压力过大，导致他先天发育上的缺陷），倒像捡来的一般，也怪不得娄昭君对他很不待见。　　“短命”是从高澄时代以来就一直保持的“传统”：高澄被厨子刺杀，活了二十九岁；高洋酗酒，三十一岁上了西天；高殷更惨，十七岁就被叔叔高演杀害；高演在侄子死后不久就遭了报应，和高殷一样，他在位的时间也不到一年。　　高演的死因，大致有三种说法。《资治通鉴》上说，有一次高演外出打猎，坐骑被一只忽然窜出的大兔子吓倒（没错，就是兔子！），狠狠地坠落在地，把肋骨给摔断了，不治而亡。这是“摔死说”。　　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则说，高演生性至孝，母亲娄昭君患病针灸，他握拳代痛，娄昭君的指甲抓入掌心，血流满手。娄昭君病好了，高演则因为感染病菌去世。这是“病死说”。　　第三种说法源于《北齐书》和《北史》，野史又进行了演绎，说高演夺了帝位，杀了侄子，心神不宁，常在宫中看见高洋和杨愔等人的鬼魂飘来飘去，对他扬言报仇。高演害怕，渐渐精神恍惚，身心憔悴，便想用校场演武的方式驱鬼，不料坐骑被兔子吓倒，坠地而亡。这种说法的后半部分与“摔死说”相似，但更具传奇色彩，不妨称为“吓死说”。　　不管是哪种死法，临终的高演一定是后悔不迭。娄昭君探病，向他反复询问高殷的去处，高演理亏，无言以对。老太后掩饰不住内心的悲愤，当场扔下一句话：“你不听我的话，杀了他，活该抵命！”高演就这样在痛苦和悔恨中死去了，终年二十七岁。　　高演是高氏兄弟中唯一不嗜杀的皇帝，除了杀害高殷，他没有什么劣迹。他革除高洋时代的弊政，重视官员的考核与任用，北齐朝政有了很大的改善。同时，高演志在富国强兵，一统天下，曾请太子中庶子卢叔武等人撰写了《平西策》，作为与北周作战的指导性文件。　　如果高演不杀高殷，是否就不会碰上大兔子，是否就不会早死，是否就可以带领北齐走上康庄大道？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所知道的是，高演吸取哥哥高洋的教训，没有把皇位传给太子高百年，下诏由弟弟长广王高湛入继大统，并且告诫他说：“高百年无罪，你可将他好好安置，不要学我。”　　北齐的皇帝宝座，继续按照兄终弟及的模式向下传，轮到了高欢第九个儿子高湛的手中。高湛就是北齐世祖武成帝。　　高湛外表俊美高大，是符合北齐皇帝特征的典型帅哥。漂亮孩子谁不喜欢？高欢也不免俗，对他格外钟爱，与柔然和亲时，为他迎娶了阿那瑰可汗的孙女。父母过度的溺爱没有造就经天纬地的男子汉，倒是把高湛惯成了一个无德无才的绣花枕头。　　高演做上皇帝，高湛出了不少力。高演怀疑高殷时，他也在邺城，心不自安，就找来宗室高元海，求教应对策略。高元海不冷不热地回答说：“皇太后身体健康，皇上孝悌友爱，殿下不必胡思乱想！”高湛急了，发火说：“我找你来是听这些的吗？”他把高元海关在自家后堂，逼他想对策。高元海没办法，绕着床折腾了一宿，提出上中下三策，并声明：“依我看，这三个策略殿下一个也不会用。”　　高湛也不生气，马上让高元海说上策。高元海说：“殿下效仿汉朝的梁孝王，带上少数几个贴身侍从去晋阳，先见太后，请求哀怜，然后再去见皇上，交出兵权。直到老死，不问朝政。此为上策。”高湛觉得不妥，接着问中策。　　“殿下向皇上上表，就说自己权力太大，恐怕遭受嫉恨，请求外放到青州和齐州去做刺史，必能解除疑心，此为中策。”　　高湛摇摇头，说：“去青州这样的鬼地方不算个事儿，你再说说下策吧。”　　高元海愁容满面：“我怕诛连九族……”高湛强令他说。　　“下策就是，干脆起兵，拥立济南王（高殷）复位，杀掉帮凶高归彦，号令天下，讨伐不臣。”　　讽刺的是，高湛对高元海这个造反的主意却很感兴趣，可是他胆小不敢干，又不好意思告诉高元海，三个策略他确实一个也不会用，就找“专家”占卜。没想到答案是：“什么也不做，就是大吉。”高湛笑了，鬼神知我心啊，就什么也不做了。（由此可以看出，高湛压根儿没有什么魄力，即使明明知道怎样做有利，也不去做，最后只能凭运气了）　　结果高湛还真撞上了狗屎运，不但没有任何生命危险，还白捡了一个皇位。高湛一上台，北齐的噩梦正式开始了。　　高湛即位很顺利，得感谢一个人，他就是号称拥有六军的平秦王高归彦。高演去世时，高归彦主动跑到邺城，迎立高湛，被拜为太辅。高归彦居功自傲，朝中大臣们都看不惯他，纷纷在高湛耳边数落他的短处。高元海对高湛说：“高归彦当年被文宣帝重用，统领禁军，却背弃了托孤的誓言，依附孝昭帝（高演），导致济南王被废，如今他又那么拥护陛下，绝对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将来必成祸乱。”高湛一听有理，就把这位拥立有功的族叔外放为冀州刺史。　　高归彦在冀州待了半年，越想越不平衡，就打算在高湛去晋阳的时候，乘虚占据邺城。谋划还没成形，就被手下的郎中吕思礼给告发了。高湛命大司马段韶、司空娄叡率兵讨伐，高归彦仓促闭城拒守，手下支持他的人只有四万。　　高归彦登城，气得直骂：“孝昭皇帝驾崩，我拥兵百万，主动拥立陛下。真要造反，那时候早反了，还用等到今天么？我是看不惯高元海那样的佞臣在皇上面前构陷忠良，只为杀掉他们，一雪耻辱！”　　高归彦不是高湛大军的对手，城破出逃被擒，押到邺城。高湛将高归彦及其子孙十五人，全部斩首。　　杀个把功臣，对于高湛来说还不过瘾，他认为应当向哥哥高洋学习，玩点更“浪漫”的东西，跑到高洋遗孀李祖娥的昭信宫中，二话不说就要亲热。李祖娥拼命挣扎，高湛便威胁说：“若是不依从我，就杀了你儿子。”这种无赖流氓的招术大约是从高洋那儿学来的，而且还强过高洋，反正把李祖娥都吓住了，只好顺从。　　高湛尝了一回甜头，以后就频繁出入昭信宫，搞大了李祖娥的肚子。太原王高绍德去看望母亲，李祖娥躲着不见，高绍德就在宫门外大叫：“母后以为孩儿不知道么？母后肚子大了，所以不想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