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迁都，将鲜卑大族的籍贯一律改为河南洛阳；原本世居北方的汉族门阀，又各有各的郡望。于是宇文泰就得面对一个大问题，手下的大部分将领乃至士兵都不是关中本地人，而是五湖四海的大杂烩。中国人一向讲究归葬故里，客居他乡久了，不免会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宇文泰下令，凡是纳入府兵系统的有功将领，以宗族为单位，统一改变籍贯郡望。一般的原则是，你目前在什么地方效力，籍贯就改成什么地方人。鲜卑人本来就对自己的洛阳籍贯没什么感情，再改到关中也不会太在意，而改变籍贯的汉人多数功勋卓著，这更是成了一种荣耀。将士们做了关中人，向心力得以加强。　　改完郡望，宇文泰又在府兵将领中逐步推行改姓氏的政策，以消除各方人士的差异。孝文帝是改鲜卑复姓为汉族单姓，宇文泰以鲜卑人为主体建军，就要反其道而行：对于鲜卑人，恢复原来的复姓，比如于谨，就改回原名，叫勿忸于谨；对于汉族将领，以赐姓的方式把单姓改成两字或三字的鲜卑复姓，比如柱国中的李虎，改叫大野虎，李弼，改叫徒河弼，赵贵，改叫乙弗贵。与孝文帝的改姓不同，宇文泰的改姓是出于军事目的，而非文化目的。赐姓的将军手下统领的军人，也统一跟着改姓。如此一来，并肩作战的将士们不仅都是本地人，而且还是一家人，彼此的认同感也提高了。　　光改郡望和姓氏还不够，最终得靠物质和财富的激励来巩固府兵制度。宇文泰对立功将领的赏赐极其丰厚，包括农田、奴仆、牲畜、财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农田，有了田地的将领，就是关中豪族。关中豪族在本地生根发芽，一个影响隋唐统治一百多年的关陇贵族集团应运而生。因此，宇文泰的军事改革，在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不容忽视。　　府兵制刚刚成型，就发生了波折。身为六柱国之首的李虎，于大统十七年（公元551年）去世。　　按理说，必须有人递补柱国的位置，以保持六柱国的规模。朝中商议，由平定汉中的大将军达奚武来顶这个缺。但是达奚武固辞不受，举荐了另一个人选——义阳王元子孝。宇文泰接受达奚武的建议，把柱国大将军的头衔授给了元子孝。　　元子孝与元欣一样，是西魏的宗室，身为柱国，徒有虚名。经过此次人事变动，宇文泰对府兵有了更大的直接掌控权，这引起了皇族的忌恨。　　西魏文帝与李虎同年去世，文帝心甘情愿放权给宇文泰，得以善终，算是魏国末年唯一自然死亡的傀儡皇帝。继位的太子元钦远没有父亲那么听话，皇族与宇文氏的矛盾很快升温，元钦继位的第三年（公元553年），尚书元烈谋害宇文泰，意图夺回皇权，计划败露，被宇文泰诛杀。　　元钦愈发不满，对宇文泰怨言不断。宇文泰安插在皇帝身边的耳目一通报，宇文泰也不含糊，直接把元钦废了，立他的弟弟元廓为皇帝，并且干脆把皇族的姓也改回拓跋。拓跋廓就是西魏的最后一位皇帝，魏恭帝。　　宇文泰又改依周代的制度，取消魏帝的年号，称元年。他参考记录周代官制的《周礼》，改“品”为“命”（一品即九命），继而搬用周代六卿的官名：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的职权，大体上分别对应隋唐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宇文泰自任大冢宰，其余柱国分担各官。这项制度，宇文泰让苏绰拟筹了好多年，苏绰病逝，又由尚书右仆射卢辩接班完成。周制表面上是官名的变动，实质上确立了西魏独特的文化体系。　　整顿好内部，宇文泰便于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年）十月，命于谨、宇文护、杨忠统率五万精兵讨伐江陵的梁元帝。　　于谨料到梁元帝多疑少谋，肯定会坐以待毙。他在襄阳与萧詧的军队会合，长驱扑向江陵。　　火烧眉毛了，梁元帝却还沉浸在坐稳皇位的幸福之中。他素爱道家思想，兴致甚高，升殿大讲《道德经》，听众云集。边境战报传来，手下大臣们认为梁、魏修好，不可能凭空有军事行动。梁元帝深感有理，不做军备，继续讲经。等到魏军兵临汉水，梁元帝才意识到军情紧急，征调远在建康的王僧辩，一切都太晚了。　　于谨指挥大军渡过汉水，分派宇文护和杨忠率领精骑兵抄小路占据江陵南面的江津，堵住梁军渡江的后路。然后，魏军在江陵四周筑起长围，百道攻城。　　梁军奋力抵抗，可是江陵守兵太少，援军又过不来。守城主将胡僧祐不幸中箭阵亡，外城被攻破。梁元帝无心再守，向魏军献上人质投降。　　令人愤怒的是，梁元帝在投降前，命舍人高善宝把平生收藏的十四万卷古今书籍付之一炬。（这些书大多是手抄本珍卷，不少是孤本，梁元帝就这么给烧了。他自以为读书万卷，乃至失败。我看，读书读成梁元帝这样，也真是活该失败。只是这把火对于中国文化造成的损失，我们后人已无法估量了）　　梁元帝想要自焚，被左右宫女拉住。有人劝梁元帝突围逃往江南，梁元帝身体肥胖，行动不便，放弃了逃跑的机会。他换上白衣、跨上白马，出江陵东门投降，一路上长吁短叹：“萧世诚落得如此下场！”（梁元帝字世诚）　　于谨没有放梁元帝一条生路，他使出损招，把梁元帝转交到萧詧手里。萧詧想起兄长萧誉之仇，气不打一处来，上去就是一通殴打辱骂。发泄折磨够了，萧詧命人用大土袋压死了梁元帝（梁元帝的死法竟和简文帝一样，可叹梁国几代君主，没一个死得像样的）。　　梁元帝一死，于谨把萧詧安置在江陵，派专人“看护”，萧詧原先的封地襄阳则被西魏吞并。于谨没抢着梁元帝的书籍，就把江陵的文士、珍宝、仪器（比如刘宋时代的浑天仪、梁代的铜晷表等等）集中起来带往长安，并从江陵百姓中挑选十万男女分赏三军为奴婢，身残体弱的统统杀死。北朝的经济文化又一次获得了巨大提升，而南朝文化遭受严重洗劫，从此一蹶不振。　　萧詧眼看苦心经营多年的襄阳转眼间换成一座空荡荡的江陵城，后悔也没用了，家事国事到了这地步，只好老老实实当他的傀儡。不久，萧詧称帝，定都江陵，以梁国正统自居，管辖范围限于江陵方圆三百里的一州之地，奉西魏－北周为正朔，历史上称这个巴掌大的附庸国为西梁或后梁（需要提请注意的是，萧詧的后梁与五代朱温建立的后梁，没有任何联系）。　　西魏尽取梁、益、雍、荆，版图几乎扩大了一倍，由三国中最小的一国，一跃成为面积最大的国家。　　十九、陈王争权　　江陵陷落，梁国在江北的据点几乎全部丧失，昔日堪与北方鲜卑抗衡的大帝国，这么快就凋零衰败，濒临崩溃，恐怕连最悲观的预言家们都无法想象。江南仅存的那点残山剩水，也在风雨飘摇之中，四分五裂。　　在上游，湘州刺史王琳得到梁元帝的死讯，被众将推为盟主，驻军长沙，传檄州郡，派兵攻打后梁。在中游，齐文宣帝高洋派清河王高岳进军江北，郢州刺史陆法和举州投降，北齐留大将慕容俨扼守郢州，窥视江南。在岭南，萧勃趁着权力真空，盘踞广州，俨然独立王国。此外，浙东、福建、赣南等地也被当地豪族军阀占据。力挽狂澜的重担，责无旁贷地落在了驻守长江下游的王僧辩和陈霸先的肩上。　　是伺机求生，还是慷慨赴死？此时不是个人的抉择，而是关系着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文化的命运。　　为了稳住局面，王僧辩和陈霸先派人到寻阳（今江西九江）迎接梁元帝的九子、江州刺史、晋安王萧方智。萧詧在江陵尽杀梁元帝诸子，唯有十三岁的萧方智出镇外藩，方才幸免于难。　　承圣四年（公元555年）二月，萧方智到达建康。王僧辩并未马上拥他为帝，而是奉他为太宰，做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王僧辩任中书监、录尚书、骠骑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执掌实权；陈霸先被加封为征西大将军，负责京口（今江苏镇江）的防务。　　王僧辩跟他的上级梁元帝一样，缺乏政治头脑。他既没有看清时局的眼光，也没有号令天下的气魄。他拥立萧方智，却不一步到位，好比做事做了一半，又停下手来观望。他想观望各地割据势力与北方强邻的反应，然后确定下一招的走向，保证自己能够有效对付各种变化。可是，这样恰恰显出了他的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此乃大忌。　　果然，北齐方面因为抢地的动作没能赶上西魏，现在不甘落后，要分享一杯羹。萧方智上台才一天，北齐“三才”之一的邢子才便来建康，给王僧辩递上高洋的亲笔书信。　　高洋在信中说：“梁国遭受侯景之祸，又丢失了江陵，情势危急。新主年龄太小，恐怕不堪重负。贞阳侯是梁武帝的侄子，年龄大，声望高，足以保卫金陵。所以我国封他为梁王，请贵国接纳。王将军可分派舟船迎接，齐心协力，匡扶社稷。”紧跟着，贞阳侯也来信，要求迎奉。　　贞阳侯就是寒山之战被俘的萧渊明。当年他被高澄结结实实用了一把，一封信成为激活侯景之乱的关键诱因；高洋看中他的身份，又把他推了出来，这位皇侄的重复利用率还真挺高的。　　高洋的信，明摆着是在干涉梁国的“内政”。如果皇帝的人选都得听你北齐的安排，那与西魏在江陵立萧詧有什么区别？更何况，以皇族亲疏而论，萧渊明只是梁武帝哥哥的儿子，是旁系，而萧方智是武帝的亲孙子，元帝的亲儿子，是直系，凭什么废掉直系的，改立旁系的，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王僧辩当然不答应，他给萧渊明回信：“如今嗣主是元帝之子，地位无可厚非。明公倘若入朝效力，必委以大任，共辅嗣主；若有别的想法，恕我不敢听命。”　　软的不行，北齐就来硬的，派大军护送萧渊明，开到江北的东关（今安徽巢湖东南）。梁将裴之横率部抵抗，兵败被杀。东关是建康上游的防御要冲，东关失守，令王僧辩大为惊恐，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一面出镇姑孰，一面与北齐联系，表示愿意恭迎萧渊明入朝为帝。　　萧渊明给王僧辩三个许诺：北齐退兵，永不南侵；由王僧辩全权执掌朝政；以萧方智为皇太子。　　王僧辩虽有顾虑，但劣势之下，不得不低头；何况实现了三个许诺，他自身的利益就基本得以保障。他派儿子王显、侄子王世珍为人质，左民尚书周弘正为使者，迎萧渊明大驾过江。萧渊明与北齐上党王高涣立下盟约，由一千名散兵护送渡江。　　萧渊明入建康城，即位称帝，改元天成，封王僧辩为大司马，领太子太傅、扬州牧，大权独揽；陈霸先为侍中。萧渊明由北齐扶植，他的梁国，从一开始就缺钙。　　王僧辩和萧渊明都失策了。王僧辩以为只要把持住朝廷，就没问题，萧渊明及北齐方面更是错判形势，一味扬王抑陈。他们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大大低估了陈霸先的力量。　　陈霸先在灭掉侯景后，大部分时间驻扎在建康下游的京口。北齐占领江北，百姓们不堪忍受繁重的赋税，豪强大族屡次向王僧辩请兵北讨。王僧辩鉴于梁、齐关系不错，都予以拒绝。百姓被逼无奈，转而向京口的陈霸先求援。陈霸先的回应很积极，两度出兵包围广陵（今江苏扬州西），虽然由于缺乏友军支持，最终都被迫撤回京口，但却十分有效地收买了江北百姓的民心。京口附近的流民纷纷归附，许多文士武将也投入陈霸先的旗下，其中以吴明彻最为有名。　　经过三年多的经营，陈霸先在京口的总军力已经由北伐时期的三万，悄悄增长到了十万以上。王僧辩完全没有意识到陈霸先的威胁，不但不采取措施安抚拉拢陈霸先，反而倚仗职权对他进行打压，把他从原先的司空降为侍中。　　王僧辩和陈霸先的关系曾经非常好，北伐时两人盟过誓，陈霸先慷慨地资助过王僧辩，王僧辩则对陈霸先推心置腹，还为儿子王聘娶陈霸先的女儿，只是因为王僧辩的母亲去世，尚未成婚。　　尽管如此，两人处事的差异却很大。王僧辩为人保守，信奉“无过便是功”，这从以前讨伐湘州时他延误出兵，攻打侯景不肯弑君，以及消极应对江北请兵等事情上都看得出来；陈霸先则有较强的进取心，远在岭南时阻力重重，依然突破围堵北上，在京口也是以攻为守，一有机会就过江骚扰北齐。　　这种差异，一旦遇上原则性问题，就转变为矛盾爆发出来。王僧辩改立萧渊明，向北齐称藩，遗人口实，陈霸先是反对最坚决的一个。他四次遣使到建康进言苦劝，王僧辩不听。陈霸先愤怒地对手下亲信说：“武帝的子孙很多，只有元帝能复仇雪耻。我与王公同受重托，晋安王（萧方智）有什么罪，怎能说废就废！投靠戎狄（指北齐），迎立非次（指萧渊明），王公究竟想干什么？”他秘密置备战袍、金银作为战时赏赐，与手下将领策划袭击王僧辩。　　天成元年九月，江上有人发来战报，寿阳方面的北齐军出现动静，有大规模入侵的迹象。王僧辩通知陈霸先，命他做好准备。（从事态进展猜测，这一战报很可能是陈霸先有意散布的假情报）　　陈霸先立即行动，调集近十万人马，兵分两路：侯安都、徐度统领水军，陈霸先统领步骑兵，向王僧辩驻守的石头城进发。外人不明底细，见陈霸先军阵浩大，都以为是建康征兵增防。　　水军先到石头城下，侯安都领士兵下船，蹑手蹑脚地上到城北。石头城北是个小山崖，城墙依崖而建，陡峭无比。侯安都身形轻巧，计谋多端，他让手下围成一圈，把他捧在中间，使劲往墙上抛去。待得侯安都飘然落定，已经身处城墙内侧了。后面的士兵也用类似的方法，一个接一个翻墙进入石头城。　　王僧辩毫无防备，未在城北布置守兵，侯安都一下子杀到卧室外。王僧辩正在房中处理公务，听见喊杀声，情知有变，赶紧带着几十名亲信冲出卧室，逃往城南。陈霸先的军队从南门冲入，把王僧辩堵在了城内。　　王僧辩腹背受敌，与陈霸先展开死战，毕竟众寡悬殊，不是对手。王僧辩与儿子王頠退到南门城楼上，向陈霸先求饶。　　陈霸先不罢休，借着风势，放火烧楼。王僧辩穷途末路，乖乖下楼，束手就缚。　　陈霸先劈头问道：“我有何罪，你要与齐军讨伐我？”也不管有无证据，先把你骂臭了再说。王僧辩摇头无语。　　陈霸先又问：“为何全无防备？”　　王僧辩反诘：“把整个北门都交给你了，怎么叫做全无防备？”　　陈霸先问不出什么真凭实据，便连夜绞杀了王僧辩、王頠父子，次日清晨传檄中外：王僧辩图谋不轨被诛，朝廷只追究王僧辩儿子兄弟的罪责，其余亲信党羽，一概宽恕不计。　　萧渊明登上皇位，靠的是王僧辩的支持。王僧辩被杀，他独木难支，十分识趣地宣布退位。十月，萧方智在陈霸先与文武百官的劝进下即位，改元绍泰，是为梁敬帝。陈霸先被加封为尚书令、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将军、扬、南徐二州刺史，取代了王僧辩的位子。　　陈霸先通过政变扫除了建康的亲齐势力，根基相当不稳。他仍然向北齐称藩，同时着手摆平国内的反对派。　　建康周围各州郡的刺史和太守，大多听命于王僧辩。东南的吴兴太守杜龛、义兴太守韦载，以及王僧辩的弟弟、吴郡太守王僧智首先发难，据城对抗陈霸先。陈霸先各个击破，请韦载的族弟韦翙修书，招降了韦载，又派骑兵突袭吴郡，吓得王僧智弃城逃奔吴兴。　　东南的战事刚喘了口气，西面的谯、秦二州刺史徐嗣徽和南豫州刺史任约就率领五千精兵乘虚进攻，拿下了石头城。最严重的是，徐嗣徽投降了北齐，使得齐军轻而易举地渡江据守姑孰。粮食、马匹源源不断流入石头城，建康的局势岌岌可危。　　二十、三分周齐陈　　梁国建立以来，台城第三次面临被攻破的可能。第一次是侯景围攻，第二次是萧绎的荆州军讨伐侯景，前两次都以攻城一方的全胜而告终。如果历史再次重演，那么南朝就将彻底画上句号。　　陈霸先在上一次台城攻防战中是攻方，他看穿侯景的弱点，率部击溃了侯景；这一回，他是守方，擅长进攻的陈霸先在防御上的经验略显不足，他向新近收入帐下的韦载问计。　　韦载是韦叡之孙，自小熟读史书兵法，很有战略头脑。他分析说：“齐军若是分兵据守通向三吴的道路，侵占东南，那可就不妙了。秦淮河南面有侯景留下的营垒，我军应抓紧时间在此基础上筑城，保障向东的运输通畅，然后另派轻骑兵切断齐军的粮道，使其进无可掠，退无可资，则不出十日，齐军必破。”　　陈霸先大受启发，命合州刺史徐度在冶城（今江苏南京朝天门一带）修木栅，韦载等人在秦淮河南岸筑城堡，阻挡齐军东进路线；派侯安都乘夜潜入江北，烧了上千条齐军的船只；又派大将周铁虎劫粮，活捉了负责押运物资的北齐北徐州刺史张领州。　　陈霸先一连串的组合拳令徐嗣徽与他的北齐后援军军心沮丧。徐嗣徽怕夜长梦多，主动进攻冶城的防御工事。陈霸先亲率精兵打开台城西明门出击，大败徐嗣徽。徐嗣徽见势不妙，留下齐将柳达摩守石头城，自己一口气退到了江边上的采石。　　陈霸先也不直接打徐嗣徽，他命侯安都偷袭徐嗣徽的老巢秦郡（今江苏六合），俘虏了徐嗣徽的士兵和家人，还缴获了琵琶、老鹰等战利品，遣使转送给徐嗣徽，表示“原物奉还”。徐嗣徽大惊，想回据石头城，又被侯安都击退，军资武器统统落入梁军囊中。　　石头城这边，守将柳达摩也是连战不利，木栅被烧，船舰被夺，死伤无数。陈霸先将石头城四面包围，城中缺水，柳达摩难以坚持，向陈霸先请和。　　齐军示弱，架子却不放下来，柳达摩提出条件，要陈霸先派质子。战场上的梁军占有一点优势，但建康城防薄弱，军粮缺乏，群臣都怕重蹈江陵的覆辙，不愿再战。陈霸先说：“既然大家都想跟齐国谈和，如若我不同意，你们一定会以为我是不想派质子，不顾国家利益；我决心派质子，但是齐国人不守信用，以为我国弱小，必然背盟再来，到时诸君可得与我协力抗敌！”陈霸先以侄子陈昙朗与永嘉王萧庄为人质，送残余的齐军渡江北归。两国盟约，各自休兵。　　陈霸先的确需要这个难得的停战间歇，掉转枪口对付东南的纷扰。他派侄子陈蒨与爱将周文育攻打吴兴的杜龛、王僧智。杜龛有勇无谋，嗜酒如命，部将杜泰败降献城，杜龛被斩，王僧智与弟弟王僧愔逃往北齐。陈蒨、周文育又进袭会稽，消灭了王僧辩的亲信、东扬州刺史张彪，三吴地区彻底安定了。　　不出陈霸先所料，北方的表面和平只维持了三个月。北齐天保七年（梁太平元年，公元556年）三月，齐文宣帝杀掉之前作战不利的柳达摩，撕毁盟约，派大将萧轨、厍狄伏连、东方老与任约、徐嗣徽领兵十万，发动新一轮的伐梁战役。梁军已有准备，北齐军在梁山（今安徽当涂一带）和历阳（今安徽和县）被陈霸先帐下大将黄丛、侯安都击破，主力退守上游的芜湖。　　两军对峙到五月，北齐出个怪招，说只要送回废帝萧渊明，齐军就走人。陈霸先明知北齐出尔反尔，也不揭穿，同意备船遣送萧渊明。可是才过了几天，萧渊明毒疮发作，一命呜呼。有人说是陈霸先做了手脚，也有人说是北齐派人暗杀了这位傀儡王爷。不管怎么样，萧渊明的死使得战事骤然紧张起来。　　齐军借题发挥，兴师问罪，以水兵拦截守将周文育的退路，以骑兵避开梁军主力，向建康进发。　　陈霸先召回周文育与侯安都，在建康东南的白城与徐嗣徽会战。当日南风骤起，梁军逆风，陈霸先反对立即出战。周文育勇猛，叫道：“事态紧急，岂可拘泥于战法！”说着，他提槊上马，领兵杀入阵中。说也神奇，风势忽然变换，齐军死伤数百人，撤退中又被侯安都的精骑兵冲溃，大将乞伏无劳被擒。　　齐军见无法取得战略主动，就绕到建康城北面，占据钟山、幕府山、玄武湖等地，企图围攻建康。　　时值江南的盛夏时分，连日暴雨，低地的积水足有一丈多深。齐军的营寨只能搭在泥水中，士兵脚趾溃烂，疾病蔓延。城中的情况也不好，粮运不至，饥饿不堪，但好歹有城有屋，环境不像城外那么阴潮。　　暴雨过后，天色稍稍放晴，陈霸先在城中买了许多麦饭，犒劳手下军士。刚好陈蒨从城外送来了三千斛米，一千只鸭子。陈霸先命人将米和鸭子分别煮熟，士兵们每人取一张荷叶，裹着米饭，盖上几块鸭肉，痛痛快快地饱餐了一顿。（相传，后人在此基础上加工，创作出了广东名食——荷叶饭）　　能量补充完毕，陈霸先率领大军向城北幕府山发动总攻，打头阵的仍是侯安都。　　侯安都对部将萧摩诃说道：“萧将军骁勇天下有名，只是千闻不如一见哪！”　　萧摩诃果断回了一句：“今日便叫明公见识一下！”　　萧摩诃一马当先，直冲齐军营寨，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侯安都也奋勇相助，引兵袭击齐军身后。陈霸先与吴明彻、沈泰等部并进，大败看似强劲的齐军。　　北齐士兵逃往江边，为争夺船只乱成一团，相互践踏，淹死水中，不计其数。徐嗣徽、萧轨、东方老等齐军将领被活捉，任约和王僧愔腿快，才逃得性命。梁军追到江上，烧毁了北齐丢弃的船只。　　建康城几个月的阴霾终于一扫而空，迎来了酣畅淋漓的胜利。陈霸先下令，将徐嗣徽、萧轨等俘虏全部斩首示众。当然不免被报复，恼羞成怒的北齐人杀害了人质陈昙朗。　　陈霸先居功至伟，封为中书监、司徒、扬州刺史，晋爵长城公，不久又升为丞相、录尚书事、镇卫大将军。太平二年（公元557年）二月，陈霸先的老上司萧勃不服，在广州起兵谋反，周文育领军轻松讨灭，平定了陈霸先发家的根据地岭南。　　陈霸先地位稳固了，野心也膨胀了。两个月间，他得到相国、陈王，加九锡，加殊礼，位居诸王之上。十月，南朝最后一场禅让大典在建康上演，陈霸先即位，改国号为陈，改元永定，他就是陈武帝。　　陈武帝称帝的前一年，西魏宇文泰因病去世，世子宇文觉在中山公宇文护的安排下，接受西魏恭帝的禅位，改国号为周，史称北周。至此，周、齐、陈三足鼎立之势完全形成，侯景引发的一场震动天下的大战乱，总算是告一段落。　　纵观侯景之乱，我们大致可将其分为两大部分：侯景乱北朝与侯景乱南朝。　　侯景与高澄交恶，举兵反叛东魏，东魏随即讨伐侯景，迫使侯景分别向西魏和梁国求救，将两国拖入战争泥潭，这是侯景乱北朝。侯景南渡入梁，与梁国君臣发生矛盾，再次举兵反叛，攻陷建康，先废立两位梁帝，继而自立为帝，直至兵败身死，这是侯景乱南朝。两次叛乱合起来，才是侯景之乱的全景。　　侯景先后发起的两次叛乱，致使无辜生命惨遭荼毒，千万人头倏忽落地，如《哀江南赋》所说，“鬼火乱于平林，殇魂游于新市”，但这就是战争。简单地一味指责战争的发起者如何如何罪孽沉重，并不能真正避免战争。站在历史的角度，我们更应尽可能看清这场乱世战争给社会格局带来的直接与间接的作用。　　侯景之乱前，西魏无论在军事实力或是经济实力上都远远不如东魏，并且长年为饥荒等自然灾害所困。而在侯景之乱以后，西魏得到了汉中、巴蜀、雍荆的广袤领土，疆域比东魏－北齐大出一倍，大大解决了以往的饥荒问题。新增领土皆为富庶之地，财富得以迅速累积，加上行有成效的制度革新，积贫积弱的西魏－北周逐渐强大，有了与东魏－北齐长期对抗的资本。　　东魏由于侯景之乱的影响，原本富饶的河南经济受到严重冲击，从淮南抢到的新地盘毗邻其他两国，动荡不安，不仅没能得到好处，反而因为驻军加大开支，变成一块鸡肋，长期消耗国力。　　侯景危害梁国，残杀士族，使南朝的社会文明遭到了致命性打击。梁国宗室群雄逐鹿，彼此吞噬，丧失了大量的土地与人口，梁元帝焚书和于谨大迁士民入北朝，更给南朝的文化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代表南方吴人和蛮族势力的陈霸先虽然趁乱继梁而起，却也无力恢复战前的文化规模。正是从陈代开始，北朝在文化方面藐视南朝。南朝不仅失去了赶超北朝的机会，而且注定走向衰落。　　经过侯景之乱，原本弱小的西魏实力增强，原本强大的东魏发展受阻，坐山观虎斗的南朝则无力争雄。一系列此消彼长之后，来自西北一隅的关陇贵族集团成为时代的宠儿，最终实现了统一，开创了空前绝后的隋唐帝国。　　由此可见，侯景之乱对于整个南北朝的走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影响，是结束四百年来中华世界大分裂局面的关键性转折。　　请看下部《三分归隋》。　　第三部 三分归隋　　一、门阀的落日　　我们读历史，不仅仅是为了好看。历史中包含人类所经历过的种种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读史的重要目的，在于分析这些规律和构成规律的历史元素，包括自然性的，也包括社会性的，包括事件，也包括人物。　　南北朝末期，北方拓跋氏的北魏王朝及其延伸——东魏和西魏，与南方先后建立的三个王朝，宋、齐、梁，都相继灭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三个新兴的王朝——北周、北齐和南陈。不少历史学家把这段时期称为“后三国”，以区别于魏、蜀、吴的那个三国（“前三国”）。　　前、后两个三国，虽然时代不同，特点也不同，却都体现着一种规律性的历史元素——门阀制度的兴衰。　　门阀，是“门第”和“阀阅”的结合，也就是出身背景与家族资历。就本质而言，门阀正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以来应运而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这一点，我们在《元嘉之治》中，便有所论及。　　东汉之后的前三国时代，魏、蜀、吴三国的创立者，都不是门阀体制中人，而是所谓的庶族。　　曹操是阉人的孙子，不属于门阀，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很大程度上，也是为打击门阀而生。曹操兴起，从北方的袁绍到南方的刘表，不仅在军事上敌对曹操，更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排斥曹操，正是因为袁绍、刘表等人所控制的州郡，都是由门阀掌权的。　　曹操虽然灭了袁绍和刘表，却最终没有扫平江南，被孙、刘联军所阻。讽刺的是，阻止他的孙、刘，也不是门阀出身。刘备自不必说，顶着皇叔的金字招牌，却是“织席贩履”之辈；即使是孙权，父子三代，也并非江东门阀。就实际统治的地盘来说，孙、刘两家还都属于“外来户”，他们对治下门阀势力软硬兼施的打压，也丝毫没有放松过。　　然而门阀毕竟属于社会势力的强势一方。随着时间的推移，此消彼长，打江山的一代人老去，守江山的一代人终究不得不向门阀势力低头。曹丕建立的九品中正制，是标志门阀制度大抬头的里程碑。自此，门阀势力大张旗鼓地占领了历史的舞台。　　前三国时代在强大的门阀社会体制面前，终究归于失败。统一了前三国的西晋王朝，是门阀制度达到顶峰的时代。一种制度一旦达到顶峰，接下去也就要走下坡路了，古往今来，概无例外。西晋王朝的土崩瓦解，可算是门阀制度没落的开始。　　可是，任何旧制度的受益者，都是不会甘心放弃既得利益的，除非有更大的利益供其选择，或者，被更大的力量所驱逐。　　西晋王朝灭亡之后，东晋作为西晋法理上的继承者，自然是尽一切可能继承和发扬门阀制度。北方的十六国虽然没有继承西晋的法统，却不得不继承西晋的社会性。　　就这样，门阀制度继续以不尽相同的形式在南方和北方同时存在。南方的主要问题是庶族与士族的斗争，即门阀体制外的人与门阀体制内的人之间的矛盾；北方则主要表现为，旧有的门阀体制内的人与新兴的军事贵族之间的矛盾。　　这两种矛盾不断演化、解决、激发、平抚，都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摆在每一位统治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北魏孝文帝好像认清了问题的本质，看上去他也找到了一条出路：鲜卑贵族整体接受门阀制度，鲜卑贵族本身，转化为最大的门阀。　　南方则不断有非门阀体制内的成员，不断参与到权力中心，从而实现对门阀制度的一种适应与修补。　　前三国的历史，仿佛还要重演。然而，三百年沧桑，此时已远非前三国时代可比，社会已增添了许多新的因素。孝文帝的改制终于激化了六镇兵变，那些北方佬中的北方佬，不仅打烂了北方的门阀体制，而且，又由他们中的一员——侯景，打破了南方的门阀体制。　　北魏崩溃，北方门阀制度接近于死而未僵的状态。一些大的门阀家族尚在，在地方上仍有很大的势力，而六镇军事集团中也衍生出新兴门阀，说明其社会影响力还没有完全消失。因此，无论是东边的高欢，还是西边的宇文泰，都没有急于将北魏彻底中结，而是搞了一个过渡，分别建立了东魏和西魏。　　南方的梁国想借助文化与宗教的力量，对门阀制度进行重新的“合理化”，出现了短暂的“回光返照”。梁武帝初期，经济文化比较繁荣，统治也相对稳定，但上层的门阀士族越来越贪婪腐败，对中下层人民的压迫也越来越深重，从而导致了梁武帝后期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　　侯景之乱的爆发与三个新国家的建立，宣告门阀终结时代的到来。（需要注意的是，这还只是终结的开始，真正的终结，要等到科举制度在隋代创立，并在唐代得到完善。即使那样，门阀这一古老的社会现象仍然维持到了唐高宗时期，高宗“废王立武”，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批门阀）此时的门阀制度，已渐渐透出落日的暮气，难再有还手之力了。　　之所以门阀制度还不能彻底废除，并不是因为其势力仍然强劲，而只是因为还没有找到新的替代它的制度。　　因此，在北周、北齐、南陈鼎立的后三国时期，各国统治者所面对的，其实是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建立一套足以替换旧有门阀制度的新的社会体制。谁能够更快更好地建立这样一套制度，谁就能走在时代的前列，赢得竞争的胜利。　　这段除旧布新的历史，就从西北的长安开始。　　宇文泰一代英雄，却也终于不能抗拒天命，在“知天命”之年，应命归天了。临终前，他将权力交给了侄子、中山公宇文护。　　以前并不显眼的宇文护，一下子便成了西魏上下的焦点人物。　　宇文护是宇文泰的哥哥宇文颢的小儿子，东西魏对抗时期追随宇文泰东征西讨，虽不很突出，却也立了些军功。宇文泰曾多次跟人说，这小子在气度上很像自己，对他十分喜爱。　　虽说在宇文泰的眼里是小子，宇文护比宇文泰的几个儿子在年龄上要大得多，这是宇文泰选择将身后大事托付给宇文护的重要原因。　　宇文泰实在没想到自己会死得这么早，甚至在寿命上败给了高欢（宇文泰死时五十，高欢死时五十二），在安排子孙的事情上，没有预先做好充足的安排。他的法定继承人，也就是与北魏冯翊公主所生的嫡长子宇文觉才只有十五岁，完全没有任何政治与军事经验（在培养继承人上宇文泰显然不如高欢，高欢一当上丞相就着力培养长子高澄。笼络近臣、私通父妾，十五岁的高澄已经是“劣迹累累”了，十五岁的宇文觉还是一片空白）。宇文觉在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的三月获得世子的地位，四月才拜为大将军，而到了十月，宇文泰就因为外出视察染疾，死在了泾州的云阳（今陕西泾阳西北），连回长安都来不及，年轻的宇文觉当然更来不及树立自己的势力和威望。　　为了防止大权旁落，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一个姓宇文的，又有一定斗争经验的人，来掌握大权。宇文护顺理成章地成了最佳的人选。　　依照宇文泰的“遗志”，宇文护的第一要务是全力巩固宇文氏的势力。我们以前一再强调，北周的立国基础是八柱国体系，或者说六柱国体系。宇文护打着宇文家的牌子，对付一般的二、三流人物，勉强还撑得住场面。对于六柱国一级的大佬们，宇文护就有点招呼不动了。他们大多在年龄和辈份上比宇文护更长，而且在地位上也是多年的王公，宇文泰在时对他们都要礼让三分，更别提小字辈的宇文护了。　　忧心忡忡的宇文护思来想去，决定去暗访六柱国之一的于谨。于谨脑子灵光，当下给宇文护谋划说：“我于谨一直蒙受老丞相（指宇文泰）的特殊眷顾，情同骨肉一般。今天既然说到了这里，我一定会拼了老命替你争。明天在众人面前，你千万不能推辞。”　　第二天众柱国聚集一堂，开会讨论权力归属。于谨严词厉色地说：“当年帝室倾危，人人想夺天下。老丞相志在匡扶国家，带着我们冲锋陷阵，不知打了多少仗，才实现了国家的复兴。如今上天降祸，老丞相归天了，留下了我们这班人。嗣子虽然年幼，但中山公作为侄子，如同儿子一样亲；何况他又受了老丞相的顾命之托，军国大事，理应由他全权处理。”　　于谨这番发言把全场都震住了，一时“众皆悚动”。宇文护马上接话：“此乃我宇文氏家事，就算我资质愚钝，岂敢有所推辞。”（可真是当仁不让……）　　于谨一看宇文护配合得挺好，就更加谦恭地对宇文护说：“明公若能出来主持大事，我于谨和大家便有了依靠了。”说完起身就拜。于谨是跟宇文泰平辈的，他这么带头一拜，其他柱国迫于压力，也只好跟着相拜，宇文护理直气壮地接手了军国大权。　　宇文护一上台，鉴于宇文觉的年纪轻、实力弱，便要早正其位，以定人心。他派人向魏恭帝提出禅让的要求，元钦死后西魏皇室早已名存实亡，现在没什么好商量的，只能借坡下驴了。　　于是，宇文觉废掉了魏恭帝，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因为宇文泰一向推崇周礼，新的国号就叫“周”，史称北周或宇文周。宇文觉承接西魏末年的传统，不称皇帝，而称天王，天王之下，最高的爵位是公。宇文护被拜为大司马，封晋国公。魏恭帝被“封”为宋国公，不出两个月，就被宇文护下令杀害了。　　北周王朝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王朝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那就是它的开国君主，竟然是个傀儡，握有实权的，是宇文护。　　耐人寻味的是，这位傀儡天王似乎还不认为自己真的是傀儡。这说明了一点，当时朝中的格局，并不是简单的一人独大、权臣当道。　　于谨扶宇文护“上马”，一方面是看清了形势，如果不确立宇文护的地位，权力必定会分散下去，对于关陇军事集团是极其不利的。另一方面，也与他同宇文家的姻戚关系密不可分（宇文泰之女嫁给了于谨的儿子于翼）。所以他不惜以元勋的身份，向一个晚辈表示顺服，并带动其他人这样做，为的是巩固宇文家的威望，确保自己的最大政治利益。　　于谨这样想问题，是因为他的智商足够高，情商也绝对足够高，政治立场也明白。于谨能够很快把个人地位与集团利益算得清清楚楚；可对于其他人而言，即使算得明白，由于实际背景不同，也不得不做另外的打算。宇文觉登基一个月之后，北周就发生了赵贵、独孤信谋反事件。　　关于这件事，《周书》本纪上只有短短的两句话：“楚国公赵贵谋反，伏诛。太保独孤信有罪免。”　　讳莫如深。这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二、关陇恩怨　　新生的北周政权的统治集团内部，远不是柱国大会上表现出的一片和谐，而是有着巨大的内部矛盾和派别斗争。宇文护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命令柱国以下的所有军事征发行动，都要经由他的批准。六大柱国当中，排名第一的李虎已故，排名第二的李弼重病在床，于谨又非常识相地做了宇文护的铁杆后卫，论资历排下来，此时对宇文护最有想法的，就是赵贵和独孤信了。　　赵贵当时是楚国公，独孤信是卫国公。两人都是重量级的人物，是真正的开国元勋，宇文护收取兵权，他们并不服。　　然而两人的行动并不一致。赵贵自宇文护摄政以来就愤愤不平，他私下里找独孤信商量，要杀宇文护。可是独孤信呢，不满归不满，却不主张用暴力解决问题，态度显得很暧昧。赵贵的谋杀计划将要付诸实施的时候，独孤信又加以阻止。结果事情不知怎地就被开府仪同三司宇文盛知道了，宇文盛到宇文护那里把两个人都给告了。宇文护当机立断，在赵贵入朝的时候把他拿下，并逮捕参与的党羽，一律处死。独孤信起初被免死，但是没过多久，为防不测，宇文护还是赐他自尽了。　　整个事件，挑头的是赵贵，有所行动的也是赵贵，他事败身死，尚且情有可原；独孤信从一开始就对谋杀计划不同意，甚至在关键时刻起了反作用，他的死似乎有些冤枉。其实，这些都是事件发展的必然结果。赵贵和独孤信之所以在行动上的态度迥然相异，并招致最后的失败，原因就在于两人的背景与根本利益，有着很大的区别。　　先说赵贵。我们知道，宇文泰是依靠贺拔岳旧部的支持起家的，而赵贵正是力排众议、主张迎纳宇文泰的关键人物（参见《绝代双骄》）。宇文护掌权后的措施，让他有强烈的被欺骗和出卖的感觉，利益上受到损害的不只是他个人，更是以他为代表的贺拔岳旧部。　　宇文泰一直是很重视处理好与贺拔岳旧部的关系的，六柱国体系，贺拔岳旧部独占其三。陇西大族李虎更被安置在六柱国之首的位置上，要知道当初李虎是主张请贺拔胜接管的代表人物，并不待见宇文泰。　　在贺拔岳手下的这批将领看来，在关中这块地方，他们是主，而宇文泰是客。宇文泰即便做了领头大哥，也得在各方面受他们这些原先的主人的牵制，想要“反客为主”，是万万不可以的。所以宇文泰想要真正称霸关中，就得“明修栈道”，对贺拔岳旧部加以利用，同时“暗度陈仓”，注重培养自己的势力。邙山之战后他广招关中地方豪强，便是一例；而在他的一手栽培和提拔下，以宇文护为代表的子侄辈和以王盟、尉迟迥、阎庆等人为代表的姻亲，在十年间迅速占据府兵制下的各个军事领导地位，逐渐使得天平逆转，宇文家族由劣势集团变为优势集团。　　宇文泰善搞平衡，威望又高，赵贵等人心虽不满，尚且不敢在面子上闹得太难看。宇文泰一旦过世，两派的冲突自然在所难免。宇文护操作得当，加上运气也不错（有人告密），取得了冲突的胜利。相比之下，赵贵不但不能像于谨那样明智地腾挪，而且不能认清内部形势，错误地选择了与独孤信合作。独孤信和赵贵表面上虽有相似之处，却不是一条船上的人。　　独孤信最初既不是宇文泰的部下，也不是贺拔岳的部下。他只身追随孝武帝入关，其后一度投奔荆州的贺拔胜。荆州被高欢截断了与西魏的联系后，他又与贺拔胜等人避入南梁多年，但最终出于对魏国的忠诚，几经辗转回到了长安（此事感动梁武帝，独孤信的北归也得到了梁国的大力相助）。独孤信、贺拔胜与宇文泰并肩作战，很大程度上是盼望能够匡扶魏室，这跟宇文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初衷是相违背的，二者在原则问题上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实现调和。　　然而独孤信又与贺拔岳旧部不同，宇文泰相对于赵贵等人是客，相对于独孤信则是主，何况独孤信的力量有限，威胁不大。即便观点上有差异，宇文泰还是大胆放心地重用独孤信，不久，独孤信便在沙苑立下战功。　　沙苑大捷后，独孤信率军东进洛阳，一时间河南等地的豪强纷纷归附，独孤信的势力迅速壮大。这批人的价值取向与独孤信是一致的，就是要齐心协力，中兴魏室，如若不加以控制，宇文泰就将面临内部分裂的危险。　　宇文泰的政治眼光何等敏锐，稍见苗头便及时采取应对手段。他用封官加爵的方式拉拢河南豪强，接着把独孤信调到陇西地区，严防独孤信拥兵自重。独孤信的远大抱负在以宇文泰为核心的军事系统下，是很难施展的，矛盾的种子就此埋下了。　　这不是什么秘密，就连外敌东魏也看得一清二楚。慕容绍宗在讨伐侯景和梁军的檄文中曾提及：“独孤如愿（如愿是独孤信的鲜卑名，也即他的字）拥众秦中，治兵劫胁。黑獭北备西拟，内营腹心，救首救尾，疲于奔命。”“北备西拟，内营腹心”，说的是宇文泰既要防着北方的柔然入侵，又得防备西面独孤信的反叛，把独孤信与柔然并列，虽有夸大的成分，却也十分形象地反映出了西魏的内部问题。　　贺拔胜本人在临终前，曾有遗书留给宇文泰说：“希望明公先把内部矛盾协调整好，然后再顺时而动，收复天下。”贺拔胜野心不大，又没得到真正的兵权，两人虽然也有矛盾，终究相安无事。可是两派的矛盾并不随着贺拔胜的去世而消解，贺拔胜软中带硬地提醒宇文泰，天下没有统一之前，政权内部是绝不能出现裂痕的。　　这一点，宇文泰是认可的，在大部分时候，也是努力执行了的。独孤信位列六柱国的第三位，便是宇文泰的安抚手段之一。此外，宇文泰又为庶长子宇文毓纳独孤信长女为正室，两家结成了亲家。但名爵上的封号和姻缘上的联合，并不能改变政治上的实质分歧。只要独孤信不放弃对魏室的忠诚，宇文泰也不放弃取代魏室的野心，那么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真正解决他们的矛盾。事实上，宇文泰对独孤信的戒心从未松懈，侯景之乱中宇文泰的用兵重心投向东面和南面，即便此时，他也没有忘记在西面留一手，他任命侄子宇文导为陇右大都督，名义上镇守秦州，暗中紧盯独孤信的动向。宇文导死后，其子宇文亮“子承父业”，仍旧驻守秦州，不许独孤信向东移动一步。　　到了最后的时刻，宇文泰终于不得不跟独孤信把话挑明。　　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宇文泰召集包括独孤信在内的高级军事将领开会，商讨立继承人的事情。宇文泰对众人说道：“孤打算立嫡子做继承人，但是恐怕大司马（独孤信）会生疑心啊。”此言一出，全场一片寂静，独孤信也默而不答，没有立即表态。　　宇文泰一共有十三个儿子，成年已封爵的有六个，其中次子宇文震早死，实际只有五个儿子可能成为继承人。这五个儿子中，长子宁都公宇文毓二十三岁，德才兼备，但为侧室姚氏所生，是庶出，三子略阳公宇文觉是正室冯翊公主所生的独子，嫡子的地位不可动摇。问题是，鲜卑的传统自北魏建国以来，一向讲究立长立贤，而非立嫡；于情于理，宇文毓都要更合适一些。可一旦立了宇文毓，就难保独孤信不进入权力核心层，独孤信即便不对宇文氏不利，也绝不会允许宇文氏谋取拓跋魏国，这是宇文泰所不容忍的。　　正当场面十分尴尬之际，尚书左仆射李远忽然跳了出来，大叫道：“自古立子以嫡不以长，略阳公身为嫡子，立为世子有何可疑？若是顾忌独孤信，请让我先斩了他！”说完，“刷”的一声拔刀而起，直奔独孤信。两旁的将领一时惊悚震动，不知所措。　　宇文泰赶紧起身，出手制止李远，劝道：“什么大不了的事，至于动刀戈么？”　　独孤信见状，也不敢再保持沉默了，上前解释说：“的确应立略阳公为世子，我毫无异议。”李远方才收起刀，退回一旁。众将纷纷表示李远所言极是，立宇文觉为继承人的事情就此确定下来。　　事后，李远找独孤信道歉，说：“只因事关重大，才有冒犯之举，还望独孤公恕罪。”　　独孤信心中气恼至极，却只好淡淡附和道：“今日全赖李公，才得以定下大事！”　　可见，宇文泰还在世时，他与独孤信的矛盾已经暴露无遗。这不是简简单单的私人恩怨，而是是否忠诚于魏室的路线问题。独孤信不甘心看到魏国亡于宇文氏之手，但是在与宇文泰的明争暗斗中，特别是看到宇文泰的爪牙遍布朝野时，他却只能无奈接受“魏室不可复兴”这一连北魏宗室都已普遍接受的现实。　　一方面，他并不心甘情愿，赵贵来找他，他惺惺相惜，表示愿意参与；另一方面，他又明白即使杀了一个宇文护，也于事无补，所以又出手阻止赵贵举事。独孤信态度上的模棱两可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他内心的极度矛盾。　　相比之下，赵贵所代表的贺拔岳旧部本来就是割据军阀，他更看重的是自己在整个统治集团中的实际利益。令赵贵完全不能接受的是，面对宇文护专政，他逐渐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军事独立权。他受到了打击，必须立即反抗和报复。所以，他会急于要谋杀宇文护。　　正是这种差别，致使赵贵和独孤信非但不能同心合力，反而互相掣肘，双双失败。不过，谋反事件所体现的两大派系矛盾依然存在，并贯穿于北周的二十多年历史之中，最终造成了宇文氏政权的灭亡，此乃后话。　　三、宇文家族的内斗　　赵贵和独孤信在宇文泰生前死后一系列周密的安排下，没能撼动小辈宇文护的位子，反而输了个精光。（这是宇文泰托付后事时就充分预见到的。黑獭的谋略不仅表现在战场上，更表现在政坛与官场上，柱国大将军们在战场上智勇双全，在战场下却稚嫩得很。宇文泰人都死了，其他人还是只能做他的棋子）宇文护顺势依次递补，由柱国最后一位的侯莫陈崇顶替独孤信的太保之位，自己取代赵贵的大冢宰，留下掌管兵权的大司马的空缺，则交给了同样小字辈的柱国博陵公贺兰祥。　　贺兰祥是宇文泰的外甥，他的母亲是宇文泰的姐姐。贺兰祥自幼就跟随宇文泰南征北战，一直是宇文氏家族中的少壮派人物。宇文护的安排，体现出他的政治手腕（赵贵、独孤信等人谋反，过分低看了他的能力）：用虚职太保来安抚贺拔岳派硕果仅存的柱国侯莫陈崇，令对手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时由宇文家族的人占据真正有实权的职位（大冢宰和大司马分管官员与兵权），然后再借着府军制本身的组织特点，将赵贵与独孤信的军队也收入属下。一石三鸟，原有的六柱国体系均势不再，宇文氏一家独大的局面至此才完全确立下来。　　宇文护并不满足，他手中的屠刀非但没有放下，而且举起得更加频繁了。这一回，目标指向了宇文家族的内部。　　小天王宇文觉的即位，是遵从宇文泰的意愿，也是当时北周各派角力与妥协的产物。立幼而不立长，其实也不仅仅是前面所说的担心独孤信揽权的问题，宇文泰从家族内部的利益考量，认为宇文觉年幼，应该会更依赖于以辅政的宇文护为首的宗室和旧臣，有利于政治的稳定与家族的团结。　　宇文泰的政治军事都一流，但在青少年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似乎是非常欠缺的。不知道他是否考虑到了，十五岁这个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正是所谓“半大孩子”，属于今天常说的“青春叛逆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不管有出息没出息，不管是对父母还是师长，常常会表现出反叛的冲动。　　宇文觉偏偏就是这类孩子的典型，《周书》对他的评价用了三个字：“性刚果”。　　“刚果”二字，可以理解成“刚毅果敢”，也可以理解成“倔强鲁莽”，关键看你是如何刚果，对谁刚果。像宇文觉这样不甘心做傀儡，也不认为自己是傀儡的少年天子，面对一个资历威望并不高，而且彼此之间也不曾有什么真正的磨合与了解的堂兄（两者的年龄相差二十多岁），自然是很容易把他当做“反叛对象”的。　　因此，尽管宇文护专政是为了维护宇文家族自身的利益，宇文觉在情绪上却是厌恶与抵触的。他更愿意看到朝中各派势力均衡，由他出面协调，掌控大权；而绝对不愿看到所有人都听命于宇文护，把他这个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当成透明人，晾在一边。赵贵和独孤信失败以后，他对宇文护就更加嫉恨了。　　宇文护吸取赵贵事件的经验教训，在朝臣之中广布眼线、心腹。仪同三司齐轨跟御正中大夫薛善抱怨说：“军国政事，应当归于天子，怎么可以由权臣独揽？”他没想到薛善是宇文护的人，回头就被告了，宇文护当即杀了齐轨，而给薛善加官。　　宇文护的举措使得朝中大臣惶惶不安，司会李植（李远之子）与军司马孙恒两人一直深受宇文泰重用，久居要职，生怕被宇文护排挤，丢了性命，便干脆拉上宫伯乙弗凤、贺拔提等人（宫伯是宇文泰依照《周礼》设置的职务，掌管王宫的事务），入宫密见宇文觉。　　李植、孙恒一上来便痛陈宇文护的“罪孽”：“宇文护自从诛杀赵贵以来，权势日益强盛；文臣武将都争相归附他，大小政事也都由他决断。以臣等之见，他恐怕会图谋不轨，还望陛下早做防备！”　　宇文觉讨厌宇文护的态度是一贯的，却还不至于把事态想得那么严重。听了李植、孙恒一席话，少年天子感到很有道理，频频点头。　　乙弗凤和贺拔提见宇文觉被打动，接上话茬道：“先王（指宇文泰）如此英明，尚且把要务委任给李植、孙恒，如今若以大事托付给他俩，何愁不成功呢？宇文护经常说要做周公辅政，臣等听说周公摄政七年，才把大权交给周成王，陛下岂能苦等七年？”　　这番“旁白”把宇文觉彻底打动了，宇文觉开始着手安排对付宇文护。他的手段也不新鲜，就是借故召见宇文护，同时在后帐埋伏下武士，一举将宇文护拿下。宇文觉亲自遴选身边的武士，在王宫后花园演习“行动要领”。　　李植和孙恒嫌人手不够，又去找另一名宫伯张光洛一同谋划，谁料想坏就坏在这上头了。（后宫机密大事，你凑那么多人干吗？说到底还是不自信）原来张光洛也是宇文护的眼线，宇文护很快就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宇文护听说宇文觉参与其中，心知非同小可，如果只是大臣要杀他，抓起来定个谋反罪就完事了，可是现在是君主的意思，处理不当，是会出岔子的。宇文护于是不动声色，找了个理由，把李植与孙恒分别外放，任命为梁州刺史与潼州刺史，不让他们再有机会凑在一起议事。　　按说，宇文护没有像对付赵贵、独孤信、齐轨等人那样处置李植、孙恒，算是给足宇文觉面子了。宇文觉却不领情，几次提出要召回李、孙，宇文护表示自己忠心不二，希望宇文觉不要听信“谗言”。　　宇文觉这才打消了与李植等人共谋的念头，可是宫里没被处分的那批人更怕了。乙弗凤一个劲儿鼓捣宇文觉立刻按照最初的计划行动，以宴请群公的名义引宇文护入后宫，然后将其诛杀。结果呢，在场谋事的人里头仍然有内奸张光洛（宇文觉上回失败也不好好总结教训，好歹你先检查一下“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啊），没说的，他又去告密了。　　这下宇文护对小天王彻底失望了，他当即召见贺兰祥，以及宇文泰的另一位外甥、总管禁兵的领军尉迟纲，详细说明了这件事。贺兰祥一听，说：“这不添乱吗？宇文家的江山怎么交到这么糊涂的人手里了，竟然要害自己的堂兄！”两人都认定宇文觉不配做君主，劝宇文护尽快下手，废掉宇文觉。　　宇文护便派尉迟纲入宫，假传旨意，召乙弗凤等人议事。乙弗凤等人以为又是商议刺杀宇文护的事，自然不敢怠慢，兴冲冲地来见宇文觉，挨个儿被尉迟纲候个正着，绑了解送到宇文护府第。尉迟纲又把宫中所有的近身侍卫悉数调走，宇文觉这才有所醒悟，躲入内殿，又给宫女配备兵器，痴望保卫自身的安全。　　宇文护并不亲自出手，只让贺兰祥“打头阵”，领兵进入内殿，逼宇文觉退位。临时拼凑的宫女卫队哪里能有什么抵抗的能力，宇文觉乖乖听从“处置”，被带出王宫，软禁在以前的公府中。　　宇文护控制了局势，召集诸位公卿，当着众人的面，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先王（宇文泰，宇文觉即位后，追谥他为周文王）布衣出身，冲锋陷阵，为兴复王业奋斗三十多年，外寇未平，不幸辞世。我宇文护谨受先王顾命，与诸公共同推立略阳公（宇文觉），并帮助大周取代了魏朝。可是小君主自从即位以来，荒淫无度，亲近小人，听信谗言，谋杀大臣。如若成功，社稷必然遭殃，我死事小，九泉之下有何面目去见先王？今日我意已决，宁负略阳公，不负社稷江山。宁都公（宇文毓）德才兼备，仁孝圣慈，四海归心，天下瞩目。我打算废昏立明，诸公以为如何？”　　大家都见识过宇文护的厉害，谁会在这个时候提反对意见，都说：“这是明公的家事，我们哪有不同意的道理？”　　宇文护转“悲”为喜，先将乙弗凤等押出午门斩首（跳得最欢的，往往死得也最惨），再派人到岐州（今陕西凤翔南，宇文毓时任岐州刺史）迎立宁都公宇文毓；接着，他又把与他作对的李植、孙恒等人召回长安，一齐处死。李植的父亲李远贵为柱国大将军，外镇弘农，宇文护也不放过，当年李远誓死捍卫宇文觉继承权的场景，无疑让宇文护顾虑重重。李远在宇文泰面前的忠心耿耿，换来的却是被逼自杀的可叹下场。　　宇文护怕宇文觉将来万一再掌权，会于己不利，干脆派人将他毒死，并强令他的王后元氏（西魏文帝的女儿）出家为尼。十多年后宇文觉的弟弟宇文邕除掉宇文护亲政，才平反宇文觉的名誉，追谥他为孝闵皇帝。　　北周的继承人问题转了一个大圈，重新回到原点。庶长子宇文毓接替天王之位，他就是北周世宗明帝。　　四、“两面人”高洋　　北周内部频出乱子的同时，与其相对立的北齐的开国皇帝高洋，已经稳稳当当地做了八年的皇帝。　　高家的状况与宇文家不同，自从高欢消灭尔朱氏、攻占洛阳以来，高氏就掌握着政治与军事的绝对控制权，在关东地区不存在其他足以与之抗衡的势力。其中的原因，一来，得力于高欢父子扫除异己的能力，二来，反对高氏的稍微大点的势力，几乎无一例外地投奔了西魏和北周。（“魏”这个象征正统的国号，早就没那么大的号召力了。北周代西魏那一年，北齐的南安（今湖北新洲一带）城主冯显就向北周献城投降，可见对于北方两国的将领，魏、齐还是周并不重要，关键还看为哪个政权效力能够取得更多更好的利益）　　如此说来，比之北周的宇文氏兄弟，高洋应该更容易搞好国家的内政外交，在统一天下的竞争中抢得先机。　　然而，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谈及民主与专制时，认为民主远非完美的制度，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不如专制，但是与专制相比，民主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更多的错误，相对而言，是目前所见的最好的制度。　　这一观点，有点类似于北周与北齐建国初期的情形。北周府兵制下的派系斗争，当然谈不上民主，但可以归类为制衡，宇文护代表的宇文家族虽然一时取得了权力上的独大，但其他派系并没有消亡，他需要时刻防止对手的“复辟”。在权力争夺的过程中，大家的智慧其实是差不多的，你想得到的对方也想得到，胜败的关键是看谁能犯更少的错误，客观上促使宇文护必须采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施政方针。北齐则由于高家的绝对领导地位，失去了制衡的力量，功业可能很大，错误也可能很大。　　作为皇帝，高洋的功业确实很大。即位之初，他就在很多人不看好的情况下，面对宇文泰的试探进攻，迎头顶上，令一代枭雄宇文泰不战而退，显示出非凡的胆略。鉴于高欢、高澄时期吏制败坏、贪污成风，他重用吏部尚书杨愔主管刑律。杨愔是汉人，汉人集团认为这是向鲜卑旧贵复仇的好机会，自然加大力度整治起贪腐。高洋借着鲜卑与汉人的矛盾，既整顿了吏治，又打击了旧贵势力，还获得了汉人的拥戴，一举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