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韦叡收到诏令，立即日夜兼程赶到钟离城下，与曹景宗会师，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副手，而曹景宗也对老大哥礼遇倍加。两人合作亲密无间，进驻邵阳洲，筹划决战。梁武帝在朝中得报，欣慰地赞叹道：“二将和，师必济矣。”　　韦、曹会师是在天监六年（北魏正始四年，公元507年）的二月。魏军围攻钟离城，已经有四个多月，城内的昌义之以三千士兵死战百倍于自己的对手，居然没让魏军占得一点便宜，也很不简单。这一方面是因为淮水相隔，魏军主力多在北岸，几个月来一半时间在下雨，攻城的军队无法有效行动，另一方面昌义之确实是个守城的专家，艰苦条件下将守城的艺术发挥到极致，魏军攻城死伤近万。　　魏军统帅元英很聪明，他吸取以前攻打钟离城的经验教训，并针对初春多雨的特点，变以往北方人不擅长的水路运输方式为陆路，在邵阳洲两边用木栅围建两座桥，连接南北，自己在南岸攻城，让杨大眼据守北岸立城，确保粮道畅通。宣武帝一度担心师久兵疲，诏他退兵，他反复上表强调“理在必克”（一定拿下），坚决攻城。　　韦叡细致地观察了魏军在邵阳洲上的布置，破敌计划便了然于心，冷笑道：“魏人已经是我的盘中餐了！”曹景宗在邵阳洲尾建了军营，离魏军主力较远，韦叡就向前推进了二十里，挖长沟，搭鹿角，由善于用马步测量计算的专家级部下冯道根负责，连夜施工。第二天一大早，魏军士兵出营一看，邵阳洲上分明是一座武器精良、盔甲锃亮、军容盛大的梁军大营，一下子惊呆了。元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对比自己造两座桥费了好些时日，他狠狠地用权杖敲着地，说：“韦虎莫非是天神！”　　曹景宗又找了几个水性好的士兵乘夜潜水进入城中，接近绝望边缘的昌义之守军得知援兵来了，意志恢复了大半，有了继续守城的动力。　　元英终于感到了可怕的压力，心高气傲的他不愿收回对宣武帝的承诺，临时改变计划，攻击韦叡的援军。韦虎虽然不好对付，但魏军人数和实力仍在梁军之上。他派出最为强悍的猛将杨大眼，要将韦叡一口吃掉。　　杨大眼是仇池杨难当的孙子，骁勇无比，所向披靡，还曾亲手擒获山中的猛虎。因为在战场上总是圆睁双目，令敌军士兵胆寒，因此都叫他大眼。南朝人传得更奇，说他“眼如车轮”，人人怕他三分。元英让他率领一万骑兵，冲击韦叡的军营，是要利用他对于梁军的威慑，打破韦叡不可战胜的神话。　　韦叡坐在小木车上，将两千辆战车结集在一处，排成车阵。杨大眼的骑兵很快围了上来，将车阵堵在中间。你韦虎纵是插翅虎，也管教无处可逃。　　杨大眼正欲缩拢包围圈，才发现大事不好。原来韦叡在每辆战车上都安排了一只强弩，只等杨大眼的骑兵近前，便架起强弩，一时齐发。魏军骑兵的甲胄，抵挡不住强弩的威力，死伤无数，杨大眼的右臂也被射穿，败下阵来。　　第二天，主将元英整顿军马，亲自挑战，韦叡指挥若定，从容不迫。魏军又连败两阵。堂堂韦虎，名不虚传。　　元英还想有所打算已经来不及了。三月淮水暴涨，决战的一刻到来。韦叡装备与桥等高的大船，安排冯道根、裴邃、李文钊等人各领水军，沿淮而上，进攻邵阳洲。自己则和曹景宗兵分两路，分别进攻北桥和南桥。梁军以大船载人，小船装草浇油，放火烧桥。火攻是梁武帝预先的授意，韦叡和曹景宗两人执行得很出色。　　火借风势，红光冲天，再加上梁军士兵一阵狂砍，淮水又不断涌起，桥梁和木栅统统被毁。两岸以及邵阳洲上的魏军一片大乱，烧死、淹死、踩死、砍死的，有二十几万，淮河两岸沿途一百多里都堆满了魏兵的尸体。其余无处可逃，困在岛上、南岸的士兵，集体崩溃，放下武器，跪地投降。元英单骑逃往梁城，北岸的杨大眼也烧营而去。钟离保卫战，是南朝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胜利。　　韦叡派人将胜利的消息通报钟离城内的昌义之。昌义之悲喜交加，什么话都不答，反反复复地叫着两个字：“更生！更生！”　　“更生”意即复活，是绝处逢生的呐喊，仅这两个字，足以让人体会到这场胜利来之不易。　　梁军满载战利品，凯旋而归，曹景宗与各位将领争先恐后报捷，惟有韦叡孤零零一个人走在了后面。这位令敌人丧胆的睿智长者无意与同僚们争功，他在生命最辉煌的时刻再一次选择了低调。不过史家还是把他记作这场战役的主角，《梁书·韦叡传》结尾评价他说：“邵阳之役，其功甚盛，推而弗有，君子哉！”　　七、高肇擅权　　钟离是元英一生抹不去的阴影，也是北魏对南朝作战以来从未有过的耻辱，河北精锐，损失大半。梁武帝在建康城大赏群臣，北魏朝中则哀声一片。元英用兵失算，萧宝夤支援不力，死罪赦免，活罪难饶，被双双免官为民；只有杨大眼稍稍幸运，贬到偏远的营州（治所在和龙，今辽宁朝阳），充当兵卒。　　元英在家只待了一年，宣武帝元恪就恢复了他的封邑，还了他的官位，代理征东将军之职。这是因为京兆王元愉造反，宣武帝环顾朝野，发现他才是负责讨逆最适合的人选。　　宣武帝一朝，困扰最多的是宗室问题。宣武帝靠着兄长的意外被废，才得以坐上皇帝的宝座，他对于与自己同姓的宗室，潜意识里保持着警戒的态度。叔叔元禧的无故造反，对于他的心理打击是巨大的。元禧死后，他把政事更多地交给了高肇来处理。　　论血缘和感情，宣武帝与高肇之间的确亲。高肇的妹妹是宣武帝的亲生母亲，他的侄女，则是宣武帝后宫宠爱的贵嫔。不久后，高肇又娶了宣武帝的姑姑，也就是孝文帝的妹妹高平公主。与皇帝有这三层关系相连，朝廷上下，谁敢不对国舅爷敬畏三分？　　然而高肇本人，却很缺乏安全感。他在朝中时日短，根基浅，更谈不上功勋和学识，要想在政坛上生存，就得拉帮结派，培养势力。　　上面的人有心结交朋党，下面的人有心攀龙附凤，这是典型的供求搭配合理的经营模式。日久天长，投靠高肇的人多了，他的胆子也跟着大起来了。对于异己，尤其是皇帝身边的亲信，散骑常侍赵修、冠军将军茹皓等人，他想方设法要置之于死地。　　北魏迁都汉化，全盘搬用汉人的政治体制，文化上大有长进（比如儒学），腐化程度也大有长进。想要挑出几位没毛病的官员，还真不那么容易。高肇四处搜集赵修、茹皓的罪状，成果颇丰。他于景明四年（公元503年）和正始元年（公元504年）向宣武帝亮出手中掌握的证据，将两位不可一世的人物给扳倒。　　赵修仗势骄恣，茹皓弄权纳贿，朝野共愤，死得并不冤枉。可告他们的高肇又何尝是什么好东西。为了保证弄死“眼中钉”茹皓，他不惜诬告，说茹皓伙同其他几名皇帝亲信，密谋拥立北海王元详作乱。　　把皇叔元详牵扯进来，是高肇扫除异己行动的一部分。六辅失权时，只有元详不降反升，位在高肇之上，又与茹皓等人往来密切，高肇嫉恨已久。这一招，是高肇的杀手锏。　　高肇的证据并不充分（本来就是，元详虽和元禧一样，是个贪横无耻的亲王，欺男霸女的事干了不少，但并没有想过自己当皇帝。无中生有，实在有点难为我们的高国舅了），但在宣武帝面前正好对路——叔叔兄弟抢皇位，是他最怕的事。他召中尉崔亮入内朝，弹劾元详“贪淫奢纵”，又以“怙权贪横”的罪名，赐死茹皓等人。　　至于元详，宣武帝不想杀他，名义上下诏免他死罪，废为庶民，暗地里把他软禁了起来。半个多月后，他的家奴想救他外逃，事情败露，他终究被秘密杀害了（很可能也有高肇的授意）。　　黑吃黑的结果，高肇连胜两局。他的气焰愈加嚣张，将魔爪伸向了后宫，支持侄女高贵嫔抢班夺权。正始四年（公元507年），皇后于氏莫名其妙地去世，人们传说是高氏下的毒手。　　于氏生有一个皇子，名叫元昌，当时是宣武帝唯一的儿子，才三岁，高肇和高贵嫔当然不能放过这个将来可能登上太子之位的小孩。乘着元昌突患急病，高肇私下贿赂侍御师王显，让他有意延误治疗措施，不出几天，元昌就夭折了。　　宣武帝痛失爱子，却怀疑不到是高肇做的手脚，宫内外的零星传言早被高肇的人严密封锁。正始五年（公元508年）七月，贵嫔高氏被册封为皇后，高家的权势更大了。（高肇专权施政，改动了许多过去有效的制度，以至怨声载道，人心愤怒。立高后之前，素来不问政事的彭城王元勰都出面反对，宣武帝执意不听，可见这时的高肇已经可以为所欲为了）　　仅过了一个月，京兆王元愉声称得到密报，高肇弑杀了皇帝（“高肇弑逆”），并以此为名，在信都（今河北冀县）城南登坛即位，改元建平，起兵造反。　　元愉是宣武帝的异母弟弟，他既讨厌高肇，又讨厌兄长宣武帝。孝文帝在位时，他做徐州刺史，爱上了一个姓李的女人，纳她为妾。宣武帝即位后，为他娶了于皇后的妹妹为王妃，他不喜欢，心中独爱李氏（对于感情的专一在亲王之中倒是难得），两兄弟因为这事闹得很僵。有人告元愉贪赃，宣武帝把他召入内宫，杖击五十，外放他到冀州做刺史。　　元愉越想越不平，宣武帝对另外两个弟弟——清河王元怿和广平王元怀非常好，却对自己这么糟；而且可恶的高肇也总在宣武帝身边说自己的坏话。他一赌气，便杀了冀州的长史和司马，扯起大旗自称皇帝。　　元愉贵为亲王，兵力和号召力却很弱。宣武帝以尚书李平为都督行冀州事，前往讨伐，又重新把元英搬出山，以为后继。然而，根本用不着元英动身，元愉已经被李平以及驻扎在北面定州（治所在中山）的安乐王元诠打得丢了信都，出逃被擒。　　宣武帝派人把他带到洛阳，打算当面训斥。高肇深恐夜长梦多，买通了押解的人，在走到野王（今河南沁阳）时将元愉给做了。（元愉次子元宝炬日后被宇文泰立为西魏皇帝，造反不成的元愉，在死后二十七年，阴差阳错地被儿子追尊为文景皇帝）　　高肇的黑名单上还有一人——反对立高后的元勰。他知道元愉在徐州时与彭城王元勰关系不错，而元勰推荐的长乐太守（长乐郡的治所也在信都）潘僧固，被元愉胁迫参与了谋反。他便找元勰手下的郎中令魏偃、前防阁高祖珍，以官位做诱饵，一同诬陷元勰里通元愉，借此报复元勰。　　这状告得离谱，元勰远离权力中心已有多年，挂的都是虚职，终日里以写文撰记度日，没有任何动机造侄子的反；对于元愉等亲王暴虐不法，他更是十分鄙视，怎么可能去蹚这趟浑水？　　宣武帝对叔叔一向敬重，竟然相信了高肇与两名证人的一面之词，设下酒席，召元勰等亲王入宫赴宴。　　元勰尚且蒙在鼓里，他的王妃李氏（就是李冲的女儿）刚生了孩子，因此并不愿进宫。宣武帝一次次派使臣召他，他才与李妃诀别，上了牛车进宫。　　牛通灵性，似乎预感到宫内的气氛不对，在东掖门内（洛阳城的东南小门）的桥头止步不前，怎么打也不走。宫内又派人来催，随从无奈，挽着元勰才进了殿。　　宴席散去，亲王们各自去侧殿休息。元勰刚准备入睡，一名皇帝护卫领着武士从门外进来，手中端着一杯御赐毒酒。　　元勰不信皇帝会要杀他，申辩说：“我没有罪，请让我面见至尊（即宣武帝），虽死无恨！”　　护卫答道：“至尊怎么可以再见呢！”（言下之意，宴席上已经见了皇帝陛下，现在赐你毒酒，就是要你死）　　“至尊圣明，不可能无事杀我，是谁诬告我，我愿与他当面对质！”　　旁边的武士得了高肇的好处，不耐烦地手举刀环，朝他打去。元勰大声喊道：“冤枉哪，皇天！我乃忠臣，却遭杀害！”　　武士又用刀环狠命击打，连推带按地逼元勰喝下了毒酒，怕他不死，上前又补一刀。次日清晨，元勰的尸体由被褥裹着，送到彭城王府。按照官方的说法通报家人：彭城王酒醉而薨。　　痛失丈夫的李妃号啕大哭，骂道：“高肇枉理杀人，老天有灵，必叫你不得好死！”元勰的死讯传开，皇亲贵族为之哀叹，平民百姓为之流涕。洛阳城内的和尚悲痛得一天不进米食，喝水充作斋饭。（宣武帝和高肇大概都不会想到，元勰的人望有这么高，若真有心谋反，恐怕这对君臣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真是讽刺之极）　　元勰死时年仅三十六岁，谥号武宣王（与元恪的谥号一样，只不过次序颠倒。从感觉上说，武宣还略强于宣武）。他的第三个儿子元子攸后来做了皇帝，追谥他为文穆皇帝。谥法上说：“保大定功曰武；善问周达曰宣；经纬天地曰文；布德执义曰穆。”这四个字，元勰都受得起。可惜，他居然死于小人之手。　　八、宣武帝失政　　高肇杀了元愉、元勰后不久，被加封为车骑大将军，继而又升任司徒，位登三司（也就是所谓太尉、司徒、司空“三公”）。小人如此得势，足可看出，北魏的衰亡已经不可避免。　　清河王元怿是个明白人，他曾经在一次宴席上，乘着酒劲，挖苦高肇说：“天子的兄弟能有几个，按你的杀法，差不多要剪除干净了！过去王莽凭着国舅的地位，篡了汉室江山；如今看阁下的样子，恐怕最终也会制造祸端吧。”　　元怿还劝宣武帝要防微杜渐，不可以放松警惕，并提出北魏是“明君失之于上，奸臣窃之于下”，祸乱的根源，便在于此。宣武帝听了不以为然，笑笑作罢，依旧袒护高肇。　　宣武帝手中掌握的是个处于大变革时期的帝国。孝文帝时代留下来的一项项制度，都有待于进一步的贯彻与执行。孝文帝处理政事，极认真，也极负责。史载他“百官大小，无不留心，务于周洽”。他的治世哲学是：“凡为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诚御物。苟能均诚，胡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身为执政者，如果不能够平等诚恳地以统一的标准对待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又岂能让天下人平等诚恳地做事，又岂能将改革措施一如既往地推行？　　宣武帝恰恰不能做到这些。他最擅长的，是佛教的义理。他喜欢在内宫召集天下名僧，亲自讲经论道（北魏中后期的皇帝，佛学的修养都不低，而以宣武帝为最甚）。大道理夸夸其谈地说了一堆，他本人并不能领悟多少。对于传承自前朝的政策与制度，他非但不能像父亲那样平等诚恳地执行，还大打折扣，很多东西到他手中就变了味。　　比方说“俸禄制”，其本意是杜绝贪腐，改良官吏队伍。孝文帝处理贪官是绝不手软的，尤其对于皇亲贵族贪财恣纵，不是发配就是处死。宣武帝呢，则纯粹随心所欲，感情好了，根本不予处理。被杀身死的元禧、元详、元愉，一个比一个贪，倒台的原因，却不是因为执法严格，而完全是政治斗争的结果。打压他们的高肇，一面举着打击贪污的招牌，一面下手比谁都狠：元禧被诛后，他家的所有财物珍宝奴婢田宅，全部被高家霸占。宣武帝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对舅舅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他的贵族，像广平王元怀这样的，也是一个劲地贪，只要皇帝信任，就不用担心任何惩罚。　　姑息违法乱纪行为的结果，北魏的社会再也看不见孝文时代严谨的风气，洛阳城奢靡安逸的生活培养了一批不思进取的社会蛀虫，甚至出现了卖官鬻爵的现象。《魏书》认为宣武帝的水准相当于西汉的元帝、成帝和东汉的安帝、顺帝。以我看来，这是给了面子。宣武帝统治的十七年，比无所作为更加糟糕。　　宣武帝并非不想有所作为，他曾经对前来求和的柔然使者说：“你们蠕蠕先祖社仑乃我大魏的叛臣，之所以暂时不来攻打你们，只不过现在江南未平，所以让你们多活几天。想和我国通和，是不可能的。如若你们称藩修礼，那么我国自会优待于你。”　　由此可见，宣武帝的目标是天下，他的抱负是要统一南北，廓清宇内。但他既不能像孝文帝那样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也缺乏必要的战略眼光，白白浪费了孝文帝留给他的大好局势。　　钟离之战前，他两次拒绝邢峦的正确建议，放弃在西线夺取益州，将大兵集结在东线，损兵折将之余，还逼得益州刺史王足投了南梁。钟离之战后，他并没有吸取教训，继续以东线为攻击重点，寻机报仇雪恨。没料想，旧恨未消，又添新仇。　　郢州司马彭珍于永平元年（公元508年）叛逃，带领梁兵攻打郢州治所义阳。悬瓠将领白早生也杀了豫州刺史司马悦，向南梁的司州刺史马仙琕求援。宣武帝派元英、邢峦南下征讨，没费什么工夫就夺回了叛降的各城，马仙琕也被元英击退。信誓旦旦的元英一路紧追马仙琕，欲报钟离之耻，听说韦叡的援军就在前方，便不再追赶。　　（看起来元英是患上了“恐韦症”，即便有面对面报仇的机会也不敢贸然行动；同时也说明北魏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像过去那么让人放心了。此战结束后过了一年（永平三年，公元510年），元英抱着终身的遗憾病故，“战神”韦虎也从此定格为北魏克星）　　永平四年（公元511年），形势反转。南梁的朐山（今江苏连云港西南）发生内乱，守将刘晰被民众所杀，首领王万寿向北魏徐州刺史卢昶求援。卢昶派郯城和琅琊的守将张天惠和傅文骥前往救援，打败了南梁的守兵，占领了朐山。这时宣武帝又犯了战略方向的错误，他听从卢昶的上表请求，派出多支军队，累计十万多兵士，力图守住朐山。　　朐山地处海滨，与青冀两州的治所郁洲（今江苏连云港）隔海相望（南梁的时候，郁洲是海中的一个小岛，不与大陆相连），是南梁北上进兵的前沿阵地，不容有失。而这个小镇对于北魏的意义则没有那么大，它并不位于北魏南下的主干线上，离南梁其他的战略要地也不近，一时花大力气守住了，也不可能以此为据点，向南推进。守朐山，根本是赔钱的买卖，性价比太低。　　这一观点，是御史中尉游肇等人所认同的，宣武帝却想不到。统领大军的卢昶，是北方名门之后，与高允同时代的卢玄之子，读书好，学问大，指挥作战一窍不通。他的大军没有办法进入朐山参加防御，也不能对攻城的马仙琕构成威胁，甚至连粮草都无法运入城。　　十二月，守朐山的傅文骥弹尽粮绝，向马仙琕献城投降。之前没有一点表示的卢昶见朐山丢了，骑上马就跑，十万魏军跟着溃散。淮北普降大雪，从朐山到郯城的路上，遍地都是冻死的、冻坏手脚的北魏士兵，加上马仙琕所率梁军乘势砍杀和俘虏的，魏军损失八成以上。　　朐山失利是钟离之后北魏军事上最大的惨败，两大失败都发生在宣武帝时期，令他戴上了“外战外行”的帽子，并不是偶然的（如果说高肇专权是北魏衰败的内部标志，那么钟离、朐山的惨败则可以说是北魏衰败的外部标志）。　　（南方的梁武帝受到胜利的鼓舞，三年后（梁天监十三年，北魏延昌三年，公元514年）在降将王足的怂恿下，开始在淮水下游的浮山（今安徽五河一带）修筑拦淮大堰，想要水灌寿阳，除掉这个心头之患。虽说中国古代水利一向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梁武帝还是太异想天开了，完全超出了当时的技术条件。浮山堰工程上马后，经过近两年耗人、耗力、耗钱、耗时的“艰苦奋斗”，终于建成，总长九里，高二十丈（相当于三十多米，是当时全世界最高的坝，可那年头也没有吉尼斯世界纪录可以申报呀），一时间令寿阳守军颇为紧张。然而就在建成当年的秋天，洪水泛滥，大堰坍塌，寿阳城没淹没，反倒将下游数百里的村落冲入海中。梁武帝施计不成，险些自废武功，只好暂时放弃北进的计划）　　北魏延昌三年（公元514年），仿佛如梦初醒的宣武帝终于觉得先攻西线更有把握。他命高肇为大将军、平蜀大都督，率领步骑兵十五万攻打益州。大军出动两个月后，延昌四年的正月，宣武帝病故，享年三十三岁，与其父孝文帝寿命相同，作为却相差甚远。他生前的最后一次用兵，也就作罢。此后，北魏再没有力量发动大规模征讨南方的战争，直至灭亡。南北两国勉强恢复了短期的和平。　　出征在外的高肇接到征召，听说皇帝驾崩，如丧考妣（这也难免，没有宣武帝，又岂能有他高肇的今天？）。　　他不敢怠慢，日夜兼程地赶回洛阳，上殿哭丧。朝中的官员们恨不得剔其骨、食其肉。高阳王元雍与宫中的领军于忠早就商量好，在西面侧廊设下埋伏，等高肇声泪俱下地哭完灵，来到侧廊休息，武士们一拥而上，把他乱棒打死。　　不得好死的高肇倒台前，宣武帝的太子元诩已经即位，是为北魏肃宗孝明帝。元诩只有六岁，在他的背后，北魏政坛成为争夺权力的角斗场，拓跋珪开创的北魏帝国，只剩苟延残喘的份了。　　九、胡太后越礼　　孝明帝元诩是北魏第九任皇帝（如若不算得位不正、又短命被弑的南安王拓跋余，则是第八任），他身上有很多个第一。比如，他是北魏迁都后出生在洛阳的第一位皇帝（以现在的观点来看，是所谓“移民第二代”），也是唯一出生在洛阳皇宫、并存活下来的皇子。　　在他之前，宣武帝曾有过两个皇子。头一个是与第一任皇后于氏所生的元昌，遭到高肇算计，三岁就死了。第二任皇后高氏做贵嫔时，给宣武帝生过一个皇子、一个公主，小公主养大了，小皇子却比元昌夭折得更早。高皇后没再生过孩子，但她生性好妒，对于其他嫔妃与皇帝的关系，十分在意，甚至千方百计阻挠她们的行动。直到宣武帝驾崩，后宫中还有不少嫔妃从来就没有侍奉过皇帝。　　就是在这样严酷的监控环境下，却有一名女子幸运地得到宣武帝的惠顾，有了他的孩子；不仅有了孩子，而且还是个男孩；不仅是个男孩，而且还做了太子；不仅做了太子，她本人还逃过了北魏皇室沿袭一百多年的“子贵母死”的规矩，免于一死，并靠着儿子的地位，成为北魏后期极为关键的人物。她，就是元诩的亲生母亲胡氏。　　胡氏是汉人，祖上出自陇西安定（今甘肃泾川），曾祖胡略与祖父胡渊两代在后秦和夏国为官。北魏灭夏，胡渊投降北魏大军，有接待之功，拓跋焘赐他侯爵，又让他做河州刺史。　　按照北魏的制度，袭爵时自动降一等，因此到胡氏父亲胡国珍的时候，由于无才无功，除了伯爵的爵位外，就没有什么显赫的名声了。当初的关中大国后秦以佛教为国教，现在的北魏也是佛寺香火旺盛。胡家深受影响，一向虔诚信佛。胡国珍的姐姐就出家做了尼姑，而且理论水平还不低，经常有机会到宫中去谈经论道。胡国珍想光宗耀祖，自己又没什么本事，琢磨来琢磨去有了个主意：重点培养女儿，然后由姐姐充当皇宫“内线”，向皇帝“引荐”。　　这条路走对了。胡氏容貌气质俱佳，在胡国珍姐弟的熏陶下，多才多艺，又懂了许多佛学大义。旁人一瞧，真有一丝知性女子的味道。她那位做尼姑的姑姑每次进宫，一有机会就跟宫女太监们谈起侄女的好处，时日长了，宣武帝也知道有这么一位“好女孩”，心中不免痒痒，便将胡氏召进宫中，封为承华世妇（世妇是后宫的级别之一，低于嫔）。　　长期以来，北魏后宫形成了一套思维定式，嫔妃们常常相互祈祷，只愿生公主，即便是生王子，也千万别是第一个——大家都不想因为生了个太子而丢了性命。胡氏是有备而来的人，对这种思想嗤之以鼻。她说：“天子岂可独无儿子，怎可为了一己之生死而令皇家没了嫡传的血脉呢？”　　宣武帝听说胡氏觉悟这么高，越发宠幸她，不久胡氏就有了身孕。她每夜在佛前起誓：“但愿所怀是个男孩，生下来就是长子（宣武帝前面的两个儿子都死了），即便因为当上太子而杀了我，也在所不辞！”　　佛还真保佑了她一回，元诩出生。宣武帝喜不自胜，他加封胡氏为充华嫔，亲自安排抚育人员，把小元诩精心保护起来，谁都无法接近他，连皇后高氏也找不到机会下手。　　高皇后杀不了元诩，却也有她的如意算盘。她心想反正有“子贵母死”的祖训，等元诩立为太子，胡氏就得赐死，到头来太子还是由她控制。　　果然，元诩长到三岁即被立为太子。可谁料想，无论皇后怎么劝说宣武帝除掉胡氏，宣武帝就是不听她的。宣武帝快三十才有了这么一个宝贝儿子（传统上北魏皇帝这个年龄都应该做上爷爷了），不但不能让他受一点伤害，也要让生他的胡氏好好地活下去。宣武帝在事实上废除了“子贵母死”的规矩。（废除这项看似野蛮的制度，本应值得赞扬。可是历史偏偏在这里又开了一个玩笑，侥幸存活的胡氏，最终做了北魏一朝最后一位皇太后。北魏虽说不上亡在她手里，她对于北魏的衰亡，却也逃不脱干系）　　直到宣武帝去世，高皇后仍在找机会暗杀胡氏，在诸位亲王的关照之下未能得逞。高肇被诛，整个情势顿时完全颠倒过来。高肇恶贯满盈，取胜的高阳王元雍、领军将军于忠等人也并不是什么正义的化身。这只是一场太子党与外戚党的权力斗争而已。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作为高皇后对立面的胡氏，自然而然被太子党极力拥护。太子党首先让受排挤的任城王元澄（这位孝文帝时代立过大功的老王爷在宣武帝时代几乎没有任何作为，由于高肇的猜忌，他被迫装疯卖傻，整日饮酒作乐，才得以保全性命）以及宣武帝的弟弟元怿、元怀三位分别担任司空、太尉和司徒（即“三公”），然后把高太后（小皇帝登基，自然“升”了一级）迁到洛阳附近的瑶光寺去做尼姑，不得随便入宫（几年后，机关算尽的高氏还是被胡氏派人秘密毒死，也算是“天道无常、报应不爽”了），改尊胡氏为皇太后。　　权力稳固后，诸位亲王联合群臣奏请胡太后临朝。胡太后母仪天下，成为北魏继文明冯太后之后第二位（也是最后一位）临朝称制的皇太后。（这级别超额完成了父亲胡国珍的目标，胡老头跟着鸡犬升天，大概也暗自佩服自己的计划吧。不过他只享了三年福，就真的升天了）　　太子党自以为聪明，让没什么背景的女流来处理朝事，必不会像外戚那样难以驾驭。他们怎么会想到，眼前的这位弱女子，却有的是手段，而且会变本加厉地搞烂北魏朝廷。　　保护胡太后有功的于忠第一个失势。于忠是宣武帝身边的老臣，也是经过高肇一连串恶搞还能活到孝明帝一朝的少数近臣。他仗着资格老、功劳高，一手抓政令发布，一手抓宫中侍卫，有意专断朝政。尚书左仆射郭祚和尚书裴植劝高阳王元雍想办法把于忠派到外州为官。于忠知道了，就假传圣旨，杀了郭、裴二人，免了元雍的官职。胡太后一临朝，马上解除了他侍中和领军的职位，让他去冀州做刺史。　　胡太后认为于忠的功劳还是主要的，夺权之后也没理睬元雍等人的弹劾，并不过多为难他。她心里明白，五十多岁的于忠也没几年可以蹦跶了，不妨做个顺水人情，对他既往不咎。一年后又让他回京城为官，弄得于忠不但不怨恨，还感激涕零。神龟元年（公元518年），于忠不负她望，一命呜呼。　　有了于忠的榜样，太子党的其他成员便不敢看轻胡太后，胡太后做事逐渐大胆起来。按照礼法，只有皇帝对下级发布的文书才有权称为诏，其他人发布的文书只能称为令；同理，下级只有对皇帝上疏时才能称呼陛下，对皇后、太子等只能称呼殿下。胡太后不满于低一等的称呼，把自己发布的令改称诏，要求群臣上疏用陛下的称呼，自己则用“朕”这个皇帝专用字眼。之后，她又以小皇帝年龄太小为由，提出自己代为主持祭祀，这也是越礼的行为，所以负责礼制的官员竭力反对。她就向侍中崔光请教，崔光引经据典地说：“汉朝的邓太后就曾经做过祭祀的事。”胡太后很高兴，便摄行祭祀典礼。以礼法而言，她的所作所为和皇帝没有什么两样了。　　崔光历仕孝文、宣武、孝明三朝，做过宣武帝和孝明帝的老师，在北魏后期算是比较敢说话的大臣。但他崇尚中庸之道，在胡太后面前，总是尽量顺应她的意思。这样的人，是不能指望挽狂澜于既倒的。（顺带一提，崔光的侄子就是《十六国春秋》的作者崔鸿）　　任城王元澄也是位比较敢谏的大臣。胡太后信佛，多次为之大兴土木，建佛寺、造佛塔、修石窟、凿佛像，还广开斋会，花费不少开销，人民赋税沉重。他多次上表，希望朝廷能够“蓄力聚财”，减轻劳役。胡太后对老王爷表示尊重，却没有什么改过行为。元澄于神龟二年（公元519年）病故，胡太后更加放肆了。在国家的各种庆典仪式上，她动辄大办宴席、大赏群臣，收买人心的同时，也把官员贵族惯得越发贪婪。　　就在元澄去世的那一年，洛阳出了件骇人听闻的案子。　　征西将军张彝的次子张仲瑀上了一道秘密的奏章，要求改革选拔制度，认真评定武官的资格，不能够给他们安排清闲的职位。这道奏章不知怎的走漏了风声，迅速传遍了洛阳的大街小巷。洛阳城势力最大的一批武官是羽林与虎贲，他们到处张贴榜文，定期会合，宣言某月某日要杀光张彝全家（简直跟现代的黑社会一个作风）。张彝父子并不害怕，没放在心上。　　这天清早，近千名羽林与虎贲跑到尚书省的公门前叫骂，要求交出张彝的长子尚书郎张始均，边骂边朝公门投石块，整个尚书省没有人敢出来主持公道。羽林们见没啥动静，一队人就举着火把、扛着柴蒿，冲到张彝的府第，把行动迟缓的张彝拖到堂前，拳打脚踢，肆意凌辱，然后开始焚烧张彝的宅院。张始均跪在地上为父亲求情，羽林们又把他一顿毒打，扔到火中，当场烧死。　　羽林们杀完人，放完火，扬长而去。张彝满身是伤，挺了没多久就去世了，张仲瑀也是重伤，捡了条命。国都洛阳从官到民，眼睁睁看着一起惨剧发生在眼前，却无能为力。事后，胡太后只象征性地抓了八个为首的羽林斩首，要求考察武官资格的奏章，也不了了之。　　可巧的是，一名到洛阳送信的邮差旁观了此事的前前后后。回家后，他性情大变，尽散钱财结交四方好友，并说：“朝廷惧其乱而不问，为政若此，事可知也。”国家法纪已乱，早晚完蛋，他决心要平定天下、澄清宇内。这名邮差，就是我们的主人公之一——高欢。　　十、青年高欢　　高欢这样以取天下为抱负的人，在中国的历史上向来就不缺少。　　推翻秦朝的刘邦和项羽，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看到了同样一位秦始皇。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此矣！”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这两句感叹，我们读过一些历史的人都耳熟能详。　　有人说，那是史家的附会之谈。当时既没有录音也没有录象，没有所谓的原始证据予以支持，不过是后人为了突出英雄人物的志向，所发挥的合理想象。　　我想，他们是否真的发出过感叹，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句话在刘项的心中，一定反复说过千万次。成功的机会，永远只垂青有准备的人。　　有了志向与目标常常还不够。聪明的人，应该懂得如何根据客观情况适时地调整自己的目标。高欢在聪明人当中，绝对排得上号。　　他家境贫寒，二十多岁了依然养不起一匹马。没有马，在大漠长风的北方，简直不可想象。地位低微的他，什么苦都得吃，什么活都得干。他子承父业，早早地就到军中服役，因为他是六镇军人的后代。“六镇军人”这个称号，在北魏曾经寄托着众多青壮年男子的光荣与梦想，然而到了高欢的青年时代，却几乎成了卑贱的代名词。这种巨大落差的形成，是最值得北魏后期统治者检讨的问题，包括魏孝文帝，也不例外。　　六镇的历史，到孝明帝时已超过了一百年。六镇最初只是指北魏长城上自西向东的六个军镇：沃野（今内蒙古五原北）、怀朔（今内蒙古固阳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抚冥（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西北）和怀荒（今河北张北）。北魏的领土向东西扩张，更多的边镇被包含在了六镇里头，比如位于怀荒以东的御夷（今河北赤城西北），所以后来也有七镇的说法。一般来说，北魏末年的“六镇”，是泛指包括以上七个镇在内的所有北方边境城镇。　　六镇的地位，毋庸多言，相当重要。北魏前期南北两国实力相当时，南边的防务压力，要大于北边。当南朝北伐时，北边的防御力量不足，六镇与北魏长城的作用就尤其突出。有了六镇之间的有效调度、彼此呼应，镇守边防的军队进可攻，退可守，游牧大漠的柔然（以及后来的契丹、奚等）对于北魏国都平城的威胁大大地减低了。北魏统一北方后，柔然便极少南下抢财掠畜，转而向西域等地区发展，便反映了这一防御战略的成功之处。　　如此一来，守备六镇的将领和军士，自然得百里挑一：忠诚度得高，战斗力得高，地位也得高。于是，要担任六镇的镇将，就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必须是鲜卑人；二、必须是职业军人；三、必须是贵族。守卫的兵士，则都由高门子弟中推荐选拔，属于一流的战士。六镇军人立功的嘉奖强过其他地方的军人，同时升迁也享受特权（所谓“复除”），拥有相应的优待措施。想去那里建功立业的人绝不在少数。（《木兰辞》中木兰从军的经历，很可能就是六镇军人戍边生活、抵抗柔然的真实写照。木兰凯旋回京，所得的封赏也的确是相当优厚的）　　半个世纪后，情况发生了改变。　　首先是柔然衰败。柔然自从第五任可汗吴提以后，实力不断下降。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第八任可汗豆仑在位时，隶属柔然的敕勒副伏罗部的首领阿伏至罗兄弟率部起义，在柔然的西部建立了高车国。柔然无法平息这起叛乱，受到的打击是巨大的，因为它失去了对西域的统治。高车国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与北魏通好，不断进攻柔然，促使柔然内部发生了内乱。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柔然遭到高车与北魏的两面夹击，吃了大败仗，可汗豆仑被杀，部众推豆仑的叔叔那盖为可汗。那盖死后，其子伏图继位。伏图为了缓解形势，避免腹背受敌，几次派遣使者到洛阳与北魏通和（这件事我们在前文曾有提及）。宣武帝虽然没有答应，但也没有兴趣消灭这个奄奄一息的北方邻居。北方边镇处于无敌可战的状态，一晃就是三十年。换句话说，整整一代人荒废在了鸟不拉屎的边疆，六镇不再是少年圆梦的地方，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去。　　这一现象，在迁都洛阳后更加严重了。孝文帝的迁都，是造成六镇地位进一步下降的第二个原因。六镇本身的战略意义，在于防卫毗邻大漠的平城。平城一日为都，则六镇一日不得放松防务。一旦北魏的统治重心转移到了黄河以南的洛阳，戍边将士们的地位也就不复存在。尽管他们也是鲜卑贵族出身，却丝毫得不到远在洛阳朝廷的鲜卑贵族们的关照和重视，并且受到加倍的排斥和打压（孝文帝忽视了六镇军民的利益分配，导致了问题的激化，是在汉化改制过程中一个不可原谅的大失误）。特权没有了，升迁到内地也一辈子不用指望了，甚至吃穿不愁的基本待遇也失去了保障。镇将们得不到任何改制的好处，反而被汉化的洛阳贵族们认为是鄙夷的粗俗军人。失去了权势希望的他们，只好转而聚敛钱财，让精壮的士兵到境外去掳掠财物，老弱病残则砍伐山林、耕种田地，并选择那些有点文化技能的士兵负责经营，由此获得的利益统统收归己有。士兵们的收入微不足道，像高欢那样的家庭并非个例，兵将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这种组织方式，已经接近于监狱式的劳役管理，六镇从天堂跌入了地狱。　　其实，在人们的心目中，六镇如同监狱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北魏后期，对作奸犯科、坐事违法的官员的惩罚措施之一，就是罢黜到边镇做镇将或者兵卒。高欢的祖父高谧，便是这样被贬到了怀朔镇。原先光荣的选拔制度，变成了可耻的惩罚，这些镇将还有什么动力去死战为国呢？遭到罢黜的官员什么样的都有，六镇将士的综合素质更是参差不齐了。　　言归正传，年轻时代的高欢尽管一无所有，也不是一出世就懂得匡扶宇宙、拯救苍生的大道理，但在驻守怀朔城头的那些士卒当中，他却显得气宇不凡。《北齐书》描写他的样貌，用了精简的十二个字：“目有精光，长头高颧，齿白如玉。”最有意思的是这句“长头高颧”，按照某些相书的说法，“颧”通“权”，颧骨高是极贵之相。相书自不可靠，不过颧骨高的男人，若五官搭配得当，会显得非常性感。　　这种性感的信号，在某一天被一名从城下路过的女子捕捉到，那女子不假思索地喊出了一句话：　　“这真是我的丈夫呀！”　　每个年轻男人在潜意识中，都会把自己设定成无所不能的英雄；他们向往的，是有朝一日有一个慧眼识得他英雄气概的女人出现，说出上面的这句话，把他的心带走。（就心理学的角度，这与女性的王子情结是等同的）事实上，并没有多少男人能有如此好的运气。　　女人常常会说：“这个男人真帅！”“这个男人很有型！”“这个男人给我安全感！”这些不过是常眼所看到的外在的平常气质而已。“这真是我的丈夫呀！”这样的话，就不是一般女子所能说出来的了。　　高欢得到了一双慧眼的青睐，仅此一点，足以让天下男人羡慕。慧眼的主人与西汉美女同名，姓娄，名昭君（猜来也应属于美女的级别），是居于此地的大户娄内干的千金。娄，是鲜卑汉化后改的单姓，本姓是匹娄。　　想娶娄小姐的豪门子弟踏破了她家的门槛，她从来不屑一顾。可自从见了高欢，她就通过身边的丫鬟，向高欢传递消息，听说他经济困难后，几次把自己的私房钱送给他，要高欢去向她父母求婚。娄内干看不起高欢，开始时不同意这门婚事，却执拗不过女儿的坚持，无奈之下才把她嫁给了高欢。　　秦腔有部戏，叫做《娄昭君》，也叫《平城解围》，前半部分的戏折讲述了高欢与娄昭君之间曲折的爱情故事，还把娄内干对高欢的百般刁难表现得生动活现。我不曾听过这出戏，只偶然读到过戏中的唱词，通过那些唱词，我绝对相信这北魏边镇版的《西厢记》，不会逊色于张生和莺莺。（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听听，体会一下历史中的浪漫）　　高欢娶了娄夫人，才有了转运的契机。他买了平生的第一匹马，并做了军镇的队主，后来又转为邮差，往返于洛阳与怀朔，一干好几年。其间，他结交了一大批各有所长的朋友。　　（娄夫人了不起的地方，远非慧眼识英雄，她婚后不怕跟随丈夫吃苦，成为高欢的贤内助，从各方面支持他的事业。而且，她还保持着一项生皇帝的纪录：她为高欢生育的六个儿子中，三个做了皇帝，一个准皇帝（被追尊为皇帝的高澄），两个女儿则先后做过皇后，这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这也让我想起最近看到的一场争论，说中国古代的王朝，开国时常出贤内助式的皇后，如唐朝的长孙皇后、明朝的马皇后，衰败亡国时总出妲己、杨贵妃这样的“祸水”。那么究竟是不同的历史时代造就了不同的女性呢，还是不同的女性推动了不同的历史？这个问题，也许还会争论下去，我也不想在此做无谓的回答。不过我猜，有的时候女人与时代的关系，跟英雄与时代的关系相仿。或者，女人也是英雄）　　高欢结交的朋友，有怀朔镇的省事司马子如、户曹史孙腾、外兵史侯景等在本镇担任小官的，也有段荣、蔡俊这些性情豪爽的义士。他们都认准了高欢的济世之才，与他成为患难之交，后来做了帮助高欢开创霸业的功臣。（当然除了侯景，在高欢死后发动了叛乱。关于侯景的话题，请重点参看《侯景之乱》）　　司马子如是晋朝宗室之后，祖上躲避永嘉之乱，逃到凉州。北魏灭北凉后，他家内迁居云中（今山西大同一带）。司马子如脑子快，口才好，平生素好交结各方豪杰，与高欢的情义极深。　　孙腾与司马子如相似，祖父在北凉任职，北凉亡国后，举家迁到北边地区。他精通政事官务，高欢欣赏他的才干，对他也十分信任。　　段荣、蔡俊是世居北方的豪族，段荣会观星象，蔡俊能未卜先知。这些本领虽然作不得数，但他们的背景与号召力，就已经帮了高欢不少忙，使得高欢比较容易地组织起自己的小势力。特别是段荣，出自陇西武威的大族，名望很高。段荣与儿子段韶，在东魏－北齐两朝功勋卓著、地位显赫。（据说，在云南建立大理的段思平，就是段氏父子的直系后代。）　　一转眼，高欢的邮差生涯到了第四个年头，他家里也多了一儿一女。正光四年（公元523年）的夏天，又有一名朝中的要员被罢黜到六镇之一的怀荒镇做镇将。这一次不经意的黜将事件，竟成为北方大乱的导火线。高欢的机会，终于来了。　　十一、六镇起事　　高欢在怀朔镇寻机待发的同时，北魏朝中的两派势力正斗得你死我活。　　胡太后做了北魏事实上的女皇帝，除了努力推动佛教事业（龙门石窟的大部分佛像，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凿），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政绩。她相信，爹亲，娘亲，不如佛亲，人生在世，孝敬佛祖是第一要务。因此，佛像要用黄金来造，佛塔要建九层。兴致来了，她又挑选了一队僧人，由使者宋云带领，前往天竺取经。（这次取经活动是继东晋法显之后南北朝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前后历时四年，游遍北印度和中印度诸国，带回了一百七十部佛经。从数量上说，要超过法显不少。关于宋云等人的西行见闻，《洛阳伽蓝记》中有非常详尽的描述）　　当然，佛祖之外，胡太后还喜欢男人。她寝宫里的男宠数量绝不亚于前辈冯太后。而且，她还动了真感情，爱上了宣武帝的弟弟、清河王元怿。这一爱的结果，令她始料不及，并给北魏带来了灭顶之灾。　　孝文帝一共有六个成年的儿子，宣武帝的哥哥元恂被废赐死，弟弟京兆王元愉造反被杀，前文已述。剩下的三个弟弟，广平王元怀平生只爱钱财，熙平二年（公元517年）就病故了，汝南王元悦是个同性恋，性情极其乖僻。惟独清河王元怿，不但英俊潇洒、风度翩翩，而且文才过人，长于政事，品性一流。孝文帝生前最喜爱的就是这个儿子，彭城王元勰对他也是赞不绝口。胡太后临朝后，他担任太傅兼侍中，领太尉之职，与胡太后交往密切。如此优秀的男士摆在面前，天长日久，自然就点燃了太后心中爱情的火焰。　　胡太后便找了个借口，把元怿骗入寝宫，软硬兼施，逼他就范。元怿这样在宫里长大的好孩子，哪里是风情万种的胡太后的对手，即便有些心不甘情不愿，最后也只能依从。从此叔嫂时常双双出入内宫，做了有实无名的情人，天下皆知。　　胡太后对小叔子兼情郎信任有加，把朝政都托付给元怿，有意让他做小皇帝的周公和霍光。元怿也没有辜负嫂子这一片美意，尽心辅政。由于他执法公正，从不徇情，北魏的法度有了一定的改善。然而大厦将倾，岂是一人之力可以挽回的？朝中那些违法的官员受了他的制裁，日益积累起不满的情绪。　　怨气最大的是太后的妹夫、领军将军元叉，其次是当年保护太后有功的太监，时任卫将军的刘腾。元叉既是宗室，又是皇帝的姨夫，一向恃权骄纵，多次被元怿惩处；刘腾则想帮自己的弟弟破格做官，结果遭到元怿的阻挠。两人凑到一起，商量着要拔掉这颗眼中钉。　　他们的手段与高肇相仿（官员净整一些下三烂的手段害人，北魏不亡才是没有天理），贿赂了龙骧府长史宋维，让他污蔑说有人要拥立元怿做皇帝。胡太后不信，下令仔细查验，结果完全找不到元怿谋反的证据，元怿没事，宋维反被贬了官。　　元叉和刘腾一计不成，意识到有胡太后的护航，玩明的是玩不过元怿了，他们决定利用手中控制的内宫禁卫军，发动政变。　　神龟三年（公元520年），元叉和刘腾忽然率领一队禁卫军，把孝明帝迎到后宫的正殿显阳殿，以胡太后的名义假传一道圣旨，声称将权力全部归还孝明帝。他们把胡太后幽闭在北宫，隔绝孝明帝与她的来往，又扣押元怿，罗织了一堆罪名，将他处死。　　孝明帝亲政时毕竟只有十一岁，大权毫无疑问落入了元叉之手。元怿之死向朝野发出了信息：北魏的权力中心极度不稳定，各方诸侯纷纷借题发挥，摩拳擦掌。先是元英之子、中山王元熙以清君侧在邺城起兵讨伐，因手下人叛变而失败。接着是左卫将军奚康生为救胡太后出宫，谋杀元叉，尚未成功就被捕斩首。　　过了三年，刘腾死了。于忠的弟弟、武卫将军于景认为有机可乘，秘密筹划废掉元叉，事情败露，元叉把他罢黜到怀荒镇去，罚他做镇将。　　于景在元叉那里逃过一死，却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事。他到了怀荒后，心中又气又恨，整日对手下的兵士打骂交加，态度也极差。兵将之间积压多时的矛盾进一步恶化了。　　这时北方的柔然又发生了一番内乱，立了新可汗阿那瑰，国势有所回升。正光四年（公元523年）夏天，柔然各部闹饥荒，阿那瑰乘着六镇边防空虚，闯到平城附近疯狂洗劫，掳走数千人口，数十万牛马。六镇地区损失惨重，遍地是饥民。当远在洛阳的朝廷派军队赶到边镇时，柔然早就不见了影踪。　　朝廷的军队撤走了，柔然卷土重来，于景组织怀荒镇的军民抵抗。镇上的老百姓几个月没吃过一顿饱饭，哪里有力气打仗？大家请求开仓放粮，于景却很不耐烦，一口拒绝。　　饥民们群情激愤，想你这家伙在洛阳捡了条小命，却跑到我们边镇作威作福，全然不顾死活。忍无可忍之下，他们冲入于景家中，把他夫妻二人揪出来宰了，分了仓粮，宣布起兵对抗朝廷。　　怀荒镇军民的杀将事件立即引发了多米诺效应，西面沃野镇的边民在一名叫破六韩拔陵的匈奴人（破六韩是姓，出自匈奴单于的后裔）的率领下，杀了沃野的镇将，占领沃野，一路东进，举起了一面更大的起义旗帜。六镇兵将积累已久的矛盾终于火山爆发，叛乱活动如瘟疫一般迅速蔓延开来，愈演愈烈。短短五六年之内，北方大地上几乎无一处不燃烧战火，几乎无一处不生灵涂炭。　　诸多反叛力量里，影响最大、实力最强的几支，除了破六韩拔陵，就是燕州上谷的杜洛周与定州左人城（即左城）的鲜于修礼，以及继鲜于修礼而起的葛荣。后面三位的起兵，实际上都是破六韩拔陵的再版。　　破六韩拔陵的六镇军席卷河套以北，政府军连战连败，弃城失地。为了抚恤镇民，孝明帝下诏改镇为州，取消对边镇歧视性的政策，提高镇民的地位。然而六镇及其周边地区的军民已经全部叛变，这些迟到的措施根本是隔靴搔痒，于事无补了。　　陷入绝境的政府军不惜向一百多年的死对头柔然求助，广阳王元渊率部与柔然可汗阿那瑰联合，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黄河边上用伏兵击溃了破六韩拔陵。（破六韩拔陵在军溃后不知所终，有人认为他被柔然军队所杀，也有人认为他躲过追杀，从此匿迹。对于这位史书上着墨不多却异常重要的人物，我们不妨留一个谜去发挥想象吧。）　　北魏朝廷不吸取教训，把投降的二十万六镇军分别安置在河北的冀、定、瀛三州。不出半年，被迁到河北的士兵就先后在杜洛周与鲜于修礼的率领下，再次扛起武器造反。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一头是北魏朝廷的惊慌失措、四处灭火，一头是声势浩大的反魏浪潮；一头是挣脱压迫的怒吼，一头是尔虞我诈的较量。投身其中的人们，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是正义还是邪恶，是忠诚还是背叛，都将在战场上一串接一串的号角下，见证一个伟大时代的诞生。因为主宰后来近半个世纪的英雄人物，无一例外都将经受这场战火的锤炼。　　孝昌元年（公元525年），高欢领着一帮弟兄，投奔杜洛周的起义大军，迈出了漫漫征程的第一步；他大概不会想到，在鲜于修礼率领的另一支起义军队伍里，有他未来的强劲对手，“黑獭”宇文泰。　　十二、武川宇文氏　　“宇文”二字，既表示姓氏，也表示部族，是鲜卑语的音译。《北史》说“宇文”意为“天子”，恐有附会之处。据杨宪益先生考证，鲜卑语的“宇文”与今天满语的Niowan（青色）一词同源，专指当时的一条河——青水，也叫濡水（今滦河上游，内蒙古赤峰一带），是宇文部族起源的地方。（杨先生甚至还断言，宇文的意思“青色”，也就是“黑色”，其实正对应宇文泰的鲜卑名“黑獭”的前半部分。这个说法未免夸张了些，因为鲜卑人的名姓一般是分得很清楚的，而不像某些民族那样有名无姓，不过亦可看做一家之言）　　宇文部驰骋塞外，被慕容部建立的前燕所灭，遗民内迁到昌黎，我们在《纵横十六国》中已有详尽介绍。后燕被北魏打败后，宇文氏的掌门人宇文陵举家投奔了拓跋珪，不久后就迁往六镇之一的武川镇。　　从宇文陵到宇文泰，宇文家族在武川镇共经历了五代。武川镇的西面紧邻高欢所处的怀朔镇，破六韩拔陵起事，这两个镇都是重点攻击的对象。（有趣的是，六镇时代，宇文泰在东，高欢在西；将来称霸天下，两者却调了个个儿，高欢在东，宇文泰在西）　　宇文泰的父亲宇文肱，并没有逐大流跟着造反，而是与武川军主贺拔度拔组织了一支骑兵队伍进行抵抗。破六韩拔陵攻打武川的部将卫可孤，便是死于宇文肱与贺拔度拔发动的突袭。　　宇文肱有四个儿子：长子宇文颢，次子宇文连，三子宇文洛生，宇文泰年纪最小。将门出虎子，宇文肱虽算不上将门，却也是在六镇几代相传的职业军人，四个儿子自小在马背上长大，上了战场个个生龙活虎，不在话下。　　与卫可孤一战，敌军人数极多，刺杀卫可孤得手后，宇文肱的战马忽然受惊，不慎翻身落马，面临围攻。宇文颢远远望见，迅速率领几骑人马，冲入重围，所向披靡，杀退了数十名敌军士兵。他亲自断后，掩护父亲上马脱身，敌军骑兵重新集结，蜂拥而至，宇文颢寡不敌众，力竭而死。　　宇文肱痛失长子，恨不能回转身去马上报仇，可他也清楚，就靠眼前纠合起的这点兵力，搞突袭或许有胜算，要想彻底打败遍地皆是的反政府武装，形同痴人说梦；兵荒马乱之际，塞上六镇已非久居之地。想到此，他带着三个儿子，跟着贺拔度拔等人，向南逃亡。　　当时北魏朝廷的军队主力，由广阳王元渊率领，驻扎在五原（今内蒙包头西北）。贺拔度拔让次子贺拔胜先行一步，赶往五原，通报袭杀卫可孤的消息，以便接洽。风云难测，贺拔胜刚走，贺拔度拔与宇文肱的部众便遇到了反叛北魏的敕勒骑兵的袭击。贺拔度拔战死，其余人马也失散，宇文肱父子向东避往中山，贺拔度拔的另两个儿子贺拔允和贺拔岳则南下五原，投贺拔胜去了。　　（贺拔胜才略过人，到了五原后深受元渊器重，被任命为军主，之后因屡立战功又升为将军。宇文泰后来兴起，贺拔兄弟的这股军事力量极为关键。）　　宇文肱父子在中山并没有过上几天和平的日子。　　破六韩拔陵虽然被镇压了，但他的六镇军投降的仍有数十万。北魏把这些人重新安置到河北各州的军府，意思说，边境上我力所不逮了，那就移到我有能力控制的范围之内吧。　　由于朝廷军征剿不力，各地的叛乱客观上迫使地方武装发挥作用，借机强大起来。（这跟秦末陈胜起义、汉末黄巾军大起义导致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道理上如出一辙。中国历朝历代，凡定都北方的王朝一到末期，几乎都是因内乱一发而不可收，最终走向分崩离析、社会重组，典型的还有隋、唐、元、明、清；而定都南方的王朝一到末期，则几乎都是因敌国（或敌对势力）入侵而灭亡，典型的如之前的蜀汉、东吴之后的南陈、南宋、民国等等。）把投降的六镇军民（“降户”）放在边境地区，容易为那些准军阀所利用，确实不合适；但是摆到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在王朝全盛时期或许是高招，现在却只可能是雪上加霜，北魏朝廷过分相信自己的军力和控制力了。　　元渊听说朝廷的决定，立即感叹道：“此辈复为乞活矣，祸乱当由此而作。”他不由联想到了对十六国大乱具有重要影响的流民军队——乞活军，也预见到更大的祸乱即将降临，却只能发出无奈的哀鸣。　　杜洛周和鲜于修礼以实际行动给了元渊一个肯定的答复。　　杜洛周是出自柔玄镇的鲜卑人，杜是孝文帝时期改的单姓，鲜卑姓是“独孤浑”，南朝的史书里写作“吐斤”。鲜于修礼来自怀朔镇，地位更低。“鲜于”这个乍一看很鲜卑的姓，其实与鲜卑无关，他是十六国时期迁入华北的丁零族的后裔，与敕勒人倒攀得上近亲。　　鲜于修礼在定州的左人城起兵，宇文肱父子赖以避乱的中山，正是定州的治所。宇文肱的部众虽不是“降户”，却也被鲜于修礼一股脑地编入军中，攻打定州城。（在后期的起义队伍中，像高欢那样一心为折腾而来的是少数，像宇文肱父子这类明显无意造反的人，比例是相当大的。可见北魏朝廷对于由六镇涌入河北的大规模镇民，没能出台一套有效的抚恤和管制方案，以至民众无所适从，唯一的选择就是跟着军头上司混饭吃。反正已经天下大乱，死在战场上，总好过死在逃难中）　　元渊镇压破六韩拔陵立了大功，在六镇降户中很有威慑力，本是对付鲜于修礼的最佳人选。北魏朝廷却对他怀有猜忌（从宣武帝到孝明帝内斗了好多年，宗室越是声望高，能力高，越是不敢重用），召他回洛阳，任命左卫将军杨津为北道大都督，前往支援。　　杨津是孝文帝手下猛将杨播（参见《明主昏君》）的弟弟，风度颇似其兄。他听说定州告急，防备不力，便挥师入城据守。鲜于修礼的军队猛攻东门，打下了外城，内城中喧嚣一片，军心不安。杨津亲自大开内城城门，出击迎敌。外城的敌军始料不及，被冲得七零八落，死伤数百人。　　宇文肱和次子宇文连，都死在了这场战役之中。宇文洛生、宇文泰两兄弟来不及擦去悲痛的泪水，就随大军南撤到了呼沱河畔（今河北正定一带）。　　鲜于修礼的士气跌入低潮，北魏朝廷派扬州刺史长孙稚与河间王元琛北上，想来个彻底解决，哪知反倒给鲜于修礼的军队送上大礼。长孙稚和元琛有私人恩怨，不但不能安心合作，还互相掣肘。战场上长孙稚不想进攻，元琛不听，执意要打。两人的军队一支在前，一支在后，失去了呼应。长孙稚的军队在走到呼沱河北面的五鹿时被鲜于修礼拦腰截击，元琛也不回军相救，魏军大败。　　鲜于修礼绝处逢生，触底反弹，势头更盛，麾下大军号称十万，超过了北面的杜洛周。这时，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内讧。鲜于修礼手下一名叫做元洪业的部将乘他不备，把他杀死，想挟众投降北魏，军中一时溃乱。另一名部将葛荣收拾部众，攻杀了元洪业，成为起义军新的首领。　　葛荣是鲜卑人，本姓贺葛，以前在怀朔镇做过镇将，对于打仗的事儿懂的比只做过镇兵的鲜于修礼要多。（在这种乌合之众的军队里，有本事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真正能打仗的未必有出头之日，不过最后还得靠他们出来收拾残局。从鲜于修礼到葛荣，从葛荣到后来的高欢、宇文泰，无不如此，所谓“大浪淘沙始见金”）他一接手，起义军的战斗力便发生了质的飞跃。　　长孙稚、元琛失利后，北魏朝廷撤了两人的职，重新任命广阳王元渊为大都督，章武王元融为左都督，裴衍为右都督，同时受元渊节度，三军并进。　　葛荣避开魏军主力，率军退到北边的瀛州，转战白牛逻（今河北蠡县一带），以轻骑兵与元融的左军周旋，击杀元融。元渊退往定州，定州城中的杨津怀疑他要造反，不但不纳他入城，还派都督毛谥出兵讨伐。元渊从小路逃跑，在博陵地界被葛荣的部下俘虏，随后斩首。　　连杀了魏军两位亲王，葛荣春风得意，俨然河北霸主。孝昌二年（公元526年），他自称天子，国号大齐，改元广安；然后再度南下，围攻冀州治所信都城。　　在杜洛周军中不遂心愿的高欢，也于此时转投葛荣的帐下。　　十三、投靠尔朱荣　　高欢刚加入杜洛周的起义军时，想的是如何出人头地，在战场上闯出一番名堂。然而很快他就失望了，杜洛周拿手的是煽动大伙儿起来造反，领导能力十分缺乏，对待下属也很糟糕，不值得追随。他私下与几位同志一商量，决定寻找机会干掉杜洛周，自己做起义军的首领。　　计划尚未实施便泄了密，杜洛周派人追杀高欢，逼得他拖家带口狼狈逃窜，身边只剩了段荣、蔡俊、尉景等死党。　　当时落魄的景象，高欢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骑着家中唯一的一匹马，在前面走，娄昭君抱着女儿，背着儿子，骑着牛缓缓跟在后面。高欢每跑一段路，就得停住脚等一下老婆孩子。最可气的是儿子高澄年纪小，一不小心就从牛背上掉下来，娄昭君还得下牛去捡。高欢又急又怒，就弯弓搭箭，要射杀亲生儿子。娄昭君吓得大喊，幸亏段荣从后面上来，救起高澄。一行人磕磕绊绊，终于逃脱险境，到了葛荣大军的地盘。　　（“丢妻弃子”的倒霉事在布衣出身的开国君主身上屡见不鲜，从刘邦到刘备，再到高欢，高欢是武人，处理方式也狠过两位刘皇帝。刘邦有夏侯婴，刘备有赵云，高欢也有一位出生入死的部下段荣，虽则段荣的地位要高过夏侯婴和赵云，他是娄昭君的姐夫。一个人成就大事，最不可或缺的是“与人谋，得人助”，其他方面的能力，倒在其次，这是领导气质的真谛，也是高欢胜过北方起义的众多“草莽英雄”之处）　　威震河北的葛荣，在高欢眼里同样不入流，只不过打仗稍强而已。他算是看穿了，这些六镇出来的土包子，嚣张不过一时，没什么前途（高欢显然是把自己列入了“牛包子”的行列）。高欢的目光，转向了在平定叛乱中初露锋芒的秀容豪酋尔朱荣。　　尔朱荣是契胡部的首领，“契胡”这个民族，我们不该陌生，它是“羯胡”的异译（“契”、“羯”古音接近）。换言之，尔朱氏与后赵石氏同族。不同的是，尔朱家族在永嘉之乱中没有南下中原，依旧留在北方的秀容（今山西朔州西北），是当地部族的酋长。　　北魏初年，尔朱氏追随拓跋珪、拓跋焘等皇帝，四处征讨其他部族，战功卓著，得了大量的封赏。传到尔朱荣的父亲尔朱新兴手中，家财丰盈，牲畜数万，是孝文帝时代北方有名的养马大户。尔朱新兴每次去洛阳觐见皇帝，王公贵族们争相送他珍宝古玩，为的是换取尔朱新兴的好马。　　和平年代好马被当做宠物看待，一到打仗，那就成发家的重要资本了。尔朱新兴死后，尔朱荣继承了家产。他生得皮肤白皙，容貌俊美（契胡就是白人的一支，关于尔朱荣的相貌，我们可以通过今天东欧、中亚的种族推想个大概），对手下号令严整，是远近闻名的偶像级人物。六镇起事，秀容一带也发生了多起叛乱。尔朱荣卖了家里的牛羊，招募骁勇义士，分发马匹衣物，组军平叛。　　在长城南北打仗，马匹的多少与优劣足以决定胜负，在战术含量低的乱战中尤为明显。不出两年，尔朱荣已经是山西最强大的平叛势力。山西一带的大小叛乱，基本都被他轻松解决，这与北魏正规军在河北的节节败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打了胜仗，他上表要求东进支援河北，北魏朝廷对他有所忌惮（毕竟不是自己的子弟兵），虽然任命他为大都督，都督并、肆、汾、唐、恒、云六州诸军事（基本就是整个山西了），却否决了他转战的要求，只让他安心守在山西。　　高欢在河北转了一圈，最后结论：还是山西好地方。他第二次“叛逃”，离了葛荣的队伍，去秀容拜见尔朱荣。　　有趣的是，尔朱荣对于不见经传的高欢，早已“久仰大名”。　　原来，高欢在怀朔结交的一堆好友，基本上分为两类。段荣、尉景这些与高欢沾亲带故，关系特铁的，一直跟着高欢浪迹天涯；另一类是司马子如、孙腾、刘贵、侯景这些担任小官小职的，为了逃难，都跑到了尔朱荣手下做事。这些人在尔朱荣身边，时不时地就夸赞高欢如何如何的气度不凡，如何如何的见识卓群（可见当年的好酒没少喝，也没白喝），说得尔朱荣心中痒痒。像他这样世家出身的子弟，一般都好才（财、才是相通的）。他也的确在东征西讨的过程中网罗了不少人才，比如前文所提的贺拔胜、贺拔岳兄弟，在元渊失败后，也被他收入麾下。听了高欢这么多好处，尔朱荣巴不得能立即见到高欢。　　当高欢第一次真正站在他面前时，他却不免有种梦想破灭的感觉。现实中的高欢风尘仆仆、一脸憔悴，好似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哪有一点盖世奇人的样子。　　尔朱荣对着身边担任参军的刘贵白了白眼，露出些许不满意。刘贵心领神会，便说：“容我先为高欢更衣，主公再召见他。”　　尔朱荣应允。第二次见面时，感觉好了一些。尔朱荣想试试他的才能，便领着他到马厩里，指着一匹马说：“这马性格暴烈，不好对付，你给我修理一下马鬃吧。”　　高欢年轻时在怀朔镇军中，少不了跟各种脾气的马打交道，自己虽然没钱养马，却比终日玩马的有钱人更懂马。他不动声色地走到马的身前，抚着马鬃，操着工具，什么笼头缰绳都不用，便动起手来。那匹平日里从不听人使唤的马也是奇了，任凭高欢怎么处置，一声没吭，一蹄没踹，乖乖地让高欢把鬃毛修得清清爽爽。　　任务完成，高欢转过身，随口道：“收拾恶人与对待这匹马的道理是一样的。”　　尔朱荣已经看呆了，他还从未见过办事这么利索的人，更没想到高欢还能总结出这么深刻的哲理，心想：刘贵那些人果然没有骗我。印象彻底改变。他把高欢迎入内室，屏退左右，毕恭毕敬地问道：“阁下如何看待当今时事呢？”　　高欢想了想，说：“听说明公收养天下名马，产地有十二处之多，而每个地方的马颜色完全一样，不知是何用意呢？”　　尔朱荣若有所悟，却不正面回答，说：“且说说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