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坐在第一排的萨默斯举手插言，“我们最终关心的是人们生活的健康与幸福，不是植物的。虽然卡逊提倡保护环境是对的，但是不是应该以牺牲许多儿童的生命为代价，值得推敲。我想指出的是，好心未必有好的效果，也许会适得其反。”接着，萨默斯回到几周前Pritchett讲过的（非技术）移民问题。他说，美国人的特点是理想主义，处理各种问题时喜欢讲公正、公平、人道。发展中国家与美国劳动力报酬的巨大差异吸引很多外国人到美国，从事打扫卫生、看孩子、照顾老人等工作，然后他们寄钱回家，帮助亲戚家人。在这些人及其家人收入提高的同时，美国人可以享受廉价劳动力的服务。这是经济上的“双赢”。但问题在于，这些外国人是否可以享受美国的各种福利待遇，包括养老金、医疗和子女的公共教育等等。美国人的理想主义，至少国会决策反映出的理想主义，是厌恶同工不同酬，不愿意制造“二等公民。”而美国的公共财政承担不了这么多外籍人的福利待遇，结果只能是严格限制这些移民，设置多种签证障碍，使得很多以打工谋生的外籍人多年不能回国探亲，非法滞留美国。经济上的“双赢”被大幅减少了。“与此相反，在科威特，人们雇佣从南亚贫穷国家来的打扫卫生、看孩子的人，不觉得没有给外籍雇佣任何福利待遇有什么不对，并且允许他们在本国与科威特自由来往。结果，科威特人在享受外籍人服务的同时，也为贫穷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萨默斯又举身边的例子说明其中的利害关系。在他开这门全球化课程之前，曾有教授建议他将学生数量限制在25人以内，这样在学期结束前他可以叫出每个学生的名字。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许多哈佛本科生的课程都是大课，几十人、甚至上百人聚在一个大礼堂里听教授讲课。每周的分组练习和小班习题课只能依靠几个、甚至十几个研究生主持，学生对此非常不满。“如果我采取这个建议，你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就不能来听这门课。你们会怎么想？或者人为划分两种学生。被接受的25名学生坐在前排，其他人坐在后排，不允许提问。教授的所有时间和注意力都放在前排的25名学生上。其他人就是实质上的‘二等公民’，你们又会怎么想？”他总结说，“在这门课里，我要强调的是冷静地、理性地、客观地分析任何一个政策可能导致的各方面的后果，而不是被冲动和激情所左右。”4月28日萨默斯主讲气候变化。Pritchett教授也坐在观众席第一排旁听。进入主题之前，他开诚布公地说，对世界组织在一些经济落后、政治混乱的非洲国家的作用问题上，Pritchett教授意见与他相左。萨默斯认为，世界银行应该继续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像乍得这样的国家，不能因为工作艰巨而放弃。“完全从乍得撤离是最容易的事情，但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放弃努力，我们仍然应该积极想办法，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如果我们离开后果会怎么样？一些对人权不敏感的国家很可能会见缝插针，影响石油丰富的乍得。”观众席上Pritchett立即对答：“我承认，在世界银行离开后，缅甸的情况恶化了。但不同点在于，一些非洲国家天然矿产丰富，那些贪污腐败的政府利用垄断矿产的收入，维持其独断专行的统治。这就是所谓的“资源诅咒”。外界很难改变其政治体系或经济体系。我们对这些国家的长期目标是什么呢？如果是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世界银行几乎无能为力。与这样的政府共事，只能使其苟延残喘。所以有人说，索马里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比有一个独断专行、搜刮掠抢的政府要好。”萨默斯说，“我不同意无政府状态是最优选择的说法。打个比方：试想一个政府垄断一条高速公路，征收过路费。即使收费很高，但仍然有消费者剩余。”他在黑板上画出经济学家最常用的供求曲线，示意消费者剩余的部分。“但如果是无政府混乱状态，每个有权势的集团都想征收自己地盘的过路费，那么消费者剩余几乎就是零——对消费者没有任何好处。”Pritchett反驳，“我不想占用你上课的时间过多，所以长话短说。从国际社会的角度说，我们习惯与一个政府打交道。如果没有政府，如果我们想解决跨国界的流行病传播的问题，我们找谁呢？但这并不能说明有一个共同的政府就比有无数个小政府要好。十六世纪的德国就有很多小国家。人们从一个小国家到另一个小国家，需要交很多国家的过路费。但是后来，这些小国家通过战争融合，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德国。这个整合重组的过程是自生的，不是外来的。这比外部强加给他们一个政府要好得多。”萨默斯又说，“但是从这个（非洲贫穷）国家的普通人的角度说，有国际组织的存在和影响，他们的政府会有所收敛，他们的日子会好过得多。”他对学生总结道，“我和Pritchett教授的分歧说明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就是在国际关系中，是断交隔离好呢，还是有问题的共处好呢？很难有确定的答案。现在的两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就有不同的选择。希拉里要求，必须满足一些条件后，她才同意和北朝鲜这样的国家谈判。奥巴马则不设置任何条件，愿意与任何国家谈判任何问题。”二十四、 最后一课萨默斯告诉学生应该从他的课堂中带走五样东西5月1日是这门全球化课程的最后一堂课，Pritchett教授和萨默斯陈述各自对这门面向所有大学本科生的非主流经济学课程的期望值。Pritchett说，这是他和萨默斯第一次合作教一门完全崭新的课程，他希望学生从中获得一个独特的学习经历，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有更强的责任感，并在今后工作和生活中成为有效推动进步的力量。萨默斯总结说，“我希望你们从这门课中带走五样东西，虽然这些不一定会出现在你们的期末考试里。”第一，“小心谨慎地分析一个政策在政治经济方面各种可能的后果。不要被冠冕堂皇、义正辞严的道德高调所蒙蔽，例如对美国移民政策的利弊分析。”第二，“无论你是第一次接触经济逻辑，还是第七次接触经济逻辑，我希望你能认识到经济逻辑在帮助人们更好地解决问题中的作用——并且帮助人们理解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这包括以下几个基本点：1）在正常的公平竞争的情况下，没有显而易见的、不费吹灰之力而挣大钱的办法；2）比较优势和劳动分工在生活中无处不在，问题是如何有效地管理人力资源；3）资源的可替换性（fungibility）。例如，哈佛校长对一个系主任说，“我给你一个教授的位子，不占你们系的预算，由学校出钱，雇一个我很欣赏的教授。”很多系主任会同意这个办法，因为这可以增加员工，还不占系里的预算，何乐而不为？但是经济系则不同，他们会反问，“现在增加一个位子是不是就意味着今后我们系要减少一个位子？”因为经济学家深知现在的资源和今后的资源是可替换的；4）自由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不一定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好方法，但它可以减少很多贪污腐败的机会。第三，“我希望你们认识到，你们这一代人在气候变化、新兴市场与能源等很多问题上决策的好坏，影响有多么深远。中国和印度占有世界上40％的人口。如果他们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他们的总体经济就会在10年后翻一倍。这意味着几亿人的生活质量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人的寿命在延长，妇女受到更多的教育，有更多的工作机会等等。同时，也有大约十亿非洲人的生活质量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基本没有进展。一个好的国际秩序有利于世界的长治久安，一个像一次大战后那样的国际秩序，后果不堪设想。”第四，“我仍然要强调国家主权、公共利益（产品）和一体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也许在最后几堂课中强调得不够，其实它在公共卫生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中尤其重要。”第五，“任何国际间的合作只有在国内政治条件和政治构架许可的条件下才是可行的，所以外交政策不是孤立，而是与国内政治构架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如果国内舆论强烈攻击签订某些国际条约，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是不可能一意孤行的。”萨默斯没有直言国会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强烈束缚，但不言自喻。然后，Pritchett向萨默斯提第一个问题：如果多哈回合谈判失败，世贸组织（WTO）会怎么办？各国是否会争相建立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萨默斯说，“有一种‘自行车理论’——你走得越快就越稳，如果一停，它就倒了。这也许就是你所担心的。但政府的政策是促进国际一体化的因素之一，此外还有私有经济的发展需求、日新月异的科技等，例如即时通信（instantmessaging）在没有任何政策变化的情况下就可以促进世界一体化。只要国际化的一些动力不变，国家政府会愈加投入国际一体化中。一些美国政治家有从区域自由贸易协议退出的倾向，但如果其他国家都在谋求区域经济一体化，就像在游乐场，孩子们分拨玩游戏一样——看谁和我是一拨的，美国也很难退出区域经济一体化。”接着，一个学生就非洲发展前景和免除债务的可能性提问。Pritchett表示悲观，“即使非洲现在的发展势头有一点向上的趋势，我认为非洲也不可能像中国和印度那样有持续的发展，尤其是那些撒哈拉沙漠周围的国家。很多非洲国家的国界是在取消殖民主义过程中任意划定的，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像赞比亚、乍得这样的国家，无论有多少外援，几乎都不可能发展起来。再加上大约有20亿中国和印度的人工被卷入世界大市场里，这些非洲国家不可能竞争得过中国和印度。即使非洲的人力成本是零，也竞争不过。但我并不是说整个非洲大陆没有希望。非洲会有个别的地方成为经济发展的龙头，但它们会带动非洲其他国家的发展吗？很有可能不会，有可能只会加剧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在中国和印度都面临这样的问题。”萨默斯说，“免除非洲债务比看上去复杂。现在免除债务就会提高今后非洲贷款的利率，而且损坏那些努力偿还贷款的国家的利益。”他比喻说，“我的孩子小的时候，一周有五美元的零用钱。但孩子调皮，有时会入不敷出，于是向爸爸借钱，等下周有了新的零用钱再还；到了生日或圣诞节时，爸爸也会免除一些债务作为‘优惠’。如此循环往复，孩子得出的结论是：最终的问题是爸爸到底愿意给他多少钱，这与一周五美元的机制无关。再比如，美国的一些州对还不起车贷的人很严厉，不需要什么程序，车行或银行就可以拿回汽车的所有权。另一些州则选择保护贷款人的利益，只有在不影响贷款人上下班或接送孩子的条件下，才能拿回汽车的所有权。那么贷款买车的利率在第一类州肯定要比在第二类州低。如果你是那种省吃俭用也要还上贷款的人，住在第一类州就合适；若住在第二类州就吃亏了，因为你付的高利息中，有一部分是在为那些不负责任的贷款人支付风险成本。”有学生提问，“如何运用这门课中讲到的分析方法，帮助选民区分三位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方案呢？尤其是在经济政策方面，谁是最佳候选人？”萨默斯笑了，“我年轻时在华盛顿工作的一个顶头上司曾告诫我，永远不要在时间不够的情况下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你的问题证明了他是非常明智的。”他接着回答，“我认为在现阶段的竞选中，候选人不是在突出各自政策中的细微差别，而是在突出人格魅力、经历与经验的不同来赢得选民。但无论谁当选总统，最终都会面临一系列国际化问题的挑战。他（她）当选总统后，会更加严肃地对待这些问题（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为了迎合选民的胃口，说一些不负责任、不能完全兑现的话）。”最后，萨默斯邀请所有人参加周日下午3时到6时在他家里的聚会。他说，“我太太坚持让我说出参加聚会的人数，所以计划周日去我家的人请举手。”不出人所料，一百多人中，绝大多数举起了手。“好的，我们会准备足够吃的东西。”大家都笑了，以掌声致谢。二十五、 曼昆总结经济学原理最后三次课，曼昆分别总结财政与货币政策，并请来一位“神秘来客”曼昆所开设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课程即将结束，他首先祝贺学生们完成了一学年的课程（秋季是微观部分，春季是宏观部分），然后他邀请所有的研究生助教站到讲台上，感谢他们一年的辛勤劳动。如此致谢事出有因。这门课是面向本科一二年级学生的基础经济学课程，选修者近千人，但一般来说，曼昆本人只在学期开始上两三堂介绍性的课，在学期结尾再上两三堂总结性的课。其他课程，他会邀请五六位经济系的其他教授介绍其各自领域。而学生们被分为30人左右的小组，近30个研究生助教每人负责一个小组，组内学生的教学、作业、考试、成绩等一系列具体工作均由他们负责。学期已近尾声，曼昆将利用最后三次课进行总结和答疑。退税是好事吗？4月28日，曼昆对财政政策进行总结。他打印出四小时前刚刚在美联社网页上刊出的一条新闻：退税支票在4月28日提前寄出。大约1.3亿美国家庭会在几天内收到支票，个人最多收到600美元，夫妻最多收到1200美元，每有一个未成年孩子再加300美元。布什总统明确表示，这次减税是为了刺激消费。曼昆说，“这是典型的短期财政刺激经济的政策。”“如果你是国会财政预算办公室的经济分析员,你该怎么办？”曼昆提问，他表示，这并不是一个完全假想的问题，因为这很可能是优秀的经济系学生暑期实习或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你的老板，某个州的参议员或众议员也许会提议增加税收，让你分析一下增税后各种可能的后果。”提问后，他介绍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思考这个问题。首先，税收扭曲了市场均衡价格，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社会福利会减少。税率越高，社会福利减少得越多，而且边际损失越大。其次，谁在承担增加的税收，新的税收政策会如何影响税负结构。曼昆说，大家都承认总税收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但并不能确定这条曲线的确切形状，更难以确定我们现在是处于在曲线中增长的部分还是减少的部分。如果是前者，增加税率会增加总税收；如果是后者，增加税率会减少总税收。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另一位教授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曾经提出，用财政赤字的办法来减税，其实对消费者没有任何好处，只是把子孙后代的消费转嫁到当代人的消费上了。因为政府赤字迟早需要偿还——这一代人注重消费，享受生活，下一代人就要偿还；下一代人不还，他们的下一代人就要还；债务只会越积越重；所以如果我们珍惜子孙后代的幸福，知道他们迟早要还这些赤字，我们就会把所有退回来的税给下一代存起来，一分不花。如果每个人都不花退回来的税，宏观总消费和总储蓄就没有任何变化，政府也完全没有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曼昆说，克林顿政府因为非常重视减少赤字，得罪了极端保守派，也得罪了极端自由派。保守派反对克林顿两次增税的政策，而自由派反对他减少政府开支。对于全球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众人有不同的看法。曼昆介绍，因为美国的国家债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撰文称，美国家庭储蓄率接近于零，政府不负责任地扩大赤字，金融体系脆弱，潜伏的金融危机日趋严重，总有一天国际资本会逃离美国。而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克南则表示，他并不担心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因为美国是一个资本市场效率很高的国家，又有相应的透明的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这些特点都吸引其他国家过剩的储蓄投资于美国。曼昆说，“我对全球经济失衡的看法是，贸易赤字本身并不是大问题，只是问题的表面现象。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极低的储蓄率。”另一个问题是汇率。曼昆说，《华尔街日报》主张强势美元，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部长鲁宾（Robert Rubin）和现任财政部部长保尔森都主张强势美元。美国人在感情上不喜欢美元疲软，但不能否认美元疲软在经济上给美国人带来的好处。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教授曾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说，他主张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美元”。“其实，汇率只是一个国家的物价和另外一个国家的物价的相对比例，没有好与坏的区别。现在美国经济放缓，有可能进入衰退，弱势美元可以增加出口，使总体经济向好的方向发展。房价一跌再跌也不都是坏事，对需要买房子的人来说就是好事。现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在扩张，意在短期内提高总需求。”曼昆总结说，财政政策最大的挑战，就是日益增长的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花销。第一批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今年就会退休，以后退休人数会越来越多，社会保险赤字会越来越大。经济学家一般倾向于延长退休年龄解决社会保险问题，但这在政治上行不通。目前的三位总统候选人，没有一个人持此政见。所以，曼昆认为，今后的解决办法只能是提高税率，或减少福利，或两者兼有。年年递增的医疗成本更加棘手，目前还没有任何有效的办法控制成本。他说，“这些将是你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最艰巨的财政挑战。”甜点的故事4月30日的课堂主题，是对货币政策进行总结。曼昆首先比较了有关中央银行作用和职能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一种以上世纪50年代美联储主席William Martin为代表（他是历史上任期最长的美联储主席，比格林斯潘的任期还长几个月），认为中央银行的作用就是“在聚会上的气氛刚刚开始活跃的时候，把盛有酒水或饮料的盆拿走。”也就是说，中央银行应根据情况，适当调节经济的过热或过冷，使经济平稳发展。另一种是以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代表，认为中央银行人为调整利率的行为本身就有问题，是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罪魁祸首，因为它给原本按照规律运转的经济，注入了人为的不确定因素，使做购买或投资决定的经济个体，更加难以预料未来。他认为，美联储只要每年提高资金供给一个固定的百分比，以适应长期美国经济平均年增长率和人们对现金的需求即可。对于弗里德曼的观点，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持异议，他更相信他自己的“酌情处理”。而在他18年半主持美联储的生涯中，美国以GDP增长率和年通胀率衡量的经济发展异常平稳。对此，曼昆给出三种可能的原因：1）美国人运气好，侥幸赶上了好时光；2）美国在这些年中已经从一个以工业和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体，转变成以服务业为主的国家，而服务业相对于工业和制造业，在提供就业方面更加稳定；3）货币政策在这些年中运用得当，促进了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也就是说，格林斯潘功不可没。弗里德曼主张机械货币政策的理由也很充分。首先，我们不能相信政策制定者的能力，更不能相信他们的用心，因为他们也是人，人都有有意无意犯错误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制定法律；大法官的工作不是凭感觉断案，而是严格地执行法律。与其相信政策制定者的能力和用心，还不如相信经济规律中的自动调节。其次，中央银行都想让人们相信物价稳定，通胀率低，货币值钱，但同时又有刺激经济增长的动机。只有当人们有低通胀的预期，刺激经济增长的扩张货币政策才最有效，但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货币政策自然会增加人们对通胀的预期。所以这两者本身就是矛盾的，不可兼得。曼昆举例说明这种矛盾：一个家长告诫孩子吃饭之前不能吃甜点，否则就会如何惩罚他。但孩子调皮，禁不住诱惑，还是在吃饭之前吃了甜点。家长发现以后不忍心惩罚孩子，就说下一次会如何惩罚他。于是，到了下一次，旧戏重演。再比如，政府领导人总会对恐怖分子声明，即使恐怖分子有人质在手，他们也不会妥协。但当恐怖分子真的有人质在手，他们会立即同恐怖分子谈判，讨价还价。一个更有趣的例子是：政府在报税单上声明，如果不如实报税，就会有如何的惩罚，但总是有人偷税漏税，那些偷税漏税最严重的富人都已经逃之夭夭，移居欧洲。政府为了吸引这些富人回国投资，就对他们说，只要你们回国，对以前的税既往不咎，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更多偷税漏税的富人移居国外。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的建议是，政府应该撒谎，“告诉那些移居国外的富人，现在政府大赦了，只要回国，以前的税既往不咎。等他们回国以后，立即让他们补税，然后把他们关进监狱，接受惩罚。这样做不仅可以增加政府税收，而且即使今后政府声明对偷税漏税的人会宽大处理，人们也不会相信，都会老老实实地报税缴税。”最后，曼昆谈到机构的设置问题。萨默斯（Lawrance Summers）参与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中央银行越独立于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这个国家就越有可能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和稳定的经济增长。曼昆提醒，我们应该看到，中央银行的技术精英与人们直接选出的政治家不同，他们不直接对选民负责。什么政策应该由民主的政治体制来决定，什么政策应该由技术精英来决定，值得人们思考。“神秘”来客5月2日是最后一堂课，曼昆用来回答学生的问题。他说，他会留出最后半个小时给一位特邀的客人，但他不想现在就泄露这个人是谁。有学生问，“我们在课堂上学了自由贸易的好处，但没有涉及劳动力市场。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技术移民？”曼昆说，美国国会反对非技术移民的理由主要有两个：1）这些人受教育的水平普遍较低，一般来说，对美国的税收和福利体系贡献不大，却要享受美国政府的福利待遇。2）这些移民会增大低工资劳动力的供给，使低工资变得更低，使收入两极分化的问题更加严重。但这两个理由对技术移民完全不适用，而且效果相反。技术移民一般对美国福利体系的贡献大于索取；会增大高工资劳动力的供给，压低高工资人群的收入，可以缓解两极分化的问题。曼昆以哈佛的课堂为例，“你们在客座讲座系列中，听到了哈佛经济系教授中有意大利口音的，有法国口音的，有西班牙口音的，有以色列口音的，还有英国口音的。或许没有这些外国教授的竞争，我在哈佛的工资会高一些，但我仍然认为，应该完全取消美国技术移民的配额制度，这样会增加竞争，经济会更有活力。”曼昆说，“当然，美国的民主政治使我的想法看起来非常不现实。”有学生问，“你认为伊拉克战争会不会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带动美国经济，使美国经济从萧条中复苏和崛起？”曼昆回答，“首先，伊拉克战争与二战不能相比，规模、成本、意义完全不一样。一个国家参战与否，外交政策如何，是不能从经济角度衡量的，而是要从更大的战略角度来考虑。”有学生问曼昆，对现在总统候选人提出的暑期减免汽油税的看法。曼昆回答，他几乎可以肯定，这些候选人的经济顾问是不会这样建议的，因为没有任何经济理由这样做；这样做完全是从拉选票的政治角度出发。很明显，候选人在此时更加重视他们政治顾问的意见。他以一个故事为例：很多年前，曾经有一位政治家在竞选中接受记者采访，阐述自己的政见。记者听完以后，很受鼓舞，说，“你会有这个国家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的选票。”他回答说，“那不够，我需要大多数人的选票。”大家都被逗笑了。有学生问曼昆推荐什么样的暑期读物。曼昆说，“如果你想读每天的新闻，我建议读《华尔街日报》。虽然有人认为它的评论员文章过于代表保守派的观点，但它的新闻部分都是由非常专业的记者写的，质量很高。如果你想读每周的刊物，我建议读《经济学人》，也很专业。如果你想读书，我建议读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和克鲁格曼的《兜售繁荣》（Peddling Prosperity）。前者代表右派经济学家的观点，而后者代表左派经济学家的观点。”课堂最后，曼昆终于向大家介绍他请来的“神秘来客”——鲍曼（Yoram Bauman），曼昆称之为“一位最幽默的经济学家。”这时，一个年轻人生气勃勃地走上讲台，面带微笑，向1000多观众开始轻松自如地表演喜剧。他的表演充满了对自己、对传统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讽刺：“我爸爸以前对我说，‘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喜剧演员，因为没有需求。’我对他说，‘我是一个供给派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喜欢考虑边际效应，所以他们去商店买橘子的时候，一个一个地买。”“微观经济学家经常对个别事情判断失误，宏观经济学家对所有事情都判断失误。”“经济学家在中国餐馆吃完饭以后，不看幸运饼（fortune cookie，一些西方的中国餐馆所送上的饼干，内置纸条，写着各式祝福或预测内容）里夹的纸条上写的是什么，只会在纸条的空白处计算菜单的价钱。”“经济学家不变卖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们在想孩子今后会更值钱。”“研究金融的经济学家明白和钱有关的一切事情，但他们自己却穿得像一个叫化子。”（注：鲍曼是经济学博士，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环境经济学讲师，德国后裔，在美国各大城市时常举行个人喜剧表演。）二十六、 如何寻找幸福之路哈佛女校长毕业典礼致辞：“做你热爱的工作吧。如果你一半以上清醒的时间都在做你不热爱的工作，就很难有幸福可言。”哈佛本科生毕业典礼不是一天的活动，而是历时三天的毕业典礼周。今年的毕业典礼，从6月3日持续到5日，每天都有不同的主题。6月3日的主题是校长在学生毕业之前的最后一次演讲，地点是能容纳一千多人的纪念教堂。这一习俗始于1642年的哈佛第一届毕业生，目的是在学生正式毕业之前有机会与校长在宽松的氛围中随意地交流。但随着哈佛规模的扩大，这种交流也逐渐演变为相当正式的校长演讲。哈佛的校长福斯特（Drew Faust）上任刚刚一年，也是哈佛历史上第一任女校长。她今年的讲演集中解释一个现象：很多哈佛毕业生都问她：为什么大约一半的哈佛本科毕业生去华尔街投资银行或名牌咨询公司工作？福斯特没有正面回答，转而思考学生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丰厚的薪水和待遇无疑是吸引年轻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如果你们很满意自己的选择的话，为什么还会问我这个问题呢？”她认识到，有些学生在选择投资银行或咨询公司时是被迫的，他们觉得不这样选择不行。“你们其实在问我生活的意义，什么样的生活是幸福的生活？那么让我们放下外表的伪装，回到这个问题最初的起因。”福斯特说，“我想你们在担心传统上看起来‘成功’的生活和你们心里认为有意义的生活经常是不一致的。你们在想，如何把这两个目标在下一步选择工作或研究生深造的过程中统一起来。你们发现这两个目标不能统一，所以你们会困惑会提问。”她接着说，“人在做选择时就意味着有失有得。你们也在担心被你们放弃的那些工作、那些研究生项目对你们意味着什么。”“对你们的困惑和担心，我们也有责任。因为自从你们第一天走进校园，我们就要把你们培养成领袖，肩负起领导世界和未来的责任。我们对你们的巨大期望可能成为你们的负担。你们在努力寻找一条路，一条既满足自己的心灵，又不辜负众望的路。”“你们在寻找一条幸福之路。怎么样才能找到幸福呢？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提示：逐渐变老。有研究显示，年龄大的人比年纪轻的人生活幸福程度要高。但也许你不想等那么长时间才找到幸福。那怎么办呢？”“当你选择在薪水丰厚的华尔街工作，你可能在想，成为一个艺术家、一个演员、一个政府职员、一个中学老师、一个记者怎么能够养家糊口呢？如果要成为一个大学的英文系教授，不知道要在研究生院里呆多少年，写多长的博士论文才能毕业？我的回答是：如果你不试一试，就永远不知道答案。”福斯特说，人生有A与B两种方案，生命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你永远有时间做你的预备方案B，但不要一开始就从方案B出发，而是要大胆地追求你最喜欢的方案A。“做你热爱的工作吧。如果你一半以上清醒的时间都在做你不热爱的工作，就很难有幸福可言。”“你们在问我这个问题的同时，也在问你们自己。你在选择事业，同时也在审视你的选择、自己的生活目标。这种自我批判意识和自觉是通识教育给你们最有价值的东西，是最好的武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识教育是自由的——是使你自由，使你更好地主宰自己的生活，更好地发现人生的意义，做更好的选择。最好的寻找有意义的幸福生活的办法是不断追求，永不停止，永不满足。在这个过程中，改变行业，改变路途，没有关系。生活的意义要靠自己去寻找，去发现。”二十七、 当前经济与70年代滞胀之异同伯南克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对比了当前经济形势与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强调灵活性和适应力对经济体和个人同样重要6月4日，哈佛毕业典礼周进入第二天，当天的主题是毕业生在Tercentenary Theatre自己组织的聚会。这个聚会不像毕业典礼那么正式，目的是让学生交流在哈佛四年的学习生活的体会。今年学生聚会上的主题演讲人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 S. Bernanke）。虽然天公不作美，但现场依然坐满了几千名毕业生和家长。与去年的讲演人克林顿相比，伯南克显有不同。他没有像政治家那样刻意与观众拉近距离，激发他们悲天悯人的情怀，而是从学者的角度，冷静地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与上世纪70年代高通胀低增长时期的区别，强调灵活性和适应能力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伯南克特别说到，灵活性和适应能力对即将走出校园步入社会的年轻人也同样重要。这位1975年的哈佛本科毕业生首先提及自己的毕业典礼，“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此次回到母校，距伯南克毕业已是33年之后。伯南克回顾了自己毕业时的经济形势，着重讲解能源和生产效率两个问题，突出当前的经济形式与上世纪70年代的不同之处。当时，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担任福特总统的经济顾问，美国刚刚从越南撤军，刚刚经历了经济衰退；在石油危机的阴影下（每桶石油从1972年的3.2美元到1975年将近14美元），粮食和其他物价飞涨，通胀率在10%以上，失业率达到9%，经济增长低于美国长期增长的平均水平。尼克松总统被迫采取价格管制，特别是石油产品的价格。但其结果是，人们在加油站排起了长队，一些地方甚至实行了单双日制——以车牌号码的单双来决定在单双日加油。由于美国国内石油价格低于国际价格，国内石油开采和生产也没有积极性，使得汽油短缺和通胀预期雪上加霜。伯南克指责当时的经济政策制定者高估了美国经济的生产能力，美联储也低估了自己控制通胀的能力。当时的美联储认为工会的作用和一些市场垄断性公司导致了成本推动的高通胀。但伯南克认为这些只是表象，不是问题的根本。1979年，在新的美联储主席沃克尔（Paul Volker）的领导下，美联储迅速提高利率，尽管经济增长和就业率为此付出了一些代价，但这一政策有力地打击了通胀。伯南克说，这段经历能说明两个问题：第一，高通胀对经济有严重的破坏作用。第二，中央银行必须争取中期的物价稳定。现在的经济形势与当年存在一些相似之处，比如现在原油的价格是2003年的四倍多（2003年原油的价格仅仅是每桶30美元出头，现在的价格将近每桶130美元），与上世纪70年代油价增长的幅度差不多，但是，经济效率却大有不同。首先，加油站没有等待加油的长队。其次，在次贷危机之前，经济增长稳定，失业率很低。伯南克认为，这些不同之处比相同之处更能说明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经济比33年以前的经济更具有灵活性，更有能力适应困难的情况和挑战；经济政策的制定也从过去的错误中学到了很多，提高了很多。这些进步是我们对未来保持乐观的基础。”“最近四个季度的平均通胀率是3.5%。虽然比我们希望的高，但远远低于70年代中期双位数的通胀率。而且，通胀率增长的幅度，最近一年是1%，也远远低于1973年石油危机后6%的增长。”伯南克承认，如果人们认为现在高石油价格导致的通胀是暂时的，那么现在的通胀率就会很快降低；如果人们认为通胀是长期的，并且这种通胀预期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工资和产品价格的设置，那么工资-物价相互推动的恶性通胀就会给美联储出难题。他说，美联储会继续仔细地跟踪通胀预期。“幸好，现在的长期通胀预期还在百分之零点几的范围，而70年代中期是百分之几的范围。”那么这一轮石油价格的四倍增长为什么没有给美国带来像70年代那样的经济后果呢？伯南克分析，美国经济所需的能源强度（energy intensity of the economy）自从1975年后降低了大约一半。这个进步不是因为政府组织的节能项目，而是因为家庭和私有经济体在应对高能源价格时采取的各种节能措施，包括提高对节能仪器设备的大量投资。另一个原因是美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已经从70年代的经历中总结了经验教训。“我们承认长期通胀预期对我们保持低通胀至关重要。在目前复杂的经济情况下，保持人们对美联储承诺稳定物价的信心仍然是我们的首要任务”。然后，伯南克转入另一个话题。“就像亚当·斯密在1776年指出的，从长期来看，劳动力的生产效率比任何其他因素在决定人们的生活水平当中都更重要。”伯南克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生产率增长基本保持在每年2.5%，这显示了美国经济的弹性和生命力。对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表明，科研技术创新必须要转化为成功的商业应用。“这个国家（美国）的充满竞争力的市场经济体系，灵活的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个人创业的传统，和强有力的科研体系都帮助确保技术创新在不断地转变为商业用途。在这一过程中，哈佛大学和其他大学都有重要贡献。”他说，90年代中期以来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带来了人均实际收入的提高。但是，收入的不平等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也加剧了。经济学家仍然在努力研究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但可以基本肯定的是：技术创新给高技术的员工带来的好处比低技术员工的好处要高。而且，国际贸易的增加和工会作用的减弱也在不同程度上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收入不平等呢？”伯南克问，“回答这一问题不可避免的要涉及价值观和艰难的取舍（tradeoffs）。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阻止我们经济活力的举措是错的。虽然新技术和国际贸易会使一些人失去工作，或减少对他们的旧技术的需求，但妨碍新技术的实施和国际贸易，从长远看只会得不偿失。从近期看，更好的选择是对那些受影响的员工提供政策性帮助。这样，我们不但可以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而且可以赢得公众对经济繁荣至关重要的灵活性的支持。”“从长远看，提高就业机会，减少经济不平等的最好的办法是发展教育和提高美国员工的技能。”二战后，美国生产效率的迅速增长，与同时期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密不可分。相比之下，最近几十年教育发展的速度慢了许多。更糟糕的是，教育的不平等和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仍然很严重。在思考如何发展教育的时候，伯南克着眼于学前班以前的教育和大学毕业以后的非传统教育。“儿童早期教育、社会大学、专科学校、在职教育、远程教育，以及成人教育，所有这些都是一生一世不断学习的途径。这些广泛的学习途径和我今天强调的经济适应能力和灵活性是完全一致的”。最后，伯南克把话题转向哈佛大学毕业生。“通过个人努力、才华和一些运气，你们已经取得了非常优秀的教育。你们的教育，具体地说，是你们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考的能力，是你们最大的财富。这一财富与其他财富不同。你运用的越多，这一财富增长的越快。所以，好好利用你们所受的教育。”“经济学家的预言不准是众所周知的，但我可以充满信心地预言，你们现在对十年后、二十年后和三十年后的预期和今后的现实会非常不同。30年后，我的同学录上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职业。他们当中有很多成为律师、医生、教授、建筑师、工程师、编辑、银行家、经济学家或企业家，但也有不少人在他们的职业栏目填上作曲家、音乐家、环保工作者、剧作家，画家、社群组织者等。即使像我这样有一个传统意义上正式工作的人，我们日常工作的性质和我们与经济社会的关系，都和我们在1975年时想象的非常不同。我想说的是，你们不可能预计今后要走的路；你们只能尽可能多地为各种可能的机会和失望做好准备。个人的成长，就像经济体一样，适应能力和灵活性是非常重要的。”二十八、 失败的好处哈佛毕业典礼上，J.K.罗琳以自己的人生经历讲述失败的好处以及想象力的重要性6月5日是哈佛大学毕业典礼周的最后一天，正式毕业典礼在Tercentenary Theatre举行。这一天的主讲人，是“哈利·波特”的作者罗琳（J. K. Rowling）。42岁的罗琳身穿白底粉花齐膝连衣裙、乳白色毛衣披肩，与周围身穿黑色博士服或深色西装革履的学者绅士迥然不同。她的神态也有些像小姑娘见大场面似的局促不安，这与旁边的女校长形成鲜明对比。她幽默的开场白解释了这一切，“接受哈佛大学毕业典礼讲演的邀请以后，几个星期我都紧张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体重下降了好几磅。我想这对我个人和哈佛大学来说是个双赢的局面。”几千名听众都笑了。“后来，我想到了21年以前自己的大学毕业典礼。当时，主旨讲演人是英国最著名的哲学家Baroness Mary Warnock，可惜的是她说了什么，我现在一个字也记不起来了。所以我想即使我今天说错了什么，也不会对你们的远大宏图有什么伤害。这样想着，我就轻松了许多。”大家又笑了。“今天当你们走出这场讲演之后，还记得这个（笑话），我的影响就比那个著名的英国哲学家还大。”大家笑着鼓掌加以鼓励。罗琳转入正题。“哈佛大学学生可能没有经历过什么失败，以至于在你们眼里的失败就是普通人眼里的成功。但我想告诉你们，失败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她说，她的父母从未上过大学，家境贫困，一心想让她成为一个有专长的劳动者，今后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可以按时偿付房子贷款，老了有固定的退休金，不用被贫困缠绕。但是她上大学时，完全没有学习的动力，惟一的爱好就是一个人趴在咖啡馆的桌子上写故事。她父母认为这只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的怪僻，不会给她带来任何稳定的工作。罗琳说，“当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最害怕的甚至还不是贫穷，而是失败。”但是，大学毕业后第七年，她迎来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短暂的婚姻结束了，她失业了，她成了无家可归的乞丐以外当代英国最穷的人。父母和她本人最担心的一切变成了现实。“为什么我还要谈起失败的好处呢？简单的说，是因为失败会为我们揭去表面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我不再装模作样，终于重新做回自己，开始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自己惟一在意的作品中去。如果我此前在其他的任何什么方面有所成功，我恐怕都会失去在自己真正归属的舞台上获得成功的决心。”罗琳说，在失败中，她反而获得了自由，因为她最担心的事情已经不存在了，“我还活着，而且，我还有一个我喜爱的女儿、一个旧打字机和一个大理想。”她发现，失败赋予自己内心的安全感，让她明白关于自己的一些东西，意识到自己拥有坚强的意志以及宝贵的友谊。“我历经艰辛才获得的财富，这比我得到的任何资格证书都更有价值。”罗琳告诉台下的哈佛学生，“当然你们不会像我一样，失败得那么惨，那么彻底，但你们不可能不在任何事情上没有任何程度的失败。如果你因为生活谨小慎微而没有任何失败，那么这样的生活还不如没有生活过。这样生活的本身就是失败。”“你的生存能力以及你和朋友的友情只有经过挫折的考验，你才能真正认识自己，认识友情的力量。”她说，生活是艰难的，复杂的，任何人也不能完全控制。“谦逊地懂得并接受这一点，会帮助安然你度过生活中的风浪。”罗琳接着转入第二个话题：想象力的重要。“你也许在想，我说想象力重要，是因为想象力在写小说中的重要性，但我想在更广义的角度说明想象的重要。”人类可以通过想象，换位思维，理解其他人的经历。我们可以用这种能力控制别人，增加自己的权力，也可以用这种能力同情那些经历过我们自己没有经历过的苦难的人们。“有些人只愿意生活在他们自己舒适的圈子里，从来不屑于想象如果他们生在不同的家庭、受不同的教育、有不同的经历，会怎么样？但他们对他人的冷漠只会有一天被更大的恶梦惊醒，因为他们的冷漠就是对邪恶势力的默许。”她说，她二十几岁时在伦敦的一个国际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总部工作，挣钱糊口。她每天接触的都是其他国家受政治迫害的人们的证词，听他们讲述受迫害时恐怖的经历。她永远也不会忘记，其中一个人在听到他妈妈在他们国家被政府抓住枪决的消息时撕心裂肺的惨叫。在这个国际组织，她也看到了很多人类好的方面。“我看到了人类为了争夺权力，维持权力的残酷，但我也看到了人类的善良和慈悲。”在这里的工作，成了她一生中最有意义的经历之一。她总结说，“人类是相互关联的，相互影响的。我们的存在就会影响他人。哈佛的毕业生会如何影响其他人呢？你们受的教育给你们独特的地位和独特的责任。如果你们能够为那些没有权势的人说话，用你们的想象力，想象他们的经历和困苦，那么庆祝你们毕业的不仅仅是在座的骄傲的家长，还有千千万万被你们帮助，被你们影响的人。我们不需要魔法来改变这个世界，我们改变世界的能力在我们的内心：我们有能力憧憬更好的未来。”最后，罗琳说，在她21岁毕业典礼时，坐在她旁边的同学是她在困难中求助的最好的朋友，他们后来也成为她孩子的教父教母。她希望哈佛毕业生能够拥有和她一样的持久而真正的友谊。罗琳的讲演只有21分钟，但台下的掌声将近两分钟。有趣的是，当天的小雨在她开始讲演时停了，在结束时又下了起来。第二天的校报报道说，“这是不是罗琳的魔法在奏效？”二十九、 事业与家庭的经济学大多数女性都面临家庭与事业的艰难选择，这里面又有什么经济学呢？9月15日，哈佛大学的文理学院正式开学了，比政府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晚了一到三周。在同一所大学，不同学院有完全独立的开学和放假的时间表，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也不近情理，但哈佛大学权利分散，各学院各自为政，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且难以改变。前几年，萨默斯（Larry Summers）任校长期间，加强了中央集权，才达成时间表改革的共识，但从同意改革到真正落实又需要三四年的时间，目的是让人们有“足够的时间过渡和适应”，各个学院的时间表要到明年9月份才会完全统一。所以哈佛的领导层有这样的笑话，“如果有中国式的领导权威和制度，哈佛的很多问题早就解决了。”新英格兰地区的秋天是最好的季节，因为这里的春天太短，冬天太长，夏天太热，只有秋天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气温宜人，秋高气爽。哈佛校园（Harvard Yard）也显的生机盎然：学生和学者穿梭在绿草坪间的小路中，奔向各自的教室。只有成群结队的游客在漫步拍照。几乎所有的导游都会带队停在哈佛大学创始人约翰.哈佛（John Harvard）的塑像前，介绍他与哈佛大学的不解之缘，大多数游客都会摸着约翰的一只鞋，与他拍照。无数人的触摸已经使那只鞋闪闪发光，反过来又吸引了更多的效仿者，似乎这一触摸可以接触到哈佛的某一部分精髓。那么哈佛的精髓是什么呢？哈佛的一切都是好的，值得吸取吗？让我们走进哈佛讲堂。经济系的大三学生可以选修一门小型的讲座课程（junior seminar），叫“事业与家庭的经济学”，最多接受16名正式学生，听众大多是20岁左右的女学生。这门课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讨论，分析女性的经济作用（economic role of women），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并通过写四个短篇报告（2页-3页），一个长篇报告（约25页，要求使用原始数据）提高调研和写作能力，为大四年级的毕业论文打下基础。前半学期以大量阅读和授课为主，后半学期以学生调研、提问、讨论和写作为主。大多数女性都面临家庭与事业的艰难选择，这里面又有什么经济学呢？这门课的主讲教授是克罗地亚.葛定（Claudia Goldin）。葛定是一位60岁左右的女士，矮小消瘦，虽然眼镜片后的大眼睛很有神，但脸色显得苍白，声音略有嘶哑，上课过程中不停地用一个塑料杯喝水，她的双手没带任何戒指。她于1967年从康奈尔大学获学士学位，1972年从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明尼苏达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宾西法尼亚大学任教。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经济史、教育、性别差异、女性和家庭在经济中的作用，也涉及劳动经济学。她立足于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看待现状，出版了多部著作和论文，获多种荣誉称号，是哈佛大学经济系几十名全职教授（full professor）中屈指可数的几位女教授之一。每门课的第一二堂课都是对这门课的研究方向作总体概述。葛定教授提出了以下问题供学生思考：情侣和家庭是怎样形成的？在“婚姻市场”中，谁与谁结婚是如何决定的？在什么条件下会决定结婚？又会在什么条件下决定离婚？在一个家庭中，劳动是如何分工的？妻子和丈夫如何选择在家里工作还是到市场工作？教育和投资在形成可行的家庭契约中的作用？为什么情侣会有孩子？他们如何决定要几个孩子？如果解释生育率的变化？避孕措施和避孕药在其中的作用？家庭中的性别差异是生理因素决定的还是人为决定的？为什么女性会对有关劳动市场的分析感兴趣？女性和男性各自如何选择职业？他们有怎样的的收入差别，差别的变化及趋势，如何解释这些变化和趋势？教育有性别差异吗？如何解释“女性入大学率和大学毕业率高于男性”这一新现象？葛定教授用大量的图表显示各种变化和趋势，并解释数据来源和处理过程。她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不屑思考的事做定性和定量的分析，不禁让人诧然。例如，关于人们是如何决定结合和分手的问题，她分析，当男女双方都认为他们结合的价值大于他们各自生活的价值的和，他们就有可能结合。多出来的这部分价值就叫做”盈余”（surplus）。但有盈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一定结合，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有N个男性，N个女性的“婚姻市场”中，有N的平方个结合的可能性。只有在各个结合的盈余的总和最大化的情况下，这个婚姻市场才达到“均衡状态”。而当这种盈余变成负值时，人们就会决定分手，重新进入婚姻市场。什么原因会使盈余由正变负呢？一种解释是“不完全信息”（imperfect information）。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因为误解而相聚，因为了解而分离”。另一种解释是生活的条件、生活的境况变化了。还有一种解释是人的想法变化了。这时，一个学生举手说，也有可能是“第三者插足”导致离婚，大家都笑了。葛定教授回答，这个模型没有考虑这种可能性，这个模型的假设是，N个男性和N个女性完全互相了解，没有新人进入这一市场。恐怕没有比这一分析更能说明经济学的极端理性和有限的解释能力了。如果人们真的把恋爱、结婚和上升的离婚趋势想得这么清楚，那么结婚过程的本身就是不值得的。人与人之间只需要契约进行合作，通过契约解散合作，一切仅仅是履行法律程序而已。训练20岁左右的年轻人理智清晰地思考世界，是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但这样的课程会传达给他们怎样的信息呢？这样的结论是他们应该得到的吗？三十、 哈佛专家解读金融危机对于金融创新、金融危机和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哈佛大学的六位知名教授提出了各自的解读和主张9月25日，哈佛大学专门就金融危机和财政部的救市方案组织了一场研讨会，由校长福斯特（Drew G. Faust）组织，六位专家出席，地点在桑德斯剧场（Sanders Theatre）。会议从下午4点到5点半，只有短短的一个半小时，但信息量颇为丰富。危机“三步曲”Jay Light教授首先发言，他是哈佛商学院院长、商业管理教授。Jay Light描述了这次危机发生的“三步曲”和危机解决的“三步曲”。“这次危机是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与未经考验的金融体制之间的冲撞。”他总结说。大约在一年半以前，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流动性开始放缓，就像一列列火车放慢了速度。今年3月，贝尔斯登（Bear Sterns）首先撞车，整个市场的流动性更加缓慢。最近几周是高潮，几列火车接二连三的撞车，短期资本市场基本没有了流动性，迫使财政部出台总体方案。“有人说，这个方案是‘救市方案’或者是‘白给钱的方案’。我不这么看。我认为这是增加流动性，帮助市场‘发现价格’的方案。虽然拍卖坏账的过程会很复杂，会消耗时间，但这是必要的。”Jay Light说。他认为，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各个层次的过度借贷和金融证券化（securitization）造成的不透明。首先是过度的家庭借贷导致了房产价格从平均家庭收入的2.8倍-3倍增长到4.1倍，这个高价位是不可持续的。手持房产抵押金融资产（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的“两房”和其他金融机构也存在过度的借贷。“两房”的借贷是其资本的60倍。在会计标准要求“按市场价格记账”（mark to market）的情况下，只要投资的价格下降1%-2%，“两房”就资不抵债了。过度的借贷使这些金融机构过度依靠短期信用市场（short-term credit market），一旦信用市场流动性放缓，甚至枯竭，这些金融机构很快就“揭不开锅了”。有钱的人飞速买入流动性最强，被认为“最安全”的美国政府国债。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国债在有一个时间段价格高到利率为负值。另外，房产抵押金融资产和其他金融衍生产品通过层层分解，打包销售，在分散风险的同时也造成了“不透明”。人们很难了解他们买的产品到底是什么，如何评估它们的风险。他的危机解决的“三步曲”分为：1）在几周之内，增加市场流动性，稳定资本市场。2）在几个月之内，通过财政部方案，制造拍卖市场，发现真实价格。3）在几年之内，重整金融系统，适当改变法律法规，提高监管质量和效率。“我仍然相信，我们的政治制度从长期来看能够解决这次危机。”他说。不符“安全标准”的金融创新卡普莱（Robert Steven Kaplan）是哈佛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曾经担任高盛的副主席和哈佛管理公司（Harvard Management Company）的临时主席和执行官（2007年11月到2008年7月）。卡普莱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只是一个更严重问题的表象。这个更严重的问题，指的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增加了富人的收入，而中产阶级相对被挤压削弱。在医疗价格持续上涨的今天，一个年收入六万美元的三四口人的家庭，如果雇主不提供医疗保险，他们就买不起一年一万二美元到一万三美元的家庭保险。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4700万的人没有医疗保险。在银行贷款条件松懈，中产阶级的经济实力被严重挤压，无法偿付贷款的条件下，就爆发了这次危机。他认为，财政部的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是必要的，但是是远远不够的。它只能解决表面问题，不能解决实质问题。只有增强中产阶级的经济实力才是解决这场危机的治本之路。哈佛法学院教授伊利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是一位破产法专家，她详细描述了酝酿这场危机的金融程序，说明财政部的救市方案是救了金融链末端的富人，而不是金融链前端的真正应该救助的面临丧失房屋，无家可归的穷人。以前人们的生活方式是：在工作年龄，偿还房贷；到退休时，房子贷款也还完了，就靠社会养老保险度日（social security）。这场危机打破了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怎么打破的呢？答案就是撤销监管的情况下（de-regulation）的金融创新。例如，“2-28可调利率分期付款”（2/28adjustableratemortgage）的发明：贷款人在前两年为30年的贷款付很低的利率和月供，利率突然在第三年提高，月供突然大涨，很多人都吃不消，于是被迫放弃房屋破产。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2-28利率”会转成高利率和高月供，更多的家庭会放弃房屋，房产市场会更加低迷。“这种金融创新就像是不安全食品，不安全产品在市场上销售一样危害大众。我们有安全食品法规，安全产品法规和安检局，也应该有安全金融产品法规和相应的执行这些法规的政府部门。”沃伦教授说。太多的人赌错了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现任贝伦经济学讲座教授（Robert M. Beren Professor of Economics），2003年至2005年期间，曼昆曾任布什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曼昆没有提出任何主张，但解释了很多现象。他说，最根本的问题是人们认为房产价格不可能跌，只可能涨，更不可能下跌20%。一般来说，市场总是有输有赢，谁在市场上赌输了，损失了钱，也就结束了，对市场全局不会有影响。但现在的问题是，太多的人在同一件事情上赌了同一个方向，而且全赌错了。这就是为什么许多金融公司同时濒临倒闭。“伯南克在成为美联储主席之前有一篇著名论文，解释为什么银行的失败是导致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他很清楚银行业全面坍塌的后果。”曼昆说。曼昆说，布什政府的论调是，现在市场上的悲观情绪太多，多到不理智的程度（irrationally pessimistic），与上世纪90年代“不理智的乐观”（irrational exuberance）截然相反。所以财政部想以低价买入一些金融资产，等市场回归正常以后，再以高价出售，还有可能给政府赚钱。华尔街的人很喜欢这个方案，但学术界的经济学家一般来说却持怀疑态度。他们有几方面的担心：他们一方面担心财政部为那些坏账付了过高的价格，这只是对那些华尔街的富人有好处，即使是通过拍卖，过程也会非常复杂，耗费时间很长。另一方面，他们担心银行没有得到足够的注资。“我在华尔街的一个学生告诉我，其实有很多私有资金愿意给这些面临破产的金融机构注资，但是这些机构的高层主管们不愿意接受出钱人的条件，宁愿等待政府救市，市场回归。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应该买这些公司的股票，而不是坏账。”还有一种说法是政府应该强迫这些公司接受注资，但没有人清楚应该通过什么手段如何强迫这些公司。接着，曼昆解释两位总统候选人在这个问题的主张和各自的问题。“奥巴马认为，市场太疯狂，应该加强政府的作用。而麦凯恩认为华尔街的危机是由贪婪腐败所致，倡议解雇美国证监会（SEC）主席克利斯托弗·考克斯（Christopher Cox）。然后，曼昆引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调查了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顶尖经济学家，让他们假设自己生活在上世纪30年代，面对当时的经济数据，是否能预测经济大萧条。调查结果是他们都不能预测。然后，文章作者又让他们假设，面对当时的数据，但使用现代的经济理论，计算方法和计算工具，包括最先进的计算机和各种预测模型，结果是他们还是不能预测经济大萧条。最后，曼昆说，“即使读了这篇文章，如果你问我会不会预计有经济大萧条呢？我的回答是：不会，我不会预计有经济大萧条。”听众都笑了。利润过高的金融产业Kenneth Rogoff，是哈佛大学著名的国际经济学教授，2001年至2003年，曾担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和调研部主任。他对财政部的救市方案持反对态度，言谈里透露着讽刺和不满。“7000亿美元纳税人的钱是‘在匆忙中浪费，（事后会）在闲暇中后悔’。财政部说他们要通过拍卖找到那些坏账的最低价格，但谁知道那些坏账（在经历了金融创新，无数次转手）到底值多少钱？没有人知道里面到底包含了什么。财政部会雇一些没有工作的银行家，让他们来估价，其实就是给他们制造就业机会，纳税人的钱断断续续的流入银行业人士的腰包。”他说。他一直认为金融产业的利润太大了，大到不可持续的地步。“哈佛（本科）毕业生的一半都会去金融产业，这不正常。几年前我就说金融产业一定会大大缩小，至少要关掉一个投资银行。但没想到现在连一个投资银行都没有了。很多学生要到其他行业去找工作。有一个在华尔街工作的学生问我，‘这次危机是不是意味着我得找一份真正的工作了？’”然后，他谈这次危机的国际影响，“我不知道我的同事Richard Cooper今天来了没有。（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观点不同），我们两个有时被邀请同时参加‘路演’（以便大家参照对比）。美国庞大的经常项目赤字已经持续了大约15年，我们依靠在流动性很强的资本市场借贷外国资金来弥补这些赤字。现在我们的资本市场出现了危机，流动性微乎其微，我们需要借更多的钱来充斥市场，增加流动性。谁还愿意借给我们钱呢？至少不会愿意按以前的利率借给我们。”最后，他强调“那些在市场赌错了的银行主管们，那些投资者，必须要认输；必须要让他们损失投资，否则市场规则就被打破了。有人说，银行业是美国经济的龙头行业，不能不救。但是高科技行业也是美国的龙头行业，经历了高科技泡沫以后，政府没有救，现在不是也一如既往吗？法律一定要严格制定，严格执行。我们不需要更多的监管，而需要更有效更严格的监管。”为金融创新辩护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是哈佛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倒闭时，他是其中主要的金融工程师之一。默顿为金融创新辩护说，金融创新会继续，关键是要有“适合的”，“智慧的”法律和监管环境。“这次金融危机会在很大程度地改变金融行业和金融机构的组织形势，但是应有的金融职能不会改变。投资银行的名称会改变，但投资银行的作用仍然需要，仍然有实际意义。”他说。“很多人用这次金融危机把矛头指向金融创新，但这不是金融创新的错，而是新的金融产品和金融监管不接轨造成的。例如，从波士顿到纽约的火车能开到每小时200英里，但是铁轨不能支持这样快的速度。我们应该做的是提高铁轨的功能，让它尽快适应发动机的高新技术。”默顿说。他强调，“现在的问题是大多数监管市场的政府官员，大多数公司董事会的成员都不懂得复杂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他们怎么能够监管好呢？所以那些真正受过金融训练的懂得金融的人应该接管这些重要的位置，更加‘智慧地’‘科学地’制定监管条例，执行监管。不是要更多的监管，而是更有效的监管。”默顿还谈到了这次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有人说，我没有在房产市场下跌时卖房子，所以我没有亏损。但是你的房子的价值已经跌了，你能用房子作抵押贷到的现金已经大大减少，能用房子换到的现金也大大减少，这些都是真实损失。”他说。三十一、 如何培养领导才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耐认为，高效的领导需要具备软实力和硬实力，软实力指情商、愿景和沟通交流，硬实力指组织能力和洞察能力。而比软实力和硬实力更重要的，是相机行事的能力什么是领导才能？一个人怎样才能领导别人？关于这个题材的书很多，但适合做教科书的太少，要么理论性很强，可读性很弱，要么可读性很强，理论性很弱。于是，2004年，约瑟夫·耐（Joseph Nye）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退任后，想写一本既有可读性，又有理论性和严谨注解（footnotes and endnotes）的书。这就有了耐的这本新书——《领导的能力》（The Powers to Lea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9月23日，在每周一次的讲座“美日关系项目”（the US-Japan Program）中，耐介绍了这本新书。耐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著名教授，主要研究国际关系。耐有丰富的领导经验，除了1995年-2004年期间担任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还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过国防部助理部长（AssistantSecretaryofDefenseforInternationalSecurityAffairs1994-95）。一个人怎样才可以领导别人呢？传统的模式是“胡萝卜加棍棒”：顺我者会得到好处，逆我者会得到惩罚。耐认为，拥有资源并不一定就有权力，就可以领导别人。领导力这取决于个人的性格特点，脾气秉性，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场合（context）。丘吉尔现在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而在1940年上半年以前，他被认为是失败的、不称职的领导；在1945年被认为是领导二战胜利的大英雄，但很快就在大选中失利，丢掉了首相的位置，但在1951年又被选为首相。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个人素质和秉性并没有变，变化的是环境和场合。在研究领导力方面，有一种理论偏重于强调个人才能、性格特点和领导魅力等等。其中，“巨人理论”就说，公司领导和政界领导总体来说比普通人身高要高几英寸。还有人计算，平均每高一英寸就意味着年薪高几万块钱。但最强有力的反例就是中国的邓小平和法国的拿破仑，他们的领袖地位和领导才能是无可置疑的。现在有不少女CEO，她们的出现引起了“女巨人说”：女性在某些方面比男性强。但耐认为，这些理论都是通过性别把人看死了，不具灵活性。还有人对遗传基因和双胞胎做很多研究，得出结论：人的成功三分之一取决于先天基因，三分之二取决于后天培养。在国际关系领域，耐创建了“软实力”和“硬实力”的概念，在这本新书中，他把这两个概念用于解释个人的领导能力上。他认为，有能力的高效的领导需要具有“聪明的实力”，也就是同时具备软实力和硬实力。女性要想成为成功的领导需要更加像男人，男性要想成为成功的领导需要更加像女人。软实力指什么呢？它包括三方面能力。第一，情感智商，指你控制自己的情绪，并以此有效的影响他人的能力。领导了美国二战时的著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是这方面的典范，他的智商并不是第一流的，但他的情感智商却是出类拔萃的。因“水门事件”黯然下台的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则截然相反，他的智商一流，但缺乏对情感的控制能力。第二，愿景（Vision），即在现实的基础上对前景的憧憬。美国现任总统小布什对中东有憧憬，说美国进攻伊拉克，迫使萨达姆下台，就可以在中东实现民主。但这个憧憬90%以上脱离现实，造成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灾难。第三，沟通交流。这不仅仅指口头交流能力，还包括行为示范的能力。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通过讲演感染人们，而印度领袖圣雄甘地则是行为示范的典范。硬实力包括两方面。第一，组织能力，即组织信息、组织人员的能力。商学院总是区分领导人才和管理人才。领导是可以巨大地改变现状的人，而管理人员的功能是如何更好的维持现状，使现行的机制更好的运转。耐说，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没有提出很大的愿景，但他是非常好的组织者，把政府内部的信息处理和人员组织的井井有条，在外交政策方面，他几乎是半个世纪以来最有成绩的总统。小布什则相反，非常有愿景,但政府内部混乱，在外交政策方面是半个世纪以来最糟糕的总统。第二，洞察能力，即审时度势的能力，快速准确的认识判断形势，洞察对方的优势和劣势。还有一种能力比软实力和硬实力都要重要，就是相机行事的能力，耐称其为Contextual Intelligence，即决定在什么情况下行动，在什么情况下停止，恰到好处地处理任何事情的能力。耐曾经问过一个很成功的CEO，“你什么时候自己做决定，什么时候咨询你的高层团队，集体做决定？”那位CEO回答，“如果一年咨询他们三次，这些高层人员早就走了；如果一年咨询他们18次，我的公司早就散了。所以我咨询他们的次数在这两个数字之间。”那么，如何培养这些能力呢？耐总结了三条：第一，认识自己，即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第二，多学习，学习别人的经历和经验，从中吸取营养。第三，多实践，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和教训。然后，再实践，再总结，如此循环往复，不断提高。三十二、 辩论美国医疗政策参与辩论的双方分别为麦凯恩和奥巴马的医疗政策顾问。双方都主张减税，但实现途径并不相同医疗政策是美国总统大选的永恒议题。那么，在本次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John McCain）和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Barack Obama）的主张又有何差别呢？托马斯·菲利普森10月2日中午，哈佛大学法学院组织的一场辩论，可以清晰地反映这一差别，因为辨论的双方，一位是麦凯恩的医疗政策顾问托马斯·菲利普森（Tomas Philipson），另一位是奥巴马的医疗政策顾问大卫·卡特勒（David Cutler）。大卫·卡特勒菲利普森是芝加哥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经济教授，也是麦凯恩医疗政策顾问小组的八位成员之一，2003年-2004年曾任布什政府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高级经济顾问，2004年-2005年任医疗服务中心高级经济顾问。卡特勒现任哈佛大学经济系应用经济学教授，1993年曾任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2003年-2008年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负责社会科学教学的副院长。他以在医疗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方面的贡献闻名，曾任多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医疗政策顾问。医疗政策格外重要，是因为美国的医疗消费每年高达两万亿美元，约占GDP的13％。美国一个普通家庭的年收入是五万美元左右，平均每年支出的医疗保险费是1.2万美元，非常昂贵。大多数美国人通过雇主得到医疗保险，雇主承担50％-75％的医疗保险费用。如果雇主不负担医疗保险，这样的家庭和收入更少的家庭根本不可能承担。所以有5000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即六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人没有医疗保险。减税的不同路径菲利普森和卡特勒都认为，提高医疗保险覆盖面、降低保险费用、提高医疗质量、注重病前防御是医疗政策的共同目标，但如何达到这些目标，双方提倡的途径却有本质的不同。菲利普森主张减税。他提出，给每个上医疗保险的家庭减税5000美元，给每个上医疗保险的个人减税2500美元，这包括了失业人员，也包括有长期疾病、保险公司不愿覆盖的人。菲利普森认为，任何税收都会扭曲市场行为，任何政府规定和要求都会限制个体的自由行为。因为任何政策都有一定的刚性，而每个人、每个家庭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政策规定不可能区分得那么细，很有可能带来负作用。所以他倾向给人们经济动力去做什么事，而不是要求人们一定要做什么事。菲利普森还主张，通过引入竞争来降低医疗保险费，具体做法是，打破保险公司州际的界限，允许不同州的居民申请不同的保险公司，让它们自由竞争。医疗产品、医疗器械太贵，也要通过市场的充分竞争来抑制价格，而且不会打压研发新产品的积极性。“我是瑞典人，当然现在是美国公民。欧洲国家最羡慕美国的就是它的创新精神和鼓励创新的机制。一刀切的管制只会减弱这种令人羡慕的机制，磨灭创新精神。”菲利普森说。卡特勒也许诺减税。但他提出的方案，不是给所有的人减同样的数量，而是按收入的高低相应减税，所以有一部分杀富济贫的效果。要不要投资计算机系统？卡特勒强调公共投资计算机系统，每年100亿美元，连续五年以改变20世纪的IT支持体系，适应21世纪不断增长的医疗需求。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医疗档案的复制，人力的浪费和其他很多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而且还会给公共投资带来很好的回报。这些公共投资从何而来？卡特勒说，可以让布什政府给高收入家庭的优惠税收政策过期。菲利普森则不同意这种投资。他说，“你提供的数据意味着公共投资医疗体系的计算机系统有30比1的收益率。如果真有这么高的受益率，为什么还没有私有资金投资呢？而且，公共医疗体系中的行政成本，承担着很多不可避免的行政功能，你怎么保证在减少行政成本的同时，不影响这些有用的行政功能呢？”卡特勒回答，“如果你去问医生，你的计算机系统有没有必要提高？他会说有，但我不能投资，因为保险公司不付这一份钱。你再问保险公司，计算机系统需不需要提高。他会说，‘需要，但是我不能付这份钱，因为这样我就得对加入我的保险的人征收更高的费用，减少我们公司的竞争力。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提高以后的医疗系统被所有的病人享用，而不是仅仅买我们公司医疗保险的人。’所以很明显，先进的IT支持系统和水和空气一样，是一种公共产品，必须要有公共投入，才能保证医疗体系适应21世纪的需求。奥巴马不但重视IT支持系统的建设，而且许诺了500亿美元。麦凯恩没有许诺一分钱。我所说的节约行政成本是从减少档案复制，减少不必要的程序中节省出来的，不是从减少必要的行政功能出来的。”就像总统候选人的公开电视辩论一样，由于时间有限，他们很难展开讨论任何复杂问题，只能给出很简短的回答。他们之间的问答和对听众问题的回答都和两党的基本论调一致，总是回到各自的核心立场，强调不同的治国哲学。他们的回答给人的感觉是万变不离其宗。三十三、 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评总统大选杜卡克斯是1988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败给了老布什。他看好奥巴马，但认为谁能当选总统，难以预料再有两周不到的时间，奥巴马和麦凯恩谁将当选美国总统，将有分晓。在这个时候，听听一位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如何评论总统大选，无疑是件乐事。他叫麦克·杜卡克斯（Michael S. Dukakis），在1988年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但可惜败给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老布什。杜卡克斯现在的身份，是波士顿东北大学教公共政策、医疗政策和领导力的教授。10月22日，他到哈佛大学的美日关系（US-Japan Program）系列讲座中，点评了总统大选。杜卡克斯的父母都是希腊移民，他于1933年出生于波士顿附近的一个中高层小区布卢克林（Brookline），那里也是肯尼迪总统的出生地。1960年，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他被选举为布卢克林小区委员会成员（Town Meeting Member），从1962年起，连续四次被选举为马萨诸塞州的下议院议员（Massachusett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1974年击败共和党对手成为该州的第65届州长，他被认为是该州任期最长、最成功的州长。1988年在总统大选中落败。奥巴马的组织能力每到总统大选年，哈佛大学的美日关系项目都会邀请杜卡克斯发表评论。四年前，他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John Kerry）击败小布什充满信心，但总统大选的形势千变万化，结果难以预料，最后还是小布什连任成功。可能是因为这一点，杜卡克斯出言谨慎，他说，“虽然离总统大选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了，但谁能够最终胜利，还很难说，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在讲演中，杜卡克斯没用讲稿，随兴发挥，尽管教室座无虚席，但感觉上是在和几个朋友在茶余饭后闲谈。他首先声明，“你们不要以为，我比你们对总统竞选了解得更多。如果我真正了解总统竞选，我当年就不会输给老布什了。我几乎每天都在谴责自己，一切都是我的错。”大家都被他的幽默逗笑了。”对今年的选举，杜卡克斯说，奥巴马的草根组织（grass root campaign organization）的能力是他所见过的最出色的。“为奥巴马的竞选捐款的人有350万人，仅上一个月就集资了1.5亿美元。如果能把这些捐款的人变成当地为奥巴马竞选的志愿者，在美国的20万个选区中，挨家挨户地敲门、与选民沟通，让他们觉得你和他们穿的一样、说的一样、做的一样、甚至想的一样，那么就会成功地影响那些现在还摇摆不定的选民。”他说。杜卡克斯还回忆，“我年轻时竞选布鲁克林小区委员会的时候，我敲遍了我们区所有几千家人的门。这些最基本的与选民建立联系的工作一定要做。互联网是组织、交流、集资的很好的现代化工具，但它不能代替人与人，面对面交流的效果。”麦凯恩的过时世界观杜卡克斯认为，在国际关系中，麦凯恩代表一种过时的世界观，他把世界看成是对立的，分成“我们”和“他们”，火药味十足。相比之下，奥巴马在国际关系中显示出更加合作的态度。而在国内问题上，他说，奥巴马主张国家政府要起更重要的作用，麦凯恩则主张私有经济主导一切，这在今天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显然不合时宜。“如果说历史教导了我们一些事，那就是金融行业必须要严加管制。马萨诸塞州有大约140个州立银行，正因为该州对银行资金储备的要求严格，他们才能在危机中禁得起考验。”他说。杜卡克斯还说，在医疗政策中，市场从来不能起主导作用，今后也不会起主导作用。因为只要保险公司知道你有长期病，它就不会接受你的保险申请。“市场经济无所不能的思想主导了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我不是说市场经济完全不好。是市场经济的竞争使得现在在百思买（Best Buy）或Circuit City等零售店的家用电器物美价廉。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忘记我们需要对公共产品，公共事业不断的投资。”他说。副总统的基本条件提问时，有人问他对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佩林（Palin）的看法，杜卡克斯说，“佩林没能帮助麦凯恩，反而拉了他的后腿，因为人们选副总统最基本的条件不是他（她）的年龄和性别，而是他（她）能不能当一个合格的总统。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与此相反，克林顿竞选总统时，戈尔作为副总统候选人显得非常合适。”有人说候选人在竞选中没有提到政府作用的问题。杜卡克斯说，“政府的作用不是笼统的、理论上的，而是通过具体的事件反映出来的。总统候选人不会单独讨论政府的作用，但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在金融政策、医疗政策、税收政策等方面看出他们态度的不同。”说到税收政策，杜卡克斯认为，在今天的环境下，不应该对任何人有任何减税政策。政府早就债台高筑了。有人问，如果奥巴马竞选成功，他应该如何选择高层政府官员。杜卡克斯说，“没有什么考验能象总统选举一样考验你各方面的能力。我认为简单的从私有企业里‘挖高管’还不行，因为服务于公共事业还需要和在私营企业里工作不同的技能，与人打交道的能力、政治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显得尤其重要。他们需要能够与媒体，国会和各种政治力量打交道。他们要非常成熟，有广阔的胸怀，善于表达，同时要潜心倾听。”他还说，奥巴马需要广泛的、不同方面的人才，有不同年龄的、不同性别的、不同种族的、不同地域的，这不是为了做秀，而是真正的广招人才。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要热爱公共事业，乐于解决公共问题。如果奥巴马真能够组建起一个很好的团队，明年下半年无论是华尔街的金融形势还是美国的国际关系都会大有起色。三十四、 日本“失去的十年”之现实意义日本驻美大使阐述日本官方对目前经济形势的看法10月27日下午，日本驻美大使藤崎一郎（Ichiro Fujisaki）在哈佛大学利用美日关系项目的平台对当今形势发表了大约半小时的演讲。藤崎从1969年进入日本外交部，成为职业外交官，多次在日本自由贸易谈判和G8会议中担任要职。抵达华盛顿前，他是日本驻日内瓦国际组织的全权大使。在讲述了自己上个世纪60年代在美国学习英文时的一个小笑话后，这位日本大使转入正题。他的英文地道，语速缓慢，出言谨慎，似乎唯恐会说出任何带有争议的话。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明确了解日本官方对目前经济形势的一些看法以及日本职业外交官在公共场合是如何与美国听众沟通和“促销”日本的。藤崎首先与听众分享了日本在“失去的十年”中的经验和教训。他说，一旦金融危机发生，首要的工作是鉴别那些坏账，将其公之于众，然后集资，包括国家的和私人的钱。日本为银行坏账集资公款5000亿美元，其中1000亿用于购买坏账，1200亿用于给银行注资。注资银行的钱基本没有什么损失，但是用于提供存款保险的1000亿美元却损失了很多。这中间的教训是：政府的反应和动作一定要快，切勿遗失最佳时机。他认为，如果日本政府更早地提供存款保险，事态不会变得那么严重，损失也不会那么多。除了采取措施的速度以外，政府还要注意采取措施的过程要透明，要保护纳税人的利益。藤崎认为，起于美国的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是金融杠杆作用过大和房产贷款证券化过于复杂，金融全球化又使这次危机波及世界各个国家。相比之下，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发生的危机仅限于日本国内。“目前最重要的是重振市场信心，恢复市场信用。我们并不缺少资金，但是缺少信任，是心理因素在作怪”。藤崎引用日本前首相Koizumi的话说，“80年代的日本是信心过足，21世纪初的日本是信心丧失过多”。他指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不稳定的，信心过多和过少都是加剧市场不稳定的因素。接下来，藤崎提出三个观点。第一，要保持乐观，至少在宏观的层面。“建立信心是我们的目标，但同时信心也是一个工具。不要相信那些说‘世界末日就要来临’的分析家。”第二，“我们要运用已有的国际框架，例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我们的态度是要加入、参与，然后适当改变它们。G7、G8已经不适用了，因为中国不在其中。而且，他们每年开会的结果都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以前说过的话。我们更支持G20作为一个有效的国际平台。”第三，国家间要协调各自采取的行动。这时，他发给台下听众两页纸，都是关于日本国际地位的数据和图表，意在显示“事实胜于雄辩”。他首先声明，所有的数据都不是日本政府的，而是国际组织的数据。其中，第一组数据显示，日本能源和粮食的自给率、人均GDP及其国际比较。第二组数据显示，日本对联合国的巨大贡献，仅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官方（支持贫困国家）发展资金（Official Development Aid）是世界第二；对伊拉克建设的经济贡献也是世界第二；对阿富汗建设的经济贡献是世界第三。第三组数据显示，日本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和直接投资（FDI）及其国际比较，说明日本不是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对象；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是日本对美国的贸易盈余的三倍，而日本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是中国对美国的233倍。第四组数据显示，日本在研发方面的GDP和专利申请数量（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s）均为世界第二位，仅仅次于美国。第五组数据则显示了日本能源使用的高效。日本是生产单位GDP需要能源最低的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远远低于美国、中国、俄罗斯和印度。2006年，日本排放量仅占世界的4.3％，美国占20.3%，中国占20.2%，俄罗斯占5.7%，印度占4.5%。谈到美日关系，藤崎表示乐观：“我相信，无论奥巴马还是麦凯恩当选，美日关系都不会出轨。”他随即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不要政治化美日双方的任何摩擦。“我们要小心谨慎地解决各种问题，不要为了谁是世界第一在媒体上吵个不停。”第二，“我们要在多方面的事务中密切咨询对方，商讨协调，确保没有任何‘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我们要珍惜对方做的贡献。这就像是一对夫妻：我太太说我做的不够，我说我已经做的很多了。这样不行。我们要感谢对方所做的一切努力。”哈佛大学中美日关系资深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作为此次讲座的评论员在藤崎演讲结束后评价说，“我一直认为日本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美国人）学习。例如，日本使用能源的高效，但还没有想到要从日本的经济危机学东西。”他接着回顾了二战以后美国驻日本的历届大使，指出他们基本都是美国政界要员。直到八年前，小布什任命了自己的私人朋友为美国驻日本大使。显然，如果美日外交关系上有任何问题，大使都可以直接反映到总统那里。在日本方面，日本驻美国大使都无一例外都是外交官出身。此外，傅高义还对藤崎的所谓三点建议做出回应——“在美国的政治体系里，美国驻日本大使要想做到你的三点建议实在太难了，因为他们必须要面对国会和媒体。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地就被政治化了。”藤崎听后则表现出几分幽默。“中午吃饭的时候，我问美日关系项目的主持人，傅教授会不会提出很难的问题。她说，傅教授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人，不会提任何为难你的问题。现在我看，她是错了。”三十五、 比较奥巴马与麦凯恩的经济政策曼昆和卡特勒比较了两者各个方面的政策，包括税收、医疗、气候、预算和国际贸易等方面10月29日下午，哈佛大学经济系安排了一次对话，两位嘉宾是系里的两位教授：曼昆（N. Gregory Mankiw)和大卫.卡特勒（David M. Cutler），主题是评论奥巴马和麦凯恩的经济政策。曼昆曾担任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2003年－2005年），总体来说，代表右倾经济学家的观点。卡特勒现任奥巴马的医疗政策高级顾问，总体而言，代表左倾经济学家的观点。不过，经济领域不像在政治领域，非此即彼，很多事情是可以商讨的。因此，这次对话主要是介绍性质的，而不是辩论，两位主讲人各有半小时的时间。哈佛大学的不少教授经常担任政府的智囊团成员，经济系系主任、统计学专家吉姆.斯道克（Jim Stock）安排这次对话，主要是为了让哈佛大学的本科生能从这些重量级人物那里学一些东西。曼昆的看法曼昆首先声明，他现在是无党派人士。除了为布什总统工作过，他还担任过马萨诸塞州州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Mitt Romney）的经济顾问。罗姆尼退出总统竞选后，麦凯恩和奥巴马都想拉他入盟，他都谢绝了。曼昆首先点评了奥巴马和麦凯恩的税收政策。“今年夏天油价高涨时，麦凯恩提出减免汽油税，这是没有任何经济学根据的，很明显是为了迎合选民的胃口。就我所知，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反对这一政策，都主张汽油税只应该增加，不应该减少。在这一点上，奥巴马的反对意见是对的。”他说。曼昆曾在课堂上讲过开车有种种弊端，包括交通堵塞、空气污染等等，鼓励人们更多地使用公共交通。增加汽油税是改变人们行为的一种方法。他对税收的一种理解是：如果政府想鼓励人们做什么事，就对这件事减税或免税；如果政府想鼓励人们不做什么事，就对这件事增税。这种税叫“校正人们行为的税收”（corrective tax），汽油税就属于这种。曼昆赞同麦凯恩主张的减少公司收入税（corporate income tax cut），认为，短期内对公司的股东有利，长期而言会促进经济的增长。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政策，奥巴马想提高汽油使用效率标准（the CAFE standard; or corporate average fuel economy standard），支持乙醇补贴；麦凯恩在这些方面持反对意见。曼昆曾经撰文指责CAFE标准是政府管制的表现，有多种负作用。例如，汽车使用汽油效率增高会鼓励人们更多的开车，这是事与愿违。另外，SUVs（sports utility vehicles）不在管制标准之内，这会鼓励人们买耗油多的SUV。在医疗保险方面，麦凯恩的政策是给每人减税5000美元去买医疗保险。奥巴马的政策是包括所有的人，但政府支出将很庞大。曼昆说，希望在竞选之后，他们之间会取长补短。至于药物太贵，高于其他国家的药品价格，曼昆说，更倾向于提高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的药品价格，而不是抑制我们的价格。因为抑制药品的价格就意味着制药业利润的下跌，就会打击医药产业创新的积极性。“在我写的教科书中，有一个漫画：总统说，‘怎样才能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呢？’他的顾问回答，‘这很简单，我们就是需要很多的钱。’我想这句话也适用于医药产业，医疗费用会越来越高，但只要产品可以更新换代，总有更好的药品出台就是好事。但这其中有一个平等的问题。比如，有一个神奇的药片，只要吃了就可以多活一年。但这种药很贵，100万美元一片，那么只有比尔.盖茨那样的富人才能吃的起。这是不是好事呢？所以这种逻辑也不能走极端”。曼昆说。曼昆认为，国家预算的长期前景并不理想。因为候选人在竞选中可以不受预算的约束，但进入白宫以后就不能不面对现实。奥巴马声称，不会提高那些年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下的人的税收；麦凯恩则表示要减少公司税，不让布什总统的减税政策过期等等。但曼昆认为，他们成为总统后就不得不受数字的约束。事实是无论哪位候选人当选总统，布什总统的减税政策都会在2010年过期，因为即使麦凯恩成为总统，即使麦凯恩不让减税政策过期，民主党主持的国会也不会通过麦凯恩的议案。在国际贸易方面，曼昆说，麦凯恩和奥巴马在参议院投票的记录显示出最大的区别。奥巴马倾向反对自由贸易，麦凯恩则相反。曼昆预测，奥巴马会在11月4日的大选中获胜。“原因很简单，大多数选民不会细致地分析候选人的经济政策。他们只会觉得，现在的经济太糟糕了，我们应该让另外一个党派的总统候选人上台，试一试。这就是为什么1980年卡特总统在竞选中败给里根。同样，如果2004年，民主党候选人克里（John Kerry）胜选，金融危机照样发生，经济照样下滑，那么麦凯恩胜利的可能性就很大。”卡特勒的观点卡特勒的一些思想与前财政部长、现哈佛大学教授萨默斯很接近。他强调长期投资和解决经济收入不平等问题的重要性。什么样的投资是对长远有利的呢？投资于能源、环境和教育。“在这些方面，总体来讲，两位候选人比较接近，虽然技术细节有很多不同。”卡特勒说。他说，“在过去的八年中，精英阶层的收入增长远远大于其他人的增长；中产阶级的收入几乎原地不动；下层人的实际收入其实在下降。高管阶层的收入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民主党领导人为了代表中低层大众的利益，很有可能选择贸易保护主义。要继续开放贸易政策，我们就必须为了长远利益投资于教育和医疗，同时给予那些由于自由贸易而蒙受经济损失的人税收倾斜政策和其他具体的帮助”。关于医疗政策，卡特勒说，“美国大约有50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但同时医疗系统中的浪费极其严重，每年的浪费达7000亿美元，相当于财政部的救市方案。如何减少浪费呢？我们强调预防疾病，投资于计算机系统，使付账系统更加简洁，改变医生的激励体制。如果你的病好了，医生就没有生意了，就不赚钱了。这样的激励机制不对。目前药品价格太贵，吃药的人太少。要想办法使人们买的起他们需要的药品。我认为在很多地方，两党的经济政策都可以互相借鉴。”我们在电视上看总统候选人竞选讲演和辩论时总觉得不解渴，觉得他们更多的时间是在喊口号而不是说明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这是不是因为他们受讲演或辩论的时间限制呢？作为奥巴马智囊团的幕僚之一，卡特勒解释了这个现象。“我们在给奥巴马提建议时，让他在公共场合不要提及具体方案，尽量笼统一些，只点明自己的倾向性就可以了。这样做不会把自己当成众矢之的，同时也给自己在成为总统以后留有最大的政策选择余地。”三十六、 生不生孩子的经济学解释人们的收入提高时，对孩子的质量的要求也会提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随着收入的提高，孩子的数量会减少一对夫妇要不要孩子、要几个孩子。经济学家怎么分析这个问题呢？在“事业与家庭的经济学”课上，克罗地亚.葛定（Claudia Goldin）教授多次称赞了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研究，还把贝克尔的书《关于家庭的论文集》（ATreatise on the Family）列为这门课的重要教科书之一。贝克尔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在研究家庭行为（behavior of family）方面的贡献，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列为他的主要贡献之一。贝克尔提出的分析角度是，孩子是物品，而且是“正常物品”。在经济学里，根据它与经济收入的关系，所有的物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低级物品，收入越高，消费的越少。经济学家常举的例子是土豆，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吃淀粉含量高的食品越来越少。另一类商品是“正常物品”（normal goods），大多数物品属于这一类，收入越高，消费越多。正常物品中，有一个分支是奢侈品，收入越高，不仅消费越多，而且占收入的比例越高，例如旅游。孩子怎么能和物品相提并论呢？这样的分析角度多少显得冷酷，但经济学是以理性为假设前提的，这样来分析问题，虽然不合情，倒也合理。接下来的问题是，假设孩子是物品，算是“正常物品”吗？如果孩子是“正常物品”，更高的收入就意味着更多的孩子，这称为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但事实上，越是发达的国家，收入很高，生育率却很低。收入越高的女性，生育率越低。一般来说，农村的生育率高于城市的生育率。对于这些现象，经济学家提出过一些解释。一是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收入越高的女性，生育小孩的机会成本就越高，所以生育减少。二是价格效应(price effect)，养活农村的孩子比城市的孩子要便宜许多。随着科技发展，各种避孕措施层出不穷，也让女性有更多的能力来取舍自己的事业和命运。此外，经济的发展使孩子的“用途”持续减小，“养儿防老”早就不适用于今天的社会。随着服务业日益发展，农业日益萎缩，孩子作为劳动力的用途也越来越小。而且，婴儿的夭折率已经微乎其微，所以现代人在决定是否生孩子，生几个孩子时，不仅仅要求数量而且要求质量。而贝克尔则是别出心裁地来解释这个问题。他提出，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对孩子的数量的要求提高了，但因为对质量的要求也提高了，所以每个孩子的“价格”也在同时提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随着收入的提高，孩子的数量会减少。所以，贝克尔认为，孩子仍然是“正常物品”。这是一个颇有创新的看法。贝克尔对传统的数学模型作了一点改进。传统的模型中，数量（N）和质量(Q)分别在水平的X轴和垂直的Y轴。“预算限制”（budget constraint）是一条直线。但贝克尔的创新在于，把这条“预算限制”的直线变成一条曲线，不再是质量和数量的简单乘积，而是质量、数量、及质量的数量的三者的乘积。贝克尔的理由是，随着人们富裕程度的增长，“预算限制”的扩张，人们愿意在多要孩子的同时，也要求有更高质量的孩子。人们在欣赏贝克尔的同时，也会对贝克尔展现出的极端理性感到惊讶。贝克尔的妻子和孩子能接受他的无情的理性吗？在获诺贝尔奖的自传中，贝克尔提到了他现在的妻子Guity Nashat，Nash at是研究中东地区的历史学家，她对女性在经济和社会中的作用的研究，与贝克尔的研究相重合。“在个人生活和工作中，她（与我）的匹配和配合，使我的生活好了如此之多。”贝克尔提到。显然，Nash at和贝克尔的思想同样别具一格。三十七、 一名外国记者眼里的中国中国实现了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同时在资源、环境和人力方面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应该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建立更好的机制中国是否像看起来那么强大？这是西方人现在不断在思考的一个问题。难怪以此为题的一个讲座吸引了那么多人。11月14日，这个讲座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举行，讲演者是罗伯特·纪福特（Robert Gifford），1998年－2004年间，纪福特作为国家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驻北京记者，在中国工作了六年。至少有五六十名听众来听这个讲座，不少人没有座位，只能站在门口。纪福特是哈佛的毕业生，他于1996年获哈佛东亚地区研究（Regional Studies - East Asia Program,RSEA）的硕士学位，RSEA的目的在于培养了解东亚地区的综合性人才，不少毕业生成为驻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记者。他的指导老师是威廉·科比（William Kirby），中国近代史教授，现费正清中心主任。科比特地参加这次讲座，对他的学生做简短但富于赞扬的介绍，“罗伯特从RESA毕业后完全可以在哈佛继续攻读中国历史的博士学位，但他选择了记者这个职业。他在北京工作六年后，2005年离开北京成为驻伦敦记者。”2004年，纪福特沿着横贯中国东西的312国道，从起点上海一直到了终点新疆伊宁，全长4967公里，并从那里跨越边境到了哈萨克斯坦。路上的所见所闻，成为他的新书《中国之路：通往新兴强国的未来的旅途》（ChinaRoad:AJourneyintotheFutureofaRisingPower,RandomHouse,2007年）的基础。在讲座上，纪福特播放了几十张照片，描述他当年的行程。他赞扬了中国政府使四亿人脱贫的成功，也指出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利益封死地方的水井，迫使老百姓买水，地方政府拥有制水厂，而老百姓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忍受”。他对比了繁华的上海和戈壁沙漠；代表外企的中国新富和河南南部的艾滋病患者。“如果你问从中国沿海城市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你对美国的印象怎么样？他们会说，‘差不多’，‘都差不多’。沿海城市的夜总会、酒吧和其他方面的生活确实和美国差不多；但是如果你走出上海不远，在安徽境内，你就会发现农田里的耕作技术还是19世纪的技术，你仿佛倒退了一百多年。中国大约有一亿五千万流动人口，村子里很少能见到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都在城里打工。如果中国经济增长从11％降低到8％，就业会面临很大的压力。”纪福特说，“几年前，农民对各种税收怨声载道。现在虽然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的医疗保险仍然是问题。我还没有仔细研究最近出台的刺激经济的四万亿元新投资方案，是否包括对医疗系统的投资，还仅仅是建更多的桥梁和马路。中国应该把钱花在建立更好的行之有效的系统（system），减少人们对医疗、教育和住房的担忧，让人们敢于花钱。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出口主导的经济发展。”他显示了一张爬华山的照片，说，“我问身边爬华山的中国年轻人什么是道教，他们支支吾吾说不出来。我问他们‘你们学什么的？’‘核物理’、‘财经’等等。我想找真正的道教隐士，最后总算在一个庙里找到了，我们聊了一会儿，然后我说以后再来拜访。他拿出一张名片说，‘这是我的手机号码。’”他的另一张照片是一些和尚坐在电脑房里用电脑，说明现代技术和信息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中国信基督教的人很多，大约在6000万左右，我路过一个教堂，想看看中国人做礼拜，但是那天正好牧师不能来，人们非常失望。他们看见我，就说，‘老外一定会念经。’我本想拒绝，但想这也许是个好故事，于是打肿脸充胖子，拿起圣经，把小时候学的、模模糊糊还记得一点的段落重复一遍。”纪福特说。他还播放了一张在教堂里传经的照片。最后，他总结说，“中国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一定有它的成本，中国在资源、环境和人力方面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中国应该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建立更好的机制。”三十八、 高等教育何去何从？中国这样快的发展给哈佛大学提出了挑战，当然也有合作的机会21世纪的高等教育的发展，这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威廉·科比（William Kirby）现在很关心的一个课题。11月21日晚，科比在哈佛法学院做的一个讲座，即是上述题目的一个部分，题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和发展。今年10月，费正清中心组织了由大中华地区各大学的校长、院长参加的关于高等教育的闭门会议。这为科比的讲座提供了素材。科比是哈佛大学的中国近代史教授。2002年到2006年，科比担任哈佛文理学院院长，和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一起，一直把改革本科生核心课程（core curriculum）当成一项重大使命。他们居安思危，认为哈佛大学尽管名列前茅，但不能自满自足，必须锐意改革，否则就不能适应全球化时代的需要。卸任以来,科比一直关注和研究21世纪高等教育的发展。科比首先描述了中国高等教育近几年的迅猛发展。2000年，中国在校大学生大约是600万人，到2007年增长到了2600万人。相比之下，美国的在校本科生是1300万人，研究生只有200万人。中国大学的数量和校园面积都在飞速增长。上海复旦大学就有四个校园，图书馆、科研设备、科研经费都可以与美国的一流大学相媲美。“中国这样快的发展，给哈佛大学提出了挑战，当然也有合作的机会。”科比幽默地说，“离哈佛大学越远的地方，哈佛大学的声誉就越好。”“大约100年以前，如果有世界范围的大学排名，没有一个美国大学会进入前十名。大约有八个大学会是德国的，两个会是英国的。事态是变化的。50年以后，100年以后，哈佛大学未必就名列前茅。哈佛成立于1636年，也就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基本模仿英国的教育制度。通过不断学习和在世界范围内招揽人才，哈佛才成为今天的哈佛。如果我们不广纳人才，如果我们丧失原创性，我们就会丧失在知识创新方面的领先地位。当然，以前哈佛大学为了广纳人才，几乎没有从校内提拔的正教授，绝大多数正教授都是从外校招聘进来的。那是走极端了。近几年有所改变，校内提拔和外校招聘有了比较好的平衡。我访问台湾时，也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拒绝招纳大陆最优秀的学生和老师，他们就会在知识领域落伍。”科比提到上个月在费正清中心组织的高等教育会议时称，“虽然各个大学有很多不同点，但我们面临很多相同的挑战。例如，大学规模什么时候应该扩张；应该如何扩张；如何在保障教育质量的情况下扩张；如何鼓励教师在做研究的同时教好书、上好课；如何鼓励教师自我审视，自我更新，自我提高；如何做好国际化教育，适应全球化发展——这一点在美国人被视为对其他国家‘一无所知’‘趾高气昂’的今天尤其重要；如何培养一个‘完整的人’（a whole person）。”在科比看来，教育的目的还不仅仅是培养一个良好的公民，还包括培养一个“完整的人”。这样的教育不是通过重复的训练培养一种技能，而是培养学生的鉴别能力，从不同的角度批判性的思考问题，有独立的完整的人格，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才是真正的通才教育（或博雅教育，liberalart education）的目的。这一点和哈佛新校长福斯特在今年毕业典礼上，讲的大学对社会的责任和使命如出一辙，遥相呼应。“这就需要中国重新重视人文教育。自从民国初年，中国致力于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相信科学技术是国家富强之路，就开始重理轻文，经历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变革和‘文革’以后，文史哲方面的专家就更少了。”他注意到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大多都是工程师出身。“我在一些大学很高兴地看到，孔夫子的塑像在取代毛主席的塑像。”最后，他引用肯尼迪总统的话，说明诗歌的重要性——在暴虐横行或物欲横流的时候，是诗歌在呼唤正常的人性的回归。“肯尼迪在说诗歌，但他的话也使用于各种人文教育。”有学生问，“学生毕业后最终还是要找到一份工作，你说的这种教育对找工作有什么帮助呢？”科比回答，“通才教育的重心是开阔学生的眼界，要学生有广阔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适应力。绝大多数学生今后做的工作和上学学的东西都不一样，这就需要学生有足够的灵活性，快速的适应新的环境。高盛现任首席执行官Lloyd Blankein上大学时的主功是历史。现任财政部部长保尔森（Hank Paulson）大学时主攻英文专业。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年龄阶段，为他个人的成长，也为未来的社会，打开他的视野，打开各种可能性。”他还提醒说，并不是每个人在18岁时都应该进大学，有些人在某些方面可能还没有准备好（not ready），那么他们就不应该进大学，他们应该先做别的事情，无论是旅行还是工作，等他们准备好了再进大学。“我见过的一些最努力的学生是在哈佛成人教育学院（Harvard Extension School）。他们工作一天以后，利用晚上的时间上课。没有人要求他们必须上课，但他们自己要求学习。他们比很多的年轻学生更有动力，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一个社会要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人随时提供再学习，再教育的机会和切入点（entry points），也就是说学习永远不晚。”三十九、 跨国公司如何做国际投资佛理指出，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在国外设独资公司，而不是合资公司；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不会减少其在国内的投资11月初，保罗·安查思教授（Pol Antras）开始讲“跨国公司与国际投资”。安查思教授的课程名为“国际贸易与投资”，以期中考试为界，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国际贸易理论模型，第二部分就是“跨国公司与国际投资”。11月19日的课上，安查思把哈佛商学院副教授福利思.佛理（Fritz Foley）请了过来，因为佛理在“跨国公司与国际投资”方面做了不少前沿性的研究。佛理于2002年获哈佛大学商业经济学博士（business economics），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哈佛商学院任教，近几年，在跨国公司和国际投资等领域发表过多篇学术文章。他在哈佛商学院主要给MBA二年级学生讲授国际金融管理。在19日的课上，佛理讲到了一些他最新的研究成果，也体现了商学院的一些典型的政策立场和主张。商学院的人一般都站在公司的立场，为公司的利益最大化说话，主张“小政府”——公有空间越小越好，私有空间越大越好。哈佛商学院位于波士顿市区，而哈佛大学的主体位于剑桥区，中间以查尔士河为分界线；哈佛商学院的对面恰恰是肯尼迪政府学院，而政府学院的基本主张与商学院背道而驰。所以佛理时常提到“河这边的看法”与“河那边的看法”的不同。佛理说，跨国公司主要是利用各个国家不同的机制和不同的相对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伺机调整自己的资金和产业结构，利用自己公司内部强大的融资渠道和当地公司竞争，实现利润最大化。如果一个公司拥有国外一个公司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份，那么这个国外公司就是它的关联公司（affiliate）；它就是这个关联公司的母公司。目前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在国外设独资公司，而不是与当地公司创建合资公司（joint ventures）。虽然外国独资公司面临许多行业、股份比例、市场份额等政府限制，但出于保护商业机密、技术手段方面的考虑，他们仍然倾向于独资而不是合资。技术转移更容易出现在从母公司到独资的子公司或到拥有大部分股权的子公司。海外直接投资（FDI）分为纵向投资（vertical FDI）和横向投资(horizontal FDI)。纵向投资是指按生产程序分成国内生产和国外生产。例如，如果国外劳动力便宜，国内研发实力强大，那么，国内研发、国外组装可以实现效益最大化；跨国贸易就是公司内部的贸易（intra-company trade）。横向投资是指在国外建立一个在功能方面和母公司基本相同的公司。这种投资适用于产品重量大，跨国运输不便，但为了占领国外市场，接近消费者，公司决定横向投资。典型的例子是丰田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