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摩西的父母至今还保存着儿子上中学时所写的作文,大学时就读哲学专业的父亲说:“这些作文是他灵魂的展示,我感觉很有思想,很有哲学家的潜质。” 在一篇名为《生与死》的作文中,孙摩西这样写道: 牛不吃草,已经奄奄一息——尽管他的身旁有一片草地。 精灵问牛为什么不吃草。 “我的妻子误食了魔花,变成了这片草地中的一根小草。所以我不能吃草,因为我怕把妻子吃掉——我不知道她变成了哪一根” 。 “那你饿死怎么办?”精灵问。 “我很乐意为她而死。我的尸体也能为她提供营养” 。 于是牛饿死了。 马的妻子也因误食魔花而变成了草地中的一根小草。但马仍然吃着草,终于把草地上的草吃光了。 “你的妻子变成了草,你为什么没有顾虑呢?”精灵问马。 “我的妻子一定不希望我因为顾虑到她而饿死。她希望我健壮,所以我必须这么做” 。 “但你把妻子吃了,难道不感到痛苦吗?” “我所感到的巨大痛苦不是用语言能够描述的,但我会为了我的妻子而活下去” 。 于是马活下去了。 不负责任地为别人而死和背负着痛苦为别人而活,哪个更伟大?我认为是后者。 在文章的下面有一串老师批阅时留下的红色字迹:“深刻,有哲理!” 低调处世 简单生活 当生活的背景色变得越来越芜杂、越来越喧嚣,简单生活和低调处世似乎也变得越来越难、越来越不合时宜。但孙摩西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低调而内敛。 “他不希望让同学们感觉到他比其他人优越。”父亲说 。他回忆起儿子上中学时的一件事,“我工作很忙,很少有机会开车送他上学。有一次他生病了,我特意开车把他送到学校,但是他特别不喜欢我把车停在学校门口,让我在离校门口很远的地方停车,然后他步行过去。他不希望同学们看见他从车上下来,让别人感觉他很特殊” 。 这样的事情不只发生过一次,已经成了孙摩西的一个习惯。“包括我送他去参加同学的聚会,他都对我说:‘离远一点停,别停到同学跟前去’。他很反感很多同学聚在一起,然后他突然从车上下来。他觉得这样跟同学不平等,他首先感觉不舒服” 。 “小的时候,我们平时给他10元、20元零花钱,他都攒起来。但是我们如果一次给他200元钱,他肯定不要,他认为这不是他自己攒的钱,超过他应该支配的范围了。”父亲说。平时跟同学外出游玩或者聚会,父母总会提出给他多带一些钱,“有时候他跟我要100元,我说你应该多带点钱,他马上会说:‘带这么多钱做什么,用不了的’。” 考上大学之后,父母想奖励儿子一台电脑,“当时我们让他自己选,选什么样的都可以,那时候最好的电脑要几万块钱,但他觉得这样的电脑不能买,甚至根本就没法考虑,太贵了。他觉得八九千块钱的电脑就已经很好了。”父亲说。 孙摩西身高一米八四,跟父亲的身高相仿,“我的很多比较好的衣服他都能穿,我提出给他挑选几件,但他就是不要,他只要一些运动服之类的衣服” 。对于摩西来说,生活简单就好。“他用的手机都是很便宜的,穿衣服也从不讲牌子。” 父亲说。爱他就让他飞(7) 母亲说,儿子出国这么多年,从没在国外买过衣服,“比如想买个衬衣,在英国,他要的衬衣一般卖六七十镑。他就打电话给家里,让我在国内帮他买便宜一些的” 。 “生活低调,不张扬”一直在孙摩西父母的家教理念中扮演着重要的位置,母亲说:“我们从小就跟他说,虽然家庭条件比较好,但不要感觉自己很特殊。不该花的钱不要乱花。”父亲说,儿子只在两个方面不节俭,“一是吃东西,他觉得吃东西应该很注意,这可能是他妈妈灌输给他的;另一个就是买书,他买了很多课外书,把钱花在这上面他从来不心疼” 。 母亲经常用比尔·盖茨的生活观念来教育儿子。富可敌国的盖茨夫妇生活很俭朴,这位世界首富的人生信条是:“一个人只要用好了他的每一分钱,他才能做到事业有成、生活幸福。” 尊重儿子的选择 说它稚嫩也罢,说它单纯也罢,人总要度过属于自己的那段青春期而成长起来。虽然只能算作未来的赛程或是旅途的准备,但这段时期是那样的重要和复杂,面对稚气未脱但却日益成熟的孩子们,家长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高中二年级的时候,班主任老师的一个电话打破了家里往日的平静。“老师给我们打电话,很含蓄地暗示我们说摩西跟一个女同学关系很好,希望我们做家长的能够重视。” 母亲回忆说。 在这件事上,父母采取了比较民主的态度,母亲说:“对这件事我们并没有强烈反对,因为我们明白,就算能管得住儿子不让他们来往,也管不住孩子的心。所以我们还是比较尊重孩子的想法。” 为了进一步了解儿子的想法,夫妻俩决定找一个合适的时机跟摩西谈谈。“我就和他妈妈请他吃肥牛火锅,刚开始先聊些别的事情,开开玩笑,他很放松。” 借着这种宽松的气氛,父亲突然问儿子:“听说你处女朋友了?” “谁说的?”儿子紧张起来。 “老师给我们打过电话了。你不是说不处女朋友么?” “我觉得挺孤独的,跟她在一起挺充实。如果分手了,我还会觉得很孤独。” 听了儿子的这番话,父亲的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歉意,“我当时很内疚,觉得是不是从小管他管得太严了,把孩子搞得有点自闭” 。 接着,父亲对这件事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你现在也长大了,到了这个年龄,爸爸妈妈不会很责怪你。但你必须把握住三条,第一,你一定不要影响对方的学习,现在正好是升学的关键时期,你耽误了人家前程能行么,你要对人家负责” 。 “这不能,我学习好,还能辅导辅导她。”谈话的气氛得到了缓和。 “第二,你们俩关系好,但绝对不能违反学校的纪律,包括学校不让你们出去散步。” “这没有问题,我不能。” “第三,你不能影响别的同学。毕竟你学习还挺好的,对别的同学有一个示范作用,是好的示范还是坏的示范,这个你要把握住。” “这些我都能走做到。” 从那次谈话之后,一家人的心情终于“多云转晴”。摩西高兴地拿来了对方的照片给父母看,母亲还帮儿子挑选了一张照片拿去给对方的家人看。母亲对儿子说:“如果你遇到了什么困难或者不知道怎么处理的事情一定要跟妈妈说,妈妈也是从这个年龄走过来的,会给你正确的引导,即使妈妈处理不了还有你爸爸,我们可以一起商量。但有一个原则,不论是喜欢还是爱,你千万不能伤害对方,你要保护好她,这是你作为一个男孩子的责任。” 做儿子的情感顾问 在母亲看来,家长与孩子之间保持有效的沟通非常重要,“我觉得家长应该跟孩子交心,让他对你不要有什么戒备。如果他跟你说了一件事,你却很严厉地对待他,那么他就不会再跟你说了。家长应该循循善诱,做孩子的朋友,这样他有了困难会随时来请教你,你就能够了解到他的情况了” 。爱他就让他飞(8) 有一次,母亲给摩西买了一个十分精巧的索尼MP3播放器。没过多久,母亲发现儿子的MP3播放器不见了,原来是被摩西借给了那个女孩儿,“又过了一个星期,摩西打电话跟我说,那个女孩的书包丢了,放在里面的MP3也丢了” 。母亲安慰儿子说:“这个事情就算了,她丢了书包,里面有很多重要的东西,她心里肯定也不好受。” 星期天,摩西从学校回到了家里。“在网上跟那个女孩聊天,他跟我说,那个女孩一定要还买MP3的钱,他不知道该怎么劝说对方” 。 “你就跟她说:‘不用还,你丢东西心里也不舒服’。”母亲为儿子出主意。 “不行,她生气了,好像是说我认为她还不起这些钱。” “你跟她说:‘你把书包丢了本身也很难受,我们现在关系非常好,我很想为你分担眼前的困难,如果你一定要把钱还给我,我就没有替你分担的机会了。’你跟她说,希望她给你这样的机会。” 母亲的主意果然有效,摩西把这番话跟对方说过之后,女孩非常感动。母亲说:“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我想如果他不跟我说这件事,而是自己处理,可能没有我引导他这样处理效果好。” 虽然这段青涩的感情在高中毕业时画上了句号,但在母亲看来,青春期的感情是单纯而美好的。“很多家长把这种事情看得非常严重,我觉得如果正确引导,这也许并不是坏事,两个人相互鼓励,还可以共同进步。虽然这个阶段的感情成功的几率很小,但是会在他们心中留下美好的回忆,因为他们曾经欣赏过对方,至少对对方的某些方面有一个肯定” 。 家长要为孩子搭建平台 孙摩西的父亲一直强调这样一个家庭教育理念:家长要为孩子搭建平台。 “摩西在学校很出色,我也经常以孩子为荣,希望他将来能够上更好的学校。清华、北大当然好,但是考试无常,他在国内还未必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考上清华、北大,所以我希望给他提供一个更大的平台,这样我就想到了送孩子出国学习。”父亲说。 实际上,父亲希望摩西出国读大学还有另外一方面的考虑。“国外的公司特别看重求职者的第一学历。所谓第一学历,就是大学本科,本科是哪里毕业的特别重要,所以我希望他能够拿到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第一学历。而且,据我了解,国外的学界和业界是相互贯通的,学校比较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学生们在大学里会接触到大量的案例,所以毕业后进入职业角色的速度很快” 。 在留学国家的选择方面,孙摩西的父亲还是对英国情有独钟。“我曾经考虑过美国,美国是一个民主程度比较高、法制比较完备的国家,总体教育水平也相当高。但我还是对英国比较感兴趣,大学当中的治学态度比较严谨,人文环境也很好,相对来说更适合摩西发展” 。 但是,通过怎样的途径才能考取英国名校呢,摩西的父亲对此做了深入的研究。“要考牛津和剑桥,对国内普通的高中生来说,即使是学习很好的学生也是很难找到途经的。这样,我研究了一下他们的升学模式,英国的学生在初中毕业后就分成了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针对那些将来不打算读大学的学生进行职能教育,比如时装、美发、烹饪等等;另外一部分就是将来想进入大学就读的学生。在英国,要上大学就必须参加A-Level课程考试,也就是英国中学高级水平考试,A-Level课程相当于国内的高中阶段,学制两年,每年有6次考试,一共是12次考试。学生最终用这个成绩去申请大学,换句话说,如果想上剑桥或者牛津,就必须要有A-Level考试成绩。” 对于国内的高中来说,高中阶段所有的课程在高中二年级就基本完成了,高三年级的主要任务就是准备参加国内高考,所以高二年级结束以后,对孙摩西来说国内高中部分的教育就基本完成了,于是,父亲决定送他去英国读两年A-Level课程。爱他就让他飞(9) 出国签证的前前后后 虽然父亲主意已定,但对于孙摩西来说,出国还是不出,这始终是一个问题。 “在出国的问题上,他有些犹豫不定。有些老师并不鼓励孙摩西出国,因为孩子学习比较好,在国内是有希望考清华、北大的,老师们希望他留在国内发展;他爷爷奶奶已经去世,他是姥姥姥爷的掌上明珠,年纪又小,老人不想让孙子走,这样就造成他不想出国。但是我做完他的思想工作之后,他就又有了出国的想法。” 父亲说。 考虑再三,孙摩西还是去领事馆办理了签证。但第一次签证出师不利,签证官认为孙摩西雅思考试成绩达到了6.5分,而且在校期间学习成绩这么好,应该去读大学预科而不是A-Level课程,这样的学习计划没有前进性。 拒签给全家人的心里都罩上了一层阴云,“那天我心情特别不好,在内心里我对儿子还是有一定期望的。回来的时候我坐在大厅听音乐,音乐也勾起我的那种心情,眼泪唰唰地就流下来了。他爸爸心里也很不舒服。”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但当时的那种情形仍然让母亲难以忘怀。 摩西对此也很沮丧,回到家里就趴在床上一声不吭。“但是半个小时之后,他起来跟我说:‘妈,没事,我回来继续复习’。”儿子的情绪也带动了母亲,全家人聚在一起商量下一步的对策。 父亲说:“第一次拒签之后我担心影响到他的学习,就跟他说,‘如果拒签了一次,第二次签证几乎不可能了,你就做不去的准备吧,在国内好好念’。”就这样,孙摩西重新投入到了备战国内高考的学习中来。 安抚住了儿子,夫妻俩又开始安排第二次签证。“正好我们要去读的这个高中有大学预科,我们就跟这个学校研究,是不是能给我们一个大学预科的录取通知书。”父亲说。 一个月之后,第二次签证如约而至。 签证的头一天,母亲对儿子说:“明天我们要去签证。” 听说还要去签证,摩西非常生气,“我不出国了,我现在已经进入到学习状态里去了,我要在国内念。”说完之后,他给自己冲了个澡,闷头倒在床上。 当时孙摩西的父亲正在外地,母亲无奈,只得打电话向他求助,“我没有做通儿子的思想工作,他跟我谈的时候坚决不同意去签证,而且有抵触情绪” 。电话那边的父亲似乎很有把握,“没事儿,过一会我打电话跟他谈” 。 一个小时之后,等儿子的情绪稍微平静了,父亲打来了电话。 “摩西,怎么样啊?” “挺好的。” “学习怎么样啊,有没有进入状态?” “学习不错,进入状态了。” “你真行啊,一下子就从拒签的阴影当中走出来了!”父亲的表扬让儿子放松了许多。 “听说你明天签证,你妈说你不想去了,怎么不去了呢?” “我现在刚进入状态,不愿意去了。” “儿子,在出国与不出国的问题上你经过了几次反复。想去的时候是豪情万丈,你不想去的时候又有不去的理由,究竟是去还是不去,这里边毕竟有一个是对的。你的志向这么高,在国内考清华、北大,如果一旦有个闪失我们就没有机会了,如果你出去拼一下,有可能考上世界名牌大学,我们为什么不出去拼一下呢?这样吧,我们再试一次,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不出去了,安心在国内读书。” 经过父亲的一番劝说,摩西终于同意了再次签证。结果,他很顺利地就通过了签证。得知这一消息,孙摩西如释重负地把重重的书包放在地上,长舒了一口气,“这些东西即将成为历史,就把他们留给我的后辈吧!” 全奖考取剑桥大学 虽然通过了签证,但当时接收孙摩西的那所英国高中已经开学一个多月了,来不及适应语言,他直接投入到了紧张的学习当中。 按照常规,第一年的A-Level课程结束之后,学生就可以申请大学了,孙摩西选择了剑桥大学,母亲说,儿子报考剑桥大学的过程令她难忘。爱他就让他飞(10) “刚开始他想报考工程专业,他的很多同学也都报了这个专业,但是我认为学工程需要很多人通力合作,而摩西的性格比较内向。”考虑再三,母亲准备亲自去一趟英国,找摩西所在高中的校长详细谈谈,到底哪些专业更适合儿子,“因为毕竟我们对他在国外的学习情况没有学校了解得多” 。 “您认为以摩西的学习状况报考哪所学校的工程专业更有竞争力呢?” “我认为帝国理工大学的工程专业也很好。” 校长的话很含蓄,“英国人就是这样,从来不把话说得很透彻。我有一种感觉,报考剑桥大学的工程专业,孙摩西的竞争力不是很大。”母亲说。 结束了跟校长的谈话,母亲问摩西他所了解的工程专业究竟是怎样的,听了儿子的讲述,母亲说:“你知道得不是很具体,我知道得也不具体,但是你那么喜欢数学,为什么不选择数学专业呢?实际上,在国外数学专业的择业方向很宽,金融业、保险业、航天业等等很多领域都需要数学。”而剑桥大学有31个学院,究竟哪个学院的数学专业比较好呢?孙摩西十分看好“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三一学院”的数学专业是剑桥大学中最富盛名的专业之一,而这一专业每年在全世界只招收三十几名学生,竞争相当激烈。虽然报考其他学院的数学专业胜算更大,但孙摩西还是想给自己一个机会,拼一下。 但是工程专业的申请孙摩西已经准备了很久,个人简介也请指导老师修改了多次,这个时候改变专业他觉得很难跟老师开口。母亲对儿子说:“这是你人生最重要的关头,指导老师也希望学生能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如果你要重新写个人简介,老师是不会反感的,他会非常认真地帮你修改,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考虑那些问题了。” 正如母亲所说,指导老师仍然非常认真地帮孙摩西修改了个人简介。在给“三一学院”的推荐信中,指导老师这样写道:“如果三一学院录取了孙摩西,那将是三一学院一个很大的收获。”实际上,老师的这种评价并不为过,孙摩西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参加雅思考试,取得了6.5分的好成绩,在国外学习一年之后再次报考,就拿到了8分,就是在英国学生里面这样的分数也是不多见的;同时,在第一年的A-Level课程学习中,孙摩西更是取得了全A的成绩。因此,面对这样一个颇具实力的学生,学校和老师都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经过一系列的面试和笔试之后,孙摩西获得了剑桥大学颁发的“有条件录取”通知书,“这个录取条件是很高的,要求所有的成绩必须是A,还要额外考两科数学,STEP2成绩要达到1、STEP3成绩要达到2(STEP的成绩由高到低的排列是S、1、2、3.....)”,这意味着孙摩西必须在最后一年的A-Level考试中保持全优,STEP达到要求,否则将与剑桥无缘,而剑桥大学其他学院的数学专业对STEP没有要求。“那时候,我们就替儿子捏着一把汗,他成绩这么好,万一达不到多可惜。” 母亲回忆说。 孙摩西没有让自己、家人和学校失望,最终以A-Level全优、两科STEP均为S的成绩被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数学专业录取,并获得全额奖学金。 母亲说:“孩子在外边这么多年,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比如为自己安排学习进程和参加考试的时间,包括他执意报考三一学院的拼搏精神。从长远来看,我们对孩子的这种放手还是得到了丰硕的收获。” 回忆儿子的求学道路,父亲不无感慨地说:“我们给他搭建了一个平台,他在这个舞台上表演得很好。但是回想起来,我们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如果孩子考不上这么好的学校呢?如果他不适应国外的生活,哭着想回国呢?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对孩子的信任,另外有一点冒险精神,还有一点点贪婪,希望孩子将来能发展得更好。” 星辉斑斓话剑桥爱他就让他飞(11)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诗人徐志摩的一首传世名作《再别康桥》引起无数中国学子对于剑桥的美妙遐想。 剑桥大学位于美丽的剑桥镇,著名的康河横贯其间。 剑桥的31个学院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这个只有10万人左右的小镇里,小镇也因这所英国著名的皇家学院而闻名于世。 然而,真正使剑桥为世人称道的却不是康河的美景。20世纪以来,这里曾经走出过6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三任英国首相。在剑桥名人的璀璨星空中,有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历史学家麦考莱、数学家和分析哲学的创始人罗素、哲学家怀特海、短篇小说家福斯特、凯恩斯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凯恩斯、生物化学家和科学史家李约瑟、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马来西亚前总理赫曼,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英国王储查尔斯等等。而牛顿、达尔文这样开创科学新纪元的科学大师更为后辈学子所深深敬仰。 在剑桥大学的众多学院中,规模最大、财力最为雄厚的“三一学院”更是剑桥的骄傲。 16世纪晚期,现代实验自然科学和英国唯物主义的先驱培根就曾就读于三一学院,并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他的思想主张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对科学和真理的追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660年,牛顿进入三一学院学习,27岁成为数学教授,执教鞭30年之久。他总结了力学三大定律,发明了微积分,推动剑桥的数学、物理研究进入最辉煌的时期,成为剑桥的重要学科,并带动了整个大学自然科学的研究。 三一教堂前厅矗立着六尊玉石雕像:培根、牛顿、巴罗、麦考莱、魏伟尔、丁尼生,他们是三一的学子,更是英伦永远的巨人。这里曾经走出过3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小熊维尼》的作者英国儿童作家弥尔顿以及上面提到的拜伦、罗素、怀特海也都是三一的骄傲。 “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轻吟慢颂间,我们似乎感受到了古老剑桥的灵性和神韵,也似乎看到了那些穿梭于校园之中为探寻真理而来的才华横溢的少年。 “妈妈,这就是生活” 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无意间问了摩西的母亲这样一个问题:“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孩子就这样远赴他乡,你有没有感觉不适应。” 她的回答是这样的:“很多人都跟我说,‘真不知道孩子是给谁养的,出去了就不知道以后到哪了’,我不要求儿子留在我的身边给我端茶送水,也不会为此而感到骄傲,相反,孙摩西现在给我带来的精神上的安慰却让我感到非常满足。我并不看重他今后能赚多少钱,只是觉得他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生活得幸福就可以了!” 母亲回忆起当年她去英国探望儿子时发生的一件事,“我很了解他的生活态度。报考大学的时候我去英国看他,有时觉得无聊就请他给我推荐一本书看,他给我推荐了一个日本作者写的书,名字我记不得了,只记得书写得很淡。我对他说,‘这本书太淡了,就像水一样。’他回答说,‘妈妈,生活就是这样的,我认为这就是生活’。” 在剑桥灿烂的星辉下,生活依旧如流水般涓涓而逝,然而,在平静和泰然中,却悄然酝酿新的精彩和生动。从小对孩子苛刻点(1) 小档案: 张 硕,女,1983年7月生人。 1990年入沈阳市机车车辆工厂第三小学。1996年考入东北育才学校优才教育实验班日语特长班。2002年10月赴日本留学。 2003年3月考入日本京都大学。2007年4月考取日本京都大学材料工学专业研究生。曾任京都大学留学生委员会副会长、全日本大学生活协同组合联合会留学生委员会会长。 2003年7月获井深大(索尼创始人)奖学金。2005年4月荣获美国国际教育协会授予的“高盛全球百名青年领袖”称号。2007年4月获伊藤国际教育财团奖学金。 “我们从小对她就比较苛刻” “从小我们对她就比较苛刻”,讲到自己的女儿,母亲张秀萍首先用了这样的形容词,言语中似乎隐含着一丝不忍,“有的时候,她觉得妈妈对我一点也不好,但实际上,我们是为了她好”。怎样来解释“苛刻”呢?张秀萍为我们讲了这样几件事。 那是一个严冬的早晨,晨曦微露时,早起的人们就开始了忙碌,滚烫的豆酱、酥脆的油条,人们像往常一样裹紧了棉衣排着长长的队伍守在早点摊床边。队伍缓慢地向前移动,不远处一个瘦小的身影向这边跑来,大人们散漫游移的目光瞬间聚焦到排尾——一个小姑娘,厚重的外衣下面,居然是一双小拖鞋,赤裸着的小手端着饭盆,不时打着激灵。一个声音说:“这是谁家的孩子,家长也太不关心了,这么冷的天,让孩子穿拖鞋排队买果子呀!”紧接着,好几个声音说:“让她先买吧!”大人们把孩子推到了摊床边。这个小姑娘就是张硕,“她当时还没有上学呢,我们做家长的就是想培养她独立办事的能力,什么事都鼓励她自己做。”母亲张秀萍解释道。 “那年她考上了育才日语特长班,赶上学校放假,孩子把很多东西都带回家来,光一个大书包就有20多斤重,都是她自己拿回来的,我从来不到车站去接她”,张硕到家之后,张秀萍看着散落在四处的书埋怨道:“怎么这么乱,自己不整理好了。”女儿委屈地说:“妈,你要求也太高了,别的家长都开着车或者骑自行车帮忙带,我都累成这样了,你也不心疼。”“有的时候好像是我们做家长的挺苛刻似的,但是进了育才日语班就意味着出国,出国就意味着自己独立生活,不苛刻怎么行?”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感觉到,从小对张硕的严厉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张硕父亲张兴武的一个家庭教育思想:早期教育非常重要。“我认为在现在社会中很多教育就失败在早期教育没搞好,对一些家庭来说,早期教育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现在每家基本都是一个孩子,娇惯得厉害,对孩子很多的坏毛病不管不问,我觉得孩子要是小的时候管不好,长大就很难管了,一棵长到碗口粗的歪脖树是很难直过来的”,进而他又打了一个比方:“什么叫走上正轨,从小你把她扶上正路,她就沿着正路走,所以刚开始一定要从严”,“过去有句老话说‘孩子三岁看到老’,我认为孩子三岁世界观就基本形成了”。这样的说法似乎有些夸张,但是隐含的道理却是相当值得探究的。我们很多儿时的玩伴,多年后再次相见,也许长了个子,变了模样,但举手投足间仍然可见当年的影子。 幼年时期父母的“苛刻”在孩子心中播下了怎样的种子呢?当我们问到“在成长过程中,家长对你的培养有哪些方面让你记忆深刻”时,张硕首先提到的,就是家长管得比较严,“各方面都是,如果我什么事情做错了都会很害怕,就怕被爸爸批评”。 “当时沈阳跟日本的富山县富山市是友好城市,跟富山中部高中是姊妹学校,我们初三暑假的时候去日本富山中部高中交流,那时候正好是期末考试前后,分流考试已经结束。” 在“育才”从初中升入高中要经过一个分流考试,有一部分人将被分流出去参加中考,“而我已经通过分流考试留在‘育才‘了,当时因为这次交流活动,心有点散,期末复习也没有以前那么专心,我爸发现了这个苗头,就跟我说,‘才这点事你就不学习了’,我也怕期末考试考不好,没法跟我爸说,去姥姥家玩的时候还在学习呢!”从小对孩子苛刻点(2) “漂亮姑娘”和“假小子” 这种严厉的家庭教育方式确实近乎苛刻,但同时也培养了张硕那种经得起摔打的男孩子性格,在采访中,张兴武和张秀萍夫妻俩曾多次向我们提到孩子的这个特点。 “漂亮姑娘”和“假小子”似乎搭不上边,但是还有句话叫做“女大十八变”,在采访过程中,我们见到了回国休假的张硕本人,看着眼前饶有风姿的大姑娘,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她同手头照片上的那个十几岁的“假小子”划上等号。照片上的张硕正紧抓着攀岩的绳索悬挂在半空中,齐耳的短发,配上短裤背心,虽然有些进退两难,但看得出来,她还没有放弃。“当时我上初中,夏天的时候我们一家和家里的朋友一起去植物园玩,我想尝试一下攀岩,感觉挺有挑战性的。但是,刚开始不会爬,爬到一半就爬不动了,岩壁可高了,感觉上不去下不来的,当时管理员都不让我上了,商量要把我拽下来,但是我还是没下来。我倒是没什么事,就是把我爸妈他们吓坏了。”母亲张秀萍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说道:“这件事我印象很深,当时把我吓够呛,但是事后感觉姑娘确实长大了,有那种较劲的意识了。当时还有那种距离河面好几米高的滑道,她都敢尝试,顺着铁丝从河这边滑到河那边,主要靠惯性,没点技巧和胆量不行。” “胆量大”是我们从张硕父母口中经常听到的形容词。“其实她的胆量也是我们一点点锻炼出来的,小时候她跟比她大一岁的小哥出去玩,一到晚上她小哥不敢自己上楼,她就把他送到楼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晚上补课,我们从来都没去接过,都是她自己骑车回来的,就是为了锻炼她。” 实际上,护送男孩子回家、飞车夜行这些事迹都不是凭空而来的,母亲张秀萍介绍说:“我跟他爸都不高,但是张硕长到了一米六六,从小我们就鼓励她锻炼身体,乒乓球、排球、篮球、足球她喜欢,在学校还参加长跑。”据张硕说,小学时候她是班里女子足球队的队员,而且跟班里男生的关系特别好,经常跟男孩子们结伴出去踢足球。 身体和性格方面的双重历练造就了张硕阳光开朗、敢闯敢拼的个性,使得未来一个来自中国普通家庭的女孩子能够在异国他乡不断挑战着人生中一个又一个高峰。 中学阶段从来不补课 至今为止,张硕只有一段补课的经历,就是上面提到的小学六年级时“飞车夜行”那段。“她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们一个同事的孩子考到了‘育才’,说挺好的。张硕一年级的时候在班里就是班长,到四年级的时候是大队长,学习相对来说都在前边,所以我们也想让孩子尝试一下。但是英语要求达到初中三年级的水平,还要学‘奥数’,我们当时对‘奥数’不了解,听说学‘奥数’对人的大脑思维有好处,开发智力。既然有好处,先不考虑能不能考上,就找人给孩子补了一段时间课。”母亲回忆说。 短暂的补习生活结束之后,张硕顺利地考取了东北育才学校。据父亲介绍,张硕在中学阶段从来没有补过课,除了课堂所学之外,基本靠自己看书。 在当今的教育界,补课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每一个学生、家长、老师对此都有各自的理解,张硕说:“我最初认为在学校跟不上才需要补课,高中时我们住校,每周末回家,很多人都利用这段时间出去补课,我觉得周末好容易回一次家,想跟爸妈好好呆一会。另外,我当时成绩挺好的,就没有补课的想法。”她还根据自身的体会分析了补课风盛行的一些原因,“如果学校的教育方向把握好了,出去补课的人就会少很多,比如老师上课重点的问题讲不到,或者考试超前考。还有的老师觉得反正学生都出去补课,课堂上讲得差不多就行,这样形成恶性循环,出去补课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另外一个就是风气,如果身边的同学都补,你要是不补,在心理上就输给别人了,即使你能力真的比别人强,也会怕考不过别人。”最后她总结说:“我觉得正常在学校学的内容就足够了,不应该出去补课,而且补课花钱很多,家里收入比较高的还行,如果是像我们这样的一般家庭,对于家长来说就是一个挺大的负担。”从小对孩子苛刻点(3) 有一个这样懂事的孩子,张兴武和张秀萍夫妻俩应该是很幸福的,也是很让人羡慕的。但是正如前面讲到的,正是因为在孩子幼年时期,家长的苛刻和用心良苦,才达到了张兴武所说的“把孩子扶上正轨的效果”。 “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在中学阶段形成的” 对于很多曾经走过的人来说,中学阶段充满了沉甸甸的回忆,这是一个蜕去童贞、奔向成熟的过度阶段,各种奇思妙想泉涌而出,正如张硕所说的,“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在中学阶段形成的”。 “中学阶段的教育给我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比如初三时候那次去日本富山中部高中交流的机会”,“育才”每年都会通过比赛等各种方式挑选日语和综合素质较好的学生赴日交流,在育才学校校刊《优才摇篮》(第25期)中我们看到了张硕从日本归来所写的文章——《东洋风情——记在日参观访问见闻》,开篇写道: 大陆一点点缩小,再缩小,最后渐渐从视线中消失。安然地坐在飞机的沙发椅上,3秒钟的时间就让手表的分针走了一圈。于是,初次乘飞机的喜悦与不安和即将踏上异域土地的期盼与紧张在心中膨胀着。当那份心情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存在于心中的时候,当那份心情即将溢于言表的时候,陆地再次出现在眼前。 “那次到富山我去了一周,虽然之前学了三年的日语,但跟高三的同学比起来还有差距,不过简单的日常会话是没什么问题的。”接着张硕说起了当时在日本的一些见闻,“在日本有路面电车,而且富山相对来说是个小地方,坐车的时候常常是从上车的地方买票,下车的时候没有人收票,直接把车票放在一个铁盒子里,如果想逃票非常容易,但是没有人那么做,城市井然有序。” 日本的水好,富山的水更是好中之好,凡是可见的自来水都可以直接饮用,神通川的水更是清而又“青”。尤其是“五个山”的河水与黑部的湖水,青翠的水,泛着光,透着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张硕在文章中这样描绘了富山风情。 回忆起当时的接待家庭,张硕说:“接待我的日本家庭是一个七口之家,大概父亲是长子,所以跟祖父母住在一起,另外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 在日本,物品的个人所有观念十分强烈。爸爸的就是爸爸的,妈妈的就是妈妈的。跟接待家庭一同去爬山的那天,父亲带的是老式调焦相机,而母亲用的是一次性相机。母亲看到我的相机还问:“这相机不错,是不是你爸爸的?”愣了半天我才解释清楚这是我家的相机。当时母亲的惊讶程度不亚于刚才的我。 “我觉得日本教育跟中国不同的是,日本的父母很少干涉孩子的事情。我小的时候如果出门,都要跟爸爸妈妈说去哪了,回来再说说情况,而日本孩子出去的时候说声‘出去了’,回来的时候说声‘回来了’,父母很少过问,孩子大部分事情都由自己安排,独立能力和个人意识比较强。”虽然父母管得少使孩子获得了相对的自由,但是张硕认为,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交流也随之减少,“所以我觉得,在日本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亲情要比中国淡得多”。 以学生身份进行的赴日交流活动,学校是考察的一大重点。“我觉得中国孩子的学习能力和努力程度都远远超过日本孩子,对中国孩子来讲,学习是主要的,只在平时搞一些课余活动,但在日本对一些孩子来说课余活动是主要的,日本学校有很多俱乐部。” 俱乐部的种类相当丰富:有书法、绘画、棋类、插花、茶道、摄影、演奏、电脑、棒球、柔道、剑道……每天三点左右课程结束后,学生们就到自己选定的俱乐部去活动,直到放学。俱乐部里的训练非常专业,随时可以拿出作品参赛。所以日本学生几乎个个多才多艺。 “我觉得他们那种学习方式是过于宽松了,回想起我那段中学生活,虽然当时对学校那种严格的军事化管理有些想法,但现在感觉,孩子还是应该管得严点比较好。不过,在初中的时候,要是能再多一些课外活动,我觉得对学生的发展是有很大好处的。”从小对孩子苛刻点(4) 出国交流开阔了孩子的视野,在上面摘录的出国见闻中,通过一个初中生的视角,我们可以感受到东洋的各色风情,可以感受到一个孩子内心深处思想火花的跳跃,同时也可以感受到她的成长。 中学阶段在人的一生中确实会留下深刻的印记,这印记会影响到此后人生道路中的各种选择。在张硕高二那年,“育才”建起了四个科学实验室,分别同几个科研单位合作,定期请一些专家和教授过来讲课,让学生在高中阶段就能了解到大学是如何搞科学研究的。“我参加的是材料科学实验室,虽然只参加了一年,到高三就停止了,但是我现在学的这个专业跟那段经历有直接的关系。”实际上,父母当年希望张硕学习金融相关专业,但是她偏偏对材料科学情有独钟,“女孩子学这个挺累的,大四时经常在实验室里呆到后半夜一两点钟才回家”,中学时期所留下的深刻印记在孩子的一生中都无法抹去。 “全日大学生协联”里的女会长 在接受我们采访之前不久,张硕刚刚卸任“全日大学生活协同组合联合会留学生委员会”会长职务,因为4月份研究生即将开学,“我是学材料专业的,进研究生之后研究方面会很忙,如果再管这些事情,研究方面也会受到影响。另外,自己也做了一年的会长,如果每年都是同样的人做,都会做差不多的事情,没有什么进步。” 接着她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叫做“生协”的组织以及她成为全国留学生委员会会长的过程。 这是一个学生组织,叫做学生生活协同组合,最早的“生协”组织十九世纪成立于英国,之后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了自己的生协组织,日本的生协组织最早成立于二战之前,二战期间中止了一段时间,战后得到恢复,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在日本,首先是每个大学都有一个这样的组织,然后全国各个学校的“生协”联合在一起就叫做“全日大学生协联”,全称叫“全日大学生活协同组合联合会”。 “生”的基本资金来源是会费,大学生入学之后每人要交两万日元左右的会费(各大学情况不同,有的大学对留学生有优待,比如京都大学留学生只交四千日元),“生协”利用这些基本资金来运营一些为学生服务的校内卖店,比如为学校建食堂。建食堂最开始要投资很多钱,如果每个人出五十块钱,有一批人就是很大一笔钱,我们从出钱的人中选出一部分人来管理钱和整个食堂的建设,这里边会有一些利润,但“生协”是非盈利组织,所以利润都要返还给大家,会费也会在学生毕业的时候返还给学生。平时,我们也会用这些收入组织一些活动,给大家提供一些交流的机会。 我进入这个组织是通过留学生委员会,留学生委员会是“生协”中的一个组织,全日本大概有十几个大学的“生协”里有留学生委员会,京都大学是其中的一个。每年“生协”的留学生委员会都会在4月末和10月末的时候举办一个主要面对留学生的新生欢迎会,那是一个大型party,我那届有200多人参加,有准备好的甜点,还有调酒表演,大家在一起跳舞,特别高兴。在那次活动上,我认识了好多学长和学姐,通过他们了解到了很多在日本生活的情况。我觉得组织这种活动挺有意思,当时就提出要参加这个留学生委员会。最开始我在京都大学留学生委员会做会员,之后做了副会长。 全日留学生委员会是全日大学生协联的一个下属组织,这个组织每年都要从全日本的各个大学选拔干事。一般是把整个日本分成十个地区,每个地区选一名代表。我们这个地区有三所学校有自己的留学生委员会,大家都有各自的困难也有各自的经验,我在我们这个地区策划了一些交流会让大家在一起交流一下,互相提出一些建议,后来又在我们这个地区建立了日本第一个地区性的“生协”留学生委员会。那年我就作为我们这个地区的代表参加了全日留学生委员会的活动,并且直接被选为副会长。全日留学生委员会每年开四次例会,并且组织一次全日本性的大型的留学生活动。因为几乎所有的成员都是学生,并且散居在日本各地,所以,专门有一个“生协”的职员负责发邮件,联系开会的时间、地点。会议大都在周末,大家从日本各地赶到东京去,汇报自己学校的活动进行状况,商量大型活动的安排等。从小对孩子苛刻点(5) 第二年,也就是去年,很多老成员都已经毕业了,委员会处在新旧交替的关键时刻,虽然当时我已经大四了,学业比较忙,但我还是接过了会长的担子,同时也作为留学生的代表成为了“全日大学生协联理事会”的理事(生协联与理事会的关系,有点像人代会和人大常委会的关系)。成为理事之后,几乎每月都要去东京参加理事会。在考研备考的那段日子,差不多每个月都有几个周末要从京都到东京去,还是很辛苦的。 全日大学生协联的总部在东京,每年年底都要开一次全国性的总会。每个大学按照人数比例选出代表,比如一个有七八千学生的学校可以出三名代表,这三名代表有投票权,对去年一年中经费是如何运作的等方面的情况有表决权。各个大学的代表从日本各地赶到东京去,有点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感觉。 我在大二时曾经作为京都大学的代表参加过全国总会,大三那年则是作为理事参加的。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自己面对一千多人发表演讲。在每年的总会上有十几个演讲,都是根据各个大学上报的近一年的活动材料精心挑选出来的,内容是介绍自己大学所搞的活动。我当时是代表留学生讲我在我们那个地区建立地区性留学生委员会的事,虽然第一次在那么多人面前说话,稍微有点紧张,但是因为讲我们留学生自己的事情,非常投入,很有激情,演讲效果也非常好。总会结束之后,大家要填写不记名的调查表,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印象最深的演讲是哪一个,我所做的演讲得票最多,也是大家印象最深的演讲。 整个讲述的过程平实无华,让我们对“生协”和留学生组织有了比较客观、完整的认识,只是在最后才透露了一下她个人的小成功。突然想起了张硕的父亲张兴武说过的一句话,“这孩子一点都不张扬,像她妈。” 破釜沉舟挑战井深大奖学金 对于很多留学生来说,争取奖学金也许是减轻自己和家庭负担的最好方法,对于张硕这样普通工薪家庭的孩子来说更是如此。但是奖学金的数量不等,视个人能力和情况而定,同时也是考验一个人胆识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