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自有它的起源、传播、成熟、衰落、复兴的历史，这历史固然又常常与宗教、政治，有外在的联系。黑格尔认为，在哲学里并不像在宗教里那样，自始就承认一个固定的基本的真理为内容，这真理由于是不变的，就排斥在历史之外。“相反的，哲学的历史所昭示的，既不是毫无增加的简单内容的停滞不前，也不只是新的珍宝平静地增加到已有的基础上面的过程；……颇像一些不断地全部更新和变化的戏剧，而这些变化最后又不复有一个单纯的目的作为共同的联系”。在欧洲，从文艺复兴开始就有了哲学史，如普鲁达克的《哲学家之意见》、克列门的《史特罗马特》、提奥仁的《哲学家传》等。十七十八世纪，布鲁克撰写了《哲学批判史》、还有奚郎多的《哲学系统之比较史》等等。这些哲学史著作研究和搜集了大量材料，但是，并没有形成科学的哲学史观，也没有形成科学的体系。黑格尔在分析这些著作之后，例举了关于过去的哲学史一般概念的几种错误观点。第一种认为哲学史是各种纷歧意见的堆积。这种观点认为哲学所有的内容是思想，而这些思想不是别的，只是意见，即关于上帝、自然、精神的意见（或见解）。而“一个意见是一个主观的观念，一个任意的思想，一个想象。我可以这样想，别人可以那样想；一个意见是我私有的，它本身不是一个有普遍性的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思想”。但哲学不是意见，哲学是关于真理的客观科学，是对于真理的必然性的科学。在真理面前，意见是相形见绌的。第二种是把那些陆续出现的哲学体系写成单纯一堆知识，而不是知识的统一联系发展。这种观点最终会认为哲学史就是通过哲学史本身去证明哲学知识的无用。这种肤浅的看法引申出来，即认为哲学史的结果所昭示的，不过只是纷歧的思想的发生过程，这些思想和哲学彼此对立，互相矛盾。似乎可以用圣经里一句话来形容哲学史：“让那些死了的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跟着我走。”全部哲学史这样就成了一个战场，堆满着死人的骨胳。这里“跟着我走”的意思就是“跟着自己走”，即坚持你自己的信念。黑格尔认为，这种情形将会导致一种新的哲学出现。这哲学断言别的哲学都是毫无价值的。诚然，每一个哲学出现时，都自诩为：有了它，前面的一切哲学不仅是被驳倒了，而且它们的缺点也被补救了，正确的哲学最后被发现了。但根据以前的许多经验，新约里的另一些话同样可以用来说这样的哲学——使徒彼德对安那尼亚说：“看吧！将要抬你出去的人的脚，已经站在门口。“那驳倒你的哲学，不会很久，将会由新哲学取代。黑格尔把这类哲学史作者比做野人，听完了交响乐，却领会不到其中的好处。第三种观点是黑格尔关于各种哲学纷歧的解释。到十九世纪初，历史上已经产生了很多哲学流派，然而真理只有一个，这是理性的本能所具有的直觉和信念。这样一来，似乎只有一种哲学是真的，而其他似乎就是错的。但事实上，每一种哲学都坚信自己是真的哲学。黑格尔认为：“无论哲学派别是如何地纷歧，却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同是哲学。……一味坚持哲学的纷歧性的人，由于他厌恶或害怕特殊性，不知道特殊性也包含着普遍性在内，他是不愿意理解或承认这普遍性的。”对于真理和哲学的性质，绝不意味着真理与错误是抽象地对立着的。“我们必须明白，哲学系统的纷歧和多样性，不仅对哲学的本身或哲学的可能性没有妨碍，而且对于哲学这门科学的存在，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绝对必要的，并且是本质的”。总结以上关于哲学史的讨论，黑格尔指出：“哲学的目的就在于用思维和概念去把握真理。”那么什么是哲学史呢？黑格尔认为，从一般观念来看，哲学史既不是一些偶然事实的记载，也不是异想天开的设想。“哲学史是在思维精神的运动里有本质上的联系的。精神的进展是合乎理性的。我们必须本着对于世界精神这样的信心去从事历史特别是哲学史的研究“按照黑格尔的理解，哲学史是思维在内部必然产生的前进运动。这一运动向我们介绍的，不是一系列互相矛盾的见解，而是一系列从事理性思维的先哲，他们一个比一个更深入地探究事物、自然精神的本质，为后代发掘出最宝贵的精神珍宝，因而，哲学的历史，就是通向真理的道路。不论古往今来的哲学体系怎样的纷歧繁杂，哲学思想有无自身发展内在规律是首要的前提。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史既然是哲学的历史，那么显然，只有根据哲学本身的性质才能了解哲学史，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真正的哲学史是哲学内部运动的历史。黑格尔把哲学界定为关于真理的客观科学，或关于真理的必然性的科学。根据黑格尔的理论，哲学所要认识的真理只有一个，就是理念或绝对理念，即主观性和客观性统一的思想。为了把它与单纯主观思想区别开，黑格尔用“客观思想”一词来称呼它。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作为关于真理的客观科学，就是真理自身的生成和展开。为了进一步理解黑格尔的哲学概念，以便认识黑格尔的哲学史概念，我们还必须记住黑格尔关于哲学——唯一真理的两个本质特点：其一，它是“具体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包含有不同规定的、具有丰富层次和多样性环节的对立面的统一体，而不是一个片面抽象的道理；同时，它是内部矛盾的同一，而不是“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这种排斥矛盾的抽象同一。总之，它是一个全体，是各种环节、规定、概念的统一。其二，它是“发展的”。就是说，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最初，真理是内在的、自在的、潜在的，它的诸多环节、规定、概念都潜于内部未表现出来；它们是在发展中逐一表现出来的。这时真理才逐渐走向自为的、现实的。它是由于自身内在矛盾的推动而不断发展的。哲学认识的真理具有上述两个基本特征，同样，作为真理的客观科学的哲学也具有这两个基本特征：哲学的对象是发展，哲学也必然是发展的。因而，历史上出现的种种不同的体系，只不过是哲学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而一个时代的最后的哲学乃一切先行哲学的产物和结果，因此，可以说，整个哲学历史就是这个唯一的哲学的萌芽、发展的历史。哲学是发展的，哲学史也是发展的。二、哲学史是一个发展中的系统黑格尔指出：哲学是在发展中的系统，哲学史也是发展中的系统，这就是哲学史的研究所需阐明的主要之点或基本概念。所谓系统，是指由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诸环节所组成的有机整体。从根源上说，产生哲学及哲学史的是理念，而作为自身发展的理念，乃是一个有机的系统，一个全体，包含很多的阶段和环节在它自身内。哲学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系统，是真理或理念发展的一种形式——逻辑形式；而哲学史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系统，则是理念发展的另一种形式——历史形式。作为逻辑形式，是概念的形式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发展，后继的概念从前面的概念推演、发展而来；而历史形式，是理念以哲学体系或学说的形式在思维的历史中的发展。无论是哲学还是哲学史，或者说无论逻辑形式的真理还是历史形式的真理，其概念进展的历史次序大体上是一致的。历史与逻辑的这种一致性指明历史上哲学体系的出现及其联结的次序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运动系列。这样，我们以意识到了的概念的必然的逻辑的进展作为参照系，从而剥去历史的偶然性，揭示隐藏在下面的理念的必然的系统的发展，就能把握住哲学史的内在逻辑进程。正因为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黑格尔哲学史的基本概念。实质上，在黑格尔看来，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最能说明哲学史的研究就是哲学的研究。总的来看，这个原则就是首先对哲学体系进行分解和筛选，把握其本质的原则，然后以这原则为核心，将历史的素材重新组合在一个体系里。哲学史因而呈现为一个不断扬弃的、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事实上，现代哲学越来越趋向于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在历史基础上的辩证转化。是以历史为基础而不是以逻辑为基础的统一。是以历史为根据，揭示历史的东西里面隐藏着的逻辑的联系；然后再以所找到的逻辑的联系来补充、丰富、发展逻辑的东西，这样反过来指导历史的研究，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历史的东西。这种研究必须以历史，即现实的哲学的矛盾进展过程为基础，历史从哪里开始，我们的思维进程就从哪里开始。把哲学史看作一个发展中的系统，首先这个系统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有机的系统。黑格尔说，从哲学史本身来说，其“所表现的种种不同的体系，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乃是一个哲学系统，不过只是发展或成长的阶段不同罢了。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那些作为各个哲学系统的基础的特殊原则，仅不过是同一思想的整体之一些分歧罢了“。也就是说，一方面整个哲学史是一个大系统，另一方面各个哲学体系又自成一个小系统。这些系统之间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没有一个体系会被对立的体系消灭得干干净净，它继续以“被扬弃”的状态存在着；这就是说，在哲学史中，后面的每一阶段不仅必然地从前一阶段产生，而且还吸取了前一阶段所包含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就是在这方面，历史和逻辑是统一的：认识的理论和认识的历史相一致。哲学体系中概念的合乎逻辑的相互继承是符合它们在历史上的形成过程的。在哲学史中，传统好像一根神圣的链条，把我们同过去联系起来，但它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像一股越汇越大的洪流那样生气勃勃。其次，哲学史之间的联系是有层次的，是由其发展动力推进的。黑格尔指出：“哲学史乃是一系列的发展，并非像一条直线抽象地向前无穷发展，必须认做像一个圆圈那样，乃是回复到自身的发展。这个圆圈又是许多圆圈的构成。”他说：“哲学的每一部分都是哲学的全体，一个自身完整的圆圈。但哲学的理念在每一部分里只表达特殊的性质和成分。每一个单独的圆圈，因由它自身亦是整体，就要打破那特殊的性质所给它的限制，形成一较大的圆圈。这样，哲学和全体是由许多圆圈构成的大圆圈。“根据黑格尔这一系列论述，圆圈指单个的哲学家的系统，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子系统，“较大的圆圈”指一个时代哲学所组成的系统，相当于子系统；“大圆圈”指各时代哲学系统所共同组成的人类认识史的大系统，相当于“母系统”。哲学史上子系统是母系统中的环节，母系统是子系统的整体。各种哲学系统之间的联系就是处在这些层次的相互作用之中。这种联系是动态的，也就是发展的。全部哲学史是一有必然性的，有次序的进程。这进程本身是合理性的，为理念所规定的。“理念自身是具体的，是不同的规定之统一”。“这种内在的矛盾本身，就是促进发展的推动力”。理念既规定着哲学史的进程，又受着它的规定，这种内在矛盾被黑格尔认为是推动哲学史发展的内在运动力，这就是黑格尔一再指出的“哲学史是思维从内部必然产生的前进运动”。在这个基础上，黑格尔指出哲学史系统的发展的特征，“早期的哲学系统与后来的哲学系统之关系，大约相当于前阶段的逻辑理念与后阶段的逻辑理念的关系。这就是说，早期的为后来的所扬弃并包括于其中，黑格尔注意到哲学史呈统一的链条，链条中每个环节前后都有影响，后来的哲学系统对以前哲学系统的扬弃既克服又保留。它的发展趋势是”一个时代的最后一种哲学是哲学发展的成果，是精神的自我意识可以提供的最高形态的真理“。最后，哲学的发展是与时代密切相联的。各种哲学体系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哲学发展并非形式上由此及彼的推论，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只有正确解决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才能为理解和研究哲学发展自身的内在规律、内在逻辑提供一个真正现实的基础的准则。哲学与环境有着系统的联系。黑格尔是通过环境系统的多层次联系指出哲学的特点的。他说，民族精神是一个时代的大系统，哲学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又是最核心的系统，因而哲学的特点是民族精神中“最盛开的花朵”。黑格尔认为，哲学作为时代的产物是关于它的时代的实质的知识。所谓时代的实质（核心）是指贯彻或体现在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技术、道德、宗教、哲学等方面并将它们合为一有机体的普遍特性，这就是“时代精神”，而某一时代的哲学就是它的时代的实质或精神。因此，从内容上说，任何哲学都不能超出它的时代，它要受到时代的限制并体现它的时代精神。但另一方面，从形式上说，哲学又是超时代的。只有哲学，才是以符合时代精神本身的形式——普通概念来反映那自发地、分散地表现在各个方面的时代精神，因而是对时代精神的自觉的、有意识的、集中的反映，是这个时代本身的知识或自我意识。哲学反映时代精神，这本身就是这个时代精神的自觉和提高，意味着它走向一个新的阶段，因而酝酿着一种新的时代精神，而这又意味着一种体现新的时代精神的新哲学在酝酿之中。哲学和时代的演进因而又是平行的。正因为哲学是它的时代在思想中的表现，哲学史也就是各个时代所产生的哲学的记录。所以我们现代既不会出现柏拉图学派，也不会出亚里士多德学派，既不会出现斯多噶主义者，也不会出现伊壁鸠鲁主义者，充其量只会出现他们的后裔。要复兴这些体系，“无异于要一个成年人重新变成小孩“。反过来讲，黑格尔的时代也不会产生海德格尔与萨特。也许并不是每个时代都有利于哲学研究；只有精神在一个时代孕育成熟，才为哲学思维开辟道路。《哲学史讲演录》之所以至今仍引起人们较大的兴趣，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它的分析原则是辩证法的宏伟范例。人们可以借助此来研究他的辩证法。意识的发展作为主客体之间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在精神现象学里是以一般的形式加以申述的，而在此却得到了具体的体现。思维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在逻辑学里是作为一个思辨结果显示出来的，而在这里却尽可能地从哲学史上得到了证实。归纳起来，黑格尔关于哲学史发展内在规律有四个基本思想：哲学是真理发展逻辑形式，哲学史是真理发展的历史形式，因而二者是统一的；哲学史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这个系统发展的推动力在于思维从内在产生的前进动力；哲学是精神中“最盛开的花朵”，哲学史就是这种时代精神的记录，哲学与时代、世界历史交织、平行。三、世界哲学发展史黑格尔对哲学史的研究，在人类思维史上拉开了科学的哲学研究的序幕。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从古希腊哲学开始，至他的时代结束。《黑格尔传》的作者古留加对黑格尔关于世界哲学史的论述有一个线条清晰描述的叙述，我们摘录如下。黑格尔认为，哲学是从古希腊开始的。精神最早的产生在东方（印度、中国）但它发展缓慢，没有上升到高于宗教的程序。哲学的奠基人是米利都的泰利士。黑格尔介绍泰利士时，先讲了一个关于他的轶事：有一次，泰利士抬头仰望星辰，掉进了一个坑里，人们就嘲笑他说：“他以认识天上发生的事情，却看不见自己脚下的东西。”黑格尔说，只有那些永远躺在坑里，从不仰望高处的人，才不会掉到坑里。泰利士是第一个试图解释世界的统一性，并把事物和现象的多样性归之于一个统一元素的人。如果用现代语言描述，泰利士可以称之为朴素的物活论的唯物主义者。当叙述泰利士在感性事物中间发现普遍性这一点时，黑格尔有一句著名的话：他断言，泰利士指的，本来“就不是感性的水，而是思想的水”。这句话很具代表性，因为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史首先是一部唯心主义的历史，对于唯物主义学说，他保持了沉默。毕达哥拉斯学派与米利都学派同一时代，“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哲学）这个词句，意即对智慧的爱，就起源于毕达哥拉斯。按照毕达哥拉斯学说，数及其间的关系是存在的基础。万物之源是一，其它一切数都是一即单元的组合。有了二，便出现了多数、差别、对立。后期毕达哥拉斯学派把一称作神，把二称作物质。三赋有很大意义，一通过二重新在三里面到达它的圆满阶段。对三的崇拜从毕达哥拉斯学派传到了基督教。而四就更高，它使人想起四个元素（水、气、土、火）和世界上的四片大陆。继续下去，一直数到十，就是一、二、三、四的总和，是这些数的最高统一。黑格尔注意到，在数的神秘性背后，隐约形成了统一、对立、量等第一批哲学概念；后来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范畴图表的思想，在这里已经开始萌芽。爱利亚学派主要探讨本质和表象之间的矛盾。黑格尔说，辩证法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感性的、可变的存在并不具有真实性，如果我们想按照理性来解释，就会碰到矛盾。这个思想清楚地表现在芝诺命题中，他们目的就是否定运动。感官告诉我们，事物在运动，但理解运动是不可能的。关于运动的思想永远包含着一个矛盾，因此芝诺总结说，运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据传说，哲学家第欧根尼反驳了芝诺关于运动之不可能性的观点；他站起身来，走来走去——用行为进行了反驳。第欧根尼知道，芝诺并不想否认运动的感性存在，但是人们不应满足于感性的确实性，而必须力图理解它。辩证逻辑承认在现实本身中存在着矛盾，只有它才能对芝诺的命题予以反驳。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的。黑格尔解释说，如果我们想一般地理解运动，那么一开始会认为，一个物体处在某一个地点，后来移到了另一个地点。可是，在运动的过程中，这个物体已不再在第一个地点，同时它也不在第二个地点；如果它在其中一个地点，那就处于静止状态了。但是，它究竟在哪里呢？如果我们说，它在这两个地点之间，那么它又重新处在一个地点了，于是，我们将面临同样的困难。实际上，运动正意味着，既在这个地点，同时又不在这个地点；既在这个地点，同时又在另一个地点——这里可以看到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性，只有这种连续性才使运动成为可能。爱利亚学派从否定的方面发现了辩证法，也就是说，他们提出一个他们不能解决的问题。在这一点上，黑格尔把芝诺比作康德。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则对于辩证法的思想作了肯定的描述。黑格尔写道：……赫拉克利特的命题，没有一条我不曾纳入我的逻辑学中。赫拉克利特认为，宇宙不是上帝创造的，也不是人创造的，它过去是、现在是而且也永远是一团熊熊的烈火，它依据自己的规律燃烧和熄灭。由此看来，赫拉克利特把火当作本源。火的变化就是事物和现象的多样性的基础。火的熄灭是“下向的方式”，火变成了潮气，变成了水和土。相反的方式是土的液化（海）、蒸发和燃烧。大自然是个圆圈，其中起点和终点是相通。其它对立也是相通的；有和无是一回事。黑格尔认为，赫拉克利特以前的学说达到了有和无的抽象——达到了第一个辩证范畴。赫拉克利特接着转到第二个范畴——生成。古代哲学发展的新阶段是从诡辩学派开始的。“诡辩”一词一向名声不好：它意味着，任意用错误的论据反驳正确的东西，或者任意把虚假的东西说成似乎可信，或许可能。但是，这个意义是后来才有的，诡辩家的原义是——智慧之师。诡辩学派把哲学运用于人，把人与人的关系纳入哲学中。这一章还谈到了苏格拉底。用黑格尔的话说，他是古代哲学中最有趣味的人物。苏格拉底紧接着诡辩学派，致力于把哲学“人情化”，但他和诡辩学派是对立的，因为他肯定了高于私人利益的绝对元素的存在。这就是真的、善的、合乎伦理的、正直的东西。每个人都应当独立地、“出自本身”地达到他的认识，并且在符合这种认识的情况下生活。苏格拉底发现了道德。在他以前，在雅典就有了朴素的伦理，但却没有对于善和德行的反思。苏格拉底寻求真理的方法深深吸引了黑格尔。他认为，在苏格拉底身上，方法和哲学推理是一致的。苏格拉底乐于同他乡镇上的公民——普通人或政治家，智者或工匠——进行交谈。在谈话中，他往往从直接的生活琐事出发，引导对方从已知的特定事件达到对于普遍性的思维。首要的任务在于启发人们对根深蒂固的观念加以怀疑。他以一个胸无城府的老实人的态度向对方提出问题，好像他本人要向对方学习一样。对方的回答继续被苏格拉底思考着，直到揭露出内在的矛盾为止。这就是著名的苏格拉底式的讽喻（Ｉｒｏｎｉｅ），它教导人们认识自己是一无所知的，它先使人们产生惊讶，然后引导他们进行反思。苏格拉底继续运用他自己所谓的助产术。他认为，必须帮助已经存在于对方意识中的思想出世。苏格拉底这里所采用的方法，就是提出正确的问题——一个应当予以适当注意和重视的问题。于是，所要求的答案也就出现了。苏格拉底不愿意提出任何体系，他只是在个别人身上诉诸对于普遍性的思维。苏格拉底认为，一切取决于良心：如果良心坏了，那么行动也就相应地坏了。阿里斯多芬试图在他的喜剧“云”中嘲弄苏格拉底。黑格尔肯定阿里斯多芬是对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肯定雅典法庭也是对的，这个法庭认为这个哲学家不信神和诱惑青年而把他判了罪。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苏格拉底的命运是够悲惨的了，它开创了希腊的悲剧。两个相反的公理对抗起来，互相推翻：一方面是现存法律的合理性，以法庭和雅典人为代表；另一方面是知识的权利，对善和恶、对知识之树的果实进行反思的权利（这也是近代哲学的普遍原则），以苏格拉底为代表。黑格尔大书特书的下一个伟大人物就是苏格拉底的得意门生——柏拉图。柏拉图认为，我们周围可以由感官感知的、变化不定的事物界，是真实的，超越经验的理念界的一幅暗淡的图画。每件事物都有其理念，这个理念独立存在于事物之外，它是事物的真实存在，是事物的本质。每所具体房屋不过是一般房屋的相应的永恒不变的理念的一个现象。柏拉图心目中的理念无非是普遍的概念，他把它抽象地同可感知的个别事物相对立，并把它提高成为独立的存在。一般人是揣度不出理念的存在的。柏拉图把他们比作囚徒，这些囚徒被缚在一个洞穴里，面对着岩壁，从没尝过一点自由。人们扛着器皿、雕像和图像从洞穴的入口处走过；囚徒们在岩壁上只看到这些东西的影子，但他们却把这些影子当作物体本身，因为他们从没有看过真实的物体。我们周围的事物既然是不真实的，我们觉察事物的感觉也就提供不出真正的知识。理念只能被智者所认识，智者克服了感官所提供的印象之后，便回忆起他的不朽的灵魂进入本世界之前在彼岸世界所见到的一切。所有这些见解都是富有诗意的，神秘难懂的。但柏拉国是哲学家，他的细心的读者会在神学外壳后面看出关于知识性质的深刻的意思。（此外，“辩证法”一词也是首先在柏拉图的著述中出现的。）黑格尔的分析正是在这方面使人感兴趣。这就是指的对立的统一。赫拉克利特观察周围世界时，就已经以形象的方式讲这个问题。在柏拉图的学说，这个思想则以概念的方式表达出来，并且涉及到认识，认识同世界本身一样，也包含着矛盾规定的统一性。没有一件东西仅仅是大的或者仅仅是小的，是一倍或者是一半，是正确的或者是不正确的，是美的或者是丑的，而永远是两者同时兼备；当柏拉图谈到个别参与普遍、参与理念时，他就是想说明这个事实。黑格尔把柏拉图的见解概括成一句话，即：真理在于对立的统一。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但他同他的老师不一样，他在人类事务中不是从个别人出发，而是从人们组织起来的集体、从国家出发。柏拉图并不提倡道德，而是陈述了一个伦理的体系。因此，他同黑格尔特别接近。这位雅典智者和后来的柏林哲学家一样，完全相信国家是伦理生活的基础。从这一点来看，同时从他们的差别来看，他们两人都是他们时代的产儿：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不仅废除了私有财产，而且还废除婚姻制；他的乌托邦式的观点就是斯巴达现实的神化。相反，黑格尔认为柏拉图的一大缺点就是，在他的国家里，个别性的原则受到了压抑；他这里指的是主观良心（道德）、婚姻和私有财产；因为，只有财产归个人所有，自由才可能存在。正如柏拉图不赞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就更加跟他谈不拢了。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这位老师在希腊哲学中所起的作用，可以和他的这位亲密学生的政治作用相媲美：马其顿王占有了整个文明世界；亚里士多德的体系则包括了当时存在的所有知识领域。亚里士多德对于柏拉图的根本责难就是，不能把本质和具有这一本质的事物割裂开来。本质就在于事物本身之中，而不在于一个彼岸世界。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批评包含着一定的唯物主义特征，黑格尔却处心积虑地抹煞了这些特征。亚里士多德认为，物质不过是事物纯粹的抽象的可能性，即浑沌的和惰性的质料。它只有通过形式，通过积极的理想原则才能达到真实性、现实性。形式使物质从纯粹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变成感性的、可感知的实体。实体的一个更高的类是知性，即人的心灵。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后还存在着一个最高的、绝对的实体，一个不可动而致动的形式之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形和质、可能性和现实性是不可分割的：这就是上帝。黑格尔还格外谈到亚里士多德关于国家的学说。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国家是个别人的本质，国家高于个人和家庭。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不同，他并不热心描绘国家制度的完美形式，他指出，“优秀人物”应当治理国家，而不受法律的约束。亚里士多德这样说，他的心目中无疑是浮现着他的亚历山大……希腊的民主制度当时已完全衰微，所以他对此再也一字不提了。斯多噶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主义虽然都产生于希腊，黑格尔却把它们都作为罗马世界的——特别是在罗马人统治下的——哲学来谈；罗马世界并不适合具有理性的实践的自我意识，于是自我意识退回它的思维的孤立状态，并满足于这个状态，只关心自己而不关心普遍事物。古代哲学发展的最后阶段新柏拉图主义，以异想天开的方式调和并容纳先前几乎所有的基本学说，如柏拉图学说和亚里士多德学说、斯多噶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主义。新柏拉图学说派最大的权威柏罗丁认为，世界的出现是由于神性的放射（流溢）。绝对的存在，即太一、亦即上帝，像太阳放射光辉一样，从自身放射出知性。放射物又回到太一，静观着上帝，被思维的东西思维着思维。黑格尔特别赞赏柏罗丁学说的这一方面：等而下之，一部分转化为自然，一部分转化为显现着的意识……就包含了很多武断成分，而没有概念的必然性……——柏罗丁哲学的另一方面，即对物质世界的解释归纳，并不投合他的口味。黑格尔在他的讲演录中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古代哲学上（占用了讲演录三分之二的篇幅）。他就这样结束了一千多年的古代哲学史。此后一千年——从六世纪到十六世纪——黑格尔匆匆忙忙地一笔带过，好像穿上了七里靴一样。黑格尔讲中世纪哲学，是从阿拉伯人讲起的。的确，他只是列举了一些人名：阿尔。法拉比，伊本。森纳，阿尔。埃查利，伊本。鲁斯德等。黑格尔认为，这些哲学家的功绩在于保存了亚里士多德，因为在中世纪欧洲，人们在一段漫长的时期内，只是从阿拉伯翻译和注释中才了解到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专横地断言，阿拉伯思维总之是乏味的，在哲学史上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阶段。另外，黑格尔对于欧洲的经院哲学也是这样说的；哲学同神学搞成一码事了。经院哲学乃是北日耳曼人天性中的知性的完全混乱。科学退化了，变成了形式上的三段论法的推理，在学者中间出现了对于理性事物的无知，彻底的、惊人的迟钝。同样，在其他人即僧侣中间，也出现了最可怕的、完全的无知。思维错乱了。（黑格尔用“错乱了”这个词，有两层意思，一是“走岔了道”，一是“癫狂了”。）中世纪哲学不适合他的逻辑思维借以向前发展的模式。中世纪像东方智慧一样，束缚了浪漫主义者们的思想——黑格尔倒不同情这些人。但这里也同样可以看出，他对于封建时期肆无忌惮的天主教的精神世界，怀着新教徒所特有的敌意。中世纪哲学分割了彼岸和此岸，分割了宗教感情和自然——处在的自然和人的自然，外在世界只有在被克服之后才有价值。近代哲学就是要解决被思维的宇宙和存在的宇宙之间、思维和存在之间的对立。按照它们下判断的方式，近代哲学分成两个流派——实在论和观念论。实在论从感知、从物质自然中推断出思想的内容，观念论则从思维的独立性出发。黑格尔讲到这里，几乎提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他不确切地称之为“实在论”的东西，就是唯物主义。近代哲学的两位祖先培根和伯曼，就是最初试图从相反立场解决精神和自然问题的两个对手。十七世纪是知性进行思维的时期。经验论和唯理论争论不休，但它们的分歧无关紧要，双方都是从经验（外在的或内在的），而不是从思维本身的内在必然性获得内容。唯理论认为合理的思维是真知的唯一源泉，这一哲学流派的创始人是勒奈。笛卡尔。笛卡尔想排除一切权威知识，绝对地无条件地从头做起：在他看来“我”的思维乃是唯一无可怀疑的事实。由此得出了他的著名的命题：“我思，故我在。”笛卡尔从“我”的存在这一事实出发，达到了神的证验，而后达到了物质世界。上帝这个本来就有的实体是宇宙的创造者而宇宙是由两个独立的实体组成的。巴鲁赫。斯宾诺莎用他的统一实体的学说克服了这种二元论。实体并不依赖于任何一个它身外的神圣的造物主，它就是“它自身的原因”它就是上帝，但它也是自然。斯宾诺莎的神学术语有可能使人对他的泛神论作唯心主义的解释，黑格尔就驳斥了所有由于斯宾诺莎的无神论而对他发出的责难。在英吉利海峡的彼岸，经验论者培根的思想找到了肥沃的土壤，那里出现了另一类型的唯物主义学说。黑格尔把约翰。洛克的哲学说成为形而上的经验主义。斯宾诺莎从原理和定义出发；洛克则热中于从有限物、感性物、经验引伸出普遍概念。他否定天赋观念的存在，认为知性中任何事物无不先在于感官之中。感觉是一切知识的来源；心灵在和世界发生感性交往之前，是一块没有内容的“白板”，只有经验才在上面写出文字来。经验科学的方法正符合洛克的见解。黑格尔指出，这些见解当然不能令哲学家们满意。首先就没有弄清楚，个别感知以什么方式采取具有概念特征的普遍性的形式。洛克说知性只是组合，这个解释是不够。他的另一个弱点是把质分成第一性和第二性。第一性的质（广延、硬度、形状、运动等）是真实的，第二性的质（颜色、气味、声音、味道等）是由我们的感官产生的。由此直接导致了贝克莱的主观唯心论，这种唯心论认为，甚至事物的第一性的质也是人的观念。贝克莱认为，存在就是被感知。黑格尔把这种学说称为最坏的唯心论。洛克哲学最后形成了休谟的论点，黑格尔对于休谟也持否定态度。按照休谟的说法，人只能同感觉打交道；知识的普遍性是没有必然性的，这不过是人们习惯于把个别现象联系起来的一种结果。休谟的怀疑论首先并不针对科学知识，而是针对宗教和独断论。因此，他在法国启蒙学者中间享有广泛的声誉。黑格尔把法国启蒙学者的哲学正确地说成是唯物论和无神论。狄德罗对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说过，自然是没有神的。黑格尔认为法国唯物论是哲学思想的一个必然阶段，但他只是从它的否定方面来认识它的意义，他把它看作摧毁衰颓的宗教、垂死的政治制度、过时的法律和道德标准的一种力量。他的唯心主义偏见在这里表现得非常明显。他把关于具体的普遍的统一性的思想作为积极的内容加以推崇，但又认为这个思想表现很肤浅。黑格尔提到了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提到了罗比耐。正如在青年时代一样，黑格尔现在对于卢梭也还是满怀好感的。德国的启蒙运动有它的特点。其中活跃着莱布尼茨的传统，他的哲学恰恰是与斯宾诺莎的哲学和洛克的哲学相对立的。莱布尼茨提出一个关于个别实体即“单子”的多样性的思想，他认为单子代表每一个独立自足的、不可重复的世界。单子之梯从无机物通向活的有机物，通向意识。单子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因此，莱布尼茨不承认从经验中可以产生认识。真理的知识只可能是在思维实体和物质实体的运动中被上帝预先规定的和谐，正如两座快慢相同的时钟互不相干地指示着同一个时刻。把莱布尼茨学说加以系统化的是克里斯蒂安。沃尔夫。所谓的通俗哲学就是由他开创的，这种哲学以普及哲学知识为宗旨，但这些知识跳不出知性形而上学的界限。只有在“最新德国哲学”中才发生向辩证法的转变。黑格尔以希腊以后哲学所占篇幅中最大的章节来写康德。黑格尔认为，康德哲学是按照一定法则造成的启蒙哲学，它要人相信，真实的东西都不可知，只有现象才是可知的。作为康德的对手和克服者，黑格尔对于红级一时的康德哲学是抱有偏见的；尽管他想实事求是地描述这种哲学家，结果他还指是把它指责得一无是处。他写道没有人会像那种哲学一样蠢。他说，先验哲学的原则，即研究认识能力，无异于在水之前试图游泳。同时，黑格尔还反对康德在列举认识范畴或道德范畴时所采用的经验主义方法：在心灵的口袋里乱摸一气，想摸到一点值钱的东西；偶尔也会摸到理性，什么都摸到也无所谓……，财产以至神的假设都是这样。不过，黑格尔仍然肯定，仅仅从康德开始，才区分了知性（作为有限关系中的思维）和理性（作为以无条件物和无限物为对象的思维），正是这种区分对于黑格尔显得十分重要。黑格尔着重指出，康德哲学的重要方面在于论证了知性概念如果用来规定无限物，就会导致错误结论和矛盾——众所周知，这是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个重要的起点；此外，黑格尔还强调了被康德只看作思维所必需的、而被谢林和黑格尔作为出发点的直观知性，这种知性认为，一般和特殊，目的和手段是同一的。同康德的经验主义方法相反，费希特试图从一个非常明确的最高原则——唯一无可怀疑的东西即“我”——引申出他的全部哲学。他像笛卡尔一样从“我”出发，但不像那样前后矛盾，并没有由此引申出上帝和世界的存在，而只引申出“我”本身所包含的一切：思维的“限定”即“非我”。“非我”是由“我”产生的，并限制着“我”，正如“非我”反过来也受到“我”的限制一样。由此发生的否定和肯定，同一和否定、限度和限度的扬弃等等的不断变换，是辩证的，是世界上第一次按照理性推演范畴的尝试。不过，黑格尔在费希特身上也看到了精神的如下需要：这种“主观性……需要摆脱它的片面性，才能同客观性、实体性相结合……。这不是斯宾诺莎的形式上结合，也不是像费希特那样的主观总体性，而是具有无限形式的总体性；我们看到这种总体性出现在谢林的哲学中”。现在可以看见，世界精神已十分接近目标，接近黑格尔哲学了：客体和主体的统一已经完成。但是，谢林并没有达到理念的逻辑发展，而只达到理智的直观。谢林认为，至高无上的不是哲学而是艺术，不是理性而是想象力。黑格尔反对谢林的贵族态度；在谢林看来，哲学在个别人身上表现为艺术才能，表现为天才，仿佛只有幸运儿才配有它。但哲学按其本性而言是能够普遍化的；因为它的土壤是思维，而人正因此成为人。黑格尔把这些阐述都汇入他自己的体系：“哲学的当前基点就是，理念要在它的必然性中来认识。”作为哲学史家的黑格尔对数百年间的哲学史做了详尽的论述，他的功绩，不仅限于他正确地理解和深刻地评价了各个哲学流派。照列宁的说法，“黑格尔在哲学史中着重地探索辩证的东西”。这里也有一个线索。黑格尔在分析芝诺怀疑论时指出：“我们在这里发现辩证法的原始阶段，即恰好是思想在概念里的纯粹运动的起始阶段。“黑格尔在考察赫拉克利特关于理念就是过程的总和的学说、关于普遍运动和变化的学说时指出：“没有一个赫拉克利特命题不被我采纳到我的《逻辑学》中。”黑格尔是第一个对赫拉克利特的原始的辩证法给予这样深刻的评价的。黑格尔也力图在近代哲学中寻找辩证法因素。例如，他辩证地解释斯宾诺莎关于实体是自身原因的论点。他把斯宾诺莎关于实体及其属性即思维和广延性（在黑格尔看来，这里有辩证法）的学说看作是斯宾诺莎最大功绩。黑格尔认为，康德的范畴学说以及他的二律背反的学说也有辩证法的萌芽。费希特关于从一个范畴推演出另一个范畴的尝试，对于辩证法的研究也有积极的意义。在分析各种哲学学说时，黑格尔也常常谈到自己对于辩证法的看法。黑格尔把哲学史看作是个“发展中的系统”，看作是一个整体的、相互联系的、有序的动态系统，这个思想与辩证法是相吻合的。不过，黑格尔把世界的本质归于“绝对理念”，把哲学史系统看作是理念自身发展并认识自身的道路，把历史的必然性建立在逻辑的必然性基础之上，因而仍然是“头足倒置”的。是十足的客观唯心主义。在结束《哲学史讲演录》的写作时，黑格尔发出感叹：世界精神劳作得多么懒散，多么迟缓啊！在对这漫长的精神劳作的漫长论述中，黑格尔感到“在世界上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了。看来，世界精神现在已经成功地抛弃了一切异己的对象性的本质，终于把自己理解为绝对精神，从自身中产生出对于它自己是对象性的东西，并且始终以心安理得的态度控制着后者。有限的自我意识同无限的自我意识的斗争现在停止了。有限的自我意识不再是有限的了；因而，从另一方面说，绝对的自我意识取得了它过去所没有的权力。已往整个世界历史，特别是哲学史，都是描述这一斗争的。而这一历史看来乃是在这个绝对自我意识（历史具有绝对自我意识的观念）不再是某种异己之物的地方，即在精神作为精神而活动的地方，才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因为只有当精神知道自己是绝对精神，并且是通过科学而知道这一点时，它才是这样的。精神把自身创造为自然界，创造为国家……这就是我们时代的观点，而精神形态的系列现在就是以此为完结的“。于是，黑格尔的哲学史以绝对精神告终，精神以完全的自我意识认识了自己。在黑格尔看来，他自己的体系就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形式。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就是要给世界提供一幅包罗万象的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图画，而这幅图画以哲学史告终。这样一来，就暴露了黑格尔哲学中的一切矛盾的东西。他的功绩也在于此，矛盾也在于此。因此，这一天才思想家，在耸立了一座座里程碑后，其哲学的历史命运也似乎走到了终点。……没有完……ｍｅｉｙｏｕｗａｎ在完成一系列宏篇巨著之后，１８２２年，黑格尔想作一次长途旅行。反复思量，他选择了荷兰作为目的地，他向往那里的艺术收藏品，何况还有他的老朋友和学生。筹措到一笔政府的补助之后，黑格尔动身了。沿途他拜见了著名的卡诺将军（拿破仑时期的陆军部长），在卡塞尔参观了美术馆，尽管陈列室所剩藏画不多，黑格尔仍然感到非常满意，一个劲地赞叹“真可谓出神入化，特别是荷兰画家们的作品”。接着，他沿莱茵河向波恩和科隆进发，参观了教堂、美术馆和罗马要塞，饱览了莱茵河的景色。在埃森，黑格尔花了六个小时参观一个私人的藏画。他以鉴赏家的眼光看出，有一幅荷兰画同他从前在波瓦塞雷教授那儿看到的另一幅画在笔法上十分近似。原来这两幅画同是迪克。布茨一幅祭坛画的两个侧面。后来，这两幅画就合在了一起，陈列在勒文的彼得大教堂里。可见他的艺术眼光是非常敏锐的。到了荷兰的布鲁塞尔，黑格尔非常开心，一次效外远足，还到了滑铁卢。“我在这些看到了这里永远值得纪念的旷野、山丘和地点，特别引我注目的是那一片莽莽的高地。站到上面环顾一番，可以眺望到几里路远，这儿就是拿破仑这位沙场宿将登基的地方，他也是在这儿丧失他的王位的”。紧接着又去了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等地，层出不穷的观感，让黑格尔写不胜写。一座座庄严的教堂、宏伟的陵墓让他激赏不已，在阿姆斯特丹，他还看到一大批伦勃朗的原作。黑格尔百感交集地回到柏林，这旅行使他精疲力尽。他的学生，后来成为“老黑格尔派”中坚人物的海因里希。霍托，这时候见到了他，后来在著作里写到这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描写这位五十二岁的哲学家刚结束一次长途旅行：他坐在一张宽大的写字桌旁，正在一堆横七竖八，杂乱无章的书籍和稿纸里焦躁地搜寻什么。早衰的身躯已经弯了下来，但仍不减当年的恒心和毅力；灰黄色的睡衣随便从肩头披下来，顺着蜷缩的身体一直拖落到地上；从外表看去，既没有什么可敬的高贵气派，也没有什么文雅的风度，而在整个举止谈吐中引人注目的，不外乎见重于古代平民的那种坦荡胸怀。他的面貌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我永远难忘的。整个脸庞苍白而憔悴，仿佛死去似的耷拉着，一点也看不出摧枯拉朽的激情，却反映出一个日夜沉默劳动的思维的全部过去；怀疑的苦楚、汹涌思潮的激荡，似乎并没有破坏和废弃这四十年的思考、探求和发现；只因不断地渴望把有幸发现的真理的幼芽培育得更丰富、更深刻、更精确更不可抗拒，他的额头、脸颊和嘴角布满了皱纹。每当这种神智朦胧时，他的容颜便显得憔悴不堪，一旦神智清醒过来，则又表现出一种对事业一丝不苟的严肃态度；这一事业本身是伟大的，只有通过艰苦的劳动，才能取得圆满的进展，而他长期以来正是以这种严肃态度默默地埋头于这一事业。整个头颅长得多么端庄，鼻子高高的虽然有点凹陷的额部、沉静的下巴长得多么尊贵啊！无论在大事小事中都表现出来的诚实和正直，只有在真理中才找到最终满足的清明意识和充沛力量，构成了一种高尚的性格，显著地铭刻在极其独特的外表上。我原来期待他给我作一次包罗万象的或者鼓舞人心的学术谈话，万没料到，事与愿违。这个怪人刚从荷兰旅行回来，只知道滔滔不绝地大谈城市的整洁、乡村的优美富饶，大谈辽阔无际的绿色草原、畜群、运河、高耸的磨坊和便利的公路，大谈艺术珍品和舒适讲究的生活方式等等，以至我听了半小时，就仿佛感到自己跟黑格尔本人一起住进了荷兰。霍托还用细致入微的笔触描写了聆听黑格尔世界历史哲学讲演的情景：他不得不从事物的最低层提练出最宏伟的思想，这些思想如果要充分发挥感化作用，一定得以永远不动的现实性在他自己身上再一次生发出来，尽管它们过去多年来和今后永远还将重新思考和融会贯通。最鲜明地表现这种艰难困苦的，莫过于这种演讲了。远古时代的预言家们愈是费劲地斟酌字句，他们自己心中经过努力搏斗而即将被征服的一切便愈是表现得简练。黑格尔正像那些预言家们一样，也是以笨拙的简练方式进行斗争和取得胜利的。由于完全沉湎于讲题中间，他似乎只是为了讲题本身的缘故来发挥这个讲题的，不像是为了听众的原故，而是从自己的心智来发挥他们。然而这个讲题又完全是他一个人讲出来的，他几乎像父亲似的关心他的明了性，以求缓和那种僵硬的严肃性，使他不致害怕接受如此费力的思想。他开始结结巴巴讲了起来，努力想讲下去，忽然停顿下来，接着又重新开始。讲讲停停，边讲边想，几乎怎么也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字眼，而一旦选中了一个最可靠的字眼，它看来似乎很平常，但却贴切得不可仿造，不同凡响而又唯一正确；最本质的东西看来总是到下一步才会讲到，但不知不觉却尽可能完美地讲出来了。这时听众才理解到一个句子的明确意义，并渴望他继续讲下去。白盼了一场，思想并没有向前推进，而是以同样的字句围着同一个观点不断地兜圈子。松弛的注意力一旦开了小差，离开了讲题，那么几分钟后重新听讲，就会大吃一惊，发现由于脱离了讲题的前后环节而受到惩罚。因为，任何一个完整的思想都是轻悄而又精密地通过一些看来毫无意义的中项引申出来的，因此都带有片面性，互不相干，而且陷入矛盾；只有使那些最格格不入的东西最终协调起来，才能成功地解决这些矛盾……他用这种方法圆满地描述了时代、民族、事件和个人；因为，他深遽的眼光使他到处能够认识彻底的东西，此当年的洞察力即使到了暮年也没有丧失其青春的活力和朝气。黑格尔的另一位学生，未来的亲斯拉夫派学者伊凡。基里耶夫斯基也描述了黑格尔的演讲。一开始，他的讲话简直叫人受不了，说一句就咳嗽一阵，声音给吞掉一半，他那颤抖的哭泣似的语调几乎不能把最后一句话说完。渐渐地，我已经受得了黑格尔的讨厌的讲课方式：一段时间以来，我已不听里特尔（地理学教授）的课，改听黑格尔的课了。从以上两段叙述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黑格尔的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他的演讲著称于世，不在词藻华丽，而在内容深刻；他不具备外表的优雅，却独具思想的魅力。青年时代黑格尔，由于讲课方式晦涩难懂曾备受责难，而今他已接近荣誉的顶峰，这种讲课方式在听众的眼里便成了思想伟大的标志，他的思想已经不能用普通的语言方式来规范了。继荷兰之行之后，黑格尔又作了一次假期旅行，这次他去了维也纳。他沉湎于维也纳的意大利歌剧之中，在给夫人的信中声称。“只要钱够我看意大利歌剧和回国之用——我就要继续留在维也纳！”在这里，他还参观了艺术珍宝馆，在一个富豪埃斯特哈齐的美术馆，黑格尔连连逛了三天，每天给家里发一封信，随手记下他的印象和感慨，应接不暇的印象像焰火似的使他眼花燎乱，记忆模糊，他在给夫人信中说，“……我今后不得不请你来告诉我，我是怎样在这里度过这几天的。”最值得一提的是，１８２７年，黑格尔往魏玛进发，去拜访歌德，这是他最正式的一次拜访。歌德的秘书，后来写《歌德谈话录》的作者埃克尔曼，记述了这次会晤。“黑格尔来了，受到歌德本人的隆重接待。歌德这天晚上为黑格尔举行了茶会，茶会上，大家的话题逐渐转到辩证法。黑格尔说，‘从根本上来说，它不外乎是人人身上都具有的那种经过整理的、有条不紊地形成的矛盾精神，那种才能在辩别真伪中才见得伟大。‘“歌德插话说：‘但愿这种精神艺术和才能不致经常遭到滥用，不致被用来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才好！‘“黑格尔答道：’不过，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那些精神不健康的人们身上。‘“歌德说：’我喜欢研究自然，这种研究是不允许发生这种毛病的！因为，我们在这种研究中不得不同无限的永恒的真实事物打交道，这种事物立刻就会证明每个不是诚心诚意、实事求是地观察和处理对象的人不称职，而将它们加以抛弃。同时，我还确信，许多辩证法方面的病患者，将在研究自然的过程中，得到有效的治疗。‘“两位在不同精神领域中耕耘的大师，探讨同一个理论课题——如何认识有机的整体。黑格尔在他的关于概念具体化的学说中，运用辩证逻辑学的方法来寻找解决途径：按照他的理解，一个运动的向其对立面转化的范畴的体系，可以使人理解自身发展着的有机体。歌德则诉诸另一种可能性。按照他“原始现象”说，人们能够在个别中发现一般，在现象中发现本质。这种发现虽然带有感性的性质，却比简单的感知要更加深刻。一次，歌德赠给黑格尔一个用波希米亚玻璃做的萤色酒杯，随杯附送的名片上写着：“原始现象向绝对精神致意。”１８２６年８月２７日。是黑格尔５６岁华诞，德国学术界、艺术界为黑格尔和歌德两位天才隆重祝寿。赞颂他们“一尘不染，与世无争；情同手足，浑然一身……”次年１月，黑格尔的学生甘斯将《科学评论年鉴》办成了，使黑格尔的宿愿得偿。黑格尔主持这个刊物，直到去世为止。１８２９年，黑格尔由于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的反对，没能当选科学院院士，使他终生未能在普鲁士科学院享有一个席位。为了安抚他，阿尔腾斯泰因大臣安排他做一次旅行，到捷克进行温泉治疗。想不到谢林也在这里，两人见面喜出望外，他们共进午餐，同游附近的山岭，畅谈政治，谈这谈那。奇怪的是，他们无所不谈，惟独不谈哲学。黑格尔归国途中在魏玛小住，这是与歌德最后一次会见。同年１０月，黑格尔被选为大学校长，与此同时，政府还委派他当大学里的政府全权代表。足见普鲁士政府对他的信任。这是黑格尔官方哲学家生涯的顶峰时期。１８３１年，６１岁的黑格尔荣获国家三级红鹰勋章。现实的政治问题又引起了他的关注。黑格尔晚年自己承认，他对政治的兴趣几乎超过了其它一切。他去世前不久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是《论英国的改革法案》。在这部著作里，他写了这样一段被称之为政治遗嘱的话：人民则将成为另一种力量，而一个建立在迄今尚不知议为何物的基础上的反对派，如果在敌对党派的议会里感到无能为力的话，它就可能误入歧途，到人民中间去寻找力量，于是就会引发一场革命，而不是一场改革。１８３１年１１月１３日，黑格尔突发重病，经历了一天一夜的痛苦后与世长辞。这是１１５年前莱布尼茨逝世的日子。黑格尔安葬于柏林市中心，他的近旁安息着费希特和布莱希特。黑格尔去世后不久，他的著作全集出版了，霍托、甘斯等人组成的“老黑格尔派”小组，忠诚捍卫着老师的思想。他们以保守观点及力求用新教正统观念诠释黑格尔学说而著称于世。十多年后，《德法年鉴》上发表了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从此之后，黑格尔哲学的命运便同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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