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京都大学，被人誉为“科学家的摇篮”。对于京都大学的人来说，特别使他们引以自豪的是，在1949—1987年的39年中，日本获诺贝尔奖的7名得主中京大就占4名：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福井谦一、利根川进。“京都学派”的名声在战后又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其实，所谓的“京都学派”，最早是由京都大学文学部著名的哲学家西田几多郎以及他的弟子田边元、三木清等人倡导发起的，原意是指他们对日本哲学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后来日本学术界把这一称呼用来指那些京都大学所塑造的“不问实际，只管求知”的一群爱智者。正是他们的这种“兴趣”和“执着”，才使京都大学能够作为一派，在世界诸多大学中立足。　　田边元是一位与西田几多郎同时在京都大学执教的哲学家，他早期深受西田哲学的影响，因而和西田有许多相似的看法。他们不遗余力地根据自己对东方传统哲学的教养，来阐释西方的现代哲学。在当时京都大学的哲学讲坛上，思想者们抱着不同的倾向，围绕着历史与存在、社会与个人等问题，展开各自的独立思考和热烈的争论。　　一时间，京都一地思想活跃，东西会通，这便形成了日本学术史上的“京都学派”。　　随着历史的演进，京都大学逐步发展为有着诸多学科的综合大学，“京都学派”的内涵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哲学的思想论坛了，但是“京都学派”的精神依然体现着思想者的一份执著，依然为人所津津乐道。　　人们曾这样形容京都学派：京都大学的学者教授们十分执着于理论研究，即使在常人看来芝麻一样的小事，京大教授仍会饶有兴趣，只要合乎学术道理的，就会义无反顾地去做。正是他们的兴趣和执着，才使京都大学形成了闻名遐迩的“京都学派”。　　/* 136 */　　第四部分　　三国时代话佛祖　　朝鲜的佛教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当佛教传入朝鲜半岛的时候，朝鲜还处于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三国鼎立的时代。其中，高句丽是最早接触到佛教的国家。　　公元372年，中国前秦皇帝符坚派遣一个叫顺道的僧人出使高句丽，带去了一些佛像和经文。两年后，另一位僧人阿道也前往高句丽。高句丽的国王———小兽林王———就建造了肖门寺和伊弗兰寺，让顺道、阿道两位高僧住在寺中，广传佛法。20多年后，东晋朝的一个和尚，叫昙始，他带了佛经、律文几十部，前往高句丽去宣教。顺道、阿道和昙始，成为朝鲜半岛高句丽王国在佛教刚刚萌芽阶段的三位著名的传教僧。　　而百济国，则是在枕流王元年（384）迎来了来自中国东晋的一位印度高僧，名叫摩罗难陀。第二年，百济在汉山州创建佛寺，有十多个老百姓跟随这位高僧，入了佛门。　　至于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佛教的传播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在新罗，佛教是在公元5世纪上半叶，从高句丽的佛教徒那里传过来的。但是，当时新罗国以自己的民族神为唯一的最高神，它有着不可动摇的权威性，所以，一开始佛教是受到抵制的，并没有得到国家的承认。进入6世纪后，佛教才渐渐地在民间传播开来。　　但是，有一些贵族老爷们却对此不以为然。因为其中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显赫地位是新罗的民族神赋予的。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感受到了佛教对于人的心灵的教化和震撼力量，也看到了佛教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和现实。所以，在贵族中，就出现了崇佛与排佛的争执。　　在527年，也就是新罗国的法兴王14年，法兴王打算提倡佛教，有许多大臣不愿意，纷纷表示反对。但是另有一位叫异次顿的大臣，却坚决支持国王弘传佛教，而且他最终自请斩首，以定众议。在异次顿为了佛教而殉教后，法兴王终于在528年正式宣布佛教为新罗国的正式宗教。　　到了6世纪，佛教就在朝鲜半岛广为流传开来。当时的三国封建政权都积极扶持佛教，也派了很多僧人到中国求法，其中有许多人还赴印度求法，影响很大。　　/* 137 */　　第四部分　　金刚山：朝鲜佛教的圣地　　金刚山奇峰峻岭，连绵不绝，号称有山峰1万2千有余。山上石峰璀璨生辉，犹如金刚石闪闪发光，故称金刚山。　　金刚山其实有多个名字。夏天，彩云朵朵，飘浮在绝岩陡壁上，而地上到处绿树芳草，野鸟鸣啭，人们宛如置身仙境，故名蓬莱山。秋天，漫山枫叶好似铺上艳丽的锦绣，夕照里湖亭相映，山水交辉，所以有人又把它称之为“枫岳山”。冬天，奇岩怪石，树枝桠杈，银光闪闪，形成一副美妙如画的景色，所以也被叫做“皆骨山”。　　金刚山划分为外金刚、内金刚、海金刚三个地区，又细分为22个区。外金刚有万物相、集仙峰等山岳与无数瀑布和峡谷，景色雄伟壮丽，代表着男性美。内金刚则有万瀑洞等柔和秀丽的溪谷，代表着女性美。海金刚碧波荡漾的海景湖色别具一格，使人流连忘返。　　金刚山这句话原来是佛教中的话。金刚是梵语的Vajra用汉字意译的。钻石也叫金刚石，金刚意味着菩萨的牢固而不朽，坚韧不变之心。　　唐代的和尚澄观说，离东海不远处有一个叫金刚山的山。因为上下左右四方的山之间的流水和砂子中有金子，所以在远处看就像金山。　　在朝鲜佛教中，人们认为金刚山是担武葛菩萨（有时翻译成法气菩萨）和他的一万两千个眷属一起停留的地方。正因为有这样的传说，金刚山就成为了朝鲜佛教的一块圣地。　　/* 138 */　　第四部分　　带着茶香的佛经　　公元4世纪末，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在中朝两国华严宗、天台宗禅师的往来过程中，茶叶也被带到了朝鲜半岛。　　公元12世纪时，朝鲜松应寺、宝林寺和宝庆伽寺等著名寺院都提倡饮用茶叶。不久，饮茶的风俗也在民间广泛流行起来。　　中国茶叶虽早在汉代就已传入日本，但一直到了唐宋时期，由于僧人们的传播提倡，饮茶才成为日本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习俗。唐代时，日本的最澄禅师和空海禅师到中国留学，回国时将茶种和制茶工具带回日本，在寺院附近栽种，得到嵯峨天皇的称赞。在宋代，日本荣西禅师从中国引进了寺院的饮茶方法，制定了饮茶仪式，写了《吃茶养生记》。这是日本的第一部茶书。在元代，中国的“点茶法”和“斗茶”的习俗也由圣一禅师传到了日本。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也是整个东亚佛教的主要源流。佛教的传播，一直是一段伴着茶香的旅程。中国佛教不仅在茶叶的种植、饮用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是茶叶向海外传播的一座桥梁。　　/* 139 */　　第四部分　　佛陀也得考试　　佛教因为宣扬护国护王思想，君王们当然就更加喜欢这种宗教了。《十训要》就是高丽王朝始祖的施政纲领，里面就说：“我国家大业，必资请佛护卫之力。”　　在这种背景下，高丽政府就开始设置僧侣的考试制度。一般称此为“僧科”。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选拔高级僧人指导传教和管理僧尼事务，成为“僧官”。其实，新罗时期已设立了僧官，高丽王朝就把它继承了下来，然后自己又有所发展。高丽王朝设立“左右街僧录司”统管所有的僧人，主管佛教的一切事务。　　高丽王朝在宣宗时（1084—1094），“僧科”这种考试制度已经很完备了。其实，僧科是以进士的科举考试作为模拟对象的，每三年选一次，每次的考试内容都是佛教的经或论。　　到高丽末年以至李朝时期，禅宗僧人的考试内容是《景德传灯录》及《禅门拈颂集》；而教宗僧人的考试范围就在《华严经》及《十地经论》里面。通过僧科考试，僧人可以得到不同的阶位。禅宗的法阶有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禅师、大禅师；教宗的法阶有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首座、僧统。全国最高的僧官是“王师”和“国师”，相当于君王的顾问，常常直接参与政事，权势很大。　　/* 140 */　　第四部分　　修禅定慧的曹溪宗　　高丽王朝的僧科考试，实际上使得僧人们可以走上一条享有富贵和名利的僧官之路。但是，在有些僧人看来，这也正是令佛教沾染俗尘之气，日益腐坏的原因。　　当时有一个叫知讷的和尚，在他25岁时，也就是1182年，于王都普济禅寺举办的“谈禅法会”（即僧科考试）上一举成名。按照当时的规定，他完全可以一路走下去，名利双收。但是知讷却选择了另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在普济禅寺的“谈禅法会”上，有一天，他与十多个一起学习的人相互约定：“法会结束以后，我们就不再谈论名利，要到山里面去隐居起来。在那里，我们可以结成一个社团，静下心来读佛经，开拓自己的佛性和智慧。至于说其他的事情，大家就自己看着办吧！总之呢，我们顺其自然，滋养自己的性情，如果这样可以让我们更洒脱一些，那岂不就会令我们更快乐吗？”　　明昌元年（高丽明宗二十年，1190年），在老朋友的盛情相邀下，知讷由下柯山普门寺移至公山居祖寺居住。在那几年里，知讷习定均慧，日夜不怠。在居祖寺，他和其他禅侣们一起结社行道，共同创立了在朝鲜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定慧社”。在这个佛学派别中，知讷主张“自修佛心，自成佛道”，认为只有内心自悟，才是得到解脱的根本途径。　　此后，知讷居住在江南松广山的吉祥寺。这样一来，整个“定慧社”的活动就移到吉祥寺这边来了。熙宗即位后，也就是1205年，下了一道圣旨，把吉祥寺改名为“曹溪山修禅社”。其中，“曹溪”之名，取自中国禅宗南宗创始人慧能传禅之地“曹溪山”。所以，现在我们又把知讷一派称作“曹溪宗”。　　/* 141 */　　第四部分　　儒学出口朝鲜　　朝鲜是中国的近邻，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大约在l世纪初，《诗经》、《春秋》等中国儒学典籍就已经传到朝鲜去了。　　当时，朝鲜半岛开始进入了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的三国时代。在三个国家里面，高句丽离中国最近，所以也是接触儒学最早的朝鲜国家。公元372年，高句丽的小兽林王设立“太学”。太学是高句丽的最高学府，其教育对象是贵族子弟，所授内容是贯穿了中国儒家思想的经学、史学和文学等等。太学属于“官办学校”，而在民间，到处有一些私立学校。它们也是以儒家学说为主要教材，把儒学的经典思想教授给那些平民子弟。　　百济建国之初，儒学就传到了百济。到4世纪前后，百济的儒学教育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制度了。而且百济的教育状况和规模，都不比高句丽的差。甚至在儒学的历史上，百济的儒学有着更重要的地位———因为日本的儒学就是从百济传过去的。284年，百济使者阿歧直访问日本。第二年，在阿歧直的推荐下，王仁来到日本，献上了《论语》、《千字文》等儒家经典，并且成为日本皇太子的老师。6世纪初，日本天皇还希望百济王能够定期地向日本遣派讲授《诗》、《书》、《礼》、《易》、《春秋》的五经博士。　　至于新罗，则与儒家思想更加密切。据说“新罗”这个国名，就与儒学有关：“新者德业日新，罗者王罗四方之义。”到了6世纪，儒学在新罗盛极一时。在中国的唐高宗年间，新罗的真德女王还写了一首汉语诗献给唐高宗。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给唐高宗拍拍马屁。唐高宗看了这首诗，当然很高兴了，奖赏了新罗很多优惠待遇。自此，新罗采用中国式的帝王年号纪年，模仿唐朝的科举制，不断派出留学生到唐朝来留学……这些都促进了新罗儒学的发展。其中出现了薛聪、崔致远等有名的儒家学者。　　到了高丽王朝的时代，朝鲜地区对儒学的尊崇和前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不仅大量输入儒学经典、遣派留学生、建学校、兴科举，而且还仿中国之风，建文庙、塑金像，尊孔子为百王之师，还大力奖励和表彰朝鲜名儒。1021年，高丽王朝追封薛聪和崔致远分别为“弘儒侯”和“文昌侯”，称誉在朝鲜首创私学“九斋学堂”的崔冲为“海东孔子”，从而刺激了私学的发展。　　12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宋朝使者徐兢说：“高丽虽然地方不大，但是人也算是很多的，在各行各业中，大家普遍认为学儒学、做儒生是一件很高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国家，人们把不懂得儒家学说当作了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　　十三、十四世纪之交，朱子理学传至朝鲜，受到高丽君王与达官显贵们的重视。在他们看来，朱熹真正地把圣人之学发扬光大了，同时又把“禅佛之学”挤到了一边，所以朱熹的功劳是很大的，就像孔老夫子一样大。其实，他们看中朱子学，也是为了自己的一些现实目的———他们纷纷将朱子理学的伦理观念拿过来，是为了证明自己统治这个国家是合理的。　　再后来，朝鲜建立了李朝，专制皇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在文化上，李朝抑佛扬儒，批判佛教，主张王道政治，积极提倡程朱理学。到了十五、十六世纪之交，又有权近、郑汝昌、李滉等朱子学大家出现。他们将程朱理学奉为天下第一。这就进一步巩固了李朝统治天下的精神支柱和官方思想。　　/* 142 */　　第四部分　　“存人欲”的朱子学　　朝鲜高丽王朝的末年，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儒学学者，被尊称为“东方性理学宗祖”，他就是郑梦周。　　郑梦周生活的年代，正是高丽王朝走向衰败的时期。为了振作社会风气，他提倡儒家学说，反对佛教。　　他曾经说，儒学所讲的那些道理，其实都是从生活中来的。人人都有一定的欲求，人人都得吃饭喝水，这些生活中的道理是很平常，也是很自然的东西。即使像尧舜那种圣人之道，也无非是要求人们把生活中的这些事情做得好一些，而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像佛教那些东西，却不是这个样子。佛教命令你不再理会亲人，禁止你有正常的生理需求，要你穿着草衣，吃着素食，自个儿打座，忘掉世界中一切东西。这哪里是日常生活告诉我们的道理呢？　　儒学是一门积极入世的学问。也许，郑梦周所提倡的东西，就是想让人们在那个令人失望的年代里，还能够保存着一份关注生活、直面生活的态度吧！在真实的生活中间，我们才有可能发现那些“性理”生动活泼的源泉。　　郑梦周是这么说的，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他在生活中堪称一位刚毅的君子。他的忠义节烈，也是他被尊为东方理学宗祖的重要原因之一。　　后人对他的评论都是“道学”与“节义”并提。有人甚至说，在高丽朝的四位大儒（薛聪、崔致远、安珦、郑梦周）中，只有郑梦周是真正合格的。因为郑梦周不仅学问做得有儒家底蕴，而且他的为人也具有真正的儒家风范。　　在高丽朝末年，李氏家族大有取而代之的势头。有一天，一位和郑梦周交往多年的僧人劝郑梦周识时务、顺大势，归向李氏。既然人心已向李氏，自己又何必那么固执呢？对于郑梦周来说，他并非不知道高丽朝大势已去，但他却说：“我在高丽朝受人社稷之托，怎么能有二心呢！”　　又有一次，李朝太宗试探他，看他是不是有改变立场的可能。结果郑梦周以歌明志，他写道：　　此身死了死了，一百番更死了。　　白骨为尘土，魂魄有也无。　　向主一片丹心，宁有改理也欤！　　郑梦周平日讲求程朱理学，把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放在第一位，在实践中也是以履行忠孝为人道之根本。这样一来，他才在关键时刻能够从容不迫。　　这么倔强的知识分子，取代高丽王朝的李氏贵族对之当然不欣赏。终于，在1392年，李氏贵族派出刺客，在京城善竹桥刺杀了这位有着极高声望的儒学大师。　　人虽然杀了，但是当李氏一登上宝座之后，他们又开始提倡郑梦周的忠烈和他的伦理学说。因为郑梦周的学说和人格，又变得有利于巩固李朝的政权。　　郑梦周的这种性理之学和忠烈节义的传统，能够继续获得它的生命力，政治原因是一方面，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能够一直得到朝鲜人民的敬仰和认同。朝鲜民族是一个十分顽强的民族，他们有自主独立的精神，这些气质都与他们的儒学传统是密切相关的。　　/* 143 */　　第四部分　　一场架，吵了一百年　　在朝鲜的哲学史上，曾经发生过一场著名的大辩论。前前后后将近100年的时间里，几代哲学家都在这场辩论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就是朝鲜的“四七论辩”。　　“四七论辩”是什么意思呢？“四”就是儒家所说的“四端”，也就是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是人性中好的东西：“七”就是儒家所说的“七情”，也就是一般的诸种情感，它们是世俗之人都具有的。　　“四端”也好，“七情”也好，都是儒学中的基本概念。它们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人性到底是怎么样的？人的善恶和人的本性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其实，关于这场大辩论，可以从一个名叫权近的朝鲜哲学家那里说起。　　权近生活在14世纪，也是朱子学的大家。他在自己的代表作《入学图说》中，对四端和七情曾经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四端是人的本性的出发点，所以完全就是善的；但是七情呢，却是从人的心里流出来的，所以有的善、有的恶。”权近认为，人的四端来自于“理”（宇宙的本质、规律），而人的七情来自于“气”（构成世界的物质性的基本材料）。如果七情能够合乎人性的法则，那当然就是非常好的，符合人的道德本性的。但是情感表现出来后，如果并不合乎道德本性，那当然就是不好的。　　权近的论述还只是个“引子”，真正掀起这场辩论的人，还得要数朝鲜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李退溪（1501—1570年）。　　李退溪根据《朱子语类》，认为“四端”是通过“理”派生出来的，而“七情”是由“气”派生出来的。但是这个观点却遭到了他的一个学生的质疑。这个学生名叫奇大升。于是，他们师徒二人就以书信的方式相互展开辩论。　　奇大升对他的老师说，人的四端和人的七情，都是理和气共同作用的结构；理和气是不会分离的，所以“四端”和“七情”也没有那么绝对的区别，没有必要非得说什么属于“理”，什么属于“气”，它们都是人的各种性情罢了。　　但是李退溪却不同意，他回信说：四端和七情虽然都要经过“理”和“气”的相互作用，但毕竟是两个东西，还是有所侧重的：像仁、义、礼、智这些东西，都是人的道德品性，它们体现了宇宙的正道，必然要以“理”为主，“气”为辅；而“七情”，是人的一般情感，尚且谈不上是否符合“天理”，所以当然可以以“气”为主，“理”为辅。　　除了这师徒二人进行争论以外，还有许多儒家学者参与了这场大辩论。比如说有一个叫李珥（1536—1584年）的人，他比李退溪要小30多岁，就比较同意奇大升的观点。他不仅反对李退溪把“四端”和“七情”分开，而且反对他对“理”的偏爱。李珥说，“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气”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气”是物质性的东西，人所有的性情都是从“气”里面生出来的，其中甚至也包括了“四端”之类的道德品性。　　后来，李珥的学生———宋时烈（1607—1689年）也针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不过他基本上还是同意他的老师的见解。宋时烈固执地认为，朱熹的思想是不会错的，要是有错也是后人给弄错了。于是，宋时烈的思想非常迎合朝廷的口味，最终成了李朝后期的正统思想。这样一来，从16世纪到17世纪，朝鲜哲学史上的“四七论辩”才终于告一段落。　　/* 144 */　　第四部分　　“实学”的勃兴　　当我们知道“四七论辩”是怎么回事以后，肯定会觉得，这些朱子学的学者谈论的东西，似乎和实际生活不太相干。可以说，他们是在“空谈性理”。　　脱离了生活的哲学，注定要被生活所抛弃。　　其实，在17世纪的朝鲜，封建社会已经进入了它的衰落期。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的20—30年代，日本人的侵略、女真人的侵略，使得李朝元气大伤，封建的中央政权就没有以前厉害了。另一方面，朝鲜的商品经济、对外贸易发展越来越快，所以弄得封建的自然经济也越来越萎靡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朝鲜半岛上反对朱子学的声音，也就越来越大。　　这个时候，“实学”开始在思想开明的士大夫中兴起了。所谓“实学”，就是倡导自然科学技术，认为思想学术应该对社会起到积极的实际作用的一派儒家学说。实学家们希望能够通过认识朝鲜民族的历史传统，来改革当时的社会。实学家们强调事实经验，更强调实用价值。虽然他们也谈论一些比较抽象的哲学问题，但是他们最终的目的，还是讲究实际的。他们想借“实学”来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　　在这群实学家里面，有许多都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比如像柳馨远，他就能够通晓天文、地理、数学、音乐、医学、军事等西方学术。还有一个叫李翼的人，对儒学、天文、地理、历史、制度、风俗、文学等都有研究，而且他还了解西方自然科学和天主教方面的知识。　　由于具有这些自然科学的背景，实学家基本上都是唯物主义者，认为这个世界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所以他们在“理”和“气”的关系上，当然就认为世界中的一切，都是从“气”里面来的，而“理”是事物的“道理”、“规律”，是在事物内部的东西。　　实学家不仅认为自然是“实在的”，而且他们追求实干的态度也很鲜明。在他们所思考的那些问题中，也都和实际生活有关。比如说，他们极力建议改良工业和农业，主张大刀阔斧地对土地分配制度、税收制度、教育制度、人才选拔制度进行改革。　　实事求是，讲究实效的哲学思想，在当时是一种时代要求。　　/* 145 */　　第四部分　　东学：正宗的朝鲜货　　所谓“东学”，就是“东方的朝鲜之学”的意思。　　东学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其实是一种宗教性的思想，是相对于西方的天主教思想而言的。朝鲜人又把它称为“东道教”、“天道教”。　　东学的创始人叫崔济愚。当时，他对正在没落的朝鲜社会感到很不满意，所以立志要改造社会。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他结合朝鲜本身的思想情况，杂合儒释道，创立了属于朝鲜的一种宗教哲学。而崔济愚之所以要提出这么一种思想，其本意是要对抗西教（基督教），于是，他便自号“东学”。　　崔济愚的东学思想，既像宗教又不太像宗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说，支配万物鬼神的是一种叫“至气”的东西，而不是像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中那样，有一个上帝或者真主。但是他又说，这种“至气”就是“天主”，每个人心里都有“天主”，所以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此外，他还把自己封为“教主”。　　这样一来，东学就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而且成为一个组织了。这就是“东学党”。在崔济愚当教主的时候，虽然东学思想已经开始传播了，但东学党还不太明显。直到东学党的第二任教主，一个叫崔时亨的人出来替天行道时，东学党才开始盛行朝鲜。　　崔时亨是朝鲜全罗道人，自号“纬大夫”。他从《老子》、佛经里面摘选出断章片句，自成一家，到处传授。渐渐地，跟随他的信徒一天比一天多。饥饿的老百姓们听了东学党的号召，都愿意揭竿相从，公然和朝廷作对。而在那个时候，朝鲜政治腐乱，财政困难，粮饷不发，军队当然也就没心思替王室作战。于是，在1894年，崔时亨率领东学党乘机起义，占领了全罗道，气势很盛。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东学党起义”。　　至于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中国人就很熟悉了———　　朝鲜朝廷向中国清政府和日本政府请求出兵平定叛乱。6月，清军1.5万人在牙山登陆。日本以清军赴朝为借口，7月派1万人在仁川登陆，占领汉城，策动政变，建立了一个亲日的政府。后来，日本又同该政府签订两个条约，规定朝鲜必须按日本的指示进行“改革”，给日本以特权。1894年7月25日，日本乘势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　　/* 146 */　　第四部分　　天竺之国的哲学传统　　印度最古老的宗教历史文献———《吠陀》　　吠陀，是梵文Veda的音译，是智识的意思。《翻译名义集》说：韦陀，又名吠陀，此云智识，由此生智。雅利安人称此为七戢所作，是天启的圣典。黎俱吠陀的完成，大约以西元前1200年为中心。此后的一两百年间，又有沙摩吠陀、夜柔吠陀的编集，最后又有阿达婆吠陀的出现。阿达婆吠陀，是在该地土著达罗毗荼人中间流传的降福、攘灾或咀咒仇敌的咒语，为雅利安人吸收采用到祭典中，而取得第四吠陀的地位，四吠陀的完成，大约是西元前800年间的事。　　四吠陀的内容，如下所述：　　（一） 黎俱吠陀。四吠陀中，黎俱吠陀是最原始的一种，这是雅利安人居住在五河地区的时候，诗人歌颂大自然的诗句，及招请诸神至祭祀场所的赞歌。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下来，最后编集而成的，这是世界最古老的诗篇，由1017首诗组成，计10580颂，分为10卷。这是在祭祀的时候，献给诸神的赞唱。　　（二） 沙摩吠陀。这是苏摩祭时所用的赞歌，由1549颂所组成，分为两卷。其中多是预祝丰年的赞歌。　　（三） 夜柔吠陀。这也是纯为祭祀用的赞歌，它的出世较晚，约是雅利安人离开五河，移居阎牟那河拘罗地方的作品，它是由韵文与散文混合而成的。　　（四） 阿达婆吠陀。阿达婆吠陀与前三者不同，前者是公认的圣典，而此则全是个人招福攘灾、咀咒仇敌的咒法，古代印度称前三吠陀为“三明”，视为三位一体，阿达婆吠陀则是后来附加的。　　/* 147 */　　第四部分　　四种姓　　四种姓的产生是和婆罗门教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婆罗门Brahmana，梵文的原意，是“神学的掌握者”，亦有净行、静志的意思。而婆罗门教，则是由五河时代的吠陀教演变而成的。雅利安人侵入五河地区，征服土著，当时就有了种姓的分别。不过当时只是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间的差别。原来种姓梵语“Varna”，它原来的字义是颜色或品质的意思。本来，雅利安的梵语Aryan，就含有神圣的或高贵的意思，因此，他们认为白肤色的雅利安人是品质高贵的人，而深肤色的达罗毗荼族和其他土著，都是品质低贱的种族；这就有了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的分别。换句话说，前者是白肤色的征服者雅利安人，后者是被征服的黑肤土著，即所谓的非雅利安人。后来因为祭祀的仪式愈来愈繁琐，非专业者不能胜任，于是有了专业司祭者的出现，而司祭者又演变成为世袭，这就形成了婆罗门阶级；另一方面，雅利安人不断地发动战争，于是有了专业战士的一个阶层，即所谓的刹帝利阶级；而从事农工商业的人民，被称为吠舍族，原来被征服的土著，就成了首陀族。首陀罗种姓中，也有农人、牧人，但大部分是仆役及奴隶。各种姓的职业都是世袭的，种姓之间不许通婚，尤其禁止首陀罗和其他种姓通婚。如果首陀罗男子和其他种姓女子生下了混血种，在法律上订有一种特别名称，称为旃陀罗，又称为不可触者———即不可接触之人。这种人一生只能从事最微贱的职业，如屠夫、刽子手、扛死尸者等。印度现在有七千万“不可触者种姓”的人，他们常游行请愿以争取自己的权利。　　四姓阶级渐次形成，界限愈来愈森严。婆罗门阶级高高在上，专司祭祀，有解释经典的权利。刹帝利阶级主管军国大事，和婆罗门同为统治阶级。吠舍族是一般人民，受上两种姓的统治及压迫。而首陀罗族的地位愈来愈低下，成为贱民、奴隶，受上三种姓的奴役。并且，上三种姓是“再生族”，都是婆罗门教的信徒，首陀罗是“一生族”，没有信奉宗教的权利，死后没有来生。婆罗门教形成之后，四吠陀成为天启的圣典。建立了所谓“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的三纲领。婆罗门高高在上的地位更为巩固。这以后，印度文化进入梵书时代。梵书时代大约是公元前八至七百年间。如果把四吠陀视同佛教的经，梵书就是根据经所造的论。详细一点说，四吠陀本典，全是祭祀时的圣歌，而梵书是在适用上———即祭祀上加以明白的解说。　　/* 148 */　　第四部分　　正统派与非正统派　　印度宗教与哲学中，所谓正统派一般指属于婆罗门教系统的哲学流派，所谓非正统派一般指非婆罗门教系统的哲学流派。或者，也把是否承认婆罗门圣典吠陀具有最高权威作为区分的标准，承认的是正统派，不承认的则是非正统派。　　具体来讲，正统派指“六派哲学”，即婆罗门教系统中的数论、瑜伽派、胜论派、正理派、弥曼差派、吠檀多派，常称为“正统六派”。非正统指佛教、蓍那教、顺世论，常称为“异流三派”。另外，印度哲学中的文法哲学派由于理论的某些成分接近婆罗门教的正统思想，因此也可以称为正统派，邪命外道（生活派）则由于产生于沙门思潮，不承认婆罗门教的思想权威，因而也可以称为非正统派。　　印度之所以把婆罗门教系统的哲学流派称为正统派，而其他流派称为非正统派，是因为在印度历史上，婆罗门教不仅产生早，而且通常是在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教派。在印度的过去和现在，它影响的范围最大，拥有的信徒最多。而佛教、蓍那教等宗教流派，虽然也曾经在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甚至多次成为印度历史上一些统治王朝的主要宗教信仰，但它们从未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在印度社会中的影响无论如何不能与婆罗门教（或印度教）相比。这样，婆罗门教（或印度教）自然就被看成是正统，而其他非婆罗门教的派别则被看作是“非正统”或“异流”了。　　/* 149 */　　第四部分　　婆罗门教　　婆罗门教是印度古老的哲学派别。它的形成与印度最早的文明———印度河文明———（约公元前2500—公元前1700年左右）有一定联系。但其真正成为一个有明确信仰或完整教义的派别，则是在吠陀时期（约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900年左右）。　　在印度河文明时期，印度已流行对母神、动物以及男女生殖器的崇拜。这些崇拜虽然不能说标志着婆罗门教的产生，但是，却可以肯定婆罗门教在产生时吸取了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印度后世流行的婆罗门教崇拜有不少成分是由印度河文明时期已经存在的宗教崇拜演化过来的。　　随着雅利安人的到来，印度历史上出现了新的文明（新文明在产生时当然也吸收了印度河文明的成分），新文明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吠陀文献的出现。吠陀文献被印度历代的婆罗门教教徒奉为经典。　　吠陀时期，印度逐渐进入阶级社会。古印度阶级区分的基本形式就是种姓制度。最主要的种姓有四个，即婆罗门（祭司、负责主持宗教祭祀之人）、刹帝利（武士、王室贵族）吠舍（农民、商人或手工业者）、首陀罗（奴隶）。在四种姓中，婆罗门占据最高地位（如吠陀赞歌中的“原人歌”谈到婆罗门是原人的嘴，刹帝利是原人的双臂，吠舍是原人的双腿，首陀罗则由原人的两足生出）。婆罗门教的演变和发展始终伴随着印度种姓制度的演变和发展。这一宗教主要反映了印度四种姓制度中婆罗门的利益和意识形态。　　在吠陀时期的最初阶段，印度宗教主要是多神崇拜。而在这一时期的较后阶段，多神崇拜已经出现了向主神崇拜或一神崇拜发展的趋向。婆罗门教崇拜的主要神（如梵天、毗湿奴等）都是由吠陀宗教崇拜的诸神逐渐发展而来的。　　吠陀从广义上说也包括梵书和奥义书。梵书集中论述了各种祭祀；奥义书则主要论述了婆罗门教的哲理方面，使婆罗门教的基本信仰和教义在理论上得到整理、提高。　　在吠陀末期（或奥义书时期），印度婆罗门教已经完全形成，无论是崇拜对象、祭祀礼仪，还是教义哲理都已经确立或系统化。它在印度古代社会中，在思想界的一般主导地位已经确立，构成了印度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婆罗门教的产生在印度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 150 */　　第四部分　　婆罗门六派　　公元前2世纪—公元4世纪前后约600年间，印度婆罗门教哲学经过吠陀时期和史诗时期的历史演变，最终形成了6个重要的哲学派别，六派形成的重要标志是各派根本经典的确立。此六派被认为是属婆罗门教系统的哲学流派，是“正统派”；与之相对的非正统的佛教、耆那教、顺世论则被视为“异流三派”。　　数论派是印度古老的哲学派别之一，约创立于公元前4世纪，创始人为迦毗罗，理论之定型与集大成者则为“自在黑”（约公元4世纪的人物）。除《数论颂》为该派根本经典外，《金七十论》、《六十科论》、《明谛论》、《数论经》亦为重要之论书。主要学说有：“二元二十五谛说”（是一种转变说理论）、“因中有果论”、“三德说”、“三分法量论”及“解脱论”。　　瑜伽派“瑜伽”，本意是“对心作用的抑制”，又名“等至”、“止息”、“静虑”等。创立于公元前2世纪左右，创始人为钵颠奢利，《瑜伽经》为此派根本经典。此派具有特色的学说或理论为“心作用”、“三昧”、“八支行法”、“神通力”等。　　胜论派音译为“吠世师迦”、“卫世师”、“毗世师”等，创始人传为迦那陀，约为公元前2世纪人物，此派根本经典有《胜论经》、《摄句义法论》、《胜宗十句义论》。主要学说或理论是关于“句义”的解释，在认识论上的基本理论集中表现在对“现量”、“比量”的论述。此外，尚有“极微说”、“因中无果论”等。它的学说和思想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不仅对中国古代思想界产生了影响，还受到中国近代一些思想家的重视。　　正理派音译为“尼夜耶”，创始人相传为“乔达摩”，约公元1世纪人物。此派最早的经典是《正理经》，基本学说为“十六谛义”，在逻辑学方面的重要建树是确立了“五支论式”的推论方法。　　弥曼差派音译为“弥息伽”，创始人相传为“奢弥尼”，约公元前2世纪人物。著述为《弥曼差经》，主要理论有“声常住论”、“量论”，此派还以反有神论著称。这里的“声”，指语言、观念或知识，特别是关于吠陀方面的言语知识。他们认为“声”是先天本有的、常住不灭的，并且是绝对正确的。　　吠檀多派为六派哲学中影响最大的学派，其理论或学说在古印度思想史上占有统治地位。创始人为跋达罗衍那（约1世纪人），著作《梵经》为该派最早之经典，主要理论为“梵我同一说”。商羯罗是此派最伟大的思想家，也是印度史上最负盛名的重要人物之一。　　/* 151 */　　第四部分　　沙门思潮　　沙门（Samana），意为勤息、息心、净志，是对非婆罗门教的宗教教派和思想流派的总称。沙门思潮兴起于列国时代，是与婆罗门教相对立的思想流派，其哲学思想为印度哲学的重要内容。　　沙门思潮的兴起是有深刻原因的。从宗教方面来说，古代印度长期流行的婆罗门教，在宗教领域占据重要地位。但婆罗门教自身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没有严密的组织系统，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其教义也越来越不为人们所信服。婆罗门教宣扬吠陀天启，可是，《吠陀》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解释并不能使人们满意。它鼓吹祭祀万能，要求人们履行名目繁多的祭仪，结果是祭司捞取了大量钱财，而广大人民的经济负担则越来越沉重。　　婆罗门教强调婆罗门地位至高无上，与列国时代政治经济的发展也不相适应。在列国时代，王权在战争中不断加强，国王成为强大的统治者，然而国王属于刹帝利种姓，居于婆罗门种姓之下。他们对自己的地位当然是不满意的。另一方面，属于吠舍种姓的商人，不少通过经商、放高利贷而致富，拥有大量的财富。他们对婆罗门的特权地位也表示强烈的不满，力图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声称，财富是决定社会地位的最重要因素。所以，沙门思潮诸派兴起后，都不同程度地得到国王和大商人的支持。　　沙门思潮最初兴起于恒河中下游地区。传统说法认为，婆罗门教在这一地区已经走向衰落，从而为反婆罗门教各流派的产生提供了条件。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沙门思潮兴起时，婆罗门教在这一地区虽然已经流传，但还没有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更不存在衰落的问题。当时婆罗门教的中心地区是在位于喜玛瓦特山与文底耶山之间的维那舍那以东和钵锣耶迦以西的地区，即《摩奴法典》中所说的“婆罗门中国”。在恒河中下游地区，土著文化仍然有很大的势力。婆罗门教传入后，对土著文化及其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也受到土著文化的强烈抵制，从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引起激烈的震荡，促使了思想文化上争鸣局面的出现。所以，沙门思潮的兴起不仅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且也反映了雅利安文化与土著文化的冲突与进一步融合。　　根据文献记载，沙门思潮的派别达64派之多。它们的学说重点不一，具体内容有异，但也有共同的特点，即反对婆罗门教，猛烈抨击婆罗门教的纲领。当时的印度思想界十分活跃，出现了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　　沙门思潮有“六师”，其中主要的有顺世论、佛教、蓍那教和生活派（“邪命外道”）。顺世论是印度甚至东方最大的唯物主义派别，这派认为世界的基础是物质，物质由“四大”（地、水、火、风）构成。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均由“四大”结合而成，死后还归“四大”；因此，它否定灵魂的存在，认为灵魂和肉体不可分，感觉经验是认识的唯一源泉。在社会观方面，顺世论主张种姓平等，反对祭祀和业报等。佛教是最大的沙门思潮派别。　　/* 152 */　　第四部分　　印度教　　印度教是印度影响最大的传统宗教。它由婆罗门教发展、演变而来，因而又称为“新婆罗门教”。　　就印度教的宗教崇拜和思想观念的渊源来说，最早可以追溯到吠陀时期（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9世纪）印度存在的较早的宗教信仰，这些信仰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对多种与人们生活关系较大的自然事物的崇拜。他们把这些事物都看作是神。吠陀宗教后来经历了由多神崇拜向主神崇拜的发展过程，并在印度出现种姓制度的基础上演变为婆罗门教。婆罗门教崇拜的神已经相对集中，而且这一宗教除了敬神之外，还创立了名目繁多的祭祀礼仪和哲学学说。在教义上则明确提出所谓“三大纲领”（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婆罗门教的祭祀仪式有些与敬神直接相关，有些则属于巫术（即祭祀者认为祭祀动作本身即可产生奇异的力量，使人免灾趋福，而不是通过取悦于神来获得好的果报）。婆罗门教的哲学思想往往与神学观念结合在一起，哲学上的最高本体往往也就是造世的最高神。婆罗门教哲学后来分化为几个主要派别（六派哲学）。这些派别有的仍然坚持该教最初所制定的基本哲学学说，或为祭祀的功效作理论论证，有的虽然有婆罗门教哲学之名，但学说偏离该教宗旨较远。　　婆罗门教产生之后，虽然一般来说在印度思想界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佛教、蓍那教等印度宗教出现之后，它在历史上也有受到排挤的现象。如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和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对佛教都极为推崇。婆罗门教在这些时期发展的相对缓慢，势力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削弱。但到公元4世纪时，婆罗门教又开始兴盛。此时统治次大陆的是笈多王朝。笈多王朝的君王（尤其是初期的）大力支持婆罗门教，一方面修建婆罗门教的寺庙，举行婆罗门教祭祀典礼，另一方面为婆罗门教的传播提供条件。在此时，婆罗门教的一些法规（如《摩奴法典》等）和两大史诗（《摩可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已经基本定型，婆罗门教哲学（六派哲学）的原典也都做了详细的注释，各派哲学趋于系统化。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婆罗门教又进一步吸取了印度民间的各种偶像崇拜成分和其他派别的宗教思想（包括佛教和蓍那教的），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演化为印度教（新婆罗门教）。　　印度教虽由婆罗门教演化而来，以婆罗门教的旧有学说为教义核心，但它已经不再是一种单一宗教了。它已经成为一种混合物，即印度古代多种宗教体系和精神文化要素的复合体。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所说的：“这个宗教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既是林加（男性生殖器，是湿婆的象征）崇拜的宗教，又是札各纳特（印度教大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的宗教；既是和尚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　　印度教形成后，它主要分成3个基本流派，即毗湿奴派、湿婆派和性力派。这些派别在发展过程中具有比其他宗教派别多得多的信徒。　　公元8世纪左右，印度正统派哲学中出了枯马立拉和商羯罗两位著名的思想家。他们对印度教的宗教与哲学作了较大的完善和改造（有人认为婆罗门教在此时才完成了向印度教的转变）。枯马立拉进一步强调了祭祀的功效，使吠陀典籍在印度教中牢固确立了其神圣性。商羯罗则对奥义书以来婆罗门教的核心哲学思想作了新的阐释和发展，为印度教的宗教实践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伊斯兰教侵入次大陆后，印度教虽然也受到了一些打击，但却没有像佛教那样被毁灭，而是一方面在某些区域保持着很大势力，另一方面与伊斯兰教的思想有所交融。　　12世纪后，印度教的主要派别中又分化出一些新的派别，如毗湿奴派中分化出虔诚派，后又分化出罗摩派（16世纪形成）、黑天派；湿婆派中又分化出三相神湿婆教派；性力派也分化出右道和左道两派。这些派别虽还属于印度教，但其中的不少人却提出了反对婆罗门教教义的主张（如主张各种姓在神面前的平等，反对歧视妇女，反对吠陀权威等）。　　在近代印度，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传入，印度教中掀起了范围广泛的宗教改革运动，出现了许多鼓吹宗教和社会改革的团体和组织，如梵社、雅利安社等。这些团体的创建者和参与者一般反对古代印度教中存在的偶像崇拜、烦琐宗教仪式、种姓不平等等愚昧现象。　　目前印度教仍是印度最有影响的宗教，在社会中根深蒂固。印度人中绝大多数都信奉此教。80年代初，印度总人口的近83%的人为印度教教徒。　　印度教在印度国外也有一定影响，它传播到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如斯里兰卡、尼泊尔、缅甸、泰国、马来西亚、阿富汗、乌干达、坦桑尼亚等国都有印度教流传。印度教的哲学也曾经为西方近代的一些哲学家或思想流派所重视和吸收。　　/* 153 */　　第四部分　　孔雀王朝　　孔雀王朝是印度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大帝国。　　公元前327年，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大帝率军队越过兴都库什山侵入西印度，所到之处都建立了据点。亚历山大试图征服恒河平原，取道坦叉始罗和拉瓦尔品第，向南部和东部推进，但遭到当地力量的抵抗。当时恒河平原最强大的势力是摩揭陀国，处在难陀王的统治之下。大约在公元前317年，该国一名出身刹帝利贵族、叫旃陀罗笈多的青年，在他的足智多谋的顾问考底利耶的协助下，率军击败了西北印度的马其顿人的部队，并宣布了印度的自由。之后他进抵摩揭陀国的首都华氏城，推翻了难陀王的统治，掌握了政权，建立了孔雀王朝。他又吞并周边若干邻国，建立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大帝国。到了旃陀罗笈多的孙子阿育王时代，孔雀王朝达到鼎盛。他即位8年后，征服了东南海岸的羯陵伽国，此时帝国的版图几乎包括除泰米尔地区的整个印度和阿富汗的相当大一部分。　　孔雀王朝以其空前强大的国家权力，完成了多项重要的事业。例如，旃陀罗笈多在全印度修建了发达的道路系统。道路设有驿站，每隔半里建一立柱作标记。阿育王时代又在各条道路两旁植树，隔约3里挖一口井，设立行人休息的处所。在主干道的交叉点附近，设立国家粮仓和仓库，供紧急时使用。此外，为了提高农业产量，帝国还在各地修建了运河和蓄水池，建立了较完善的灌溉体系。为了向民众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在所统治范围内各地树起许多石柱，刻上诏文，表明自己的决心，希望获得人民的支持。这些诏文是用多种文字写成的，被称为“阿育王诏敕”。这些诏文在西北印度、阿富汗以及东南海岸各地都有发现。有的诏文是刻在磨平的崖岩上的。　　/* 154 */　　第四部分　　阿育王与佛教　　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大力提倡和保护佛教，社会上流传着他与佛教的一些故事。据说，在他当君王的早期，用暴力和酷刑治理国家。在首都华氏城北部有一个监狱，人们称它为“阿育王监狱”。在监狱里，使用各种刑具严刑拷打犯人。国王曾下令，任何人只要进了这座监狱，就别想活着出去。　　一天，一位佛教的圣者毫无原因地被关了进去，狱吏将他投入热水锅里，水竟无法烧沸。狱吏将此事报告给阿育王，他感到很奇怪，便对佛教开始感兴趣。后来他下令取消了那座监狱，并修正刑法，对犯人从宽发落。　　这时，他的军队恰好平息了羯陵伽地区的叛乱，杀戳了成千上万的叛乱者，并俘虏了许多人。阿育王良心受到责备，产生了悔恨和悲悯之情。他下令将所有俘虏释放，并发布了一封表示忏悔的文书，之后穿上僧袍，皈依了佛教。他下令禁止打猎，并亲自食素，献身于实施“大法”（道德与虔诚）统治。这导致了孔雀王朝内外政策的重大变化。阿育王放弃了以屠杀和放逐人民为手段的军事征服，释放了战争俘虏，对民众采用“虔诚感化”的政策。　　同印度许多传说一样，这个故事很难说到底有多少真实成份，它很可能是佛教徙为宣传佛教的威力而编造出来的。　　不过，阿育王推崇佛教，倒是可由他发布的多个诏敕来证明。在这些诏敕里，他赞扬佛教，劝告人们皈依佛教，并将佛教精神体现到日常生活中。他明令禁止滥杀动物，并设立人与动物医院，向穷人施舍。他还在印度各地兴建佛寺、佛塔，亲自巡拜。佛教徒称他为“转轮圣王”。他虽是热心的佛教徙，但也不排斥其他宗教。耆那教、婆罗门教等也受到同样的保护。　　他的仁慈的统治必然会产生良好的结果。由于他的善德善行，印度人民至今还怀念这位国王。　　/* 155 */　　第四部分　　佛祖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佛，俗世人称“佛祖”，其实在佛教徒眼中，他是现世教化众生的佛陀。佛教的教义，全赖释迦牟尼佛传播于世。　　释迦牟尼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他的生活年代大体与中国的孔子同时。释迦是一个部落的名称，牟尼是能仁，能寂，合起来可理解为“释迦族的圣人”。他原名叫乔达摩悉达多，释迦佛的另一个称呼“如来佛”，如来的意思是指从如实（绝对真理）之道而来，开示真理的人。　　释迦牟尼于公元前566年出生于喜马拉雅山南坡的迦毗罹王国，其父为该国净饭王。一天其母摩耶夫人梦见一头白象伴随道白光从空中降下投入她的右肋，从而有了身孕。　　农历腊月初八这一天，摩耶夫人遵照习惯回娘家，走到蓝毗尼花园，手攀无忧树枝坐下休息，一阵和风吹过，乔达摩。悉达多从摩耶夫人右肋诞生。这时天空出现了两条龙，一条吐凉水，一条吐温水，为其沐浴。乔达摩。悉达多沐浴后即站起来向前走了7步，步步生莲。接着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环顾四方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这时全身出现金黄色，双颊丰满如雄狮，毛发均向上生长，其母生他7天即逝世了。姨母波波提夫人担负抚育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