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长期的发展，到13世纪后，日本佛教逐渐融入到自己的文化中，形成了具有一定日本特色的佛教。佛教在日本也算是真正生根发芽了。　　/* 118 */　　第四部分　　佛是神的一种　　日本列岛上，一座座造型古朴、气氛肃穆的建筑，遍布于城市和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每逢夜幕降临，一阵阵乌鸦的聒噪声随风而来，平添几分寂静和阴森。这里出没着亡者的灵魂，这里聚散着神灵的气息，这里寄托着生者的祈求。这就是日本的神社。它是日本特有的“神道教”用来祭神的地方。就像佛教的寺庙一样。　　日本的神社多如牛毛，大大小小的神社大概有13万座，也就是说，平均不到1000个日本人就拥有一座神社。但是在日本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神社和寺庙不分，佛教和神道合一。在日本人看来，佛就是神，神就是佛，它们几乎是一回事。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去寺庙烧香和去神社参拜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神和佛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但是这并不是说，神道和佛教在日本的地位是一样的。　　神道，又叫神道教，是日本民族最普遍、最久远的一种特有的信仰。它以老百姓在民间的信仰为根基，吸收了佛教和儒家、道家的思想而形成的一种宗教。它在逐渐的系统化的过程中，构成了日本民族的一种基本的精神。　　最初，神道还只是日本人自然形成的信仰。它只不过是人们对自然物和祖先的一些崇拜和祭祀，既没有什么经典教义，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宗教形式。现在我们称之为“古神道”。　　古神道和东亚大陆的文化接触后，开始构造神道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世界具有三层结构：一层是“高天原”，是天神的居处；一层是苇原中津国，也就是日本；还有一层就是黄泉。　　所以，日本就把自己居住的岛国想像成一个有众神守护的“神国”。在这个国度里，山川草木、日月星辰、风雨雷电……都由神所生，都由神保护。日本号称“天地神袛八百万”，无论什么事物都由相应的神在各司其职。　　而在这庞大的神系中，以象征太阳的“天照大神”为中心，高居众神金字塔的顶尖，统治着整个宇宙和世界。所以，天照大神是日本民族的保护神，也是最高神，而日本人是神的子民。天皇就是天照大神在人间的化身和代表。于是，日本自古以来也就只有一个王朝，只有一家皇帝，天皇皇室可以千秋万代地统治国民。　　所以，当佛教刚刚传到日本的时候，是被当作一种神———“蕃神”———来接受的。日本人把东传而来的佛教加上了自己的理解，变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东西。按照日本人最朴素的看法，释迦牟尼就是天道大神，无论是神还是佛，都是日本的保护神。由于这个原因，日本的寺庙和神社几乎一样的发达，两者常常同处一地。而日本人对天皇的绝对效忠，对自己民族的过分优越感，都可以在这种思想中发现缘由。　　/* 119 */　　第四部分　　圣德太子：日本佛教的奠基者　　在日本的奈良县，有一座著名的佛教古刹，它就是“法隆寺”。　　现在的法隆寺，由东西两个寺院组成。西院（建于607年）有金堂和五重塔等建筑，大殿里面供奉着巧夺天工的佛像，精美雅致的绘画装饰着主殿屋檐。最特别的景物是“玉虫祭坛”，它最初是用上百万只闪光的甲虫翅膀镶嵌而成。不过遗憾的是，时间太久，它们的翅膀早已腐烂掉了。　　法隆寺的东院是在西院建成100多年后修的，它以梦殿为中心。在这座高雅的八角形建筑中，有一座“隐身雕像”，和其他的神灵菩萨摆在一起，这是圣德太子（公元574—622年）的立像。这位在日本历史上颇受人爱戴的太子成功地统一了全国，使人民臣服于天皇的统治之下，并把佛教定为国教。在他的领导下，日本文化得到了很大发展。　　因此在日本，圣德太子很受人爱戴，有许多的传说都和他有关。就拿法隆寺来说，后人之所以修建这座“梦殿”，就是为了纪念圣德太子与法隆寺的缘分。据说，建造法隆寺的缘起，是因为圣德太子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一位天使出现在他面前。　　关于另一座古刹———四大天王寺，也有类似的传说。相传，圣德太子曾发誓说“如果我能战胜物部氏，就造塔供奉四大天王”，后来他果然成功地消灭异族，于是就在诵佛之地建造了四大天王寺。　　此外，还有人说他3岁就会诵佛经，说他是人间罕见的美男子，飘逸俊秀，肌肤如雪，并会发散香味。说他聪明绝顶，耳听八方，同时可以断10件复杂的疑案等等。　　毫无疑问，圣德太子是一位饱学之士，尤其对于中国的经史更是精通。他笃敬佛教，兴建了很多寺院。除了有名的四大天王寺和法隆寺外，中宫寺、法兴寺、法轮寺、大安寺、广隆寺、阪田寺等等也都由他经手建造。为了建造这些寺院，他还从中国和朝鲜请了许多专家艺人来。对于日本的佛教文化来说，圣德太子可称得上是一位奠基者。　　/* 120 */　　第四部分　　“太阳升起的地方”　　日本，按日语发音为“NIPPON”或者“NIHON”。传说7世纪初，圣德太子在送往中国的国书上，称自己的国家为“太阳升起的地方”。取其意并用汉字表达即写作“日本”。Japan或与此类似的欧洲语言，其由来有两说法。一种是中国北方地区的人把日本读成“Jinpen kuo”，而葡萄牙人听成是“zi pan gn”或是“Ji pan gn”。另一种说法是中国南方地区的人将日本说成“Yat pun”，而荷兰人听作是“Japan”。由此演变发展，形成日本现在的英语正式国名为“Japan”。　　圣德太子是一位很有抱负的君主。把自己的国家称作“太阳升起的地方”，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雄心壮志。而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圣德太子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国结束了长期分裂，建立了强大的隋朝的时候。圣德太子对这样的情况甚为感触，他接受了中国的尊王大一统思想，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改革。他在603年制定了一种官僚体制，名叫“冠位十二阶”；在604年又制定了“十七条宪法”；607年派小野妹子赴隋建立邦交，努力引进东亚大陆的先进文化。　　所谓“十七条宪法”，是日本最早的成文法。这部法典是用汉文写的，记述了官吏、贵族必须遵守的17条政治道德。就内容来说，这些法令深受佛教、儒教、法家思想的影响，强调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意识，成为建立律令国家的政治原则，对日本后来的法典编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所谓“冠位十二阶”，是以冠（官员的帽子）的种类表明座次的制度。圣德太子将德、仁、礼、信、义、智各分大小，组成十二位阶，冠的颜色顺序为紫、青、赤、黄、白、黑，以颜色的浓淡区别大小。据说，这是日本在与隋朝交往中，为了表明同朝鲜三国的国际差别，分清席次而参考高句丽、百济的制度制定的。　　在“十七条宪法”中，圣德太子要求“笃敬三宝”，也就是把“佛”、“法”、“僧”看作“三宝”，推崇佛教，把佛教定为国教。　　此外，也是在圣德太子的统治时期内，造纸术被引入到了日本。610年，朝鲜和尚昙征渡海到日本，把造纸术献给日本摄政王圣德太子，圣德太子下令推广全国，后来日本人民就称他为“纸神”。　　自佛教传入日本，到圣德太子去世，大约100年的时间，日本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为飞鸟文化时期（当时建都于奈良盆地南部的一处叫“飞鸟”的地方）。圣德太子在这一时期对日本的社会文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变革同后来的“明治维新”、二战后的重建一起，都成为导致日本迅速发展的几个主要环节。对于日本人来说，“让日本成为太阳升起的地方”，一直是他们的民族理想。　　/* 121 */　　第四部分　　南都六宗　　自圣德太子之后，日本朝廷大力提倡佛教。天武天皇（673—686）曾下令全国普建佛堂，置佛像，藏经卷，进行拜佛仪式。圣武天皇（724—749）也下令诸国兴建寺庙。有时，连万乘之君的天皇，也亲临寺庙，跪伏于大佛之前，自称“三宝之奴”，其狂热程度可想而知。日本俨然变成了一个堂堂皇皇的佛教国家。　　但是在飞鸟、奈良时代（593—794），朝廷之所以提倡佛教，目的也只是让佛教的灵光能够“镇护国家”。所以，政府任命官吏，掌握着整个佛教界，僧侣不但不能自由布道，而且具有类似于官僚的身份。这样一来，佛家弟子的行动就要受到世俗法律的严厉约束。不经政府认可，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家。　　而在当时，主要的佛经和中国的宗派差不多都传到了日本。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三论、法相、俱舍、成实、律、华严等六大宗派，史称“奈良六宗”，但是由于后来朝廷迁都平安（今京都），所以又被称为南都六宗。这些所谓的“宗派”，其实是因为研究了不同的佛法教义，才相互区分开来的。　　比如说，主攻三论学、兼攻成实论的集团主要集中在大安寺、兴元寺。主攻法相学（唯识论）、兼攻俱舍论的集团主要集中在药师寺、法隆寺。华严学在东大寺，关于律论的研究则在东大寺、大安寺。可以说，日本南都六宗属于一个学派，而南都七大寺则是名副其实的佛教大学。　　所以，所谓的“南都六宗”，其实只是学僧们在大寺院内进行研究的书斋学问，与现实生活中的信仰基本上没什么关系，它们之间也不是在信仰上的宗派之别。同一个寺院可以有几宗杂居，混合研究，也有一个人兼学几宗的情况。　　于是，这就产生了看来有些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佛教虽在日本盛行，但是一般人却并不了解佛教的真谛。他们只把各种佛当作从外国来的神而顶礼膜拜，相信佛也能施予功德，帮助人排忧解难，因而与日本的神道信仰并不发生矛盾。至于说佛教高超的教理、艰深的哲学，老百姓是完全不知道的。因为这些东西还只是在僧人们的案头出现，并没有深入到生活中去。　　/* 122 */　　第四部分　　在日本说“禅”　　禅宗传入日本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奈良时代。当时，一个名叫道璇的和尚，传入了中国的北禅宗。也就是以神秀为代表的主张渐悟的一派禅宗。后来，在嵯峨天皇弘仁年间（810—823年），唐朝和尚义空东渡日本，日本的檀林皇后修建了檀林寺供他们居住，大力倡导禅宗。这就是日本提倡禅宗的开始。　　然而在当时，社会上皈依禅宗的人还很少，所以不久以后，义空回到了唐朝。直到十二、十三世纪之交的镰仓时代，日本和尚荣西将中国南禅的临济宗传入日本，弘扬其中的坐禅、顿悟原理，发展“兴禅护国”学说，才算是开创了日本禅宗。　　禅宗之所以能在镰仓时代开始兴起，是因为它将佛教修行融入了具体的日常生活之中。搬运柴草是修行，挑水做饭同样是修行。禅宗不立文字，以心传心，见性成佛，这些简便易行的方法，很快就赢得大众的接受。　　而且，镰仓时代以及其后的南北朝室町时期，日本连年战乱，社会动荡不安。在这样混乱的时局中，其他教派由于空谈义理而大都衰败下去。人们也就越来越关注自身的精神世界，而禅宗那种不假外求，以明心性的主张，正好符合当时人们的精神需要，所以才会流行于日本社会。　　禅宗兴盛的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禅宗成为了武士们的宗教。日本镰仓时代有过这样一句谚语：“天台属于官家，真言属于公卿，禅宗属于武士，净土属于平民。”　　在镰仓时代，武士是一个新兴的阶层。由于没有公家贵族的权势作背景，武士们想要往上爬，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奋斗。而禅宗提倡“自成佛道”的自我修炼方法，就正好激励了武士去自我拼搏。　　武士们整天在刀尖上讨生活，随时都有可能面对死亡。对于武士而言，最为重要的念头，也是日日夜夜都必须考虑到的，就是“死”。而禅宗所主张的从顿悟之中解脱于生死的羁绊，也十分迎合武士的心情。　　此外，武士由于其所处的地位，必须具备铁的意志和自我表现克制的能力，不能为物欲、爱欲等因素所左右，所以就得依靠刻苦严肃的生活来磨练自己。而禅僧清苦的生活方式对于武士建立刻苦、严格的生活秩序，从而磨练自己的武德，也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禅宗的无心之境，是直觉顿悟、超越分别思量的状态。日本武士高夫野义在《禅与剑术》中描绘了到达“剑我如一”境界时的剑道：“当此同一境性一旦到达之时，身为剑手的我，也就没有面对我并威胁要剌杀我的对手可见了，而他所具有的每一个念头，也就像我自己的动作和念头一样被我感到了，而我也就直觉地，甚或不知不觉地知道何时以及如何去刺他了。所有这一切，似乎均皆自然而然，毫不勉强。”　　所以，武士对禅宗的修行方式十分重视，禅宗的高僧也往往得到将军和武士的尊敬与爱戴。　　/* 123 */　　第四部分　　大化改新　　622年，圣德太子病故。　　当时日本的一批本来就反对变革的保守贵族，强占山林池田，相互之间连年争战。老百姓们苦不堪言，逼得很多人成了山林盗贼。在这些保守势力中，苏我是夷、苏我入鹿父子作为外戚，独揽朝纲，擅权跋扈，不可一世，甚至妄夺皇室的土地和部民。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皇室和中央大贵族中的另一批年轻有为之士，密切结交从中国归来的留学生，决心消灭苏我父子，打算模仿法制完备的大唐帝国，革新政治，对日本社会进行根本改革。　　经过精心策划，他们在645年发动政变，一举剪除保守贵族的核心集团，掌握了朝廷的大权。这些改革派们推举博览中国典籍的轻皇子继承皇位，称孝德天皇，年号大化；立中大兄为皇太子，摄领政务；以中臣镰足为内大臣，高向玄理、僧旻等为国博士，参与政要，从而组成以推进改革、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为己任的强大领导核心。　　大化二年（646年）元旦，改革派颁布改新诏书，各项改革措施也陆续出台，史称“大化改新”。主要内容为：1.废除一切私地私民，将土地、部民收归国有，成为公地公民；2.实行“班田收授法”，由国家将天下公田颁给公民，六年一颁；3.统一租税，实行租、庸、调制度；4.废除世袭氏姓贵族统治制度，建立中央集权体制。　　此后数十年间，改革大业不断向前发展。652年，大规模的班田工作基本完成。668年，中大兄继位，为天智天皇。672年，天武天皇继位，亲临朝政，万事独断，将天皇专制集权政治推至顶峰。日本政府十分注重将取得的成果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668年，中臣镰足奉命将大化以来天皇之诏令编纂成日本第一部正规法典《近江令》；681年，天武天皇下令编纂成《飞鸟净御原朝廷令》；701年，又制成《大宝律令》，凡律6卷，令11卷；718年修改增删《大宝律令》，制成《养老分律令》，律、令各10卷。至此，日本已成为封建法制较完备的国家。　　大化改新使日本社会得到一次深刻而全面的改造。天皇政权终于成为了日本稳定的最高权力。日本社会由此迈入了封建文明的发展时代。　　/* 124 */　　第四部分　　朱熹的日本门徒　　儒学传入日本的时间其实是很早的。284年，有位朝鲜百济国的使者来到日本，就把儒家的思想带到了日本社会的上层。第二年，这位使者推荐另一个儒生———王仁———来到日本。王仁献上了《论语》、《千字文》等儒家经典，并且成为日本皇太子的老师。6世纪初，日本天皇希望百济王能够定期地向日本派遣讲授《诗》、《书》、《礼》、《易》、《春秋》的五经博士。　　儒学进入日本后，一下子就被日本的统治集团接受了。而且在这个接受过程中，儒学日益与日本的本土文化融为了一体，成为日本人推行政策、培养人才、移风易俗的基本文化规范。圣德太子的政治改革，都以儒经为宗。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遣派留学人员，积极摄取大陆文化，使儒学成为贵族官僚的必修课。　　在日本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儒学，是宋朝朱熹的学说，即“朱子学”。在日本历史上，信奉推崇朱子学的学者就是日本的“朱子学派”。藤原惺窝（1561—1615年）就是日本朱子学的开山始祖。　　藤原早年是个和尚，修习禅宗。后来受到别人的影响，特别是受到“朝鲜朱子”李退溪的几个学生的影响，藤原惺窝逐渐地不再相信佛经上面讲的东西，而更加承认朱熹关于四书五经的一些说法。　　虽然日本早就有儒学了，而且朱子的思想也传播了好一阵，但是让儒学从禅学中独立出来，从文字训诂中摆脱出来，并与日本神道相结合，这还是多亏了藤原惺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　　藤原门徒众多，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名冠一时的朱子学家。德川家康统一天下后，打算用思想控制作为维持幕藩体制的重要手段。他聘请藤原惺窝讲解《贞观政要》，录用林罗山为将军侍讲，参与政要。后世的德川将军还建了孔子圣堂。各地的藩主也都大兴儒学，聘学者，刊儒籍，设藩校。　　日本朱子学派之所以受到江户幕府的重视，其实是因为他的学说强调“大义”和“名分”。说白了，就是强调社会的秩序，要求人们恪守尊卑等级，“人有四等，曰士农工商，士以上劳心，农以下劳力；劳心者在上，劳力者在下，劳心者心广志大而虑远，农以下劳力而自保而已，颠倒则天下小者不平，大者乱矣”。　　像这样的理论，当然与幕藩体制和严格的身份制度极为吻合。所以，在幕府强制推崇下，日本朱子儒学能够广泛地渗入社会的各个阶层中，成为幕府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这就不足为怪了。　　附上德川时期日本儒家读物：　　1.儿童读物：《大和小学》、《本朝三字经》、《和俗童子训》及《民家童蒙解》等。　　2.妇女读物：《女论语》、《女大学》、《女中庸》、《女五常训》、《女仁义物语》、《本朝烈女传》等。　　3.武士读物：有《武士训》、《武教小学》、《士道要论》等。　　4.农工商读物：有《大和俗训》、《民家重量记》、《商人须知》等。　　/* 125 */　　第四部分　　扶桑心学　　中国儒学，不仅仅只有朱子学，还有阳明心学也传到了日本。虽然历史上没有心学传入时间的详细记载，但是在日本兴起阳明学派，是从17世纪的中江藤树开始的。　　中江藤树本来是一个朱子学者，但他渐渐地对朱子学产生了怀疑。因为他这个人的学风就是不太重视记忆和背诵，而重视体察和内省。到了37岁的时候，中江拿到了王阳明的全部作品，读了后猛地省悟过来，于是“转了专业”———从信奉朱子学转而研习阳明学了。　　在学问上，中江藤树接受了阳明关于“良知”的说法，并且用阳明心学把《大学》、《中庸》和《论语》贯穿了起来。在生活中，中江是一个孝子，所以他又非常推崇孝德，甚至把“孝”当作宇宙的本体。此外，中江还把他们本国的神道同这些儒家学说结合起来，形成了神儒合一的理论。而中江的后人，比如熊泽番山、渊岗山、佐藤一斋等人也都有这个特点。　　所以，日本阳明学派虽然继承了中国的阳明思想，但有着日本人自己的思维特点。像这些日本学者，大都主张应该调和朱子学和阳明学之间的矛盾，把儒学和日本神道结合。而且在“知行合一”的问题上，他们把王阳明重实行的思想，同朱熹“格物穷理”的理论结合在一起，从而为吸收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提供了一种积极的态度。这一点也可以为我们解释日本的思想界为什么能够迅速地接纳西洋的学术。　　/* 126 */　　第四部分　　徂徕学的“归纳法”　　在那些写到日本传统学问的文章里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徂徕学”这种说法。所谓“徂徕学”，其实是由日本哲学家荻生徂徕开创的儒家学派，它属于日本儒学中“古学派”的一支。　　朱子学派成为日本官方所提倡的儒家哲学之后，有许多思想家都对它里面的学说进行批评。在反对派中，阳明学派是一家，而古学派则是另外一家。　　古学派的开山之人是一个名叫山鹿素行的人。他小时候是学习朱子学的，但是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渐渐对朱子学变得不满意了。因为他觉得程朱理学讲究“持敬工夫”，这样容易埋没人才、窒息社会，很难对社会风气起到什么挽救的作用。而且，从儒家一代一代的传承历史来看，原始儒家的圣人之学，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所以，山鹿素行就主张要回到周公、孔子的思想那里去。　　在他看来，这种回归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日本古时候虽然没有哪一个叫“儒家”，但是古代的统治者用来治理国家的手段，却一直依靠的是儒家的内在精神。　　后来，有一个叫伊藤仁斋的学者，也大力提倡这样的古学思想。他把《论语》排作世界第一，《孟子》排成世界第二。在他眼里，只有孔孟的书才值得一读再读，而且应该弄清楚其中原来的本义。至于像编在一起的“四书”，其实已经加入了很多朱子等宋朝儒家的思想，所以脱离了孔孟的本意。　　伊藤仁斋的这些思想，荻生徂徕明白了以后，十分钦佩。而且，他还给伊藤仁斋寄书过去，以表示自己的敬慕之情。　　但是在学问上，特别是在做研究的方法上，荻生徂徕和伊藤的思想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荻生有两部代表作———《辨道》和《辨名》。在这两部书里面，荻生搜集了许多古语的例子，然后通过归纳整理，弄清楚这一个字、一个词在古语中到底是什么意思。所谓“徂徕学”，最大的特点其实就在于他的这种方法，也就是说，通过归纳法来解释古语古词的本来含义。　　像徂徕学这样的方法，在中国的清朝也有。当时的考据学家王念孙、王引之就是采用类似的方法，来判断在《论语》、《孟子》等先秦文献中字句的真实含义。其实，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这属于“训诂学”的一种方法。　　“徂徕学”虽然和伊藤仁斋的研究方法不同，但在思想上他们都是反对朱子学派的。别看这些古学家叫“古学家”，其实他们的思想竟然也是日本启蒙思想的一条脉络。荻生徂徕区分了天道和人道，肯定了人们生而具有的欲望、情感。所以，在日本启蒙思潮的发展过程中，“徂徕学”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正是“徂徕学”的出现，从东方思想的内部，拉开了日本启蒙历史的帷幕。　　/* 127 */　　第四部分　　“兰学”入侵　　日本是一个极为善于学习的民族。当他们看到中华文明比他们的优秀时，他们就学习中国的文化。而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力量的入侵，他们又发现了西方文明的优越之处，于是又开始了一段学习西方知识的历史，直到今天也都还是这样。　　在16世纪，日本就同西方文化开始了接触。那时候，跟他们打交道的主要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由于欧洲国家的人基本上都是从南方海上到达日本的，所以日本人一开始把欧洲人叫做“南蛮人”，把他们带来的枪炮等技术叫做“南蛮学”或者“蛮学”。这些“蛮学”主要是借助葡萄牙语来研究的。然而，还有另外一些西方的学问，基本上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主要是荷兰人传过来的，因而主要是通过荷兰语进行研究的。日本人就把这种学问称为“兰学”（把荷兰人所传授的西方医学称为“兰医”）。它是日本德川幕府时期日本人所知道的西方科学的总称。　　在“蛮学”和“兰学”进入日本的过程中，基督教的思想也跟着登上了日本诸岛。但是这样一来，德川幕府的将军们就不高兴了。于是，他们开始禁止基督教的传播，后来慢慢地发展为禁止西方文化的传播。从1633到1639年，幕府连续五次发布“锁国令”，限制日本与外国的一切往来，只剩下长崎这一个地方与中国及荷兰维持着微弱的联系。但是兰学的传播，已经使日本人开始意识到汉学的不足之处，也开始认识到西方科学文化的先进之处。　　果不其然，到了1720年，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终于解除了“不准许输入荷兰书籍”的禁令。于是在日本的知识阶层中，又重新出现了“兰学热”。兰学主要在医学、天文学、物理学等领域中发展起来，日本人通过荷兰语，也了解到了西方近代的地理、博物、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　　1838年，著名兰学家绪方洪庵（1810—1863年）在大阪设塾“适斋”，传授兰学。24年间，有30000学者慕名登门就学。在他的门生及其后继者中，有很多人成为倒幕维新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如福泽谕言、桥本佐内、大村益次郎、吉田松阴、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　　所以，对于日本人而言，“兰学”不仅仅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它还包含着许多近代的启蒙思想。一是对传统文化的鄙陋之处进行批判。二是讲究技术的实用，也就是经世的思想。三是兰学的大部分是近代科学，它所包含的实证精神必然给日本的思想界带来巨大的冲击。　　难怪有人说，在日本启蒙思想史上，有两条明显的发展主线。一条主线是以“徂徕学”为开端的东方儒学的人道主义思想。而以“兰学”为开端的西方科学文化，则是它的另一条主线。　　/* 128 */　　第四部分　　“哲学”之父　　在日本近代的启蒙哲学家中，西周（1829—1897年）是一个我们没法忽略的人物。因为正是在他的笔下，西方的philosophy终于获得了一个成熟的中文名字———“哲学”。　　1862年，西周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把philosophy译做“西洋性理之学”。他为什么要这样翻译呢？因为他觉得philosophy这套学问所讲的东西，既包括了对于世界本源的讨论，又包括了对于人生的讨论，这跟中国宋代学者“性理之学”的提法有极为相似共通之处。所以他就在“性理之学”前面加上“西洋”二字，以指代从西方传过来的这种关于性理的学问。　　西周是一个中西贯通的学者。他出身于士族家庭，小时候就饱读《四书》，22岁前接受儒学教育，25岁学习荷兰文和英文。1857年，西周进入幕府的翻译机构。在这里，他接触到了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知识。5年后，幕府派遣西周留学荷兰，使他更深切地体会到了西方的人文智慧，特别是当时流行在荷兰的法国人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英国密尔的功利主义。所以，当他一开始考虑philosophy这个词的译法时，很自然地就试图在他所接触到的东方文化传统中，特别是在儒家文化中找到它的对应物。　　但是，philosophy这个词是从希腊文转译过来的，而那个希腊词的本意是“爱智慧”，把philosophy译作“西洋性理之学”，实质上是“意译”，而不是“直译”。所以，为了在字面上保持一致，西周后来又把它译作“希哲学”，其含义是“希求贤哲的学问”。此后，西周还借助过“音译”的办法，译作“斐卤苏比”。但是，经过多次的推敲、比较，最后他决定译为汉字“哲学”。当然，它在日文中不读作zhé xué，而是te tsu ga ku.　　1874年，西周在《百一新论》中公开提出：“把论明天道、人道，兼之教法的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此外，“主观”、“客观”、“理性”、“悟性”、“现象”、“实在”、“归纳”、“演绎”等等这些用汉字所表达的哲学术语，也都是西周苦心精译的成果。对于用汉语来思考西方哲学问题的人来说，西周的这些贡献功不可没。　　而且，在介绍、移植西方哲学时，西周涉及到了哲学学科的各个方面。他将哲学分为逻辑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美学、本体论和哲学史。虽然他没有创造哲学这门学问，但他却创造了“哲学”这个妙不可言的智慧之词，真可谓是“哲学”之父啊！　　/* 129 */　　第四部分　　人生有三宝　　黑格尔说，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理论不可能跳跃出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　　西周，作为日本的近代思想家，同样也是在整个西方学术入侵，传统理念崩溃的背景下进行他的思想创造的。所以，他所提出的“人世三宝说”，充满了近代的功利主义思想，这一点也不奇怪。　　所谓“人世三宝”，就是说人这一辈子，有三样东西是最宝贵的，第一是健康，第二是知识，第三是财富。获得了这三宝，人生就获得了最大的幸福。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生活态度，强调人生在世的拥有，强调此岸世界的快乐，强调趋利避害。或许有人会觉得这些都是挺“俗”的。　　但是，如果放在当时的处境中看，这种想法又是十分必然的。因为西周提出这些观点，本来就是要伸张人欲，批判封建的制度和道德标准，肯定每个人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他认为，儒家所提倡的“温良恭俭让”，只会把人逼到穷苦贫寒之中，实际上是最不道德的。　　所以一个人要想成为“道德的人”，就得积极去争取自己的健康、知识和财富。但是这样还不够，“道德的人”还必须帮助别人获得幸福、知识和财富。阻碍自己获得三宝的东西———疾病、愚昧和贫困———叫做“三祸鬼”，而阻碍别人获得三宝的东西———凶贼、诈伪和盗窃———叫做“三恶魔”。人的道德责任就在于既要追逐三宝，又要消灭“三祸鬼”和“三恶魔”。　　西周的“人世三宝说”还包含了自由平等的思想。因为人人都有权享有三宝，获得幸福。你的三宝和我的三宝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个人所拥有的和所追求的，不管内容是什么，除了那些不好的“三祸鬼”和“三恶魔”的行为以外，在价值上都一样。　　/* 130 */　　第四部分　　启蒙者：福泽谕吉（上）　　庆应义垫大学（通称庆应大学）是日本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现在它的主校区位于日本的三田。如果从1871年迁至三田现址算起，庆应大学也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座古老而美丽的校园中，有一幢红砖建材搭配尖顶的西式建筑相当醒目。在它的正门入口处有一座铜人像，这便是被誉为“日本启蒙之父”的福泽谕吉。　　作为一个启蒙者，福泽从来就不承认人居然还会有高低贵贱之分，在他眼里，人人都具有相同的自然权利，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是平等而自由的。于是，作为一位思想者的福泽，在实际生活中，也没有嫌贫爱富、巴结政要的谄媚之骨。　　1880年，谕吉47岁，正值壮年期，他以日本一介平民的身份，活跃于各界，指导日本迈向文明。但他却说：“我最厌恶变化莫测的政治！”　　政府多次邀请谕吉出面当部长，都被他婉拒了，可是他的影响力却凌驾于每位大臣之上，是位一言九鼎的人物。　　当时，三田的福泽公馆经常车水马龙、高朋满座。前来拜访的人里既有显赫的部长级官员，也有骑着骏马登门造访的大将军或是大公司的董事长，还有高挽袖子的平民。　　而一向平民作风的谕吉，对他们都一视同仁。　　有一次，仆人通告说：“外交部长光临了。”　　谕吉回答道：“哦，是吗？请他稍等一下。”　　外交部长并没有受到特别的礼遇，谕吉仍很亲切地和刚刚上门来拜托觅职的学生交谈着。　　到了用餐时间，不论对方是部长或学生，他都一视同仁地把他们请到木造的餐厅去。就是对方是一掷千金的豪富，他也泰然自若地端出地瓜之类的粗茶淡饭待客，丝毫无窘迫之色，而接受招待的宾客深知谕吉的脾气，所以也都是吃得津津有味。　　“独立自尊”，这就是谕吉秉持的信念。　　/* 131 */　　第四部分　　启蒙者：福泽谕吉（下）　　福泽谕吉常常提醒世人，求文明、求富强，不仅仅是一件有了物质的东西就足够了的事情。　　他说：“英国拥有千艘军舰，因此如果日本也能和英国一样有上千艘军舰，那就能一跃而成居世界之首的海军国家，可能有不少人持有此种错误的想法。　　事实上，英国拥有上千艘军舰的基础，是建立在拥有一万艘商船和十万名航海人员上，不但如此，英国还具备了学问、艺术、政治、实业以及一切发达的文明，而且各种人才能在自己岗位上充分发挥力量，才能够操纵这一千艘军舰。　　如果日本人以为只要军备齐全就能成为强国，那就好像看到西洋人抽雪茄，也以为自己假使依样画葫芦，就能改头换面成为西洋人一样地愚蠢。目前日本应先发展商业，使文明蓬勃旺盛起来。“　　所以，在福泽看来，“文明”更加意味着一种精神，一种向前向上、不知疲倦的独立精神和进取心。追求自己的理想，发挥自己的才干，德智双修，才是一个进步的人。　　有一次，一位学生前来造访，谕吉开门见山地问道：“你家是做什么的？”　　“我家是卖酒的。”　　“那我问你，一升酒中米和水的比例是多少？”　　“这我不太清楚……”学生讪讪地回答不出来。　　“连自己家所经营的生意都不太清楚，像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怎能求学呢？你可以回去了！”　　听到这番话，学生不但不认错反而抗议道：“老师！”　　“什么事？”　　“不错，我们家是经营酒生意的，但是我认为自己没有经商的才能，可能走求学这条道路将来较有出息，所以才入庆应义塾的。戏法人人会变，只是巧妙各有不同罢了，在自由平等的社会中，一个人有权朝自己的理想勇往迈进，我记得老师曾经如此训勉过我们。”　　谕吉莞尔一笑，从此特别器重这个学生。　　/* 132 */　　第四部分　　人送称呼“东洋卢梭”　　法国的卢梭是启蒙运动中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主张一个政府应该是大家共同意愿的表达，国家的行为需要体现“公意”。而在东方，同样也有这么一位思想家，对卢梭的观点甚为信服，翻译了《社会契约论》（当时翻作《民约译解》），积极地传播着卢梭的民权思想。他就是明治时期最杰出的日本思想家之一，人送称号“东洋卢梭”的中江兆民。　　中江兆民说，“自主”的“主”字，就是要在“王”的头上钉一颗钉子，从而把“王”的权威给压下去，让自己成为自己的主宰者，因为人们如果不依靠自己，就没有政治家是可以依靠的。　　要靠自己，要焕发自己生命的力量！中江兆民不仅用自己的思想来表达这样的态度，也用自己的生命来实践这样的态度。　　中江兆民的晚年不幸患了癌症，在医生宣告他的剩余时间只有一年半后，他并没有为此而恐慌忧伤。他以惊人的毅力，把自己深刻、丰富的思想写在书中。他这样做，只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自己的理念告诉更多的后人———　　“假使沿袭古人的思想，也就是如果在古人的田地里面播种收获，那就是剽窃。生在古人之后，就要在古人开拓的田地之外另行播种，另行收获。”　　“赶快从根本上改革教育，努力培养活跃的人民而不是死板的学者。”　　“大国人民和小国人民的区别，不是由于疆土的大小，而是由于他们的气质、胸襟的大小。”　　做一个豪迈的、坚强的人，这是两个世纪之前一位患了癌症、被医生判定只有一年半生命期限的日本伟大哲学家中江兆民的毕生理想，他说：“大丈夫一旦诞生在这个地球上，就一定应该在这里留下一个巨大的脚印！”　　/* 133 */　　第四部分　　秋水先生　　1911年1月24日清晨，一个30多岁的读书人，在刽子手的监视下，昂首阔步地走上绞刑架。他，就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革命家，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和组织者之一———幸德秋水。　　幸德秋水本名传次郎，秋水是他的号，日本四国高知县幡多郡中村町人，生于1871年。幸德秋水自幼聪明好学，幼年时就以才华出众闻名乡里。1887年9月，他到东京投在原自由党活动家林有造门下充书僮。12月自由民权运动进入最高潮，伊藤博文政府猝然采取镇压措施。刚满16岁的幸德秋水也遭到迫害。他回到家乡，受到亲友冷落和斥责。　　1888年，幸德秋水到大阪，在亲友帮助下做了自由民权运动理论家中江兆民的学仆。中江兆民对他的一生有决定性的影响。不仅指导他读中国的儒家著作，还教授他英语，送他入国民美学会深造。在中江兆民的影响下，他成了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幸德秋水对中江也是终身敬重，秋水这个号就是中江所赠，幸德延用终身。中江死后，幸德写了《兆民先生》，以血泪文字追慕中江，成为日本传记文学中的不朽之作。　　甲午中日战争后，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登上日本历史舞台，幸德秋水也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思想历程。他发表《现今的政治与社会主义》等著作，宣传社会主义；并和人合作，第一次把《共产党宣言》译成日文；还和片山潜等积极为创建日本社会主义政党而努力。1910年5月，日本桂太郎内阁为扼杀日本的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虚构假案“大逆事件”，将幸德秋水等革命者逮捕并判以极刑。　　幸德秋水在遇害前留下绝笔：　　“区区成败且休论，千秋唯应意气存，如是而生如是死，罪人又觉布衣尊。”　　/* 134 */　　第四部分　　日本哲学的原创　　在日本京都的银阁寺旁，有一条非常普通的小路，两旁种满了樱树与枫树，中间有一条干净的小水沟。蓝绿浅波中，偶尔会出现几段碧绿的水草，幽幽流动，光景翩翩。这就是那条有名的“哲学之道”。　　哲学之道约是1891 年修筑琵琶湖之时疏水道而成的。人们都说，这条路的得名，是因为京都大学的哲学教授西田几多郎常常在这里散步的缘故。一条道因为一个人而得名，好像只有康德在哥尼斯堡的那条路能够与之相提并论吧！　　西田几多郎的哲学，在日本哲学界被公认为“独创的哲学”，所以有人甚至说西田就是“日本近代哲学的宗师”。他的代表作，也是他的处女作《善的研究》的问世，标志着西田哲学思想的诞生和日本最初的“独创哲学”的形成。　　西田的哲学，是把东方的佛教思想、阳明思想和西方的哲学思想结合起来的一种哲学。年轻时候的西田，饱受人生的艰辛。明治政府在政治上的保守、专制和反动，使他的精神非常苦恼。为了让心灵有所解脱和寄托，西田关心“参禅”，希望能够通过参禅，在精神上确认“真正的自我”。长达数十年的参禅体验与自我反省，对他的思想、他的人生都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明治维新后，西方近代哲学思想在日本开始广泛传播，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尤其是詹姆士的纯粹经验说，带给西田很大的触动。由此，他提出了自己的“纯粹经验说”。　　西田认为当我们去认识一件东西的时候，我们常常夹扎着某种思想，总愿意抱有某种期待，然后我们才说“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感受到了什么”。但是他想提出的是，其实这不是最原初的经验。真正的经验应该是，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就已经感受得到的东西。比如说，当我在看到一种颜色或听到一种声音的那个瞬息之间，我不仅还没有来得及考虑“是它在作用于我”，还是“我在感觉着它”，而且也没有来得及判断“它是什么”，这个时候的经验，才是最纯粹的经验。　　这种最纯粹的经验，是一种内心的体验。它发生在任何杂念入侵到我们的心灵里面之前。这和禅宗、阳明心学追求内心的安宁和精神的自由都是相通的。　　期待心灵的平静、抹去尘世的烦忧，难怪西田需要一条宁静的小道来陪伴他的冥冥沉思呢！想起来，也只有在这样空灵优雅的环境里，最纯粹的东西才会从哲人的心灵深处涌现出来吧！　　194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曾创作过一首优美别致的和歌，描写的就是这位日本著名哲学家———西田几多郎：　　在镰仓，　　一条幽深的山谷里，　　一个人正在沉思着。　　/* 135 */　　第四部分　　京都学派　　京都是一座古都。古都自有古都的韵味。在京都，有亘古的青翠和长流的清水，圣护院边上偶尔旁倚斜出的老梅，西田几多郎走出来的哲学小道树荫浓密，暗得让人怀古的寺门和静得听见几声木屐的深巷，总叫人忘掉时间却想起历史。京都总让人产生“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感受；难怪当年王国维离开京都之后，还给老朋友内藤湖南写信说“每想东山山色，如在目前，况重以友朋之乐，讲论之益”。　　如此优雅的去处，当然是一块做学问的风水宝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