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不久，他的生活发生了一件令他感到震撼的事件，他获知了父亲的秘密。父亲在一次酒后的醉话中，透露了自己早年在性生活方面的荒诞之举。要知道，在克尔凯郭尔心目中，父亲是如此的虔诚与圣洁，父亲就是他的上帝。现在他所崇拜的偶像一瞬间突然坍塌，克尔凯郭尔的内心不能不感到恐惧，他的心灵不能不发出绝望的呼喊。从此以后，他荒废了神学研习，开始过起纨绔子弟的浪荡生活。　　接着，他又知道了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事实：父亲在小时候曾诅咒过上帝！当他再联想到母亲及兄姐接连死去的事实后，他丝毫不怀疑，这一定是上帝给他们家的惩罚。更要命的是，他进而主观地断定，上帝一定会让他死在父亲前头，死在34岁之前———那是耶稣的有生之年。对于基督教所说的“原罪”，过去他的感受并不深切，不过他现在真正感受到了。存在于世的恐惧、忧郁和颤栗，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你还活着！但你将痛苦地生活！　　1837年5月，他结识了一个年仅15岁的女学生———列琪娜。奥尔森。不久，他们订婚了，但就在订婚后第3天，不祥的预感又在克尔凯郭尔内心出现，他旧病复发，把想像当成了现实。他想起了主宰命运的“原罪”，于是，昔日的忧郁和烦恼又死死地纠缠着他。他不断向自己提出“有罪？无罪？”的问题。他觉得自己应当给未婚妻以自由，他对自己说：“扮演一个流氓，可能的话，扮做一个十恶不赦的流氓，是给她自由的唯一办法。”终于，他做出了选择，他冷静而坚决地抛弃了她。当然他也非常痛苦———“我整夜整夜地躺在床上哭泣”，“我痛苦异常，每天都想念她”……不过这些伤感和痛苦正是他自己选择的。　　与列琪娜关系的破裂，是克尔凯郭尔一生中最大的事件，它又一次给他带来巨大的精神创伤，并影响了他的整个后半生。　　在忧伤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克尔凯郭尔，深深体验着生存的重负。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人的存在”这一问题。他成为了一个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他从自身的生活体验中提取人的概念。然而，得出的结论只是———面对世界和自我的陌生感，内心的矛盾，深刻的恐惧和彷徨……　　在恐惧中，他发现生活是由一堆可能性组成的，等着人去选择。人只有在恐惧中，才能发现自己还有一点选择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总是有限的，它并不能使我们从痛苦中走出来。在有限的自由中，我们找不到安全宁静的港湾。　　于是，克尔凯郭尔最终皈依了上帝。上帝是无限的，当一个人面对上帝时，灵魂才得以安顿，颤栗才得以停止。　　/* 87 */　　第三部分　　他就像个诗人　　1914年，当欧洲的军队纷纷开赴前线，像野兽一般厮杀的时候，人们感到恐惧和迷惘：难道文明和进步竟是如此脆弱的吗？此时，法兰西学院的一位教授回答说：“你们现在是消沉的，丧失了希望。不用怕！我曾经也这样。但是后来我忽然在一瞬间认识到了生命的意义和力量！”　　这位法兰西教授就是亨利。柏格森。在他一生的创作中，言辞优雅，语言敏锐，充满着丰富的想像和似水的诗情。后来他凭借哲学作品《创造的进化》而获得了192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学院评价他的作品说，这是“一篇震憾人心的雄伟诗篇，一个蕴含着不竭之力与驰骋天际之灵感的宇宙论”，“他亲身穿过理性主义的华盖，开辟了一条通路。由此通路，柏格森打开了大门，解放了具有无比效力的创造推进力……向理想主义敞开了广阔无边的空间领域”。　　在《创造的进化》中，柏格森阐述了他最著名的一个概念———“生命力”（或译作“生命冲动”）。他说，在人的深处，有一种力量，不断地把我们从低级的形式引向更高级、更复杂的个体。这就是“生命力”。它既是每个人内在的体验，又是创造万物的宇宙意志。“生命力”向上喷发，就会产生精神性的事物，如人的自由意志、灵魂等；而“生命力”向下坠落，则产生无机界和惰性的物理事物。　　而我们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的生命体，就是因为我们具有“创造性的才智”。它使得我们能够认识和运用这种“生命力”，使得我们可以体验到“我们在生长，这是一个整体的流变过程”。　　这种体验，只可能是一种内在的体验。它是我们的直觉！它是诗人的灵感！柏格森说，我们只有通过直觉，而不是理性，才能把握生命的整体存在，也才能洞察世界的本性———那就是“绵延”。现实不是静止的，它是一种“绵延”状态；而“绵延”是一种流动，是在时间中流动。　　现在让我们来想一想，我们是怎样理解时间的？我们是用数字标记时间的，如此才有了年月日；我们还用钟表的指针指示时间，如此就有了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我们还曾经用滴漏、日晷、晨钟、暮鼓等工具测量和预报过时间，如此就有了时辰昼夜、朝朝暮暮……　　但是，它们都不是真正的时间，而只是对时间的记载。而这种记载是必须在空间里面进行的，比如说一滴水的落下，一根秒针“啪嗒”滑过一个角度。所以，这是空间中的时间，是在用空间表示时间，而不是真正的时间！　　那么，真正的时间在哪里呢？柏格森说，在人的心里。我们只有通过直觉，才可以内在地体悟到它。于是他提倡“直觉主义”的方法。　　他认为，分析哲学是把自己与外部世界分开，用割裂的方法去研究世界；而他们在分析自己时，也是先假定好另外一个自己，然后对这个假定的自己进行拆解。而直觉的方法不是这样，它是进入到事物的内部去，在与事物的同一里体悟事物；在分析自己时，则是在静默中进入到自身，与自身合一，从而直觉到生命那玄妙的本质。　　这难道不是诗一般的境界么？　　/* 88 */　　第三部分　　轴心时代　　1883年，马克思去世。但在同一年，德国又迎来了另一位哲人的诞生，他就是雅斯贝尔斯。　　如果你不是雅斯贝尔斯的至亲好友，那么当你去拜访他的时候，他一定会高高在上地坐在他的沙发椅中，就像一位亲王那样从他的宝座上慈祥地俯视着你。他会听你谈论上帝、世界和人类的知识。但是他会在亲切地赞同或反对之后，继续陈述他自己的观点。有人说，这多少有点仪式化的小把戏中的些许威严，不免让你顿生凉意。　　这的确就是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写照。他年幼时得过一种怪病，使他无法进行爬山、骑马、跳舞等激烈的运动。于是，他长期过着单调的生活，显得十分孤独而又很难与别人进行沟通。除了公务，他从没有去过公共场所。而在大学教书期间，他和同事间也从来没有什么亲密的联系，更不用提他对哲学家大会的厌恶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孤独地，但又十分固执地同所有人辩论。他的这种不容分辩的说教口气，被有的人称作“雅斯贝尔斯式的表演”。　　雅斯贝尔斯有一个很著名的命题———“轴心时代”。　　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也产生了宗教。它们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　　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虽规模宏大，但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文化的化石。而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我们总是回过头去，看看轴心时代的先哲们是怎么说的。　　/* 89 */　　第三部分　　新大陆的哲学　　1838年7月，在哈佛神学院的一场演讲中，一位学者宣讲着个人解放和普遍宽容。他说新的世界是自由的个人之间相互合作而组成的，人们要在人道主义的原则下去生活，去热情地生活。这个演说后来被有的人看作是美国的道德宣言。“从现在起，”一位听众评论道，“我们青年人在《圣经》中有了一部第五福音书———美国人的福音。”而这篇福音的传播者，不是约翰或马可，而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美国是一个移民者的国家。在这片新大陆上，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拓荒者。爱默生就出生在一个拓荒者的家族中。母亲希望他能够成为一名传播《圣经》福音的牧师，于是就把他送进哈佛大学。但是他的那种热情积极的气质，总不能和教会的正统思想合拍。最后，他离开讲坛，开始去寻找生命的意义。　　爱默生首先来到欧洲，去拜访那些旧大陆上的先生们。一天晚上，他去拜访卡莱尔。卡莱尔递给年轻的美国客人一支雪茄，自己也点上一支。他们默默无言地吞云吐雾，直到深夜，他们握手道别，并祝贺他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夜晚。然而，不久以后，当爱默生渐渐理解了卡莱尔的哲学后，他感到有些失望。卡莱尔的眼睛只盯着旧大陆过去的辉煌，而忽视新大陆上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色。除了卡莱尔，爱默生还发现许多欧洲的人物身上，都有这样抱残守旧的缺点。他说“千百年来，这些可怜的（欧洲）人坐在天堂的门前，张望里面的美景。如今大门敞开了，而他们却都沉睡了”。　　虽然从欧洲失望而归，但爱默生却逐渐清晰地认识到，他到底要寻找什么了。　　在他的眼里，美、快乐、勇气、自由、进取，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生活。在美国这样一个没有传统重负、而又需要拓荒者们积极进取才能生存的国家，自由而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能力是很有必要的。这种朝气蓬勃的生活态度，就像爱默生所宣称的那样：“人的眼睛长在前面，而不是长在后面。”他说，我们美国人不要再模仿旧大陆的兄长了，不要再当追随者和学徒，而要成为开拓者和教师，创造美国式的思想和生活。　　那么，什么叫美国式的呢？爱默生的回答是，承认每个人的价值，承认每个人工作的价值。比如说，铁匠写不出诗歌，但诗人也打不出马掌。相对于欧洲而言，这片没有经历过等级制的新大陆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为自己的梦想底气十足地享受奋斗，享受失败。爱默生的哲学就是要为他们每个人的平等和伟大作出注解。拓荒者的坚强和勇敢，振奋和骄傲，成了爱默生写作的一条主线。　　爱默生说，美国需要一种新的哲学，一种属于新大陆的哲学；美国需要一种新的道德，一种有血有肉的道德。　　/* 90 */　　第三部分　　有用的就是真理？　　1946年，伯兰特。罗素的名著《西方哲学史》出版，其中只有一章写了在世的哲学家，这位哲学家就是约翰。杜威。杜威教授著作等身，我们很难说哪一本就能代表他的思想。比如说，《逻辑：探究理论》一书也许最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核心思想，但流传最广的著作却是《哲学的改造》，而影响最大的著作或许得算是《学校与社会》了。　　同大多数哲学家相比，杜威是一位实干家。他在1896年建立自己的实验学校。20世纪20年代，他还来到东亚，在东京、北京和南京都作过演讲。1933年，他又在美国参与建立了流亡大学，帮助世界上来自其他国家的流亡学者。　　作为一位教育家，杜威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口号———“通过做来认识！”　　在杜威看来，教育的过程就是使孩子的自然潜能发挥出来的过程。然而，发挥他们的潜能是为了干什么呢？就是要让他们懂得如何去解决问题。而这只有通过亲身实践才会明白。杜威说，几百年来，人类在科学的探索中取得了最大的成功。比起其他领域的知识来，科学知识更为可靠，也更有用，因为它使我们的生活更丰富、更方便。所以，我们有必要让所有的活动都像科学的活动那样进行。因此，他觉得教育孩子，就应该让他们学会观察，亲自动手，善于判断，并检验自己的看法。在行动的过程中获得知识。　　多做少说，注重实际的效用，这大概是美国现代思想家们的一种主要的态度。它被称为“实用主义”。欧洲人常常笑话美国没有哲学，但是当“实用主义”出现以后，局面改观了许多。而对“实用主义”作出更多理论论述的人，叫威廉。詹姆士。　　詹姆士的祖父是一位注重实际的爱尔兰移民，他的父亲则是一位思想自由的人。把祖父的实际精神和父亲的自由意识结合起来，再加上一点爱尔兰人的幽默和美国人的直率，这就是威廉。詹姆士的脾气。　　这种脾气一直影响到他的学说。比如他认为，真理是相对的，我们中间谁也没有权利说他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因为我们都只能看到真理的一部分。当然，只要这一部分真理能够帮助我们很好地处理好日常中的问题，那么这就很好了。　　于是就有人批评詹姆士了，质问他：“难道有用的就是真理吗？”詹姆士回答说，实用主义只和生活打交道，不讨论这些抽象的问题。实用主义无非是要人们在各种学说当中保持中立，不那么绝对罢了。这就像一个旅馆的走廊，它通向一百个房间。在一个房间里你可以看见一个人跪着祈求他的信仰；在另一个房间有个人坐在桌旁想要消灭一切形而上学；而第三个房间是一个实验室，一个科学家正在讨求自然的奥秘。实用主义者说，这些都是生活允许的，只不过你得先从这条走廊开始你的步伐。　　/* 91 */　　第三部分　　现代逻辑之父：弗雷格　　一直到19世纪，人们一谈起“逻辑”，还是指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而且对“逻辑是什么”的看法，也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改变。那个时代的人们认为，逻辑是思维的规则。正如叔本华所言，没有关节就不能弯曲臂膀；同样，没有逻辑作为规则，思维就不可能连贯地进行。然而，19世纪后半叶，一个名叫戈特罗伯。弗雷格（1848—1925年）的德国人提出的看法，却足以推翻这一逻辑观，带来革命性的变革。后人称他为“现代逻辑之父”。　　弗雷格首先是一位数学家。他在1873年从哥廷根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以后，返回耶拿大学的数学系。1879年，他成为一名数学教授，直到退休。但是，非常重要的是，弗雷格是第一个把数学和逻辑紧密结合起来的哲学家。他用哲学的眼光去看待数学。简单地说他的数学哲学思想，有这么三条原则———　　第一，数学不是来自经验活动，而是先天的真理。因为在任何时间地点，一个智力正常的人不用理会经验活动，就完全可以掌握数学的运算规则。这就说明了第二点，数学真理又是普遍的、客观的。你说一就是一，我也不能把一说成是二，那样是“没道理”。还有一点就是，所有的数学最终可以划归为逻辑，数学是逻辑的一部分。　　弗雷格为什么敢这么说呢？　　因为他发现，任何一个数学证明，都是从不证自明的前提出发的，按照设定的规则，推论出结论。然而问题是，这些前提真的是不证自明的吗？那些规则真的是有效的吗？没有人告诉我们是这样的，因此，整座数学大厦似乎是在半空中飘荡，没有确定的基础可言。于是，弗雷格想证明，构成数学大厦的那些假设和方法，都是可以从基本的逻辑原理中推导出来的。有纯粹逻辑作为保证，数学就有了稳固的基础。　　然而，逻辑怎么就能够充当这么重要的角色呢？这同弗雷格对“逻辑”的理解有关。　　他说，逻辑根本不是“思维的规则”，事实上也与思维无关。逻辑关系独立于人的思维而存在。诚然，人类可以认识它们、学习它们、忽视它们、误解它们等等，但所有这些行为都不依赖于人而存在。这就意味着，逻辑命题是客观真理。我们有可能把握它们，也可能把握不了，但其存在与人的思维无关。所以，“逻辑”和“做出逻辑的判断”是两码事。“逻辑”是客观的东西，而“做出逻辑的判断”则是主观的活动，我们根据客观的“逻辑”才能够做出主观上的“逻辑判断”。　　弗雷格的逻辑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他区分了“意义”（含义）和“意谓”（所指）。我们都认为，一个词指代一件东西（意谓），这就是这个词的功能。但是弗雷格说这还不够，一个词除了能指代一件东西（意谓），它还有自己特定的含义（意义）。比如说，在“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行星”这句话里，“水星”和“离太阳最近的行星”两种说法指的是同一件东西，但它们毕竟是两种说法。说“水星”也许更多地让人联想起一些人文知识，而说“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则是一种科学知识的表达。　　身为数学家，弗雷格一生都在耶拿大学数学系工作。其著作发表后，并未引起大家所注意，因为人们依然坚信，数学和逻辑是人类心灵的产物。直到多年以后，英国人伯特兰。罗素“发现”了他，才将他展现给全世界。　　/* 92 */　　第三部分　　长寿的罗素勋爵　　有人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有名的哲学家至少得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你要活得长，另一个是你要不断地发出声音。英国人伯兰特。罗素就同时做到了这两点。他活到了97岁，而且他一辈子都在满世界宣讲他的各种思想。就在逝世的前几天，他还发表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声明，谴责以色列袭击埃及和巴勒斯坦的难民营……　　罗素无疑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虽然英国人也注意到还有一个叫维特根斯坦的奥地利哲学家也很伟大，但是有着特别自豪感的英国人可能会对此不以为然。英国哲学家艾耶尔在一本讨论维特根斯坦的书中这样赞叹道：维特根斯坦如此伟大，以至于成为仅次于罗素的哲学家。　　罗素似乎总是精力充沛，在他的一生中，在许多领域中都是积极的活跃分子。用现在的教育体制来看，罗素要文科能文科，要理科能理科。不过严格说来，作为数学家和逻辑学家的罗素，要比作为哲学家和文学家的罗素要重要得多。他在数学和逻辑上的成就几乎是划时代的，是数学中“逻辑派”的领袖。而罗素的文字，也是优雅流畅，机智幽默，堪称现代英语写作的典范。后来他在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据说，罗素迄今为止是不靠文学作品（小说和诗）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是柏格森）。　　罗素在自己的自传中写道：“有三个简单而强烈的热情决定了我的一生：对爱的需求，对知识的渴求和对人类苦难难以承受的同情。”这种说法还真得十分贴切。他一生结过4次婚，其中第4次婚姻时，罗素已年届八旬。而他同时是伟大的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　　此外，罗素还爱发表自己对于社会的看法，在敏感的时期，他总会出现在敏感的场合说一通敏感的话，做一些敏感的事。1915年，罗素因参加反战活动，被政府宣判为有罪，并被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解除了教职。他甚至因批评政府而蹲了半年监狱。但是这一点也没有影响罗素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1955年，罗素争取到爱因斯坦的支持，发表了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号召东西方科学家召开一次世界性会议，共同讨论采取什么实际行动，以应付人类面临的核武器危机；1961年，89岁高龄的罗素因组织群众在空军总部和国防部门前静坐示威而被法庭判处一周的监禁……　　在学问上，罗素是语言分析学派的主要成员。他讨厌那些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形而上学的思考，而愿意讨论数学或逻辑这些比较确定的东西，在他看来，逻辑属于“那个能被思想理解，却不能被思想所创造的独立的世界”。玩数学或者玩逻辑当然需要足够聪明和清晰的大脑。而罗素活到90多岁还有清楚的头脑和不老的热情。据说，罗素在80多岁时说他的已经90多岁的老师怀特海“真是老糊涂了”，而怀特海先生反过来说罗素“还是不成熟”。怀特海是个天才，他非常年轻时就成了剑桥的教授。由于他是天才，所以很快就看出罗素也是天才。罗素在剑桥上大学时，怀特海对罗素说：“你不用学了，你都会了。”不久后他们由师生变成合作者，共同写作了划时代的著作《数学原理》。　　/* 93 */　　第三部分　　有一个人叫维特根斯坦　　有一人叫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家，但这个维特根斯坦却是个怪物。　　他一辈子有过很多职业：士兵、机师、建筑师、小学老师、大学教授。用“多才多艺”来形容他一点都不过分。他10岁时就自己做了一台缝纫机，后来又造过飞机的发动机。艺术造诣也很高，他的单簧管水平是专业级的。他还为他的姐姐设计过一栋楼房。维特根斯坦虽然有个亿万富翁的父亲，但他却把所继承的遗产全部送给了别人。此外，维特根斯坦还是个勇敢的士兵，参加过“一战”，他的战友回忆说，有一次对方的炮火打得大家东躲西藏，只有维特根斯坦在继续干活。　　但是，历史记住的维特根斯坦，仍是一位哲学家。与其说他是一位“分析哲学家”，不如说他是一位“哲学的哲学家”。他生活得特立独行，哲学的创造性，在哲学史上难以找到第二个和他一样的人。　　据说有一天他跑到罗素那里，问：“你看我是不是一个十足的白痴？”罗素不知他为什么这样问，维特根斯坦说：“如果我是，我就去当一个飞艇驾驶员，但如果我不是，我将成为一个哲学家。”罗素于是要他写一篇论文，只要写他自己感兴趣的题目就行。维特根斯坦不久把论文拿来了。罗素刚读了第一句，就相信他是个天才，于是劝他无论如何用不着去开飞艇。　　维特根斯坦的另一个老师摩尔也非常欣赏维特根斯坦，摩尔的理由是“我在讲课时他看上去很困惑，而其他人都不是这样的”。据说维特根斯坦拿他的不朽著作《逻辑哲学论》到剑桥申请博士学位，答辩主持人是罗素和摩尔。罗素问他，你一会说关于哲学没有什么可说的，一会又说能够有绝对真理，这不是矛盾的吗？维特根斯坦拍着他们的肩膀说：“别急，你们永远也搞不懂这一点的。”答辩就这样结束了，罗素和摩尔一致同意通过答辩。　　此后，维特根斯坦觉得自己已经从根本上成功地解决了他所关心的所有哲学问题，于是跑到奥地利南部的山村去教小学生。　　在那些小学生的眼里，维特根斯坦是另一个人，他不仅敬业尽职，而且对学生们满怀关爱。他用多种方法鼓励孩子们主动投入学习，常常用富有趣味的实例来解释事物的原理。他带着孩子们组装蒸汽机，他用自己的显微镜辅导学生观察小动物的骨骼，他自己花钱领孩子们旅行、参观，在旅行中教孩子们识别各种岩石和植物，在维也纳教孩子们观察各种风格的建筑。对那些禀赋优异的孩子，维特根斯坦更是关怀备至，甚至曾提出收养其中的一个，可是那个孩子的父亲拒绝了这个“疯狂的家伙”。　　后来他重返哲学界，但除了一篇小论文，再没发表过任何文著，但他的学生所记的课堂笔记却广为流传，使他成为分析哲学界最有影响的人物。当然，维特根斯坦最后还是辞去了剑桥的教授职位，理由是“不堪忍受教授的生活”。　　/* 94 */　　第三部分　　对不可说保持沉默　　维特根斯坦很会给哲学史添麻烦。他在20年代的思想和在30年代的思想居然是截然不同的。于是，一个维特根斯坦就变成了两个维特根斯坦。我们现在一般称作“前期维特根斯坦”和“后期维特根斯坦”。　　前期的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典型的分析哲学家。其代表作是《逻辑哲学论》。　　这本书是他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完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维特根斯坦应征入伍，但还没有打仗就成了意大利人的战俘。据说被俘时，维特根斯坦正骑在炮筒上，用口哨吹着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维特根斯坦后来对自己应征入伍动机的解释是：“因为我有自杀倾向，而没有比战争更好的自杀方式。”　　在这本《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所使用的逻辑语言能够反映出世界的逻辑结构，词和词之间的连接方式反映了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连接方式。所以，逻辑语言的世界是事实世界的投影。我们的日常语言不太规范，所以我们得使用符合逻辑的语言才行，它们才是规范的语言。　　但是，不管我们用哪种语言，总有些东西是我们没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我们只能说出一些可以表达的东西。　　那么，什么是“可说的”呢？　　所有自然科学的命题，都是可说的。它们比较简单，因为我们能够用逻辑语言把它们说清楚。　　那么，什么是“不可说的”呢？　　生命、激情、情感、伦理、价值、宗教、形而上学的本体，还有一切赋予人生以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它们都是不可说的。它们是如此神圣，以至于没法被我们说出来，而只能在沉默中显示。而以前的那些哲学，就是拼命想说清楚这些本来就说不清楚的东西，结果弄得越说越不清楚。　　维特根斯坦认为，凡是不可说的、只能在沉默中显示的东西，永远比可说的东西重要。因为“凡可说的，都是可以说清楚的”，而“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　　/* 95 */　　第三部分　　在生活中说话　　美国著名哲学史家考夫曼曾经说过，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标志是：他的出现为哲学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而像这样的事情，维特根斯坦在他的一生中居然做了两次！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也就是从奥地利的乡村学校返回英国后的这段时间，他几乎完全抛弃了自己原来的思想。他不再承认逻辑语言的力量和规范性，也不再认为在结构上逻辑语言的世界和日常世界是一样的。相反，他投向了生活世界，开始用日常语言说话了。　　比如说，以前他会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在于它对应着一个对象。但是现在他发现，有很多词找不到对应的东西，但它们依然有意义，而且在生活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比如：　　救命！　走开！　好吧！　啊唷！　不！　　谁能够为这些词找到它们所对应的对象呢？找不到！但它们又确实是“有意义的”。看来，在现实的生活语言中，决定语言意义的东西，倒不是它所对应的那个对象，而是它被运用的那个环境。　　于是，语言就像是一场游戏。在游戏中，某个东西是有意义的，这并不是因为它和现实有什么必然联系，而是因为它在这个游戏里面。　　语言的游戏是有规则的，叫做“语法”，所以一个词的意义具体是什么，还得由整个语言的语法所决定。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　　然而，游戏的规则又是由谁决定的呢？维特根斯坦说，肯定不是上帝啊、理性啊这些东西决定的，而只是玩游戏的人在一起商量来的结果。　　于是，不同的人群在一起进行语言游戏，就会导致这场游戏会有多种玩法。甚至同一群人在一起玩，也会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玩法。那么，到底怎么玩才能称得上是“语言游戏”呢？　　维特根斯坦说，这没关系，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好了。本来也没有一个恒定的标准或者本质的东西。这些游戏和它们的规则，就像在一个大家族里面的成员一样，大家彼此相似罢了。这就是他所说的“家族相似”。　　于是，在这个“后期维特根斯坦”看来，本不该有哲学问题。哲学问题的出现，是哲学家误用了我们的日常语言，说了不该说的话。这是典型的庸人自扰，甚至是一种病态，是哲学家的“神志昏迷”。所以，哲学的任务就是当一个人搞哲学的时候，让他停下来，对他进行“治疗”，让他从语言的误用中回到语言的日常用法上来。这样，哲学问题就消除了，哲学家的病也就治好了。　　“不要想，而要看！”维特根斯坦如是说。　　/* 96 */　　第三部分　　语言遭遇分析　　在20世纪，“分析哲学”可谓名声显赫。它20世纪初诞生在英国的剑桥，二战以后主要在美国流传。参与到“分析哲学”圈子里面来的哲学家大多都是说英语的，其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和主要作品，也都是用英语写出来的。所以有人就说，在英语世界里，20世纪就是分析哲学的世纪。“分析哲学”几乎就是20世纪“英美哲学”的同义语。　　那么，什么是“分析哲学”呢？　　其实，分析哲学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种运动。分析哲学家们虽然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但是他们却具备两个共同特征———　　一是以语言为研究对象。他们认为，原来的那些本体论、认识论乃至伦理学等等哲学问题，之所以是“有问题”的，就在于人们没有合理的使用语言。　　二是推崇分析方法。既然不合理地使用语言带来了这么多的麻烦，那么当然现代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梳理和澄清一下，看看语言的结构到底是什么，语言在科学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中到底应该怎么用。　　对语言问题的关注，是分析学家在哲学史上最显著的“商标”。他们认为，语言符号问题其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可是，历史上的哲学家们在表达自己的观点，也就是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往往是想都不想就说出一大段话。结果误用了“语言”，留下来一大堆谁也看不懂的话。　　于是，分析哲学家就不干了。他们说这不行，你们这些老前辈们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先讨论“世界是怎么样的”（本体论）问题，后来从笛卡尔开始又转而研究“人如何认识世界”的（认识论）问题，但是你们从来就没有考虑“人用来认识世界的那个中介物———语言”的问题。　　语言问题其实是很重要的，分析哲学家们说，因为我们任何一种知识，都得用语言说出来，即使不说出来，在头脑里面想的时候，也是在用一种“无声的语言”进行思考。可见，一切哲学问题都是关于语言的问题。所以，当代哲学必须再来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进行第二次转向，即“语言学转向”。语言问题是最基本的哲学问题。　　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口号，是因为一开始，分析哲学家的思想受科学的影响很深。在他们看来，两千多年来，科学取得了扎扎实实的进步，而哲学几乎在原地循环，哲学的落后和科学的进步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里的原因就在于，科学使用的语言是精确的，是可以交流和检验的。所以，当代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建立像科学语言一样的哲学语言。　　不过，讨论语言其实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讨论语言本身的结构，这就会带来讨论“理想语言”的逻辑学。这就是罗素那拨人主张的“逻辑的分析”。另一个是讨论语言在实际生活问题中的运用，这就是摩尔等人的“日常语言分析”。维特根斯坦在前期思想中基本靠近前者，但在后期他又主张“日常语言的分析”。他自己说“我们走在没有摩擦的光滑冰上———在一定意义上的条件是理想的，但正因如此，我们不能行走。我们想走路的话，需要磨擦。所以回到粗糙的地面吧！”　　/* 97 */　　第三部分　　维也纳学派　　1924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哲学教授石里克先生，同一批志同道合的哲学家一起组成了讨论小组。每个礼拜四的晚上，石里克就邀请他们聚在一起，讨论关于逻辑和认识论的问题。起初，这个讨论小组上有卡尔纳普、纽拉特、克拉夫特、考夫曼、魏斯曼和费格尔等人。后来，随着影响的渐渐扩大，又有数学家哥德尔、物理学家伯格曼、弗兰克等人加入进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维也纳小组”。1929年，这个小组发表了自己的纲领———《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小组》，标志着维也纳学派的正式形成。　　维也纳学派在分析哲学的浪潮中兴起，所以很厌烦黑格尔式的思辨传统，而愿意将弗列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视为“先知”。据说，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把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当作自己的“圣经”，在学术聚会与学术沙龙上逐字逐句地朗诵和讨论。但是高傲的维特根斯坦本人，却多次拒绝成为这个著名小组的成员。　　维也纳学派也主张，要用科学的严谨来改革哲学的玄奥。而改革的目标，就是要让哲学科学化，成为一种类似于科学的哲学。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改造语言，让哲学家眯着眼睛说的那些“梦话”，变成是可以交流的、具有确定含义的“物理语言”。　　这种物理语言的最终表现，就是一种逻辑的符号语言。这批雄心勃勃的维也纳哲学家，还试图以此为基础来统一科学，把所有的学科都科学化。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结构》。他说自己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直接经验中的概念上合理地重建其他“一切知识领域的概念”。　　接下来，很自然的情况就是，维也纳学派的这批人都很讨厌形而上学的思辨。在他们眼里，形而上学根本就不是“知识”，而只是像诗歌、文学一样是想像的产物。当然，这并不是在说形而上学没有价值，而只是认为形而上学缺乏作为一门科学知识的资格。　　需要强调的是，维也纳学派并不是一种思想理论统一的哲学学派，而是如英国人艾耶尔说的那样，它更应该被算作是一种掀起新的哲学思潮的运动。在这个学派的成员中，内部矛盾也是层出不穷。最显著的是石里克和纽拉特之间的矛盾、卡尔纳普和石里克之间的矛盾、费格尔和卡尔纳普之间的矛盾，最后连卡尔纳普和纽拉特之间也发生了矛盾。　　1936年，石里克教授被一个纳粹分子暗杀。之后，维也纳学派的大部分成员都陆续向国外逃亡，只有克拉夫特留在维也纳大学，继续从事维也纳学派的教研工作。1938年奥地利被希特勒吞并之后，他也被撤销教授职务以及图书馆的兼职，后来只好隐居乡间。从此，哲学史上的维也纳学派再也不复存在……　　/* 98 */　　第三部分　　返回事情本身　　“返回事情本身！”这可是20世纪最响亮的哲学口号。提出这一口号的是谁？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现象学之父胡塞尔。在这一口号的旗帜下聚集了一大批一流哲学家：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梅洛。庞蒂、萨特、莱维纳斯等等。所以现象学形成了20世纪一场声势浩大的哲学运动。　　不少其他哲学流派都是现象学运动的副产品，比如存在主义、哲学解释学。现象学方法还被广泛地运用到其他领域，如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等等，所以不知道现象学就等于不懂20世纪的哲学！　　现象学的诞生有一个标志，那就是胡塞尔1900年发表的《逻辑研究》一书，距今已有一百多年了。这一百多年里现象学的影响已经遍及全世界，而且在不同国家形成了不同风格，德国有德国风格的现象学，法国有法国风格的现象学。　　现象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流派，所以要是泛泛地问现象学有什么特殊的理论，那就太外行了。在现象学阵营里，几乎每一个现象学家的理论都不一样。可以说从胡塞尔这个现象学之父那里产生了性格各异的子女，其中还有不少要造他的反呢。　　不过虽然现象学内部有这么大差别，但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他们都赞成“返回事情本身”这条基本原则。　　谈了这么多，大家不禁要问：现象学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字？那句“返回事情本身”又是什么意思呢？　　现象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现象的学问。这就奇怪了，自古以来哲学都是研究事物的本质，把现象看成表面的、变化不定的东西，怎么研究现象的学问倒变成了哲学了呢？在现象学看来以往的哲学追求本质，这实际上意味着对现象的简化、还原，忽视了现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就像古代一些哲学家们把世界万物都归结为一个本源：水、火、气、精神等等。科学也是如此，把各种现象都归结为那么几条简单的规律。既然我们的知识都是从现象中得来的，怎么能轻易的对待现象呢？所以现象学不承认那些独立于现象之外的本质，而且认为本质就在现象中，本质不是通过抽象思考得到的，而是“看”到的———这可不是一般的“看”，而是现象学地“看”！　　现象学的第一原则就是“意向性原则”，这是胡塞尔从他的老师布伦塔诺那里学来的。这条原则其实也不难，就是说我们的意识总是指向某个对象，我们的意识都是对某个对象的意识。现象学就是研究意识是如何活动，并以什么方式看到对象的。　　返回到事情本身，实际上就是返回到直接的现象本身。　　/* 99 */　　第三部分　　学会“看”！　　胡塞尔可不想使自己的哲学成为随着时代而变化的“世界观”，而是要使之成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他就是以一个科学家自居的，所以他的哲学很讲究严格性，反对那种随意遐想、“思想火花”式的哲学。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我正由于欠缺明晰性和萦绕不散的怀疑而倍觉痛苦……我必须赢得明晰性，否则我就不能生活下去！”可见他对自己的哲学探索有着宗教般的虔诚。　　他的所有努力都花在研究意识活动上，也就是如何现象学地“看”。要学习现象学地“看”，有一套很复杂的方法，只有专门研究的人才能掌握。他认为我们生活中的“看”掺杂了太多日常的信念，而现象学的“看”是一种纯粹的“看”，它能直接把握住呈现给我们的东西。　　比如我们看一棵树，总会有这样的信念，即这棵树是存在着的。但胡塞尔要我们把这些信念存而不论，只是专注于现象本身。大家一定能联想到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的观点吧，确实俩人在这一点上很相似。　　据说他的学生们花了一个学期来练习怎么用现象学的眼光“看”桌子，然后对看到的纯粹现象进行描述。而受现象学影响的萨特曾花了很长时间盯着路灯“看”，差点儿没被当成神经病！　　胡塞尔总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初学者，他为他的现象学研究制定了庞大的计划，可实现出来的还不到1/100.他是个真正的哲学家，他日以继夜、不知疲劳地工作，对外在的名利毫不关心。在他1938年去世后，留下了45000页庞大的速记稿。当时正处于纳粹统治时期，他的一个朋友利用外国使馆的专用皮箱，才得以把这批宝贵的哲学财富转移到国外。现在在瑞士的卢汶，人们专门建立了一个胡塞尔档案馆，保存这些手稿。研究胡塞尔思想的人们都为可以去翻阅这些宝贵的手稿而感到荣幸。　　胡塞尔深深地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据说有一次上讨论课，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学生做出简单的回答，于是他又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一个人自言自语讲了3个小时。讨论课结束了，他兴奋地对海德格尔说：“这真是一堂热烈的讨论课！”　　这实际上也构成了胡塞尔的缺点。因为他的思想基本上就是一种独白，很难突破个人思想的圈子而被广泛地理解。胡塞尔的著作很难懂，他最亲密的学生也常常误解他的思想。他也有不少亲密的助手，但他最终发现最好的助手还是他自己。　　他曾把海德格尔当作自己的接班人，甚至说“现象学只有我和海德格尔而已”。可后来海德格尔发表著名的《存在与时间》后，胡塞尔才发现原来这位杰出弟子的思想和他的思想完全不是一回事。可海德格尔却认为他的书就是按照胡塞尔的思路写的，并且这本书就是献给他的。　　胡塞尔没有时间使他的思想被别人理解，他勇往直前地献身于一项远超出他自己的力量，也远远超出常人能力的任务。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真正的哲学使命感。所以我们即使不赞同他的哲学，但至少他这种追求真理的热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也许对他的“误解”并不是什么坏事，正是这种“误解”才衍生出后人如此丰富的思想，才有声势浩大的现象学运动。虽然我们现在所称的“现象学”已远不是胡塞尔意义上的现象学了，但胡塞尔作为现象学的创始人仍然值得我们尊敬和研究。　　/* 100 */　　第三部分　　纳粹哲学家？　　有一次海德格尔讲授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开场便说：“他出生，他工作，他死了。”人的存在就是这么简单。其实海德格尔的生平也可以这么介绍，他的一生除了纳粹时期的那段经历外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对于一个思想家而言他的生平和他的思想其实就是一回事。但他的思想影响力实在太大，对于一个思考存在的人很有必要多了解一下他的存在状况。　　海德格尔1889年9月26日出生于德国巴登邦的梅斯基尔希。这是一个农村小镇。他的父亲在镇上的天主教堂任司事。后来海德格尔到离家乡50公里以外的康斯坦兹上中学，想为将来做牧师作准备。有一年暑假他回家度假，一位神父给了他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布伦塔诺的《论“存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多重含义》。这本书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此存在问题就成为了他终生思索的问题，而最初他也是由于用现象学来解释亚里士多德而出名。所以一本书可以改变人的一生，这在海德格尔那里表现得最明显了。　　后来他决定放弃牧师的前程而专攻哲学，并成为胡塞尔的学生。胡塞尔对海德格尔非常赞赏，把他当成自己的得意门生。海德格尔跟随胡塞尔掌握了现象学方法，并应用于存在问题研究。1927年他发表了《存在与时间》一书，一举成名，由此成为了存在主义的创始人。　　海德格尔在纳粹时期有一段很不光彩的历史。1933年纳粹政府任命海德格尔为弗莱堡大学校长，他发表了校长演说《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里面充斥着拥护纳粹以及和纳粹宣传相似的言论。他认为德国大学的目的是“教育和训练德国人民命运的领袖和卫士”，提出要在纳粹运动中“彻底改造德国大学”，要把学院自由赶出德国大学。还说德国大学的支柱是为“劳动服务、军役服务和知识服务”。有一段话更是赤裸裸地拥护希特勒：“任何原理和理想都不是你们存在的原则。元首本人而且只有元首本人才是今天与未来的德国现实及其法规。”　　在纳粹倒台后这些言论成为了他拥护纳粹罪状的重要材料。海德格尔后半生一直为他的“纳粹问题”所困扰。他在各种场合为自己辩护，说那些话只不过是形势所迫，装点门面而已。他也承认当时他确实把纳粹运动看成一种新事物，还没有认清它的本质。　　毕竟他是一个哲学家，对政治所知甚少。纳粹只是利用他的名望让他当校长。后来他逐渐认识到纳粹的活动和他的理想根本不是一回事，不久就辞去了校长职务，并受到纳粹的排挤和监视。1944年夏天还被送往莱茵河对岸挖战壕。　　可不少人对他这段不光彩的历史耿耿于怀。还有人专门写书探讨他的思想与纳粹的关系。当然大多数人还是认为他的存在思想与纳粹没有直接关系，他只是失足而已。不过他在纳粹时期的一些做法也实在很过分。比如他疏远了和他的老师胡塞尔的关系，因为胡塞尔是犹太人。在胡塞尔去世后也没有参加葬礼。后来他专门给胡塞尔的夫人写信，请求宽恕。　　海德格尔的思想确实很深邃，特别是后期思想变得越来越神秘。他在森林里建了一座小木屋，每当空闲时就来到这里与群山密林相伴，体验存在的神秘，他的许多重要作品都是在这里写成的。现在他的作品全集出了65卷之多。但他认为自己并没有找到什么真理，只不过一直行进在途中。　　/* 101 */　　第三部分　　存在之谜　　“每个伟大的哲学家只思考一个东西”，海德格尔的这句话也适合他自己。那么海德格尔思考什么？很简单：存在。这确实是个问题，哈姆雷特不也说过嘛：“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一个问题。”但这个存在问题能当作哲学问题来思考吗？当然不行，海德格尔可不是那种专门思考要死要活的人！　　不过其他关于存在的问题也太普遍了，人类在考古时不也有古代文明的存在问题吗？人类和宇宙的起源问题不也可以说是人类和宇宙的存在问题吗？这些是不是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呢？当然不是。海德格尔既不是考古学家，也不是人类学家或天文学家，他可不思考那种存在问题。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到底指什么呢？　　首先要注意，实际上前面谈到的那些存在问题还不是真正的存在问题，而是关于存在者的问题，因为那些问题问的是某个东西存在还是不存在，或者怎样存在。而海德格尔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存在问题就是要思考存在本身，也就是纯粹的存在概念。这简直是语言游戏嘛，存在者当然就存在了！可是哲学家就要计较这个小区分，它的意义可大着呢。　　海德格尔就把这个存在和存在者的区分当成哲学的第一条原则，把它称之为存在论区分，他的整个哲学就是存在论。存在论可不是什么新鲜词，在西文中它和传统哲学中的本体论是一个词。这样说来整个西方哲学史都在探讨存在问题。那海德格尔的思想又有什么特别的呢？　　在他看来西方的哲学本来是探讨存在问题的，但从一开始方向就偏了，忙着去寻找存在者背后的本体。但本体还是存在者啊，存在本身倒给遗忘了。说白了就是没有注意存在论区分，没有研究存在而研究存在者去了。这可不得了，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是件决定西方命运乃至整个人类命运的大事，整个西方文明以及现代的科学都是因此而产生的。　　那么这个不是存在者的存在到底是什么？它就是最抽象、最一般的概念。不相信？不信就试一试吧。　　我们从一个人开始，假定他叫张三。我们可以说张三是男人。男人比张三抽象些吧。我们还可以说张三是人。人又比男人抽象。我们还可以说张三是动物。动物又比人抽象。更进一步：张三是生物。还有更抽象的概念说明张三吗？有：张三是事物。还有吗？张三存在。还有吗？没有了。　　越抽象的概念包含的东西就越多，这在逻辑学上就叫做：内涵越小外延就越大。存在包含事物，事物包含生物，生物包含动物，动物包含人，人包含男人，男人包含张三。所以从男人到存在，这几个概念是越来越抽象，包含的范围越来越广。存在就是最抽象了，包含的东西也最广了，所有的存在者都可以用它来规定。　　存在太明显了吧，我的手存在着，窗外的树存在着，山存在着，地球存在着……存在怎么就成了一个谜呢，在常人看起来未免感到可笑，存在有什么好说的！可是哲学家偏要说，偏要问你什么是存在本身？这可就难了。存在既然是最普遍、最抽象的概念了，也就没有更高的概念去规定它了。要再问它是什么，可就没法回答了。　　也许我们只能感受到存在，它依托着我们，就像以前哲学说的本质、本体一样，没有它就没有万事万物。存在就像空气一样，它围绕着我们、伴随着我们，我们一刻都不能离开它，反而不能察觉它了。等到哲学家来问你存在问题，傻眼了吧，是不是觉得存在很不可思议呢？　　哲学就是要唤起这种对平常东西的惊异，越是清楚的东西就越要问个明白，结果越清楚的反而越晦涩了；要能做到这一点就算是入了哲学的门了。　　/* 102 */　　第三部分　　自由知识分子的典范　　你知道上世纪80年代对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是谁吗？他就是法国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特。那时，大学生们的嘴边常挂着他的名字，经常引用他的格言，他的生活方式也成为不少人效仿的榜样。　　这个萨特其实跟中国很有缘，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访问过中国，赞扬中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他把自己也看成是马克思主义者，声称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不可超越的哲学，而自己的哲学只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在西方，他是著名的左派人物，激烈地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但他并没有加入什么党派组织。　　萨特并不是什么单纯的哲学家，他还是著名的文学家。他尝试各种文学体裁的写作：小说、戏剧、文学评论、传记等等，以至于他的文学作品比他的哲学作品要多得多。　　他的文学作品有一个特点就是哲理性很强，实际上他是在用文学来阐释他的哲学。因此他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这从他作品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如《恶心》、《禁闭》、《群蝇》，这些作品表达了存在主义的一些观念，如人生的荒谬、人的自由选择、羞耻、焦虑等。　　他的文学的名望甚至比他哲学的名望还大，他的每一部戏剧作品的上演都会引起人们热烈的争论。很少有人同时在哲学和文学两个领域都取得如此杰出成就，而萨特就是难得的一位。　　但萨特的生活比他的作品更精彩。他可不是那种整日呆在书房里读书写作的知识分子，他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比如他强烈反对法国政府对阿尔及利亚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镇压，其住所还两次遭到右翼分子的炸弹袭击。当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他又站出来公开谴责苏联的霸权主义。他办过各种激进报纸，当左翼的《人民事业报》遭到政府查封时，他亲自走上街头向行人分发报纸。他的影响越来越大，在他1980年逝世后，巴黎有五六万人自发地为他送葬，那场面恐怕只有18世纪的思想家伏尔泰能与之相比。　　当他鼓动学生反对政府的时候，有官员建议当时的戴高乐总统“逮捕萨特”，戴高乐回答道“当年法国国王可没有逮捕伏尔泰”！确实，萨特和伏尔泰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是那种才华横溢、热爱自由、不畏权利而又勇于斗争的思想家。　　/* 103 */　　第三部分　　人注定是自由的　　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可以说就是一种自由哲学。在他看来人是自由的，人活着就是在不断地进行自由选择。　　也许你马上会反驳：毕竟人也要受很多限制啊。首先自然规律限制了我们，有种种自然灾害我们无法避免，我们也不能揠苗助长，想生产多少粮食就有多少粮食；其次我们的生理结构限制了我们，鸟儿能自由飞翔，我们却不能；还有我们生活的社会也给了我们种种限制。我们常常感到活着太不自由，怎么能说人就是自由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