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格首先是一位数学家。他在1873年从哥廷根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以后，返回耶拿大学的数学系。1879年，他成为一名数学教授，直到退休。但是，非常重要的是，弗雷格是第一个把数学和逻辑紧密结合起来的哲学家。他用哲学的眼光去看待数学。简单地说他的数学哲学思想，有这么三条原则———第一，数学不是来自经验活动，而是先天的真理。因为在任何时间地点，一个智力正常的人不用理会经验活动，就完全可以掌握数学的运算规则。这就说明了第二点，数学真理又是普遍的、客观的。你说一就是一，我也不能把一说成是二，那样是“没道理”。还有一点就是，所有的数学最终可以划归为逻辑，数学是逻辑的一部分。弗雷格为什么敢这么说呢？因为他发现，任何一个数学证明，都是从不证自明的前提出发的，按照设定的规则，推论出结论。然而问题是，这些前提真的是不证自明的吗？那些规则真的是有效的吗？没有人告诉我们是这样的，因此，整座数学大厦似乎是在半空中飘荡，没有确定的基础可言。于是，弗雷格想证明，构成数学大厦的那些假设和方法，都是可以从基本的逻辑原理中推导出来的。有纯粹逻辑作为保证，数学就有了稳固的基础。然而，逻辑怎么就能够充当这么重要的角色呢？这同弗雷格对“逻辑”的理解有关。他说，逻辑根本不是“思维的规则”，事实上也与思维无关。逻辑关系独立于人的思维而存在。诚然，人类可以认识它们、学习它们、忽视它们、误解它们等等，但所有这些行为都不依赖于人而存在。这就意味着，逻辑命题是客观真理。我们有可能把握它们，也可能把握不了，但其存在与人的思维无关。所以，“逻辑”和“做出逻辑的判断”是两码事。“逻辑”是客观的东西，而“做出逻辑的判断”则是主观的活动，我们根据客观的“逻辑”才能够做出主观上的“逻辑判断”。弗雷格的逻辑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他区分了“意义”（含义）和“意谓”（所指）。我们都认为，一个词指代一件东西（意谓），这就是这个词的功能。但是弗雷格说这还不够，一个词除了能指代一件东西（意谓），它还有自己特定的含义（意义）。比如说，在“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行星”这句话里，“水星”和“离太阳最近的行星”两种说法指的是同一件东西，但它们毕竟是两种说法。说“水星”也许更多地让人联想起一些人文知识，而说“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则是一种科学知识的表达。身为数学家，弗雷格一生都在耶拿大学数学系工作。其著作发表后，并未引起大家所注意，因为人们依然坚信，数学和逻辑是人类心灵的产物。直到多年以后，英国人伯特兰·罗素“发现”了他，才将他展现给全世界。第三部分长寿的罗素勋爵有人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有名的哲学家至少得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你要活得长，另一个是你要不断地发出声音。英国人伯兰特·罗素就同时做到了这两点。他活到了97岁，而且他一辈子都在满世界宣讲他的各种思想。就在逝世的前几天，他还发表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声明，谴责以色列袭击埃及和巴勒斯坦的难民营……罗素无疑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虽然英国人也注意到还有一个叫维特根斯坦的奥地利哲学家也很伟大，但是有着特别自豪感的英国人可能会对此不以为然。英国哲学家艾耶尔在一本讨论维特根斯坦的书中这样赞叹道：维特根斯坦如此伟大，以至于成为仅次于罗素的哲学家。罗素似乎总是精力充沛，在他的一生中，在许多领域中都是积极的活跃分子。用现在的教育体制来看，罗素要文科能文科，要理科能理科。不过严格说来，作为数学家和逻辑学家的罗素，要比作为哲学家和文学家的罗素要重要得多。他在数学和逻辑上的成就几乎是划时代的，是数学中“逻辑派”的领袖。而罗素的文字，也是优雅流畅，机智幽默，堪称现代英语写作的典范。后来他在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据说，罗素迄今为止是不靠文学作品（小说和诗）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是柏格森）。罗素在自己的自传中写道：“有三个简单而强烈的热情决定了我的一生：对爱的需求，对知识的渴求和对人类苦难难以承受的同情。”这种说法还真得十分贴切。他一生结过4次婚，其中第4次婚姻时，罗素已年届八旬。而他同时是伟大的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此外，罗素还爱发表自己对于社会的看法，在敏感的时期，他总会出现在敏感的场合说一通敏感的话，做一些敏感的事。1915年，罗素因参加反战活动，被政府宣判为有罪，并被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解除了教职。他甚至因批评政府而蹲了半年监狱。但是这一点也没有影响罗素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1955年，罗素争取到爱因斯坦的支持，发表了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号召东西方科学家召开一次世界性会议，共同讨论采取什么实际行动，以应付人类面临的核武器危机；1961年，89岁高龄的罗素因组织群众在空军总部和国防部门前静坐示威而被法庭判处一周的监禁……在学问上，罗素是语言分析学派的主要成员。他讨厌那些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形而上学的思考，而愿意讨论数学或逻辑这些比较确定的东西，在他看来，逻辑属于“那个能被思想理解，却不能被思想所创造的独立的世界”。玩数学或者玩逻辑当然需要足够聪明和清晰的大脑。而罗素活到90多岁还有清楚的头脑和不老的热情。据说，罗素在80多岁时说他的已经90多岁的老师怀特海“真是老糊涂了”，而怀特海先生反过来说罗素“还是不成熟”。怀特海是个天才，他非常年轻时就成了剑桥的教授。由于他是天才，所以很快就看出罗素也是天才。罗素在剑桥上大学时，怀特海对罗素说：“你不用学了，你都会了。”不久后他们由师生变成合作者，共同写作了划时代的著作《数学原理》。第三部分有一个人叫维特根斯坦有一人叫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家，但这个维特根斯坦却是个怪物。他一辈子有过很多职业：士兵、机师、建筑师、小学老师、大学教授。用“多才多艺”来形容他一点都不过分。他10岁时就自己做了一台缝纫机，后来又造过飞机的发动机。艺术造诣也很高，他的单簧管水平是专业级的。他还为他的姐姐设计过一栋楼房。维特根斯坦虽然有个亿万富翁的父亲，但他却把所继承的遗产全部送给了别人。此外，维特根斯坦还是个勇敢的士兵，参加过“一战”，他的战友回忆说，有一次对方的炮火打得大家东躲西藏，只有维特根斯坦在继续干活。但是，历史记住的维特根斯坦，仍是一位哲学家。与其说他是一位“分析哲学家”，不如说他是一位“哲学的哲学家”。他生活得特立独行，哲学的创造性，在哲学史上难以找到第二个和他一样的人。据说有一天他跑到罗素那里，问：“你看我是不是一个十足的白痴？”罗素不知他为什么这样问，维特根斯坦说：“如果我是，我就去当一个飞艇驾驶员，但如果我不是，我将成为一个哲学家。”罗素于是要他写一篇论文，只要写他自己感兴趣的题目就行。维特根斯坦不久把论文拿来了。罗素刚读了第一句，就相信他是个天才，于是劝他无论如何用不着去开飞艇。维特根斯坦的另一个老师摩尔也非常欣赏维特根斯坦，摩尔的理由是“我在讲课时他看上去很困惑，而其他人都不是这样的”。据说维特根斯坦拿他的不朽著作《逻辑哲学论》到剑桥申请博士学位，答辩主持人是罗素和摩尔。罗素问他，你一会说关于哲学没有什么可说的，一会又说能够有绝对真理，这不是矛盾的吗？维特根斯坦拍着他们的肩膀说：“别急，你们永远也搞不懂这一点的。”答辩就这样结束了，罗素和摩尔一致同意通过答辩。此后，维特根斯坦觉得自己已经从根本上成功地解决了他所关心的所有哲学问题，于是跑到奥地利南部的山村去教小学生。在那些小学生的眼里，维特根斯坦是另一个人，他不仅敬业尽职，而且对学生们满怀关爱。他用多种方法鼓励孩子们主动投入学习，常常用富有趣味的实例来解释事物的原理。他带着孩子们组装蒸汽机，他用自己的显微镜辅导学生观察小动物的骨骼，他自己花钱领孩子们旅行、参观，在旅行中教孩子们识别各种岩石和植物，在维也纳教孩子们观察各种风格的建筑。对那些禀赋优异的孩子，维特根斯坦更是关怀备至，甚至曾提出收养其中的一个，可是那个孩子的父亲拒绝了这个“疯狂的家伙”。后来他重返哲学界，但除了一篇小论文，再没发表过任何文著，但他的学生所记的课堂笔记却广为流传，使他成为分析哲学界最有影响的人物。当然，维特根斯坦最后还是辞去了剑桥的教授职位，理由是“不堪忍受教授的生活”。第三部分对不可说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很会给哲学史添麻烦。他在20年代的思想和在30年代的思想居然是截然不同的。于是，一个维特根斯坦就变成了两个维特根斯坦。我们现在一般称作“前期维特根斯坦”和“后期维特根斯坦”。前期的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典型的分析哲学家。其代表作是《逻辑哲学论》。这本书是他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完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维特根斯坦应征入伍，但还没有打仗就成了意大利人的战俘。据说被俘时，维特根斯坦正骑在炮筒上，用口哨吹着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维特根斯坦后来对自己应征入伍动机的解释是：“因为我有自杀倾向，而没有比战争更好的自杀方式。”在这本《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所使用的逻辑语言能够反映出世界的逻辑结构，词和词之间的连接方式反映了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连接方式。所以，逻辑语言的世界是事实世界的投影。我们的日常语言不太规范，所以我们得使用符合逻辑的语言才行，它们才是规范的语言。但是，不管我们用哪种语言，总有些东西是我们没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我们只能说出一些可以表达的东西。那么，什么是“可说的”呢？所有自然科学的命题，都是可说的。它们比较简单，因为我们能够用逻辑语言把它们说清楚。那么，什么是“不可说的”呢？生命、激情、情感、伦理、价值、宗教、形而上学的本体，还有一切赋予人生以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它们都是不可说的。它们是如此神圣，以至于没法被我们说出来，而只能在沉默中显示。而以前的那些哲学，就是拼命想说清楚这些本来就说不清楚的东西，结果弄得越说越不清楚。维特根斯坦认为，凡是不可说的、只能在沉默中显示的东西，永远比可说的东西重要。因为“凡可说的，都是可以说清楚的”，而“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第三部分在生活中说话美国著名哲学史家考夫曼曾经说过，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标志是：他的出现为哲学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而像这样的事情，维特根斯坦在他的一生中居然做了两次！后期的维特根斯坦，也就是从奥地利的乡村学校返回英国后的这段时间，他几乎完全抛弃了自己原来的思想。他不再承认逻辑语言的力量和规范性，也不再认为在结构上逻辑语言的世界和日常世界是一样的。相反，他投向了生活世界，开始用日常语言说话了。比如说，以前他会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在于它对应着一个对象。但是现在他发现，有很多词找不到对应的东西，但它们依然有意义，而且在生活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比如：救命！ 走开！ 好吧！ 啊唷！ 不！谁能够为这些词找到它们所对应的对象呢？找不到！但它们又确实是“有意义的”。看来，在现实的生活语言中，决定语言意义的东西，倒不是它所对应的那个对象，而是它被运用的那个环境。于是，语言就像是一场游戏。在游戏中，某个东西是有意义的，这并不是因为它和现实有什么必然联系，而是因为它在这个游戏里面。语言的游戏是有规则的，叫做“语法”，所以一个词的意义具体是什么，还得由整个语言的语法所决定。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然而，游戏的规则又是由谁决定的呢？维特根斯坦说，肯定不是上帝啊、理性啊这些东西决定的，而只是玩游戏的人在一起商量来的结果。于是，不同的人群在一起进行语言游戏，就会导致这场游戏会有多种玩法。甚至同一群人在一起玩，也会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玩法。那么，到底怎么玩才能称得上是“语言游戏”呢？维特根斯坦说，这没关系，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好了。本来也没有一个恒定的标准或者本质的东西。这些游戏和它们的规则，就像在一个大家族里面的成员一样，大家彼此相似罢了。这就是他所说的“家族相似”。于是，在这个“后期维特根斯坦”看来，本不该有哲学问题。哲学问题的出现，是哲学家误用了我们的日常语言，说了不该说的话。这是典型的庸人自扰，甚至是一种病态，是哲学家的“神志昏迷”。所以，哲学的任务就是当一个人搞哲学的时候，让他停下来，对他进行“治疗”，让他从语言的误用中回到语言的日常用法上来。这样，哲学问题就消除了，哲学家的病也就治好了。“不要想，而要看！”维特根斯坦如是说。第三部分语言遭遇分析在20世纪，“分析哲学”可谓名声显赫。它20世纪初诞生在英国的剑桥，二战以后主要在美国流传。参与到“分析哲学”圈子里面来的哲学家大多都是说英语的，其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和主要作品，也都是用英语写出来的。所以有人就说，在英语世界里，20世纪就是分析哲学的世纪。“分析哲学”几乎就是20世纪“英美哲学”的同义语。那么，什么是“分析哲学”呢？其实，分析哲学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种运动。分析哲学家们虽然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但是他们却具备两个共同特征———一是以语言为研究对象。他们认为，原来的那些本体论、认识论乃至伦理学等等哲学问题，之所以是“有问题”的，就在于人们没有合理的使用语言。二是推崇分析方法。既然不合理地使用语言带来了这么多的麻烦，那么当然现代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梳理和澄清一下，看看语言的结构到底是什么，语言在科学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中到底应该怎么用。对语言问题的关注，是分析学家在哲学史上最显著的“商标”。他们认为，语言符号问题其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可是，历史上的哲学家们在表达自己的观点，也就是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往往是想都不想就说出一大段话。结果误用了“语言”，留下来一大堆谁也看不懂的话。于是，分析哲学家就不干了。他们说这不行，你们这些老前辈们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先讨论“世界是怎么样的”（本体论）问题，后来从笛卡尔开始又转而研究“人如何认识世界”的（认识论）问题，但是你们从来就没有考虑“人用来认识世界的那个中介物———语言”的问题。语言问题其实是很重要的，分析哲学家们说，因为我们任何一种知识，都得用语言说出来，即使不说出来，在头脑里面想的时候，也是在用一种“无声的语言”进行思考。可见，一切哲学问题都是关于语言的问题。所以，当代哲学必须再来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进行第二次转向，即“语言学转向”。语言问题是最基本的哲学问题。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口号，是因为一开始，分析哲学家的思想受科学的影响很深。在他们看来，两千多年来，科学取得了扎扎实实的进步，而哲学几乎在原地循环，哲学的落后和科学的进步形成鲜明的对照。这里的原因就在于，科学使用的语言是精确的，是可以交流和检验的。所以，当代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建立像科学语言一样的哲学语言。不过，讨论语言其实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讨论语言本身的结构，这就会带来讨论“理想语言”的逻辑学。这就是罗素那拨人主张的“逻辑的分析”。另一个是讨论语言在实际生活问题中的运用，这就是摩尔等人的“日常语言分析”。维特根斯坦在前期思想中基本靠近前者，但在后期他又主张“日常语言的分析”。他自己说“我们走在没有摩擦的光滑冰上———在一定意义上的条件是理想的，但正因如此，我们不能行走。我们想走路的话，需要磨擦。所以回到粗糙的地面吧！”第三部分维也纳学派1924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哲学教授石里克先生，同一批志同道合的哲学家一起组成了讨论小组。每个礼拜四的晚上，石里克就邀请他们聚在一起，讨论关于逻辑和认识论的问题。起初，这个讨论小组上有卡尔纳普、纽拉特、克拉夫特、考夫曼、魏斯曼和费格尔等人。后来，随着影响的渐渐扩大，又有数学家哥德尔、物理学家伯格曼、弗兰克等人加入进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维也纳小组”。1929年，这个小组发表了自己的纲领———《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小组》，标志着维也纳学派的正式形成。维也纳学派在分析哲学的浪潮中兴起，所以很厌烦黑格尔式的思辨传统，而愿意将弗列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视为“先知”。据说，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把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当作自己的“圣经”，在学术聚会与学术沙龙上逐字逐句地朗诵和讨论。但是高傲的维特根斯坦本人，却多次拒绝成为这个著名小组的成员。维也纳学派也主张，要用科学的严谨来改革哲学的玄奥。而改革的目标，就是要让哲学科学化，成为一种类似于科学的哲学。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改造语言，让哲学家眯着眼睛说的那些“梦话”，变成是可以交流的、具有确定含义的“物理语言”。这种物理语言的最终表现，就是一种逻辑的符号语言。这批雄心勃勃的维也纳哲学家，还试图以此为基础来统一科学，把所有的学科都科学化。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结构》。他说自己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直接经验中的概念上合理地重建其他“一切知识领域的概念”。接下来，很自然的情况就是，维也纳学派的这批人都很讨厌形而上学的思辨。在他们眼里，形而上学根本就不是“知识”，而只是像诗歌、文学一样是想像的产物。当然，这并不是在说形而上学没有价值，而只是认为形而上学缺乏作为一门科学知识的资格。需要强调的是，维也纳学派并不是一种思想理论统一的哲学学派，而是如英国人艾耶尔说的那样，它更应该被算作是一种掀起新的哲学思潮的运动。在这个学派的成员中，内部矛盾也是层出不穷。最显著的是石里克和纽拉特之间的矛盾、卡尔纳普和石里克之间的矛盾、费格尔和卡尔纳普之间的矛盾，最后连卡尔纳普和纽拉特之间也发生了矛盾。1936年，石里克教授被一个纳粹分子暗杀。之后，维也纳学派的大部分成员都陆续向国外逃亡，只有克拉夫特留在维也纳大学，继续从事维也纳学派的教研工作。1938年奥地利被希特勒吞并之后，他也被撤销教授职务以及图书馆的兼职，后来只好隐居乡间。从此，哲学史上的维也纳学派再也不复存在……第三部分返回事情本身“返回事情本身！”这可是20世纪最响亮的哲学口号。提出这一口号的是谁？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现象学之父胡塞尔。在这一口号的旗帜下聚集了一大批一流哲学家：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梅洛·庞蒂、萨特、莱维纳斯等等。所以现象学形成了20世纪一场声势浩大的哲学运动。不少其他哲学流派都是现象学运动的副产品，比如存在主义、哲学解释学。现象学方法还被广泛地运用到其他领域，如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等等，所以不知道现象学就等于不懂20世纪的哲学！现象学的诞生有一个标志，那就是胡塞尔1900年发表的《逻辑研究》一书，距今已有一百多年了。这一百多年里现象学的影响已经遍及全世界，而且在不同国家形成了不同风格，德国有德国风格的现象学，法国有法国风格的现象学。现象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流派，所以要是泛泛地问现象学有什么特殊的理论，那就太外行了。在现象学阵营里，几乎每一个现象学家的理论都不一样。可以说从胡塞尔这个现象学之父那里产生了性格各异的子女，其中还有不少要造他的反呢。不过虽然现象学内部有这么大差别，但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他们都赞成“返回事情本身”这条基本原则。谈了这么多，大家不禁要问：现象学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字？那句“返回事情本身”又是什么意思呢？现象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现象的学问。这就奇怪了，自古以来哲学都是研究事物的本质，把现象看成表面的、变化不定的东西，怎么研究现象的学问倒变成了哲学了呢？在现象学看来以往的哲学追求本质，这实际上意味着对现象的简化、还原，忽视了现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就像古代一些哲学家们把世界万物都归结为一个本源：水、火、气、精神等等。科学也是如此，把各种现象都归结为那么几条简单的规律。既然我们的知识都是从现象中得来的，怎么能轻易的对待现象呢？所以现象学不承认那些独立于现象之外的本质，而且认为本质就在现象中，本质不是通过抽象思考得到的，而是“看”到的———这可不是一般的“看”，而是现象学地“看”！现象学的第一原则就是“意向性原则”，这是胡塞尔从他的老师布伦塔诺那里学来的。这条原则其实也不难，就是说我们的意识总是指向某个对象，我们的意识都是对某个对象的意识。现象学就是研究意识是如何活动，并以什么方式看到对象的。返回到事情本身，实际上就是返回到直接的现象本身。第三部分学会“看”!胡塞尔可不想使自己的哲学成为随着时代而变化的“世界观”，而是要使之成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他就是以一个科学家自居的，所以他的哲学很讲究严格性，反对那种随意遐想、“思想火花”式的哲学。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我正由于欠缺明晰性和萦绕不散的怀疑而倍觉痛苦……我必须赢得明晰性，否则我就不能生活下去！”可见他对自己的哲学探索有着宗教般的虔诚。他的所有努力都花在研究意识活动上，也就是如何现象学地“看”。要学习现象学地“看”，有一套很复杂的方法，只有专门研究的人才能掌握。他认为我们生活中的“看”掺杂了太多日常的信念，而现象学的“看”是一种纯粹的“看”，它能直接把握住呈现给我们的东西。比如我们看一棵树，总会有这样的信念，即这棵树是存在着的。但胡塞尔要我们把这些信念存而不论，只是专注于现象本身。大家一定能联想到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的观点吧，确实俩人在这一点上很相似。据说他的学生们花了一个学期来练习怎么用现象学的眼光“看”桌子，然后对看到的纯粹现象进行描述。而受现象学影响的萨特曾花了很长时间盯着路灯“看”，差点儿没被当成神经病！胡塞尔总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初学者，他为他的现象学研究制定了庞大的计划，可实现出来的还不到1/100。他是个真正的哲学家，他日以继夜、不知疲劳地工作，对外在的名利毫不关心。在他1938年去世后，留下了45000页庞大的速记稿。当时正处于纳粹统治时期，他的一个朋友利用外国使馆的专用皮箱，才得以把这批宝贵的哲学财富转移到国外。现在在瑞士的卢汶，人们专门建立了一个胡塞尔档案馆，保存这些手稿。研究胡塞尔思想的人们都为可以去翻阅这些宝贵的手稿而感到荣幸。胡塞尔深深地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据说有一次上讨论课，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学生做出简单的回答，于是他又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一个人自言自语讲了3个小时。讨论课结束了，他兴奋地对海德格尔说：“这真是一堂热烈的讨论课！”这实际上也构成了胡塞尔的缺点。因为他的思想基本上就是一种独白，很难突破个人思想的圈子而被广泛地理解。胡塞尔的著作很难懂，他最亲密的学生也常常误解他的思想。他也有不少亲密的助手，但他最终发现最好的助手还是他自己。他曾把海德格尔当作自己的接班人，甚至说“现象学只有我和海德格尔而已”。可后来海德格尔发表著名的《存在与时间》后，胡塞尔才发现原来这位杰出弟子的思想和他的思想完全不是一回事。可海德格尔却认为他的书就是按照胡塞尔的思路写的，并且这本书就是献给他的。胡塞尔没有时间使他的思想被别人理解，他勇往直前地献身于一项远超出他自己的力量，也远远超出常人能力的任务。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真正的哲学使命感。所以我们即使不赞同他的哲学，但至少他这种追求真理的热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也许对他的“误解”并不是什么坏事，正是这种“误解”才衍生出后人如此丰富的思想，才有声势浩大的现象学运动。虽然我们现在所称的“现象学”已远不是胡塞尔意义上的现象学了，但胡塞尔作为现象学的创始人仍然值得我们尊敬和研究。第三部分纳粹哲学家？有一次海德格尔讲授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开场便说：“他出生，他工作，他死了。”人的存在就是这么简单。其实海德格尔的生平也可以这么介绍，他的一生除了纳粹时期的那段经历外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对于一个思想家而言他的生平和他的思想其实就是一回事。但他的思想影响力实在太大，对于一个思考存在的人很有必要多了解一下他的存在状况。海德格尔1889年9月26日出生于德国巴登邦的梅斯基尔希。这是一个农村小镇。他的父亲在镇上的天主教堂任司事。后来海德格尔到离家乡50公里以外的康斯坦兹上中学，想为将来做牧师作准备。有一年暑假他回家度假，一位神父给了他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布伦塔诺的《论“存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多重含义》。这本书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此存在问题就成为了他终生思索的问题，而最初他也是由于用现象学来解释亚里士多德而出名。所以一本书可以改变人的一生，这在海德格尔那里表现得最明显了。后来他决定放弃牧师的前程而专攻哲学，并成为胡塞尔的学生。胡塞尔对海德格尔非常赞赏，把他当成自己的得意门生。海德格尔跟随胡塞尔掌握了现象学方法，并应用于存在问题研究。1927年他发表了《存在与时间》一书，一举成名，由此成为了存在主义的创始人。海德格尔在纳粹时期有一段很不光彩的历史。1933年纳粹政府任命海德格尔为弗莱堡大学校长，他发表了校长演说《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里面充斥着拥护纳粹以及和纳粹宣传相似的言论。他认为德国大学的目的是“教育和训练德国人民命运的领袖和卫士”，提出要在纳粹运动中“彻底改造德国大学”，要把学院自由赶出德国大学。还说德国大学的支柱是为“劳动服务、军役服务和知识服务”。有一段话更是赤裸裸地拥护希特勒：“任何原理和理想都不是你们存在的原则。元首本人而且只有元首本人才是今天与未来的德国现实及其法规。”在纳粹倒台后这些言论成为了他拥护纳粹罪状的重要材料。海德格尔后半生一直为他的“纳粹问题”所困扰。他在各种场合为自己辩护，说那些话只不过是形势所迫，装点门面而已。他也承认当时他确实把纳粹运动看成一种新事物，还没有认清它的本质。毕竟他是一个哲学家，对政治所知甚少。纳粹只是利用他的名望让他当校长。后来他逐渐认识到纳粹的活动和他的理想根本不是一回事，不久就辞去了校长职务，并受到纳粹的排挤和监视。1944年夏天还被送往莱茵河对岸挖战壕。可不少人对他这段不光彩的历史耿耿于怀。还有人专门写书探讨他的思想与纳粹的关系。当然大多数人还是认为他的存在思想与纳粹没有直接关系，他只是失足而已。不过他在纳粹时期的一些做法也实在很过分。比如他疏远了和他的老师胡塞尔的关系，因为胡塞尔是犹太人。在胡塞尔去世后也没有参加葬礼。后来他专门给胡塞尔的夫人写信，请求宽恕。海德格尔的思想确实很深邃，特别是后期思想变得越来越神秘。他在森林里建了一座小木屋，每当空闲时就来到这里与群山密林相伴，体验存在的神秘，他的许多重要作品都是在这里写成的。现在他的作品全集出了65卷之多。但他认为自己并没有找到什么真理，只不过一直行进在途中。第三部分存在之谜“每个伟大的哲学家只思考一个东西”，海德格尔的这句话也适合他自己。那么海德格尔思考什么？很简单：存在。这确实是个问题，哈姆雷特不也说过嘛：“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一个问题。”但这个存在问题能当作哲学问题来思考吗？当然不行，海德格尔可不是那种专门思考要死要活的人！不过其他关于存在的问题也太普遍了，人类在考古时不也有古代文明的存在问题吗？人类和宇宙的起源问题不也可以说是人类和宇宙的存在问题吗？这些是不是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呢？当然不是。海德格尔既不是考古学家，也不是人类学家或天文学家，他可不思考那种存在问题。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到底指什么呢？首先要注意，实际上前面谈到的那些存在问题还不是真正的存在问题，而是关于存在者的问题，因为那些问题问的是某个东西存在还是不存在，或者怎样存在。而海德格尔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存在问题就是要思考存在本身，也就是纯粹的存在概念。这简直是语言游戏嘛，存在者当然就存在了！可是哲学家就要计较这个小区分，它的意义可大着呢。海德格尔就把这个存在和存在者的区分当成哲学的第一条原则，把它称之为存在论区分，他的整个哲学就是存在论。存在论可不是什么新鲜词，在西文中它和传统哲学中的本体论是一个词。这样说来整个西方哲学史都在探讨存在问题。那海德格尔的思想又有什么特别的呢？在他看来西方的哲学本来是探讨存在问题的，但从一开始方向就偏了，忙着去寻找存在者背后的本体。但本体还是存在者啊，存在本身倒给遗忘了。说白了就是没有注意存在论区分，没有研究存在而研究存在者去了。这可不得了，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是件决定西方命运乃至整个人类命运的大事，整个西方文明以及现代的科学都是因此而产生的。那么这个不是存在者的存在到底是什么？它就是最抽象、最一般的概念。不相信？不信就试一试吧。我们从一个人开始，假定他叫张三。我们可以说张三是男人。男人比张三抽象些吧。我们还可以说张三是人。人又比男人抽象。我们还可以说张三是动物。动物又比人抽象。更进一步：张三是生物。还有更抽象的概念说明张三吗？有：张三是事物。还有吗？张三存在。还有吗？没有了。越抽象的概念包含的东西就越多，这在逻辑学上就叫做：内涵越小外延就越大。存在包含事物，事物包含生物，生物包含动物，动物包含人，人包含男人，男人包含张三。所以从男人到存在，这几个概念是越来越抽象，包含的范围越来越广。存在就是最抽象了，包含的东西也最广了，所有的存在者都可以用它来规定。存在太明显了吧，我的手存在着，窗外的树存在着，山存在着，地球存在着……存在怎么就成了一个谜呢，在常人看起来未免感到可笑，存在有什么好说的！可是哲学家偏要说，偏要问你什么是存在本身？这可就难了。存在既然是最普遍、最抽象的概念了，也就没有更高的概念去规定它了。要再问它是什么，可就没法回答了。也许我们只能感受到存在，它依托着我们，就像以前哲学说的本质、本体一样，没有它就没有万事万物。存在就像空气一样，它围绕着我们、伴随着我们，我们一刻都不能离开它，反而不能察觉它了。等到哲学家来问你存在问题，傻眼了吧，是不是觉得存在很不可思议呢？哲学就是要唤起这种对平常东西的惊异，越是清楚的东西就越要问个明白，结果越清楚的反而越晦涩了；要能做到这一点就算是入了哲学的门了。第三部分自由知识分子的典范你知道上世纪80年代对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是谁吗？他就是法国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特。那时，大学生们的嘴边常挂着他的名字，经常引用他的格言，他的生活方式也成为不少人效仿的榜样。这个萨特其实跟中国很有缘，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访问过中国，赞扬中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他把自己也看成是马克思主义者，声称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不可超越的哲学，而自己的哲学只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在西方，他是著名的左派人物，激烈地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但他并没有加入什么党派组织。萨特并不是什么单纯的哲学家，他还是著名的文学家。他尝试各种文学体裁的写作：小说、戏剧、文学评论、传记等等，以至于他的文学作品比他的哲学作品要多得多。他的文学作品有一个特点就是哲理性很强，实际上他是在用文学来阐释他的哲学。因此他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这从他作品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如《恶心》、《禁闭》、《群蝇》，这些作品表达了存在主义的一些观念，如人生的荒谬、人的自由选择、羞耻、焦虑等。他的文学的名望甚至比他哲学的名望还大，他的每一部戏剧作品的上演都会引起人们热烈的争论。很少有人同时在哲学和文学两个领域都取得如此杰出成就，而萨特就是难得的一位。但萨特的生活比他的作品更精彩。他可不是那种整日呆在书房里读书写作的知识分子，他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比如他强烈反对法国政府对阿尔及利亚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镇压，其住所还两次遭到右翼分子的炸弹袭击。当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他又站出来公开谴责苏联的霸权主义。他办过各种激进报纸，当左翼的《人民事业报》遭到政府查封时，他亲自走上街头向行人分发报纸。他的影响越来越大，在他1980年逝世后，巴黎有五六万人自发地为他送葬，那场面恐怕只有18世纪的思想家伏尔泰能与之相比。当他鼓动学生反对政府的时候，有官员建议当时的戴高乐总统“逮捕萨特”，戴高乐回答道“当年法国国王可没有逮捕伏尔泰”！确实，萨特和伏尔泰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是那种才华横溢、热爱自由、不畏权利而又勇于斗争的思想家。第三部分人注定是自由的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可以说就是一种自由哲学。在他看来人是自由的，人活着就是在不断地进行自由选择。也许你马上会反驳：毕竟人也要受很多限制啊。首先自然规律限制了我们，有种种自然灾害我们无法避免，我们也不能揠苗助长，想生产多少粮食就有多少粮食；其次我们的生理结构限制了我们，鸟儿能自由飞翔，我们却不能；还有我们生活的社会也给了我们种种限制。我们常常感到活着太不自由，怎么能说人就是自由的呢？哲学家当然要从理论上证明人的自由。萨特理解的人可不是人的肉体而是人的意识。人是自由的，因为人的意识是自发的、无拘无束的。即使人关在监狱里，那也只是关住了他的身，关不住他的心。而且在萨特看来事物的意义都是人所赋予的。即使感到不自由，那也是你赋予自由的意义。就像一块大石头，它可能挡住我们的去路，但我们也可以站在石头上眺望远处的风景。这两种情况下它对于我们的意义是不同的，但这些意义都是我们赋予它的。萨特的自由观与他的性格、他的生活经历是不可分的。萨特自幼丧父，外祖父和母亲对他宠爱有加，所以从小就具有强烈的自由感。他喜欢冒险，年轻时并不富裕，但仍把省吃俭用存下的钱用来环游各地。萨特给人的印象很自负。读大学时总是独来独往，以超人自居。但跟别人交往时，却能平等相待。他相信自身独特的价值，又承认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自身的价值。所以他对各种等级制度、专制制度深恶痛绝。1964年瑞典文学院宣布萨特为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但萨特却拒绝接受这份荣誉。他说他一贯拒绝来自官方的荣誉。比如1945年，他曾拒绝过政府授予他的荣誉勋位；他也明确表示不愿意跻身“法兰西学院”。他之所以这么做，是考虑到作家的工作性质。他认为一个作家的职责在于奉献他的作品，外来的荣誉会给他带来负面影响。萨特主张“介入文学”，即作家要投身到改造社会的活动中去，对各种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表明自己的见解；认为文学作品要干预社会现实。实际上写作只是他进行社会斗争的武器。他并不想通过他的作品获得什么荣誉。他热爱自由，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约束，对于婚姻也是如此。1929年，他在全国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中获得第一名，并结识了一同应试、获得第二名的西蒙娜·波伏娃。此后的岁月中，波伏娃成为萨特的终身伴侣与战友。但他们并没有结婚，波伏娃对此也能够理解。当然萨特不是那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顾后果、任性而为的人。他一方面强调人注定是自由的，能够自由选择，另一方面又强调人要自由地承担他行为的后果。你做了什么就应该为你的行为承担责任，这恰恰因为你是自由的，一切都是你自由选择的，你不能把责任推诿到其他人身上。责任是人正视自己的自由权利的表现。第三部分存在先于本质“存在先于本质”是萨特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这和他的自由观也有重要联系。传统的哲学都是要寻找事物背后的本质，并且认为正是本质才决定了事物的存在。而现象学否认事物背后有什么本质，认为本质并不能独立存在，而是和存在不可分。萨特接受了这种现象学的基本立场。1933年萨特曾赴德留学，悉心研读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体系。这就是一切从人、人的意识出发来研究人和这个世界，把人的主观意识的存在看成是一切存在的根本。在萨特看来事物首先存在着，然后人才去规定它的本质。比如某物之所以是一张桌子，就因为我可以在它上面看书、写字、吃饭；在另一种情况下，它也可能作为一堆柴禾，或一种武器。所以事物的本质都是后于它的存在，并且是人赋予它的。人自身也是如此。人首先存在着，没有什么本质预先规定着你，因此人的存在是自由的。但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形成自己的本质。你能做出什么，你就是什么。你做出多少，你就实现多少。萨特其实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是在自己创造自己。其实这种哲学观点就是萨特人生观的体现。他本人总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只有用工作和信念来拯救自己。他把他的全部才华和精力都放在写作上。他不知疲倦、速度惊人，有时为了提高写作速度竟然服用兴奋剂。据波伏娃回忆说，他写作的那气势、那速度，简直就像是看一场绝技表演。晚年由于患有多种疾病，再加上眼睛失明，萨特不能写作了，这使他感到很痛苦，他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了价值。但我们说他已经在有限的生命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己。他用他的存在创造了他作为“哲学家”和“文学家”的本质！第三部分人类充满性幻想？要列举对20世纪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家、真正的哲学家少得可怜。马克思———社会活动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始人，尼采———古典语文学家，弗洛伊德———心理学家、精神分析的创始人。但他们的思想都是革命性的，对哲学也有着深远的影响。谈起弗洛伊德，现在的中国人大概不会陌生，至少也听说过他创造的一些术语：潜意识、恋母情结、精神分析。也许你知道他的学说是以“性”为中心。没错，弗洛伊德是最著名的性学大师。人们一般对性讳莫如深。性似乎是个很丑陋、很隐蔽的东西，怎么能名目张胆地谈论它、研究它？20世纪80年代当弗洛伊德的学说传到中国时，人们还以为他讲的是“黄色”的东西呢。现在人们的思想开放了，性观念也更成熟了，已经能够坦然地接受和研究他的学说了。性其实是人类的基础。人就分为男人和女人，具有性是人最基本的特征。正因为有性，男女之间才会产生爱情，组成家庭，繁衍后代。人类因为性才得以延续。性在人类生活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而人们的各种苦恼也往往由性而生。哲学上也有谈性的，比如叔本华。他的“生命意志”概念也包括性的本能冲动。有人认为弗洛伊德是受到了叔本华的影响。但弗洛伊德本人并不承认这点，他认为他的理论是独创的。弗洛伊德一家有8个孩子。他从小就才智出众，也很用功。家里虽然不富裕，但对他的发展很关心。家里唯一的一盏油灯就专门给他用，而其他人只用蜡烛。17岁他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医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开始时弗洛伊德和别人合作研究癔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歇斯底里症，并且发明了谈话疗法。这种疗法其实很简单，就是让病人躺在床上随意地谈话，把压抑在心里的东西讲出来。在电视电影中我们能经常看见这种治疗。其实不光是病人，就是我们没病，也会有不愉快、感到压抑的时候，这时向亲人朋友把心事说出来就会好受多了。通过对癔病的研究，弗洛伊德发现性欲在病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后来他又研究梦，发现梦中出现的东西和性也很有关系。1900年他发表了《释梦》一书，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书中谈到，人在现实世界里被压抑的性欲，会以幻想和扭曲的形式在梦中表现出来，白日梦也是如此。他常常把自己做过的梦纪录下来，对自己进行心理分析，他讲的那些理论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自己的体验。后来弗洛伊德开了独立的诊所，一边为病人进行心理治疗，一边发展自己的理论。所以弗洛伊德的学说的重要特点就是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在这一过程中他发展出一套心理治疗的方法，前面谈到的谈话疗法就是其中一种。一开始人们对他的理论还是采取抵制的态度，后来慢慢发现他的理论确实很有道理。于是他的名气也就越来越大。后来他成立了国际性的精神分析协会，还应邀到各国讲学，宣传他的思想。希特勒上台后对精神分析学派加以迫害，一个纳粹党徒高呼：“反对夸张性生活而毁灭灵魂，为了人类灵魂的高尚利益，把弗洛伊德的著作化为灰烬。”弗洛伊德听说他的书被烧毁后，不无讽刺地说：“我们的进步有多大！要是在中世纪，他们会把我烧死，今天他们只烧我的书就满足了！”真理是不能被暴力消灭的，他的学说很快就超出了单纯心理学的范围，在文学、哲学、社会学等领域发挥了广泛影响。后来他的一些学生反对弗洛伊德过于强调性因素在人类心理的作用，导致了精神分析学会的破裂，因此形成了各种新精神分析派别，但他们的基本思想仍来自弗洛伊德。今天精神分析已经得到很大的发展，成为心理学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弗洛伊德这位创始人的贡献是永远不可磨灭的。第三部分逃避自由萨特说过人注定是自由的。可是你注意到没有，人还有逃避自由的倾向呢。为什么会这样？弗罗姆对此进行了研究。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弗罗姆这个人。弗洛姆（1900—1980年)是德国犹太人，为逃避纳粹的迫害，逃亡美国，于1934年加入美国国籍。严格地说他不是哲学家而是心理学家，而且还是大名鼎鼎的弗洛伊德的学生。但他一开始就反对弗洛伊德对性欲的强调，而关心社会因素对人心理的影响。他关注各种社会问题：宗教、婚姻、消费等，并用心理学的观点进行精彩的分析。所以他被称为“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此外他还是马克思的信徒，力图用心理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可以说弗罗姆既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纯粹的弗洛伊德主义者，而是力图将这两大思想体系调和起来。弗罗姆还是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所以和其他同事如马尔库塞、阿多诺等人的思想倾向很接近，那就是要对现存社会进行批判。《逃避自由》是弗洛姆一本书的名字，出版后很快就成为了经典著作。其实写这部著作的动因也和他自身的经历有关。他一直为这样的问题困惑：为什么德国人会把权力让给希特勒，而心甘情愿受其统治？为什么人们会在纳粹的集体主义狂热中自我陶醉？难道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欧洲人没有认识到纳粹主义对自由的威胁吗？为什么他们不维护自己的自由，反而放弃自由呢？但弗罗姆的工作不只限于对纳粹主义的心理分析，而是从整个社会背景寻找原因，所以他的思想具有广泛的意义。他认为20世纪的西方生活方式有一大特点，那就是拼命消费。糟糕的是消费和人的真实需要完全脱节，人在消费中已经被物化了。广告说什么好，我们就去买什么。别人用什么，流行什么，我们也跟着买什么。人们在商品世界里完全迷失了方向。与此相应，人也变得越来越“现实”。现代人主张及时行乐，精明地计算利害得失。但在重大的、与人生有着根本关系的问题上却显得极其无知，比如生与死、幸福和痛苦、情感和思想。因此现代人倾向放弃自由，屈服于国家、市场、流行的统治。人们丧失了自己的个性，而成为“无名大众”的一员。人们也不怎么关心社会的自由、公正，而是变得目光短浅，只顾自己的享乐。这种对自由的逃避还有心理的原因。那就是自由会使人觉得孤独无依，导致焦虑，因此人们希望从自由的重负下脱离出来，依赖于某些东西。其实在我们生活中也存在大量这种逃避自由的现象。比如并不想真正成人，不想承担起社会责任，而是依赖自己的父母和家庭，或者总是希望参加一些团体组织，寻求依赖感。逃避自由的前提是人本来就是自由的，而弗洛姆认为自由必然会带来孤独、焦虑和恐惧。他甚至认为，当人意识到自己是不同于他人的一个“我”时，孤独和焦虑就产生了。因此自由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各种负面心理。但弗洛姆认为逃避自由是最坏的选择。他相信人可以克服自由带来的孤独、焦虑的心理，而获得一种积极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建立在人的个性之上的，而且它的实现不能脱离社会。这需要人认识自己的人性，通过与他人的合作发展自己的力量，从而实现自我。第三部分单向度的人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很热闹。当时中国在搞文化大革命，西方则兴起了“新左派”运动。一时间反殖民主义、反种族歧视、妇女争取权利、性解放等运动聚集在了一起。到1968年这场运动达到了顶峰，学生游行、工人罢工，对资本主义的现存体制的不满情绪弥漫着整个社会，不少人认为革命已经到来。在这场运动中青年人崇拜的精神领袖有3个，被戏称为“3M”。因为他们的名字在西文中开头的第一个字母都是M，他们就是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中国文化大革命提出“造反有理”，而这时西方激进的青年也要造资本主义世界的反。有不少人成为毛泽东的信徒，被称为毛主义者。马尔库塞可以说是当时西方的造反领袖了。他1898年出生于柏林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里。很早就积极参与政治活动，19岁加入社会民主党，两年后又退党以抗议它对无产阶级的背叛。德国革命失败后他放弃政治，转而研究哲学，并且成为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学生。他搞哲学似乎比他搞政治更成功。后来他加入了法兰克福学派，并成为其中的主要成员。《单向度的人》是马尔库塞最著名的作品，它的核心就是批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这部作品为他在60年代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他被媒体称颂为“新左派之父”,成为了美国和欧洲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单向度的人也因此成了流行术语。“向度”在英文中就是“dimension”，也可以翻译成“方面”或“维度”。什么是单向度的人呢？说白了，就是那种对社会没有批判精神，一味认同于现实的人。这样的人不会去追求更高的生活，甚至没有能力去想像更好的生活。马尔库塞认为正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了单向度的人。这样的社会是一个极权主义的社会，它压制不同意见和声音，压制了人们对现状的否定和批判。这种观点也许会让你感到奇怪。在我们的印象里，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很民主的。那里有不同政党竞争，有新闻自由，政府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多得是，人民不满还可以上街游行示威，怎么在马尔库塞眼里就成了极权主义社会呢？马尔库塞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极权主义不同于以往的极权主义。以前的极权主义是采用恐怖和暴力手段，不服从政府和当权者会被投进监狱，遭受迫害，甚至被杀害。然而，现代的极权主义社会，却正在于它有对立派别和对立意见的存在。马尔库塞解释说，因为这种对立只不过是表面的对立，就像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虽然两派争权夺利，但他们毕竟都是资本主义政党，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又比如在西方社会，群众可以游行示威，但他们反对的只是政府的一些具体措施，并不反对社会制度。甚至旁边还有警察“保护”，以防出事。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民群众已丧失了革命性，这就是极权主义的最好证明。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马尔库塞分析说，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得以改善，生活方式被同化的结果。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也有汽车，也能像老板一样旅游、享受各种服务。既然能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哪还有心思造反呢？从文化上看，当代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是一些你亲我爱、花好月圆的商业文化，它们为大众提供娱乐和刺激，目的也只是赚钱而已。这些东西品质低劣，人们整天接受这些东西，那还能激起对社会的反叛，想像更高级的生活方式呢？所以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是不自由的，但却是舒舒服服的不自由！马尔库塞的观点点燃了不少人隐藏在内心的批判、革命的火焰。你从中是否也能获得一种批判的眼光呢？第三部分一个结构与符号的世界在20世纪有4个最重要的哲学运动：现象学运动、分析哲学运动、西方马克思主义运动，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结构主义运动。你也许不会想到，发起这场哲学运动的人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一个语言学家。他就是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弗迪南·德·索绪尔。而他发起这场运动的著作，竟是在他死后，由他的学生编辑的讲课笔记。这些讲课笔记被汇集整理，就成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先说说索绪尔这个人。索绪尔1857年出生于日内瓦，从小就对语言学感兴趣。15岁之前就已经在别人的指导下学习了法语、德语、英语、拉丁语、希腊语、梵语，表现出很高的语言天赋。后来在莱比锡大学专门学习语言学，毕业后又到法国、瑞士等国的大学教语言学。他的一生可谓平淡无奇，也没什么逸闻趣事，一辈子就是在和语言打交道。虽然在语言学界也算有些名气，可名气也不算很大。他生前哪曾想到，在他死后别人会为他编一本书，而这本书又使他成为一位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呢？！这本《普通语言学教程》是1916年出版的。开始它还只是对语言学有影响，可后来影响越来越大，涉及到了人类学、社会学、符号学、美学等等。到了60年代在法国形成结构主义运动，它的影响也达到了顶峰。一本语言学著作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这当然不在于它的具体内容，而在于它所包含的一系列基本思想。首先为什么要称为结构主义呢？“结构”这个词当然不是一个什么深奥的哲学词汇。我们经常会用到它。说起来结构主义也没什么难以理解的，就是要找出复杂现象背后的基本结构。语言有语言的结构，社会有社会的结构，神话也有神话的结构。说到底结构主义和传统哲学一样，都是为了找到现象背后的本质，只是现在本质变成了结构。在结构主义运动中诞生了现代符号学，本来语言也是一种符号嘛。但符号的范围又远不止语言，比如交通信号灯、图标都可以叫符号。后来符号的范围越来越大，只要是能传达某种意义的东西都可以成为符号，比如服装，因为服装代表了你的性格、身份，而且在不同场合要穿合适的服装，所以它又具有社会意义。符号学的基础是索绪尔的一组基本概念：“能指—所指。”其实很简单，“能指”就是那些符号，而“所指”就是符号所指的东西或意义。比如“树”这个“词”就是一个“能指”，而它指向的现实中的“树”就是“所指”。所以符号就是能指，符号表达的意义就是所指。后来，结构主义者们又说，符号的意义（所指）分两层：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著名的结构主义者、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就举了个例子———一本杂志的封面刊登着一幅照片，一位穿着法国军服的黑人士兵向着冉冉升起的军旗敬礼，眼光露出严肃崇敬之情。这幅照片就是一个“能指”，而刚才我们对这幅照片的描述就是它的表层意义，也就是第一级的所指。可是别急，它还有更深层的意义呢。照罗兰·巴特的说法，这幅照片表现了法国殖民地和法国同属一体，并且殖民地人民完全拥护法国政府，从而完全掩盖了殖民地人民反抗法国统治的斗争，因此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的欺骗性。这种深层意义就构成了第二级的所指。没想到一幅小小的照片还有这么重大的政治意义吧！第三部分解释一下在众多著名的哲学家中没有一位像伽达默尔如此高寿了———他出生于1900年，活过了整个20世纪，于2002年去世。伽达默尔可以说是海德格尔最杰出的学生之一，而他在哲学史上则以哲学解释学的创立者而著名。20世纪的德国哲学有3本最著名的哲学著作，它们就是胡塞尔的《逻辑研究》（1900）、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1927），还有就是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1960）。这3本著作分别标志着现象学、存在主义和哲学解释学的诞生。有趣的是像古代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胡塞尔、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也有师生关系。所以现象学、存在主义和哲学解释学之间有着继承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为什么伽达默尔的哲学要称为哲学解释学？在解释学前面加上哲学两个字不是多余吗？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谈谈解释学。其实解释学也不是什么新学问，它在西方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了。解释学在英文中写作hermeneutics，它来源于赫尔默斯（hermes）。赫尔默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人物，是众神的信使，他的任务就是来往于奥林匹亚山上的诸神与人世的凡夫俗子之间，把神的指示和消息传达给人。在希腊神话中，赫尔默斯的双足上长着翅膀，因此也被人称为“快速之神”。为什么人们需要有这样一个角色呢？因为神的语言和人的语言是不同的，要让人听懂神的语言就需要赫尔默斯进行翻译和解释。解释学实际上就是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学问。在古代对经典作品的解释就很流行，比如对《荷马史诗》、《圣经》的解释。这些经典可不只是一种书籍而已，它们就像中国古代的四书五经一样被奉为圣典，具有教化人心、指导人们行为的作用。这些作品内容丰富，产生年代久远，为了掌握其中说明的道理，就需要对其进行解释。但解释可不能随意地进行，要把握这些经典的原意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方法技巧。这样就发展出解释学来。所以解释学大多是关于一些解释的原则方法。最有名的一条原则是“解释学循环”，就是说要理解整体就要理解部分，而要理解部分又要理解整体，正是在这种“部分—整体”的循环中，整体的意思和部分的意思才变得清楚起来。可以看到以往解释学还只是技巧之学，谈不上哲学。哲学解释学使解释学成为哲学，一个关键之处就是并不把解释看成人的一种活动，而是当成人的生存状态。哲学解释学认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在不断地对周围的世界进行理解和解释，这样才形成了我们的意识。解释就不只是当我们看不懂某段话时所进行的活动了。我们说话、读书、对社会、自我的认识，以及内心活动等等这些都是在进行理解。而且我们所有的行为也都包含着对事物的某种理解和解释，这就是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这些思想其实在海德格尔那时就已经有了。伽达默尔把它们进行系统总结，并且把其中的一些原理应用到人文科学的研究中，这样就形成了哲学解释学。第三部分对话中的真理本来伽达默尔想把他的这本巨著叫作《哲学解释学》，可当他把书稿交给出版商时，出版商问他：“什么是哲学解释学？”鉴于哲学解释学还不为人所知，所以伽达默尔就把它改成了《真理与方法》这个朴素的名字。要知道伽达默尔在60岁才创立了哲学解释学，真可谓是大器晚成。所幸的是他的生命很长，有足够的时间酝酿和发展他的学说。其实哲学解释学只是他思想的一部分。他还是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专家，并且是个古典语文学家。当代思想家中他是最具有古典气质的一位。他自己说“我只读两千年前的书”。当然这只是一个笑谈。可他很多思想确实是对古代经典的解读中阐发出来的。他的研究涉及美学、历史、文学、思想史等各方面的问题，对人文科学各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他的《真理与方法》就像是人文科学的百科全书，被誉为为整个人文科学研究打下了哲学基础。伽达默尔的父亲是个药物化学家，对文科方面的东西毫无兴趣，所以从伽达默尔的童年时代起就试图用各种方法引起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可惜伽达默尔一开始学习就表现出对文科的偏爱，以至于父亲抱怨说他的儿子长大后将与“空谈的教授们”站在一起。事实证明果然如此！他先后在德国的弗莱堡大学、马堡大学、莱比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和海德堡大学任教。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崩溃之后还出任过莱比锡大学的校长，领导了充满艰辛的大学重建的任务。退休之后又到处讲学，参加学术会议，还多次到过美国。他和20世纪许多著名人物都有过交往，可谓交际广泛、经历丰富。伽达默尔一生都在不断地和别人对话交流，和自己的学生、同事，和各种职业、性格的人，和不同国度、不同思想流派的人。他不仅和同时代的人交流，还在思想中和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交流。显然柏拉图笔下那个终日找别人谈话，探讨哲学问题的苏格拉底的形象影响了他。他的哲学解释学因此非常强调对话交流，认为人们只有在自由开放的对话中才能获得真理。真理不是现成的，也不是由哪个权威掌握着，而是需要人们共同探索，在相互质疑、辩驳中慢慢发展起来的。伽达默尔本人也不断地和同时代的思想家进行争论，如解构主义的德里达、批判理论的代表哈贝马斯、客观主义解释学的代表赫施、贝蒂等等。正是在这种争论中，他不断完善和发展了哲学解释学。当然伽达默尔追求的“真理”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真理，而是人文科学的真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只有科学中才存在真理。实际上哲学本来的意思就是“爱智”，“爱智”是对智慧的追求，可不是什么科学。你对人生问题，如爱情、死亡、理想等等的看法并不是科学所能够证明的。但是不是对这些问题只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无所谓真理不真理呢？伽达默尔认为我们当然能够发现真理，只要你愿意对话。《真理与方法》中的“方法”指的是科学技术的方法。通过方法我们可以把握事物的变化规律，并且制造出各种人工产品。在伽达默尔看来，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被科学技术统治的时代。我们不仅用科学技术控制自然，而且对人也采取技术化的管理。这就造成了人的异化。但科学技术并不能解决关于我们人生的根本问题。如人类用科学方法可以制造导弹、原子弹，但不能给人类制造和平。科学技术也可以为我们带给各种物质产品———电脑、手机、汽车等，可不能带给我们幸福。所以关于社会人生的根本问题就不能通过科学方法找到答案，而只能通过人与人之间广泛的对话达成共识。在当代的国际政治中我们不也在强调通过对话解决各种问题吗？不仅国际政治是如此，我们个人生活也是如此。伽达默尔启示我们，要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别人进行对话交流，只有在与别人的对话交流中我们才能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扩大自己的眼野、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从而寻找到真理。第三部分科学的＝可错的在牛顿以后200多年的时间里，“科学”成为了“真理”的代名词。绝大多数人都相信，科学之所以是科学，就在于它能告诉我们一些“真”的东西。科学家的活动，也就是一种能够获得真理的活动。然而，一位出生于奥地利的英国哲学家却扭转了人们的看法。他说，“科学”之所以是“科学”，不是因为这些知识是真的、对的，而恰恰在于它们可能会是错误的。一个有可能被否定的命题，才能称得上是“科学的命题”。这个人叫卡尔·波普。波普生于1902年。在一战后狂暴的维也纳，他度过了他的童年。16岁时，他离开学校，到维也纳大学旁听讲座。在那段日子里，他学习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接触到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注意到，对待自己的理论，爱因斯坦总是持一种批判性的态度，而弗洛伊德却不是这样。1922年，他被维也纳大学录取，并在6年之后获得哲学博士学位。20年代晚期，他开始与维也纳学派有所往来。但是最终他却成为了维也纳学派“公开的反对者”。因为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科学是真的，它可以被经验所证实；知识都应该像科学的知识那样确凿，语言都应该像科学的语言那样精确。但是波普的看法却恰恰相反。因为在他看来，“我们一无所知———这是第一点。我们应该非常谦逊———这是第二点。在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不应声称知道———这是第三点。”他特别不同意维也纳学派那帮人说，“科学的东西，就是可以由经验所检验并且能够得到证实的东西”。波普认为，科学的东西当然得接受经验的检验，但是即使有了经验事实来证明某一个命题，也不能说这个命题就是正确的。为什么呢？让我们来举个例子———比如说“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个命题。当你观察到一只天鹅是白的，就能够证明这个命题是正确的吗？不能！但是，即使你观察到很多只白天鹅，你就能够证明了吗？也不能！因为谁知道你遇到的下一只天鹅是不是白的呢？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我们举了很多的正面证据也不能“证实”这个命题，但我们只需要一个反面的例子（一只黑天鹅）就可以“证伪”这个命题！这就是波普的“证伪主义”思想！一个命题是科学的命题，不在于它能被证实（因为它根本没法被完全证实），而在于它能被证伪。知道自己可能会是错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反倒是那些宣称自己“不可能出错”的东西，恰恰不是“科学”而只是些“神话”。同样的道理也可以适用于社会。波普觉得，社会的发展也是不确定的，也是可能会出错的。而像法西斯那样的极权者才会认为自己掌握了社会发展的方向，然后耀武扬威地发号施令，肆意剥夺别人的生命和权利！波普痛恨法西斯，因为纳粹逼迫他从1937年就离开家园，一直在异乡漂泊。他叶落归根之处，并不是维也纳，而是千里之外的伦敦。第三部分罗尔斯：正义的制度2002年11月24日，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约翰·罗尔斯因病不幸逝世，享年81岁。在美国，有一种传言说，自二战以来，美国产生了3位最伟大的哲学家，其中有两位是毫无疑问的：一位是逻辑学家奎因，另一位则是这位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至于第三位，对不起，一直争论不休呢！回头看罗尔斯的一生，似乎幸运女神一直很眷顾他———在他年幼时曾生过一场大病，家里人不许罗尔斯的弟弟博比进入他的房间，可博比为了陪他玩，几次还是进去了。结果不久，两人都发了高烧躺在了床上。最初，医生误诊了孩子们的病情，直到过了很长时间才确诊他们患了白喉。但这一切对博比来说太迟了。博比的死，深深震撼了约翰·罗尔斯的心灵。他的母亲就觉得，正是这件事，成为后来罗尔斯口吃的一个原因。1943年，罗尔斯参加了“二战”。他被派往太平洋战场，当了一名通信侦察兵。有一次，当他们侦察组侦察敌军位置时，差点遭到日军伏击。只是因为敌人枪过早响了，才使他们幸免于难。战争快结束时，罗尔斯放弃了升任军官的机会，他觉得自己根本就不是块当兵的料。为了完成自己的巨著《正义论》，罗尔斯带着200页打印稿，来到了斯坦福大学的高级研究中心。在那里，他不断增加替换、进行修订。但是到了1970年的4月初，研究中心主任一早给他打来一个电话，告诉了他一个可怕的消息：夜里几颗燃烧弹在研究中心爆炸，主任最后说：“你的东西全完了！”然而，幸运再次降临到罗尔斯头上，他的办公室偏偏在那次火灾中幸存了下来，只是承受了严重的水患。尽管珍贵的打印稿全都湿透了，但字迹还是可以辨别的。也许，上苍注定要让罗尔斯来奉献出这份思想的杰作吧！在这本《正义论》中，罗尔斯开篇就说：“正义是社会的第一美德。”一个社会的制度要成为一种正义的制度，必须符合两个原则———第一，这个社会在出发点上必须是自由而平等的。第二，即使我们在实际中没法做到完全平等，也必须保证这种不平等是那些弱势群体可以接受的。用罗尔斯的话来讲，就是“最小受惠者的最大利益”。1971年，《正义论》出版，很快就赢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人们常常把这本书与洛克的《政府论》、密尔的《论自由》联系起来，称作“自由民主传统的经典著作”。到今天，几乎任何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学者要讨论问题，都绕不开《正义论》。其实，罗尔斯一辈子没写几本书，但几乎每本都可以看成当代哲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在《正义论》发表之后的22年时间里，罗尔斯一直在同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进行辩论，也在不断地修正自己的一些看法。终于在1993年，罗尔斯才发表了他的另一部重要的作品《政治自由主义》。十年磨一剑，约翰·罗尔斯堪称学界典范！第三部分何为“现代性”“现代性”是一个很时髦的词儿。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到处可以听到有人对“现代性”评头论足、侃侃而谈，也有人把它骂得一无是处、惨不忍睹。那么，究竟什么是“现代性”呢？这的确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照说，现代社会如果从工业革命算起，到今天也有二三百年的历史了，可是对现代社会的品性，我们居然一直没有个合适而准确的说法。其实，“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产生并不是同一天的事儿。“现代性”这个词在19世纪才出现。1863年底，法国文学评论家波德莱尔在《费加罗报》上发表系列文章。其中有一篇的小标题就是“现代性”。他当时用这个词来描述“现代生活画家”追求飘忽动感的生活态度和艺术态度。不过除了指这种现代艺术的特征以外，“现代性”还有好几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是社会学意义的“现代性”。它指不同于古代的“现代”社会生活。时间上从17世纪开始，地点从欧洲起源。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就是“现代社会”，我们在这个社会中的衣食住行等等一切，都和古人不同，我们管这种文化背后的特征叫“现代性”。第二个是哲学意义的“现代性”。哲学是关注生活、关注人的学问。所以，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说的就是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存状态、思考方式、行动方式、价值取向等等。比如说，我们现代人都希望“快”！什么都希望快一点、再快一点。火车希望能够一再提速、邮包希望有“特快专递”，信息希望一下子就能知道（短信、email）……又比如说，我们都希望“进步”。我们都觉得“向前”总是件好事，已经没有人有闲工夫去“坐看云卷云舒”了。再比如说，我们都认为应该有“平等”，每个人都应该是平等的。让我们再想像自己头上有一个“老爷”、“大人”、“皇帝”，肯定会感到别扭！所以，我们常常会说：“这是我的权利！”对！“权利”也是一个现代性的词汇。我们都知道，自然科学在近代发生了一次革命。在近代科学的推动下，我们的社会、自然界，包括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对真理的看法都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些看法，就是具有“现代性”的看法。其中有两条很关键，那就是“普遍主义”和“经验主义”。这是什么意思呢？所谓“普遍主义”，就是说，只有可以被普遍推广的东西才是真的、好的东西。科学所告诉我们的那些规律、规则，都是可以普遍化的。一般说来，这些知识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适用。所以科学就是真的、好的东西。同样的道理，一种行为，如果每个人都可以那样做，它才是一个好的、可以采取的行为。如果你觉得可以做的事情，并不是我觉得可以做的，那么这种不可普遍化的行为就不是好的行为，至少它不能作为通行的法则。所谓“经验主义”，就是说任何东西都要拿到经验中来检验，看看它在经验中有没有“用”，有没有“效果”。而科学、法律这些东西在现实中的效用是很明显的，所以这些东西就形成了我们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东西。现代的思想，从笛卡尔、洛克的时代就开始了，但是对这些现代思想家的思想进行反思和分析，然后提出“现代性”的概念，却只是近百年来的事情而已。第三部分现代之后20世纪的70—80年代，虽然没有战争，但却是一个人类意识到生存危机的时代。核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化工产业造成的环境污染、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拼命掠夺……这些所带来的全球生态问题、能源问题、人口问题，都是前所未有的人类生存问题！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觉到：“也许地球明天就会灭亡！”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焦虑呢？是什么让我们这么焦虑呢？人们找来找去，竟然发现，这一切的根源似乎都来自科学！科学技术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造成自然和谐与秩序的丧失，造成了人性的扭曲，造成了人伦的毁灭。否定理性、否定科学成为弥漫在知识界和思想界的一股潮流。对科学的失望，对理性失望，也就是对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文化表示失望。曾几何时，西方的现代文化告诉我们，科学能够发现真理，理性能够指导我们生活得更好。但是现在呢？现在的事实是，科学给我们带来了危机，理性也没有为我们指出一条有希望的道路。于是，哲学家们开始试图消解和否定整个近现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体系。它们发生在现代哲学之后，是对现代哲学和现代生活的背叛和抛弃。这种思潮就是哲学史上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一词最早在19世纪70年代使用，本来是指一种抛弃普遍性、批判现代设计风格的建筑学思想。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后现代主义”，其真正兴起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到70年代影响广泛，自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才以法国为中心，开始在全世界流通了。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福柯、利奥塔等等。法国人利奥塔说，我们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关于“真理”的梦想，觉得有一个叫“真理”的东西是存在的，而我们就是要去获得真理，并且我们可以在科学的方法中获得真理。但是，利奥塔反问道，这是真的吗？世界上真的有“真理”吗？我们真的需要“真理”吗？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真理”对于我们人类，好像是一位高高在上的君主，我们都在对他卑躬屈膝！另一位法国人福柯也说，真理成为了一种霸权，其他的东西都要向它看齐。而一个叫罗蒂的美国人则说，我们总是信心百倍地要发现事物背后的“本质”，然后把这种发现当作“真理”的认识。可是，事物的背后真的就有一个“本质”吗？我们的心灵真的就具有反映本质、发现真理的能力吗？在近现代思想家那里，这些都是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但是在后现代思想家这里，却成了一些很大的问题！然而，后现代哲学家们却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或许他们根本就给不出，也或许他们根本就不想给。因为，即使给出了答案，谁又能保证它是“真的”呢？从现代走向后现代之后，我们需要新的沉思……第四部分樱花之国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樱树被尊为“圣树”、“神木”，日本一些神社每年都要举行名叫“安乐祭”的民俗活动，以祈求樱花神的保佑。日本诸岛蜿蜒几千公里，到处都有樱花的足迹，每年三四月间，灿烂的樱花簇拥怒放，形成一片樱的海洋。其实在古代日本，樱花最主要的功能还不是供人观赏，而是为了农耕的占卜。古时候，日本人站在山上远眺开在山间的樱花，然后根据樱花的状况，来估计一年稻谷的收成。如果在樱花盛开的季节播种，就可以保证水稻的丰收；如果樱花瓣纷纷落下，就意味着收成不会太好。所以古代的日本农民对樱花一直都有一种又喜又忧的复杂心情。喜的是，樱花一旦开放，就是一片繁荣似锦；忧的是，转瞬之间，不知哪夜樱花就要凋零。到了日本平安朝的中期，樱花才渐渐取代梅花，成为日本人最主要的观赏对象，而且在日本文化中的地位也渐渐升高，被日本人寄托了众多的精神内涵。如果只看一株樱花，那么它并不起眼———它既没有牡丹的富贵，也没有玫瑰的热烈，色彩也只有素淡的红、白两色，显得阴柔有余而阳刚不足。但是樱花的魅力与其说来自单独的一株，不如说来自群体。每一株樱花都不繁荣，但是集中到一块，却是铺天盖地、锦簇堆积、欣欣向荣的。这种集合的力量，颇为日本人所欣赏。有人说，一个日本人是一条虫，三个日本人就变成一条龙。这话不无道理。日本画家池田满寿夫也曾说，日本是一个多能工巧匠而缺少天才的民族。的确如此，但正是这样一批勤恳的工匠们，却有着强烈的团体精神，反映到政治上，就表现为民族的种群意识。在日本人的骨子里面，集体协作的精神，对等级秩序的遵守和服从，是非常明显的。日本人愿意在一个团体中各安其分、各尽其才，以追求最大的整体效应。第四部分樱花与武士之道在日本，有一句民间谚语说：“花要樱花，人要武士。”就是说，樱花是花中的第一，而武士则是诸种身份中的第一。在日本人看来，樱花与武士之间有着许多相同的气质。这些气质也体现了日本民族整个的思想意蕴、价值标准和审美内涵。在古代，身配双刀、代表着杀戮的武士，常把自己和樱花相比。这似乎很难理解。其实，这除了阴柔、平和的樱花在强硬、暴烈的武士心理上起到了一种补偿的作用外，更重要的是，樱花的那种转瞬即逝的凄美，同武士对生活的理解有所关联。武士的兴起和壮大，是在日本转变为封建贵族社会的时期。从11世纪初期开始，武士已成为一个阶层广为流行。在民间，到处可见腰别长刀，头挽发髻、身着真垂的武士浪人。而分散各地的武士也会聚集在一地，统一指挥，组成武士团。武士团有着极强的宗族观念，坚决执行首领的命令。他们在战场上的武勇和对主人的献身精神，是武士个人和武士团的基本要求。在强蕃林立、狼争虎斗的年代，生命对于武士来讲，是危机四伏、稍纵即逝的。武士随时都有可能为自己的主子献出生命，他们的生命如同脆弱的樱花，一阵狂风就可以抹煞殆尽。但是对于这些武士而言，从短暂的樱花生命中，他们看到的却不是同命相怜的哀愁。因为武士有自己的“武士之道”。宽泛地讲，武士道是日本武士的道德规范和生活礼仪，它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武士所具有的精神———对自己主人的忠诚和牺牲。樱花的迅速飘逝，说明了世间没有永恒。同样地，武士也觉得，自己的生命算不了什么，肉体消灭了，只不过是返回神国的一种方式。自己的生命就像一株小小的樱花而已，相对于自己主人的利益和整个集团的利益而言，谁会在意自己渺小的生命呢？这样的感触固然有些悲壮，但是对生命的不尊重，也给这个民族的狂热打开了后门。主人发出了命令，武士们就会拼命战斗。但是当他们在战斗的时候，可曾考虑过真正的是非曲直、正义与否呢？第四部分佛渡东瀛日本也是一个佛教大国，有着很悠久的佛教传统。不过说起来，日本的佛教其实来自于朝鲜。而朝鲜的佛教当然是来自于中国。中国的佛教，在许多方面都与印度本土的佛教思想不太一样，它注入了中国人的很多思维和理解。所以，整个东亚地区的佛教，有着比较接近的气质。对于日本人来说，佛教从中国而来，经过朝鲜，到达东瀛。早在6世纪初，佛教就传入了日本民间社会中。而6世纪中叶，也就是562年，朝鲜半岛的一个国家———百济的国王派出使节，将金铜释迦佛像和其他的一些佛教用品赠给日本。这就是佛教传入日本的开始。后来，高句丽的僧人慧慈东渡日本，成为日本圣德太子的老师。此外，还有高句丽僧人慧灌赴日开创三论宗，新罗僧人审详赴日始传华严宗等等。然而，在6世纪晚期，日本的上层集团出现了崇佛、反佛的两大派别。以苏我马子为首的崇佛派，以武力击垮了反佛派。这样一来，佛教才得以在日本公开合法地传播。圣德太子摄政之后，以崇佛作为刷新政治的手段，积极支持佛教发展，先颁布弘扬佛教的诏书，后来通过法律，把佛教信仰从一种个人私事转化为一种国家公务。我们知道，在唐朝，日本有很多“遣唐使”，在这批人中就有不少求法僧人。那时，中国的佛教各宗纷纷传到日本。8世纪中叶，中国高僧鉴真历经艰难，东渡扶桑，创立日本律宗。日本朝廷对其十分重视，赐田地，建寺院。鉴真不仅在日本弘布戒律，还与弟子们主持设计、建造了庄严精美的唐招提寺，将中国唐朝的建筑技艺传至日本，赢得日本人民“禅光耀百倍，戒月照千乡”的极高评价。在日本的平安时代，天台、真言两宗在日本最为流行。日僧最澄来大陆求学，得到了天台宗秘传。回到日本后，他在比睿山创日本天台宗，强调众生皆有佛性，人人可修心成佛，一时间有很多人追随。而日本真言宗（又称密宗），是日本和尚空海到长安来求法时，由中国高僧惠果传授给他的。密宗主张僧人们应该一心向佛，认认真真，才可得道。经过长期的发展，到13世纪后，日本佛教逐渐融入到自己的文化中，形成了具有一定日本特色的佛教。佛教在日本也算是真正生根发芽了。第四部分佛是神的一种日本列岛上，一座座造型古朴、气氛肃穆的建筑，遍布于城市和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每逢夜幕降临，一阵阵乌鸦的聒噪声随风而来，平添几分寂静和阴森。这里出没着亡者的灵魂，这里聚散着神灵的气息，这里寄托着生者的祈求。这就是日本的神社。它是日本特有的“神道教”用来祭神的地方。就像佛教的寺庙一样。日本的神社多如牛毛，大大小小的神社大概有13万座，也就是说，平均不到1000个日本人就拥有一座神社。但是在日本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神社和寺庙不分，佛教和神道合一。在日本人看来，佛就是神，神就是佛，它们几乎是一回事。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去寺庙烧香和去神社参拜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神和佛只是分工不同而已。但是这并不是说，神道和佛教在日本的地位是一样的。神道，又叫神道教，是日本民族最普遍、最久远的一种特有的信仰。它以老百姓在民间的信仰为根基，吸收了佛教和儒家、道家的思想而形成的一种宗教。它在逐渐的系统化的过程中，构成了日本民族的一种基本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