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神论又称为自然宗教，这是启蒙时期一种有神论的世界观。以赫伯特勋爵、约翰·洛克、马休·廷德尔等为代表人物。这种观念认为，世界由造物主创造，被赋予规整、齐一的内在秩序。上帝完成创造后不再干预世界，他没有进一步地去注意它，而且也不需要去管它，因为宇宙自己会料理自己，就像是你出去旅行一个礼拜，先把你房里的闹钟上好发条，它自己就会嘀嘀嗒嗒地走上8天。人类可借助自身的理性力量而不需借助超自然的启示，就可认识到一些不证自明的真理，也就是认识到“宇宙有这么一位创造者”。自然神论倡导5条基本要义：第一、相信一位至高者。第二、人有崇拜上帝的义务。第三、德行是崇拜上帝的主要方面。第四、需要为罪悔改。第五、死后有报偿和惩罚。自然神论者相信一切宗教的基础就是这五条信念。因而主张宗教宽容，反对教条主义，强调内在的理性法则。自然神论的学说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怀疑主义的兴起而衰落。笛卡尔是自然神论的代表人物，他将宇宙比作一个巨大的钟表，是“钟表匠上帝”造就了这个钟表，并使其准确地朝着既定目标运转。第二部分上帝即自然泛神论也是一种有神论的世界观，以斯宾诺莎等人为代表。这些思想家们主张自然是神的体现，万物皆有神性。神就是宇宙，宇宙就是神。换句话说，创造者就是受造物，受造物也是创造主。所以，神就不是在宇宙之外的超自然力量。宇宙中的每一事物都是神的样式或者成分。简言之，一切是神，神是一切。从泛神论产生的历史渊源上说，泛神论是爱尔兰哲学家约翰·托兰德（John Toland，1670—1722年）在自己的一本书中首先使用的术语。那本书就叫做《泛神论》。托兰德是在天主教的氛围中长大的，他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时说：“还在摇篮中就受到了浓郁的迷信的教育。”因此，托兰德年仅15岁就脱离了罗马天主教。后来他在苏格兰和荷兰上大学。此后，他定居牛津，写了《基督教并不神秘》一书。因为此书具有无神论倾向，他遭到了批判和围攻，被弄得“臭名昭著”。1702年他到柏林旅行，在那里他与普鲁士王后讨论神学。后来他将致王后的信件收集起来，出了一本书，叫《致塞林娜的信》。这本书显示出泛神论倾向。1705年，他使用了“泛神论者”这个词。托兰德热情洋溢地宣扬他的泛神论。不过直到1720年，《泛神论》才正式出版。泛神论后来在欧洲影响巨大。在启蒙运动时期，泛神论可以说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思想体系。今天看来，斯宾诺莎是泛神论的集大成者。而法国的启蒙思想家深受其影响。甚至黑格尔也可以划入泛神论的大范畴之内。一般说来，泛神论具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泛神论，它把神溶于自然之中。另一种是具有宗教神秘主义倾向的泛神论，它把自然消解于神之中。第二部分反对专制、盲从和残暴的勇士启蒙运动的先驱，虔诚而清朗的伏尔泰，走过的却是杂乱无章的一生。问题从他出生时就开始了。学者们至今还没有弄清楚他何时何地出生，他的父亲是否是亲生父亲。混乱还不止如此，他的乳母以为他会活不下来，于是草草将他洗礼了事，后来又费劲周折，才给他补了一个正式的洗礼。似乎，老天爷在伏尔泰还是一个婴孩时就和他过不去，他们之间的斗争花了伏尔泰一生的时间。伏尔泰和教士们，以及顺从教会的世俗统治阶级之间矛盾很深。他甚至很长时间没有一个安静的藏身之所。他被拒绝在巴黎居住，甚至曾经被投入巴士底狱。不过他还有一个特权，就是可以在监狱长那里用餐。人们中伤他，诋毁他，诅咒他，禁止和焚毁他的作品。人们指责他的作品放肆、渎神、骇人听闻，指责他恶毒、伤风败俗。人们躲避他就像躲避瘟疫一样。一位神学教授甚至抱怨上天为什么让这样一个人来到世间。但伏尔泰却安慰自己，遭受如此厄运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他的作品还被迫匿名出版，每当作者暴露时，伏尔泰必须否认这是他的作品，但他并不感觉到良心有所顾忌，因为人们有时不得不像魔鬼一样撒谎。之后他更加小心翼翼地伪装自己的意图。有时迫于外界的压力，他也承认自己是天主教徒，甚至到教堂领圣餐。所有这些行为使他具有双重性，他本人也承认自己的弱点：我很愿意成为有信仰的人，但我不愿意成为殉道者。伏尔泰的私人生活也是一团糟。他手中犀利的笔是他灾难的根源，他几乎在和整个世界吵架。虽然他深得普鲁士国王的欣赏，被邀请到波茨坦做客，但后来也由于深深的误会———其中不乏有他自己的过错———而不得不离开。他身边的风流韵事也总是不断：和侯爵夫人们、女演员们、和朋友的妻子、可爱的平民姑娘、半上流社会的夫人们，甚至还有自己的侄女。对于自己的享乐生活，伏尔泰所找到的理论根据是：上帝将我们带到这世界上，就是要我们享乐的，其余的事情都只是平庸、可厌和可悲的。当然，他没完没了的享乐生活自然需要钱。而这正是他匮乏的东西。尽管他的父亲很富有，伏尔泰还是开始靠借债度日，很长时间以后他才拥有了一些固定财产，但这些钱财的来历却值得怀疑。他晚年时很有钱，拥有一座宫殿和几处乡间别墅，160个仆人，但他的生活纷乱依旧。老年伏尔泰这样写到：我习惯了身体和心灵的无序状态。即便就是在这样的混乱生活中，他的声望却是在日益提高，他成为欧洲大陆精神领域最著名的人，几乎一生都是欧洲思想界的领头羊。哲学家狄尔泰盛赞他是“最具有生命力”的。他与上帝和世俗世界都保持着个人和书信交往，当然与世界的交往多些，因为上帝对他而言，似乎不是可以直呼其名的对象。他共有两万封书信被保存下来，我们不必因书信和作品的数量太多，就去怀疑伏尔泰作品的质量，要知道，其中许多内容所具有的重要性和趣味性都是没有人可以媲美的。此外，伏尔泰还创作戏剧。当然，他的戏剧作品同样受到敌视和禁止，但每次演出后在公众中都会引起强烈反响。他的小说一版再版。歌德这样评价他：凡这世上的最完美的能力和技艺，伏尔泰都具备了。因此他才能享誉全球。伏尔泰的一生也是和教会斗争的一生。他所追求的是思想的自由，是宽容、和平、人类的幸福，是铲除一切不公正和压迫，总而言之就是一种启蒙，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是行动上的。“只要可能，就让我们带一点微弱的光亮给这堕入谬误的黑暗中的世界。”尼采因此称他为“伟大的人类解放者”。伏尔泰不知疲倦地发掘基督教义中的荒谬之处。他说，教会向我们展示的不是一个理性的上帝，而是“一只我们应当仇视的怪物”、“一幅充斥着世界的神圣谎言的图画。”上帝“创造了世界又把它溺死，不是为了创造一个更纯洁的人类，而是让地球住满强盗和暴君。他把父辈们淹死后，自己为他们的后代死去，死的没有任何价值，因对他的十字架之死的无知而折磨千千万万的人们，而这无知却是他一手造成的”。“这个我们称之为公正的东西的统治者，这个拥有一大堆热爱他的孩子们的父亲，这个按照他的意志创造了人的万能的主，却会让他创造的生物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带给他们的后代不幸和罪愆。”用哲学家的眼光去看基督教教义，你就会发现它是如此恐怖。伏尔泰不仅没有使上帝成为善，而且成为了罪恶的东西，成为了罪恶本身。第二部分法的精神与三权分立1689年1月18日，法国启蒙思想运动的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者孟德斯鸠，在法国波尔多附近的拉布雷特庄园诞生了。他的祖父和伯父相继担任波尔多法院院长，父亲是军人。家庭的影响，使他从小就关心国家政治事务，尤其对法律有浓厚的兴趣。经过刻苦钻研，他19岁就获法学学士学位，25岁担任波尔多法院顾问，27岁继承伯父的职务。孟德斯鸠对法院院长的职务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他热心于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他在各种社交场合里，亲眼目睹了上流社会的荒淫奢靡的生活后，对封建专制制度失去了信心，积极探求一条革新的道路。为了使自己能专心从事研究，孟德斯鸠于1726年将世袭的波尔多法院院长职位高价出卖，获得一笔巨款，迁居巴黎，并进入法兰西科学院成为院士。1728年，孟德斯鸠花了3年时间，周游欧洲，对各国的政治法律、国家制度、民情风俗进行了深入地考察，获得了丰富的材料。1734年，他的《罗马盛衰原因论》问世，轰动了欧洲学术界，给他带来很高的声誉。但是，真正使孟德斯鸠成为举世闻名的资产阶级卓越思想家的，还是他在1748年发表的重要著作《论法的精神》。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把社会看作是各种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综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对各类社会历史现象进行精心地比较，试图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对历来西方各种封建制度进行了细致剖析和全面批判，从理论上深刻地论证了一切封建专制制度必然走向灭亡，社会革新势在必行。在法国，孟德斯鸠比较具体地规划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模式和各项基本制度。这一点为以后许多国家的政治制度安排，都提供了借鉴。孟德斯鸠把“法”广义地解释为事物的规律、法则，他指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存在物都有它们的法。上帝有他的法；物质世界有它的法，人类有他们的法。”人类的法就是人的理性，法就是理性和各种事物的关系，也是各种事物彼此之间的关系。法在各个国家，具体表现为政治、法律等各种社会制度。这些制度首先同国家政体的性质和原则有关系，同时也和国家的“自然状态”，即气候、土壤、生活方式、宗教、财富、人白、贸易、风俗习惯等因素有关系。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构成“法的精神”。孟德斯鸠认为，好的国家制度应符合人类的理性，能处理好各种社会因素的关系，非常适合于该国人民。他特别强调政体的性质和原则对国家的各项制度有决定性关系，恶劣的政体不可能有良好的政治法律制度，必然要丧失存在的权利。于是，孟德斯鸠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入批判，说它违背理性，违背法的精神，没有良好的法制，必然要走向灭亡。在书中他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即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分别由议会、君主、法院三家掌管，各自独立，相互牵制，彼此平衡，以维系国家的统一。他的三权分立的学说，成了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时至今日，影响仍然深远。第二部分人类生而自由卢梭也许是哲学史上最以他自己为中心的思想家。他自称他所有关于人的知识，都是从观察自己的过程中得来的。有人说：“这位人性的画家和辩护士，如果不是以自己的心灵，又能以什么为蓝本呢？他将自己亲身体验的人性如实地记录下来。”因此，卢梭死后才出版的《忏悔录》，成为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这本书中他直言不讳地描写了自己成长的历程，以及他在人生之路上遇到的冒险故事和趣闻。书的开头这样写到：“我要做的事情是一件既没有先例，后人也无法仿效的事。我要将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完完全全真实地展现在大家面前。这个人就是我，仅是我……我以一样的坦率讲述我身上的善与恶，不掩饰坏的地方，也不夸大好的地方。”卢梭1712年生于日内瓦，1778年逝世于巴黎近郊。他66年的生命，是由一连串的混乱、种种不幸、与朋友和敌人们之间激烈的辩论而组成的。他的生活富于变化，时而投入到各种狂热的活动中，时而又沉入冥想，懒散度日，或是为躲避可憎的外界而神经崩溃。年轻时，他从自己受人尊敬的家庭里被赶出来。后来，他又当过抄写员、工匠、牧师助理、音乐教师、男仆、秘书、教育工作者、流浪乐师、土地局职员等，后来在外交部门做过秘书。变化多端的生活方式使他的思想也具有多变性。卢梭的思想不是循序渐进地发展，他常常突发奇想，很多重要的观点都是瞬间灵感的产物。第一个使他出名的思想就是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当年，第戎科学院开展有奖征文活动，主题就是“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否对改善社会风气有益”。在启蒙时代，正派规矩的的学者们自然期待着对文化进步的讴歌。而卢梭却断然否定这种进步。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在他看来，只意味着人类生活的倒退。这一观点使他的同时代人吃惊不小，因为卢梭的答案揭开了启蒙时代空洞的实质。他因此而获得大奖。卢梭的这一思想，是在他到万赛讷去看望狄德罗的路上产生的。他自己说：“如果世界上真有所谓的瞬间灵感，这就是那次攫住我心的东西。我眼前一下呈现出千万只灯火，使人头晕目眩。各种想法一齐强烈地涌来，使我陷入一种无以言表的不安中。我感到一阵迷惑，近于醉态。于是我坐在一棵树下，在这阵激动中呆了半个小时，起身时发现我的衣衫已被泪水濡湿而不自知。”在世时，卢梭有两部著作给他带来世界声誉，这两部著作就是《社会契约论》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卢梭尽自己的最大可能去做一个自由作家，但一直受病魔困扰。他天生的忧郁和疑心病越来越重，对世界的怀疑与日俱增。于是，他尝试用乡间生活来平息这一切，但心理与身体的状况都没有好转。他越来越封闭自己，谢绝慕名而来的访客，和启蒙思想家朋友们也几乎全都闹翻了，其中包括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他在给伏尔泰的一封信的结尾简单而又干脆地说：我恨您。他经常怀疑自己被跟踪并深受其苦，其中许多是他臆想出来的。最终他陷入了迫害妄想狂。哲学家大卫·休谟曾请他到英国小住，但是情况也没有得到改善。卢梭最终和这位无私的朋友也因吵架而分道扬镳。卢梭的外表也很怪，他身披一件少见的亚美尼亚长袍，头戴一顶皮帽。他在怨愤中死去，死前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就这样孤伶伶在这世上，没有兄弟，没有亲人，没有朋友，除了我自己，没有任何陪伴。人类中最可亲最合群的一位被一致摒弃于社会之外。从我身旁走过的人不和我打招呼，而是朝地上吐口水。”然而，卢梭身后的荣誉却没有停止过。法国大革命期间他的遗骨被送进先哲祠。他之后的伟人们，不管是海尔德还是歌德、康德、尼采还是托尔斯泰，可以说，如果不是受到他的思想的影响，绝不会取得如此卓著的成就。卢梭最重要的哲学思想是他的“自由”。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开篇便写道：“人生而自由，但无往而不在枷锁中！”所谓“人生而自由”，是说人到了一定年龄，总可以自行判断该去做什么事情，自己是自己的主人。但是，“自由”绝不是随心所欲，否则大家都没有安全了。所以，人们就会相互之间订立契约，形成一种“公共意志”。这种“公共意志”体现了每个人的意志，所以，当大家都来服从“公共意志”的时候，就是在服从自己的意志。所以，这才是自由，是真正的自由。第二部分思想的陈列从18世纪中期开始，为了传授新知识和宣传新思想，法国人狄德罗主张编写一套《百科全书》。这一主张立即得到160多位当时最著名的思想家和科学家的支持。从1751年《百科全书》第一卷的出版至1772年，共出版了28卷。以后又出版了续编6卷。这部书虽然采用了百科全书的形式，但反映的主要是当时的一切科学成就。启蒙思想家们在编写的过程中，遭到反动封建势力的围攻，在斗争中，他们形成了百科全书派。在18世纪后期，百科全书派成为启蒙运动的中心。百科全书派的共同纲领是，崇尚科学、坚信科学，认为科学可以合理地阐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增进人类知识，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任何违反科学原理的东西，都应该予以否定。具体地说，百科全书派的大多数启蒙思想家，都坚持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原理和理性主义原则，运用近代科学的精神、原则和方法，去具体分析各种各样的社会和心理现象。例如，他们认为“对道德和宗教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把情感和激情分析为合成它们的简单成分，其方法是把形成情感和激情的联想作用的步骤反过来进行分析。这样我们就会懂得怎样去鼓舞那些好的情感和激情，同时去制止并根除那些有害和不道德的情感和激情”。这种最早源于英国，深受洛克经验主义哲学影响的心理学理论，在法国启蒙运动高潮时期格外受到青睐。狄德罗是百科全书派的核心人物，他的思想更能反映出百科全书派的共同纲领。狄德罗的名言是：“走向哲学的第一步就是不信神。”他说：“只是在牛顿等人的作品中，人们才找到关于一个具有最高智慧的实体的存在的充足证据。多亏这些伟大人物的工作，世界才不再是一个神，而是一架机器，有它的齿轮、缆索、滑车、弹簧的悬摆。”狄德罗深受蒙田和培尔的影响，他赞赏他们的怀疑主义，以至承认怀疑主义是一种方法。由怀疑趋向真理是认识过程中首要的一步。因而，狄德罗的哲学思想既是以决定论为基础的，又蕴涵着怀疑论的因素。他崇尚科学，特别注重科学技术的价值，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思想、方法和文化价值，从这样的哲学前提出发，狄德罗否定契约论等关于社会起源的见解。他认为，社会是在人类对抗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斗争中产生的，是需要使人进入有组织的生活形式；人在社会生活中生活，比在自然状态中美满，可以安居乐业，享受幸福。但是，现实的社会违反了大家组织社会的本来目的，于是，社会脱离正常运转的轨迹，专制暴政层出不穷。因而，我们需要借助科学启蒙唤醒人们，推翻封建专制，使社会恢复到正常轨道上来。百科全书派的纲领也是法国唯科学主义运动的纲领，百科全书派同时也是法国唯科学主义运动的中坚。百科全书派在将法国启蒙运动推向高潮的同时，也引导了法国唯科学主义运动走向了它的顶峰。第三部分哥尼斯堡之子人们常常觉得，真正的哲学教授会给人一种庄严而生硬的威严感，还有一点不懂世故、不解风情的学究气。他们既让人感动又会招来嘲笑。如果想要给这种风范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恐怕不得不提到德国伟大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这位哲学世界的天才，1724年出生于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这座宁静的小镇，在280多年前的某一天平静地迎来了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生命也在这座小城中平静地度过了他的一生。他终身未婚，也从未离开过哥尼斯堡。身处小城，并且长期有规律的生活，使得康德的生活就像时钟一样准确。无论冬夏，他每天早上5时准时起床。5点差一刻，他的仆人兰帕会准时来到他的床边，看到主人起床后才离开。有时候康德太困了，反倒恳求兰帕让他多睡一会。但是因为他自己事先已经给兰帕下过严格的命令，所以仆人就只好强迫他起床。起床后，康德会喝一杯茶，吸一袋烟。然后不是外出讲学，就是开始他的哲学思考和创作。午餐是他一天中最大的享受，他不愿意一个人单独用餐，因为他觉得一个人吃饭更消耗精力。所以他总是和朋友们边吃边聊，这是康德每天最开心的时候。下午3点，康德又该出去散步了。他会从自己家里一直走到弗里德利希的炮台，然后折回来。他自己把这条路称作“哲学大道”，因为他有很多的哲学火花，就是在这条路上迸发出来的。哥尼斯堡的人们一看到康德教授又出来散步了，就知道现在是下午3点，于是他们顺便会把自己家里的时钟给对一对。康德的行动准时，同他的朋友对他的影响有关。在哥尼斯堡有一位英国商人，叫约瑟夫·格林。有一次，他们约好第二天早上8点钟一同乘格林的马车到城外郊游。7点45分，格林便拿着表在室内踱来踱去，7点50分格林戴上帽子，7点55分拿起手杖，从楼上下来。8点钟钟声一响，格林乘上马车飞驰而去。走到桥上，正好遇到气喘吁吁的康德。哪知道格林竟不顾康德的大声叫喊，扬长而去。这件事给康德留下很深刻的影响，从那以后，康德再也没有迟到过。格林与康德的友谊十分深厚。到了晚年，康德每天下午都要到格林家去拜访他。一天下午，康德来到格林家，看到格林正睡在安乐椅上。他不愿惊醒格林，就陪坐在一旁沉思，不知不觉地，康德也睡着了。不一会，另一位老朋友银行家鲁夫曼也来到格林的居所，他看到康德和格林睡得正香，于是不声不响地坐下来，结果自己很快也睡着了。最后，莫德尔比来了，看到这群睡梦中人，不禁大笑。于是唤醒了这个睡觉集体，大家开始聊起天来。7点钟，聚会准时解散。所以那个时候，街上的居民常说：“现在不到7点吧！因为康德教授还没有从格林先生家里出来呢！”康德的存在，成为哥尼斯堡小城的一道风景。康德的思想，为哥尼斯堡在世界上赢得了名望。1804年2月12日康德与世长辞。消息传出，哥尼斯堡的居民排着长队来与这个城市最伟大的儿子告别。当时天气寒冷，土地冻得无法挖掘，整整16天过去后康德的遗体才被下葬。直到今天，康德墓前的鲜花仍是终年不断，因为哥尼斯堡的年轻人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结婚时都要带上一束花放在康德墓前。人们经常能看到，扎着鲜花的彩车载着新娘新郎，在前去教堂的路上，特地绕道来看望康德……第三部分钻石王老五康德康德虽然个子不高，但眼睛炯炯有神，谈话风趣幽默，总会成为社交场合的灵魂。因而哥尼斯堡年轻女士们的眼光，也一直追逐着气度雅致的康德。在生活稳定之后，康德开始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了。但他对女性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管女孩多么狂热地追求他，康德都不会越雷池一步。因为康德心里一直暗恋着凯塞林克伯爵夫人，而他自己则是伯爵儿子的私人教师，这位中年丧偶的伯爵夫人端庄美丽，气质洒脱。康德每天都到凯塞林伯爵夫人家去上课，以便能看一眼他心中的情人。但由于世俗的禁锢，一个伯爵夫人怎么可能下嫁一个平民？1763年，这位伯爵夫人又嫁给了另一个贵族，康德不得不悲伤地辞去了私人教师的工作。现在已无法证实他们之间是否产生过真正的爱情，但有一个事实是，伯爵夫人对康德起码有爱慕之情，在伯爵夫人的私人沙龙场所，夫人在自己的座位旁边一直为康德保留着一个空位子。在康德的心目中伯爵夫人的形象不能被任何人所取代，所以从此后康德没有再与任何女性有过接触。对此，康德安慰自己说：“未婚的老年男人往往比已婚的男人更能保持年轻的风貌。……已婚男人那饱经风霜的脸上写着的不是一只负重的老牛吗？”种种的变故，使得康德始终没有迎娶自己的新娘。不过无论对他来说，还是对后人来说，这样也挺不错的。因为这种生活令我们的康德先生在他的后半生里，没有紧张，没有疲劳，也没有悲伤，而只有他自己热衷的哲学。为哲学，他奉献了全部。第三部分人为自然立法康德把他自己的哲学称为“批判的哲学”。他有三本“批判性”的哲学作品。这三本书奠定了他在哲学史上的高峰地位。这就是“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批判”，按照康德的原意来讲，是“分析、考察和审定”的意思。所以“三大批判”分别对人们的认识能力、道德能力和审美能力进行了分析、考察和审定。让我们先来介绍他的“第一批判”———康德在读了休谟的书后，觉得有些事情的确像休谟所怀疑的那样———我们怎么能够武断地说，我们知道了这个世界的因果联系呢？我们又怎么能够武断地说，我们发现了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呢？但是，康德又不能接受休谟怀疑论的最后结论———也许人们所认识到的“规律”，只是心理上的习惯而已。他觉得这样来看待认识是不行的。这就好比为了避免风浪的危险，就非要把船从海里弄到岸上来，然后让它在那里腐烂掉。“至于我，却不采取这样的做法。”康德说，“我是给它一个驾驶员。这个驾驶员根据航海术的可靠原理，并且备有一张详细的航海图和罗盘针，安全地驾驶这条船，随心所欲地到任何地方去。”那么，这些航海术、这份航海图和罗盘针又是指什么呢？它们就是“人的认识能力”。在康德看来，人的认识能力是一种理性能力。因为人都是有理性的，人依靠理性来认识世界。所谓“纯粹理性批判”，就是要看一看，人的理性能力是如何使人获得知识的。这是一个很玄乎的题目，康德为了表述的严密，自然就不可避免地写得很晦涩难懂。有人就质问康德：你干嘛要把简单的事情说得那么复杂呢？在你的书中，你总是努力地阐述了一大段以后，又往往把它们否定掉。据说，在《纯粹理性批判》写完后，康德把它拿给他的朋友、另一位德国哲学家马可·赫茨征求意见。结果，赫茨只看了一半就把手稿送了回来。赫茨说：“假如我把它看完，恐怕我就会疯掉了。”其实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的大概意思是说，人所获得知识，是经验中的内容和心灵中的形式综合作用的结果。事物一旦进入我们的视野，比如说，当我们一看到某个东西，就已经把它放在“时间”和“空间”中来看待了。这就形成了“感性认识”。于是，我们这时候所认识到的那个东西，就已经不是它本身了。因为我们只能在“时间”和“空间”中理解它，而想像不出不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认识到的一切，都已经打上了主观框架的烙印，都只是“现象”而不是它们本身。它们本身是什么样的，我们不知道，只能称之为“物自体”。认识了一个个的感性物体以后，我们会用头脑中的“范畴”，比如说表示肯定的和否定的，表示性质的和表示关系的，来整理这些感性现象，使它们成为一个有序的整体。这就形成了“知性认识”。就像哥白尼把“地心说”扭转成为“日心说”一样，在关于人的认识方式的问题上，康德是要让“人为自然立法”，而不是让“自然之法反映到人的头脑中来”。这就是他自己颇为得意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第三部分上帝在哪里存在？康德认为，我们人类的认识能力是不足以认识上帝的。因为上帝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以外，属于“物自体”的世界。我们如果想去发表一点关于“上帝”的看法，说“上帝是存在的”，那就会产生错误。因为你没有办法在经验世界中证明它存在，你顶多只能说“我感受到它的存在”。那么这样一来，就好比说“我口袋里有一百块钱，是因为我在头脑中感到有一百块钱”，这不是很荒唐吗？而且，对于上帝到底存不存在，在康德看来，那可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儿。因为“相信上帝存在”和“相信上帝不存在”，似乎都可以成立，谁也没法说服谁。这就是“二律背反”。其实，这里的关键问题出在“存在”二字上。因为“存在”这个概念，只能用在那些经验世界中的东西上面；而“上帝”根本就不是经验世界中的对象，所以当然也就谈不上是“存在”还是“不存在”。于是，表面平静甚至刻板的康德先生，居然在思想的世界中，向上帝举起了屠刀———他把上帝从自然的领域中驱逐出境！然而，康德虽然在理智的世界里驱除了上帝，但又在道德的世界中把上帝恭迎回朝，为上帝赢得最尊贵的位置。这项工作，就是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完成的。《实践理性批判》是康德的“第二批判”，是针对人的道德能力的批判。康德总是说，如果一个人是为了快乐、利益、幸福等目的，才去做好事，那还不能算是“道德的”。只有不计利害，仅仅因为这件事是对的，就去做了，那才是“道德的”。比如说，一个人应当诚实，这是一条道德的法则。但我遵循这条法则的动机，不是因为“诚实”能给我带来好处，我才遵循它；而是因为“诚实”本身就是对的，是可以让所有人都遵守的，所以我遵循它。遵守这些道德法则，不能是讲条件的，而必须当作义务来履行———这就是康德所讲的“绝对命令”。康德曾说：“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我越是思考，就越会让我增加对他们的赞叹和敬畏，那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但是，这会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哪些行动准则，可以成为一条道德的法则呢？这就要看，一个行动，它能不能被普遍化，能不能光明正大地让所有人都这样做。如果我打算对别人撒谎，那我就该问问自己：“我现在撒谎了。要是所有人都撒谎，那行不行呢？”很显然，这样不行。所以“撒谎”是不可以普遍化的行为，也就不是道德的法则。第二个问题是，这些道德法则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们当然不会从外在的世界中来。否则，我们就是为了某种别的东西才去做好事。所以，道德法则只能来自于我们的主观世界，它是我们自己给自己下的命令。不考虑后果而去做好事，当然是很高尚的。但是，硬要把“幸福”从人生中割掉，也还是很难让人接受。于是康德只好说，不计利害地做好事，这是“德”，但要有相应的幸福与之匹配。所以“德福相配”，才是最高的善。但要保证德福能够相配，只有上帝才能够公平地为我们做到这一点。所以，上帝的存在仍是有必要的事儿，也是很必然的事儿。上帝不能呆在自然的世界里，但他肯定呆在道德的世界中。第三部分揭开女神的面纱康德对待上帝的态度，令教会十分恼火。虽然康德已经在道德世界中恢复了上帝的位置，但是教会仍然无法容忍他说“上帝不能认识，只能信仰”的鬼话。结果有一些教士把康德叫做狗，另外一些则给他们的狗起个名字叫“康德”。但是，老年的康德依然不紧不慢地喝着他的咖啡，踱着他的步子，在哥尼斯堡继续着他平静而有规律的生活。当时的普鲁士教育大臣禁止康德的书在普鲁士出版，普鲁士的国王也威胁他说：“我们贵族都非常愤怒地看到你怎样滥用了哲学，损害了《圣经》中许多最重要的教义……如果你继续这样做，你将会得到不愉快的后果。”不过，那时，康德已经完成了他所有关于宗教的论著，所以他赶紧回复国王，说自己再也不公开发表关于宗教的意见了。不许讲宗教，那就来讲讲政治吧！于是康德继续公开发表他的政治见解。康德对于法国大革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据说，当他听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竟含着喜悦的泪花欢呼法国大革命，甚至无限感慨地说道：“我现在终于能说———主啊，让你的仆人在和平中启程吧！因为我已经看到了你的拯救。”康德总愿意相信，法国大革命将带来一个和平的新纪元。据说，他曾因为看卢梭的书，居然有几天都中断了午后的散步。他相信，如果按照卢梭的思想来进行革命的话，那么每个国家的政体都能实现民主。于是这样的国家里，每个人都不会成为别人实现自己利益的手段，每个人也都知道，把他人当作实现自己利益的手段是一种践踏人的尊严的不道德的行径。以这样的道德共同体为基础，世界上才会出现永久的和平。康德终于到达了他的哲学探索的终点。本来是要寻找上帝的康德，结果落脚点仍然回到了人间。正如一个埃及的寓言所说：“人揭开了萨斯女神的面纱，但看到的却是———他自己。”第三部分激情燃烧的费希特费希特是一个饱含激情的人。他的一位听众曾说：“他的讲话并不动听，但他的语言掷地有声，很有分量。他恪守自己的原则，不会因人情而有丝毫的削弱。一旦受到挑衅，他会变得十分可怕。他的思想从不安分，他时刻渴望着在世上有所作为的机会。他的报告会像暴风雨的轰鸣，在每一次闪电中释放出火焰……他的幻想不像鲜花那样开放，却充满了活力与力量。他的形象并不优美，却勇敢高大。他闯入事物的最深处，在概念的王国里游刃有余。他不仅住在这片看不见的土地上，而且统治着这片土地。”1762年，费希特出生在奥勃劳济慈的一个贫寒的农家。小时候做牧鹅童时，他就表现出非凡的聪慧。据说，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有个地主来到村里，为自己错过了布道的时间而生气。这时人们安慰他说，有个叫费希特的牧鹅童能够一字不差地重复布道的内容。果然，小费希特完全模仿牧师的语气、姿势，一字不漏地将布道的内容重复了一遍。地主非常高兴，决定出钱培养他。费希特中学毕业以后进入耶拿大学，但是这时他的资助人去世。费希特生活陷入困境，只好靠做家教度日。无论是在苏黎世、莱比锡，还是在华沙，由于他激情叛逆的性格，费希特做家教的时间都不长。但是他在给学生做家教的过程中，接触到了康德哲学，并且为之折服。他说：“我因懊恼而将自己投入到康德的哲学中……他既使人振奋又伤脑筋。我在这里找到了一件能充溢心灵和头脑的工作，我强烈的传播欲沉默了。那是我经历过的最最美好的时光。虽然时常有缺乏面包的尴尬，但我那时却感觉自己是这个星球上最幸福的人。”1791年的夏天，费希特前往哥尼斯堡拜访康德。那时，费希特认为自己已经彻底掌握了康德思想，并且有能力独立地在这个领域中向前推进。于是他用仅有的一点余钱，留驻在哥尼斯堡，花了4个礼拜写成《对一切启示的批判》，呈现给康德。康德一看，发现文章表述的正是自己的看法，而且文笔流畅也正是他自己所缺少的。所以康德很高兴地把这篇文章推荐给出版社出版。哪知道，出版社出于商业考虑，故意隐去了费希特的名字，而说这本书是康德先生的新作品。因为当时，有很多人正期待着康德能对宗教的“启示”问题发表新看法。结果这样一来，这本书当然就很畅销了。但是对于康德来说，出了这种事，感觉是很不好的。于是他赶紧发表声明，说这书不是我写的，而是一个叫费希特的人写的。就这样，费希特在哲学界奠定了自己的声望。但是费希特很快就发现，康德哲学中有他无法理解的地方。比如说关于“物自体”，康德认为它一定存在，但我们没法认识；而费希特却说我们既然不能认识，那怎么敢断定它一定存在呢？费希特进一步发挥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外在于“自我”的那些“物自体”，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的“自我”设定出来的。只有自我才是实存的，才是完全自由的。在思想中，高傲的费希特先生依然燃烧着他的激情。但是，康德对这种说法十分反感，于1799年发表声明，说自己无法接受费希特狂妄的“自我”。于是，俩人从此分道扬镳。第三部分谁是黑格尔“黑格尔，一个平庸、愚钝、令人厌恶、一无所知的江湖骗子。空前刁蛮、癫狂、专事胡说八道……他败坏了整整一代人。”在叔本华眼里，这就是德国古典哲学家费里德里希·黑格尔的写照。叔本华把黑格尔叫做“可怜的家伙”，一个“精神上的怪物”、“蛊惑人心者”，说他的哲学是“空洞的辞藻堆砌”，是一场“哲学闹剧”，是“没有意义的疯话编织而成的东西，只有在疯人院里面才会听到”。他说，这个“长着一幅啤酒店老板模样”的人，居然能够“30年之久在德国被尊为最伟大的哲学家”，实在令人费解！叔本华为什么如此忌恨黑格尔呢？除了哲学思想的不同外，这或许出于个人的原因———他和黑格尔曾同在一所大学中任职。但是由于坚信自己的思想无比重要，叔本华就把自己的课安排在和著名的黑格尔教授授课的同一时间。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学生们都去选择黑格尔的课，弄得叔本华不得不在一个学期之后就中断了课程。尽管哲学界对黑格尔的嘲讽、谩骂一直没有停息过，但黑格尔思想的卓越和严密，几乎在整个哲学史上都鲜有匹敌的对手。难怪有人说，作为哲学家，与黑格尔生在同一时代，简直就是一件悲哀的事。严肃和板正，几乎成了黑格尔的代名词。当他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日记里就记满了对事物认真观察的心得。他关于上帝和世界、关于幸福、关于迷信、关于自然科学，甚至关于“女性性格”都有很早熟的看法。上了图宾根神学院以后，黑格尔结识了谢林与荷尔德林。这两位后来也成为了伟大的德国思想家。他们为康德的学说而激动，也为法国大革命而激动。不过，黑格尔在朋友当中最善于掩饰自己的激动———在每年的法国大革命的纪念日，他只不过安安静静地喝一瓶红葡萄酒———于是，别人送了他一个“老头”的绰号。这位“老头”，有着极强的理性分析和思辨的能力，有着广阔的视野和雄心，有着丰富的著述和杰作。他在形而上学、美学、宗教哲学、艺术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哲学史等等几乎哲学学科的所有方面，都给出了令人惊叹的论述。更何况，他竟然能够把这一切贯通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如果你跟着黑格尔的思路走的话，你也许不免惊讶：“世界居然就像黑格尔安排得那样井井有条！”恩格斯曾说：在这些领域中，“黑格尔都力求找出并指出贯穿这些领域的发展线索；同时，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物，所以他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近代的德国古典哲学，在黑格尔这里达到了顶峰。第三部分绝对精神黑格尔心中有一个“世界之神”，它创造了这世界上一切东西。物质的、精神的东西都从它那里产生，最后又都返回到它那里去。但是黑格尔所说的这个“世界之神”，并不是像基督教中的上帝那样的存在物。他把“神”理解为一种“精神”。在黑格尔看来，精神具有一种神性，它是神在世间最高贵的体现。当神在人类精神中完全展现自己的时候，必定是以一种精神的形式出现。如果神是精神，而世界又是神的产物，那么很显然，世界也就是精神的产物。但是这个“精神”，又不能等同于哪一个人的“精神”。这种“精神”是独立于我们所有人的，甚至独立于所有事物的。它是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现以前，就存在着的一种精神性的本原。这就是“绝对精神”。所有在我们面前展现的事物，不仅包括人的精神意识活动，也包括山川河流、动物植物，人类社会……都是“绝对精神”自己展开、自己实现的结果。也许有人说，这些东西明明是物质的嘛！但黑格尔就说了，你看到的只是“现象”，你得透过现象看本质———它们本质上都是精神的，这些现象都是“精神的现象”。那么，绝对精神是怎样把世界万物都实现出来的呢？黑格尔回答说，这就需要精神通过正———反———合的辩证法运动，从而分阶段地把种种事物实现出来。一开始，绝对精神是在纯粹的“概念”世界里面运动（正）；然后从概念中把自己外化出来，形成了有具体物质内容的自然界（反）；经过了一番折腾后，精神扬弃了自然界，结合了前两个阶段，重新回到精神的表现形式中（合）。在这个精神的阶段中，精神首先表现为“主观精神”（也就是个人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然后外化为“客观精神”（也就是人类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到最后，“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走向结合，达到“绝对精神”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绝对精神在经历一长串的变化后，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本来面貌来展现自己了———它的具体形态就是艺术、宗教和哲学。我们在艺术中通过直观来把握绝对精神，在宗教中通过表象或想像（一个最高神）来把握绝对精神，而在哲学中，则通过逻辑的思考来完成对绝对精神的理解。也许我们不妨这样理解，绝对精神是宇宙中一股神秘的精神力量，它按照正———反———合的规律不断地变迁，不断地生长，不断地演绎出万事万物。所以，从世界观上来看，它是一种典型客观的唯心主义立场。但是绝对精神的运动形式———辩证法，却在一定意义上揭示出了世界上事物之间的矛盾关系和矛盾本质。而这一点，深深影响了马克思。第三部分正———反———合黑格尔的辩证法有三大规律：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和否定之否定。其中，对立统一思想是黑格尔辩证法中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部分。恩格斯曾经这样高度评价黑格尔：“近代德国哲学产生了，而且在黑格尔身上达到了顶峰。它的最大的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有人常常以为，“用辩证法来看问题”，就好像是看一件东西，先这边看看，再跑到那边去看看，然后综合一下认识，就可以了。其实不是这样，至少这不是黑格尔所理解的“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由正题、反题与合题组成的。所谓“正题”、“反题”、“合题”，其实是绝对精神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正题必然地派生出它的对立面———反题，并且和反题构成“对立”，最终二者都被扬弃而达到“统一”的合题。所以，辩证法就是绝对精神不断流动、展开的一个历史过程，它是动态的。任何事物，都是在“正———反———合”的辩证发展的过程中存在。那么，怎么理解“正———反———合”的意思呢？黑格尔曾经打了个比方，一颗麦粒，一开始它只是一颗麦粒（正题），但它实际上已经包含了突破自己、否定自己的因素———这就是要长成一株麦苗。当它真的长成一株麦苗时，它就不再是一颗麦粒了，而是达到了麦粒的对立面（反题）。麦苗最后还是会成熟结种，自己死去而产生新的麦粒。新的麦粒既不是麦苗，也不同于原来作为种子的麦粒，而是两者综合的产物（合题）。同样地，我们还可以再打一个比方。一只母鸡（正题）下了一个鸡蛋（反题）。母鸡一看，纳闷了：“这个东西不是我啊，它和我完全不一样呢！”但是孵化了十几天，小鸡破壳而出（合题）。原来，它还是一只鸡，但又不同于那只母鸡了。到现在为止，我们或许可以大致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意思了———一个东西，必然蕴含并产生它的对立面（否定物）。我们在设想任何事物时不能不同时设想到它的对立面，比如“无限”是相对于“有限”而言，“永恒”是相对于“非永恒”而言。但它的对立面（否定物）仍是片面的，又会必然地再次遭到否定，最终走向两者的综合，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产生更接近于完美或真理的东西。不过说老实话，上面的这些比喻都是很粗浅的，它们只是稍稍有助于我们理解“正题”、“反题”、“合题”之间的必然关系。各位读者要想真正弄清楚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精髓，还是应该去看看他给我们留下的那几本经典之作吧！第三部分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人们老是拿这句话来批评黑格尔，指责他保守、片面、妄自尊大。这个命题乍一看，似乎还真是在为现有的秩序作辩护，在当时，就是在为普鲁士君主国家作辩护，在替当时的专制制度和警察国家辩护。所以，当黑格尔一提出这个命题，便招来了一场风波。普鲁士政府对此无比感激，文教大臣写信给黑格尔说：“您使哲学具备了对待现实的唯一正确的态度。”但是很多人鄙视他的哲学成为了阿谀奉承的玩意儿。然而，就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这两方面的人都只是肤浅地理解了黑格尔的字面意思。其实，黑格尔的意思并不是说“凡是现在存在的东西就是好的”，甚至，他根本就没有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话。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所讲的是：“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什么是“合乎理性的”？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源，支配着万物的存在和发展；它就是“理性”。“合乎理性”，就是说合乎绝对精神的发展脉络，合乎整个世界的发展规律。所以，这里的“理性”不是指哪一个人的精神活动；“合理的”，也不是说“有效的”、“有道理的”等意思。什么是“现实的”呢？这里关键是要看到，在黑格尔的哲学中，“现实”和“现存”是不一样的概念。“现存”是指“现在存在的”，它不一定是好的，也不一定合乎绝对精神的必然性。而“现实”可以理解为“真实”、“实现出来”的意思。“现实的东西”是符合必然性的，所以它是“真的东西”，一定会实现出来。而它之所以会成为现实的，就在于它是合乎理性、合乎规律的。当然，合乎理性的事物都必将实现，但这不是说，凡是实现出来的（现存的）都是符合必然性的。虽然现存的东西有它一定的合乎理性的成分，但又不可能绝对地合乎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不合理的成分逐渐上升而构成此事物的本质。于是，合理的事物又发展成了不合理的事物，因而势必会被新的、更加合乎理性的事物所取代。恩格斯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一命题已经包含了另一命题，那就是“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黑格尔的确有这种意思。据说有一次，他的好朋友海涅在和黑格尔谈话时，流露出对“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理的”这句话的不满情绪。黑格尔却怪笑起来，轻轻地对海涅说：“也可以这样说，凡是合理的必然都是现实的。”话音未落，黑格尔就惊慌地环顾左右。当他发现并无外人时，才平静下来。在庞大而严密的理性体系之下，掩藏着黑格尔近乎浪漫而狂妄的激情。第三部分我造上帝还是上帝造我？“人是人的上帝”，这是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的一句名言，出自他最著名的代表作《基督教的本质》。简单地讲，它的意思是说，“上帝”其实是我们这些人类把自己的属性抽象出来，加以夸大和人格化，然后当作一个独立于我们，又强于我们的实体来崇拜。所以，与其说是上帝创造了我们，还不如说是我们创造了一个上帝。“宗教就是欺骗！世界上第一个说谎者就是神学家！”费尔巴哈说。他认为人的宗教感情不是天生的，因为人没有天生的宗教器官。我们既不能用眼睛看见上帝，也不能用耳朵听到上帝，而知道上帝、信仰上帝是人在社会中慢慢被培养的结果。那么，人是怎么造出一个上帝来的呢？更深的问题是，人为什么要造出一个上帝来呢？费尔巴哈说，这一方面是因为无知和恐惧。由于世界中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而人们无法理解，所以他们就会感到害怕，就会猜测———那背后是不是有某种神奇的巨大力量在操纵它。除了恐惧，人们对自然也有感恩的一面，因为自然为人提供生存的空间和资源。恐惧感和崇敬感交织在一起，就使人产生了另一种感情———依赖感。这种依赖感才是一切宗教的真正基础。人总会找到某个比它强大的东西作依靠，从依赖自然到依赖君主，从依赖社会到依赖上帝，都是这个道理。但是，人为什么会产生依赖感呢？这是因为人有自己的需要。试想，人如果没有对外在世界的需求，他还会依赖别的东西吗？他还会崇拜别的东西吗？有了需要，就有了占有的欲望。欲望总是无限的，但是欲望的实现又总是有限的。这样就产生了欲望和能力、想像和实际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在现实中又没办法解决，人们就只好借助于幻想和超自然的力量。人们幻想“天堂”中有无尽的资源，人们幻想“上帝”能够公平地处理世间的矛盾。然而，所谓天堂，不正是人们关于现实世界的理想模型吗？所谓上帝，不也正是人将自己的本质异化出来，加以夸大的结果吗？别看上帝比我们聪明、善良、强大，其实，费尔巴哈说：“人怎样思维、怎样主张，他的上帝也就怎样思维和主张；人有多大的价值，他的上帝也有多大的价值，决不会再多一点。”第三部分只有一个马克思1999年，就谁是人类纪元第二个千年的“千年第一学人”这一命题，英国剑桥大学文理学院的教授进行了校内征询与推选，投票结果是马克思位居第一，爱因斯坦第二。随后，英国广播公司（BBC）又以同一命题在全球互联网上公开征询投票一个月，结果得票高居榜首者依然是德国人马克思。人类社会过去的1000年，是波澜壮阔的1000年，是造就巨人的1000年。悠悠千载，茫茫人海，代代英豪，在可圈可点的历史画卷中，曾出现过灿若繁星般的思想大师。为什么马克思能够独占鳌头呢？马克思，何许人也？1818年，卡尔·马克思诞生在德国的特里尔镇。他有一个做律师的父亲，在父亲的影响下，马克思17岁时进入波恩大学攻读法律，随后又转入柏林大学，最后在耶拿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马克思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他在科隆为《莱茵报》当过一个时期的编辑，但是他那激进的政治观点，不久就给自己惹出了是非。于是马克思不得不迁居到巴黎。在那儿，他遇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同的政治观点使两人结下了真切的友谊，甘苦与共，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天。在富有革命传统的法国，马克思积极参加法国工人的集会，了解工人阶级的斗争状况。不久，他就同法国工人建立了密切联系，还结识了流亡在法国的各国革命家。巴黎的斗争生活，促使马克思的思考走向科学共产主义。像马克思这样的“危险分子”是不可能被政府容忍的。不久，他就被驱逐出法国，迁居到布鲁塞尔。1847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他发表了第一部重要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第二年，他和恩格斯共同起草了《共产党宣言》。这是一部划时代的经典之作。可以说，人类的历史由此而被改写。在同年晚些时候，马克思返回科隆，数月后又遭驱逐，之后他迁居伦敦。19世纪50年代是马克思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贫困的生活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形形色色的敌人对他攻击诽谤，几乎所有的报刊都对他关上了大门。但他没有退缩，继续战斗。他成年累月地在大英博物馆研读政治经济文献，埋头从事经济学研究，为无产阶级锻造理论武器。而在他撰写政治学和经济学著作的日子里，他伟大的朋友恩格斯从经济上慷慨地支持着马克思。为了使自己的战友能创立新的伟业，恩格斯作出了最大的自我牺牲。反动政府的迫害，贫困的物质生活，繁重的理论工作和紧张的战斗，严重损害了马克思的健康。他晚年常被病痛折磨。1883年3月14日，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被安葬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和他的夫人燕妮葬在一起。第三部分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1843年，由马克思担任主编的《莱茵报》被政府查封。这件事对马克思的震动很大，他认识到披在资产阶级“肩上的华丽的斗篷掉下来了”，露出的不是自由或仁爱，而是专横与暴虐。虽然黑格尔曾说，国家是人类社会中最合理的东西。但严峻的事实，使得马克思不再相信黑格尔关于国家的观点。在现实中，国家并不是那么合乎理性的，更多的只有利益的冲突。这成为了马克思写作《导言》的契机。在此之前，马克思还写过一篇文章，叫《论犹太人问题》。在这篇文章里面，马克思说，人类的目标是“人类的解放”，而只有废除了私有制，才能实现全人类的解放。那么，应该由谁来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呢？他们又应该怎么样才能完成呢？在《导言》中，马克思就回答了这些问题。马克思说，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完成这个任务。而无产阶级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完成这个任务。在这场革命中，无产阶级既要进行“武器的批判”，也要掌握“批判的武器”。所谓“武器的批判”，就是说要运用物质的力量，真刀真枪地进行战斗。所谓“批判的武器”，就是说要借助理论的力量，用先进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动员更多的人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马克思在《导言》中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思想上的批判终究是思想领域中的，而拿起武器去战斗，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经之路。但是在战斗的过程中，无产阶级若想成功，完成人类的解放这一历史任务，就必须要有先进的“批判的武器”来指引自己前进的方向。第三部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一句名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研究者用这句话来概括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1845年，马克思遭到法国政府的驱逐，来到布鲁塞尔。在这里，他写下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评价它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这个提纲之所以很重要，就在于它着重阐明了实践的作用和根本地位，指出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标准。而过去的哲学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在他们眼中，人的认识不过是对客观事物的消极反映，犹如照镜子的投影一样。客观事物和我们是对立分离的，而不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这样一来，他们的哲学只需要谈谈怎么认识世界、理解世界就可以了，而不需要考虑改造世界的问题。但是马克思就认为这样不对。他在这个提纲中说：客观世界不仅仅是呆在那里，等着我们去认识和解释的，它同时也是需要我们去改造的对象。我们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够认识对象。离开了社会实践，人的认识不但不可能发生，而且它是不是正确的也没法证明。所以，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离开了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这样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实践”的观念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非常重要。马克思把“实践”引入了自己的哲学，又科学地说明了实践的决定作用和基础地位，而且还强调，一切理论的东西都应该付诸实践，指导实践。所以，他的哲学和以往的哲学有着十分不同的风格和气质。就像他自己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第三部分一半是天才，一半是疯子德国法兰克福的一家公寓里住进来一位哲学家。紧靠旅馆有一家小饭馆，有位哲学家常去那里吃饭，那也是英国军事人员常去的地方。不过，饭馆的一个侍从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每次饭前，这位哲学家总要把一枚金币放在自己面前的桌上，饭后又把金币收回自己的口袋里。有一天，这位侍从忍不住问他在干什么。这位哲学家不乏嘲讽地说：“我每天在心里与那些军官们打赌，只要他们哪一天会除了马呀、狗呀、女人呀之外还能谈点别的话题，我就把金币放进教会的施舍箱去。”这位高傲的哲学家就是阿图尔·叔本华。真正的哲学家大多是怪人，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往往和一般人不一样。而叔本华尤其古怪，即便是在哲学家的圈子里面也是“数一数二”的。他孤傲、自负，自诩为天才，但他的思想却不能被当时的人所理解，也遭到同行的嘲笑和冷遇。他老是会在周围的环境中发现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所以他和世人格格不入，一生独身，无妻无子，尤其蔑视女性，一辈子也没几个朋友。当然，叔本华并不是不接受任何人。他虽然平素自视清高，但唯独崇敬歌德，与他有忘年之交。这得归功于他母亲的交际，歌德常常是他母亲的座上客。只要歌德出席，叔本华便显得毕恭毕敬。歌德也对这位年轻的哲学家非常器重。据说有一天，大家围着一张茶桌闲聊，唯独叔本华走到窗前，凝望夜空，肃穆沉思。几个女孩子便咯咯地笑了起来。歌德却说：“孩子们，让那个青年独自呆着吧！不要取笑他。将来有一天，他会超过我们所有的人。”后来在1812年，叔本华进入了著名的柏林大学。他在柏林大学听费希特的讲课，但是很快就发现费希特一点也不值得他欣赏。虽然如此，但他依然来听费希特的课。只不过专门是为了找费希特的错处，以便和他争辩。他在听课笔记里所记的不是笔记，而是对费希特尖酸刻薄的批判。1813年，叔本华从柏林大学博士毕业，此后4年，他全身心地写作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是一部集中了他全部智慧的作品，此后的著作都只是该书的评注而已。这部书奠定了叔本华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唯意志论的开山鼻祖。自从苏格拉底以来，西方的思想家都认为，理性的东西才是世界的本源，我们都应该选择理性的生活。然而叔本华却把“意志”这种非理性的东西当作本源，当作生活的动力。在那个时代，没有人愿意同意他这个观点。所以直到晚年，他的思想才渐渐地为人接受。人们竞相拜访他，研究他的哲学。自此以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在尼采、柏格森、詹姆士、杜威、萨特等人那里，我们都可以发现意志主义的印记。这就是叔本华。一半是疯子，一半是天才。第三部分因为爱欲，所以痛苦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认为，意志是世界上最根本的基石。而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表象的世界。但是，这个“表象”是谁的“表象”呢？黑格尔说世界是理性（绝对精神）的表象，而叔本华说：不对！它们是意志的表象！意志是我的意志。所以，“世界是我的表象”，太阳的存在就是像我看到它的那个样子；地球的存在也只是像我感觉到的那个样子。人生是一场梦！意志支配着生命。生长的意志促使植物向着阳光，生存的意志推动人们去为食物、配偶和孩子而争斗。因此，占有、争斗、敌视和破坏是生命意志的本质。意志没有界限、没有方向，它只有盲目地实现自己的愿望。每个人都得屈从于这样的意志。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意志的一个表象。意志总是冲动的，所以它在每个人身上的表现形式就是“欲望”。叔本华的逻辑是：我们具有欲望，这是生命的本性。有欲望，就证明想去得到一些现在还没有的东西。所以，欲望说明缺乏，缺乏则意味着痛苦。这种痛苦是你活着就得承受的。如果欲望得不到满足，你会痛苦；如果欲望得到了满足，你又会无聊，还是痛苦；在欲望得到满足后，又会有新的欲望产生，而新的欲望意味着新的痛苦。生命意志是无限的，而个体生命是有限的，生命意志在个体生命身上不可能得到满足……叔本华在人生画卷上描绘出的，是一幅悲观的画面。而他所开出的人生处方则是———认清生命的虚无，自觉否定生命的意志，放弃所有的欲望，进入类似于佛教中“涅槃”境界。不过，别看《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部书充满了悲观的情绪，在推广他的思想时，自负的叔本华却显得非常积极乐观。即使在出版后十几年里无人问津，大部分作为废纸卖出，他也一点都不悲观，反而说“一位完成了流芳百世的伟大著作的人，不会因为受到公众的冷落而心神不宁，也不会由于批评家的指责而有所动摇”，“这部书不是为了转瞬即逝的年代而是为了全人类而写的，今后会成为上百本书的源泉和根据”。事情还真是这样。不过等人们认同他的看法时，叔本华已经是一位垂垂老者了。在他死后，关于他的哲学的讲座逐渐将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讲座排挤了出去。他一时成了德国最时髦的哲学家。到1891年，《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已经再版了18次。第三部分上帝死了有这么一个人，他是一个大学教授、一个诗人、一个哲学家、一个孤独的漂泊者。他杀死了上帝，但他不是传说中的那个恶魔。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就是德国人尼采。尼采出身于宗教家庭，据说他的祖先7代都是牧师。1844年，尼采出生于一个名叫洛肯的乡村。不久，尼采有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学话很慢，老爱用严肃的目光注视着一切。身为牧师的父亲很喜欢这个沉静的小男孩，总是带着他一起散步。但是尼采永远也不会忘记，在他7岁时，父亲就去世了。这件事给他非常大的打击。而两年后，他的弟弟也夭折了。于是，尼采就在母亲、妹妹、祖母和两个姑姑的身边长大。幼年的尼采，缺少男性之爱，在人前显得腼腆甚至羞怯；除了埋头书本，他只有和妹妹在一起的时候才感到放松。很难想像，在这样一个宗教家庭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居然留给世人的印象是激情甚至迷狂，日后居然会成为举世闻名的反基督教的人。1865年的冬季，有一天，尼采偶尔在一家书店买到叔本华的巨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立刻，他就被这位已逝6年的忧郁智者迷住了。尼采狂热地喊着：我发现了一面镜子，在这里面，我能看到世界、人生和自己的个性被描述得惊人的宏壮。尼采一下子就接受了“意志”的概念，但是他并没有染上悲观色彩，相反，他把意志改造成为积极的力量，不断生长，蓬勃向上。这就是他所说的“权力意志”。人应该在“权力意志”的支配下生活。但是，基督教却要我们怎么生活呢？尼采问道。“理想的基督徒的生活饱含爱和谦逊……它坚决反对自卫的权利，反对以征服他人作为自己的胜利。”在尼采眼中，基督教就是要人们甘于贫穷，服从命运，觉得自己是有罪的没用的家伙；它扼杀人的生命力量和原始冲动，扼杀人的个性，扼杀人的激情和自由；基督教不是让人们积极向上，而是要人们去怜悯、同情弱者，使人趋于柔弱、萎靡的境地。尼采说，基督教提倡的东西，其实是一种奴隶的道德，它们用平等、宽恕的道德原则来为自己卑下的地位做辩护。所以，基督教完全有悖于人性的发展。尼采呼唤着高贵的“超人”能够出现。这种“超人”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生命力、创造性和权力意志。他威武刚强，充满希望。他不再是彼岸的理想，而是在现实世界就能够存在的有些有肉的人。于是，尼采说，我们要重估一切价值，“上帝已死，我们现在希望超人诞生！”第三部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18世纪，一个名叫弗朗西斯·哈奇逊的苏格兰———爱尔兰哲学家曾说：“最好的行为就是给最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的幸福。”数十年后，另一个英国人边沁把这一句格言发展成为“道德和立法的原理”。他说，一种行为的对与错完全应该根据其结果来判断，好的结果给人们带来快乐，坏的结果给人们带来痛苦；因此，正确的行为就应当是，最大限度地产生快乐并最大限度地减少痛苦。“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就是“功利的原理”，像边沁这样的哲学家们就被称作“功利主义者”。“功利”这个词儿在汉语里的名声是不太光彩的。我们说一个人“挺功利的”，就好像是在贬低这个人的品格。但是，在边沁先生那里，“功利”不仅不是道德的沦丧，反而是道德的伸张。一个人是不是道德的，是要看他的行动是不是赢得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除了个人的道德领域，这句话还成为社会上人们的一种共识。边沁就主张，应当在功利主义的指导下来制定法律和社会政策。它对英国的政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功利主义有三个原则：第一，它只根据后果去判别行动的对和错。至于说你是抱着什么动机去做的，这无关紧要。所以，好心办了坏事，那就得谴责；假如本来居心不良，但歪打正着地带来了好结果，那就得表扬。第二，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呢？边沁说，让人快乐的就是好事，让人痛苦的就是坏事。趋乐避苦，这是人的本性。第三，一个人幸福了、快乐了，还不行。因为没有谁的幸福会比别人的幸福更有价值，所以，做事情要使得与之利益相关的大多数人都幸福了，才是符合“功利原则”的。功利主义的产生和流行，是同当时自由、平等的人权观念结合在一起的。边沁的哲学主要是受到了法国大革命前的启蒙思想家的影响。而这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英语中，成了一句妇孺皆知的流行口号。第三部分你挥舞拳头的自由到我的鼻子为界一位见识独特的学者曾说，地球上有两座群岛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最大，一个是地中海沿岸的爱琴海诸岛，另一个是北大西洋中的英伦三岛。爱琴海的希腊文明，是古典世界的智慧之峰。黑格尔说：“凡是满足我们的精神生活，使精神生活有价值、有光辉的东西，我们知道都是从希腊直接或间接传来的。”而英伦三岛则是近代工业革命、自由主义与法治的故乡，现代文明的许多东西都可以追溯到一个或几个英国人。在英国悠长的文化传统中，“自由”总没有被英吉利民族所遗忘。其中，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也译作“密尔”）为“自由”注入了现代的意识。“自由”是西方思想，特别是近现代以来的西方思想的“关键词”。自古以来，各种各样的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层次与方面来阐释自由的含义。英国的阿克顿勋爵说：“自由，从2460年以前在雅典播种以来，就仅次于‘宗教’而成为‘善’的动力和‘罪恶’的常见托词。”古希腊的政治家梭伦、伯里克利也谈论过“自由”，基督教的大神学家奥古斯丁讲过“自由”，康德和黑格尔更是将“自由”当作意志的本性……让我们通过3个问题，来看看穆勒所说的“自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第一，“自由”是什么的“自由”？在穆勒这里，“自由”不是意志的自由，也不是形而上学意义的某个概念，而是在人们现代生活中所拥有的权利。所以自由是行动的自由。如果说这种自由依然有一定的哲学意味的话，那么它也是一个政治与法律层面的哲学命题。第二，“自由”是谁的“自由”？穆勒说，自由是“我的”自由，也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有了这种自由之后，也就有了一个私人的空间。在这个私人空间里，政府和其他人不能随便干涉别人的生活。穆勒认为，自古以来，自由就是一种对抗政府权威的力量。政府作为一种公共力量，对于维持秩序是不可或缺的，但政府往往热衷于滥用自己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所谓自由，就是在防御统冶者的暴虐。而在这个领域，自己才是最高的主宰者，我乐意怎么行动就怎么行动。第三，“自由”是多大的“自由”？“自由”的前提是“平等”。因为你和我是平等的，所以我有自由，你也有自由，而且我们的自由是一般多的。我们不受别人侵害的自由，也是平等的。因此，你尽可以在你的私人空间里面张牙舞爪，拳打脚踢，但是千万不要打着“这是我的自由”的旗号来入侵我的私人空间。请将你的自由停留在我的空间之外，也请你挥舞的拳头到我的鼻子为界。第三部分踏踏实实做学问人类能够进入现代社会，是因为人们把自然科学当作了最主要的认识工具。人们按照自然科学的那一套方法来认识世界。比如说，一切从经验观察出发，注重事实和数据，把得出来的结论拿到实践中去检验等等。它们可以通称为“实证的方法”。而在现代哲学史上，就有一群哲学家，主张用这样的方法来解释社会、探讨哲学。他们被人叫做“实证主义”者。实证主义的第一代掌门人是法国人孔德（1798—1857年）。他说，原来那些宗教的、神学的、形而上学的东西，虽然表面上说自己是“思辨”的，但这无非是一块遮羞布而已，其实它们都是些不着边际的废话。所以，当代的哲学就没有必要再去讨论世界观、本体论这些东西了，而应该给人们提供实在的、有用的、确定的知识。也就是说，实证的哲学不讨论“世界为什么这样”，而只讨论“世界是个什么样”。哲学在孔德这里是一门科学，是用来发现世界一般性规律的东西。所以哲学不同于具体的自然科学，而是叫做“关于科学的科学”。自然要用实证的态度去研究，社会也要用实证的态度去研究。孔德创立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学”。其实，对社会的研究自古以来就有。但是在孔德之前，人们只知道有不同类型的社会，社会会随时间推移而变迁，社会的各种状况通常被认为是反映了神的意旨……而到了孔德那里，对社会的研究采用的是现代科学的实证方法。他把社会当做一种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的现象。关于社会的知识来自于经验观察而不是盲目信仰。孔德留给后人的最主要著作是厚厚6卷的《实证哲学教程》。就在孔德实证主义系列的第一本书出版后一年，一位英国的自然科学家，搭乘一艘海船开始了他的科学之旅。这位科学家后来写了一部基于实证考察基础上的著作，名叫《物种起源》。这本书改变了人类认识自我和世界的眼光。第三部分一个关于“综合”的梦想赫尔伯特·斯宾塞是英国19世纪下半期最受人瞩目的人物。他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哲学教育，甚至也没有研究过以前的哲学家的著作，但是他却写出了洋洋洒洒18卷的巨著。其实，斯宾塞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要创造一部“综合哲学”。在这部“综合哲学”中，能够包括所有的知识类型。今天，他留给我们的这些作品中，比较有名的是《第一原理》、《生物学原理》、《心理学原理》、《社会学原理》、《伦理学原理》等。斯宾塞的父亲和叔父都是教师和社会改革家，他在童年时就从他们那里学了一些粗浅的自然科学、医学、化学等方面的知识。同时，他也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了“综合的倾向”，所以他总喜欢借用理论来构建一个体系。就拿他这部“综合哲学”来说，他就试图用进化论和实证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所有的事情，从而串起一个无所不包的实证主义体系。不过，他其实有许多方面的知识都不懂，往往借助的是二手材料。他在38岁时草拟了关于“综合哲学”的提纲，然后用了他生命中剩下的43年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斯宾塞把他的整个思想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上，而且丝毫不加反思。这就导致了我们所熟知的，也是名声不好的“社会进化论”。如果说说社会是进化的，倒也罢了。但是，雄心勃勃的斯宾塞先生却要在社会理论中，把进化论进行到底。他把生物学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原理拿来套社会的发展原则。结果就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一直存在着“生存竞争”，优等民族在竞争中获胜，而劣等民族就遭到淘汰。优等民族就是最适于生存规律和生存环境的民族，劣等民族应该受到优等民族的统治。看，多么冷酷的事实，多么冷静的理论啊！斯宾塞的确十分冷峻和孤傲。美妙的生活到了他的嘴里，往往被“科学化”了。有一次，当他来到尼亚加拉大瀑布面前，他居然这样描写自然的壮观：“瀑布高160英尺，据测每小时流量为1亿吨，也就是说，每秒流量为2700吨。大瀑布的厚度有20英尺。……瀑布底部的侧面压力为每平方英寸15磅……也就是说，直接承受瀑布冲击的岩石每秒钟要受到2万吨的冲击力，水流以每秒100英尺的速度倾泻而下。”对于女人，斯宾塞也以冷漠而著称，终身未娶。据说，他年轻时曾遇见一位相貌超群、体态优美的女子，朋友问他感觉如何。他说：“我不喜欢她。因为出于我的颅相学知识，她头颅的模样不好看。”还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朋友。朋友问他：“你不为你的独身主义后悔吗？”斯宾塞平静地答道：“人们应该满意自己所做出的决定。我为自己的决定感到满意。我常常这样宽慰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有个女人，因为没有做我的妻子而获得了幸福。”第三部分在颤栗中生存索伦·克尔凯郭尔（S.Kierkegaard，1813—1855年），生于丹麦哥本哈根一户经营羊毛业的商人家里。他的父亲老克尔凯郭尔抚养他长大。在经商致富后，老克尔凯郭尔过起了赋闲的生活，把时间消磨在读书与研讨哲学等宗教问题上。克尔凯郭尔成年后还赞叹说：父亲把一种全能的想像力与一种不可抵御的辩证法绝妙地结合了起来。在克尔凯郭尔眼里，父亲是一个完美的人。然而不久，他的生活发生了一件令他感到震撼的事件，他获知了父亲的秘密。父亲在一次酒后的醉话中，透露了自己早年在性生活方面的荒诞之举。要知道，在克尔凯郭尔心目中，父亲是如此的虔诚与圣洁，父亲就是他的上帝。现在他所崇拜的偶像一瞬间突然坍塌，克尔凯郭尔的内心不能不感到恐惧，他的心灵不能不发出绝望的呼喊。从此以后，他荒废了神学研习，开始过起纨绔子弟的浪荡生活。接着，他又知道了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事实：父亲在小时候曾诅咒过上帝！当他再联想到母亲及兄姐接连死去的事实后，他丝毫不怀疑，这一定是上帝给他们家的惩罚。更要命的是，他进而主观地断定，上帝一定会让他死在父亲前头，死在34岁之前———那是耶稣的有生之年。对于基督教所说的“原罪”，过去他的感受并不深切，不过他现在真正感受到了。存在于世的恐惧、忧郁和颤栗，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你还活着！但你将痛苦地生活！1837年5月，他结识了一个年仅15岁的女学生———列琪娜·奥尔森。不久，他们订婚了，但就在订婚后第3天，不祥的预感又在克尔凯郭尔内心出现，他旧病复发，把想像当成了现实。他想起了主宰命运的“原罪”，于是，昔日的忧郁和烦恼又死死地纠缠着他。他不断向自己提出“有罪？无罪？”的问题。他觉得自己应当给未婚妻以自由，他对自己说：“扮演一个流氓，可能的话，扮做一个十恶不赦的流氓，是给她自由的唯一办法。”终于，他做出了选择，他冷静而坚决地抛弃了她。当然他也非常痛苦———“我整夜整夜地躺在床上哭泣”，“我痛苦异常，每天都想念她”……不过这些伤感和痛苦正是他自己选择的。与列琪娜关系的破裂，是克尔凯郭尔一生中最大的事件，它又一次给他带来巨大的精神创伤，并影响了他的整个后半生。在忧伤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克尔凯郭尔，深深体验着生存的重负。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人的存在”这一问题。他成为了一个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他从自身的生活体验中提取人的概念。然而，得出的结论只是———面对世界和自我的陌生感，内心的矛盾，深刻的恐惧和彷徨……在恐惧中，他发现生活是由一堆可能性组成的，等着人去选择。人只有在恐惧中，才能发现自己还有一点选择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总是有限的，它并不能使我们从痛苦中走出来。在有限的自由中，我们找不到安全宁静的港湾。于是，克尔凯郭尔最终皈依了上帝。上帝是无限的，当一个人面对上帝时，灵魂才得以安顿，颤栗才得以停止。第三部分他就像个诗人1914年，当欧洲的军队纷纷开赴前线，像野兽一般厮杀的时候，人们感到恐惧和迷惘：难道文明和进步竟是如此脆弱的吗？此时，法兰西学院的一位教授回答说：“你们现在是消沉的，丧失了希望。不用怕！我曾经也这样。但是后来我忽然在一瞬间认识到了生命的意义和力量！”这位法兰西教授就是亨利·柏格森。在他一生的创作中，言辞优雅，语言敏锐，充满着丰富的想像和似水的诗情。后来他凭借哲学作品《创造的进化》而获得了192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学院评价他的作品说，这是“一篇震憾人心的雄伟诗篇，一个蕴含着不竭之力与驰骋天际之灵感的宇宙论”，“他亲身穿过理性主义的华盖，开辟了一条通路。由此通路，柏格森打开了大门，解放了具有无比效力的创造推进力……向理想主义敞开了广阔无边的空间领域”。在《创造的进化》中，柏格森阐述了他最著名的一个概念———“生命力”（或译作“生命冲动”）。他说，在人的深处，有一种力量，不断地把我们从低级的形式引向更高级、更复杂的个体。这就是“生命力”。它既是每个人内在的体验，又是创造万物的宇宙意志。“生命力”向上喷发，就会产生精神性的事物，如人的自由意志、灵魂等；而“生命力”向下坠落，则产生无机界和惰性的物理事物。而我们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的生命体，就是因为我们具有“创造性的才智”。它使得我们能够认识和运用这种“生命力”，使得我们可以体验到“我们在生长，这是一个整体的流变过程”。这种体验，只可能是一种内在的体验。它是我们的直觉！它是诗人的灵感！柏格森说，我们只有通过直觉，而不是理性，才能把握生命的整体存在，也才能洞察世界的本性———那就是“绵延”。现实不是静止的，它是一种“绵延”状态；而“绵延”是一种流动，是在时间中流动。现在让我们来想一想，我们是怎样理解时间的？我们是用数字标记时间的，如此才有了年月日；我们还用钟表的指针指示时间，如此就有了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我们还曾经用滴漏、日晷、晨钟、暮鼓等工具测量和预报过时间，如此就有了时辰昼夜、朝朝暮暮……但是，它们都不是真正的时间，而只是对时间的记载。而这种记载是必须在空间里面进行的，比如说一滴水的落下，一根秒针“啪嗒”滑过一个角度。所以，这是空间中的时间，是在用空间表示时间，而不是真正的时间！那么，真正的时间在哪里呢？柏格森说，在人的心里。我们只有通过直觉，才可以内在地体悟到它。于是他提倡“直觉主义”的方法。他认为，分析哲学是把自己与外部世界分开，用割裂的方法去研究世界；而他们在分析自己时，也是先假定好另外一个自己，然后对这个假定的自己进行拆解。而直觉的方法不是这样，它是进入到事物的内部去，在与事物的同一里体悟事物；在分析自己时，则是在静默中进入到自身，与自身合一，从而直觉到生命那玄妙的本质。这难道不是诗一般的境界么？第三部分轴心时代1883年，马克思去世。但在同一年，德国又迎来了另一位哲人的诞生，他就是雅斯贝尔斯。如果你不是雅斯贝尔斯的至亲好友，那么当你去拜访他的时候，他一定会高高在上地坐在他的沙发椅中，就像一位亲王那样从他的宝座上慈祥地俯视着你。他会听你谈论上帝、世界和人类的知识。但是他会在亲切地赞同或反对之后，继续陈述他自己的观点。有人说，这多少有点仪式化的小把戏中的些许威严，不免让你顿生凉意。这的确就是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写照。他年幼时得过一种怪病，使他无法进行爬山、骑马、跳舞等激烈的运动。于是，他长期过着单调的生活，显得十分孤独而又很难与别人进行沟通。除了公务，他从没有去过公共场所。而在大学教书期间，他和同事间也从来没有什么亲密的联系，更不用提他对哲学家大会的厌恶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孤独地，但又十分固执地同所有人辩论。他的这种不容分辩的说教口气，被有的人称作“雅斯贝尔斯式的表演”。雅斯贝尔斯有一个很著名的命题———“轴心时代”。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也产生了宗教。它们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虽规模宏大，但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文化的化石。而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我们总是回过头去，看看轴心时代的先哲们是怎么说的。第三部分新大陆的哲学1838年7月，在哈佛神学院的一场演讲中，一位学者宣讲着个人解放和普遍宽容。他说新的世界是自由的个人之间相互合作而组成的，人们要在人道主义的原则下去生活，去热情地生活。这个演说后来被有的人看作是美国的道德宣言。“从现在起，”一位听众评论道，“我们青年人在《圣经》中有了一部第五福音书———美国人的福音。”而这篇福音的传播者，不是约翰或马可，而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美国是一个移民者的国家。在这片新大陆上，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拓荒者。爱默生就出生在一个拓荒者的家族中。母亲希望他能够成为一名传播《圣经》福音的牧师，于是就把他送进哈佛大学。但是他的那种热情积极的气质，总不能和教会的正统思想合拍。最后，他离开讲坛，开始去寻找生命的意义。爱默生首先来到欧洲，去拜访那些旧大陆上的先生们。一天晚上，他去拜访卡莱尔。卡莱尔递给年轻的美国客人一支雪茄，自己也点上一支。他们默默无言地吞云吐雾，直到深夜，他们握手道别，并祝贺他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夜晚。然而，不久以后，当爱默生渐渐理解了卡莱尔的哲学后，他感到有些失望。卡莱尔的眼睛只盯着旧大陆过去的辉煌，而忽视新大陆上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色。除了卡莱尔，爱默生还发现许多欧洲的人物身上，都有这样抱残守旧的缺点。他说“千百年来，这些可怜的（欧洲）人坐在天堂的门前，张望里面的美景。如今大门敞开了，而他们却都沉睡了”。虽然从欧洲失望而归，但爱默生却逐渐清晰地认识到，他到底要寻找什么了。在他的眼里，美、快乐、勇气、自由、进取，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生活。在美国这样一个没有传统重负、而又需要拓荒者们积极进取才能生存的国家，自由而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能力是很有必要的。这种朝气蓬勃的生活态度，就像爱默生所宣称的那样：“人的眼睛长在前面，而不是长在后面。”他说，我们美国人不要再模仿旧大陆的兄长了，不要再当追随者和学徒，而要成为开拓者和教师，创造美国式的思想和生活。那么，什么叫美国式的呢？爱默生的回答是，承认每个人的价值，承认每个人工作的价值。比如说，铁匠写不出诗歌，但诗人也打不出马掌。相对于欧洲而言，这片没有经历过等级制的新大陆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为自己的梦想底气十足地享受奋斗，享受失败。爱默生的哲学就是要为他们每个人的平等和伟大作出注解。拓荒者的坚强和勇敢，振奋和骄傲，成了爱默生写作的一条主线。爱默生说，美国需要一种新的哲学，一种属于新大陆的哲学；美国需要一种新的道德，一种有血有肉的道德。第三部分有用的就是真理？1946年，伯兰特·罗素的名著《西方哲学史》出版，其中只有一章写了在世的哲学家，这位哲学家就是约翰·杜威。杜威教授著作等身，我们很难说哪一本就能代表他的思想。比如说，《逻辑：探究理论》一书也许最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核心思想，但流传最广的著作却是《哲学的改造》，而影响最大的著作或许得算是《学校与社会》了。同大多数哲学家相比，杜威是一位实干家。他在1896年建立自己的实验学校。20世纪20年代，他还来到东亚，在东京、北京和南京都作过演讲。1933年，他又在美国参与建立了流亡大学，帮助世界上来自其他国家的流亡学者。作为一位教育家，杜威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口号———“通过做来认识！”在杜威看来，教育的过程就是使孩子的自然潜能发挥出来的过程。然而，发挥他们的潜能是为了干什么呢？就是要让他们懂得如何去解决问题。而这只有通过亲身实践才会明白。杜威说，几百年来，人类在科学的探索中取得了最大的成功。比起其他领域的知识来，科学知识更为可靠，也更有用，因为它使我们的生活更丰富、更方便。所以，我们有必要让所有的活动都像科学的活动那样进行。因此，他觉得教育孩子，就应该让他们学会观察，亲自动手，善于判断，并检验自己的看法。在行动的过程中获得知识。多做少说，注重实际的效用，这大概是美国现代思想家们的一种主要的态度。它被称为“实用主义”。欧洲人常常笑话美国没有哲学，但是当“实用主义”出现以后，局面改观了许多。而对“实用主义”作出更多理论论述的人，叫威廉·詹姆士。詹姆士的祖父是一位注重实际的爱尔兰移民，他的父亲则是一位思想自由的人。把祖父的实际精神和父亲的自由意识结合起来，再加上一点爱尔兰人的幽默和美国人的直率，这就是威廉·詹姆士的脾气。这种脾气一直影响到他的学说。比如他认为，真理是相对的，我们中间谁也没有权利说他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因为我们都只能看到真理的一部分。当然，只要这一部分真理能够帮助我们很好地处理好日常中的问题，那么这就很好了。于是就有人批评詹姆士了，质问他：“难道有用的就是真理吗？”詹姆士回答说，实用主义只和生活打交道，不讨论这些抽象的问题。实用主义无非是要人们在各种学说当中保持中立，不那么绝对罢了。这就像一个旅馆的走廊，它通向一百个房间。在一个房间里你可以看见一个人跪着祈求他的信仰；在另一个房间有个人坐在桌旁想要消灭一切形而上学；而第三个房间是一个实验室，一个科学家正在讨求自然的奥秘。实用主义者说，这些都是生活允许的，只不过你得先从这条走廊开始你的步伐。第三部分现代逻辑之父：弗雷格一直到19世纪，人们一谈起“逻辑”，还是指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而且对“逻辑是什么”的看法，也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改变。那个时代的人们认为，逻辑是思维的规则。正如叔本华所言，没有关节就不能弯曲臂膀；同样，没有逻辑作为规则，思维就不可能连贯地进行。然而，19世纪后半叶，一个名叫戈特罗伯·弗雷格（1848—1925年）的德国人提出的看法，却足以推翻这一逻辑观，带来革命性的变革。后人称他为“现代逻辑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