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初期的犹太教异端变成罗马帝国国教（公元392年）；由犹太民族的地方性宗教经过传教活动变成了世界性宗教；由统一的基督教发展到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公元1054年）；1517年，德国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又使新教从罗马天主教内脱颖而出，于是基督教分成了三大教派等等。但是不变的一点是，基督教的每一个教派在每个发展阶段都奉《旧约》和《新约》为其经典，即“圣经”。西文“圣经”（Biblia，英文Bible，法文la Bible，德文die Bible）一名来源于古代腓尼基的一个城邦名“毕布勒”（Byblos）。毕布勒以从事草纸贸易而远近闻名，后来“毕布勒”就成了古希腊人“书”的同义词。当犹太教的经典被翻译为希腊文后，希腊人就用希腊文ta biblia来专指这些经典。到公元5世纪初，君士坦丁堡主教克利索斯顿将Biblia用作基督教正式经典的专称，一直流传至今。《旧约》是基督教从犹太教继承而来的，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共同信奉的圣经。圣经为什么要叫做“约”呢？犹太人认为，《旧约》记载了上帝与世人所立的“契约”，如最早上帝与诺亚立约；与亚伯拉罕立约，订立“割礼”；与摩西订立“十诫”等。基督教继承了犹太人的上帝与世人立约之说，认为救世主耶稣降世意味着上帝与世人重新立约。他们把这次立约叫做“新约”，而过去上帝与犹太人所立的约就叫做“旧约”。这就是《旧约》和《新约》的来历和含义。《旧约》大约于公元前6—2世纪之间形成。《旧约》一共有39卷，约929章，包括自公元前11世纪末以来相传的古代犹太律法、典籍和各种文学作品，大体可分为“律法书”5卷、“先知书”21卷和“圣著”13卷三大类。《新约》最初是用希腊文写的，约于公元1世纪下半叶至2世纪末定型，最终于4世纪初确立。《新约》共有27卷，约260章，大概可以分为“福音书”4卷、“使徒行传”、“使徒书信”21卷和“启示录”。由于基督教文化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全球性的重大影响，使得《圣经》成了世界上读者最多、发行量最大的书之一。至今《圣经》仍在全球，特别是在西方产生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第二部分摩西十诫据《旧约·出埃及记》记载，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及人类，后来亚当夏娃的子孙又在地上繁衍。亚当的第10代子孙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但犹太人却没有定居地，整个民族四处漂泊。曾经有一段时间，由于犹太人对埃及法老有功，他们居住在埃及城里。但是埃及城里的人已经够多了，埃及人当犹太人是来抢自己饭碗的。犹太人做生意又比埃及人厉害许多，因此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当约瑟和支持他的法老都死后，新的法老当政。虽然犹太人经常被逼去从事报酬极低的劳动，但埃及人还是不能放过他们。他们奏请国王把犹太人全部消灭掉。于是法老就采取杀掉全部犹太新生男婴的办法，企图绝掉犹太人的根。但有一个人活了下来，这就是摩西。摩西是作为埃及公主的养子长大的，成年后，他由于看不惯一个埃及人欺负犹太人，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法老想杀摩西，摩西于是逃往了米甸，归化了犹太人。上帝耶和华知道了犹太人在埃及受的苦难，就向摩西显灵，赋予他将犹太人领出埃及的使命。然而本来以牧羊为生、习惯于野外简朴生活的犹太人在接触了城里人豪华舒适的生活后，很快就看不起他们自己祖先的简陋帐篷了。他们都不相信摩西，也不听他的话。在上帝赐给的行神迹的能力的帮助下，摩西历尽艰难，终于使族人跟着他离开了做奴隶的埃及，踏上回归自由家园的漫漫征程。在沙漠回归之旅中，烈日、干渴很快就驱走了当初获得自由时的喜悦，他们开始抱怨摩西，要求回埃及去。摩西坚持对唯一上帝耶和华的信仰，告诉他们说，耶和华会在急需之时帮助他们的。过了没多久，水不够了，部落的头头们又去找摩西，要求回到尼罗河边去。摩西按耶和华的指示，以神杖击岩，就流出了泉水让他们喝个够。然而，犹太人就又等候另一件可以埋怨的事，仍是吵着要回埃及去。摩西不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但他有无限的勇气、十分的耐心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当犹太人到西乃山区时，他已经很清楚，要想统一思想和行动，就必须使跟他一起来的人都承认耶和华是唯一的上帝。犹太人在多神崇拜的埃及呆得太久了，已忘了自己祖宗的唯一的神耶和华。于是有一天，耶和华召唤摩西登上西乃山顶，向他颁布了“十诫”和一些律例法则。摩西在西乃山上一共呆了40个昼夜，百姓都以为他遭了什么不测。当摩西带着耶和华和他立约法的两块法版下山时，他发现犹太人自造了金牛犊当神像。摩西大怒，他摔裂法版，镇压了叛乱。为了给犹太人赎罪，摩西又登上了山顶，重造了法版，重新为犹太人和上帝立约。当他这次回来时，他脸上发光，两眼炯炯有神，谁都不敢看他。他向犹太人颁布了记在两块法版上的耶和华约法，这就是“摩西十诫”。简要地讲，摩西十诫就是如下一些内容：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并跪拜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神的名；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其他一切所有的东西。摩西十诫“信”字当头，确立了基督教三主德之一的“信”的至高地位。十诫规范了人与上帝的关系及人和人之间的一些基本的关系，对于稳定到处迁徙的犹太人社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十诫以“律法”的形式确立伦理规范，体现了古巴比伦律法对犹太人的一定影响。第二部分救世主弥赛亚世界上大多数宗教都是由某个人创立的，基督教也不例外，它的创立者就是耶稣基督。人们认为，如果将耶稣从基督教除去的话，基督教就将荡然无存。现今基督教能拥有最多的信徒也与具有“爱邻如己，爱仇如邻”之博大胸怀的耶稣密切相关。那么，耶稣基督到底何许人也？据《新约》记载，耶稣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耶稣出生在犹太的伯利恒的一个马厩里。迫于希律王的迫害，耶稣的父母带着耶稣逃到了埃及。在公元前4年希律王死去之后，他们又带着3岁的耶稣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加利利的拿撒勒城。耶稣在拿撒勒长大成人，在30岁那年才受了约翰的洗礼并离开拿撒勒。也就是说，耶稣是拿撒勒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有一颗宽厚怜悯之心和行使神迹的大能。他走遍各城各乡，宣讲天国的福音，又为大家医治各种各样的病症。于是人们以为耶稣就是旧约圣经中所预言的救世主基督。然而，犹太人心目中等候的救世主，不是一个一味传道指责他们的人，而是一个带领他们推翻罗马帝国独立以色列的人，而且，耶稣以自己为神，还在安息日里医病，破坏了他们安息日的规矩，这样一些犹太祭司长和文士就无法容忍他了。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害怕大家认定耶稣是弥赛亚救世主，进而跟随他争取犹太国的独立，搞得罗马帝国派兵镇压，终究使自己失去土地和百姓。于是，大祭司该亚法提议杀了耶稣，让耶稣替全国死。于是他们向罗马政府诬告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希望罗马政府治死耶稣。虽然后来巡抚彼拉多查过耶稣没有罪，他们还是收买群众向彼拉多施加压力，结果彼拉多将耶稣交给犹太人，拉出去钉上了十字架。据说耶稣死后留下了曾经用来包裹他尸体的一段长约4米的细麻布，即著名的“都灵圣布”，至今仍保存在意大利的都灵。1981年12月，40名美国宇宙航行局的有关专家利用最先进的成像分析技术与仪器对都灵圣布进行了长达3年的研究之后，得出一个结果：圣布曾经包裹过的基督耶稣，是一个身高1.76米，体重79公斤，年龄约为30岁，脸上长胡须的犹太男人！然而，据圣经记载，耶稣基督不仅是一个人，也是一个神，他是上帝耶和华的儿子，是上帝命令下凡拯救犹太人的救世主弥赛亚。“耶稣”这个名字是“救世主”的意思。“基督”是耶稣的正式称号。“基督”是从希腊字Christos来的，希伯来语的意思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这个复合称号，就是“救世主弥赛亚”。在耶稣3年的传道生涯中，曾行过许多神迹奇事。他曾用5个饼、两条鱼使5000人吃饱；他可以在海面上行走；他可以使水变成酒；他甚至使死了4天的拉撒路复活；而他所行的最大神迹就是，他预见了自己会如何被人处死又如何复活。圣经记载，在确定耶稣已经死后，彼拉多同意让约瑟领走了耶稣的尸体，约瑟将之葬在一座自己用石头凿成的新坟墓中。为了防止耶稣的门徒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以宣扬耶稣复活的神迹，彼拉多派重兵把守坟墓。而且墓门口有一块巨石，巨石上有封条。然而，3天后抹大拉的马利亚最早发现石头从坟墓挪开了，耶稣的身体不见了，只留下细麻布和裹头巾，因此有些人就真的相信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以后，他曾向多人显现。这就证明了拿撒勒人耶稣即是旧约圣经中的救世主。耶稣以自己的死拯救了人类的罪过。第二部分“因为荒谬，所以信仰”罗马帝国到了晚期，这个横跨亚非欧的庞大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苦难和动荡取代了鼎盛时期的强大和繁荣。一种消极的情绪像一个幽灵在罗马公民的心中萦绕。因此，人们对古希腊罗马传统的理性主义的乐观信仰发生了动摇，惊恐不安的人们纷纷向宗教寻求避难所。于是一种由耶稣基督创立的基督教迅速发展起来了。古希腊罗马的理性文化和基督教的信仰文化的激荡交流和互动转型就成了这段时期罗马帝国的一大文化景观。那么，应当如何处理两种文化的关系呢？理性优先还是信仰优先呢？基督教会内部对这一问题产生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把信仰与理性调和起来，让理性为信仰服务；而另一种意见认为，有理性就没信仰，有信仰就无需理性，因此必须把信仰与理性彻底分开。前一派的代表有奥古斯丁，后一派的典型代表有德尔图良。德尔图良等信仰至上论者认为，信仰是不需要理性分析的，也是无需理由的。在理性的人看来荒谬的东西，往往就是他们信仰的对象。因此他们主张：“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德尔图良（Tertullianus），著名的基督教教父哲学家。他于公元160年出生于非洲北部的迦太基城。早年的德尔图良过着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但到了30多岁之后，被基督教徒为了信仰视死如归的壮举所感化，毅然放弃了优裕富足的生活，皈依了基督教。这个回头浪子入教后，充分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雄辩的思维和口才，不遗余力地与各种反基督教的观点作斗争，捍卫基督教，终于成了西方拉丁教会的第一位“教父”。据说，德尔图良心高气傲，咄咄逼人，后人因此称他为“非洲铁头”。这位教父于80高寿去世。德尔图良认为，信仰和理性是尖锐对立无法调和的。他的一句名言就是，“雅典和耶路撒冷是毫不相干的”。而且他认为不是理性高于信仰，而是信仰高于理性。理性以及代表理性的哲学是毫无价值的，只是“魔鬼的学说”，因此应把所有的哲学家送去喂野兽。他认为，当我们有了耶稣基督之后就不再需要那些哲学的奇谈怪论了，有了福音书之后就不再需要任何探索和理解了。他举例说：“上帝之子死了，虽然是很荒谬的，却是完全可信的；上帝之子被埋葬后又复活了，虽然是不可能的，却是确定无疑的。”这段话被后人总结为这个著名的命题———“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也就是说，信仰是超越于理性的，在理性看来荒谬的东西（比如上帝）是无法用理性来把握的，我们只能信仰。因此德尔图良也说过：“我相信上帝，因为我无法证明他。”第二部分回头浪子奥古斯丁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奥古斯丁（Augustine）就是一位难得的回头浪子。公元354年11月13日，奥古斯丁出生在北非的塔加斯特城（现在阿尔及利亚的苏格艾赫拉斯）。他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父亲是罗马官员，本不是基督徒，也在临终前不久受洗入教。奥古斯丁7岁开始接受教育，他在少年时期就显露了非凡的才华，获得了有关拉丁文学的渊博知识。据说奥古斯丁生性顽劣，不守本份，青少年时期曾干了不少坏事，诸如逃学旷课、打架斗殴、结伙偷梨等等。17岁那年，他前往迦太基深造，在此感染上了放纵享乐的习气，找到了一位情妇，并生了一个私生子。这期间，他阅读了西赛罗的著作，开始思考哲学问题。19岁时开始信仰摩尼教。但在随后的9年中，由于摩尼教不能解决他的一些疑难问题，逐渐对摩尼教失去了兴趣。然后学习了怀疑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深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383年，奥古斯丁来到罗马，不久又到了米兰，在那儿担任修辞学教授。之后，在母亲的劝说下，抛弃了同居10多年的情妇，与另一年轻女子订婚。然而未婚妻要两年之后才到结婚年龄，奥古斯丁又迷上了另一位情妇。当时米兰的主教是圣·安布罗斯，奥古斯丁被他的布道所深深打动，加之母亲的劝导，他慢慢地倾向于基督教了。386年的一天，奥古斯丁在一个花园中猛然忏悔，得到了主的引导，经过一番剧烈而深刻的内心斗争之后，32岁的浪子毅然决然抛弃了教授职位、情人和未婚妻，皈依了基督教。次年，奥古斯丁接受安布罗斯的洗礼，投身基督教会。然后，奥古斯丁投入了反对异教的活动当中，他的名气也随着他抨击异教的激烈程度的上升而日渐上升。虽然他体质孱弱，但是却在速记员的帮助下写出了大量的宗教著作。至今尚存的他的布道约有500篇，书信200多封，他的最著名、最有影响的三部著作是《上帝之城》、《忏悔录》和《论三位一体》。由于才华卓越，奥古斯丁很快就成为基督教界最受尊敬的领袖之一。公元430年8月28日，76岁高龄的奥古斯丁在被旺达尔人围困的希波城内告别了人世。几个月以后，这个野蛮部落攻克了希波城，他们几乎把全城都焚为灰烬，然而奥古斯丁图书馆和大教堂却安然无恙。奥古斯丁有非常深的拉丁文化和希腊哲学背景，他充分利用这些哲学资源为其基督教神学服务，从哲学的高度论证了“上帝创世说”、“原罪说”、“救赎说”、“三位一体说”等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使信仰与理性完美结合了起来。因此，奥古斯丁既是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使基督教学说在整个中世纪基本上保持了核心的地位；也是伟大的哲学家，使希腊哲学的某些方面传入中世纪的欧洲，使古希腊罗马哲学获得了新的形式。在反对异教和异端、维护基督教的正统地位方面，以及在基督教教会的组织机构建设方面，奥古斯丁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名副其实的“基督教之父”和最伟大的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被教会奉为仅次于耶稣基督12门徒的“圣人”和“恩典博士”。第二部分上帝之城奥古斯丁的一生期间，正是罗马帝国迅速衰落的时期。奥古斯丁的思想便是在罗马帝国的“伟大文明破碎之际酝酿而成的”。公元410年，就在基督教上升为国教以后不久，罗马城在艾拉瑞克所率的哥特人的攻打下沦陷了。这一事件使罗马人日益高涨的基督教情绪受到了沉重打击。异教徒们乘机大肆攻击基督教，他们说，在信奉朱比特时，罗马一直保持着强盛；但现在皇帝们都改信耶稣基督了，所以朱比特不再保护罗马人了。因此基督教要对罗马城的悲剧负责。为了驳斥这种指责，为基督教做辩护，奥古斯丁从公元412年开始，持续花了15年时间，专门写就了他最著名的著作《上帝之城》。奥古斯丁指出，罗马在成为基督教国家之前，并非从未受过苦难，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前的时代甚至发生过更坏的事情。罗马从高卢人的入侵和内战中所遭受的苦难，不但与哥特人带来的苦难不相上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说，异教徒经常把灾难归咎于基督教。可是，由于蛮族哥特人也信奉基督教，他们是尊重教会的，因此许多异教徒在罗马被劫掠期间跑进教会中去避难。他还说，基督徒如果有德行的话，即使忍受苦难也是快乐的，康士坦丁和狄奥多西二位皇帝就相当幸福。因为对圣徒来说，丢掉了现世的东西，并不意味着丢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即使他们死后得不到埋葬，也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贪婪的野兽并不能阻挠肉体的复活。基督教无需为罗马的遭劫而烦恼，尽管罗马城毁了，但另一座新城———“上帝之城”却在壮大，大公教会就是这座新城的世俗影子。“上帝之城”的说法本来源于圣经。奥古斯丁认为，天下万国，虽宗教与风俗各异，言语、武器、衣冠不同，然而人类只有两个大团体，若照圣经上的话，我们可称之为两个城：一个是世俗之城，由愿意依肉欲生活的人组成，他们的精神背离上帝从而为朽坏的肉欲所奴役，他们爱自己以至轻视上帝，他们注定要毁灭；而另一个是上帝之城，由愿意依精神生活的人组成，他们的精神服从上帝从而能够支配肉欲的生活，他们爱上帝以至轻看自己，他们终将成为上帝的选民而得救。可见，奥古斯丁关于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划分不是空间或地理意义上的，而是用它们代指有着不同追求的社会团体。相对于人类社会的历史现实来说，上帝之城在人类社会的历史现实中不是独立存在的社会实体。因为连教会也只是上帝之城的象征，而不是上帝之城本身。然而，奥古斯丁又认为，上帝之城确实曾经独立存在过，以后也还将独立存在，只不过那是尘世之外的事情，即魔鬼犯罪前的“天使之城”和末世审判后的未来天国。他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上帝之城战胜世俗之城的历史。奥古斯丁在书中强调了教会与国家的分离，他认为，国家唯有在一切有关宗教的事务方面服从教会，才能成为上帝之城的一部分。后来的神学家们就把奥古斯丁的这一理论，解释为教会干预政治，教权高于王权。因此在整个中世纪，特别是在教会对世俗诸侯的斗争中，这部书曾产生过巨大影响。而奥古斯丁关于世俗之城与上帝之城的论说，直到今天仍然给许多人的灵魂以深沉的感召和震撼。第二部分罗马人的国教罗马帝国建立以后，各种宗教的作用越来越大。当时，罗马传统宗教在公众中影响极大，在众多宗教中间是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它保持着官方宗教的地位。一般说来，当时的罗马当局对大多数非官方宗教的存在并不介意，因而神秘宗教和各种各样的流行祭仪占据了罗马万神殿的每一个壁龛。基督教就是其中之一。基督教的诞生与罗马帝国的建立几乎同步。公元180年以前，基督教的社团相对比较弱小，不太为外人所知。它只是来自古代东方、在帝国大城市的居民中觅得栖身之所的众多祭仪之一。奥勒留皇帝曾经甚至限制基督教的发展。然而，从180年奥勒留逝世到康士坦丁大帝支持基督教发展的这120多年里，基督教教徒数量急剧增加。而此刻的罗马帝国又开始受到内乱的困扰，苦难和动荡取代了前两个世纪的繁荣。惊恐不安的人们纷纷向宗教寻求避难所。随着信徒的增加，基督教的成分也发生了变化。以前的基督教几乎全部由贫苦阶层组成，绝大多数基督徒都是农民、匠人、妇女、儿童、乞丐、奴隶。到了3世纪初，越来越多有文化教养的人士进入教会，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学者，比如克莱门特、亚历山大里亚的奥利金、德尔图良等教父哲学家。政府官吏中也有许多加入了基督教，有些还是行省总督一类的高级官员。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们看到，当政治上的统一已经达到之后，在宗教中寻求某种统一的体系也是必然的了。而当时的宗教多数是多神教或者神秘教。虽然多神教使许多人感到满足，神秘教使许多人感到精神上的解脱，然而，只有一神论的基督教，在教父哲学家们的创造之后，更具有体系上的完备性，能更好地达到信仰的统一。因此罗马的皇帝们自觉地开始支持基督教。罗马皇帝康士坦丁对基督教的支持使基督教从秘密走向公开，从民间信仰上升为官方精神支柱。公元313年2月，康士坦丁与利西努斯在米兰会面，以两位奥古斯都的名义颁布了所谓的“米兰敕令”。赦令对基督徒抱宽容态度，允许民众皈依基督教，归还迫害时期没收基督徒的教会财产，一些有利于基督教的重要原则在这个官方文件中确定下来了。这个敕令虽然还没有把基督教确立为国教，但值得注意的是，基督徒已经被统治者视作一种积极的力量，皇帝们对待基督教的态度已经发生改变了。此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基督教在帝国中的地位更加稳固了。公元380年，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 I,公元379—395年在位)颁布敕令，要求帝国“遵守神圣使徒彼得给罗马人的信仰”。公元391和392年，他又连续下令禁止异教崇拜，规定违者将受到与犯叛逆罪和渎神罪相同的惩罚。基督教因此终于成为了罗马帝国唯一合法的宗教，即国教。基督教被确立为罗马国教，这是罗马帝国史和西方世界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是基督教国家的开端。基督教神学征服了罗马帝国的精神世界，为西方中世纪的历史奠定了基础。到了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前后，在教父哲学家们的努力下，基督教的正统教义和神学体系已经成熟了。因此，一种新型基督教宗教文化与罗马帝国主流文化交流融合，共同铸就了西方文明。第二部分唯名论和实在论一般认为，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是属于西欧的封建社会时期。从5世纪末到14世纪，是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发展和繁荣时期，也是基督教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史称中世纪。在这个信仰高于理性的时代，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哲学家们所能做的似乎只是一些关于基督教的教义的抽象繁琐的论证。如：“神用泥土捏成的亚当有无肚脐眼？”“亚当被造时几岁，身长若干，不吃奶吃什么？”等等。这个时期的哲学是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教父哲学是经院哲学的前身，到9世纪初，经院哲学正式开始形成。而贯穿经院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即一般（概念）或共相是否是实在的呢？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和否定的不同答案就形成了所谓的实在论与唯名论的区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哲学问题，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许多论述。而最早明确提出这一问题的是普罗提诺的学生波斐利，但真正深入研究这个问题的却是经院哲学家们。唯名论者们认为，真正实在的只是个别的东西，而一般不是客观存在的，它只是人们用来表示个别事物的名词或者概念。罗瑟林和阿伯拉尔是著名的唯名论者。但他们二者又有些不同。罗瑟林认为，不仅在现实中是不存在一般的东西，而且在人的思想中也没有一般的概念，一般只不过是一个名词。这种主张叫做极端唯名论。而阿伯拉尔认为，尽管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但一般还是人们心中的一个用来表示事物的相似性或共同性的概念。这种主张叫做温和唯名论，也叫概念论。举例来说，他们的理论是这样的：罗瑟林认为，只有张三李四这样个别的人是实在的，抽象的人是不存在的，它也不是人们思想中一个抽象的概念，“人”这个一般只不过是我们称呼个别的人的一个名词，甚至是一种声音。而阿伯拉尔认为，尽管一般的抽象的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只存在张三李四这样的个别的人，但张三李四有一些共同性，人们对这些共同性进行抽象，就在心中形成了一个抽象一般的“人”的概念。与唯名论者相反，实在论者们认为，一般是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的，是独立于个别事物的客观实在。实在论的代表人物是安瑟伦和阿奎那。同样，这两人的观点也有极端和温和之分。安瑟伦认为，一般不仅是客观实在的，而且是上帝创造世界上个别事物的原型，有了原型才有了个别事物。这是一种极端实在论，其实它是柏拉图的理念论的翻版。而阿奎那认为，一般只是一种“实体形式”或者“隐蔽的质”，它既存在于上帝和人的理性之中，也存在个别事物之内，这种理论明显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实体与形式理论的影响。相比而言，这是一种温和实在论。如果同样用上面的例子来说明的话，安瑟伦认为，“人”这个一般理念是先在的，张三李四这样个别的人恰好是根据“人”这个一般原型制造出来的。阿奎那则认为，“人”这个一般是第二实体的形式，是造成张三李四的隐蔽的质，它存在于上帝和人的理性中，也存在于张三李四这样个别的人之中。其实唯名论与实在论旷日持久的争论不仅有理论上的分歧，而且有现实利益上的冲突。唯名论者主张，个别的国家高于渗透于各个国家的“大公教会”；亚当就是亚当，他犯的罪只是他个人的罪，而不是什么全人类的原罪；圣父、圣子和圣灵只能是三个不同的实体而不是“三位一体”。这些主张是代表教会的实在论者最惧怕的，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要激烈地反对唯名论了。第二部分上帝是怎么存在的？经院哲学家们同教父哲学家们一样，都是主张信仰高于理性的。但经院哲学家们不像德尔图良那样否定理性，而是充分地利用思辩和逻辑为基督教教义作辩护。人们是不可能信仰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的，因此，论证上帝存在是支持整个基督教信仰大厦的基石。被誉为“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的安瑟伦（Anselmus）就是第一个系统论证上帝存在的佼佼者。安瑟伦（1033—1109年）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一个信奉基督教的贵族家庭，在父母的影响下，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27岁那年，因为父亲不同意安瑟伦当僧侣，他一气之下离家出走，来到了诺曼底的贝克修道院。由于受到副院长兰弗朗克的赏识，安瑟伦有机会访问英国并获得了巨大的声誉。1078年安瑟伦当上了贝克修道院的院长。1093年9月，在已升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兰弗朗克去世后的第4年，安瑟伦不负恩人的期望，就任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伦的主要著作有《独白篇》、《宣讲篇》和《神人论》等。在《宣讲篇》中，安瑟伦提出了他著名的关于上帝存在的所谓的本体论证明。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心中设想一个“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这样，我们每个人都具有“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的观念。因此，这个“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就明明白白存在于我们的心中，这是无须证明的。既然存在一个“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那么，逻辑上也就还存在一个“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也就是说“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同样存在于人们的心中。而且“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不仅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它还存在于现实中。因为，如果“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只存在于心中而不存在于现实中，它就和“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是同一个东西了。而且，如果这个“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不存在于现实中，那它就算不上是最伟大、最完善的存在者，因为最伟大、最完善的存在者是不可能不实存的。而这个“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不是上帝又是什么呢？因此上帝既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也存在于现实中。安瑟伦的这种怪怪的论证，当时就遭到一位名教高尼罗的僧侣的反驳。高尼罗认为，我们必须把观念中的东西和实在的东西区分开，观念中存在一个“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是一回事，而一个“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在现实中存在是另一回事。例如，即使我们可以在观念中想像一个美丽到无与伦比地步的海岛，但并不能因为这个想像的海岛无与伦比就证明它是在现实中实在的。高尼罗的反驳是有力的，安瑟伦的论证确实混淆了观念中的实在与现实的实在的关系，并犯了反复论证的逻辑错误。不过，对于认为信仰先于理解的安瑟伦来说，人们不能理解，正是由于他们不能信仰！安瑟伦之后，又有阿奎那、笛卡尔等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然而，上帝根本就不是一个证明的合适对象，他们想用与信仰格格不入的理性来证明信仰，恰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第二部分哲学是神学的婢女教父哲学家们和经院哲学家们都认为神学高于哲学，哲学要为神学服务。然而第一个明确提出这一口号并为之进行论证的是最伟大的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年，托马斯出生在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一个伯爵之家。孩提时代，托马斯曾在修道院受了9年初等教育。据说小托马斯喜欢冥思苦想，看似有点呆头呆脑，外号“哑牛”。一次，同学骗他说天上飞过一头牛，他果真抬头往天上看，引起一阵哄笑。14岁时，他进入那不勒斯大学，接触到大量的科学与哲学著作。5年以后，加入了天主教组织“多明我修会”，这成为他一生的重要转折点。1245年，托马斯前往巴黎，受教于亚里士多德专家阿尔伯特。阿尔伯特很赏识这位年轻人，断言“哑牛”之声必将闻名于世。1257年，托马斯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其后开始在巴黎、科隆、罗马和那不勒斯等地教授神学和哲学，名气越来越大，被罗马教廷任命为神学顾问，成了教皇的智囊团成员。1274年，当托马斯前往里昂参加宗教全会时，死于路上，时年仅49岁。托马斯终生致力于论证天主教正统教义，同各种异端思想作争辩。一生著有18部巨著，其中包括集基督教思想之大成的《神学大全》和《反异教大全》等。他成功地将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融合在一起，建立起了庞大的经院哲学体系，成为西欧中世纪思想领域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学说。教会在他生前就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和极高的声誉，称他为最光荣的“天使博士”。1323年，教皇追封他为“圣徒”。1567年，他又被任命为“教义师”。1879年，教皇正式宣布他的学说是“天主教会至今唯一真实的哲学”。为什么说哲学是神学的婢女呢？在托马斯看来，这是因为：第一，神学在题材上高于哲学。哲学只研究人的理性所能涉及的东西，而神学能够研究超越理性的至高无上的存在。第二，神学在确定性上高于哲学。哲学的确定性来源于人的理性的本性之光，难免犯各种错误；而神学的确定性来源于上帝的光照，是决不会犯错误的。第三，神学的目的明显高于哲学的目的。哲学的目的再高也不过是朝向国家政治；而神学的目的则是追求永恒的幸福。因此哲学以神学为最后目的。第四，神学在地位上也高于哲学。哲学依赖于神学，以神学为最终目的；而神学却独立于哲学之外，直接来源于上帝的启示。因此，神学可以凭借哲学来发挥，但不是非要它不可，而只是借它来把自己的义理讲得更清楚些。总之，托马斯主张，虽然哲学和神学都可以存在，理性和信仰也可以并存，但是神学是高于哲学的，哲学是神学的婢女；信仰是高于理性的，理性是信仰的补充。托马斯说：“神学不是把其他科学作为它的上级长官而依赖，而是把它们看成它的下级和奴仆来使用，犹如主要科学使用附属科学、政治学使用军事学一样。”第二部分又是一堆证明阿奎那是如何使哲学为神学服务的呢？他是如何结合基督教神学思想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呢？在他证明上帝存在的过程中，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遭到批驳之后，“天使博士”在这方面显示出了其高超的才能，一口气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5个证明。1．不动的推动者论证。世界上有些东西是运动的，这是我们的感觉能感觉到的。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运动不外乎事物由潜能转化为现实。然而，这种转化，即这一事物的运动，是需要某一另外的事物来推动的。同样，另一事物的运动又需要别的事物的推动。依次推理，如果没有一个第一推动者或绝对的现实性，我们将永无止境地往上追溯而达不到终点。所以，一定存在一个本身不动的第一推动者。这个第一推动者只能是上帝。因此上帝存在。2．最终因论证。世界上发生的每一结果都有其原因。这个原因又有其自己的原因。依次推理，如果不存在一个不以其他原因为原因，而以自身为原因的最终因，那么，我们在因果系列上又将被迫趋于无穷。因此，必定存在一个最终因。这个最终因就是上帝。因此上帝存在。3．自身必然性论证。世界上有些事物是可能存在的，但必定还有些事物是必然存在的，因为可能存在的事物不凭借必然存在的事物就不会产生。然而，在必然存在的事物当中，有些事物的必然性是由于其他更必然的事物所引起的。如果没有一个不依赖其他事物的必然性而以自身为必然性的事物，那么我们将可能在与必然的系列上被迫永无止境地往上追溯。因此，必定存在一种自身具有自己的必然性的东西。这种自身必然性就是上帝。因此上帝存在。4．绝对的完善性论证。我们之所以说世界上的事物有多善良、多真实、多高贵，是相对于另外的善良、真实、高贵的事物而说的。而另外的善良、真实、高贵的事物又是相对于一个更加善良、真实、高贵的事物来说的。因此，如果不存在一个最善良、最真实、最高贵的事物，我们将在完善性系列上被迫永无止境地往上追溯。因此必定存在一种绝对的事物。这种绝对的完善的事物就是上帝。因此上帝存在。5．最高目的论证。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为着一个目的而运动的。如果没有一个最高的目的的指引，万事万物的运动就无法到达其目的地，就像不受射手指挥的箭无法射中靶心一样。因此，必定有一个最高的目的，一切事物都依靠它的指引而趋向自己的目的。这个最高的目的就是上帝。因此上帝存在。托马斯·阿奎那是从借鉴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的静止与运动、原因与结果、偶然与必然、相对与绝对等哲学范畴，从形而上学的高度来论证上帝存在的。比起安瑟伦来，他的论证哲学意味浓多了。第二部分奥卡姆的剃刀尽管教会和教皇宣称阿奎那的正统经院哲学是“天主教会至今唯一真实的哲学”，但事实上即使在教会内部，也有些唯名论者对阿奎那的学说进行了批驳，形成了反对托马斯正统经院哲学的思潮和派别。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威廉·奥卡姆（William Ockham）就是他们的代表,而其中又以“不可战胜的博士”奥卡姆最为厉害和出色。奥卡姆(约1300—1350)出生于英国苏黎郡的奥卡姆村。奥卡姆早年就读于牛津大学，成绩优异，完成了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必需的所有课程，但由于在思想上与基督教正统教义相冲突，因而终身没能获得博士学位。1322年左右，奥卡姆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反对教皇专权，主张教权与王权分离，教会只应掌管宗教事务，关心“灵魂拯救”，不应干预世俗政权。于是，奥卡姆被教皇宣称为“异端”。1324年，奥卡姆被恼羞成怒的教皇拘捕，关进了亚威农教皇监狱。次年底，教会组织了6个神学家专门研究了他的著作，结果有51篇被判为“异端邪说”。1328年初，奥卡姆在一天深夜逃出了监狱。同年6月6日，罗马教皇革除了他的教籍，下令通缉捉拿。奥卡姆逃往了意大利比萨城，晋见了反对教皇的皇帝路德维希，对皇帝说：“你若用剑保护我，我将用笔保护你！”从此，奥卡姆公开与罗马教廷断绝了关系，定居在慕尼黑，展开了对教会和阿奎那正统经院哲学的口诛笔伐。可是，20年后，路德维希皇帝去世了，奥卡姆再次遭到教廷传讯。但是教廷还来不及给奥卡姆定罪，一场黑死病在整个欧洲蔓延开了，奥卡姆也没能幸免于难。奥卡姆是个唯名论者。他认为，只有个别事物是最终的存在，个别事物当中也没有寄居或隐藏那种“隐蔽的质”。所以，人类的知识是从个别事物开始的，例如，人们多次看到马，根据重复的相同感觉，人们的理性就产生了“马”这个一般记号。一般不是思维的虚构或者幻想，而是起源于个别的感觉经验，是标志许多个别事物的相似性的一种记号。人类的认识是一个由感性直观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开始是直觉的直观知识，然后是抽象的普遍知识。但是，托马斯·阿奎那却认为，存在于个别事物中的一般，是寄居在个别事物中的某种“特殊实体”。物体之间的不同特性，是由于这种“隐蔽的质”所决定的。铜之所以为铜，是因为它里面潜藏着“铜”这种特殊实体。所以，有多少种物体的特性，就有多少种“隐秘的质”。奥卡姆认为，阿奎那的所谓隐蔽的质的学说，不但没有把事物本身说清楚，反而增加了比原有事物多一倍的东西。比如，我们用感觉就能知道铜的压延性，然而“压延性”这种“隐蔽的质”，不但没有把铜为什么能压延说清楚，反而又增加了一项任务，那就是说明“压延性”又是个什么东西。针对托马斯之流的繁琐哲学，奥卡姆提出了一个“思维经济原则”。即“切勿浪费较多的东西去做用较少的东西同样可以做好的事情”，或者表述为“如无必要，切勿增加实体数目”。奥卡姆说，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就应该把“隐蔽的质”这类累赘的东西，用“思维经济原则”这把“剃刀”统统剃掉。这就是著名的“奥卡姆剃刀”。第二部分宗教改革400多年前，当高举艺术和人性旗帜的文艺复兴运动席卷整个欧洲时，有一场更为深刻和意义深远的运动也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这就是宗教改革运动。说是改革，其实就是一场革命，一场心灵深处的革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段历史也就是一段心灵的历史———曾经被天主教会禁锢并扭曲的心灵，重新释放并回归真理的历史。自此以后，上帝从壁垒森严的神龛又回到人们沧桑而干渴的心灵中，成为欧洲信心与进步的内在动力，将欧洲文明带上了一条近代化之路。韦伯在其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指出，近代资本主义的最初发展便得益于宗教改革中所形成的新教伦理。可以说，若是没有宗教改革，欧洲的天空，或许还是阴暗，只有一群孤独而好斗的人文主义者，在半空中嘲讽和呐喊，而岿然不动的，依然是那千年壁垒。而在这场运动中，最不可或缺的人物无疑是马丁·路德与约翰·加尔文，正是他们，掀起并领导了这场运动。1517年马丁路德的《95条论纲》，1535年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1555年日内瓦神权共和国的最终确立，标志着宗教改革从开始到理论确立，再到实践的整个过程。历史上，对两个人的评论是褒贬不一，众说纷纭的，但无论如何，他们是无愧于“宗教改革两巨人”这一称号的。路德和加尔文，在那个时代，不但是思想的旗手，也是实践的旗手，在他们直接领导或间接影响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实践，从而确立了新教。马丁·路德就其实践来说，更多的是一个摧毁者，而加尔文则更多的是一个建造者。路德，这个被教皇斥为“闯入葡萄园的野猪”的大力士，在教皇的领地上，横冲直撞，震撼了传统天主教会的千年根基，并引起了欧洲的连锁反应。同时，路德在德国也领导了一些宗教上的改革，如简化礼拜仪式，用德语做弥撒，将布道引入圣餐礼中，将更多的音乐赋予礼拜之中。不过，在他的一生中引起很大争议的是，反对农民起义，主张非暴力，认为这是敌对基督的。这就是路德最主要的工作，它不是十分之多，但都是开创性的，为以后的改革奠定了基础。于是，路德在德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有着其特有的巨大影响，以至于被认为这400年来，再也找不到一个德国人能与之相提并论。而加尔文的功劳也不比路德小。经过他数十年日以继夜地思考和建设，日内瓦成为了新教徒的耶路撒冷。加尔文认为，法律和纪律应该作为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准绳。在《圣经》的最高原则指导下，国家和教会需要划分出各自的独立范围。据说，这就是政治上分权的最早实践之一。第二部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在欧洲文化艺术发展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它是继古希腊罗马文化繁荣之后的欧洲文化史上的第二个文化高峰时期。这个时期从14世纪起到17世纪上半期为止，共300多年。在这个时期，欧洲出现了希腊、罗马古典文艺和学术复兴运动，这是欧洲从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一场伟大的反封建、反教会神权的思想解放斗争。它标志着封建文化的没落和资本主义文化的诞生，它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次伟大的变革。文艺复兴运动发源于意大利，繁盛于西欧各国。当时主要的社会思潮就是“人文主义”。它的核心是：肯定人，注重人性，要求把人、人性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人文主义在人们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中，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反对中世纪神学抬高神、贬低人的观点，肯定人的价值，强调人的可贵；反对中世纪神学的禁欲主义和来世观念，提倡人们现世生活的享乐；反对中世纪的宗教束缚和封建等级观念，要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反对中世纪的蒙昧主义，推崇人的经验和理性，提倡认识自然，造福人生。意大利文艺复兴最早的两位代表人物是诗人但丁和画家乔托。但丁在长诗《神曲》中描写现实生活和各色人物，抨击教会的贪婪腐化和封建统治的黑暗残暴。乔托的壁画虽然是以宗教为题材，却力求表现真实的人物形象和多彩的现实世界，因此他被人尊为近代绘画的奠基者。《哀悼基督》是乔托的名作。意大利早期新文化的代表人物为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彼特拉克诗文并茂，热心提倡古典学术的研究，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而薄伽丘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揭露并讽刺了教会贵族的糜烂生活，赞扬市民群众，是一部现实主义文学巨著。到了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进入全盛时期，出现了“美术三杰”：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达·芬奇多才多艺，不但是个艺术家，还是个科学家。而米开朗琪罗在建筑、雕刻、绘画、诗歌等方面都有不少杰作。他的雕像以豪放、刚健、雄伟的形体美为特征。他创作的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的屋顶壁画，为世界上最宏伟的艺术作品。至于拉斐尔，他的作品秀美、典雅，如他的《西斯廷圣母》、《雅典学派》等作品，几乎达到了构图和形象完美的极致。这一时期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还有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是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主张结束意大利分裂，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他的代表作《君主论》强调，为了达到目的，可以玩弄权术，不论采用什么手段。他的这一思想被后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第二部分这个蠢货想颠覆整个天文学远古时代，人类祖先站在洪荒漠野上，抬头凝望着天上的日月星辰，产生了无穷的遐想。有人说，天是由站在地上的擎天神扛在肩上的。“盖天说”由此形成了。他们认为地是平的，天是圆的，中间隆起，四周下垂，就像盖在地上的一个半球形的大帐篷。后来，人们在观察中发现，“盖天说”无法解释日月星辰的东升西落。到了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创立了“地心说”。亚里士多德认为，宇宙是一个有限的球体，分为天地两层，地球位于宇宙中心，所以日月围绕地球运行，物体总是落向地面。而地球之外有9个天层，各个天层自己都不会运动，是上帝推动了恒星天层，才带动了所有的天层。人类居住的地球，巍然不动地居于宇宙中心。作为古希腊的最后一位天文学家，托勒密全面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托勒密的“地心说”恰好迎合了基督教义。《圣经》上讲：宇宙和地球都是上帝耶和华创造的，地球不动位居宇宙中心，圣地耶路撒冷位居大地中央，人类是神的骄子，宇宙间的万物都是神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创造出来的。于是，托勒密的“地心说”成了圣经，天文学成了宗教的奴婢，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哥白尼时代。哥白尼，1473年出生在波兰托伦小城的一个商人家庭。18岁的时候，舅父把他送进了克拉科夫大学，在那里，思想敏锐的哥白尼对天文学和数学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钻研了数学，并广泛涉猎古代天文学书籍，潜心研究过“地心说”，做了许多笔记和计算，并开始用仪器观测天象。后来，哥白尼来到意大利，在学术气氛十分活跃的帕多瓦大学学习。该校的天文学教授诺法拉对“地心说”表示怀疑，认为宇宙结构可以通过更简单的图式表现出来。在老师的思想熏陶下，哥白尼也想到，会不会是地球及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呢？回到波兰后，哥白尼继续进行长期的天象观测和研究，更进一步认定太阳是宇宙的中心。他觉得，行星的顺行逆行，是地球和其他行星绕太阳公转的周期不同造成的假象，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太阳在绕地球转，实际上则是地球和其他行星一起，在绕太阳旋转。这一点就像我们坐在船上，明明是船在走，但却感觉到是岸在往后移一样。哥白尼夜以继日地观测着，计算着，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创立了以太阳为中心的“日心说”。哥白尼曾把他的“日心说”主要观点写成一篇《浅说》，抄赠给一些朋友。他的观点立即引起了欧洲各国的重视，可他不敢把它们全部写出来发表，害怕由此招致教会的迫害。但是，哥白尼曾经说过：“人的天职在于探索真理。”在探索真理的强烈冲动下，他还是在踌躇中开始了《天体运行论》一书的写作。这部6卷本的科学巨著几经周折，终于艰难地面世了。此刻，哥白尼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他在临终前一个小时才看到这本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著作，他用颤抖的手摩挲着书页，溘然长逝。《天体运行论》明确地提出所有的行星都是以太阳为中心并绕着太阳进行圆周运动的。书中写道：“地球是动的。”“地球除了旋转外，还有某些运动，还在游荡，它其实是一颗行星。”“在所有这些行星中间，太阳傲然坐镇……太阳就这样高踞于王位之上，统治着围绕膝下的子女一样的众行星。”《天体运行论》虽然也存在缺点，但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描绘出了太阳系结构的真实图景，揭示了地球围绕太阳转的本质，把颠倒了1000多年的日地关系重新颠倒过来，从而引起了中世纪宇宙观的彻底革命，沉重打击了封建教会的神权统治。基督教中的顽固分子恨恨地说：“这个蠢货想颠覆整个天文学！”第二部分乌托邦人类总是不会满足于现状，而是对美好未来充满期望。柏拉图曾经构想了一个“理想国”，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托马斯·莫尔则为人类设想了一个美好的“乌托邦”。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于1478年2月7日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法官家庭。1492年，14岁的莫尔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在此他学习了希腊文，阅读了大量哲学著作。其中，柏拉图的著作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那里，莫尔结识了一批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特别是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爱拉斯谟对他产生了极深的影响，使他成为一位坚定的人文主义者。但老莫尔认为儿子从事古典研究和创作没什么前途，便逼他改学法学。聪明的莫尔很快成了法律专家，并在担任律师期间主持公道，因而得到了“头等律师”的名声。1504年，26岁的莫尔被选为下议院议员。同年，因抵制亨利七世索取巨额补助费而得罪了国王，莫尔辞去公职。1509年，亨利八世继位，莫尔重返政界。1510年，莫尔担任了伦敦司法长官。1517年，他担任王室圈地调查委员会委员。1518年，莫尔被任命为枢密院顾问官和王室请愿法庭法官。1521年，莫尔出任副财务大臣，并受封为爵士。1523年，他当选为下议院议长。1525年，他被任命为兰卡斯特公国的首相。1529年成为英国大法官，成为英王之下最显要的人物。然而，由于莫尔在国务活动中坚持己见，英王对他甚为不满。在处理亨利八世与宫女安娜·宝琳的婚事上，莫尔不愿违背自己的信念，于1532年5月10日辞去了大法官。然而在其后两年，亨利八世还是迫使议院通过了“继承法案”和“至尊法案”。莫尔因拒绝承认这些法案而激怒了亨利八世，被关进伦敦塔，并于1535年7月7日被送上断头台，罪名是“叛国”。在刑场上，这位大法官视死如归，在刽子手的斧头落下之前，他小心地把自己的大胡子从砧板上挪开，并带着讽刺的语气轻声说道：“这也要被砍掉，可惜啦，它可从来没有犯过叛国罪。”莫尔的代表作是1516年出版的《乌托邦》（Concerning the Bset State of a Commonwealth and the New Island of Utopia）。全书以游记体小说的表现形式，通过一名叫拉斐尔·希斯拉德的葡萄牙水手之口，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思考和对未来的设想。在全书第一部分，莫尔借拉斐尔之口对统治阶级的专权残暴、厚颜无耻予以辛辣的嘲讽，对当时英国社会的种种弊端以及广大群众的悲惨处境予以深刻的揭露。莫尔揭露和抨击了“圈地运动”导致的“羊吃人”现象，他写道：“你们的绵羊，曾经是那样容易满足，据说现在开始变得贪婪而凶蛮，甚至要将人吃掉。”“羊吃人”现象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在批判英国弊政时，莫尔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私有制，他称，“除非彻底废除私有制，财富的平均分配才能公正，人类的生活才能真正幸福”。他在世界历史上首次提出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思想。在第二部分，莫尔通过介绍“乌托邦”岛上的情况，描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在经济方面，乌托邦实行财产公有，所有产品公共管理，按需分配。乌托邦人的生产、分配和消费都按计划调节。人们在这里可以享受公共食堂可口的饭菜和公共医院优质的服务。在乌托邦没有贷币，不存在商品流通，人们视金银如粪土。乌托邦人都要参加劳动。农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处于基础地位。除从事农业外，每个乌托邦人还要学习一门手艺，选择一些如毛织、瓦工、冶炼等必要的职业。在政治方面的基本特征是民主，除奴隶之外的全体乌托邦人，通过全岛大会和议事会选举官员，实行当家作主。在科学文化方面，乌托邦人注重提高全体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要求工作、睡眠和就餐之外的时间尽量用于学术探讨。在社会生活方面，乌托邦人采取的是一种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盛行的是一种平等、互助、融洽、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整个乌托邦国就像一个大家庭。在宗教方面，乌托邦人采取明智的宽容态度，坚持信仰自由。在对外关系方面，乌托邦人持和平友好态度。此外，莫尔还对乌托邦的人口、教育、城市规划、交通运输、乃至思想观念等方面都进行了描述。莫尔不仅深刻地洞察和揭露了那个时代的各种矛盾，对当时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给予了当头一棒；而且还富有天才地描绘了人类理想社会的美好图景。然而莫尔意识到这种理想社会的美好图景在当时只是一个“乌托邦”，即“乌有之乡”。但这并不有损于莫尔成为西欧第一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第二部分最聪明、最智慧和最卑鄙的人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英国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科学家。他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中被尊称为哲学史和科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马克思称他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第一个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人。培根于1561年1月22日出生于伦敦一个官宦世家。父亲尼古拉·培根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掌玺大臣，曾在剑桥大学攻读法律。他思想倾向进步，信奉英国国教，反对教皇干涉英国内部事物。母亲安尼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才女，她娴熟地掌握希腊文和拉丁文，是加尔文教派的信徒。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培根成熟较早，各方面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才智。12岁时，培根被送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深造。在校学习期间，他对传统的观念和信仰产生了怀疑，开始独自思考社会和人生的真谛。在剑桥大学学习3年后，培根作为英国驻法大使埃米阿斯·鲍莱爵士的随员来到了法国，在旅居巴黎两年半的时间里，他几乎走遍了整个法国，接触到不少新鲜事物，汲取了许多新的思想，这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579年，培根的父亲突然病逝，他为培根准备日后赡养之资的计划破灭，培根的生活开始陷入贫困。在回国奔父丧之后，培根住进了葛莱法学院，一面攻读法律，一面四处谋求职位。1582年，他终于取得了律师资格，1584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589年，成为法院出缺后的书记，然而这一职位竟长达20年之久没有出现空缺。他四处奔波，却始终没有得到任何职位。此时，培根在思想上更为成熟了，他决心要把脱离实际，脱离自然的一切知识加以改革，把经验观察、事实依据、实践效果引入认识论。这一伟大抱负是他的科学的“伟大复兴”的主要目标，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志向。1602年，伊丽莎白去世，詹姆士一世继位。由于培根曾力主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合并，受到詹姆士的大力赞赏。培根因此平步青云，扶摇直上。1602年受封为爵士，1604年被任命为詹姆士的顾问，1607年被任命为副检察长，1613年被委任为首席检察官，1616年被任命为枢密院顾问，1617年提升为掌玺大臣，1618年晋升为英格兰的大陆官，授封为维鲁兰男爵，1621年又授封为奥尔本斯子爵。但培根的才能和志趣并不在国务活动上，而在于对科学真理的探求上。这一时期，他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并出版了多部著作。1621年，培根被国会指控贪污受贿，被高级法庭判处罚金四万磅，监禁于伦敦塔内，终生逐出宫廷，不得任议员和官职。虽然后来罚金和监禁皆被豁免，但培根却因此而身败名裂。从此培根不理政事，开始专心从事理论著述。1626年3月底，培根坐车经过伦敦北郊。当时他正在潜心研究冷热理论及其实际应用问题。当路过一片雪地时，他突然想作一次实验，他宰了一只鸡，把雪填进鸡肚，以便观察冷冻在防腐上的作用。但由于他身体孱弱，经受不住风寒的侵袭，支气管炎复发，病情恶化，于1626年4月9日清晨病逝。培根死后，人们为怀念他，为他修建了一座纪念碑，亨利·沃登爵士为他题写了墓志铭：圣奥尔本斯子爵如用更煊赫的头衔应称之为“科学之光”、“法律之舌”。第二部分四假相说培根是西欧近代哲学的开创者，唯物主义经验论一派哲学的创始人。为了给科学发展扫清道路，培根对陈旧宗教世界观的总代表经院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提出了著名的“四假相”说。第一种假相是“种族假相”，指的是人类总喜欢以自身为尺度，不按照思维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事物，结果歪曲了事物的真相。第二种是“洞穴假相”，这是指为个人所特有而非人类所共有的一种偏见，每个人由于在环境、教育、性格、职业等方面的不同，在观察事物时往往把自己的个性、偏爱渗入到事物中，歪曲了事物的真相。第三种是“市场假相”，指的是人们在交往中由于语言使用不当而造成的思想混乱和偏见。第四种是“剧场假相”，这是指由于盲目崇拜权威，迷信传统的哲学体系所造成的错误思想和偏见，培根提出时间是“一切权威的著作家”，“真理是时间的女儿，并不是权威的女儿。”培根的“四假相”说对经院哲学造成的人们认识上的主观主义、片面性、抽象空洞、词不达意、教条主义、权威崇拜等逐一进行了深刻批判，对清除神学唯心主义的影响和危害起了重要作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第二部分《新工具》说出“知识就是力量”，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自信！而这句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话，就来自于培根的《新工具》。《新工具》发表于1620年，这是一部在科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书中所体现的思想，完全可以居于近代自然科学方法之先驱的地位。它是一本让我们了解人类的弱点及认识归纳法的哲学巨著。当年，培根给他的作品取这样一个名字，是有深刻含义的———他要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篇》相抗衡，要替代亚里士多德那种探索真理的研究方法。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我们今天仍能有幸领略这一时代的风貌和作者的宏大气魄———大海直逼天际，波涛汹涌；昊天微茫，薄云如织；两艘三桅快船，主帆高悬，旌旗飘扬，正待起航；风好水极，扬帆致远。整幅画面反映了这一时代人们充满信心的进取精神，也反映了作者踌躇满志，要把航船引向胜利彼岸的坚定信念。抱着“必须给人类的理智开辟一条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道路，提供一些别的帮助，使心灵在认识事物的本性方面可以发挥它本来具有的权威作用”的动机，培根想给新的科学运动提供发展的动力和途径。培根指出，科学在本质上是经验的，把认识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应该是科学的一个鲜明特点。他认为简单的、自流的经验是不行的，真正的经验方法是从经过适当安排和消化的经验开始，由此导出公理，进而又从公理导出新的实验，也即只有按确定程序和规则进行的实验，才能成为科学知识的可靠源泉。他一再强调“从事观察、进行试验、重视经验、从个别的东西引出普遍的规定”。那么怎么样才能从个别的东西引出普遍的规定呢？培根提出了经验归纳的方法。他所设计的“认识罗盘”，他的“新工具”，实际上就是指归纳逻辑。遵循从经验事实出发，逐步归纳上升为“较低公理”、“中间公理”直至“普遍公理”的步骤，培根的归纳法大致分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广泛收集事实。第二步，把收集到的事实分别整理在“存在表”、“差异表”和“程度表”里，即所谓的“三表法”。如探索热的形式时，首先把具有热的性质的那些事实材料放在“存在表”里；其次把不具有热的性质而又与具有热的性质的所谓相类似的那些事实材料列在“差异表”里；然后把具有不同程度热的性质的那些事实材料放在“程度表”里，以便分析、比较。第三步，就是归纳。培根的经验论，是指“尊重现象，承认现象，睁开眼睛看存在的东西，承认并且尊重这种直观。这就是以理性的思维态度对待自然，在自然中找出真理，对自己信任，对自然信任，因为理性和自然本来就是和谐的”（黑格尔语）。培根对科学认识之研究深入到感觉和理性认识之间的关系，他的一个著名比喻是，科学的认识应是蜜蜂采蜜式的，换而言之，就是应该对外部感性材料作理性加工，使之纯化、使之精粹的过程。第二部分人类必须宽容洛克出生的时候，正值英国处于“暴风雨”阶段。查理一世国王，一个傲慢、顽固和专制的国王，解散了英国国会，企图施行独裁统治。王权神圣和法权神圣的斗争已经超出了政治理论的范围。但是，这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动乱时代。洛克的父亲是一位崇尚自由的乡村律师。他参加了反对国王的骑兵部队。最后查理一世被迫退位并被处以死刑。然而克伦威尔却以另外一种军事独裁取而代之。洛克的童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度过的。他的学生时代是悲惨的。他受到清教教义的训练。国家的领导者是“上帝挑选的”而不是人民选举的，他们在教育上压制一切自由的天性。于是，洛克的学生生活只是一个接着一个的阴郁沉闷的说教。在英国各地，牧师们对稍有过失的学生施以心灵的沉重鞭笞，并把自己的阴郁态度看作是对他们灵魂的拯救。全国各地到处是因教义而发生的生死搏杀。那时的制度是不宽容的。但在家里，洛克却得到了完全的宽容。洛克的家庭，大家过着自由和平等的和睦生活。当洛克还年轻的时候，他父亲曾把他叫到书房，对他说：“我的孩子，我要向你道歉。”“为什么，爸爸？”“我想以前在我发脾气的时候曾打过你。”洛克20岁进入牛津大学的基督学院，他在学习中并不觉得愉快。他受的正规教育不比放任自流更好。但至少培养了他对教义学的极端鄙视、轻蔑的态度，他反抗如此激烈，以致于在无意中为一个新的知识体系打下了基础。也许，这是坏的教育给一个思想家心灵造成的好的结果吧。毕业后他被派到基督学院做希腊语教师，并对现实政治和医学研究产生了兴趣。在20多岁的时候他失去了整个家庭。这时年轻的哲学家十分需要他的哲学作为慰藉。不过，他还有一个绝妙的天资，就是结交朋友的能力，友谊使他的生活成为“持久的快乐节日”。比如后来成为辉格党领导人的沙夫茨伯里勋爵就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洛克精通医术，当时一位一流的医生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洛克不仅有最伟大的判断力，而且有最熟练的技术。他甚至说，与他本人的医术相比，洛克也是当之无愧的专家。然而洛克只是自己钻研而已。洛克兴趣广泛，热衷于参加政治活动，是一位正直的政治家。他的生活与沙夫茨伯里家族有密切的联系。沙夫茨伯里的生活里程是一次徒刑跟着一次徒刑，一会被投进伦敦塔，一会又被任命为大法官、贵族院院长；洛克的生活是从一块大陆旅行到另一块大陆。沙夫茨伯里死后，洛克也成了人们敌视的对象，因为他是其最亲密的同伴，他被看做是一个危险的激进分子。后来他被撤去牛津大学的教师职务。看到自己的危险处境，他决定去一次自由主义者逃亡的天堂———荷兰。于是“他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退隐生活对洛克是很有意义的。伟大产生于孤独。洛克现在有了一个好机会，可以像揭露英国专制政府的弊端那样来考察当时尼兰德自由政府的优点。他觉得世界需要一种新的哲学，一个新的道德法规，一个新的宽容的宗教。人类必须宽容———这是他唯一的信条。洛克的时代是一个朴实的、健康的时代，没有伪装，没有错觉，也没有充当圣徒或救世主的任何想法。人们说这个时代诞生了三位伟大的英国人，他们天生就具有伟大的美德，也是最亲密的朋友。第一位是给新大陆带去光明的威廉·佩恩，第二位是建立宇宙法则的牛顿，第三位则是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铺平道路的洛克。第二部分自由是一种权利洛克所处的英国，当时正值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期间，资产阶级是新兴的阶级，处于上升阶段。统治者对资产阶级横征暴敛，严重地损害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当时的洛克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以自然法理论和社会契约说阐明了国家的起源。1689和1690年，洛克出版了他倾注多年心血的《政府论》，使他的人权思想得以系统阐述。洛克坚决为个人的权利辩护，在他看来，每个人天生就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等自然权利，这些权利是不可剥夺和不可转让的。人们建立国家，就是为了能更好的保障这些权利。所以，国家权力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不能想干涉什么就干涉什么。它的目的是保障人权。如果政府侵犯了个人的权利，就违背了建立政府的初衷，人们就不再有服从政府的义务，也就是说，人们就有权推翻政府。《政府论》是自由主义的奠基之作，是洛克多年政治生涯中理性思考的结晶，是政治实践和哲学探寻的统一体。他所提倡的“自然权利”，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中被发展为“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口号；他的“分权思想”被孟德斯鸠所继承，发展为“三权分立”的国家学说，成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立国原则。《政府论》理所当然地成为自由主义者的《圣经》。第二部分心灵是一块白板1671年，洛克写作了《人类理智论》。这本书是一部不朽的著作，完全可以跻身于一切不朽事件之林。在这部书中，洛克提出著名的“白板说”。他认为，人的心灵本来如同一张白纸或一块白板，任何观念都来自经验，根本就“没有什么天赋原则”。“我们的全部知识是建立在经验上面的；知识归根到底都是来源于经验的。”而理智通过综合、比较、抽象而形成的复杂观念，并不能反映事物的“实在本质”，只是“名义本质”和“一些标记”。相应地，他在心理学上的主要贡献是他第一个提出了“联想”的概念，为联想主义心理学奠定了基础。洛克说，由感觉和反省得来的观念，最初都是简单观念。而我们心中有很多复杂观念，都是人的心灵用自己的力量把简单观念联合而来的。因此他很重视联想在儿童教育上的作用。第二部分带面具的哲学家笛卡尔这位17世纪初的重要哲学家，近代哲学的奠基人和思想家，曾发过一个奇谈怪论：“正如演员们戴面具遮羞一样，我走上世界的舞台，也戴着面具。”一个戴着面具的哲学家？一个身负揭示事物以及人类秘密重任的人，躲在面具的后面？他有什么需要隐藏的呢？面具至今没有被揭开。那么这位神秘的、其本人和作品都扑朔迷离的哲学家，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呢？笛卡尔究竟是谁？还是让我们从一些小事入手来了解他吧。据载笛卡尔出生于1596年，他的传记写到这里似乎就要结束了，因为他出生时身体状况非常糟糕，几乎连医生们也放弃了希望。至于我们这个世界还有个笛卡尔，这个近代哲学的奠基人，我们应当感谢他的保姆，是她使这个孩子健康地活了下来。笛卡尔上的学校在当时非常有名。其办学的方针古朴，具有经院哲学学院的特点。笛卡尔很快就成为模范学生：听话、有责任感、求知欲强。但那时的他就开始戴面具了，在听话的学生的表象下隐藏着一个反叛的精神，他暗暗反抗已经不再有生命力的传统，所有摆在他面前的不言而喻的知识对他来说都值得怀疑，尤其是哲学。笛卡尔不愿意学习书本知识，而是私下里研究刚刚兴起、遭教会学校禁忌的科学以及哲学领域革命化的转变，日后他为这一转变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他后来回顾道：“一旦年龄允许，我就把自己从对老师的俯首帖耳中解放出来，我便放弃学业。我决定不再找寻其他知识，除了那在我心中和在世界这本大书中才能找到的知识。我将余下的青春都用于旅行，去宫廷和军队，与形形色色的各个阶层的人交往，积累各种各样的经验，在命运带给我的事件中考验自己，思考我在各处遇到的事情，从中得益。”笛卡尔首先在巴黎找到了“世界之书”。如果说他在什么地方遇到了大世界，那就是巴黎。他“在几个仆人的陪伴下”来到巴黎———某个传记作家这样写到，他“陷入娱乐、骑马、击剑、误会和游玩的漩涡中”。但所有这些似乎也只是新的面具：他忽然从朋友圈子里消失了，独自生活了一段时间，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包括家人和朋友。他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以免被人认出，他就这样苦苦地钻研数学和哲学问题。然而广阔的世界再一次诱惑他。他决定出游，并发现最好的机会是去服兵役。于是笛卡尔成了军人。为什么理想而战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他既在基督教也在新教旗帜下服过役。他宁愿做“演员”而不是“观众”。在战争中他感兴趣的不是人们的自相残杀，而是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如何设计杀人武器。就在这样一个冬季宿营地，多瑙河畔的诺伊堡，笛卡尔获得了一个重大发现，人们猜想正是这一发现成为他后来的哲学思想的萌芽。他这样写到：“我心中升起了美妙的理性之光。”而其实这一转变却是因为他自己。他在研习了“世界这本大书”之后，开始转向对自我的思考，为此他需要绝对的安静。他回到了荷兰，为的是能“在寂寞中”专心研究人类在思想领域的发现，这是对“我迄今所坚信的观点提出的最广泛而又彻底的挑战”。这种有效的寂寞似乎只有荷兰能够带给他。笛卡尔就在这种安宁中写下他的作品，但他时刻都要提防这安宁不要被打破。尽管竭力保护自己独处的机会，几乎没有发表出版自己的任何思想。不过，笛卡尔还是受到攻击，他被指责为无神论者，亵渎神明。连政府也在公众意见影响下起来反对他，笛卡尔最终在荷兰也呆不下去了。他接受了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的邀请搬到她的王宫，但他必须从此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他以前一般要从中午才开始工作，而女王在早上5点就希望与他切磋哲学问题。这里的气氛令他很不习惯，他感慨地说，瑞典是个“熊的国家，处于岩石和冰块之间”。总之，笛卡尔在北方感觉不好。他还没有来得及离开那里就去世了，终年54岁。笛卡尔是一个戴面具的哲学家。他把他的思想隐藏在奇怪而模糊的词义中，深埋在自己所关心的事物当中。他大胆地为哲学找到一种极端的新的根据，却又被它的极端性吓住，回到旧的思想和旧的信仰的轨道上来。可能处于转折时期的哲学家都是如此，在创新的路上总是被过去的东西所羁绊。正是在这种对未来的使命感和对过去的责任感的矛盾中，笛卡尔体现出一种神秘的形象。笛卡尔在数学和哲学这两个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尤其是他发明的解析几何。此外，更重要的是，他尝试将数学的精确方法运用到哲学中，使哲学像几何学一样确定和明晰，改变了因不确定性而造成的意见纷争。正如他说过的，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就是为了使哲学从掩埋它的黑暗中重见光明。第二部分我思故我在“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的第一条哲学原理。他认为，我可以怀疑一切，但当我在怀疑一切时，我不能怀疑那个正在怀疑着的“我”的存在，这是清楚明白因而也是确实可靠的事实。怀疑总是一种思想活动，因而这个思想着、怀疑着的“我”是存在的。“我”的本质就在于它只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只是一个心灵、一个理智或一个理性。所以这个“我”并非指身心结合具有形体的“我”，而是指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纵然身体并不存在，心灵也仍然不失其为心灵。“我”的根本属性就是思想，即怀疑、感觉、想像、理解等，“我”是与思想共存的，有“我”存在就有思想，有思想就有“我”存在。“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建立整个思想体系的第一哲学原理。他声称，这一原理既不是通过逻辑推理，也不是按照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得出来的，而是一个通过普遍怀疑的知觉和直观的产物，它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从这一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他论证了灵魂、上帝等问题，并建立了二元论的思想体系。笛卡尔的“我”，其实是一种自我意识。不过在那个时代，它总归是一个伟大的发现，一个划时代的发现。他从“我思故我在”这一哲学原理出发，建立起来二元论的世界观，从而肯定了纯粹的思想主体的存在。这种思想主体与物质世界的客体相对立。我们今天一般就称为“主客二分”的世界观念。这种两极对立的世界图景，为近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认识的根据。第二部分百科全书式的莱布尼兹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17世纪称为女性的时代。莱布尼兹的一生也证明了这一观点。倒不是他曾经与交际花和情妇有染，我们没有看到关于他此类放荡行为的报道。他也没有娶哪个重要的女人为妻。相反，他终生未娶，一生过着孤独的旅人生活。但他喜欢将自己在科学、哲学方面的发现和他外交方面的成就，与高贵的夫人分享。莱布尼兹是个神童。据说，在他小时候，当时没有人愿意教他拉丁文。于是他8岁时从字母开始自学。他最初接触的是利乌斯的一本书，上面饰有铜版画，他就从下面的注解中揣摩每个字的意思，然后再看文章，一字一字地读懂每句话的意义。他15岁就进入大学学习法学，但法律并不是他惟一要学习的科目。他很快就遇到哲学问题，从此以后，他就没有再停止过思考哲学问题。当时的哲学处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笛卡尔的哲学之间。亚里士多德以目的概念为中心，而笛卡尔则以机械的因果关系为出发点。为了在其间做出抉择，莱布尼兹常常在莱比锡玫瑰谷独自散步。不过，看起来莱布尼兹也没有真正解决问题，而且后来，莱布尼兹似乎也没有从二者之中择其一，而是将两种矛盾的观点综合了起来。但无论如何，这个15岁的少年为他日后的哲学实践找到了关键的切入点。同时他继续他的法学学业，准备攻读博士学位。但学院尊贵的教授认为他还太年轻。另一种说法是因为系主任太太不喜欢他而从中阻挠。于是———据某位传记作家记载———他操起了“漫游的拐杖”来到纽伦堡附近的阿尔特多夫大学，以优异成绩通过考核，使那里的教授们着实吃了一惊。他立刻被授予大学教席。但他不愿意被束缚在教学岗位上，婉言谢绝了这个职位。莱布尼兹正式的职业是在汉诺威和沃尔芬比特尔的宫廷图书馆任职，不过他是个少见的图书馆馆长。据说当有人突发奇想要去借书的话，他会很生气。除了以上这些活动，莱布尼兹在科学领域也积极工作，其中很多的是组织工作。能够像他一样涉足如此众多领域的，除了亚里士多德，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弗里德里希大帝这样评价他说：“他为自己创立了一个完整的学院。”他对数学、物理、力学、地理与矿物学、法学及国民经济、语言与历史科学、神学和哲学都颇有研究。他在数学方面有一个很大的发现，那就是微分数学。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与牛顿及其追随者发生了令人不愉快的争执，双方在发明的优先权上争执不下。莱布尼兹还成功地设计了计算器和潜水艇。此外，他和众多享誉世界的科学家们保持着通信往来，迄今还有1500封信被保留下来。当然，莱布尼兹的工作影响最大的还是在哲学方面。他发明了一种记录思想的方法，把每个概念都用一个缩写的符号来表示。对我们来说，这是很奇怪的想法吗？不！一点也不！因为这就是我们今天都知道的“形式逻辑”！因此，他成为数理逻辑和符号语义学的先驱。不过，他的这些研究仅仅是提出了问题。在自己认为很重要的形而上学方面，他也没有完成一部综合性的著作。他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即兴作品，比如给朋友们的信件，尤其是给那些尊贵的夫人或先生某个问题的答复。只有受到与普鲁士女王索菲·夏洛特的谈话启发而写的《神正论》，才算得上是一部完整的作品。这部书和其他一些短文一起发表，为他在世时赢得一些声誉。莱布尼兹在他70岁的时候逝世。我们或许认为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结交广泛、与王室诸侯过从甚密的人，应该得到一个豪华的葬礼，但王室没有任何表示，莱布尼兹几乎是默默无闻地走进另一个世界。第二部分太阳明天还从东方升起吗？怀疑论者大卫·休谟，1711年出生在苏格兰的一个贵族家庭。休谟很小的时候就决定投身哲学。在一些激昂的文章影响下，16岁的他就宣称要“像个哲学家一样说话”。然而一年后，遵照家庭的意思，他开始了法学专业的大学生涯。但枯燥的学业令他厌烦，他开始认真地沉入对哲学问题的思考，伟大的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是他思想上的好朋友。步入旁门左道使他放弃了专业考试，而他却自认为走上了一条重要的哲学发现之路。“18岁时，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思考，我终于感到一个新的思想的世界在向我敞开。我不打算在这些问题上屈从于任何权威，我要去找寻一条通向真理的新的道路。”但这条道路在哪里，休谟自己也无从辨认。后来他把这一时期的笔记全部付之一炬。休谟完成的第一部作品叫《人性论》。28岁的他以为这本书会受到广泛的认可，但结果相反，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它。在这之后的几年中，休谟关于政治和道德的文章获得了更多的反响。于是，他打算去申请一个伦理学和政治学教授的职位，却遭到教会阶层的反对———他们谴责他的自然神论、怀疑论和无神论，同时他也缺乏哲学界朋友的支持。接下来的几年中，休谟从事过各种各样的职业，却始终不能感到满意。他在一个患精神病的侯爵家里做清客，他在自传中说这是一生中做过的最可怕的事情。之后又给一位将军做秘书，因为制服不合他那硕壮的身体而常遭到嘲笑。他和将军一起奔赴战场，在军事法庭任职。后来，将军升任了公使，休谟也随着他来到了维也纳和都灵。在此期间他把自己年轻时代的作品重新加工，冠以《人类理智研究》和《道德原理研究》之名发表。休谟在书中说，我们怎么能从过去的情况中知道“下一次”的情况呢？既然我们不能知道，那我们怎么能够断言“所有的”情况呢？比如说，在前天、昨天、今天，我们都看到太阳早上从东方升起，但是难道这样就可以保证“太阳每天早上都从东方升起”的说法是对的吗？因为，没人知道太阳明天会不会从西方升起！休谟的思想令很多人震惊，他们谴责休谟。不过每当谈到这样的话题时，休谟常会提起一件事。当时，他在爱丁堡法学系做图书管理员，在此期间，一位女士因为他的男友谴责休谟的行为而和他分手。后来，休谟作为公使秘书前往巴黎，他在这里突然赢得了世界声誉。法国首府的开放社会张开双臂欢迎他。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到：“他们十分关心我的生活状况。我得承认，我在这里吃的是人间美味，喝的是琼浆玉液，呼吸的是朝拜者的香烟，漫步在鲜花上。”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家巴隆·格林说：“女士们简直就是在抢这个粗壮的苏格兰人。”在巴黎的停留并不长。休谟很快意识到：“我心里很清楚这里并不是我应该呆的地方。我每天都会有两三次怀念我的靠背椅和蜗居。”他返回了英国，不过没有先回到他狭小的家乡的孤独中去。他在外交部任副部长，一年后辞职，退出社交界，在爱丁堡和朋友常来常往，共同探讨哲学问题。不过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写什么东西，“厨艺”倒是大长。1776年，休谟“异常平静地”去世。尽管大家都劝告他放弃怀疑论，他却至死都在坚持自己的观点。第二部分存在就是被感知贝克莱出生于爱尔兰的一个乡村绅士家庭，曾经在都柏林三一学院学习和任教，后任该院研究员。他还在北美洲等地进行过传教活动，回国后担任爱尔兰克罗因地区主教。主要著作有：《视觉新论》（1709）、《人类知识原理》（1710）等。贝克莱是一个坚定的经验主义者。什么是经验主义？就是说，我们只能从经验中获得知识，更进一步地说，整个世界都只是我所经验到的东西。贝克莱把经验主义推到极致。他说：“对人显现着的外感经验对象，……只是人心之内的对象，我们有什么理由使它变成脱离人心的独立存在物呢？”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感觉到一个东西，才能知道它是存在的。假如我们都不去看月亮，那么谁能够断定月亮还在那里存在呢？一个东西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是这样存在还是那样存在，都得以我们的感觉为准。哪里有独立存在的东西呢？然而，有的哲学家就说，有的知识是上帝让我们知道的。可是，像贝克莱这样的经验主义者，却不会承认天赋观念的学说。贝克莱比较彻底地贯彻了经验论原则，他说：“既然观念起源于感性经验，而我们从这种感性内容里，完全得不到外物独立存在的观念，则所谓物质便只是一些观念的集合，它们是脱离不了人心的。”因此，存在就是被感知。换句话说就是当我们没有看到花时，花是不存在的。当人们踢到石头并感觉到疼时，石头才是存在的。第二部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霍布斯（Hobbes）是英国近代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终身游离于政治与学术之间。在政治学说方面，他对近代国家和政治思想做出了巨大的思想贡献。作为近代最为著名的政治学者，霍布斯是近代英国君主制以及国家政治学说的最重要的奠基人。可以这样说，没有霍布斯的国家主义，英国皇家制度就不会延续到今天。1651年，霍布斯的名著《利维坦》（Leviathan）一书出版。当时英国国内正面临社会形势动荡，政治思潮混乱，人心思变，出现了许多煽动叛乱的革命者。因此这部主张绝对国家主义的著作一出版后，马上遭受到当时社会传媒和舆论的同声谴责。其实，霍布斯这部著作的核心论点，是要求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呼吁强大的君主、强大的权威。他认为所有政治社会的权威必须集中于主权者。主权不论属于一个人或一个议会，都应当是绝对的、无限的。而且也是不可分割和不能转让的。他认为，这一原则不容置疑，无论在君主国家还是民主或贵族国家都须如此。霍布斯说，国家主权是如此之重大，它高于“人们所能想像到的一切价值和一切意义”。霍布斯认为，无论任何体制或政体的社会，都可能面临两种危险：一为专制；一为无政府的动乱状态。但是他说，后者比前者更坏。因此他的名言是：“一个最坏的政府也胜于没有政府。”霍布斯主张国家有权根据社会安宁的需要，而加强政治权力，其主要理由就是他认为必须避免当时社会可能面临的动乱和无政府状态。霍布斯提出了对于近代西方法学和政治学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这就是“自然秩序”和“自然法”。在霍布斯看来，法有两种：实定法和自然法。凡由人所制订的法律，都是实定法。在现实中，实定法是由国家制订的。而自然法则不同，自然法来自自然秩序，它体现的是上帝的意志，是上帝为人类制定的。人类的实定法必须服从于自然法，国家的实定法必须符合于自然法。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法和秩序呢？霍布斯说：因为一开始每个人都是自私、邪恶的；在人的天性中，具有贪婪、好色、残忍的劣根性。大家都想自由，都想尽最大可能占有资源。所以这种自私一旦与无限的自由相结合，势必导致人类之间的互相危害与残杀，引起所有人与所有人之间的战争。然而，资源总是有限的。如果人类像这样厮杀下去，只会走向集体毁灭。所以，虽然人类生而自由，人类生而平等，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秩序，需要安宁，需要有一种权力来限制人们的自由，以保证整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这就是国家诞生的理由。第二部分被骂名包围的哲学家如果要在哲学史上找到一位挨骂最多的哲学家，那恐怕就非斯宾诺莎莫属了。他生前就频繁遭受骂名，死后依然骂名不断。他被骂为“怕见光的写匠”、“愚蠢的恶魔”、“丧失理智的笨蛋”、“哲学无赖”等等。一些著名的学者也毫不含糊地表达他们对斯宾诺莎和他的哲学的恐惧。伏尔泰认为他的学说是“建立在对形而上学极大的滥用上”；莱布尼兹称他的一本书是“让人无法忍受的狂妄的文字”，是一本“恐怖的”书；哈曼，康德的同时代人及朋友，则将他描绘成“一个理性和科学的强盗和杀手”。但奇怪的是，这仇视和谩骂的大部队却忽然遭遇到一批狂热的追随者。莱辛在一次谈话中说“人们在谈论斯宾诺莎时就像是谈论一条死狗”，但“没有任何一种哲学能像斯宾诺莎的哲学一样”。赫尔德写信时这样写到“我不得不承认，他的哲学使我感到很幸福”，“我每听到这伟大哲学的一个音符时，我的心便得到升华”。而歌德说他对斯宾诺莎“曾真正狂热过、热爱过”。那么哲学家斯宾诺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什么东西使一位崇拜者曾写下这样的句子：“这个一会被诅咒，一会被颂扬，一会被哭泣，一会又被嘲笑的斯宾诺莎？”虽然他的思想曾掀起巨大的波澜，但在所有的哲学家中，他或许是最孤独、最内向、最谦卑、最安静的一个。他1632年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的一个从葡萄牙移民荷兰的犹太人家庭，他名叫巴鲁赫，根据当时的习惯他的拉丁文名叫本尼迪克特。二者的意思都是：被祝福的人。不过从生活的表面看，斯宾诺莎并没有得到祝福。他几乎还未成年就卷入了与家乡犹太宗教团体的激烈论战中，争论的原因是他对圣经传统的批评。他认为旧约全书中充满了矛盾和荒谬的看法，他不愿也不能承认上面说的全是绝对真理。教会曾对这位思想敏锐的小伙子寄予厚望，不过渐渐地，他们感到失望并开始疏远他了。他们派人打听他的底细，贿赂他，发现这一切都不能奏效后甚至要蓄意谋杀他，最后他被驱逐出教团。斯宾诺莎并没有选择斗争，他不喜欢为了争论而争论，他曾写到：“我让一个人随他的天性生活，如果他愿意的话，也可以让他为了他的福祉而死去，只要允许我为真理而活。”然而，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人们的愤怒：竟然有人可以不顾大家的想法，只在乎他个人的真理，丝毫不把自古以来的真理放在心上。斯宾诺莎非常坚定地献身于他的真理，结果，他与当时的强权势力成为了对头，搞得自己也卷入了与犹太教的斗争中。但是，听从并且只听从真理的召唤，不管它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也不畏惧常人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斯宾诺莎才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在经历了多年的肺结核病痛之后，在44岁过世，死时依然孤独。而他的最重要的著作———《理智改进论》及他的代表作《伦理学》在他死后才得以发表。这时人们才明白，是什么力量使这位思想家能面对同时代所有人的敌视和仇恨，依然忠于自我，忠于他所发现的真理，不为荣誉所诱惑，在孤独中忍耐地坚持。他在头脑中已经脱离了这个世界，他的内心已经走出暂存的世界，走向永恒。于是，他能够忍受这个世界给他带来的痛苦！斯宾诺莎哲学的基本特征是：在体验现世痛苦的经验中，充满激情地拥抱永恒，并停留在热爱之中。他说这是“对上帝的精神之爱”。后人评价他说：“斯宾诺莎是个对上帝狂热的人，”“他内心充满了崇高的世界精神，无限是他的开始和终结，宇宙是他唯一永恒的爱。他圣洁而又谦卑地在永恒的世界中映照出自我，并努力使自己成为世界最亲近的一面镜子。”斯宾诺莎的命运在哲学史上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他脱离了犹太教。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又与世界相隔绝。再没有像斯宾诺莎那样孤独的人了。然而，恰恰是在这份孤独中，斯宾诺莎发现了永恒……第二部分上帝在自然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