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奉时尚的倾向　　社会环境的无孔不入、不知不觉的影响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这些直接经济因素。我们已经知道：科学人才的挑选和培养办法对形成科学家遵奉时尚的性格的确起了极大的作用。主要从中产阶级家庭挑选人才的办法本身就会造成科学家接受现状的局面，而且不可避免地也要影响出身于工人家庭的科学家接受现状。科学家在工作之余一般无殊于别人。不论他的社会出身如何，他的工作总是会使他置身于中产阶级的自由职业者中间。他大体上总是倾向于遵奉中产阶级的态度和观点。在科学发展早期，情况就不是这样。那时科学家寥寥无几，在人们意想中，他总是思想古怪，行为乖僻。科学的大规模发展使许多人进入了科学界。他们关心的主要是要尽量显得象一个商界人士或者绅士。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出身工人家庭的科学家。他们在目前教育制度下曾经进行过艰苦的奋斗，因而不能象拥有家财的科学家们那样显得同自己的同事和经常同自己来往的人有所不同。在这里并不存在有意识的压力，只是存在着一种普遍遵奉公认标准的气氛。　　“我认为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典型会员是一个十分平常的个人。他在某大企业中工作，并探索把镍加进公共汽车弹簧钢中的最好百分比或者从白喉患者的喉头摘取不受沾染的细菌培养物的较好办法之类点滴真理。他拥有花了不少钱，费了不少心血才得到的科学学位。他的妻子儿女住在巴尔汉姆。他每周薪金为五镑，但在接到解雇通知一个月后即告终止。他看到同一单位中的一些其他的人，除一张利嘴和一身整洁的衣服之外什么资格也没有，可是他们作为推销员拿到的薪金比自己多一倍。　　他不得发表自己研究的成果，不过如果他果真的碰巧发现一个的确有价值的真理，十之八九，他的部门领导人要设法取得这一发现的全部荣誉——以及随之而来的金钱。　　这个人是应该加入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千千万万人”的一个典型。我和他们不少人有私交。他们在生活中的主要目的无殊于你和我。他们希望多赚一点钱，以便舒舒服服地过活，希望稍有积蓄以防年老和生病时有不时之需，希望有一点余暇和金钱以便通过旅行和探求非商业性知识以增长见闻，希望教育子女，至少使他们具有不下于自己的知识，可以接自己的班。他们特别希望消除经常存在的那种恐惧：接到通知一个月后离职并随之失业一年。　　这些人所以从事科学工作，是因为他们喜欢科学工作。他们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乐趣，但是他们所以从事某一个职业、干着别人叫他们干的而不是自己愿意干的事、遵照指定的途径前进，而不能转到他们认为他们有可能作出重大发现的支路上去，尽管他们如果这样做就有可能进入皇家学会——他们所以从事这样一个职业的原因是：这是他们的生计所在。　　他们不愿意参预国务会议。他们所以要传播科学真理，是因为他们看到这样做的人取得了这种或那种的利益。他们所以要灌输崇敬科学的思想，是因为这会增加自己的体面并使自己获得较好职业。”《“伦敦会员”来信》，见《科学工作者》第9卷第5号，1937年，1月。　　科学癖好　　促使人们决定从事科学工作的许多特殊性格实际上助长了这种唯唯诺诺的态度。科学家仍然是一个肯定心理不正常的人，虽然不象过去那么经常如此，也不象过去那么显著。他为好奇心所驱使而力图去满足这种好奇心。为了能做到这一点，他愿意适应任何一种生活，只要这种生活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对他关心的主要事业干扰极少。舍此之外，科学本身是一项极其令人满意的职业；从事科学工作能使人不去注意外界事物，因而也可以为感到世事痛苦的人们提供安慰和逃避的手段，所以只要科学本身不受威胁，大部分科学家可能都是最恭顺的公民。如果资本主义制度能做到没有战争和法西斯主义，它就可以万无一失地指望继续得到一般科学家，甚至许多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的支持。　　科学和宗教　　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的变迁是近代科学家遵奉时尚的倾向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自从科学和宗教的斗争成为知识界斗争的焦点以来，到现在还不到一百年。科学家过去实际上等于是无神论者、或者至少也是不可知论者。　　现在双方都向我们保证说：宗教和科学之间的斗争已经由于发现两者之间并无矛盾而获得解决，同时著名科学家们在支持关于宇宙和人类生命的神秘观点方面也不甘心落后于主教们。前后情况所以不同丝毫不是由于先前论战中的论点已经被否定了，而是由于宗教在十九世纪中叶的确企图干涉日益发展的生物学和地质学。科学家不希望被人认为是不信教的可是他们在当时却面临着一个为难的抉择：要末自己就得表现出是信教的，要末就得否定自己的研究成果的明白含义。只要人们不再正式要求他们否定自己的研究成果，后来的科学家是极其愿意回到宗教那里去的，因而就是回到遵奉时尚的作风上去。俄国革命发生以后，这个变化尤其明显，因为那时宗教作为反革命力量的重要性又得到了充分的赏识。在早些阶段、在十八世纪末，也产生过类似的情况。那时科学和伏尔泰式的自然神论密切地、似乎也是无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但是一当法国革命表明自然神论对现有秩序具有确定的危险性，科学也一度同样受到禁止。一直到十九世纪早期人们发现有可能把安分守己的科学同皈依教会和国王的态度结合起来的时候，才取消了禁令。　　狭隘的眼界　　科学和宗教的关系极其明确地说明，社会环境对科学家自己的工作的直接学术成果的影响是多么有力。社会环境中充满了激动的情绪，而科学却是小心翼翼地清除了感情因素的。社会环境一直是无所不包的，而科学则是高度专业化的。这些优点又由于十九世纪产生纯科学观念而得到增强。由于科学教育和科学传统坚决要求通过专业化培养技术能力并且否认科学与社会之间存在任何有机联系因此，在科学家看来，科学本身似乎就只是一种狭隘的教条，不能满足他作为人的一般需要。为此他就求助于一切与科学无关的当代各种有影响的事物：宗教、神秘主义、唯心主义的哲学或美学。其中没有一种能很容易地同他们的科学调和起来。于是，他们就养成把头脑分成若干互不通气的区域的习惯。十九世纪伟大科学家的生平是这一态度的极其明确的例证。这种态度和十七世纪把科学扩大到政治、哲学和宗教领域的习惯形成鲜明的对照。伽利略对神学的兴趣和普里斯特利对政治的兴趣，同法拉第的桑德曼教式的宗教虔诚或者克鲁克斯的唯心论明显不同。这种态度的影响所及不但拆散了科学和社会运动之间的联系，而且也对科学产生反作用，使科学内容由于专业化和缺乏哲学的广度而变得贫乏了。　　科学界的老人统治　　我们前面指出的影响是对科学家个人产生作用的一些影响。在研究社会对整个科学的影响时，就得考虑到科学的组织形式对科学的影响。在这里有一个因素有力地妨碍科学家对社会力量作出任何积极反应。随着科学界的人数和影响的增大，它的控制权就越来越落到年龄较大的科学家集团手中。目前这种老人统治是妨碍科学进步的最大因素。在前几章中已经讨论过它起作用的方式。目前它是一个自动延续和自动加强的体系，变得越来越同政府和大金融集团发生联系。科学工作者人数和科学工作的内在复杂性都正在迅速增长。这就使老人的统治更为彻底，同时必然也使得他们更加无力理解自己所控制的机器运转情况。迄今推动科学前进的积极因素还是克服了这些阻力的，不过如果不能维持或者加强这种推动力，老人统治对我们文明的作用必然迟早会象它对希腊和罗马文明所起的作用一样，使科学变成故弄玄虚的东西，过于尊重权威和过去的伟大事迹。科学管理民主化和青年化是它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　　作为公民的科学家　　幸而妨碍科学家加强社会意识的影响并不是唯一的影响；这些影响也并不象相反的影响增加得那么快。正象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由于科学日益成为现代国家正常行政管理工作的一部分，科学家的独立和批判的态度减弱了。不过这也同时使他更加密切地接触到普通公民的一些切身问题。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科学家当中的下层群众而且适用于他们之中人数很多的一部分人，即青年科学家。商业文明向科学提供的好处大多数都归年长的科学家所有，而且归他们当中为数不多的人所有。的确，变成为数寥寥的幸运者之一的前景对其余的人产生巨大作用。不过由于科学家人数越来越多，大多数人也越来越明白，他们在这方面的希望是极小的。于是他们就倾向于同行政人员和职员一起，更加集中力量来改善自己的实际境遇。　　形势的影响　　这些对境遇和地位的直接考虑本身只能促使科学家极其缓慢地产生职业觉悟。但是除了这种因素外还有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种种变化和不稳带来的其他因素。如果科学家处于世外桃源的话，他也许会证明是比几乎任何其他职业的成员更为恭顺和更为服服贴贴的人——不过他并不是处在世外桃源中。来自外界的激烈事态终于打破他的平静心境，并且强其他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能。在这些事态当中，近年最重要的有四件事：经济危机、苏联的建设、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以及备战活动的普遍加强。　　经济危机　　人们开始明白了，现代工业化的进度很快，足以使我们有理由把目前时代看作是第二次工业革命，而且在这次工业革命中，科学所起的作用比它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大得多，也更带有自觉性。现在应用科学的可能性变得更加可以直接看到了。而且至少对科学家说来，目前在技术上显然有可能使世界变得丰衣足食并使人们清闲地过日子，而且这件事并不是只有在不确定的将来才能实现。首先，美国的例子，使人们认识到技术改革是多么重要性。在美国，这一种认识虽然很简略，但却最典型地体现在专家治国论中。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实际上，直到经济萧条时期，经济倒退和技术进展的鲜明对照才使人痛感到这种潜在可能性的真正意义。直到H.G.韦尔斯为止的老一辈科学预言家本来都把经济进展和技术进步并行不悖视为理所当然。　　现在看来剧烈的经济波动可能大大影响技术进展对人类的价值，因为经济波动不但会使这种进展停止下来，而且甚至可能会使技术成果用于有害于社会的目的，特别是表现在大量失业和战争上。显然，单是在发明上取得进步是不够的，还要对经济制度采取措施。　　五年计划　　正当人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答案却正在苏联摊出来。苏联提出的极其全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吸引了不少对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混乱竞争感到失望的人们。不过使得比较讲求实际的人开始心服口服的，却是这个五年计划在世界经济严重萧条之际所取得的实际成功。俄国计划要应付的并且成功地克服了的阻力显然主要由于缺乏物资和有训练的人员而引起的技术困难，而不是其他国家的那种经济困难。计划生产的观念立刻开始产生吸引力。于是在萧条时期的有希望但却短命的运动行列中，除了专家治国论者之外，还有了计划经济的鼓吹者。他们想仿效苏联的成功经验，但却不打算正视苏联为了获得成功所实施的经济变革的意义。不过苏联的成功对科学家尤其有吸引力，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克服目前科学应用过程中难以置信的混乱状态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和科学史　　苏联的影响也在其他方面产生了作用。苏联的科学组织形式以及它用以发展科学和科学教育的相对巨大的经费向全世界显示了：终于有了这样一个科学可以发挥应有的功能的国度了，甚至深深了解苏联科学的实际缺点和落后的人也承认了这一事实。同时在其他国家中，亟欲获悉情况的人，希望对促使科学得到这样合理的利用的思想多所了解，他们第一次真正地发现了在西欧存在了半个世纪却无人加以赏识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　　在英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兴趣真正开始于1931年举行的国际科学史大会。强大的俄国代表团参加了大会。他们说明：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科学，可以而且正在为理解科学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提供多么丰富的新概念和新观点。约在此同时，在美国和法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尤其是在日本，再度产生了类似的兴趣。　　法西斯主义的产生　　第三个因素、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在某些方面也是打开科学家眼界的最有决定性的因素。在法西斯主义出现之前，或者更严格地说，在它出现于科学思想中心德国之前，人们都认为科学的社会功能是理想而不是必要的东西。不少科学家认为，如果科学能用于为人类造福而且能适当地组织起来并得到经费，那就好了，不过大多数人却怀疑为了这个可取的目标究竟是否值得花那么大的力气，还是维持现状，并尽量利用现状为好；即使科学没有受到很好的对待，毕竟还没有谁去干涉它。希特勒的出现使这一切都变了。驱逐犹太科学家和自由主义科学家的事件使其他国家的最得意和处境好的科学家也突然想起，自己再也不能相信个人可以幸免于难了，而且在纳粹对国家的改造显然意味着要把科学改造为某种面目全非的东西的时候，科学本身也正处于危险之中。纳粹把生物学和社会学大加歪曲以适应作为该党宣传根据的种族理论。他们粗暴地控制着其他科学以利于备战和战争经济。　　科学家的反应　　英国科学家对法西斯主义的反应很不一致，殊出意料之外，只有极少数人赞成纳粹的理论。他们对种族问题和战争具有生物学上的淘汰作用一点本来就持有十分明确的观点。另外一些人，虽然一方面谴责纳粹破坏科学、特别是谴责它的反犹政策，另一面却认为他们的反应仅仅应该限于对受害者进行帮助。他们不但没有认识到这种形势需要科学家采取积极行动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反而认为德国的教训是：科学家应该比以前更少过问政治和社会问题。他们认为：科学家是否能免受政治迫害取决于他们在政治上是否能保持中立。A.V.希尔教授在一封致《自然》杂志的信中说：　　“如果科学家们要文明社会给予豁免和宽容的特权，他们就必须遵守规则。罗伯特·胡克二百七十年前就把这些规则加以概括，没有谁比他说得更好了。韦尔德从大英博物馆的胡克遗稿中记下了一段日期为1663年的文字。这段文字也许是在皇家学会第二次章程通过后起草的。开头是这样说的：‘皇家学会的任务和目的是——通过实验增进关于一切自然事物的知识并改进一切有用的技艺、制造方法、机械操作、发动机和发明——（不涉及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修词学或者逻辑学），’它接着又说：‘一切为了替上帝增光、为国王添荣誉……，为他的王国带来好处，并为人类普遍造福。’不过问伦理或政治：我认为这是文明国家让科学研究享受豁免和宽容的正常条件。我说这些话并无鄙视伦理和政治之意——我感到，某些高人一等者谈到伦理和政治这类社会存在所必不可少的事物时流露出来的那种鄙夷的态度，的确是幼稚和愚蠢得令人不能容忍。人类的伦理教师和政治管理人需要最聪明和品格最优秀的人而不是最低劣的人去充当；不过科学却应该保持超然不倚不偏的态度。这并不是由于任何自高自大感、并不是由于对大众福利漠不关心，而是以此作为一个达到学术上彻底忠实的条件。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感情，在作出科学判断时是完全用不着的。如果科学失去了它的学术上的忠实性和它脱离于政治而独立的性质，如果——在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支配之下——它同感情、宣传、广告、某些社会或经济理论联系起来，它便会完全不再具有它的普遍吸引力，它的政治豁免权也就丧失了。如果科学要继续进步，它就必须坚持保持它传统的独立地位、它就必须拒绝介入或者受制于神学、伦理学、政治学或者修词学。”——《自然》杂志第132页〔1933年〕。　　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这种想法使人更加明确地脱离了一切社会政治活动。当人家要一位世界闻名的科学家联名提出某项政治性抗议时，他回答说，“我对政治完全不懂，也不想懂得政治，因为如果我置身局外，我想他们就不能对我怎么样了。”可是对于其他的人，包括许多最活跃的和年轻的科学家们说来，效果就大不相同了。他们对政治问题比较感兴趣，并且坚决主张：科学家对法西斯主义，必须采取要末赞成要末反对的立场。布莱克特教授在他后来重新发表在《科学遭受的摧残》一书中的一篇广播稿中说：　　“除非社会能利用科学，它就一定会变得反对科学。这就意味着不再希望取得本来有可能取得的进步。资本主义正朝着这条路走下去，而这条路则通向法西斯主义。　　另一条路是大规模的彻底的社会主义规划：这就是制订尽量增产的规划，而不是制订限制产量的规划。我认为可走的路就是这两条。现在有人告诉你——在以后几年中人家还会对你重复一千遍——还有第三条道路，既非社会主义又非资本主义，而是一种能使一切人公平地得到好处的叫做计划经济的东西。例如有人会告诉你，失业保险和房屋政策应该脱离政治，并且要客观地、科学地加以处理。仿佛这些问题并不是政治的内容！如果要作出牺牲，就得‘平等分摊牺牲’。有人会乞灵于充满激情的民族主义并强调为国家服务和服从国家纪律来遮盖贫富之间不同的利害关系。所有这些倾向，在我国是够明显的，虽然我们还得到意大利和德国去寻找这些倾向的充分表现。所以我认为，法西斯主义并不是意大利人的或者德国人的气质所特有的东西，甚至也不是两种鲜明的性格的特殊创造物；但是我的确认为，它是一种通过限制生产、通过经济民族主义，通过降低工人阶级生活标准来应付资本主义世界性危机的政策的必然结果。我国似乎也正在用同一方法来应付世界性危机。这个办法能成功吗？我可不相信。我认为这种倒退并不能提供任何解决办法。例如，试想一想，为了小业主的利益，把大企业分为若干小企业，用手工来取代机器，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在过去促使人们合并和采用机器的一切资本主义内在经济力量会发生作用使原状恢复。资本主义回到原来的状况中去，是拯救不了自己的。　　事实上，我认为德国和意大利的工业界领袖也不会相信资本主义能够用这种办法拯救自己。他们可能纵容或者甚至鼓励一个反对机器、赞成小作坊、反对工厂的群众运动。因为他们极其需要中产阶级在政治上支持他们，因而不得不为取得这种支持付出代价。但是大企业十分明白机器对自己是十分必要的。反对机器的议论将比实际反对机器的行为多得多。不论人们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来反对科学和机器，所产生的气氛肯定不仅对科学极其有害，而且对一切从事客观的学术活动的尝试也是极其有害的。中产阶级对法西斯主义所抱的希望肯定要破灭。他们有朝一日会发现自己上了当。他们认为自己得到的是某种新东西，既不是资本主义，又不是社会主义，可是实际上他们得到的是资本主义。因为在今天的两个法西斯主义国家中，法西斯主义肯定也就是资本主义。当我第一次写这句话的时候，公开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只有两个。现在我已数不清了。在法西斯主义施放的帮助小业主的烟幕下，小业主却明显地、特别迅速地消灭了。这是很希奇的但也是意义深长的。在法西斯国家，一如在其他地方，这种现象是资本主义的内在力量造成的。意大利1932年的巨大破产统计数字并不能说明法西斯主义真的能够拯救小企业。……我相信只有两条路可走，我们目前似乎正开始走的路是通向法西斯主义的路：随之而来的是限制生产、降低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以及放弃在科学上谋求进步。我相信唯一的另一条道路是彻底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将需要一切能够得到的科学知识，以便生产出尽可能多的财富。科学家们也许不久就得决定自己要站在哪一方。”（第139—144页）　　这种态度不仅限于口头，著名美国科学家罗伯特·梅里曼已经在西班牙为保卫民主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一切国家的科学家们和医务人员们也正在其专业范围内尽力帮助西班牙。　　备战　　最后一个因素是日益加紧的备战活动，使科学家们日益认识到需要有一个社会目标。1932年科学研究的极其萧条的状态和它目前的相对繁荣的局面之间的差异不能不显示出，这种繁荣局面同加速备战有关。科学家们愈来愈直接间接地参与了这种备战活动，有的为钢铁及化学工业等主要与生产军火有关的工业出力，有的在政府国防部门工作。吸收科学家参加正在英国加速进行的防空工作，就是这方面的显著的例子。尤其是正在吸收化学家和医师在地方防务计划中担负重要职务。随着在大学里建立技术军官后备队，征召科学人员的第一阶段已经到来了。　　科学家再也不能置身局外了；他得作出决定，自己究竟是不是参加这种计划，如果参加的话应按照什么条件参加？在这里，许多人又是倾向于走阻力最小的路线，接受政府公告并且自愿提供帮助。不过有少数态度坚决的人已经采取了彻底的和平主义的态度，拒绝参予备战。他们的人数要比上一次大战中多得多。其余的人还没有拿定主意，但倾向于对政治和自己政府的技术准备工作的性质持批判态度。认为战争肯定是对科学的滥用的感觉无疑很强烈而且日益增长；不过对于怎样防止战争以及科学家在这一任务中应当起什么作用，大家意见纷纷莫衷一是。在这一点，国际和平运动科学委员会的活动说明科学家们都愿意以自己的身份同更广泛的群众和平运动联系在一起。　　社会觉悟这些影响的总的效果是使一切科学家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并使他们之中不少人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工作和生计同政治和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他们迄今认为这些因素是完全与科学无关的。许多而且人数愈来愈多的科学家们认识到，科学工作并不终止于实验室；科学家应该首先关注自己和同僚的工作条件并且最终还要关心使科学可以继续存在下去的社会状态。认为任何科学家在目前只要能进行工作就可以完全心满意足了，那仅是一种极其眼光短浅的看法。即使他不想看到自己的工作发展下去并用于有益的目的，他至少也应该明白，依照科学传统把工作继续下去或者传下去的可能性有赖于科学传统的继续存在，因而也就是有赖于社会的发展而不是有赖于法西斯主义或是战争所造成的社会倒退。有些人可能感到，在目前，保存社会的需要甚至超过科学新发现的需要。不过，大多数人则认为，只要实验室还没有被炸毁或者被关闭，只要工作人员还没有被征召入伍或者被投入狱，科学工作就一直是、而且必须是他们所关心的主要事情。可是，这并不等于说，对更重大的社会问题作出贡献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　　由科学家来统治？　　在科学发展问题及科学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之间争论的问题仅是我们时代的主要社会斗争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由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科学家，这就需要他们发挥比到现在为止都大得多、而且性质也大不相同的作用。从柏拉图直到H.G.韦尔斯为止，人们所提出的最常见和最娓娓动听的解决办法都是一种理想的办法，即把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力一般来说置于哲学家或者科学家手中。不幸这个主张有两个严重缺陷：第一，没有谁能想出把权力转到他们手中的办法；第二，大多数现有科学家显然完全不宜于行使这种权力。由于民主国家不愿意挑选至少在本人看来极其适于担任社会管理工作的人，提出这类方案的人大多数都转而鼓吹极权主义的、在现代语言中也就是法西斯主义的解决办法。可是，在法西斯国家里，科学家却恰恰只不过是被当作备战和宣传工具加以利用而已。虽然我们可以把科学家掌权的前景看作是一种幻想而置诸不理，科学家在形成和发展今后的社会组织中，肯定将起很大的而且关系重大的作用。　　科学家的组织　　头一个和最急迫的问题是找到一种办法，使科学家能马上采取行动，作出最有效的贡献，来保障科学不受威胁着科学的力量的损害。作为一个个人，他的作用无殊于任何一个其他公民；科学家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使人感觉到科学对社会的重要性。不过单单联合还是不够的。科学在技术上的重要性虽然极大，并不足以使哪怕是联合起来的科学家们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只要他们是孤立无援的。科学家们要想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就只有通过自己的组织，同抱有促进社会进步的同一目标的其他集团联合起来。　　在科学家中间发展协会有悠久的历史。在不同时期中，这些协会具有不同的性质。早期的协会，诸如十七世纪的皇家学会以及十八世纪后期的月社，有双重宗旨：把先前分散孤立的科学家集合起来以便在科学研究中相互帮助；并且使不论是政治或者商业势力都感到科学的实际重要性。此后，这些职能被分割开来了。第一个职能仍然是无数学会的raisond’être（存在的理由），第二个职能则变成了英国或者美国促进科学协会之类的半群众团体的职能了。在这些组织之外还有化学和物理协会之类具有专业性质的第三种类型的协会。　　这种协会类似已经在律师及医师之中设立的组织。　　对于社会责任的认识　　直到最近为止，这些组织没有一个关心科学的社会影响。不过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英国促进科学协会布莱克普尔会议已经在1936年把“科学和社会福利”当作它的课题。里奇·考尔德先生已经提出了一个建议，主张建立一个世界性科学家联盟来保卫和平及学术自由、并最有效地把科学用于为人类造福。这个建议并没有立刻得到响应，不过它在第二年却在美国得到了重要的支持。美国促进科学协会委员会在1937年的会议中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鉴于科学和科学的应用不仅在改变着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环境，而且在大大增加他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复杂性；而且鉴于科学是完全不受国境线、种族和宗教信仰的限制的，而且只有在有和平和学术自由的地方才能够长期繁荣起来：所以现在本委员会于1937年12月31日决定：美国促进科学协会应把研究科学对社会的深刻影响当作它的一个目标：而且该协会应邀请它的原型英国促进科学协会以及全世界抱有类似目标的一切其他科学组织，不仅在促进科学事业的利益方面，而且在促进各国之间的和平和学术自由方面进行合作，以使科学能继续发展而且能向人类普遍提供更丰硕的好处。”　　在另一地方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在阿姆斯特丹科学院的倡议下，科学联合会国际委员会在1937年举行的会议中决定成立关于科学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的国际委员会（C.S.S.R.）。　　它本质上是皇家学会和其他科学研究院主持下的调查事实真相的机构。人们感到，如果不能在科学家中间引起更大的兴趣，这项工作将进展不快，因而人们又在《自然》杂志上提出建立研究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学会。这个建议受到了许多有代表性的英国科学家的支持。结果并没有成立一个独立组织，而是在英国促进科学协会中设立了专门研究科学与社会和国际的关系的部门。这个部门于1938年在剑桥大会中明确地设立起来了。　　科学工作者的协会　　不过所有这些团体的活动都限于研究和讨论。它们代表了科学家之间最大限度的协议，但根本不是宣传或者执行机构。我们需要有一个由觉悟更高的科学家组成的机构。它的主要职能将不是帮助科学研究，或者为科学家争取权利和地位，而是帮助科学家更清楚地认识自己工作的社会意义并且认识为了使科学永远是改造文明的主要动力有必要对其组织和地位进行改革。这类组织已经在若干国家中成立了；在英国有科学工作者协会，在法国有高等教育协会，在美国有了新近成立的美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见附录Ⅴ）。　　在大战结束时人们由于认识到科学的重要性而设立了科学和工业研究部。英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当时名叫科学工作者全国联合会，也是基于同一的认识而设立的。不过在这里是科学家们自己，而不是政府，认为应该去做一些事情。在开头，全国联合会的目标是带有明确的工业和政治目标的。它最早发表的公告中有一项公告说：　　“科学工作者全国联合会标志着我国自由职业者组织历史上的新纪元。迄今自由职业者为了联合起来以促进自己的利益而成立的团体要末是没有合法地位、要末是特许设立的协会或者有限公司；不过，最近一些事态已经证明这些类型的组织是不顶用的。　　联合会的目标是双重性的；这些目标涉及科学在国家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和科学工作者的就业条件。在本联合会看来，实现第二组目标是实现第一组目标的必要条件。英国科学过去的毛病不在于其质量而在于其数量；不在于它在纯学术领域的地位，而在于它在政界和工业界的地位。只有把多得多的国内最有才能的人员吸引到科学研究中来，并且为科学工作者取得同科学对国家的重要性相称的社会地位，才能补救科学的缺陷。有些人——至今仍然有这样的人——认为科学研究本身就是科学研究的报酬；如果大大改善科学工作者的收入和前途，那就会贬低科学研究的身份。他们忘记了三件事：第一，很少人能毫无家庭拖累，可以接受待遇很差的工作而不致使别人受苦；第二，境况不是那么好的人，会采取极其自私的办法，牺牲家人的物质享受以满足个人志趣；第三，对科学进展和科学在工业的应用极为重要的许多奠基工作就性质而言并不能激起艺术家那样的热烈献身精神。从事这样工作的人虽然对自己的职业感到兴趣，但关心其物质报酬不下于律师、医生和工业家。……所以，假如工业中的自由职业者希望在保障自己的利益的工作中也有份儿，他们就有必要尽快组织工会。　　上述的话主要涉及科学工作的工业方面以及在发展工业的问题上充分考虑科学家意见的必要性。这对于国家和科学家都是同等必要的。不过联合会的发起人至少也同样重视更具学术性的方面，因为工业成就和纯科学的进展都同样地有赖于此。我国统治阶级终于明白了这一事实，于是人们就成立了科学和工业研究部以增加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科研成果，并使科学和工业协调起来，以便尽早利用有经济价值的新发现。”——《章程草案前言》，1919.　　大战后的建设热潮为时短暂；到1926年，在英国出现了一个普遍的令人不舒服的冷漠情绪。后来人们把这期间看作是萧条前的繁荣时期。科学工作者全国联合会在总罢工后惊慌失措地改名为科学工作者协会。它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失去了许多会员，但却没有吸引住据说对原来名称感到害怕的人们。它一时处境十分困难，接着在1931年以后，类似的外来原因——首先是萧条的影响，然后是接踵而来的、我们目前所处的不安全处境和重振军备的影响——迫使科学家更多地注意自己工作范围以外的问题。这反映在该协会恢复活动上面、特别是在较年轻的科学家们和理科学生们中间恢复活动。　　新的方针虽然同原来的方针类似，在许多方面实际上与原来的方针并不相同；因为后来已经学到了不少东西而且也否定了不少东西。　　现在人们认识到协会的基础有两点：第一整个科学界和个人都关心保障并改善其会员就业条件，并且关心确立同医师或者律师的地位有几分相似的“科学工作者”的地位；另外，大家还关注科学在社会中的整个地位。这两方面是密切关连的，因为只有当科学在社会结构中起适当作用而且被允许发挥它的潜在可能性时，科学工作者个人的条件才能大大改善。上述两个方面的例证是，一方面协会努力改善青年科研人员的工作条件，另一方面，协会在国会科学委员会的配合下努力争取在全国范围给予科学充足的基金。⒇不论它是否达到上述任一目标，无可置疑的是：一个建立科学家职业性组织的有力运动正在到来。这个运动在英国和全世界都抱有较广泛的社会目标。这一运动不但表现在成立一些同协会相似的团体上，而且表现在某些纯学术性质的学会恢复活动上，表现在科学刊物对社会问题的普遍关注上。　　科学和政治迄今我们所谈的活动只是科学结构本身内部的活动，不过它显然不能一直局限在这一范围内。就科学家个人或团体力图影响社会而言，他是在进行政治活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以内，人们可以进行这种活动，而不一定意识到它的性质，不过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一个情况不再是这样的阶段了。除非科学家既意识到科学内部的结构，又意识到它和社会的关系，他为改善科学的地位并使它为人类造福的努力大部分肯定是要失败的。在另一方面无论是政治家们或是他们背后的势力本身都无法充分理解或者明白如何去发挥科学的潜力，必须由某些对科学和政治都具有充沛知识、能把两者结合起来的科学家来协助他们。　　必须承认，由科学家们采取直接政治行动虽然是必要的，却有其严重危险性。直到目前，从经济和政治统治者的观点看来，科学家一直是、而且一直被认为是保持中立的。人们认为，只要工资收入源源而来，使他们能继续工作，他们就不会关心自己工作的结果如何。他们甚至还得到一点不那么发达的社会给予疯子的那种宽容，要摆脱这种中立的态度转到负责任的立场上去，难免就会危及这些好处。谁要是稍微尝试这样做一下，就总是有人给他们扣上有倾向性的帽子，因而科学无论如何不得具有倾向性的传统已经形成了。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其结果是使某些凡有研究成果必然带有倾向性的学科出不了成果，并且使其他学科脱离社会。　　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　　德国的例子已经很好地说明了，科学家企图在自己工作领域之外去独立思考，就会遭到严厉的“制裁”。于是有人就主张，为了科学的利益，他不这么做要好得多。不过事情可以达到这种地步：保持中立就会使科学本身不再是一种活生生的力量，因为即使科学没有遭到取缔，它也不再能吸引一切思想活跃和有探索精神的人员了。科学家在紧急时期同其他积极和进步的力量联合起来并不是新现象；在布鲁诺和伽利略时代以及在法国大革命中都有过这种现象。要是普里斯特利博士被人说服继续保持谨慎的正统观点，那对科学所造成的损失肯定会比把他的房子烧掉和把他的仪器毁掉的损失还要大得多。可以把拉瓦锡作为一个相反的例子，不过他显然不是作为科学烈士，而是作为可憎恨的旧政权捐税制度的象征人物而被杀害的，他同旧政权有过一定的关系。霍格本指出，这种激进的倾向一直是英美科学的特征。目前这方面的动向，不仅是由于人们感到科学需要一个可以发挥作用的更为充实和更为公平的经济制度，而且更是由于人们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明确的反科学运动。　　在这场斗争中，没有一个科学家是能够保持中立的。　　群众对科学的看法　　科学家在政治上的反应是把科学和社会结合起来的趋势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科学界以外的人更加认识到保障科学并促进科学发展是文明的进步或甚至文明本身存在的必要条件。这种认识还没有有组织地表现出来。它表现为公众对科学遭受的摧残等题材愈来愈感兴趣，而且更加赤裸裸地表现在风行一时的专家治国论上。它标志着门外汉对科学的认识的第三阶段。这种认识是从对科学所带来的经济好处的简单赏识开始的。它在战后让位于一个相反的倾向，把一切现行弊病都归罪于科学而且要求回到巴特勒在《埃雷洪》①中所预言的过去黄金时代去。到第三阶段初期，人们才考虑到科学本身并无自主力量。统治者要看科学是否对自己有利才把科学的力量用于造福或加害人类。　　不过就象失明的参孙②一样，科学也可能回击它的主人。如果让科学自由发展，它就会比现在为少数人谋福利时更有效地为人类谋福利。　　科学和民主　　科学必须成为争取社会正义、和平和自由的人们的同盟军，而不是他们的敌人。事实上，科学所提供的帮助可能证明是世界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之间刚刚开始的斗争中的决定因素。在未来若干年中世界可能分裂为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彼此无情地争夺霸权。在这场斗争中，思想、物质生产和军事潜力的内在和外在的力量将成为武器。法西斯主义必然要反对科学国际化的理想，虽然它也需要科学来为它提供物质力量。它想要在扼杀科学精神的同时又保有科学的好处，就要造成一种矛盾，使科学、而且最终使国家蒙受其害。他们可能保持甚至改善技术，但从长远来看，一定会出现缺乏创造力和灵活性的现象。如果与此同时，民主国家不但让科学自由发展，而且加以扶植，民主国家迅速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可能占有压倒优势，以致只要通过它们的活生生的榜样，不必经过长期而有破坏性的战争，就能使法西斯主义从内部垮掉，或者，假如战争非发生不可，也可以保证民主国家取得迅速胜利。可是我们怎样才能使科学在民主国家中得到扶植呢？我们已经说明，直到现在还没有这种迹象。只能通过有政治觉悟的科学家的个人合作并且通过他们同进步的政治力量的联合，才能使这种情况发生。要做到这一点将是困难的，因为这需要政治运动的领导人和群众都能真正理解科学的重要性以及它的需要。　　人民阵线　　科学家可以而且也有必要变成政治家，然而他永远也不会成为党派政治家。他把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看作是一个必须首先找出答案，然后把答案加以应用的问题，而不是把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看作是个性、野心和既得利益集团逐鹿的战场。只要民主国家的进步力量由于这种考虑分裂为若干党派，科学家就不可能同任何一派合作。只有当各派在社会正义、公民自由与和平的广泛纲领基础上团结起来，才能期望得到科学家们的通力支援。不过一如法国的例子所示，一旦他们这样做了，就有可能进行有成果的合作。不少科学家通过“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警惕委员会”来帮助成立人民阵线。这项工作在新政府之下继续进行着，其表现就是建立了一个真正有力的科学部。同时，通过工人大学，人们正在法国以最好的方式帮助普及科学知识。著名的科学家在工人大学中同工人听众一起讨论自己研究的问题，并且帮助人们消除自然产生的对科学的误解和偏见。我们需要的是在全世界扩大科学力量和民主力量之间的这种合作。两方面团结一致，就会逐渐彼此理解，科学就会得到充分自由和发展，民主力量也就会了解科学的力量和可能性。　　科学家如何出一份力量　　怎样做到这一步随国家情况而异。目前，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仅象一种趋势而不是一个具体纲领。在英国一类的国家，进步力量因为严格的党派之见陷于四分五裂，几乎还没有受到世界其他地方运动的影响。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科学家个人和组织最好的支援办法就是不提出支援某一派的诺言，而是不偏不倚地对一切进步党派都给予帮助。科学家能给予的帮助是：对社会和经济情况进行精确的调查、对技术问题制订计划以及对现行军政规划加以批评。这本身必然会有助于说明客观形势的具体需要——废除私人对国家主权中的竞争因素、浪费因素和危险因素的限制性控制、废除对被压迫阶级和民族的剥削——而且有力地说明需要团结一致来争取达到这些目的而不是各自为政地进行活动。各自为政的活动往往成败参半，至多达到局部和暂时的目标。这种努力将不是容易的，不过要是科学家能用自己过去用在研究课题上的全部精力、献身精神和智慧来从事工作的话，这种努力就一定会成功。如果他这样做，而且只有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才能保障科学的安全，而且挖掘出科学的潜力。第十六章 科学的社会功能　　我们在这项研究结束之时才比较接近于能够对科学在当前的社会功能，可能还有今后的社会功能作出明确的界说。我们已经看清科学既是我们时代的物质和经济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是指引和推动这种生活前进的思想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满足我们的物质需要的手段。它也向我们提供了种种思想，使我们能够在社会领域里理解、协调并且满足我们的需要。除此之外，科学还能提供一些虽然并不那么具体、然而却同样重要的东西：它使我们对未经探索的未来的可能性抱有合理的希望，它给我们一种鼓舞力量。　　这种力量正慢慢地但却稳稳当当地变成左右现代思想和活动的主要动力。　　历史上的大变革　　要全面地看到科学的功能，就应该把它放在尽可能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来观察。直到最近为止，我们对近期历史事件的注意使我们看不见理解历史上重大变革的重要性。人类在地球进化的舞台上毕竟出现得很晚，而地球本身又是宇宙力量的晚期副产物。迄今人类生活仅经过了三次大变化：先是建立了社会，接着又产生了文明。这两者都是史前产生的，然后才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对社会的科学改造，我们还不知道怎样来命名它。　　社会与文明　　第一次革命是建立人类社会。人类从此变得有异于动物，而且通过世代相沿传授经验的新习惯，发现了一个比听其自然发展的偶然演变快得多、可靠得多的取得进步的方法。第二次革命是人类发现文明。这种文明是以农业为基础的，而且同时发展了多种多样的专门技术，特别是随之产生了城市和贸易这两种社会形式。通过这些，整个人类就脱离依靠自然的寄生生活，某一部分的人类就完全从生产食物的任务中解放出来了。文明的发现仅是局部性质的事。在公元前六千年，它已经几乎取得它的全部基本特征了，但这仅是处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之间某处的文明中心的情况。在直到文艺复兴和我们的时代开始为止的几千年中，我们看不到文明在质量上有何重大变化。在这整段有史期间仅仅有比较小的文化上和技术上的改进，而且这些改进的大部分都属于周而复始的性质的。文化一个接着一个兴起又衰落，每一种文化虽有所不同，从本质上说却不比以前的文化进步。　　真正不知不觉的进步仅限于区域的扩大。文明每次由于内部原因或由于野蛮人的入侵而崩溃，从长远看来，都意味着这种文明经过一时的混乱后，就传播到野蛮人中去。直到那个时期告终时，世界上所有容易耕种的土地都已经开化了。　　科学革命——资本主义的作用　　我们现在明白了，到十五世纪中叶，一种新情况开始了，不过当时的人们当然是不明白这一点的。我们已经把文艺复兴看作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先声，可是直到十八世纪，人们才普遍认识到有了基本的变化。那时，由于应用了科学和创造发明，人类有了新的发展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对人类前途的影响很可能比早期文明的农业和技术所起的影响还要大。我们直到最近才能够在思想上把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同科家的发展和人类思想的普遍解放区分开来。两者似乎是“进步”的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两个部分，可是与此同时，说来也似乎矛盾，当两者出现时，人们却把它们当作人类正回到自然状态，摆脱宗教或封建政权的专断束缚的迹象来加以欢迎。我们现在明白，虽然资本主义使科学第一次具有实用价值，因而对早期科学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科学对人类的重要性在任何方面都超过资本主义的重要性，而且事实上，充分发展科学为人类服务和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是不相容的。　　科学的社会意义　　科学意味着要统一而协调地，特别是自觉地管理整个社会生活；它消除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依赖性，或者为此提供可能性。此后，社会仅受到自我的限制。　　毫无理由可以怀疑人类掌握不了这种可能性。单单知道有这种可能性，人类就会策马前进，直到他们实现这种可能性为止。社会化的、统一的、科学的世界组织快要到来了，不过要声称它几乎就要到来或者用不着经过最激烈的斗争和混乱就会到来，那是荒谬的。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正处于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过渡时期。我们最紧迫的问题是保证这个过渡尽可能迅速完成，把物质、生命和文化的破坏减少到最小限度。　　科学在过渡时期的任务　　虽然科学显然将是人类发展的第三阶段的特征，可是只有当这个阶段确立之后，人们才会充分感觉到它的重要性。我们既然处于过渡时代，科学的任务就主要同我们有关，而在这里，科学只不过是经济和政治力量的组合中的一个因素而已。我们的任务涉及科学在此时此地可以其什么作用。而且科学在斗争中的重要性主要取决于它对这种重要性的认识。科学意识到自己的目标，就能在长远中变成改造社会的主要力量。由于它所蕴藏的巨大力量，它能够最终地支配其他力量。但是，科学如果不明白自己的社会意义，就会沦为要它背离社会进步的方向的力量手中的工具而无法自拔，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毁坏了它的精华，即自由探索的精神。为了使科学意识到自己并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就必须根据目前和可以实现的将来所存在的问题来看待它。我们正是必须结合这些问题来判断科学的目前功能。　　可以防止的祸害　　目前世界上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具体祸害——饥饿、疾病、奴役和战争。在以前时代中，人们把这些祸害看作是天然的现象或者看作是凶神的降祸，而现在所以继续发生这些祸害完全是因为我们陷入过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罗网中。再也不存在什么技术上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人不能吃饱、再没有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需要大家每天做三、四小时以上讨厌的或者单调的工作，或者为什么他们还要迫于经济压力去做即使是那么一点工作。在人人本来都有可能过富足和优闲的生活的时期中，战争完全是愚蠢和残暴的行为。今日世上的大部分疾病是直接或间接由于缺乏食物和良好生活条件所引起的。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是可以消除的祸害。只有在把这些祸害从地球上消灭了的时候人们才能够感到，科学已经被很好地应用于人类生活了。　　不过这仅不过是开端。我们有一切理由可以相信：有一些祸害，诸如疾病或者从事任何不愉快的工作的必要性等等，看上去似乎无法消除，但只要发起一个认真的、有充分经费的科学运动，努力发现上述祸害的原因并予以消除，都是可以加以解决的。让一些对人类有潜在价值的研究工作得不到资助，差不多就等于让人类饿死。　　发现需要、满足需要　　不过这些都只是科学应用的消极的方面。尽可能消除目前的祸害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期望创造出新的美好的事物，更美好的、更积极的和更和谐的个人和社会生活方式。到现在为止，科学还没有触及这些领域。它把科学昌明以前时代的粗糙愿望承受下来，而没有试图加以分析和提高。象研究自然界那样地去研究人类，去发现社会运动和社会需要的意义和方向，这便是科学的功能。　　人类的悲剧往往恰恰就在于他成功地达到了自己想象中的目标。科学由于能够向前看并且能够同时理解一个问题的许多方面，理应能够更清楚地判断什么是个人和社会愿望的现实的成分、什么是其幻想的成分。科学可以既通过说明某些人类目的的虚假和不可能、又通过满足其他人类的目的，而带来力量和人类的解放。由于科学变成物质文明的自觉的指导力量，它应该越来越渗透到一切其他文化领域中去。　　科学和文化　　目前的情况是高度发展的科学几乎和传统学术文化完全隔绝。这种情况是完全不正常的，是不能长久存在下去的。没有任何文化能够永久脱离当代主要的实用思想而不蜕化为学究式的空谈。不过，也用不着设想不对科学本身结构进行极其重大的改革就可以使科学和文化融合起来。今天的科学的渊源和很多特性都恰好来源于物质建设的需要。它的方法从本质上来说是批判式的，其最终的检验标准是实验，亦即实际验证。科学的真正积极部分，即科学发现，是不在科学方法本身范围以内的。科学方法仅仅是为科学发现作准备并确定科学发现的可靠性。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把科学发现归因于人类天才的运用，要加以解释就会是亵渎的。我们并没有研究科学的科学。今天的科学的同一缺陷的另一个方面在于它不能妥善地处理各种包含有新颖事物、不容易归结为数学数量公式的现象。为了把科学扩大应用到社会问题上去，就需要扩大科学以补救这个缺陷。科学越是同一般文化融合为一体，就越是需要这样做。科学的枯燥和一本正经的文风使它受到文艺界人士的普遍抵制，并使科学家自己又添加上种种不合理性的和神秘的色彩。必须把这种枯燥和一本正经的文风消除掉，才能使科学完全成为生活和思想的普遍基础。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改造将是科学界内外现有的各种趋势的融合。各种具体的科学学科；收集证据时的冷静态度；每一因素对于促成最终结果都在量的方面起一定作用的多重因果关系的处理方法；对于偶然性的要素和统计上的或然率的一般理解，这些都有成为人类各种活动的背景之势。同时，历史、传统、文学形式和直观再现，都将越来越属于科学的范畴。科学所描绘的世界面貌虽然不断地变化，但是每经一次变化就变得越加明确和完整，在新时代中一定会成为一切形式的文化的背景。不过单单有这个变化是不够的，为了完成科学所必须应付的新的任务，我们还需要对科学进行改造，不是仅仅把其他学科吸收进来就行了。　　改造科学　　科学发展的几个阶段都是从大到小，从简单到复杂。科学的第一阶段，即对已知宇宙现象的描述和整理阶段，已经基本上结束了。第二阶段，即理解这个宇宙的机制的阶段，也快要结束了，因为我们已经能够在原则上看到这个解释的梗概了。除此之外，剩下来的便是未知的可能性、而且事实上其中有一部分也必然是不可知的，虽然我们对未来的发展已经可以略见端倪。很显然，如果人类在不久的将来不去毁掉使人类获得文明而不再是先前的纯生物学存在物的惨淡经营的协作事业，科学就得去应付一个越来越变成人类的创造物的宇宙。人类社会在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为自己造成的各种问题，已经成为科学理论和实践的主要困难所在了。　　在将来，随着人类解决了征服非人类力量这个比较简单的问题，上述各种问题就会变得日益重要。　　新事物的起源问题　　这个过程将使人们注意到一些新的情况。社会的发展一部分是自觉的力量所推动的，一部分是由社会内部各种因素之间难以觉察的交互作用推动的。思维越是考虑社会的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就越是需要改进应付问题的办法，以便处理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新情况。　　首先纳入理性范围的学科是一些研究最简单的作用的学科——力学、物理学和化学。在这些学科的体系中，一切事物都是始终如一的，不发生任何真正新的情况。我们的理性模式就是根据对这些体系的研究制订的。这种思想方式在生物学中已经开始崩溃了。进化论不仅标志着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有所进步，而且也是我们思想方法中关键的一步，因为它包含着人们对科学中的新颖事物和历史的认识。人类的确已经对历史进行几千年的研究了，然而他们并不是以科学精神来进行研究的。正是由于历史可能包含新颖事物，他们甚至根本否认历史可以成为科学。不过人们却没有什么真正理由可以说明，科学为什么不应该学习处理宇宙中的新颖因素。这些新颖因素毕竟也同反复出现的正常因素一样是宇宙的特色。迄今科学还没有这样做，因为它还没有这样做的必要，现在这个问题已经首次正面地提出来了。如果我们要主宰和支配我们的世界，我们就不仅要学会怎样去应付宇宙的有秩序的方面，而且也要学会应付它的新奇的方面，即使它们的新颖性质是由我们自己造成的。　　辩证唯物主义　　卡尔·马克思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人，而且他还提出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他根据自己对经济学的研究，从正统学派感到满足的表面上正常的现象中，深刻地认识到新形式的发展以及产生更新的形式的斗争和平衡。这是对发展本身的合乎理性的研究的开始，不过在这种研究之中，已经不再可能把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严格区分开来，这样学者便和他所研究的力量合而为一，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在我们的社会和政治领域所经历的动乱和斗争之中，这些思想正在迅速地甚至深入到对这些思想反对得最厉害的敌人阵营中去。这些思想所以正确不仅在于它们能够预言人类发展进程，而且在于它们能够决定人类发展进程。　　这个任务，在一种认为世界上的事物井井有序、永世不变的科学范围之内，是不可能解决的。　　由于科学本身几乎完全是用把一种现象完全孤立起来的方法进行工作的，所以，科学家们往往感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松散而不科学，或者用他们的话来说，是形而上学的。　　不过在科学上只有严格控制实验的环境或者应用的环境，才能把一种现象完全孤立起来。只有在知道一切因素之后，才能作出充分意义上的科学预言。当新事物出现在宇宙中的时候，显然无法知道所有的因素，因而把现象完全孤立起来的科学方法就无法处理新的事物。不过从人类的观点看来，能够处理新事物同能够处理自然界正常秩序一样必要。科学把自己的研究范围局限于后者是完全正确的。只有当科学认为人类智慧对正常秩序以外的事物无能为力的时候，只有当科学认为凡是不能“科学地”加以处理的事物就不能合乎理性地加以处理的时候，科学才是错误的。　　理性的扩展　　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是：它在人的问题上扩大了理性所能达到的范围，把崭新事物出现的可能性也包括进去。不过，这要受某些必要的条件的限制。首先，有关新事物的预言在精确程度上决不能同科学中孤立起来的有规律的现象相提并论。虽然精确知识一向被视为理想，精确知识和一无所知的问题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甚至在科学本身内部也还有着大片大片的无法取得精确知识的地带。例如，现代物理学的整个趋势就说明：在原子现象方面，我们不可能期望获得精确知识。不过我们可以依靠大量事件的精确统计来绕过这个困难。同样，临界性变化、即影响人类社会的战争和革命的精确日期和地点也是无法预测的。由于仅有一个人类社会，在这里，统计的方法不是完全适用的。　　然而某些经济和技术制度的内在不稳定性一般是可以证明的。这些制度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到底什么时候崩溃，可能有几十年的出入。　　将来的趋势　　连完全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所依据的方法的人们也毫不怀疑：马克思主义者是有分析事态发展的办法的，因此，他们能够比科学思想家们早得多地判断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趋势如何。可是不少人由于不加辩别地接受了这一观点，就以为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另一个天意目的论。他们以为马克思订出了人们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遵循的必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针。这完全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并不是制订了这样一项发展规划的结果。反之，他们强调指出这是办不到的。在一定的时刻所能看到的只是当代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组成，它们之间必然的斗争以及斗争结果将要产生的新情况。除此之外，我们只能预见到这是一个过程，至今还没有终止，而且在将来必然会取得新的、完全不可预料的形式。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在于它是一个方法和行动的指南，而不在于它是一个信条和一种宇宙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关系在于马克思主义使科学脱离了它想象中的完全超然的地位，并且证明科学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一个极其关键的组成部分。它这样做，也就可以剔除在整个科学历史进程中渗入科学思想的形而上学成分。我们正是靠了马克思主义才认识到以前没有人分析过的科学发展的动力，而这种认识也只有靠马克思主义的实际成就才能体现在为人类造福的科学的组织形式中去。　　人们必将认识到科学是根本性的社会变革的主要因素。　　经济和工业制度使得、或者说应该使得文明保持下去。技术不断改进的过程使得生活的范围和便利不断扩大。科学理应使技术本身不断发生不可预料的根本变革。这些变革是否适应人类需要和社会需要，可以说明科学适应于其社会功能的程度。　　只有到这场斗争结束之时，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些萌芽的见解的全部价值。在我们看来，这场斗争虽然似乎是无穷期的，但在历史上也将只是一幕而已，当然，这一幕也是重大的关键性的一幕。然后，人类就将接受它的物质遗产，非但不会减少对科学的需要，反而会对它提出更大的要求，要它解决更大的、必须正视的人类和社会问题。为了应付这个任务，科学本身必须改革和发展。它在这样做的时候，将不再是少数幸运儿所专有的学科而将成为人类共有的遗产。　　作为共产主义的科学　　科学实践是人类一切共同活动的原型。科学家们已经承担起来的任务——理解和控制自然界和人类本身——仅是人类社会的任务的自觉的表现。人们为了尝试完成这一任务所使用的方法，不管运用得多么不完善，都是人类为了保障自己的前途最有可能采用的方法。就其奋斗的过程而言，科学便是共产主义。人们在科学中已经学会自觉地服从一个共同目的，而不丧失他们的成就的个性。　　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工作有赖于前人和同道的工作，而且自己的工作只能通过后人的工作才能开花结果。在科学工作中，人们互相协作并不是因为上级的权威强其他们这样做，也不是因为他们盲目地追随某一上天指派的领袖，而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只有在这种自愿的合作中，每一个人才能找到自己的目标。决定行动的不是命令，而是忠告。每一个人都知道，他的工作只有依靠别人真诚无私地提出的忠告，才能取得成功，因为这些忠告再精确不过地表现了物质世界的无情的逻辑、即严酷的客观事实。我们无法随心所欲地改变客观事实，只有承认这种必然性，而不妄想对必然性置之不理，才能得到自由。　　这些便是我们在科学研究中痛苦地而且不完备地学到的一点东西。这些东西只有在人类的更广泛的任务中，才会得到充分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