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国际科学概况　　过去的科学和文化　　科学上的国际主义是科学的最特殊的特征之一。即使在极其原始的时代，爱好科学的人们就愿意向别的部落或民族学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可说是从一开头就具有国际性质。各历史阶段的文化的广泛传播说明这一文化联系的工具是多么有力。以后当天然的障碍把各种文明分隔开来的时候或者当宗教或民族仇恨把文明世界分裂成敌对的阵营的时候，科学家和商人就竞相去打破这些障碍。现代科学的主流从巴比伦人传到希腊人、又从希腊人传到阿拉伯人、再从阿拉伯人传到法兰克人。这段历史说明科学家是多么有力地打破了各种天然障碍。在中国传道的耶稣会教士们发现，争取宫廷接待他们的最现成的手段是他们带来的天文学和数学，可是直到十八和十九世纪，人们才自觉地充分实现了科学的国际性。人们认识到，科学发现，不论是思维性的还是实用性的，都应该由一切能利用它的人加以支配，而不应作为私人或国家的机密秘而不宣。这种观念标志着现代科学的兴起。列奥弥尔在本书已经引述的一段话中，出色地表达了这一点。当时唯一看得到的民族主义是：每一个宫廷都希望尽量网罗有名的科学家，以为国家增光或供其使用，不管他们所属国籍如何。德国和俄国的科学是在十八世纪从法国和荷兰科学移植过来的。交流是十分自由的，而且在平时和战时都可以同样很便当地进行。　　今日的国际科学事业　　在整个十九世纪中，科学上的国际主义继续保持下去，而且甚至有所发展，可是在本世纪却有了一个确定无疑的倒退。科学虽然一方面还保持国际性质，另一方面却由于各国普遍具有民族排外倾向而蒙受其害，而且科学界的统一性正受到严重威胁。我在本章中想要说明一下当代科学在这方面的情况，描述一下科学界的分裂状况以及科学在各国的发展程度。要充分进行这种描述，需要专门写一本书，而且只有一个在许多不同国家长期工作过的人才能写得出。作者并无这种经验，只是一个对欧洲科学中心具有一般经验，而对欧洲以外的科学中心则一无所知的英国科学家。所以在这里只能对作者自己看到的别国科学工作情况作一番概括的而且显然很肤浅的叙述。非欧洲国家的科学工作情况仅系根据出版的著作以及根据同来访的科学家的谈话推断出来的。这段文章并不是、而且并不自夸是对于全世界科学工作所存在的问题、困难及其成就的一篇充分的描述或者估价。　　在这些限制条件范围以内，即令只是为了纠正和补充人们对科学的组织形式和应用的描述和批评，我们也还是值得论述一下目前世界各地科学发展情况的。这里所引述的人们对科学的组织形式和应用的描述和批评几乎全都是取自英国科学界。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这些结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不只具有有限的应用范围，以及所提出的问题又在多大程度上是英国科学面临的问题，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是整个科学面临的问题。对人们提出的答案的主要性质，随便怎样怀疑都不过分。英国的科学在许多方面代表了一个工业大国的前进中的科学。科学的历史表明：它的成长基本上是符合经济发展的大方向的，科学发展的程度和规模也大体上和商业及工业活动成比例。世界上的主要工业国也就是科学发达的主要国家。两个对立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大分裂反映在苏联国内和国外的科学同社会事业和生产事业之间的十分不同的关系上。但是除了这个主要区别之外，在科学工作中，还存在着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而且取决于比较单纯的历史和传统因素的民族特征。　　语言问题一个有决定性的因素是，整个科学界分裂为若干在外部由于语言障碍而相对隔绝、在内部则可以相互理解的区域，这个通用语言的问题在科学界的分裂和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都起了相当作用。充分的科学国际主义仅仅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早期新科学萌芽时代实现过。当时，虽然民族国家和中央集权政府相继出现，学术界仍然保持相当大的统一性。拉丁文成为公认的共同语言，除了旅行困难之外，没有什么因素能够阻止一个生长在基督教世界任何地方的人去任何宫廷取得重要职位。存在着帕杜亚大学和波伦亚大学等重要的地方性科学院校。所有欧洲各国的人都可以以平等条件前往学习访问。哥白尼、维萨留斯、哈维基本上并不属于各自的国家，而是属于当时以意大利为中心的世界科学事业，可是就在这个伟大的科学进步时期，民族主义开始抬头了。伽利略不是用拉丁文而是用通俗的意大利文写下他的主要政治著作的。这显然是造成他受审和被判决的主要原因。史特维纳斯彻底打破旧传统，把荷兰文说成是科学的理想语言，而笛卡尔则把科学和高雅的法国文学结合起来。英国人比较保守，牛顿仍然用拉丁文著述，不过他的作品几乎一发表就立即被译成英文。德国发展科学事业较晚，在那里人们一开始就强调民族特点。莱布尼兹对于把科学传进德国的工作以及发展德国语言的运动都大力赞助，到这时为止，德文仅仅使用于宗教文学。　　这样，到科学事业有了长足进步，而且极其需要有一个共同交流的良好手段的时候，民族的考虑已经通过取消拉丁文的使用而破坏了这个可能性。在另一方面，当时，哪怕是用所有的欧洲语言，也完全不可能把科学加以有效的记载，因为这些语言中的大多数语言的应用范围过于狭窄，而且几乎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文学。因此，就出现了一些越出国界、以科学最发达的国家为中心的科学地区。这些中心形成焦点，其周围聚集着一些新的科学中心，位置都在较小和较落后的欧洲国家、或者干脆越出欧洲范围以外。这样世界便被分割为若干科学地区，在每个科学地区内部通过共同语言进行交流是比较容易的，而在这些地区之间则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分离倾向。不过这种分离相对来说还是轻微的，因为学科专业化是不受国界限制的。各学科科学家的国际学会的重要性不下于、有时甚或超过包含一切学科的国家科学院。不过语言障碍是十分严重的。科学家必须耗费大量时间使自己精通一些语言，否则他就必须准备放弃阅读大量原著的机会，即使有译本，也要在以后才能看到。这个困难已经在不同期间使许多人想到有必要去创立一种国际科学语言，其可能性将在下一章中加以讨论。　　科学界及其各大区域语言和文化的条件促成了科学交流圈。交流圈的数目必然少于语言的种类，而且是由世界上的一些工业大国来领导的。这些交流圈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随着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的盛衰而变化，而且目前正处于激烈变动的状态。这是由于在最后阶段，在德国出现了侵略成性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它对科学界所造成的直接影响。不过为了便于叙述，很难把这些迅速的变化考虑进去。下面述及的主要适用于1920至1933年之间的科学界分裂的状况。　　世界主要科学交流圈是英美圈子和德国圈子。其次为法国圈子及苏联圈子。英美圈子里显示出英美之间的明显差别，不过这种差别同这个圈子和其他圈子之间的差别比起来，在程度上就差得多了。它不仅包括英帝国和美国，也还包括部分的斯堪的纳维亚、荷兰、中国和日本。德国的圈子在现在或者过去都远比其他圈子结合得更为紧密。在其内部不仅进行情报交换，而且有相当大的个人迁居自由，所以可以把大学教授职位一视同仁地授予圈子中不论是否住在德国的任何国家的公民。这个圈子不但包括德国和奥地利，也包括斯堪的纳维亚的大部分、瑞士和其他中欧国家。过去执科学牛耳的法国圈子的相对重要性现在大不如前了。它几乎仅限于法国、比利时以及瑞士的一部分、波兰和南美洲。俄国圈子也可以更为准确地称为苏联圈子。它是一个新产物。在革命之前，俄国科学是德国和法国科学的一个小小的分支，现在它已经确定无疑地自力更生了。苏联的科学出版物数量已大大超过法国，正迅速接近德国圈子的数量。把它称为一个圈子似乎是不妥的，因为它的范围迄今只限于苏联，不过苏联国内的发展不仅是俄国科学的发展，而且也是把科学介绍给组成联盟的所有其他民族的过程。不幸语言的障碍极其有力地妨碍了苏联科学界和其他科学圈子保持联系。学习俄文的困难大大加重了现有的政治障碍，使苏联科学得不到外界的充分赏识，并阻止它在发展国际科学事业中起充分作用。意大利科学的地位有点与众不同。它本身的重要性是不足和其他圈子相提并论的，不过主要由于国内政治的原因，它不愿意参加任何一个现有的圈子，甚至拒绝照苏联做法在外国期刊上发表论文或者以外国文字在意大利期刊上发表论文。　　科学交流圈的存在只能部分地克服民族科学的困难。为了教育目的和为了在所用语言同四种主要语言都不相同的国家内使人们都能理解科学，就有必要保持一套民族科学著作。　　这样，例如在日本，除了在英国和德国期刊上发表论文以及在日本期刊上用英文或德文发表论文之外，还有一套涉及面广泛的纯粹日文的科学著作。这些著作几乎完全不能为外界所理解。在象日本或波兰那样有大量科学著作需要发表的国家中，这种做法虽然不幸，还是情有可原的，不过在较小的欧洲国家中，需要译成当地语言的著作比当地科学家能发表的著作多得多，这样做就几乎变得可笑了。　　科学的民族特点　　我们已经谈过国际上科学界分裂的状况了。这主要是人为的而且是出于语言上的考虑而不得不这样。更重要的是科学的民族特点以及各国的科学和社会之间存在的各种不同关系。我们已经说过，这些固有的特点是十分复杂的，不过在很大程度上经过分析，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这些特点都是一些可以看得出的原因造成的。如果照法西斯教育部长的办法，把这些特点神秘地说成是渊源于民族的灵魂或者种族的血统，那便是彻头彻尾的蒙昧主义，而且根本不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些特点怎样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促使整个科学往前发展。　　我们可以在不同国家看到不同程度的科学发展。第一，是具有长期科学和工业历史的工业国的科学，不论它们是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这样的世界大国，还是象斯堪的纳维亚、荷兰和瑞士这样较小的、但在历史上却对科学知识的发展有过同样重要贡献的国家。第二是美国、日本和苏联这样最近才大规模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科学。第三，我们必须注意到欧洲和亚洲的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的科学发展。由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中科学与社会之间截然不同的关系，把苏联划出并且另外单独加以研究实际上是比较方便的。　　老工业国的科学英国科学组织形式是历史悠久的工业国科学组织形式的典型。在这些国家里，科学和工业多少是不知不觉地一起成长起来的，结果就形成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毫无条理脉络可言。它通过它的传统并且通过科学界、工业界和政界之间存在的人事和阶级关系，来补偿它在正规组织上效率低下的缺点。这些国家的科学事业从传统得来的好处是：人们几乎本能地遵守某些行为的标准，这样就避免了一向会危及科学发展的因素：即科学家个人过分大出风头和自我宣扬，以致很容易转变为江湖骗子。在另一方面，人们对科学的传统态度也可以造成不出成果的后果。因为人们重视年龄和经验超过重视干劲和进取心。所有这些国家的科学大权都操在同现代发展失去联系的比较少数的老科学家之手。不过应该说，积累下来的宝贵的传统、各学科中存在的学派以及科学家个人所享有的不受经济或政治压力的相对自由（就德国而言，或者不如说是他们过去享有的自由），仍然使绝大部分新的和有价值的基本科学发现都产生在这些国家。它们仍然是科学进展的焦点。当其他比较不发达的国家的科学家们希望建立自己的学派时，他们就是到这些国家的实验室来学习的。第一组中的每一个国家的科学都有其具体特点，视各国历史条件、社会条件和学术条件的总和而定。这些差别不能不是十分难以明确说清的，然而它们却对科学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科学的每一个有特色的传统都对科学总的进展作出过自己的有价值的贡献。　　英国的科学　　英国科学的特点是从十七世纪起就延续下来的。它同德国或法国科学不同，特别讲求实用和着重类比。在英格兰，人们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其是通过感觉达到科学，而不是通过思维达到科学的。英国人的想象是具体而形象化的。法拉第把力看作是一种管状的东西。照他的想象，力很象具有橡胶制品的性能。卢瑟福把原子当作乡村集市上一种投掷椰子的游戏来加以研究。他把粒子投到原子上面去，然后看看有什么碎片落下来。英国科学家心目中的主要问题是：“它如何作用？”英国科学界的三位伟大理论家中，只有牛顿是英格兰人。他既是一个理论家，又是一个讲求实际的实验家。麦克斯韦是苏格兰人，而他们之中最纯粹的理论家狄拉克则是法国血统的人。英国科学取得如此巨大成功的主要原因，正是这个爱讲实际的习惯和健全的常识。无论如何，直到最近，事实证明，自然界的作用一般至少是象一个工人的劳动那样简单。那些认为它神秘而微妙的人仅不过是自作聪明作茧自缚而已。英国人的一个缺点是他们几乎完全缺乏有系统的思维。在他们看来，科学只是几次对未知世界的成功的突袭。它不能提供一个前后连贯的全貌；英国人以怀疑的态度看待理论，而且不鼓励人们去思考。这些缺点在目前要比在上一世纪更为明显。英国人的方法在容易解决的科学问题中最能奏效。大部分这样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现在要解决大多数科学问题，只有依靠和粗糙的常识大不相同的一些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机械的模型已经帮不了多大忙了。在物理学上的这场伟大革命中，除了狄拉克一人之外，英国比其他国家大为落后了，虽然这场革命的根本实验基础主要是在英国奠定的。不过由于从德国来的流亡者大量涌入，也许还是能够把处理更为困难的理论问题的能力传授给英国人的。　　我们已经谈过英国科学的物质上的和组织上的特点了。　　我们在这里重温一下这方面的特点，为的是用它来和其他国家对照。同英国的财富以及它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性相比，它花在科学上的钱其实是很少的，而且它比任何其他大国都更少利用它的潜在的科学家。年龄在19岁到21岁的人中间大学生所占比重，在英国要比在任何其他欧洲大国都小，比美国就更小了。这一点可以从下表中看出。苏格兰在这方面显得优越得多了。　　英国科学为我们留下了伟大的传统和崇高的成就。它仍然充满生气，但是却存在着这样一个危机：除非采取措施在适应现代条件的充分规模上加以发展，否则它就会比别国或新兴国家的科学大大落后。　　纳粹当权以前的德国科学　　在纳粹夺取政权之前，德国科学界自称占有知识界的领袖地位、或者至少可以同英国科学界争夺这种地位可能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但愿促使德国科学取得这种地位的那些永久性特色并没有由于目前纳粹对科学的严密控制而化为乌有，只不过是暂时黯然无光而已。　　我们必须拿纳粹当权以前的德国科学同英国科学进行比较，才能比较得充分些。德国科学尽管博大精深，却是较迟的产物。虽然德国技术在十五世纪已经比欧洲其他国家领先，德国却由于宗教战争而无法统一，而英国、荷兰和法国等强大的商业和政治国家在本国科学开始诞生时就已经统一起来了。因此，当时的德国科学界就仅仅限于从事关于神学的枯燥争论和关于炼金术的想入非非的推理。在十八世纪初，它还可以自夸莱布尼兹一个人就抵得过整个一个科学院。德国科学的诞生是由于在弗雷德里克大帝的有力赞助下，从法国输入了科学。德国科学身上留下的那种受扶植的痕迹既是它的力量的源泉又是它的脆弱的原因。它从一开头就具有官办的性质，但是在十九世纪，当其他国家的大学仍然瞧不起科学的时候，德国的大学已经允许科学发展起来，而且在德国科学发展过程中提供了不少目前已经推广到整个科学界的组织方法。研究院校、研究所、大量的实验室技术、专业科学刊物的出版等等全都主要是由德国首创的。　　德国科学在十九世纪的大发展，主要应归功于它同德国学术传统的联系以及官方的赏识给科学家带来的巨大声望。　　而在英国和法国，这种赏识还是必须极力争取的。可是官办科学的这种蓬蓬勃勃的有系统的发展有利也有弊。弊端就是：第一，不厌其烦而又有点故弄玄虚的治学传统，广引博证和对所引事实的繁琐注释；第二，科赫，欧姆或弗朗霍费等有独创才能和非正统观念的天才所遇到的更大的困难。德国科学的最有利的局面到将近十九世纪末叶才出现，正好赶上其来迟的工业革命。英国的讲求实际的实业家瞧不起只讲理论的科学家，甚至美国的实业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而德国的实业家却尊重这种科学家而且加以使用。德国化学工业尽管遇上战争和萧条，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化学工业。它过去的巨大发展就是靠了工业家和新的理论化学家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这里还涉及国家利益。首先充分认识到科学对备战的价值的便是德国。军人阶层对科学所持的相当猛烈的反对态度并不能阻止德国陆军在1914年成为唯一得到科学界有效支持的军队。因此，科学有很多理由，理应得到官方支持。官方支持的方式与其说是拨给大量拨款，不如说是建立了一个组织完善的基础科学和高级科学教学体系。　　到1914年，德国科学在数量上已经大大超过世界其余国家；在质量上至少也不亚于任何其他国家。德国能够和世界其他国家对抗得这么久，主要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一阶段中化学上的两项主要发明——把氮固定下来以便用于制造炸药的哈柏法和现代战争的主要新式武器毒气——都来源于德国。　　德国科学史上最光辉之一页出现在世界大战之后。那时，战败的、饥饿的德国又在不稳定的国际大家庭中重新占有一席地位。德国在物质方面的损失由于人们可以自由地进行新的科研工作而且干劲十足而得到补偿。战争刚一结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得到确凿的证明。这一成就使德国科学在战时遭到协约国的诽谤之后，又彻底恢复了原有的声望，可是做出这项贡献的人后来竟被赶出德国并被剥夺国籍，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恶作剧之一。然而相对论虽然是伟大的成就，却只是物理学思想革命的一部分。这场革命的最高潮是1925年问世的新量子力学。这一成就主要也应归功于德国科学，虽然英国和法国也都起了作用。即便魏玛共和国没有什么其他成就值得后人纪念，人们也会记得，在这个政府治下，科学有过这些和许多其他的伟大成就。　　在经济萧条还没有粉碎那个由于战争创伤和无法解决的社会斗争已经满目疮痍的社会以前，德国在有组织的科学研究上是领先的。不过德国科学经费总额相对地来说并不算多。　　据估计，1930年德国政府直接拨出10，000，000马克，各邦政府拨出20，000，000马克供科学研究之用（不包括军事科研）。如把当时马克币值折合为英镑的二十分之一，这就等于由政府一共提供了1，500，000镑的经费，而以同样方式计算出来的英国经费则有1，200，000镑左右。如果我们完全依靠猜测把工业界的科研费用估计为此数的二至三倍，那末科研费用的总数应在4，500，000到6，000，000镑之间。这和英国的科研费用不相上下，然而德国国民收入为70，000，000，000马克，亦即3D500D000D000英镑，其中科研费用所占比例也许在千分之十三至十七之间，亦即为英国科研费用所占的百分比的一倍半。　　比国家支持的科学更为重要的，也许便是德国在经济萧条之前就已经开始实行的一项办法，即科学和重工业挂钩的办法。这种办法在科学事业的发展中似乎足可以同大学分庭抗礼。其原型便是柏林和各地的威廉皇帝学会研究所。虽然这些研究所是由一个实业家协会在战前创办的，它们在一开头就显示出它们深刻理解工业对科学的需要。这些研究所从事基本研究，而不是象英国研究协会那样仅仅限于范围较狭窄的工业应用研究。此外，各大化学和机械工业企业也纷纷建立科研部门、其设备之完善是任何大学都不能望其项背的。　　在这些研究部门中，不仅使用青年科研人员，还聘请有国际声誉的教授，只要求他们利用部分时间进行有利于企业的研究，而把其余时间用于基本性质的研究。在那些不理解自由主义政权在政治上的不稳定性和大资本垄断制度在经济上的不健全性的人们看来，德国似乎为科学应用的最有成效的发展指出了方向。可是仅在两三年之中，这一切全化为乌有。最有名的科学家中有一半流亡国外，被降职或被投入狱中，大多数实验室都从事琐碎的工作或者备战工作。　　法国的科学　　法国的科学有过光荣的历史，然而它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同英国科学和荷兰科学一起在十七世纪成长起来，但却始终更具有官办和集中的性质。在初期，这并不妨碍它的发展。它在十八世纪末叶仍然是生气勃勃的。它不仅在失去了拉瓦锡的情况下度过了大革命，而且还靠了大革命的东风进入它的最兴旺时期。在1794年创立的工艺学校就是教授应用科学的第一所学院。它对民用和军用都有好处，受到拿破仑的赞助。它培养出的人才如此众多，使法国科学无疑在十九世纪初期居于世界前列。不过这种进展并没有维持下去；和其他国家相比，法国科学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虽然也出过一些优秀人才。原因似乎主要在于资产阶级政府官僚习气严重，目光短浅，并且吝啬，不论是王国政府，帝国政府还是共和国政府都是如此。法国大科学家们对这些不利条件都深有体验，但是他们还是取得了成就。例如巴斯德和居里夫妇就毕生为争取人们充分支持科学研究而奋斗。　　不过在这整个期间，法国科学从未失去其出众的特点——非常清晰而漂亮的阐述。它所缺乏的并不是思想而是使那个思想产生成果的物质手段。在二十世纪的头二十五年中，法国科学跌到第三或第四位；它有一种内在的沮丧情绪。世界大战在人力和资源方面，都给予法国十分沉重的打击。科学界的老人统治在法国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为严重。　　不过在最近几年，可以看出有了好转的趋势。首先是工业家开始认识到：在人力和物力上，都必须在比迄今为止大得多的规模上进行现代科学研究；新的研究所创立了；大发展的准备工作完成了。经济萧条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法国科学界的影响，同它对德国科学界的影响恰恰相反。法国科学家们鉴于德国的前车之鉴和他们自己对法西斯主义的体验而有所警惕。他们开始参加了当代的政治运动，但是他们并不因此而减少科学活动；反之，他们要求科学在建立一个自由而人道的世界的过程中占有其应有的地位。他们的工作显然有助于人民阵线的登台。人民阵线执政后也为科学发展创造了优越得多的条件。在老科学家和民主人士让·佩兰的领导下，在居里·约里奥的协助下，成立了一个新的科学委员会。　　他们不仅在短期内使科研经费有所增加，而且使科研本身成为一项职业而不仅是教学的附属物。（参看附录Ⅵ。）但是变革远远不止是行政管理上的变革。科学工作者们自己还在他们新设立的工会中进行合作，正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和自己在社会中的功能。考虑到这些变革都发生在战争威胁和政治动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严重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把这看作是蓬勃的科学复兴运动的证据了。　　荷兰、比利时、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的科学　　某些较小的欧洲国家——瑞士、比利时、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的科学事业传统可以从十七世纪的伟大时期算起。虽然没有一个国家本身大得有足够力量在今天的科学思想上领先，不过由于在这些国家相对来说不存在使大国科学事业深受其害的政治偏见，这些国家都有一个更有连续性的传统和长期存在的高标准。再加上这些国家的普通教育水平都很高，所以这些国家的科学事业都有可贵的成绩，按人口来说，要比大国的科学成绩大得多。在这些小国里，科学家是受尊敬的社会成员。如果他再具有国际声誉，他的地位可能还超过国内政治家——这种情况在大国是不可能有的。要是不深知这些国家的科学工作情况，就很难说出其特点。由于它们国家小，这些特点必然比大国科学工作的特点更加取决于个人性格。　　各个科学工作者一般都受到这个或者那个较大的大陆学派的影响，并且把这个学派的烙印带到自己本国的科学工作中去。　　总的来说，除了在比利时之外，处于支配地位的是德国学派的影响，但是在这些国家中，德国学派的官办性质和深奥的哲学性质已不复存在了。不过丹麦的经费筹措办法却需要加以特别说明。我们在这里可能碰上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情况。一家大企业卡尔斯伯格酿造公司的创办人J.C.雅克布森和卡尔·雅克布森把这家公司作为遗产，全部捐献出来，以支持科学研究和艺术。这个基金每年收入可观，可用于科研的金额达到1，310，000克朗，亦即58，527英镑。对于这样一个小国说来，这是一笔大款子。　　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学　　旧奥匈帝国的科学和德国科学是不能截然分开的。这两国之间在思想上和人员上经常进行彻底的交流，而且教会的绝对影响近年来对科学已经不起什么妨碍作用了。不用说，奥匈帝国的科学事业在组织上和经费上都比不上德国，但是奥地利的科学自有其光辉之处。它在一个小而贫弱的国家中出色地维持下来，成为传统的自由的德国科学的最后代表，达五年之久。现在它也同德国科学一样，被粗暴地摧毁了，而且摧毁得更快。仅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有八十八名教授和一百六十八名科研人员被解雇、被驱逐出境或者被囚禁。奥地利一下子就丧失了自己的差不多全部拥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　　老传统目前仅仅在捷克斯洛伐克存在着。在那里，这个传统正受到迫在眉睫的战争和纳粹鼓动的内部分裂的威胁。　　波兰、匈牙利和巴尔干诸国的科学　　东欧国家中，仅有波兰具有本身的科学文化；其他国家的科学仅仅是德国科学的脆弱分支。只要它们一直是一小撮军事集团统治的农业国，科学就休想发展起来。波兰的科学研究是同民族希冀和革命热望结合在一起的。即使在那里，目前，科学家也显然由于政治原因而受到怀疑。他们在经济上窘迫，在内部则由于反犹骚乱而惊恐不安。　　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科学　　其余欧洲国家的科学事业的境况也不怎么美妙。意大利科学的现状将在讨论法西斯主义对科学的影响时加以研究。尽管它具有古老和出色的传统，还有某些才华出众的科学家，它在现代科学界只起着很小的作用。西班牙的情况就更差了，不过却有比较大的希望。西班牙在许多世纪中一直受到僧侣的支配，从来不象其他欧洲国家那样有发展科学的机会。西班牙的教会断定、而且是正确地断定：科学兴趣的增长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征兆。它在十九世纪中通过几场暧昧不明的不幸的斗争把人们的科学兴趣压制下去了，虽然也有卡哈耳等才华出众的人物冲出来了。　　不过在本世纪，教会的控制放松了，在一群英勇的先驱们引导下，在西班牙开始了一个发展科学的明确运动。在王政末期，它甚至还得到了官方的赏识。马德里大学城的建立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这个大学城最近被一批自命为西班牙文明的救世主的暴徒所摧毁了。幸而没有参加争自由的战斗的科学家都安全撤退了。我们可以确信，一旦共和国取得胜利，在目前斗争中一直支持着西班牙共和国的新的进取精神就会使西班牙的科学事业大踏步向前发展。　　直到比较晚近时期，拉丁美洲的科学也和母国一样地困难重重。在殖民地时期，特别是在其初期，拉丁美洲在历史学和采矿学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人们不久就对此失去了兴趣。接着在十九世纪大部分歧间连年发生革命和内战，对科学的发展毫无好处。不过在本世纪，在美国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复活的影响下，一个可以寄以厚望的科学复兴正在开始中，特别是在墨西哥和阿根廷，在医学、生物学和考古学方面已经有了显著的进展。　　美国的科学一个没有在美国生活和工作过的人，要对那里的科学组织形式和科学的功效加以批判性评论，是不太恰当的。作者在下文仅仅想要指出美国在科学界似乎占有什么地位。到十八世纪末，伟大的十七世纪科学进展已成强弩之末。这时，物理学的重新诞生应归功于最伟大的美国人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从十八世纪末叶科学发展的实用性质和功利性质处处可以看出富兰克林的鼓舞作用的痕迹。他不仅是十八世纪英国科学学会的倡导者，而且也是法国学会的倡导者。但是早期的美国人在科学之外，还有许许多多事情要做。所以在十九世纪初，当他们正在建立各州并且向西扩大自己的边疆的时候，美国科学没有名列世界前茅是不足为怪的。在另一方面，美国对于科学知识的应用却作出了显著的贡献。世界上大多数基本机械设备都是靠了美国人的进取精神创造出来的。这里仅仅列举缝纫机、收割机、打字机几个例子就够了。美国人具有英国人的经验主义的特点，但视野更为广阔、从事实用活动的动力更大。美国人的创造精神无疑同他们的巨大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不足有密切关系。不过在本世纪下半叶，创业者的进取精神已经收到累累果实：财富大大增加了、大型工业也建立起来了。因此，美国科学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这部分地是两个因素所促成的：美国各地广泛建立了教育体系，包括设立大型免费大学在内，而且几乎从一切欧洲国家都有人移居美国，其中有一些人富有才华，思想开通，影响很大。美国科学必然多少要随着美国学风的成长而成长。　　在上一世纪中，有一种模仿欧洲典范、特别是德国典范的趋势。在一个独树一帜的美国学派还没有形成之前，美国科学是英国的实践和理论及德国的实践和理论的混合体。美国有过出色的科学家、特别是伟大的威拉德·吉布斯，但是它在本世纪才开始建立自己的科学学派。　　研究工作单位变得越来越大，昂贵的设备的需求日益增加。这个变化几乎影响到科学的一切方面。随着这个变化，美国作出特殊贡献的机会也来到了。在建立各州工业的过程中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的财富有一部分又流回到科学事业中去了，所以在本世纪中，美国科学经费无疑一直是全世界最充足的。同时也不乏能够利用这些条件的才智之士。特别是在天文学方面，美国很快就取得优势。因为，在天文学领域只有最大、最费钱的望远镜才能够真正发现宇宙的新的现象。在物理学的许多分支、在医学、细胞学、遗传学和动物行为等方面也接着取得了成就。同时巨大的新工业企业也在进行技术研究工作，其规模之大，仅有德国能与之相比，而且它们还雇用同时也进行基本科学研究的著名科学家。由于爱迪生创立了门洛公园实验室，开展工业科研的办法的确可说是起源于美国。不过这在本质上还只是应用科学；通用电气公司的斯克内克塔迪实验室才真正可以说是工业中的基本研究实验室的先驱。　　不过，从美国科学的发展特别带有个人主义的特征也可以想见，美国科学事业有许多在英国也可以看到的同等程度的不协调的现象。他们已经通过建立国家科研委员会来进行某些改革。这个委员会在某些领域内规划一些互相积极配合的科研项目、并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指导。可是它只控制科研经费的一小部分，而且在其他方面仅有提供谘询意见的权力。　　另一个重要的协调机构是美国促进科学协会。它相当于英国促进科学协会。由于许多主要科学学会都是在它的主持下召集年会的，所以它的重要性也就更大一点。就经费筹措和对科学工作的有力指导而言，更重要的是洛克菲勒、卡内基或古根海姆等大型研究基金会。从国外看来，这些基金会有点象是启示范作用，指导人们怎样把钱得法地花在科学事业上。　　不过由于某些原因，它们还是很容易受到批评的。首先，基金会是纯粹的慈善机构。人们不能向它们提出什么要求，只能向它们提出申请。能说会道的研究津贴申请者占便宜，吹牛拍马本领差的人和研究所就要吃亏。往往很容易把钱花在鼓吹得比较厉害或者比较容易鼓吹的科学项目上，从而创造出一套虚假的价值标准。最后，津贴金额是武断决定的而且不可靠。没有任何科研项目或者科研人员能够指望得到五年以上的支援，而五年对于发展科学理论来说，是很短的期间。　　不过主要缺点还在于：虽然有许多管理委员会处于科学家控制之下，但金额的分配却不是根据科学家的有组织的一致意见决定的。毫无疑问，这些机构所发放的津贴虽然带来极大的好处，但几乎要比用任何其他方式支付的科学经费都更加浪费金钱。　　美国花费在科学事业上的金钱是极其可观的。如果我们以前面说的数字为根据（这个数字不会有很大出入），每年花在大学、政府和工业科研上的费用就有300，000，000美元，亦即60，000，000镑。这是英国科研费用的十倍，也许比苏联以外其余世界的科研费用总额还多。不过效用递减的规律显然也在这里起着作用。不论美国科学的贡献有多大，它总不能自称为科学进步作了十倍于英国或是德国的贡献。这个差距可以部分归因于报酬比较丰厚，特别是设备和基建费用花得比较多。但是应该说，美国科学家本身也有一些浪费。科学家的地位不能不受科学界以外的社会风尚的影响、特别是个人奋斗和重视宣扬的风尚。虽然比较优秀的美国科学家没有受到这种风尚的影响，不过从美国发表的大部分著作的质量可以十分清楚看出：这些风尚并不是没有起作用。如果说美国的出版物和同类的德国出版物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便是前者的篇幅更长一些。在德国，人们觉得只有为了把问题说透彻起见才需要多说几句，而在美国，人们都觉得，一个人的地位可能取决于他发表的著作的篇幅。不过对科研工作进行宣传却是美国所独具的特点。这并非完全不利于科学。英国企业认为遵循传统方法是它们自己的一个特色。英国企业甚至把自己进行科研的事实隐瞒起来，而在美国，科研对于企业和进行科研的大学都有广告价值。因此，许多不大有直接实用价值的纯粹科学研究工作才有可能完成。在另一方面，这一做法无疑地也突出了可以大加宣传的学科，诸如天文学、原子内部结构、生命的本质或比较可怕的疾病的治疗方法等等，以至损害其他同等重要的学科。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美国的科学也许可以说明一个建立在私营企业和垄断企业混合体基础上的社会制度充其量可以为科学做到什么程度。它可以取得伟大成就，但是只要这个制度继续存在，它就永远不可能取得同所耗人力或物力资源相称的成就。　　东方的科学　　在十九世纪末叶以前，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几乎只有住在美洲殖民地或自己本国的西欧人。东方比较古老的文明的确也产生过一些学者，然而他们仅仅以遵循固有传统为己任。这些传统大多同文艺复兴初期欧洲的固有传统处于同一水平，内容大体上也一样。科学是同更有力量的工业文明的其他外部标志一起突然传到东方去的。非欧洲国家的科学的发展程度很不相同，视帝国主义国家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控制的程度而定，印度和日本是两个极端例子。在印度一直有一个历史悠久而且没有中断过的、然而却在最近趋于衰败的科学传统。印度的数学家们曾经对数学的总的发展作出过卓越贡献。新思想和新教育方法随着英国统治而传入了，然而它们却是在和旧学术相对抗的情况下传入的，一开始就造成了传统学术和外来学术的更明显的对立。而且，从英国传入的教育方法在性质上过于偏重古典学术和文学而不注重科学。　　印度的科学　　印度科学实际上是在二十世纪才开始。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印度蕴存着发展科学的巨大潜力；拉曼努疆的数学以及玻塞和拉曼的物理学成就已经表明印度的科学家是可以达到第一流水平的。可是只要印度科学所遇到的困难存在下去，印度科学就不可能大规模发展、尤其是不可能对印度文化产生任何重大影响。正象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印度人必然会感到有必要在科学上提高民族地位，不过这种态度总是不大自然的。首先，印度科学家必须通过英国的渠道去学习科学，而且要受到英国人对其治下民族的傲慢态度的欺凌。由于这个缘故，就产生了一种服从和自傲兼而有之的心理。这必然会影响到科学工作的质量。印度科学既由于它的不少概念和实验方法别出心裁而受人注意，也由于它自己独立进行工作时极端不可靠和缺乏鉴别力而受人注意。　　不用说，除了驻印度的英国政府机构和军队以外，一切方面都缺乏经费，印度科学自然也是缺乏经费的。印度全年用于科研的经费总额也许不超过250，000镑，等于全体人口每人负担五十分之一便士，亦即可怜的国民收入1，700，000，000镑的百分之零点零一五，可是世界上却再没有什么国家比印度更迫切需要把科学知识加以应用了。为了把印度人民当中发展科学的巨大潜力解放出来，就有必要把他们改变为一个自力更生和自由的社会。也许今日印度科学的最优秀工作者并不是科学家，而是朝着这个目标奋斗的政治鼓动家。　　日本的科学　　日本的科学构成了一个十分鲜明的对照。日本人很快就把西方国家的先进军事技术和足以支持军事技术的机械技术一起接过来了，因而能够在欧洲人自己的侵略和掠夺游戏中胜过他们一筹。非常讲求实际和理性的日本人明白：西方人所以拥有这些极为可贵的力量，完全是由于科学的缘故，所以日本也必须拥有科学；可是单单通过模仿来创立科学，效果不大。的确，按社会财富来说，日本的工业和政府实验室和研究所同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的实验室比起来，可能规模更大、经费更充足、组织更为完善。但是这些研究所的工作成绩却是比较值得怀疑的，日本的确也产生了如野口英世这样的一些科学界著名人物，可是大部分日本研究工作似乎都具有德国科学和美国科学的缺点，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内容过于繁琐、故弄玄虚而且缺乏想象力。而且不幸地，在不少情况下，也缺乏鉴别力和精确性。要把这些缺点归咎于日本科学家是不公正的。在一个对危险思想进行日益严重的迫害的国家里，科学的独创性是不会受到奖励的。在当局比欧洲人更加露骨、更加无耻地利用科学来进行军事科研并且力图查明工厂工人生活所必需的绝对最低限度食物数量的时候，科学就不可能吸引最有才智的人去从事最出色的工作。近年来，这种官办的和军事性质的科学引起了一种值得注意但却是隐秘的反应。青年一代的日本科学家开始明白自己工作的社会意义：他们正在抛弃帝国主义和军人的神话“神道”及其更为激烈的现代版本“皇道”等，来独立地进行思考。假如在东西方同样面临的革命中，日本人民果真获得和平与自由的话，我们可以预其它的科学工作的质量也将随之大大改进。　　中国的科学　　最近几年，中国开始独立发展科学。有史以来，在大部分歧间，中国一直是世界三四个伟大文明中心之一，而且在这一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中，它还是一个政治和技术都最为发达的中心。研究一下为什么后来的现代科学和技术革命不发生在中国而发生在西方，是饶有趣味的。也许是由于在农业生活与受过经典教育的统治阶级之间，在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充沛供应与生产这些物品所需要的劳动力之间保持着十分令人满意的平衡，中国才没有必要把技术改进工作发展到某一限度之外。不管怎样，既然西方已经在技术上领先了，中国文化不经过彻底改组实际上就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科学，而且事实上，中国同西方发生接触的头一个后果便是加强了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作为一种自卫措施。在整个十九世纪中，西方通过贸易战争、争夺租借地和破坏有秩序的政府等等，在中国进行干涉的可悲历史，也象妨碍印度科学发展那样，有效地阻止了中国的科学发展，虽然方式大不相同。　　中国人从来都不象日本人那样享有充分的独立，可以大量输入西方技术和科学。即便他们有这样做的愿望，他们也无法做到这一步。只在1925年国民党上台以后，才在教会大学范围以外产生了一个建立民族科学的运动。由于美国政府对庚子赔款的开明态度，中国的新科学在许多方面只不过是美国科学的一个分支。迄今还没有什么重要的成就或有独创性的成就，不过我们可以寄希望于中国传统工艺的非常高超的质量。在目前这场毁灭性战争中，侵略者特别着眼于破坏科学和学术中心，战争使最有才能的人才都把精力用在其他任务上，不过从中国已有的成绩可以看出，经过适当改造的中国文化传统可以为科学事业提供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的确，只要有了表现在中国文化的一切其他形式中的那种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我们可以有理由相信中国还会对科学发展作出即令不比西方更大，至少也和西方一样大的贡献。　　伊斯兰国家的科学　　伊斯兰世界的科学也有复兴的迹象。在头六个世纪中，伊斯兰教是传播和发展希腊科学的主要媒介。当它还具有极大的发展可能性时，它的文化进步由于蒙古人和突厥人的入侵而停顿了。和中国的情况一样，在西方科学的冲击下，立即产生的反应是变得更加保守了。这种保守主义仍然在大多数独立和半独立的穆斯林国家中继续存在。不过近来在埃及、叙利亚、土耳其和在苏维埃政权统治下的中央亚细亚，有了明显的变化迹象。在土耳其，人们就象推行其他更为惊人的加齐改革那样地以无情的革新精神推广科学。旧的土耳其大学的水平提高了；新的大学成立了。仅次于英国和美国，土耳其成为德籍犹太学者的主要避难所，可是这些人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最近的民族主义浪潮中又被驱赶出去了。要谈论这个政策效果如何，为时尚嫌过早，不过假如它取得成功的话，就一定会在整个穆斯林世界产生极大的反响。一旦人们可以证明这个政策是符合于或者进而有助于民族解放事业，宗教的保守力量就无法再阻挡这个政策前进了。　　科学和法西斯主义　　把迄今已经提到过的国家的科学状况回顾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的科学在组织形式上的共同性远远超过差异性。富国的科学很发达，穷国则很落后。但是科学本身却成为一种共同的文明形式，标志着大家普遍接受了现在变成了世界文明的西方文明，我们看到了科学在各处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发展着，而且愈来愈同垄断资本主义和民族经济制度密切结合起来。不过，到现在为止，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的内部发展还没有遭到严重的干扰，科学的自由探讨和自由发表的基本原则还没有遭到进攻，但是这种情况已经不再是普遍存在的了。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这些原则已经受到了直接进攻，而且要是允许这种进攻发展下去的话，就会危及科学的进步，甚至危及科学本身的存在。　　法西斯主义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企图通过同时使用暴力和笰E惑人心的神秘宣传，去维持一个不稳定的和威信扫地的私营或垄断生产制度。这两个方面都要影响到科学。法西斯主义的理想是国家，或者不如说是种族和帝国。这是把还没有被征服的地区的居民囊括进去的一个方便办法。民族经济和民族精神特别需要培植。当科学可以起这种作用的时候，它是受重视的。当科学看起来会削弱民族经济和民族精神的时候，它就遭到歪曲或破坏。在这方面，法西斯主义就是要把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可以看到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倾向从逻辑上贯彻到底。科学家的责任首先不再是发现真理或者为人类谋福利，而是在平时和战时为自己的国家服务。而和平时期则越来越干脆地变成备战阶段。　　法西斯国家意大利的科学　　法西斯主义首先发生于意大利，不过它不象后来在德国那么彻底。在意大利，科学受到利用而不是被改造。为了国家的利益，意大利的科学家受到了宽容，甚至还得到了帮助。由于设立了一些主要是为了国民经济的目的而筹办的技术研究所，科学还有了某些物质上的进步。这些研究所的十分明确的目的在于使国家在战时不必依靠国外物资供应。至少在人文科学范围以外，科学思想受到的干涉是比较少的。历史当然遭到了歪曲，强调人道主义方面而不是强调军事方面的倾向被颠倒过来了。社会学和经济学中存在的唯一倾向是保守主义。为了教会和国家的利益，一切进步思想都遭到镇压，不过并没有象在德国那样地用十分可笑的内容取而代之。科学家受到的主要影响就是他们同世界科学隔绝开来。除了一些经过十分周密的组织、想要使外界觉得墨索里尼十分关心科学进步的国际大会以外，意大利科学家基本上和国外科学家隔离开了。这部分地是由于他们在政治上不可靠、部分地由于缺乏旅费。另一个困难是语言障碍。为了维持民族威望，意大利科学著作必须用意大利文发表；然而意大利文已经不再是大家都熟悉的语言了，所以这一条就有力地阻止了人们去充分利用剩下的唯一交流渠道。结果就使意大利科学停留在本世纪初叶的比较低的水平上，毫无恢复过去的光荣传统的趋势。法西斯主义在镇压自由主义的同时，也成功地摧残了在意大利一直同自由主义有密切关系的科学精神。　　纳粹科学　　意大利的科学状况仅仅是今天可以在德国看到的大规模破坏过程的第一步。对德国科学的破坏，要是再继续多年，就可能成为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大悲剧之一，因为德国科学同意大利科学不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并不是说德国科学家处于发明创造的前列，而是因为德国已经担负起把全部科学加以系统化和法典化的任务，所以人类知识进展的记录大多掌握在德国人手中。已经取得的成就是湮没不了的，但是要在别的国家仓促整理出一整套科学发展的详尽彻底的记录却不是容易的事。比这更严重的也许是，这破坏了德国的科学精神、破坏了人们对耐心而精确地探索世界结构的爱好、破坏了对纯科学真理的内在价值的信仰。　　德国不象意大利，它是一个工业大国。从质量上说，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国。它的居民有一个研究学问的传统，热爱自由然而却不大有机会行使自由，所以，促成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也就相应地比在意大利更为深刻。在那里产生的那种类型的法西斯主义也必然具有更为激烈和反动的性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首领是不满足于单单控制物质因素的；为了取得和保持权力，他们还必须对思想加以控制和改造。他们不仅要征服德国人的国家，而且还要征服德国人的灵魂。纳粹夺取权力所凭借的整个理由是如此明显地不合理性、经不起科学分析，以致要维护这些理由，就只能使非理性凌驾于理性之上，并使科学批判无能为力。但是单单这一消极方面还是不够的；仅仅把显而易见的真理否定掉就会在心理上留下空白；因而就有必要去宣扬，空前猛烈地宣扬明显的谬论。不幸，特别是在德国，的确可以找到可以用来代替理性和科学的一整套信仰。在德国的思想界，过去一直有一股神秘的非理性的暗流。事实上，理性主义本身的确是从法国输入的自由主义的舶来品，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还是由纳粹的鼻祖弗雷德里克大帝输入的。从德国的神秘主义者直到十八和十九世纪的哲学家们，一直存在着把暧昧和深奥混淆起来的倾向，不过促成这种倾向的一般都是一种慈爱和驯良兼而有之的心理，特别是在国家问题上。纳粹就抓住这种思想方式、或者不如说是不肯思想的方式，利用它来推崇种族和战争这两个孪生的观念。德国人受到自己的垄断资本家的悲惨奴役，为此要给他们以补偿。办法就是使本国垄断资本家在其他国家的对手屈从本国垄断资本家，并向德国人灌输一种思想，使他们觉得，德国人是天生优越的，只要他们愿意在这一期间服从必要的纪律、经受备战和斗争的考验，他们就注定要统治全世界。　　实际上他们的所做所为就是把资本主义的物质的和经济的形式保留下来，事实上还加以强化，因为他们摧毁了工会、使雇主成为自己工厂的太上皇，同时又轻蔑地抛弃了过去用来为资本主义的存在辩护的理想。为了支撑资本主义，他们不得不抛弃过去用来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自由主义理论。他们不得不走得更远一些，公开抛弃了自从人们鉴于几个大帝国的出现第一次提出以来就一直存在在世界上的两个理想：博爱和个人尊严。　　为了保障少数人贪得无餍的利润和追求权力的欲望，他们不得不把不仅显然构成自由社会的基础而且显然也构成基督教社会的基础的价值标准倒置过来。代之而起的血统和国土的理想根本毫无科学根据，所以他们就有必要对科学进行歪曲，以便找到根据。我们应该承认：人们在过去和今天公认为科学真理的东西大多是科学家们自己从他们的文化环境中得来的不合理性的偏见。不过科学的整个进步就在于觉察和驳斥这些偏见。地球转动现象和物种起源的发现就是理性和实践战胜感觉的重要事例。想要颠倒这个过程，而且以国家的名义要求恢复旧的偏见以取代新的发现，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任何一批科学家接受这个指令就等于签署自己的处决令。然而这正是纳粹强品德国科学家做的事。残留下来的正直看法一定是秘密的而且是反纳粹性质的，它经常有被秘密警察的活动扑灭的危险。纳粹要赢得科学家的忠诚或者至少赢得其服从显然不是很困难的——事实上要比取得教会的拥护容易得多。这主要应归咎于科学家的性格及其所受的训练；他们过分专心工作、过分从属于国家和工业机器、带有过多的很容易灌输的爱国思想。而且，由于纳粹把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挑选出来作为攻击目标，他们就被人巧妙地分化了。对犹太人的迫害　　自然，即使用了纳粹的快速和残暴的方法，也不可能一下子摧毁德国科学精神。还必须以多种形式对德国科学的精神进行进攻。第一个而且也是最耸人听闻的办法就是把犹太人赶出科学界。犹太民族所特有的悲剧是：每当他们长期受到宽容以致可以把自己的才能用在有益于社会的工作时，他们迟早总是要成为他们所在国家的一切不幸事情的替罪羊。由于犹太人历来都不得不进行激烈的斗争，而且机会又很有限，再加上他们有尊重学问的传统，因此，他们在谋求脑力工作职位时具有某些优越条件。结果，在脑力工作中，犹太人对非犹太人的比例实际上大于犹太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即使在德国，这种比例也并不意味着犹太人在任何这类职业中都处于支配地位，不过他们是很引人注目的，而且受到比较愚蠢和不得意的同行的嫉妒。在德国，象在英国之类国家那样，由于常识的缘故，由于各行业内外大多数人都持宽容态度的缘故，这些偏见本来一直是受到约束的。可是现在，在德国，这些偏见却变成了官方的信条了，后面还有整个法律的力量和受过彻底反犹反共宣传教育的黑衫队员的暴力做后盾。　　犹太人在科学界尤其取得了受人尊敬的重要地位。把他们驱逐出去是对德国科学的直接而且沉重的打击，虽然这最终是会有利于其他国家的科学事业的。对犹太人的迫害愈来愈变本加厉。不但要迫害他们这些人而且要迫害他们的思想。　　纳粹当局发现犹太人的思想几乎包括了一切形式的清晰思想。如果犹太人在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中所做的一切都肯定是错误的话，那末整个科学大厦就得拆除，并且要以其乏的、不调和的材料来重建。这正是纳粹哲学家们要担负起来的工作。在外界看来，他们目前所取得的成绩显得可笑而且令人作呕。　　目前最受尊敬的德国科学界的代表、反犹老手施塔克在《自然》杂志中这样写道：　　“当我在下文谈到物理学中两种主要心理类型的时候，我的意见是以经验为根据的。我研究过过去的大物理学家所以能有所发现的心理特点。我在自己四十年的科学生涯中，为了查明一些科学家的工作成果的主要源泉，对无数多少获得成功的当代物理学家和理论创造者及著作家进行了观察。在这个广泛的经验的基础上，我终于认识到，物理学领域的科学工作者有两种主要类型的心理状态。　　实用主义精神不论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成功的发明的创造源泉。而实用主义精神是把目光投向现实的，它的目的是判明主宰着已知现象的规律并且发现还没有发现的新现象和物体。……教条主义学派的物理学家在物理领域中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的出发点是一些主要从自己头脑中产生出来的观念或者是他们对符号之间的关系所下的专断定义，他们可以赋予这些符号以概括的和物理学上的意义。他们通过逻辑推理和数学运算把它们结合起来，由此得出用数学公式表示的结果。……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以时空座标或其微分的专断定义为根据的。它也是教条主义精神产物的同等明显例子。　　另一个这类的例子是薛定谔的波动－机械说。他通过物理－数学奇技的惊人表演，首先得出一个微分方程式，作为最后结果。接着他就问：他的方程式中出现的函数可能具有何种物理学上的意义？为此，他提出了一种意见，专断地认为，在原子周围的广大空间地带充满了电子，可是其他教条主义的物理学家们（玻恩、约尔丹、海森堡、索末菲）却违反基本的经验法则，以特有的方式为薛定谔的函数提供了另一个教条主义的意义。他们硬说，电子以不规则的方式在原子周围跳动，而且在外部活动，仿佛它是带着一个电荷同时存在于原子周围的所有各点上似的，这个电荷相当于电子在每一点上的统计学上的逗留时间。……由于我有可能多次观察到德国教条主义精神对于我国物理学研究的发展所起的极大破坏作用，所以我对它开了战。在这场斗争中，我也对犹太人对德国科学的有害影响进行了斗争，因为我把他们看作是教条主义精神的主要鼓吹者和宣传者。　　说到这里，我想起从事研究的科学家的精神面貌的民族性方面。可以从科学史举例证明：物理研究的奠基人，以及从伽利略和牛顿算起直到我们当代的物理学先驱们为止的伟大科学发现者，几乎都是雅利安人，其中以日耳曼人为主。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实用主义的思想倾向最常见于日耳曼人。如果查一查现代教条主义学说的创始者、代表人物和宣传家，我们就可以发现其中绝大多数是犹太人后裔。如果我们再回想到犹太人在建立神学教条主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教条的创始人和宣传家大多是犹太人的话，我们就必须确立和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出身于犹太种族的人特别经常地显出天生的教条主义思想倾向。”——《自然》杂志，第141卷，第770—72页。　　他在黑衫队机关报《黑衫队》中发表的原文就更为露骨了：“尤其是在一个领域中，我们可以遇到表露得最为强烈的“白种犹太人”精神，而且可以直接证实“白种犹太人”观点和犹太学术与传统之间存在着共同点，这个领域便是科学界。把犹太人精神从科学界中肃清是我543第八章　国际科学概况们最紧急的任务。因为科学处于关键地位，学术上的犹太主义总是可以从这里重新夺得影响国家生活的一切领域的重大力量。例如，很可以说明问题的是，在德国医学面临新的任务的时期，在人们等待着遗传学、种族卫生学和公共卫生学取得决定性成就的时期，我国的医学杂志竟在六个月之内，在总数2138篇文章中发表了1085篇外国人写的文章，其中包括苏联的俄国人写的116篇文章。这些外国人写的文章几乎毫不涉及看来急待我们解决的问题。在“交流经验”的幌子下，隐藏着所谓的科学的国际性原则，这个原则是犹太精神一直在宣扬的，因为它为无限制的自我推崇提供了根据。”（1937年7月15日）对犹太人的迫害在国外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但是，学术界的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平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命运就更悲惨得多了。对他们说来，不仅是失去工作，而且在不少情况下，还要被残暴地投入集中营。　　对科学的镇压　　这些措施本身本来已足以使德国科学一蹶不振，但是其实际影响范围还要大得多。凡是有一个科研人员和教师实际受到迫害，就必然有许多其他的人不敢维护纳粹国家所痛恨的客观标准以免暴露自己。大学和技术研究所的标准化工作也往往是这样。不仅校长以下的一切经选举产生的人员统统被纳粹党所任命的人员取代，而且在管理机构中还委任了一个地位很高的纯粹的纳粹官员。这样的人很少懂得科学，而且通常还从小就受到藐视智力活动的教育。　　德国科学家所享有的一个优越条件之一——他感到自己是社会中重要而且受尊敬的成员——如今已不复存在了。科学工作主要是靠它本身的惰性进行下去；科学家继续工作着，直到人家找到了反对他或者反对他的工作的某些借口为止。有些借口是基于种族上的理由，有些借口是基于政治上的理由。　　这种情况的第一个影响便是破坏了科学工作的自发性；独创性变得很危险了。　　不过，只有等到新的一代科学家出现时，这个制度的全部影响才能显示出来，因为纳粹国家干涉得最具体的便是科学教育。第一，除开不准犹太学生进入大学之外，学生人数也锐减了。还强调学生必须基本上出身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工人或农民出身的大学生人数目前已寥寥无几了。而且纳粹对大学实行改造的结果，学校越来越无法对许可入学的学生进行有效的教学。劳役和兵役耗费了多年的潜在学习时间，而且在学习中目前是把全部重点放在体育和德育上面，而不是放在智育上面。　　“国家必须把它的教育机器的全部力量用来培育绝对健康的身体，而不是让它的儿童充满知识。发展心理能力仅是次要的。我们首要目的必须是发展性格、特别是发展意志力以及勇于负责任的精神；科学训练要远远地放在后面。”——希特勒，《我的奋斗》，第542页。　　一个好党员“一听到人提到元首的名字，眼睛就会发亮”；会进行军事操练，而且会为了自己的荣誉，以公认的传统普鲁士方式进行决斗。这样的人变成了理想的好学生。求知的倾向、特别是任何客观批判态度都肯定是个人往上爬的绊脚石。要是这种制度能经历一代时间，那就一定会把伟大的德国科学传统摧残一空。　　一切科学都为备战服务　　本来连一点伪科学的遮羞布也不要，可能要更干脆一点。显然，从血统和国土哲学的观点看来，科学是根本用不着的，然而有意识地在文化上实行野蛮主义、把欧洲文化传统作为非日耳曼的传统而有意加以摈斥，仅不过是纳粹运动的一个方面而已。另一个日益重要的方面是发展德国在世界上的势力。这两方面的矛盾在科学领域中显得最为突出。如果德国青年能够单凭赤裸裸的力量睥睨全世界和确立他们的优势，那就太好了。不幸现代战争却需要机器和有力的经济后盾，因而需要科学。所以纳粹不得不自相矛盾地使用自己鄙视的方法来维持自己的力量。德国科学的存在也全靠这个军事和经济大国对科学工作成果的需要。但是在这里却存在一个最大的难题：为此目的究竟需要多少科学以及需要那一种科学？多年来，德国技术一直位居世界前列；它是以科学为基础的，不过要是仅仅维持原状，就不需要把科学进一步加以应用。在另一方面，如果要在军事上取得成功，要使国家能完全不依赖国外物资供应，就不仅要维持现状，而且还要创造和改进新的技术手段，这样便少不了科学。不过可以严格地规定科学的发展以达到这个目的为限。因而就有意识地制订了一个把科学事业变成国防部门的政策，即鼓励有助于直接间接的军事目的的各类科研，而且只鼓励这几类科研。从《我的备斗》中摘录的一段话说明，这始终是希特勒所力求达到的目标：“种族国家也应该把科学看做是培养民族光荣感的手段。不但应从这个观点来教授世界史，而且还应该从这个观点讲授整个文化史。一个发明家不仅要作为发明家而显得伟大，而且要作为民族的一员而显得更为伟大。　　对于每一项伟大成就的钦佩情绪必须变成因为这个幸运的成功者属于本民族而深感自豪的情操。　　学校课程必须有系统地依照这一方针来设置，而且在进行教育工作时，要使青年离开学校时，不是成为一个半和平主义者、一个民主派或者诸如此类的人，而是成为一个全心全意的德国人。”（第473页）“让我们从小就教育德国人民只承认自己国家的权利，而且那怕是在保全个人品格的问题上，也不要让孩子的心灵沾染上‘客观性’的祸害。”（第124页）“种族国家必须把毕业青年的思想训练和体育训练当作自己的任务，并且通过国家机构来贯彻这个任务。就其主要内容而言，这种训练已经可以算是以后的兵役的准备阶段。……要把军队看作是国民教育的最后和最高级的学校……他必须在这里学习怎样保持缄默……而且还要学习在必要时如何沉默地忍受冤屈。”（第458—59页）法兰克福大学校长厄恩斯特·克里克博士更露骨地说：“大学教育目的何在？我们的大学训练的目的并不是客观的科学，而是军人的英雄科学、是富于战斗性和斗争性的科学。”——《论希特勒式学校与外国学校》，1937年。　　所以在大学的物理课中，最受重视的不是关于宇宙或原子结构的基本理论，而是弹道力学。关于宇宙和原子结构的基本理论都是犹太人创造的，因而要受到遣责。化学课自然而然地要适应生产炸药、毒气和代用原料的任务，发展德国自产的食物则变成了生物学的最重要的具体目标。　　在军事科研的掩护下，人们的确也设法暗中进行了不少真正的科学研究工作。剩下来的寥寥几个优秀科学家的确由于他们的同事受到镇压而得到了很大好处。不过后继无人，并且存在日益焦灼的气氛。　　科学被歪曲得面目全非　　这种把科学加以歪曲来为备战服务的行径，主要影响到比较精确的科学门类。在其他领域里，他们进行了性质上不同但破坏性更大的歪曲。人们必须为纳粹的种族优越的巨大神话和进行军事斗争的必要性提供科学根据。为此就有必要把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整个地加以歪曲。在后几门学科中，他们对公认的事实大肆加以曲解，以至使这几门科学完全不复存在，然而却也竟然能找到一些显然乐意鼓吹这些理论的体面的德国科学家。的确这些理论都是其他国家的更为反动的科学家提出来的。事实上，纳粹观念的绝大部分都是舶来品。他们的最基本观念——他们的种族高人一等、是上帝指定的——完全是源出于犹太人。在德国，过去五十年中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取得的进展大多被消灭干净了。为了替德国重新采用野蛮刑法和恢复惩罚性刑罚作辩护，需要更为粗暴的解释。新的种族科学就出色地满足了这种需要，下面所引的几段话便是关于这种科学的权威性论述：“不过，作为生命的基本力量的血统和国土都是国家－政治观点和英雄式生活方式的象征。它们为一种新型教育打下基础。……对我们说来，血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不能满足于物理学、化学和医学的学说。从种族一开始出现，这血统、这股生命的暗流，就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而且把我们指引到形而上学的领域中去。血统是躯体的构造者，也是种族精神的源泉。我们祖上的遗产隐藏于血统之中，种族体现于血统之中，人的性格和命运产生于血统；对人类说来，血统是隐蔽的暗流，它象征生命之流。人类可以从这里站起来，并登上光明的、精神勃勃的和明智的境界。”——K.克里克，《国家政治教育》，来比锡，1933年版。　　“国家社会主义的特征在于：它对一切关于存在的问题采取了英雄的姿态。这个英雄的姿态渊源于唯一的和决定一切的信仰的表露，即血统和性格。种族和灵魂只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名称而已。可以与之相适应的是一门新科学的兴起，我们可以把这种新的科学发现叫做种族科学。从足够高的高度可以看出，这门新科学只不过是一种达到日耳曼人的自我意识的影响深远的尝试而已。”——A.罗森堡。　　罗伯特·A.布雷迪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和结构》一书中所引的一段话，第60页。　　“阿道夫·希特勒的理想包含了一切可能的科学知识的绝对真理。……国家社会主义为人们在德国科学地进行工作提供了硕果仅存的可能性。……我们认为德国法律史家象一切科学家一样，只可能有一个出发点：即应该把德国历史仅仅看作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史前史。……我们认为：一切科学工作（它的目的毕竟还是为探索真理而服务）的研究成果都必须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出发点相吻合。因此，国家社会党的纲领就变成了一切科学研究的唯一基础。……真正的阵线精神比科学讨论更为重要。……”——德国法学家领袖法兰克部长于1936年10月在蒂宾根所作的报告。　　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却产生了一个新困难。在国内镇压和歪曲科学是比较容易的，可是还有需要维持和扩大德国在国外的威望。如果歪曲科学的过程发展到顶点，德国科学家和国外科学家就没有共同语言了，纳粹以其特有的干脆而粗暴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不以在自己国内歪曲科学为满足，还要在国外歪曲它。例如在最近的刑法学会议上，他们把德国代表塞满会议，设法在会上通过一项赞成德国刑法理论的决议。他们打定主意，凡有可能就要利用在德国或国外举行的一切国际会议来歌颂纳粹国家。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他们怎样甚至在国外也做到这一点。他们干脆以撤出整个德国代表团为要挟，来阻止最著名的一位生物化学家宗德克教授参加阿姆斯特丹的一次大会。在这里，纳粹的政策是在科学的最关键问题上对科学发动进攻。不过迄今由于国际科学家间的礼貌传统的缘故，人们还没有在世界科学客观传统问题上展开对之有力的驳斥和辩护。　　科学处于危机之中　　法西斯主义的存在对科学是一种双重危险。凡是它的势力抬头的地方，科学就遭到毁灭。奥地利的悲剧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除此之外，它的思想影响还蔓延到其他国家。这些思想到处加强了蒙昧主义势力，并损害了科学精神。在欧洲的每一国家，甚至在美国，反犹主义正在发展，随着发展的是科学上的民族主义。法西斯国家的科学发展清楚说明，不论是科学的理论或者应用都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趋势根本不能相容。处于晚期的资本主义是经不起客观检查的；科学家必然变成批判家，而批判则是不能容许的。所以科学家不是闭口就得失业。如果他照第一种办法做，他实际上已不再是科学家了，而且无法把科学传统继续传下去；如果他不这样做，科学就会同样必然地而且更迅速地告终。在至今仍然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里，科学家很容易用极其惊恐的态度看待法西斯统治下的科学事业的遭遇。不过他本国的科学的命运还是个未知数。它取决于和科学本身毫不相干的因素。除非科学家了解这些因素，而且知道怎样利用自己的力量来影响这些因素，他的处境就仅仅类乎坐以待毙的绵羊。幸而对这种情况有所警觉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考察其结果。　　科学与社会主义　　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有赖于社会本身的组织原则。直到现在，在讨论所有国家的科学事业时，我们一直基本上假定它们都是处于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之下的。除开以维持经济制度为其基本职能的多多少少起限制作用的国家机器之外，人的生活和人与人的关系都受到下述两个因素之一的支配：依靠劳动而生活的必要性和雇用工人获取利润过活的可能性。宗教、文学和科学的独立传统都是在这个体制的范围内发展起来的，不过它们最终取决于自己对总的体制的适应性。它们为了前进都必须付出实际的代价，我们已经考察过科学和这个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且也说明了它的主要发展方向不是取决于大多数人民的需要，而是取决于那些为利润进行生产的人们的需要。必须认识到，这个动机比先前的任何社会形态所产生的动机都更多更快地增进了我们对于宇宙的认识，不过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发展本身既为我们揭开了改善人类生活的前景，也为我们开辟了毁灭人类的可能性。现存的制度对前者是完全无法加以利用的，但对后者却是利用得过于得心应手了。　　苏联的科学　　在过去二十年中，现行的社会制度已经不是遍及全球的制度了。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个国家，在那里，基本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完全不同了，因而科学同社会的关系也完全不同了。苏联和一切先前的文明社会不同之处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前构思出来的，而且是人类第一次自觉地努力设计自己的社会活动的框架。这些观念的基础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过去一百年中对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所进行的批判。马克思是十九世纪迅速发展的科学传统培养出来的；他看到了科学向人类提供的可能性，不过和看到这些可能性的其他人不同，他明白这些可能性怎样不可能实现和为什么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国家的基本原则就是利用人类知识、科学和技术直接为人类造福。因此，当列宁建成这个国家并且在头几个关键年头击退其余世界的进攻，保住这个国家的时候，他首先考虑的问题之一便是怎样在实践中来这样地利用科学。马克思比当代科学家们更清楚地明白科学理论与其在技术上的应用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他看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这种不自觉的联系怎样可以变成自觉的，而且为了使两者都充分发展也有必要使这种联系成为自觉的。　　恩格斯是一个毕生研究当代科学的学者。他对这些观念有更其详尽的阐述。列宁在流亡期间花了很大一部分时间对后来的科学发展进行分析和批判。所以在内战的斗争和饥馑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新的苏维埃国家就开始按照自觉的方针和计划来加强科学事业了。　　革命前的科学　　困难是巨大的。自从叶卡特林娜女皇首次把科学引进俄国之后，它一直是沙皇国家的十足外来的、无法吸收的部分。对广大群众说来，它根本不存在。它总是有一点自由主义的味道。只是为了满足军政方面最低限度的需要、并为了让欧洲其他国家看到，俄国也拥有一所科学院，文明程度并不亚于任何其他国家，科学才受到当局的宽容和有限的培植。伟大的俄国科学家象罗蒙诺索夫、门捷列也夫、柯瓦列夫斯基或巴甫洛夫，并不是由于靠了官方科学组织、而是不顾官方组织进行工作的。俄国科学十分依赖国外的科学、特别是德国和法国的科学。在俄国不仅雇用了许多外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而且实际上所有的科学仪器全是进口的。的确在第一次大战之前，新生的俄国资产阶级开始需要科学。他们甚至设立了一所教授科学的免费大学，不少第一代苏联科学家就是从这里毕业出来的。不过这个运动对整个国家并无显著影响。第一次大战、俄国革命、内战和饥馑当然不会使情况好转。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比较保守的科学家逃亡国外；另有一些人死于疾病或饥饿；许多人拒绝同新制度合作，或者半心半意地、不理解地进行合作。苏联不得不在实际上毫无外援的情况下，从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新的和规模更大的科学事业。　　早期的斗争　　幸而科学家们看到了新政府一心一意要让科学有空前未有的发展机会，而且对它给予空前未有的重视。他们还看到自己的确可以第一次自由地实现自己的愿望。⒇他就以自己的精力和热情来填补人数之不足。他们一开始就遇上一个双重的任务：建立苏联科学和苏联技术，同时帮助解决眼前国内建设上的问题。财力和人力都听任他们支配，不过在不少情况下，所需仪器却无法购得，而且工作人员都完全未经训练。1917到1927年期间的成就和这些成就是怎样取得的，都值得我们在今后极为仔细地加以研究，因为这将说明，在拥有高得多的科学水平的国家，一旦科学所受的限制消除，科学将具有极大生命力。下一个十年的进步是有保证的；科学和工业携手并进而且彼此密切联系，新的大学和学校开始培养出了经过训练的、或至少经过部分训练的科学家，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有可能着手进行新的工作了，不仅要把老的科研工作进行下去，而且苏联科学还开始首次对世界科学的某些学科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苏联科学的规模　　要在本书范围内充分说明苏联科学的组织形式和成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有一两本关于这一题材的著作了。不过还是有必要说明一下，苏联科学的组织形式和其他国家的科学组织形式不同之处何在、说明它仍然得去应付的困难以及为了在全世界把科学组织起来，可以从中汲取什么教训。苏联科学的第一个特色是工作规模巨大。　　1937年的科学经费预算为1，000，000，000卢布。且不说这笔钱的购买力怎样，它至少是当时苏联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一，相对地来说，是美国的三倍，英国的十倍。　　这就说明他们实事求是地认识到，不应再把科学看成是一种奢侈品，而应把科学看成是社会结构的基本部分，在苏联，科学实际上在每一个阶段都同生产过程密切联系着，不过它是以大大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联系方式来同生产过程联系的。苏联科学的主要实际目标是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增加生产的利润。关心满足人类需要，就必然得改进生产方法。苏联科学在这样做的时候总是想缩短这些生产过程和减少实际人力消耗。然而它在这样做时所采用的方式很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中把科学加以应用的方式。首先，作为工人的劳动者是生产过程改革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健康和舒适决不可以因为采取了显然更为经济的方法而受到损害。更重要的是，用一切办法鼓励工人积极协助把科学应用于工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仅局限于研究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之间的合作；工人们只能是执行命令的人手，用不着思想。而且他们也毫无这样做的动力，因为改进的好处只会归老板所有，很可能还会使自己的工作更为艰苦。在苏联，伟大的斯达汉诺夫运动是工人本身可以在改变工业生产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生动证据（参看附录Ⅶ）。　　科学规划　　另一个主要区别是：苏联科学是一个完全统一的整体。各种问题不是个别地、而是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加以处理。科学是根据一个计划来发展的，而这个计划本身则仅是范围更大的物质和文化发展计划的一个部分。　　当然比起任何种类的生产计划来，科学工作计划具有的确定性是属于另一种性质的。科学工作领域包含着过多出乎意料的因素，无法在事前估计出会有什么新发现、或者有没有可能得出什么成果来。解决这些困难的办法是，对无法预料的科学成果不作计划，而对可望取得有价值成果的确定领域的研究工作，提出检查计划。它的主要特点是，把可以用于科学的经费按照从直接改进生产的观点来看，从发展更为完善的苏联科学的长远观点来看，都有可能取得最好效果的比例，在各学科和科学研究所之间进行分配。规定要苏联科学家们解决的问题的性质，见于最高科学管理机构苏联科学院今后几年的工作纲要中：　　“科学院在眼前的工作是协助国家计划委员会起草第三个五年计划。科学院各研究所的主要力量将用来解决在去年三月间的会议上提出的十项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并不就是科学院的全部工作，不过在此刻却是主要的而且占支配地位的问题，这一点自不待言。）科学院将集中精力解决与第三个五年计划有关的十个关键问题如下：（1）要发展寻找有用矿产，特别是锡、稀有金属和石油的地质学、地质化学和地质物理学勘探方法。　　（2）要在科学基础上通过建立全苏高压输电统一电力网，来解决电力输送问题。　　（3）要合理使用并扩大使用天然气和工厂副产品煤气（虽然苏联的天然气资源大于美国，然而开采量仅为后者的五十分之一。）（4）要寻找内燃机新型燃料（将对连锁反应和爆炸过程、内燃机或电动汽车进行研究）。　　（5）要合理改进化学和冶金工艺过程：要研究出更363第八章　国际科学概况好地利用设备和增加产量的科学方法。　　（6）要为进一步增加土壤肥力奠定基础，协助国家完成把谷物产量从七十亿普特提高到八十亿普特的目标（一普特相当于36常衡磅）。（为此，就需要对选种、土壤化学、植物生物学、肥料和农业机械化进行研究。）（7）要建立发展畜牧业和渔业的科学基地。　　（8）要发展遥控力学（机械遥控）并且通过理论物理学的应用来扩大工业中的自动化生产过程。　　（9）要起草苏联国民经济的收支平衡表，作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科学根据。　　（10）要研究苏联各民族的历史。　　科学院将通过自己对这十个主要问题的研究，提供科学基础，以便国家计划委员会据此编制国民经济统一计划。科学院作为国家的最高科学机构，有责任按照国家的迫切重大问题，规定科研的总方向，并且有责任把各研究所的计划和国家的总计划协调起来。　　这并不意味科学院要为自己的四十个研究所和各人民委员部所属的800个研究所规定详细计划。而且研究工作也不仅限于上述十个问题。然而这的确意味着：次要项目将服从整个国家迫切需要的项目。”——《英苏杂志》，第一卷，第5号，第14页。　　这个纲要肯定是属于技术性质的，不过它还附带地谈到要在电力、固体和液体构造、化学反应性质、动植物生理学等方面进行比较长期的、不那么容易确定的基础研究。　　组织机构　　苏联科学组织机构比较复杂。还没有定形。　　在初期建立了一些临时机构，其中有些维持下来了，其余的都撤销了。目前的机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可变动的。全苏科学事业都由科学院来加以总的指导，不过科学院辖下的研究所只是全国研究所的一小部分。主要研究工作都是由大学研究实验室和重工业、轻工业、食品供应、卫生、农业等人民委员部所属研究机构进行的。科学院最初是以法国科学院和普鲁士科学院为蓝本建立起来的，是著名科学家的荣誉机构。　　现在，科学院已经扩大了自己的工作范围，不过扩大的办法不是增加成员、而是使每一个成员负责主管本身专业范围的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研究所。虽然科学院院士仅有90名，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的科学工作者人数却有4000名以上。　　大学和技术学校的主要职能当然是教育工作。但是它们各有其研究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和科学院的实验室保持密切联系。不过更重要的却是附属于工业的研究所，例如各冶金研究所、硅酸盐、纤维等研究所。这些并不是狭义的工业研究机构，而是从事和工业有关的基本问题的研究，而且拥有极为著名的科学家。处于另一级的还有无数工厂实验室和野外农业试验站。向各研究所和工厂实验室提供经费的责任落在各人民委员部的肩上。它们的需要决定着这些研究所的科研方向。从科学角度看来，工农业中的研究所是和科学院密切联系的，在英国存在的大学和工业科研之间的隔阂在苏联大体上是不存在的。　　科学事业的组织原则是：在问题与解决办法之间应存在有来有往的交流渠道。由工厂实验室以精确方式提出的工业上的问题，交给了技术研究所。凡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属于现有技术知识范围之内的，便在那里予以解决。如果事实证明人们对大自然的机制缺乏某种较为基本的理解，便把问题提交科学院处理。这样工业就可以向科学界提出新的和根源性的问题。同时，大学或科学院有了任何基本发现，也立即把这种发现转告工业实验室，使一切有用的发现尽快用于实践。　　瓦维洛夫的植物管理局就是这种密切结合的工作方法的一个出色例子。在那里，由于在经济上需要培育各种植物以适应苏联各地多种多样的气候和土壤条件，遗传学原理得到了充分发展，而且通过对人工培植植物的野生变种的研究，不但提供了一些极有价值的植物和杂交品种，还发现了古远的史前驯养中心以及当时的文明状况。还有不少类似例子，大多数可以在克劳瑟著《苏联的科学》一书中找到。　　这个制度如何工作　　苏联的科学工作、仪器设备、实验室等等的具体情况根本上无殊于国外。不过在仪器设备的生产方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趋势。仪器不是交给各个工厂去生产，以致造成价格高和产品周转量小的后果，而是由研究所自己集中来生产，使生产可以合理化，从而使科学仪器既便宜，数量又多。这样，苏联在几乎一切领域中都变得不依赖国外仪器设备了。由于革命前国内根本不制造仪器，这一成就就更显得突出了。　　但是在人员和科研工作的内部管理方面，管理原则就完全不同于国外了。在短短几年中就已经有了不少变化，目前的内部组织形式是苏联的一切事业中常见的变动的结果。这个组织形式是个人负责和集体商讨制度的结合。它是根据人们在科研工作的特殊需要方面的经验制订的。研究所所长负责研究所的全面工作以及它的经费收支和行政管理。即使最后两个职能由另一个人来掌管，情况也是这样。只有他才能作出最后决定。研究所的主要工作计划是经过工作人员在会议上加以讨论然后制订出来的。这些工作人员不但包括科学工作人员，而且还包括在其他国家中算作机械师和助手的人员。每年年初就要讨论总的工作计划；然后由所长或代表们参照其他研究所的计划或者工业或教育方面的需要进行修订。通过一系列的商讨后，就批准了一项简短的计划并且确定了预算。计划内容、特别是完成计划的时间，必然是有点不具体的，但要求有关方面在一定期间提出已完成的工作和还需要进行的工作的报告。根据作者的经验来看，只有当所长和工作人员都自然而然地乐意通力合作时，计划总的说来才能够十分顺利地执行，否则就会引起磨擦和降低效率。幸而在苏联科学发展的速度下，不同气质或不同信仰的科学家之间的似乎无可避免的个人斗争，并不一定会象在其他国家那样引起相互的怨恨，因为科学发展十分迅速，受委屈或被误解的青年人总是有机会建立自己的研究所。　　科学教育和文化普及　　苏联的科学事业决不仅仅是科研问题，甚至主要也不是科研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梦想建立一个处处都可以看到科学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科学成为教育和文化的基石。因此，在苏联，最令人注目的事情之一便是科学在教育中享有的地位以及它在群众爱好中占有的更为重要的地位。学校从一开头就向学生讲授科学的理论和实用方面的知识。虽然也让学生有相当多的时间去学文学，科学却是高级阶段的主要内容。在大学中进行的科学和技术教学都是十分彻底而有效的。大学生人数是革命前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大学生人数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要比英国和德国等技术上先进得多的国家都高。建立这一教育制度的困难是巨大的，因为能够找到的寥寥无几的教师也是更为紧要的科学和工业研究任务所急需的。在初期阶段，这种需要如此急迫，不少学生经过短期的不全面的训练就派出去，不过现在已经不存在这种情况了。实际上已经根据英国标准把训练期限延长了；学生在最后取得学位之前必须在大学学习五年，并接着以三年的时间学习科研。苏联教育制度胜过其他国家（只有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是例外）的巨大优点是：它能够从全体居民中，而不仅仅是从根据财产多寡武断地划分出来的一部分居民中吸收有才智的人。毫无疑问，一旦这个制度有了充分时间发挥作用，我们就将见到一批世界其他地方所无法比拟的有才智的科学工作者。　　不过这一教育制度更其令人注目的地方是，成人对于科学所显示的极大兴趣。科学书籍——不但有科普书籍，还有实用和严肃的科学著作以及技术手册——的巨大销售量特别能说明这个情况。前一种书籍的主要目的并不象我们的书籍那样地是要使读者冥想宇宙的神秘，而是要说明人类怎样才能够利用科学来同自然作斗争以改善自己的境况。几乎一切稍为重要的科学著作，不论内容如何艰深，都译成了俄文，而且销路极广。狄拉克的《量子力学》的第一版仅仅在几个月内就在俄国销去了3，000册，而其英文版本在三年中仅售出2，000册。关于科学新发现的新闻或者科学大会的记录，就象王室新闻、犯罪新闻或者足球赛新闻在英国那样，受到极大重视或引起极大的兴趣。游乐园中举办科学节目，观众趋之若鹜。来到苏联的所有外国访问者都注意到那里的人们对一切技术或科学性质的事物都具有不知满足的好奇心。造成这种心理的原因有二。第一是过去对科学一无所知的群众突然感受到科学的威力和趣味，情况就象学术传统从埃及人手中移转到希腊人手中时期或从希腊人手中转移到阿拉伯人手中时期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一个因素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敌视科学的潜在意识在这里是完全不存在的；他们再也不用担心科学会被利用来强化生产，使他们失业，或者被利用来设计毁灭他们的武器。它已经成为他们自己的科学，由他们自己来使用。　　苏联科学的特色　　要讨论苏联科学的特色或其成就，为时尚嫌过早。从一开头就受到苏联科学观点和目标薰陶的第一代苏联科学家还来不及对世界科学作出贡献。已有的成绩是在旧政权时代训练出来但在新政权条件下工作的人们作出的。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虽然有物质上和技术上的不利条件，但是，社会为他们所提供的发挥才智的机会却大得多了。老科学家中仅有极少数目光远大的人看到这个机会并且充分加以利用。他们组织了大规模的研究工作，而且这样地取得了科学工作者个人所无法取得的成就。然而这种人寥寥无几，因而苏联目前的科学在性质上是很不均衡的。在某些领域中，特别是在出现巴甫洛夫学派的动物心理学方面、在动植物育种方面、在地质学和土壤科学方面、在物理化学、晶体物理学、空气动力学以及数学的某些分支中，苏联科学家已经对世界科学作出了贡献。在其他方面，特别是在化学这门核心科学中，他们还很落后。　　苏联科研工作在质量上的特点主要在于其独创性、特别是在选题方面。这一点可以直接归因于结合经验来选题的新倾向。苏联科学可以从普通经验中找出科学过去所没有接触过的问题来加以说明。而科学过去所以没有能接触到这些方面并不是因为这些方面困难或暧昧不清，而是因为这些方面不在常规科学传统范围以内。例如，李宾德的研究说明硬度是有赖于介质的一种表面现象。这不过是让科学之光照到新石器时代就知道的技术过程而已，可是以前却没有人想到把科学应用到这方面来。　　在另一方面，一个大缺点是没有足够严格的鉴别力，不过这也是意想得到的。鉴别力是由长期经验和历史悠久的学派所培养出来的。缺乏这种鉴别力是热情的年轻人的毛病之一，只有依靠时间和经验才能把它纠正过来。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过去苏联科学与外界长期隔绝，而今天，政治、金融和语言的障碍仍然使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外界隔绝。只有对各国的人数众多的科学家的工作加以比较，才能具有充分的鉴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　　外界观察家对苏联科学所最不理解的一个方面是它和哲学、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在其他国家中，科学似乎已经完全可以用不着哲学了。特别是在英国，人们就象上流社会人士不谈宗教那样，几乎从来不把哲学和科学联系在一起。随便那一个科学史学者都会看到，这仅仅是因为现代科学的基本哲学已经在十七世纪经过激烈讨论而获得解决了，此后就被默默地接受下来，作为实验科学发展的良好工作基础。　　现在苏维埃国家的建立就是马克思的工作对这个哲学提出挑战的结果。十七世纪哲学和西方科学不可能在苏联被一起接受下来是理所当然的。可是目前还不存在其他经过深思熟虑的关于科学的哲学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确已经为这样一个制度描绘出了一个轮廓，不过他们虽然研究过科学，本身却不是科学家，而且他们作为革命家无论如何也实在过于忙碌了。结果苏联科学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就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哲学理论。这一直是一个在满生气的、而且有时几乎还是很激烈的过程。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的是，老科学家当然是不理解新观念的，而且甚至对新观念抱敌视态度，而青年科学家则缺乏充分的科学知识来有力地说明自己的论点。　　要在这里来讨论这些论点是不可能的；只有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才能看到，新方法中有多么丰富的发人深省的观念、有多少可供研究和系统归纳时加以使用的新工具有待于人们去加以利用。我们希望苏联科学家们、也期望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们对科学进行这样的再评价和其他的改造工作，不用说，辩证唯物主义决不能代替科学；它并不是通往知识的平坦大道。归纳法和证明仍然象过去一样存在着；所以诽谤苏联的人所提出的一些罪名——马克思主义是强加于科学发现之上的、对科学发现加以歪曲的教条——显然是荒谬的。任何人只要费神读一下马克思、恩格斯或列宁的著作就会马上看出这一点来。不过在另一方面，辩证唯物主义可以起两个作用：启发人们的思路，以便求得特别丰硕的成果；统一规划和组织科学研究各分支相互之间的关系和科学研究各分支同包含这些分支的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如何把目前的科学加以改造使之既包含目前科学，又超过目前的科学，这是人类对苏联科学工作最感兴趣的地方。第九章 培训科学家　　改组科学工作　　联系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来考察一下科学现状，就足以看出，如果要使科学执行其职能，或者甚至仅仅保持它自己作为一种重要的人类活动的地位，就迫切需要进行重大改革。改组科学工作的某些方针应该根据对于科学目前缺点的考察来制定，不过单是消除这些缺点是不够的。这种零敲碎打的改革很容易收不到效果，部分地是因为各种改革可能步调不一致，不能相互配合，部分地也是因为可能引起其他各式各样的后果，以致可能分别地或者一起妨碍科学进展，违反改革者的初衷。科学工作的改组必须全面进行，不能由科学家们自己或者科学界以外的国家组织或经济组织来单独进行，而只有由大家遵照商定的方针通力合作才行。因此，科学究竟能否改组的问题，不单是或者甚至不主要是科学家的事。这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科学工作的改组的任何方面都涉及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不能把科学家的吸收和培养，科研经费的筹措和科学成果的应用等等仅仅看作是科学问题。如果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有益的讨论的话，我们就应该采取某种社会的立场来对待科学。本书的第一部分已经说明了目前社会所采取的是什么立场，这种立场又如何有力地损害了科学。　　所以，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为了使科学能为人类福利而自由发展，社会本身就非进行改革不可。眼下不必详细规定要进行什么改革。只要作出这样一个假定就足够了：这样一个社会积极希望发展科学并用来造福人类，而且准备为这种发展以及为其成果在社会中的最有效的利用提供手段。　　扩展的必要性　　这一点是需要加以强调的，因为科学所需要的压倒一切的主要变革便是扩展，不是小规模而是极大规模的扩展，其规模可达目前的十倍左右。换句话说，在眼前，科学规模之不足比它的低下效率更为严重。从社会这方面来说，最粗略地计算一下，这就是把每年科学支出的预算增加为现有经费的十倍光景。这可能显得是一个有点过份的要求，但是考虑到目前预算的实际规模，这样的增加将有如九牛一毛，根本觉察不出来；它还不到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一，而且只有当整个改革同时实行之时才会需要这么多的钱。　　实际上，在科学经费增加率达到实际可能的最大限度时、几乎可以肯定，只要有一个能利用其成果的经济制度，科学净开支——即毛开支扣除直接从中得到的利益——可以在不到五年之内减少到零，而变成不断增加的盈余，这样科学经费无论何时都不会超出国民收入的百分之零点五。　　既有组织又能保持学术活动的自由　　科学家所面临的问题就困难得多了。这是一个在保持和改进科学工作的效率和协调的同时，还要增加其强度和广度的问题。也绝对不能允许由于扩大科学规模和提高效率而降低科研工作的标准或者扼杀其自由和独创性。科学活动的整个体制，即科学人员的吸收、培养，内部组织以及科学成果的应用的强度和效用等方面，都需要同时扩大和改进。这是一项仅能由科学家自己来具体一一完成的任务。只有他们知道这个问题的种种困难以及不适当的改变可能引起的危险。无怪乎不少科学家、特别是老派的科学家，在这个任务面前畏缩不前。只要科学界还不失为一个自由活动场所，容许少数幸运儿由于出身和气质等偶然因素进入其中，他们就宁愿科学保持效率低下和漆黑一团的状态。他们将会厌恶本章所提出的建议。只有看到科学是一种需要充分加以利用以便在物质上和文化上造福人类的好东西，而且看到要是不这样利用科学，科学本身就要首先遭殃的人，才会接受这些建议。　　吸收科学家的办法　　如果要发展科学，首先就得尽量利用现有人力资源。今天，在大多数国家，这就要求彻底改造吸收科学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的办法，英国自然也是如此。　　这个问题同另一个更带有普遍性质的教育改革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改革应当消除一切建立在经济地位基础上的限制，为人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提供充分机会。我们已经讨论过，现行制度在这些方面远远地不符合要求。单单这样一个总的改革本身也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在教育体系的各个级别实行质的改革，使科学可以渗透到整个教育结构中去，而不至于显得是一个后来增添的、不协调的附加物。只有当科学能够渗透到整个教育中去，而且通过教育渗透到人们的整个人生观中去，人们才有可能合理地选择科学为其终身职业。　　我们不希望人们决定当科学家仅仅是由于科学工作收入丰厚，或者即使不是由于科学工作收入丰厚，也是由于当科学家能够摆脱商业工作的许多令人不快的限制。科学工作的吸引力应该部分地由于人们内在的求知欲，部分地由于人们认识到通过科学工作可以对社会作出重要和无私的贡献。只要有了多得多的人可供遴选，只要提高了人们的一般科学知识，就可以扩大进入科学界工作者的人数，同时提高从事科学工作的能力标准。　　职业选择　　但是，我们应该从一开头就明白，所需要的能力类型不仅是一种而是有好几种。在一个井井有序的科学运动中，既需要单纯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才，也需要管理和教学人才。问题是要把目前不完备的职业选择方法加以发展，以保证做到在任何时候都能挑选到适当比例的各种科学人才。很明显，随着科学的发展，这些比例会有显著变化。这部分是由于科学组织方式十分复杂而且不断变化，以致随着时间的进展需要越来越多有组织才能的人，部分也是由于在过渡时期需要在空前大的规模上建立各科学结构，以致十分侧重科学教学。　　必须记着，只有同其他社会和经济改革措施同时进行，科学才有可能得到任何显著的发展，而且所有这些改革都需要相当多的人才。通过实行真正民主的教育制度，大量解放以前没有加以利用的人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这个需要。即使不存在战争和社会斗争等消极因素，也无法肯定：在开头一些阶段，解放人才的速度是否会满足需要。这种过度的需求必然会在一个时期之内使许多在比较正常的情况下本来会进入科学界的人材不能进入科学界，所以就更有必要做到充分使用现有人员。　　敞开进入科研工作的大门　　为此目的，应该广开才路。一个人一定要通过小学、中学和大学这个常规教育系统才能从事科学生涯的清规戒律是毫无道理的。科学事业应该回到它的早期状态。那时它就象文学工作一样是一种自由职业。一个人在一生中的任何时期都可以从任何其他职业转到科学工作上来。过去在科学发展的全盛时期中，人们都特别重视把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吸引到科学界来。这种倾向已经逐渐消失了，有必要把它恢复过来。应该提供教育上和经济上的有效便利条件并广为宣传，以便使从事各种工业，农业和办公室工作的人经过几年的训练后就可以实际参加和负责科学工作。　　可以立刻投入科学工作的这类新兵便是实验室助理员。他们已经在实际科学工作中起了这么大的作用，但却不受人注意。吸收他们的办法就是消除研究人员和助理员之间的界限，并扩大他们目前极为不足的变成正式科学家的手段。　　我们必须发展业余科学学会——就是在目前这也是很容易做到的——以便使人们不再把这些业余科学学会看作是科学娱乐活动，而把它们看作是在发展科学工作中起着积极、负责和公认的作用的组织。有大量问题由能够相互配合进行观察的业余爱好者学会来解决，可以和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解决得一样好，即令不比他们更为高明。当然在天文学和气象学中已经在这样做，可以很容易地把这个做法扩大到大多数其他领域中去。　　有一些男女退休人员也可能对科学感到兴趣。这是一个过去没有利用过的科学人才来源，而且这个来源还有增多之势。科学研究中存在大量重复的和艰苦的观察工作以及分类工作和协调工作。这种工作虽然极为重要，在少年气盛的人看来，却是特别烦人的工作，对于想总结自己一生的工作成果而不想改变自己工作成果的人说来，却可能是合宜的。在文献和书目学领域中已经做了大量这种工作，可是在科学界中，迄今仍没有把这些人组织起来，以便利用这支乐意相助的力量。应该有可能在花费不多的情况下，不但保证一切有相当能力的这类人员，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自由出入实验室和图书馆并在家中使用工作上需要的仪器，而且还保证他们的工作得到应有的重视。　　吸收新人员的指导机关　　迄今吸收新科学工作人员的事宜大多并无一定办法或由大学任命委员会之类互不配合的机构来处理。我们需要某种机构负责吸收新科研人员，以作为合理的科学组织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机构当然应该同教育当局保持最密切的配合。只有经济学家的教科书才会说，进入任何职业的人数是由该职业的需要量自动决定的。实际上，由于人们对前景不明，总是会存在供需之间的差距的；而且，除了就业情况的周期变动之外，在某些部门中还存在长期人手过剩现象，而在另外部门则存在长期的人员不足现象。不能要求毫无处世经验的学生具备预见能力，但却可以由一个权威机关来代劳，因为它不仅能够调查科学现状，而且可以了解它将来的一切发展计划。由于科学发展具有难以逆料的性质，当然这个权威机关的任务在科学界要比在几乎任何其他行业中更为艰巨。但是可以靠灵活性、特别是用适当调换职业的办法，来克服这个困难。人员缺乏大概是妨碍迅速发展科学的限制性因素。事实上，在不少忽视潜在人才来源的人看来，情况已经是这样了。所以一个吸收人才的机关，由于能够相当准确地指出在各门类和各学科之中可能存在哪些人才，因而可以作出十分有价值的贡献，从而防止由于意想不到的人员缺乏而使任何计划搁浅。　　改变科学教学方法我们已经强调指出过改革整个科学教学方法的重要性了。我们不仅需要在教育的每一个阶段提高对科学的重视程度，而且还需要对科学教学方法以及把科学教学同其他课程联系起来的方法进行彻底的改革。科学教学的目的有二：提供已经从自然界获得的系统知识基础，并且有效地传授过去和将来用来探索及检验这种知识的方法。不过这两件事不是互不相关的。如果学生不了解知识是怎样获得的，如果学生不能够以某种方式亲身参加科学发现的过程，就绝对无法使他充分了解现有科学知识的全貌。现在的科学教学正是在后一方面失败得最为明显。即便在讲求实际的实验室工作中，传授科学方法的方式通常也仿佛仅仅包括测量和简单的逻辑推理似的。几乎没有人尝试过怎样去发挥想象力以及怎样去创立和检验种种假说，其原因部分在于传统，部分在于经济，我们已在上文述及了。我们所希望的是把科研当作科学教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对于要把自己的科学知识用于日常生活或教学的人比对于有志在将来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更为必要。　　中学科学教学在教育过程的各个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改革。在中学，主要是需要普遍改变对科学的态度。科学应当从一开始就是课程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不仅仅是附加的，甚或往往是可有可无的部分。不但要把科学作为一门学科来教，而且要使它渗透到一切学科的内容中。应该指出并说明它在历史上和现代生活中的重要性。必须打破把科学与人文学科截然区别开来，甚至互相对立的传统，并代之以科学的人文主义。同时，科学教学本身内容也必须人文化。需要对枯燥无味，就事论事的教学方法进行必要的改造，办法不是求助于神秘的理论，而是强调说明科学进步本身的生气勃勃和戏剧性的性质。在这里，科学史如果不是象目前那样孤立地来讲授，而是密切联系普通历史教学来讲授，就有助于改进现有的科学教条主义气氛。这样，科学史就会一方面说明人们所发现的科学原理是如何稳固地控制自然过程，另一方面又说明科学界在每一阶段所提出的合乎理性的解释、理论和假说不论多么必要，却又是多么不稳定和具有临时性质。单单过去的历史是不够的，不应该因为科学的最新发展还没有经过时间考验，就不把它们包括进去。绝对有必要强调指出科学不仅过去有过变化而且还在不断变化，有必要强调它是一种活动，不单是一堆事实而已。应该联系日常生活的直接经验，把科学具有什么社会意义，它为人类提供了多大力量，人类可以对科学派什么用场以及人类在实际上已经给科学派了什么用场都原原本本地说清楚而且使其具体化。　　随着科学的进步、科学暂时抛开生活中比较遥远和比较暧昧的部分——太空和化学的奥秘——不去加以解释，而变得越来越能够应付日常生活活动了。日常生活活动是人们最早的活动，然而却最后为人们所理解。只有遵照这个方针，只有让学生自己在他们已经接触到的事物中去找出新关系来，而不是让他们在人为简化的和不必要的抽象的实验中去寻找新关系，才能向学生们传授实用的科学方法。在诸如摄影和无线电之类爱好以及在自然史的整个领域中，不仅有进行观察的机会，而且有进行实验和发明的机会。可以很容易地把实验生物学的整套新技术加以改造，使之适于学校使用，并使其朝着生理学的、心理学的和社会的观察和分析的方向发展。在学校中只能讲授精确科学，而且只有物理学和化学才是精确科学的老观念必须废除。不过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这个过程已在进行中），存在着一种危险：有可能从足以锻炼人们的严格鉴别力的学术转移到用空洞的、往往带有感情的词句来进行描述的学术上来。不过可以利用统计学使生物学变成同其他科学一样实用而精确的科学。　　一种有生气的课程　　关于课程的具体细目或者科学教学的具体方法的整个问题不在本书范围之内。即使这个问题仅有一条答案，也不能就简单地肯定，正规而系统的教学方法比实用而散漫的教学方法好。但是不管结论如何，无疑在过去二十年或者特别是在过去十年的科学发展中，随着量子理论在物理学和化学中的发展，以及基因学说和生物化学理论在生物学中的发展，已经产生了一个总的描写方案，作为阐述的基础比以往的任何方案都容易掌握得多。在改造科学教学的工作中有必要这样地利用这种新知识，而不是象过去那样让它再搁置五十至一百年，作为考验期。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由积极从事科研的青年科学家和有经验的科学教师组成的一个常设委员会，以便经常检查科学教学，并且对教学不断提出改进意见并予以实行。总是会有一些巨大既得利益势力，如考试制度的维护者和教科书编写者等反对这样做。人们正在逐渐认识到：目前存在的考试办法不但妨碍整个教育制度，对于应付考试的学生产生了严重影响，而且极端不可靠，很难达到其考察考生的相对能力的唯一表面目的。困难自然在于：由于要对考试成绩优秀者给予金钱奖赏，人们过于注意防止一切弊端和虚假的知识，而不注意让应考者获得发挥才能的机会。由于考生人数多，大多数学校的监考者都仅是雇佣工作人员。其结果，由于要付出额外费用，由于除了编制老一套的试卷之外无法在任何方面得出任何一致的结论，一切改革的尝试都毫无结果。不过人们却为了许多其他原因而迫切要求改革考试制度。这就使人们更加认识到要求改革的呼声不无道理：只要考试制度原封不动，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有合理的科学教学。　　为大众所共有的科学　　就科学而言，教育的目的是要保证大家不仅从现代知识的角度对世界有全面的了解，而且能懂得和应用这种知识所根据的论证方法。科学在这方面的特殊贡献，便是创造了量的推理方法，并使人理解现象是怎样地可以由不同原因造成的，每一个原因都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作用。学校培养出的公民，应该不是象现在这样仅把数学理解为计算金镑、先令和便士的工具，而是把它当作考虑一切问题的方法。他对曲线、相关作用和统计分布概念，应该象对加减乘除一样熟悉。只有具备这种条件，才能应付我们时代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此外，当遇上超出自己直接经验范围以外的具体问题时，他们应该知道到哪里去找答案。为此，并不必做到门门科学都懂，而是必须知道到哪里去可以找到科学，而且必须有充分知识，可以看出科学的总的方向。最后，有必要大大普及人们对科学重要性的全面认识，这部分地是因为科学只有在这种舆论的支持下，才能充分发展，部分地还因为这是我们防止神秘的狂热情绪和反理性的倾向的唯一有效保障，否则，这种情绪和倾向便会受一切反动势力的支配。　　大学科学教学改革大学中的科学教学，总的来说，应该遵照为中学提出的上述同一方针，不过在这里，由于必须为学生打下多得多和好得多的知识基础，我们必须更详细地考察其改革办法。　　首先改革的应该是教学方法。正象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大学教学也许比中学教学更容易陷入老一套的讲授和实习的常规中。在科学教学中摆脱这种局面当然只是大学教学方法全面改革的部分内容。讲课制度必须削减并加以改革。只需要保留一定数量的讲课，内容只限于科学新分支或者老分支的新的方面，而且大部分由科研工作者自己来讲授，同时还应该在讲授中启发和提供用其他方法所无法获得的知识。可以为那些觉得听讲比阅读方便的人们保留一定数量的成套讲座，不过当然应该完全是选修的。应该大大扩大个别辅导或小组辅导来代替讲课，范围要比目前在牛津和剑桥实行的更大，而更重要的是扩大学术讨论小组。有时人们借口在科学讲课中可以进行操作示范来为科学讲课辩护。这类操作示范大可以在小组讨论过程中进行，或者放在一个操作展览馆中，学生可以随时前往观看，而且这种示范应仅仅是学生们由于缺乏费用或缺乏经验而不能自行进行的那一部分实习课内容。　　科研作为教学方法　　同时实习课至少也得进行同样彻底的改革。目前一切实习活动都要末是进行准备工作，要末是进行测量工作，要末是进行描述工作。这些活动对科学研究是重要的，但其本身却是十分不够的。运用智力来选择解决特定问题所必需的仪器、运用智力来克服解释实验结果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其重要性不下于操作灵活和测量精确。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有效办法是在极早阶段就采用科研办法。　　对于定量分析，吹玻璃或断面切割等某些技术说来，还是需要正式上几节课的。不过这也可以和科研的早期阶段同时进行：恢复比较原始的师傅带徒弟的教学制度也有一定好处。我们可以让学生跟随一个又一个科研工作者，每人以一两个月为期，以便直接看到人们如何解决真正的科学问题。学生不在大学里做过至少一两年研究工作，就无论如何不能毕业。将来从事教学的人比以后从事科研本身工作的人尤其应该这样。一个教师知道如何从事科学工作比积累大量知识更为重要。这些书面知识在他将来执教的学校中总是找得到的。还应当更加注意教学生读写科技文章，例如怎样去找寻关于某一课题的一切已知资料，以及怎样为原著写出优秀的概要，或者怎样为他人的工作成果写出报告。的确，如果科学出版物按照我们后文所提出的建议大大合理化，上述第一种劳动就大体上不必要了。不过即使在那种情况下，学生们仍然有充分机会积极参与整理科学出版物的日常工作。学生尤其需要的，是自力更生地和通力合作地探索知识而不是去积累事实。　　科学和文化　　不过单是培养出一些仅仅算得上是优秀科研工作者或者至少懂得什么才算是良好的科学工作的人是不够的。同样重要的是：在大学里，他们在学习比较具体的科学知识的同时，应该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工作和总的社会活动的关系。在这里，科学史又应该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也应该使学生明白整个工业结构或者同各门科学有关系的人类活动。不但要在正规教学中进行这样教育，而且要使学生实际体验，也就是让他们参观工业实验室或野外试验站，要是可能的话，还要让他们在那里工作。同时必须力求恢复古代大学把各种学科联系起来的精神。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非正规的办法做到，那就是设立科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等等的共同学会，由这些学会商定一起探讨以各种方式影响到他们大家的当代问题。　　所有这一切当然都需要大学增添人员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增添设备，从而增加支出。不过人们很可能发现，如果这同科研工作适当地配合起来，而且以大得多的规模进行的话，实际上费用会比目前所估计的少得多。　　职业教育　　仍然存在的问题是：究竟是否应该在大学设置一门科学课程还是根据学生将来不同职业设置许多科学课程，换言之，是否应该为将来继续从事科研或担任教学或企业工作的人分别设置不同课程。除开目前的及格成绩学位和优等成绩学位所代表的某种智力差别之外，这种做法似乎并没有什么好处。当大学生招生标准建立在智力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时候，这些差别本身可能就会自动消失。期望学生在刚入学的时候或者离毕业还很远的时候就决定把自己对科学的兴趣转到上述哪一个目的上去，是很不公平的。然而教学和科研工作的确需要某种特殊训练。也许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不是改变课程，而是在后几年中给以特殊训练和开设科研课程，并且允许希望继续从事科研的学生有更高度的专业化。　　专业化　　专业化的整个问题自然是极难处理的。目前实行的专业化，特别无助于专业化的目的。目前，学校过于集中地教授某些固定学科——化学、生物等——以致使学生无法学得普通文化知识，可是又由于这些学科内容繁多，不够深入而使学生无法获得具体工作能力。这种能力即使为学生所获得，也是在毕业后的研究工作中获得的。较好办法似乎是开一门范围较广的普通课程以及可以称之为“选样”的课程，也就是在某一学生将要从事的科研工作特别有关的有限领域内，实行比较深入的专业化。一个有点类似的方案正在牛津大学实行，并取得良好效果。在大学学习过程中，最好让学生不仅选修一门而是选修三四门此类“选样”课程，而且课程所涉及的领域要尽可能相距很远。这样做的总的结果是：大学培养出的学生不仅能很好地从事科研工作，而且能理解自己所从事的这门科学究竟是干什么的以及如何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用它来为人类造福。　　高级大学　　现代大学的学习期限现在变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科学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增加了，历来的三年学制变得完全不够了。其他国家已经把学制延长为五年或甚至七年。这里的困难既在于学业方面也在于经济方面。在目前条件下延长学制就会推迟学生经济上自立的年龄，使他同学历较浅的竞争者相比处于不利地位。如果没有完善的生活津贴办法，这就只能使穷学生更苦。总之，应该把延长的年限的后几年明确地视为研究年限。发展高级大学的好处很多。它相当于目前的研究生班，但其地位和组织则更为明确。在这些大学里，工作人员同时兼有学生、合作者和教师的身份。他选修某些高级课程，自己独立进行研究并且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讲课，或在学术讨论会中同其他科研工作者就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讨论或有时同大学学生进行讨论。这些大学同普通大学还有一点不同：那里的工作将被视为一种职业或至少是见习期间的职业。研究生将得到收入，他们也将作出有益的研究工作以作为报答。附带说一下，也可以允许他们结婚，苏联的大多数这类学生就是这样。对他们来说这要比英国政府的津贴办法禁止结婚所造成的情况好得多。当然这类机构的制度可以有很大伸缩性。它们不一定有具体地点，而且更象是处于某一训练阶段的一群人，而不象学校。它们不仅可以分散设于各大学，也可以设于其他地方的技术研究所中。　　科研和教学　　目前科研工作还不是一种完全得到公认的职业。大部分此类工作是由大学中已在从事教学的人员来进行的。教学与科研之间的适当比例还没有解决。目前的办法是把研究人员分成两类，一类是略有空暇时间来从事科研的大学教师，一类是偶尔讲课的科研工作者，毫无疑问，目前这种办法是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的。教师应该有更多时间进行科研，科研人员也应该做更多的教学工作。这两种类型的人，由于彼此之间个性和气质的根本不同，而总是判然有别。　　所以在实践中，除了可以使科研工作者和教师每隔数年换班一次之外，也不必将他们混淆起来。　　在法国已经在行政上把教师和研究工作者的身份区别开了，使两种工作的相等的级别处于同一地位。他们之间在任何阶段都有变换工作的充分自由（见附录Ⅵ）。　　修订课程到现在为止，本书已经十分概括地讨论了大学的科学教学问题，但是，更详尽地叙述一下大学教育各学科的课程需要进行的种种改革，还是值得的。人们对于目前课程的主要意见是认为课程内容过多，杂乱而且过时。因此，目前需要进行的改革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更新和修订工作。我们必须缩短科学界接受某种新知识或新方法和大学将其纳入教学内容之间的时间差距。我们必须一面这样做，一面始终强调指出科学的暂时性和不断进步性，以避免有人提出批评意见，要求不要教授未经时间考验的知识。为此，教授科学史应具有极大意义。而且不仅要把新知识加在老课程之中，还要以连贯而灵活的方式使其有机地结合起来。显然，谁也不可能单独为大学科学教学内容的更新拟出近乎全面的规划来。象在中学教育中那样，我们的要求是建立一个常设修订委员会。它不但能了解科学进展情况，而且能吸收大学教学的最好经验。　　毫无理由可以认为使用统一的教学方法是可取的，反之，允许在一定限度内有所不同，却可以促使人们进行试验和竞赛来寻找最好的方法。下面我们简单扼要地谈一谈，我个人对于大学科学课程的最急需而且事实上早就该实行的改革的看法。　　物理学　　在物理学中，总的目标应当是把人们对于极其多样化的现象所共有的数学机械关系的认识和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微观结构的描述结合起来。在说明关于运动、能量、平衡、惰性、振动和波动的一般观念时，可以不是单单联系，甚至不是主要联系现在已经变得相当乏味的古典力学的例子，而要联系整个科学知识的现代应用，例如量子力学或无线电工程学。必须打破热、光、电和磁的旧的历史界线而将其合并为一个完整的物理过程。科普书籍，甚至某些物理教科书已经这样做了。在另一方面，必须象强调物理学的正规内容一样地强调物理学的意外内容。学生应该熟悉宇宙的基本结构单位，熟悉基本粒子，光子、电子、中子等等以及它们在原子核和分子中的组合体。本世纪的整个伟大研究成果应在大学物理教学中占有比迄今重要得多的地位。这些单位已不再是可疑的和神秘的事物，不仅可以谈论到而且几乎可以和比较常见的事物一样容易地加以试验。实用物理学完全可以在这一方面进行更多的研究工作。现在许多电学和光学仪器其实就是工具。在讲授这些仪器的使用方法时，让学生在解决某个特定的准科研问题过程中练习选择和装配这些仪器，在效果上可能比单单让学生使用这些仪器去进行日常测量要好得多。这些准科研问题可以按难易程度分成等级，但是每一个问题都应该是实际问题，而不是使人厌倦的练习。　　化学　　在化学中需要进行的改革的范围要比物理学为大，从正规的和理论的观点来看——，但不是从历史或实用观点来看——现在可以把化学视为应用物理学的一个特别分支。化学过程的全部机制以及这些机制所依赖的结构单位——原子、分子等——都是只有使用现代物理学术语才能给予充分描述的。而且，利用新的物理研究方法，诸如光谱或者晶体分析所取得的资料，比利用化学分析的比较陈旧、比较复杂的逻辑所取得的资料直接得多。这些概念正在使化学发生一场革命，不过化学教学仍有待于改革。虽然这种改革需要十分彻底，以致使陈旧的方法面目全非，这种改革仍将证明是值得的，因为用新的观点来说明化学过程不但更有条理而且比用老的观点来论述，更容易理解。化学现在已不再是必须死记的财产和收据的清册，而变成了一门连贯而合乎逻辑的学科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学科，现代化学家——大学正在不断培养出这种化学家来——就得吃力地去探索某些问题的答案，用了新方法就可以直接把答案找出来。然而实现这种过渡却不是容易办到的，这主要是因为化学界同工业界有密切联系，人员众多，要比规模较小的、职业性较强的学科难以推动得多。当然，并没有人建议放弃使用或甚至放弃讲授通过许多世纪的独立化学研究完善起来的有价值的化学反应和化学品配制方法，不过这类经验应放在这门学科的实习课中而不是放在理论课中。化学的实习课也一直有点停滞不前，仅限于可以非常容易进行大规模讲授的部分，即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以及简单的有机化学品配制过程。大学的实用化学和工业中最重要的化学生产过程之间不存在什么联系。应该把实用化学的范围扩大开来，以容纳真正现代的分析方法，诸如光学及晶体学的新物理方法以及现代化学应用的最重要的方面，即催化剂的使用，高温和高压化学以及许多较简单的生化技术。化学在生活的大多数领域，比物理学有更大的重要性，然而它迄今仍然是一门过于闭关自守的科学。化学家的兴趣一般比几乎任何其他科学家的兴趣都狭隘。　　这主要应归咎于化学的教学方法。化学在地质学和生物学中、在工业和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应成为一切化学课程的组成部分。　　天文学和地质学　　宇宙科学（天文学、地球物理学、地质学和矿物学）长期比较受人忽视，直到现在才开始在大学教育中占有应有的一席地位。天文学主要是由于它的严格训练一直被认为不宜作为大学本科学习的科目，不过天文学最困难的部分，是目前在科学上已经不甚重要、但仍然很必要的观察结果的归纳。天文物理学本身已经不再难以掌握，而且比物理学的许多其他分支有趣得多。关于这个题材的普及读物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因此，可以把它作为应用物理学的主要分支之一，在大学中加以学习，或者至少可以把它纳入一切专门的光谱学科之中。　　鉴于地质学日益增长的经济重要性，大学教学对它普遍加以忽视的现象是没有道理的。中学不教地质学只能说明中学应该设置这门课程，而不能说明大学可以加以忽视。不过要是在大学里有效地讲授地质学，就得把目前的几乎是单纯描写性的和主要是供背诵的地质学变成真正有逻辑性的科学。除了在考古学方面，现代地质学正在朝这样一门科学转变中。这要归功于地球物理学、地球化学和晶体分析的新方法。人们开始对地球形成和变化的过程有了一个完整的概念。　　根据岩石证据来推断这些过程的方法正变得越加直接而可靠了。假如能多花时间来了解这些方法以及这些方法背后的理论，并少花一些时间来记忆典型化石和地质分布的话，地质学不仅会变成更加科学的学科，而且能吸引一些比目前从事地质工作的人更有才气的人参加工作，结果也就会更迅速地发展起来。我们正是在地质学和矿物学中最清晰地看到了科学同实际经济问题——矿物资源的位置和开采——的联系。　　真正完善的地质学教学方法不仅意味着教授某些技术知识，而且还要传授必要的经济和政治知识以使其臻于完整。　　生物学　　目前生物学正在从主要是散漫的、描写性的和分类性的学科过渡到一元化的实验性科学。这门实验性科学从物理学和化学的最近成就中吸收不少内容作为它的许多基本观点。由于生物学领域广阔、内容复杂，这个变革要比那些比较简单的科学来得慢而且不那么具体，所以就更难提出一个既清楚、全面又现代化的教学方案来。不过实际上生物学正在转变，而且在它的转变过程中还吸引了年青一代中的比较聪明的科学家。这个事实意味着：生物学教学在不少地方已经比更老的、建立年代更久的物理学和化学，更接近于认识和实践的实际。生物学教学所缺少的是连贯性和统一性；生物学的学说大多还是用语言叙述的而不是用定量形式表述的、其中既有根据观察得出的合乎逻辑的、或多少是似乎有道理的推断，也有从原始时代传下来的伦理和宗教观念的残余，构成一堆各种成分纷然杂陈的大杂烩。要提出一个真正完整或全面的理论现在还是不可能的。可能要花几十年或几百年才能完成这样的理论。危险在于：已经提出的理论可能同其他学科更经得起考验的理论受到同样默然的重视，对其中包含的神秘成分和合乎逻辑的成分不加区别。　　纠正的办法在于讲授科学史，作为阐明现代观点的计划的一部分。这在生物学中比在任何其他学科中更加迫切，更加必要。机械论者和活力论者之间，达尔文派和反达尔文派之间，预成论者和后成论者之间的论战，如果不当做古代和现代的政治宗教论战的一部分内容来加以说明，就令人无法理解而且会使人误入歧途。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如不谈理论只谈客观事实为好。不过这种倾向会造成观察资料的大量堆积以至完全无法处理，而且会促使人们暗暗采用比明明白白说出的学说更为粗糙的理论。此外，应该指出生物学理论的暂时性质和尝试性质。这不仅是一种警告而且是对进一步工作的激励。在任何其他领域中，再也找不到这样广阔的创立全面性理论的机会了。　　在具体的生物学教学中，门类也还嫌过多。生物形态是分别依照它们的物理或化学功能以及这些形态在个体动物身上的发育过程来描述的。这些研究同揭开胚胎学奥秘的遗传学和进化过程相距太远。必需把功能、形态、发育和遗传作为整体加以阐述，以便清楚地看出相互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完全领会每一细节的意义，才能避免为了填补人为分隔所造成的空白而创立的神秘学说。一旦在研究领域中为各生物学科的更密切的配合作出了安排，教学问题就好办得多了。不过在这以前，我们可以至少充分打破生理学、描写性动物学、植物学、生物化学和遗传学的界限，以避免各部分之间互相实际矛盾的提法，并且使各学科的阐述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联系起来。　　特别是在生物学中，重要的是讲授各种方法而不是结果。　　在旧有的野外观察和显微镜技术之外又有了许多新方法。这些新方法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把其他学科的实验技术用到更加复杂而多变的生物材料上去。部分地由于统计方法的影响，部分地由于采用了物理和化学定量的精确测量方法，生物学开始成为一门定量科学了。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有必要对现代生物学家进行范围更广的训练，不过他虽然因此掌握了这些新技术，却不应忘记自己所研究的特别复杂而多变的材料。　　各种类型的研究的相互依赖，在生物学中日益重要。这不仅在于，每一项研究都需要参考同一或不同领域中数量日增的早先的观察资料，而且还在于，自觉地组织起来的协作研究变得日益必要。个人研究变得仅限于对总的概念进行深入探讨。实际的工作变成一种协作。这就意味着，特别是在生物学中，要教导学生认识协作的重要性。这个做法，当然也不仅限于生物学。在这里，最好和最简单的办法，是让学生有更多机会实际参加这种集体研究。　　医学　　目前由于生物学教学与医学之间的联系的性质，生物学教学产生极大混乱。有组织的生物学教学主要开始于医科学校。只是到比较晚近时期，其他行业，主要是和农业有关的其他行业，才为未经医科训练的生物学家提供就业机会。同时，人们也愈来愈清楚地看出，生物学的范围极广，不可能和医学实践直接联系起来。其结果就使两个学科产生潜在矛盾并变得不伦不类。可以明显地看出两种相反的倾向。在医科学校看来，鉴于生物学课程期限太长，把生物学训练削减到最低限度，并把生物学课程内容局限于可供医院医生或私人开业医生立即应用的方面是可取的。其他的人则认为，对学习生物学学生的主要要求是培养对生物学问题的一种科学的和批判的态度，不论他们是否将来要当医生，象其中大多数人那样。这显然就需要设置学习期间较长和学习内容不那么实用的课程。双方对现在的方案都不满意。　　在医学界选择、训练和使用人才的办法彻底改革之前，这个难题是不大可能得到解决的。只要人们认为医生主要是一个收费行医的专业人员，而不是在一个卫生机构拿工资的人员，学医者的目的就只会是花费最少的时间和金钱以获得充足的训练。人们仅把学医作为一种投资，它的费用极为昂贵，贫穷的学生，除了最聪明的人以外，都会被摒诸门外，然而它却可以在收取相当费用的条件下，向聪明程度不等的人开门。由于这种异想天开的挑选和训练制度，医学院学生智力一般都显得比其他大学生低得多。他既无时间充分掌握科学方法，也没有能力掌握科学方法。结果，医生们本来可以用最聪明的办法应用现有最好的知识来治疗病人，却往往只是依靠传统和经验，而其效果大多也同原始医生的方法不相上下。　　应该象苏联的做法那样，完全根据能力来挑选医科学生，并给予补助金，使他们的学习期限比现在要长，以后由他们用自己的劳务来偿还他们对社会所欠的债务。这样就应该有可能制订出一个使医学界和科学界都满意的合理医学教育方案来。这样，学生们就有时间和能力去真正掌握人体的健康状态和疾病状态的基本原理，而且在以后就有更充分的机会在医院内外应付实际的病人，不仅在临床方面做到这一步，而且他们所以能做到这一步还因为他们参加了和医学实践一起发展起来的一切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和生理学研究活动。医学各科的协作变得越来越必要了，就象在生物学中一样，而且比在生物学中更加必要。普通医生还是需要的，但是他的主要作用将更具有社会和心理的性质。他的知识将更多地用于指导病人到适当的综合医院去就医，而不是象目前这样，不得不勉强地不称职地去应付一切疾病。　　社会科学　　本世纪中，在科学学科与人文学科之间产生了一些学科——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和经济学。它们都开始把自己算作科学，然而它们还刚刚开始离开单纯用语言描写和收集事实的阶段，虽然它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特殊规则和方法。除开对事实取得某些一致看法之外，这些学科都缺乏公认的理论，却存在着一些彼此矛盾极大的学说。每一学派都设法在内部取得某种一致性，然而各学科总的状况却是一片混乱。困难不仅在于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极度复杂性，而且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由于这些学科涉及人类社会，它们就直接触及现今的伦理、政治和经济斗争，它们的学说也就多少不知不觉地反映了各种不同思潮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无怪乎这些学科的教学现状十分不能令人满意。除开各种混杂的看法之外，在所有国家中，甚至在表面上看来最民主的国家中，这些学科的教学也还存在着维护某些正统观念的明显的偏见。在法西斯国家中，这种偏见促成了严重歪曲事实的现象，以致使这些学科索性完全脱离了科学研究的范围。在我国，这种偏见以一种更为巧妙的形态出现，表现为一种表面看来极为严格的科学态度。因此一切按理说可以导致某种实际行动的观点都被认为具有倾向性而遭到排斥。社会科学的研究仅限于纯粹的分析。正如霍格本教授在悼念蒙丘尔·康韦的讲演中所说：“明显的真相是：我国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大体上都是劳而无功。凡是得出结论，认为人们应该做某件事或者可以做某件事的社会研究都被说成是‘具有倾向性’。在天天歌颂纯学术的赞美诗中，这种调子就象大卫《诗篇》中的细拉一样，反复出现，曲调庄严，令人昏昏欲睡。如果自然科学家们因为疑心科研工作者想探索怎样做一桩事，就禁止科研工作者进行一切研究，科学就要停滞不前了。科学态度与非科学态度的分野不在于是否想取得一定成果，而在于是否愿意在无法用一种方法取得结果时，就承认事实，并且设法采用其他方法。推崇不产生实际行动的‘纯’思想必然招致应得的惩罚，那就是愈来愈想把理性和进步看作是破了产的自由主义迷信。年青的一代已经发现我们错了。他们爱行动而不加思考。这种可怜状况是思想和行动脱节的必然结果。”——《从理性退却》，兰斯洛特·霍格本（第9页），纪念康韦悼词，1936年5月20日。　　只有等到我们的社会生活的基础可以安然无虑地让人们进行合理的调查研究的时候，这些条件才可能大有改善。不过即使在目前，至少是在民主国家中，还是可能使社会科学各学科取得一定成就，具有更大的统一性和一致性。正象生物学中的生物行为和起源密切相关一样，我们对人类社会进行全面的研究时，也不能把个人行为与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割裂开来，或者把社会结构同这个结构从先前形态发展过来的过程割裂开来，那样就无法理解了。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人类社会的连贯而统一的全貌，在其中，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分析和通过学术方法与考古学方法对历史的重新拟构等学科都占有其应得的一席地位。无论如何，在走向把社会科学从分析性和描写性科学变为实验和应用科学的下一阶段中，这一步是非走不可的。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对大学科学教学的看来可取的各种改革作了粗略的阐述。我们希望这一阐述能够大体上指明，必须采取什么措施，然后才能希望培养出训练有素的学生去从事科研、科学教学和在其他行业中应用科学原理。我们并不要求照此进行改革，而是要大家认识到进行某种广泛改革的必要性，而且要求作出某种有组织的安排，以便促使这种改革尽可能既迅速又顺利。我们自始至终强调各科学学科之间的连贯性以及它们与社会的目前结构和今后发展的关系。第十章 改组科研　　工作若干首要的原则　　对科学研究的现有方法和组织方式加以批评要比提出补救缺陷的任何有效办法容易得多。检验人们提出的改革措施的唯一可靠办法在于实践，因为我们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确实地知道这些改革措施在消除一个已知的弊病的同时，是不是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其他弊病。不过，我们已经在不同学科和机构中有了应用新方法的一定实际经验，可以作为一个总的指导方针。每一学科都有其大不相同的方法和操作方式。从每一学科中选出一些看来能取得最大效果的办法，就可大致看出怎样对科研工作的组织方式进行适当的改革，虽然这种改革还是临时的而且不完备的。处理科研问题所以需要特别小心是因为，科研是一种比教学可为新颖和更难以逆料的人类活动。同工业和行政工作比起来就更是如此了。任何想要向科研提供更大的支援和发展机会的措施，都要和可能限制科研工作者的自由或限制科研工作者的想象力的发挥的潜在危险放在一起考虑，权衡其利害得失。　　我们需要经常记住两个主要的考虑。第一是：科研归根结蒂是由个人来进行的，所以首先要注意到各个科研工作者的条件。第二点是：由于进行科学研究是为了造福于整个人类，这就需要最有效地协调各个人的工作。理想的办法是使每一个人都能在一种组织形式里尽其所能，这个组织形式要能使他的工作成果发辉最大的社会功用。主要的问题是怎样使整体的组织起来的需要和个人要求自由的需要调和起来。　　作为职业的科学工作　　我们还必须记着：科学并不是而且不可能变成一种自给自足的职业。正如我们已经说的那样，科学的确是有利可图的，但是除了极少的例外情况外，是否有利可图要取决于是否有相当大的经费供应和是否能在取得具体成果之前等待若干年。因此，科学家从事科研时很少把科研看做是谋取私利的商业投机，而且在科学界内外的确都有不少人认为他们要是这样做就是错误的。由于这个原故，科学家经常需要得到个人、组织或者国家的补助才能继续工作，这是科学和其他职业不同之处。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情况也将是这样，正象在资本主义经济那样，不过在前一种情况中，由于每一种人类职业都处于同等地位，科学的特殊地位将会消失。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现有条件下，任何组织科学工作的规划都应当不仅考虑必需有多少经费才能很好地维持和发展科学，而且还要考虑怎样来筹措这些经费。在任何情况下，科学界和社会的行政和经济机构之间应该有特别密切的组织上的联系。　　但是这却不是容易做到的。科学不但是一种在职能上不同于其他职业的职业，而且由于其本身性质，它很难和其他职业配合。在目前条件下，行政人员和企业家普遍对科学事务茫无所知，科学家们则相应地毫不知道如何处理国家事务或企业管理工作。我们不得不面临下述两种危险之一：科学404可能由一些有效能的行政官员管理，他们为了保证科学有充足的维持经费，不惜窒息和损害科学的内在发展，再不然由于把科学交给不善于处理行政工作的无权势的科学家去掌管，因而使科学继续处于半饥饿和涣散的状态。这个问题并不是解决不了的，但是要解决它，我们就要象前面指出的那样，首先要把多得多的普通科学知识普及到人民中间去，特别是行政官员和企业家中间去。其次，要把广泛得多的关于公众事务的知识纳入培养科学家的教育内容中去。这样才会产生有能力的联络官员：行政科学家和科学行政人员。　　专业化　　这一点所以难以做到是同现代特有的科学的弊病密切有关——过分专业化。专业化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使人们对其利弊的看法莫衷一是。如果不进行极其深刻的研究，就无法探明在总的领域中或任何特定领域中，专业化有几成是由于科学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引起的、有几成是由于科学组织的无政府状态引起的。因为这种无政府状态阻碍了学科之间的充分合作，无论如何会迫使有志取得成就的科学家把个人局限于极其狭窄的知识范围之内。上述两个因素都显然在起作用，但是只有其中之一是可以有效地加以控制的。只有取决于社会组织的那一部分专业化是可以取消的，但是如果取消了它的话，人们将会发觉，专业化的大部分弊病也会随之而消失。　　在科学中专业化程度并不都是一样的。化学一类的某些学科是建立在一套比较简单的概念和运算的基础上的。这些学科构成了其它学科的很大一部分内容的基础。在化学领域之内，有相当程度的活动自由。伟大的化学家们由于自己对多种多样的化学课题作出了贡献而出名。所以在化学中，专业化总的说来是有害的，一个化学领域的专家在科学的进展过程中至多仅处于一个有用的但从根本上来说是次要的辅助者地位。在某一全面的研究工作要求他的专业提供一些意见时，他可以方便地供人谘询。　　在另一方面，在生物学的许多分支中，所需要的与其说是一般原理——因为这些原理大多是从本学科以外借来的，在实践中用处不大——不如说是对大量互相关联的事实的具体知识和经验。这只能通过一个多多少少有限的领域内的经验而取得。例如，正因为真菌学家（“果蝇学家”更其是这样）是专家而且明白大量具体细节，所以他们才能胜任本行工作并且极为有用。即使对其他生物学家来说，去熟悉这些细节也是浪费时间，不过人们却可以从中得出对生物学和实际生活都有用处的生物学新原理和新方法。随着科学的进展，可能由于产生了完善理论，很多这类专家的工作会变得不必要了，不过与此同时，在新的领域中，在现有知识领域的扩大过程中，还可能产生新的专业。问题不在于怎样去取消专业化，而是在于如何最好地利用每一阶段真正需要的专业化。　　专业化的控制　　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仅是一个组织上的问题。既然非专业化的科学家在每一个科学和教育机构中有了他们自己的实验室，就不应该再如此广泛地发展专门化的研究。目前的专业化的主要弊病之一是：在过多的大学或研究所中，每种专业都只有一二名专家，这种孤立状态促使人类的知识畸形发展。科学专家对于越来越少的事物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就不会让这些专家分散开来，而会把他们集中在各大科学工作中心的拥有十人或二十人的机构中。他们在那里会得到彼此合作的好处，同时又不致和科学界同行脱离得太远。并不是每一个科学中心都有必要设立拥有一切专业的研究所；在许多情况下，一个国家为每种专业设置一所研究所也就够了，在某些情况下，全世界上只要有一两个中心也就够了。即使这样做，还会存在这样的困难：没有设立某种专业研究所的科学中心会因此而受影响。补救之道是在比目前大得多的规模上向科学家们提供旅行和接待便利条件。这样一个专家就可以有时按照专业需要在自己的研究所中工作，在他的专业领域中工作，有时在其他中心讲学和提供技术指导。　　虽然这些改革会有帮助，专业化的内在弊病还需要更加彻底的处理。上面提出的教育改革方案一旦付诸实施，会比今天更清楚地揭示出各学科之间的联系。这只是一个步骤；另一个步骤是使科学刊物合理化。专家之所以与世隔绝在很大程度是由于：只有他才真正懂得关于这一学科的文献。这并不因为这种文献特别难懂，而是由于它的数量如此浩繁，有如迷宫，又没有充分的摘要或评述报告，专业以外的科学家可能得花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找出一条路子来。因此，人们需要专家就象需要一种活百科全书那样，或者不如说象需要这样的百科全书中的一篇文章那样。我们应该明白，这是对人的品格的极大损害。专家的心理状态则埋藏得更深一些。专家的心理当然有其可贵的一面——意识到自己知道而且正在思考关于某一特殊问题的知识，并且能够说，在当时，在这一问题上，谁的知识都比不上自己。可是也有一个相应的弊病，就是把这种知识局限于如此狭窄的范围，以至别人不仅无法很好理解它的意义，甚至也无法很好理解它的内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