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与分裂作者：葛剑雄作者序 幼时读《三国演义》，对第一回的一段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印象极深。待读到最后一回《降孙皓三国归一统》时，觉得真如作者所说，东汉合久必分，三国分久必合;对此话也就更加佩服了。 以后学了一点历史，却对此话渐渐产生了疑问：从秦朝到清朝这二千年间，虽然确实时分时合，但未必都是分合的循环：至于分了多久才能合，合了多久又要分，就更难说了。至受业于季龙（谭其骧）师，开始研究中国历史地理时，才感到要说清此话的实际含义实在很不简单。不仅如此，对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就连学术界还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不少长期被视为定论的话，其实并不符合基本的史实，或者不能正确地解释中国的历史。 这就使我萌发了在这方面作些研究的念头。到了一九八八年，吉林教育出版社约我为《中国政治文化丛书》写稿，于是就将这几年来的想法写进了《普天之下----统一分裂和中国政治》一书。以后又在报刊上写了几篇文章，说了一些书中没有涉及或没有说清的话。 《普天之下》问世后，居然颇受读者注意，过誉者有之，讨论者有之，批评者有之，索书者有之，以为言犹未尽而要我再写下去者也有之。其中不乏台湾、香港的朋友。尤其令我感动的是，河南一位任先生两次寄来了一二十万字的意见和文章，香港中文大学的诸位同学因一时买不到此书而全本复印。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这个题目本身的重要性。统一分裂与我们国家的关系，无论说的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岂能不令国人重视和关心？ 《普天之下》为了要纳入“政治文化丛书”， 不得不写了一些与政治有关的内容，其实这不是我的专业，更非所长，免不了会说外行话。现在利用《中华文库》提供的机会，写成这一专讲历史的小书。本书的基本观点与前一本并无二致，只是在内容方面作了补充，并尽量纠正已发现的错误。 对这样的改写，关心现实的读者或许会感到失望；但如果他们能耐心地看完这本小册子，相信对认识现实还是不无益处，现实毕竟是历史的继续。 葛剑雄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１５日将晓时 于复旦大学寓所 引 言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并不是最古老的国家；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也不是领土最大的国家；但是中国却在世界史上拥用独一无二的地位。 翻开世界史，我们可以发现，埃及人在公元前四千多年就有了历法，这时中国正是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时期。苏美尔人在公元前３５００年有了楔形文字的雏形，埃及人在此时有了最初的图形文字，并在公元前３２００年左右开始了第一王朝，腓尼基人在公元前３２００年形成了城邦，第一乌尔王朝于公元前三知年在幼发拉底河入海处出现，基什王于公元前２８７０年裁定两河流域两邦间的疆界争执并树界石，埃及的第三王朝（公元前２７８０－－２６８０年）开始建造金字塔。而中国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一般认为存在于公元前２５５０年前后。我们平时所说的“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是指从黄帝时代以来这一历史时期的一个约数，并不是正好有五千年。 但是在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早已找不到苏美尔人、腓尼基人、基什人的国家，也不会发现第一乌尔王朝的的踪影。埃及作为国家的名字虽然还存在，但早已不是当年的主人了。从公元前１６８０年开始，西克索人、利比亚人、库施人、亚述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先后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原来的埃及人早已消失在众多的外来人中，就连从公元前３０００年起就长期使用的埃及语也早成了消亡的语言。其他文明古国，如巴比伦、印度、罗马等无不如此。而中国至迟在商代（商代以前的夏代的传说是否确实，学术界沿无一致意见，姑且不论）已经建立了国家，时间大约在公元前１６世纪。到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建立起一个疆域辽阔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从此，尽管也出现过内乱、分裂、民族战争和改朝换代，但是以汉族（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政权实体不仅始终存在，而且统一的疆域范围越来越广，最终凝聚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并在１８世纪中叶形成了中国的极盛疆域。 原苏联的领土是２２４０万平方公里，为中国领土的两倍多，但是如果拿这个国家疆域变化的历史与中国相比，那就与现实的数字完全不同了。１０世纪后半期，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北宋初年，东斯拉夫人中的一支基辅罗斯兴起，扩大的领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但到１２世纪中叶，罗斯就分裂为许多小公国，１２２３年又被蒙古军队占有，成为金账汗国的一部分，汗国通过俄罗斯王公进行统治，建立俄罗斯帝国。１６世纪后半期，俄罗斯的疆域扩大到伏尔加河地区；１６６７年，吞并东乌我兰和基辅的事实得到了波兰的承认；１７７５年取得黑海北岸地区，１７８３年夺取克里米亚。１７世纪俄国扩张到亚洲，１８世纪进入了远东和中亚，１９世纪从中国攫取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至于原苏联的领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最终形成。 领土面积略超过中国的加拿大和仅次于中国的美国，它们的历史都只有二百多年，而它们的领土定形的时间就更短了。 因此，在今天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几个国家中，中国是唯一拥有历史悠久的稳定疆域的国家。 回顾历史，中国还有很多以同一性和延续性闻名于世界的纪录： 汉族的前身华夏族，至迟在春秋时期（前７２２－－前４８１年）已经成为中国的主干民族，秦汉以后汉族作为中国的主干民族一直持续到今天。即使在其他民族成为统治者时，这种状况也没有改变。 世袭的君主制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夏朝，商朝（约公元前１７世纪－－前１１世纪）的制度更已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自从秦始皇确定皇帝的称号直到清朝的末代皇帝，沿用了二千一百年。 以地球绕太阳一周为一年、以月球绕地球一周为一月的夏历（农历），虽然不时修订，但一直使用了几千年，至今仍在民间使用。自汉武帝开始以帝王年号为纪年的方法，比公元纪年早一百多年，一年不缺地排到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 仓颉造字的传说虽不一定可靠，已经发现的甲骨文却证实了汉字至少已有了三千多年的历史。早在春秋时期，汉字已经成为中原政权和华夏民族的共同文字。秦以后，随着中原王朝疆域的扩展，汉字的作用越来越广。汉字的基本体系从未发生变化，在楷书出现以后，字形也基本未再改变。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更多，足以说明我们拥有一项举世无比的遗产－－统一，历史悠久的统一：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文字、统一的纪年、统一的．．．，甚至统一的思想。这是一项多少人曾经为之奋斗、为之牺牲、为之讴歌、为之自豪的伟大事业，也是现代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并且不得不接受的遗产。 如果我们再深入地观察一下历史，还可以发现，在我们祖先的眼中，这样的统一并不限于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民族，而是应该包容整个世界；之所以没有做到，并不是不可能，而是没有必要，因为在统一范围之外的已经不是文明社会。这种观念统治着我们这个国家和我们的人民长达二千余年，至今还存在于一些人的心灵深处，引起一些人的追忆，令一些人陶醉。 但是这样的统一观在另一些人的思想中早已发生动摇，尤其是在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大清帝国的大门以后；有人又进一步对我们这项遗产价值提出了疑问。到了２０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面对日新月异又风云莫测的世界，有些人又感到这是祖宗留给我们的包袱，认为可以痛痛快快地扔掉。 这历史悠久的统一，究竟是我们宝贵的遗产，还是我们必须卸去的包袱？都是，还是都不是？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做的恐怕应该是对历史的回顾－－站在今天中华民族的共同立场上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分裂和分治，全面认识它们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对今天的影响。 作为２０世纪的中国人，我们无意寻求昔日的天下，无论如何这已经是历史；但今天的中国是昔日的天下的产物，无论你视为遗产还是包袱，都不能不接受。 作为面向２１世纪的中国人，我们必须放眼未来的天下，在２１世纪的世界上占有我们应有的地位。这就是我们再认识一下昔日的天下的目的－－让自己知道什么应继承，什么该抛弃。第一章 昔日的天下观 引言：当地圆学说在晚清传播时，舆情大哗。不少饱学宿儒发出共同的责难：“要是地球真是圆的，生活在另一面的人难道都是倒立的吗？” 虽然把“中国”确定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名称是到１９世纪后期才出现的事情，但中国统一的概念却已经存在了三千多年。甚至在中原的统一国家形成之前，政治家和学者已经纷纷推出了各自的统一蓝图。虽然当时还没有一个君主真正能够统治这片广袤的土地，但“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颂歌却在西周时就已经普遍流传，并且被视为真理而接受。 不过，这首颂歌的作者（或许不止一个）大概不会想到，这种统一观居然统治了中国二千多年，并且到今天还没有消除它的潜在影响。 一 九州的传说和现实 在中国会面家的经典著作《尚书》中有一篇《禹贡》，一开始就写道：“禹铺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意思是说，在洪水横流以后，大禹一面规划治水，一面根据名山大川的分布重新划定区域。接着列出的九个单位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这就是九州。 在另一篇《舜典》中，又提到在尧、舜时，“肇十有二州”。“肇”是开始的意思。对这句话，西汉的学者谷永和东汉初的学者班固解释为：在尧的时候遭到洪水，全国被大水分割为十二部分。但东汉末年的马融的说法是：舜在大禹治水之后，从禹所划分的九州中又分出幽州、并州、和营州三个单位，因而总共有了十二个州。这一说法获得后世多数学者的赞同。 从未实行过的九州制 由于这些记载都出于儒家经典，又得到后世众多学者的肯定，所以从西汉以来就成为不可动摇的定论，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人们一般都认为，从大禹治水开始就有了九州这样的政区，以后又演变为十二州。直到现在，一些在叙述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的历史时，往往还要从九州讲起，似乎这是历史事实。 由于全国就分为九州，所以九州又一直被当作全国、“天下”的代名词。如南宋诗人陆游《示儿》诗中的名句“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就是取这样的用意；晚清诗人龚自珍“九州生气恃风雷”一句也是如此。 五四运动以后，学者们向儒家经典提出了挑战。经过反复的争论和研究，历史学界已经把这传统的九州说推翻了。原来，《禹贡》中的记载并不是历史事实，九州也不是中国最早的行政区划。 《禹贡》虽然托名为大禹所作，其实却是战国后期人的作品。具体的证据很多，最主要的理由是《禹贡》中所记的不少地理状况都是战国时的现象，有的地名和水名甚至要到战国后期才出现，如果真是大禹所作，他岂能未卜先知？而且在《尚书》各篇中，《禹贡》的语言照理应比出现在它以后的《盘庚》（记录商朝中期的君主盘庚迁都事）等篇难懂，事实恰恰相反；这也只能说明《禹贡》问世的时间较晚。 《禹贡》所讲的内容不符合历史事实，至多只有传说的价值。到目前为止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成果，还只能证实商朝的历史。近年来在河南等地发现的一些文化址，一些学者认为就是属于夏朝。如果这一观点得到进一步的证明和普遍的承认，那末夏朝的主要统治区应该在今河南一带，与文献记载传说中的夏都不超出今山西南部、山东西部和河南的范围是一致的。而《禹贡》所叙述的九州的范围，北至燕山山脉和渤海湾，南至南岭一带，西至陇东高原；至于具体涉及的理内容更广；当然不可能是夏朝的事实。 现有的研究成果足以证明，不仅传说中的大禹时代还不可能有什么行政区划，就是商朝和更后的西周时代也还没有出现行政区划。既然《禹贡》是战国后期的产物，那么九州制是不是当时的制度呢？也不是。大家知道，到战国后期，周天子的权力早已荡然无存，而秦始皇还没有统一六国，七个主要的诸侯国各自为政，又有谁有这样的权威能制定并且实行包括各国的疆域在内的行政区划呢？ 可见，九州制只是当时学者对未来统一国家的一种规划，反映了他们一种政治理想。 秦始皇在全国推行了郡县制，却没有在郡以上设立州。到了公元前二世末，也就是在《禹贡》问世的一二百年以后的西汉元封五年（前１０６年），汉武帝将全国除首都附近的七个郡级单位以外政区分属于十三部，即豫州、兖州、青州、徐州、冀州、幽州、并州、凉州、益州、荆州、扬州、交趾、朔方；每部设刺史一人，负责巡察境内的地方官和豪强地主；称为十三刺史部， 简称十三部或十三州。但那时的州还是一种监察区，而且这十一个以州命名的单位中没有《禹贡》九州中的梁州和雍州，增加了凉州、益州、并州和幽州。在公元１世纪后的东汉，州才成为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域。朔方并入了并州，加上管辖首都一带的司隶校尉部，总数仍为十三。由于交趾改称交州，以州命名的单位就有了十二个，也不是九个。东汉末年曹操曾想按九州来重划政区，却没有成功；从此再也没有人作过这样的尝试。从这一角度来讲，九州从来没有成为中国的现实。 胎死腹中的五服制 在《禹贡》中还记载了一种“五服”制： 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根据这样一种国家模式，在王居住的京城往外，第一等是甸服（以农业为主的直接统治区），第二等是侯服（诸侯统治区），第三等是绥服（必须加以绥抚的地区），第四等是要服（边远地区），第五等是荒服（蛮荒地区）。 如果说，九州制因为是以名山大川为主要界限，所以还能使人相信为实际行政区域的话，五服制这样四四方方二千五百里的划分就难以自圆其说了。连宋代的儒家学者蔡沈在给《尚书》作注释时也不得不指出：“尧的都城在冀州，冀州的北界在今河北北部和内蒙古南部，恐怕不会有二千五百里。即使算到这么远，也都是沙漠不毛之地了。而东南最富庶的地区反而被列入要服和荒服（离冀州一千五百至二千五百里），根据地势来考察，简直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但是五服制中有一点却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生产力低下、运输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王（天子）对臣民的贡品的征收不得不随距离的远近而改变。例如在天子直属区“五百里甸服”的范围内就规定了五种不同的纳贡标准：一百里内割下来的作物连穗带秆起交，二百里内只交谷穗，三百里内交谷子，四百里内交粗米，五百里内交精米。实际实行的制度虽不可能如此刻板，但运输能力显然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九州制是对未来的设想，五服制却是对过去的理想化。因为在西周和以前虽然采用类似的分等级统治体制，却并没有把每一等级固定为五百里，实际上也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所以五服制虽见于《禹贡》，却从来没有哪一个君主或政治家有意实行过，只能胎死腹中。 大九州说 正因为九州制仅仅是一种理想，所以在《禹贡》问世以后，还出现了另外几种九州的方案，如《周礼》（也是托名周朝制度的著作）中的《职方》、《尔雅》中的《释地》和《吕氏春秋》中的《有始览》都提出了自己的九州规划，各州名称与《禹贡》不尽相同，划分的范围也有所差异。 战国时齐国学者邹衍又提出了他的大九州学说，大意是这样的（今译）： 儒家所谓的中国，不过只有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中国的名称叫赤县神州，内部有九个州，就是大禹划定的，但这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州。在中国之外像赤县神州这样的单位共有九个，这才是九州。在九州的周围有大海包围，人类和动物都无法来往。这样的九州合起来又是一个州，像这样的单位也有九个，在它们的周围有更大的海洋包围着，这就到了天地的边缘。 这种学说与其说是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还不如说是出于臆想和推理。比起那种中国就等于天下，除了中国（实际上只是中原）之外就没有文明社会的观点来，大九州学说高明地承认了还存在着不止一个同样发达的人类社会。但恰恰在这一点上又作了实际上的自我否定：由于各州之间都由无边无际的大海阻隔，人民禽兽是无法来往的。所以这种存在只具有理论和思辨上的意义，而不是对中国有影响的现实。 中原和华夏 无论是九州的设想，还是大九州的学说，出现在战国后期都不是偶然的。 《禹贡》所描述的地理范围已经相当广大，涉及今天中国内地的绝大部分。要具备这样丰富的地理知识，活动范围只限于黄河中下游的夏人、商人和西周人是办不到的。而在战国后期，秦、楚、齐、燕、韩、赵、魏这七个主要诸侯国的疆域已经达到了这样的范围，在互相的交流中，各国的学者就可能掌握这些地理知识。《禹贡》中还记录了各地的农业生产条件，如土壤的类型、土地的等级、水文状况等；应纳贡赋的等级和物产等；都是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准的反映。例如梁州的贡物中有铁和镂，镂就是钢。如果没有冶金技术的进步，学者的想像力再丰富，也不可能把这种品种载入著作中。 在七国的竞争中，尽管鹿死谁手还没有最终明朗，但统一已是大势所趋。秦国变得越国越强大，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明显处于主导地位。一些有远见的知识分子纷纷投向秦国，并为秦国战胜其他六国，完成统一事业出谋划策，也为统一后的未来规划蓝图。多数研究者认为《禹贡》是秦国学者的作品，就考虑到这个因素。 在经过战争、吞并和融合之后，华夏族已经成为黄河流域乃至东亚大陆人数最多、经济文化最发达、实力最强的民族，占据了当时地理条件最优越的地区。而非华夏民族则被迫迁出了黄河流域，或者逐步融入了华夏族，或者接受了华夏文化并以华夏的一支自居。在蒙古高原、青藏高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和大陆附近的茫茫海洋上，还不存在在总体上能与之匹敌的其他民族和政权，而对此范围之外的情况，虽然人们不至于一无所知（例如穿越河西走廊至中亚的陆上交通线和通向东南亚的海上交通线可能已经存在），但肯定相当有限。 然而随着境外玉石、珠宝、香料等珍奇异物的流入和亲历者见闻的传播，以中原为中心的观念不能不有所动摇。根据九州的理论，中原是文明的中心，九州是文明的范围，但这些珍异并不产在九州，而是来自“非我族类”的夷狄之邦；莫非那里存在着比中原更高的文明？国君、贵族和上层人士享用着来自境外的珍奇，却从不承认会有文明程度超过自己的社会，于是西方的昆仑山、西王母、瑶池和东方的海上神山一类神话便合适地弥补了这一漏洞－－原来在中国之外在确存在着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神灵世界。但这丝毫不会动摇中国的中心地位，因为西王母尽管伟大，昆仑山尽管崇高，蓬莱尽管奇妙，却都属于神仙的体系，而除了神仙之外，境外就只是一片早期愚昧落后的混沌世界。 可以认为：在战国时期形成的统一观，是以华夏族（汉族的前身）为主干、以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为中心的，是一种封闭的观念。 二 一厢情愿的“天下” 经过秦朝的短期统一和随后的几次战乱，空前规模的西汉帝国终于巩固下来了。到公元初，帝国的疆域西起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北起阴山、辽河，南至今越南中部，并在其中约上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止设置了一百零三个郡、国（一级政区）和千五百多个县、道、邑侯国（二级政区），直接统治着六千万人口这一范围比《禹贡》九州要大得多。 九州观念的延续 汉人的足迹，根据明确的记载，已经达到了中亚、西亚，直至地中泫之滨以及日本、东南亚、南亚，贸易交往的范围就更大了。大一统的南图早已成为现实，而且“九州”之外的存在也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来自西域的葡萄、苜蓿、杂技、音乐，不像珠玉玩好那样只是皇家的珍秘，异国的使者和商人在长安已不时可见。按照汉朝的兵役制度推测，绝大多数郡国都有人参加征代匈奴、大宛的战争和在边境的屯戍，也就是说各地都有人亲身经历“九州”之外的境地。出使异域归来的使臣的详细报告和管辖西域各国的都护府的文书档案，使学者和史官能够留下确切的记载。《史记》、《汉书》中有关西域的史料，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也还是比较翔实可靠的。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削弱原来那种以中原为中心、华夏（汉族）为主干的统一观，反而还有所加强。因为通过这些活动，人们已经确信，在中国之外再也不存在比中国更强大、富饶、文明的国家了。其他国家的君主和人民如果不对中国称臣纳贡、接受赏赐，就只能自外于华夏声教，甘心为夷狄了。 东汉以后，西北以至中亚的民族大量内迁，东北民族也先后进入黄河流域，有的甚至成了中原的主人。但在占优势的华夏文化面前，这些军事上的征服者无不成了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这些民族的首领也成了受命于天的“炎黄子孙”，甚至这些民族本身也渐渐融合在华夏（汉族）之中了。 发达的文字和造纸、印刷技术使中原统治者对边疆地区和外国的一厢情愿的记载长期流传，而被记载的对象不是没有文字就是史料早已散佚无存，所以二十四史中某国于某年某月称臣受封，某国于某年某月进贡来朝，某国于某年某月接受赏赐这类记载，在不少人的眼中自然成了中华帝国声威所及的象征。 这就毫不奇怪，为什么直到１８世纪初，西方早已完成了地理大发现，欧洲列强已在海上称霸并将东方作为下一个目标是地，修《明史》的史官在评述利玛窦的《万国全图》时还认为“其说荒渺莫考”，只是由于“其国人充斥中土”，所以“其地固有之”；总算承认了欧洲的存在。这就是说，要是没有那么多西洋人出现在中国的话，即使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上画得再清楚，史官们也会视而不见的。 这也就毫不奇怪，为什么直到１９世纪后期，明明因敌不过洋人的坚船利炮，不得不签订屈辱的条约，以满足列强的贪欲，清朝的官方文件中却还要厚着脸皮写上：“大清国大皇帝恩准该夷．．．”；俨然一副作为世界主人的天朝皇帝派头。而精通儒家经典的大臣和学者很自然地想到了春秋时“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形势，因而当务之急还是要明辨“夷”“夏”；但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至死也不知道这么多的夷人是从哪里来的，究竟要干什么？一位关心时务、忧国忧民的大臣终于找到了对付夷人的绝妙办法，他上书皇帝，建议大清国的军队以长竹竿为武器；因为他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夷人走路时腿脚是直的，显然没有关节，所以只要用长竹竿将他们拨倒在地就再也爬不起来，置之死地岂不易如反掌？ 如果世上只有中文 清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的使节马戛尔尼（Ｇｅｏｒｇｅ Ｍａｃａｒｔｎｅｙ）来华，经过一系列的谈判，双方终于就他觐见乾隆的礼仪达成协议，乾隆皇帝恩在热河避暑山庄万树园内召见。如果是乾隆“特颁敕谕”，让他传达给英国国王：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无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这篇奇文在今天看来固然荒唐，但在当时却是乾隆帝引为自豪的纪录：“英夷”不远万里来效忠，遣使纳贡；尽管不识大体提出不合常规的要求，但经过“严加驳斥”，便恭顺遵奉了。因此不仅由史官载入国史，还命边臣将这道敕谕抄录，以便遵照妥办。所幸乾隆早死了几十年，没有亲眼目睹以后英国国王用枪炮表示的“恭顺”和爱新觉罗子孙用国土和主权所作的一次次“赏赐”。 要是世界上没有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西方文字，或者发生了什么天灾将这些文字记录的史料全部毁灭了，必定会有一批史学家根据上面这道敕谕和《清实录》、《东华录》等大清官方记载，考订出１８世纪末年英国向清朝“称臣纳贡”的事实，作为大清帝国的声威已经越过欧亚大陆和英吉利海峡的证据。并且还可以进一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英国当时一定已内外交困，国势衰弱，所以不得不寻求清朝的庇护，才不远万里来归顺输诚。 这固然是近于儿戏的假设，但如果历史上与中国的中原王朝发生过关系的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记载，又都保存到了今天，恐怕二十四史中的一些四夷传、外国传以及本纪、列传中的某些篇章就得重写了，某些史学学引经据典得出的高论也难免不成为上面这样的笑话。 长城的价值 传统的天下观一方面把世界各国、各地都看作“王土”，但另一方面又把“天下”限制在中原王朝疆域的范围，甚至只限于中原王朝的中心地区。在这种矛盾认识的支配和影响下，对仅仅作为部分中原王朝北方边防的长城就作出了异乎寻常的高度评价。 今天的中国人不知道长城的大概绝少，但真正了解长城的却并不多。 山海关有座孟姜女庙，据说孟姜女寻夫到此，哭倒了秦始皇筑的长城。在北京北面的长城又有不少古迹同北宋的杨家将挂上了钩。而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明长城往往被人糊里糊涂地加到秦始皇头上；无数游客会站在八达岭上赞叹这“二千年的奇迹”。其实这些都是民间世人、文人雅士和胡编课本的冬烘先生们开的玩笑。 因为实际上秦长城在山海关以北二三百里，孟姜女在山海关不仅哭不倒长城，就连长城的影子都不会看到。北宋末年以前的军队最远只到达今天北京的南郊，像杨家将这样的正规军绝对不可能越过辽国的南京幽州城而活动在它的北面。山海关至嘉峪关间的长城筑于明朝，与秦始皇毫不相干。八达岭一段长城至多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也不会找到二千多年前的影子。 近年来，长城的价值又有了最现代化的标准，因为据说它是一位美国太空人在太空中唯一能用肉眼见到的地球上的建筑物。最近又有消息说这一报道有误，事实并非如此。其实，即使被太空人看到了，也不见得就抬高了长城的身价。因为今天的先辈上已不是什么贯通万里的建筑了，很多地方已成断垣残壁，甚至已经杳无踪影。残留的长城中相当一部分只剩下黄土堆积，与周围的荒野并无明显区别。而地球上比长城的形象明显很多的建筑物并不少，何至于它们却没有进入这位太空人的眼帘？要真有这样的事，就只能归结于一系列偶然因素：如这一段长城上空正好未被去雾遮盖，光线正好适宜，太空人正好在观察，他事先又知道地球上有长城。只要缺少其中一项，恐怕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了。 如果这位太空人看到的不是长城，而是其他国家的什么建筑，长城的价值是不是就会降低或被取消了呢？看来大可不必担心。长城就是长城，它的价值客观存在。 毫无疑问，长城是我国乃至人类建筑史上的一项奇迹。我们的先民在极其贫乏的物质条件下，以最原始、最简单的工具完成了如此浩大的工程，显示了他们的智慧、力量和决心。但是要把长城说成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象征，歌颂它在中国历史上超过如何大的作用，就违背了历史事实。 从战国时的秦国、赵国、燕国开始到明朝末年修筑的长城，历来就是中原农耕民族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手段。且不说长城沿线埋下了多少尸骨，耗费了多少财产，就是以军事上的作用而言，长城又何尝达到了中原统治者当初的目的呢？实际上一旦中原王朝失去军事实力，长城就形同虚设。秦始皇死后匈奴就越过长城占了河套地区，明朝末年清兵出入长城如入无人之境，真正沿着长城作武力对峙的例子并不多见。 长城固然多少遏制了北方游牧民族对南方的入侵和破坏，但同时也限制了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固定了农牧业的界线。所以历史上修筑长城次数最多、工程量最大、质量最高的明朝，正是对西北和北方最保守、最无作为的王朝。随着长城的最终完成，明朝的势力再也没有越出嘉峪关一步。相反，能够把农业和牧业民族同时统一起来的政权就不需要、也绝不会修筑长城。到了清朝，长城内外归于一统，残留的长城开始还作为地区间的关卡，以后就被完全废弃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 秦朝人、汉朝人、明朝人的爱国主义自然只能以长城为界，因为长城外面就不是全心全意的国了，而是另一个政权或民族的疆域了。但唐朝人、清朝人的爱国主义就绝不会受到长城的限制，因为长城外边同样是他们的国。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中国，在长城内外的各族人民早已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岂能再用历史上部分中原王朝狭隘的民族立场来认识长城？岂能用它来象征中华民族？ 究竟是筑起长城、守住长城对中国历史贡献大，还是将长城南北统一起来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大，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从汉朝以来把长城作为“天之所以限胡汉”（老天爷用来分隔胡人和汉人）的界线，把“天下”限于长城之内；流风余韵，是否还存在于某些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深处？这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炎黄子孙 据说炎帝和黄帝是我们共同的二位祖先，当然也是台湾、港澳以及世界上一切华人的共同祖先。近年来，“炎黄子孙”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由文人学者扩大到社会各界并进入了政府要人的谈话和官方文件，大有取代“中华民族”或“中国人民”二词的势头。这不能不引起稍有历史常识的人的不安。 到目前为止，夏文化遗址虽然已见到发掘的报道，但还有待专家的鉴定和认可。比夏代更早的黄帝炎帝时代更找不到任何物证。根据现有的历史知识分析，黄帝、炎帝只是当时众多部落首领中的两位，尽管他们是最强大的首领之一，但活动范围和影响力还是有限的。一般说来，不可能超过以后的夏和商。即使从文字记载看，我们也只能把他们看作传说人物。司马迁写《史记》时已经无法找到可靠的史料，只是采用了《春秋》、《国语》的成说。如果没有新的史料或物证发现，我们大概不可能比司马迁更高明吧！ 根据《史记》的记载，我们这两位老祖宗原来是一对冤家。炎帝本是天子，但实力衰退，统治不了诸侯；而黄帝却文武并用，软硬兼施，争取到了诸侯的拥护。于是黄帝集中兵力，并动用了豺狼虎豹，与炎帝打了三仗，将他击败。炎帝倒也很识时务，甘拜下风，作了黄帝的属臣，两个部落也联合了。以黄帝为首的炎黄联合部落统治了黄河流域，繁衍了无数炎黄子孙。 但是从《史记》的记载看，当时也还有众多的诸侯，他们显然只是黄帝和炎帝的属臣，而不是家族。莫非这些诸侯都绝了后？或者他们都迁出了中国？否则中国今天总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他们的后代，而不是出自炎黄一系。 退一步说，即使早期的华夏族的成员都是炎黄的后代，史书上也还记录了大量非华夏部族。这些部族有的被华夏族打败了，被强制吸收了，但并没有被在肉体上消灭，同样会生儿育女。考古发掘成果已经证明，全国数千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可以分成多种类型。近年来在长江流域、燕山山脉、东北地区、四川盆地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明了中国早期文化的多元性。直到春秋时期，中原还有不少非华夏的部族，更不用说在中原以外地区。这些部族只有少数迁出了今天的中国，而大多数都逐渐融合在华夏族之中了。可以说，到秦始皇统一时，华夏族已经是民族大融合的产物了，其中纯粹的炎黄子孙恐怕已经是少数了。 华夏族及以后的汉族在同化其他民族的过程中虽然也少不了武力的强制，但却有一种积极的传统，那就是并不过于重视血统关系。任何异族只要与汉族认同，接受汉族文化，就可以成为汉族的一员，而并不考虑他们的血统及是否曾与汉族婚配，对于异族的杰出人物，一旦能为汉族政权效劳，统治者同样会委以重任，与任用汉族臣僚并无二致。所以虽然历史上汉族同其他民族的冲突和战争也相当频繁，但在汉族内部却从来没有发生过清查血统一类的运动。 流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大多受到歧视和迫害，但来到中国的犹太人却长期过着和平生活，得到汉人的平等对待，以至他们逐渐失去了保持本民族特征的心态，终于在汉族中消失了。这就是个很有力的例证。 从秦汉以来，由北方进入黄河流域的非华夏民族至少有匈奴、乌桓、鲜卑、羌、氐、羯、突厥、高丽、回纥、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维吾尔、回、满等，其中有的来自遥远的中亚和西亚。这些民族中，一部分又迁回了原地或迁到中国以外去了，但相当大一部分加入了汉族，有的整个民族都已经消失在汉人之中了。在南方，随着汉人的南迁，原来人数众多、种族繁杂的夷、蛮、越、巴、棘、僚、俚等等，有的已经完全消失，有的后裔的居住区已大大缩小，原来他们的聚居区大多已成为汉人聚居区。南方的汉人事实上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他们的子孙。所以，在今天的十亿汉人中，地道的炎黄子孙反而是“少数民族”。即使是汉人，如果只认炎帝、黄帝这两位老祖宗的话，也有点对不起自己的亲祖宗了。 何况今天的中国拥有五十六个民族，非汉族的五十五个民族中，像俄罗斯、塔吉克、乌兹别克等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同炎黄二帝拉上血统关系，难道他们也得称为“炎黄子孙”吗？在台湾和东南一些海岛的先民中有马来人的成分，岂能滥用炎黄子孙的概念？ 世界上大概不存在绝对纯血统的民族；如果有，也必定会退化以至消亡。华夏族由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并非只是依靠了祖先的伟大或血统的优良，而是由于不断大量吸收了其他民族，凝聚了各民族的精华。同样，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来自组成她的各个民族，来自各民族自身的创造力和共同的凝聚力。 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的刊物和独立各省一度使用黄帝纪年。这一方面是反对帝制的表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狭隘的民族情绪。就像革命党人一度提过的“驱逐鞑虏”、“种族革命”一类口号很快为“五族共和”的政纲所代替一样，黄产纪年很快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但几千年形成的民族心理的变化，却不像改变纪年那样容易。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感情的形成和巩固也还需要时间。但如果我们从传统的天下观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不把汉族的观念和情感当作中国各民族的共性，在观察历史时不囿于传统的中原王朝的范围，那末对“炎黄子孙”一类说法就能有科学的理性的认识。第二章 分与合 引言： 《三国演义》开宗明义地写道“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统一与分裂交替出现，然而仔细统计一下它们各自所占的时间，其结果令人瞠目。 一 历史上的中国 既然要说分与合，即统一和分裂，不得有一定的范围，要不就毫无意义。我们既然要说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就先得讲清楚历史上的中国有多大的范围。但这一点并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因为“中国”一词的含义从古至今已经有过很大的变化，它所指的范围自然也完全不同。 国与“中国” 根据于省吾先生在《释中国》一文的论证，“中国”一词至迟出现在西周初年，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证据，是１９６３年在陕西鸡贾村出土的一口“何尊”（尊为古代的洒器，用青铜制成）上的铭文。铭文写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迁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以后，就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报告上天：“我已经据有中国，自己统治了这些百姓。”）铭文的前面还提到“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可见是周成王时的纪录。 在《尚书》的《梓材》一篇中，也记载了周成王追述往事的话：“皇天既会中国民越厥疆于先王”。由于《尚书》中不少内容是出于后人的追记，又经过很多人的整理甚至篡改，往往被弄得真假参半。有了何尊铭文这件物证，《梓材》上的话就完全得到了证实。可见在周武王和他的儿子周成王时的确已经使用“中国”一词了。 关于周武王灭商的确切年代，学术界还没有一致的说法，但一般认为是在公元前十一世纪。这样看来，“中国”一词有三千年的历史了。当然，可能在周武王之前就已经有人用过，或者已经出现了，但即使有，也不会太久，因为在商人使用的甲骨文中还没有发现过“国”或“或”（与国字相通）二字。 “中国”的本意是什么呢？这还得从“国”字说起。“国”与“或”字相通，原意是指城、邑。当先民因农业的发展而定居下来以后，以部落首领的居住地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初期的居民点和城市，城里称为国，城外近处就叫做郊人。开始时，国的差别并不大，但以后有的国发展较快，有的则已经扩展到原来几个国的范围。于是大的单位就被称为“邦”，小的单位还称国。再行后，由于一位首领或一个宗族已经拥有不止一个城、邑，即不止一个“国”，因而就将其主要的、或首领居住的城邑称为“国”；这也就是以后将都城称为“国”的来历。 正因为一个“国”不过是一个部落或一个宗族的聚居地，所以一般范围很小，大的也不过相当于今天一个小县城，小的大概只等于一个“三家村”。由于绝大部分国人也得从事农耕，国中也包括大片农田，所以一个国的范围比单纯的居民点还是要大些。可以想像，这样的国的数量必定很多。相传大禹召集各国在涂山（今地说法不一，以在安徽蚌埠市西淮河南岸一说较早）聚会，据说参加并表示接受大禹领导的有“万国”之多。当然，“万”并不是实数，但数量一定也不少。到商朝第一位君主汤的时代，已经减少到３０００多个。周武王出兵攻打商纣王，到达盟津（一作孟津，今河南孟津县西南黄河上）时，原来归属于商的国（史称诸侯，实际是用了以后的名称）有八百个投向周王。到周武王灭商后，分封诸侯，据说还有１７７３个。 西周时，周王被称为天子，由他分封或得到他承认的国称为诸侯；但无论天子还是诸侯，他们居住的城邑都是“国”。既然同时存在那么多的国，在名称上就渐渐产生了区别。天子所住的“国”（京师）处于中心、中枢地位，理所当然地被称为“中国”。前面提到，周武王在灭商后，认为上天将“中国”交付给了他，就是因为已经占有了商的京师。《诗经．大雅》中的《民劳》篇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的诗句，很清楚地说明，所谓“中国”就是指京师。 “中国”的扩大和变化 最初的“中国”只指周王所在的丰（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南沣河以西）和镐（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北丰镐村一带）及其周围地区。灭商以后，依据周人的习惯，将原来商的京师（殷，今河南安阳市）一带也黍“中国”。到周成王时，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主持扩建了洛邑（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白马寺一带），称成周，将商的遗民迁来集中居住于此，又在附近筑王城（在今河南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迁来周人居住，作为周的陪都，用以控制东方。洛邑既居陪都的重要地位，又位于“天下之中”的交通枢纽，也被称为“中国”。这说明，“中国”的概念开始由唯一的政治中心扩大到了地理中心。 公元前７７１年（周幽王十一年），犬戎（关中西部戎人的一支）攻入镐京，杀了周幽王。犬戎虽然暂时退出了镐京，但随时威胁着周人。第二年，幽王之子平王适都洛邑。周人大多随平王东适，丰镐一带都给戎人占了，自然就丧失了“中国”的地位，而洛邑及其周围地区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当时秦人的首领襄公曾出兵救周，又护送平王东迁，被平王封为诸侯，平王还做了个现成的人情，将已被戎人占领的岐（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以西的地方封给了秦襄公，让他们自己从戎人手中夺取；还答应只要秦人能夺回丰、镐，也归秦国所有。以后秦国果然夺取了关中，但却并没有随之成为“中国”。 东适以后的周天子已经丧失了往年的权威，政讼所及不出王畿的范围，不久就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不得不依靠有实力的诸侯来扶持了。与此同时，几个周王近支宗族的诸侯和地理位置居于中心的诸侯国凭借有利条件迅速强大起来，它们吞并了周围的小国，成为拥有十几个至几十个城邑的大国。如郑国，始封的国君是周宣王的同父异母弟，当时只有一个郑邑（在今陕西华县）。三十多年后郑桓公东适至今河南新郑、荥阳之间。三年后（周平王二年，前７６９年）灭了郐国（在今新郑县西北），在新郑（今新郑县）建都。二年后，又灭了东虢（在今荥阳县东北）；很快就成为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这些大诸侯国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它们的国就也称“中国”了。在诸侯国的内部，国都就等于周天子的京师，俨然就是国中的“中国”。就这样，春秋时期的“中国”已经扩大到周天子的直属区和晋、郑、宋、鲁、卫等国，大致相当于当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东西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国”的范围不断扩大。如齐国虽是大国，地理位置却并不在中心。齐桓公时取得了霸主的地位，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多次出兵维护周天子的利益和诸侯国间的秩序。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自然应该进入“中国”的行列了。 春秋时的“中国”还具有民族意义。如秦国，不仅已经从戎人手中夺取了丰、镐和周人的发祥地周原，而且向西征服了戎人各部，其势力已足以与晋、郑等国抗衡。这样一个大国，又占有原来的“中国”，照理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中国”，但由于秦人出于东夷，又长期处于戎狄之间， 因此在春秋时代始终被“中国”的诸侯看作“夷狄”，挤不进“中国”诸侯会盟的圈子。又如楚国，在西周初就被封在荆蛮地区，与中原的交往不多，自己也以“蛮夷”自居。春秋时，楚国已非常强大，攻灭了周围不少小国，还多次出兵中原，威胁郑、蔡等国。但楚国非但没有因为实力强大而被承认为“中国”，还被认为与北方的狄一样危害“中国”的南夷，楚国灭邓、谷，伐郑、蔡的行动被看成是与狄人灭邢、卫相呼应。对这样的形势，《春秋公羊传》的作者惊呼：“夷狄也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夷和狄严重地危害中国，北边的狄人与南边的夷人相呼应，中国的命运就像一根线一样维持着。）齐桓公救助邢、卫、郑、蔡的行动被称为“救中国”的“王者之师”，受到高度赞扬。孔子提到辅佐齐桓公的管仲时，也极口称颂他的“仁”，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袒矣！”（要没有管仲，我就得披着头发，袒露左臂，作夷狄的服饰了。）可见“中国”的标准有极强的民族界限。 在民族标准中，文化比血缘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如吴国的国君出于太（泰）伯，而太伯是周武王的先人古公的长子，论血统是最高贵的。但太伯到了江南后“文身断发”，完全服从当地荆蛮的习俗，当了荆蛮的首领。燕国的始祖召公与周同属姬姓，在周成王时曾与周公享有同样地位，以陕（今河南陕县）为界划分两人治理的范围。但燕国四周也是戎狄的天下，其臣民中可能也有不少戎狄成分。所以在春秋时，吴国和燕国都被排除在“中国”之外。 到了战国，小国已被灭得差不多了。余下的七雄中，齐国本来就是“中国”；韩、赵、魏是从晋国分出来的，自然继续为“中国”；秦、楚、燕三国也被承认为“中国”了。随着这些诸侯国疆域的扩展，“中国”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例如秦国灭了巴、蜀，疆域向南扩大至四川盆地，秦国还向蜀地大量移民。巴蜀成了秦国的一部分，又有来自秦国的移民居住，就取得了与秦国一样的“中国”地位。到战国后期，“中国”的范围向南已到达长江中下游，往北已接近阴山、燕山，西面延伸到陇山、四川盆地的西缘。 秦汉时代，原来的诸侯国都已包括在统一国家的疆域之内，秦国的旧地不仅已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渭河流域的关中平原是首都所在，更是“中国”中的“中国”。而且从理论上说，秦汉疆域中的大部分都可以算“中国”，显然，随着统一国家的形成、疆域的扩大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的概念是在不断变化和扩大的。一般说来，一个中原王朝建立后，它的主要统治区就可以被称为“中国”，而它所统治的边远地区以及统治范围之外就是夷、狄、蛮，就不是“中国”。 “中国”之争 正因为“中国”的概念是变化的，范围是不固定的，所以经络是模糊、不确切的。即使在中原王朝内部，人们也可以把其中比较边远偏僻的地区看成为非“中国”。由于没有明确的标准，人们往往只是根据习惯，所以不仅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说法，就是在同一时代，说法也会不一样。有些地区已经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经济文化有了一定的提高，自以为可以跻身“中国”了，可是在老牌的“中国”看来，它们还没有称“中国”的资格。以后它们被承认为“中国”了，又有相对落后的地区被看作非“中国”。 在西汉时代，今天四川盆地的汉人聚居区对周围少数民族地区早已以“中国”自居了，因为从战国后期归入秦国至此已有百余年时间了，这些汉人又大多是关中移民或其后裔。可是在关中平原中下游地区的人们的眼中，四川或许还没有称“中国”的资格。今天的江西，那时已经正式设置了郡县，是汉朝疆域的一部分，却还没有被一般人当成“中国”。到了唐宋时代，江西、湖南的大部分早已被人们接受为“中国”了，但偏僻的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却未必能享受这一殊荣。到了明朝，江西、湖南称“中国”就不成问题了，但云南、贵州一带还被当作非“中国”。 “中国”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并且始终有强烈的民族含义，一般即指汉族文化区，所以不仅与地理概念不一定一致，而且与领土的归属有时也有矛盾。一方面，即使是边远地区，只要聚居了大批汉人，或者汉族传统文化相当发达，就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非汉族接受了汉族文化，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不仅这些人口会得到汉人的认同，他们聚居的地方也可能被承认为“中国”的组成部分。 河西走廊从公元前２世纪末归入汉朝以后，人口的主要来源是中原的贫民、戍卒和罪犯，以后又迁入了大批西北的少数民族，汉文化的水准很低，所以长期被排除在“中国”之外。但从西晋末年开始，中原文化层次高的移民不断迁入，在十六国时期的特殊条件下，河西走廊地区的汉文化迅速发展，到了北魏初期俨然成为正统的儒家文化基地、人才的渊薮，人们刮目相看，自然不再认为那里是非“中国”了。 今天的福建，从公元３世纪末就是秦朝的疆域，设有闽中郡。但汉武帝征服东瓯和闽越以后，将当地越人内迁，以后虽然恢复了若干县治，但汉人迟迟没有迁入。所以直到东汉末年，这里明明是汉朝会稽郡的属地，而从今浙江坐船由海路到达今越南北方的大学者许靖却说他一路过来“不见汉地”。福建连汉地都不被承认，当然更不是“中国”了。 相反，从东汉后期开始，黄河流域的北部不少地方逐渐成为匈奴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到了北朝时，这些地方人口的民族成分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但由于他们已经变牧为农，接受了汉族文化，就从来没有人对那里是“中国”的一部分提出异议。 可以说，广义的“中国”就等于中原王朝，凡是中原王朝的疆域范围都是“中国”。狭义的“中国”则只能是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汉族聚居区或汉文化区。两种标准同时并存，不仅引起了地区之间的“中国”之争，也引发了政权之间的“中国”之争。 在处于分裂的情况下，“中国”就成为王朝法统的同义词，在成为分裂的双方或各方争夺的主要目标。西晋灭亡以后，东晋和南朝政权虽然被迫离开了传统的中心地区，但都以西晋继承者自居，自认为只有它们才是真正的“中国”，而北方政权只是外来的“索虏”（扎着头发的下贱人），岂有称“中国”的资格？但北方政权却认为自己灭了西晋，夺取了这块传统的“中国”地区，当了“中国”的主人，当然就成了“中国”；而东晋和南朝政权只不过是偏于一隅的“岛夷”（海岛上的野蛮人），早已丧失了称“中国”的权利。 这场双方都感到理直气壮的“中国”之争，到隋朝统一才得到解决。隋朝继承了北朝的法统，当然承认北朝是“中国”；但它又不能否认南朝的“中国”地位，更何况南朝也已归入了自己的版图。所以隋朝给了双方以平等的地位，南北方都被承认为“中国”。继承北朝传统的唐朝也肯定了这一观点，唐初修前朝历史，南方、北方分别编纂。尽管由于作者个人的立场和感情，修成的史书实际并不会完全公正，但至少在政治上的地位是相同的，都被列为正史。 类似的争论也出现在北宋、辽之间和南宁、金之间，兼有双方疆域的元朝也采取了五隋朝相同的办法，承认双方都是“中国”，同时修了《辽史》、《宋史》和《金史》。 中国和中央帝国 在明朝以前，外国人如何称呼当时的中原王朝，我们还不大清楚，因为像《马可波罗游记》这样专门记载中国情况的著作毕竟不多，而东方的历史文献大多用汉文，与中国的没有什么区别，西方和阿拉伯的又很不一致。但从明朝后期开始，来中国的西方人一般都用中国或中华、中华帝国、中央帝国来称中国，而不是用明朝、清朝或大明、大清。鸦片战争以后，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开始被作为国家或清朝的代名词。 但是人们概念还是相当模糊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就是著名的官员和学者也在所难免。像魏源（１７９４－１８５７）这样一位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也是如此。在他的著作中，“中国”一词有时是指整个清朝，和今天的用法已经完全一样；但有时却只指传统的“中国”范围，即内地十八省，而不包括蒙古、西藏、青海、新疆、东北和台湾在内。 １７世纪以来的西方著作中也往往将清朝建省的地区称为中国或中国本部、中国本土，而称其他地区为鞑靼、蒙古、西藏或新疆（中国突厥）等等。我们以前往往将这类称呼看得非常严重，认为这是西方人别有用心，意在侵略。其实应该在时间和对象上加以区别，可以认为大多数西方人并无恶意，而只是概念上的不同。这种混淆连魏源这样一位爱国的杰出学者都未能避免，外国人这样用也就不心大惊小怪了。 有的学者注意到，早在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９８）中俄订立《尼布楚条约》时，清朝提供的满文本和拉丁文本中已经使用了“中国”一词。以后在列强同清朝订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清朝也使用了“中国”作为国家的名称。不过我们应该肯定，即使到了晚清，尽管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已经相当明确了，清朝的正式名称还是清、大清或大清国。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清朝在对外交往和正式条约中之所以愿意使用“中国”一词，实际上还包含着一种传统的心态，即着眼于“中国”二字的字面含义－－中心、中央、天下之中的国家。同样一个名词，西方人的理解只是一个国家，即Ｃｈｉｎａ，并无特别尊崇的意思。就像我们称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为美国，并无称赞它美丽的意思；称Ｆｒａｎｃｅ为法国，自然也毫无该国崇尚法律的含义。但在清朝却理解为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ｍｐｉｒｅ（中央帝国），当成一个尊称而乐意接受。 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才成为国家的正式简称，成了国家的代名词。中国也有了明确的地理范围－－中华民国所属的全部领土。 历史上的中国 说到这里，道理就很清楚了。我们今天讲历史，讲历史上中国的统一和分裂，应该有我们的特定含义，而不是运用当时人那些模糊不清、前后不一致的概念。我们所说的中国，绝不应该等同于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这些中原王朝，也不应该等同于汉族聚居区或中原地区，而必须包括我们所明确规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一切政权和民族。 那么能不能就用今天中国的领土为范围呢？这自然是最简单的，但显然不妥当。因为由于一百多年来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中国已有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攫取了。今天的中国领土已经不能包括十八世纪中叶清朝的最大疆域，甚至不能包括中华民国立国之初的领土，无法反映当时的实际。所以我们讲历史上的中国，应该以中国历史演变成一个统一的，也是最后的封建帝国－－清朝所达到的稳定的最大疆域为范围。具体地说，就是今天的中国领土加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以东，蒙古高原和外兴安岭以南的地区。本文所谓昔日的天下，就指这一辽阔的地区。在这一范围内的地区，大多在历代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有的曾经归属中原王朝的管辖，有的曾由当地民族或非汉族建立过政权，而这些民族已经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应该强调，我们选择这样一个范围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广大，而是由于它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中国疆域发展变化的结果，便于从整体上说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并能前后采用同一个标准。事实上，这一范围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大疆域所至，例如唐朝的西界一度到过咸海之滨，元朝的北界远达北冰洋，朝鲜的北部曾经是汉朝的郡县，而越南曾是明朝初年的一个布政使司（行省）。 二 分合大势之一 中国的传说社会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的时代，有关的记载虽然都是后人记录的，但从目前已有的考古发现看，在黄河流域普遍分布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以及在其他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大致可以证实这些传说所反映的历史事实。不过，这些发现也同样证实了当时还不存在能够统治大半个中国的政权，一般还处在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阶段。传说中的夏朝，也就是从大禹的儿子启开始至最一位君主这一段历史，还有待考古发现的证实。不过从商、周二代的情况看，我们也可以肯定，当时的夏政权（如果的确存在的话）所能管辖的范围是相当有限的。 从万国到七国 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证明史书上记载的有关商人的活动和商朝的历史基本是可信的。在商人取代夏朝前有过八次迁移，商朝建立以后，都城还是经常迁移；但都不出今河南、山东、河北三省的范围，而且没有到达这三省的全境。当然它的统治区还可能大些，但不会超出黄河中下游的范围。只是到了末年，商朝的势力才扩展到淮河流域。 周人起源于关中，到公刘氏迁到豳（今陕西橡邑县西）。传至古公颤父（约公元前１２世纪）时，迁至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境）。大约在公元前１１世纪，文王（姬昌）建了丰邑（今陕西长安西南南沣河以西）为都城，又向东迁移了一次。武王（姬发）建的镐京与丰相距不远。 武王灭商以后和其后的成王时代（约公元前１１世纪）分封了一大批诸侯国，其范围大致北起燕山，南至长江中下游，西起关中盆地的西缘，东对山东半岛中北部。以后，各个诸侯国分别征服了周围的一些其他部族或小国，范围扩大了，西周名义上的统治区也随之有所扩大。 可见，要说商、周时已经统一了中国，那是绝对不能成立的；更不用说在此以前的夏朝了。 那么能不能说商、周时已经统一了黄河流域或中原呢？也不行。因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诸侯林立，还谈不上是统一的国家。即使是由周朝分封的诸侯，它们与周天子的关系也不是后代的行政管辖及归属的性质，而是“分土而治”的。就拿西周来说，从建国开始，它所控制到的土地就被分封给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了，天子直接统治区－－王畿的面积很有限。而在各个诸侯国中，情况同样如此，诸侯又把国都以外的土地分组合给本国的卿大夫，自己只直接统治国都。卿大夫也可以把自己的封地再分封给子弟和家臣。自上到下的层层“分土而治”的结果，是从天子到每一个最小的受封人都没有多少直接统治的地方。 在商、周的统治区，或者说它们的分封区之外，还有不少其他部族，有的已经形成了原始的国家，有的还处于部落联盟的阶段。如商朝时，在四川盆地有蜀和巴，长江中下游有楚、濮、南巢氏、越，淮河流域有淮夷，山东半岛东部有莱夷，湟水流域有羌，陕、甘、川相交地区有氐，北方有鬼方，渭北高原有戎，东北有肃慎等等。西周时，除了江淮、江汉一带属于商、周系的诸侯有较大的扩展以外，其他周边地区的变化不是很大。 总之，在当时并无统一可言。在林立的诸侯国和部族之间，也还不存在较大范围的真正统一的国家。 经过春秋时期（前７７０－前４７５年）的激烈兼并，到战国开始时就只剩下十多个主要的诸侯国了。除了秦、楚、齐、燕、韩、赵、魏这七国外，还有越、鲁、宋、郑、陈、中山等国。到战国后期，形成了七国争雄的局面。 在各国统治区扩大的过程中，行政区域开始出现，并逐步形成制度。新设置的郡、县都是国君的直接统治区，与以前的大小封国或封邑完全不同。随着郡、县的普遍建立，“分土而治”过渡到了“分民而治”，一个国真正成为一个统一体。就这样，统一首先在七国内部完成了。 六国灭，四海一 秦王嬴政十七年（前２３０年），秦将内史腾灭了韩国。十九年，秦将王翦攻入邯郸（今河北邯郸市），俘获了赵王迁，赵国亡。赵国的公子嘉逃往代（今河北蔚县东北），称代王。二十二年，秦将王贲破大梁（今河南开封市），魏王投降，魏国亡。二十四年，秦将王翦、蒙武攻破寿春（今安徽寿县），俘楚王负刍，楚国亡。二十五年，王贲攻占辽东，俘燕王喜，燕国亡。接着又攻下代，俘代王嘉。第二年（前２２１年），王贲自燕南下，攻下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旧临淄），齐王建投降。仅仅十年时间，称雄二百多年的六个诸侯国就从中国地图上消失了。 就在王翦等平定楚国的江南和越国旧地以后，秦军就越过崎岖的山岭和茂密的森林，进入了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征服了当地的越人政权，设置了闽中郡。秦始皇二十九年（前２１８年）前后，尉屠睢率领五十万秦军翻越南岭，开始了对南越人的征服。三十二年，秦始皇派史禄开通了连接湘江和漓江的运河－－灵渠，开辟了通向岭南的水路。秦军再次南下，夺取了今广东、广西和越南东北一带，设置了南海、桂林和象郡三郡。 三十二年（前２１５年），秦始皇派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赶走了在河套一带的匈奴人，收复了战国时赵国的旧地。第二年，在阴山以南，黄河以东设立了九原郡，管辖新设的三十四个县（一说四十四个）。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又将原来秦国、赵国和燕国的长城连接起来，加以修缮补建，筑成了一条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沿黄河、阴山，东至辽东（今朝鲜平壤西北海滨）的万里长城。 在西南，秦朝以成都平原为基地，向西、北两方面扩张到了今大渡河以北和岷江的上游，占据了邛（今四川荥经县东一带）、作（今峨边县一带）、冉（今松潘县一带）和毵（今茂汶县北一带）等部族地区。向南又开通了一条“五尺道”，从今天的四川宜宾延伸到云南的曲靖，并在沿线控制了不少据点，设置了一些行政机构。 这样秦朝拥有了北起河套、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流域，南至今越南东北和广东大陆，西至陇山、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东至于海的辽阔疆域。能在如此大的范围内建立起一个统一国家，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但是也应该看到，并不是在秦朝的全部疆域中都已经达到了如此程度的统一。在南方新占领区，秦朝还没有取得完全的控制。在今天的浙江南部、福建、云南、贵州、四川南部、广西西北等地往往只控制了交通线和沿线的据点，当地的部族的“君长”依然保持着他们的权力。 这个帝国也没有像秦始皇设想的那样维持“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就在他死后的第二年（前２０９年），陈胜吴广就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揭竿而起。各地农民纷纷响应，六国贵族也趁机起兵，当年关东（函谷关以东，指今河南灵宝、太行山一线以东）的大部分已不在秦朝的统治之下。到公元前２０６年，刘邦、项羽的军队先后进入咸阳，秦朝就灭亡了。 如果从秦灭六国算起，到陈胜、吴广起义爆发，秦朝的统一维持了十二年。如果从秦始皇完成疆域的开拓算起，统一只保持了六年。 由楚河汉界建起的西汉帝国 秦亡以后，项羽凭借他的军事实力夺取了反秦盟主的地位，自立为西楚霸王，又分封了十八个诸侯国。被封为汉王的刘邦只占有巴蜀，即今秦岭以南的陕西南部和四川大部。经过三年多的苦战，刘邦在公元前２０２年发动垓下之战，消灭了项羽，但他却远远没有恢复统一。 北方的匈奴在冒顿单于的统率下，向西占据了以西地区，进而赶走了原在河西走廊的月氏，威胁着乌孙，使西域（今新疆和中亚地区）大多数国家不得不服从它的统治。往东并吞了东胡各族，控制了今大兴安岭两侧。向南夺回了“河南地”（河套地区，今黄河支流乌加河以南），而且一度推进到今陕西、山西的北部。公元前２００年（汉高祖七年），刘邦亲率３０万大军出击，结果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以东的白登被冒顿围困了七天七夜，派人向冒顿的妻子送了厚礼后才突出重围。汉朝缺乏对付匈奴的实力，只得采取“和亲”政策，即把皇族女子冒充公证嫁给单于，但匈奴的侵扰并没有停止。 东南原闽中郡境内的越人君长在秦末恢复自立，并起兵助汉。汉高祖六年，闽越首领无诸被立为闽越王，以今福建闽江下游为中心建立了闽越国。汉惠帝三年（前１９２年），封勾践后人摇为东海王，因国都在东瓯（今浙江温州），所以又称东瓯王。这两个政权表面上服从汉朝，实际上并不受约束。 岭南原来担任秦朝龙川县（治今广东龙川县东）令的中原人赵佗，在秦末代理南海郡的尉（负责郡内军事和刑事的长官）。秦亡后，赵佗起兵吞并了南海、桂林、象郡，在公元前２０６年自立为南越王。大约在公元前一八一年前后，南越灭安阳国，疆域扩大到今越南北部和中部，直到北纬１３度今巴江下游一带。汉高祖十一年（前１９６年）派陆贾出使南越，封赵佗为南越王。赵佗虽然接受了封号不再自称皇帝，但依然保持着独立的地位。 在汉朝内部也处于实际上的分裂之中。为了借助各路诸侯和将领的力量对付项羽，刘邦不得不承认或封予他们诸侯的地位，所以在他称帝后也建立了７个以功臣降将为王的异姓诸侯国。出身“细微”的刘邦为了巩固他的家天下，在逐步废除６个异姓诸侯国的同时，又封了自己的子弟家属为王，设置了９个同姓诸侯国。因此，朝廷直属区只有１５个郡，相当于今陕西、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和中西部、湖北、四川大部、黄河以东南的宁夏和甘肃，而以东的大多数郡就是十个诸侯国的统治区。这些王国自己任命郡守以下的官员，征收赋税，用种种方法与朝廷抗礼。 到景帝前三年（前１５４年），同姓诸侯国的分裂终于爆发为以吴王濞、楚王戊为首的七国之乱，但也为消除这一分裂因素提供了机会。在叛乱平息后，朝廷采取了一系列削弱诸侯国的措施，国内的分裂威胁基本消除了。 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到武帝初年时，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官方的积蓄也相当充足。在这样丰富的物质条件下登上帝位的汉武帝，自然要施展他的雄才大略，汉朝的疆域也就扩展到了空前的范围。 建元三年（前１３８年），东瓯受到闽越围攻，向朝廷求援，武帝立即派出军队迫使闽越解围，并就此将东瓯人全部迁至江淮之间，取消了东瓯国。 从元光六年（前１２９年）开始，汉军向匈奴连续发动进攻。元朔二年（前１２７年），卫青率汉军从云中（今内蒙古默特川一带）和陇西（今甘肃东部）两路出击，驱逐了匈奴的楼烦、白羊王，收复了“河南地”，使边界恢复到了阴山山脉一线。 元狩二年（前１２１年）春，汉军主力在霍去病的指挥下从西路出击，攻入河西走廊。在汉军的接连打击下，匈奴的浑邪王杀了休屠王，率四万人投降。汉朝的疆域扩大到了整个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 元光五年（前１３０年），武帝曾征发巴、蜀二郡的士兵从棘道（今四川宜宾市安边场）向羊可江（今北盘江和红水河）筑路，并在“西夷”地区（今四川西昌、盐源一带）新置了行政区。因要集中全力对付匈奴，暂时停止了在西南的开拓。元狩元年（前１２２年），武帝恢复了对“西南夷”的推进。经过几年经营，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的部族都已纳入汉朝的统治，在这些地区新设置了五个郡。元封二年（前１０９年），又在滇和昆明这两个部族地区设立益州郡，汉朝的西南界推进到了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 从战国后期开始，燕国和秦朝先后控制过朝鲜半岛的北部。西汉初，燕国人卫满率数千人进入朝鲜半岛北部，以燕、齐（今山东半岛）移民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这个朝鲜国的范围大致包括今辽宁东部、吉林西部和朝鲜半岛的西北部。元封二年，武帝用兵朝鲜，次年朝鲜投降。汉朝设置了四个郡，辖境南至今朝鲜半岛中部江华岛一线。 对岭南的统一已是大势所趋。元鼎五年（前１１２年）秋，汉军分四路越过南岭，次年冬攻下南越的都城番禺（今广州），灭南越。南越的旧地被分为九个郡，其中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珠崖和儋耳二郡在今海南岛上。灭南越的汉军又在第二（元封元年）灭了闽越。 但汉朝与匈奴对西域的争夺却进行了很长的时间。武帝曾出动十来万军队、十来万民工和十几万头牲口征服了大宛（在原苏联费尔干纳盆地）。由于交通线太长，补给困难，汉朝虽然控制了天山南路，却还不能稳定地占有天山北路，那里的国家还受到匈奴的威胁，不敢完全服从汉朝。又经过了多次战争，到宣帝神爵二年（前６０年），汉朝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完全控制了天山北路，并设置了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府的辖境包括自玉门关、阳关（均在今甘肃敦煌市西）以西的天山南北，直到今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高原以内的范围，所辖的国有五十余个。 武帝后，汉朝的疆域有所调整收缩，其中最重大的事件是海南岛上行政区域的撤销。由于岛上的土著居民不断反抗，汉元帝接受贾捐之的建议，在初元三年（前４６年）将行政机构全部内迁。 此后西汉的疆域保持稳定，直到公元九年王莽代汉。这一疆域比秦朝扩大了很多，东北由朝鲜湾沿岸一角扩大到今江华一线以北部分，南方延伸到了北纬十三度，西北增加了河西走廊和西域都护府的辖境。 王莽代汉后，全面挑起了边疆地区的战争，不仅引起匈奴的对抗和入侵，东北高句丽人的逃亡，而且导致与西域交通的断绝和西域都护府的废弃。天凤四年（１７年），王匡、王凤为首的绿林起义和各地的起义先后爆发，到地皇四年（２３年）王莽政权覆灭，形成分裂割据局面。 如果从汉朝恢复了秦朝疆域的元封三年（前１０８年）算起，统一维持了一百三十年。 但即使在西汉疆域的极盛时期也还没有包括整个中国，在西汉以外存在着匈奴及其他政权。 匈奴的冒顿单于于公元前２０９年（秦二世元年）即位后，就开始了武力扩张，成为一个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强大的游牧国家，也是汉朝以外疆域最辽阔的一个政权。经过与汉朝的连年战争，实力遭到很大的损失，扩展的疆域先后丧失，又遇到了自然灾害，从此一蹶不振。公元前６０年（汉宣帝神爵二年），匈奴内部分裂，五个首领争当单于于不久形成南、北单于对峙的局面。南单于呼韩邪被北单于击败，于公元前５１年（甘露三年）向汉朝投降。公元前４９年（恐龙元年）北单于率部西迁，以后在中亚的康居国东部（原苏联塔拉斯河一带）被杀。 南单于降汉后，汉朝让他留驻在边塞附近，给予粮食和物资的资助。几年后，南单于部众增加，实力恢复，汉朝与他缔结了互不侵犯的盟约后，同意他返回蒙古高原复国。汉匈之间以长城为界，边境的和平延续了六十年。 在匈奴以东，今大兴安岭东西是鲜卑人，西辽河和沙拉木伦河流域是乌桓人的聚居区。他们都是东胡族的一支，在匈奴打击下由西部迁来。黑龙江流域、松花江流域直到日本海沿岸，居住着夫余、肃慎、沃沮等部族，这些部族虽然还很落后，但都已具有初期的政治实体，有了大致稳定的活动范围。 西南今澜沧江流域和缅甸东北部是哀牢人的部族政权。青藏高原上有吐蕃的先民唐旄和发羌的部族。 盛世难再 公元二五年，刘秀称帝，成为东汉的开国君主。但在当时，他不过是众多军事力量中的一支，其中同样称帝的就有好几个。如赤眉军在长安立刘盆子为帝，公孙述占汉中和巴、蜀称帝，刘永在睢阳（今河南商丘县东南）称帝，张步占有齐地十二郡（今山东），隗嚣占有天水、陇西等郡（今甘肃陇中、陇南），窦融据有河西走廊，卢芳在三水（今甘肃陇东北部及宁夏中部）被匈奴立为汉帝，彭宠攻下蓟城（今北京）称燕王。直到建武十二年（３６年），汉军最后消灭了公孙述政权，国内才大体平定。但卢芳在匈奴扶植下一度占有北方几个郡，匈奴人不断南下杀掠，汉朝只得放弃了河套至今山西和河北北部的疆域，将当地的八个郡内迁。建武二十五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降汉。第二年，汉朝的八郡才迁回原地，汉朝与匈奴的边界恢复到西汉后期的势态。而南匈奴受到北匈奴的打击，无法再在蒙古高原立足，要求迁入汉朝北部边区，接受保护，汉朝同意南单于驻在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 永平十六年（７３年），汉将窦固分四路出击北匈奴，推进到今新疆东部，打通了与西域的交通线。第二年，汉军又征服了车师（在今吐鲁番和吉木萨南一带），重新设置了西域都护府。但由于汉军对北匈奴还没有稳定的优势，西域都护府曾两度置废。延光二年（１２３年），汉朝又置西域长史府，但以后就忙于对付羌人的反叛和内部的危机，无暇顾及西域，长史府常常不能行使正常的职权。 东北的高句丽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后期建国，开始在鸭绿江流域，以后逐渐扩张到盐难水（今浑江）上游，占据了西汉玄菟郡的旧地。约公元三年，高句丽建都于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市东），以后不断向朝鲜半岛发展。 在建武二十二年（４６年），乌桓人乘匈奴内乱，击败匈奴人，迫使匈奴北迁。汉朝将乌桓安置在北方缘边，分布在今内蒙古河套和山西、河北二省的北部。 鲜卑人开始也接受汉朝的招抚，并一起攻击北匈奴。以后一部分鲜卑人西迁，填补了南北匈奴间的空白。章和元年（８７年），鲜卑对北匈奴发动进攻，北单于西逃，从此鲜卑控制了匈奴在漠北的旧地。到２世纪中叶，鲜卑结成了部落联盟，占有今阿尔泰山、阴山以北，大兴安岭以西，北至贝加尔湖的辽阔地域，并在从辽东到阴山一线逐渐蚕食汉朝的边疆。 二世纪后期，由于西北羌人的不断反抗，汉朝对西北地区的控制越来越弱，不少政区不得不撤销或者迁往内地。北方的鲜卑逐渐南侵，移居入塞的匈奴也在扩大活动范围。到了汉灵帝光和七年（１８４年）黄巾军起，汉朝再也顾不了边疆，大致后退到今桑干河、吕梁山、黄河和六盘山一线。这以北被称为“羌胡”所有，实际上是由匈奴、鲜卑羌等多种民族聚居或杂居。 从建武二十六年（５０年）基本恢复西汉主要疆域（不包括西域都护府），到光和七年黄巾军起，东汉国内的统一时间是１３４年。 黄巾的主力虽然在当年就被镇压了，但其余部及各地乘机而起的各种势力却纷纷割据称雄，而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中平六年（１８９年）汉灵帝死后，董卓利用外戚与宦官的冲突，率部进入洛阳，掌握了朝廷大权。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逼献帝迁都长安。各地的长官或将领纷割据或拥兵自保，如刘表据有荆州，公孙度割据辽东，刘虞保有幽州，袁绍夺得冀州，袁术盘踞南阳，刘焉控制益州，陶谦拥有徐州，曹操则通过收编黄巾们部迅速崛起。建安元年（１９６年），曹操出兵迎献帝至许（今河南许昌县东），朝廷的大权从此落入曹操手中。曹操利用这一政治优势和自己的军事实力，先后攻灭了袁术、吕布、袁绍、刘表、张鲁等割据势力，控制了整个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