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33.隔岸观火，渔翁得利（1）1927年，蒋介石在日本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交易之后，于同年11月10日，踌躇满志地从日本返回上海。这时宁、粤斗争刚刚开始，汪精卫、张继与李宗仁、黄绍竑为争夺两广，正在明枪暗箭地进行着争斗。他回上海，表面上装出不介入各派斗争的超然姿态，暗中却施展各种诡计，在派别斗争中火上加油，从中取利。此时，特别委员会是蒋介石复职的根本障碍。因为特委会里的西山会议派大都是比蒋介石资历深的国民党元老，特委会等于临时中央，加之桂系的军事力量，成为当时最占优势的派别。特委会是蒋介石下野后，宁、汉、沪三方矛盾激化的产物，是桂系与西山会议派以及汉方的谭延闿、孙科、程潜（这三人因与汪、唐有矛盾，已秘密转向宁方）等人事先策划的一个圈套，用的是偷梁换柱法。特委会成为临时中央，汪记中央的"正统"地位被打破。三十二个特委委员中，汪派占少数，大权已转移到桂系和西山派手里。这样，汪精卫的"合法"领袖地位也被剥夺，被迫于9月13日通电下野，自责"防范共产党过于迟缓，请求处分"。但是，汪精卫不甘心失败。9月21日，他返回武汉，与唐生智计议，正式成立了武汉政府政治分会，推举唐生智、顾孟余、陈公博为常任委员，管辖两湖与江西三省。这实际是支持唐生智拥兵割据。南京特委会以统一为名，责令武汉取消政治分会。汪、唐置之不理。唐生智还派遣刘兴的三十六军东进至当涂，并与李宗仁和第七军在芜湖发生了前哨战。这样，宁、汉不但没有合流，反而关系变得更为紧张了。不久，以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组成的南京政府，由于把程潜的第六军和朱培德的第三军拉到了自己一边，很快就打败了武汉唐生智的军队，唐军全部撤回湖南。在蒋介石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唐生智以休息为名下野，11月11日，乘日本兵舰东渡日本。11月15日，南京政府占领了武汉。汪精卫不甘心在武汉的失败，他伙同陈公博等汉方委员，极力拉拢住了张发奎、黄琪翔的第四军。然后，他跑到广州，于11月1日召开了由汪精卫、李济深、陈树人主持的广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成立大会，同时宣布"国民政府在广州再行设置"。宁、汉对立刚刚武力解决，宁、粤对立的局面又出现了。蒋介石从日本到沪后当天，就电请汪精卫由粤赴沪，讨论党政统一问题。11月11日，汪精卫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说，表示愿与蒋介石合作。南京政府方面怕蒋、汪联合对付他们，又听到蒋介石挟有帝国主义赐予巨资回国，便又想拉拢蒋介石，于是急忙插足进来，建议宁、粤、蒋三方在上海举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11月16日，汪精卫从广州启程赴沪参加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启程时，他一定要拉着李济深同行。汪精卫与李济深同乘的轮船正行驶在赴沪的途中，11月17日，广州就发生了张发奎、黄琪翔的第四军政变。第四军在广州政变，是汪精卫和张发奎早有预谋的。汪精卫和第四军回到广东之后，留守广州掌握军政大权的李济深，感到汪派在粤，总是祸根，他曾想由桂系黄绍竑出面，把汪派及张发奎的第四军赶走。但汪精卫和张发奎回广州时就想把李济深、黄绍竑赶走，占据两广。11月18日，李济深到了上海，听到第四军在广州政变，才知中了汪精卫的调虎离山之计，他愤怒不已。宁、沪两方抓着广州政变，联合攻击汪精卫是联合共产党在广州策动武装叛变。蒋介石面对这种混乱局面非常高兴，因为国民党各派都向他求援。蒋介石如今已处于超然地位，可以"公正者"姿态出面，坐收渔利了。西北的冯玉祥、阎锡山也向蒋介石伸手呼救，通电请蒋复职。因为蒋介石下野后，张作霖乘国民党内产生混乱之机，大举向冯、阎进攻，冯、阎顶不住北京的压力了。但是，蒋介石知道现在出山还不是时候，仍然待价而沽。汪精卫到上海后，因广州事变而受到多方攻击，于是又急急地找蒋介石密商，寻找对策。25日，汪精卫举行各报记者招待会，说明广州事变。但是其目的是反对不合法的南京特委会。在招待会上，他公开声明，反对特委会是他的主张，不过他主张采用和平方法，并且汪精卫谈话中驳斥了李济深对汪派的攻击，同时又把广州事件的罪魁祸首说成是特委会与桂系。蒋介石赞赏汪精卫的辩答能力，然而特委会的要员却气得暴跳如雷。结果，特委会与汪精卫唇枪舌剑，大有闹翻之势，蒋介石暗自高兴，他貌似公允，实际上仍然暗中煽风点火。在这场混战中，双方都争先讨好蒋介石。汪精卫抢先在12月10日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上提议，请蒋介石复职。汪精卫说："惟有请预备会议即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政务、军事问题的当务之急。"李宗仁看到汪精卫已抢先请蒋介石复职，于是急忙向报界发表声明，称汪精卫拥蒋反蒋反复无常，而他自己则一贯拥蒋。这时，阎、冯促蒋复职的电报也雪片似的飞到了上海。就这样，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议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并决定于1928年1月1日至15日在南京召集二届四中全会，公推蒋介石负责筹备。汪精卫同时发表声明，四中全会以后他即当引退，以表示他无别图。第一部分 34.隔岸观火，渔翁得利（2）蒋介石在这次预备会上，利用各派系矛盾，进退自如，把他复职的第一个障碍特委会搬掉了。但是，蒋介石决不肯就此罢休。他要把一切争权的对手都搞掉，再次独揽大权，于是他又把目标对准了西山会议派。西山派一直是蒋介石的政治对手。他们自持是国民党元老，不把蒋介石放在眼里。前一段时间，汪蒋对特委会的攻击虽然已使西山派的士气大挫，但是，他们还有"反共先觉"的政治资本。必须把西山派搞得声名狼藉，蒋介石才会安心。为此，他一手策划了南京"一一·二二血案"，打击西山派。11月22日，南京举行"庆祝讨唐胜利大会"。在蒋介石的指使下，陈果夫布置喽啰在会场捣乱，发表"打倒西山会议派"演说。会后游行，队伍至复城桥，枪声大作，击毙四人，伤二十余，开枪者逃之夭夭。陈果夫手下的人趁机指控此次惨案是江西省党部常委、西山派分子葛健时一手策划的，要求惩办凶手葛健时。在陈果夫的借题发挥下，全国各地发起了对西山派的"征讨"。蒋介石利用这一事件马上把西山派推上了受审的地位。西山派忙于应付所受到的控告，气焰顿消，失去了一切发言权。蒋介石把西山派搞得声名狼藉，再也不能以"反共先觉"的政治资本与他争权了。但是，汪精卫、胡汉民还在位，仍然是蒋介石独揽大权的障碍。有他们存在，召开四中全会推选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时，不一定会对蒋介石有利。蒋介石对待他们的方针是，用得着时拉过来，用不着时推出去。此时蒋介石认为汪、胡对他已经没有多大作用了，赶他们走，更有利于自己独揽大权。所以，他寻机再施连环计，驱汪赶胡。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乘张发奎、黄琪翔与桂系混战之际，在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等人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广州起义的消息传到了上海，李济深、李宗仁等立即抓住这一事件，再次向汪精卫发起联合进攻。李济深和李宗仁等反汪派仍然用扣红帽子的老办法发动反汪的新攻势。他们声称，广州起义是汪精卫和共产党合演的双簧，张发奎、黄琪翔都是共产党，二李还煞有介事地公布了许多所谓张黄"附逆"的罪证。汪精卫遭到反对派疾风暴雨式的袭击，曾经挣扎反扑，但是终于难以招架，最后只好躲进医院，称病谢客。蒋介石见汪精卫已身陷重围，故意为汪辩解，并指使广东各派军阀合力向起义军反扑，镇压革命。汪精卫为了摆脱困境，再次提高反共反苏的调门，声称力主与苏联绝交，全面搜捕共产党，禁止工农运动等等。蒋介石见状马上又与汪精卫一唱一和，在上海召集报界记者，宣称他主张全面对俄绝交，驱逐各地俄国领事，同时，他又一再催促张发奎反攻广州。不久，在蒋汪一片反革命叫嚣声中，李福林的第五军和第四军主力开回广州，大肆烧夺，广州在反动势力的合围下失陷，陷入了火与血的苦难中。然而，反汪派并不因为汪精卫疯狂反共而减轻对他的攻击。吴稚晖指斥汪精卫就是共产党。监察委员邓泽如等提出了《查办汪派集团案》。上海当局还派兵搜查了汪精卫及其亲信们的住所。白崇禧甚至找杜月笙及法国领事帮忙，企图秘密杀害汪精卫。杜月笙与法国领事对此表示不合作。白崇禧不死心，又亲自布置，准备将汪精卫暗杀。在这种情况下，与汪精卫"合作"的蒋介石，认为驱汪的时机已到，便以十分"关切"的姿态劝告汪精卫，为了安全起见，最好还是暂时离开上海避避风。白崇禧的武力相逼，蒋介石的"好意"相劝，这出双簧戏一上演，汪精卫在上海无法立足了，被迫于12月16日秘密离开上海，到达香港后，又偕同黄琪翔赴欧洲去了。汪精卫走了，胡汉民还在。蒋介石还要继续玩弄他的把戏，再把胡汉民赶走。汪精卫出走后，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集团继续攻击汪精卫集团的班底，即粤方中央委员。他们的借口仍是汪精卫集团的粤方委员参与了广州谋叛事件，目的是将汪派排挤出即将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对胡汉民的招式看得很清楚，但是他又明白，他如果支持胡汉民派，把汪派委员排挤出中央，胡派就将在中央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胡派委员一旦不参加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会议就有因人数不足而流产的可能。汪精卫已出走，汪派对蒋介石已不构成威胁，拉住汪派，就能凑够法定人数，又能给即将建立的蒋派国民党中央装点门面。于是，蒋介石极力袒护汪派。12月31日，监委邓泽如、古应芬等，将查办汪派集团的提案报到南京政府。蒋介石有意拖延，袒护汪派。此时，胡汉民派已与汪派势不两立，蒋介石的举动激怒了胡汉民等人。他们认为无法与蒋介石合作，不愿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不久，胡汉民、张群、伍朝枢等三人，以出国考察为名，离开上海去西洋远游。就是这样，蒋介石靠纵横捭阖之策，不费吹灰之力，赶走了两名强硬的对手，他成了国民党的当然领袖。上海四中全会的预备会正式通过请蒋介石复位总司令职的议案。蒋介石本已有"别人不请我自来"的腹稿，1928年1月9日，在南京正式宣布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点评】在派别斗争中，蒋介石为了巩固权利，并不是息事宁人，而是火上加油，火中取栗。这成为他击败对手的拿手好戏。俗话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在汉宁相争中，蒋介石采取的是"高明"的手法，隔岸观火。当对岸的两个对手汪、胡等因为各种矛盾而厮杀、火并时，蒋介石在河的这一边袖手旁观，不仅不去劝驾，反而暗中浇油，让他们打得更激烈。结果，双方斗得天昏地暗，两派俱伤，而他却毫发未伤。最后他又采取一一击破的手法收拾一个个对手。此番隔岸观火，蒋介石收获颇丰。蒋介石的隔岸观火，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观"的过程中，时刻注意寻找最佳时机，一旦对方伤到一定程度，就是自己收获的最佳时机。此是他"精明"的处事之道，也是他黑人死地的流氓手法。第一部分 35.大敌当前，化敌为友（1）从七·七事变到苏德战争爆发期间，在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援华最得力的国家是苏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苏联曾是惟一向中国提供军火援助的国家。台湾史学家董显光曾这样写道："奇怪得很，此时表示援助中国的惟一国家，便是苏联。"其实也并不奇怪，它与苏联的国际处境密切相关。国民党政府自1927年建立以来，一直执行着反苏反共的基本国策。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在东北不断扩大侵略，使苏联感到极大的不安。苏联政府认为：日本在东北的侵略行径，不仅是对远东和平和苏联滨海地区的威胁，而且有可能成为国际帝国主义反苏战争的前奏。因此，事变爆发后，苏联即声明"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但由于得不到国民党执政当局的响应而未能实现。1932年12月12日，日本宣布承认伪满洲国，蒋介石风闻日本有以苏联承认伪满为条件与苏联签订中立条约的企图时，态度方有所改变，从而使中断三年之久的中苏邦交得以恢复。1933年，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赴任，在南京、上海与朝野各方广泛接触，力促中国团结抗日和中苏合作制止日本侵略。但国民党政府对苏联心怀疑虑，对苏联采取冷淡态度，双方关系一直处于低水平。华北事变后，日本对华侵略日益加紧，一些南京政府要员认为用苏联牵制日本，以促使美英援华不失为一种应急之策。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决定派陈立夫赴欧洲设法与苏方谈判合作事宜，并由蒋廷黻代替颜惠庆出任驻苏大使，责成外交部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接洽。1935年10月18日，蒋介石会见鲍格莫洛夫，同意改善关系，要求签订协定。12月14日，苏联同意与中国谈判协定，在抗日中协助中国。1936年11月，蒋廷黻向加里宁主席呈递国书时，加里宁对他说："我们苏联人希望中国富强，越强越好。"这月中旬，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等与蒋廷黻会商加强中苏关系之原则构想与具体实施诸问题。1937年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访苏会见李维诺夫，李维诺夫诚恳直言："蒋（介石）政权与苏联的关系本来很坏，现在从头做起，建立交情，蒋政权应即与苏联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订约后，中国就能得到苏联的帮助。"5月，苏联政府提议向中国提供5000万美元借款，以使中国购买苏联机器与军火巩固国防，而以货物分期偿还。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斯大林宣布：苏联将援助那些遭受侵略而为自己祖国独立奋斗的国家。7月14日，李维诺夫接见蒋廷黻，表示苏联愿意帮助中国。7月23日，中国外长王宠惠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谈。8月24日，王宠惠和鲍格莫洛大使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有效期五年。当时法国的《巴黎时报》评价该条约是"插入日本蛮牛颈项中的一副火箭"。第一部分 36.大敌当前，化敌为友（2）1937年8月下旬，蒋介石派杨杰、张冲以"苏联实业考察团"的名义，实际作为中国政府特派驻苏军事代表团赴苏，专事接洽苏援。9月初，杨杰等一行到莫斯科，受到了苏联政府的热情接待和周密细致的安排。苏联政府不仅对代表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方便和优惠，且经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的特许，向中国代表团展示了苏制各种武器并进行实弹演习，供中国代表团了解苏联武器种类、性能，评品优劣，依据中国需要和实情决定取舍。1937年11月，中苏签订第一次《中苏信用易货借款合同》，款项为5000万美元。合同在莫斯科签订后，苏联即将飞机、火炮及其他军用物资，经新疆运入中国，其价格普遍低于当时的国际市场价格。1938年底，蒋介石派孙科前往莫斯科，当面向斯大林提出借款要求，经过磋商，中苏签订了第二次信用易货借款合同，款额为5000万美元。1939年3月，孙科再去莫斯科，谋求第三次借款，斯大林在接见孙科时，询问了中国抗日战场的情况，并答应给予1.5亿美元的借款。6月，孙科与苏联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签订了第三次借款合同，款项为1．5亿美元。在此期间，苏联对华的直接经济援助达到4．5亿美元。除借款外，苏联还以大量非战物资、军事顾问和派遣航空队等形式援助了中国的抗战。据统计，1937年至1939年，苏联派抵中国的军事顾问和专家达3380余人。1940年，欧洲局势紧张，6月德军攻占巴黎，法国投降，英国也处在德军强大的压力之下，岌岌可危。日本趁机在亚洲压迫英、法。在日本的压力下，法国从6月22日起完全封锁了越南与中国的交通线。7月18日，英国也应日本要求，封闭了缅甸路三个月。中国南方的对外交通线完全断绝。9月22日，德、意、日三国缔结轴心国协约。1941年4月，苏联为避免与日德两面作战，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穷于应付德国进攻，对华援助中断。与此同时，自1941年4月起，美国与日本就中国问题开始秘密谈判，仍想以和平方式缓和美日矛盾，但由于双方矛盾不可调和，谈判终至破裂。1940年至1941年，蒋介石陷入了抗战以来国际环境"最暗淡的一段时期"，台湾史学家称之为"黎明前的黑暗"。直至1942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形势终于改观，蒋介石也迎来了"中国抗战的一线曙光"。【点评】蒋介石从心底里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但是在日本步步入侵，美英不出力，在苏联却频频示好的情况下，尚能化去心中芥蒂，与苏为友，与苏联接触，并且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是他精明的处事策略。因此一举，使中国受日军侵略相当长时间内得到了苏联的款项、军火和大量军用物资及人员的帮助，这对于中国人民的抗战有利，尽管蒋介石并不是真正视苏联为伙伴和朋友，但是，大敌当前尚能与宿敌示好的做法，被一些人士所称赞。并且，他在物资上也受益匪浅。大敌当前，与苏联化敌为友，是蒋氏处事术老道和成功的一着。第一部分 37.死不"后退"，顽抗到底随着国民党军事上的节节败退，1949年4月21日，南京被人民解放军占领。5月27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解放。5月25日，蒋氏父子乘静江号军舰逃离上海，赴台湾。6月24日，蒋介石定居于台湾台北市北部的草山。7月6日，蒋介石以中国国民党总裁身份，出访菲律宾。国民党官方声明，蒋总裁此次出访，为商谈台菲联盟。其实，这次蒋介石访问菲律宾抱有两个目的：（一）请菲律宾总统季里诺替他向华盛顿陈情，将台湾划入美国西太平洋的防线之内，以保障台湾未来的安全。但是，菲岛是小国，虽然对蒋介石言听计从，但是，杜鲁门已对蒋介石撒手不管了。季里诺有心支援，最后也只好爱莫能助。（二）台湾一旦失守，蒋介石决心不向美国请求政治庇护，而去菲律宾或南美较为理想，此行可投石问路。8月4日，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及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长沙起义，华中不保，并危及福建、广东。这对蒋介石又是个不小的打击。8月5日，他又遭到一个出乎意外的更加严重的打击。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其中有一部分内容严厉地指控国民党的堕落、腐败和无能，说蒋介石是自招失败。对美国，蒋介石似乎完全失望了。为了挽救日益颓败的局势，8月6日，蒋介石又飞到南朝鲜，在镇海与李承晚会晤。兜售他的"东亚反共同盟计划"。这时，蒋介石说，季里诺和李承晚两位总统，"都是对于共产主义的威胁痛心疾首"的。但是，由于这时美国不积极出面组织，蒋介石的这个"反共国家联盟"计划，最后无疾而终，仅以发表一个公报，就草草收场了。外交的困局打不开，还是以守土为要，蒋介石只好又转头部署决定"党国最后成败的战斗"了。【点评】蒋介石作为一代枭雄，并不是一时的挫折所能吓倒的，失败也不能使他往后退步。死不后退顽抗到底，也是他的处事风格。面对国军的节节败退，蒋氏政权的一再南逃，甚至到了孤岛"落草"，他仍不放弃，四处活动，虽其中仍是"受打击"不断，但他与人民为敌之心仍不死，依然积极反共，力挽败局，其"顽强"的精神确是非同一般。作为处事之术无可厚非，但是，逆历史潮流而行，最终注定了他屡战屡败的结局。第一部分 38.惨败反思，不"后退""大…在大陆惨败之后，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想起了孙中山曾改造国民党的先例。因此，他也想东施效颦地对国民党来一番"改造"。他对国民党人说："每当国家存亡，革命成败的关头，总理必致力于党的改造。在总理手上，党的名称有五次更换，党的组织亦给予五次的改革。"既曰"改造"，总要先确定改什么，怎么改。蒋介石面临现实，总结了他在大陆失败的种种原因。他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其自身的缺点：第一就是党的工作只在党部里面做，而不能向民众中间发展。党的工作离开了民众，就只有形式，没有内容。党的组织离开了民众中间的工作，就只有躯壳没有灵魂。第二就是论派系不论政策，论地域的关系，不论工作的需要。进而，蒋介石认为："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军'打倒的，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第一，是内部不能精诚团结，因之予'奸匪'以分化挑拨的可乘之机。"第二，是违反国父遗教，大家不以服务为目的，而以夺取为目的。"第三，是丧失了革命的党德，不能以个人自由与能力，贡献于革命大业。"第四，是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不知道民族道德的力量和民族精神的伟大。"蒋介石认为，经济的崩溃是国民党垮台的重要原因。在这里，他把经济崩溃归于三点：一、长期抗战造成的创伤未能恢复。二、共产党的"叛乱"阻断了国家建设。三、宋子文擅自动用中央银行改革币制的基金。在国民党七大上，蒋介石在所作的报告中说："打破了政府改革币制的基本政策，于是经济就在通货膨胀的情势之下，游资走向投机垄断，正当的企业不能生存，中产阶级流于没落，社会心理趋浮动之中，经济崩溃的狂澜就无法挽救。这是大陆经济总崩溃最重要的环节，亦是今后经济事业最重要的教训。"蒋介石这样做总结，当然只是隔靴搔痒，他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就更难以服人。但是，言下之意还是指责宋子文。原来，蒋介石要把"国舅"宋子文推出来当罪人，大义灭亲。1949年初，中共把宋子文列为重要战犯，在国民党中，内部的敌人又有理有据地说他侵吞大笔公款，要求他至少交出全部财产中的一半。于是，宋子文于1949年1月24日便辞去了广东省省长职务，带着他的妻子张东怡，先走香港，5月16日到巴黎"治病"。1949年6月10日，宋子文带着外交护照踏上美国，但他声称，这次完全是为了"家庭事务"。蒋宋长期以来貌合神离，在蒋介石危难之际，他不愿与他共患难。国民党在大陆惨败后，宋子文携巨额资产到美国做寓公，对台湾当局若即若离，又曾经几次谢绝回台"归队"，气得蒋介石甚至曾在国民党中扬言要开除他的党籍。但是，他仍然无动于衷，在美国我行我素。以后，甚至还有消息说，宋子文企图在台湾策动政变，要求美国帮他把一批武器运入台湾。这个情报的准确性，虽然尚属疑问，但是，蒋介石这时已是惊弓之鸟，对大舅子也不得不防了。除了蒋介石外，追随蒋介石到台湾的陈诚派、蒋经国派，都对宋子文不满。在反省、思痛中蒋介石对大舅子开了刀，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点评】以亲情、血缘为基础，建立自己的蒋氏王朝，唯亲任私，是蒋氏处事术中的一大特点，但是，他的这些"亲人"们最终使他兵败大陆，逃至孤岛。痛定思痛，蒋介石拿"亲人"大舅子宋子文来"开刀"，既是他对大舅子历来不满的爆发，也是一次"大义灭亲"之举。蒋介石对宋子文"大义灭亲"，有利于内部的团结，也好证实其总结失败教训确实是"牺牲了感情与颜面"，所以蒋介石这一招式一时在岛内还影响颇大。第一部分 39.励精图治，选定抓经济为突破口逃到孤岛台湾后，蒋介石总结经验教训，认为自己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经济的崩溃上。为了安抚民心，他决定从抓经济入手，重塑自己的形象，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服务。然而，改革经济，非一朝一夕之功，只得从长计议。蒋介石为了海岛不再发生中共在大陆掀起过的土地革命，他开始在台湾实施"土地改革"政策。此举重在安定民心，励精图治。从1949年末开始，他首先实行"三七五减租"。此前台湾佃农要缴纳高达收获中的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七十给地主。实行"三七五减租"，"是从佃农的收获量中减除肥料等实际费用的百分之二十五，其余则由地主与佃农各分百分之七十五的平均分配方式"。1926年的大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中共都曾促使和希望国民党政府实行孙中山的"二五减租"政策，但是都遭到蒋介石的反对。如今亡命台湾孤岛，他不得不自觉执行了。虽为时已晚，但为最后的这块栖息之地，解脱如坐在火口上的忧患，再不愿做的事情，现在他也去做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蒋介石被困在汪洋中的孤岛里，梦想三次世界大战不成，向大陆诉诸武力，必遭失败，退而求其次，着眼于本岛的稳固和经济发展。1958年至1961年的三年间，为台湾的经济恢复时期，他开始大量引进外资，发展进出口贸易。1972年5月，蒋经国在台湾"外交"上遭到彻底失败的颓势下出任行政院长。为"救亡图存"，蒋经国提出"十大革新"办法。如，提倡"廉能政治"——人事调整是彻底换班，阁员年龄降至61.8岁；严惩贪污受贿。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经济建设上采取所谓"自由制度，统合平衡，平等公开"的政策。9月，蒋经国为防止工业快速增长而引起农村劳力外流，农业衰退，宣布拨款5000万美元，作为加强农村建设之用。10月31日，台湾南部横贯公路竣工，正式通车。1973年11月29日，行政院长蒋经国作《行政工作口头报告》，宣布台湾九大工业建设计划，即，南北高速公路、台中港、北回铁路、苏澳港、石油化学工业建设、高雄大钢厂、高雄大造船厂、铁路电气化和桃园国际机场。总投资额为64亿美元。1974年1月26日，台湾"行政院"会议通过"稳定当前经济措施方案"，依据（一）巩固经济发展基础；（二）保持国家财政健全；（三）照顾大众生活利益；（四）增进军、公、教、福利四项原则而制定，于翌日即开始实施。6月16日，黄埔军校建校50周年纪念，台湾陆军军官学校举行盛大庆祝活动。蒋介石派行政院长蒋经国代表其主持大典，"勖勉"全校师生，"开启再北伐，再统一奋斗，创造60年代光辉"。一派轻言妄语吓死人！时至1974年年底，台湾"国民平均收入增至700美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香港、新加坡"。其中，工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工业生产中，加工业占半数以上，基本上改变了台湾过去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工人、农民和职员、教员等的收入，也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蒋介石在孤岛上的"励精图治"见效了，经过苦心经营，终于保住了孤岛上的小王朝。【点评】蒋介石这番抓经济，选中了台湾励精图治的突破口。在蒋介石的处事术中，原来只重军事而轻民生，此番转变，可以说他是动了一番脑筋，并且一举抓住了事物的根本。以后，他全力攻其一点，以实现对危局的突破。经过他十几年的努力，台湾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跃至亚洲四小龙之列，他的这一转变，其实是以经济促军事，仍然梦想着富活自己失去的"天堂"，但是，他的这"一点突破"，还是扭不转台湾长期处于劣势的乾坤。第二部分 1.和事有方1909年暑假，蒋介石由日本回国，滞留上海，王采玉亲自送媳妇前往上海，让儿媳和儿子同房。但是，喝了洋墨水的蒋介石对土媳妇更加看不上眼了，整天横眉瞪眼，夫妻俩同床异梦。为了促使夫妻俩和睦相处，王采玉长哭训子，痛陈家史。，但是，蒋介石当面答应母亲，晚上同房并不亲近，第二天王采玉一问儿媳，更是急了，最后以死相胁，如果儿子夫妻俩不好的话她就要到黄浦江投水。蒋介石吓得跪地求饶，发誓不再与妻子争吵。但是，王采玉这次并不罢休，死去活来还是喊着要："让我去黄浦江，让我去黄浦江！"蒋介石没有办法只好邀好友张静江、戴季陶同来劝解，最后两人向蒋母担保，蒋介石一定留毛氏在上海居住，王采玉这才罢休，不再说要投江水了。王采玉回乡前夕，托付在上海的乡亲随时探询儿子媳妇相处情形。后来，终于她得悉媳妇再次怀孕了！这可把王采玉乐得比自己当年生子还高兴，马上启程又亲自前往上海，见到儿媳后延医诊脉，说是男胎。结果她高兴得眉开眼笑。然而，知子莫如母，王氏怕蒋介石故伎重演，使毛福梅再次小产，于是，马上采取措施，领着毛氏回了乡。【点评】蒋介石是个孝子，当母亲因为他与媳妇关系不好寻死觅活时，为了让母亲平息心气，他巧妙地请来张静江、戴季陶等好友做工作，可以说是和事有方。在以后的人生和政治舞台上，蒋介石在部下、朋友及其他人发生矛盾时多次充当"和事佬"，他能巧妙地运用各种方法，化干戈为玉帛。和事有方是他处人圆滑的表现。第二部分 2.笑里藏刀，翻云覆雨整倒许崇智是蒋介石蓄谋已久的事。1925年8月20日早晨，廖仲恺在夫人何香凝的陪同下，前往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去参加会议。半路上，国民党驻香港报纸的主编陈铁林也上了他们的汽车。很快，他们来到中央执委会大楼。廖仲恺第一个打开车门，随后陈铁林、何香凝也下了汽车。霎时间，枪声大作。迎面冲来四个人朝廖仲恺连开数枪，枪响过后，陈铁林当场身亡，廖仲恺身上连中四弹，有一颗子弹穿眉心而过，伤势十分严重。何香凝一边呼救，一边俯身去看廖仲恺。通常在中央党部门口有警卫站岗，但这时岗楼里都是空的。廖仲恺的卫士急忙对凶手还击。当场打死一人，抓获一人。事后，从被逮捕的受伤刺客身上搜出了武器携带证。武器是国民党右派交给刺客的。廖仲恺被送到东山医院抢救，由于伤势太重，被罪恶的子弹夺去了生命。廖仲恺的葬礼还没举行，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就决定了党的领导问题。国民党中央作出决定，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一切全权，应付时局"。尽管这样，党内最高职位还是空缺，成为人们垂涎的目标。在最希望得到党内最高职位的人选中，有汪精卫、胡汉民和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但是，许崇智因为他的部下梁鸿楷、梁士锋、杨锦龙等人与刺廖者有关而被捕，一开始就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而汪精卫和蒋介石由于右派行刺的名单中有他们的名字却身价大增。尤其是蒋介石，这时严词谴责右派是反革命，是甘心投靠帝国主义，为虎作伥的"群小"，并口口声声要为廖党代表报仇，因此得到了"左派军人"的桂冠。这样，特别委员会实际上就成了汪蒋联合专政的机构。借着清查廖案，汪精卫、蒋介石有权审查任何个人与党、政、军机关。这时他两人手中的权力，可以说是至高无上。廖案发生的当天，蒋介石以卫戍司令名义，宣布广州市戒严，命令何应钦率领第一军第一师分布市区警戒，并派兵驻防市区制高点观音山阵地。于是，蒋介石控制了全广州市。为了追查暗杀的幕后策划者，国民政府又组织了"廖案检察委员会"，周恩来、杨匏安等共产党人都参加了。何香凝回忆说，杨匏安在追查凶手时，很积极认真。经查明，暗杀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集团干的。右派分子在胡汉民家开了好几次"倒廖会议"，并接受了香港政府二百万元的贿赂，主要成员有邹鲁、林直勉、许崇智、吴铁城以及其他右派成员。当时，大部分人主张暗杀，少数不赞成，如孙科就说："倒廖我赞成，但不赞成用暗杀手段。"但是，最后还是决定用暗杀手段了。出面组织和收买凶手的是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梁鸿楷、魏邦平等人。"他们刺杀廖仲恺先生的目的，决不单是要刺杀他一个人而已，而是要推翻国民政府"。英国人还许诺，事成之后，梁鸿楷为总司令，魏邦平为广东省长。8月25日早晨，蒋介石命令黄埔教导等五团由黄埔开进省城，捉拿罪犯。然而，主要罪犯胡毅生、魏邦平、朱卓文等人，在通缉令发出之前，都已逃到香港去了，被捕的只有林直勉一个人。后来林直勉也因查无实据，被驱逐出广州了事。蒋介石在权衡了自己的条件后意识到，他在演讲和文才以及表演艺术方面都不如自己的对手汪精卫。汪精卫以党内杰出政治家而闻名。汪精卫在廖仲恺的灵柩前进行了充分表演：他悲愤交集，跺着脚，挥舞着拳头，口口声声要向杀人犯讨还血债。汪精卫就如同一个地道的演员，演出了一幕活剧。汪精卫作为孙中山的同乡，比其他候选人更占有优势。人们已经把孙中山的继承人中最年轻的汪精卫看作是新型革命运动的领袖。蒋介石把赌注押在了先和汪精卫合作。开始时，对于刺杀廖仲恺的幕后策划者，一时尚未查清，社会舆论对国民党右派分子胡汉民、许崇智表示怀疑。胡汉民实际上充当了谋杀廖仲恺的"思想上的领导者"。蒋介石感到这是搬掉压在他上面的两个人的天赐良机。于是，他胁迫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也进入了廖案审判委员会。此后，他一不作，二不休，利用群众的公愤情绪，亲自率领黄埔军校学生包围了胡汉民、许崇智的公寓。当夜，胡汉民听到有人敲门，知道事情不好，就赶忙跳下床、光着脚从后门溜到了汪精卫的家里。后来，蒋介石又派人把胡汉民押送到黄埔，软禁了一段时间，就悄悄地把他放走了。不久，胡汉民流亡国外。从此，蒋介石除去了一块心病。因廖案许崇智也被处于被审查的地位。蒋介石通过廖案，查明许崇智的罪名是纵容部下勾结右派刺廖，并有阴谋叛国的行为。接着，蒋又将许本人把持财政、私吞公款、克扣各军军饷等种种罪状散布出来。这样争得了汪精卫和各军军长对他倒许的支持。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把粤军中对许崇智不满的将领李济深和陈铭枢设法拉到自己的一边，并收买了许祟智的嫡系第二师的旅长谭曙卿等人，许崇智于是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在这种情形之下，蒋介石反过来对许崇智提出，粤军将领牵涉廖案的很多，粤军已靠不住，为了他的安全，建议派黄埔学生军，负责许崇智住宅的警卫，从8月底起，许崇智事实上已被置于蒋介石所派的黄埔学生军的武装监视之中。9月15日，许崇智想调驻守在东莞、石龙他最得力的许济、莫雄两个师的兵力，回师广州，用武力来保卫他的地位。蒋介石在以驱逐汪精卫的敌手胡汉民时帮助过汪精卫，如今倒许，汪精卫也出面大力支持他了。听到许崇智的嫡系部队要"发兵勤许"的消息，9月18日汪精卫为主席的军事委员会决定，命令广州卫戍司令蒋介石"全权处置粤局"，蒋介石取得了倒许的合法权利。于是，蒋介石开始紧张的策划和部署。9月18日深夜，他命令黄埔军校全体学生、教官武装出发，抢占了要地，防止许济、莫雄回师广州。9月19日早晨，在广东省举行的全省财政会议上，蒋介石突然把许崇智的亲信，广东财政厅长李鸿基、军需局长关道职等人逮捕，送到黄埔关押起来，罪名是侵吞公款，接济反革命军队。随后，国民党中央任命宋子文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19日深夜，蒋介石突然袭击许崇智，将他软禁起来。接着在20日凌晨，按计划蒋介石亲自率领兵马将许崇智的嫡系部队许济、莫雄两部包围，许济没有抵抗就被缴械，莫雄的部队略加抵抗，随即也被解除了武装。随后，蒋介石把这两个师编入了他自己的第一军。但是，对许崇智动武，蒋介石笑里藏刀，表面客客气气的，为了赶走许走智，他又给许写了一封非常客气的信，派陈铭枢当说客，劝许崇智暂到上海去休息，约定3个月之后，他把广东整理好了，再请他回来，并要陈铭枢送他到上海，并且他还送给了许崇智两万元旅费。这样，许崇智在蒋介石的人情之下前往了上海。【点评】蒋介石是善用"笑里藏刀"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处事高手。"笑里藏刀"表面上一团和气，给人友善的表示，实际上心中暗藏杀机，以表面上的"笑"掩盖心中的"刀"，以表面上的"厚"掩盖心中的"黑"。这是一种高超的处事技巧。蒋介石并吞许崇智并赶走他，表面上一直客客气气，俨然一副对待师长的面孔，但是，手段又黑又毒，笑里藏刀，威力无穷。此举既圆滑不得罪许，又巧妙地夺了许的兵权，一举几得。在蒋介石的处人经里，笑里藏刀是他惯用的伎俩，也是他纵横军阀之中的一大法宝。第二部分 3.欺软怕硬，惹不起躲得起1926年5月3日上午，日军向驻扎在商埠的国民党第40军第3师第7团的两个营发动突然袭击。当时该部各级军官丧失警惕，多到澡塘洗澡或上街购物，事起仓促，猝不及防，一时群龙无首，一片混乱，这两个营损失殆尽，团长王校膺畏罪潜逃，副团长查端生死于混战。事发后，国民党第40军第3师主力会同方振武所部的92、93师奋起反击，以强大火力把日军的嚣张气焰压制下去，也引起双方在商埠的全面战斗。日军福田师团长见势不妙乃派佐佐木来到蒋介石总司令部大叫大嚷，说国民党军队欺负日军兵少，发动了这次战斗，扬言日本帝国正在运动兵力，如果继续打下去日中全面战争必不能免。蒋介石原本就作了避免与日冲突的打算，当即接受了佐佐木的停火要求，派出10个参谋传令班，打着一而很大的白竹布旗帜，上写"立即停止冲突，各部撤回原地"字样，阻止向日军开火。当日，蒋下令"凡在城外的部队，一律在下午5时前离开济南附近"。入夜，又严令驻商埠的国民党军队全部撤出。这天，日军在济南城疯狂追杀中国军民，其所到之处，中国军民在马路上行走的，在商店购物的，在澡塘洗澡的，在理发店理发的，以及负伤的，几乎都惨遭杀害。日军更不顾国际公法准则，包围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黄郛在济驻地，强迫其卫队缴械，并冲进黄郛的办公大楼，搜查抢掠文件财物，还把黄郛劫持到日方军部，强要黄郛在一个反诬中国军队挑起战斗的报告上签字，黄郛无奈，只得签了个"阅"字，才被释放。入夜，日军还闯入山东交涉署，把国民政府外交部处长山东特派员蔡公时及其工作人员18人非法拘捕，恣意凌辱。蔡公时提出抗议，日军遂将蔡等人耳鼻割去，剥光衣服，施以酷刑。后除一人侥幸逃出，其余17人均遭杀害。当天，被残杀的中国军民达千人以上，死尸狼藉，惨不忍睹。国民党军队将士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与日军决一死战。但蒋介石却说："日军占领济南，意在阻挠北伐，我若和他作战，便上了他的当，北伐事业将付诸流水。目前无论如何要暂时隐忍，等到北伐成功，全国统一之后，再来和他算账。"4日，蒋介石在珍珠泉督办公署和他的高级幕僚杨杰、熊式辉、朱培德等人商定"忍辱负重"，绕道北伐。【点评】在蒋介石的处人术中，他并不一以贯之是一副强悍硬攻形象，也有服输忍气的时候，这就是在比他更强硬的人前。欺软避硬是蒋介石处人中的一个重要招式。面对强手，硬抗硬顶就要吃亏，此时蒋介石就会退，就会让，他忍一时之气，可以不顾屈辱，也可以不管民族气节，其忍让的"气概"比谁都强，绕道而行的本领超过常人。而以后他在列强前"忍辱负重"，在历史上终于酿成日军的得寸进尺，大半个国土的沦丧。第二部分 4.利用名人效应，树立自己在争权夺利的政治角逐中，蒋介石的手段很多，并且花样百出，利用名人、死人来树自己是他出色的一招。1926年，蒋介石掌握了国民党中央大权以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外靠出卖主权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内除了高喊革命口号，他还大搞神化孙中山的活动，借以抬高自己，巩固地位。蒋介石用来骗人的一个妙方，就是自命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那么，为了标榜自己是孙中山的真传弟子，是无可非议的接班人，蒋介石多次利用孙中山先生在中国人民中间享有的崇高威望，掀起了神化孙中山的浪潮。他把孙中山抬到上帝的高度，把孙中山言论当作圣经去叨念，从而抬高自己。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为了以实际行动悼念孙中山，实现他制定的三大政策，完成北伐，国民党中央曾作出决定：每星期一的早晨，举行总理纪念周举行纪念总理的仪式，各级党部要，恭读遗嘱，检查工作，以求改进。这曾起到一定的好作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践踏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但是，他却把纪念仪式沿袭下来。不过狡猾的蒋介石把内容完全篡改了。除了照旧要向中山像敬礼，背诵遗嘱外，检讨缺点这一项变成了"老子"对"逆子"的训话了。凡是蒋介石认为碍于他的独裁统治的人和事，他都要在纪念仪式上大骂一通，纪念孙中山的纪念周变成了推行其政策的工具。蒋介石一面搞奉安，一面造舆论，称孙中山先生生前就选定他为接班人。1928年秋，他指使几个亲信，把孙中山生前写给他的亲笔信，选了十几封，用优质的宣纸精印成一尺多长、六寸多宽的册子，派遣他的侍从副官，分头赠送给国民党的军政要员。这些侍从副官到处游说，向赠送的对象说明：从孙中山先生的信件中可以充分说明，中山先生早已把国民党领袖的继承人嘱意于蒋介石了。而对汪精卫、胡汉民两人却不信任，认为他们意志薄弱，不能担当革命重责，曾多次加以批评。蒋介石借孙中山抬高自己贬低他人的花招，一时蒙骗住了不少的人，为他自己是"正统"出足了风头。【点评】荀子说："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蒋介石利用名人树立自己，其实就是"善借物也"。人们总是有这样的心理，名人生活的环境是非凡的地方，与名人有联系的必定是不一般的，基于这种心理，人们对于名人从来就有一种崇拜心理。蒋介石深谙这一点，在处事中，他巧妙利用孙中山在人民中的威信为自己作宣传，利用孙中山的名人效应，树立自己的威信，提高自己的身价。他的这一做法蒙骗了许多人。第二部分 5.两边做工作，求得两边稳1927年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之后，他决定偕夫人在清明时节来溪口拜认祖先。但是，有一个问题难住了他。因为他的先灵神主放在丰镐房"报本堂"里，而丰镐房是发妻毛福梅住地，万一她再像去年8月蒋介石带姚冶诚归乡那次一样，当面闹将起来，他将如何向新夫人交代？为了息事宁人，他便请出了异母哥哥蒋锡侯去溪口做毛氏的说服工作。同时对新夫人也委婉地再三叮咛。宋美龄体谅丈夫的苦衷，也乐得讨好毛福梅，便买了一盒上好人参和一领狐裘大衣，托蒋锡侯送给毛福梅。蒋锡侯来到丰镐房，毛福梅听到宋美龄要来的消息，心里虽然很难过，但经老兄的劝说，也渐渐的释然了。她不能不给面子。何况宋美龄还识礼，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她深深叹了一口气，亲自指挥侍女、娘姨在素居东侧布置了一间高雅的新房。1928年4月，蒋介石带着年轻、娇贵的新夫人来到溪口。蒋、宋在乐亭稍事休息之后，便坐轿到祖坟所在地石鳝岙、桃坑山蒋父肇聪墓、鱼鳞岙蒋母王采玉墓拜祭。宋美龄站在乐亭走廊上，面对剡溪，连声赞美溪口的风光人情。蒋介石见新夫人对自己家乡赞不绝口，心里一块石头落了下来。按照议程，新夫人明天一早得去丰镐房拜祭祖堂。为了怕毛氏反悔，使他难堪，这一夜，蒋介石心事重重，当天蒙蒙亮，宋美龄还在梦乡时，他便悄悄起床，步出乐亭，那双脚便不由自主地踏上了丰镐房的门槛。这一夜，毛氏也没有睡好，索性早起，在婆母遗像下的佛堂里诵经。忽听门外行来熟悉的脚步声，她好似全身血液部凝住了。不用回头，便知道是谁的脚步。毛福梅的眼泪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濡湿了手里的经本。两人相对无语，好像要说什么却什么都不用说。毛福梅照例入厨房为丈夫烧点心。油炸得又脆又香又甜的玫瑰白糖猪油馅的宁波汤团是蒋最爱吃的，可今天竟品不出什么滋味来。从此，两人好像有了默契，每逢蒋带着宋美龄到溪口来小住的时候，蒋总是早早的起床，从乐亭踱到丰镐房来看望旧人，而毛福梅又总是默默地为他备好他爱吃的点心。这一次，宋美龄到丰镐房拜祖，毛氏以姐妹相称，款待有加。【点评】在蒋介石一生的几个妻妾中，最没感情的就是发妻毛氏，而最令他难以处理的也就是她，毛氏一直是蒋介石娶妻纳妾的最大障碍，但是，在三番五次送旧人迎新人中，他都把毛氏摆布得服服帖帖，其成功之处除了毛氏的软弱和退让外，也与蒋介石的处人方式有莫大的关系。两边做工作，是蒋介石处理感情和以后的政治中的棘手事的一个秘笈。在处理新人、旧人与自己的矛盾中，他把自己置身于矛盾之外，俨然是个局外人，然后找人两边去进行解释、说服，甚至采取威胁、恐吓等手段，软硬兼施，使矛盾得以解决。蒋氏此一处人经是化解矛盾的高招。第二部分 6.进则不成，退而求其次（1）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则企图利用武汉国民政府的合法地位，与蒋介石争雄天下。冯玉祥的部队在控制了陇海、京汉两路交叉口以后，其军事实力和战略地位举足轻重，成为宁汉双方争取的重要人物。汪精卫在讨蒋反共问题上需要冯玉祥的支持，冯玉祥也需要与武汉方面协调，双方各有所需，便在郑州举行了会议。会议于6月10日举行。汪精卫集团为拉拢冯"讨蒋"和"分共"，把豫、陕、甘三省的党政军大权都交给了冯玉祥。汪精卫拉冯玉祥，蒋介石也拉冯玉祥。当蒋介石得知郑州会议的消息后，便连忙打电报给冯玉祥，要求与冯会晤。冯玉祥主张宁汉合作，团结北伐，不同意"讨蒋"。接到蒋的电报后，马上同意与蒋介石会面。6月14日即给蒋发出电报，表明态度。6月16日，冯玉祥到开封，又致电蒋介石，提出专候与蒋会晤。蒋、冯通过函电联络，确定在徐州会晤。为了拉冯玉祥为己所用，蒋介石作了精心准备。6月19日，冯玉祥的专车抵达徐州。这一天清晨，蒋介石就率领李宗仁等在徐州的将领，乘专车西上20多里，到黄口车站迎候冯的到来。月台上，仪仗队、军乐队整齐排列，枪械、铜管乐器和将校肩章，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欢迎的人们屏息以待，静候良久，才从西方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接着冯玉祥的专车放着粗气，缓缓驶入车站。一时军乐大作，蒋介石率领欢迎人员整肃衣冠，排立于月台上，向缓缓移动的车厢内窥视，想尽早一睹冯总司令的风采。但是客车车厢内坐的都是冯的文武随员，未见他本人。随员们见欢迎人群都伸首向车内窥探，便以手指向后节车，意思是说，冯总司令在后节车内。蒋介石等人迎着徐徐前进的列车向后边走去，只见后节车厢并非客车，而是装运行李货物的"铁皮车"，一个布衣敝屣的大汉站在铁皮车门口，向欢迎者招手，这时，蒋介石才知道这位大汉就是冯总司令。列车停了，人们一拥向前，冯玉祥走下车来同人们一一握手，同蒋介石互相拥抱，二人都流下了激动、高兴的眼泪。这是蒋冯第一次谋面。冯玉祥身着粗质土布军服，腰束布带，足登土布鞋，与蒋介石等人的黄呢军装、革履佩剑形成鲜明对照，但冯玉祥对蒋介石的专程迎接却十分满意，他感到蒋介石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地位甚高，还能如此谦下，如此周到，且见面后蒋的言谈态度，无不使他敬慕，大有相见恨晚之情。当天，蒋冯同坐一车，且走且谈，到了徐州，下榻花园饭店。晚上，蒋介石设宴招待冯玉祥，在徐州的各高级将领出席作陪，席间谈笑风生，颇为融洽。第二部分 7.进则不成，退而求其次（2）6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等要员抵达徐州，与冯玉祥会晤，并举行会议。蒋介石本想拉冯反汪和反共，冯玉祥婉言拒绝反汪，并努力调解宁汉争端，一再强调武汉方面已开始进行反共，国民党不要自相残杀。蒋介石迎合冯玉祥力主"共同北伐"以减轻自己军事负担的心理，便用所谓"继续北伐"来换取"清共"，要求冯玉祥在军队及其所辖地区"清党"，冯慨然应允。蒋介石为了把冯拉向自己一边，还馈赠50万硬币给冯犒军。6月21日会议结束时，蒋冯联名通电，表示要并肩携手，为三民主义而奋斗。1927年6月21日，冯玉祥告别了蒋介石，乘火车离徐西行，22日凌晨7时到了开封。冯玉祥回到河南后，按照徐州会议达成的协议，在自己所辖的地区开始了"清党"。冯玉祥将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和在地方工作的共产党员，都调到了郑州，宴请之后，便宣布说："你们到我这里帮了忙，你们要反蒋，我是不能干的，我要和蒋介石合作反张作霖。在我的军队里穿二尺半的不能反蒋，你们要反蒋，愿意到哪里去就去哪里吧！"冯玉祥送给刘伯坚1000元，科长以上每人100元，其余每人50元，然后用一个闷罐车皮将这240名共产党员拉到武胜关。后来，这些共产党员大多去了武汉，少数人去了西北。6月28日，冯玉祥以开封政治分会主席名义，密电豫、陕、甘三省政府，布置了"清党"措施。以后，又陆续发出文件、电令并多次演讲，反苏、反共、反对阶级斗争，歪曲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命令各地"严防"和"严惩"共产党。1927年春夏之间，蒋介石、冯玉祥和汪精卫，都先后走上了反共之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被葬送了。【点评】蒋介石此去黄口车站迎接冯玉祥。本想与之结好，拉冯反汪、反共。但是冯拒绝反汪，并要求国民党不要相互残杀时，蒋介石马上退而求其次，迎合冯玉祥力主"共同北伐"的心理，同意不再反汪"继续北伐"以要求冯"清党"。此举退而求其次，结果马上奏效。在处人之中，蒋介石很讲策略。为了拉拢某人为己用，进而不成时他能退而求其次，以达目的。此乃蒋氏处人的圆滑和"灵活"之处。第二部分 8.对于忠诚的人，宠信不疑蒋介石对于忠诚的人，宠信不疑。邓文仪是湖南人，在黄埔毕业后，他就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之后，便伙同贺衷寒等仇共分子，向蒋介石提出了反共的主张，并积极参与了反共政变活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他从苏联回国，即与贺衷寒、肖赞誉等向蒋介石提出反共的主张，蒋因而派他到黄埔军校任入伍军部政治部主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委任他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让他主持军校的"清党"和政治工作。4月22日，邓文仪走马上任，这是他从事国民党政治工作的开始。5月5日，在黄埔军校第五期第四次政治工作扩大会议上，邓文仪代表政治部向会议提出：彻底调查和清除共产党员，由政治部与政治教官在思想上、言论上考察甄别全体官长、学员、士兵、职工。5月18日，邓文仪主持召开了军校清党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做了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本会是根据本校党部联席会议及政治工作扩大会议的决议案而成立的。它的责任，是要彻底肃清本校叛党分子，开展"清党"运动。清党是本校给各同志之天职。因此，本会各委员，应该切实地负起责任去做，决不可存丝毫观望不前之态度。在这次会议上，邓文仪被推举为该会七人常务委员之首，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不久，在他的主持下，该会制定了检举及审查实施细则，规定对共产党人及其他嫌疑分子严惩不贷。一时，黄埔军校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反动分子四处活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师生遭到了残酷镇压和迫害。邓文仪除组建军校清党审查委员会外，还着力改造了军校各级党部，在各级组织里广插亲信，排斥异己，控制了军校的国民党组织。在宣传方面，他派人查封了大革命时期的进步书刊。据邓文仪所作的政治部政治工作报告记载，从4月20日至31日，政治部封存的诸如《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国民革命》等进步书刊就达近10万册。黄埔军校一时出现了缺少图书的局面。为了弥补这一空白，邓文仪又组织一些人编写了《黄埔周刊》、《黄埔军人》、《黄埔生活》、《清党运动》、《蒋校长最近之言论》等刊物和书籍，内容除了清党反共，就是为蒋介石歌功颂德。邓文仪在黄埔军校的任职时间不长，仅三个多月，却为蒋介石的反共事业倾心尽力。因此，蒋介石对他的"忠诚"非常欣赏。邓文仪在黄埔军校卸职之后，从1927年底至1934年夏，在蒋介石身边担任随从参谋、书记、侍从秘书等职达七年之久，是非浙江籍的黄埔学生中侍从时间最久也是最受宠信的一个。虽然蒋介石喜怒无常，对邓文仪时而挥之，又时而呼之，但邓文仪总是毫无怨言，以服从为天职。他还向人解释说："谁能离开自己的领袖呢，在他身边是在他身边，不在他身边也还是在他身边，这便是所谓精忠的那个'精'字。"正因如此，蒋介石对他不像对其他非浙江籍的黄埔生那样疑忌，而是宠信不疑。【点评】对忠诚自己的人宠信不疑是蒋介石作为一代枭雄的处人用人之道。蒋氏用人首先就是看其对自己是否忠心不二，在此基础上选人用人。对于忠诚之人，他关顾有加，能够大加重用并且宠信不疑。此一处人之道，也是蒋介石统军御将之术。第二部分 9.虚情假意，做表面文章蒋介石与张静江是多年的结盟兄弟。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蒋介石在经济上做出了励精图治的姿态。在这其中，张静江也扮演了重要角色。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设立"中华民国"建设委员会，由张静江担任委员长。11月，张静江又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他在任期内集中主要精力发展全省的交通事业，并筹设杭州电厂，兴办全省电话事业。为促进经济建设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张静江在杭州举办了西湖博览会，并为此在杭州市内铺筑了柏油路。这次博览会耗资巨大，吸引了众多的中外人士，称得上民国初期工商业的一件盛事。蒋介石为此次博览会题写"恢张蠡策"四字以示祝贺。张静江大搞建设，需要大笔的资金。为此，他巧立各种名目，增加苛捐杂税，有所谓"建设特捐"、"建设附捐"、"水利费"、"土地测绘费"等，一律在原有田赋项下附加征收。其中以"建设特捐"一项最重，按田赋征税每元附加1元4角，附税超过了征税。同时，他还发行公债，并向上海、杭州、宁波、绍兴等地银钱业进行抵押借款。后来，又增加"积谷"项目，按亩征谷2升，商人积谷则在营业税项下附征。国民党政府曾在裁撤厘金改征营业税时，声明营业税不得征收任何附加费用，因此一再令张静江停收。张不予理睬，依然我行我素。张静江以元老自居，我行我素，不仅敢不买政府的账，即使是蒋介石的意见有时也不放在眼里。蒋介石原拟以路矿权利向德国借款，从杭州建造浙赣铁路通至南昌，一次建成重轨。而张静江则着眼于牟取高额利润和早些还本，坚决主张先造杭州至江山一段，由他向银钱业借款建造轻轨，于是执意动工而置蒋介石的主张于不顾。同时，他对浙江的公路建设也未能与蒋介石的"军事计划"相配合。蒋介石命令浙江省首先建造浙赣边境及浙东、浙南山区公路，而张静江出于对实利的考虑，先以全力建成杭州至绍兴的一段公路，成为全省惟一有盈余的公路。这都使蒋介石大为恼火。这时，张静江同国民党中的一些新贵的矛盾也在滋长。他认为陈果夫鼓吹"合作运动"、"二五减租运动"等是多余的，致使陈果夫通过省党部推行的"合作"和"二五减租"在浙江一筹莫展。此外，他在浙江省政府内也四面树敌，他曾因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国民日报》社长胡健中发表不利于自己的文章而擅自将其逮捕，结果遭到国民党中央和行政院的电斥；为在省府内争权夺利，他与原来的亲信、省民政厅长朱家骅反目成仇，并借故将其免职。张静江的政治独立性越来越难见容于蒋介石。加之在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权力再分配中，血缘姻亲的利益远比异姓昆仲的情谊重要。宋、孔家族的地位不断上升，张静江的地位却日趋下降，因而其政治上的失意也就在劫难逃。1930年，蒋介石派人去劝张静江"自动"辞掉浙江省主席的职务。张静江闻言，恼羞成怒地说："我偏不辞职，叫他免我的职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