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蒋介石处人中，有一个厚黑的信条，就是："我日子不好过，你也别想过得好。"我过不好大家都过不好是他处人的一个做法，这在他每次"落难"前表现得极为突出，例如他第一次下野时，指使陈果夫等"小兄弟"充当打手四处闹事，通过上海买办控制南京政府的经济命脉，不与新政府"合作"；第二次下野时，他大力任命心腹，控制国民党中枢权力，指使宋子文参政财政部，遣散工作人员，提前发放工资，结果使上台的孙科政府陷入困境；此次败逃大陆，他又大动杀机，四处杀人，最后连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全家及秘书都杀害了。大有我不好过，让你们更不好过的势头。第一部分 19.父子上阵，口诛笔伐1952年10月，吴国桢在蒋氏官邸赴宴，在回来的路上发现汽车的三个车轮的螺丝钉都被人拧掉了，顿时明白了蒋氏父子难容自己之心。吴国桢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训练出来的政治能手，十分成熟，于是，对此事一点不露声色，几天之后，坚决要求辞去台湾省主席之职，并暗中活动美国两个学术团体，邀他到美国讲学。蒋介石开始不让吴国桢离开台湾，但是吴国桢有美国人支持，宋美龄也出面劝说蒋介石，施加影响，于是，蒋介石不得不放行了。1953年5月24日，吴国桢被批准赴美，但是，蒋介石留下了吴国桢的父亲和儿子做人质。1953年吴国桢抵美后，他相当地克制自己，没有半句对蒋氏父子不满之词。但是蒋经国对他的嫌隙，却并没有因此平息，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中写道："恐怕，太子也有几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歇斯底里。"1954年1月，台湾报纸披露吴国桢苟取巨额外汇的内容，有的报纸还刊出《劝吴国桢从速回台湾》的长篇社论。吴国桢要求台湾报纸登启事辟谣，但是，他的父亲跑遍各报，都没人敢登，吴国桢忍无可忍，于是在美发表对台三点"政见"，主要内容是：（1）台湾如不实行民主，将无法争取美国和侨胞的支持。（2）目前的台湾政府过于专权，是一党统治。（3）政治部全然照搬苏联的方法。这第三条分明专指蒋经国，但是，还没指名道姓。台湾许多忠于蒋介石的要员"义愤填膺，揭竿而起"，于是站出来与吴国桢隔海骂战，指责吴国桢"反动"、"狂妄"、"包庇贪污、营私舞弊"等，罪名达十三条之多。吴国桢在台湾的一片谩骂声中，复刊出《上总统书》一文，正式点出蒋氏父子的名字，说：太子是台湾政治进步之一大障碍，主张送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书……在大陆未恢复以前，必重返台湾"。同时，批评蒋介石"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故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吴国桢的一纸上书，等于在蒋氏父子的后院丢了一颗原子弹，发出惊人的震动。美国各大报纸无不争相报道。蒋介石赶紧发表"总统命令"，开除了吴国桢的党籍，官方策动"上书"、"签名"、"声讨"运动，以维护领袖和领袖儿子的形象，免遭吴国桢糟蹋。通过吴国桢事件，已给中外人士留下深刻的印象：蒋介石仍然是大陆时期专权独裁的蒋介石，大陆惨败的教训，并未能使蒋介石洗心革面。【点评】蒋介石处人，也不放过使用文斗手段，此番蒋氏父子与吴国桢隔海骂战硝烟大起，闹得沸沸扬扬，其声势之大，足见蒋氏父子文斗手段之娴熟。在处人之中，蒋介石虽是武夫，却是敢于使文的，因为文斗、智斗是对付人的重要手段，光有武斗，可以击倒一个人，但是却服不了众人，蒋介石重视文斗，正是他抓民心，巧于处人的高明之处。第一部分 20.认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转蒋介石出身于一个浙江余姚的盐商家庭，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孤儿寡母无权无势，处境凄凉。蒋介石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成人。1903年8月，蒋介石赴宁波赶考，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蒋志清。毛福梅送丈夫赴考之后，也学婆婆的样子，天天在观世音菩萨像前祈祷，求菩萨保佑丈夫蟾宫折桂，衣锦还乡。可是，报喜的没有上门，蒋介石已挂一脸霜回来了。他文场失意，名落孙山。蒋母忙不迭地安慰，毛福梅更小心服侍，惟恐这位心高气傲的丈夫一时想不开，做出什么怪事来。其实，蒋介石的失意并不是因为考试落第，而是因为当时宁波已受新思潮影响，知识分子对科举一类玩意儿已开始厌倦，社会上纷纷议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蒋介石是个极敏感的人，他第一次到宁波，第一次参加科举，亲眼看到科场的腐败黑暗，不禁感到痛心和愤怒。又听到有废科举、兴学校之议，惊奇地发现一些举人、秀才已在试办新学堂，一些学馆里也渗进了数理化一类新教材。他还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新鲜事，连慈禧"老佛爷"本人也是一面反对光绪皇帝的"戊戌变法"，一面与外国人频频举杯，放手让李鸿章搞"洋务运动"。所有这一切，在蒋介石心中搅起了层层波澜，他隐隐感到，一场大的变革正在来到。为了适应这行将来临的新潮流，经过几天考虑、比较，他决定从学习新科学入手，到奉化县城新办的凤麓学堂去读书。蒋母打心眼儿里不愿儿子离开。因为家计日见拮据，她希望儿子能像丈夫一样做生意，把家业重振一番。于是，她屡屡劝说道："阿元啊，听娘的话，莫要再读书了。你已是有了妻子的人，这个家该由你来当了。还是到宁波去学生意吧。我去求你琴风舅舅帮帮忙，他在宁波做生意，蛮走运的……""娘，你不用说了！"蒋介石急急地回答，"孩儿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做商人再吃香，也得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我决不做生意！"蒋母深知儿子的脾性，他认准的理，九头牛也休想拉得转，便与媳妇商量，希望她能挽住儿子的心。谁知毛福梅心中希望之火还在燃烧，她是支持丈夫继续求学的。王采玉只好收回成命，只是坚持要儿子带上媳妇去读书。这是因为一则有人管着他，便不会出岔子；再则，她希望早些抱孙子。蒋介石也很愿携妻同行，一方面是这段时间共同生活中，他觉得毛福梅对他的照顾是别人无法代替的；另一方面，他听说奉化县城里还办了女子学堂，"作新女校"，许多大家闺秀都在读书，他的女人也不该落在人后。就这样，1903年9月，蒋介石夫妻双双去了奉化县城读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点评】蒋介石处事的方式和风格有其个人的特色。其中，他的处事方法与其性格是密不可分的。在处事中，他认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转，一条道走到黑，是谁也劝说和改变不了的，在读书与做生意中，他认准了读书这条道。虽然他考试落第，但是读书之心不死，当母亲劝他从商之时，平时对母亲十分孝顺的他回答得斩钉截铁，一口拒绝，体现出坚定的读书之心。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他也是认准的事不回头，最后终成就一番"大事业"。蒋氏此处事之术，是其倔强性格的表现，也是他胆大妄为、志向坚定的行动和体现。第一部分 21.发愤图强，立志出人头地1906年，蒋介石18岁时，家中发生了一桩意外的事件。这时的清政府对外屈辱于列强，对内则加重对百姓的盘剥，横征暴敛，各地无主滞纳的田赋则责令甲首（首富）和巾户摊赋。蒋介石家也在被索之列。乡里狡猾的富产与征收田赋的庄书勾结，欺侮蒋家孤儿寡母，特别苛派田赋。王采玉本不该摊赋，摊上了却交不起，在不胜负担的情况下，她据理力争，没有结果，只好把儿子从学堂叫回家。血气方刚的蒋介石立即和差役打起来，惹怒了差役，差役就把蒋介石捆拘到县里关押，勒令交纳田赋后才释放。为了儿子的性命，王母被迫忍辱四处筹款，把蒋介石赎了出来。蒋介石回到家中，母子见面抱头痛哭。王采玉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勉励儿子要争气："你要发奋上进，早日出人头地！"蒋介石也深为震动，对母亲所嘱铭记于心。也就在这一年，他剪掉发辫，决意同旧社会抗争。第二年正月，蒋介石再次回到奉化县城龙津学堂，补习日文，4月东渡日本。【点评】蒋介石在年轻之时，父亲早亡，但是和寡母一起尚能立志做人。此次田赋事件后蒋介石不甘受辱，东渡日本，这就是他发愤图强的例子之一，在他年轻之时这样的事例还颇多。能发愤图强，是年轻时蒋介石身上具有的一个品质，也是他后来在人生和事业上有所为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有这样的处事态度，他才"百折不挠"，屡受挫败而"奋起"，终成了"大器"，在历史上刻下一个"枭雄"的名字。第一部分 22.投靠主子，寻找靠山1907年冬天，19岁的蒋介石怀着急不可待的兴奋心情，登上了去日本的海轮。蒋介石来到日本，感到很失望。日本军事学院只接收中国政府陆军部推荐的学生，而普通人要得到这种推荐只能是一种梦想，可走的只有一条路——进入日本中学学习日语。这次日本之行蒋介石虽未如愿，但是，他却结识了陈其美。陈其美是追随孙中山的革命者，在上海金融巨头和帮会头目中颇有名气，此时正留洋日本。陈其美比蒋介石大10岁，并且在秘密帮会和经商活动方面富有经验，蒋介石认识陈其美之后，立即投靠在他的名下。陈其美以后对蒋介石的影响很大。在陈其美的引导下，蒋介石这个年轻的浙江人，在心目中播下了希望的种子，他在生活中顺利地找到自己的位置，开始去做一番事业。然而军校进不了，他只好回国。蒋介石从日本回国后，本已不再指望继续学习军事了。但是，恰在这时，峰回路转，陆军部宣布为保定军校短训班招考学员。天赐良机，蒋介石参加报考，并榜上有名。在该校指导训练学员的大多数教官都是日本人，蒋介石的日语学习正好派上了用场。1907年冬天，保定军校开始从学员中选拔去日本留学的预备人员。蒋介石毛遂自荐，他说，他去过这个国家，学过日语。随即他和张群等四十人被选中。1908年，蒋介石第二次踏上了日本土地，进入东京"振武学校"。在日本期间，蒋介石在自己的密友和师长陈其美的帮助下，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在同盟会的会议上，蒋介石和其他预备会员宣誓忠于革命。他庄严宣读誓词："我宣誓要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而斗争！"在振武学校的三年时间里，蒋介石主要是作为陈其美手下的亲信，在浙江籍的同盟会会员的同学中活动。虽然当时蒋介石所进行的革命活动也仅仅限于同学中交谈革命形势和理想、阅读书籍等，但是，革命活动，使年轻的蒋介石逐渐积累了从事秘密政治斗争的经验，并与张静江、陈其美结成了异姓兄弟。1911年，武昌爆发起义，陈其美发电报给蒋介石，要他回国。由于怕学校不同意，蒋介石便耍了点花招，请假48个小时，和他的同学张群、陈星枢抵达东京，在同盟会支部换上便服，于10月30月回到上海，参与陈其美的革命工作。此后，蒋介石一直在陈其美的麾下效劳，并受到重用。1915年，袁世凯皇帝梦做到白热化程度，策划摧毁共和政体，自己登上皇帝宝座。陈其美等革命同志于是商议以暴动方式表示抗议，惨遭袁世凯暗杀。陈其美死后，蒋介石觉得好像天塌下来一般，失去了惟一的靠山。陈其美生前历任上海都督、工商总长等要职，又是上海青帮的大头目，蒋介石自从认识陈其美后，成为中华革命军军士，以后又做了陈其美的团长、参谋长。他刚刚看到一点前途的曙光。陈其美一死，所率部队解散，他无处安身立命。这一打击，改变了蒋介石对生命的看法，一段时间驱使他走上了放荡的生活之途。1916年，蒋介石为逃避袁世凯追杀，匿居苏州，在失去依靠的日子里，他郁郁不得志，痛苦万分，为排遣内心的烦忧，他纳妾姚氏，企图在酒色中获得解脱。然而，心中的苦闷还是与日俱增，昏昏度日。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蒋介石又开始了寻找新的投靠对象。不久，他把目标定向了此时中国革命的领袖孙中山。蒋介石与孙中山的接近，首先是通过陈其美的关系。蒋介石能与孙中山认识，是由陈其美介绍的。但是，蒋介石开始并不是孙中山的手下重将。孙中山真正信任蒋介石，是在1922年以后。这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变，围攻总统府。孙中山脱险后，登"永丰"舰避难。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认为为孙中山效力的时候到了，便急忙赶往广州。当蒋介石登上"永丰"舰时，孙中山泪水盈眶，一下子竟说不出话来。从此，蒋介石与孙中山的关系比较密切起来。【点评】人的一生需要机会。蒋介石出身低微，为了有出头之日，青云直上，他四处寻找阶梯，投主子，找靠山，尽忠心；正是投中主子，他才找到自己的位置，最后得到名和利，做成一番事业。对于这一处事之经，蒋介石自己有着一番冠冕堂皇的解释："革命的人生观"只须跟定自己的领袖，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为此，要敢于冒险，犯大难，乃至杀身成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因此，在年轻的时候，他就到处寻找靠山，攀权贵，以期望青云直上，出人头地。可以说，投靠主子，是蒋介石夺权起家的第一步，也是他处事经"非常成功"的第一招。第一部分 23.不达目的，步步为"退"（1）1922年，蒋介石与孙中山离开永丰舰，于8月14日回到上海后，只在孙中山的寓所帮助办事七天，然后，就到普陀山海岛，住在天福庵游山玩水，静养身体去了。蒋介石在普陀山住了六天，到南天门去探过胜景，去般陀庵观鱼，剩下的时间就"泥塑"般的坐读佛经。廖仲恺与汪精卫来信，请蒋介石到上海助孙中山策划军事方面的事情。蒋介石回信说："连日腹泻不止，回沪之期，不能如约。"这期间，孙中山正在积极进行联俄、联共、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孙中山在上海"为一租界之亡命客"，他认识到没有一个革命根据地，要真正打倒军阀是不可能的，为此他要建设广州为革命的大军营。因为身边可信赖的人不多，所以十分需要蒋介石到身边来，为他筹划夺回广州的军事。8月29日，蒋介石从宁波写给廖仲恺、汪精卫一封长信，对国民党目前应实行的方略，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信中绝大部分是谈军事的，围绕如何夺回广东，提出了一个面面俱到的军事计划。汪精卫与廖仲恺收信后，连夜给蒋介石回信告诉他说："现时各方情形，已有多少变更，兄非常住此间策划不可。"同时，孙中山也给蒋介石回信说："函悉……日本变局愈速，非兄来沪同谋不可。"但是，蒋介石在这封信中，提到"请孙先生注意，党约不改，党务终难整顿。乘此时机改正誓书，收容一般有为青年，则党势必能增大"。并且他还建议，经费再困难，也应维持国闻通讯社和商报这两个宣传机关。他写道："言论多一机关，即多一分势力，以现在武力既穷，如舆论再不注重，是更难为力矣。"原来，这时蒋介石已不甘心只做一个单纯的军事干部，他要过问国民党的改组、宣传等"党中大事"。因此，蒋介石对孙中山只是在军事上倚重他，在党内却没有他的地位而不满的。9月9日，孙中山和廖仲恺、汪精卫等人，好不容易把蒋介石盼来了上海，可是，他只在上海住了一宿，就又回宁波了。原因是他"心绪不佳、亦无所事"。蒋介石还在日记中写道："上海一天都不能住，人们骂北京是铸造恶人的烘炉，则上海更是一个大烘炉，铸恶人的范围比北京更为广泛。"上海对于蒋介石来说是他的"发祥地"，因为蒋介石是在上海由于陈其美的栽培，参加了革命活动，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为何今天竟有"斯地不可一日居"的恶感？蒋介石在上海一天都不愿呆的另一个原因，是9月9日他来到上海时，孙中山正召开有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研究改组国民党计划的首次会议。如此重要的会议，孙中山却没让蒋介石参加。再说此前他还给孙中山写过信，对改组国民党发表过见解。所以蒋介石到上海感到"心绪不佳，亦无所事"，第二天就走了。蒋介石离开上海就直接到天童山去了，他在玉佛阁殿前"纳凉"，到罗汉堂楼上"挹爽"，在寺庙外的幽静小路上散步，时时"作解脱尘缘之想"。此时的蒋介石，心情悲伤得竟想要出家去当和尚了。9月12日，孙中山完全以知心朋友的心情，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到上海来，该信全文如下：介石兄鉴：日来事冗客多，欠睡头痛。至今早始完全清快，方约兄来细商今后各方进行办法。而闻悉兄已回乡，不胜怅怅。日内仲恺、汉民、精卫，将他途出发，往日本、奉天、天津等处活动。寓内闲静，请兄来居旬日，得以详筹种种为荷。第一部分 24.不达目的，步步为"退"（2）蒋介石收到孙中山如此亲切的信，但是，还是没去上海见孙中山。10月4日，他从宁波到上海，还是没有去见孙中山，而是当即换乘火车到无锡，游太湖了。此前，蒋介石撰写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已脱稿，他这次到无锡住在太湖的"万顷堂"，一来是游览太湖，二来是为此稿写"跋"，然后好付印出版。蒋介石要以这本书来传播自己这段最光荣的历史、抬高声誉。10月7日，蒋介石才迟迟来到上海见孙中山，但是目的却是请孙中山为他所写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作序。孙中山于10月10日为该书作了序。序文对蒋介石上永丰舰的行为予以称赞，并批评自己"乏知人之鉴"，没能预先制止叛乱。1922年10月18日，孙中山将撤退到福建的北伐军改名为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准备讨伐陈炯明。10月22日，蒋介石到达福州，来到了东路讨贼军军部工作。在此工作初期，蒋介石拟订作战计划，观察地形，慰劳伤兵，颇为起劲。在11月11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此次讨逆杀贼，复仇雪耻之责，吾当以一身任之。招疑招忌，任劳任怨。以求达乎目的而已。"可是，没想到他到这里才过三日，就给在上海同孙中山进行改组国民党工作的胡汉民、汪精卫写去信，说"在这个部队中也还是存在有派系斗争的苦恼"。在信中，他竟提出："十日内如毫无进步，则无可如何。"这简直是给孙中山下最后通牒了。孙中山见蒋介石信后，急回电请他无论如何不要离去，并告诉他已经派廖仲恺前来福州，帮助他解除困难。11月24日，廖仲恺急急赶到福州，但是，这时蒋介石已上轮船就要走了。廖仲恺顾不上喘口气当即赶到船上，把孙中山写给蒋介石的一封长信交给他。孙中山在信中对蒋介石说，自己不能亲自到福建，才把讨伐陈炯明的重任托付给他，"故望兄（蒋介石）为我而留，万勿以无进步而去"。孙中山在信中提到，在永丰舰上我们都坚持了，如今无论如何艰苦，也应当留在军中。另外，孙中山在信中还告诉蒋介石，他正在上海与苏俄代表进行联系，并且"现已大得其要领"，这样就可以实现蒋介石想到苏俄去考察的愿想。革命必须要有根据地，所以孙中山希望蒋介石一定要留在军中奋斗，夺回广州，"庶不负先烈之牺牲，国人之期望也"。孙中山的信可谓语重心长，但是，廖仲恺一走，蒋介石还是在27日回到上海，见到孙中山时，大言不惭地说："任何工作，都不敢违命，唯望准我不再回闽……"蒋介石如此不愿意到军队中工作，固然有派系斗争的苦恼和军费拮据这方面的问题，然而，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蒋介石不满意他在军队中的地位。孙中山虽然很重视蒋介石的才能，凡有重大军事决策和行动，都要蒋介石参与计划和执行，但是，孙中山却一直没有授蒋以实际军权，让他独当一面。因为孙中山早已看出蒋介石在军中缺乏威望，他主观好胜，脾气暴戾，动辄与人争吵，上下关系弄得很僵。所以，孙中山认为蒋介石做高级参谋工作较为合适。但是，蒋介石却不甘心长期充当别人的副手，做一个没有实权的高级幕僚。蒋介石是有更大欲望的人，他总是在努力寻找一条扩大个人权势的道路，当前蒋介石迫切要求的，就是过问"党中大事"。因为蒋介石清楚地知道，只有在国民党内取得地位，才能有所作为。因此，这次蒋介石离开福建讨贼军，到上海对孙中山提出了坚决不回军队中工作的要求。虽经孙中山对他再三劝慰，要求他"坚忍耐烦，劳怨不避"，他还是没有重返福建，11月28日，他又回宁波家中去了。12月，孙中山联络了驻在广西的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两支军队，组成了西路讨贼军；配合在福建的许崇智的东路讨贼军，准备夹攻广东陈炯明叛军。直到27日，蒋介石在孙中山的劝说下，重返福州讨贼军总部。但是，这次回到军中，他几乎不理事，12月28日，孙中山下令东路讨贼军进攻广东潮汕地区，蒋介石在这时却跑到鼓浪屿过除夕之夜了，他说嫌新年期间军中喧嚣，特来此躲清静。在鼓浪屿，他借宿涌泉寺，该寺庙四面皆泉，滴水声若琴。随后游览水云亭时，观池鱼戏水，拜谒朱熹祠，忙了个不亦乐乎。度过新年，蒋介石回到军中。但是1月7日，他又离开讨贼军总部，来到了鼓浪屿。这次蒋介石在鼓浪屿游玩了七天。当他1月15日回到福州时，西路讨贼军已攻取了广州，陈炯明携残部逃回惠州老巢去了。这时在福建的东路讨贼军也全部正向广东开进，而蒋介石却在15日这天启程回上海了。蒋介石从福州回到上海时，孙中山正与专程来到上海的苏联驻华大使越飞会晤，他们接着举行多次会谈，进一步商讨了改组国民党和建立革命军队，以及苏联与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等问题，1月26日，联名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这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重要文件，它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最后确立。蒋介石不愿随东路讨贼军去广东作战，回到上海又无事可做，1月20日，他到孙中山寓所，把他在鼓浪屿撰写的几条联句，求孙中山书写成对联，然后又携卷回家乡溪口闲居去了。1923年2月15日，孙中山从上海启程，21日到达广州，3月1日宣布成立大元帅府，孙中山被推举为海陆军大元帅。这是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在孙中山回广州途中，2月18日在香港时曾给蒋介石发急电，告诉他已经任命他为元帅府行营参谋长，催促他"万请速来，勿延"。27日孙中山又给蒋介石发急电："介石兄鉴：各要事须兄相助，万望速来。"孙中山急于请蒋介石回广州，因为改组国民党的工作要继续进行，军事方面更需要人。这次帮助孙中山把陈炯明赶出广州的各部军队，都是西南几省军阀的旧部，他们不过是利用孙中山的威望替自己扩充地盘，如桂系军阀沈鸿英，打进广州后，就想把广州占为己有，开始反对孙中山回广州，并在伺机谋叛。孙中山的嫡系部队、许崇智率领的粤军正在潮州、汕头一带与陈炯明的旧部作战。逃到惠州的陈炯明叛军，时时在伺机反扑。因此，孙中山在广州的处境是很不安全的。蒋介石接到孙中山的两封急电后，并没有立即去广州，只是先后给廖仲恺、汪精卫、许崇智写去三封信，对广东的局势加以分析，提出军事作战方面的意见。3月15日，胡汉民、汪精民、邹鲁、林业明、林直勉、胡毅生等人，专程跑到宁波来劝蒋介石启驾去广州，蒋介石陪同这六位国民党大员游览了宁波的七塔三寺和天童山诸胜景，四日后才一同去了上海。到上海后，蒋介石住了七天，并没有去广州，却于3月27日，又回到了宁波，仍继续用信件应付广州方面的催促。蒋介石在这期间所写的信，较过去有了明显的变化，这就是直接在信中提出自己的要求，而不像以前那样只是发泄不满，博取同情，从而求得进展。如3月21日，他直接打电报给孙中山，提出现任管理财政的人无能，要求并归廖仲恺一人全面负责财政。3月30日与4月7日，他两次打电报给许崇智，都是以"请令本军"如何的口吻提出作战主张。4月8日，他给大元帅府秘书处长杨庶堪写信，提出在他回广州之前，需发表任命廖仲恺主管财政、许崇智部调回省城两道命令，否则，他回广州后无法进行工作。蒋介石直接向孙中山提出要求、讲条件，并干预人事安排。他认为自己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地位提高了，才于4月15日，从上海动身赴广州，以大元帅参谋长的名义入大元帅府办公。5月9日，陈炯明从东江再次叛乱，大规模向广州反扑。被赶出广州的沈鸿英的部队，又勾结北洋军阀吴佩孚，从广州北面猖狂反攻。孙中山两面受敌，处境十分险恶。于是，他亲赴前线督师，南征北战，捍卫着广州的革命政府。蒋介石作为孙中山的参谋长跟随出征。经过两个月的作战，敌我双方各有胜负，形成拉锯战。但是，孙中山所依靠的滇桂联军也都是些打着革命旗帜，为自己争权夺利的野心军阀，根本不热心为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权作战。广州政府仍处在四面受敌的危机中。随后，由于许崇智在潮州打了败仗，迁怒蒋介石，蒋介石感到"参佐军务，不以为谅，反遭……"。结果，蒋介石到任还不到3个月，便于月12日"愤而辞职"，离开苦战中的孙中山，到了香港。【点评】蒋介石野心勃勃，在他心目中，权力和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攫取重权和高位，是他孜孜以求的目的。为此，他不顾道德仁义，也不顾什么革命情谊，几番不"应召"和进而又退，反反复复地任职又离职，表面上对权位淡漠，而实际上却尽力和用尽脑汁追求之。他由暗到明，步步为营地要权、要位，目的性十分明确，他退是为了进，纵是为了擒。为达目的，以退为进，是蒋介石处事经的过人伎俩，最终，他的这一经世之术收到了"奇效"。第一部分 25.敢于"学习"人家的长处1923年8月，蒋介石在赴苏考察期间，比起政治、党务方面，蒋介石对苏联军事情况更感兴趣。他考察了苏联红军的组织序列和政治委员制度以及军事人员的培养情况，参观了喀琅施塔得要塞和海军学院。苏军的组织、素养、装备、军容等情况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对他以后的黄埔建军、治军产生了重大影响。对红军的党代表制度，蒋介石颇感兴趣。据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记载，9月11日，他"往访教练总监彼得禄夫斯克，知俄国军队组织之内容。每团部由党部派一政治委员常驻，参与主要任务，命令经其署名，方能生效。党员之为将领及士兵者，皆组有团体，在其团部活动为主干，凡遇有困难勤务必由党首负责躬先之。"为求得实务示范。9月16日，蒋介石及其随行人员还访问了莫斯科军区第144步兵团。代表团参观了兵营、学习室、红场，在红军食堂进了午餐。然后组织群众大会，蒋介石在会上讲了话。蒋介石说："我们也准备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决一死战。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向你们学习和同你们联合起来。"他向红军许诺，在战胜中国北方的军阀之后，"就伸出友好的同盟者的手，以便共同奋斗"。他的讲话一再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团的乐队几次奏起《国际歌》。讲话的结尾沉浸在红军雷鸣般的"乌拉"声中。在从部队返回住处的途中，蒋介石一再表示对红军的士气感到鼓舞。据毛思诚记载，他"视察步兵144团，称其优点在全团上下亲爱，团长专任军事指挥，政治及知识上业务，与精神讲话，则由党代表任之，权责甚明"。对苏军的党代表制度，蒋介石十分赞赏。苏军装备之精良也令蒋介石感叹万分。9月22日，"往高级射击学习参观。自15世纪以来各式枪械约数百种，皆储藏于此。最新式之福德来夫骑兵用机关手枪，每次可发35响，且轻便异常。俄国武器之研究及进步，可与欧美各国相竞，非若我国之窳败也。为之感唏不已"。这也许是蒋介石后来利用俄援政策的一个因由吧！蒋介石主办黄埔军校，成绩斐然，没有俄援是不可想象的。在军民关系上，蒋介石对苏联红军也表示钦佩。他认为，苏军是当今世界上所有军队中最强大的军队，因为苏军有广大人民群众做后盾。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对此表示赞同，并指出，军民如此紧密结合，乃是今后国民党在建立自己的革命军时所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之一。后来，蒋介石在黄埔建军时一再强调"打仗第一要紧的，是爱护人民"，"爱护百姓"，"只要百姓帮忙，必打胜仗"，严令"如有骚扰人民，违犯军纪的，上自校长，下至士兵，都要枪毙的。"这些并非空穴来风。回国之后，在长期的从政、治军过程中，蒋氏此次在苏看到的做法，大多被他改头换面地加以采用。【点评】"见贤思齐"、"虚心学习"是一个快速成长的重要条件，也是让人不断进步的很好方法。在蒋介石的处事中，他是"敢于学习"人家的长处，此番赴苏考察，苏军的许多做法是先进的，也是别国军队值得学习的。蒋介石作为一个野心勃勃的青年将领，能够"敏锐地"发现人家的长处，并且在以后的政治、军事生涯中加以采用，这其实就是别有用心的。正是他这种"敢于学习"的精神使他在众将领中脱颖而出，并且成为北伐军乃至以后国民党政府的"领袖性人物"。学好而从恶，是蒋介石处事中的一个特点。第一部分 26.审时度势，随时转变（1）1924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纪念日，广州工人和许多团体的代表举行示威游行，商团分子公然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开枪射击示威游行的群众。游行队伍中，赤手空拳的黄埔军校学生以及吴铁城的警察试图回击叛乱者，结果，四人当场牺牲，数人受伤。继而游行队伍被打散，牺牲和受伤的人数在增多。由于群众和学生毫无准备，很快，商团头子筑起炮台，封锁市区，进而控制了全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商团叛乱。叛乱发生后，黄埔军校忙作一团。升旗山架起了瞭望哨，学校四周日夜警戒。蒋介石更是内心恐慌，坐卧不安。他几次发电报给孙中山禀报："商团武装叛乱，广州危在旦夕，请总理即刻班师，巩固省垣……"这时，蒋介石认为广州既是革命的根据地，又是自己刚刚打下的地盘，决不能轻易拱手相让。但是，仅凭他的学生军难当守卫广州的重任，于是便向孙中山力陈平叛之必要，请总理班师助剿。谁知当孙先生获悉广州方面种种恶劣情况时，却开始打算舍弃广州，要蒋介石将学生及枪械器材迅速运往韶关。这一下使蒋介石急得团团转了，他一会儿摸摸稀疏的平头，一会儿对着门上的玻璃整整衣领，过了许久，他突然转身对着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说："我委托你做代理校长，如果为守卫本岛和军校需要发布什么命令，你有权以我的名义发布。""你到哪里去？"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诧异地问。蒋介石扬扬手，不置可否，没作正面回答。沉默了许久，他才说："这些军阀王八蛋欺人之甚，你没有听说，杨希闵坚决反对我出任司令，参与平息商团的叛乱。若是假定我不在岛上的话，他就会不动武了！我在这里待不下去！"切列潘诺夫一听，知道他是想开溜，劝说道："你无须担心，我国支援的枪支即将运到。'沃罗夫斯基'号巡洋舰正停泊在黄埔码头。"这艘巡洋舰，虽是用民船改建的野战炮艇，但是舰上正有一批野战炮炮弹。孙中山政府的金库也在这艘快艇上。听到切列潘诺夫说"沃罗夫斯基"号巡洋舰还在港口，蒋介石才有了些底气，放弃了出走的念头，在黄埔停了下来。不几日，形势有些好转，全国各地的革命者开始声讨商团叛乱，群众也又起来反对商团了。这时，蒋介石又改变了主意，打算趁此机会露一下脸，抢个头功，树树自己的威信，显显威风。这样，他原先准备逃走，现在却生怕别人占先，更怕孙中山不下平叛命令。第一部分 27.审时度势，随时转变（2）于是，他又为等孙中山的命令度日如年。孙中山在工农群众支持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大大增强了解决商团问题的信心和勇气，"双十"惨案发生的当天，就成立了镇压商团叛乱的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孙中山亲自担任会长，蒋介石是该会六名全权委员之一。10月13日，孙中山命令调参加北伐的警卫军全部及湘、粤军各一部，星夜从韶关回师广州戡乱。14日下午，传令兵终于送来了孙中山的急电："兹为应付广州临时事变，未平定期内，所有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飞机队、甲车队、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卫队、警卫军统归蒋中正指挥，以廖仲恺为监察，谭平山副之。此令。"就跟小时候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一样，蒋介石总想当头，结果，他又被孙先生选中了。这意味着一切荣誉都将挂在他的名下！蒋介石接到电令后，心情异常激动、兴奋，迅速地在公文上签了字，走到电话机旁时，急剧的动作差点碰翻了凳子。他抓起电话，强忍着心中的愉悦，喉咙里发出低微的断断续续的喘息声，像人们和聋子说话那样，他大声地一字一顿地叫着学生三队、四队队长的名字。他的声音饱含着不可动摇的惊人的信念，身临危难而出现的迟疑害怕一扫而光，仿佛已经胜券在握。"金佛庄、李伟章，你们听见我的话了吗？"蒋介石高声喊着，"本校长以总指挥的名义，昭告在校师生，为平定商团叛乱，我将带领你们即赴广州，首树我黄埔军威！"商团分子不是正规部队，属商界保镖拼凑的武装。15日晨4时，各军同时向商团叛军发起反攻。在工农武装队伍和广大人民积极支持下，仅仅经过几小时的战斗，蒋介石就平定了商团叛乱。黄埔军校学生得到了一次实战锻炼，军威首树。而作为校长的蒋介石，不仅初露锋芒，而且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声誉。就这样，蒋介石已经有了自己的军队：两千多名第一批黄埔毕业生。1925年2月，他借平定商团叛乱的声威，率领学生军和许崇智部的部分粤军攻打惠州。结果又在淡水、棉湖两场恶仗中获胜，这又为黄埔军校声誉日隆奠定了基础。不久，蒋介石便决定东征，讨伐盘踞东江的军阀陈炯明及其反动势力。【点评】审时度势就是观察分析时势，估计情况的变化。根据时势和情况变化随时转换，是一个高明处事之道。蒋介石在商团叛乱前后过程的表现，充分体现了他"审时度势"，随时转换的"处事智慧"。当商团叛乱、形势恶劣时，他发现情况不妙即打算开溜，当听到苏俄的巡洋舰还在黄埔时又决定留在广州，形势一好转他又想抢头功，终于演绎了平叛商团、威震广州的大戏。在广州商团发生叛乱到平叛的全过程中，他"审时度势"，随时转换的表演活灵活现。"善于审时度势"是蒋介石的"长处"，而随时转换则是他的处事妙计，由此，他在权力的博弈中一步步成为胜者。审时度势和及时转换是他的"厚黑"人生的一大特点。第一部分 28.金蝉脱壳，巧妙脱身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之后，舆论一片哗然。但是，这时蒋介石感到自己的力量在国民党内还不够强大，还需要继续玩弄两面派手法，借以欺骗群众，巩固已得地位。因此，在事变发生后的第五天，即3月25日，他在给国民政府的"呈文"中，又演了一幕自请处分的丑剧。"呈文"说："惟此事起于仓促，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呈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这里蒋介石把自己精心导演的事件，说成是不得已而为之，将罪责推得一干二净，还装出认罪悔过的样子，其实，这纯粹又是他玩以退为进的把戏。蒋介石通过阴谋策划"中山舰事件"，对革命力量进行打击初步得逞后，他看出和革命力量彻底决裂的时机并未成熟。于是，为了继续欺骗、蒙蔽革命群众，他除自请处分，重弹革命高调之外，还把他发动"中山舰事变"的责任推卸给他的一些右派部属，并为此采取了一些表面制裁措施，借以掩盖他的主谋元凶面目。为此，蒋介石向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声称：这次事件是"对人不对俄"，蒋介石亮出这副姿态，这就给苏联政府以幻想，使苏联认为他发动"中山舰事变"并不是要全面反俄，而只是对季山嘉个人有意见，只要换了人，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就会解决，苏联的政策还可以继续。与此同时，蒋介石又打击右派表示革命，他逮捕了欧阳格，不用陈肇英。通过这种左右开弓的手法，蒋介石一方面骗取了革命人民信任，使左派对他抱有幻想，继续受他欺骗、利用。另一方面，他又争得了右派或明或暗的支持和鼓励，从而逐步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实力，最终夺得了国民党的军政领导大权。【点评】蒋介石这种两面手法，左右开弓，为的就是欺骗各界人士，从"中山舰事件"带来的窘境中脱身，这是他金蝉脱身的处事之道。金蝉脱壳是一种譬喻，说的是金蝉遇敌时脱去皮壳，以假乱真而逃之夭夭。"金蝉脱壳"作为一种处事谋略，是指用计逃脱而使对方不能及时察觉。这是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时，采取转移或撤退的分身策略，以保存自己。施用此术往往是在形势极端不利时，拼不得，退不成，不能不施用此述脱出重围，以求东山再起，故是一条权宜之术。在"中山舰事件"中，处事老道的蒋介石为此以小的代价获得了大的胜利，运用此术，达到了他卑劣的目的。第一部分 29.蔽了真心，意在彼1926年10月18日，北伐军进入南昌以后，蒋介石就在那里设下总司令部，并且搞了一个右派中心，和帝国主义眉来眼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代表——买办、官僚、政客和流氓头子频繁地出入他的司令部，随即蒋介石独吞革命胜利果实的野心急剧地膨胀起来了。北伐军攻克武昌、南昌，占据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从中国南端迁到内地中心地区已成为形势发展的必要。1926年11月19日，蒋介石打电报给代理蒋介石任国民党中执委主席的张人杰和任国民政府代主席的谭延闿说："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广州召开，做出迁都武汉的正式决定，随后，宋庆龄与国民政府先遣人员陈友仁等五人，随北伐军到达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12月2日，首批迁都北上的委员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王法勤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十余人路经南昌去武汉。当天晚上，蒋介石在南昌设宴招待各委员。席间，蒋介石向各位委员报告北伐战事情况，说："这次北伐，其性质不单是中国国民革命，完全是世界革命在东方革命的一个起点。"接着他介绍了军事上取得的胜利，然后说："观察全国的形势，不由得我们不抱乐观，我们的敌人内部已发生破绽，自相冲突，用不着我们用大队去打，只要用政治手段，就可以解决。国民革命，已快将成功，我们的政府，已可统一全国。"12月7日，抵达南昌的各委员在庐山举行中央会议。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做出了如下几项决议：一、在军事方面，由于南京和上海尚未收复，孙传芳还残存部分兵力，所以对奉系张作霖采取绥靖政策，以便彻底消灭孙传芳，仍用各个击破战略。二、积极开展农民运动，推动土地革命。三、凡北伐军克复的省份，财政归中央统一管理。四、取消主席制的一长制，改为委员会的合议制。五、电请汪精卫回国复职。蒋介石对以上的决议都表示同意，但是，在会议中，他却突然改变了自己提出迁都武汉的主张，提议迁都南昌，让各位委员留驻南昌，理由是为"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蒋介石强调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北伐军总司令部在一起。但是，武汉的地理位置要比南昌重要得多，优越得多，这是任何人都否认不了的。武昌水陆交通都方便，北上可以指挥京汉线作战，东下长江可指挥宁沪战场。如果说北伐军总司令部应与中央设在一起，蒋介石为何不可将自己司令部迁到武昌呢？所以蒋介石的理由实在不成其为理由，会上被各位委员们质问理屈词穷。会后，12月8日，各委员便下庐山径直往武汉去了。12月13日，邓演达、宋庆龄、吴玉章等十多名国民党左派领袖和共产党人，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作为迁都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组成之后，蒋介石函电交加，请张人杰、谭延闿及还留在广州的各位中央委员速来南昌。12月31日，蒋介石把国民党中央主席张人杰和国民政府代表谭延闿接到南昌，同时扣留了途经南昌准备去武汉的几位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党政府委员，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于1927年1月3日在南昌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非法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暂驻南昌"。【点评】蒋介石迁都之意，在于权也。迁都之争，实质是关系捍卫革命领导权和捍卫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一场严重斗争。当年，西山会议派另立中央，破坏国民党统一时，蒋介石通电全国，严词痛斥西山会议右派分子是"破坏本党，摧残革命"。现在，北伐革命正处于关键时刻，蒋介石这一分裂行为的危害性比西山会议派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蒋介石准备夺取北伐胜利果实，叛变革命的一个信号，他玩弄的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因为武汉方面李济深的第四军和唐生智的第八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南昌却在他的嫡系第一军的控制之下。蒋介石要把他的北伐军总司令部置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之上，必须使国民政府设在南昌，他才能以军治政。如果国民政府设在武汉，不但受不到蒋介石的总司令部的控制，而且总司令部还要听命于国民政府的节制。这与蒋介石的心愿大不相符，也不利于他夺权。因此，蒋介石要求定都南昌，其实是言在此而意在彼。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是蒋介石的处事经中经常运用的一招。第一部分 30.要举事，先做好充分准备（1）1926年，蒋介石窃取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之后，实行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暴露。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的野心日趋膨胀。11月9日，他在南昌成立了总司令部，已决心实行"清党反共"，并开始做积极的准备夺取北伐革命的胜利果实。为了进行反共策划，他先后从各地招来了盟兄弟及亲信戴季陶、吴铁城、黄郛、张群、张静江、陈果夫等人。这些人麇集南昌，在蒋介石周围形成了一个反动的核心。两湖和江西的土豪劣绅也都逃来南昌，向蒋介石等人哭诉，使南昌成了一个反革命的大本营。1927年1月20日至25日，蒋介石一伙登上庐山，包下了仙岩旅馆，开始进行密谋策划。密谈数日，主要由黄郛献计，决定如下：第一，必须明示"离俄清党"政策，以安定人心；第二，北伐军要"底定东南，联系绅商"；第三，在外交上要"弃俄联日"；第四，在军事上要联合阎锡山和冯玉祥。按照在庐山所定的方针，蒋介石立即积极行动起来。他从武汉一回到南昌，就对苏联顾问鲍罗廷展开了攻击，他致电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说鲍罗廷在武汉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鲍的顾问职务。1月27日，他又公开提出了驱逐鲍罗廷。2月21日，蒋介石公开叫嚣要制裁共产党，说："现在有一种谣言，说中正现在对于共产党的同志有不信任疏远，并且有反对他们的倾向，其实并不能这样说的，中正并不会反对共产党，中正向来是扶助共产党的……但是我亦曾附带的有一句话，就是说共产党将来强大起来了，如其党员有跋扈强横的事实发生，那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的……现在共产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于国民党党员加一种压迫，表示一种强横的态度，并且有排挤国民党员的趋向，使得国民党党员难堪，这样我便不能照从前一样的优待共产党员了，如果还同从前一样的态度，那我就不是站在国民党员的地位，我就不能作国民党党员。"又说："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在革命的地位上说起来，共产党的成败是要我负一份责任的！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3月3日，在李烈钧就任江西省主席的典礼上，蒋介石再次发表演说，谓共产不过为经济发展之一方法，有数国情形或适用之，但若中国采行共产制，则为大害，徒使中国倾覆与革命耳。蒋介石的狂言，博得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片喝彩声，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蒋介石已起来反对左派，制裁共产党了。"西山会议派的《江南晚报》更赞扬他说："到底蒋介石不错，还能起来抑制共产党。"蒋介石的一系列讲话，确实起到了"明示政策"的效果。2月19日，蒋介石曾信誓旦旦地说："军阀是什么人造成的？直截了当地说，军阀是帝国主义造成功的。如果军人要背后有了帝国主义者，这就算是军阀……中正背后绝没有新的帝国主义，中正自信远不会变成一个军阀，更不会变成一个新军阀。"事实上，他和日本帝国主义早就有了勾结。3月10日，蒋介石接见了日本政治家山本条太郎。在此之前，1月20日，蒋介石就派吴铁城为代表，秘密去日本，谈判合作问题，并公开宣布"中国人永不反日"。不久，他又派戴季陶去日本，做"转风试探"。1月26日至27日，蒋介石在庐山又接见了日本海相财部彪派来的代表小室敬二郎，此人也是蒋介石的老师，二人进行了长谈。蒋向他强调说："我想满洲和日本在政治、经济上有重大关系，日本人在日俄战争中流过血，有感情上的问题，我认为对满洲问题，必须特殊考虑。"又说："我欣赏币原外相的演说，如果日本正确评价我们的主义和斗争，我愿意同日本握手。"1月下旬，蒋介石还会见了日本驻九江总领事江户千太郎，再次表示：他非但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尊重现有条件；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人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2月初，蒋介石派黄郛去武汉，会见了日本驻武汉总领事高尾亨和陆军代表铃木贞一，三人同游了黄鹤楼。铃木去南昌见蒋，向蒋转达了陆相宇垣一成的意见，希望蒋"与共产党分手"，搞"纯正的三民主义运动"。蒋表示"为了保全东亚，中日两国的合作是必要的"，他"打算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一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态度"。第一部分 31.要举事，先做好充分准备（2）不久，蒋介石又接见了日本军部的代表永见增辉和松室孝良。此二人带着戴季陶的介绍信来见蒋。蒋更明确地表示："本总司令决心已下，誓与共产党不共戴天，愿意中日提携，共同防共。"蒋介石与山本二人会谈后，山本回到北京就向记者宣布，蒋介石是最出色的军事领袖。随后，蒋介石就派黄郛去上海，直接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联络。他向矢田表示，对"整顿国民政府内部已下决心"。蒋介石在与日本帝国主义紧密勾结的同时，还通过两条渠道与美国建立了联系。一是通过王正廷去上海与美国联络。王正廷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又是幼时同学，曾任过参议院副议长，自己办有中美贸易公司和华丰纺织厂，是一个著名的亲美派。1926年年底，上海资产阶级发起筹组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先后成立了军事、外交两个委员会，王正廷任外交委员。1927年1月26日，王正廷与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思举行了秘密会谈，王告诉美方，国民政府的控制权并未完全落入极左派手中，国民党军不是布尔什维克；汉口事件不会在上海重演；国民党军可以不进驻上海，以免与外国军队发生冲突。他没透露，蒋正设法收买上海的军阀，上海可能不战而易手，届时可成立一个委员会实行统治，必要时，用警察和某些"志愿人员"来"维持秩序"。蒋介石还通过孔祥熙与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建立了联系。孔祥熙是广东省的财政厅长，他通过英国人寇罕与詹金斯联系，寇罕曾担任过蒋介石的私人保镖。2月16日，詹金斯和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向国务院报告说：根据寇罕的情报，"如果列强要把俄国人赶出中国，他们应当现在就向蒋将军建立直接的联系"，又说："蒋恨俄国人，只是因为苏维埃政府给他提供武器弹药，他才勉强与鲍罗廷合作。""如果英国和其他列强愿做俄国人正在干的事情，蒋将军将立即同鲍罗廷决裂并制止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暴力活动。"3月初，蒋介石又通过他的美国朋友诺曼，向美国官方作了与上述电文相同的表示。通过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取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更促使蒋介石下定了"清党反共"的决心。为了清党反共，蒋介石还和南北财阀进行了联系，特别是与江浙财阀的联系。江浙财阀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蒋介石和他们又有着历史渊源关系，江浙财阀的许多头面人物，都是蒋介石的好友。早在北伐开始之前，蒋介石就命军需处长周佩箴打电报给上海的虞洽卿，邀请他到广州一行。虞洽卿系买办出身，曾任淞沪市政会办、工部局的"华董"，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时，就同他有密切来往，投机失败时，又得到他的大力帮助，蒋对他十分感激。应蒋介石之邀，虞洽卿派他的女婿盛冠中陪同闸北商会会长王晓籁，到广州去摸情况。他们回到上海后，报告说蒋介石"很讲交情"，"对浙东乡谊看得很重"，虞洽卿等人非常高兴。1927年1月中旬，蒋介石去武汉时，曾在宁波会馆召集江浙资本家和其他工商界的头面人物秘密集会，蒋在会上明确表达了他反对武汉政府财政经济政策和工人运动的立场，得到与会者的赞赏。蒋介石回到南昌后，虞洽卿也专程到南昌，与蒋介石进行了密谈，双方达成了交易，蒋要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支持他，虞要蒋明确表明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并迅速见诸行动，把正在迅猛发展的工人运动压下去。虞洽卿还参加了庐山密谋。回到上海后，江浙资产阶级撇开原有的拥护孙传芳的上海总商会，另组了一个拥护蒋介石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由虞任会长。3月初，蒋介石又派张静江去上海，加强与江浙资产阶级的联系。这时，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给蒋介石提供了一笔又一笔巨款。首先，由钱新之、陈光甫按蒋介石来信的要求，资助蒋50万元，帮他解决了年关的急需。3月29日，上海商业联合会认捐了500万元；4月1日，又垫付了300万元。3月1日，蒋介石下令组织浙江省临时政治会议，任命张静江、周风歧、陈其采、蔡元培等人为委员，张静江任主席。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组织了上海市临时政府，蒋介石得知后，立即命令何应钦"凡此类机关，应勒令取消"。在南昌，蒋介石还通过段锡朋、周利生、洪轨、程天放、王镇寰等人，组织了一个秘密的反共团体A．B团。A．B系Anti-BolsheviK1（反布尔什维克）一词的缩写，其目的就是要夺取江西各地党部和群众团体的领导权，进行反共活动。3月6日，A．B团分子贺其乐，伙同第一师国民党代表倪弼、土豪刘甲第等人，残杀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3月16日，段锡朋、周利生等人奉蒋介石之命，带人捣毁了南昌市党部和农民协会，通缉市党部的执监委员，封闭了学生会，查封了进步的《贯彻日报》，制造了南昌惨案，带头举起了反共的屠刀。这时，蒋介石还接待了两位从上海来的客人，一个是陈布雷，一个是潘公展，他们是由虞洽卿介绍来的。蒋介石亲自主持介绍他二人加入了国民党，留陈布雷在身边，命潘公展回上海与黄金荣、杜月笙联系，恢复成立"中华共进会"。同时，蒋介石还任命黄金荣等4人为驻沪特派员。"中华共进会"成立后，蒋介石拨款50万元做活动经费，并派王柏龄、杨虎、陈群参与其中。共进会组织起流氓武装，通过洋行购买了大批枪支和军火。蒋介石正是依靠这些人为骨干，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同时，蒋介石又派杨虎、陈群与黄金荣、杜月笙联系，采取"以组织对组织，以武装对武装"的策略，由董开福等人出面，组织了一个"上海工界联合总会"，与上海总工会相对抗。总之，通过庐山密谋，蒋介石不但下定了"清党反共"的决心，并在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积极做好了各种准备。此后，蒋介石从南昌出发，一路杀来，先后制造一系列惨案。北伐军占领南京、上海后，终于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点评】蒋介石要发动夺权政变，并不是冒冒失失地哗啦啦一声地举事。在事前，他在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积极进行各种准备，从招兵买马、打击对手、争取外援、寻找财阀支持、建立组织等等，每项准备工作详细而确实，十分周全。其中，他不仅注意联络国内各种恶势力，而且还与国外恶势力勾结；不仅准备举事的人马，而且还准备举事后的财政支持。所有该做的都做好，当万事俱备后，他才举起屠刀。在蒋介石处事哲学中，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就是他十分重视先做"准备"，凡要干坏事即早做准备，多做准备，造成"战事"的条件。一旦条件成熟就像蛰伏的野兽一样一跃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事变。第一部分 32.浑水摸鱼，脱身有术（1）1927年夏季，中国大地上存在三足鼎立的三个政府：奉系军阀的北京政府；蒋记国民党南京政府；汪记国民党武汉政府。它们个个都自称为合法政府，各自为政，称霸一方，互相争雄。这时，中国的新旧军阀恣意横行，官僚政客四处钻营。而帝国主义则到处插手，推波助澜。南京、武汉两个国民党反动政府都放弃了北伐奉系军阀张作霖，忙于争夺国民党"正统"的较量。汪精卫反共之后，曾向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吁请和平，希望以反共为条件同宁方合流，保住领袖地位。但是，蒋介石攻击汪精卫为勾结共产党的祸首，拒不与他进行合作。这时，蒋介石的目的是要把汪精卫置于被告席上，排斥于国民党中央之外，由蒋介石自己继承国民党的正统。宁、汉合流，但却不能合作。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就都不得不利用各自所掌握的力量，较量一番了。双方先是文电往返，吵来骂去，喋喋不休，给对方罗织一大堆罪名。汉方称他们反对南京的斗争是"党权运动"，而宁方则自称反对武汉是为了"维护国民党"。他们争吵的焦点，是两个都叛变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中央，到底由谁来统一，由谁占有国民党中央名号，即谁是正统。矛盾发展不久就白热化，结果双方不仅"文攻"，"武斗"也开始了。汪精卫集团以唐生智为总司令东征讨蒋，向江西省增兵。蒋介石急调李宗仁在安徽布防，长江中下游厉兵秣马，严阵以待。风雨欲来事，大战一触即发。这时，在北方的冯玉祥急了，他担心北伐就此终结，急忙出面调停，同时给宁、汉双方发电，力入"内讧妨害对外"，主张在开封举行"停止征调，共商和平"的会议。在电报中，冯玉祥要求各方领袖在会议上解决争端，对于双方公认应当负疚之人，要自动下野。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文攻"中列举出对方大量的危害党国，反对革命的罪名，其中许多真是事实。这样，蒋、汪都成了"应当负疚之人"，而要"自动下野"了。此会如果在开封召开，冯玉祥成了东道主，蒋、汪既然应同时下野，冯玉祥自然就成了国民党的中心人物。宁、汉双方岂能接受这样的建议！中国的局势引起了各帝国主义的关注，他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提出各种不同的主张。日本帝国主义希望蒋介石集团联合阎锡山、张作霖，进攻汪精卫和冯玉祥；英美帝国主义希望宁汉联合，进攻张作霖。但是，蒋介石坚决反对宁汉联合，他认为汪精卫是他争夺国民党最高统治权的强敌。7月29日，蒋介石派何成浚为代表到北京，与奉系军阀代表杨宇霆谈判，谋求与张作霖休战，以便集中兵力对付武汉。在谈判中杨宇霆提出休战可以，但是条件是奉、蒋、阎联合攻打汪精卫，还应包括冯玉祥。因为张作霖不可能傻等着蒋介石消灭了汪精卫之后，再联合冯玉祥来打他。蒋介石对奉张的条件犹豫不决。因为蒋如果联奉，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却违背了英、美帝国主义的意愿，从而危害了江浙财团的利益。然而，让他与武汉合作，他又绝不情愿把权力分一半给汪精卫集团。同时，蒋介石也害怕冯玉祥倒向武汉方面来打他，因此，他除了每月给冯玉祥的部队二百万元厚饷外，还派孔祥熙在冯玉祥处当联络代表，以密切蒋、冯关系。蒋又邀请冯的亲信张之江、鹿钟麟来南京当军事委员会委员。冯玉祥从宁方得到高官厚禄，又见蒋介石没与奉张结成联盟来对付他，对蒋介石就产生了好感，愿意替他出力了。于是，冯玉祥派孙连仲屯兵武胜关，以扼制汉方唐生智、张发奎的军队。冯玉祥还明确电告汪精卫和唐生智，如武汉继续东进讨蒋，他将向武汉进军。这样，在奉系、汪记和蒋记争执中，蒋介石暂时占据了上风。【点评】权利之争从来都是硝烟弥漫，你死我活。蒋介石虽然狡诈过人，但是，也有陷入困境的时候，然而，他却有脱身之术，见势不妙，以退为进，宣布下野以脱窘境。在处事中，聪明才智之士，能上能下，能进能退，在处于劣势时，低下高贵的头，委曲求全，以图将来东山再起。因为，若以仅存的一点微薄的力量，义无反顾，破釜沉舟，不看形势，不分场合地做最后的拼搏，并非智者的行为。蒋介石所以委曲求全，忍辱称臣，又有两重意义：一则是为了个人的安危荣辱之计；二则是为了事业成败之计。他的这一处事之术是老狐狸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