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凤是我的女儿。”这是什么话？正常情况应该说：“老爷，我有一个女儿叫四凤，在你们家干活”。但是她怎么说“四凤是我的女儿”？她显然要把对方拖进一场带有文化气氛的谈话当中，希望恢复当年两个人文学青年的时代，同时语调中表现出她的性格特点。　　周朴园说：“那你走错屋子了。”周朴园不知不觉也是这种说话方式了：“那你走错屋子了。”然后鲁侍萍说：“老爷没有事了？”没有事就走吧，这可以说没事找事。既然说“老爷没有事了？”老爷就说：“窗户谁叫打开的？”既是两个人的对话，但又不断向观众表明周朴园非常重视这个房子：这间房子不能乱动，窗户不能打开。因为当年鲁侍萍生周萍的时候，怕她受风，所以窗户必须关上。鲁侍萍很自然地走到窗前把窗户关上，因为是习惯。可是周朴园一看她关窗户的背影，心里面一动，很奇怪：“你站一站。”然后有点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问“你贵姓”，非常持重地问，你贵姓。　　她说“我姓鲁。”　　“你的口音不像北方人”，他开始对她感兴趣，调查她的身世。　　“对了，我不是，我是江苏的。”　　“你好象有点无锡口音。”　　“我自小就在无锡长大的。”侍萍干嘛要这么说，你不怕他认出你来？　　周朴园说：“无锡？嗯，无锡”，这两个“无锡”里面有不堪回首的无限往事。“无锡，你在无锡是什么时候？”转到现实中来了。　　鲁侍萍说：“光绪20年，离现在有30多年了。”你就说什么时候在那就行了，她故意对年份加以描述，她要描述年份，弄得很诗情画意。　　周朴园说：“30年前你在无锡？”越来越亲切。　　她说：“是的，30多年前呢，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还没用洋火呢。”我们会由此想起很多跟火、跟灯、跟烛有关的东西。　　周朴园说：“30多年前，是的，很远啦，我想想，我大概是2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无锡呢”。周朴园必须保持自己董事长的身份，所以表面上是很冷静，但是他的内心很激烈，我们要把握这一点。　　“老爷是那个地方的人？”她心里明明知道，她要激出他的旧情。有人说一个是资本家，一个是劳动人民，是势不两立的，这是胡说。当年海上惊雷雨：曹禺的《雷雨》(10)　　周朴园沉吟说：“无锡是个好地方。”无锡为什么是好地方？因为有过好的故事，所以说是好地方。到处都是好地方，只看你在那里有没有故事。所以周朴园说：“无锡是个好地方”。侍萍说：“好地方”，两个“好地方“完全不是一样。　　“你30年前在无锡么？”　　“是，老爷。”　　“30年前，在无锡有一件很出名的事情——”，非常含蓄。“你知道么？”周朴园也不愿意先挑明，像下棋一样，像武打一样，等着对方先出招。　　“不知道老爷说的是哪一件？”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件。　　“哦，很远的，提起来大家都忘了。”他的意思是我没忘。　　“说不定，也许记得的”，催着对方说。　　“我派人到无锡打听过。——不过也许凑巧你会知道。三十年前在无锡有一家姓梅的。……梅家的一个年轻小姐，很贤慧，也很规矩”，周朴园是想象也好，或者是真实记忆中也好，既是隐晦，也可以说是真心，当年的侍萍就是这样的。“后来，——你知道么？”他自己知道，不敢说，到底知道不知道，可又不敢说，不敢是要对方给你敢说的权力。　　“我倒认识一个年轻的姑娘姓梅的。……可是她不是小姐，她也不贤慧，并且听说是不大规矩的。” 她要在对方口中认取你是怎么看我的，“这个梅姑娘倒是有一天晚上跳的河，可是不是一个，她手里抱着一个刚生下三天的男孩。听人说她生前是不规矩的”。因为他当时不在场，“她是个下等人，不很守本分的。听说她跟那时周公馆的少爷有点不清白，生了两个儿子。生了第二个，才过三天，忽然周少爷不要她了”，其实不是周少爷不要了，但怨他的父母没有用，“在年三十夜里投河死的。”这时周朴园要竭力保持镇静，好象自己跟这个事没有关系，要注意自己的身份。“她不是小姐，她是无锡周公馆梅妈的女儿，她叫侍萍。”　　周朴园抬起头来说：“你姓什么？”　　“我姓鲁，老爷”，为什么不暴露身份，时机还没到。　　我们看这个时候周朴园的感情已经被调动起来，而鲁侍萍保持清醒，她在指挥一场锦州战役。　　“你可以打听得她的坟在哪儿么？”　　“老爷问这些闲事干什么？”　　“这个人跟我们有点亲戚。……我们想把她的坟墓修一修。”　　“那用不着了。”　　“怎么？”　　“这个人现在还活着。”一个悬念就出来了，这样的语言就可以惊心动魄。他是没有思想准备，她没有死。　　“她还在？不会吧？我看见她河边上的衣服，里面有她的绝命书。”不知道里面写什么。　　“不过她被一个慈善的人救活了。……以后无锡的人是没见着她。”　　“她呢？”周朴园当然要追问。我们知道她其实不是一个人，又嫁人又有了孩子，只要不跟周朴园在一起，他就认为她还是一个人，其实是两个人在一起，还有个孩子。　　“那个小孩呢？”　　“也活着。”　　周忽然立起：“你是谁？”你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　　“我是这儿四凤的妈，老爷。”她说的话都是真实的，但是又隐瞒了自己的身份，每一次都是欲擒故纵：“她现在老了，嫁给一个下等人，又生了个女孩，境况很不好。”　　“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　　“我前几天还见着她！”　　“她就在这？此地？”　　“就在此地。……老爷，你想见一见她么？”　　周说：“不，不，谢谢你。”周朴园连说不用，这里很容易就认为周朴园是虚伪，刚才还很怀念，要见又不见了。如果这样理解，那是没有体会周朴园此时的身份和处境。他现在是董事长，他说要见就见，这个事情就麻烦了。这个事情是非常机密的事情，对周朴园一生是最重要的事情，不能草率地就决定了。就像毛主席不能想见贺子珍就见一样。当年海上惊雷雨：曹禺的《雷雨》(11)　　“她的命很苦。离开了周家，周家少爷就娶了一个有钱有门第的小姐。她一个单身人，无亲无故，带着一个孩子在外乡什么事都做，讨饭，缝衣服，当老妈，在学校里伺候人。”　　“她为什么不再找到周家？”　　“大概她是不愿意吧？为着她自己的孩子，她嫁过两次。……她遇人都很不如意，老爷想帮一帮她么？”侍萍要看他怎么想。　　“好，你先下去。”如果你是周朴园，你怎么想？赶快把她找来？“我给你100块钱，赶快把她给找来”？不可能，必须自己另想办法。让她先下去，知道以后要好好考虑。　　而鲁侍萍希望此时爆发出真情，接着说：“老爷，没有事了？”她心里说，我就是侍萍啊！。这是潜台词，但是周朴园不知道。“你去告诉四凤，叫她把我樟木箱子里那件旧雨衣拿出来，顺便把箱子里的几件旧衬衣也捡出来。”这个时候他更需要睹物思人，他要找他当年的旧衣服。可是这话又勾起了新的话题。　　鲁侍萍又抓住这个话题：旧衬衣。旧衬衣乃旧人所有。周朴园说：“你告诉她，在我那顶老的箱子里，纺绸的衬衣，没有领子的。”就是当年穿的。　　下面一句话更妙了：“老爷那种纺绸衬衣不是一共有五件？您要哪一件？”她本是调动周朴园，但是终于忍不住要相认，说“要哪一件？”，简直神了，“不是有一件，在右袖襟上有个烧破的窟窿，后来用丝线绣成一朵梅花补上的？”　　我们可以想到二人当年的旖旎风光，当年衣服破了，补一朵梅花，因为她姓梅。所以这是一个坏少爷玩弄少女的故事吗？他们两个到底是什么感情，是黄世仁和喜儿的感情吗？当然不是！就看她补衬衣补梅花这个情节，我们会想到一部名著中的哪个人物哪个情节？——《红楼梦》里的晴雯！他们两个人是什么关系？就是贾宝玉和晴雯的关系。难道这两个人不能有真爱情吗？我们不能说只有劳动人民有爱情，资产阶级就没有爱情。可见两个人当时是超越自己的阶级、地位、身份，才会产生这样的感情。　　所以她一说这个梅花，周朴园就惊愕至极。　　“旁边还绣着一个萍字。”说到这儿，简直就是心痛欲碎，这必须演出来，如果说出来就不好了，要把一切都演出来。　　周朴园激动地说：“你，你是——”　　这个时候还有什么怀疑？也不可能再有另外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可曹禺却让鲁侍萍这么说的：“我是从前伺候过老爷的下人。”再捅他一刀，我跟你不是平等的。　　“侍萍！怎么，是你？”就像在梦中一样，心里有多少感受？你想到侍萍的容貌老到不能相认了，一旦相认就开始批判没有良心的家伙。周朴园突然变得很严厉，说：“你来干什么？”下面就有一段他们两人争吵指责的话。这段话在50、60年代很受重视，说这才是他们两人真实的身份，暴露周朴园如何残忍，如何坏。但是周朴园做为一个社会生活非常丰富的人，做为董事长，能够不考虑这个事情在他当下生活中的影响吗？过了30多年，鲁侍萍的身份还没有说。当年虽然是纯洁的少女，但是现在完全可能有黑社会或者其他背景支持，一切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这种情况大多数人都会像周朴园这样处理，这样处理已经是难能可贵了。难道说你要求周朴园马上跟她热烈拥抱吗？那反而不现实。两个人赶快畅叙旧情，把衬衣拿出来一块欣赏？执手相看泪眼？那是不可能的。阅读文学作品，要学会历史的同情，必须为人物设身处地。我们看这一段对话，何其精彩，我扪心自问，我是写不出来的。这样的对话还有很多，它们构成了《雷雨》这部戏的魅力。这个魅力不管换什么导演，你只要大概台词不错，总是能够吸引人。即使演得很差，或者是剧团水平不高，只要演《雷雨》，没听说有赔钱的，没听说票卖不出去的，戏本身就吸引人，就保证了市场。　　除了精彩的对话，《雷雨》的独白也一样魅力非凡。我们再举周冲的一段话。周冲在第三幕跑到鲁家去，对四凤表达情怀，我们且听一听。周冲对四凤说：当年海上惊雷雨：曹禺的《雷雨》(12)　　有时我就忘了现在（冥想），忘了家，忘了你，忘了母亲，并且忘了我自己。我想，我象是在一个冬天的早晨，非常明亮的天空，……在无边的海上……哦，有一条轻得象海燕似的小帆船，在海风吹得紧，海上的空气闻得出有点腥，有点咸的时候，白色的帆张得满满地，象一只鹰的翅膀斜贴在海面上飞，飞，向着天边飞。那时天边上只淡淡地浮着两三片白云，我们坐在船头，望着前面，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　　因为有了周冲这样梦幻的台词，《雷雨》是有光明的，而周冲的梦想是典型少年人的梦想，也是曹禺内心的梦想。这里面周冲说的“飞，飞，向着天边飞”，我们看到曹禺很多戏里面都有这样的冲动意象，要向天边外飞去，都是说这里太压抑了，这里不好，有一个地方，在远方，那里更好，但是他说不清楚。后来有一些人强做解释，说他要去投奔革命，那个地方就是革命圣地延安。这是牵强附会，那时候曹禺根本没有这样的思想，毛主席也还没到延安呢。　　由于《雷雨》高度的戏剧性，使它演过大半个世纪，仍然保持了这么久，保持了这么高的魅力，我相信它还会继续演下去。因为《雷雨》的演出已经证明它是中国话剧最成功的典范，而其戏剧的形式非常经典传统，“三一律”，就是同一时间，同一人物，同一故事，却又表现了这样的人性的深度。在那个时候，在3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这样一个戏剧，你除了强调积累的这种原因那种原因之外，最核心的因素还是天降其才。文学这个东西很多情况要强调天才，曹禺个人的天才使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提早到来。可以说他写《雷雨》发挥了他全部的艺术细胞的精华，以后他虽然还写了很多很好的戏剧，但是在我看来，其实没有超过《雷雨》。比如说从社会批判的角度来讲，《日出》当然批判性更强，《日出》更多是揭露社会的罪恶。《北京人》更有文化意味，而《王昭君》写得比较差。但他一出手的《雷雨》，是中国二十世纪话剧第一经典，以后再也写不出这样的戏。但是后来他说《雷雨》写得太像戏，太像戏不一定是缺点，而毋宁看成是一个标准。　　说到现在，可以说，现在中国话剧普遍提高非常多，但是缺乏那种能够几十年保持自己魅力的东西。比如说八十年代出了一批好戏，可是到九十年代看来，到现在看来，又觉得还是不能和《雷雨》比，还是太局限于它自己的时代，不能像《雷雨》穿过半个多世纪仍然魅力四射。但是我想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生活，我们今天受到了这么多的教育，今天的话剧观众比当年不止多了百倍，所以也许将来会出现比《雷雨》更好或者是跟《雷雨》差不多的作品。我们已经有了“当年海上惊雷雨”，希望还会有“他年海上惊雷雨”。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沉重的幽默：钱钟书的《说笑》(1)　　同学们好！　　可能有的同学不认识我。我是北大中文系年轻的老教师孔庆东。我来和大家一起欣赏一篇钱钟书先生的散文，叫做《说笑》。我想在前面几次呢，很多我们现当代文学专业的老师已经给大家讲过一些高深的、严肃的文章，那么，在我这里呢，我的本意是想让大家轻松一下，讲一个跟幽默有关的问题，但是结果呢，也未必就能使大家轻松。　　因为我们当前这个社会，很讲究娱乐、休闲、轻松、幽默。幽默似乎成了当下社会一个非常时髦的话题。我自己也常接到媒体的约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呢，口气很霸道，它给我限定的是命题作文：请给我们写一篇幽默文章。我感到非常悲哀，我不知道从何时何日起就成了一个专门写幽默文章的人了，这个事情本身对我来说是非常不幽默的。还有呢，也有一些读者对我进行批评，说我的某些文章呢，是不幽默的。好像我就不能写不幽默的东西了。如果有不幽默的东西，就是欺骗读者、假冒伪劣，那就是水份，所以呢，很多很多的事情使我回过头来考虑一下什么是幽默。也有一些好事之徒，经常问我，说，有人把你和钱钟书比，您的幽默和钱钟书的幽默有什么不同。我回答这样的问题不下二三十次了。我最近在江苏、在陕西、在湖南，到处都回答了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使我感到不胜疲惫。那么我也希望通过学习一篇钱钟书专门谈论幽默的文章，看看是否能够提高一下我们彼此对幽默问题的见解。　　我刚才看到一些同学，问他们是否已经读过钱钟书的这篇文章，同学们都说已经读过《说笑》了，那我想这就会为我们的授课节省很多时间。　　首先我想来介绍一下作者。因为大家还没有完整地学习过文学史。　　钱钟书，大名鼎鼎的学者、作家，他生于1910年11月21日，也就是说10天以后，他就该出生了。他逝世于1998年12月19日，也就是说他活了88岁，属于比较长寿的。在文人学者中，尤其属于长寿的。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以早夭见长。曾经有统计数据，中关村一带的知识分子平均寿命只有50多岁。这是我们中国社会的一个悲哀。但是在如此的悲哀艰难中，钱钟书先生活了那么长，幸运啊幸运。钱钟书为什么叫钱钟书呢？他一岁的时候，他家里给他举行了一个封建迷信活动，叫做“抓周”。“周”就是“周岁”，一周岁的时候“抓周”，就是弄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给小孩来抓，看他抓到什么就象征着他未来的命运。比如说抓一把小刀，将来就能够杀人放火。抓一只笔，就能够写字或者帮人家打官司。要是抓了一盒胭脂口红呢，那就不知道干什么了。钱钟书先生很聪明，他竟然抓到了一本书，使家里的人特别高兴，因此他的父亲给他起名为“钟书”，“钟”就是“钟情”的意思，钟情于书。这倒很符合他的命运。加上他的姓也很符合，“钱钟书”么，把钱都用来买书了。也的确，钱钟书一辈子都没有离开书，读书非常多。读书之多，很难有人敢说我超过钱钟书。写书、论书都是一流的。钱钟书除了他的名字之外，还有字、号。他的字叫“默存”，“沉默”的“默”，“存在”的“存”。这个字很有意思，“默存”，沉默才能生存。这似乎好像是讽刺，但又似乎是事实。在很多情况下，沉默是保持生存的一个不错的办法。他还有一个号，叫“槐聚”，“槐树”的“槐”，“聚集起来”的“聚”。钱钟书是江苏无锡人。无锡、南通、镇江这一带，历来都是我们国家盛产文人学者之地。在这里出个把钱钟书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他如果出产在冰山雪域、沙漠荒丘里，倒是可以论一论。一个现代的文人作家生在江浙一带，几乎可以不论，应该的。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古文家。我们不讲他的父亲了。讲他的父亲也是一部学术史了。　　钱钟书是家里的长子。他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有一种说法，说钱钟书考清华的时候，数学得了0分。这是不正确的，其实他数学得了15分。数学得0分的据说另有人在，就是后来的北京市长吴晗先生。但是由于他中文和英文成绩特别优异，所以被破格录取。所以后来成为清华大学著名的才子。由此可见，素质教育是多么重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是多么重要，当年的清华大学心胸是多么宽阔，都由此可见一斑。沉重的幽默：钱钟书的《说笑》(2)　　钱钟书1933年大学毕业之后，又到英国和法国去学习文学。1938年回国。回国之后，一直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来从事学术研究。如果大家读过他的《围城》，会知道他写的那个方鸿渐从海外归来，成为一代海归派领袖，也是在1938年之际。但是钱钟书并不完全是方鸿渐。方鸿渐也许是钱钟书想成为的几种人中的一种，但是他本人并不是那样。他学术成就是非常高的，但是并不多。真正的大学者一辈子写不了多少东西。如果让一个学者每年都填表格，今年你写了什么，今年你完成了什么项目，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了。所有的教授都忙于填表格，都忙于申报项目，那两弹一星是永远搞不出来的。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科学家，一辈子搞一两件能够传世的东西，就是这个民族的大幸。你要求他成天填表格来换职称、换房子、换待遇，这是整个民族的文化自杀。　　钱钟书的著作，大家都知道，就那么几本：《谈艺录》、《管锥编》等等。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他还负责和参与把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选集翻译成英文。关于这项活动，近年来也有一些人提出批评，似乎是说，钱钟书先生由于这个特殊的身份得以免过在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我觉得从钱钟书主观来讲，他有这样做的资格，有这样做的自由。他没有从事过损人利己的活动，为什么不能翻译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选集呢？有些批评恐怕是过苛之言。　　在学术研究之余，钱钟书也进行一些文学创作。文学创作也不多，大家都知道。著名的就是长篇小说《围城》、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就这么多。而且这些文学作品，都是四十年代出版的。或者说都是他学术研究之余累了写着玩的，写完了给杨绛看看，让杨绛一乐。很多伟大作品都是不小心写出来的。故意在那儿埋头苦干的人也许能干出来，但未必就真能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来。特别是艺术这个东西，往往是玩出来的。甚至包括学术，也是玩出来的。哪个说今年我要写5篇 论文、明年写6篇论文，这种人都是欺世盗名，浪费国家科研资金。　　钱钟书的学术不是我们今天谈论的内容，钱钟书的文学作品却是跟他的学术有密切的关系。他的文学作品充满了智慧和才气，因为他把渊博的学问和知识融汇在作品当中。联想非常奇特，幽默而又隽永。不是简单的幽默，他的机智和讽刺既能使读者发出会心的微笑甚至大笑，更能让你在笑过之后留下深刻的印象，留下深深的思索。他的笑不是浅薄的一笑，他的笑中是散发着哲理的气息的。所以有人说，钱钟书是学者型讽刺作家，也有人说钱钟书是智慧型幽默作家。他们的意思都差不多。幽默是有不同的种类的。我们可以想，你遇到的有哪些幽默的作家。有鲁迅、有老舍、有钱钟书、有林语堂、有张天翼……很多人都是幽默的，但是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和其他人不会混淆。在钱钟书身上就表现为，他的作品是融知识、情感和幽默为一炉，所以个性色彩极为鲜明。今天我们所要欣赏的《说笑》就是这样一篇十分出色的散文。因为大家可能是离开中学还不太久，我们不妨经常借鉴一下中学语文课的讲法，从题目开始，从破题来讲。　　首先我们来看题目，题目叫“说笑”。作为题目的这“说笑”二字，不是我们平常讲的说说笑笑，而是一个动宾结构。“说”是动词，“笑”是它的宾语，“说笑”的意思就是说一说“笑”这个问题。“说”，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散文中的一种文体，是议论性的。大家学过什么“说”吗？对，韩愈的《马说》《师说》、还有柳宗元的《捕蛇者说》。这就是什么说什么说。那么钱钟书的这篇《说笑》，如果写在古代，也许就会叫做《笑说》或者《笑之说》。是这样一个意思。这篇散文不长，我算了一下，不到2000字，一共只有5个自然段，非常小。所以我很希望这篇文章能够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我也在参与编写一些中学语文书籍的时候，推荐了这篇文章。那么下面，我们就按照5个自然段的顺序，一段一段地来进行欣赏，最后我们略做总结。沉重的幽默：钱钟书的《说笑》(3)　　我先来读一下第一段：“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刘继庄《广阳杂记》云：‘驴鸣似哭，马嘶如笑。’而马并不以幽默名家，大约因为脸太长的缘故。老实说，一大部分人的笑，也只等于马鸣萧萧，充不得什么幽默。”这就是第一段。　　我们看这第一段的第一句，“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我们在中学学习语文的时候，老师经常讲写作文要“开门见山”。这个第一句可以说就是“开门见山”。当然，“开门见山”不是写论文唯一的路子，“开门见山”是一种风格，不“开门见山”也是一种风格。干吗非得“开门见山”？我“开门见水”不行么？我“开门”，外面还有一道“门”呢。我开了五道“门”才看见“山”，为什么不行啊？但是钱钟书的这篇文章是以“开门见山”见长的。凡是“开门见山”这样的文章，往往是想直接地、迅速地触及到一个公共话题。当写这样的文章的时候，“开门见山”是比较有力的。比如说，我们看报纸上、电视台里的新闻，经常要“开门见山”。假如不“开门见山”，说了半天人家不知道你说了什么，就不看了。但是文学性的文字未必要这样。钱钟书这“开门见山”的一句话就会让我们明白，他不是闲着没事，泛泛地来说笑的。他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一开始针对性就出来了，“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他针对的就是幽默文学的提倡。　　这里就要讲一下背景。在三十年代的时候，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等作家曾经大力提倡过一阵“幽默文学”，当时是形成一种风气的。很像现在，说，哎呀，我们中国人活得太累、活得太沉重了，为什么啊？中国人不懂幽默。特别严肃、特别枯燥，没有情趣。你看人老外活得多好啊。为什么呢？老外懂得幽默啊。你看人美国人多好，你看人英国人多好，人家懂得幽默。所以要把外国的幽默通过WTO弄到中国来。所以呢，这些人就大力提倡幽默，身体力行，办了很多专门发表幽默的小品文的刊物。一些追着这些风潮的作家就在这里写一些离现实距离比较远、而是刻意追求闲适、轻松的这种文章。针对这种现象，鲁迅等作家一方面肯定了“幽默文学”中（“幽默文学”是带引号的）也有一部分讲真话的好作品。另一方面则指出，那是一个什么时代？那是一个“皇帝不肯笑、奴隶不准笑”的时代。鲁迅另外有句话说那个时代是“风沙扑面，虎狼成群”。那么在这样的时代，鲁迅他们认为，是“很难幽默起来的”，所以鲁迅写了一系列这样的文章，批评这种对“幽默文学”的鼓吹。鲁迅认为，不应该把小品文当成小摆设，“一方面点缀富人们的太平盛世，另一方面掩盖穷人的呼号和血泪”。这是鲁迅等作家的态度。鲁迅说，这是“将屠户（就是那个杀猪的）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这是鲁迅的态度。　　那么钱钟书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钱钟书没有像鲁迅那样从正面来批判幽默文学，而是用他自己特有的文风，一开篇就说“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我觉得这话比鲁迅更刻毒。他一下子就把“幽默文学”这么庄严的四个字和“卖笑”两个字联系到一起。所以有人说钱钟书是很坏的。真正的幽默大师，往往他的杀伤力是比不幽默的人还要强的。那么把这两个词联系到一起，其实已经含蓄地表明了钱钟书先生的态度，同时也设定了这篇文章写作的角度，也就是说，他不是正面地、全面地来谈论幽默文学的问题，而是只从“笑”的角度，来发表他对“幽默文学”的看法。他换一个角度，换成从“笑”来谈论幽默文学。所以这篇文章不是古今中外、泛泛地谈“笑”这个问题的，是从“笑”入手，谈幽默文学。这就叫写文章的角度，我们谈论一个问题从哪个角度入手？我经常说，我们做学问也好、写文章也好，很像打仗，很像攻城拔寨，选择哪个角度作为突破口，从哪里杀入，最能够以最小的伤亡获得最大的战果，这是军事家和文学家共通之处。那么他从“笑”这个角度入手，来破“幽默文学”这座城堡。这个突破口选择得真是非常好的。中国的散文讲究起承转合，这第一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起”。这个“起”一方面扣了题目，不是“说笑”吗？一下子“卖笑”就出来了。而且又很精炼地打开了话题。它既有非常强的现实针对性，又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而且你看来好像是不经心的，随便一句话就说出来了。钱钟书的确是写文章的高手。有的时候高手写文章，你看上去他说得很好，但你怎么琢磨都觉得他不用力，他非常轻松的一句话就说出来了。这叫“举重若轻”，这是武林高手的一种风范。沉重的幽默：钱钟书的《说笑》(4)　　那么第二句呢，钱钟书马上就扣着第一句，对“笑”和“幽默”进行了区别。他指出，“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有些话、有些现象，不说的时候我们习焉不察，就忽略过去了，当有人一指出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是这么回事：原来笑跟幽默不是一回事。“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这就是说，真理就在太阳下面，需要有心胸、有眼光的人发现。我们大家都经常笑，但是我们想，大多数的笑跟幽默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一般人都是狠不下心肠来对自己进行自我解剖，谁能经常没事说，哎呀，我刚才那笑真无聊。我们很少有这样自我解剖的时候，主要是没有这个勇气，所以经常需要别人来提醒。　　下面钱钟书引用刘继庄的话。刘继庄就是刘献廷，他的生卒年是1648－1695，别号叫广阳子。也许你在别的地方会读过他的著作。刘继庄说，“马嘶如笑”，他形容动物说“驴鸣似哭”，驴叫唤的时候似哭一样。有的口技演员会学牲口叫唤。学驴叫就像哭一样，带抽泣的。马嘶鸣起来就像笑一样。钱钟书说，既然马嘶如笑，可是并没有人说马是幽默的呀。这里，钱钟书开始发挥他的幽默功夫。“马并不以幽默名家”，这里“名家”是动词，“成为名家”的意思。他用一个巧妙的调侃证明了“笑”不等于“幽默”，进而指出，“大部分人的笑，也只等于马鸣萧萧，充不得什么幽默”。“马鸣萧萧”，如果放到古诗里，也是一个很好的意象。马鸣萧萧，觉得是很有几分悲凉色彩。但是如果人也像马鸣萧萧一样，色彩立刻就变了，立刻就不庄严了，就变成幽默了。所以说，短短的第一段可以说真是简洁利落，没有一个废字。道理无懈可击，而文字本身，你读了三两行之后，就会发现，一种真正的幽默味道透出来了。真正的幽默背后是一种力量。是非常有力量的人，他随便挥一挥手，那个幽默的气息就出来了，而不是故意去招人笑去。你看看春节晚会上相声演员，拼命地鼓动大家笑，鼓动大家鼓掌，恨不得下来搔别人的痒痒肉。你会觉得这非常无聊肉麻。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力量，他没有力量使别人笑，也没有力量使别人哭。所以你觉得他特别可怜，有时候我们觉得他太可怜了，所以我们不得不笑上一笑。这是第一段。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段。我把第二段读一下。“把幽默来分别人兽，好像亚理士多德是第一个。他在《动物学》里说：‘人是唯一能笑的动物。’近代奇人白伦脱（W. S. Blunt）有《笑与死》的一首十四行诗，略谓自然界如飞禽走兽之类，喜怒爱惧，无不发为适当的声音，只缺乏表示幽默的笑声。不过，笑若为表现幽默而设，笑只能算是废物或者奢侈品，因为人类并不都需要笑。禽兽的鸣叫，仅够来表达一般人的情感，怒则狮吼，悲则猿啼，争则蛙噪，遇冤家则如犬之吠影，见爱人则如鸠之呼妇（cooing）。请问多少人真有幽默，需要笑来表现呢？然而造物者已经把笑的能力公平地分给了整个人类，脸上能做出笑容，嗓子里能发出笑声；有了这种本领而不使用，未免可惜。所以，一般人并非因有幽默而笑，是会笑而借笑来掩饰他们的没有幽默。笑的本意，逐渐丧失；本来是幽默丰富的流露，慢慢地变成了幽默贫乏的遮盖。于是你看见傻子的呆笑，瞎子的趁淘笑——还有风行一时的幽默文学。”　　读钱钟书的文章，你会感到很过瘾。你会觉得你也按照他的这个角度来写文章，你一定写不过他。什么叫对人佩服？对人佩服就是你按照和他一样的办法做一样的事情，你做不过他，那么这样的人就应该佩服。有很多人都批评个人崇拜，好象自己一个个都牛得不得了。我这个人，我是一个个人崇拜主义者，我崇拜许多人，只要比我强的人，我就崇拜。人家比我强我为什么不崇拜呢？人家比我有思想比我有学问跑得比我快长得比我高比我漂亮，我为什么不崇拜？我就崇拜。只有崇拜别人，自己才能进步，不要一个个都装做顶天立地的，自己什么也不是，凭什么高大起来啊？比如说写这样的文章，钱钟书在这方面达到的高度，我们超越不了。沉重的幽默：钱钟书的《说笑》(5)　　如果说刚才的短短的第一段是文章的“起”，那么第二段是“承”，紧承第一段，它继续从人和动物对比的角度来探讨笑的问题，我觉得五四以后二三十年代的很多作家，有一个特长，经常把人还原到自然中来讨论，鲁迅也好，周作人也好，他们都说，他们中学学的那点简单的自然科学知识使他们受益终生。你不需要当科学家，你不需要研究特别深的科学道理，你不必知道黑洞到底怎么回事，但是你知道一些简单的自然界的道理之后呢，对你搞学问搞社科搞人文，那都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我就喜欢看电视里的《动物世界》这个栏目，我很喜欢看，你不要以为那是孩子看的，孩子看有孩子的乐趣，大人看有大人的收获。你看到动物界那些东西，你就会想到一些人类社会的问题，怎么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看到那个食肉类的动物勇猛地追击食草类动物的时候，你会想到很多很多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狼永远是要吃羊的，狼吃羊它是天经地义的，上帝就规定了，它就要吃羊，羊就要给它吃，因此我们人类经常骂这个狼，说这个狼不好，什么狠如豺狼等等，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道理的。狼虽然吃羊，但是狼从来不吃狼，这就是狼和我们人的区别。我们人有什么理由在狼的面前自高自大呢？在狼的面前，我们人是何其地猥琐虚伪不道德啊，我就经常想，自然界那些动物，它们之间互相吵架互相咒骂的时候会骂什么呢？一定会说，这个家伙卑鄙得象人一样。我觉得这是动物中对同类最低的一个评价，就是说“这家伙象人一样”。只有人才互相残杀、互相迫害，才不是为了生存而去害其他的动物。其它动物，狼，它要是不吃那个食草动物，它就没法活，所以上帝规定它要吃那个，那是它食物链上的一环，它吃完就完了，它不会弄回来在吃喝之外去玩耍它。　　所以呢，钱钟书等人就能够从简单的动物学的角度出发，来看待人类社会的很多问题。他先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人是唯一能笑的动物”。但能笑却并不意味着需要笑，就是说你有什么能力，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去发挥和实践这个能力。有一次我记得在一个高中，去一个学校讲座，那个高中的学生很有思想，很有反抗性，他们提出一个问题，说，“我们学校的领导和老师反对我们早恋”，说“我们已经到了有恋爱能力的年龄了，为什么不让我们恋爱？”我就说，人有了一个能力之后，是不是马上要实现这个能力？这是两回事。应该承认，你有这个能力了，但是还有一些同学没有。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不是说你有了这个能力，马上就要把它转化成现实成果。所以钱钟书说能笑并不意味着需要笑，人“脸上能做出笑容，嗓子里能发出笑声”，这里，钱钟书洞若观火地指出一个真理，“一般人并非因有幽默而笑，是会笑而借笑来掩饰他们的没有幽默”。我觉得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不敢笑了，你马上就严肃起来了。你一下子就不敢笑了，你一下子就意识到，自己经常是没有幽默的时候，用笑来掩饰自己。比如说一大帮人在剧场里听相声、看小品的时候，有的人是没有听懂的，但周围的人都笑了，他也不得不跟着笑一下，表示自己跟你们有一样的欣赏水平。特别是你去听音乐会的话，你会看到很多人跟着别人一起鼓掌，其实他也根本就听不懂。别人欣赏的时候，他在那里使劲地喝可乐、吃面包就榨菜，一顿猛吃，一看别人鼓掌了，赶快跟着鼓两下掌，表示他懂了这个音乐。还有的人去看画展、看书法展的时候，看到别人评论，他也跟着评论：“嗯，这个写得好，这个写得多好啊！”我记得有个同学去看书法展，人家上面写着两个繁体字“奮鬥”，他说，“看，写得多好啊，‘奋门’！”　　所以钱钟书说，“本来是幽默丰富的流露，慢慢地变成了幽默贫乏的遮盖”。钱钟书的幽默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深刻的观察来的。他把人性观察到这么深的程度，说明他平时就看出来了，谁是真的幽默，谁是“幽默贫乏的遮盖”。我们平时不是非常熟悉那些干笑、陪笑、皮笑肉不笑吗？电视里经常会播出一些镜头，记者去采访各行各业的人士，我看很多人士就是“皮笑肉不笑”。“哎，老乡，你的茄子为什么长得特别好啊？”“党的政策好呗！”是吧？到处都是这样的报导。我觉得这样的记者是不负责任的，是给我们党的工作添麻烦。在这里，钱钟书先生写出了“笑”的辩证法。他充分使人体会到，幽默哪有那么容易呀？哪有那么多幽默？幽默是一种很高级的人性，不是随便笑一笑、逗一逗就叫“幽默”的。这一段的最后一句，钱钟书比较狠，他说，“于是你看见傻子的呆笑，瞎子的趁淘笑（就是说跟着人家乱笑）”最后，顺笔一带，“还有风行一时的幽默文学”。一下子把“幽默文学”和这几个并列在一起了。好像是东拉西扯，最终针对的还是“幽默文学”。好像金庸《书剑恩仇录》写的那个“百花错拳”，你看他好像东一拳西一拳的，每一拳针对的还是你的要害。如果我们用散文的说法，这叫“形散神不散”。表面上东一句西一句，始终都围着“幽默文学”这个要害来讲。你看他第一段把“幽默文学”与“卖笑”、与“马鸣”联系在一起，这第二段又与“呆笑”、“趁淘笑”联系在一起。就是这个主题，他不是老绷着它，而是虚虚地笼着它，好像手里拿着一根松松的绳子，用金圣叹的说法，叫做“草蛇灰线”，始终不断。但这是需要有很大功力的，你得有很多闲话可说，又能够把闲话及时地收回到主题上来。所以说，这是高手。你看金庸的小说里经常写武林高手在打斗的期间，“好整以暇”，比如说抽空写一个字什么的，就表示他的功夫非常高。他能够忙里偷闲。这是《说笑》这篇文章的第二段。沉重的幽默：钱钟书的《说笑》(6)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段。“笑是最流动、最迅速的表情，从眼睛里泛到口角边。东方朔《神异经·东荒经》载东王公投壶不中，‘天为之笑’，张华注谓天笑即是闪电，真是绝顶聪明的想象。据荷兰夫人（Lady Holland）的《追忆录》，薛德尼·斯密史（Sidney Smith）也曾说：‘电光是天的诙谐（Wit）。’笑的确可以说是人面上的电光，眼睛忽然增添了明亮，唇吻间闪烁着牙齿的光芒。我们不能扣留住闪电来代替高悬普照的太阳和月亮，所以我们也不能把笑变为一个固定的、集体的表情。经提倡而产生的幽默，一定是矫揉造作的幽默。这种机械化的笑容，只像骷髅的露齿，算不得活人灵动的姿态。柏格森《笑论》（LeRire）说，一切可笑都起于灵活的事物变成呆板，生动的举止化作机械式（Le mécanique plaque sur le vivant）。所以，复出单调的言动，无不惹笑，像口吃，像口头习惯语，像小孩子的有意模仿大人。老头子常比少年人可笑，就因为老头子不如少年人灵变活动，只是一串僵化的习惯。幽默不能提倡，也是为此。一经提倡，自然流露的弄成模仿的，变化不居的弄成刻板的。这种幽默本身就是幽默的资料，这种笑本身就可笑。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假如一大批人，嘻开了嘴，放宽了嗓子，约齐了时刻，成群结党大笑，那只能算下等游艺场里的滑稽大会串。国货提倡尚且增添了冒牌，何况幽默是不能大批出产的东西。所以，幽默提倡以后，并不产生幽默家，只添了无数弄笔墨的小花脸。挂了幽默的招牌，小花脸当然身价大增，脱离戏场而混进文场；反过来说，为小花 脸冒牌以后，幽默品格降低，一大半文艺只能算是“游艺”。小花脸也使我们笑，不错！但是他跟真有幽默者绝然不同。真有幽默的人能笑，我们跟着他笑；假充幽默的小花脸可笑，我们对着他笑。小花脸使我们笑，并非因为他有幽默，正因为我们自己有幽默。”　　我们看钱钟书写得多么好啊，简直是层层递进，使你感到几乎要跟不上他的思维。刚才我所念的这第三段是比较长的，全文的核心一段，也可以说是“起承转合”中的“转”，“转”就是要深入一层。我不知道你们在高考作文的复习中，老师给你们什么秘诀，我也当过中学老师，我跟学生说，高考作文的第三段最为重要，第三段一定要写得深刻，因为“起承转”么，第三段是“转”，第三段是要把你全部的智慧才华发挥出来的地方。第三段还写不好，那文章没戏了。第三段一般要能写得别有洞天、出人意料为上。我们首先会佩服作者的旁征博引。你看，他随手就引来一些和他的论题有关的材料，说明“笑”是不可人为的。而林语堂等人，他们以为提倡幽默就可以使中国人变得聪明智慧。到底中国人是不是笨，这首先就是个问题。是不是中国人就真不如外国人？笨？或者中国人就没有幽默，只有外国人才幽默？我们先假定他说的这个有点道理，那么是不是提倡幽默就可以使中国人变得聪明智慧了？钱钟书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提倡产生的幽默，一定是矫揉造作的幽默”。我觉得这话可以说是全文的文眼。因为真正的“笑”，是像闪电一样，是流动的、是迅速的、是个人的，一下子就过去了；而提倡的“笑”，是僵化的、是刻板的、是群体的。我们可以号召大家一起唱歌，我们可以号召大家一起做某个工作，但是我们很难号召大家一起产生某种感情，这是不能号召的。同学们想象一下，“大家现在仇恨起来”，这是不可能的；“请大家互相爱起来”，这是不可能的。感情是没有办法提倡的，你只能指挥一个动作，感情没有办法提倡。有一个美国教授，到中国来演讲，他讲了一个很幽默的小故事，然后让翻译给他翻译，这个翻译简单地说了几句，然后全场的听众哈哈哈哈地大笑。然后这个美国教授特别高兴，对翻译说，“你这翻译的水平真高啊！你怎么翻译我的话他们就笑了呢？”这个翻译说，“很简单啊，我刚才就说，‘这位先生讲了一个很可笑的笑话，请大家笑一笑’，于是大家就哈哈大笑。”沉重的幽默：钱钟书的《说笑》(7)　　笑其实是不能提倡的。钱钟书这样层层深入地解剖，他写出，真正的笑是一种非常高雅的境界。也许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会有人理解。这就像佛经上所说的迦叶的“拈花一笑”。再推理下去，提倡起来的“幽默”是什么呢？提倡起来的“幽默”就变成滑稽的小花脸表演。小花脸与幽默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你有疑问的话，钱钟书一个字就道破了它们的区别：“真有幽默的人能笑，我们跟着他笑；假充幽默的小花脸可笑，我们对着他笑”。一个“对”、一个“跟”，两个普普通通的词在钱钟书笔下就点铁成金了。最后钱钟书有力地说，“小花脸使我们笑，并非因为他有幽默，正因为我们自己有幽默”。通过小花脸的反面对比，使读者对“幽默”的理解又深化一层。我们对于“幽默文学”的理解也深化了一层，使得那些自以为是幽默大师的人看上去成了戏台上的小丑。你看有谁封自己为“幽默大师”吗？这是很难封的。　　现在电视里经常有很多无聊的相声、小品，还有港台式的闹剧，其中的确有一些真有幽默才华的人。甚至达到艺术大师级的人，可能也有。但是很多的人，或者越来越多的人，在那里自以为“幽默”，而观众常常被他们搞得很难受。有时候我们笑了，不是因为他们演得好，而是因为他们演得很拙劣，我们发出了嘲笑。现在从港台、新加坡南洋等地传来一个词，叫做“搞笑”。现在经常用“搞笑”这个词来代替幽默、滑稽。什么叫“搞笑”？你想啊，就是说本来没有笑，去搞出一个笑来，去搞一搞，搞个笑。“搞”这个字的功能真是厉害，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宿舍有一个南方同学，什么都是“搞”。比如我们一起去吃饭，就是“搞个饭来吃吃”；我们去看书，他说“搞本书来看看”；然后他晚上睡觉了，我说，“你搞个觉来睡睡”，他说，“这不行”。什么都可以搞，那么“笑”也是可以搞的吗？搞出来的笑一定就不好笑。现在很多人以为自己很幽默，不知道他们的“幽默”是以什么做标准。在大家还没有入学的时候，你们也许听说过，北京大学曾经请著名影星周星驰来讲座。据说当时盛况空前，人山人海。大家把周星驰当作“幽默大师”。还有一次，北大某社团请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王小丫同志前来讲座，也是盛况空前。很多北大同学认为，哎呀，王小丫真了不起呀，学问多渊博呀，你看人什么问题都会！我在这里没有贬低王小丫和周星驰的意思，我认为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做得很好，不愧是劳动模范。我对他们没有任何的不尊重。我只是想说，假如北京大学的学生认为王小丫是学识渊博的人、认为周星驰是幽默大师，那，这就是北京大学的耻辱，也就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也就是说，我们中华民族的幽默水平已经到了这个程度。所以我们今天看看六十多年前的人写的这个“搞笑”，写的这个“幽默文学”这样的文章，仍然可以促使我们深省，仍然可以发人深省。我们今天社会上有多少笑是真正从心灵中流露出来的呢？有多少是制造出来的？你可以心里有一个谱。　　下面我们看第四段。钱钟书《说笑》的第四段说：“所以，幽默至多是一种脾气，决不能标为主张，更不能当作职业。”我开头说，有人命令我写这个“幽默文学”，几乎要把这个当成我的职业，真是使人痛苦。“我们不要忘掉幽默（Humour）的拉丁文原意是液体；换句话说，好像贾宝玉心目中的女性，幽默是水做的。把幽默当为一贯的主义或一生的衣食饭碗，那便是液体凝为固体，生物制成标本。就是真有幽默的人，若要卖笑为生，作品便不甚看得，例如马克·吐温（Mark Twain）。”我们这里可以看到钱钟书先生对马克·吐温的评价，一句话就可以看出他对马克·吐温评价并不高。我也在一些讲座场合回答过我与马克·吐温的关系，当我表示我也不太看重马克·吐温的时候，很多人表示“你算什么呀？你敢看不起美国人？”令我无话可说。沉重的幽默：钱钟书的《说笑》(8)　　“自十八世纪末叶以来，德国人好讲幽默，然而愈讲愈不相干，就因为德国人是做香肠的民族，错认幽默也像肉末似的，可以包扎得停停当当，作为现成的精神食料。”每个民族的人可能都给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留下某些特性、某些主要的精神气质。比如一般我们都认为德国人是最严肃的人，英国人是幽默的，说什么法国人是浪漫的，什么俄国人是懒惰的之类，只有中国人是深不可测的。只有中国人不知道中国人一天到晚在想什么。比如有人说在路上丢了一块钱，掉了一块钱的硬币，这美国人马上就会去打电话，“报告警察，我丢了一块钱，马上来给我找，我是纳税人，必须为我服务”，这是美国人的态度；要是英国人呢，耸耸肩膀就走了，“这算什么？没什么”；如果是德国人呢，就会把他丢钱的这个范围，纵横各划上100道，划成一万多个小方格，拿着放大镜，挨个去一个格一个格地找，以非常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一定要找到这一块钱，而且往往能够找到；如果是日本人呢，假装表面上没事，回到家里拼命地自我忏悔，自我谴责；如果是中国人会怎么办呢？中国人会说，“算了吧，谁捡到就当他是买棺材去吧”，这是中国人的态度。而这里钱钟书对德国人的评价那显然是认为德国人是没有幽默的，认为德国人是比较偏重于严肃的。而我们在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中，都看到德国人往往被塑造成没有情趣的。但是我也看到德国有很好的幽默文学，包括有很好的漫画。德国有一个布劳恩的《父与子》，不知你们看过没有，非常好的漫画。其实德国人的情趣是特别高傲的，英法他们的幽默是比较世俗的幽默。钱钟书接着说，“幽默减少人生的严重性，决不把自己看得严重。”要注意这一点，幽默的人首先要能够反躬自省。“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它不但对于人生是幽默的看法，它对于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任何一种命题，要上升到对自己的一个反躬的评价上来，你才能够最后完成。“提倡幽默作为一个口号，一种标准，正是缺乏幽默的举动；这不是幽默，这是一本正经的宣传幽默，板了面孔的劝笑。我们又联想到马鸣萧萧了！听来声音倒是笑，只是马脸全无笑容，还是拉得长长的，像追悼会上后死的朋友，又像讲学台上的先进的大师。”　　这个第四段就是文章中“起承转合”的“合”，是做结论的部分。但是钱钟书做结论也依然是，我们看，旁逸斜出，挥洒自如。他首先指出，幽默不能成为主张和职业。幽默成为主张和职业，就坏了。其实不光是幽默，很多事情都不能成为主张和职业，一旦成为主张和职业，就严重地损害了这个事情本身。在座的大多数，我想，是抱着对文学的某种希望、梦想，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我也是这样，当年我的很多同学、朋友都是这样。大家本来是因为爱好文学而考入中文系的，没有想到，中文系误我终身啊。因为一旦你把它当成职业之后，马上就减少了很多乐趣。首先是减少乐趣了，你跟别人就不一样了。别人看小说、别人看电影，是非常轻松的欣赏，你不一样，你看小说、你看电影的时候，总是心怀鬼胎，老想啊这是主题、这是结构、这是倒叙，你老想着这些东西，你跟别人就不一样了。你首先是一个职业变态者，就是说，任何东西变成职业之后，都有损害。啊，那怎么办？没办法，你已经上了贼船了，你已经被我们骗到中文系这条船上来了。是吧，你现在就只有意识到这一点，首先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然后想办法减少职业化的危害。我们还有很多人，在中文系很长时间，当了教授、当了学者，可能学问做得不错，但他慢慢地就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职业了，他已经缺少了那颗文学的心。他的脑子里已经没有梦想了，他看到任何文学作品，没有喜怒哀乐了，他看到的都是那个庖丁解牛之后的部件，看到的都是骨头，看到的都是筋，啊，这是结构、这是反讽、这是什么什么东西。他看文学作品跟做数学题是一样的，最后呢，就容易泯灭天良。这一点不是夸张。在我们文学研究界，有大量的没有天良的人，而他并不是生来这样的，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职业化所导致的。我觉得一个人从事任何职业，都要小心自己这个职业本身给自己带来的危害，就像发明原子弹的那些科学家一样，我们不要等原子弹爆炸了之后，我们再去忏悔，其实人文科学界照样有一颗一颗的“原子弹”，害起人来也是绵绵无穷的。幽默不能成为主张和职业这一点，我觉得钱钟书指出得非常及时。如果说鲁迅那样的批判呢，可能对方不容易接受，就讲“啊，你就把问题上纲上线提得特别高”，但钱钟书完全是从哲理的、从美学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我觉得他这样的讲法更能被人所理解、被人所接受。因为你成了职业之后，就变成了与幽默的本质相矛盾的。沉重的幽默：钱钟书的《说笑》(9)　　我最近在网上看一篇围棋大师吴清源谈围棋的感受。围棋也是这样，围棋本来是一种艺术，一种高级的智慧，但是它变成了一种比赛，比赛后面有奖金，有广告，很多人是为了得冠军而比赛，那么这种职业化就减少了下棋本身的乐趣。有的时候就为了比赛赢，就不择手段。比如说一个年轻的棋手和一个老年棋手比赛，那首先是要把他的身体拖垮，拖垮他的身体，“乱拳打死老师傅”，是吧？这其实从比赛角度讲是合理的，教练甚至可能会故意这样安排他，但是，它是不符合围棋美学的。你想很多像大竹英雄那样的棋手，看到对手把棋下得很乱、很糟糕，他就不跟你好好下了，他就输了你算了，你不就是要赢么？那就让你赢算了。好的围棋像好的文学作品一样，应该留下来是一盘佳作，是能够传世的。而近些年来，比赛虽然非常多，你看有几盘棋可以真正传下去呢？这都可以让我们思考这个职业化的问题。　　钱钟书说，“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它不但对于人生是幽默的看法，它对于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可以说这是钱钟书自己的幽默观。就是说真正幽默的人，你应该能够对自己幽默，你不是老随便开别人的玩笑，你应该把自己也看得不是那么重吧。你自己是个什么样，需要历史来评价，需要别人来评价。别人一时评价不好，你不要着急，孔子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你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你，老向别人解释你，你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别人爱怎么想你怎么想你，关键的是你要了解别人。最重要的问题是了解外部世界。对你自己的评价无所谓。你解释也解释不过来，你老到处解释你是一个好人，那没有用的。你解释多了反而让人觉得你居心可疑。不必解释，你甚至可以经常说，“我是一个坏人”，经常说自己是坏人，大家就会觉得这坏人还有点优点，不错。　　我们下面来看最后一小段，第五段：“大凡假充一桩事物，总有两个动机。或出于尊敬，例如俗物尊敬艺术，就收集骨董，附庸风雅。或出于利用，例如坏蛋有所企图，就利用宗教道德，假充正人君子。幽默被假借，想来不出这两个缘故。然而假货毕竟充不得真。西洋成语称笑声清扬者为‘银笑’，假幽默像搀了铅的伪币，发出重浊呆木的声音，只能算铅笑。不过，‘银笑’也许是卖笑得利，笑中有银之意，好比说‘书中有黄金屋’；姑备一说，供给辞典学者的参考。”　　这第五段是“起承转合”之外的一个补充，本来上面四段已经把问题说完了，上面四段本身也可以构成一篇完整的文章了，但是作者意犹未尽，他先指出假充幽默的两个动机，“或出于尊敬”、“或出于利用”，什么事情只要是好的、具有好的价值的东西，总难免被人利用。任何好的东西都会被人利用。钱钟书说，俗物收集骨董、附庸风雅，这有的是。鲁迅也曾经指出，他说那个有钱人，买来青铜器，然后擦得锃光瓦亮，摆在客厅里，给人家来看，擦得特别亮的青铜器，告诉人家，这是司母戊大方鼎，让人看。利用好的东西是一切社会、一切时代的共同特点。就像现在好的名牌产品，很快就会出来假冒的。不管法律多么严密、不管怎么打假，这是滚滚洪流，一定要被假冒，而且最后好的要被假的打败。这是经济学上的有名的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这样的规律制约下，好的东西大多数情况下要被坏的东西所驱逐。比如说，你去买桔子，两个人的桔子一样，其中有一个说他的桔子是从新加坡来的，说“他的桔子卖2块钱1斤，我这是新加坡来的，所以我卖8块钱1斤”，而你觉得这两个桔子差不多呀，你一定不会买这个8块钱的桔子，你绝对会去买那个2块钱的桔子，而事实上，他可能真是新加坡来的，所以在竞争之下，他没有办法继续做生意，最后他只好放弃卖精品，只好也去卖那个2块钱的桔子，所以那个好的东西就会被淘汰掉。在商场上是这样，在学术界、在文化界、在艺术界，经常都是这样。所以，钱钟书这里说“假货毕竟充不得真”，这是不一定的。他说“假货毕竟充不得真”，可能是说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真理必然会胜利的这么一个愿望，但是我们经常会看到，在一个短时段里，在一个被限定了的时空里面，不一定是善良获得胜利，不一定是真理获得胜利，而经常是假、丑、恶获得胜利，这就是人生活着的意义。如果人生活着都是一片美好，老是好东西胜利，那活着有什么劲呐？那不必奋斗了，反正好的都会胜利。正因为好的东西不一定要胜利，经常是坏的东西胜利，我们活着要跟它们斗争，活的时候要反抗，这才是我们活着的意义。接下去，钱钟书又发挥“银笑”的词义，钱钟书是要把他的学问发挥到每一个角落里去，不肯放过任何一个联想。他暗指“幽默”的人实际上像卖艺的小丑一样，说笑卖钱，那么，又回到文章的第一段，“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最后用“银笑”来扣它，这是一种暗合，好像对联一样，上联前面出了，在下面给它对上。沉重的幽默：钱钟书的《说笑》(10)　　上面我们把这五段文字读了一遍，也赏析了一遍，通观全文，可以说，这是一篇非常精彩的议论散文。文章的主题是批评“幽默文学”，这条主线是贯穿始终的。如果说鲁迅是从社会效果上批判了“幽默文学”呢，“不合时宜”，鲁迅是讲它“不合时宜”，鲁迅并没有说幽默这东西不好，就是说在中国这种情况下，你在那儿领着人大笑，这是不合适的，那边日本要侵略我们，这边人民受苦受难，那边还有包身工。就是在这样的时代中，提倡幽默是否合适？钱钟书，他所采用的角度和鲁迅先生是不一样的。钱钟书先生是从美学理论上、从艺术的本质上、从“幽默”这个词的本意上更加致命地给了“幽默文学”以打击。当然，这个打击是纸面上的打击。林语堂他们这些人提倡幽默文学，应该说动机还是好的。我觉得起码他们的动机是为了中国好，动机是善意的，所以我们看鲁迅和钱钟书在批评的时候，都把握了一定的分寸。现在有很多批评性的文字，其中有很多暴力性的语言，夹杂很多道德侮辱、人身攻击，这是当前文风不好的一种表现。现在有很多人，批评文革也好、批评什么也好，他本身就带着文革的文风，对对方、对对方的文风、文理都没有好好地研究、理解，就凭着闭门瞎想，给对方乱扣帽子，特别是在网络上，这种情况可以说是铺天盖地的。我觉得对年轻的人，特别是不是专门写文章的人影响是很恶劣的。我们是中文系的同学，希望不要沾染这种文风。写文章其实就是有助于自己身心修炼，文章写不好，这个人心也不好。文章写得好的人，不见得他的人格就好；但是文风不好的人，人格一定是不好的。这可以看得出来，在网络上，在文章里就可以对别人大泼污水、无原则地戴帽子的人，那他这种人一旦有了权力，那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总结一下钱钟书先生这篇《说笑》，总结一下它的几个主要特点。第一个是推理严密，论证透辟。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它这五段文字可以说是环环相扣，一气呵成，读起来很洒脱。但是你经过分析就会发现洒脱中有法度，细微处见工夫。它既有现实的针对性，又有哲理深度和普遍意义。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针对的就是三十年代林语堂啊、周作人啊他们提倡这个“幽默文学”，可是我们今天过了60多年读起来，仍然有现实针对性。这说明它可以超越时空。好的文章是应该超越时空的。我在80年代的时候曾经发现鲁迅的文章对我们没多大用处了，鲁迅说的什么洋奴啊、什么西崽啊，我们都没有啊，但是到了90年代以后，我发现我这社会上的种种现象和鲁迅先生笔下所写的是那样的酷似，所以今天，我们格外需要重读鲁迅，重读中国现代文学。那么钱钟书这个文章呢，表现出一个学者力透纸背的严谨和那种高瞻远瞩的大家气魄。以前还没有人把钱钟书这篇散文加以特别重视。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篇文章。　　第二个特点，钱钟书的这篇《说笑》材料丰富，左右逢源。我们看，他这文章的一个最大特点，或者是让人佩服之处、让我也佩服之处，是能够打通古今中外，信手拈来，纵横潇洒。他既扯得远，又收得拢。这篇文章一共引用中国古人的话3次，西方古人的话4次。啊，不到2000字的文章，引用中西人士的有关论述7次，从而把“笑”和“幽默”这两个词的词义挖掘得淋漓尽致，使读者享受到畅游于知识海洋的乐趣。你读钱钟书的文章会长知识的，读他的小说你都会长知识的。当你读一个人的文章，你从他文章中长了知识之后，我觉得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人，应该感谢作者。我总觉得我从谁那儿长了一点知识，我从谁那儿知道了一点东西，我应该感谢他。我觉得我们很多人都需要感谢钱钟书的。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要有渊博的知识积累外，更需要有灵活驾驭材料、打通知识壁垒的良好悟性。我们学术界也有很多大的学者，学富五车，如果有一个特别高水平的记者来问他，设计好问题，能从他肚子里掏出很多东西来，但是他自己写文章呢，他未必就能够写出什么来。有很多人就是一个活的“藏书架”，就是一个“立地书橱”，他这个肚子里书很多，有10万本书可能都读进去了，但是呢，拿不出来。这也是我们教育上的一个问题。你光有，就好像一个电脑一样，电脑光有大容量，你说我这电脑是10000G的，你10000G能装那么多，里面都装满了，但是你这个操作系统很笨拙，这操作系统不灵，286的操作系统，那你装那么多东西有什么用啊？人就像电脑一样，一方面要大容量，装好多好多东西；另一方面你能够灵活地调动，“啪”一点，你这东西就能够出来，说要什么就要什么，这才是一个一流的人才。我们说钱钟书就是这样的人才，我们现在把他叫做通才型的大学者。现在北大还有我们中文系，不也是实行这样的战略么？我们应该培养通才型的人，不能把人培养成只会干一两种工作的当代打工仔。当然，我们现在社会需要千千万万的打工仔，但我觉得北京大学不能这样，这并不是说要培养我们的精英意识，我们一方面要紧紧地立足于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关心下层人民、关心下层社会，但另一方面你自己要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精英。你要对得起把你送入这个校门的那股力量，是很多很多力量把你送进这个校园里来的，你要对得起这股力量，啊，你不能满足于自己将来就是挣一碗饭吃。一个北京大学的人还愁没有饭吃吗？你如果从大一就开始考虑吃饭的问题，是可耻的。你应该现在考虑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的问题，这才是一个有出息的北大人。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尽量把自己培养成通才，实在当不了通才的时候，再去随便混碗饭吃，容易得很，哪儿不能活人哪？这是钱钟书给我们的第二点启发。沉重的幽默：钱钟书的《说笑》(11)　　第三点是，文笔幽默，才华横溢。这是这篇文章的第三个特点。我们看钱钟书这篇文章谈论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是吧，处处是严肃的话题，但是又处处引人发笑，而且这个“笑”是我们心悦诚服地跟着作者笑，而不是对着他笑。我觉得我也挺有学问的，但我还是要佩服他，我读了他这个文章之后，我就是佩服他。他这文章里到处闪烁着机智的火花和快乐的光芒。钱钟书用自己这篇玲珑锦绣的美文本身就说明了什么是真正的幽默。他反对“幽默文学”，但他自己这篇文章就是幽默文章，这篇文章本身就立起一个什么叫“幽默”的样板。就是说，你们提倡的那个东西不行，我没有提倡“幽默文学”，但我这个才“幽默”呢，这才叫真正的幽默。真正的幽默是“我不幽默”。所以他做了这么一个幽默文学的样板，就令人信服地表明了，作者并不是反对幽默，而是反对故意提倡的幽默。你反对的东西，如果你自己不能做到，那么你这个反对，就失去了一半以上的力量，人家会说，你就是因为做不到才反对的。有的人说，我反对京剧、我最讨厌京剧，那么我首先问你，你会不会唱京剧？你不会唱，你不会唱你有什么资格反对京剧。你必须会，甚至精通，你反对起来才有权威性，才有说服力。当然，这是比较高的要求。有的人，从来没有读过武侠小说，他就反对武侠小说，他说武侠小说是青少年的“鸦片”。自己都没有读过武侠小说，你凭什么说这是鸦片呢？你反对什么东西，自己首先要做到。是吧？比如说，我这几年对我们国家现行的高考制度，我有很多批判。于是就有人批评我，说，孔庆东对现在的高考制度充满仇恨，我们可以想象，孔庆东一定是高考成绩很差。我说，我说出我的高考成绩吓死你，我是我们这个高考体制的最大的受益者，但是我不能因为我自己是受益者，我就不指出它的缺点。我们应该看到还有那么多没受益的人。它还有缺点，我们就应该指出缺点来。我反对它不是因为我做得不好，恰恰是因为我做得好，我才更有资格来反对它。幽默问题也是这样，一个没有幽默的人、一个没有幽默才能的人，你反对人家幽默，你这是没有说服力的；你如果反对我幽默，你必须比我更幽默，那你才有反对我的资格，我才会听你一言半语的。　　所以说，钱钟书这里表现出，真正的幽默是一种高级的智慧和高尚的人生态度的自然流露。真正的幽默不是制造出来的，它是一种高级的智慧和高尚的人生态度的自然流露。如果人为地去制造，就容易变成无聊的滑稽表演。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钱钟书不仅是一位大学者，还是一位入情入理的文学大师，更是一位特别热爱生活、特别善于生活、活得非常有情调、有乐趣的、有滋有味、有血有肉的人。我觉得这才是钱钟书的魅力所在。一个人，只是特别有学问，我觉得这不能构成魅力。一个人有学问，学问是什么东西啊？不就是老学这个学那个吗？学了很多本事，别人会做桌子，你除了会做桌子还会做沙发立柜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学者就跟木匠铁匠没什么区别，就是你的一种职业。如果你不能贯通它，最后不能落实到对生活的态度上，啊，那就是说“层次不够”。　　总之，《说笑》这篇文章能够使我们对三十年代的“幽默文学”现象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对“幽默”和“笑”的意义有一种焕然一新的体悟，对钱钟书的创作风格有很鲜活的感受。也就是说，虽然文章不长，我们可以得到这么多的启悟。而且对我们自己的写作也有多方面的启发。我曾经跟一些老师谈过，就是我们北大中文系，我们当然有很多优点，我们每个学科都是国家重点学科，都是全国一流的，但是我们有没有自己的弱项？有没有自己的这个“气门”？怎么来评价？我想，我们这个北大中文系，比如说我们没有写作课，我们很多年都没有写作课，还有我们旗帜鲜明地不支持学生当作家，我觉得这是不是值得讨论和值得反省的问题？我们学生的写作，往往自己要在黑暗中摸索很长时间、摸索到大三，才把文章写得像个样子，而我们在大一的时候、大二的时候，我们所写的文章经常不如理科生。应该要承认，是吧，我们的高考成绩不如理科生，就包括语文成绩，啊，因为90年代以来，中文系的生源已经不是最优秀的了。我上个学期给数学学院的学生上课，那是我们中国最聪明的学生，那都是国际上拿了奥林匹克金牌回来的，是吧？我说，大一的学生比大一的学生，我们中文系的比不了你们。我讲课最后剩15分钟，我说每个人写一首小诗交上来，哗哗哗写完了交上来，我说绝对比中文系的写得好，中文系到大三才能写出这个水平来，那是因为学了好几年了。我想，我们应该除了学习这些什么理论啊、什么框架啊，学习这些东西之外，要有意识地加强自己写作技能的训练。上了大学了，没人管你了，没人督促你了，干什么都行了，你的以后就靠你自己来塑造了。有人说老师是塑造灵魂的工程师，这是不对的，自己才是塑造自己灵魂的工程师。你自己将来成为什么，是由你自己来塑造。比如说，你是一个中文系的学生，四年以后文章写得都不通，这样的人，大有人在的。我有一个同学现在在一个出版社，经常跟人家签合同，合同写得都是文理不通的，经常写什么“如果双方发生什么纠纷，不得互相埋怨”，就这种土话都往上写。我说这简直是给哥们丢脸嘛。沉重的幽默：钱钟书的《说笑》(12)　　所以说，我觉得钱钟书的文章对我们写作也是有很大启发的。不过，应该实事求是地说，文章写到钱钟书这个水平也是很不容易的，你看上去他是行云流水、轻松愉快，就跟你看台上的京剧演员表演一样，你看他演得轻松，那这“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要达到这一步，钱钟书读了多少书啊。那么现在呢，有很多人都在写杂文，喜欢写杂文，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比以前进步了，应该说气氛、环境都比以前宽松了，民主、自由的程度都比以前扩大了，这是应该承认的，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杂文好写，啊，这是一种误解。很多人以为，我写不了小说、写不了诗歌、写不了戏剧，我就去写杂文吧，啊，杂文不就是骂人嘛，骂人还不会嘛？所以这是造成当下杂文写作低水平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在我看来，杂文是最难写的，因为写杂文需要一个全方面的积累。鲁迅为什么杂文写得好啊？是因为他什么都写得好，是因为他学问就做得好。鲁迅出道的时候都快40了，积累了多少年哪？是不是啊？就好像在华山绝顶练了几十年的功夫，然后突然下山来了，所以才武林中纵横无敌呀。所以他写杂文就像那个“飞花摘叶，皆可伤人”一样，那首先是因为他有成套的武功啊。鲁迅所写的这个《中国小说史略》，现在没有人能够超越呀；鲁迅写的这个小说，没有人能够超越呀。是因为你别的都写得好，你积累得特别多，你才能轻轻一挥洒就点到要害上了，这样的人才能写出好的杂文来。而不要一开始动不动就写杂文，这样就会把自己这个文笔写坏了，也容易把人修炼坏了。这是给大家一个劝诫。　　当然，除了读书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是对人生、对世界万物的思索和探寻。一个人不管有多少学问，你没有一个丰富广阔的内心世界，你是写不出优美的文章来的。我们当老师的经常说，要给学生一杯水，你自己要有一桶水，但是你要想，要达到钱钟书这水平，那得多少水呀。那得滚滚长江的一江水吧。我之所以在今天选择跟大家一块儿欣赏钱钟书《说笑》这个文章呢，我开头已经讲了，就是想联系我们当前这个环境，谈一谈如何理解“幽默”这个问题。　　我呢，想这样，在讲完《说笑》之后，我顺便谈谈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我在这篇文章里通过三个影片的片断来谈什么叫“幽默”。我比较三个影片片断，我们看看，哪一个是“幽默”，“幽默”是什么。“幽默”和其他几个相近概念怎么区分。　　有一部表现抗日战争的影片，其中有一个场面是大批日军包围了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这是常见的场面，要他们交出八路军和粮食，其中这个日寇的军官就操着阴阳怪调的汉语很傲慢、很自负地问一个老大娘，说“皇军不好吗？”老大娘凛然高声说，“皇军好啊，你们杀人放火，你们多好啊”，这是老大娘的回答。那么请问，老大娘的这个话是“幽默”吗？我想不是。因为那个日寇军官他也不认为这个老大娘是幽默的，他马上就拔出了手枪。这是一个影片。还有一部表现抗日战争的影片，里面有一个村民，他被迫给日军当这个“支应”，“支应”就是日语“招待员”，就是招待日军香烟茶水帮他们召集老百姓开会等等。而实际上呢，他表面上是日本人的“支应”，他实际上还是八路军的“支应”，是八路军的秘密“支应”。有一次呢，日军又让他召集开会，他就拿了一个破锣敲，一边敲着锣一边喊，说，“开会啰！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杀人、不抢粮食”，他故意把这个“不”字喊得特别重，“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杀人、不抢粮食”。这是不是幽默呀？这就是“幽默”。这的确是一种幽默。尽管这个幽默里面包含着一点愤怒，它跟前者的区别是什么？前者是正面对抗，老大娘的反话那个日本人一听就明白，一听就气炸了肺，“好啊，你骂我们杀人放火嘛，意思是说我们不好嘛”。这是正面对抗。而后者的这个话，它属于意识形态颠覆，是吧？用我们现在的一个文学术语，叫“解构”。日军是听不明白的。一个“皇军要”，“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还有一个“说是”，“说是不杀人、不抢粮食”，只有中国人才会听出里面的讽刺。那么这个日军，假如他汉语水平不错、假如说是北大留学生毕业，发生了疑问，那么他也完全可以解释糊弄过去，因为日本人的确是那么宣传的，他说，“你们不就是这么说的吗？我说得没有错啊，皇军是要宣传王道乐土啊，这没错呀。这不都是你们说的吗？”也就是说，他只道出了谜面，没有道出谜底，所以日军即使明知被骂，也不愿意承认，只能干吃哑巴亏。这个人他不是语言学博士，不是我们语言专业毕业的，但是他通过巧妙地增加和运用主谓语，增加了主语、谓语“皇军要”、“说是”，就把这个“王道乐土”“不杀人、不抢粮食”都变成了毫无价值的宾语。对吧？在这里，“不杀人、不抢粮食”都成了宾语，宾语是没有价值的。所以说，人民才是真正的语言大师。我想，在座的各位也许以后有研究语言学的，我希望各位研究语言学的时候，不管你用多么高深的理论，不要脱离人民语言实践。我们有很多语言学者，连街头老百姓的话都听不懂，打出租车连的哥的话都听不懂，然后每天研究汉语的什么化合价问题。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研究的。沉重的幽默：钱钟书的《说笑》(13)　　不过呢，这个人的幽默，他的幽默，只有电影观众才会报以会心的微笑，假如我们看电影的时候，看到这儿时我们会笑：这家伙挺坏的。你看他说“说是不杀人”，啊，挺坏的，但是影片中的老百姓听到之后呢，马上想到的是，杀人、抢粮食的魔鬼来了，赶快跑、赶快藏起来吧。他们是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去欣赏这份幽默的，所以说，真正的幽默者是孤独的。真正的幽默者在幽默的当时不见得拥有很多的知音，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历史会理解他的，人民会欣赏他的。这是第二个影片。　　还有一部影片，也是表现抗日战争的影片。其中有一段，日军抓到了几个老百姓，强迫他们唱歌。因为日寇的小军官入伍之前是个蹩脚的小学音乐老师，他假公济私，带领他的士兵到中国来搜集民间艺术。他误以为这几个老百姓是民间艺人，然后就把他们抓起来。这个电影就是黄宏、魏宗万他们演的。于是有一个弹棉花的村民，他弹着弹棉花的那个棉弓就胡唱乱唱。他为了活命嘛就胡唱，什么弹棉花呀弹棉花，半斤棉弹成八两八，乱唱一气。另外几个人跟着他边唱边舞。现在唱歌不都是时兴伴舞嘛，不管什么滥歌星上台，后面一律一个加强排在那里乱舞。他们这么一胡唱呢，日寇军官就以为是挖掘到了民间艺术宝藏，于是那个小军官就指挥他的士兵全部坐下，集体学唱这首棉花歌。于是一群二傻子似的日军张开大嘴唱得如醉如痴。好，这又是一个情节。　　那么我们看这一段是不是幽默。这乍看好像是幽默，因为我们看到这里会笑，肯定会笑，有人还会大笑，说日本鬼子真傻。然而这恰恰不是幽默。钱钟书前面已经说了，笑不是幽默的证明书。钱钟书已经给我们指出来了，笑不等于幽默。这顶多可以列入滑稽。平心而论，这只是我们刚才说的“搞笑”；说严肃点，是无聊；说深入点，则是浅薄和肉麻。因为它首先离开了真实。就如鲁迅先生指出，幽默、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这个场面，冲淡了抗日战争的严肃性和残酷性。它把杀气腾腾的侵略军漫画成一群弱智的二百五，是吧；把抗日群众歪曲成小品演员，对吧。而这样的情节，恐怕我觉得日本人看了也会蔑视，他们可能会说，你们中国人才那么傻呢，我们大和民族是高贵的，决不会这么弱智。而有点头脑的中国观众看到此处，也不大舒服，虽然我们笑了，但是我们笑完马上就会说这是胡扯、这是瞎编、这是乱来、这是胡闹。那么这是一类什么幽默呢？这是一类什么滑稽呢？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搞笑”。只有什么地方的人才会欣赏这样的艺术呢？只有那些经过长期殖民、被彻底奴化而丧失了正义和良知的人群才会欣赏这样的所谓“搞笑”。我们看一看“搞笑”艺术产生在世界上的哪一个地区、什么地带，中国是没有的，美国是没有的，欧洲是没有的，俄国是没有的，是吧，伊拉克是没有的，以色列是没有的，在哪里？恰恰就在那批长期被殖民、人民的灵魂被彻底奴化、丧失正义和良知的地区，在那些人里，他们用这种纯粹生理性的笑声来忘却自己屈辱的奴隶身份。所以说这是“搞笑”的真正的文化危害。如果这种“搞笑”的声音遍及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那就是中华民族精神沦丧之日。　　我们看，我上面所举的这三部影片都是抗日的，三个情节都是抗日民众抵抗侵略者的。第一个不是幽默，它是讽刺，它非常尖锐、尖锐得让敌人无法忍受，兽性马上迸发，因为它是正面反抗。发出这个勇敢的讽刺的这个人，她是英雄，这个老大娘是一个英雄。最后一个，它不是幽默，它是耍猴，它幻想的是吃人者和被吃的人和平共处，大家一起纺棉花，其乐融融。那么这个耍猴的人，是小丑。只有第二个是幽默，这个幽默的人他不能马上消灭敌人，但是也不立刻牺牲自己。他的作用，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颠覆敌人的意识形态，提升人民的觉悟，而当需要他牺牲的时候，这个幽默的主人他并不退缩。影片中的那个支应，他后来把日军引起了我军的包围圈。当他翻身跳墙的一瞬，日军的子弹打中了他，所以说这个结局是并不幽默的。真正的幽默，它的背后是有一份沉重的不幽默的，因为有了这份沉重的不幽默，他前面的幽默才那样地精彩。所以我说，我们要非常复杂地、全面地来理解“幽默”这个问题。就拿钱钟书先生这个《说笑》来讲吧，我想说，啊，知道什么时候不该笑的人，才知道什么时候该笑，才能笑得特别灿烂。沉重的幽默：钱钟书的《说笑》(14)　　好，《说笑》这篇文章我就讲到这里。我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谢谢大家！（掌声）五四的春江花月夜：朱自清的《匆匆》(1)　　同学们好！　　今天我和大家一起来赏析一篇朱自清的散文《匆匆》。　　首先，我向大家介绍一下作者。　　朱自清，1898-1948，现代散文家、诗人、学者。原名自华，号秋实，（很朴实的名字）后来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大学期间，开始创作新诗，长诗《毁灭》有很大影响。1925年，任清华大学教授。1928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背影》，成为著名的散文家。30年代，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曾经漫游欧洲各国，出版了《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和中文系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北平，积极参加民主运动。1948年，在一身重病的情况下拒绝领美国的救济面粉。在贫病交加中不幸逝世。毛泽东曾经高度赞扬他和闻一多“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朱自清在他50岁的一生中留下了诗歌、散文、评论、学术著作26种，共200万言。　　朱自清的散文，漂亮，缜密，自然，朴素。语言纯正、准确，技巧全面，思想健康向上，结构讲究，经常被选入中小学教材，对规范现代汉语贡献很大。朱自清的散文让人确信，白话文能够写出与文言文一样优美的文章，甚至是更好的文章。下面，我们就来赏析他的名篇《匆匆》。　　这篇文章很短，只有六七百字，五个自然段。我先来读一遍……　　好，文章读了一遍。那么这篇文章讲的是什么问题呢？　　不难看出，这篇文章讲的是时间问题。这个问题常有人谈，特别是对青少年学生来说，几乎每天都会遇到。但多是老生常谈，不外是时光如流水，要珍惜呀，说得多了，人们也就麻木了，说了也是白说。　　朱自清这篇文章的长处在于没有表面化，而是精雕细刻、写得微入毫发，从而提出了更深的问题，那就是一个人类永远困惑的问题：时间，是个什么东西？　　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生命，对时间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动物的时间感是迟钝的，人一开始也如此。我们可以想象远古的人类祖先，完全依靠本能生活，没有时间感，没有紧迫感，没有什么生活计划，学习计划，没有什么作息表，日程表，完全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地生存着。你可以说那是原始，是蒙昧，但也可以说那是自然，是快乐，是幸福。　　后来，人发现了寒来暑往，发现了春夏秋冬，发现了花开花落，发现了草木凋谢以后又会重新萌发，于是人类发现了大自然的节奏，也就是发现了大自然的运动规律。于是人就有了永恒的苦恼。人们在活着的时候就知道人人要死，就知道有个东西叫末日，而且那一天早晚要来临。这是人生最大的问题，于是一切快乐都蒙上了阴影。　　普通动物不知道死亡的必然，所以它们显得比人类天真自然，比人类淳朴健康。小孩不知要死，所以他快乐，那是真正的快乐，是大人永远羡慕的快乐。人生的第一问题，便是死亡。人知道了生命的长度，大多数也就是几十年，古语说：“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人依靠医学，平均寿命延长了，但能够活到一百多岁的还是很少。即使活500岁，在茫茫的宇宙里，也不过是一瞬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人依靠科学，学会了计时，但正是科学，给我们带来了永恒的烦恼。人一出生便进入了死亡的倒计时。比如同学们都是十几岁，如果说你们风华正茂，说你们好象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你们会很高兴。但我如果说你们离死亡还有六十多年，意思是一样的，但你们会不高兴。各种哲学、宗教的观念都是在死亡的基础上建立的，没有死亡，可以说也就没有了我们人类的文化。人要敢于面对死亡，说出死亡。鲁迅讲过，一个人家生了孩子，大家都来祝贺说这个孩子将来要当官，将来要发财，鲁迅说这些都是骗人的，都是靠不住的，只有一个人说“这孩子是要死的”，这才是真理。五四的春江花月夜：朱自清的《匆匆》(2)　　人们发明各种计量时间的器具，在物理学上，可以测量到十万分之一秒。在普通生活中，我们以一秒钟作为最小的时间单位。一秒钟，喀哒一下，便如同挖去你一块肉。我们一般以为死亡离我们还很远，好象一位客人，在几十年以后等着我们。实际上，人并不是到了遇到那位客人那一天突然死亡的。人每时每刻都在死亡，每一秒钟，你体内都有成千上万的细胞死去，当然，同时也有一些细胞新生，新生的越来越少，死亡的越来越多，于是，你就越来越靠近死亡了。分分秒秒的你，都在变化。下课时的你与上课时的你已经不同了。听完我的讲课，你便又老了一点。时间问题是无数哲人、诗人、艺术家、思想家、科学家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