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文·托夫勒 财富的革命简介 知识社会与知识资产问题 汪丁丁 在我撰写这篇中译本序言的时候，我注意到这本著作的英文版将于2006年4月25日在北美公开发行，一个月之后，我们将读到它的中文版。显然，译本与原作出版的时间差距极大地缩短了。这一特征符合托夫勒在其新著内阐述的三项深层原理——财富生产的时间原理、空间原理、知识原理。托夫勒关于这些基本原理的系统阐述，我觉得，尚未完成。据此，我预期他将继续写作。 与托夫勒以前的三本著作均已有了中译本著作一样，这部新著旨在探讨知识社会的“财富”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就托夫勒而言，至少可以回溯到1991年，那一年，他出版了《权力的转移》。但是，托夫勒对这一“千年变局”的表象分析，又可进一步上溯到1984年。那一年，他出版了《第三次浪潮》——那是一本在中国引发了普遍的阅读兴趣的著作。借用托夫勒的语言，所谓“第一次浪潮”，约始自1万年前并且延续至今，被称为“农耕时代”。在这一时代，财富的基本形式是关于“种植”的知识——这一知识的积累与折旧。所谓“第二次浪潮”，约始自17世纪末并且延续至今，被称为“工业的时代”。在这一时代，财富的基本形式是关于“制造”的知识——以物质资本的形态和以人力资本的形态，积累与折旧。 所谓“第三次浪潮”，约始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被称为“服务业的时代”——因为，由各国统计数据表明的趋势是，在这一时代，农业劳动人口将只占总人口的2％以下，工业劳动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8％以下，服务业劳动人口将占总人口的70％以上。如此众多的服务业劳动者，他们从事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就表象而言，他们从事“现代服务业”——管理、法律、会计、金融、电讯、医疗、教育，以及政府部门内的相关服务。更深入的考察表明，与“传统服务业”的那些在洗衣房和货运码头工作的劳动者截然不同，现代服务业的劳动者都是所谓“知识工作者”，他们在第二次浪潮中被称为“白领”。在大约1970年，在美国，他们的人数首次超过了“蓝领”的人数。 在《第三次浪潮》的巨大冲击下，托夫勒被多次邀请访问中国。他告诉我们，中国大约有9亿人可以被称为“第一次浪潮人口”，因为他们仍生活在农耕时代的财富创造过程中。同时，中国大约有3亿人生活在“第二次浪潮”的世界里，他们从事的主要工作是“制造”。最后，中国大约有1000多万“第三次浪潮人口”，他们从事现代服务业。在2001年的一次访问中，他被询问“中国是否可以跳过第二次浪潮，直接进入第三次浪潮”。他的回答是：历史是不确定的，所以，没有谁可以确切预测中国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他指出，中国可能有跨越式发展，这一跨越必须以成功的“教育”为前提。就这一目的而言，宽带网络很可能为中国提供成功教育和跨越式发展的契机。 1970年，托夫勒发表了《未来的冲击》。他预言，人类心理深层结构难以适应因不断加速的创新而迅速变化的生存环境，并因此终将导致一次总体性的危机。这次总体性的危机的降临，被命名为“未来的冲击”。在这部著作面世36年之后，我们回顾这位“未来学家”当时对现在所做的预测，可以很容易地指出托夫勒预测的不准确性。例如，他完全没有预见到互联网的普及和它的革命性作用。因此，他当然也没有预见到互联网生活对“数字一代”的人类的思维方式与情感方式所发生的重要影响。但是，我不认为这些重要的忽略改变了托夫勒最深切的预见——即人类在数亿年演化中形成的从而不可能在数十年内有所改变的深层心理结构，能够容忍的环境变化速率将低于人类创新活动所诱致的环境变化速率，从而引发一次深刻的总体性危机。 在介绍了托夫勒以往的思想轨迹之后，现在，让我们继续探讨托夫勒在《财富的革命》里试图表述的那种思想——为刻画这一思想，托夫勒使用了一个新词“prosumer”，多达145次；作为对比，被托夫勒当做这本书的标题的关键词“revolutionarywealth”，在书中出现了63次。 其实，我在这篇中译本序言里能够提供的，只是我在阅读这部作品的英文版和中文版的时候受激发而想到的与托夫勒的论题相关但或许更深刻的思想线索。例如，博依索特（M.Boisot）于21世纪初，晚至2004年底发表的关于“知识资产”概念的一系列作品，德鲁克（P.Drucker）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并给予系统阐释的“知识社会”和“知识工作者”概念，斯蒂格勒（G.Stigler）和贝克尔（G.Becker）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提出的“消费者－生产者”概念，以及贝克尔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且至今在经济学界响应者寥寥的“劳动分工、协调成本与一般知识”问题，最后，贯穿了两千年以来西方经济学思想史的核心概念——“幸福”、“价值”、“财富”。 斯蒂格勒和贝克尔1977年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办的权威刊物《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捍卫经济学关于“口味的稳定性”假设，为此，他们引入了所谓“家庭生产函数”。几乎与此同时或稍早，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兰开斯特（K.Lancaster）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表了关于“生产者－消费者”（producer-consumer）理性选择的论文。由此，以往经济分析中的“理性选择模型”被扩展为所谓“生产者－消费者”理性选择模型。 这一模型的基本思想是要把马歇尔提出的单纯的“消费者理性选择模型”和单纯的“生产者理性选择模型”合而为一，用来刻画那些仅以自己的消费为生产目的的生产者的理性行为。我在为《体验经济》中译本撰写的序言里专门介绍了这一模型，此处不赘。基于经济分析传统内的斯蒂格勒和贝克尔的“生产者－消费者”概念，托夫勒提出的“prosumer”概念应当被译为“生产者－消费者”，但于汉语不雅，故可译为“消费生产者”（本书中译为“产消合一者”——编者注）。 托夫勒的“消费生产者”概念特别适用于“知识社会”和“体验经济”。此时，我们每一个人的消费和生产都是个性化的——目前流行的所谓“DIY”（由你自己拼装）电脑、家具、住房等商品，就已经体现了这一理念，而DIY组件的标准化则表明消费生产者尚难割舍“规模经济”的好处。作为充分发展的“个性化生产”的一个方面，或者，如马克思预言过的，劳动作为“人的第一需要”，我们看到，劳动将日益成为“义务的”而不是“雇用的”。托夫勒指出，此处“义务”一词，仅仅表示不收取货币形式的报酬，志愿者从义务劳动可以获得足够丰厚的精神形式的报酬。 时光流转，当年与老师一起发表那篇论文的学生贝克尔，与他的老师一样，已成为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家（斯蒂格勒1982年获奖，贝克尔1992年获奖）。获奖那年，贝克尔与自己的学生联名在哈佛大学经济系主办的权威刊物《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似乎与“消费生产者”模型不相关的论文，题目是“劳动分工，协调成本与知识”。虽然我不很赞同贝克尔对社会科学基本问题的解答（参阅我和贝克尔教授的谈话，收录于高小勇、汪丁丁主编《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朝华出版社，2005年），但我非常赞赏他在这篇论文里提出的基本问题：如果人类社会进步依赖于劳动分工，如果劳动者的自我意识随分工发展而逐渐强化并把社会带入“个人主义的时代”，又如果在个人主义的时代，协调分工着的劳动者需要支付日益增加的成本，并且这一成本的上升最终抵消了劳动分工的全部收益，那么，社会将如何持续发展呢？ 作为对比，让我引述托夫勒在《财富的革命》里发表的看法：“在某一点上，一体化的成本可能超过这种超级专业化的价值……新的财富体系要求完全的重新组合，在整个经济进程中，将越来越临时的技能组合用于越来越临时的用途。对于财富创造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深层、更根本的了。” 托夫勒的上述看法，其第一部分与贝克尔提出的分工及协调成本将导致的基本问题一致。但托夫勒所提出的解决这一基本问题的途径，即通过分工着的劳动者之间在越来越临时生产过程中的越来越短暂的功能性组合来降低协调分工的成本，则是贝克尔完全没有论及的。尽管如此，贝克尔的洞见仍与托夫勒的洞见密切相关。根据贝克尔提供的解释，决定协调分工的总成本的首要因素是“一般知识”的积累及在劳动者当中的普及程度。根据我对贝克尔思想的解释，此处“一般知识”应当包括：（1）制度性知识，例如语言、默契、行为规范；（2）普及了的技术性知识，例如算术、化学、电子工程学，等等。这些知识的普及，使劳动者们在瞬息万变的分工中保持协调并且保持协调成本足够低廉。否则，他们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就将随分工的协调成本的上升而上升，最终使这一商品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 因此，贝克尔强调一般知识的获取、积累、扩散，对于降低分工协调成本和扩展劳动分工范围的极端重要性，并相信这一过程是斯密“劳动分工原理”的本质。 众所周知，斯密《国富论》的主要贡献是最终确立了这样一项基本原理，它可以分三部分陈述：（1）国民财富增长的最终源泉是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受到市场广度的限制；（3）贸易的自由化可以拓展市场广度。因此，自由贸易被认为是取消对劳动分工的限制从而取消对国民财富的增长的限制的唯一有效途径。 贝克尔的分工协调与一般知识的理论则导致这样一项基本原理，它也可以分三部分陈述：（1）在劳动分工的拓展与国民财富的增长之间，最重要的中介原因是各种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的专业化；（2）劳动的专业化是哈耶克曾指出的“知识的分离”的最主要原因，并且因此而发生日益增加的协调分工的成本；（3）一般知识的积累及其在参与分工的专业化劳动者之间的分享，可以降低协调分工的成本，从而导致分工的拓展和财富的增长。 因此，自由贸易不再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唯一源泉，自由贸易也不再是经济学家能够提出的主要政策建议。按照贝克尔的理论，一般知识的积累和分享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可以远远超过市场拓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贝克尔理论的政策含义是：教育和研发部门的效率及知识的普及程度，是当代国民财富增长的最重要源泉。 托夫勒对未来分工的协调方式的预测——“临时组合”，并不是单纯基于降低协调成本，而是基于更深层的财富创造原理。这一原理的更通俗且更全面的阐释，是由德鲁克在1993年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巨著中给出的。 德鲁克预言，工业社会已经进入了“后资本主义时代”，“知识”将成为唯一重要的资本，从而劳动者与资产者之间的阶级对立将消失，或至少发生本质性转化，从“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转化为无数以个体经验为知识资本的专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在随后的10年里，直至生命的终点，德鲁克继续论述这一思想。他指出，这些因知识分工而成为职业劳动者的专家，其实应当被称为“知识劳动者”。他们的日常工作往往同时是体力劳动的和脑力劳动的，例如，典型地，飞机维修师、计算机系统的操作员、住房环境污染程度检测员、心理及养生保健咨询师、提供医疗服务的专业护理人员和各类医学呈像仪器的操作者。 德鲁克的“知识社会”概念所蕴涵的知识社会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当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两大基本问题是：（1）知识的定价问题；（2）知识劳动者的道德自律问题。 又根据我对各项知识之间关系的理解（参阅汪丁丁《知识沿时间和空间的互补性以及相关的经济学》，《经济研究》，1996年），德鲁克所论的知识劳动者各自拥有的专业知识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知识互补性”。正是这一强烈的知识互补性，使分工与协调的社会网络不断扩展从而使财富在更大范围的不断创造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培顿·杨最近出版的演化经济学著作——中译本书名为《个体策略与社会结构》（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已经提供了结成社会网络的知识劳动者们的知识交换过程的演化过程的分析方法。 把贝克尔所论的知识扩散过程嵌入社会网络，这一研究议题正凸现为当代经济学讨论的热点之一。这一研究议题，由于涉及远比托夫勒的一系列著作专业得多的知识，此处不予介绍。在这样一篇短文里，我同样不可能对上述德鲁克提出的知识社会的两大基本问题有更深入的探讨。下面，也是作为这篇短文的结尾部分，我将尽可能简短地介绍博依索特的研究论文。 博依索特的《知识资产》，最近有了一个出色的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故而我可以直接介绍他在提出了“知识资产”概念之后发表的最新论文——“数据，信息，知识”（《演化经济学杂志》，2004年，总第14卷，第43~67页）。 他在这篇论文里论证，我们对世界分类时使用的那些范畴，借助于情感与理性，已经先验地在各种特定情境内为我们设定了意向性。如波普所论，只有借助于习惯性的思维和行为，我们才可能生存到今天。数据之有意义，是因为接收数据的人已经积累了足够知识来理解这一意义。数据是低耗能系统，它只改变行为意向。 现在，我请读者参照任何一本经济学入门教科书关于生产函数的部分，想象在只有两种生产要素投入的平面内，存在一组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等产出曲线”——当生产者沿任一等产出曲线移动时，各生产要素以不同比率被转化为等量产品。为生产等量产品而可以选择许多不同的要素投入比率，这一性质被称为投入品之间的“替代关系”。物品之间存在足够强烈的替代关系，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部分析结论得以成立的基础。如果，在诸如“知识”和“网络”这类情形中，物品之间的互补关系而不是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占据了主导地位，则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基础就将自行瓦解。 作为挽救新古典经济分析的一种方式，博依索特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函数，就长期演变而言，应当由一条在传统的经济分析中出现的各等产出曲线之间跳跃并向原点不断移动的知识路径来刻画。请读者仍然想象只有两类生产要素投入的平面，只不过，这两类生产要素不再是“劳动”和“资本”，而是“数据”和“物质”。 托夫勒所谓“跨越式发展”，在博依索特的理论框架内，可被理解为生产者的“知识路径”在各次浪潮的财富生产函数所对应的等产出曲线之间的跳跃——作为这些跳跃的结果，人类的生产从物质密集型日益演变为数据密集型。 为彻底理解博依索特的思想，我提醒读者查阅伯格森的一系列著作，经典如《创化论》和《材料与记忆》。通过这些著作，读者能够想象伯格森在19世纪末已经想象过的生物演化与自组织创造的过程。该过程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当生命从低级向高级演化时，它总是试图在由记忆支撑的日益扩展的想象空间内预期其行动的各种可能后果，而不是让直接行动把这些后果呈现给自己。读者不难判断，伯格森的创造性演化理论已经意味着博依索特的从物质密集型生产方式到数据密集型生产方式的演化。 有了以上所列的诸家理论，我相信读者将会比较容易地理解和把握托夫勒在《财富的革命》中提出的三项深层原理——时间、空间、知识。 注意，博依索特的演化生产函数无法表达托夫勒所强调的知识进步的日益加速倾向。托夫勒认为，人类知识的积累已经达到这样一种极限，此时，研究者必须通过对现象进行“量子”尺度的观察和分析，才可能获取新的知识。时间与空间不再是割裂的两概念，基于“量子”概念，时间与空间演化为统一的“时空”概念。不同于相对论视角下的时空运动，量子论视角下的时空运动，由于“测不准”，表现出“非严格决定论”的倾向。也因此，托夫勒对中国记者所提问题的回答是：“历史是不确定的，没有谁可以确切预测中国的历史进程。” 最后，我希望告诉托夫勒著作的中国读者：如同人类思想史上任何一位重要作者一样，托夫勒的主要著作，没有哪一部是没有争议的。例如，对托夫勒1995年的著作《创造新文明》，亚马逊网上书店至今保存着一份2002年5月发表的读者评论，十分中肯地批评托夫勒的预测缺乏“建构性”——究竟如何实现与第三次浪潮相适应的政治？另一份发表于1998年6月的读者评论，更直接批评托夫勒：“基于成问题的假设对未来加以预测”。类似地，我推测，许多中国读者会认为托夫勒在这部2006年新著中提出的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预测，未必可信。 仅以这篇短文，献给愿意思考中国当代社会的基本问题的读者们，并提供一些来自行为经济学、社会理论、知识论与经济学的思想线索。2006年4月24日，初稿于杭州“密云不雨斋”，2006年5月3日二稿于夏威夷瓦胡岛阿拉莫阿娜海滩，2006年5月9日终稿于美国加州圣克利门蒂“VagabondInnExecutive”。导言 所有的书籍从构思到成书都要经过一段时间。正如胎儿的成长会受到母亲子宫外事件的影响一样，一部书在其形成的过程中肯定也要受到这一时间里给作家思想产生印象的各种事件的影响。因此毫无疑问，即使是一部关于未来的书，也是其形成过程中这一简短历史时期的产物。 写这部书所经历的时间就是进入21世纪之前的那12年时间。任何关心世界大事并且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错过这一时期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东京地铁站里邪教徒的毒气杀人事件、多利羊的克隆成功、对克林顿总统的弹劾、人类染色体组的破解、为避免计算机千年虫的发生而付出的种种努力、艾滋病、“非典”等传染疾病的爆发、“9·11”恐怖袭击、伊拉克战争、印度洋的海啸…… 伴随这些重大新闻的还有经济和商业上的剧变——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网络产业的兴起、金融市场的暴跌和复苏、欧元的启用、飞涨的石油价格、接连不断的公司丑闻、美国财政和贸易的巨大赤字。最后，更重要的就是中国的崛起。 然而，尽管我们的书籍、互联网、电视，以及我们的手机在铺天盖地地向我们报道商业上和经济上的剧变，但是所有这些之中最重要的故事——财富的历史性的转移——却被那些次重要的报道所掩盖了。我们这本书的任务就是讲述这个被遗忘的故事。 财富不仅仅产生于农田、工厂、办公室和机床上，而且革命性的财富也不光指金钱。现在，就连那些最迟钝的观察家也不得不承认，美国和无数其他的国家正在向高智商的“知识”经济过渡，但是这种变化的真正冲击力（其对人民和整个国家乃至整个大陆的冲击力）还有待于人们去感觉。过去的半个世纪仅仅是个序幕。 随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进入了一个无限增长、变幻无常、愈加容易接触的全球性的智囊库之中，知识在财富创造过程中越来越大的重要性即将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穿越更多的国界。结果，不管我们是富有还是贫穷，我们都将生活和工作在这种革命性的财富之中，或者受制于这种革命性财富所带来的后果。 今天，“革命”这个词已经被人们滥用到了如此的地步，就连什么新的饮食配方和政治动乱都被冠以了革命的称号，所以，这个词的主要意思已经变了味儿。因此，我们在这本书里有必要阐明“革命”这个词汇的真正含义。 我们是以最广博的含义来使用这个词的。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革命规模相比较，那些诸如股市暴跌、政权交替、新技术的引进，甚至连战争和国家的分裂都算不上是革命。 因此，我们书中所聚焦的革命变化有点类似于工业革命，甚至比工业革命还要有震撼力。因为成千上万个似乎毫无关联的变化同时出现，构成了一种新的经济体系，与之伴随的又是一种被叫做“现代化”的全新的生活方式或者文明。 如果把财富真正看做是具有革命意义的东西，那我们不仅要看它数量上的变化，而且要看它被创造、分配、流通、消耗、储存和投资方式上的变化。此外（我们在后面要详细解释），财富有形或者无形的程度必须要得到改变。只有当所有这些层次上都发生变化，我们才能真正将财富称之为是具有“革命性的”。 今天，所有这一切真的都在发生着，并且是以一种史无前例的迅猛速度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着。我们会提供足够的实例来解释它。 至于本书书名中的另一个词“财富”：尽管我们几乎都生活在一种金钱的经济之中，但是我们书中所讲的财富却不仅仅指金钱，我们同时也是生活在一种既令人兴奋在很大程度上未经探索的并行经济之中。在这种经济中，我们不付钱就可以实现许多需要或者想要实现的事情。正是金钱经济和非金钱经济这两种事物的结合构成了我们所称之为“财富体系”的主体。 将这两种互动的经济同时进行革命化处理，我们就创造了一种强大的、史无前例的财富体系。为了深刻理解这种体系的意义，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任何财富体系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财富体系尽管十分强大，但是恕我直言，它也仅是一个更大规模的宏观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宏观体系的其他组成部分——社会体系、文化体系、宗教体系、政治体系，都在不断地与其主体互动，并且彼此之间互动。这些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了一种文明或者生活方式，并且大致上可以和财富体系和谐共存。 基于这个原因，当我们在这里谈论革命性财富时，我们时刻都在牢记这种财富与其他这些亚体系之间的联系。那么，将财富革命化（我们正在这样做），就是在所有这些体系以及生活中其他许多的领域中引入变化，而且也会遇到既得利益的抵抗。 《财富的革命》正是基于这些核心思想而完成的。我们认为，这些核心思想一旦被我们领悟了，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周围正在迅猛发生的那些相互冲撞、似乎毫无意义的变化和冲突。 尽管我们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们却把自己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撰写关于经济和社会政策、开发战略和商业问题等方面的文章和书籍上。同时，我们两个人就工业经济向高科技、知识型经济过渡这个课题，在无数的大学里做过讲座，在美国国会的联合经济委员会上做过论证，会见过世界上许多大公司的总裁，并且给世界许多国家的总统或者总理提过参考建议。 但是与其他学科相比，经济学更加需要实际生活的基础。对于我们两人而言，我们青年时期的“实际生活”包括在几家工厂里工作过的难忘的5年。在那5年中，我们干过冲床、体验过生产线，还生产过汽车零件、飞机发动机、电灯泡、发动机零件等产品，在钢铁厂里爬过管道，两手抱过风钻机，还干过其他的体力活。制造业里最底层、最脏、最累的活儿我们都干过。我们也尝到过失业的辛酸。 自从我们第一部关于变化和未来的书籍《未来的冲击》（FutureShock）问世以来，该书已经在大约100个国家里出版发行。这使我们有了与各行各业人士面对面接触的绝好机会：有委内瑞拉贫民窟、巴西棚户区、阿根廷贫民窟里的儿童，有墨西哥、日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亿万富翁，有被囚禁在加利福尼亚监狱里的女杀人犯，有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更不用说还有国王和女王了。此外，还有无以计数的金融部长和大银行家。 他们代表着众多的人类性格、各种宗教（以及非宗教）、各种政治思想体系、形形色色的贪婪心态，或者说是对社会的关注、理想主义和愤世嫉俗的心理。种种的这些经历给经济学的抽象概念提供了真实生活的内涵。 当然，关于未来谁也不会确切地了解，尤其是具体在什么时候将要发生什么就更说不准了。因此，在我们的书中贯穿始终使用的词汇“将要”（比如“将要发生”）应该被看做是“很可能将要发生”或者“据我们看，将要发生”的简略表达法。这样我们就不用反复地重复那些累赘的表达法而让我们的读者昏昏欲睡了。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的周期变得越来越短。人们上下调动或者平行调换工作已经习以为常，因此，一个人尽管在书中是甲公司的总裁或者乙大学的教授，可是当你读到这本书时，他可能已经调到了丙公司或者丙大学了。除此之外，读者也不应该忘记最后一个不可逃避的现实：所有的解释都是简单化了的。 此外，关于这本书的写作还有两点值得知道的重要事实。假如没有史蒂夫·克里斯钦森来帮助我们，那么写这本书所花的时间就不只是12年了。记得这部书写完时，我询问史蒂夫能否向我推荐一个好的编辑来协助我们。令我高兴的是，他来了个毛遂自荐。史蒂夫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记者，曾在当时世界上主要新闻机构之一美国的合众国际社做过编辑，后来在《洛杉矶时报》辛迪加任编辑和总经理。几乎在3年前就开始和我们合作的史蒂夫证明是一位一流的当家编辑。更重要的是，他给我们带来了逻辑上的严谨、智慧、热情、和善和一种令人愉悦的幽默感。他的加入使得这本书的杀青阶段成为了一种享受。现在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 最后，由于我们的独生女儿卡伦的不治之症，使我们花去了很多的时间，从而减缓了写作的速度。海蒂常年日夜24小时在卡伦的病榻前悉心照料。她不仅在同女儿的疾病做着斗争，而且也在同医院的官僚制度和医学上的滞后做着抗争。因此，她只能是间歇性地为本书做些撰写工作。即使如此，本书中的许多假设、思想和模式都是我们共同旅行、联合采访和毕生的讨论和争执的结果。 出于各种原因，海蒂不想让自己的署名出现在书的封面上，只是在1993年出版了《未来的战争》（WarandAnti?鄄War）、1995年出版了《再造新文明》（CreatingaNewCivilization）之后她才有所让步。但是，读者们应该把所有托夫勒的书都看做是我们两人爱情生活的结晶。阿尔文·托夫勒致谢 这本书的问世得到了很多人的鼎力支持，我们愿呈上我们的诚挚谢意！在此，请允许我们打破以贡献大小为先后的致谢顺序，让我们从内部说起。这本书实际上是在家中写成的，书稿保存在离家不远的办公室里。 我们要感谢琳达·保罗，她在卡罗尔·西蒙的帮助下一直负责保管不断增加的研究档案。这些档案被整齐地归入大约5000个类别。几十年来，琳达对档案数据了如指掌，她知道计算机出了什么故障，她知道如何在短时间内订到航班座位，如何婉转地应对陌生人……更重要的是，她知道如何开怀大笑。 艾里西亚·加西亚负责我们的家庭事务以及家中的办公室，她聪明、善良、十分值得信赖。她在我们的女儿病重期间与我们共同度过了风风雨雨。 在工作和全球的旅行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具有真知灼见的人： 斯坦福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保罗·罗默在硅谷曾花费几个小时为我们讲解知识型经济的主要含义。 《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1一书的作者、纽约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前任世界银行总裁之一威廉·伊斯特利，为我们提供了他对知识及激励机制在对抗贫穷中的作用的见解。 我们曾和米尔肯研究院的金融学家格伦·耶戈、苏珊娜·特里姆巴斯花了一下午的时间，探讨时间与金钱的某些隐性关系。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文艺复兴经济研究者、荣誉退休的迈克尔·D·英特利格特教授，他的兴趣广泛，包括从健康、水资源到核扩散，以及俄罗斯由共产主义向准市场经济过渡等领域。 我们还要感谢华盛顿LLC研究中心的带头人之一杰弗里·艾森纳克，他手下率领着50位经济学家。当认为我们需要时，他伸出援助之手，他的邮件常常在深夜时分纷至沓来。他的这些邮件时常为我们的想法注入新的理念。 我们还要向已故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复杂性理论的奠基人伊利亚·普里高津致敬。与伊利亚·普里高津的谈话加深了我们对混沌与秩序的理解。混沌与秩序是财富的基础。 在墨西哥与卡洛斯·斯利姆一家的谈话远远超出了墨西哥与拉丁美洲的商业与经济的范围，加深了我们对更广泛话题的理解。与卡洛斯共进晚餐经常会谈到卡洛斯·富恩特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像我们经常提到比尔·克林顿和“魔术师”约翰逊。 我们多年来一直在与前美国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辩论、争吵，甚至互相大叫，但又能开心地大笑。不管我们的政治观点如何相悖，我们却时时刻刻能从他那儿学到新东西。他是位智者，尤其是当我们持有不同意见的时候。 我们还要感谢新加坡的国父、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他曾唤醒了全亚洲，使亚洲人民认识到了自己的经济潜力。作为一位资深的政治家和深刻的思想家，李光耀先生曾与我们分享他对亚洲前途的看法。 前美国海军参谋长理查德·丹兹，邀请我们陪同他一起前往中国上海参加与商业界人士的研讨，并与中国前海军舰队司令会面。 我们还要感谢已故中国台湾英业达集团副董事长温世仁先生。温先生生前足迹遍布从北京到黄羊川等中国最穷的部分地区，努力缩小中国地区间在数字信息方面的差距。 我们要感谢国内的鲍勃·瓦因加登和帕姆·瓦因加登。他们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想法，避免我们在文章中出现错误。感谢他们多年来对我们的积极支持与鼓励。 我们要深深感谢阿尔·伯顿和萨利·伯顿，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他们常常在周五晚上与我们讨论媒体、流行文化、政治以及下一个写作主题。感谢他们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相伴左右。 致威克特·奥希提斯基和伊娃·奥希提斯基：威克特是一位杰出的制宪学者、中欧大学法学和社会学教授。他曾执教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伊娃和威克特都是国际禁酒运动的领袖，因为嗜酒者常常忽视醉酒给生产力、犯罪、警察和家庭生活带来的经济影响。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编辑阿什·格林，他应该被授予诺贝尔耐心奖。当我们威胁着要改变内容、误入歧途时，是他耐心地坚持我们的原稿方向。 感谢柯蒂斯·布朗出版公司的老朋友蒂姆·诺尔顿、戴夫·巴勃和格雷斯·惠里，我们向来合作愉快。希望所有的作家都如我们般幸运。 我们要感谢利恩办公署的比尔·利、拉里·莱森和其他所有人，他们为我们提供了无数次环球演讲的机会。在这些演讲中我们有幸结识创造了革命性的财富体系的思想者和行动者，以及来自不同文化的睿智听众。 我们每月专栏的编辑内森·加德尔斯脑中的信息量比Rolodex信息管理软件还要多，他的头能够与总统山上的雕像一比大小。 最后我要感谢托夫勒协会的同事们： 汤姆·约翰逊是托夫勒协会的创办人与合伙人之一，几十年来的好朋友。感谢汤姆对我们书稿提出的宝贵意见，还有他对一切事情与生俱来的幽默感，对我们写作进程的温柔的、不懈的敦促。 迪克·萨弗兰斯基睿智的好奇心与尖锐的洞察力经常激发我们的创作灵感。戴伯·威斯特弗尔，GPS系统的制作人之一，是我们所有方面的良师。亚伦·舒尔曼不仅聪明过人且脚踏实地。 此外，我们要感谢托夫勒协会的全体同仁为我们解答难题，组织集体晚餐为我们提供演讲的场合。更重要的是使我们有机会倾听智者的想法。我们还要感谢最近去世的邦妮·奥戈尔曼，她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们为她的离去深感悲哀。 我们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无法在此一一列出。我们对这些帮助过我们的人心存感激：那些十多年来为我们提供有用数据、信息和知识的人，那些与我们见面、回复我们的邮件、接听我们的电话的人。 还有那些成千上万为我们的想法提供素材的人——在此书中出现的几百位作者，在网上与我们分享自己见解的学者，还有那些努力工作却声名狼藉、薪水极低的记者们，他们每天报道商务新闻、经济政策及相关事件——这些人每天在键盘上敲出所谓的“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每个人都会不时地犯错误，我们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也不例外。当然，这种长度的写作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当然，我们无法将错误归咎于他人。任何作者都要为自己的每一个字负责。因此，这本书中的任何缺点与错误都由我们来承担。第一部分 革 命 第一章 率先创造财富 内容 这部书是关于有形和无形财富的未来。这种革命性的财富形式在未来的数年中将重新设计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公司和整个世界。 为了阐明这种意义，本章主要讲述了家庭生活、日常工作、时间压力和生活中一些愈加复杂的问题，还要讲述真理、谎言、市场和金钱。我们还将把这个世界上变化与反变化之间的冲撞展示给世人。当然，也有我们内心深处的冲撞。 今天的财富革命不仅会给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带来无数的商机，也会给社会、文化和教育等各界的企业家带来无数的机遇。它会给美国和世界范围内的脱贫运动带来无限的生机。但是，在通往这种光明未来的路上却明示着一种警告：风险不仅规模在扩大，而且速度也在加剧。未来是为那些勇敢者准备的。 今天，电子邮件和博客电子社区铺天盖地般地向我们压来。eBay把我们都变成了市场经销商。新闻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公司的丑闻。对付乳腺癌、多重硬化以及数十种疾病也有了治疗的药物。还有一些药物被宣布对人体有危害，因而被撤出了市场。机器人登上了火星，而且登陆点极其精确，但是计算机、软件、手机和网络系统也经常出现问题。全球变暖在发出警示信号。燃料电池在向我们招手。基因和干细胞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纳米技术成为了新的技术目标。 与此同时，洛杉矶的犯罪集团混到了中美洲，并且在那里建立了一支准军队；年仅13岁的充满了报复心理的恐怖分子离开法国，前往中东地区。当反犹太主义重新抬头时，哈里王子竟然在伦敦穿起了纳粹军服。在非洲，艾滋病毁掉了一代人。在亚洲，奇怪的新型疾病大有蔓延到全世界的危险。 为了逃避（或者至少是为了忘却）这种似乎混乱的状态，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将视线投向了电视机，因为在电视里“真人秀节目”在装做真实。数千人组成了“快闪族”（flashmob），相互投掷枕头乱闹一通。在其他的地方，网络游侠不惜花数千美元玩虚拟游戏，虚拟的形象拿起虚拟的刀剑展开杀戮，以便夺取城堡或者博得某个少女的芳心。虚拟世界正在不断蔓延。 更重要的是，曾几何时为社会提供过理性、秩序和稳定性的机构，比如学校、医院、家庭、法庭、制定规则的部门、工会等组织，现在却在危机四起的形势下变得无所适从。 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贸易赤字又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美国的预算像一个醉鬼似的摇摇欲坠。世界各国的财政部长们在自言自语地说，是否应该把他们借给华盛顿的数十亿美元要回来，从而引发一场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欧洲在为欧盟的扩张而庆祝，但是德国的失业率却创造了50年来的最高纪录，法国人和荷兰人也在坚决地反对拟定的欧盟宪法。与此同时，我们不断地得到告诫，中国肯定要成为下一个世界超级大国。 经济上的这些高风险动作，加上各种机构功能的疲软，使得待在家里的普通人面临着具有毁灭潜在性的许多个人问题。他们质问自己是否还能得到他们为之劳累一生而应该得到的退休金，自己是否还能付得起高得离谱的汽油价格和医疗保健费用。他们为学校里所发生的各种暴行而感到痛苦。他们担心犯罪、毒品和物欲横流的道德现状将毁掉文明生活。人人都想知道，这种似乎天下大乱的状态将怎样影响我们的收入？我们还会有收入吗？每月时尚 不仅是普通人对这些问题感到很难回答，就连那些专家们对此也感到一筹莫展。公司的总裁们像走马灯似的更替，犹如客流高峰期通过旋转门的匆匆过客。他们不停地收购、逃逸或屈服于股票市场，这个月追求核心优势，下一个月又追求增效作用，再下一个月又赶上了最新的管理时尚。他们研究最新的经济预测，但是就连许多经济学家本身对这些问题也是备感困惑，只能是在这种死气沉沉的状态中浑浑噩噩地摸着石头过河。 为了破解今天这种似乎混乱的局面，我们必须打断那些远离实际的经济学家和商业权威们的论调，因为他们在喋喋不休地谈论着什么“商业的基本原则”。我们必须深入到陈腐的表面现象下面去探索。因此，在这一部分里，我们将聚焦探索那些所谓的基本原理所赖以生存的“深层原理”。 经过探索之后，今天的这种似乎疯狂的世界就会变得截然不同了。它会显得不那么疯狂，许多先前没有注意到的机遇将会蓦然出现。原来，混乱只是这个故事其中的一部分，而混乱本身也能激发新的思想。 明天的经济将在众多的领域中提供意义深远的商业机遇，比如在超级农业生产、按客户要求定制的医疗保健、纳米技术、奇特的新式能源、流动的支付制度、快速市场、新型教育、非致命的武器、台式电脑生产、可程序化的货币、风险管理、可以告诉我们被人监视的私用探测器（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探测器），再加上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服务和体验。 这些领域什么时候会给我们带来效益，什么时候会达到吻合，我们现在都说不准。但是，如果理解了这些深层的原理，我们就会发现新需求的存在，就会发现原来没有被确认的产业和部门的存在，比如，一种巨大的“同步化产业”和“孤独产业”的存在。 为了预测财富的未来，我们不仅要看我们为赚钱而忙碌的工作，而且还要看我们作为“产消合一者”（prosumer）都在做的没有任何报酬的工作。在后面我们将给以详细的解释，但是到那时，大多数人都会感到震惊，我们每天所生产的没有报酬的产品是如此之多。我们也要探讨我们许多人甚至是不知不觉在从事着的无形的“第三职业”。 因为产消合一注定要爆发，所以货币经济的未来如果离开了产消合一经济的未来，再也不容易被人们理解了，更不用说做出预测了。事实上，这两者是不可分开的。它们在一起构成了一种“财富体系”。一旦我们理解了这点，理解了这两者之间相互维系的渠道，那么，我们不仅会对自己现在的生活了如指掌，而且对未来也会有敏锐的洞察力。个性崇拜 新的财富体系并非时常出现，而且出现时也并非孑然一身。每个体系的到来都会伴有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文明。这不仅是新的商业结构，而且是新的家庭模式、新的音乐和艺术、新的食品、新的时尚、新的审美标准、新的价值观、对宗教和人身自由的新的态度。所有这些方方面面都与这种新出现的财富体系互动并且给予影响。 今天在美国率先出现的正是这样一种新的文明，而这种文明正是围绕着创建财富的一种革命方式而展开的。不管好与坏，全世界数十亿人民的生活已经被这种革命所改变了。世界各国和地区随着这种文明的影响或是在崛起，或是在衰落。 今天，全世界有数百万人讨厌甚至是憎恨美国。一些狂热分子希望把美国和所有的美国人都消灭掉。他们这么希望的背后有各种的理由：美国的中东政策，美国拒绝签署各种国际协议，他们眼中的美国霸权主义野心，等等。 然而，即使中东实现了和平，即使全世界的恐怖分子都变成了和平人士，即使民主主义如鲜花般盛开，那么，世界上其余的国家也还会战战兢兢地看待美国。 之所以这样，那是因为美国所发展的这种新的财富体系在本质上正在威胁着全世界古老的、根深蒂固的金融和政治利益。此外，在美国兴起的这种新的财富体系还伴随着一些颇具争议的变化，比如妇女地位的变化、种族和少数民族地位的变化、同性恋，以及其他团体地位的变化。 因为美国兴起的文化更加推崇人的个性，所以它被看做是对社区的一种威胁。更糟糕的是，因为这种文化放松了早期社会传统对人们在性、道德、政治、宗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某些禁锢，它更被视为是一种洪水猛兽，正在将年轻人诱惑到虚无主义、放纵和堕落的深渊。 总之，革命性财富和迄今为止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和文化变化这两者之间的结合，其背后有着更广泛的全球性的反美情绪的原因，而不仅是各方媒体所列举的层层原因。 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革命性财富体系已经不再是美国的独家垄断产品，其他的国家正在奋起直追。美国领先的优势还能维持多久现在还不清楚。吉他和反英雄 革命性财富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56年。在那一年，美国的白领和服务行业的就业人员人数首次超过了蓝领工人的人数。这种劳动力结构上的巨大变化可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以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工业经济开始过渡到了以知识或者脑力劳动为基础的产业经济。 以知识为基础的财富体系仍然被称做“新经济”。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会在这一部分里延续这个称呼。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仍然十分庞大和昂贵的第一代计算机已经开始从政府机关向商业界转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Machlup）早在1962年就指出，美国20世纪50年代知识生产量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 20世纪50年代经常被描绘为“死气沉沉的10年”。但是在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第一颗围绕地球轨道运行的人造卫星，从而引发了美国与苏联之间的一场激烈的宇宙空间竞赛。这场竞赛又极大地加剧了系统论、信息科学、软件程序和项目管理技能培训等领域的开发。这一竞赛也使得美国的学校开始看重物理科学和数学。所有这一切都开始给经济注入与财富有关的新的知识。 文化和政治也开始发生变化。正如几百年前的工业革命带来了新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艺术形式、新的价值观和新的政治运动那样，此时在美国也经历着同样的变化。 因此，20世纪50年代就普及了家庭电视，人们认识“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接触到了电吉他和摇滚音乐。好莱坞的电影模式也从英雄和幸福结局转向了由詹姆斯·迪恩和马龙·白兰度等演员饰演的脾气乖戾的反英雄。文学界“垮掉的一代”及其嬉皮士追随者美化“及时行乐”，这对工业大众社会所推崇的遵奉习俗的传统是沉重的打击。 20世纪60年代的显著特点是对越南战争的抗议浪潮和民权运动、同性恋权利和男女平等运动的兴起。到了1966年，全美妇女组织指出，“今天的技术已经完全消除了作为大多数工作衡量标准的体力质量，同时强化了美国产业对创造性知识的需求。”现在，全美妇女组织要求以平等的条件加入到“由自动化所创造的革命”和经济大潮之中。 正当全世界的新闻摄像机和记者都在聚焦这些巨大的事件上时，几乎没有人留意由五角大楼资助的一流科学家们正在开发的一种不起眼的新兴技术。这种技术就是被称做阿帕网——后来改变了世界的互联网的前身。 重新温习了这段历史之后，我们就会看出，那种认为“新型”经济是20世纪90年代股票市场泡沫经济的产物，并且很快就要消失的普遍观点是多么的可笑。曝料新闻 历史记载了无数这样的例子：“革命”代替了旧的技术，甚至取代了政府，却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社会和社会里的人。相反，真正的革命不仅更换了技术，而且更换了机构。还不止这些：革命打破并且重新组合了那种被社会心理学家称之为社会的“角色结构”。 今天，在许多向知识经济过渡的国家里，传统的角色都在飞速地发生着变化。夫妻的角色、父母和孩子的角色、老师和学生的角色、老板和工人的角色、亲家之间的角色、激进分子的角色、执行官和团队领导人的角色等，都不仅有着经济方面的含义，而且有着心理上的含义。产生争议的不仅是一个人该执行的任务和具有的功能，而且是随之而来的社会期待。 在工作时和工作后，情形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确定，也越来越复杂，因为工作任务和职务都在不断地重新协调。我们看到了压力和人们精力透支的样子，因为医生和护士、律师和律师助理、警察和社区的协勤人员的角色都受到了挑战，他们所受挑战的程度是工业革命以来所从未有过的。 革命也打破了疆界。工业社会在家庭生活和工作生活之间确立了一个明确的界限。今天，对于那些在家里工作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这部分人的数量还在增长）来说，这个界限变得模糊了。就连“谁在为谁工作”这个概念也变得含糊不清了。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指出，现在劳动力的相当大一部分人中包括在甲公司里工作的独立承包商、自由代理人等职位，但是这些人实际上却是乙公司的真正雇员。 赖克说：“再过几年，给公司下的最好的定义也许就是，谁能获得什么数据、谁能在什么时间内获得某种收入的某个部分。严格地说，公司里根本不会有什么‘雇员’了。” 学术上的界限也在消失。尽管有着巨大的压力，但是校园里越来越多的学术工作正在变得具有“跨学科性质”。 在流行音乐方面，摇滚乐、东方音乐、hip-hop、techno、retro、迪斯科、大乐队、Tejano以及各种其他种类音乐之间的界限都在“熔化”和“杂交”中消失了。将不同乐队、不同乐器和不同声乐作品的声音重新组合或者“取样”，使之变成一种“混合体”（这是音乐上的一种大杂烩），消费者因此也变成了生产者。 在美国的电视节目中，新闻与娱乐之间曾经清晰的界限正在被抹掉，因为那些“搞笑节目主持人”在新闻题目之间和摄影棚观众的掌声中相互开着玩笑。广告商将他们的信息和产品插入到戏剧或者情景戏剧的台词中，从而娱乐和营销之间的界限也蒸发了。 就连性别之间的界限也再不是固定的了，因为同性恋和双性恋冲出了“密室”的禁锢，变性人的稀少人数也开始增长了。比如华尔街的电脑专家里基·安妮·威尔钦斯碰巧也是《纽约时报》所描述的那种“男变女患者”。威尔钦斯是性别PAC组织的领袖，该组织就性别权利等问题向华盛顿进行游说，认为将人们分成“他”或者“她”类别本身就令人感到压抑，因为这种分类法将那些根本不属于这两类性别的人分成了这两种角色。 随着更多的经济、技术和社会的变化像雪崩般地压向我们，并非所有这些新的角色和权利都能够生存下来。但是如果谁低估了今天这些革命变化的特点，那他就生活在了一种幻觉之中。 不仅是美国和从前不一样了，全世界都变得今非昔比了。中文大行天下 今天，全世界一共有8亿多台个人电脑，平均七八个人就有一台。 今天，全世界的电脑微处理器远远超过了5000亿个。许多微处理器所含有的晶体管（开关装置）都超过了1亿个。惠普公司宣布，他们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将数十亿甚至数万亿的“分子大小的”开关装置嵌入一个小小的微处理器中。 今天，地球上平均每个人都拥有40亿个不断开关的数字开关。 今天，每年涌向市场的更强大的微处理器大约有1000亿个。 2002年，日本人制造了一台用于帮助预测全球气候变化的叫做“地球模拟器”的计算机。该计算机的运算速度为每秒钟40万亿次，比其7个竞争对手加在一起的速度还要快。到2005年，IBM公司重新夺回了该领域的领先地位，制造出了一台比日本计算机的速度还要快一倍的超级计算机。科学家们预测，到2010年，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可以达到每秒钟1000万亿次。 与此同时，全世界互联网使用者的数量预计为7亿～9亿人之间。 真的有人会认为所有这些微处理器、计算机、公司和互联网的联系都将消失吗？真的有人会认为全世界14亿的手机使用者都将自己的手机扔掉吗？事实上，这些数字装置每天都在变得更加先进、更加多样化。 因此，伴随着社会角色和界限的变化，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知识结构上的更加迅猛的变化。与他们所带来的变化相比较，迄今所发生的所有变化似乎都显得十分渺小了。这种变化也不仅发生在少数的几个“发达”国家里，因为尽管美国率先开发了这些领域，但是这些领域再也不是“美国独占式”的现象了。 中文将很快成为互联网上最广泛使用的语言。韩国的男生和女生们在数以千计的网吧里谈朋友，同时还与丹麦和加拿大的对手玩多人网上游戏。哥斯达黎加、冰岛和埃及也在出口软件。越南希望5年之后该国的软件销售额将达到5亿美元。 巴西的互联网客户达到了2200万。该国的城市累西非吸引了众多的国外信息产业的大公司，比如有微软公司、摩托罗拉公司以及数百家本土公司。根据联合国的一个特别工作小组的调查，“在过去的5年中非洲手机的使用量骤然暴涨。”尽管数字装置的贫富差距仍然很大，但是，“在市区里，电信中心、网吧以及其他形式的公共互联网设施正在迅速地增加……” 根据《数字星球2004》（Digitalplanet2004）的估算，全世界信息产业市场的总产值每年都高于25000亿美元。这个巨大的市场是由全世界75万家公司所提供服务的。但是，还有更多的变化正在发生着。在米粒中行走 数字革命并非是汹涌而至的根本变化的唯一源泉，我们科学知识的基础正在向四面八方爆炸开来。 天文学家正在研究“黑色物质”。探索“反物质”的科学家们已经发明了反氢。我们在众多的领域里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比如在传导聚合物、合成材料、能源、医药、微流体学、克隆、超分子化学、光学、记忆研究、纳米技术等诸多的领域。 美国众多领域里，尤其是基础研究领域里的科学家们，正在抱怨最近科研经费的削减。但是在一个特殊技术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却被人们普遍忽略了，这个技术领域就是为科学研究者们制造研究工具的领域。 当我们的先辈们不仅仅是为了生产产品，而是为了制造更多、更好的机器而发明机器时，工业革命就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代，并且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今天，我们将此称之为“资本工具”。 现在，这同一过程正发生在我们用以生产知识的资本工具领域里，而这种资本工具又是先进经济里最先进的资本形式。今天的这个发展规模要比从前大得多。 因为有了先进的超级计算机和超级软件、互联网和网络系统，科学家们现在也能够得到强大的工具，用来方便于快速的合作项目。他们正在组成越来越多的跨国科学团队，让智慧、方法和工具跨越时区地汇聚到一起。 还有一种用于实验室直观化的了不起的资本工具。从理论说，研究者可以（而且很快将能做到）在一粒大米里面“行走”，在里面直接观察大米粒的内部结构在生长时如何产生变化，然后继续观察大米粒如何被储存、加工、运输和做成熟米饭。可以说，研究者们甚至能够在人们的肠胃里面“行走”以观察大米粒被消化的过程。 科学杂志和网站里都充满了更好、更快、更节省时间的实验室技术的广告。《罗氏应用科学》（RocheAppliedScience）杂志的一则广告这样说，“让您的研究自动化吧。不用两个小时，你就可以将任何样品材料加工来分解DNA，RNA，mRNA和病毒核素酸……不用40分钟你就能进行真正的PCR分析……”《AB应用生物体系》（ABAppliedBiosystems）杂志上的广告这样说，“不管你采用什么样的途径去寻找，我们的DNA分析仪器都会让你更快地取得成就……” 但是当涉及核物理时，这种广告中所讲的快速却同样慢得惊人。科学家们为了研究在原子核里运行的个体电子的不稳定运动，就必须发射极其短暂的电磁辐射。而且，时间越短暂越好。 最近，荷兰和法国的科学家取得了突破。他们发明的电子闪光灯的脉冲速度竟然不超过25000亿亿分之一秒。但是用于研究原子核里所发生的事情，即使这个速度也是太慢了。因此，美国的科学家们一直在研究一种“激光发射物理控制装置”（Lasetron），该装置所发射的闪光速度是按10万亿亿分之一秒来计算的。 在所有这些天壤之别的领域里，下一步怎么走十分清楚。不久我们将会看到，将出现的不仅是能用于获得知识的越来越强大的资本工具，而且是用于制造这些资本工具的资本工具。更加疯狂的海岸 更多的科学家、更强大的资本工具、快速的通讯系统、广泛的合作和越来越宽广的供提取的知识基础，这些优势的叠加正在改变着科学的疆界。那些曾经被看做是二流的科幻电影的问题又重新被提了出来。 今天，严肃的科学家们再也不害怕因为谈论时空旅行、博客电子社区、接近不死亡率、反重力装置而得到什么坏名声了。而他们所谈论的这些装置却能够改变医学，提供无限的非矿物质燃料能源，和许多曾经被认为是不可信的狂热海岸上无稽之谈的可行的机遇。 1970年，当我们撰写《未来的冲击》（FutureShock）一书时，关于这些题目的讨论并不被人们所重视。但是今天，这些讨论受到了广泛的重视。现在在这些领域里勤奋耕耘的不仅是那些不修边幅的科学家，就连世界上一些最大的公司（甚至是一些军队）都在花费巨资进行研究。 我们的实验室里每天都在传出新的发现。许多实验室也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道德问题，比如干细胞研究和克隆技术就引起了全世界范围内的激烈争论。我们现在掌握了对某些智能形式的基因控制手段。对于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和那些想要生出高智商孩子的父母来说，想想这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想想这种控制手段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危险。科学大杂烩 所有这些科学突破会把我们导向何方，哪种突破能够给人们带来所需要的、企业或者政府能够供应的实用、有利可图的产品或者服务，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毫无疑问，今天大多数的这些导向将证明是死路一条。 但是，即使这些领域中的一个领域的突破证明是有成果的，那么，其对财富和对社会的影响就有可能是巨大无比的。还记得从前那些专家们说过的话吗？他们曾经打赌说飞机根本上不了天。伦敦《泰晤士报》也曾向读者们保证，叫做电话的那种新发明只不过是“美国典型骗局的最新的例子”。 现在，我们给更强大的资本工具和科学家们的网上合作再加上一个加速因素。把科学和技术上的发展看做是“单独事件”的观点是错误的。当两种科学突破局限，汇聚到一起或者被连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真正巨大的知识（和经济）回报。所进行的项目越广泛、参与的科学家越多、汇聚的突破越多，以新颖方式汇聚的潜力就越大，产生的成果也就越大。在未来的几年中，我门将看到更多的这种科学的大会师。 用于知识扩张的资本工具的开发就像一枚正处在加油阶段的火箭。这枚火箭将把我们发射到财富创造的下一个阶段。财富的下一个阶段将把这个新的财富体系越来越广泛地普及到全世界。 革命已经开始，而随之而来的文明将向我们曾经认为关于财富我们所了解的一切一切发起挑战。第二章 欲望之子 米饭和法拉利 财富拥有未来。尽管今天人们有着种种深切的焦虑和反对，但是在未来的数年中，这个世界可能创造出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财富。在全世界范围内，这并非都被看成是一件好事。 从古代的那些认为追求自给自足以外的财富就是反自然做法的哲学家，比如亚里士多德，到19世纪的那些认为财富就是侵占的财产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直到今天的许多倡导“自愿简朴”、并且认为“消费主义”是一种诅咒的环境主义者，财富一直都声名狼藉。 与美国法庭上的被告所不同的是，财富并不能被假定为无罪，但是财富本身却是中立的。因此，在这个章节里，我们要说，在被判为有罪之前，财富本身是无罪的。关键的问题是谁拥有财富、谁没有财富、财富的用途是什么。正如墨西哥作家加布里埃尔·蔡德（GabrielZaid）所写的那样，“财富首先是各种机会的积累。” 米饭和法拉利 当然，某种形式的财富或多或少地被普遍认为是“好的”东西，比如健康，拥有一个关系亲密、充满爱意的家庭，被你尊敬的人所尊敬。尽管这些东西不容易被经济学家们进行量化，但是没有几个人会否认这些就是“财富”。 然而，在我们的日常使用中，这个词（过于狭义地）通常指的是金融方面的资产，而且往往有资产过量的含义。对于一些人来说，财富的意思可能是拥有比他们主观认为的需求多一点的财产，不管那种财产是什么。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拥有多少的量都不算够。在穷人中间，事物的主观性就不那么强了。对于其孩子就快要饿死的一位母亲来说，每天拥有一碗米饭的财富都算是奢侈了。因此，不管财富这个词是否还有别的什么意思，但是至少在这里，它不仅仅指的是拥有两辆法拉利轿车。 财富也不是金钱的同义词，而这又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误区。金钱只是财富众多的标记或者象征表达意义之中的一种。事实上，财富有时候能够买到金钱所买不到的东西。 为了最充分地理解财富的未来（我们自己的财富或者别人的财富的未来），我们需要追溯到财富的根源：欲望。 从迫切的需求到暂时的需要都可以反映出人的欲望。不管是哪种情况，财富都是满足这种欲望的完美的东西，这就像在皮肤痒处涂抹清凉油一样。事实上，财富一次可以满足的欲望不只是一个。我们可能想在客厅的墙壁上做些美学的修饰。例如在墙上挂上一幅画，即使是一幅廉价的复制品，我们每次看到它时也会产生一种小小的愉悦冲动。这幅艺术品同时还可以满足我们用自己高雅的情趣或者社会地位来愉悦来访客人的欲望。但是财富也可以是一笔银行存款、一辆自行车、贮存的食品或者是一份医疗保险单。 事实上，我们大概可以这样给财富下定义：它指任何财产，或是共有或是独有，并具有经济学家们所谓的“用途”——它给我们提供了某种形式的安乐，还可以用于和其他形式的能够提供安乐的财富来交换。不管怎么说，财富就是欲望之子。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非常憎恨财富的另一个原因。掌握欲望的精英 例如，有一些宗教就指责欲望的不是。禁欲主义的信念倡导人们在贫穷面前要消极顺从，让我们通过减少而不是满足我们的欲望来寻求幸福。需求要少，不需用财富就能生活。印度漫长的历史就是这么度过的，但是它的人民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相反，当西方的新教兴起时，该教义却发出了相反的信息。新教不仅没有压制对物质的欲望，反而竭力宣讲艰苦劳动、勤俭节约和讲究美德。他们告诉教众们，只要你按照这个原则做事，你就会实现你的欲望，即所谓自助者天助的道理。整个西方主要就是靠这种价值观发展致富起来的。同时西方也发明了那个永久性的欲望机器——广告，这样就可以激发更多、更大的欲望。 让我们回到亚洲。前些时候，中国一位睿智、坚毅的老共产主义者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就曾说过：“致富光荣。”从而将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积压许久的欲望释放了出来，使得中国脱离了长久的贫穷状态。 在美国，电视节目不断闪现着金融方面的忠告。电视屏幕上充满了股票经纪人及其出版物，比如《金钱》（Money）杂志和《华尔街日报》（TheWallStreetJournal）的广告。商业广告片向人们推荐如何少缴税，如何在股票市场上赚钱，如何在房地产业发家，如何在退休的时候回到充满阳光的小岛上安度晚年。洪水般的信息都在推崇欲望，并且使之合法化。 仅在2004年一年，美国的公司就投入2640亿美元在报纸、杂志、电视、无线广播、直投邮件、商业刊物、电话簿和互联网上，用于刊登广告。2001年，欧洲最大的5个国家花费了510亿美元，这并不算花在互联网、直投邮件和其他几个在美国被计算在内的广告领域的费用。日本这方面的数字是360亿美元。 简而言之，不管是通过禁欲主义、思想形态、宗教、广告还是通过其他的方式，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在所有的社会里掌管欲望的都是那些精英——这就是创造财富的起点。 很显然，仅靠提高欲望的水平（或者说仅靠颂扬贪婪，而这种贪婪既不同于财富也不同于欲望）并不会使人变得富有。提倡欲望和追求财富的文化并不一定能够获得财富。而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些倡导贫穷美德的文化通常能够完全得到他们所倡导的东西。第二部分 财富的深层原理 第三章 财富的浪潮 史前的爱因斯坦 自古以来，人类就一直在创造财富。尽管在地球上仍然存在着各种贫穷现象，但长期的现实却是，自古以来，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却混得不错。如果我们没有混好，这个星球现在就不会养活60亿的人类，我们的寿命也不会像现在这样长。而且好坏暂且不说，我们现在地球上超重人口的数量就不会比营养不良人口的数量多了。 如果我们愿意将其称之为成就，我们已经取得了这种成就。我们取得这种成就的方式是通过发明犁、战车、蒸汽机车和麦当劳快餐，是通过共同发明了一系列我们一直称之为“财富体系”的东西而取得的。事实上，这些东西都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 史前的爱因斯坦 财富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指的是那种能够满足需求或者要求的任何东西。财富体系就是财富被创造的方式，不管是为了金钱与否。 很显然，早在第一个真正的财富体系产生之前，我们人类都是四处游牧的狩猎者，为了最简单的必需品我们只有捕猎或者到处搜集粮食。随着动物的驯化，狩猎和搜集粮食逐渐转向了放牧或者田园耕耘。但是在数千年前，这些只不过是生存体系，根本算不上是“财富体系”。 只是当人类有能力生产出了剩余产品之后，第一个真正意义的财富体系才算出现。自从那之后，尽管人类尝试过众多的方式来生产剩余产品，但是通过历史的进程我们发现，所有这些方法大致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个真正的财富体系大约出现在一万年前。在今天土耳其的卡拉卡达格山附近，某个史前的爱因斯坦（可能是一位妇女）种下了第一粒种子，从而引进了创造财富的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新方法。这时，人类不再靠大自然恩赐，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让自然界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做了。全世界应该制定一个每年一度的节日来纪念这位不知名的发明者，因为她的发明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影响超过了人类史上任何一项发明。 农业的发明意味着在好年景时，农民的劳动可能生产出比勉强糊口稍微多一点的剩余粮食。这意味着，我们的祖先可以不再过游牧生活，可以在一些永久性的村落里安家落户，并在附近的田地里种庄稼。简而言之，农业在其缓慢向全世界的普及中，给人类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由于偶尔有了剩余粮食，农民们就可以储存一些，以备荒年之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做法也促生了一批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的出现：由士兵、牧师、征税官和贡品收纳官所支持的军阀、贵族、国王。这些精英控制了这些剩余粮食的全部或者一部分，并用这种财富创建了王朝帝国，同时为自己奢侈的生活方式提供资金来源。 他们可以建造宏伟的宫殿和大教堂，他们可以将狩猎变为体育运动，他们可以（而且确实经常这么做）发动战争，去争夺土地和奴隶或者农奴，以此为自己生产更多的剩余粮食。尽管农民们饥饿难耐甚至饿殍遍野，可是这些统治者却能用这些剩余的粮食来维持一批艺术家、音乐家、建筑师和魔术师。 总之，第一次财富的浪潮随着其向世界各地的蔓延，创造了我们所称谓的农业文明。食己类 在之后的数千年中，农业成为了最先进的生产方式，远比狩猎和搜集植物成果丰富。历史学家林恩·怀特（LynnWhite）写道，“到公元1100年，重型犁、广阔的可耕种土地、农业和牧业的新式结合、一年三作、现代的马具、给马上马蹄铁和车前横木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整套农业开发的体系。”怀特所指的是“欧洲北部从大西洋到第聂伯河流域的农业欣欣向荣的广大地区”。 第一次财富浪潮也随之带来了更细的劳动分工，从而产生了以贸易、易货贸易、买和卖等形式的交流的需要。 但是饥饿和难以想象的贫穷仍然是固定的生存状态。根据历史学家特奥菲洛·鲁伊斯（TeofiloRuiz）的描述，近在14世纪时，欧洲的部分地区仍然会每隔3~5年就会发生一次饥荒。用博洛尼亚大学皮埃罗·坎波雷西（PieroCamporesi）的话说，“饥荒几乎构成了整个17世纪社会现实结构的一个显著特征。” 在1528年上演的一出讽刺戏剧中，剧中的一个角色说道：“我要杀掉我自己……这样做要好得多了，因为我将吃掉自己，这样我就会营养充足地死去了。”真是黑色幽默，然而当时的年代更加黑暗。 坎波雷西的传世之作《面包与美梦》（BreadofDreams）如实地记载了当时人们在饥饿状态下疯狂地吞吃牺牲者的皮肉和内脏的惨状：那腐烂的恶臭、污秽的粪便、在粪便上堆起的尸体、母亲生食自己的婴儿。他写了“关于死亡的最直接的描述——尸体、白骨、病入膏肓者和奄奄一息者”。饥饿的农民不时地涌进城镇，成为“半边缘化”的人口和行乞的大军。 今天，许多国家里的人民仍然生活在第一次浪潮中所描述的生活中。尽管食己类的现象可能已经罕见，但是坎波雷西所描述的其他令人毛骨悚然的现象仍然可以在一些落后的农村地区见到。在这些地方，农民们今天劳作和生活的方式与几个世纪之前他们祖先的方式完全一样。超乎想象 第二次革命性财富体系和社会（即工业主义）出现于17世纪的晚期，在地球的许多地区掀起了第二次改革和剧变的浪潮。 今天，历史学家们仍对工业革命的具体日期和众多的内在原因持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我们知道，在那个历史时期，西欧一些杰出的知识分子、哲学家、科学家、政治激进分子和企业家汲取了笛卡尔、牛顿和启蒙运动的思想，再次改变了世界。 随着这些新思想而产生的第二次浪潮财富体系最终带来了工厂、城市化和世俗主义。它将矿物燃料能源和要求反复进行重体力劳动的蛮力技术结合到了一起。它带来了大规模生产、大众教育、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 第二次浪潮的财富体系与传统的工作方式、价值观、家庭结构和农业时代越来越腐败的政治和宗教机构产生了冲突，将一批新兴的商业、城市与工业精英的利益与根深蒂固的农业精英的利益对立了起来。最终，第二次浪潮的“倡导现代化的人”在所有现在的“发达”经济里取得了掌权位置。 工业主义污染了地球。伴之而来的是殖民主义、战争和人间苦难。但是它也催生了一种巨大的、不断扩张的城市—工业文明，这种文明所创造的财富是我们的农民祖先连做梦都想不到的。 工业经济是按照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集权化和最大化的普遍原理建设起来的，但是形式却各异。有英美式的资本主义、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瑞典的“中庸之道”、日本的等级制度和严重的官僚制度版本、韩国模仿日本版本而发明的自己的制度，以及其他许多的不同版本。所有这些版本都十分注重早期的生产和后来的消费。 今天，经济开发与合作组织在全球共拥有30个成员国，人口为12亿。它们被看做是“发达”或者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加上俄罗斯和其他几个国家都是现代化的产物，也就是第二次财富浪潮席卷全球所带来的产物。今天的财富浪潮 第三次即最近的一次财富浪潮（当我们写作这部书时，这股浪潮仍在爆炸似的四处蔓延）向所有的工业主义原理提出了挑战。它用愈加精深的知识替代着工业生产、土地、劳动和资本的各种传统因素。 第二次浪潮财富体系所带来的是工业一体化，而第三次浪潮则是将生产、市场和社会的一体化分解开。 第二次浪潮社会用核心家庭替代了第一次浪潮中大多数农业社会里数代同堂的大家庭，第三次浪潮则承认并且接受不同模式的家庭结构。 第二次浪潮建立了越来越高的垂直型等级制度，第三次浪潮往往会打破各种组织，并且向网络和其他许多替代的结构过渡。 而这些只是长长的激烈变革大名单的开始。因此，制造我们能够触摸的东西（这是第二次浪潮经济的核心功能）越来越成为一项容易商品化、相对简单、低附加值的活动。 相反，诸如金融、设计、计划、研究、营销、广告、销售、管理、服务和回收等无形的功能，却往往更为困难，而且代价昂贵。它们往往比摆弄金属和体力劳动能增加更多的价值，带来更大的利润。结果，经济的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当每一次的财富浪潮出现高涨时，其在世界各地的走向都不是很均匀。因此，在诸如巴西和印度等国家里，我们能看到所有这三次浪潮同时重叠发生和流动的现象：第一次浪潮的农民接管了土地，因而残留的狩猎者和食品搜集者逐渐在消失；农民涌向城市，在第二次浪潮的工厂里打工；第三次浪潮到来时，网吧和软件工程骤然出现。 随着这些过渡事件的发生，出现了一种衰落、创新和试验混合体的现象。陈旧的机构失去了功能，人们试验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价值观、新的信仰制度、新的家庭结构、新的政治形式、新型艺术、文学和音乐、两性之间新的关系。 如果没有主体国家和文化，任何财富体系都不会自我维系。当两种或者更多的财富体系互相冲撞时，主体社会和文化本身就产生了动摇。 这些粗略的草图仅仅涉及了世界三大财富体系，以及随之而来的三大文明之间的差异。但是即使是这些粗略的草图也足以表明其主题：如果说第一次浪潮的财富体系主要基于种植农作物，第二次浪潮的财富体系基于制造东西，那么，第三次浪潮的财富体系就越来越基于服务、思考、了解和试验了。三种生活，三个世界 很清楚，正如工业主义通常比农业经济人均创造的财富更多、剩余量更大，今天兴起的仍然不完善的第三次浪潮财富体系则保证让所有此前体系所生产的财富量相形见绌。它不仅能够增加金钱财富，而且还能增加人类财富——那种我们为自己和亲人所创造的非金钱财富。 这三种财富中的每一种都给社会和普通人的生活强加上了不同的必须履行的责任，它们生产出完全不同形式和不同量的财富，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态和文化后果，它们也推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比较一下孟加拉农村地区一个农民的生活，科隆福特汽车生产线上一位工人的生活，以及西雅图或者新加坡一位软件程序员的生活。即使在一个国家里，比如说印度，也可以比较一下比贾尔农民的生活，孟买工厂工人的生活和班加罗尔电脑程序员的生活。他们在不同的财富体系中运作，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为了理解这其中的差异并且知道这些差异将把我们引向何方，我们现在必须来到经济学家和金融界权威们很少领我们涉足的地方——未来财富所依赖的深奥、隐蔽的原理。第四章 深层的原理 信息 每天早上，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一睁开眼睛就立刻到网上去查看当天的股市行情，阅读报纸上的商务报道，打开电视收看最新的商业新闻，或者三件事情都做。然后，他们才想起张罗早餐问题。 毫无疑问，有些人宁愿在自己的脑袋里植入一个微处理器，这样他们就会自动地知道利率的最新动态或者他们股票投资组合里的变化。用不了多久，有人就会这么做。 不过在那到来之前，上海的家庭主妇、纽约的出租车司机、法兰克福的货币交易人也只能满足于现状，靠路透社、布隆博格新闻社、CNBC、美国有线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每天所发出来的、滞后现实86400秒的信息。在网上（或者不是在网上）提供这些新闻本身已经成为一项全球性的产业。 没有人会假装理解这项产业及其史无前例的信息数量（以及错误信息量）如何影响和曲解着股票市场和全世界的货币经济。尽管如此，在所有这些喧嚣声中，专家们却信心十足地将股市的各种波动、企业的过渡和经济上的起伏涨落都归咎于他们所谓的“原理”发生的变化。 通用汽车公司的首席经济师承认，“主流经济原理仍然很坚固”。时代华纳公司的总裁将公司在经济萧条时期的成就归功于该公司“健康的企业原理”——尽管事实表明，该公司的股票价格在过去的12个月里下跌了90%。 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的一位首席经济专家敦促投资者们去阅读俄罗斯的“经济原理，而不该看该国最近的历史”。中国的一位高级官员将坚挺的出口市场归功于“经济原理”。 然而，我们所用的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仍然十分模糊。这得看由谁来解释，其中的因素包括“低通货膨胀率”、“健全的信誉质量”和“世界黄金和铜的价格”。也许事实不是这样。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股票市场价格猛涨阶段，经济学家们又在众多的定义中加入了一些所谓的原理，比如平衡的政府预算、强大的制造业、一个全球性的中心银行的存在与否、股票价格和利润之间的差异、个人贷款的水平，还有低工资工种的百分比，不用说还有越来越多的破产企业。 毫无疑问，其中的一些变量非常重要（有时候是很重要）。但是，事实上，我们如果过于关注这些变量而错过了更加重要的东西怎么办？如果这种因素直接或者间接地取决于一些更深层的力量（譬如深层的原理），而这些深层的原理又在影响着更表面的原理，这又该怎么办？ 如果原理给我们一种解释，而深层原理又给我们另一种解释，这该怎么办？如果这些更加根本、更加有说服力的因素本身又在飞速地变化，这又该怎么办？无误主义者 基督教神学家们用“无误主义者”这个词来描述这样一种人：这些人认为，即使经过了两千年的备受争议的解释和错误翻译，《圣经》仍然没有任何错误，而且，《圣经》中的每一个词都必须按照其字面的意思来理解。 经济学中也有一批无误主义者。他们认为，尽管有着各种反常、令人困惑和矛盾的现象，但是一切都没有改变。在“原理”这个层次上，他们声称，经济仅是受到了数字动荡和向知识经济过渡的很小的影响。 美国最大的共同基金公司之一的一位经理在会见欧洲石化公司的客人时说，在金融领域，事情总是在翻天覆地地变化着，这有什么新鲜吗？美国经济分析局（用越来越精确的手段来衡量意义越来越小的可变因素的政府机构）的官员布伦特·莫尔顿（BrentMoulton）告诫我们：“经济现在仍然一如既往。” 然而，当我们将目光从每天的原理转移到深层的原理上时，这种幻觉就站不住脚了。因为正是在这种更深层次的原理上，我们发现了最令人信服的证据：经济并非“一如既往”。事实上，今天创造财富的整个结构正在摇摇欲坠，暗示着更大的变化即将发生。过时的原理 不仅在财富表层下面存在着原理，而且还有一种清晰的方法来确定那都是些什么原理。 正如我们所刚看到的那样，今天在全世界各地存在着三种截然不同的创造财富的体系，分别由犁、生产线和计算机为代表。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多数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原理”并非在所有这些体系中都体现出来。比如，尽管“一个强大的制造业”是完全用来给工业财富体系下定义的，但是，它也是从工业化前的农业经济中残留下来的，而且今天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仍然存在着。 事实再次表明，美国联邦储备局和各中央银行在整个工业时代都起了关键的作用。然而在工业化前的社会里它们并不存在，将来或许也不存在。就连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MervynKing）这样的大人物都说过这些机构有可能消失，因为它们的许多功能已变得多余，或者可以由电子设施自动进行处理了。总之，在众多所谓的原理中，一些原理只是在发展的某个阶段与社会有关系，而在别的阶段就没有关系了。 相反，有些原理对于财富创造至关重要，在所有经济、所有文化和所有文明的所有发展阶段（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些就是“深层的原理”。职业工作的未来 有些趋势已经变得非常明显，拿工作的深层原理来说吧。 这也许会令许多人感到吃惊：直到农村的劳动被工厂的工作所替代之前，我们的祖先没有几个人做过什么职业工作。当然这决不是因为他们很富有，大多数人都穷得丁当响。他们没有工作，那是因为“工作”（按今天的含义，是为了赚取工资而做的正式工作）在当时还没有发明出来。比如蒸汽机和其他的工业发明一样，职业工作和带薪劳动只是在过去的3个世纪才得到广泛的普及。 工作本身已经从户外转到了室内，工作时间也不受日出和日落限制，而是通过打卡来计时。支付的工资是按照工作的小时数来计算的。这些内容给“职业工作”这个词定下了最基本的定义。 但是职业工作只是整个工作的一种方式。正如最新的、以知识为基础的财富体系所展示的那样，我们正在走向这样的一个未来：我们将看到，在未来会有更多的人“工作”，但是拥有“职业工作”的人却更少了。它将极大地改变劳资关系、众议院的各个部门、立法和整个劳动市场。这对于工会来说是个坏消息。工作的深层原理正在发生着自工业革命以来最深刻的变化。 和工作本身一样，劳动的分工也可以追溯到狩猎和搜集粮食的时代。那时候的劳动分工主要是基于性别。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在接近一个转折点。有没有听说过“冶金和故障分析诉讼顾问”或者“收成后园艺师”的工作？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听过。后者是一位超级专家，他来确定超市里装蔬菜的塑料袋上应该需要多少个微型孔通气。 1776年，亚当·斯密称劳动的分工是“劳动生产力中最大的改进”的源泉。自从那之后情形一直是这样。但是工作任务越是精细和专业化，将其一体化就变得愈加困难和昂贵，尤其是在一个有创新压力的竞争经济中更是这样。 在某一点上，一体化的成本可能超过这种超级专业化的价值。而且，过于专业化的专家可能在增值创新上是把好手，但是价值骤增的创新往往是由跨学科人员临时组队研究的成果。事实上，这时候各个领域里的价值骤增也使得这些学科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了。这个问题并非是科学家和研究者独家的问题。 新的财富体系要求工种完全的重新组合。在整个经济进程中，就是将越来越临时的工种组合用于越来越临时的用途。对于财富创造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深层、更根本的了。 不仅是工作和劳动分工在发生着变化，而且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收入分配的整个问题（这个问题也被叫做“谁得到什么？”）也可能产生真正意义的革命性变化。相互关联 这些只是隐藏在“基本原理”下面的基础层面的一些例子。它们甚至比表面看上去更加重要，原因是它们构成了一个体系。因此，深层原理上的变化在相互影响。而且，到现在我们所举的有限例子正是这种情形：十分有限。比如，更多的例子中肯定要包括诸如能源、环境和家庭结构等方面。今天，所有这些例子都在飞速地变化着，都在日常表面的原理下面震撼着基础。 尽管许多深层的原理时常受到严格检查，但是实际上，引发了今天财富革命的最重要的深层原理却很少受到注意。 因此，我们要踏上一条通往陌生而未知领域的路程，去探索今天所有深层原理中变化最快、最强大、最令人着迷的深层原理。毫无疑问，这三个原理将影响财富的未来。第三部分 重新定义时间 第五章 速度的冲突 不协调的严重问题 今天，世界上的几个主要经济体（美国、日本、中国和欧盟）都在朝着他们不想要的危机发展着，因为没有几个政治领导人做好迎接这种危机的准备，而且这种危机也为未来的经济发展设置了限制。这种隐隐逼近的危机就是“失同步化效应”的直接结果。比如，我们毫无头脑地与作为所有深层原理中最深层原理之一的时间打交道就产生了这种结果。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以不同的速度发展着各自的经济，但是大多数企业界、政治界和社会的领导人仍没有十分搞清楚一个简单的事实——一个发达的经济需要一个发达的社会，因为每一种经济都是其存在的社会和所依赖的关键机构的产物。 如果一个国家设法加速了它的经济发展但将其重要的机构体制甩在了后面，那么这个国家最终创造财富的潜力将受到限制。你可以称之为协调发展规律。过去，世界各地的封建体制都在阻碍着工业的发展。同样，今天工业时代的官僚制度也在减缓着向创造财富的更高知识体系发展的速度。 日本的财阀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官僚机构是这样，中国的国有企业是这样，法国的精英部门和大学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关键的公共事业机构没有与其周围旋风般的变化同步。 这种不同步的例子在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上是最明显不过的，因为这个政府职能部门没有能力应付它本应该管理的私营金融机构的飞跃速度和复杂性。在安然公司的丑闻中，在直接涉及到时间和时机掌握的非法合股资金的阴谋诡计中，在一件接一件的颇具创意的会计案例中，政策执行者们都被这些狡猾公司快速的操作甩在了屁股后面。当然，也有与之相媲美的例子，这就是美国情报部门最大的工作失败。他们没有从冷战目标的关注点及时转移到反恐怖主义的工作上，致使国门洞开，从而导致了“9·11”惨剧的发生。 更近些时候，失同步化的影响变得更为严重，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2005年政府对引起惨剧的卡特里娜号飓风的应对措施十分不利，甚至让人感到了尴尬。 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在世界各地，要代替或者改变工业时代机构的各种努力都遭到了来自传统受益者及其同盟的反抗。这种反抗造成了或者说至少导致了变化速度的极不均衡。这一点即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大型机构都存在机能障碍的问题，因为它们与知识经济所要求的飞跃速度不同步。简而言之，今天的政府存在着与时间不协调的严重问题。火车是否准点 对于许多给工业时代带来了影响的“现代化者”来说，一个完全同步的、像机器一般精准的社会的美梦十分具有诱惑力。因此，正如工厂启用了泰勒主义（Taylorism）的管理原理一样，苏联也采纳了列宁主义的原则，目的都是为了建设一个像机器那样有效运转的国家和社会。所有的官僚机构都拧成一股劲儿，所有的人都同步前进。 但事实上，人类和人类社会都是没有定数的体系——杂乱、不甚完美。在我们的生活和社会中，混乱和充满机遇的地区总是能导致产生暂时稳定的地区，而且常常是风水轮流转。这两种局面我们都需要。 稳定和同步为我们提供了必需的可预测性，这样我们在社会团体，尤其是在经济中就能够履行我们个人的职能。没有稳定和时间上的协调，生活就会沦为无政府状态和机遇的压迫对象。但是，如果发生了不稳定和不同步该怎么办？ 尽管经过了数十年的内部调整，但是苏联在其整个存在期（1917～1991年）内根本没有实现其缔造者们所许诺的那种工业化。在其表面上的经济中，苏联共产党所憧憬的同步化和高效率从来没有实现过。而这种表面上的经济之所以能够进行，那是因为有一个腐败的地下社会和一个地下经济在平行发展——如果贿赂够高，商品很可能准时地出现。 1976年，在列宁革命几乎60年之后，莫斯科的旅馆里仍然没有咖啡，橘子也很鲜见，面包是按克来称量和出售的。10年之后，就连受宠的莫斯科中产阶级也往往只能吃到土豆和白菜。 接着，苏联的制度和经济就垮台了。1991年，当我们再次来到莫斯科时，超市里的货架上几乎都是空荡荡的。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回想起当时出售的几坛子灰突突、已经发了霉的面食。还有，站在公共建筑的台阶上冻得瑟瑟发抖的老妇人卖一支圆珠笔或者餐桌上的防烫布垫。那都是他们自己的东西。 完全垮台的不仅是苏联的经济，而且这个经济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也随之解体了，同时烟消云散的是同步化带来的所有表层现象。没有人知道曾经许诺过的产品什么时候能够出现，甚至还能不能出现。俄罗斯的企业做事情不是来得及或是来不及，而是根本不按时间表来执行。在一次旅行中，我们被迫取消了从基辅到莫斯科的航班，而改乘午夜的火车前往。我们被告知，没有人清楚那次航班的飞机燃料能否及时送到。 人们渴望看到能够奏效的措施、能够起作用的预测和能解决问题的领导人。正如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曾说过的那样，“怎么也得让火车准点运行呀”。俄罗斯人希望弗拉季米尔·普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就选举他来当总统。 但是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准点运行的火车”，社会还需要准点运行的机构体制。然而，当商业迅猛发展的同时，它却把社会上其他的重要机构和体制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这会产生什么局面呢？准备好了雷达 没有人能够“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硬数据不存在。尽管如此，我们回头看一眼美国主要机构正在发生的现象还是很有启示的，因为至少从现在看，这里向21世纪经济发展的竞赛是最先进的。 随之而来的就是第一张草图。它完全是主观的臆断而且存有争议，但是它不仅对于企业领导人和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应对快速的变化有所帮助，而且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有益处。下面使用的例子尽管是美国的，但是它的含义却是国际性的。 让我们先聚焦变化的速度。首先想象一幅高速公路上的图像。在公路边上有一位警察骑跨在摩托车上，手里握着一支雷达测试枪对准公路。在公路上有9辆车，每辆车都代表着美国的一个主要机构，每辆车所行驶的速度都和其代表的机构真正变化的速度一样。 我们先从路上最快的那辆车开始。领先者和落后者 每小时100英里：在我们想象的公路上，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疾驰的是一辆代表今天美国变化速度最快的主要机构的车子——公司或者企业。事实上，这辆车子也是社会上众多变革的驱动者。公司不仅在快速地运行着，而且还迫使供货商和销售商同时发生变化，因为他们都受到激烈竞争的驱使。 结果，我们发现公司在加速改变他们的使命、功能、资产、产品、规模、技术、劳动力的特性、与客户的关系、内部的企业文化以及一切一切。这些不同领域里的变化在以不同的速度发生着。 在企业界，技术的发展速度极为迅猛，往往超出了经理人和雇员所能应对的能力。金融界也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变化着，这不仅是在应对技术，而且是应对新的丑闻、新的规章、多样化的市场和金融业的动荡。与此同时，会计行业和其他体系也在争先恐后地追赶着。 每小时90英里：有一辆车紧随在企业的车子之后，车里的乘客也许令你惊讶，连我们都感到惊讶。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这辆紧随其后的第二辆车里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号机构，民间机构。他们像马戏团里的小丑一样，被挤在第二辆车子里。 民间机构是一个不断膨胀的温室部门，是由数千个进行生产和变化着的非政府基层组织、亲企业和反企业的联合体、职业团体、体育联合会、天主教组织、佛教组织、塑料产品制造协会、反塑料产品的激进主义分子、邪教、憎恨税收者、鲸鱼爱好者，以及所有有关的人组成的部门。 大多数的这类组织都要求变化：环境、政府规定、国防开支、地区划分、疾病研究资助、食品标准、人权以及数千个其他的事业组织。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却拼死反对某种变化，并尽其所能来阻止或者至少减缓这种变化。 环境主义者利用法律诉讼、纠察队和其他的手段减缓了美国建设核电站的速度。他们不仅延缓工程，而且将法律诉讼的费用抬高到了极点，使得这些核电站将来无利可图。不管我们是否同意这种反对核电站运动的观点，这里反映出人们利用时间和时机掌握的这门经济武器。 由于非政府机构所领导的运动往往都是由一些小型、快捷和灵活的单位组成，而且是以网络化组织的，所以它们可以在大型公司和政府机构的周围形成层层的包围圈。总的说来，我们可以证明，美国社会中任何重要机构的变化速度都没有这两个部门的快：商业界和民间机构。 每小时60英里：第三辆车的乘客也十分惊人：美国的家庭。 数千年来，世界大多数地方的典型家庭都是数代人一起居住的大家庭，只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才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时，家庭的规模变小了，更适合于工业和城市条件的核心家庭模式成为了主体。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专家们还坚持认为，核心家庭（其严格的定义是一位工作的父亲、一位作为家庭主妇的母亲和两个18岁以下的孩子）绝不会失去其主导地位。今天，符合“核心家庭”定义的美国家庭数目还不到25%。 单亲父母，未婚夫妇，带着前婚孩子的二婚、三婚（甚至是更多次婚姻）的夫妇，老年婚姻以及最近合法化了的即使不算婚姻的同性恋结合，这些家庭都纷纷涌现出来。因此，仅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家庭体系（在此之前一直是所有社会机构中变化最慢的机构之一）就发生了变化。除此之外，还有一项快速变化正在发生着。 在那漫长的农业社会时代，家庭单位具有许多重要的功能。在田野或者农舍，家庭是一个生产单位。家庭教育过孩子、护理过病人、照顾过老人。 然而，随着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实行了工业化，工作从家庭转移到了工厂。教育由外面的学校代办了。医疗保健方面有了医生和医院，赡养老人成为了国家的义务。 今天，尽管公司都在履行着外包的各种功能，但是美国的家庭却在家里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数千万的美国家庭来说，工作已经回到了家里，或是兼职，或是全职。方便在家工作的数字化革命同时也将购物、投资、股票交易以及许多其他的功能转移到了家里。 教育仍然主要在学校的教室里完成，但是，随着互联网、WIFI网和手机通讯在社会上的普及，至少部分的平行工作很可能又返回到家里以及其他的地点。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赡养工作也可能返回到家庭里，这是因为政府和个人保险计划都在试图降低护理院和住院的高额费用。 家庭模式、离婚的频率、性行为、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异性约会的方式、抚养孩子以及家庭生活的其他方面都在迅速地发生着变化。 每小时30英里：如果公司、非政府机构和家庭的方方面面都在快速地变化着，工会的情形是怎么样呢？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在从体力工作向脑力工作转移，从可互换的技能向不可互换的技能转移，从不用思考的重复性工作向有创新的工作转移。工作变得越来越具有流动性，可以在飞机上、汽车里、旅馆里和餐馆里完成。人们不再是在一个组织里和同一批人共事，一干就是好几年，而是从一个项目团队转向另一个特别工作组或工作小组，不断地离开原来的伙伴并且结识新的伙伴。许多人是签了合同的“自由代理人”，而不是签了合同的雇员。公司在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发生着变化。可是美国的工会却被冻结在了琥珀之中，因为它们满载着的组织、方法和模式都是20世纪30年代和大生产时代所留下来的历史遗产。 1955年，美国的工会代表着全美国劳动力的33%。今天，这个数字是12.5%。 非政府组织每小时90英里的激增速度反映了已处于第三次浪潮中的美国各种利益和生活方式的迅速解体。同时，每小时30英里速度的工会组织反映了第二次浪潮大众社会的衰败。工会仍然还有某些角色要扮演，但是若想生存下去，他们就得需要一张新的地图和一辆更快的汽车。当大象坚持不变时 每小时25英里：政府的官僚机构和职能部门。 几十年来，金字塔般的官僚机构很善于推脱责任、推迟变化，然而却在全世界执掌着政府的日常工作。政客们知道，设立一个新的官僚机构（不管它多么过时或者多么没有目标）远比关闭一个旧的官僚机构容易得多。他们不仅自己变化缓慢，而且还在减缓着企业改变的速度。可是，企业为了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条件，需要的就是这种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 一个真实的例子：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在批准新药品时所花费的时间长得令人感到痛苦，而急等着用药的疾病患者只能在痛苦煎熬中等待，有时候甚至死去。 政府的决策十分缓慢，批准建设一条机场跑道往往要花上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批准一个公路项目往往也要花上7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每小时10英里：即使是政府的官僚们从车子的后视镜里往后看时，也能看到后面很远处还有一辆车子。这辆车子轮胎没了气，散热器冒着蒸汽，跌跌撞撞、颤颤巍巍地向前行驶着，将后面所有的车子都挡住了不能快行。维持这辆破烂车子花费了4000亿美元，这可能吗？答案是“是的，每年都是4000亿美元”。事实上，这就是美国的教育体系。 美国学校的办学目的是为了大规模生产，运作起来像是工厂，管理用的是官僚手段，保护者是依赖教师选票的强大的工会组织和政客。这种学校是典型的模式，完全彻底地反映了美国20世纪早期的经济——只不过是有一个重大的差别罢了。唯一可以令他们挽回颜面的就是，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学校也好不到哪儿去。 企业受高速的竞争逼迫不得不发生变化，而公立学校的体制却受到垄断企业的保护。家长、有创新思想的教师和新闻媒体都呼吁着进行改革。然而，尽管教育的实验项目越来越多，但是美国公共教育的核心仍然是为工业时代设计的工厂式的学校。 每小时10英里速度的教育制度能使学生适应每小时100英里速度的公司里的工作吗？ 每小时5英里：并非所有影响世界经济的有机能障碍的组织都是国家性质的。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经济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一些全球性组织的深刻影响。这些所谓全球性的组织是一批跨政府的组织，比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几十个制定国际规则的不甚显著的组织。 有些组织，比如万国邮政联盟，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还有一些是在75年前国际联盟时代出现的。剩下的大多数组织（世贸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除外）也是在半个世纪前二战结束之后建立的。 今天，国家的主权正在受到新的势力的挑战。新的选手和新的问题正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但是这些政府间的官僚结构和常规工作却一成不变。 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84个成员国选举新的领导人时，美国和德国在人选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最后，德国的候选人得以当选，因为据《纽约时报》报道，当时的克林顿总统和他的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最后决定，“他们不能破坏50年以来让欧洲人担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人的规矩……” 每小时3英里：变化速度甚至更慢的是富裕国家里的政治结构。美国的政治机构，从国会到白宫一直到各政党本身，正受到来自越来越多的不同团体的要求的攻击。所有这些团体都在期待美国的体制做出更快的反应，然而这些体制最初就是为了方便抗辩和官僚惰性而建立的。当时美国参议院的一位身居要职的成员康尼·马克曾这样对我们抱怨： “在国会山，我们做任何事情从来没有连续超过两分钟半的时间，从来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或者进行些有点儿知识含量的谈话……” “我们必须将2/3的时间花在搞公共关系、竞选或者筹措竞选经费上。我在这个委员会，在那个专门小组，在另一个工作小组，谁知道还有什么机构。你认为我真会有那么渊博的知识，为那么多的事情做出明智的决策吗？这不可能，根本没有时间。因此，越来越多的决策是由我的工作人员做出来的。” 对他的诚实我们向他表示感谢。然后我们问：“那么您的工作人员到底是谁选的呢？” 政治体制的建立根本不是为了应付知识经济的高度复杂性和飞速发展的速度。政党和选举也许更替不休，筹措经费和竞选的新方法正在出现，但是在美国这个知识经济最为先进、互联网使得新的选举政区可以立即形成的国度里，政治结构上的重大变化却发生得十分缓慢，简直令人难以察觉。 我们几乎不需要为政治稳定性的重要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做什么辩护。但是一成不变又是另一回事了。美国200年历史的政治体制第一次发生根本变化是在1861～1865年的内战之后；第二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当时它充分使自己适应了工业时代。 从那之后，美国政府毫无疑问得到了发展。但是就基本的、体制上的改革而言，美国的政治结构仍然将以每小时3英里的速度在路上继续爬行，而且还经常停在路边休息，除非发生某种根本性的危机。这种危机也许到来的比世人想象得还要快。2000年的总统大选（当时美国总统仅是靠最高法院多的一票得以当选）几乎导致危机的发生。 每小时1英里：我们最后来到所有缓慢变化体制中最慢的一辆车：法律。法律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组织性的——法院、律师协会、法学院和律师事务所，另一部分就是这些组织解释和辩护的法律主体。 尽管美国的律师事务所正在迅速发生着变化（合并、刊登广告、开发诸如知识产权等新的专业、召开电信会议、搞全球化、努力争取适应新的竞争现实），但是美国的法院和法学院基本上没有改变。这个体系运作的速度也没有加快。重案大案在法庭上令人无精打采地一拖就是好几年。 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微软公司反垄断案审理期间，广泛的推测显示出美国政府可能试图把微软分成若干个小公司。然而，这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来完成。等到案子结束时，技术的发展可能会使整个案子变得毫无意义了。硅谷事件记录者罗伯特·克林格雷（RobertCringley）写道，这是“超高速的互联网时代”和“司法时代”之间的冲撞。 法律主体据说是“活着的”，但也仅是奄奄一息而已。法律主体每天都在改变，因为国会在撰写新的法律，法院在给现存的法律增加新的解释。但是增加的这一部分，即使不算是微不足道，也仅占全部法律的一小部分。这些增补的法律只使得现有的法律更加膨胀和庞大，而没有从整体上对法典做出任何重大的修改，或者对其结构做出调整。 当然，法律的改变应该是缓慢的。它为社会和经济提供着一种所需的可预测性，可以及时地为过快的经济和社会变化踩刹车限速。但是缓慢是多慢呢？在2000年之前，一项法律将享受美国社会保障福利的65～69岁的老人的利益减少了1/3。由于这项法律制定时正值失业率的高潮期，所以该法律的原宗旨是不鼓励老年人工作，从而让更多的就业机会由年轻人所获得。这项法律已经存在了大约70年的时间，致使《福布斯》杂志以这样的标题来调侃这项改变：“快看！大萧条时期结束了！” 美国国会经过了几十年的辩论之后，也将两项关于知识经济的基本法做了修改。1996年，世界上变化最快的产业之一电信业，一直受到1934年通过的一项已有62年历史的法律的制约。在金融业，掌管监督美国银行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也是60年没有任何改变。美国管理股票和其他证券发行的基本规则都是1933年写成的。 今天，全美国共有8300个合资公司，代表着几乎2.5亿个账户和几乎70000亿美元的资产。然而，这么大的投资数目却基本上受制于1940年制定的法律，而在那时，账户不过30万，合股投资公司仅为68家，其资产仅为今天总量的1/146000。 在另一个领域里，当2003年美国的东北部地区出现了大面积停电现象时，努力想恢复供电的技术员们感到了束手无策，原因是，据多伦多大学的托马斯·霍默·狄克逊的说法，这些技术人员不得不使用“几十年前所制定的规则，可是那时候大多数的发电站都离消费者很近”。 直接影响诸如版权、专利和个人隐私等领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法律已经远远地过时了。知识经济的出现并不是因为有了这些法律，而是因为它们丝毫不顾忌这些法律。这既不是法律的稳定，也不是固定，这是法律上的僵死。 律师们也许在改变着他们的工作方法，但是法律本身却几乎一成不变。惰性vs.超速度 当我们看这些机构以及它们如何应对时，我们清楚地看到，美国今天所面对的不仅是一种迅猛发生的变化，而且是高速发展的新经济的需求和落后的社会体制结构的惰性这两者之间的悬殊对比。 21世纪的信息生物经济能够继续高速发展吗？或者说社会上的那些步履维艰、功能失调、陈旧过时的机构会让这种发展戛然而止？ 官僚制度、运转不灵的法院、目光短浅的立法体系、管理上的瓶颈和病态的增长只能造成更多的损失。看样子我们得牺牲掉某些东西了。 与那些众多相关但是却不同步的机构越来越多的系统性功能障碍相比较，没有多少问题会被证明更具挑战性了。如果美国人想要得到世界领先经济的巨大好处，那么美国就必须根除、替换或者彻底地改革那些阻碍在面前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机构。 随着变化的继续加速，这种机构上的危机也不仅限于美国了。在21世纪，世界经济中的每一国家（包括中国、日本和欧盟国家）都必须发明新的机构，摆好同步化和失同步化之间的平衡关系。有些国家遇到的困难也许比美国的还要多，因为美国的文化至少对制造变化者是友好的。 不管怎么说，尽管我们刚才所做的这种公路上速度排名的比喻肯定具有争议，但是有一个主要的事实却不容置疑： 全面地看——在家庭、公司、工业部门、国家的经济和全球体系本身等各个层次上，我们正在财富创造和时间的深层原理这两者之间进行着最广泛的变革。第六章 同步化工业 向生产力翩翩舞去 想取得完美的同步化就会遇到失败，但是对这种失败表示最悲痛的地方莫过于在卧室中了，除非美国的联邦储备局或者日本银行想提高或者降低利率而时间又掌握得不好。任何喜剧演员都会告诉我们，时机的掌握能决定一切。但是，基本上说，我们却是不明智地改变着我们和时间的联系。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尽管投资者、经济学家和全世界对金融领域准确时机的掌握十分感兴趣，但是他们关于财富创造和贫穷中同步化作用这一点的了解却非常少，而对失同步化作用的了解就更是少得可怜了。一旦对这些事情有所了解，我们就可以对财富的创造产生一种全新的思想。 向生产力翩翩舞去 自从狩猎者和粮食搜寻者以集体方式劳动以来，就需要了解某种程度的同步化。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McNeill）认为，在历史的整个进程中，为了取得同步，一直在进行某种带有节奏的大众活动，而这种同步在取得之后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的生产力。他认为，部落里的舞蹈就加强了团队实力，并使狩猎的效率更高。数千年以来，渔民们拉网时会喊着劳动号子。这种劳动号子的节拍示意渔民们什么时候拉网，什么时候歇口气。 农业经济也反映了季节的变化。根据人类学家约翰·奥莫亨德罗（JohnOmohundro）在记载菲律宾班乃岛的书中所讲，“从整个旱季到雨季之前这段时间是商人活动最少的季节。销售体系的各个方面速度都减慢了。到9月或者10月，收获的稻米开始进入城市……因为外省的财富是由农业的季节循环所决定的，所以城市的商业活动也根据这些循环或起或伏。” 经济人类学家威廉·沃尔特斯（WillemWolters）补充说：“完全是地区性的银行在半干旱的热带地区从来没有生存过，原因就是当地气候的季节性和同步的时间选择。” 早期的工业经济是按照完全不同的临时条件运作的。装配线的工作所需要的是不同的节奏，因此就发明了工厂的劳动哨子和计时钟来协调工作的时间表。 然而今天，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商业活动的速度突飞猛进。可是，除此之外，对时间的利用也越来越个性化和没有规律，也许还有些怪异。越来越多的不同任务都需要进行一体化处理，而加速的效果则是缩减了每项任务所需要的时间。所有这些都使得同步化变得更加困难，而这仅仅是开始。 我们如果往深层次看就会发现，每一种经济都是以不被人们注意的节奏而保持着活力。我们每天可能都买报纸，每星期到超市里买香皂或者牛奶，每隔几天给汽车加一次油，每两个星期兑现一张支票，每个月支付一次信用卡的账单。我们可能根据股票市场里的走势偶尔和某个经纪人通个电话，每年看兴致如何买几次电影票或者几本书，每年或者每个季度交一次税，牙疼时去找牙医，某个亲戚在6月份结婚买件礼物送给他。所有这些和无数其他的交易都创造了节奏，都通过银行、市场和生活反映了出来。 自从我们朝孩子的屁股上打了第一个巴掌之后，我们每个人都成为这支进行中的经济乐曲的一部分。当人们工作（制造产品、提供服务、管理员工、相互照顾、为公司筹措资金、将数据和信息加工成知识）时，就连我们的生物节奏也受到了影响，而反过来，我们的生物节奏又影响着在我们周围脉动着的这种十分复杂、组织精细的工作过程。 每一时刻都有某些节奏加快速度，某些节奏减慢速度。新的曲调揉和进来，然后再逐渐消失。有合唱，有对位，也有渐强。除了这些之外，在整个社会和经济中，还有一种普遍性的生活脉动节奏。这种脉动节奏本身似乎就是所有附属节奏的平衡旋律。这支“经济乐曲”永不停息地演奏下去。 结果并不是没有格局的混乱，因为在每个财富体系里，各个组成部分或者亚体系都在不断地相互调节着速度、等级和周期。在生物学上，这个过程叫做“牵引”（entrain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