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力│临界　│2/33　│2/33　│4/66　││　　│积极　│15/33 │16/33 │31/68 ││　　│消极　│16/33 │15/33 │31/66 │└──┴───┴───┴───┴───┘　　为了进行这一研究，我们收集了两种类型的数据，一类属于单个事件，一类是重复性周期。单个事件包括例如死亡、事故等等，重复性事件包括那些在不同时间重复发生的活动。象游泳运动会、滚木球游戏、拳击赛这样的体育运动，则包括在后一类中。　　我们为此收集的关于单个事件的具体数据，包括了经联邦航空管理局判定由驾驶员造成的飞机失事的事故报告中的材料。我们整理了从一个地区办事处取得的有关63起这类事故的材料。我们从卫生部门的档案记录中取得了另一套有关105起死亡的资料。第三套数据资料包括了161起由驾驶员失误造成的交通事故。对每起这样的事件，我们都把当事人的出生日期同事件的发生日期记了下来。　　关于重复性事件，我们从一所大学的游泳队23名队员的成绩记录中得到了具体数据，这些数据包括每个队员的出生日期和他们每次比赛的日期。第二套关于重复性事件的数据取自该校师生滚木球队25名队员的成绩记录。我们记录了每个队员每次玩这种游戏那天的得分数和他们的出生日期。　　然后，我们首先用计算机算出了每个人在事件发生那天所有三种生物节律周期的确切位置。我们把事件发生的日期和有关人的出生日期输入计算机，从而得到了事件发生那天这个人三种周期的各自位置，这些位置与周期的三种状态相对应，或者是一个正数，或者是零，或者是一个负数。　　我们首先分析了单个事件，以便确定事件发生时每种周期处在积极、消极和临界阶段上的各有多少人。接着，我们又分析了有关数据以确定有多少事件发生在不同的周期位置组合上。例如，三种周期（生理、情绪和智力）都处于积极状态的事件有多少：两种周期处于积极状态，而一种周期处于消极状态的事件有多少，等等。单项或多项处于临界日的事件的数字，我们也作了录取。我们特别对这样一些问题的答案感兴趣，例如：在临界日发生的事件占多大比例？同周期处于积极状态时发生的事件相比较，有多少事件是在周期处于消极状态时发生的？如前所述，为了判断生物节律理论基础是否成立，我们把观察到的在不同周期位置发生事件的数字同那些可能在一个人一生中任意发生的事件（即不受生物节律周期影响下发生的事件）的数字作了比较。　　我们对重复发生的事件的数据也作了同样的分析。分析游泳队数据所用的尺度，是每个运动员参加表演的那次特定事件中正式记录下的时间。我们把最佳表演和最差表演连同每个人的周期位置都记了下来，然后对所有最佳表演和最差表演的各种周期的积极、中性和消极状态作了统计。这为每种表演提供了比较周期位置的一种有用手段。如果发生的是一个任意性事件，这种做法还便于同预期结果进行比较。　　为了判定周期位置是否影响一个人相对于他平均得分的成绩，我们对滚木球游戏的数据进行了分析。我们把某一天的得分分为高于或低于各人平均数两类。那天的周期位置也被记了下来。然后，又把得分高于和低于平均数者各种周期所处的积极、中性和消极状态数作了统计。我们对所有的周期位置组合进行了分析。　　单个事件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在（事故或死亡）事件中周期处在积极状态和消极状态的各占一半，发生在临界日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事实上，根据假设的事件任意发生的几率计算机得出的预期结果同根据实际数据算得的结果差别不大，换句话说，这些事件与“生物节律周期”并没有关系。　　从重复性事件（游泳和滚木球游戏）的分析结果，也看不出生物节律理论对这些活动有什么影响。　　在所有二十三名游泳队员中，在生理周期处于消极状态时做出的最佳表演达13次，处于积极状态时只有8次，在临界日那天的只有2次。生理周期为积极状态时，最差表演为12次；消极状态时，最差表演仅有7次。这些结果，同如果把生物节律理论作为体育活动有效指标而预测的结果似乎正好相反，但实际数字和预期数字之间的统计测验却又看不出这两套数据有任何大的差别。从各种周期位置组合的分析中，也没有找到具有统计意义的证据来支持生物节律理论。　　我们的调查结果促使我们密切关注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其他人员的工作。我们发现了相当多的矛盾现象。支持生物节律理论的多是一些关于事故发生及其与临界日的关系的研究。韦弗报告说：在两年多时间里发生的因驾驶员过错而造成的军用飞机失事事件中，临界日发生率高出预期率一倍多的占四分之一。然而，他没有提供经过分析的事件数字。加拿大空军的一项研究表明，事故和临界日之间有着肯定的关系，据报导，他们采用了7000个案例。但所用的方法和技术不得而知。另外有几个单项研究（通常取用的案例较少）也报道了生物节律理论同事故的发生之间确有相互关系。从一份关于4000起由驾驶员造成的海军飞机事故的分析报告中，人们得到了相反的结果。即看不到生物节律对驾驶员的行为有任何影响。沃尔科特等人在分析了8000多起事故后，也把生物节律作为飞机失事的偶然因素加以排除。布朗利和桑德勒分析了506起导致汽车驾驶人员死亡的交通事故。他们对预期可能发生的情况同实际情况作了比较，发现这些事故的发生同生物节律论的临界与否没有关系。他们得到的结果同本文作者之一库鲁茨一篇未发表的关于609起车祸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布朗利和桑德勒还报导了桑海因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认为事故和临界日是有关系的，而他们后来同桑海因的谈话又透露说，原来的计算可能有差错，可能要改变那篇报告中的结果。由Fairmout出版社出版的图曼的一本新书《生物节津和工业安全》对生物节律理论作了更为详尽的讨论，并详细摘引了刚才提到的一些文章。　　关于生物节律对表演活动影响的研究工作不多。调查人员曾报导某个人一生中的一次事件，譬如说斯皮茨，说他是“在生理和情绪周期曲线同处于积极状态的时候”获得奥运会游泳奖牌的。他的智力周期虽然处于低潮，但被认为影响不大。然而，据说比利·金1974年击败里格斯时，她的智力和情绪曲线都处在积极状态，从而才获得了好的成绩，在谈及有关其他显赫人物的事件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其中经常被提到的有帕尔梅、杰克·尼克劳斯、李·特列维诺、穆罕默德·阿里、斯坦·史密斯和哈里·杜鲁门。　　在一项对生物节律和长期活动较系统的研究中，奈尔和辛克对三个执行信息处理任务的人员进行了70天以日为基础的试验。他们测量了这三个人的反应时间、运动时间和进行信息处理的速度，企图找出他们活动的周期性。他们发现了十二个大的“谐音”，其中有九个出现在至少一种生物节律周期的一天之中。他们在解释这些结果时认为，这表明生物节律可能对执行任务有影响。　　上述许多研究，特别是涉及到人的具体活动的那些研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即他们在做出结论时所占有的材料太少。因而，人们怀疑他们只报导了那些生物节律理论与结果一致的事件。对于那些不能支持生物节律理论的例子，压下没有报导的有多少呢？路易斯最近在《今日心理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一位生物节律理论的支持者曾经预言说，纽约扬基队的杰克逊“在1977年的世界足球联赛中将很难命中一球”，因为他的生理、情绪和智力周期都将处于消极状态。但是，杰克逊后来却作了一次联赛史上最为精彩的表演。路易斯还报告说，他分析了100次棒球队无命中的比赛和100次重量级锦标赛后，没有发现任何统计证据可以支持生物节律理论。　　人们注意到的与此相关的另一点是，有几项关于商业化的生物节律理论与现实情况相符的研究，在报导其实验方法、处理、设计细节或出示足以证实其结论的强有力的证据方面，尚不够完整。　　在生物节律的研究中，加利福尼亚州比奥克伦公司做了许多最全面的工作。该公司认为，正象目前的科学知识所证实的那样，人们确有生理、情绪和智力状态方面的变化。不过，据说每个人因其周期长短和生物节律对人的影响不同，这些变化也不相同。他们收集了二百个人短至70天，长达400多天的有关数据，结果出现了一个2～54天的周期长短差异。其中一人的生理周期为2天，情绪周期为21天，智力周期为45天。但多数被测者的周期都比较短。该公司报告说，在这些人的数据中，周期长短和生物节律理论所称的固定为23天、28天和33天相吻合的情况极为罕见。不仅如此，这些数据还说明，不同的人受其周期的影响也不同，正如不同人的周期幅度变化所表明的那样，同一个人不同周期的幅度也不同。比奥克伦公司的数据完全否定了关于同一种周期对所有的人其长短和影响都绝然相同的说法。　　应用生物节律预测来减少工业事故，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产生过积极的效果。但这并不等于说，这样的效果能够证实一种有效的生物节律理论的存在。在某些研究中，心理因素（例如暗示的力量）对人们看到的结果可能起主要作用。只有对周期状态已知和未知的两组人进行有控制的比较研究才可能发现这种心理因素的影响。　　牛科姆运用这样的实验技术进行了一项工业研究。他挑选了一些领班，让他们知道各自手下工人的有关数据。第一组人获得了关于工人们临界日的准确数据，在这些日子里，领班们必须提醒工人们注意。第二组人得到的情况不准确，所以领班提醒工人注意时都是在非临界日。第三组人没有得到任何情况，所以对工人们也就没有作任何警告。对第一组人来说事故发生率“没有变化”，第二组就“略有上升”，而第三组就“急剧上升”了。这些结果被人们解释为是支持生物节律理论的。同样的结果也可以作另一种解释，即第一组和第二组工人定期受到他们的领班的警告，而第三组则不同，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关照。也许正是这种定期的安全提示和关照才使前两个组的事故发生率低于第三组。可惜的是，由于得不到这项研究的全部资料，所以不可能进行一次全面的分析来证明或否定后一种解释能否站得住脚，甚至无法对牛科姆的说法作可靠的估价。　　1976年，赫什回顾了工业界使用生物节律理论的情况并报告说，有些公司利用这种理论是为了提高安全意识而不是为了预报事故。他还指出，关于美国工业界利用生物节律理论情况的风传肯定是夸大了事实。　　由此我们看到，目前对于应用生物节律理论制定预防事故的计划和进行活动预测的兴趣越来越大。已经有人提议将它应用到医学、政府、商业、教育、工业、体育和军事方面。但要使生物节律理论能够得到实际的应用，首要的前提是这个理论必须是有效而可靠的。而那些对动物和人类生理和行为周期作过全面研究的态度严谨的研究人员，对生物节律理论的三种固定周期连提都没有提到过。　　在我们自己的研究中，我们既分析了单个事件的数据，也分析了重复性活动的数据。分析的基本方法包括对收集数据中实际发生的事件数，与不考虑生物节律的影响时预期可能发生的事件数进行的统计对比。从事故和死亡的数据中，我们看不到任何明确的可以支持生物节律理论的趋势。游泳和滚木球的数据也表明，这些活动与生物节律理论的周期状态没有关系。在我们所看到的支持生物节律理论的研究中，没有一项提供了证明该理论能够成立的令人信服的证据。相反，这些研究在方法、取样技术、统计分析方面都有缺陷，或者提不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因果关系。而另一方面，有几项取样较多的研究结果却反驳了生物节律理论的概念。　　已经确立的科学知识表明，人确实表现有节律性的生物型式。但是，生物节律理论不承认人们之中的差别和个人自身反应的变化，这就使这个甚为流行的理论脱离了科学知识的范围。另外，仅仅根据一个人的出生日期来预测这个人的生物节律的想法，也是同长期以来关于人们受生理、情绪和智力变化约束的研究相违背的。生物节律理论还否定了科学家们已经发现的一个人本身具有的周期型的变化。　　广泛宣扬的生物节律理论可以作为一个有趣的话题和社交谈话的中心，它也可以被工商业界用来提高安全意识或促使雇员们更好地工作。但是，把一种未经证明的理论贸然投入应用而不计其成本如何，也不考虑其对人们生命的影响，无论如何也是不应该的。同时，旨在揭开生物周期真正之迷的严肃的研究工作，也要继续开展下去。　　作者简介　　塔雷克·哈利尔是迈阿密大学工业工程学、生物医学工程、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学教授。他于1984年在开罗大学获医学工程学士学位，并在该枚讲授了两年的生产工程和工业安全课。其后他在得克萨斯技术大学学习，1989年获博士学位。1974年赴迈阿密大学任教。他的研究领域包括生物技术，生物力学、生产和卫生保健系统，目前他在负责该校的职业安全及环境健康计划。他曾广泛地同工业、服务业和教育团体进行合作，获得过克拉夫特奖和美国工业工程学会人类工程学奖。　　查尔斯·库鲁茨是迈阿密大学管理科学和工业工程学副教授。他于1940年生于纽约州布法罗城，1969年在纽约州立大学学习时获博士学位。他先后在通用汽车公司、美国陆军和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工作，1988年在迈阿密大学任教。库鲁茨的教学内容包括数学模型和应用统计学，但他也在交通安全和防止事故方面从事研究和发表文章。库鲁茨对调查生物节律理论及其是否对人类活动和事故发生有关系很感兴趣，在这些问题上下了不少功夫。　　（朱进宁 译　　长弓 校）回本书目录 | 上一章 | 下一章 | 给编辑来信 | 三思科学论坛 | 关闭窗口本文有关信息：《科学与怪异》[美]乔治·O·阿贝尔等　著中国科普研究所 组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ISBN 7-5323-0760-3/N·21收录时间：2005.01来源：三思扫校该作者其它作品：其它相关阅读：相关网站：八、科学家与心灵研究雷·海曼　　1855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化学荣誉教授罗伯特·黑尔出版了一本极不寻常的书，全名叫做《论证神灵及其显灵的实验：关于天堂、地狱、道德和上帝的神灵世界论，兼论圣经对基督教徒品德的影响》。在这讲述了他本混杂着心灵研究和神学的希奇古怪的书中，黑尔是怎样最初以一个无神论者的身份去研究唯灵论，而最终却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宗教信仰者；他不仅记述了其他神媒的种种把戏，而且自己也成了一名神媒，声称直接从富兰克林、华盛顿甚至耶稣基督那里获得了神喻。诚然，他的许多关于心灵现象的实验的确是在这些神灵的支配下进行的。　　黑尔对唯灵论的宣扬使他的科学界同行大感惊愕，并为之气愤，然而却大受唯灵论者的欢迎。唯灵论者有理由欣喜若狂，因为黑尔是支持他们事业的第一位大科学家。用伊萨克·阿西莫夫的话来说，黑尔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能够同欧洲的那些伟天化学家相提并论的地道的美国人才之一。”　　尽管黑尔颇有声望，他的科学界同行仍把他转向唯灵论的行为看作是老糊涂了。当黑尔开始去考虑唯灵论问题时，已经七十二岁；当他的书出版时，已到七十四岁的高龄。　　然而，对于步黑尔后尘，公开表示赞同神媒或通灵人的那些科学家，却无法作为“老糊涂”来解释。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开始研究心灵现象时，都还年富力强，正进入或正处于获取科学成果的年纪。黑尔于1858年去世后没过多少年，有两位著名的科学家，一位是自然选择进化论发现者之一的阿尔弗勒德·拉塞尔·华莱士，另一位是英格兰大物理学家威廉·克鲁克斯，也分别研究起唯灵现象来。他们两人都对心灵现象的真实性确信不疑，极力鼓吹。在他们之后，还有其他一些杰出的科学家也是如此。在英国有威廉·巴富特爵士、奥利弗·洛奇爵士，以及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瑞利勋爵；在法国有天文学家克劳德·弗拉马利翁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查理斯·里希特；德国有策尔纳教授；意大利有切萨雷·隆布罗索；美国有威廉·詹姆斯。这些地位显赫的皈依宗教的名人大多生活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今天，有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尤其是物理学家，又对心灵说发生兴趣，并成为它的支持者。　　既然有这许多心智显然健全的杰出科学家都赞同心灵说，这就会引出许许多多问题。其中最现实和最迫切的问题是：有兴趣的外行人怎样才能搞懂心灵说的种种说法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论？一些科学家报告他们在“科学控制的条件下”亲眼目睹到那些奇迹，而另一些科学家却把这些报告斥之为“迷信胡说”。在这种情况下，外行人该相信谁呢？如果科学家自己都不一致，局外人又如何能对这场争论作出评断呢？　　我认为，可以就此给出几条指导原则。我们可以不管争论双方因感情用事而说出的那些过激言词，而只用一些简单的基本标准去检验他们的主张。在大多数场合，只需经过这些检验，就足以把超常的断言排除在科学断言之外。不过，分析这种检验的最重要的作用，倒不在于我们有可能更精确地去评价那些超常的断言。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分析这些检验，能使我们懂得什么是科学研究的本质，以及科学研究怎样才能使我们摆脱愚昧无知。　　在我们着手找出这些评价标准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些著名科学家对超常现象的描述。　　阿尔弗勒德·拉塞尔·华莱士是一位博物学家，他曾与达尔文同时独立地想到了自然选择的生物进化论。华莱士是在1865年开始研究心灵现象的，当时才42岁。他当时是一位唯物论者，不过，在那以前，他早已表明乐于去认真考虑一些希奇古怪的现象。他在21岁时，就对催眠术和颅相学发生了兴趣，他相信观察到了自己实验对象的精神感应能力。特别是有一次，他的一个催眠对象完全感受到了他作为催眠者当时的感觉。　　华莱士从1865年7月开始去参加降神会。他的姐姐在1866年11月发现了一个名叫阿格尼丝·尼科尔（即后来的古比夫人）的神媒姑娘，华莱士因此看到了许多唯灵现象。尼科尔小姐在华莱士家中表演的那些现象，这位伟大的博物学家都看成是确凿的事实。他在1888年5月8日写给约翰·廷德尔的信中这样写道：“在过去两年里我亲自目睹了各种超常现象，它们能在不同的条件下出现，以至于只要有疑点产生，就会有其他现象对此作出解答。我追究得越深，见得越多，认为是欺骗和幻觉的说法就越站不住脚。我认为这些是真实的自然现象，就象我认识的自然界中别的奇怪现象一样确切。”　　华莱士多次看到了标准的降神表演：鬼魂出现的敲击，桌子翘起，飘浮空中，还有好听的音乐。他声言，他在一次冬季降神会上看见神媒拿出许多刚摘下来的鲜花。它们是“15枝菊花，6枝杂色莲花，4枝郁金香，5枝带果草莓，6枝蕨类植物（两个品种)，1枝耳状报春花（9朵）——总共37枝。”华莱士分辩说，那些花枝既鲜嫩，又冰凉，绝不可能是某个参加降神会的人预先带进房间里来的。当那些花“显形”时降神会已经在温暖的房间里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拿出带有水果的鲜花，在以后的许多次降神会上又一再表演过。华莱士还说，常常是，你要什么花，就可以拿出什么花来。“阿尔弗勒德·华莱士博士的一位朋友要一株向日葵，桌上立即就出现了一株，高六英尺，根上还附着一大团泥土。”　　威廉·克鲁克斯是在1869年当他三十七岁时开始随马歇尔夫人去参加降神会的。马歇尔夫人是一位神媒，对于华莱士转向唯灵论也起过作用。克鲁克斯那时已经对化学和物理学作出过重要贡献，而且精力正旺。由于他对科学的贡献，后来被封为爵士。他的成就有发现铊，发明辐射计和克鲁克斯管（这使得日光灯成为可能），以及发现辐射效应，等等。他报道过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与神奇的通灵人丹尼尔·邓格拉斯·霍姆相配合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然而，他对于心灵现象所作的最引人注目的叙述，还要算由他主持、由弗洛伦斯·库克从1873年12月起持续了五个月之久的那些降神会上所作的表演。　　降神会上的表演通常是这样进行的：神媒弗洛伦斯·库克小姐走进一间小室（通常是在观众所在的房间里用幕布隔出的一块地方），进入灵魂附身状态。过一会儿，从小室里就会走出一位身穿白色长衣，戴着头巾的女性来，据称是凯蒂金显灵。有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说，那位凯蒂·金同库克小姐实在是太相象了。克鲁克斯也承认两人有些相似，但他坚持说，肯定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差别：“凯蒂要比库克小姐高六英寸。昨晚，她赤足，在不踮起脚尖的情况下还要比库克小姐高出四英寸半。昨晚凯蒂的脖颈是露出来的，她的皮肤无论看起来还是触摸起来都十分光滑，而库克小姐颈上有一大块疤，清晰可见，而且触摸起来会觉得粗糙不平。凯蒂的耳垂上没有穿孔，而库克小姐喜爱佩戴耳环。凯蒂的面色白皙，而库克小姐肤色很黑。凯蒂的手指也要比库克小姐的长得多，而且脸面较长。此外，两人的仪态和表情肯定也有许多不相同之处。”　　要证明凯蒂·金和库克小姐并非同一个人，最好是同时看到两人。但怀疑论者指出这是得不到允许的。然而克鲁克斯却说，他曾有幸不止一次地同时看到过她们两个人。　　从那时起过了一百年后有两位物理学家，拉塞尔·塔格和哈罗德·普索夫研究过一位名叫尤里·盖勒的以色列人的所谓超常能力。他们的研究是在斯坦福研究所进行的。盖勒在1972年从11月到12月历时六周，在1973年8月历时八天，两次访问那里。这两位科学家都在激光物理领域取得过重大成就。塔格对激光的早期发展颇有贡献，而且发明了可调谐的微波等离子体振荡器。普索夫博士则是一本标准的量子物理学教科书的作者。并拥有好些激光器件和光学器件的专利权。　　1974年10月18日，一家声誉卓著的英国科学杂志《自然》发表了普索夫和塔格的一篇文章：“切断感觉渠道条件下的信息传输”。其中部分报道了他们做的一些实验。有一个实验看来证实了盖勒的超视说：“把一粒3/4英寸大小的骰子放进一个3X4X5英寸的钢制匣子里。继之，由实验者之一使劲摇晃钢匣，再放回桌面，使骰子各面的分布同随机分布没有过大的偏离。这时，三个实验者都不知道匣子里骰子的取向如何。然后，让盖勒随手写下骰子朝上一面的数码。”　　这样一个简单实验的结果的确令人印象深刻。盖勒以这种方式受试了十次。有两次，他“放弃了”（因他说他没有接收到印象，没有猜测）。其余八次，他都猜对了。两位作者报告说，以随机猜测取得这样的结果的概率只有一千万分之一左右。　　当华莱士、克鲁克斯、塔格和普索夫公开表示相信超常现象时，全都处于科学研究的盛年。作为公认的、有成就的科学家，他们指望同行们能无成见地评价自己的观点。可是，他们的主张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简单的否定。塔格和普索夫在他们所写的一本书中诉说了他们的研究遭到批评家和科学家的激烈指责，但他们认为这些指责是不公正的、不道德的、毫无道理的。　　尽管赞成所谓的心灵学的那些科学家经常遭到的或许是不公正的待遇，而且他们的主张常常是在其证据未经认真鉴定的情况下就被否定，但在我看来这也不是说，他们的主张就应该受到正统科学更认真的对待。科学界所表现出来的怀疑情绪，有一些其实是有道理的。提供心灵现象的那些所谓通灵人，除了丹尼尔·邓格拉斯·霍姆外，全都在以前的某个时候因为搞欺骗或者被当场抓获，或者至少有严重嫌疑而被指控过。如华莱士向公众担保过的那十几名神媒，为克鲁克斯作过成功表演的两名神媒，以及由他们教出来的弗洛伦斯·库克，皆是如此。　　当然，一个被说成是能通灵的人曾因作弊被抓住过，并不能说明他总是在弄虚作假。的确，差不多从心灵研究一开始，维护超常说法的人就把作弊倾向看成是神媒和通灵人的一种职业病。他们辩解说，这些天赋有特异功能的人的确具有超常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飘忽不定，不受意识控制。通灵人的报酬主要靠表演自己的本事。因此，他（或她）常常忍不住想要靠弄虚作假增加点花样，以取悦于观众。　　除了那些所谓的通灵人名声不大好外，有许多迹象表明研究超常现象的人缺乏能力或者不值得信任，这就使得被宣扬的超常现象更加不可信了。关于这个问题，值得说明一下。说克鲁克斯、华莱士、塔格和普索夫这些科学家在调查研究通灵人方面不能胜任，并不是说他们在自己所选定的科学领域内也没有能力。不幸的是，目前不论是批评者还是支持者，都还有把这两者相混淆的。有种种理由表明，一个人在他的正常科学领域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智慧和威信，同他所报告的通灵人的表演是否值得信赖之间完全没有联系。因此，下面我们准备提供一些例证，以说明一个已知的科学家所提供的关于通灵人超常能力报告，是不应该得到信任的。　　华莱士的支持者当中，也有些人觉得他对于超常说法是过于轻信了。霍尔指出，“华莱士惯于轻信心灵方面的事情。”有一个叫做S·J·戴维的人，他故意施用巧计产生出神灵现象，为的是证明即使很用心的研究者也难于看出破绽。可是华莱士却不顾他本人的否认，硬说他是一个神媒。按照一位最近为华莱士写传记的人威康·埃丽丝女士的说法，“他固执地一定要相信，所以除了相信唯灵论以外，他就不再象他在科学工作中那样去仔细检查证据了。”　　自从特里弗·霍尔的一本书《唯灵论者》在1963年出版以来，克鲁克斯对弗洛伦斯·库克小姐所作的心灵研究就一直是争论的中心。霍尔收集到一大堆证据，其中有一些是新近才披露出来的，表明克鲁克斯与库克小姐有私通行为，说他挺身而出为库克小姐的显灵表演的真实性担保，是为了保持与她的暧昧关系。不管你信不信这种说法，毫无疑问，霍尔的确披露了不少材料，使人对克鲁克斯的研究态度大感怀疑。　　最近披露出来的克鲁克斯与丹尼尔·霍姆之间提到女神媒玛丽·肖尔丝的信件，更极大地损害了克鲁克斯关于超常现象主张的威信。霍姆要求克鲁克斯出来澄请对他的诽谤，因为那里面涉及克鲁克斯同年轻的玛丽的关系。克鲁克斯承认，由于1875年下半年的种种关于他与玛丽小姐交往的传闻，他克鲁克斯“获得了一个唐璜式风流浪荡子的坏名声。”他在给霍姆的一系列信件中极力向后者解释出现流言蜚语的原因，并嘱咐这些信件必须妥为保存。霍姆写道，“据克鲁克斯自己说，他得到过玛丽·肖尔丝的一份亲笔忏悔书，承认她的表演纯属骗局，偶尔用到一名同谋。可是克鲁克斯说，他已保证不去揭露玛丽的欺骗行为，即使对她的母亲，因为一旦把如此厚颜无耻的骗局公之于众，真理的形象必定会遭到非常重大的损害。　　不少人提出许多别出心裁的点子，想要为超常现象的报告提供“正常的”解释。例如，汉龙竟说盖勒可能在他的牙齿里藏有一台无线电接收机，靠那台接收机的帮助，他才完成了绘画测试和猜骰子实验。我不想否认，可能有一些用来躲过实验监督的手段，对于检查证据的真伪是会起到作用的。但是我认为用这种做法来解释事情非常容易走入歧途。这祥做往往事与愿违，实际上是帮助了超常说法。原因如下：　　第一，记述的事件必然与当时发生的事件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公开发表的记述绝不可能是完备的，用自然主义的方法去作解释，只能是一种想象，不得不包含好些假设。这些假设，到头来可以被原来的研究者轻而易举地加以否认。而且，因为批评者的想象只能以对观察过程的记述为依据，所以想当然的自然主义解释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境地。批评者的用于表示反对意见的解释往往变得难以置信。塔格和普索夫不难证明，汉龙对盖勒猜骰子的解释，从现有技术水平来看，简直是无稽之谈。　　第二，这场争论常常会从原来的报告是否站得住脚，一下子滑到去讨论批评者的想象是否有道理。在帕纳提辑录的支持尤里·盖勒的“科学性”事件的文集中，对于反对盖勒和他的支持者的种种指控，他唯一认真反驳了的，就是用一份牙科医生诊断书来证明盖勒牙齿里没有植入无线电接收机。帕纳提和其他支持盖勒的人，集中对付这种怪诞的、不难驳倒的批评，却实用主义地不去管那些虽然不怎么吸引人、却很有道理的反对意见。更糟糕的是，由于有一些反对意见被证明不合理，主张超自然力的人一举赢得了同情和支持，怀疑论者的信誉却受到了玷污。　　第三，充满假设的想象以及这类想象所召来的反攻击，会使超常说法的支持者得以卸下提供证明的责任而转嫁到批评他们的人的身上。这又是企图为所报告的事件提供假设性情况的做法带来的不利后果。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提供证明应当是支持反常说法的人的责任。可是，一旦批评者性急地杜撰出一些假设性的想象，争论的结果会不知不觉地让批评者接过证明的责任来。　　第四，所有这些在我看来，全都是因为当我们企图对黑尔、华莱士、克鲁克斯、普索夫及其支持者所提出的报告作出解释时，我们十分不幸地暗中承认了某种东西。那就是，我们首先承认了有什么东西需要加以解释。可是，仔细审查在过去125年间科学家为维护具有超常能力的人所提出的那些例证，真正令人吃惊的是，我发现他们根本未能提出值得科学界加以解释的任何东西。　　这场争论是从黑尔、华莱士和克鲁克斯的断言开始的，今天仍然围绕着当代科学家就特德·塞罗斯、英葛·斯旺和尤里·盖勒这些所谓的通灵人所做的研究在进行。争论非常激烈，引出了好些争论点。所有这些争论点，中心问题是如何去说明报告的结果：我们能否找到一种自然主义的解释？或者说，我们是否应该正视某种超自然力的说明？如果华莱士对古比夫人飘浮空中所作的记述是真实的，而且是无法用自然定律加以解释的。那么不管怎样，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物理学乃至整个科学都必须加以修正，或者说，必须接受彻底的审查。对于克鲁克斯、策尔纳、塔格、普索夫和提出过这类事件的其他科学家的类似说明也是如此。　　但是，这样的争论总是假定了真的存在着某种超常现象。对此我持怀疑态度。在正常的科学研究中，实践活动应当遵循比通夫人在烹饪法书中所规定的程序：“先抓住你的兔子。”一个人在一个给定的科学领域内，阐述的是在受到控制的和标准化了的条件下的各种现象或者关系。有关数据和资料，是靠一定的实验步骤和实验仪器从观测中取得的，而且这些步骤和仪器必须预先规定好或经过校准，确信十分可靠和有效。此外，所研究的现象必须在系统考察中作为研究对象自始至终不变，不仅能由原来的研究者一再重复，也要能由别的实验室里的不同研究者使之重复。　　新发现的现象若要广大科学界同行重视和进行解释，就必须满足上述这些最低限度标准。科学的历史一再告诉我们，不能满足这些最低标准，理所当然地不会受到进一步的考虑。本世纪三十年代，苏联一些科学家曾以为他们发现了一种他们称之为分生辐射的现象。有些西方科学家也发现过这种新型辐射的证据。可是，别的许多科学家都未能重复做出原先公布的实验结果。稍后，甚至苏联科学家自己也无法有把握地找到分生辐射了。因此，生物学家认为他们无须去解释这种现象，也不必去追究原来那些科学家起初为什么会认为他们发现了这种辐射。多半是当时的实验中有什么还不知道的因素，使他们产生了误会。既然不能可靠地重复最先观察到的结果，分生辐射就被人们丢到垃圾堆里去了。那里还堆积了好些别的未能经受住进一步的科学审查却希望取得科学上承认的废品。　　诚然，在某些场合，我们碰巧也能发现报道出错的原因是什么。在心灵研究领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心灵研究协会对史密斯和布莱克伯恩所进行的那些研究，就属于这一类。实验时史密斯蒙住双眼，让布莱克伯恩看一张画，一个数字，或别的什么东西，由他通过精神感应向史密斯传递所看见的图象。布莱克伯恩能成功地完成这种精神感应传输，而所处的实验条件，在心灵研究协会那些早期发起人看来，则是无懈可击的。事实上，这一研究正被这些研究者看成是证明精神感应为确凿事实的两项研究工作之一。大约二十年之后，布莱克伯恩误以为史密斯已经去世，公开坦白了他与史密斯捣鬼愚弄研究者的真相。　　倘若布莱克伯恩隐瞒始终，这项史密斯—布莱克伯恩研究工作就会一直是心灵学已经在“严格的”条件下审查过的若干例证之一，被认为无懈可击。只是出于侥幸，我们现在才能合乎自然地理解原先的实验。然而在我看来，即便布莱克伯恩不坦白，也没有科学上的理由需要去解释史密斯—布莱克伯恩实验的结果。因为对现象的报道从未满足我上面指出的那些最低限度标准中的任何一条。　　我们应该把个人信仰与科学证明严格区分开来。不用说，黑尔、华莱士、塔格和普索夫本人全都坚信他们所报道的确实是超常现象。可是科学事业的总精神，是要使现象和数据令人确信不疑。科学家在他们自己的研究领域里，都知道他们的个人信仰实在不值一文。不管他们个人是如何坚信不疑，他们知道，他们必须提出有力的证据以使之满足标准化、可靠性、准确性和重复性这样一些最低要求。需要有这些简单的共同标准的原因在于，科学界从以往严酷的经验中懂得，光是个人坚信不疑，极易导致错误。科学的本质绝不容许用个人信仰去代替科学证明。每一位科学家懂得，若要同行重视他的意见，他就有责任提供科学证据。　　克鲁克斯、华莱士以及我们提到的其他科学家看来全都懂得他们的这种责任。可是，当他们声言赞同超常现象时，奇怪得很，他们似乎忘记了最重要的这种区别。只是根据在非标准化的、不确实的和不能重复的条件下得到的观察结果，就硬要他们的科学异同行对他们的结果要么引出自然主义的解释，要么承认那是超常现象。而他们在科学界的批评者则落入圈套，不顾一切地要去解释所报道的观察结果。如果这些心灵学的支持者谈的不是超常现象，我看他们未必会在连最低标准都未达到以前就要求别人进行解释，恐怕也不会有哪位批评者会匆匆去进行解释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根据哪些理由，我们说科学家所报告的他们对所谓的通灵人进行研究所获得的发现并非是“科学”发现。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个人，即使是有成就的科学家，也不可能单枪匹马地进入一个新的探索领域而强行使之成为一个科学领域。科学事业有这样一些特点：它是共同的事业；它是积累的事业；它在一个限定了的概念框架内集中研究一些特定的问题，因而这同一探索领域中的每个人都具有一些共同的气质—类似的训练，一致的语汇，以及在收集数据、控制误差、分析数据发表报告等方面有共同的感受。　　因此，当罗伯特·黑尔从他原来的化学领域转而去研究唯灵现象时，他是从一个有高度结构的成熟领域进入到一个完全无结构的王国，那里没有标准化的程序，没有现成的范例，也没有一致的概念。在从事化学研究时，他对他的助手、学生和杂志编辑负有说明的义务，而这些人，全都有着类似的背景、共同的技术语汇、共同的标准，等等。这种共同的阅历能够从各方面对他的工作进行检查和衡量。在研究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明确的判断标准和别人的评价，随时告诉这位科学家他什么时候是立足在坚实的基础之上，什么时候应该再次进行检查，甚至撤回。当黑尔断言他对某个化学问题完成了一项受到控制的实验时，他在那个领域的同事明确地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他们根据的是他受到的训练，他以往的成就，化学这一领域普遍承认的一般基本规则。　　但是，当罗伯特·黑尔这位有成就的科学家就通灵的神媒进行实验时，他便失去了所有这些防护，脱离了熟悉的环境，得不到别人的检查和评判。他受到的训练和专长本来是在有着严密结构和高度组织化的化学领域，转移到别的有结构的科学领域，他就变成一个外行，得去重新掌握新的语汇、基本规则和范例等等，何况心灵现象测试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有结构的领域。这个领域根本没有一套共同的语汇、程序、基本规则，防范措施等等。不管黑尔如何感情激烈地声言同在原来的化学领域一样，他在这种新型的研究中也完全是在“科学地”工作，这也是无济于事的。这一番分析同样也适用于声言“科学地”研究过心灵说的华莱士、克鲁克斯、塔格、普索夫和其他科学家。　　其实，情况比我说的还要糟糕。所有关于通灵人本事的报告全都是以在一定条件下对他们所作的观察为依据的，这些条件据说排斥了作弊和作其他解释的可能性。通常不止一位观察者在场，但也不尽然。即使有多位观察者在场，他们通常也不是各写各的报告，只不过是同意主持人的报告而已。既然一切都取决于观察的价值，那么这些观察最低限度应该符合可靠和有效这两个标准。　　在过去125年中，某些科学家对所谓的通灵人的研究，没有一项符合社会科学家认为值得信赖的观察所应有的任何一条标准。在涉及人类行为的任何研究中，进行观察的人是关键的因素。当所研究的行为十分复杂或者需要作长期观察时，必须在拟定合适的观察系统之前先作大量预备性的和标准化的工作：判定这个系统是万无一失的；决定对有关行为观察的程度；拟描述的行为的数量和类型；在观察时容许有多大的干扰；怎样记录数据（当场还是事后记录）；等等。观察者必须接受训练，学会运用拟定的观察系统。并非每个人都适于作观察，不合格者必须淘汰。总之，观察系统以及观察者的可靠性都必须有所保证。　　此外，任何一种观察系统都只能在拟定这种系统时所针对的标准环境和场合下才是有效的。如果目标、环境和任务改变了，则必须重新拟定观察系统并对之重作审定。把使用这种观察系统所得到的结果向公众报道，还必须符合有关专业的惯例和技术语汇。　　上面我只是谈到了为使对人类复杂行为的观察具有“科学性”，所必须遵循的准则的一些皮毛。单就这些要求来看，我们就会知道这项工作是如何困难和花费时间了。如果一个研究者要使他的研究具有科学性，那么他只能如此，别无他法。从黑尔直至塔格和普索夫，他们所作的每一项报告，显然看不出曾为他们的观察拟定过任何系统的程序。既未对观察者进行过训练和检查他们是否已掌握有关的观察方法，也没有证明所采用的观察方法是可靠的等等。　　相反他们的任务不是标准化的，甚至各项研究中的任务彼此也不衔接，各个研究者都独自行事各做各的测试，常常还与通灵人串通一气。这样，我们就无法从各种不同情况下所进行的实验中积累起数据，从而也就无从评断他们工作的价值。要想把同一通灵人在不同场合所作的表现拿来比较一番，是不可能的比较不同实验室的结果，也是如此。试设想，倘若在正统的科学研究中各个研究者都完全按照自己的一套想法进行实验，随时随地冒出一些怪念头来，完全不顾别的实验者在做什么，那么，恐怕早就不会有正常的科学活动了。　　从科学的观点来看，整个心灵研究可说是混乱不堪，毫无内在联系。往往是，一位研究者对同一位受试者进行好些不同的测试，而不是在不同条件下去系统地完成一项或几项工作。就拿塔格和普索夫在1972年11月和12月间与尤里·盖勒进行的猜骰子实验来说吧。既然这是一种非常简单而又直接的测试，既然结果又是那样引人注目（八次猜测，八次正确），那么，他们倘若能在盖勒第二次访问时继续下去，在更为明确的和作系统改动的条件下对他再做一些同一类型的实验，他们本可能接近于达到科学证据所要求的标准。一位研究者想通过各种不同的工作去搞清他的“通灵人”估计会有的全部本事，这本没有错。但是这种预备性的普查属于试探阶段，它有助于研究者决定在以后选择什么样的任务来进行系统研究。塔格和普索夫，以及本文中提到的其他科学家的错误在于，他们竟要求人们承认他们从一大揽子预备性实验结果中挑选出来的某些结果是需要加以说明的“科学“结果。　　有一种现象值得科学界作进一步考虑，该现象的研究者自己必须能成功地重复同一工作并对它作系统的考查。但这还不够，至少有两种类型的重复是必须做到的：证明不同的通灵人能够在同一研究中成功地产生结果；证明不同实验室的不同研究者能够对同一通灵人取得成功的结果。　　诚然，有人声言，认为这后一种类型的重复在尤里·盖勒的身上实际上已经做到了。然而，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完全文不对题。在有关研究中，没有一项研究使用了满足我所说的任何一条标准的观察条件。盖勒花在斯坦福研究所的那七周多时间，主要是用来取得令人信服的证据，想说明他能用超自然力的手段弄弯金属以及还有其他一些意念致动效应。塔格和普索夫承认，他们完全未能取得这样的证据。相反他们只是断定盖勒有某种超常的透视能力和心灵感应能力。然而，在伦敦大学彼此独立工作的两组人，伯勃克学院的物理学家报告他们成功地观测到了常念致动效应，而金斯学院的约翰·泰勒观测到的则又是另一些意念致动效应。这两组科学家甚至未曾试图从盖勒那里取得据说在斯坦福研究所观察到过的那类超感官知觉的实验结果。　　本文开头我讲到问题的关键是，当一位科学家宣称他亲眼目睹了所谓的通灵人所表演的超常现象时，有兴趣的外行人怎样才能去搞清由此而产生的赞成意见和反对意见的意义。我还提供了125年间持赞同意见的一些例子，从罗伯特·黑尔开始到现在为止。所有这些支持说法全都遭到了科学界的强烈反对，备受怀疑。每一位赞同的科学家也都受到了攻击，而且这种攻击多少带有偏见，不大公正。另一方面，受测试的“通灵人”的名誉多半也不大好，往往在其他场合行骗被抓住过。有时候还有间接的证据，表明有关的科学家的报告由于一种或多种缘故是不值得信任的。然而我又分析说，想要用真实的或想象的缺陷去把这些报告否定掉的做法定会走入歧途，适得其反。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那无数的可能性中究竟哪一种可能性——我们绝不会有把握地知道，因为我们不可能去调查原来的情况——会是产生原始报告的原因，问题在于在科学质询的法庭上，所报告的结果是否站得住脚和是否能重复出现？是否的确有在科学的条件下通过可靠的和系统的观察而见到的超常现象或关系？一件事物绝不会因为它是由杰出的科学家做出的或者被他宣布是在科学条件下观察到的，就自然而然地被赋予“科学性”。除了要有在一个给定问题上具有共同情趣和共同追求的一批人而外，观察还必须是按照业经考验的标准程序做出的，观察者和使用的仪器必须十分可靠，报告的数据必须合乎规范，实验安排和任务必须是普遍采取的或者是已标准化了的。此外，如果报告的是异常结果，同现有理论和命题相悖，那么这些结果更必须在多种不同条件下加以研究，应该能够由不同实验室的独立的研究者重复得到。　　在上面一段中，我们概述了一项异常结果是否值得我们作进一步考查和解释的最低判断标准。可是，读者对于自己是否有能力运用这些标准去判断超常现象的报道，恐怕还是没有把握。普通读者多半不易读到原始出版物，只好依靠第二手资料。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否有什么原则可以遵循呢？尽管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真正代替仔细阅读原始报道，然而有些原则还是很有帮助的。至少，根据下面这几个问题就能把通过一般信息渠道公之于众的许多哗众取宠的报道筛除掉：　　1。资料来源的可靠性如何？　　一躲讲，有两种资料来源：熟人的辗转传闻和宣传工具的报道，即所谓第二手资料；有关科学家对他所认定的超常现象的直接报道，即第一手资料。克鲁克斯关于他与弗洛伦斯·库克搞的那些降神会的报道，只在唯灵论的杂志上刊登过，他未曾打算在正规的科学期刊上发表。在这种情况下，原始杂志的性质对有关报道就很不利，因为科学家一般都不翻阅那些杂志。不过，关于尤里·盖勒的匣子内骰子实验的报道是发表在《自然》上，那是一份资格很老的极有声望的科学期刊。这对于有关报道当然十分有利，因为这意味着有关报道曾经过三位独立的科学家的审定。　　《纽约时报》、《科学美国人》和大众广播作为第二手资料来源，多半要比五花八门的小报、充斥街头巷尾的各色杂志和商业广播可靠一些。当前者声明有关报道是转引自科学期刊或者某次科学会议上的报告时，那至少已经过初步地甄别。但是，如果原始材料来自别处，也不必认真对待。如果第二手资料来源本来就是小报和商业广播，那就根本不必理会。　　2。报告所依据的研究工作是以前做的还是最近做的？　　一个外行人，对于根据不到一年以前的研究工作所断言的超常现象的报告应特别持怀疑态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科学家在正统的科学领域总要等待一年以上才肯公布自己发现的一种新现象，可是他们却急着根据一两次短期实验公开表示支持超常说法。而不愿花时间仔细考查他们所见到的现象。如果第二手资料报道的是几年前就开始进行的一系列研究，那么有关结果就要可靠得多。遗憾的是，新闻工具喜欢渲染“新的”和“最近的”突破，这正是“新闻”的特点。恰好是那些最近发现的尚未搞清楚的成果，新闻工具认为最值得报道，在多数情况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和进一步考查，最初看起来象是超常的现象得到澄清，不再具有神秘色彩，这时新闻工具也对它失去了兴趣，而去赶时髦，另外寻找起来自实验室的热门新“奇迹”来。　　3。原来的研究者是否能重复做出他的发现？　　克鲁克斯至少还报道过在好几个不同场合凯蒂·金显灵的事件，而其他所报道的通灵人的特异表现，许多都只不过出现过一次。不知什么道理，塔格和普索夫再没有重复做过猜骰子实验，按说那种实验非常容易。　　4.有关现象是否由其他实验室另外的研究者重复发现过？　　如果一位科学家宣布他发现了一种新的化学元素，整个科学界只有在其他一个或几个实验室独立地证实了这一发现之后，才会对其进行鉴定。对于声称难倒了一切自然定律的事件，我们对它的要求自应更加严格。可是，有关这个问题的报道，没有一个例证是被不同的实验室证实过的。　　5。原始报告是否符合观察人类行为应遵循的标准？　　关于这个判据的内容，前面已经详细讨论过了。这个判据，是在我仔细分析过的已完成的一些报告中最容易被忽视的。有关的描述不仅不符合客观性、可靠性、有效性和明确性中的任何一条，而且总是写得非常简单，不合规格。这一类描述所依据的实验条件没有现成的观察标准和记录标准，所以它们本应比通常的科学报告写得更详尽一些。可惜，实际情况总是正好相反。　　我们再来看尤里·盖勒的猜骰子实验。对于这样一项有可能十分重要的实验，细节描述竟然残缺不全，粗略得简直不值一提。我们只是被告知，“把一粒3/4英寸大小的骰子放在一个3X4X5英寸的钢匣子里。”关于骰子的成分等其他情况，则只字未提。事实上，原来的报告非常含混，我们甚至不知道在所有十次测试中使用的是不是同一粒骰子。塔格和普索夫后来在他们的一本名叫《心灵研究》的书中谈到这项实验时又有所补充，即提到那粒骰子和所用的匣子是由斯坦福研究所提供的，骰子上还编有记号。如此看来，在所有十次测试中使用的应是同一粒骰子了。可是另外一个叫威尔核姆的人，他曾花相当多时间与那次实验的有关人员交谈过，却又写道：“使用了许多粒不同的骰子，每一粒上都蚀刻有一个供辨认的记号，以防暗中偷换。有时候，实验者用的还是一粒透明骰子，以担保盖勒没有用一粒内部藏有微型发报机的特制骰子。”如果是这样，那么在实验中是用了好些不同的骰子。为什么原来的实验者不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一点呢？原来的报告只是说，盖勒是在实验者或盖勒本人知道匣子里骰子哪一面朝上以前写下他的猜测。可是，谁打开匣子验看里面的骰子，原来的报告中提也未提。威尔赫姆的叙述要具体一些，实际上也更有利于原来的实验者。他告诉我们，是盖勒画出他猜想的骰子朝上一面的点码，然后展示在电视摄象机前。可是，塔格和普索失根本未提及曾用电视录象机录下过实验过程，无论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还是在他们的书中，都没有。很可能，并非每次测试都录过像。他们的“科学”报告没有提到谁是观察者，谁是摇动匣子的研究者，以及他们又怎样确保盖勒无法偷看。（针对别人的批评，他们在他们的书中断言盖勒没有机会偷看到匣子里的东西，却没有告诉我们他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去防止他偷看。）关于那次实验的物理安排，诸如实验的具体地点，盖勒坐的位置，等等，他们也是什么也没有说。读者自然会以为，那次实验是在斯坦福研究所的一间实验室房间里坐着进行的。可是令人惊奇的是，在威尔赫姆的叙述中又有如下的一段：“有几次测试是在盖勒下榻的客房中进行的，由盖勒本人摇动骰子。当问及这样的测试安排漏洞很大，他有可能控制骰子的滚动时，普索夫回答说、盖勒把匣子摇动得很凶，以致不可能在摇动中作假。”　　我们还获知，盖勒在猜想骰子哪一面朝上时，有时把双手按在匣子上。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强烈地感到，原报告的作者不仅未能向我们提供一份科学的报道，反面是作了极不合适的，使人迷惑的描述。　　我想，上面给出的一些简单判据已足以盖住科学家支持心灵说的差不多全部报道。在过去125年中竟没有一份这一类报道经受住严密的科学检查。这一点真可令人清醒。当我面对公众分析黑尔、华莱士、克鲁克斯和策尔纳这些人的事例时，听众中有几位物理学家对我说，由于自然科学已走过很长的路程，我们现在已经懂得更多的东西，今天已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错误百出的报告了。然而，事情仍然十分糟糕。今天由训练有素的科学家提出的关于尤里·盖勒、特德·塞罗斯以及其他当代通灵人的报告，在其科学的严密性方面一点也不比一个世纪以前他们的前辈们强多少。相反，克鲁克斯的那些关于他与丹尼尔·霍姆进行的实验的报告，尽管漏洞不少，就提供科学证据而言，恐怕比后来发表的支持心灵说的报告还要高明得多。　　对于那些愿意研究所谓的通灵人的说法的科学家，我无意同他们过不去。的确，这些人甘愿冒毁誉的危险，不怕讥笑，大胆进行研究，对于科学的长期进步恐怕还是好事。问题似乎在于，这些科学家没有认识到，为了使他们的研究植根于一种科学的根基之上，他们应该做些什么。作为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标准化研究程序、仪器设备、变量、控制办法、概念、数据分析等等，都必须一切从头拟定和设计。经过试验、调整来确保其可靠性。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恐怕还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单独完成的。在打好这样的基础之前，企图动摇现有科学体制的科学家就不应责怪他们的意见被人不屑一顾。因为，要求他们的科学界同行在当今科学文献浩若烟海的情况下花时间去认真对待他们报告的奇迹，就是要求科学界丢弃使科学成为今天有力的智力工具的那种一贯的努力。　　作者简介　　雷·海曼，美国俄勒冈大学心理学教授。他毕业于波士顿大学，于1953年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他的专业是实验心理学，但当过魔术师，曾靠表演心读法和催眠术赚钱读完中学和大学。因此，他经常充当顾问，协助通讯和杂志社对所谓的通灵人（其中就有尤里·盖勒）进行研究。他得到过各种荣誉，曾被授予富尔布莱特奖学金。　　（王鸣阳 译　　张龙 校）九、论双重标准巴厘·辛格　　1962年，J·V·麦康内尔和他的同事宣称，虫子吃了被碾死的同类以后会因此获得死虫的记忆。麦康内尔试验的具体做法是，每发出一次光线就紧接着对涡虫进行电击。这样反复进行多次后，虫子就会在一旦感到有光线照射时立刻蜷缩起来防御电击。继之，把这些虫子碾死喂食别的涡虫（涡虫是一种有同类相食习性的虫子）。后者在吃了同类以后一天内便显示出有了蜷缩身躯的习惯，虽然它们自己未经训练。　　这些戏剧性的结果使科学界，特别是研究脑功能以及记忆的科学家们大吃一惊。它似乎表明记忆是作为一种化学型而非结构型的代码储存在脑子里。但是，对特定的化学变化竟能产生特定的记忆这一点，许多科学家都表示怀疑。相比之下，人们自然更倾向于认为，几十亿脑细胞中少数神经细胞的结构变化或者细胞间各种联系的变化才是特定的记忆或知识代码的依据。即使记忆是化学代码，认为特定的记忆能够通过一个生物体吃掉另一个生物体而彼此转移的想法看来也是不合理的。当然，这些结果如果是真的，它们的意义就会是非常重大的。科学家曾经设想用吞服一种药丸的方法来达到大学教育的水平。于是很快又传开了这样的笑话：把年长的教授剁成肉酱让年轻的吃下去。这样一来科学家们开始重复和扩大前面说过的涡虫实验。　　涡虫同类相食这件事是很引人入胜的，它能说明科学标准的问题。下面还要简略地谈到另一则调查的案例，请读者们注意虫子同类相食同心灵研究这两者之间的相似处。　　麦康内尔的惊人突破很快就遇到了麻烦。别的实验室里的科学家在重复这项实验时遇到了困难。首先，他们做不到让虫子学会些什么；就是学会了，也做不到通过同类相食转移学到的东西。当时我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系研究生，学校的研究工作人员向麦康内尔的合作者A·雅各布森请求协助，但也没有用。伯克利小组还是无法重复这项实验。最后七个不同实验室（包括伯克利在内）的23名科学家于1966年联名写信给有威望的《科学》杂志，声明他们无法重复　实现麦康内尔的实验结果。信内写道：“一个确定的结果应当具有能被证明的可重复性和普遍性。遗憾的是，与普遍性和可重复性有关的论据看来都是否定的。”这一段外交辞令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们不相信这个结果。”　　麦康内尔和他的同伴则继续坚称他们的实验结果属实，而且可以重复。麦康内尔在几年以后发表的一篇带有讽刺性的评论中指出“虽然有好几千名中学生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能做到训练涡虫及重复转移的实验，但为数不少的老资格研究人员却不仅不入其门，还老在那里大声抱怨。”　　1967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再次邀请A·雅各布森来校给心理系教师和研究生做关于涡虫的记忆转移和他本人在这方面的工作的学术报告（我也是听众之一）。在谈话中，雅各布森对实验程序的某些重要部分好象没有把握。雅各布森说，他没有把有某种特定记忆的虫子全部喂给没有这种记忆的虫子吃，而是用前者配制成一种RNA（核糖核酸）化学制品给后者注射。他说就是这种注射液产生了记忆转移。当被问到注射剂量是多少时，雅各布森答说是虫子平均体重的两倍。有人提出实际上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时，雅各布森好像有些迷惘，不知所措了。当被问到为什么别的研究工作者很难重复实验时，雅各布森答道：“因为他们对虫子没有同情心。你们对虫子必须抱有同情心才行。”换句话说，虫子和持怀疑态度的实验人员之间的关系没有摆对。　　这个说法使听众不太满意。如果一项结果是正确的，真实的，它应当可以由别的实验室里的别的研究者重复实现。对于任何只能在某些时候、某些研究者取得的实验结果，科学家是深表怀疑的。这种现象很可能是一种侥幸的成功，偶然的结果，或者是研究人员的方法错误。而涡虫记忆转移的实验，甚至在另一间实验室里由原来的实验人员精心指导，也没有成功。至于雅各布森把重复实验的失败归咎于研究人员没有做到与虫子感情交融，则更是一种奇谈怪论。化学的记忆转移即使在观察者没有做到同虫子感情交融时也应该发生。如果说，是对虫子采取的实际措施发生了作用的话，那么这些能够取得确定效果的实验措施是应当可以观察得到和加以详细说明的。不然的话，“对虫子没有抱同情心”这句话便是纯粹的遁词了。　　目前，涡虫研究仍然是桩悬案。又有人建议用其他物种做实验，认为这样会得到更明确的结果；因此化学记忆转移的研究工作，特别是用其他物种进行的研究，已经加快了速度。　　超感官知觉(ESP)同“涡虫记忆转移”有异曲同工之妙。研究ESP的历史以及科学家对它的态度同“涡虫研究”的情况非常相似。官方科学家把超感官知觉选出来进行讨论并不是出于什么偏见。无论是涡虫体内的化学记忆转移，还是超感官知觉，除非这些现象能够重复，不然就没有办法阐明它们的性质，也没有理由推论它们的真实性。因此，超感官知觉不是科学的双重标准的受害者。　　然而，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科学家对超感官知觉抱有偏见。有人主张，超感官知觉不是变幻不定，不可控制，不可重复的实验室现象。相反，他们断言，灵学研究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实际上，就是拿通常的科学标准来衡量，超感官知觉现象也已经被确认，而传统的科学家甚至不屑阅读确立这一事实的研究材料。虽然不见得所有的灵学家都会下这样的断言，但是象C·塔特这样多年来处于领导地位的灵学家却一再猛烈抨击这种科学的双重标准。塔特声称，证实灵魂现象的无懈可击的科学研究工作数以百计。他断言，灵学家“多年来在三家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大量证实超感官知觉的文章，资料可说是极为丰富的。目前，总的情况是，若干基本的灵魂现象的存在已经确立，不容有任何怀疑。”他说，官方科学界的怀疑态度“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科学团体对质量差的实验和不充分的论据的合理否决，它只是一种偏见。灵学研究到底说些什么，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茫然无知，而且还采取了不屑一顾的偏执立场。”　　看来答复这个问题恰当和公允的办法是对塔特本人的灵学研究进行一番评价。1976年塔特发表了一项引人入胜的实验报告，说他科学地证明了灵魂出窍的现象。塔特实验室邀请了一个自称经常有灵魂出窍的体验的女人。这位Z小姐在入睡后有时会感到自己的“灵魂”从躯体中漂浮出去，而且看到自己躺着的躯壳。为此，塔特设计了一种试验方法来测定这种体验是真的还是梦境。Z小姐在塔特的实验室里睡了四个晚上，“在一张舒适的床上。正好在一扇观察窗的下面，我可以随时从那里监视她是不是起来搞什么鬼。晚上，在她头部固定好脑电波测试电极，由于联接得很巧妙精细，她是不可能离开床的。另外，在她床上空离地面7英尺高处放一块搁板，我随便选了一个五位数写在一张纸上，再把它平贴在搁板上——只有升浮到天花板近处的人才能清楚地读到这个五位数。”Z小姐如果真能离开她的躯体，她应当设法漂浮到搁板的附近，以便读这个数字，然后在第二天早上告诉塔特。　　Z小姐说，头三个晚上有过几次灵魂离体的体验，但是看来她没有漂游到离搁板足够近的地方，所以没有读到数字。最后一夜（第四夜）过去了，她一大早醒来即报告了又一次灵魂出窍的体验，并且准确地说出了这个五位数字。塔特考虑她是否会事先藏起几面镜子搞欺骗。随后又认为这个假定太荒唐。我想，这一次研究主要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接受象灵魂出窍这样确实奇异的现象作为课题，在实验室里研究它，让它在实验室里发生。而且你还可以把它当作证据证明灵魂出窍的体验是真实的，就是说，你确实能够从你的肉体以外的某个地方（超感官地）感觉事物。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是十分荒谬的，荒谬之处就在于：只做了一次实验，只有一个实验对象，只得到一次正面的观察结果，就公开宣布已经证实。正规的做法是，一个科学家在把这种极富戏剧性和本质上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付诸报刊之前，应当一而再、再而三地多次检验他的观察结果。还有，哪怕是在科学知识方面最天真的读者也能想见，这次实验还缺少一些最基本的检查手段。首先，这个女人应当处于不间断的观察之下——仅仅一扇观察窗不足以构成充分的控制因素。其次，应有一架红外摄象机，记录下她的每一个动作。第三，她应当睡在一个闭锁的玻璃或金属笼里。任何一个曾经在头皮上固定过脑电图电极的人都知道，电极的联接并不是那么“精密，灵巧”的，它们允许实验对象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而且这些电极联接导线有多长，有什么特性，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无法估计发生了什么事。不过，看来完全可以想象到，Z小姐曾经迅速地从床上站起来，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偷看了搁板上的字条。　　我发现，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实验至此顿告中断，因为“Z小姐离开了我的实验室所在的这个地区到别处去了”。如果灵魂出窍是真的，它必然是本世纪的一个重大科学发现。要是我真正相信我找到了一个象Z小姐那样的实验对象，能够帮助我证实灵魂出窍的话，我会跟随她到天涯海角，我会倾家荡产来支付她继续同我合作的酬金。　　看来，说这项研究不科学是公允的。它是一帧科学讽刺画，我认为塔特还会举出成百幅确证灵魂现象的漫画来。我不是说，所有或者大部分的灵学研究都有这样严重的缺陷。其中不少在方法上还是合理的。实际上，有一些最好的研究正是C·塔特做的。然而我仍不能同意塔特和另一些人的主张：关于超感官知觉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明确而有结论意义的结果。依我看，那些方法正确的研究一般并没有得出确定性的结果。而那些声称取得戏剧性以及表面上有说服力的结果的研究则往往同上述实验一样，在方法上是荒谬可笑的。我不能同意说，我和我的同事们做出的判断代表了一种双重的标准。我也不能同意说，我由于缺乏对于灵学著作的透彻的理解，就代表了“无知和偏见。”相反，我颇引以自诩的正是偶然也阅读一些似乎有前途的灵学著作，而这种前途到头来十有八九是一场梦幻。报道如上所说那种研究的有关作品，是不值得花费时间去大量阅读的。　　当我获知某些可靠的实验程序，使我能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对灵魂现象（如同对任何一般的科学现象那样）进行观察，当我读到的灵学著作中令人信服的结果经得起严格的科学标准的检验时，我会开始相信有灵魂存在的。这些态度代表了平常的科学标准，不是“双重”标准。某些灵魂研究者在我们仅仅应用惯例的科学标准时就指责科学家的个人品质，要求我们接受实际上不能重复发生的现象，还批评科学界对于大量的据云“真实”的灵学研究茫然无知。然而这种研究却有很大部分实属荒谬可笑。我深信，正是这些灵魂研究者们本身才理应受到使用了双重标准的谴责。　　（长弓　译　　蔡伟蓉　校）十、微妙的差别艾萨克·阿西莫夫　　什么是生，什么是死，我们怎样去区分生和死？如果我们对比的是活人和石头，问题就不存在了。　　人体由某些与蛋白质，核酸等生命物质密切相关的化学物质组成，而岩石则并非如此。另外，人体还表现出一系列的化学变化，构成“新陈代谢”。通过这些变化，食物和氧转化成能量、细胞组织和排泄物。结果，人类把简单物质转化成复杂物质，不断生长和繁殖。这在表面上（也仅仅在表面上）违反了热力学第二定律。而岩石不能如此。　　但人类和岩石对比显示出的生死差别过于简单，因此显得无足轻重，也无助于我们解决难题。我们应选择更为复杂的例子。让我们不去考虑并对比人和岩石，而是谈谈活人和死人吧！　　事实上，我们不妨把情况考虑得尽可能困难一些。我们要问，在一个人死亡前后的短暂时间里，比如在死亡之前五分钟和死亡之后五分钟的时间里，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呢？　　在这十分钟内，出现了什么变化呢？　　人体的各种分子，全部蛋白质，所有的核酸，都一一俱在。然而，某种东西不复存在。因为，死亡前人体中一直进行着（不管多微弱）新陈代谢和自我适应行为，但死后就不再进行了。　　对这一问题早先有一种推测，认为是血液。不难想象，血液和生命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这种联系较之人体其他细胞组织与生命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和内在。失血，终归会使人越来越衰竭，直至死亡。那么，或许血液就是生命的本质，抑或事实上就是生命本身。　　在《圣经》中可以见到遗留的这种观点。《圣经》内有多处把生命和血液等同看待。例如，洪水过后上帝曾教导这次大灾难中幸存下来的诺亚及其家人，告诉他们可以吃什么以及不可以吃什么。上帝告诫说：“汝等不得以有生命，即有血液之肉体为食”。在关于食物的另一段叙述中，上帝的话就更为明确了。他说：“切记，汝等不得食用血液，血液即生命；汝等亦不得食用有血有肉之生灵”。　　显然，生灵是上帝恩赐之物，所以不能食用。不过，血液七旦流尽，余留下来斥只是尸体，而且永远死去,故而可以食用。基于这种观点。植物没有血液，也没有真正的生命。只能作为食物的来源。　　《创世纪》中引用了上帝在人类刚刚创生时所说的一段话：“看哪！我已赐予汝等孕育种子的各种草本植物，它们遍布于大地的表面；我还赐予汝等各种树木，树上生有能结种产籽的果实，可供汝等食用，亦可供地上走兽、空中飞禽以及地面爬行之一切生灵食用。凡有生灵之地，我均赐予各种食用植物。”　　他把植物说成是“结种”“产籽”的，而只有动物才“具有生命”。　　当然，今天我们不再进行这样的区分。植物和动物一样具有生命，植物的汁液履行动物血液的功能。然而，即使单纯就动物而言，血液论也站不住脚。尽管大量失血必然导致死亡，但反之却不然。不流一滴血，也完全可能使人丧生，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很明显，既然不丢失任何物质，死亡也能发生，那么，人们必须在某种比血液更微妙的东西中去寻找生命的火花。　　那么，是不是呼吸呢？所有的人，所有的动物，都要进行呼吸。假如我们考虑到呼吸，就会发现，把呼吸做为生命本质要比血液恰当得多。我们不断地呼气，然后再吸气；不能吸气，就会导致死亡。如果一个人的气管受压迫，或者喉咙里卡了一块骨头，或没入水中，不能吸气，那么这个人就会死亡。.丧失呼吸能力和失血一样，无疑是致命的；而且，丧失呼吸能力会更快地致人于死地。　　此外，对于血液来说，失血会导致死亡，反之却并非如此，人在不流血的情况下也可以死去;而对于空气来说，反过来的情况则可以成立。只要不丧失空气，人就不会死亡。一个人，不管他多么虚弱，不管他多么接近死亡，只要还活着，就要呼吸；但死了，呼吸也就停止。而且，呼吸本身是一种非常微妙的东西，既看不到，也摸不着。在古时候的人看来，呼吸是非物质的，但它恰恰是一种反映着、并理应反映着生命本质的物质，因而也反映生死之间的微妙差别。　　例如，《创世纪》中这样描述了亚当的出世：“上帝用泥土做成了一个男子，向他的鼻孔中注入生命的气息，于是这个男子就变成了活人。”　　在希伯来语中与“呼吸”相对应的词译成英文是“灵魂”（“精神”）。从“呼吸”到“灵魂”似乎是引伸过分了，其实全然不是如此。从字义上看，这两个词是相同的。拉丁语“Spirare”（使精神振作）一词的意思是“进行呼吸”（动词），“Spiritus”（精神）一词的意思是“呼吸”（名词）；希腊字“Pneuma”（精神）一词的意思是“呼吸”，它也用来表示“精神”。“Ghost”（鬼魂）一词是从一个意思为“呼吸”的古英文字衍生而来的。“Soul”（灵魂）一词从何缘起，尚不能确定，但我确信，假如能知道它的来源，想必也是出自“呼吸”吧。　　因为在英语中我们有一种采用拉丁文和希腊文派生词的癖好，而后忘却了那些传统单词的本意，结果就夸大成本不属于它的概念。　　我们常说“Spirits of the dead”（“死者的精神”或“死者的灵魂”），如果我们说“breath of the dead”，其意义完全一样，而且毫不牵强“Holy Ghost”和“Holy Spirit”两词（均为“圣灵”之意）完全是同义的，其本意都是“God's breath”（上帝的灵魂）。　　有人可能争辩，单词字面上的含意并不具有什么意义，最重要最深奥的概念必须用普通的单词表达．因此，这些单词的含意来源于概念，而不是相反。　　是的，如果有人相信超自然的新发现可以使知识充分发展，那么，他可能会接受这种看法。但我认为，知识往往来自于下面的反映，来自于观察，来自于简单而并不深奥的想法，这种想法形成原始的概念。当知识积累得越来越多时，概念也就逐渐趋于复杂和抽象。因此，蒙上几千年深奥哲学色彩的词源学乃是追溯原始思想的线索。我想，人们开始是以一种完全质朴和直接的方式注意到呼吸和生命之间和联系，后来才产生了精神和灵魂等哲学和神学的概念。　　人的灵魂（精神）也像赋予它名称的“呼吸”那样，是无形的和不具有个人特点的吗？所有死者的灵魂都混杂在一起成为均匀统一的生命体吗？　　这是很难令人相信的。毕竟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人与人在各种细微末节或不很细微的方面是不同的。似乎可以这样想象，每个人的生命本质在某些方面与其他人的不同。所以，每个人的灵魂会保持这种不同并能以某种方式使人联想起它曾经依附并赋予生命特性和个性的躯体。　　如果每个灵魂都保持将它的特点赋予躯体的特征，那么就会产生一个吸引人的设想：灵魂能以微妙、轻盈而飘渺的方式保持它所依附的躯体的体态和模样。通常，梦见已故的人——如死者仍然健在，这一事实可能有助于形成上述看法。从前，人们把梦看作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信息（就这一点来说，现代也是如此），因此对梦十分重视。这似乎是一种有力的证据，说明灵魂和灵魂所脱离的躯壳是相像的。　　如果不是为了其他原因，而仅仅是为了庄重起见，这样的灵魂通常都被描绘成身裹形状不定、好像由闪亮云彩或夺目光辉构成的白色长袍。当然，这就产生了鬼魂和幽灵身裹尸衣的连环漫画。　　进一步，自然可以想象，灵魂是不朽的。生命的真正本质如何能死去呢？一个由物质构成的实体可以根据它是否具有生命的本质而确定其生或死，但生命的本质却只能是活的。　　与这种说法相类似的是，海绵可能是湿的也可能是干的，这取决于它是否含有水分，但水本身只能是湿的；或者说，房间可以是亮的，也可以是暗的，这取决于阳光是否通过房间，但阳光只能是亮的①。　　①你可能对这两点都有争议。你会说，当水在温度很低结成不融化的冰块或以蒸汽的形式存在时，它不是湿的；而阳光如果是紫外线或红外线时，它看上去是不亮的。但我至少在这段文章中要象哲学家而不象科学家那样去竭力争辩。　　如果存在着各种永生不灭的灵魂，它们能进入刚刚诞生的一团物质使之获得生命，而后又能离去使之死亡,那么必定会有大量的灵魂存在，每个灵魂分别属于一个活人或属于一个即将诞生的人。　　如果其他各种生物也有灵魂，那么，灵魂的数目还要增加；但如果灵魂能够转世，脱离一个即将死亡的躯体转移到一个即将降生的躯体上去，那么，灵魂的数量不会减少。　　上述这两种看法都各拥有一批信徒，有时又彼此结合起来，所以有一些人相信灵魂可以经由动物界进行轮回。一个行为特别不端的人可能会转世为一只蟑螂；反之，一只十分优秀和高尚的蟑螂也可能转世为人。　　然而，不管怎样来解释这个问题，不管灵魂是局限在人类范围还是遍布于整个动物界，或是存在灵魂轮回转世的现象，为了引发生命和夺走生命，必然存在着大量的灵魂。那么，这些灵魂都呆在哪儿呢？　　换句话说，一旦承认了灵魂，就必须设想有一个完整的灵魂世界。这一灵魂世界可能是在地下，可能是在天上，或在另一个世界，或在另一个“层面”。　　或许因为掩埋死者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习惯，最简单的设想是死者的灵魂就聚集在地下。　　人们认为，灵魂最简单的地下住处是一个使人但愿忘却的灰暗世界，就像是希腊语的地狱或希伯来语的阴间。那里的情况几乎像是处于永远的休眠。《圣经》中把阴间描绘成：“那里，邪恶不再使人烦恼，令人厌倦的事不复存在。罪人们长眠在一起，再也听不到压迫者的声音。小人物和大人物俱在，奴仆们也不再受主人的管束。”　　这种虚无飘渺的情景似乎不能使许多人满足。人世间不平引起的愤恨之情使人们想象有一个使恶人死后受折磨的地方，这就是希腊语的地狱或基督教的地狱。　　按照对称原则，也需要有个为好人安排的快乐去处，那就是基督教的天堂，希腊神话中的极乐岛，凯特尔人传说的苹果岛，印第安人的天国和北欧神话中的英灵殿。　　结构巨大的末世学①完全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活人会呼吸而死人不会呼吸，活人总是极力要去相信他们不会真的死去。　　①研究死亡、末日审判、天堂、地狱等　　当然，今天我们了解到，呼吸与生命本质并不比血液与生命本质有着更多的联系；这就是说，呼吸和血液一样，仅仅是为生命服务的。呼吸既不是无形的，又不是非物质的。它并不神秘。和身体其余部分一样，呼吸是物质的，乃由一些原子组成，而且这些原子并不比任何其他原子更为神秘。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相信死后有灵，即使对于那些了解气体、原子和氧气作用的人也并不例外。为什么会这样呢？最重要的原因是，不管有无证据，人们仍然愿意去相信；并且因为这样做了，就产生了一种即使知道荒谬也偏要去相信的强烈欲望。　　《圣经》谈到了精神、灵魂和死后有灵。其中有一段是说，索尔王（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甚至叫一名女巫把已故萨穆尔王的灵魂从阴间请来。对于大众来说，这已足够了。但是在我们世俗观念甚重并怀疑宗教教条的一代中，有许多人并不真正喜欢不加区别地接受那些出现在古代犹太人传说和诗歌汇集里的说法。　　当然，不乏目睹者的见证。我怀疑有多少人会说他们看见过鬼魂和幽灵，或许有成千上万。没有人会怀疑他们这们说过，但任何人都可以怀疑他们是否真正看到过他们所说的目睹的东西。我不能设想一位有理性的人会接受这些传言。　　一批唯灵论的狂热信徒宣称巫师能与灵魂世界打交道。这种活动风靡一时。尽管戮破过无数大骗局，但受它诱惑的不仅有未受过教育的、愚昧的和头脑简单的人，甚至还包括像A．C．多伊尔和S．O．洛奇那样非常理智和富于思想的人；不过，绝大多数有理性的人根本不相信唯灵论。　　此外，大约在二十年前，有一本名叫《搜寻布赖蒂·墨菲》的书，其中设想了一个死去已久的爱尔兰女人把灵魂附在某妇人身上，只要女主人处于催眠状态，人们就可以与死去的爱尔兰女人通消息。有一个时期，有人把这作为死后有灵的证据。但现在人们已不把它当作一回事了。　　不过，究竟有没有可以认为是科学的、合理的证据来证明死后有灵呢？　　就在目前，有人断定存在着死后有灵的科学证据。　　一位名叫伊利莎白．库布勒．罗斯的内科医生一再就此提出看法。她说，她从临终病人那里得到了似乎可以表明死后有灵的证据，而且关于这一题材的书籍正在连篇累牍地印刷出版。当然，每一种这样的书籍在轻信者当中保证都会销量不少。　　按照目前出现的一些报道，有些人似乎曾在一段时间内处于"临床死亡"状态，但他们仍竭尽全力牢牢抓住生命不放。恢复生机后，就述说了他们“死去”时的体验。　　显然，他们还保留着意识，朝下注视着自己的躯体，穿过黑暗的地道，看见了已故亲友的灵魂。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可能遇到一个浑身闪闪发光、热情而友好的灵魂，想指引他们到什么地方去。　　这种说法能有多少凭证呢？依我看，根本没有。　　但也无须设想“死”人谈他们的经历时会说谎。一个濒临死亡、被认为处于“垂危”状态的人，虽然还有神志，但他的神志已不能正常运用。如果人的头脑不是因酒精、麦角酸二乙基酰胺①、缺乏睡眠等任何原因而失去正常活动能力，那么，它在人处于“临床死亡”时也会以大致相同的方式产生幻觉。行将死亡的人往往会体验到自己盼望经历或愿意经历的种种情景。（顺便说一下，没有一则报道是谈到地狱或恶魔的）。　　①一种麻醉药物　　死后有灵论者反对这种看法。他们认为来自一切生灵居住之地的人，甚至来自在不信基督教的印度的人们，都在谈论着类似的传闻，这使得他们相信死后有灵是客观和真实的。 对此，我不能接受，理由有二：　　第一，关于来世的说法遍及世界。几乎所有的宗教都相信有来世，而且基督教传教士和西方通讯技术已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各种看法传播各处。第二，无论经历过哪种幻觉的人，在世界杯过来后仍可能处于虚弱和迷糊的状态，但他们不得不叙述自己的体验，要他们以取悦于提问者的方式叙述自己的体验又是何等的容易。而提问者往往又是热衷于死后有灵的人，极力希望引诱出合乎需要的材料。　　无数法庭审讯案件的经验都清楚地表明，即使一个人尽可能真诚地发誓，处在刑罚的威胁之下，也会记错、自相矛盾和胡乱作证。我们也知道，一位聪明的律师，通过适当的提问，就能从正直、诚实和明智的证人那里诱供出几乎任何一种证词。这就是为什么有关证词和询问的法规必须十分严格的原因。因此，要让我对一位垂危病人在某个忠实信徒热切提问下所诱发出来的话予以任何重视，那是要大费周折的。　　假使那样的话，我先前所说人从生到死这一过程必须发生了某种变化并导致了某种差异，而这种差异又和原子和分子无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种差异既不涉及血液，又不涉及呼吸，但它必须和某种东西有关。　　情况的确如此。人活着的时候有着某种东西，死后就没有了。这种东西是无形的，构成了生死之间最微妙的差别。　　活的组织不仅由复杂的分子构成，而且还是由排列复杂的分子所构成。如果这种排列开始趋于混乱，人就生病了；如果这种排列完全混乱，人就死亡。　　这时分子虽然一一俱在并保持原样，但生命却终结了。　　让我介绍一种类似的情况。有一个人用成千上万小砖块建筑了一个复杂的建筑物。这个建筑物采用中世纪城堡的形式建成，具有塔楼、吊门、内部牢房等等。任何人站在远处注视峻工后的建筑都不会看到一块块的小砖,而只是看到了城堡。　　现在我们想象有一只巨手从天而降，打乱了构成城堡的全部砖块，把一切东西都弄成了不成样子的一堆破烂。所有的砖块都还在，没有一点丢失。所有的砖块都毫无例外地仍保持着原样，未受破坏。但是，城堡到哪里去了呢？　　只有在砖块排列好了时，城堡才存在；排列一旦被破坏，城堡也就消失，哪里也找不到了。城堡本身已不存在，砖块排列有序，城堡自然建成；砖块排列无序，城堡也就无影无踪。　　根据我的观点，我体内的分子以极复杂的形式独特的模样排列着，不同于任何其他活着的生物体。在此过程中，我一点一点地发育着，直到长成为一个我称之为“我”的有意识的东西。仅仅当分子处于有排列的状态时，“我”才存在。当分子像我死去时那样永远失去排列时，“我”也就永远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