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羊舌赤是个人才，可以接班。”晋侯便采纳了祁黄羊的意见，不久便任命祁午为中军尉，又任命羊舌赤作其助手，使军队得到较好的治理。祁黄羊荐才，就能一碗水端平。不因你和我有私怨，我就埋没你的才华；也不因自家之人虽有才华，但又顾虑重重，而又不敢荐用。惟才是举，端平一碗水，才能真正做到把事情做好，更能做到为国家效力了。急公好义，仁者归心我们为人处事，要想端平一碗水，必须崇尚公义，这是我国优良传统道德之一。所谓公义，就是以维护群体利益为最高道德原则。我们所提倡的公，无论是指单位、部门或国家、民族，都应当是真正体现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能真正反应民众意志的公，就像大禹为民治水、一心为公那样的“公”。上古时，我国黄河流域经常发生水灾。洪水所到之处，人民流离失所，亟需有人能治理水害，使人民安居乐业。开始，尧委派鲧负责治水，但九年未见大的成效。舜又派鲧的儿子禹负责治水。当时，禹刚结婚仅四天，可是禹为了给灾民解除水患，毅然告别妻子，踏上了治水的征程，这一去就是十三个春秋。他风里来，雨里去，日夜辛劳，三过家门都没有工夫去看一看。他吸取了前人堵塞治水不成的教训，采用疏导的办法，带领百姓开挖河道，修渠筑坝，终于治水成功。禹这种为民治水、公而忘私的精神，感动了千万人，他们尊称禹为“大禹”，就是对他一心为公的崇高品质的赞扬，这样的公才是我们所倡导的。切不可为私欲所左右公的反面就是“私”，下面这个故事则告诉我们为私欲所障的苦果。奇里村长受尽了魔鬼的苦。后来，他决心要找到魔鬼，并亲手除掉它，使村民不再受苦。有一天，村长找到了魔鬼与它打了起来。经过一番苦斗，终于战胜魔鬼，把它打倒在地上，接着拔出短刀，准备下手。但这时魔鬼止住了他，说：“村长，且慢下手，你可以杀死我，但先听我说几句话。”“说吧。”村长说。“你杀死我一点好处也没有，”魔鬼说，“如果你饶了我，你就有好处。”“有什么好处？”奇里村长问。“你让我活命，我保证每天早晨在你枕头下放20个卢比。这样，一直到你生命的最后一天。”魔鬼说。村长一听到这话，就马上动摇了，他想：我打死他，有什么好处？它又不是世界上惟一的魔鬼。魔鬼有千千万万。我饶了它，每天就可以得到20卢比！于是奇里同魔鬼定了协议，放走了魔鬼。第二天早晨，奇里发现枕头底下真的有20卢比。他心里大喜。这样，持续了一个星期。有一天早晨，奇里醒了，手伸到枕头下摸钱。竟没有一个钱。村长感到纳闷，心想，大概是魔鬼忘记了，明天一定会放好两天的钱的。但是，第二天枕头底下还是没有钱。又等了一天，还是没有钱。这时村长冒火了，就出去寻找魔鬼。在同一草原上的同一地方，他们又相遇了。“喂，骗子！”奇里村长对魔鬼说，“你是怎么对待我的？”“村长啊，”魔鬼回答说，“我一连几天给你钱，后来不给了。你不满意的话，我们再来决斗。”村长奇里相信自己的力量，因为已经战胜过魔鬼一次了。可是这一次，魔鬼举起了村长，摔到地上，并且拿出短刀，准备下手。这时村长说：“魔鬼，你可以杀死我，但请允许我提一个问题。”“提吧。”魔鬼说。“一个星期前，我们碰面后进行了较量，我胜了你，为什么现在我们两个都毫无变化，你却战胜了我？”“原因是第一次你是为了正义的事业同我决斗的，而这一次，你找我是为了要钱，为了个人复仇，所以我轻易地战胜了你。”奇里村长与魔鬼的两次决斗，前次出于公心，后次则出于私欲，故胜败结局截然不同。我们做任何事情，如果能端平一碗水，大公无私地办事，就会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相反，倘若私欲膨胀，最终难免失败的下场。大树底下好乘凉挟天子以令诸侯大树底下好乘谅，也就是要拉大旗、做虎皮。利用大家尊崇的偶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即属此类。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曹操胸怀大志，决心改朝换代、统一中原。古代圣贤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曹操一度为自己大动干戈的名义问题而烦恼。谋士荀彧对曹操说：“在历史上，晋文帝接纳了周襄王，各地诸侯便纷纷地投靠他；汉高祖为义帝孝服东征，天下之人都归心于他。自天下蒙难，您首倡义兵以来，无时无刻不感念汉室。现在，天子已到达洛阳，正是您建功立来的大好时机。您若把天子迎奉到许都，至少有三点好处：一可以顺从民心，得到百姓的拥戴；二可以借辅佐天子之机，使各地诸侯顺服；三可以取义于天子，使英才前来投效。到那时，谁能与您相比呢？”曹操闻言大喜，遂亲赴洛阳，将汉献帝奉迎至许都。说是“奉迎”，实际上是“挟持”。自此，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权倾朝野的枭雄。汉献帝虽然是曹操手中的傀儡，但在众将士的心目中，他仍然是皇帝。古代信息闭塞，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正是利用了中庸学中“不获乎上，民不可课而治矣”的原则。得益于两棵“大树”的名将戚继光的功绩与辉煌，则得益于他的两棵“大树”———两个强有力的支持者。早期这棵大树是他的副使谭纶。此人在文官集团中是异数，他精通军事，并在前线建功立业。戚继光在浙江提出募兵计划时，招致文官的一片反对，因为募兵的粮饷开支不在地方财政预算之内，而且文官们不愿看到拥有独立指挥权的武将。时任浙江按察副使的谭纶热烈支持这个计划，并供给戚继光军需装备，使他的计划得以实现。戚继光得任福建总兵，也主要出于他的推荐。1567年，谭纶升任蓟辽保定总督，负有防御京畿的重任。在他的举荐下，戚继光被调到蓟州担任最高将领。让一个外领手握重兵在京畿据守，在文官们看来无异于宫门外伏着一头猛兽，他们给戚继光设置了重重阻碍。这时，戚继光背后又多了一棵新的“大树”，这棵“大树”就是张居正。张居正是首辅大学士，在皇帝尚幼时，他是掌握大权的宰相。张居正雄心勃勃，要改变每年蒙古骑兵侵犯时明军软弱无力的状态，他要重整军备，戚继光进入了他的视野。张居正把故意和戚继光为难的文官不动声色地陆续迁调，又把蓟州境内其他高级将领调往别镇，让戚继光自由展布。戚继光也倾心侍奉张居正。首辅回江陵葬父时，戚继光派了一整连的护卫，可见关系之亲密。朝中有人好做官。戚继光的仕途是一个例证。其实，翻开历史，不难发现，这是一条普遍规律。妙用总统旗号直接沾着边的大树能够派上用场，似乎不为难，而偏偏有些高手，把不直接沾边的大树也能利用上，为己造福，实在是技高一筹。瞧，这个能妙用总统旗号的出版商是怎样发财的。该出版商有一批滞销书久久不能脱手，他忽然想出了一个主意：给总统送去一本书，并三番五次向总统征求意见。忙于政务的总统不愿与他多纠缠，便回了一句：“这本书不错。”出版商便大做广告：“现在总统喜爱的书出售。”于是，这些书被一抢而空。不久，这个出版商又有书卖不出去，他又送了一本给总统。总统上过一回当，想奚落他，就说：“这本书糟糕透了。”出版商闻之，脑子一转，又做广告：“现有总统讨厌的书出售。”有不少人出于好奇争相抢购，书又售尽。第三次，出版商将书送给总统，总统接受了前两次教训，便不作任何答复。出版商却大做广告：“现有令总统难以下结论的书，欲购从速。”此书居然又被一抢而空，总统哭笑不得，而商人却大发其财。这位商人很有经济头脑。他极善于钻营、揣测领导意图，而又变换角度做文章。所以，“获乎上”，也是有道的。切勿赶尽杀绝害人者终将害己留有余地的道理，就是与人方便与自己方便，反过来说，就是害人便是害己。丁戌的故事恰是此证。有一个山东人，名叫丁戌，客游北京，途中遇一壮士，名叫卢强。丁戌见他义气慷慨，说话投机，便结为兄弟。原来卢强是个强盗。过不多久，盗情事发，卢强被抓关进了监狱。丁戌到狱中探望，卢强对他说道：“我不幸犯罪，无人相救。承兄平时相爱，有句心腹话，要与兄说。”丁戌道：“感蒙不弃，若有见托，必当尽心。”卢强便说道：“吾有白金千余，藏在某处，兄可去取了，用些手脚，营救我出狱。万一不能救出，便只求兄关管我狱中衣食，不使缺乏。他日死后，只要兄葬埋了我，剩下的东西，任凭兄取之。只此相托，再无余言。”说罢泪如雨下。丁戌道：“且请宽心，自当心力相救。”于是，便告别卢强，依着卢强所说，到某处取得了千金。丁戌见钱眼开，便想独吞，但又想一想道：“若不救他，他若教人问我，无可推托，把他惹恼了，万一攀扯出来，我这钱财得也得不稳。何不结果了他，倒是落得干净。”于是，他便送给两个狱吏30两银子，说卢强是自己的仇人，要他们借机杀了卢强。从此丁戌白白地得了千金，又无人知他来历，悠哉悠哉，在北京受用了三年。用了七八成之后，他便下了潞河，搭船回家。到了船中，与同船之人正在舱里说些闲话。忽然，丁戌跌倒了，一会儿爬起来，睁大双眼，大喝：“我乃北京大盗卢强也。丁戌天杀，得我千金反害我性命。现在要还我命来！”同船之人，见他声音和口气与先前不同，又说出这些话来，晓得丁戌有负心之事，便好言劝慰了一番，并求丁戌不要死在船上，免得害同船之人不得干净，要吃没头官司。丁戌歇息了一下，回到家里后，终因做贼心虚，船上犯的那毛病又犯了，并且比先前更狠，最后自己拿刀把自己杀了。人生也更应该留有余地供人安身。与人方便，于己方便。这是古人总结出来的处世秘诀。留余地，表面上包含两方面意思，一是给自己留余地，使自己行不至于绝处，言不至于极端，有进有退，游刃有余，以便日后更能机动灵活地处理事务，解决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二是给别人留余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要把别人推向绝路，万不可逼人于死地，迫使对方做出极端的反抗，这样一来，事情的结果没有好处。丁戌的教训，当为人们所吸取。兼容能创造伟大中庸之道就是恰当地居中，而使自己留有余地，留有余地就是不把事情推向极端，推向绝路，就是该左时能左，该右时能右，这也就是一种兼容性，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是人或事可大、可久的道理。就中庸之道本身来讲，它就具备了这种兼容性。在登封少林寺，有一块奇异的碑碣，上有释伽、孔子、老子的三人合体像，一为佛祖，一为儒圣，一为道尊，并刻有碑铭赞语：“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百家一理，万法一门。”尽管教理不同，方法各异，但是最高境界是同一种境界。中庸思想虽然是儒家的主要思想，但佛家的出世、道家的无为，都在告诫人们要趋利避害，处理好天地人的诸多关系，他们的目的基本上是一致的。在我国“五四”运动时期，出现了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潮流，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而这个新文化运动的产生虽在上海，但却是在北京发展壮大的。北京大学之所以能成为它的摇篮，则不能不说是当时推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中庸之道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的功绩。蔡元培，被毛泽东称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使蔡元培成为现代最著名教育家的方法，是中庸之道，一种折衷、调和的方法。蔡元培认为，中庸之道是从唐尧虞时就开始形成的一种道德哲学，并逐渐积淀为中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的特点。这个特点在于善于“从异于求出相同的点，去调和他们，不似欧洲人专从异处着眼。”中庸学说最符合中华民族的社会心理，它“没有过，也没有不及，所以两种相反的性质，如刚柔和介等类，一到中庸的境界，都没有不可调和的。”这种神奇的调和折衷功能，是儒家哲学在中国历史上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原因。相反，墨家、法家、道家等学派之所以失传、或失败、或在少数士大夫中产生消极影响，原因就在于其学说走了形形色色的极端。如他所言，中华民族“在政治中虽偶然有极端主张，如法家的极端专制，道家的极端放任，然而他们的学说，均不久而转变；实行这种学说的，如商鞅、吴起、李斯等专行法治，晋、宋名士的崇尚老庄，也均不久而失败，终不能转到主张中和的孔孟”。也就是说，儒家的中庸学说是中国文化史中最富生命力的学说，也是给后人留下的千秋不二的宝贵哲学遗产。蔡元培所提倡的中庸之道并不是对中国传统儒家哲学思想的简单重复，而是结合现代西方哲学和现实实践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用进化论的观点使中庸成为一个动态前进的过程，用辩证法追求对立的矛盾双方走向统一的可能性。比如，面对“五四”运动前后新与旧之间的激烈矛盾对立，他一方面采取中立的不干预、任其公平竞争的态度，另一方面认为新陈代谢、吐故纳新又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就是说，他相信新旧事物之间通过自由竞争，新事物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旧事物也会自然而然地因失去活力而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他也认为，新旧的交替并不是一方面彻底消灭另一方，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融合。如他所言：“此种进化的结果，并非以新物全代旧物，易言之，即旧物并非因新物产生而全归消灭。”在《高剑父的正反合》一文中，他进一步用黑格尔的辩证法看新旧事物在对立中走向融合的过程。他认为：“世间万物，无不循由正而反、由反而正之型式，而循环演进以至无穷。”这里的“合”明显是讲新旧事物在更高层面的结合，而非一方彻底打倒另一方。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蔡元培的中庸观既是现代的，又是持中的。他并没有因为事物的旧而像对待阑尾一样将它一刀割除，也没有因为某事物的新而将它人为地提前催生。他相信进化过程的自然性，相信每个当事人的理性判断和选择。这种观点明显是现代的自由主义者的发展观。蔡元培先生是一位教育家，他的中庸思想在教育实践中结出了累累硕果。1917年至1927年，他在北京大学做了十年校长。对待主流政治，他采取“不合作主义”，竭力捍卫大学的自治和独立，以防形形色色的威权左右大学教育的自由地位。对待学校的治理，他主张“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不搞“清一色”，不搞一言堂。比如，当时的刘申叔、黄得刚等反对白话文运动，但旧学功底十分深厚，就聘他们讲授古文；当时的章行严、林琴南向他致信反对胡适使用白话文，他则回信表示白话文言可以并行不悖，没有必要用外力干预。梁濑溟中学毕业，从没上过大学，但25岁上被聘到北京大学任教，原因是他在佛学研究上确有专长；熊十力只上过半年乡塾，14岁还在替别人放牛，青年时代吃粮当兵，也被蔡元培延聘到北大任特约讲师，原因是他对佛学的唯识论有精到的研究。从政治信仰上看，北大的教员中有共产党，有国民党，有自由派，也有保皇遗老和维新派，但只要学有所长，他就毫无偏见地予以使用。关于这种不拘一格、兼收并蓄的用人原则，蔡元培曾经讲道：“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与此同时，他努力主张教师学生兴办各种社团和学术组织，不但毫无成见和戒心，而且对他们进行经济赞助、致词鼓励、参加活动，甚至兼任某些学会的会长。他的这些努力当然得到了十分丰厚的报偿。从蔡元培开始，北大作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最有活力和创造性的高等学府，不但学术上“事业勃兴，不可遏抑”，成为国内有志青年向往的中心，而且他本人也被视为世人楷模、青年领袖。尤为重要的是，在他的办学方针的熏染下，北大的学者一直处于20世纪中国的文化、政治先锋地位上。蔡元培将中国传统的中庸哲学方法成功运用到现代教育管理中，应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更卓越的继承，他的成功实践，对传统文化“百无一用”论者也应该是更有力的回击。忘记攻击自己的人宋时吕蒙正胸怀宽广，气量宏大，有大臣的风度。每当遇到与人有不和之事，必定委曲婉转，善用譬喻，直到使人通情达理为止。皇帝很是信任他。当吕蒙正初次进入朝廷的时候，有一个朝士嘲讽他说：“这个人也能当参政（副宰相）吗？”吕蒙正假装没听见，一走而过。同行们为此愤愤不平，要诘问那个朝士姓甚名谁。吕蒙正赶紧制止他们说：“如果一知道他的姓名，就一辈子也忘不了，不如不知道的好。”当时在朝的官员，也佩服他的豁达大度。吕蒙正这样做得对，给别人留余地就是给自己留余地。和为贵世代流传的一个“和”字说到“和”，没有比讲仁义的人更能与他人“和”了。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清初的张英家。清朝初年，安徽桐城出了许多人才。有散文家方苞，历任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张廷玉大学士，还有他的父亲、康熙时的大学士张英。张家非常和睦，从不争吵，人丁兴旺，备受朝廷器重。张家对邻里也非常友善，在当地有一个仁义巷的故事，说的就是他和邻居家和善相处的事。张英家的邻居姓叶，也是一位较大的官员。这一年叶家要翻造新房，在重新打院墙桩基时，把他们家的墙基向张家那边移了三尺。张英的夫人听家人说邻家强占她家地基，便去实地察看，邻家果真是向自己家移进了三尺，张夫人很生气，就写了一封信，派人到北京，向在朝中任大学士（相当宰相）的丈夫张英报告此事，要丈夫出面解决。张英见家里来人，一问是与邻居争地界的事。就写了一封回信，让家人带回交给夫人。夫人拆开信，只见是一首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夫人看完大失所望。回信不但不想办法争回三尺墙基地，反而要让。心里难免生气，但后来一想，丈夫有道理。自己丈夫的官比邻居大，如果要这三尺基地，难免被人家认为以势压人。再说，自家的院子也很大，少了三尺也无大碍。更重要的是邻里之间要和睦，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就同意了丈夫的劝导不再提这件事，把墙基后退三尺。邻居叶家听说张家已派人进京找大学士，便准备应付此事，如果张家要回三尺墙基地，就说他仗势欺人。后来见进京的人回来了，一点事也没有。听说张家礼让三尺，叶家很惭愧，人家究竟是大学士，有肚量，自己太小心眼，不讲礼法。于是，把造好的墙拆了，也把墙基退回三尺。张叶两家各退三尺，便空出了一个六尺宽的小巷。这六尺巷后人就称作“仁义巷”，这件事也成了桐城人的佳话。在今日人口高度集中的大城市，邻居之间往往为了一件小事就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看了这则故事，是否应有所省悟？友善，才是“永赢”的保证古代有个“借光”的典故。讲的是“与人为善，自己为善”的道理。故事说：江边住着一些人家，每天晚上姑娘们都带着自己的烛火，聚在一起做活计。其中有一位姑娘因家境贫寒，买不起灯烛，其余的姑娘认为她来这里是在占大家的便宜，不欢迎她参加。这位穷姑娘说：“我虽然买不起灯烛，但是我每天晚上都比别人先到，把场地打扫干净，把坐席铺设整齐，让大家一到就能舒适地干活，这对于你们多少也有些方便。你们的灯反正是要点的，借给我一点光又有什么损失呢？”姑娘们听了她的话，觉得有理，便把她留了下来。姑娘们把光“借”给了这位穷姑娘，使得她也能在灯光下做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们在实现自己的愿望的同时，也应该帮助别人去实现其愿望。如果人人都能把属于自己的一片光主动地“借”给别人，使别人也共同享有一份光明的话，那么人与人之间将会拥有一个多么明亮的世界。其实，这也是一种和的思想。明朝陆绍珩《醉古堂》中说得好：径路窄处，留一步与人行；滋味浓时，减三分让人嗜。此是涉世一极安乐法。《醉古堂》还讲：处事不可不斩截，存心不可不宽舒，持己不可不严明，与人不可不和气。意思是处理事情不可不斩钉截铁，存心不可不宽大舒缓，对待自己不可不严格要求，与人相处不可不和气。祸起于争，害起于斗一个和尚有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讲的正是互相争斗而没有互相协调的害处。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三个和尚的故事吧。看，三个和尚在破庙相遇。“这庙为什么荒废了？”不知是谁提出问题。“必是和尚不虔，所以菩萨不灵。”甲和尚说。“必是和尚不勤，所以庙宇不修。”乙和尚说。“必是和尚不敬，所以香客不多。”丙和尚说。三人争执不下，最后决定留下来各尽所能，看看谁能最成功。于是甲和尚礼佛念经，乙和尚整理庙宇，丙和尚化缘讲经。果然香火渐盛，原来的庙宇也恢复了旧观。“都因我礼佛虔心，所以菩萨显灵。”甲和尚说。“都因我勤加管理，所以库务周全。”乙和尚说。“都因我劝世奔走，所以香客众多。”丙和尚说。三人日夜争执不休，庙里的盛况又逐渐消失了。各奔东西那天，他们总算得出一致的结论：这庙的荒废，既不是和尚不虔，也不是和尚不勤，更非和尚不敬，而是和尚不睦。兴家、兴业、兴国都离不开“和”有人说：“一个中国人是龙，一群中国人是虫。”究其原因，乃中国人好窝里斗，不团结，集体战斗力不强。而日本大和民族，就此方面，却比中国人强。日本以弹丸之地，在二战期间，称霸于东南亚，嚣张气焰不可一世。日军的战斗力如此之强，是因为他们内部有很强的凝聚力。加之有着先进的武器装备，自然就能在战争中处于优势。受中庸学“和为贵”思想的影响，日本企业以“和”作为其集体精神的理论基础，注意在企业内部保持和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使上下级、雇主和雇员、企业与工会之间关系融洽而密切。日本企业建立的整体和谐关系使员工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不仅为企业增添了活力，同时也调动起广大员工的精神动力，以医治战争创伤，创造出经济奇迹，使日本在二战后短短三十年，一举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肚大能容天下事秦穆公“忍偷”的故事古代有很多穷人都能对“梁上君子”网开一面，这倒不一定真的是仁义过头，而实在是忍耐力的一种考验啊！也许正是由于他们的忍耐与宽容，才使一些事情逢凶化吉的。秦穆公“忍偷”的故事即属此类。相传春秋时代秦穆公巡游时，一匹马走失了，穆公追到歧山之南，发现一些人正杀了这匹马煮着吃。穆公见状后说：“吃肉不喝酒，我担心伤害你们的身体。”于是拿来酒一一为之劝饮，尽欢而去。一年后，晋秦交兵，穆公被围，眼看就要被俘时，有三百多人过来死战晋军，保住穆公，并生擒了晋惠公。原来，这些人正是当年吃马肉者。面对侮辱自己所爱的人人们常说“朋友妻，不可欺”，而楚庄王的故事却告诉我们国王“妻”也可欺，不是一国的软弱，而实在是一种”宽容“在起作用啊！楚庄王在一次班师后举行夜宴，君臣一堂，并让嫔妃佐酒。突然一阵风起，蜡烛俱灭。黑暗中一名微醉的将军抓住许妃的手，许妃不知是谁又不便声张，就一把扯下那人帽子上的缨带，悄悄跑到庄王前告了状。那人当然很慌，因为只要蜡烛燃起，他立刻就会被认出而获罪。谁知这时庄王却突然下令：为尽今夜之欢，大家一律解下缨带，开怀畅饮。然后才传令点火。蜡烛亮起，众人已皆把缨带解下，庄王也如无事一般直至席散。这个将军唐狡，因感此恩，后来也曾为庄王拼死征战。不可与狗争道美国林肯总统指出：为了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必须学会忍让。他打比方说：“在狭窄的路上碰到一只狗，若为了强调自己的权利与狗争道，一定会遭狗咬。与其如此，不如让狗先过去，既无伤大雅也不伤身体，这是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