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书决不可写！”朱棣气急败坏，大声斥道：“唯独你不怕灭九族之祸吗？”方孝儒说：“即使是灭十族，又怎能奈何得了我！”其声调更加威严不可侵犯。朱棣大怒，令人用刀子豁开方孝儒的嘴，从两嘴角一直割到两耳。最后，又把他禁在狱中。紧接着，大肆搜捕方孝儒的朋友、门生，并全部杀掉，以充十族之数。最后，把方孝儒绑出聚宝门外，施以车裂之刑，株连而致死者竟多达837人。方孝儒这种精神，实在是惊天地、泣鬼神。中国人都应学习这种气概。拿自己做实验的科学家四十多年前，沙眼病曾威胁着世界上几亿人。有人估算过，当时全世界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患沙眼病的。患上这种病，眼睛就会变得奇痒难忍，影响视力，甚至使眼睛失明。而且这种病传染极快，难以预防。科学家和医生们为了攻克沙眼病这一世界性难题，奋斗了近一个世纪。我国第一代病毒学家、著名微生物学家汤飞凡（1897－1958年）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加入了这一行列。当时，曾有日本和美国学者先后宣布找到了引起沙眼的细菌，汤飞凡经过实验，否定了他们的说法。后因抗日战争爆发，汤飞凡被迫中断对沙眼的研究，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重新恢复研究实验。汤飞凡首先查阅了近二十年的各种研究资料，认为引起沙眼的病原不是细菌，很可能是一种病毒。经过几百次的失败，终于在1955年8月，找到了一种类似病毒的沙眼病原，并把这种病原编号为TE8。以后，他与别人合作，在动物身上试验成功，证明了TE8确实可以引起沙眼。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下一步则必须在人的眼睛里进行试验，先在人体中造成沙眼，再从接受试验的人眼中得到这种病原体，才能证实这一结论。经过申请，我国卫生部批准了这一试验。很快有许多人递交了志愿书，要求在自己眼睛里做试验，但汤飞凡都没同意。他认为，科学研究如果需要用人做试验，科研人员就应当首先从自己身上做起。1957年除夕之夜，汤飞凡将带有TE8沙眼病毒的液体滴进了自己的眼睛里。几天后，汤飞凡的眼睛果然红肿起来。他忍受着炎症的刺激和疼痛，坚持不做任何诊治，接受观察达四十多天、直到获得确诊沙眼的全部材料。至此，汤飞凡首先分离出沙眼病原体正式宣告成功。他由此写出的论文《关于沙眼病毒的形态学，分离培养和生物学性质的研究》，引起国际生物学界的轰动，把TE8沙眼病毒原体命名为“汤氏病毒”，并称这是1958年世界医学界的十件大事之一。但不幸的是，汤飞凡在巨大荣誉还未降临到他身上之前，于1958年9月30日去世。国际沙眼防治组织授予他“沙眼金质奖章”，已是他逝世23年之后1981年的事了。2003年，在抗击非典的战疫中，有位70岁的医学专家，他抽取别人身上的SARS病毒，注入自己体内，让自己成为非典患者。然后，他又从康复者身上抽取血清，结果治愈了自己的病。他的实验，获得了巨大成功。坚持正道敢骂皇帝“无道”的主事敢于坚持正道，就要有一种敢说真话、敢持真理、敢与不良行为做斗争的精神，古代有好多为民请命的清官都能做到这一点，海瑞是其中一位。明朝嘉靖年间，海瑞为吏部主事时，发现皇帝整天不理朝政，二十年间竟无一人上过奏折劝明世宗改过自新，他便给皇帝上了一本《治安疏》。里面说：“现在朝廷上，法纪松弛，吏治腐败，财政亏空，弄得国贫民穷，所以人家都说嘉靖嘉靖，家家户户穷得干干净净……皇上，您的错误实在太多了，您既无父子之情，又无夫妻之情，更无君臣之情……请陛下快快幡然悔悟吧！”嘉靖看了《治安疏》，气得差点晕死，他大发雷霆：“好一个海瑞，竟敢骂起皇帝来了，真是反了！反了！来人！给我把海瑞拿下，别让他跑掉！”站在一旁的宦官说：“启禀陛下，海瑞根本没有走，他正在朝房待罪呢！听说他已经买好了棺材，决心以死谏君，他是不会逃跑的。”在海瑞被关两个月后，嘉靖皇帝因为金石毒性发作，一命呜呼。穆宗即位，知海瑞是清官，于是下令放了他。敢于坚持正道虽说是有危险的，但是由于社会总是在正义战胜邪恶中前进，因此坚持正道的人终究会被人们认可并青史留名。道义与生命的抉择“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同样，历史上也有许多仁人志士在道与死之间抉择时，他们“舍生而取道”，获得了人们的无限敬仰。谭嗣同是其中的一位。谭嗣同是清末维新变法领袖之一。他著有《仁学》一书，大声疾呼变法图强，冲破罗网，振兴中华。他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办起“南学会”，出版《湘报》，宣传变法，还办时务学堂，他兴电信、置轮船、建电厂，使湖南成了维新变法的先驱省。1898年百日维新中，谭嗣同被光绪皇帝召到北京，帮助皇帝处理各地呈递上来的奏折，起草文件。半个月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谭嗣同听说慈禧跟荣禄密谋，要在天津阅兵时，以武力胁迫光绪皇帝让位。皇帝的处境十分危急。谭嗣同在获得皇帝的同意下，请袁世凯出兵救皇上。袁世凯却连夜通过荣禄向慈禧太后通报了这个绝密消息。慈禧太后立即发动政变，把光绪皇帝关进了瀛台。政变一发生，谭嗣同的好友便来通风报信。此时，谭嗣同要逃走还完全来得及。但他非常镇静，只是默默地收拾书稿。之后，每天都有人来催促他赶快逃往日本，他始终没有打算走。他说：“我国二百年来，未有为民变法流血者，流血将自嗣同始。”他把收拾好的书稿送给将要逃往日本的梁启超。梁启超含着眼泪再次劝他一起走，被谭嗣同再一次拒绝了。谭嗣同深知自己将会被捕，但他毫不畏惧，照样四处奔走，积极活动。他甚至还天真地想把光绪皇帝救出来。他找到北京侠客大刀王五策划营救，但是终未能达到目的。1898年9月26日早晨，荣禄派人逮捕了谭嗣同。狱中，他从容自若，从地上捡起一小煤块，在墙上题了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两天后被绑赴刑场，临刑时，他高昂着头，对来观望的老百姓大声朗读自己的绝命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谭嗣同死时才33岁。他的不怕流血牺牲，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鼓舞了许多救国救民的爱国志士。敢说真话的小孩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大家一定不陌生。里面讲的是，许多年以前，有位皇帝，他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一天，来了两个骗子，他们自称是织工，能织出谁也想像不到的最美丽的布，而且用它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异的功能，那就是凡是不称职的人或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皇帝心里想：“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出我的王国里哪些人不称职，我就可以辨别出哪些人是聪明人，哪些是傻子。”他付了许多现款给这两个骗子，叫他们马上开始工作。这两个人摆出两架织机来，装做是在工作的样子，一直忙到深夜。不久，皇帝派他认为是很有头脑的老部长去织工那里看看。老部长到了织工那儿，发现织布机上空空的。“我的老天爷！”他想，“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难道我不称职吗？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自己。我决不能让人知道这事情。”于是他便大肆地赞扬起这块布料来，并在皇帝面前吹捧了一通。过了不久，皇帝派了另一位诚实的官员去看看，布是不是很快就可以织好。同样，这位官员也非常惊讶，“我并不愚蠢！”这位官员想“这大概是因为我不配担当现在这样好的官职吧？我决不能让人看出来！”因此，他也极力赞扬起这块布来，并回去向皇帝说了。城里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这美丽的布，大家都想趁这机会来测验一下，看看他们的邻居究竟有多笨、有多傻。于是，皇帝带了他的随员，包括已去看过的两位大臣，到那两个骗子那儿去。同样，织布机上一根线的影子也看不到，“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皇帝心里想。“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这真是荒唐！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难道我不配做皇帝吗？这真是我从未碰过的一件可怕的事情。”这时，随行的大臣们都争先恐后地赞美起这块布来，皇帝也赞叹道：“啊，它真是美极了！我十二分的满意。”在随员的怂恿下，他决定用这种新奇的美丽的布料做成衣服，参加快要举行的游行大典。到了游行的这一天，皇帝把身上的衣服统统脱掉，两个骗子装作把他们刚缝好的新衣服一件一件地交给他。他们在他的腰围那儿弄了一阵子，好像是系上一件什么东西似的。皇帝转转身子，扭了扭腰肢，显得很欣赏的样子。“这衣服多么合身啊！式样裁得多么好看呀！”大家都说。典礼开始了，皇帝很威风地走在华盖下面，身上什么也没穿。而那托后裾的内臣，则在手中托着空气，当然他们都显出很小心地托着东西的样子。这支奇怪的队伍就这样在大街上行进着，站在街上和窗子里的人都说：“乖乖，皇上的新衣服真是漂亮！他上衣下面的后裾是多么美丽！衣服多么合身！”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不称职，或是太愚蠢。皇帝其他的衣服从来没有得到这样普遍的称赞。“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一个小孩最后叫出声来。小孩的话很快在百姓中传开了。“他实在是没有穿什么衣服呀！”所有的百姓都这样说。皇帝有点儿发抖，因为他似乎觉得老百姓的话是对的。不过他自己心里却这样想：“我必须把这游行大典举行完毕。”因此他摆出一副更骄傲的神气，他的内臣跟在他后面走，手中仍旧托着一个并不存在的后裾。“皇帝的新衣”，这个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大家知道，皇帝没有穿衣服，可就是不敢说出来。这说明人们在虚荣心的驱使下，不敢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能守住正道，而做出了自欺欺人的事情。以道为伍贫穷尤以道为“伴”富贵而守道，似乎顺理成章，然而下面故事中的这个杜瑛，却能够像颜回一样，贫穷而守道，则显得十分的难能可贵。元代有个名叫杜瑛的教育家，辽金时期因为避难举家迁徙到河南偃师一带。他在读书的同时，还结合天下大势进行分析研究，对古今得失了如指掌。周围的人都认为他应当去谋一个官职，以享受荣华富贵。可是，杜瑛却乐于做一名教书先生，愿意把自己的知识和才华奉献给青年学生。当时，一个名叫粘合圭的人在相州（现在的河南安阳市）建造一座豪华的宅第，请杜瑛去当家庭教师。这样，杜瑛就把家搬到了相州。一天，粘合圭对杜瑛说：“听说先生这些年到处流荡，以教书为生，连一个固定的住处都没有，实在是太辛苦了。从今天起，你就住在我家，我准备赠送一座住宅，再给你一些良田，从此，你就可以安享富贵，安心在我家教书了。”原来，粘合圭并不是普通的百姓，他曾做过中书令大官，有的是用不尽的钱财。听了这话，杜瑛的脸上并未显出一丝高兴来，他郑重地回答说：“我过惯了清贫的生活，无功不能受禄，我不需要田产和住宅。”虽然粘合圭又劝说了一番，见杜瑛态度坚决，也就不再勉强了。最后两人达成一个协议，由粘合圭借给杜瑛一套房子暂时住着。虽然靠教书有些收益，但在日常生活中杜瑛夫妇还是精打细算。有一次，妻子看见杜瑛的衣服破了，就说：“我看这件衣服穿的时间太长了，你整日在讲堂上教书，也有些不像话，我去买些布料给你做一件新的吧。”杜瑛听后，笑着回答说：“我是个教书的人，主要是要把我的学生教好，只要学生能够成才，我就有光彩了，这与我衣服的新旧有什么关系呢？”这样，妻子以后就再也没有提到做新衣服这件事了。一天，来了一个风水先生，神秘地告诉杜瑛，说是他家住宅下面藏有大量的金银财宝，不妨挖开来看看，发一笔横财是没有问题的。听了这些话，杜瑛仰天大笑说：“我一生两袖清风，从来不去想那些不义之财，即使有万两黄金，在我眼中也只是粪土而已！”听了这话，风水先生只好没趣地走开了。但是，等到夜晚，家里的人又劝起了杜瑛：“不妨挖开看看，如果有金子，倒是可以改善一下生活。”“不可！”杜瑛严肃地说，“即便是有金子，那也是属于别人藏在那里的，我们不应当去掘取他人的财物。我教书虽然所得不多，但已经维持基本的生活，不仅不应对不义之财有所奢求，最重要的是不能因为有不义的财物可占而违背了做人应坚守的原则。”从此以后，家人再也没有提到这件事，一家人更加节俭，经过多年的努力，用节省下来的钱盖了一座房子，把借住的房子也还给了粘合圭。粘合圭作为东家对家庭教师许以赠房给田，优礼有加，可谓“富而礼”；杜瑛做为一名独立的教育者受雇于人，视黄金为粪土，拒绝一切分外之物，全靠自己诚实的劳动所得维持生计，可谓“贫而乐”。他们都是道德高尚的人。心中要留一片清净佛家讲“六根清静方为道”，听了大文豪苏东坡和名僧佛印的故事，觉得幽默的同时，也会使我们对此也重有一番体会。苏东坡和佛印和尚是很好的朋友，但是两人也喜欢彼此嘲弄一番。有一天，两人坐着打禅。一会儿功夫，苏东坡睁开眼问佛印：“你看我坐禅的样子像什么？”佛印看了看，频频点头称赞：“嗯！你像一尊高贵的佛。”苏东坡暗自窃喜。佛印也反问道：“那你看我像什么呢？”苏东坡故意气佛印：“我看你简直像一堆牛粪。”佛印居然微微一笑，没有提出反驳。回到家中，苏东坡得意地告诉他的妹妹：“今天，佛印被我好好地修理了一番。”当苏小妹听了事情原委后，反而笑了出来。苏东坡好奇地问道：“有什么好笑的？”“人家佛印和尚心中有佛，所以看你如佛；而你心中有粪，所以看人如粪。其实输的是你呀！”苏东坡这才恍然大悟。苏东坡和佛印的故事，看似好笑，实则哲理颇深。这哲理被苏小妹一语道破，那就是佛印心中有佛，所以他看苏东坡就像尊佛，而苏东坡心中有牛粪，所以他看佛印就是一堆牛粪。我们的言行，都可以反映内心世界的活动。同样，内心世界的活动，也决定了我们的言行。道不可离，就要求我们“日三省乎己”。内心世界一定要积极、健康，否则就像苏东坡那样看到的是一堆肮脏的牛粪。精神、风骨和境界欧·亨利的小说《最后的叶子》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失业画家得了肺炎，生命垂危，他悲观绝望，认为自己一定不能活了，在秋风飒飒、黄叶飘零的时候，攀援在对面墙上的一株古青藤的叶子也在一片片地落下，画家看着那随风飘落的叶子，不禁想到了自己的生命也象这叶子一样，正在一步步地走向死亡。他认为最后的一片叶子飘落的时候也就是自己生命结束的时刻了。于是他每天盯着窗外的叶子看，每落下一片叶子都会添一份忧伤。这件事让楼下的一位老画家知道了，老人画了一片永远不会凋落的叶子，穿上雨衣，登着梯子挂在树上。第二天早上，病人又拉开窗帘看叶子，他以为昨晚那么大的风雨，一定是一片叶子也不见了，但当他拉开窗帘后，竟然发现那墙上还有一片孤零零的叶子挂着。一天又一天，病人产生了信心，认为叶子不落意味着自己还有生机。就这样他战胜了病魔，获得了新生。这就是期待的力量。卡耐基的办公桌上摆了一块牌子，他家的镜子上也挂了同样一块牌子。巧的是，麦克阿瑟将军在南太平洋指挥盟军的时候，办公室墙上也挂着一块牌子，上面都写着同样的座右铭：你有信仰就年轻，疑惑就年老；有自信就年轻，畏惧就年老；有希望就年轻，绝望就年老；岁月使你皮肤起皱，但是失去了热忱，就损伤了灵魂。看来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也是一种“道不可离”的表现。精神是人得以独立于世的柱石，有所作为的根基；反之，浑浑噩噩将伴随着你，也许你仍然存活，甚至也在不断运动，但那不过是无根花木，游藻浮萍，是长久不了的。人有精神才有立场，有立场才有风骨，有风骨才有境界，有境界才有气象，有气象才叫活出了一个人来。尽力而为不作为与无所作为其实人生大都是有所作为和有所不为，总之还是有所为的。林语堂曾不无调侃地说，哲学家在当下世人眼里是最受尊崇的，而在现实中又是最无用的人。其实此种殊荣，不独现在，早在古希腊的哲学家就领受了。被后人誉为哲学七贤之一的泰勒斯，据说一次散步，因仰望天空作他的哲学思考，不留意跌进了沟里，引来了女仆的嘲笑，说他连脚下都顾不到，还想知道天上的（笑得颇机智，不愧是哲学家的女仆）。另一个更广为流传的传说是，泰勒斯有感于世人对哲学无用的讥嘲，运用他的知识和智慧预见到橄榄的丰收，把全城的橄榄榨油作坊租下，结果发了大财。但赚钱非他的本意，他只想向世人证明，如果哲学家想挣钱的话，是能够挣大钱的。我们每个人，只要想干哪方面的事情，一般而言，都是具备着那方面能力的。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为之奋斗。只要尽力而为，付出总会有回报的。专注的奇效怎样才能有所作为呢？这里有一个发生在日本的故事，它告诉我们的则是“专注”与有所作为的密切关系。有一天，一位女士上街购物，把四岁的孩子单独留在家中，返回时，在住宅楼附近碰到熟人，就停下来说话。突然，她发现自己家12楼的窗子开着，孩子爬在窗台上正向妈妈招手———她还来不及惊叫，孩子已经失足掉了下来———她丢下手中的东西，不顾一切地向孩子奔去（请注意：她穿的是筒状裙子和高跟鞋）……就在孩子快落地的一瞬间，她接住了孩子。事后，人们作过一次模拟实验：从12楼窗口扔下一个枕头，让最优秀的消防队员从相同距离飞身来救，试了很多次，始终还差很远。这则故事的真实与否，暂且不敢肯定。笔者曾亲眼见一跳楼自杀者，从11层楼上跳下，摔得血肉模糊、面目全非，并将一寸厚的水泥板撞断。在物理学中，作自由落体运动的物体，其重力加速度非常大，一般是接不住的，即便接住，也可能将接人者撞伤甚至撞死。但这个故事的教育意义非常深刻，它说明了人在特定的条件下，会爆发出一种神奇的力量。这是有科学道理的。因此，我们要想成功做好一件事，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激发潜能，定能将事情做好！蚯蚓留给人的“教益”坚韧是有所作为的又一个前因。著名企业家、三洋电机已故社长井植薰说：“我总会有一种深深的感触，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在泥土中默默地生活着的蚯蚓。”井植薰难得有一天休息，一旦休息则大部分时间便用来除杂草、松泥土。挖着挖着，常常会看到一条条钻在土壤中的蚯蚓。每次，他都会因这种黑褐色的小躯体而产生一种由衷的感慨：在它的前方，永远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但它一生都在不断地开拓，永不知疲倦地在黑土中探索。回头看自己，他认为自己没有蚯蚓这种奋不顾身的开拓精神，有时遇到了困难就如同一头撞进了死胡同，除了自责之外，别无他法。世界上没有任何现成的道路可走，前辈留给我的只是一条已经走过的路。人生之路需要自己去开拓，开拓就意味着不断地探索，意味着去排除一切障碍，披荆斩棘，勇往直前。这就是伟大的“蚯蚓精神”。井植薰是个实践主义者，一生都在辛勤地工作。凡事只要自己能做，他决不会轻易地推给别人。退休之后，他也并没有把自己关在家中颐养天年，因为他从来没有产生过停止工作的念头。他说愿自己成为一条蚯蚓，永远去开拓，永远去探索。困境中的拓荒者执著与有所作为，似乎更是一对孪生兄弟。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顾准就是一个为追求真理、坚持真理而且执著的人。顾准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生产应由市场自发调节等观点。“文革”期间，顾准被批斗，被下放劳改，被迫与爱妻离婚。妻子不久自杀，子女被迫声明与他脱离关系，九十高龄的老母十几年不准见面。但是他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他“用鲜血作墨水”，坚持撰述。顾准在“四人帮”文化专制下，敢于坚持真理，展示了其“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精神。他，无疑是中国思想领域一位可敬的拓荒者。3.和合之道天下为公以恶治恶与以恶止恶以恶治恶是奉行中庸之道的一个非常手段。其实，对恶人来说，只有这样做，才能算“一碗水端平”。古今中外运用这种非常手段的人很多，曹怀是其中一位。清代曹怀曾出任福建闽县县令，素有“循吏”之名。一天他外出，遇上两个人在路旁争论不休，周围还有许多围观的人，有的劝解，有的看热闹，将路都给堵住了。曹怀身为地方官，遇到这种纠纷，不能不出面调解，便命人将他俩带来问话。一个说：“回禀大人：我在路边拾到一袋银子，正好50两。我拿回家给母亲看，母亲说：‘谁丢了这么多银子，说不定还有急用呢！没银子可能会出大事，你快去原来拾起银子的地方等候失主吧！’我遵照母亲的吩咐，马上赶回这里守候。果然此人一路找来，我便把拾到的银子全数还给他，并请他查点。他拿到我交给他的银子后，看了半天，不但不谢我，反而说少了50两，要我一起还给他，这不是明摆着想敲诈我吗？”曹怀便问失主：“你丢的确实是100两吗？”失主说：“千真万确，我真的丢了100两。”曹怀心中已很清楚，就对拾银子的人说：“他丢的是100两，同这袋银子数量不对，说明这是别人丢的。既然到现在还没有失主来认领，你就将这银子拿回去用吧！”接着，曹怀对失主说：“你丢的那100两银子，过一会说不定也有人会来送还的，你不妨就在这里等候吧！”拾银子的高高兴兴地拿着50两银子走了，失主却张口结舌，不知说什么才好。对曹怀这样的处理，围观者无不拍手称快。曹怀处理这桩拾银、还银纠纷很得体，失主虽有怨恨，但也说不出口。因为这个失主太贪心，拾银子的还给他丢失的银子，他还觉得不够，还想敲诈人家50两。曹怀明白，要真是拾银子的扣下了50两，为什么不把这50两一起私吞了，有什么必要还要在路边等候还给失主呢？既拾到银子还人，又要扣下一半，这在情理上说不通。可见了这两个人，一个是拾金不昧的君子，一个是恩将仇报的小人。因此，曹怀将计就计，在明知失主是谁的情况下，还是将他丢失的50两银子断给了拾银子的人。曹怀之所以能这样做，而失主又找不出理由反驳，就是利用了失主所报与原物不符这一漏洞。曹怀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奖励诚实的人，惩戒奸诈的人。这样做，从法律上来讲是不妥当的，但人们却认为很合情合理。因为人们都同情忠厚老实的人，憎恨贪得无厌的人。这样做，看似有失公平，实则能为大众所理解。拾钱之人，主动还人，却得不到好报，正义得不到伸张，天理难容。这一点曹怀心里当然是很明白的，故他做出如此定夺，这其实是对善的褒扬、对恶的惩罚。从天下正理出发安排接班人对恶人当以恶治恶，待贤人同样当以善对善。从正理出发，该让人进则进，该让人下则下。这方面祁黄羊可说是做得最好的一位。《吕氏春秋·去私》中记载：晋国大夫祁黄羊“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春秋时，晋大夫祁黄羊因年老请求退隐，晋侯乘机要他推荐人才。解狐原是守门卫尉，祁黄羊的父亲一次夜行犯禁，被解狐依法打了50大板，结果因年迈经受不住，回家后不几天就死了。但祁黄羊看中了他是个不畏权势、执法如山的贤士，就毫不犹豫地举荐了解狐。晋侯正准备任用解狐的时候，解狐却去世了，于是祁黄羊量才而荐，从容地推举了自己的儿子祁午。就在这时，祁黄羊的部属羊舌职也死了。晋侯又问祁黄羊何人能够接替羊舌职的班，祁黄羊说：“羊舌职的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