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兴盛就在他的臣民的幸福中。国王的美德不在于让自己快乐，他的美德应该让他的臣民高兴。因而国王应该永远勤奋，应该为繁荣而斗争，因为繁荣有赖于努力，反之就要失败。一个轮子难以滚动，治国要有成效必须他人辅佐，因而国王应该任命顾问官，并倾听他们的建议。英文出处：ALBasham,TheWonderThatWasIndia,3ded（London:Macmillan,1968),p89然而，在印度与西方的长期联系中，希腊人的影响，无论在共同的语言根源上，还是在物质和文化方面，都最为显著。西北地区由希腊人统治的王国如大夏和犍陀罗，仍继续生产希腊风格艺术品，这对印度佛教艺术产生了影响。印度的各种哲学思想，也因亚历山大入侵加强了交流，而在西方更广为流传，它们显然影响了古典希腊的哲学、数学和医学。亚历山大本人就是一个对广泛事物好奇的人，他意识到印度人对哲学的强烈爱好，就召集一批印度学者，向他们请教，同他们辩论，同时把他学到和观察到的许多东西记录下来提供给他的私人老师亚里士多德。有一位被召见的印度圣人开始时拒绝前往，说亚历山大带着征服和皇权的明显偏见，不可能给哲学以应有的地位。亚历山大让人把他带来，两人显然都对对方产生了深刻印象，他们从此成了朋友和伙伴，直到亚历山大最后于公元前323年逝世。在他那思念家乡并有反叛倾向的军队逼迫他撤回故国之前，在尚未达到沿恒河而下直抵孟加拉湾的目标的情况下，他又订立了若干盟约（类似与波罗斯的盟约），在西北部建立了几个王国，接见了一些印度君主，其中就有后来建立孔雀王朝印度帝国的年轻人旃陀罗笈多·毛里亚。第4章 古印度文明 孔雀王朝到公元前322年，旃陀罗笈多已经成为一个包括整个印度斯坦和西北地区大部的帝国首脑。这个帝国定都恒河边的华氏城，位于今比哈尔邦巴特纳附近。那时，《吠陀经》和叙事史诗中记述的英雄骑士时代早已过去，无情的权力政治时代也已到来。这一点，我们也能从旃陀罗笈多的大臣考底利耶所著《政事论》一书加以推断。这是统治者掌权指南这类书籍的最古老范本，它就如何攫取、维持和使用权力等问题提出建议，西方最著名的类似著作是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NiccolòMachi*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他一生坎坷，仕途大起大落，但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所有著作，包括历史、政论、小说和喜剧，都表现出杰出天才，其中《君主论》是他的名著之一。——译者的《君主论》。《政事论》也论述贤明而仁慈地实行公正管理，但这本书显然是考底利耶时代之后几百年间很多人撰写而成，尽管考底利耶本人很可能是已经失传的原始著作的作者。总之，不管什么地方，建立一个帝国总是一场艰难的游戏，而这样一本手册符合当时情况的需要。大约一个世纪后，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另一边，出现了极其相似的著作《商君书》《商君书》，据传是中国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商鞅的著作。——译者，以及征服战国诸雄建立第一个统一中华帝国的秦始皇帝的丞相李斯的学说。在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和中国，战争和政治对抗已开始冲击更早时代的制度和价值观。这一时期人们提出了新哲学和新宗教以尝试恢复社会秩序（中国的儒教）或通过沉思默想、神秘主义和其他世俗超度来逃避世间争斗（中国的道教，印度的佛教和复兴的印度教）。这些宗教和哲学新事物已在第2章介绍。对于印度，孔雀帝国兴起前几百年间的实际政治模式或事件几乎一无所知。我们掌握的文献资料，如前所述，几乎全是英雄业绩或玄学及宗教事务。*和王国的兴衰，本质上是短暂而无常的，它们同印度人一贯强调的对人类和宇宙秘密的无止境探索相比，不具备值得记录下来的价值。我们知道孔雀王朝建立前夕的几个国家的名字，如地处恒河流域腹地的摩揭陀王国，它看来就是旃陀罗笈多原先的根据地。但是，即使是关于孔雀王朝的现有记述也仍然出自希腊人之手，包括幸存的麦加斯梯尼麦加斯梯尼（Megasthenes,约公元前350～约前290），古代希腊历史学家和外交家，著有《印度志》4卷。——译者著述的残本。麦加斯梯尼曾被亚历山大的后继人、希腊国王塞琉古一世任命为驻旃陀罗笈多的华氏城宫廷的大使。第4章 古印度文明 华氏城和孔雀印度的光荣麦加斯梯尼的著作本身已经失传，但后来希腊和拉丁著作家回忆出很大部分。这是已知由外国人撰写关于印度的最早书面记述。在麦加斯梯尼时代及其后两个世纪或更长时间内，华氏城大概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先进的城市和文化中心，在它的晚期也许只有中国汉代的首都长安可与之匹敌（见第5章）。希腊人的记述说它比西方任何城市都大，它甚至可能大于鼎盛时期雄伟的罗马。据说它的木城墙每边长达22英里，它有一所著名大学和图书馆吸引整个文明世界的学者们来访。城中有宏大的宫殿、庙宇、广场和公园。麦加斯梯尼描写了一个组织完善的管理孔雀印度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官僚体系，它甚至有一个秘密机构暗中监视潜在持不同意见者、嫌疑罪犯和*或无能的官员。但他明确赞扬旃陀罗笈多诚实公正的行政和帝王风范，说这位皇帝亲自主持法庭定期开庭，倾听案情，接受诉状。他在帝国各处巡视时也以同样方式裁决争端。他在华氏城的巨大宫殿是一组华丽的建筑，来访者无不对它的宏伟和国务接待处的大批朝臣、顾问和宾客肃然起敬。华氏城的巨大城墙有570个哨塔和64个门。所有矿藏和森林属国家所有，由国家经营。还有大型国有农场和国有粮仓、船坞及纺织棉布的工厂，所有这些都由相应的政府部门监管。为了防止*和徇私，管理部门要由一名以上官员领导，而且官员经常调动。甚至卖淫也由国家控制。麦加斯梯尼将孔雀印度描绘成拥有大量财富的繁荣国度，他还谈到了忙碌的贸易和富裕的商人。那个时候，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已经有了范围可能远抵东南亚的繁忙的海上贸易和位于孟加拉的大海港城市塔姆拉里皮蒂，它紧靠恒河入海口，距今加尔各答不远。道路对维持帝国的统一十分重要，在孔雀时代以前，印度的主要大路已从塔姆拉里皮蒂开始，沿恒河流域修建到了华氏城、巴纳拉斯、德里，然后穿过旁遮普直达阿富汗边境，另外还有分岔道路向南抵达印度河入海口，从而把印度斯坦所有主要城市连接起来了。道路系统看来维护得不错，设有里程碑，每隔一定距离就有水井和客栈，路旁种树以提供荫凉。麦加斯梯尼说未见过饥荒，但这很可能只是他驻印度的几年内没有听说罢了。直到近年实现了大规模廉价运输之前，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旱灾、水灾、不合时令的霜冻或虫灾造成了农产品短缺，就必然发生地区性饥荒，而印度北方由于季风雨的反复无常而特别容易受旱灾之害。阿育王的目标阿育王把他陈述官方政策和提供指导及建议的诏书刻在广泛散布于印度全境的岩石和柱子上。在一份诏书中，他如是详述他观念的改变并概括了他的新目标。当品德仁慈的神所钟爱的国王被奉为神圣已经八个年头的时候，羯陵伽被征服了。15万人被俘，10万人被杀，还有更多人死去。征服羯陵伽后，神所钟爱的立刻开始追寻正义、赞扬正义、指导维护正义。当一个尚未臣服的国家被征服时，很多人被杀死。……神所钟爱的对此心生怜悯并深感悲痛。……任何人犯了错，只要还能够宽恕，就将能得到宽恕。神所钟爱的甚至要劝说帝国的森林部落并谋求改造他们。……神所钟爱的把正义的胜利看成是一切胜利中最伟大的胜利。英文出处：ALBasham,TheWonderThatWasIndia,3ded（London:Macmillan,1968),p53-54第4章 古印度文明 “神所钟爱的”阿育王孔雀时代艺术最著名的样品大概是阿育王设立的通常刻有佛教敕令、顶上带雕塑形象的石柱。这件石刻上的三个一组高贵雄狮至今仍是印度的正式象征，它是阿育王石柱之一的柱头，强烈表达了孔雀印度的光辉。底部是佛教的象征——独特风格的荷花饰，它从稀软污泥中生长，开放出充满灵气的白色花朵，体现着佛陀关于灵魂战胜世俗尘缘的教导。（StellaSnead/ArchaeologicalSurveyofIndia）旃陀罗笈多约于公元前297年逝世，但准确年份不详，有一则传说讲他厌倦了国务活动，依照印度传统成为了云游苦修者度过余生。他的儿子频头娑罗进一步扩张并巩固了孔雀帝国，继续保持同希腊的联系，与叙利亚塞琉西国王安条克一世交换礼物。但孔雀王朝最伟大的统治者是旃陀罗笈多的孙子、世界历史上伟大君主之一的阿育王。可惜我们在此又看到了印度对政治史缺乏兴趣的传统。阿育王大概是迄今印度统治者中最伟大的一位，然而却差点儿被遗忘了，直到19世纪末英国文物学者和考古学家才重新发现了他，这还多亏阿育王喜欢把他的名字和皇帝诏书刻在遍布庞大帝国各处的岩石和石柱上的习惯。阿育王在约公元前269年即位，他在其统治的头几年进行兼并南方的军事征战以扩张帝国。根据他刻在岩石上的诏书可以看出，阿育王看到他贪图更大权力所造成的大屠杀，并对此深感悲痛。他对奥里萨的羯陵伽和德干高原北沿的安德拉北部发动的战役，显然是一个转折点。战役结束后，他断然放弃进一步扩张以支持他所称的“赢得正义”。阿育王从此转而信仰四个世纪前去世的佛陀的教导，发誓用他的余生以及他的伟大皇权和威望，来传播那些高尚的真理。雕刻精细的岩石和石柱，不但标志他的帝国版图可能已经远远越过了深入南方的安德拉，而且也见证了军事征服之外的精神征服。我们不知道，阿育王时代的南方在多大程度上受华氏城的统治，尽管孔雀王朝曾经给南方省份任命了一名行政官员。阿育王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他不但要传布佛教，而且还要在行政方面树立一个能够说服其他地方人仿效的正义的榜样——更人道的帝制形式。他宣布，所有地方的所有人都是他的孩子（也许用“兄弟姐妹”还不足以显示荣耀！），他削弱了旃陀罗笈多推行的警察国家控制手段中较严厉的方面，提倡古印度的非暴力观念（也为佛陀所采用），号召用朝觐代替狩猎，鼓励推广素食主义。但他保留了他的军队、法庭和刑罚体系，包括对重罪犯的处决。他在任何意义上仍然是一位皇帝，他仍然牢牢站在政治舞台上，尽管他的精神已经上升到更高更可敬的目标。然而他在位的时代以富于人道和美好事物著称于世。当代印度共和国采用阿育王石柱之一的柱头上雕刻的狮子作为国玺是非常恰当的。阿育王公开派遣佛教使团前往锡兰，后来又派传教士到缅甸和爪哇，使这两个国家几乎完全改信佛教并一直持续至今，同时将佛教作为一门新宗教向东南亚其他国家推广。印度商人和冒险家，以及祭司和学者，也将印度在艺术、文学、书面语和治国方略方面的高级文化带进了东南亚。印度文化在这一时期的向外传播，标志着广大东南亚地区很多国家的印度模式文字文化的开始，东南亚文明的这一起源特点至今在很多方面仍然十分明显。第4章 古印度文明 贵霜人和希腊人阿育王约于公元前232年逝世后，孔雀帝国看来很快就瓦解了，各地方首脑之间发生内战，尽管华氏城以后几位统治者继续保留着孔雀之名。到约公元前180年，印度又回复到更常见的地区性独立王国分治局面。西北部再次受到亚历山大后继者希腊人的入侵，北印度也随之被中亚西部的萨卡人（西徐亚人）和中亚东部原游牧民族（他们在蒙古族祖先及公元前3世纪末新兴起的第一个中华帝国秦的压迫下离开他们的游牧故乡）等新的外来族群侵略。有一个外来族群在公元前100年前后穿过山口进入克什米尔直抵印度平原，他们在那里打败希腊人、萨卡人和印度诸王国，将北方大部分地方统一成一个新帝国，即贵霜王朝。贵霜王朝也定都华氏城，它恢复了孔雀时代的很大部分辉煌，经过大约三个世纪后衰落了，而到约公元200年，北方也像南方一样又形成地方割据。贵霜人接纳并推广了佛教，并把它传播到他们原来的故乡中亚，然后从那里再传到中国。在其他方面，贵霜人也与几乎所有入侵并征服印度的外来人一样，通过接受印度文化其他成分和印度语言，通过广泛相互通婚致使居民原已不纯的血缘关系进一步混杂，而彻底印度化了。贵霜人最显著而恒久的遗产也许是在他们统治和保护下创作的优美动人的佛教雕塑。有趣的是，贵霜时期的印度雕塑仍带有希腊人和古希腊艺术重要影响的痕迹，这种影响既来自西北部尚存的希腊式王国，也来自与古希腊世界的海上直接交流。母夜叉。印度雕塑的特点在哈拉帕时代就已确立，以后千百年间又得到进一步发展。这里的女神形象是一件绝妙样品，它表明，即使在公元2世纪外族贵霜人统治下，印度雕塑家也能像以后笈多时代那样创造出妖娆优美的石雕作品。本图中的人物形象是爱神，她手中的鸟笼表示“我逮着他了！”她那甜美的微笑也说明了她的喜悦。（IndianMuseum,Calcutta）亚历山大之后的许多世纪中，希腊商人和旅行者一直保持着对印度的经常造访。希腊船将印度货物——调味品、珍贵石头、祭祀用的香、黄铜制品、精细棉纺织品、象牙、孔雀、猴子、甚至大型野生动物——运到地中海。印度哲学家访问了地中海和黎凡特黎凡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地中海东部诸国的通称，用于小亚细亚沿海地带和叙利亚，有时也包括希腊和埃及之间所有的沿海地区。该词也是中东或近东的同义词。——译者的城市，他们带去的那种永远以宗教以及人类与神及永恒之间的关系作为最重要内容的文化，大概也对西方知识遗产做出了一定贡献。反之，几乎没有理由怀疑印度基督教徒声称他们古代的教堂乃使徒多马所始建，多马大概到过印度，并在那里建立了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村社。从苏伊士——或从使徒们布道的亚历山大——出发到印度的旅行，在公元1世纪时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印度与希腊-罗马世界早有联系，如果竟然没有一位使徒执行《马可福音》第16章15节的命令：“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反而令人奇怪。今天，聚居在西南部希腊人和罗马人以往使用过的港口的很大部分印度基督教徒都以多马为姓。我们有关这一时期印度史的最重要原始资料，是希腊文的印度贸易旅行手册，叫做《红海漫游记》，写作年代约公元80年，它提供航行指导、印度货物价格及货源信息和印度文化简介。用于支付印度出口货款的大批窖藏罗马货币和罗马陶器，已在西海岸许多港口——从锡兰的马纳尔，经科钦和卡利卡特，到孟买地区以及今已废弃的印度河入海口以南诸港口——发现了。第4章 古印度文明 南印度和马杜赖城印度南部有地势高耸的德干高原和其北缘的温迪亚山脉及萨特普拉山脉的屏蔽，再加上纳巴达河（讷尔默达河）及达布蒂河的补充护卫，而免受北方历代王国或帝国的压迫。来自北方的多次征讨都遭到南方的猛烈抵抗。我们对大致在阿育王时代以前的印度南半部了解得很少，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南方的文化和国家，即使分裂成了相互对抗的集团，也完全与雅利安人控制下的北方的文化和国家同样丰富和先进，它们是公元前3或公元前2世纪以前形成的共同的印度文化的一部分，其内容包括印度教、哲学、价值观、艺术形式和物质生活等方面。南方三个最大的独立政权国家是朱罗、潘地亚和帕那瓦，它们为取得地区支配权而相互竞争，但谁也始终未能将整个地区统一起来置于自己控制之下。每个国家都主要与东南亚保持着发达的海上贸易关系，每个国家的政治生活都围绕各自的以寺庙建筑为主的首都展开。在这些首都中，最大而且保存得最完整的是潘地亚的首都马杜赖。印度境内的希腊：公元前2到公元前1世纪印度西北部一个由希腊人统治的王国犍陀罗的立佛像。佛像风格，包括长袍皱褶的传统表现手法和总体上逼真的描绘，与古希腊雕塑极为接近。（LahoreMuseum,Pakistan）在所有有关古印度城市的资料中，最完整、最详细的描述，记载在公元3世纪的古泰米尔诗体文《马杜赖的花饰》中：诗人通过巨大城门走进城市，城门柱上雕刻着女神吉祥天女像。那天正逢节日，城中到处彩旗飘扬。为了纪念英雄业绩，国王赏赐的彩旗高高飞舞在官员邸宅上；为了推销棕榈酒（用棕榈树的花发酵而成的饮料），商店门前也竖起彩旗来招揽。宽阔的街道变为各色人种汇成的洪流，他们在市场上买和卖，或听着流浪音乐师演奏的音乐唱歌。鼓声响起，皇家*队伍沿街行进，领头的是象队和螺号吹奏手。一头不守规矩的象挣脱锁链，东奔西窜，像颠簸在怒海上的一艘船，但它终究还是被制伏。随后跟进的是战车，当然还有那些高视阔步的马和令人望而生畏的马夫。货摊主人勤劳经营着买卖，出售甜饼、花饰、香粉和槟榔子卷［供咀嚼］。老妇们挨家挨户兜售芳香花束和小物件。高贵者驾车在街上穿行，他们穿戴着色彩鲜艳的长袍和花冠，他们的金鞘宝剑闪闪发光。满身香气的妇人从阳台和塔楼上观赏，她们的珠宝在阳光下闪亮。大群的人齐往寺庙听着音乐做礼拜，把鲜花放在神像前。手艺人在自己店铺里劳作，有制镯匠、金匠、裁缝、铜匠、花匠、木雕工和油漆匠。食品店忙碌地出售芒果、冰糖、米饭和大块熟肉。［在那个时代，只有一些比较虔诚的印度教徒是严格的素食者。］晚间，城里的*在古琵琶伴奏下唱歌跳舞取悦她们的主顾，大街上到处听得到音乐声。进城过节喝醉的乡下人在街上蹒跚摇摆。受人尊敬的女人晚间偕子女和朋友，带着点燃的灯作为礼物，前往寺院拜谒。她们在庙殿上跳舞，殿里回响着她们唱歌和聊天的声音。终于，整个城市睡着了……只有贪恋黑暗的鬼怪妖魔和带着绳梯、刀剑、凿子的入室窃贼在活动，但夜间警卫也时刻戒备着，于是城市平安度过夜晚时光。早晨在婆罗门吟诵圣诗的声音中到来；流浪乐队重新唱起歌；店主重新打开店门；卖酒人向口渴的早起旅行者使劲推销棕榈酒；酒鬼双腿还在摇摇晃晃。整座城市到处只听见一片开门声，妇女从她们的院子里扫掉庆祝节日用过的已经凋落的花，忙碌的城市日常生活重新开始了。英文出处：ALBasham,TheWonderThatWasIndia,3ded(NewYork:GrovePress,1959),pp203-204。以上就是当时城市生活真貌的忠实描述，只需稍加调整，它甚至可用来描写今日印度小城市的节日庆祝活动。泰米尔爱情诗南印度很早就创作了美丽的诗篇，尽管大部分存留下来的诗篇的年代仅仅到约公元3世纪。下面是那个时代的诗作之一，它描述的是一个年轻人对他爱人的厨艺的赞美。房前每根柱子上，拴着弯角水牛的温顺小犊，那里住着我的爱人，婀娜多姿又可爱，她戴着大圆耳环，倦怠地凝视着纤细手指上小小的戒指。她从园子里割下大蕉叶，把它们撕成小片直到叶柄，用来做装菜的大浅盘。她的眼睛还蒙着炊烟，她美如新月的眉毛上，还有几颗汗珠。她用衣袖挥去汗水，站在厨房里思念着我。进来吧，如果你想吃顿饱饭?∧憬吹剿奈⑿Γ褂心?我常常亲吻的皓齿红唇。英文出处：ALBasham,TheWonderThatWasIndia,3ded（London:Macmillan,1968),p467第4章 古印度文明 锡兰锡兰岛（1975年恢复其古代名称斯里兰卡）与印度南端之间仅隔约20英里宽的浅水保克海峡，目力可及，海峡中有几个孤立的小岛。然而这两个国家在政治上一直是相互独立的。尽管锡兰发展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并且具有独立的身份意识，但它无疑仍是较大的印度文化的一部分。公元前6世纪的某个时候，一位讲梵语或雅利安语的君主维阇耶带领大队随从，由印度西北部航海到达锡兰并建立了一个王国。印度商人很可能更早就到了锡兰并在那里定居，但我们没有这种早期接触的记载。维阇耶的随从们自称僧伽罗人（“狮人”），后来成了锡兰的主要民族。僧伽罗也是他们所讲的一种与北印度诸语种有关的印-欧语的名称。他们带来的不光是读写能力、书写体系和吠陀晚期北印度的宗教，而且还有该文化很多其他成分和技术，包括水稻灌溉和培植知识。他们可能很快就联合并同化了从孟加拉来的第二批移居者。尽管起初几个世纪里，僧伽罗人曾经与尚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技术远远落后的原住民维达人相互通婚，但前者不久后就排挤了后者，极少数幸存维达人现在仍生活在偏远的丛林中。到公元1世纪以及其后几个世纪中，僧伽罗人建立了人工灌溉的粗放型水稻农业体系，人口主要集中在岛的北半部，首都在阿努拉德普勒，并兴建了第二个中心城市波隆纳鲁沃。这个地区就是所谓的没有灌溉就不可能有固定耕地农业的锡兰干燥区的一部分，它拥有肥沃的土壤，平坦的地形，而几乎不间断的强日晒高温生长期，在人工灌溉条件下，可保证作物高产。那里，大量雨水集中在季风亚洲东北部冬季的短短三个月期间内，而其余月份基本上干旱。僧伽罗王国修建了大型蓄水池来截留冬雨和溪流的水，然后通过复杂的沟渠体系输送到水稻田。在为数不多但常年不断的流经该地区的河流上建起了水闸以截水灌溉。干燥区的人口大大增加，约公元10世纪鼎盛时期的阿努拉德普勒的居民达到了10万以上，而整个锡兰的总人口可能达300万或400万。正是由于国家通过劳役掌握了如此多的人口，才得以建成和维护了大规模灌溉工程，并在阿努拉德普勒建起了众多的大宫殿和寺庙。近代以前世界任何地方，都未曾见到过如此密集、技术如此高超的灌溉工程，而这一切靠的是国家保持着对群众劳动力的支配。阿努拉德普勒的大窣堵波（佛塔）；它是在20世纪修复的，它的附近还有许多与它类似的佛塔。（RMurphry）锡兰是印度以外第一个接触到佛教的地区。宗教界有一个传说，说佛陀的弟子阿难陀本人在佛陀生前亲自传达教义。但在阿育王于公元前3世纪特派传教士前往锡兰和缅甸之前，佛教大概未曾传到北印度以外，而且肯定未曾传到锡兰。阿育王的使者使僧伽罗人很快接受了佛教并保持信仰至今。他们创造了漂亮的印度传统风格的佛教雕塑和建筑，包括世界最大的土堆佛塔（或窣堵波）和佛陀及其弟子们的巨大雕像。阿努拉德普勒的大佛塔比古埃及除一座外的所有金字塔都要大，它周围数英里范围内还有许多差不多大的佛塔，以及一大群漂亮的纪念性石头建筑和大浴场。所有这些华丽的建筑表明，锡兰的农业经济提供了大量稳定的剩余产品来支付建筑及艺术费用，而且还有多余劳动力投入这些活动。由佛僧编撰并保存下来的古典僧伽罗编年史主要记述了历代国王的这类虔敬行为，特别是他们修建佛塔或给寺庙资助，这些都间接反应了经济的繁荣和社会总体上的有序状况。考虑到南印度和锡兰之间旅行的方便，它们的相互交往可能在公元前5世纪以前就开始了。到基督纪元开始前或更早，锡兰北端已有南印度达罗毗荼操泰米尔语的人定居，他们带来了他们自己的使用水井灌溉的农业，他们成了贾夫纳半岛及紧邻锡兰北部的地区的占统治地位的居民，但他们保持着与南印度的文化联系和印度教。来自南印度的移民持续了几个世纪，且与僧伽罗人有一定程度的通婚。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这两大印度移民群体在锡兰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一直共处，但他们的分歧到了1950年代终于演变成诉诸暴力的政治争端。古锡兰的艺术：干燥区南部锡吉里耶要塞岩柱上公元5世纪画中的美丽仙女正在向地面撒花，这幅画比同一时期十分类似的大多数印度壁画保存得较为完好。（StellaSnead/ArchaeologicalSurveyofIndia）以阿努拉德普勒为基地的僧伽罗王国时常对其北边的泰米尔人地区实行压制，但它又必须保护自己免受大得多的南印度泰米尔族诸王国的间歇性侵袭。当提出王权要求的敌对僧伽罗人与入侵者结成联盟，尤其是在约公元6世纪之后，这类袭击往往刺激或加剧了它们之间的内部不和。公元纪年的头几个世纪兴起于南印度的朱罗帝国，在11世纪发起对锡兰的特别猛烈的入侵，并在1017年掠夺了阿努拉德普勒。于是僧伽罗人迁都至波隆纳鲁沃，从那里凭借地方武力，到1070年终于将朱罗人驱逐出境。接下来一个世纪里，波罗迦罗摩巴忽国王（1153～1186在位）统一锡兰全境，以首都波隆纳鲁沃为基地进行统治，入侵了南印度和缅甸，修建了巨大的新灌溉工程和公共建筑，使首都几乎与阿努拉德普勒一样令人难忘。但他死后即爆发内战和来自南印度的新的毁灭性入侵，到13世纪前已经实际上放弃了干燥区，那里的高效灌溉工程再也得不到维护，从那以后，大大缩小的人口就在锡兰中部丘陵和山峦屏蔽之下，聚居在中世纪首都康提周围，后来又转移到科伦坡港市周围的低地。第4章 古印度文明 笈多王朝和戒日王帝国(1)印度还有一个可视为孔雀帝国复活的王朝——笈多王朝，它从约公元320年到约550年统治北方。华氏城再度成为帝国首都，而且似乎又一次成为了周围地区的文化中心。这时，与西方的接触看来已经萎缩或停止；罗马人的活力已经衰退，定都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已采取守势，它同印度的联系基本上因波斯萨桑王朝的兴起而被阻断。然而，印度与东南亚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仍很频繁，尽管这些交流多半是与笈多王朝控制范围以外、仍属大印度文化组成部分的朱罗、潘地亚和帕那瓦等南印度王国以及东南沿海港口之间进行。与以前一样，由于印度传统上不关心记录世俗历史，我们对笈多时代的很多知识也得依靠外国观察家的资料，其中主要的是中国佛僧法显法显（约337～422），中国东晋僧人、旅行家、翻译家，中国僧人赴印度留学的先行者。法显出国前后14年，足迹遍30余国。他根据旅途见闻撰成的《佛国记》，是研究当时佛教史地的重要资料。——译者的日记。法显在公元5世纪初，历尽艰辛长途跋涉，经中亚和喜马拉雅山，抵达印度求取佛教真经，并在印度居住游历了六载。作为一位典型的中国学者，他详细记载了在华氏城和其他地方的见闻，他给我们描绘的是一个5世纪初可能正处于极盛期的富饶而高级的社会和它那具有灿烂文化的首都。笈多时代的生活和文化法显认为，笈多王朝的印度是太平的，政治是温和的。他的日记指出，犯罪很少见，人们可以安全地从帝国的一端旅行到另一端，而且无需旅行证件。他特别提到私人捐助的免费看病的医院，还说所有“受尊敬”的人（这可能是指高级种姓）都按照阿育王时代以来的习俗坚持素食，但地位较低的群体则吃肉，因而被视为“污染”源。法显是第一个描述与种姓制有关事物的外国人。他认为佛教仍然繁荣，但显然正处于与起初产生了它的印度教融合的过程中。总的说来，他的记述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繁荣的、平静的、运转顺利的社会，这可能与他当时身处其中的中国社会仍在遭受着从汉王朝灭亡后到唐王朝再度兴盛前绵延不断的政治混乱形成了鲜明对照。马图拉县的青铜立佛像，属于公元6世纪的笈多浮普那时代。（NationalMuseumofIndia,NewDelhi,India/BridgemanArtLibrary）笈多时代是包括诗歌和戏剧的梵语文学及古典印度雕塑和雄伟建筑的黄金时期，尽管不幸只有零星艺术作品经过以后漫长困难岁月留存了下来。文化的这次兴旺在笈多统治范围外的南方同样强劲，而不论南方还是北方看来都恢复了孔雀帝国辉煌过去的很多东西。被广泛赞颂为印度最伟大诗人和剧作家的迦梨陀娑，就生活和创作在4世纪末和5世纪初，即接近于笈多王朝最强盛和其后进一步文化繁荣的时期。他的许多作品和一些作品的片断都保存下来了，这可能是由于他的作品被广泛复制的结果，它们至今仍是新鲜和迷人的读物，那些有关人性弱点的感人记事，实可与莎士比亚的戏剧和诗歌媲美。笈多王朝的崩溃到约公元550年，笈多王朝的统治被叫做白匈奴（可能是伊朗人或中亚突厥人）的新入侵者摧毁。这些新入侵者是历次被印度财富和先进所吸引而侵入印度、而后又融入印度混合血统的在种族上和文化上均不相同的多批外来种族中的又一个。与以前及以后的入侵者一样，他们是从西方通过惟一方便的西北边境山口进入次大陆的。正如语言特征所表明，至少从哈拉帕时代以来，除与东南亚的海上联系外，印度与西方的往来一直占主导地位，而几乎与东方及亚洲另一主要文化中心的中国没有接触。当然，佛教确实先从印度传到中亚，然后于汉代前传入中国，但它除某些艺术形式外几乎未曾携带印度文化的其他要素，而且中国文化也几乎完全未曾进入印度。印度土产棉花传入中国比印度河居民首次织成棉布晚了大约3000年。中国和印度两大社会之间的贸易，以及其他共同的文化交流媒介极少而且是间接的，其原因只需看一下地图即可明白：世界最高的山脉横亘在印度和中国之间，山的那边则是中国的新疆和西藏的沙漠或山峦荒野。在印度和中国两大文明的中心地带之间，即从印度斯坦平原到黄河和长江下游流域的旅行路线非常遥远而且极其艰难。较短路线是从东印度经缅甸进入多山的中国西南部（这仍然离中国中心地带很远），但道路更加难走，因为要越过很多高山、深谷和雨林，因而在相互接触方面起的作用微乎其微。随着笈多帝国的崩溃，印度再次形成地方王国分治的局面。来自中亚的新入侵者未能建立他们自己的帝国，政治混乱持续了一段时期，但7世纪上半叶，本土势力终于再度实现了统一，这就是戒日王（606～648年在位）建立的王朝。戒日王通过一系列战役将北方各独立王国联合到一起，促进了梵语文学和艺术的又一次繁荣。戒日王也赞助佛教，中国佛僧玄奘玄奘（602～664），中国唐代佛教学者、著名佛经翻译家、旅行家、增进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通称“三藏法师”。629年从长安西行，历时17年，行程5万里，途径138国。回国后，19年间翻译经论75部，1335卷。后人以其西行事迹为题材的著作有元吴昌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和明吴承恩小说《西游记》等。——译者访问了他的宫廷，留下了有关戒日王宫廷和他游历所见当时印度的宝贵记述。他的日记把戒日王赞为具有超凡魅力、精力旺盛、能干的管理者，是他的帝国的令人难忘的皇帝。他多次在统治区内旅行，监督他政令的实行。他与以前和以后的印度皇帝一样，亲自主持他所到之处的法庭，倾听申诉，伸张正义；他与其他皇帝一样，生活奢侈浮华，但也爱好文学和哲学，是一位慷慨的赞助人；他甚至抽出时间自己写剧本。玄奘的记述表明，那时佛教正在衰退，印度教重新占优势。但是，可能由于戒日王统治时间不长，法律和秩序不如笈多时代完善。玄奘日记中有关于盗匪的报道，他自己在旅行中曾经两次被抢。戒日王的帝国过多依靠他个人的能力，以至他于648年死后竟无适当继承人，帝国又分裂成相互争斗的小集团。第4章 古印度文明 笈多王朝和戒日王帝国(2)古印度的妇女中世纪和近代前期的印度似乎也遵循大多数传统亚洲社会共有的普遍陈规陋习：严重的男性统治地位和妇女的从属或甚至奴隶地位。当然这种情况在20世纪的整个亚洲都有了很大改变，而且即使在过去也和其他陋习一样并非完全真实。尤其是，它忽视了几乎所有妇女在亚洲基本家庭制度中所起的主要作用——与公开作用不同的一种隐蔽但往往极其重要的作用，也忽视了很多女作家和包括政治领袖在内的社会活动家。然而，在这方面，古代印度和较晚时期的印度有很大不同。很多证据表明，古印度社会，尤其是在南方，是母权制的；妇女掌握着重要的经济及社会权力；财产、身份、家庭姓氏多按女性家世传承。这一古代模式的残余至今可在印度南部的一些地方找到。从吠陀时代以后，雅利安人的北方显然属于父权制，妇女一般被认为应该服从她们的父母、丈夫和男性亲属，但她们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个人财产，有些妇女甚至经营自己的商务。妇女不能当祭司，但有当尼姑的自由，有些尼姑是著名的诗人和学者。成书于公元前7世纪的经籍《奥义书》讲了一个名叫迦尔吉·瓦卡克纳维的突出博学女人的故事，她积极参与圣人述祀氏组织的讨论，大大胜过所有男性对手。另外一些妇女听了圣人的讲座，掌握了吠陀经。吠陀教中的女神和男神同样重要，有一位女神的名字总是默念在一位男神之前，这是一直保留至今的习俗。然而，到孔雀时代开始之前，妇女在宗教及知识追求方面的机会看来减少了。社会习惯转而强调妇女的正当职能是结婚和照顾家庭。不过很多上层阶级妇女继续在家中接受教育或自学，其中有些人创作了拥有广大读者的诗歌和戏剧；另一些人学习音乐——既演奏，也作曲——舞蹈和绘画。在古吠陀时代（我们对哈拉帕时代了解太少，很难推想当时情形），未婚男人和女人可以自由交往，而到《政事论》出台时（公元前3世纪），上层阶级妇女已受到习俗的较多限制，不过寡妇仍可自由再婚。到笈多时代晚期（公元6世纪），对妇女的限制加剧，寡妇已经不允许再婚了；妇女都受到钟爱，但却是在被保护、受限制的情况下，这种做法看来开始于孔雀王朝，至少在北方是如此。在南方，妇女一直比较自由，也不那么顺从。赞美妇女《摩诃婆罗多》的一段诗文对妻子的美德倍加赞扬。妻是男人的一半，是最好的友人，是生命三大目标的根，也是来世给于他一切帮助的根。有了妻，男人成就宏伟业绩，有了妻，男人找到非凡勇气，男人最安全的庇护所就是妻。被痛苦煎熬着心灵的男人，被疾病折磨着肉体的男人，妻能给他安慰，犹如热渴难耐喜得甘霖。狂怒中的男人也不生硬对待女人，牢记她就是诞生了你的永恒的地方，是她给了你幸福、美德和快乐的爱情。几百年后，成书于约公元2世纪的《摩奴法典》则反映了社会对妇女操持家务和她们的从属地位的强调。她应该永远使人愉快，要能够熟练操持家务，保持家用器皿干干净净，抓紧钱袋的扣绳。无论什么时候，也不管在这个还是另一个世界，通过神圣典礼与她结婚的她的丈夫，都会让妻子幸福。即使他笨拙粗野和喜好玩乐，即使他毫无可取之处，贤惠的妻子也应该永远将丈夫当作神来崇拜。英文出处：ALBasham,TheWonderThatWasIndia,3ded(London:Macmillan,1968),pp181-182古印度最自由的妇女可能是高等*。在很多传统社会，包括印度，高等*通常受过良好教育，精通古典文学、音乐艺术、舞蹈、诗歌，并擅长做诗、插花、出谜语和其他智力难题。也有较低级的*，但标准一般都相当高。与中国、日本和古典西方一样，这样的妇女常因学识不凡和巧言急智而受赞美，有时甚至超过对她们的美貌的倾慕。据说甚至佛陀也曾挑选某高等*而非显然较笨拙的城市*共进晚餐。很多高等*都是著名诗人，但她们中的大多数都被认为似乎有着“伟大灵魂”的特别敏感的人。另一个妇女群体是寺院礼拜仪式上的世袭舞女；她们大多数也卖淫，但任何情况下她们认为自己已经献身于神而永不结婚。在印度，跳舞是特别重要的宗教仪式，也是优美的艺术形式。人们相信湿婆大神就是通过他的宇宙舞蹈创造了世界，他自己就作为生命及创造之神在收获场地上跳舞。最晚从笈多时代起，古典印度舞蹈开始与寺院舞女结合，这些舞女既是神的仆人，又是混杂有*在内的一群特殊类型的女人。她们因其艺术修养而得到尊敬和赞美，但在社交上却受到歧视；而由于这一群体的存在，其他妇女跳舞是不受鼓励的。直到不久前，当古典舞蹈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复兴，它才再次得到尊敬。萨蒂习俗，即妻子在丈夫火葬柴堆上*，看来在印度历史上任何时代都并非大多数寡妇的命运。虽然古印度也与古苏美尔和古中国一样有过这样的习俗，但看来并不普遍；而实行寡妇*时，它也不过是要求将死去的统治者或官员的所有信徒、随从、马和财宝一同焚烧或埋葬掉这一殉葬习俗的一个部分。萨蒂是比较罕见的；直到笈多时代晚期，寡妇再婚开始遭到强烈反对或严厉禁止，才逐渐多起来；虽然表面上看可能是表示极度忠诚的自愿行为，但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加上年轻寡妇精神空虚和物质生活的艰难，都无疑对此增添了刺激作用。萨蒂让早期西方观察家毛骨悚然，19世纪被英国人禁止，但它并不是古印度的特征。很多古代甚至中世纪的印度作家和诗人谴责它，19世纪印度教的复兴和改革运动，最终使印度舆论起而反对它。第4章 古印度文明 印度的遗产(1)建立并维持大的帝国，在任何地方都需要付出沉重的人力代价，印度在笈多帝国崩溃和戒日王死后恢复到较正常的地方主义不能被视为悲剧，但它只留下了片断的资料，却使得历史学家在处理印度的整体历史和文化问题时，感到好像探究绣花挂毯上丝线针脚一样头绪纷繁。然而，地区性王国的再度兴起确实促进了构成印度社会组织的各地区丰富文化的持续发展。如果考虑到印度地域之大和地区特色的多样性，那么次大陆统一成单一帝国的时期比较短暂就毫不奇怪了；即使在阿育王和英国统治下，也有一些地区在帝国控制之外。尽管欧洲的大部分曾经被同一个罗马帝国统治了近400年，尽管欧洲各国有着共同的希腊、罗马和基督教传统，我们也习惯于认为由大量独立国家和文化组成的欧洲是正常的。印度同样有着悠久的共同传统，包括印度教在全境的流行；它也同欧洲一样经历了多次试图通过征战实现统一。但印度各个地区文化和国家的影响力一直至少与欧洲的一样显著，而且因不同的语言、文学和政治竞争而得到加强。印度不久前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现代国家，或者宁可说建立了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国三个国家，这虽然与欧洲继续处于政治分裂状态形成鲜明对照，但却仍然是立足于地区特质之上，这些地区特质既重要，又正常，其中每一种都有可以追溯到阿育王之前时代的值得骄傲的传统。从这些方面考虑，对于印度和对于欧洲，尤其是在次大陆这样大面积和多样性的地区，地区分治并无不合适或落后之处。印度与欧洲一样，如果没有众多的文化和地区传统，就会更加贫穷。戒日王死后的几百年政治分裂时期，各地区各自对文学、哲学和艺术的贡献，不断丰富着印度文明这块多彩的绣花挂毯。然而我们所了解的那些世纪中的政治局势，却显得混乱、多变且极度缺少资料。作为一个整体的古代和古典印度，对知识和教育，从读写能力和数学，到哲学和吠陀经，都抱着深深的尊敬。但教育只是上层阶级享受的特权，而吠陀时代以后则基本上限于男性，这在几乎所有近代前的社会都一样。正如前面指出的，高等*都受过良好教育，她们博学，是成功的舞蹈家、歌唱家、音乐家和诗人；她们的作用就是尽心取悦她们的保护人。然而，大多数人民是与上层阶级事务无关的乡下村民，他们过着他们自己活跃的村社生活。好几位希腊和中国旅行家访问了古典印度，他们在留下来的记述中，把乡村描绘成具有高生产力的繁荣之地，认为印度乡村景象和村民命运优于他们自己的祖国。印度在那几个世纪中受群众贫困和社会关系紧张困扰的程度看来要比今天小，不过我们没有进行量化估计的手段。那个时代的人所做的记述，当然只能是根据他们对其他地方的了解得出的判断。我们现代的着眼点已经不同了，但我们掌握的古典记述几乎全都着重指出当时物质生活水平较高，社会秩序井然，科学、技术、哲学和艺术成就令人难忘。这是一个值得现代印度人引以为荣的传统。从现代观点来看，古典印度的科学成就具有特别高的价值。起源于古代的数学，到笈多时代进一步发展出很高水平的复杂形式，包括基本代数和用九个数字加一个零的计数法，这一计数法与我们今天用的完全一样，远比麻烦的罗马数字计数法方便而有效。将这一计数法传到西方的*人称数学为“印度艺术”，没有印度的数学，后来欧洲的科学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戒日王时代之后的中世纪印度数学家提出了负数和正数的概念，计算出平方根和立方根，求解了二次方程式和其他方程式，懂得了零和无穷大的数学含义，求出到小数点后九位的圆周率数值，并在三角学、正弦函数、球面几何学和演算法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到公元6世纪，印度天文学家超前哥白尼近1000年描述了一个日心行星系和在轨道上绕太阳运行的地球，这些知识后来也被*人吸收了。象棋是在印度发明的，后来才传到西方。古印度科学家在公元前6世纪早于希腊人提出了元素的原子理论——20世纪西方科学的基础，真是极富想像力的朝着现代基础物理学的大跃进。传统印度医学已经拥有内容广泛的药典，使用了多种草药和西方人很久以后才发现并使用的药品。内科医生看来已经懂得了脊髓和神经系统的功能，成功的外科手术包括了剖腹产、复杂骨骼镶嵌、整形术和残损四肢修复。印度外科手术一直领先欧洲到18世纪。在它的很多王国或帝国，穷人的医疗是免费的。预防天花的疫苗接种最早是在笈多王朝的印度得到应用，比西方早1000多年。医生受到高度尊敬，公元1世纪末著名内科医生阇罗伽的医药论著中就有与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誓言希波克拉底誓言，据说是出自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之手的医学道德准则，一直被医务人员视为行动指南，至今仍在许多医学院校的毕业典礼上宣读。誓言包括：医师要发誓尽其所能为患者谋福利；在私生活及医务方面要堪为楷模；保证决不帮助意图自杀的人或企图堕胎的妇女；要保守在诊疗过程中得悉的秘密等等。——译者相似的一段话：如果你想成功地行医……你必须每天从早到晚为所有人的福利祈祷……并全心全意为恢复病人的健康而努力。即使要以你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也决不辜负你的病人。……你必须言辞亲切……考虑周到，随时注意提高你的知识水平。第4章 古印度文明 印度的遗产(2)你到病人家里去时，你应该心无旁骛，而将你的话语、精神、才智和意念全部集中在你的病人和病情诊治上。……病人家里的任何事情都不要向外透露，病人的病情也不能告诉他人，以免有人利用这些信息危害病人。英文出处：ALBasham,TheWonderThatWasIndia,3ded(NewYork:GrovePress,1959)，p500。十分可能，外族入侵和内部斗争引起的政治*，在大部分时间内未对大多数人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我们缺少足够资料来弄清楚历史上各代帝国、王国、冲突和令人迷乱的政治变迁的来龙去脉，但这并非关键所在。我们所知道的已经足以展示一个先进的文明，一系列非常人道的价值标准，一幅普通人的生活画卷，足以证明远古和古典印度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传统，是人类经验的重大成就之一。英国伟大的印度学家AL巴沙姆说，奴隶制的劳役比任何古代社会都要轻微，古印度以其仁爱著称于世，那是“一个强调宽厚和温顺的地方”。英文出处：ALBasham,TheWonderThatWasIndia,3ded(NewYork:GrovePress,1959)，p9。本章首先扼要介绍了约公元前3000年到约前2000年间印度河文明的起源、繁荣和衰退，以及它的主要城市中心卡利班甘、哈拉帕和莫亨焦-达罗。约公元前1800年后，迁入印度北部的操雅利安语的中亚人创造了在北印度大部分地方居统治地位的吠陀文化。公元前500年左右出现了地区性王国，其中有一些曾经与公元前326年入侵西北部的亚历山大大帝遭遇。旃陀罗笈多·毛里亚到公元前322年建立起孔雀帝国，统一了北方的大部分，定都于恒河流域中部的华氏城。旃陀罗笈多的孙子阿育王皇帝大约从公元前269年到约前232年在位，他把帝国疆土向南方扩张。对征战造成的杀戮感到不安的阿育王改信了佛教的非暴力教义，并将自己在位的余下时光用于推广佛教。阿育王死后，孔雀王朝势力衰落，北印度和南印度都转变为地区分治。希腊人和西徐亚人对北方的新入侵建立了征服者的又一个王朝，即约公元前100年到约公元200年的贵霜王朝，而南印度和锡兰则维持着众多独立而繁荣的王国，创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纪念物。约公元320年到约550年的笈多王朝再次定都华氏城，并在北方恢复了孔雀时代的很多辉煌业绩；而606～648年在位的戒日王重新统一了笈多帝国。戒日王死后，印度再次进入较正常的地区性王国分立的政治模式，它的艺术、科学、哲学和商业继续发展繁荣。（较晚时期的印度史见第6、9、13、14、15、16、19和20章。）第5章 古中国文明 中国的起源我们无法判定以城市为基础、有文字、会用金属的中国文明出现的准确年代，它同其他所有地方的文明一样，是一个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漫长过渡时期。但是，到约公元前2000年时，我们称之为龙山或黑陶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已经开始建设有围墙的比村庄大的居民点，制造青铜工具、武器和装饰品，使用极易辨认为书面汉语前身的象形和表意书写符号。他们的小镇或城市已有大群大群的非农民的居民——抄写员、冶金技师、手工业者、也许还有官员——龙山人已经学会了丝织方法这一中国长期独有的技艺。大概4个世纪后，约公元前1600年，第一个有据可考的中国王朝——商——建立在华北平原黄河大拐弯处主要龙山居民点集中的同一地方或其周围或附近。商文化可能是早先龙山和仰韶（彩陶）这两种不同文化的结合，或是在这一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但这两种文化及其他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可能早得多就已出现，而且也许就是中国传说中所指但考古上未得到证实的夏王朝。不管夏是否是一个实在的国家或王朝，夏这个名称一直被使用，因为商不可能没有它的前身。尽管古代文献提到商而且列出了商的各代王的名号，但与夏一样，近代史学家对商的存在也不全信，直到1920年代考古发现展示了它的首都和甲骨文，后者列出的各代商王名号与古代文献所列者完全吻合，商的存在才得以确认。夏可能仍是晚期龙山-仰韶文化最后发展阶段的合适名称。大约到公元前2000年，龙山文化的城镇已相当大，有了带厚重大门的夯实土围墙，显然不再是农民村落而可能是某种形式的王国。古史籍所称郑州附近的阳城大概就是那个时期（可能是夏）的首都，它有高20英尺的夯实土围墙，大小达一平方英里，墙外有两座青铜铸造场。具有相似物质文明的龙山居民点分布区，东至海滨，南达长江流域和南方沿海。古中文文献提到夏之前的五“帝”，可视为凭空想像的英雄；归功于他们的功绩有火、农耕、牲畜驯养、历法、书写文字等项“发明”和洪水治理。其中最后一位叫做大禹，被说成是夏的创建者。夏的存在年代姑且定为公元前2000到公元前1600年，但此外关于夏的其他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最早的文献是很多世纪后撰写的。总之，到了商代，中国特色文化的许多要素已经形成。关于商及商以前各中国朝代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如果有所得益的话）从遥远西方传播开来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的成就，存在着长期的争论。看来，小麦、较晚时期的驴、紫花苜蓿、葡萄和某些数学知识无疑是从西亚传入中国的，但那发生在远远晚于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作为商代重要战斗武器的轻便辐轮战车似乎也是到约公元前1500年才传到中国，这也许与雅利安人侵入印度有关。水稻、水牛、鸡和猪亦非中国北方土产，而是很久以前从东南亚原产地通过华南传入的。确实，中国得益于南方的东西远远超过得益于西方，尤其是考虑到这些最初从南方引进的东西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基础地位时，则更是如此。商代青铜器的工艺极为先进，其主要器物是用于祭祀的各种器皿。本图所示可能是礼仪场合用于斟酒的柄盂，它的盖子可以取下。与其他一些商代青铜器一样，其形象是一头身上有很多抽象图案的想像的神兽。（CourtesyoftheFreerGalleryofArt,SmithsonianInstitution,Washington,DC［6133］）在新石器时代，华南在文化上也同物质上一样，与毗邻的东南亚的关系，比它与干燥寒冷的华北的关系要密切得多。新近在长江下游流域和长江以南的考古发现表明，华南文明的起源可能与考古普查更彻底、古物保存更完好的华北一样早或甚至更早。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东亚青铜器和最早的水稻种植证据来自今日泰国北部和越南的地区。青铜器大概就是从那里与猪、鸡和水牛一起较顺利地传到了邻近的华南，这可能远早于商代，而所有这些事物到商代早期已经在北方出现。到那时，虽然华北和华南在人种和语言及正在形成的文字方面均不同，但两地在文化上已充分融合。在商代及其后许多世纪中，中国的主要农作物不是小麦而是可能为本地谷类的小米。商文化的所有成分，包括商代的艺术以及书写体系和青铜工艺这两样决定性要素，都未显示与美索不达米亚或印度有任何关系。书写体系和青铜工艺都是先在美索不达米亚而后在印度得到发展，但最早的中国书写体系与它们两者都不同。如果中国人曾经与美索不达米亚有过接触，或者从那里引进了有关的观念或技术，那么他们极不可能不接受或不改用楔形文字而采用了远为麻烦的表意汉字。至于青铜，商代中国在技术的完善和器物的美观上一直鹤立鸡群，大异于任何古文明的青铜器，证明中国经过长期试验，用不同比例的铜、锡、铅和锌混合，取得了最佳比例的成就。地理上离商文化中心越远，青铜制品越粗糙；这里没有苏美尔或哈拉帕文明的任何痕迹。由于这些及其他原因，中国文明，同印度文明一样，显然是一种独立的创新，它早在与其他同样先进或古老的文明实际接触前就已经形成了。这一点也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证据表明中国石制工具一直在类型上与从印度经中亚到欧洲这一地区制造的工具不同的情况相一致。中华文明是在早得多的时代从南方引进某些农业要素之后，基本上独立自主发展的。第5章 古中国文明 商王朝商王朝的都城先后有好几处，先是在今洛阳附近，然后在今郑州附近（两处都靠近黄河），最后是安阳附近当时叫做殷的城市。我们不知道商的政治辖区有多大，但文化遗存物表明，虽然商在其西、东、东北、也许还有南方均拥有或宣称拥有物质文化上与商有很多共同之处的属地，但它本身却局限在黄河中游洪泛区内。那时，小麦已上升到与小米同等重要，水稻虽有种植，但主要在长江流域和南方。狩猎仍是家养牛、猪和禽类之外的补充食物来源。商代蓄奴，奴隶多半是来自较不发达或商王朝边境被征服族群的战俘；奴隶可能曾经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劳动力，也被大量用于建筑城市和宫殿，可能也充当军队。尤其是安阳，其纪念性建筑令人难忘。该城在极盛时可能大到10平方英里，有十余座带各种陪葬物的王室陵墓。陵墓证明当时已有剩余产品以维持奢侈的夸耀，如装饰华丽的战车配有青铜附件和鞍辔鲜明的拉车马；马匹是带着挽具向后退着进入地下墓室然后被杀死。王室或贵族成员死后的陪葬品不但有贵重的用具，而且有数十或数百个随从或部下，他们牺牲自己以供死者来世驱使，当然也是为了显示死者的地位。异常精美和工艺高超的青铜器皿和武器，证明商代的技术达到极高水平。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书面记录，但存在大量多半刻在扁平的牛肩胛骨或龟甲上用于占卜的商代甲骨文。卜辞通常以问题的形式刻在经过火烤或用烧红铁棒加热因而出现裂纹的骨板上；裂纹被认为能给出所提问题的占卜答案，不过更合适的也许是把这种答案视为一种获得满意结果的愿望。另一些所谓占卜甲骨文，比如使用十分接近古典中文的汉字而且大多数能辨识的卜辞，则提供了商代诸王的名单和王室活动的简要记述。总之，这些甲骨文所提供的材料，勾勒出一个等级制贵族社会。它与周边民族的战争常年不断；它的弓箭手使用一种强有力的复合弓；持矛战士有各种等级；贵族及其驭手乘坐的轻快战车与印度及欧洲人的相似。王室围猎一直是一项重中国和朝鲜要而往往十分隆重的活动，参加者达数百人，猎杀动物数以千计。甲骨文清楚表明，王族甚至可能所有贵族的祖先的灵魂，要求活着的人虔诚地为先人举行祭拜仪式，他们则替生者向至高神祈福——这是中国人“敬祖宗”习俗的根源。奴隶被视为没有精神或灵魂，因而可以随意杀害；商代贵族显然未曾想过自己如果成为战俘将遇到什么样的命运。虽然最上层阶级生活极端奢侈，普通人的住所看来非常简陋，往往不过是穴居野处的坑穴，肯定无法与印度河文明的住房相比。很多占卜所提问题是关于天气，说明那时华北的气候和今天一样是半干旱性的，容易发生旱灾和河流泛滥引发的水灾；但却未见到大规模人工灌溉的迹象，想必当时只利用洪水。华北没有印度河流域那样干燥，其农业看来主要依靠降雨，当然某些靠近河流的小地区或小规模利用浅水井的长期干旱地区除外。小米是高度耐旱的作物，在其他作物不宜的地方也能高产。华北农业的重大优势是极肥沃而容易耕种的黄土土壤（风成冲击土）及便于运输和交往的基本无树的广袤平原。第5章 古中国文明 周王朝(1)商与它的诸侯之间的关系是不融洽的，与周边外族的长期战争，加上主要依靠强制*隶劳动和工匠们建立起来的王室建筑的奢侈和炫耀，过度消耗了商的资源。最后一代商王纣是一个体力上的巨人，一个残忍成性的恶魔，他暴行累累，包括用被他征服的敌人的头盖骨做酒杯。商王朝在约公元前1050年的一次奴隶大反叛中覆灭，参与反叛的有它的诸侯之一——周。周原来守卫在西部边疆的渭河流域，都城在今西安附近。最初，周大概是被商征服的异族，是强悍的边民，他们可能一直在等待机会征服整个王国。到约公元前1050年，他们联合奴隶反叛者打败最后一代商王而终于成功；他们洗劫了安阳，迫使商王在自己宫中*。周继承了商文化和技术的大部分，它的征服不仅仅是武力*，而且将已经开始的文化及技术发展接续到了一个新朝代。获胜的周拥有充分发达的书写文化，他们在自己的记述中，把商的暴行和压迫作为他们*的理由，第一次讲出了后来成为中国政权更迭的标准辩护词：“殷商恶贯满盈，吾受天命灭之。”换言之，商因自己的错误统治而失去了“上天的授权”，明白是非的人有责任推翻它。周将新国都建在他们的原根据地渭河流域。他们继承并扩大了商时期的封建诸侯（从属的同盟者）制度，于是周围各民族和地区（它们不久后就开始以国家形式出现）通过承认周王元首地位的效忠誓言保持它们与周的关系。这一制度与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在细节上不尽相同，但基本体制和实行这一体制的理由则一样：治国初期的中央王国有资格但无手段控制或管理自身直辖领土之外的任何一片较大地区，于是与各地方首领签署封建契约式协定，以求至少在名义上扩大中央王国的权威。另外，当时也有需要联合起来抵御周围的敌人或劫掠者。周王朝征服的地域显然比从商王朝继承的大得多，从渭河流域向东直至海边，向北深入南满，向南抵达长江流域腹地。发展中的各王国（周朝称它们为公国，所用名称与中世纪欧洲几乎相同，包括各种等级的爵位称号如侯爵、伯爵，等等）的共同利益，可能也促进了它们联合起来保卫“文明”地区对付外域蛮族以维持内部秩序。这一制度在一段时期内看来运转得不错，它的另一基础是后来命名为“井田制”的体制，就是像农奴制那样大部分耕地归世袭领主所有，耕者可以用中央地块上的浅水井进行有限的灌溉。农奴也像中世纪欧洲那样与土地束缚在一起，不允许离开，实际上成了领主的财产。不论是在周王朝的宫廷，或是其他属国的宫廷，建立在原商代基础上的技术和艺术在继续发展。青铜仍是主要金属，庄严的祭祀器皿往往相当巨大，越来越多地铸上了记述各种事件或法令的长篇文字。虽然大多数著作这时已经用毛笔和墨书写在帛或竹片上，但用这些易腐蚀材料写就的作品均未保存下来，我们不得不依靠很久以后可能被大大改动了的副本。但一般都认为，中国古典名作大部分起源于周代早期，其中包括《周易》（占卜者的神秘手册）、《诗经》、《周礼》和历史文献集，后者包括涉及文化上的五位英雄帝王和夏朝的历史，以及目前得到肯定的商和周的征讨的记述。中国人已经开始纪录历史事件，对保存历史记录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但是，后来导致周王朝全面分裂并最终灭亡的根本性变化也在进行着。由于技术的改进，铁逐渐变得便宜，数量也大大增加，开始有可能用于制造农具，如中国人发明铁头犁比西方人早了1000多年。借助更优良工具，对半干旱的华北特别重要的灌溉开始普及，越来越多的土地开发成良田。铁斧头加快了对华北周边多山地区和长江流域剩余森林的砍伐。在农业生产量提高的刺激下，人口增长大大加快，到周代中期可能达到2000万，而商统治时期大概只有400万。除反复发生旱灾的年份外，人口看来并未超出食物供应能力，稳定的剩余农产品奠定了发展贸易的基础。新的农业生产力将越来越多的人从农耕劳动中解放出来，变成了手工工匠、运输工人、士兵、官员、学者和商人。城市作为贸易中心的重要性超过作为王室或封建主统治中心的作用，城市居民以商人居优势，星罗棋布的城市出现在华北平原和更富饶的南方长江流域，而长江流域因水上运输的便利进一步刺激了贸易和城市中心的兴起。不可改变的世袭农奴身份和地主贵族的统治，日益显得与变化的情况格格不入，这种局面在某些方面可能与中世纪欧洲封建主义晚期相似。与此同时，周代最早的诸侯中，有很多在朝着独立王国演变，它们各自发展了独特的地区性文化。周代经过大约400年统治后，它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开始出现紧张而终于导致分裂。战国公元前771年此前有关古中国的年代记录肯定不准确，但从现在开始则完全可靠，这已由其他证据所证实。现存最早古籍来自公元前9世纪。公元前8世纪周代记录的一次日食确实发生在所纪录的时刻。，渭河流域的周王朝都城遭北方蛮族抢劫，周王被杀。其子于翌年即王位，建新都于较易守卫的洛阳，希望从更接近王国领土中心的地方进行统治能够比较可靠而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统一。然而这种希望是徒劳的。为了守卫西北边境，周将渭河流域的老根据地作为采邑（封赏的地方）赐给了忠诚的贵族秦；500年后，秦却扫灭了周王朝支离破碎的残余势力，建立了第一个帝国。第5章 古中国文明 周王朝(2)公元前770年迁都洛阳后，周王对周围属国的权威衰落，诸侯变成了相互征战的国家：西方的秦，北方的晋，东北方今北京周围的燕，东方山东地区的齐和南方长江中游的楚，另外还有一些小国如四川的蜀和山东的鲁。鲁就是孔子诞生和担任过顾问的地方。现在把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或甚至把周王朝称为“中国”都为时过早；每个国家在文化、语言和政治上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可能还有人种上的差别。我们知道，中国是在公元前3世纪秦统治下才形成的。秦帝国把自己强大的印记烙在了其后2000年居统治地位的中国式治国方略及社会组织之上。可以相当准确地说，中国这个名称，最早是从中华帝国身份的创造者秦王朝开始使用的。直到这时，在众多不同民族、文化和国家中，还没有一支占优势的力量拥有今日中国的领土。这些势力相互不断攻伐，抵御文明地区边界周围更加异己的民族，而当时的边界仍远远在今日中国版图之内。但民族与民族之间技术的传播和交流可能相对容易和快捷，到周代中期，大多数民族看来已经多多少少分享了冶金、农耕和灌溉及其他技艺的共同成果，但它们在口语和书面语以及文化其他许多方面和政治制度上，仍存在如同中世纪晚期欧洲各形成中的国家那样的差别。楚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跨越长江流域中段两岸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各竞争国家中生产力最高、占地面积最广；它的农业得益于较充沛较可靠的降雨、华中地区较长的生长期和远为方便的灌溉。但它有自己独特之处，特别是商人群体的规模和他们的重要地位，以及依靠水运的贸易和城市在其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楚国的发展远远超出了过去商代的模式，因为商的权力由世袭地主贵族把持，商建立在奴隶或农奴劳动基础上的农业实际上是惟一的财富来源。与华北诸国不同的是，楚还是一个海军大国，它在长江及其支流和湖泊上都有舰队，甚至拥有数量更多的平底帆船（内河船）。然而，楚国终于还是在公元前632年和前301年两次被北方国家的联盟打败；虽然它继续存在，但国力和后来的发展势头大大减弱，其他国家却强大起来。这也许是那些改变了历史进程的竞争之一，它把未来交给了以农业为基础的*主义帝国，而不是贸易和商人占优势的国家。一个按照楚国模式发展的国家势必与秦的最后胜利所建立的国家大不相同。关于秦王朝的情况将在本章后面部分更详细介绍。随着农业单产和总产量的提高，已经有可能把大量军队投入战场，因为至少在一年的某些月份可以把人力从农业生产中抽调出来并给他们提供剩余农产品。战争规模扩大了，也更残酷了，战争性质也从过去贵族之间为荣誉的英雄骑士式竞争，变成了规模更大的为生存的征讨和战斗。这时期发明的装有触发机构的石弓极大地增加了杀伤力、射程和准确性，而到公元前4世纪时，步兵更得到了骑兵的支持。这一系列新进展，共同削弱了世袭贵族、他们的战车和他们的扈从们早先拥有的优势。中国发生的事情很像约一个世纪前印度的情形。第4章曾指出，印度的英雄骑士时代让位于国与国之间的权力斗争及由此建立了孔雀帝国，其基础则是铁器的推广、农业技术的改进和人口的剧增。同印度一样，中国这一时期铸造青铜和紫铜钱币的国家多起来了，贸易和城市迅速成长，修筑了道路，常备军剧增，国家官僚机器也开始出现。所有这些，为有才干的平民提供了各种机会。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种积极的值得欢迎的变化，但对另一些人，旧秩序的消逝及战争带来的分裂和痛苦只能意味着混乱和道德迷茫。生活在春秋时代的孔子明确指出，他的处方就是要按照过去某个“黄金时代”的价值观，重建秩序和他所称的“和谐”。第5章 古中国文明 圣人孔子孔子约公元前551年出生在周王朝势力范围内山东的一个较小国家，卒于约公元前479年，因而他大致与佛陀同时代，在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诞生前几年去世。他的家姓孔，中国人称他孔夫子（“孔老先生”），现代欧洲人用拉丁字母拼写成Confucius。孔家看来是相当低级的贵族，家道已衰，但尚能让儿子受教育。那时离科举考试的实行还有很多年，孔子以教学为生，不时给一些封建领主当顾问或参事。他不仅教给学生们读写文化知识和古典名著，而且讲授他自己的为人之道和治国哲学。他的一些学生在国家行政机构谋得高级职务，但孔子本人在这一方面却始终不太成功；他在晚年显然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但实际上，从中国、朝鲜、日本和越南2500多年来追随其观点以及今天仍受其深刻影响的人数来看，孔子堪称人类历史上也许最成功的哲学、道德和伦理体系的创始人。我们没有见到过孔子亲自撰写的著作，有关他本人或他的学说的资料也不多。我们确实知道的，全部来源于叫做《论语》的谈话或格言集，是他死后由他的信徒们收集并不太系统地整理而成，因而可能不完全准确。后世的注释详细说明了他的教导的意义和运用。孟子论德政孔子的第一位主要继承人孟子生活在约公元前372年至约前289年，他写下了他自己的道德教导和轶事。关于仁德的政府，他给战国时代的一位君主进言如下忠告。狗和猪吃掉了老百姓的粮食而不想办法制止；看见路上有饿死的人而不救济饥民；老百姓死了就说，“这不是我的错，是年成不好造成的”。这与用刀把别人刺死却争辩说“这不是我杀的，是刀杀的”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只要大王不老是归咎年成不好，那么普天之下的人民都会归顺您了。（原文：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出处：原文见《孟子》，梁惠王（上）篇第3章。根据《论语》，我们了解到的孔子本人及其思想即使不太完整，但也相当鲜明地表明，他是一位思想丰富、通情达理的人。他抱怨他一直未能找到他向往的那类好学生或他向往那类职务，他在谈到他成功乏术时相当坦率：“我不在意没有职位，只担心没有任职的本领。我不担心无人认可我，只求做到值得人们认可。”（原文：“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原文见《论语》，里仁篇第14章。然而他抱怨他受到的对待说：“我难道是个无用的苦葫芦，只能挂起来而不能吃？”（原文：“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原文见《论语》，阳货篇第7章。看来他异常迫切想获得作为顾问的职位，以至考虑过为反叛集团工作，因为他相信，不管得到什么样的机会，他都能够按照自己的哲学改造人和国家——这也是100年后柏拉图的同一态度。不过孔子也相当幽默，甚至喜欢拿自己开玩笑。孔子学说的基本要旨是，人的品格可以通过教育或通过长辈的道德榜样来陶冶和提高，这样塑造出来的“有教养的”人将向往做合乎道德的事，而不是把这当作权宜之计，因此也将维护社会的“和谐”。这正是人和动物的区别所在。用暴力和威胁进行统治是无效的；只有将社会准则内在化的价值观才能导致正确的行为。行为也应该以从家庭长辈直到最高统治者这些不同等级的上等地位的人的行为做榜样，上位者因而必须使他们的权力同他们的责任和公正相一致。处理人与人的一切相互关系时，则应该“自己不喜欢的事，决不要强加给别人”。（原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文见《论语》，卫灵公篇第24章。儒教是在人际关系和政治管理中实行仁爱的处方，但它本质上是保守的，它强调的是秩序。然而，突出仁爱意味着坏的政府理当予以抵制，即使因此可能危及秩序也在所不惜，这是《论语》中好几处一再提到的观点。儒教心目中的模范是不顾任何后果，哪怕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坚定不移遵循正确道德规范的正人君子。孔夫子的一生看来符合他所宣扬的教导。也许他确曾像苏格拉底那样过分坦率地希图赢得他那个时代权势人物的恩惠，但他的教导和他的榜样，远远超越了当时他生活其中的渺小政治，而一直流传至今。第5章 古中国文明 秦的征讨秦本来是周王朝属国中最穷、最小也最边远者之一，似乎很容易被其他对手超过。然而它的历代能干的统治者把相对贫困、农民基础和边远地域等劣势变成了自己的长处。他们强调勤劳、俭朴和纪律的重要性，重视农业和农民士兵，排斥商贾或知识分子，把这些社会成分转变成军事力量。秦的强悍军队在一连串战役中击败了竞争的敌国，而这些战役都远离秦国在渭河流域山峦环抱的老根据地，却给依靠商业的敌国较脆弱的经济往往造成严重破坏。秦的对手们看出日渐强大的秦的威胁并打算联合抗秦时已经太晚，终于被秦逐一灭亡。秦的将军和政治家是战略战术大师，他们巧妙地利用了外交、宣传、叛逆、谍报和各种形式的心理战术。关于改革的意见孔子死后不久出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哲学家墨子较少因循守旧而更热衷于社会改革。圣贤的责任在于管理天下；因而他应该知道为何产生祸害，才能够加以控制。……那么祸害何以产生呢？产生于缺少博爱。……世上一切祸害都是由于这一原因，也只能是这一原因。……如果世间处处博爱占上风，就不会有一个国家攻打另一个国家、一个家族扰乱另一个家族的事情发生；窃贼和盗匪将不复存在，君与臣、父与子都会忠孝善良。做到这一点，天下就应该管理得井井有条。……那么天下有哪些祸害呢？国家与国家相互攻打，家族与家族相互扰乱，人与人相互仇视和侵害，……这些祸害何以产生呢？产生于不讲博爱。……这种博大普遍的爱有极大的优越性，而且实行起来比你想像的要容易得多。如果不实行它，那一定是统治者不喜欢它。如果统治者以实行它为乐，人民就会争相仿效。……因此，实行博爱，实乃圣贤君主的大道理，它能使王公大臣安其位，能保证普天下百姓丰衣足食。（原文：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天下之害何也？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然则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爱生邪。……况兼相爱、交相利，与此异矣。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此何难之有焉？特上不以为政，而士不以为行故也。……故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杀死一个人是一件违法行为，是要判死刑的罪恶。照此推论，杀死十个人是十倍的违法行为，必须判十倍的死刑；杀死一百个人是一百倍的违法行为，必须判一百倍的死刑。当今天下所有君主都知道应该给予惩罚，并谴责那是违法行为。然而最大的违法行为，即对其他国家发动战争，他们却不给予惩罚，反而颂扬它并宣称那是合法的！他们难道真的不知道他们自己多么不公正。（原文：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而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出处：原文见《墨子》，兼爱（上）、（中）、（下）篇；非攻（上）篇公元前230和公元前220年代一系列胜利的战役，以公元前221年最终击败所有对手而告终。华北和长江流域第一次在政治上统一，秦统治者将称号改为皇帝，自称秦始皇帝，并把构建了秦国权力的制度运用于整个新帝国。公元前221年后的进一步征讨，启动了中国吞并南方诸国的漫长过程。首先是打通从长江南下的路线，拿下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包括今越南北部领土在内的越王国。在整个帝国版图内，像前秦国那样废除了长子继承权（即长子继承父亲的全部财产和地位的制度）和除小家庭内部仆人外的奴隶制。过去的封建土地占有制也一并废除，土地成为私有，可以自由买卖。国家以抽取一定份额收成的形式从所有土地征税。制定了适用于一切臣民的无歧视性的统一新法律，结束了沿袭数百年的贵族特权，这一改革显然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过去各独立国家和文化中差异颇大的货币、度量衡和书写字型，也根据皇帝命令统一采用秦制，这些改革对帝国极为重要。一个全国范围道路及运河系统也开始修建，渭河流域今西安附近建起了新的华丽都城咸阳。甚至规定了统一的车轮距，使所有车辆适应统一车辙。长城也许是秦始皇最著名（也许是臭名）的工程。图中所示乃北京以西沿中国东北和蒙古之间山脊的一段蜿蜒的长城。城墙宽度足容两辆战车并行。现存各段长城均系明王朝于公元15世纪大规模重修时所建。（DanielleHayes/BruceColemanInc）新政权的工程中最宏伟最著名的大概是长城。这是秦始皇下令将很久以前好几个国家沿北部干草原边界修建的一系列城墙连接而成的整体壁垒，每隔一定距离设置瞭望塔。这一工程及以后的重建（现存长城是公元15世纪明代所建）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浩大的单体工程。长城可能是依靠农闲季节从农民中抽调的劳动力建成的，据说有100万人在修建过程中死去，应征者的劳动充当徭役（即用劳动作为国家税收的一部分，与服兵役相当）。讽刺的是，长城从未如预期的那样有效抵挡游牧民族的侵犯；绕过两端的迂回进攻和内外勾结打开城门的诡计，常能轻易突破壁垒。敌人与朋友，无害的商贾或旅行者与捣乱者、入侵者或潜在的入侵者，往往难以区分。但长城总归是帝国权威的象征性肯定和领土主权的象征性声明。中国人可能说过罗伯特·弗罗斯特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Frost,1874～1963），美国诗人。——译者作品中的话：“有好围墙就会有好邻居。”但蒙古人及其祖先也可能用过同样是罗伯特·弗罗斯特作品中的话作为回敬：“世上有些人就是不喜欢围墙。”新兴强大国家对群众劳动力的掌握，刺激了好大喜功的皇帝提出越来越多的巨大工程计划，其中包括修建全国道路网、开挖新运河（可用于运送军队和给养及灌溉）；除新的军事征讨外，皇帝还为自己修建了宏伟的皇宫和陵墓。第5章 古中国文明 秦的独裁主义(1)农业被强调为经济和皇权的基础，吃苦耐劳的农民农闲时可从事徭役或从军。贸易和商人被认为是寄生者和潜在危险的皇权竞争者，因而部分地危及能减少地主势力威胁的长子继承权的废除。但秦制度的主要靶子则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会提问题，会考虑其他的可能选择或指出缺点。中国已经存在着以孔子和孟子（孔子死后的追随者）为光辉榜样的学者、哲学家和道德家的悠久传统。秦视这些人为破坏现状的捣乱者（这一点可能没错）。秦是公开的极权主义国家，它的使命感使它更加不能容忍任何不同意见。秦始皇开始*知识分子，下令活埋对他的政策提出质疑的数百名学者，焚烧所有可能助长不良思想的书籍。被毁的文献包括自古以来积累的宝贵资料。不允许赞美过去；不允许批评当今；不允许对未来提出建议，除非来自官方。这些政策，尤其是焚书，深深背离了中国人尊敬书写的文字和保存记录的传统，引起后世学者和史学家对秦始皇的谴责。秦始皇无疑是一个残忍的暴君，他渴求权力达到了不近人情甚至堕落的程度。但是，他的手段尽管严酷，却在一团纷乱中建成了一个帝国，并且奠定了秦及其后各代中华帝国的大部分基础。秦始皇葬在今西安附近一座巨大地下陵墓中，大批真人大小的陶俑组成的军队守卫着陵墓的进路。1970年代的发掘让他们经过2000多年后重见天日；陶俑相貌不同，表情各异，栩栩如生。（ErichLessing/ArtResource,NY）秦始皇的政策中，很多都是丞相李斯制定的。李斯的生涯颇像印度孔雀王朝的考底利耶。他是将秦代严厉管制一切的国家政策具体化的新哲学学派法家的奠基人。这种管制通过大大膨胀的国家官僚机器和严厉监视一切教育而加强。只有那些支持国家意图的价值观被反复灌输；强调实用技艺，压制批评性质疑。同孔雀时代的印度一样，成立了严密的警察组织和秘密机构，来搜查和惩处*者。另一个造成人心骚动的原因是，不论国内还是出国旅行，除特许外，一概禁止。建立一个帝国，在任何地方和以任何方式，都是一件艰难的事业，任何情况下都会有人怀疑其效用。以巨大生命代价强制统一在一个帝国内，或分别保留各自的地区文化和国家，这两者之中究竟哪种方式能带给人们更好的处境呢？不幸的是，力求建立帝国看来是人类的普遍弱点，如同借宗教之名行残暴之实。两者都冠以崇高思想或者不过是不惜代价的自尊而至少对某些人有吸引力。中国即使以这种手段一旦统一，从此就抱定了庄严的统一思想。每次王朝覆灭后的分裂时期都被看成失败，而且每次的结局都是帝国的重建。但我们也必须承认秦所代表的新秩序的魅力。那时，大多数人显然已经准备好与封建主义的过去决裂，转向以成就而非出身为基础的制度。秦人坚信他们的制度是进步的；他们不现实地自信创建了一个更好的社会。为一个振奋人心的全民目标献身，这本身就极具吸引力；其目的显然是替那些针对人民的背信、残忍和野蛮等等手段辩护，而人民却被认为是新制度的受益人。先秦政治家和法家学派的真正先驱商鞅，将治国策略概括为如下的极权主义论点：轻罪也要重罚。……如果无人敢犯轻罪，重罪就更不会发生。这就是所谓的“通过立法制令来统治人民。……”（原文：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一个国家如果上下目标一致能保持十年，它就会强大一百年；能保持一百年，它就会强大一千年……因而将能成就霸业。……（原文：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人民想要的东西多得无法计数，但能使他们受益的只有共同的一件。除非人民齐心一致，否则无法让他们满足欲望。因此，他们要统一起来，这样他们的力量也就加强了。……（原文：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则无以致欲，故作一，作一则力摶，力摶则强。……）如果你规定了人民喜欢的东西，他们就会因为存在他们不喜欢的东西而烦恼；但如果你规定了他们不喜欢的东西，他们就会因为还能享受他们喜欢的东西而快乐。（原文：立民之所乐，则民伤其所恶，立民之所恶，则民安其所乐。）原文见《商君书》，四段文字按顺序分别引自说民篇、农战篇、说民篇、开塞篇。换言之，团结就是力量，但政府最了解什么对人民有益。法家学派主要人物是哲学家韩非子（卒于公元前233年），他也强调严刑峻法的必要，认为那是在统治者领导下建立秩序的惟一手段。人本质上是自私的，他们必须为相互行为彼此负责。公元前221年前，从其他国家到秦国访问的人指出了他们在那里感受到的积极而自信的氛围，他们确信秦代表着“进步”，是理应普遍仿效的榜样。然而，法治下的新平等原则也有其优点，它提供了升迁的新机会；雄心勃勃的工程，尤其是那些与帝国建设有关的工程，具有吸引人们给与支持的诱惑力。最清楚表明秦更具创造性的是被任命为蜀郡（四川）守的李冰这个人物，他因主持秦国包括控制黄河水患的水利工程在内的许多大型工程而闻名。正是李冰提出了治理已经使黄河恶名远扬的水患的最佳方案：“深掏滩，浅作堰。”这种方案有助于防止淤泥在河床堆积，因为淤泥堆积将使河床经过若干时间后上升到高出周围地面，从而大大恶化不可能永久维持在堤堰之内的洪水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李冰的正确建议只是在1949年后共产党中国领导下才终于得到实际实施。但李冰负责设计并修建了四川西部灌县的著名灌溉工程，使从山区发源后进入蜀郡首府成都周围大平原的岷江改道。很多人参观过的这些灌溉工程连同李冰及其儿子的雕像至今仍在。完成了这些工程的李冰父子俯瞰着它们，他们被认为拯救了自那时以来数百万人民免于洪灾和饥荒。同所有大工程一样，灌县工程动用了大量劳力，经历了艰难困苦，主要依靠征调的工人在铁的纪律下完成。根据100年后汉代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著作，李冰在晚年曾说：第5章 古中国文明 秦的独裁主义(2)人们享受成果时能互相信赖，但决非开始时能彼此协商。现在上了年纪的人和他们的子孙不喜欢我这样的人，但几百年后再让他们想想我讲过和做过的事情吧。今天，李冰仍得到人们尊敬的怀念，他的皇帝却遭人唾骂。第5章 古中国文明 汉王朝(1)秦始皇死于公元前210年，帝位拟传给他的长子，李斯和其他大臣因害怕发生暴动，对秦始皇死讯隐而不发，然后立其次子为傀儡。但秦的苛政已将国家推入混乱，人民饱受苦难，国库空虚，并且疏远了有教养的上层阶级。没有他们的合作，政权就会陷入窘境。秦帝国实际上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好几位军事统帅已经叛变。公元前206年，叛军攻占首都，焚烧了壮观的新秦宫。接着就是对立势力的争权斗争，大群大群的士兵、劳动者和前官员到处游荡。到公元前202年，叛军的一个新领袖刘邦在混乱中脱颖而出，建立了一个新王朝，定国号为汉。中国在汉朝统治期间取得的领土和确立的政治及社会制度一直维持到20世纪。中国人至今仍然称自己为“汉人”，他们因为是汉代首次确立的典型中国式文化和帝国伟大传统的继承者而甚感骄傲。但汉代及以后各朝代的成功所依靠的，却是秦代留下的许多统治方法。管理一个地域面积与欧洲相当、人口到汉时也许达到6000万的帝国，可能也无法采用其他手段。从汉开始，秦代法家统治中较严厉的手段，由于人们观念上趋于一致和儒教较富人性的道德观这两个因素，而得到缓和。汉的第一代皇帝汉高祖刘邦强调儒教关于政府存在的意义在于为民服务、不义的统治者理当丧失上天授权和民众支持等观念，他废除了招人怨恨的对旅行、教育和思想的控制，降低了赋税，鼓励学习以求培养大批备用人才供需要时按照儒教模式为国家效力。但是，征兵和强制征调劳力进行诸如道路和运河等国家工程建设的做法依然保留，同时保留下来的还有帝国行政区划的郡县制，每县由政府任命的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帝国政府在一个长期存在政治及文化差异的广大而地区色彩多样的国土上，在包括货币、度量衡、书写字型和正统思想等等的所有方面，加上了它要求推行的标准。在仁慈的统治之下，这是一个行之有效并可能获得普遍支持的体系。汉代早期是一个高度繁荣和热烈向往新秩序的时期。汉武帝的扩张青铜铸造在汉代继续发展。这匹公元2世纪动人的马证明汉代工艺和艺术的精密和复杂。（TheGrangerCollection,NewYork）然而权力会腐蚀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建立在秦基础上的汉帝权力，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引起以后几代皇帝进一步征讨和扩大帝国光荣的欲望。刘邦的儿子和孙子继承了他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俭朴和仁慈作风，但到汉武帝（公元前141～前87）时，关于秦悲惨结局的记忆已经淡薄，他开始加强政府管制力度，取消了刘邦为褒奖忠诚效力所封王侯的剩余权力，对贸易和商人实行强制性政府管理，确立新税制，对盐、铁及粮食供应推行新的国家管制办法。最后这项措施后来叫做“和籴法”，即由政府在丰收年或在粮食富裕地区以低限价收购粮食，以避免歉收年出现饥荒。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以后各代王朝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实施过，但这个想法，如同李冰的工程计划，并不总能为各地粮食生产者普遍接受，更不用说商人了。整顿好帝国内部秩序，增加了政府岁入并提高了国力后，汉武帝于公元前111年开始实行野心勃勃的新征服计划。矛头首先指向位于东南部福建和广东地区、秦亡后一直脱离中国控制的越王国。当时属于越的今越南北部人民和文化，再次并入了中华帝国，由此开始了越南人重新主张和维护其独立地位的长期斗争，尽管他们吸收了中国读写文化的很多成分。在汉代，南方的越人及其文化被看成外来的，它实际上也确实与北方大不相同；这种不同甚至今天仍相当明显，如广东人的语言和烹饪等，但华南作为中国一个组成部分已达2000年，已经基本上按照更强大的中国方式改造过来了。越南人及其文化则依旧保持了较大差异，并且在汉亡后从中国重新赢得了他们的独立。一则汉代的故事可惜汉代的小说类作品未有幸存者，我们只能通过其他参考资料来了解它。公元220年汉朝灭亡后的几十年里，尽管政治上相当混乱，同样风格的文学创作则仍在继续。下面是当时流行的通俗故事之一，大概写作于公元3或4世纪。从前有一个庙祝，他有一只杉木枕头，用了30年后，枕头背面裂开了一道缝。一位路过的行商到庙里求神保佑他好运。庙祝对他说，“如果你还没有结婚，就可以试用一下我的枕头上的裂缝。”他设法让商人爬进了裂缝。商人立刻就看到了世上任何东西都比不上的精美的朱红色门、大理石宫殿和玉石柱廊。他遇到一位将军，将军把女儿嫁给他，他和她生了六个孩子。商人当上了大官，地位显赫。他在枕头里从没有想起要回去，但庙祝最后还是命令他出来了。当他再回头看那只枕头时，他明白了他在枕头里面度过的那些年实际上只不过是短短的片刻而已。（原文：焦湖庙有一玉枕，枕有小坼。时单父县人杨林为贾客，至庙祈求。庙巫谓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边，因入坼中。遂见朱门琼室，有赵太尉在其中，即嫁女与林。生六子，皆为秘书郎。历数十年，并无思乡之志。忽如梦觉，犹在枕旁。林怆然久之。）出处：东晋干宝撰《搜神记》中的《玉枕》。公元前109～前108年，汉武帝挥师北上，征服了南满洲和朝鲜。而另几场战役则建立了对西南部的云南及贵州与中国关系更远的各民族较松散的统治。南满洲时而脱离，时而并入中国领土，但总体上确实是中国体制的一部分，因为汉武帝在那里设立了原为军用、后来变成肥沃的辽河流域农业居民区的大片殖民地。第5章 古中国文明 汉王朝(2)类似的驻军也派往了朝鲜，自汉以来，中国在那里的影响甚为深刻。但朝鲜人也与越南人一样，一直急切要求收回他们的民族身份和独立。朝鲜已经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文明和文化风格，而且尽管存在中国文化的强大影响，他们在语言和种族上仍然与中国不同。公元220年汉亡后，朝鲜和越南都脱离了中国的控制——朝鲜成了有名无实的属国；越南则还要忍受后来唐代中国的再一次征服及其后一场接一场一直延续到现代的独立战争，留下了反思过去2000年相互猜忌的沉重遗产。越南人关于他们的民族主义者在驱逐貌似强大得多的中华帝国势力的斗争中一再取得成功的记录，应该足以劝诫美国不要在那里为自己制造灾祸；不懂历史的人将为此付出高昂代价。中国北部和西北部边疆则因另外的原因曾经是一个长期存在麻烦的地方。长城本为解决这一麻烦而建，但它无法阻止策马驰骋的游牧民族的渗入。游牧民族占据干草原边缘地带，他们不时到中国农业区和商贾必经之路抢劫。当时主要国际商路是通过河西走廊和沿新疆塔里木沙漠（沙漠中有相距很远、由来自周围山区的河流滋养的绿洲）北缘和南缘的著名丝绸之路。两条路在塔里木西端的喀什会合，然后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货物在中亚易手后，再长途运往黎凡特，最后抵达罗马。丝绸是自龙山时代以来中国垄断的主要出口商品，西方需求量很大，尤其是喜好奢侈的罗马帝国。罗马人为此支付大量黄金。罗马作家兼行政官普林尼和其他一些罗马历史学家认为，黄金的外流削弱了经济，导致罗马最后崩溃。中国则在这项贸易中获益，而汉武帝对其新皇权的自豪，使他无法容忍游牧民族对贸易的妨碍和对中国的侵犯。汉帝国本图已接近包括新疆和内蒙古在内的现代中国领土范围，当然越南北部不在现代中国版图内。那个时代的主要游牧民族是突厥诸族之一的匈奴，他们策马驰骋的机动性和骑兵战术，使他们具备了后来蒙古领袖成吉思汗军队那样的作战效能。汉朝将领曾抱怨说，匈奴“骑快马飞驰，他们胸中跳动着野兽的心。他们像鸟群一样从一地飞到另一地，故而很难把他们逼入绝境而后加以控制。”（原文：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出处：《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列传第五十二《平津侯主父》，但此语非出自汉将军，实为李斯谏秦始皇伐匈奴时所言。——译者由此不难理解汉军何以屡受挫折，但汉武帝还是在一系列战役中打败了他们，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将他们赶出内蒙古、甘肃和新疆的大部分地区，然后在那些地区及沿丝绸之路安置中国军事殖民地和驻军，现在在那里还能看到已成废墟的当年汉军的瞭望塔。新疆和内蒙古在以后中央政权衰弱的若干时期脱离中国控制，但多半都被继起的强盛王朝作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予以收回。直到20世纪，诸如匈奴和蒙古等非汉民族一直是干草原的主要居民。突厥人的另一支维吾尔族成为多沙漠的新疆地区占优势的居民。维吾尔人后来皈依*教，并促进它向中国内地传播；今天中国的穆斯林仍然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中国和罗马帝国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朝臣张骞出使西域，试图与其他游牧民族结成反对匈奴的联盟，并对其国土进行更普遍的侦察，不料反被匈奴俘获，10年后才逃脱。他最后于公元前126年返回渭河流域的汉朝首都长安。他带回了关于中亚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包括少许有关印度和前往印度的路线的情况，也提到丝绸出口最后目的地的遥远西方一个大帝国，这是中国首次得到的关于罗马帝国的消息，但他们从未设法了解更多。很久以后，一些自称到过罗马的旅行者，包括公元120年的一群杂耍艺人和公元166年的一些商人，在汉朝廷讲述了他们自己的故事。这两起朝廷召见都记录在汉编年史中。罗马人仅仅知道中国是丝绸产地，因此把中国称为Seres，即拉丁语的“丝绸”。张骞的报道引起汉武帝急于前往中亚的欲望，于是将中亚列为征服对象，这既是他的虚荣自负，也是出于想保证中亚良马供应，以充实皇家马厩和他的骑兵。如果他或他的后继者真的这样做了，中国和罗马两大帝国，或者它们的前方军队可能已经相遇，它们就可能互相取长补短。公元1世纪时，汉王朝屹立未衰，偶尔也尝试西扩；罗马帝国则在进行反对波斯（伊朗）安息王国的战争。如果罗马人征服了安息，他们可能至少遭遇了汉巡逻队，或者他们会走上已经听说过的丝绸之路，从中亚抵达中国边境。但两国军队都远离家乡，加之安息人和中亚各民族都是可怕的对手，都极想维持他们在丝绸之路贸易中有利可图的中间人角色而不愿两大帝国直接接触。汉朝使节曾经抵达安息，但被建议返回，汉使节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中国和罗马这两个在领土大小、发展水平、国力和成就方面都相近的帝国，除旅行者讲述的故事外，基本上互相不了解。如果中国人与罗马或印度帝国及其先进文明有过接触，他们很可能在这种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不同的更开放的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与中国一样，罗马和孔雀印度都修建了道路、堤防和规划完善的城市，在扩张主义的世界性体系下融合了不同的文化，与自己帝国边境的“野蛮人”进行过斗争。三国之中，汉帝国最大也可能人口最多和最富裕，尽管它的文化发展水平和技术成熟程度也许与古印度和罗马相当。第5章 古中国文明 汉王朝(3)汉武帝无休无止的出征和强加给人民的赋税，耗尽了国家的承受力和资源。他早期的改革之一是设立政府监察官，其职责在于保持官员甚至皇帝忠实履行自己为民服务的责任。监察官最终让汉武帝承认自己忽视了这一基本训诫，说服他颁布一道著名的“罪己诏”为自己的过失道歉，并许诺要成为一个不辱天命的更好的统治者——如此便不大可能被已在酝酿之中的反叛所推翻。这一监察制度成为以后所有王朝的一项自我约束措施。汉武帝的直接继承人尽管基本上放弃了进一步的征伐，却仍继续压迫匈奴作为一项防御战略，甚至派遣一支远征军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撒马尔罕进行追击。那里，公元前42年，在中亚塔什干附近的塔拉斯河两岸，他们击溃了包括一些雇佣军的匈奴联军。根据中国记述，这些雇佣军可能是罗马派来的援军，因此，中国人也许看到过罗马士兵用盾牌交搭头上以避剑矢的龟甲形连环盾编队——这是与罗马的一次面对面短兵相接。越过沙漠和高山进入中亚的汉军，比罗马正规军离开自己的首都更远。这是汉王朝国力强盛的顶峰，由汉武帝联合在一起的帝国版图，除很久以后并吞西藏（当然还有朝鲜和越南的丢失）外，在以后几个世纪中没有明显的改变。贸易规模扩大从史前时代以来，跨越欧亚大陆的交往相当频繁。苏美尔对印度文明的起源可能做出了一定贡献（反之亦然），并可能间接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产生了影响。考虑到古代和中世纪中亚各不同文化的民族的多样性和他们之间的相互敌视，思想和商品经这一地区的双向流通必定是缓慢而困难的。中国和印度的商人肯定曾经到达过西亚、希腊和罗马。至少从公元前600年起，开始有了将印度和东南亚的香料和调味品运到地中海和欧洲的海上贸易。但是，除了希腊和罗马人访问过印度沿海、罗马人可能到过遥远东方的马来亚（那里发现了罗马商品）、少数印度哲学家访问过希腊和罗马以及亚历山大大帝入侵印度外，从那时直到13世纪的马可·波罗时代，东方和西方文明之间再无其他直接接触。*船队从事海上贸易，若干不同的中亚民族也在欧亚大陆之间传递思想和商品，但这些传递是不完全的，有些思想在传递过程中丢失或被篡改在所难免。中国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间的贸易肯定晚于印度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贸易；也没有见到可能是周王朝开辟的丝绸之路打通以前中国商品出口到西方的证据。中国商人最远只把丝绸运到新疆，脱手后由一长串中亚商人转运数千英里至地中海滨，然后再由那里的叙利亚、希腊和罗马商人运往更远的西方。这条商路在汉亡后继续存在，后来并且因增加了瓷器和漆器出口而扩大了规模。所有这些商品都很贵重，其价格在经过如此长途运输后大概极为昂贵。运送这些商品的骆驼商队经常遭沿途其他中亚民族抢劫，此种风险更抬高了这些中国出口物最后抵达目的地时的价格。到11世纪时，中国出口货品的很大部分改经海路运往印度，而印度出口物——精细棉纺织品、调味品、宝石及其他——则从古代到中世纪一直主要从印度西海岸装船运出。回程船只肯定也带货物从印度到中国，但除了前面提到印度商人很可能到过华南沿海外，其他几乎一无所知。汉文化汉王朝统治的头两百年也是诗歌、绘画、音乐、哲学、文学和撰史方面的文化大繁荣时期。儒教更坚实地被树立为官方正统的从政思想体系，著名的中国式国家文职官员制度吸引了受儒教学说教育的才德人士通过不问出身的竞争性考试获得官职。汉代开国皇帝刘邦就出身农民。新制度重视的是才能和教育程度而非继承的地位。这一制度一直是此后2000年政权的力量和效能的源泉，当然得到了坚信“教育使人善良，而善良人行为高尚”的柏拉图的现代继承人的称赞。担任官职的有学识的上等人，每一代都有出身农民或平民阶层并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显贵之列的新人加入，因而当官成了声誉最佳的职业，这反过来又有助于保证真正才德之士进入行政部门，并整体上防止政治舞台和政府官员染上腐化、平庸和低效这些任何地方任何时代的政治制度都难以避免的通病。这个叫做民谣歌手的陶俑是四川一座汉墓出土的随葬品之一，来世显然被想像为充满世俗欢娱的快乐时光。此形象完美地抓住了汉代民间文化中的人性。（Innervisions）中国远非不存在这类问题，也远非不存在其他缺陷，但每个新王朝都重建了自汉开始的制度，并且总体上把政府管理问题处理得可能比大多数其他国家、甚至比大多数现代国家都好。我们应该为此感谢孔子，是他强调了责任、学识、“人类爱心”和仁德。中国社会从诸子百家中选择了这一家，并且对这个早在任何帝国观念产生之前、由公元前6世纪一个小封建主的卑微顾问提出、曾经被视为毫不足道的学说一再重复加以肯定。大地主贵族家庭仍然存在，而且同宫廷贵族太监太监是年少时被阉割因而无后代的男人。他们往往充当不可能为自己儿子而耍阴谋的宫廷侍臣。但是，他们常常组成自己的权力集团，却很少能够负责地运用权力。和抱有野心的将军一样，不时成为权力核心——这是罗马和波斯（伊朗）帝国及其他地方同样存在的现象。在中国，开始于汉的理想经历了其后各代王朝的兴衰更迭，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缺陷，终究是造就了一个悠久而值得骄傲的权力与官员相结合的强大传统，它至今还在起作用，人民共和国就是它的自觉的伟大继承者。第5章 古中国文明 汉王朝(4)从一座汉墓出土的浮雕陶瓦，通过杂耍艺人、舞者和乐师来表现喜庆场面。（WernerForman/ArtResource,NY）汉朝的统治由于太后之侄王莽发动宫廷政变、并在公元9～23年自立为帝而短暂中断。作为信奉儒教的典型统治者，王莽试图削弱重新抬头的商人和豪强地主势力，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这一切都是力求重建孔圣人教导的平等主义。他的改革措施包括废除逃税日益严重的私产和土地国有化。这些政策严重冒犯了富人和权贵，王莽在得到遭受旱灾引发的饥荒之苦的农民和商贾权贵双重支持的赤眉起义军的打击下败亡。土地占有方式及其弊病是所有古代和中世纪帝国的难题，也一直是所有中国王朝的麻烦事。拥有土地意味着权力，长子继承权的废除并不总能防止豪强家族累积大量土地。大地主不但聚敛财富，而且以其增长的政治势力威胁国家的无上权威。他们通常以权势集团成员身份，通过官方或非官方的各种关系，在地方上巧妙施加政治影响，设法减少或避免对他们的土地征收的国税，或甚至完全从税收花名册上勾销。这是大多数王朝遇到的大难题。耕种他们土地的佃农往往遭到残酷剥削而被逼造反。政府中的改革分子不时试图改正这些弊病，如王莽的流产变法及后来许多朝代的类似努力；但中央政权从来未能完全克服地主家族的势力。公元25年，汉朝中兴，新统治者出于同样理由，仿效周朝建都于洛阳，史称东汉或后汉，而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的长安时期叫做西汉或前汉。连续几位新统治者都是强有力和认真负责的皇帝，他们恢复了汉武帝时期的国势、繁荣和文化活力。教育、哲学和艺术再度兴旺，上流社会过上了更富足、更讲究和更高雅的生活。通过再次征伐，帝国全部边疆地区重新实现了和平；公元97年，一支汉军长途跋涉直达里海。侦察员也派往更远的西方，到达波斯湾或黑海才返回，又一次未能与当时同样处于权力和征服顶峰的罗马邂逅。公元89年，汉军侵入蒙古，又一次击败匈奴，这可能是迫使匈奴人开始西迁并最终与中亚其他民族融合的原因。匈奴人后来侵略欧洲而被欧洲人叫做Huns。新疆、北越南、朝鲜、南满洲和内蒙古，全部重新并入帝国版图；贸易兴旺，中国因自信地重建了它的威望和文化领袖地位而自豪。东汉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几位最著名的将军，尤其是在西北边疆出击游牧民族并一再取得成功的那些将领。其中最著名者之一是班超，其弟与妹均为一部著名汉朝历史著作的共同作者。据说是班超最早说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名言。公元73年，他奉派率一支分遣队前往新疆南部地区进行安抚，但他被本欲与之谈判的敌对部落集团的军队围困。他策划并实行了一次大胆的夜袭，派遣部分兵力绕道敌军阵线后方擂响战鼓作为佯攻，其余兵力则在敌人要塞前燃起大火。敌人完全陷入慌乱，很多人在逃跑中被杀，更多人死于火中。敌部落首领投降，重新发誓从属于中国。公元1世纪后，曾被王莽正当限制的地主阶级的势力和压迫再次抬头，农民起义增多。皇室及豪强的亲戚们设法谋取地位和权势。贵族，特别是软弱皇帝身边的宫廷贵族，沉迷于奢侈的生活而无视周围的问题——所有问题都与同时代的罗马帝国所面临的一样。宫廷阴谋猖獗到了失控的程度，太监集团攫取越来越大的权力，各地方的将军在*了农民起义后变成了互相对立的军阀。整个帝国处在崩溃之中，终于迫使最后一位汉帝于公元220年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