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6８５中国哲学名著选读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节选）作者及作品简介A B《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作者章炳麟（１８６９——１９３６），初名学乘，因羡慕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的为人，更名绛，号太炎，字枚叔，浙江省余杭县人。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学识渊博的资产阶级学者。章炳麟幼时从外祖父朱有虔读经，受到朱有虔民族主义思想影响。２３岁时就读于杭州“诂经精舍”，从著名经学大师俞樾学习经学，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１８９７年在维新运动的感召下，不顾老师俞樾的反对，到上海任《时务报》撰述，不久又在《经世报》、《昌言报》等处任职。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同孙中山取得联系，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１９０１年，发表著名的革命著作《訄书》，宣传反清革命，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１９０２年，和蔡元培等组织革命团体“爱国学社”。１９０３年，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极力推崇这部著作，因此同邹容一起遭捕入狱，被监禁三年。１９０６年出狱后赴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１９１０年任光复会会长，主编机关报《教育今语杂志》。辛亥革命爆597中国哲学名著选读９８５发后回国，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任会长，主编《大共和日报》。又应孙中山的聘请，任总统府枢密顾问。后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曾被幽禁于北京。１９１７年，又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复辟势力进行斗争。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脱离人民，脱离革命，思想严重的落后于时代潮流。到晚年，成了文化上和政治上的保守人物。章炳麟一生著述很多，大都收在《章氏丛书》和《章氏丛书续编》中。他的革命著作、哲学著作主要有《訄书》、《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诸子学略说》、《无神论》、《建立宗教论》、《俱分进化论》、《排满评议》、《驳建立孔教议》和《菿汉微言》等。《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抨击保皇言论，鼓吹革命的战斗檄文。其产生的背景是：自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以后，先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以反对沙俄侵占东北和清朝出卖领土为契机，把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提上了改造中国的日程。在此形势下，康有为于１９０２年发表了《答南北美洲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力图论证中国绝对不可能实现民主共和，因此绝对不可以放弃对光绪皇帝的希望。这篇文章成了保皇派对抗革命的一份宣战书和总纲领。为了从理论上对保皇主义进行一次系统的清算，正面阐明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章炳麟于１９０３年写了脍炙人口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为用革命手段对抗帝国主义的瓜分威胁和推翻卖国腐朽的清王朝而大声疾呼，在当时起了重大的进步作用。这里的选文，依据《章太炎全集》（四），上598０９５中国哲学名著选读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本。原文A B长素以为中国今日之人心①，公理未明，旧俗俱在，革命以后，必将日寻干戈，偷生不暇，何能变法救民，整顿内治？夫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之民，不可革命，而独可立宪②，此又何也？岂有立宪之世，一人独圣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③？虽然，以此讥长素，则为反唇相稽④，校轸无已⑤，吾曰不可立宪，长素犹曰不可革命也。则应之曰：“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且勿举华、拿二圣⑥，而举明末之李自成⑦。李自成者，迫于饥寒，揭竿而起，固无革命观念，尚非今日广西会党之侪也⑧。然自声势稍增，而革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赈饥济困之事兴⑨。岂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竞争既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虽然，在李自成之世，则赈饥济困为不可已，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是故以赈饥济困结人心者，事成之后，或为枭雄CD；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征之今日，义和团初起时，惟言扶清灭洋CE，而景廷宾之师，则知埽清灭洋矣CF.今日广西会党，则知不必开衅于西599中国哲学名著选读１９５人，而先以扑灭满洲、剿除官吏为能事矣。唐才常初起之时CG，深信英人，密约漏情，乃卒为其所卖CH.今日广西会党，则知己为主体，而西人为客体矣。人心进化，孟晋不已CI.以名号言，以方略言，经一竞争，必有胜于前者。今之广西会党，其成败虽不可知，要之，继此而起者，必视广西会党为尤胜，可预言也。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CJ，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注释A B①长素：康有为的号。②立宪：颁布宪法。③生番：土人，蛮人。④反唇相稽：反过来责问对方。⑤校轸（ｚｈěｎ诊）：纠缠。⑥华：华盛顿（１７３２——１７９），美国第一任总统。拿：拿破仑（１７６９——１８２１），法国皇帝。⑦李自成（１６０６——１６４５）：陕西米脂县人，明末农民起义革命领袖。⑧广西会党：指清末广西的三合会、天地会、洪门、忠义堂等秘密团体，１９０２年秋在全省发动不同规模的武装斗争，持续了三年多。有的会党受资产阶级革命派影响，提出过“杀光绪皇帝”，替太平天国复仇等反清口号。侪（ｃｈáｉ柴）：同辈、同类的人们。600２９５中国哲学名著选读⑨剿兵：消灭官军，指１６３５年明末各路农民军首领举行“荥阳大会”，李自成提出各路义军加强协作、分兵出击的战略方案。救民赈（ｚｈèｎ震）饥济困之事：指李自成起义军在１６４０年提出“均田免赋”，“迎闯王，不纳粮”，“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妇如淫我母”等解救民困的口号和纪律。枭（ｘｉāｏ消）：猫头鹰。枭雄：雄杰。C D扶清灭洋：１８９９年山东地区义和团提出的口号。C E景廷宾：１９０２年河北广宗人民起义的领导者，该次起义打起了C F“埽清灭洋”的旗号。唐才常（１８６７——１９０）：湖南浏阳人，戊戌变法时曾和谭嗣同C G在湖南创办时务学堂，筹办《湘学报》，宣传变法维新。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１８９９年回国联络长江中游两岸会党，组织“自立军”，１９００年发动武装勤王，事败被杀。卒为其所卖：指唐才常发动武装勤王时，幻想取得英国支持，被C H英国驻汉口领事骗去自立军名单和起事计划，结果被湖广总督张之洞一网打尽。孟晋：即猛进。C I天雄：中药名，块根中含有剧毒的乌头碱，处理后可用来抢救C J危重病人。大黄：中药名，根茎是剧烈的泻药。康有为致诸华侨书将中国比作危重病人，必须用天雄大黄来“起沉疴而泻积疾”，而等待光绪复辟，“用专制之权变法，乃今最适时之灵药”；民主则被比作人参、白术一类补药，要等到“大同世界”再实行。他认为，革命只会引起“糜烂之争”，根本不适合中国的国情。简析A B《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采取公开信的形式，对康有为答复601中国哲学名著选读３９５美洲诸华侨的公开信，逐点予以反驳。在这段选文中，章炳麟不仅批判了康有为的“革命恐怖论”，论述了他的暴力革命的政治主张，而且从理论上着重论证了竞争生智慧的思想。他首先摆出康有为的观点：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因此不能革命；就是革命，也只能造成混乱。这实际上是认为，广大人民群众愚昧无知，没有能力、没有资格革命，只能请英明的“圣君”开恩，实行君主立宪。章炳麟反驳说：“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这是说，人民的智慧不是先天就有的，也不是后天主观自生的，而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实际斗争，增长了智慧，锻炼了打击敌人和整顿内治的能力。革命实践本身正是提高人民觉悟、荡涤旧社会污泥浊水的最有效的方法。启发民智不靠别的，就是要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他还列举大量事实对此作了论证。他特别举出明末李自成起义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不是先有革命观念，然后才发生革命的运动，革命观念是在实际的革命运动中逐渐产生和发展的。李自成被饥寒所迫，揭竿而起，本来没有革命观念，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观念就产生了。在革命思想的指导下，进一步兴办了赈饥济困等各种救民事业。这样做的意义，不是李自成生来就懂得，而是经过长期的“竞争”，即革命斗争，才知道这些事情是必须做的。这就批判了“生而知之”的先验论，表述了行先知后，认识来源于革命实践又反过来指导革命实践的思想。所举义和团斗争发展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们的认识是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他们开始提出的口号是602４９５中国哲学名著选读“扶清灭洋”，自从１９０１年清政府同帝国主义侵略者签订了屈辱卖国的“辛丑条约”以后，广大农民群众对清朝统治者投降卖国的本质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所以到义和团后期景廷宾起义时，就提出了“扫清灭洋”的口号。斗争口号的重大变化，反映了人们在斗争实践中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认识。据此他得出结论：“人心进化，孟晋不已。以名号言，以方略言，经一竞争，必有胜于前者。“这是说，参加革命实践必能使人的认识发生突飞猛进的变化：每经一次实际斗争，人的思想观念、口号，斗争方法、策略，都会有长足的进步。因此他宣告：”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在他看来，革命不仅能够破坏旧的，而且能使人们树立起新思想和新风尚。章炳麟在对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反击中，明确提出了“恃革命开民智”、“由竞争出智慧”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命题，强调人的智慧随着革命实践而增长，批判了改良派借口民智未开不能革命的谬论。但是，他所说的“竞争出智慧”，主要依据的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即生存竞争、用进废退的理论，他不可能真正懂得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是获得真理的泉源。603中国哲学名著选读５９５孙中山：《孙文学说》作者及作品简介A B《孙文学说》的作者孙中山（１８６——１９２５），名文，字逸仙，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翠亨村人。我国近代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家、思想家。孙中山出身于农民家庭，幼年时参加过农业劳动，后在香港受过西方近代医学教育。１８５年中法战争爆发，激起了他的爱国意识。１８９４年，他组织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组织和发动武装起义。１８９５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他流亡到欧美，在华侨中宣传革命。１９０５年建立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并在《民报》发刊词中明确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第一次对三民主义作了理论上的阐发，奠定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础。１９０３年至１９０８年，他亲自领导了民主革命派同改良主义保皇派之间的大论战，撰写出《敬告同乡书》、《驳保皇报》、《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等著名论文，成为民主革命派的旗手。为了实现三民主义，他多次组织发动革命武装起义，经历了多次失败，终于在１９１年的辛亥革命中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604６９５中国哲学名著选读建专制政体，创立了民主共和国，为中国民主革命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窃夺后，他同全国人民一道，参加了反袁斗争和护国运动，但仍然遭到失败。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１９年，他写成革命巨著《建国方略》，提出革命继续向前发展的道路和战略。其中《孙文学说》对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从哲学上进行了总结，奠定了三民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但这时他从理论到实践都还停留在旧民主主义革命范围之内，一直处在彷徨苦闷中。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孙中山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１９２４年他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毅然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孙中山毕生从事革命著述多种，《孙文学说》是他的主要哲学论著。他在吸取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总结资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在该书中形成了独特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最精采、最宝贵的部分，是他的力辟“知易行难”，倡导“知难行易”的知行学说。“知易行难”的思想很早就见于伪古文《尚书。说命中》及《左传》，它在长期历史发展中，被封建统治者及其代表人物把它看成永远不变的教条。到了孙中山所处的时代，那些反动派、资产阶级右派、改良派和革命队伍中蜕化分子也都不同程度地把它作为反对革命的理论基础。辛亥革命失败后，就有人以这种观点评说孙中山的理想太高，在中国行不通。孙中山认为，这种意识形态长期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影响着人们的进步。在“知”上，它使人们轻视革命理论的作用，不605中国哲学名著选读７９５力求新知，并对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理想和方略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和动摇。在“行”上，它使人们害怕革命实践，不敢创新，不去实行，流于空谈，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在困难时不能坚持斗争。中国革命之所以多次失败，在思想理论上就是因为革命党人受了“知易行难”，以及具有同样思想的王阳明的唯心主义“知行合一”学说的毒害所造成的。因此他尖锐地批判“知易行难”的错误及危害，大力宣传“知难行易”的正确和重要，对革命党人和广大人民进行认识论教育，力图以此克服畏难苟安情绪，振奋精神，鼓舞斗志，勇于实践，再接再厉，完成建立一个“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资产阶级的“最新式的共和国”的任务。这就把思想建设问题提到了革命的首位，抓住了时代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战线所提出的最迫切的根本问题，由此便展开了中国近代认识论上的革命，把中国唯物主义知行观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里所选的《知行总论》正体现了上述思想。选文依据《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本。知行总论原文A B总而论之，有此十证以为“行易知难”之铁案，则“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古说，与阳明“知行合一”之格言，皆可从根本上而推翻之矣①。606８９５中国哲学名著选读或曰：“行易知难之十证，于事功上诚无间言，而于心性上之知行，恐非尽然也。”吾于此请以孟子之说证之。《孟子。尽心章》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不知其道者，众也。”此正指心性而言也。由是而知“行易知难”，实为宇宙间之真理，施之于事功，施之于心性，莫不皆然也。若夫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即所以勉人为善者也。推其意，彼亦以为“知之非艰”，而“行之惟艰”也；惟以人之上进，必当努力实行，虽难有所不畏，既知之则当行之，故勉人以为其难，遂倡为“知行合一”之说曰：“即知即行，知而不行，是为不知。”②其勉人为善之心，诚为良苦。无如其说与真理背驰，以难为易，以易为难；勉人以难，实与人性相反。是前之能“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今反为此说所误，而顿生畏难之心，而不敢行矣。此阳明之说，虽为学者传诵一时，而究无补于世道人心也。或曰：“日本维新之业，全得阳明学说之功，而东邦人士咸信为然，故推尊阳明极为隆重。”不知日本维新之前，犹是封建时代，其俗去古未远，朝气尚存；忽遇外患凭凌，幕府无措，有志之士激于义愤，于是倡尊王攘夷之说以鼓动国人。是犹义和团之倡607中国哲学名著选读９９５扶清灭洋，同一步调也。所异者，则时势有幸有不幸耳。及其攘夷不就，则转而师夷，而维新之业乃全得师夷之功。是日本之维新，皆成于行之而不知其道者，与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实风马牛之不相及也。倘“知行合一”之说果有功于日本之维新，则亦必能救中国之积弱，何以中国学者同是尊重阳明，而效果异趣也？此由于中国习俗去古已远，暮气太深，顾虑之念，畏难之心，较新进文明之人为尤甚。故日本之维新，不求知而便行。中国之变法，则非先知而不肯行，及其既知也，而犹畏难而不敢行，盖误于以行之较知之为尤难故也。夫维新变法，国之大事也，多有不能前知者，必待行之成之而后乃能知之也。是故日本之维新，多赖冒险精神，不先求知而行之；及其成功也，乃名之曰维新而已。中国之变法，必先求知而后行，而知永不能得，则行永无其期也。由是观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不过不能阻朝气方新之日本耳，未尝有以助之也；而施之暮气既深之中国，则适足以害之矣。夫“知行合一”之说，若于科学既发明之世，指一时代一事业而言，则甚为适当；然阳明乃合知行于一人之身，则殊不通于今日矣。以科学愈明，则一人之知行相去愈远，不独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为一知一行，而以经济学分工专职608０６中国哲学名著选读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然则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不合于实践之科学也。予以所以不惮其烦，连篇累牍以求发明“行易知难”之理者，盖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也。夫中国近代之积弱不振，奄奄待毙者，实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说误之也。此说深中于学者之心理，由学者而传于群众，则以难为易，以易为难。遂使暮气畏难之中国，畏其所不当畏，而不畏其所当畏。由是易者则避而远之，而难者又趋而近之。始则欲求知而后行，及其知之不可得也，则惟有望洋兴叹，而放去一切而已。间有不屈不挠之士，费尽生平之力以求得一知者，而又以行之为尤难，则虽知之而仍不敢行之。如是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无可为者矣，此中国积弱衰败之原因也。夫畏难本无害也，正以有畏难之心，乃适足导人于节劳省事，以取效呈功。此为经济之原理，亦人生之利便也。惟有难易倒置，使欲趋避者无所适从，斯为害矣。旷观中国有史以来，文明发达之迹，其事昭然若揭也。唐虞三代，甫由草昧而入文明③；乃至成周，则文物已臻盛轨，其时之政治制度、道德文章、学术工艺几与近代之欧美并驾齐驱，其进步之速大非秦汉以后所能望尘追迹也。中国由草昧初开之世以至于今，可分为两609中国哲学名著选读１０６时期：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周以后为一退步时期。夫人类之进化，当然踵事增华④，变本加厉，而后来居上也。乃中国之历史，适与此例相反者，其故何也？此实“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说有以致之也。三代以前，人类混混噩噩⑤，不识不知，行之而不知其道，是以日起有功，而卒底于成周之治化，此所谓不知而行之时期也。由周而后，人类之觉悟渐生，知识日长，于是渐进而入于欲知而后行之时期矣。适于此时也，“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渐中于人心，而中国人几尽忘其远祖所得之知识皆从冒险猛进而来，其始则不知而行之，其继则行之而后知之，其终则因已知而更进于行。古人之得其知也，初或费千百年之时间以行之，而后乃能知之；或费千万人之苦心孤诣，经历试验而后知之。而后人受之前人也，似于无意中得之。故有以知为易，而以行为难，此直不思而已矣。当此欲知而后行之时代，适中于“知易行难”之说，遂不复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此三代而后，中国文化之所以有退无进也。夫以今人之眼光，以考世界人类之进化，当分为三时期：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欧美幸而无“知易行610２０６中国哲学名著选读难“之说为其文明之障碍，故能由草昧而进文明，由文明而进于科学。其近代之进化也，不知固行之，而知之更乐行之，此其进行不息，所以得有今日突飞之进步也。当元代时有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者⑥，曾游仕中国，致仕后回国著书，述中国当时社会之文明，工商之发达，艺术之进步，欧人见之尚惊为奇绝，以为世界未必有如此文明进化之国也。是犹中国人士于三十年前见张德彝之《四述奇》一书，所志欧洲文明景象⑦，而以为荒唐无稽者同一例也。是知欧洲六百年前之文物，尚不及中国当时远甚，而彼近一二百年来之进步，其突飞速率，有非我梦想所能及也。日本自维新以后五十年来，其社会之文明，学术之发达，工商之进步，不独超过于彼数千年前之进化，且较之欧洲为尤速，此皆科学为之也。自科学发明之后，人类乃始能有具以求其知，故始能进于知而后行之第三时期之进化也。夫科学者，统系之学也，条理之学也。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如中国之习闻，有谓天圆而地方、天动而地静者，此数千年来之思想见识，习为自然，无复有知其非者，然若以科学按之以考其实，则有大谬不然者也。又吾俗呼养子为螟蛉⑧，盖有取于蜾蠃变螟611中国哲学名著选读３０６蛉之义。古籍所传，螟蛉桑虫也，蜾蠃蜂虫也⑨，蜂虫无子，取桑虫蔽而殪之CD，幽而养之，祝曰：“类我，类我”，久则化而成蜂虫云。吾人以肉眼骤察之，亦必得同等之判决也。惟以科学之统系考之，物类之变化未有若是其突然者也。若加以理则之视察，将蜾蠃之“取螟蛉，蔽而殪之，幽而养之”之事，集其数起，别其日数，而同时考验之。又以其一起分日考验之，以观其变态。则知蜾蠃之取螟蛉，蔽而殪之是也，幽而养之非也。蔽而殪之之后，蜾蠃则生卵于螟蛉之体中，及蜾蠃之子长，则以螟蛉之体为粮。所谓幽而养之者，即幽螟蛉以养蜾蠃之子也。是蜾蠃并未变螟蛉为己子也，不过以螟蛉之肉，为己子之粮耳。由此事之发明，令吾人证明一医学之妙术，为蜾蠃行之在人类之先，即用蒙药是也CE.夫蜾蠃之蔽螟蛉于泥窝之中，即用其蜂螫以灌其毒于螟蛉之脑髓而蒙之CF，使之醉而不死，活而不动也。若螟蛉立死，则其体即成腐败，不适于为粮矣。若尚生而能动，则必破泥窝而出，而蜾蠃之卵亦必因而破坏，难以保存以待长矣。是故为蜾蠃者，为需要所迫，而创蒙药之术以施之于螟蛉。夫蒙药之术，西医用之以治病者尚不满百年，而不期蜾蠃之用之，已不知几何年代矣。由此观之，凡为需要所迫，不独人类能应运而出，创造发明，即612４０６中国哲学名著选读物类亦有此良能也。是行之易，知之难，人类有之，物类亦然。惟人类则终有觉悟之希望，而物类则永无能知之期也。吾国人所谓“知之非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