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提德穆斯：噢，自然这完全正确。但是，我想你刚才要谈的是欺骗或错待朋友。苏格拉底：那么，在某些情况下，同样的行为就得分写在两行里，是不是？欧提德穆斯：我想是这样。苏格拉底：好，现在就让我们来专门讨论对待朋友的问题吧。假定一位将军所统帅的军队已丧失勇气，又分崩离析。如果他告诉他们生力军即将到来，欺骗他们相信他，使他们鼓起勇气，取得胜利。这种欺骗朋友的行为怎么样？欧提德穆斯：呜，我想我们也得把这个写在正直的一边。苏格拉底：假定一个孩子需要吃药可又不肯吃。他的父亲欺骗他，使他相信药是好吃的，哄他吃了，救了他的命。这种欺骗怎么样？欧提德穆斯：那也得归入正直一边。苏格拉底：假定有人发现一个朋友处于极端疯狂的状态，怕他自杀，偷走他的剑。你怎么看待这种偷盗？欧提德穆斯：那也得算作正直。苏格拉底：但是，我想你是说过不能欺骗朋友的吧？欧提德穆斯：噢，请让我全部收回。苏格拉底：很好。但是，还有一点，我想问你。你认为一个有意破坏正直的人比一个无意破坏正直的人更不正直吗？欧提德穆斯：哎呀，苏格拉底，我对我的回答已经失去了信心。因为整个事情已经变得同我原来想象的恰好相反。”（引自《西方哲学史》第53—55页，【美】梯利著，伍德增补，葛力译，商务出版社2006年）在这里，苏格拉底正是通过对话来不断雕琢着“正直”这个词的定义，期间不断修改。可见，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已经开始专注于概念的雕琢了。到了柏拉图那里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辩证法”就专门变成这样的艺术了。“辩证法”这个词第一次出现于历史文献，就是在柏拉图的著作中。柏拉图认为，对真理的爱迫使我们接受辩证法，迫使我们超越感官知觉而趋向观念，趋向建立在“概念”基础上的知识。辩证法首先在于用一个理性概念（即一般概念或抽象概念──作者注）来涵盖零散的个别事物，其次在于把这种理想概念划分为类别，这就是概括和分类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有前后一致的思维，才能避免犯偷换概念的错误。从概念到概念，上行和下达，概括和细论，结合和区划，综合和分析，雕刻出概念，正如雕刻家用大理石雕刻出美好的形象一样（详见《西方哲学史》第64页，【美】梯利著，伍德增补，葛力译，商务出版社2006年）。辩证法的目的就是要厘清概念，辩证法是用概念进行思维的艺术。柏拉图之后的亚里士多德也在“研究实体的属性”、“揭露对象自身中的矛盾”等含义上广泛使用辩证法，并把它视作对概念进行思维操作的逻辑方法，这使得“辩证法”其后就主要在逻辑学的意义上被使用，专指在逻辑思维过程中对“一般概念”（或抽象概念）进行反思和揭露的方法。我国诸子百家中的“名家”专重“名实之辩”，墨家和儒家的荀子也开始关注概念与现实的对应关系，力图澄清概念，这和古希腊辩证法也是一个心思。 古希腊辩证法敦促人们不断雕琢概念，使概念变得更加清晰和明白。黑格尔则发明了另外的一套辩证法，与古希腊辩证法大异其趣。为了阐明黑格尔辩证法，我们首先要了解他的本体论学说。可以发现，黑格尔的本体论学说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唯实论形而上学体系，有着明显的继承与被继承的关系。所以我们还要首先来介绍唯实论与唯名论。我们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形成一般概念（柏拉图叫做“理性概念”），在于事物存在内在的本质。比方说，我们可以用“人”这一“理性概念”来涵盖全世界数十亿单个的人，在于每个人有特别相似的基因本质。我们很容易理解，理性概念只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是心灵的产物，世界上没有一个具体的人能与我头脑中抽象的“人”的概念完全对应。安提斯泰尼说：“我看见一匹马，但是我看不见抽象的马。”抽象概念是只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东西，不存在于现实中。柏拉图自然也特别想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本质规定，使得一个个具体的人能够组成为一个叫做“人”的一般概念。他当然不知道人的本质来自于基因，是人的基因本质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如此地相似。他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把原本只存在于人脑中的抽象概念（或理性概念）单独拿出来，把它作为实在的模型，即万物原始、永恒和超越的原型。于是“理念”（抽象概念的实在化）就成为万物的本质，是万物之所以能够被分类的原因。他认为理念先于、脱离和独立于事物而存在，不像事物本身那样受变化的影响。理念像人的精神一样，是自在和自为的，有实在性，同时还有主观目的性。我们所看见的个别事物则只是“理念”的反映和复制品，个别事物有生有灭，而理念则永存不息。柏拉图认为，这个世界有“一”、“多”、“质”、“量”、“高”、“低”、“大”、“小”、“善”、“恶”等等诸多理念，这些理念潜存于自然界各种具体事物之中，通过具体事物而得以表现出来。这有点类似于“泛灵论”──一种主张自然界一切事物和现象都为精灵所控制的学说，即万物有灵论。柏拉图不仅认为万物有灵，而且一物有很多的“灵”，这个“灵”就是理念。这众多的理念构成了宇宙的秩序，使之形成为一个有理性的宇宙，而最高的理念就是“善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体系基本上类似于柏拉图，唯一的区别在于：柏拉图的“理念”脱离实体而存在，亚里士多德的理念则根植于实体之中。他的“理念”有另外一个词，叫做“形式”。他认为，形式构成了一切事物的本质，潜在于实体之中。事物的成长和变化，乃是一个实现其“形式”的过程。把抽象概念从人的头脑中“拿”出来，把它变成实在化的东西，使之成为万物的本质和存在的依据，这样的哲学就叫做“唯实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唯实论者，柏拉图的唯实论是“理念”，理念脱离具体事物而存在；亚里士多德的唯实论是“形式”，形式存在于事物之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哲学体系影响十分深远，整个西方古代的形而上学体系基本上不脱离把“理念”作为万物本原的窠臼，都采取这样一种将理性概念实在化的思路。当然，还有些人认为，一般概念仅仅是一类个别事物的名称，不先于事物，也不在事物之中，它只存在于人的头脑中。这样的哲学叫做“唯名论”。请注意，唯实论的“理念”是永存不息，且永无变化的东西。柏拉图的最高理念是“善的理念”，这更是一个贯穿古今，通透万物且丝毫没有变化的东西，因此最理想的道德观念和政治制度也是亘古恒定的，不可更改的。世界可以永不停息地变，但其本质却永远不变。不变的理念是世界的本原，支配着世界万物的运动和变化。在前人不变“理念”的基础上，黑格尔发明了他的变的“理念”。和柏拉图一样，黑格尔认为：“概念是作为独立存在着的、实体性的力量的自由东西”（黑格尔《逻辑学哲学全书•第一部分》第293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梁志学译）。万事万物，包括一切自然现象和精神现象之本质或根底是概念，概念是万事万物都具有的“最一般的、最基本的规定、范畴”，如有、无、变、一、多、质、量、度、本质、现象、原因、结果、相互作用等等，它们是一切具体事物之所以可能的逻辑前提或理由，是“逻辑上在先的”。（引自黑格尔《逻辑学哲学全书•第一部分》中文版序，张世英，人民出版社2002年）这样，黑格尔就把我们心灵中的抽象概念外在化、实在化了，并命名为“纯粹概念”（也叫“纯粹理念”，简称“理念”）。之所以是“纯粹”的概念，乃是为了有别于一些适用范围受到限制的、仅仅为了对某一类事物进行命名的抽象概念。比如，“质”和“量”是一纯粹概念，因为所有事物都有一个叫做“质”和“量”的属性；但“人”和“桌子”就不是纯粹概念了，因为“人”和“桌子”不是一个可以加诸所有事物身上的概念。在这一点上，黑格尔的纯粹概念与柏拉图的“理念”有不同。与柏拉图的理念一样，黑格尔的纯粹概念也是有目的性的，是一种精神的，或者说理性的存在。纯粹概念脱离了人类的心灵，并且“注入”了万物之中，成为了实在化的“精灵”，而且正是这一精灵主宰了万物的存在和演化，是万物存在和演化的唯一根据。因此，凡是现实的必定是合理（即“合乎理性”）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但比柏拉图更进一步，黑格尔甚至还试图用这个“纯粹概念”来解释万物运动和演化的原因和规律。黑格尔的“纯粹概念”是可变的而且是永恒变化着的，“纯粹概念”内在地存在矛盾，矛盾的双方就是“本我”和“非我”。比如，这里有一只活的猫，“活的”这一理念内在地根植于这只猫，并且内在地含有“死的”这一倾向，所以这只猫其实是“活猫”和“死猫”的复合体。“活”与“死”是对立的，矛盾着的，但统一于“这只猫”，这叫做对立统一。当“活的”这一理念占优势的时候，这是一只活猫，但同时“死的”这一理念已经潜伏于其中，有朝一日，“死的”这一理念处于优势支配地位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只“死猫”。在这里，“活的”理念与“死的”理念构成为一对矛盾，矛盾双方的斗争结果导致了猫的生死变化。黑格尔认为矛盾是一切运动和演化的根源，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矛盾的法则统治世界，是矛盾导致了事物的演化。在演化的过程中，高级阶段是低级阶段的实现，是低级阶段的真理、目的和意义。潜存于低级形式中的矛盾的一方，向着其对立面转化，并在高级阶段将变得明晰起来，最终得以显现，因此高级阶段包含低级阶段的性质。与此同时，高级阶段又产生了向其对立面转化的趋势，预示着更高一级阶段的到来。这种事物像对立面转化的过程叫做“扬弃”，也叫做“否定之否定”。而且，这个转化的过程是逐步连续发生的，表现为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仍用上面猫的例子来说明：这是一只活猫，它存在着“活”与“死”的矛盾，矛盾的双方共存于这只猫。在其存活期间，“活”的理念占上风，但“死”的理念也已经根植其中了。“活”的理念一直在不断向着其对立面──“死”的理念转化，随着年龄的增长，通过量变到质变，“死”的理念最终被显现，活猫变成了死猫。但这只死猫却又内在地含有了“活”的理念，这个“活”的理念则体现在其下一代之中，其下一代“活”的理念又克服了“死”的理念，重新生气勃勃。这样，从一只活猫到另一支活猫，事物实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种“概念”的自我矛盾运动过程，就称为“辩证的过程”。黑格尔断言，一切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过程都是一种辩证过程。黑格尔也致力于解决物质与意识的二元性难题，他让物质世界从属于精神世界。他的纯粹概念（或理念）是一种有自主性、目的性的东西，带有精神的性质，但它在自然界表现为无意识的“冥顽”状态，还不是真正的“精神”。真正精神的特点是自由，是精神自己依赖自己，自己规定自己。他认为，整个自然界的发展，将趋向于一种融合了主体和客体，达到自由境界的精神状态。也就是说，“纯粹概念”在不断的自我运动变化中，通过扬弃，从量变到质变，能逐步克服其在自然阶段的无意识的、“冥顽化”的状态，从而达到有意识的状态，这就产生了人类精神和人类意识。所以，自然状态和有意识的状态不过是“纯粹概念”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于是物质与意识就统一于“纯粹概念”。当“纯粹概念”发展到最高的阶段，就是“绝对理念”，就是绝对自由的人类精神。这种绝对自由的精神一般人那里没有，或者不完全，只有黑格尔的精神达到了这一人类意识的最高阶段──他就是这么认为的。黑格尔的辩证过程是典型的唯实论形而上学体系。区别在于，黑格尔之前，几乎所有的形而上学体系都以不变的“理念”或其它类似的永恒物作为世界的本原，只有黑格尔，以他永远变动不居的“纯粹概念”作为世界本原。这样，黑格尔的辩证过程就与一切前人的形而上学体系相对立，以至于形而上学后来在我国竟直接被定义为“以静止的、孤立的观点看待事物”，而辩证法则被定义为“以发展的、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待事物”。这有些令人吃惊，毕竟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形而上学体系，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对立，无异于自己与自己对立。顺便补充说明，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唯实论哲学思想。中国的哲学家把万物的本质归结为“道”（后来是“理”，有时候干脆合称为“道理”），有道家之“道”，亦有儒家之“道”。尤其是道家学派的“道”，乃是自然无为之“道”，既先于万物而存在，亦根植于万物之中，是万物之母亦是天地之根。与柏拉图的“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不同，“道”不与人们思维中的一切“概念”相契合，也没有目的性和主动性，自在于万物之中，这样的“道”构成为万物的本质规定。老子的“道”比起柏拉图的“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都要高明，比黑格尔的“纯粹概念”也更高明。作为古人来讲，所有事物都有一个本质性的规定，本质决定了事物存在和演化的规律和秩序，明白这一点就可以了，至于这个最终的本质性的东西（即世界的本原）到底是什么，古人是不可能知道的。古希腊哲学家和黑格尔将头脑中的“概念”实在化而作为世界的本原，远不如道家学派另造一个客观自在的“道”作为世界的本原来得合乎情理。老子的“道”与现代原子物理学的成果也更为接近，在现代物理学看来，基本粒子不可以被看成坚硬的有如德谟克利特的“原子”那样的实体，其性质不可以人类的经验来描述。这些基本粒子与其被叫做“粒子”，倒不如叫做“道子”，这更贴切。黑格尔断言中国没有形而上学（或哲学），倒是有些井底之蛙的味道了。唯实论与唯名论之争旷日持久，迁延上千年。唯实论与唯名论的战争后来扩大到认识论，分别演变成了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唯理主义倾向于先验的知识论，往往又导致客观唯心主义；经验主义则往往带有“唯我论”的性质（也称之为“主观唯心主义”）。 黑格尔正确地认识到了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变化的性质，并要求在这个意义上，按照其“辩证过程”的思路，对我们头脑中的“概念”进行辩证。我们知道，世界是普遍联系且永恒变化的，也正是这种联系和变化的连续性，对我们认识世界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人类思维必须要使用概念，思维操作的对象是“概念”而不是“实体”，而任何概念都必然建立在静止、孤立的观点之上，从而都具有近似的、含糊的、抽象的性质。绝对精确的概念只存在于人们的脑海里，自然界并不会真实存在。用哲学术语来讲，就是抽象和具体是不可能同一的。我看到一只猫，但这只猫每一瞬间都会不同，所以我头脑中的“猫”的概念其实不是对这只具体的猫的完全真实的写照，它对这只具体猫的摹写是含糊的、不精确的。我们确实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因为“河”是静态的、抽象的概念，而具体的河流在永不停息地运动和变化。在数学里，1+1=2是严格精确的等式，但这也只具有理论逻辑上的意义，在现实生活中不会精确成立。我们可能说，1个人再加上1个人是两个人，但是，世界上没有所谓的“1个人”，因为每个具体的“人”都不同，同时每个人在每一瞬间都有变化，会增加一些细胞和死亡一些细胞。虽然按照完全严格的形式逻辑，1加1等于2是成立的，但1个人再加上1个人等于2个人这一判断就并不精确成立。其实，在苏格拉底之前的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也已开始注意到概念与现实的这种矛盾性，他说：“我们踏进又踏不进同一条河，我们存在又不存在”。当然，赫拉克利特并没有要引入概念辩证法的意思，他只是想用这个例子简单告诉我们：世界是永恒变化的。但即便如此，这个活生生的事例其实已经深刻地揭示了概念的抽象、静止和具体事物的普遍联系、永恒变化之间的矛盾性。有意思的是，我们的教科书对赫拉克利特的名言“我们踏进又踏不进同一条河（有点书书上翻译成：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持肯定的态度，认为这属于高明的辩证法思维。但赫拉克利特的一位学生比他的老师走的更远，这位弟子说：“人的双脚甚至不能一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教科书对此却持批评的态度，说是否定了相对静止，因此是错误的。其实，赫拉克利特说“我们踏进又踏不进同一条河”，强调了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这种运动和变化使得概念与现实不能同一。而他的弟子则阐释了运动和变化的连续性，强调事物在每一瞬间都有变化，无论这个瞬间有多么短。由此正可以推出赫拉克利特的下一句名言：“我们存在又不存在”。所以，他们两个人的观点其实是一致的，都说明了事物永恒运动和变化的性质，也说明了概念的抽象和静止与事物永恒变化的矛盾性，而赫拉克利特学生的观点甚至更为精确。赫拉克利特之后的芝诺用“飞矢不动”，“阿里斯追不上乌龟”等悖论，也同样可以说明“名”与“实”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性。但同样有意思的是，芝诺的那些悖论并不是为了阐明“概念”的性质。他用这些悖论来说明，世界其实是静止的。假定一个物体通过空间运动，为了穿过某一空间，必须首先穿过那空间的一般；为了穿过这一半，它必须首先穿过这一半的一半；依此类推，以至于无穷。这样的例子用来说明孤立“概念”与连续存在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性是很有力的，但芝诺却用来说明，实际物体不可能有所移动，运动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世界没有任何的运动和变化，运动和变化是假象。按照今天我们对辩证法的定义，芝诺肯定不能算是辩证法人物。但一般认为，芝诺为辩证法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显然，这些古人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我们心灵中的“概念”的这种抽象、静止和孤立的性质，相反，他们往往把它归结为现实世界的不可捉摸。而真正自觉意识到概念与现实的矛盾性，并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对抽象概念进行辩证和雕琢的，黑格尔是第一个。黑格尔认为，我们根本不能用抽象的概念详尽地阐明实在，实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辩证的过程，抽象的概念只能阐明过程的一部分、一小部分。日常的抽象思维孤立地、静止地理解存在的事物，只单独思考它们特殊的阶段，并不能揭示事物的全部真理。黑格尔因此要求对我们头脑中的概念进行“辩证”，以便概念能够正确地对待运动的、活动的有机的存在，完全彻底地揭示实在的真相。他采取的方法与他的“辩证过程”是一脉相承的，正因为万物的运动过程是“纯粹概念”内在的辩证过程，因此我们也必须按照这样的过程来对我们头脑中的概念进行“辩证”，使之与“辩证过程”保持一致。而且，除了“纯粹概念”之外，黑格尔要求我们头脑中的所有其它抽象概念都应该被辩证。辩证的方式是一种称为“对立面的统一”的办法。这个办法对日常的抽象概念进行辩证之后，使之成为了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使之内在地包含对自己的反动。黑格尔的辩证法表现为正、反、合的过程，首先是正题，由正题引出反题，最后将正题和反题合而为一，成为整体。例如，这是一只猫，但作为日常抽象概念的“猫”是不准确的，因为这只猫时时刻刻都在变动不休，而经过辩证之后的“猫”的概念就不同了，经过辩证了的“猫”的概念内在地含有“不是猫”这一内容，“是猫”和“不是猫”结合在一起，共同组成了“这只猫”。同样，张三是个人，这个“人”的概念也必须内在地含有“非人”的内容；张三是个正直的人，“正直”必定内在地含有“邪恶”的性质；姚明是高个子，“高个子”则内在地含有“矮个子”的倾向，如此等等。所有抽象概念都必须被看成“我”与“非我”、“是”与“不是”的矛盾统一体，这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方法。这样一来，经过辩证了的概念和日常的抽象概念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经过辩证了的概念是一个有差异的有机的统一，是一个统一而又有区分的整体，是对立面的综合。日常的抽象概念提供的是“知性思维”，它不能把握实在，它只能对实在作惊鸿一瞥，把实在割裂成碎片，而忽略其有机整体的性质，只有经过辩证了的概念才能做出对具体事物的正确描述，黑格尔是这么认为的。古希腊辩证法的目的是要使概念变得明晰起来，着力防止概念的含糊不清；但黑格尔的辩证法却要求我们把清晰的“概念”变得更“含糊”一些，要把它看成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一个自我否定、自我成长的过程。辩证法的意义在黑格尔手里变成这般模样，仔细想来，不免令人有世事难料之叹。 黑格尔把精神、思想、观念等人脑中的东西实在化，作为自然界的本质，而“现实世界只是观念的摹写”，并进而从他这个唯心主义的“辩证过程”出发，推导出主观思维的“辩证法”。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认为，黑格尔辩证法是“头脚倒立”的，而我们要做的，乃是把黑格尔的“头脚倒立”的辩证法再颠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这个“合理内核”是什么呢？马克思在“跋”的结尾说道：“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也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就是马克思所需要的“合理内核”，这一“内核”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变”字，就是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变的，向对立面变。因此，“生”会向“死”的方面变，“死”也向“生”的方面变，“大”会向“小”的方面变，“小”也向“大”的方面变，如此等等。从马克思的这段话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如出一辙，几乎一模一样。区别在于，黑格尔的辩证法需要以他的唯心主义的“辩证过程”作为依据，但马克思不需要这样的依据。黑格尔认为，一只活猫内在地含有一个精灵叫做“活”，而且这个叫做“活”的精灵内还潜存着“死”的内容。马克思则坚信，没有这样的精灵，自然界是自在的、唯物的，但这只猫确实是是变动不居的，因此我们头脑中“活猫”的概念必须只是一个暂时的概念，必须要对它做某种否定的理解，即要对这只“活猫”做包含了“死猫”的理解。除了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对黑格尔辩证法有简略的阐述外，马克思没有对辩证法做更明确系统的说明。不管怎么说，在马克思这里，辩证法是一种理解方式，一种如何理解概念的方式，没有所谓的“客观辩证法”，辩证法只对我们的主观思维有效。早期的恩格斯也是从这一点来理解辩证法的。在《反杜林论》里，恩格斯并没有认为辩证法是自然规律，是涵盖物质与意识的统一的宇宙规律。他说：“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6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这里明白无误地将辩证法看成为关于人类思维规律的学说，而且只有这样的用于揭示人类思维规律的辩证法学说才可以在哲学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后来恩格斯改变了立场，在其死后才发表的《自然辩证法》里，恩格斯不遗余力地要将辩证法变成本体论规律，认为“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阶段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10—31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这样，在恩格斯这里，辩证法有了两重含义：第一、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这两个阶段的最一般的规律。这是客观辩证法，包含三大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和否定的否定规律。第二、辩证法是关于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这是主观辩证法。主观辩证法来自于客观辩证法，“所谓的客观辩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而所谓的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发生作用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应。”（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1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所以，恩格斯所做的，乃是将黑格尔的“辩证过程”改造成“客观辩证法”，至于黑格尔的真正的“辩证法”，则照单全收，但归结为“主观辩证法”。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原本只是“主观辩证法”，恩格斯在这个旧的酒瓶内装上新酒，将“辩证法”变成了包括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在内的一个更大的概念。但恩格斯没有来得及对客观辩证法做更详细一些的论述，他只对量变质变规律做了比较充分的说明。量变质变规律是说：没有有关的物体的量的变化，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物体的质的。也就是说，突变是不可能的。这一说法倒也和早期的实证科学结论基本吻合。不过，现代量子物理学却是专门讲突变的，原子里面的电子经常玩能级跃迁的把戏，而能级跃迁不能被理解成一个连续发生的过程，电子从基态跃迁到激发态是量子性的过程。接下来，恩格斯对“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否定的否定”两大规律有一些零星的说明，但在说明的过程中往往和主观辩证法混杂在一起，显得缠夹不清。后来的列宁和毛泽东等人进行了更详细一些的发挥，但也都显得十分混乱。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对立面”进行定义。黑格尔的“纯粹概念”原本是存在于人的意识，用来描述事物的性质、倾向的，如死与活、长与短、大与小等等，但黑格尔将“死”、“活”、“长”、“短”这些概念实在化，变成了事物内在的某种东西。既然是实在化的东西，那当然可以相互渗透。但我们现在打算将黑格尔的“纯粹概念”作唯物主义的理解，因此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对立面”就不能再是精灵化的“纯粹概念”，只能是事物本身的性质或倾向。然而，事物的相反的性质和倾向的相互渗透是很难以理解的。如果你说：这是一只活猫，它有“活”的性质或倾向，也包含“死”的性质或倾向，这两个倾向相互渗透。对一只可怜的猫做这样的说明，倒显得比黑格尔的唯实论更加荒唐了。有鉴于此，后来的列宁和毛泽东都对“对立面”这一概念（也就是“矛盾”的概念）采取了更急含糊其辞的说法，这也使得毛泽东的《矛盾论》千疮百孔，难以自圆其说。在接下来的一节里，我将对此予以说明。总之，客观辩证法设法让辩证法取得“真正科学”的形态，成为“由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基本规律以及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等诸项范畴按其内在联系而组成的开放性的科学体系”。辩证法从此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本体论哲学，变成了描述世界并且指导一切科学的最基本的“规律”和“科学知识”。而且，从对立统一律引出的“矛盾”居然变成了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动力，“矛盾”成为万物存在和演化的本原。这样一来，我们实际上全面迈入了真正的形而上学──和黑格尔一样，我们不过是在“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而已。 我曾经试图认真理解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论，并强迫自己用矛盾概念来理解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结果陷入了令人绝望的混乱，除了能够得到一大堆枯燥无味的形而上学术语，实在一无所获。关键在于，“矛盾”概念的内涵越来越小，而外延则被无限扩大了，“矛盾”概念被人为地变成了逻辑混乱的、随意使用和变化的、不可捉摸的怪物。按照将黑格尔的“辩证过程”作唯物主义的理解，“矛盾”指的是事物的两种对立的性状，如进步与落后、困难与顺利、长与短、大与小、黑色与非黑色、白色与非白色（很多人喜欢将“黑”与“白”看成对立，这显然不妥）等等。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基本同意了这样的定义，认为矛盾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在这里，列宁把事物的性质理解成一种倾向，在某些场合也基本上说得过去，比如化学反应中，既有化合的倾向，又有分解的倾向；一只猫既有变长、变大的倾向，也有变短、变小的倾向。但是列宁认为“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这些都属于“矛盾”，这又说不通了。难道说，数学里的数字有“正”的倾向，也有“负”的倾向；数学函数有“微分”的倾向，还有“积分”的倾向；原子核有带阳电的倾向，还有带阴电的倾向？这样的说法不可思议。也是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列宁又说：“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里，列宁将事物划分为两个对立面。既能进行划分，当然是指事物的组成内容。这样，他所说的“对立面”（也就是“矛盾”）只能是指：事物彼此互相依赖又相互排斥和斗争的两个部分。这和上面的定义就明显不同了。比如，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组成，它们既相互依赖、相互统一又相互排斥、相互斗争，是一对矛盾，这一说法符合刚才的定义，但和上面的定义不能融洽。我们不能说，资本主义社会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即无产阶级倾向和资产阶级倾向，这是一个叫人摸不着头脑的怪诞的说法。在毛泽东的《矛盾论》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变成了辩证矛盾，这又和上面的两个定义都不一样，叫人更加糊涂了。难道我们可以说，任何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种对立的倾向吗？或者我们可以说，任何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种对立的要素或部分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一个不同层次的概念，不可以并列在一起进行比较，不可以被列为矛盾的范畴。总之，矛盾这一概念在唯物辩证法里变得特别混乱，特别不可琢磨。那么，毛泽东按照列宁的矛盾概念而构筑起来的《矛盾论》理论体系，其正确性和合理性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矛盾法则变成了本体论，变成为了万事万物发展和变化的动力和根本原因，“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当黑格尔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大体明白他的意思，虽然黑格尔的文章十分生涩；但当毛泽东这么说的时候，由于矛盾的概念和黑格尔已经完全不同了，此时我们得到的只能是一团混沌。数学中正和负的“矛盾”决定了什么东西的发展？物理学中阴电和阳电的“矛盾”又决定了什么物质的发展？这实在是不可理喻。毛泽东说，“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那么，数学的正和负的“矛盾”，微分和积分的“矛盾”、物理学阴电和阳电的“矛盾”，它们又该如何被解决呢？这些“矛盾”能解决吗？他说矛盾有主要矛盾，有次要矛盾。那么，在社会主义民主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困难和顺利的矛盾，这两对矛盾哪一个更主要？这谁说得清？这两对矛盾根本不是同一层面的概念，是没有可比性的。矛盾还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在这种时候，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面。”这和黑格尔的说法倒也一致，但在黑格尔那里是不成问题的，在唯物辩证法这里却有问题。比如，电子带有阴电，我实在不知道电子带有阴电的这一局面如何可能让位于阳电。《矛盾论》还认为，矛盾无所不在，矛盾具有“普遍性”。“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但矛盾这种无时无处不在的性质居然还可以变化为一种“特殊性”，这就着实令人匪夷所思了。但毛泽东偏偏就是这么说的，“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显然，这里所谓“矛盾普遍性”的概念已经被偷换了。在我看来，将万事万物的运动和变化都归结为所谓的“矛盾运动”，这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是“玄学”，它和老子将一切归结为“道”，柏拉图将一切归结为“理念”、神学家将一切归结为万能上帝的意志，这在本质上完全是一回事。它纯粹是人们的主观臆想，没有任何实证的支持，不能经受实践这一“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检验。它在概念上是混乱的，它给我们描述的是一个比黑格尔的“辩证过程”更加荒唐的、完全不可理喻的真正“矛盾”的世界！我承认，人类社会存在着矛盾，存在着矛盾着的双方甚至多方的斗争。在阶级社会里，是阶级利益的冲突，是被压迫者不甘心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不甘心总是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奋起反抗，从而形成了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正是阶级社会前进和变革的根本动力。在这里，矛盾成为社会变革的原因，那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这里所说的矛盾，不过是一个大的系统内的组成要素（或组成部分）之间的对抗，它与黑格尔辩证法所说的“矛盾”根本不是一回事。因此，对客观辩证法，我认为它实在没有什么价值。它本身不过是一个很不完善的、自相矛盾的、低劣的形而上学体系而已！诚如恩格斯本人所言，随着实证科学的进步，“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作为“科学”形态的客观辩证法可以休矣。 作为自然界规律的客观辩证法是没有意义的，那么，作为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的主观辩证法有价值吗？对此，我有如下的意见：第一、主观辩证法强调要把实在看成一动态的过程，普遍关联的过程，这是正确的世界观，符合实在的客观真相。但是，辩证法走向了极端，它不仅认为事物的现象是变化的，而且导致事物运动和变化的内在本质也是变化的，而且要求人们从这个“变”的逻辑出发去理解自然现象的本质，这却是方向性的错误。旧形而上学一般并不否定具体事物的变化，但坚持认为终归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在支配万物的变化。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是不可分、不可变化的；柏拉图的“理念”是不变的；中国哲学的“道”也是不变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到了事物的终极实在的层面，只可能有数量的增减和相互关系的变化，不可能有这个终极实在自身的演变。事物终归有一个不变的本质，这是几乎所有形而上学体系的共同观点。但辩证法连这一点也要否定，恩格斯甚至认为：“永恒的自然规律也越来越变成历史的自然规律”，他相信在宇宙的历史中，“在每个阶段上都有不同的规律，即对同一普遍运动的不同的表现形式起支配作用，从而作为始终具有普遍效力的东西流下来的就只有运动了。”恩格斯的这一令人吃惊的说法，彻底否定万物演化有一个最终的、普适的、永恒的本质规律。我认为，宇宙肯定有一个不变的本质规律，这个不变的本质规律支配宇宙一切事物，包括我们人类自己。这个最终的规律现在还没有被发现，有人寄希望于物理学的“弦”理论，现在看来也希望不大。但是，这个最终的规律是一定存在的，而且这个最终的规律将与宇宙共存亡，亘古不变。否则，宇宙的秩序和规律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越是现象的，就越是多变的；越是本质的，就越是不变的，而最终的本质则是完全不变的。人和胡萝卜的差别是巨大的，但他们基因的相似性可以达到50%；不同物种的基因是不同的，但组成基因的构件──碱基对是基本类似的；碱基对之间或许还有些区别，但组成碱基对的原子是完全一致的，组成我身体的碳原子和组成胡萝卜的碳原子是不可区分的。人类认识活动的目的，就是要发现事物内部那不变的本质，但辩证法却试图用“变的本质”来阐释事物的演化，这是根本方向性的错误。在这一点上，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显得更加合理、更加高明，那才是认识世界的最强有力的武器。第二、主观辩证法揭示了抽象概念的静止和孤立的性质，以及这种性质与事物的永恒变化之间的矛盾性，这发现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局限性，是合理的见解。但是，主观辩证法试图否定形式逻辑，并寄希望于将头脑中的概念看成不断变化的东西，希望以此来把握实在的全部真相，这却是做不到的。由于我们思维所倚赖的概念是静止的、孤立的，而世界是变化的、普遍联系的，因此思维对真实世界的摹写就必然是不完备的。怎么办？世界的永恒运动和变化造成了我们认识上的窘境，我们该怎样克服这一窘境呢？也就是说，我们要怎样才能克服“名”与“实”的矛盾呢？一种办法是，在精确性不那么高的场合，我们可以用静止的、孤立的观点来看问题，这是旧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它也很管用，初等数学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但这样的思维方式有个限度，不能期望它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恩格斯强调，“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依对象的性质而展开的各个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6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因此，如果要非常精确地描述事物，旧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不够的，我们要借助另外一种逻辑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就是辩证法。黑格尔和恩格斯都是这么坚持的。恩格斯说：“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视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62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所以，辩证的思维方法就是一个“不断地注视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的思维方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呢？黑格尔和恩格斯认为，这种方式的主要特点就是要对我们思维所倚赖的“概念”进行一番审视和反思，把头脑中的“抽象概念”看成为对立面的统一，从而达到发现和辨别真理的目的。这种方法可行吗？根本不可行。人脑中的抽象概念必须是静止的、孤立的，否则我们的思维会变成一团浆糊。我说我看见一只狗，你说它其实不是一只狗，至少不完全是一只狗。这样的说法听起来深刻，但与我们的思维习惯完全背道而驰，用这样的“辩证”的方式来认识事物，我们的思维将不再具有连贯性，形式逻辑失去了用武之地，现有的科学理论也将失去存在的根基。其实，为了保证能够不断地注视事物的普遍联系、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科学家采用的办法是“极限”法则，即通过求极限的办法来无限逼近。当我们将事物的内容无限细分，将其运动和变化的“轨迹”无限细分，我们就可以用孤立的、静止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事物发展和变化的规律了──这样的方法足够精确！很多科学概念都通过极限法则来建立，比如速度。物体在一定时间间隔△t内的位移为△s，△s/△t谓之平均速度，当△t趋于0，就得到了物体运动的即时速度。有了即时速度和即时加速度等概念，我们就可以“不断地注视”事物的运动和变化了，从而也就可以建立严密而完整的动力学体系。我们看到，建立在极限概念而不是辩证法三大规律基础上的微积分学已成为现代自然科学研究最基本的数学工具。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建立极限的概念，并在极限概念的基础上继续坚持我们的形而上学方法，这是解决抽象概念与多变现实之间的矛盾的最有力的武器。作为方法论的主观辩证法并无必要！第三、从维护主观辩证法的真理性目的出发，我们逐步走向了相对主义，然后演变为诡辩论，变成了强权即真理，实在是后患无穷。一是相对主义的盛行。为了说明应该把事物看成对立面的统一，我们常说的理由是：矛盾的双方相反相成，没有正就没有反，没有曲就没有直，没有低就没有高，没有邪恶就没有正直，没有卑微就没有伟大，如此等等。这听起来都不错！但这除了说明我们头脑中的抽象概念总是一正一反而存在，还能说明什么呢？能据此说明事物必然是“对立面”的统一吗？不能！如果我们做这样的推论：这棵树很高大，但没有矮小就无所谓高大，所以这棵树也必然包含了矮小的性质（或变矮小的倾向），这样的逻辑推理只怕任何人都会觉得荒唐。由于无法自圆其说，于是很多人就借用相对主义，试图用相对主义来使辩证法成为真理：这棵树很高大，但相对于泰山，它还是要矮小一些吧，因此这棵树也是一颗小树，所以“高大”和“矮小”依然是共存于这棵树。这么一说，弄得你是哑口无言。其实，人类对事物形状的描述和形容都是相对而言的，没有绝对的“高”，只有相对而言的“高”。所有的形容词都只有相对的意义，没有绝对的意义。说姚明是高个子，那是对普通人而言的。虽然我们没有在语言环境中特意交代：这里的所谓“高”，是相对普通人而言的“高”，但听话的人自然会明白。相对主义者就抓住了我们没有在语言环境中特意交代相对物的这一“疏漏”，刻意行使移花接木之计，另行找来一相对物，使“高个子”这一概念的本意发生了变化，使正确的判断看起来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从而强迫我们接受“要把事物看成为对立面的统一”。二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诡辩。从辩证法出发，我们还弄出一个著名的“科学”论断，叫做“理论联系实际”。依据是：由于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永恒的，事物从其外在的现象到内在的本质都是可变的，因此真理也不是绝对的。形象一些的说法是：“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因此理论就必须联系实际才成立。这的确是辩证法的推论，却是典型的使真理不再受尊重的诡计。有一次和同事们争论一个问题，我引经据典，说出自己的理由，结果招到一致的嘲讽和轻蔑：你呀，真是个书呆子，理论终究只是理论，理论要联系实际才行，教条主义真是害死人哪！我一时呆立当场，无言以对。以后和人争论，我简直羞谈理论了，生怕一不小心就被扣上个“理论不联系实际”的大帽子。对于那些照搬书本知识来指导实践活动的人，常常会被斥为“书呆子”或者教条主义者。理由是：理论是一会事，实际情况又是一会事，所以不能照搬理论。我承认，对书本知识不必过于迷信，要有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如果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书呆子确实不好，教条主义者要不得。但是，除非你有充足的理由告诉我，书本知识是错的，否则我适用书本上的“教条”来指导我的实践就完全做得对。如果你非得说理论是正确的，但却不能在实际中应用，那么这样的理论要来何用呢？理论总是对某种普遍性的东西做出判断，即具有普适性。既然理论具有普适性，那么在应用理论时就没有必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没有必要“理论联系实际”，要联系实际才成立的理论它就不是理论。如果你说1加1等于2，我这里却偏偏不，我这里有“矛盾的特殊性”，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所以我这里1加1就是等于3。这样的诡辩实在是太荒唐了。对那些理论不联系实际的人，我们习惯的说法叫做“纸上谈兵”。然而，纸上谈兵不可取的根本原因在于，军事理论告诉我们的主要是前人的经验之谈而不是普遍成立的规律，因此必须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比如，兵法上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但真正狭路相逢的时候，一味恃勇逞强肯定不行，正确分析敌我双方的形势、利用地形排兵布阵、运用智谋声东击西等都是必要的。“狭路相逢勇者胜”这句话只不过指出在遭遇战的时候，勇敢是极其重要的品质，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如果你认为只要依靠勇敢就可以取胜，那是你对理论的理解有问题，绝不是说这个理论须联系实际才生效。对那些刚性的、真正的理论，说什么“理论联系实际”，那纯属无稽之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建立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实现，将这一理论适用于中国，那么旧中国不属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所以我们就不宜在落后的旧中国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初期受这种思潮的影响，走上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道路，给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在劫后余生总结经验的时候，人们说：教条主义害死人，照搬教条是多么严重的错误。但我要说，照搬教条这种行为本身没有错，错误的是教条。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判断有误。我们不能既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是正确无误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在实际应用中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撇开理论独行其是。是的，看待事物要尽量全面一些，掌握的信息要尽量多一些，适用理论的时候应该小心，要弄清楚具体事物是否属于这一理论的“管辖”范围，只有这样才能正确使用理论。这是很朴素的道理，不需要用辩证法来对此进行诠释，更不能因此就说理论要联系实际。总之，主观辩证法除了能造成思维的混乱，导致真理不受尊重，此外实在没有多大的能耐。至此，我们从古希腊辩证法开始，直到现代的唯物辩证法，算是基本理清了辩证法的思想脉络和演变过程。最终的结论是：第一、古希腊辩证法的精神是伟大的，是应该继续坚持的对真理的态度。古希腊辩证法敦促人们着意防止概念的含糊不清，不允许通过概念的含糊性来进行偷换概念的诡辩，要求逻辑同一律自始至终得到遵守，这对我们现在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这里，我也将尽量恪守古希腊的辩证法传统，尽力将一些概念雕琢清楚。比如“发展”这个词，语意相当含糊，就很有必要对它进行一番“辩证”分析。近现代西方的分析哲学，强调对语言和符号表达能力和意义的分析，这同样是一个对我们头脑中的概念“辩而证之”的过程，是真正的古代辩证法精神的延续。第二、无论是黑格尔的“辩证过程”还是唯物主义的客观辩证法，这都是主观臆想的形而上学体系。它们无法得到实证的检验，是没有意义的本体论学问，应该清除出人类知识的殿堂。第三、无论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还是唯物主义的主观辩证法，都不是合理的认识论主张，不值得我们坚持。因此，除非在古希腊辩证法意义上使用“辩证法”这个词，否则我们可以把“辩证法”这三个字从哲学辞典里抹去。 我们相信，我们所处的宇宙是一个演化的宇宙。这里所谓的演化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宇宙中的运动和变化是不可逆过程，是时间不对称的，过去和未来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存在着时间箭头；第二，未来是开放的，它受制于机遇和概率，即我们的宇宙不可能是决定论的。应予说明的是，时间可逆性与决定论并非彼此关联，它们是互相独立的。在逻辑上也允许存在这样的理论，它是时间可逆的，但不是决定论的，或者它是决定论的，但不是时间可逆的。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演化着的，它既不是时间可逆的，也不是决定论的，这是大多数人的共识，它符合我们的日常经验，也受到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支持。但非常不可思议的是，这却不是科学家们的共识。从经典的牛顿力学、广义相对论，直至现代量子物理学，所有这些基本的物理学理论都描述一个时间可逆的、服从决定论的存在着的宇宙，而不是一个演化着的宇宙。虽然热力学第二定律描述一个符合我们日常经验的演化的宇宙，但热力学理论属于宏观定律，它不够“基本”，一些科学家甚至因而认为热力学理论可能只是我们的“幻觉”。热力学第二定律有各种表述方式。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是这么表述的：“热量由低温物体传给高温物体而不引起其它变化是不可能的”，意思是说，热量从高温传到低温处的过程可自发进行，反之，热量从低温传到高温处虽可以进行，但有条件。现在教科书中通常使用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开尔文表述：从单一热源吸收的热量在循环过程中全部转变为功，而不引起任何其它影响是不可能的。这里的单一热源是指温度均匀且保持不变的物体。这里的“任何其它影响”指的是对外界造成的影响。为了定量计算的方便，克劳修斯引入了熵的概念。引人熵以后，热力学第二定律可以表述为“熵增原理”，即当热力学系统从一个平衡态经过绝热过程达到另一平衡态，它的熵永不减少。如果过程是可逆的，则熵值不变，如果过程是不可逆的，则熵值增加。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克劳修斯表述实际上是说热传导过程是不可逆过程，开尔文表述实质是说功转变为热是不可逆过程。所以，热力学第二定律实际上指出了一切涉及热现象的实际的宏观过程的不可逆性，两种表述的一致性也指出了各种不可逆过程均有内在联系。因此只要选出一种与热现象有关的实际宏观过程，并指出其不可逆性，就可以用来作为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一种表述，这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可以采用多种定性表述的原因。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自然界存在的自发过程，包括物理过程、化学过程、核力作用过程等一切过程，它们一旦发生，其后果是不能消除的。一切过程都是一次性的，任何事物一旦发生都不可以重来。热力学定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演化的宇宙，它告诉我们，一个封闭系统热量总是从高处向低处流动，并最终达到热平衡，整个系统是不断熵增的。通常认为，熵代表系统的无序度，熵增的过程就是封闭系统无序度增加的过程。这样，热力学第二定律就揭示出：一切封闭的孤立系统，其运动和变化的趋势总是由非平衡态趋向平衡态，由有序趋向无序。当然，宇宙中没有绝对的孤立系统，但宇宙本身却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绝对孤立的系统。因此从热力学第二定律得到的一个惊人结论是：宇宙将最终趋于热平衡。所有的恒星都将耗尽其最后的余晖，所有的物质都将变成辐射，直到最后整个宇宙将成为一个死寂的没有任何变化的冰冷世界。这就是“热寂”。对单个的系统，可以借助外界输入的“负熵”来使之复活，但宇宙按照定义是没有外界的，因此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挽救宇宙，使其免遭万劫不复之厄运。我们不知道宇宙何时走到终点，这个过程肯定极其漫长，但我们知道宇宙此时正在走向末日。宇宙从整体而言是不断趋向无序的，其中的任何子系统要从无序走向有序，要从平衡态走向远离平衡态，必然要伴随着更大范围内的从有序向无序、从非平衡态的变化。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地球上生命的进化，人类的发展和进步，伴随着的是更为剧烈的太阳从非平衡态向平衡态的转变，从有序向无序的过渡。没有了太阳的这种变化给地球提供有序能量，就没有地球上一切的发展。因此虽然地球上生命在进化，地球变得比其它行星更为有序，但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太阳系却一直在毫不留情地向着无序变化，向着死亡迈进。推而广之，整个宇宙其实也一直在向着死亡迈进。 热力学第二定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时间的箭头，它显示出物理世界的方向性和不可逆性，从而提供了一个演化的宇宙，但这是一个悲观的宇宙，一个向下演化，越变越糟的宇宙。辩证唯物主义对此显然颇不满意，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坚持认为：世界的演化趋势是“发展”。至今，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上仍坚持：“世界处在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之中”，“只要承认世界是相互联系的，就必然得出世界是永恒发展的结论，因为相互联系包含着相互作用，而相互作用必然导致事物的发展”，而且“发展是事物运动中的主流，这并不取决于人们的善良愿望或道德追求，而是一种客观事实”。或许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太差，我实在无法从“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推导出“世界是永恒发展的”这一结论，不明白为什么相互作用就必然导致事物的发展而不是退化。我相信实际情况不应该是这样的，发展不可能成为事物运动中的主流。当然，我们首先要理解“发展”。毫无疑问，“发展”这个词用途宽泛，语义模糊，必须在语境中才能正确把握其含义。当我们说“世界是永恒发展的”，这里的“发展”是个什么意思呢？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是这么定义的：世界是运动和变化的，而运动和变化的趋势可能是上升的，也可能是下降的，也可能是平向的，而发展专指前进的变化或进化，是事物从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从无序向有序的变化。但这个定义仍然是含糊不清的，因为什么叫做“前进”，什么叫做“上升的趋势”，什么叫做“下降的趋势”，什么又叫做“高级形式”，什么又叫做“低级形式”，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予以明确界定的概念。所以，为着论述的方便，我将“发展”的意思直接简单地定义为：事物从无序向有序的变化，这大概也是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的本意。但当我们说到“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的时候，这里的“发展”却不能适用上述的定义，因为社会的“发展”不等于社会变得有序，专制社会比之民主社会，前者甚至更加“有序”，而专制社会相比于民主社会肯定不能称之为“发展”。这里的所谓“发展”其实隐含着价值取向的意味，意即经济活动或者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变得对人类越来越有利。所以为了避免混淆，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类含有价值意味的“发展”概念，我们不再称之为“发展”，我在后面的论述中将尽量用“进步”一词来取代。当然，关于有序和无序的概念，也不是能够一目了然的，需有进一步的准确定义，在以后再做说明。按照这样的“发展”定义，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永恒发展的，而热力学第二定律却预言世界是不断衰退的，这就构成了尖锐的矛盾。为着解决这个矛盾，于是有人不同意将热力学第二定律应用于整个宇宙，认为不能照搬热力学定律来推论宇宙的发展。这实际上否定了科学规律的普适性，很难有说服力。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只要考虑到引力，考虑到黑洞的形成过程，那么宇宙就不见得总是趋向无序，热力学第二定律就不一定正确。这样的说法也是错误的。比如物体在引力作用下从桌子上掉落到地面，其引力势能首先转化为动能，接着和地面碰撞后转化为热能，这个过程和星系形成的过程其实是类似的，毫无疑问是熵增的过程。英国的当代理论物理学权威霍金在对黑洞的深入研究中发现，黑洞的存在与热力学第二定律没有任何的矛盾。所以引力的存在并不能将宇宙从热力学第二定律解救出来，一切引力作用过程毫无疑问都是熵增的过程。所有的迹象都表明，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一个在整个宇宙都普适的定律，是自然界至高无上的规则之一。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发现热力学第二定律得到一丁点儿违反的证据。爱丁顿有一段话颇为经典：“如果你的理论和试验不符合，可能是试验出了问题，如果你的理论和相对论冲突，可能是爱因斯坦错了，但是你的理论不符合热力学第二定律，我敢说你就没救了，等待你的只有出丑，丢脸。”可以肯定地说，“世界是永恒发展的”，这样的判断是不可能成立的。而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除了坚持认为“世界是永恒发展的”，并且进一步阐述说，事物发展的动力是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过程服从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些观点大都以一种含糊不清的方式来表述，看似深刻，其实却没有多大的认知意义。按照恩格斯的说法，任何试图用自创的臆想的形而上学概念和规律来理解和描述我们所处的宇宙，这“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宇宙是一个熵增的过程，这意味着宇宙的过去比现在要更加低熵，由此前推，则宇宙在其形成之初则一定非常低熵，非常有序。如果宇宙在将来重新收缩为“奇点”，这时候的宇宙却会变得非常高熵。所以宇宙的膨胀和收缩不会是一个完全对称的过程反演。在《时间简史》一书中，霍金介绍说，他曾经以为宇宙的膨胀和收缩将是一个对称过程的反演，但后来的理论研究否定了他的这一思想，他因此收回了自己的主张。的确，早期宇宙为何如此低熵，这颇令人费解，它也是科学家们正在着力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不过现在还不是担心“热寂”的时候，我们现在所处的宇宙仍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宇宙，它富含有似乎是取之不尽的有序能源。这些有序能源都要归因于宇宙大爆炸，都是宇宙大爆炸给我们的“恩赐”。当然它们不是真正“取之不尽”的，只不过宇宙大爆炸慷慨地“恩赐”给我们实在是太多的有序能量，要将所有这些有序能量耗散完毕可能需要几百亿年甚至更多的时间，也就是说，宇宙熵增的过程可以持续几百亿年以上，而宇宙现在的年龄不过“短短的”120到150亿年而已。所以，我们的宇宙还将在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内保持其旺盛的活力，保持其勃勃的生机。由于现今的宇宙仍是一个大大远离平衡态的活性宇宙，按照混沌学和耗散结构理论告诉我们的自组织原理，它可能会在某些地方存在局部的、暂时的发展趋势。请记住，只是“局部的、暂时的”而已，宇宙的总体趋势是不可能处在“永恒发展之中”的。在茫茫宇宙之中，在它的一个极小的角落里，偶然地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那里的几种物质组成一个开放系统，这个系统有自组织的功能，它能够利用周边环境从剧烈的非平衡态向平衡态的变化过程，使自身从比较平衡的状态向更加不平衡的状态、从无序向有序进行相对缓慢的转化。这个角落就是地球，这几种物质组成的系统就是生命，其中的高级者叫做“人类”，人类将这种相对缓慢的从无序向有序的转化称之为“发展”。这，就是所谓“发展”的由来。可叹的是，这些人类中的一部分，为着解释自身的“发展”，居然狂妄到不惜将整个宇宙拖进来，将“发展”看成是整个宇宙固有的客观属性！是啊，离开了生命现象，我们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没有任何自我发展的迹象，月球在发展吗？火星在发展吗？石头、泥土及其它地球上一切的无机物在自我发展吗？只要看一看一栋无人修缮的房屋，它将如何无法挽回地走向衰败和凋敝，我们就看到热力学第二定律是如何无处不在地起着作用。宇宙的最终归宿可能是“热寂”，如果它无限膨胀下去的话；它也可能收缩并最终走向奇点，整个宇宙成为一个超级大“黑洞”（或许还会引发新一轮大爆炸），如果它包含有足够多物质的话。可以肯定的是，宇宙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它会永不停步地向着死亡迈进，并且它死亡的时候也早晚要到来。而且，即便宇宙灭亡后还可以再来，从而表现为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这样的过程也不表示存在着所谓的“发展”。热力学第二定律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时间箭头，而这一箭头的方向指向无序、指向死亡，这是自然法则规定的宇宙无法逃脱的宿命。我们处在一个退化的宇宙中，这是人们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就已形成的共识，是我们至今仍不得不接受的铁一般的事实。 基本科学理论的时间可逆性（一）热力学第二定律虽然为我们提供了时间箭头，从而提供一个演化的宇宙。但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一个宏观规律，并不得到更基本的物理学定律的支持。基本科学定律描述的是一个时间可逆的宇宙。什么叫时间可逆性？这可以通过如下的例子来说明。设想有一个球体，比如铅球，我们以一定的初始速度v将它竖直抛向空中，并用摄像机录制它的上运行过程。我们来看录像，可以看到，在重力的作用下，铅球从速度v开始上升，然后速度逐步减小，到达顶点时速度为零。现在我们将录像带倒过来放，结果我们看到，铅球的运动现在变成了自由落体运动，从速度为零开始，最后回到手中时速度变成了v。在这里，无论录像带顺放还是倒放，铅球的运动规律都严格遵守动力学定律，都符合我们的日常经验，没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生。所以在观看录像时，我们无法区分录像带是顺着放的还是反着放的，因为它们都符合科学定律，都是在自然界可能发生的合理现象。事件可以顺着发生，也可以倒过来发生，事件的原因和结果可以相互颠倒，这就叫时间可逆性。然而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实际上忽略了空气阻力的影响，所以才得出时间可逆的结论。现在我们将铅球换成气球，这时候空气阻力就不可忽略了。我们看到，在顺放录像带时，由于空气阻力的作用，气球的速度衰减得很快，这是我们预料中的事情。但在倒放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气球倏忽之间就降落到手中，它自由下落的速度太快了，而且接球者的“接球动作”也异常夸张地费力，这时候空气起到的不再是阻力作用而是推力作用！这完全不同于我们的日常经验，不符合自然规律，自然界是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所以考虑到空气阻力，我们就能够区分录像带是顺着放还是倒着放的了。有了空气阻力，气球的运动事件就不再可以颠倒过来发生，即球体的运动不再是时间可逆的了。类似空气阻力这样的不可逆过程总是存在的，而彻底的、纯粹的可逆过程在自然界是不存在的，这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从热力学第二定律出发，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可逆的宇宙，在这样的宇宙里，过去和未来扮演着完全不同的角色。但奇怪的是，那些最“基本”的科学定律却不这么认为，牛顿第二定律、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甚至现代量子力学都在诉说同一件事：世界是时间可逆的。按照这些“基本”的科学定律，打碎的杯子碎片能够自动集中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杯子，屋子里的空气可能突然挤到一个角落里去，倒塌的房子也可以自动重新竖起来。物理学基本定律，不管是力学的，电磁学的，还是关于核力的，它们都不禁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理智的人们会毫不犹豫断定它是魔术而不是现实，但科学定律却说：那也完全可能是真实的。时间之矢被排除于科学之外，这实在令人困惑。已有的科学定律之所以并不区别过去和未来，原因在于这些科学定律都是时间对称的。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量子力学，物理学基本定律都是守恒律，都是时间对称的，即无论t还是－t代入公式，物理学定律不变。经典动力学定律是时间可逆的。牛顿定律将力与加速度联系在一起，加速度是位置对时间的二阶导数，当我们用－t取代t代入公式，由于负负得正，牛顿方程不会发生改变，所以牛顿定律不区分时间方向。同样，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将时间空间化，时间和空间的三个维度统一成一个四维的时空，这个四维的坐标系可以任意变换，而引力是物质质量导致时空弯曲的后果。广义相对论对四维坐标系的每一个坐标轴都是对称的，当然它也就是时间对称的。所以广义相对论同样不能区分过去和未来，从而也不能为我们提供时间箭头。对一个服从牛顿定律（或其它时间对称的定律）的热力学过程而言，以－t取代t代入公式就意味着将所有分子的速度符号都颠倒过来（速度反演），这样系统就进入了它自己的“过去”。描述一个系统的热力学过程，如果熵在速度反演之前是不断增加的，那么它在走向“过去”的过程中依然应该是熵增的，这意味着系统有一个在正常时间流中的熵减过程，于是熵减的过程也应该成为现实中的常见现象。这是洛施密特（JosephLoschmidt）的速度反演佯谬，说明时间对称的经典动力学定律将“允许”系统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换言之，对一个服从牛顿定律或者任何其它可逆理论的孤立系统，从一个给定的熵值状态，我们可以指望熵从该给定的状态在时间的过去和未来两个方向上增加。维也纳物理学家玻尔兹曼曾经试图通过牛顿定律“推导”出热力学第二定律。1872年，玻尔兹曼发表了著名的H定理。它表明，孤立热力学系统内粒子的相互碰撞导致粒子群体的速度分布趋于平衡态（这被称为麦克斯韦—玻尔兹曼分布）。随着粒子群体趋近平衡态，H函数减小，在平衡态时达到其最小值，这个最小值意味着碰撞不再改变速度的分布。所以，对玻尔兹曼而言，粒子碰撞就是导致系统趋于平衡的机理。玻尔兹曼的理论和经验符合得很好。那么，玻尔兹曼真的从时间可逆的牛顿定律“推导”出了时间不可逆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吗？正如法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庞加莱（HedriPoincare）所言，靠时间可逆过程来解释不可逆性，虽然努力不计其数，但显然是一个纯粹的逻辑错误。玻尔兹曼试图从个体的可逆的动力学轨道描述开始，来理解热力学第二定律及其所预言的熵的自发增加，这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很显然，在玻尔兹曼的理论中，玻尔兹曼一定引入了额外的假定，正是这一假定导入了时间不可逆性。他所引入的假定是：热力学系统的所有微观状态都具有相同的概率（与此类似，美国科学家吉布斯在其系综理论中亦提出了“遍历性”假定）。但这一假定是先验的，没有任何的微观动力学依据。玻尔兹曼的理论在当时遭到了猛烈抨击，这些批评击中了要害。玻尔兹曼不得不退缩了，他的尝试终以失败告终，忧郁的他后来悲剧性地选择了自杀。玻尔兹曼的研究当然不会是毫无意义的，他把熵和概率联系在一起，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给一个基本物理定律一个统计性解释的人。他的理论至今还在统计热力学的教科书里讲述着。要引入不可逆性就必须引入“概率”这一概念，这是玻尔兹曼理论给予我们的最大启迪。而概率从哪里来呢？玻尔兹曼相信是粒子碰撞导致系统趋于平衡，这也就强烈地暗示着：在粒子的相互作用中，一定蕴藏着一套不可以用经典动力学理论解释的“把戏”，是这套把戏在源源不断地输送出概率。 当然，世界的真实状态不是经典动力学，而是量子力学，而量子力学正是一个讲述概率的理论，量子力学能解决问题吗？很遗憾，即便在量子理论中，时间对称性依然存在！在量子理论中，微观粒子以波函数的形式运动，当我们不去观察它的时候，它以几率波的形式在整个宇宙弥漫开来。波函数在物理上对应概率幅，由薛定谔方程描述。薛定谔方程通过概率幅预言事件发生的概率，也就是说，通过薛定谔方程我们可以推算，假如人们某一时刻对一个微观粒子，比如电子进行观察（这导致波函数塌变），我们在某个位置将得到一个电子的概率会是多少。和牛顿定律和广义相对论一样，薛定谔方程也是时间对称的，波函数随时间的演化也没有方向性，当我们用－t取代t代入薛定谔方程，薛定谔方程保持不变。因此在量子理论中，电子（包括所有的微观粒子）的运动和演化也没有时间方向。也许我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与薛定谔方程相联系，量子力学还包含一个奇怪的称为“波函数塌缩”的理论。虽然这个理论似乎赋予“观测”以特别重要的主观意义，但它或许与时间不可逆性有关联。下面，我们首先来讲一讲波函数塌缩现象。在量子理论中，当我们不去观察的时候，电子以几率波的形式在整个宇宙演化，它无处不在又无处在。而人们一旦进行观察，比如在电子前进的方向放一个屏幕，电子有相当大的“可能”会在屏幕上打出一个亮点，于是我们在屏幕上的某个位置将得到一个实在的电子。电子原本只具有可能性，不具有实在性，一旦观测，它就突然间在屏幕上显示出一瞬间的实在，这种从无数潜在的结果向单一结果的转换，就称为波函数的“约化”或“塌缩”。观察的结果导致电子的波函数在屏幕上“塌缩”了，看起来，我们的测量行为“迫使”电子按照波函数确定的几率随机选择了一个实在的位置！这个理论非常奇异，薛定谔提出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称为“薛定谔的猫”，充分说明了量子理论的这种奇异本质。设想在一个封闭的房子里放有辐射性原子，它可能衰变放出电子，也可能不，在某一规定时间内释放电子的几率为50%。房子内另有一瓶毒药和一只活猫，当衰变发生时，药瓶被打破，猫被毒死。在现实生活中，猫有50%的机会被毒死。我们会说，猫可能死了，也可能活着。但量子理论不这么认为，猫既是死的也是活的，既不是死的也不是活的，它处于一个中间态，一个“冥态”，它的存在方式只能由波函数来描述。而一旦我们进行观察，这时候仿佛人的“意识”发挥了作用，波函数将塌缩，这时我们得到一只活猫或死猫。为什么处于叠加态的“猫”突然就变成了实在的事物，其波函数突然之间就塌缩成为实际观察到的单一数值，所有的不确定性突然之间就消失了？是什么东西在起作用呢？量子理论解释说，我们不能将观察的主体看成是与客体对象毫无关系的“旁观者”，因为任何事物都只有结合一个特定的观测手段，才谈得上具体意义，而一旦观测，必然存在着观测者对于被观测物的不可避免的扰动，所以作为主体的人和客体世界必须被理解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薛定谔的猫”思想实验中，一只不被观察的猫没有一个确定的状态，而一旦有人观察，由于任何的观察必然要对被观察物产生扰动，于是观察者必须与被观察的对象合为一个整体，并依然要用波函数来描述，即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都不能有确定的状态，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处于一个“中间态”。比如张三观察了“薛定谔的猫”，那么张三就必须与“薛定谔的猫”一起作为一个整体用波函数进行描述，如果张三将“薛定谔的猫”的死活状态告诉了李四，那么李四又被纳入这一系统，而且继续要用波函数来整体描述。这种观测者之“链”将会无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永远不会终止──这是一个死循环！但是，这个观测者之“链”必须有一个终结，这样我们才能从量子力学的“幽冥世界”走出来，来到我们所熟悉的现实世界。一些物理学家，如诺贝尔奖得主尤金•维格纳认为，人类意识的独特之处在于内省或自我指涉，可以切断统计配位链，报告自己的状态，从而导致波函数塌缩，这样观测者之“链”只需到人的意识这里就“适可而止”。惠勒并推而广之提出了更为古怪的观点，他认为：“薛定谔的猫”的死活状态可以由试验装置记录下来，人们可能数年以后才去观察试验的结果，于是数年以后的观察将决定“薛定谔的猫”当时的死活状态，决定猫的历史，决定整个实验放射性原子的衰变，进而决定整个宇宙的历史，从而整个宇宙都是人类“观察”的产物，没有人类的观察，甚至就没有宇宙的历史。这个理论将意识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地步──意识参与了宇宙的构建！但是，人的意识能使波函数塌缩，那么猫的意识呢？猫的意识能导致波函数塌缩吗？智能机器的意识也能使波函数塌缩吗？无论如何，由人的意识来“承担”起使波函数塌缩的“重任”，这未免有点“强意识之所难”。于是一些科学家包括尤金•维格纳放弃了这样的说法，转而认为量子理论证明宇宙中必然存在着某种普遍的宇宙意识，观测者之“链”一直延伸到宇宙意识这里才终止，是宇宙意识最终使波函数塌缩，从而使我们能得到一个实在的宇宙。这等于把上帝又放回到宇宙之中，仍然令人难以接受。解决“薛定谔的猫”佯谬的另外一个方法称为“多界理论”，由美国物理学家埃弗里特于1957年提出。这个理论认为，在宇宙的演化过程中，它不断像道路上的分岔一样，随时都在“劈裂”。在一个宇宙中，放射性原子衰变，猫是死的；在另一个宇宙中，放射性原子没有衰变，猫是活的。多界理论假设所有可能的量子态都是存在的──存在于不同的宇宙中。哥本哈根解释与多界理论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认为一切都是不真实的，我们处于一个不真实的世界，后者则认为，一切都是真实的，这种真实性存在于不同的宇宙中。人们可以证明，多界理论与哥本哈根解释在数学上是完全等价的。但是多界理论一直不怎么流行，存在无穷多个随时裂解的平行宇宙的想法虽然不能被排除，但如埃弗里特的导师惠勒所言，“它需要携带太重的形而上学行李”，为了小小的一个电子而将整个宇宙拖进来的做法未必明智，于是人们按照奥卡姆剃刀原理将多界理论剔除了。显然波函数塌缩理论是生硬的，“猫”的悖论实在是量子力学的致命硬伤。爱因斯坦一生都无法接受哥本哈根派的几率解释和波函数塌缩理论，他不承认薛定谔的猫的非真实态之说，认为一定有一个内在的机制组成了事物的真实本性。他的名言是“上帝不会掷骰子”。他和玻尔进行了长达35年的友好争论，提出了许多深邃的思想实验，力图要驳倒哥本哈根派的主张，他们的争论一直到爱因斯坦去世才停止。争论的胜负天平一直是向着玻尔和哥本哈根派倾斜的，因为许多实验事实支持他们的主张。但爱因斯坦的贡献在于告诉我们：量子理论是不完备的理论，至少在哲学解释方面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因而是一个正确的但有着重大缺陷的理论。正如戴维斯（PaniC．Davies）在《新物理学》一书的导论中所述：“量子力学提供了一个非常成功的方法来预言对微观系统的观察结果，但当我们问在进行观察时实际会发生什么，我们得到一派胡言！” 现在我们回到关于时间对称性的讨论上来。显然，对单个事件而言，波函数塌缩是不可逆过程，已经塌缩的波函数不可能再复原成原来的波函数，这是不可逆的。但我想要说明：对一个宏观系统，如果我们将波函数塌缩归结为“观测”，那么量子力学仍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不可逆的、熵增的宇宙，不能为我们提供时间箭头。这可以通过下面的例子来说明。假设有一个处于非平衡态的封闭热力学系统，比如一杯温度不均匀的水，在t=0时刻其状态用波函数Ψ0来描述，过了一段时间t=t1（假设这时候系统到达平衡态），其相应的波函数演化成Ψ1。如果人们在t=0时刻和t=t1分别观察并从而使波函数塌缩，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我们有极大的“可能性”会发现系统从非平衡态走向了平衡态，即杯子里的水温将从不均匀变得均匀。当然量子理论讲述概率，所以这个实验要进行成千上万次，直到最后我们才能得出结论：系统在t=t1时刻处于平衡态的机会近乎100%。如果将这个过程反过来看会如何呢？这就如同将录像带反过来放映一样。反过来看的结果会是这样的：系统在t=0时刻处于平衡态，对应波函数Ψ1。过了一段时间t=t1，系统演化到一个新的状态，并对应波函数Ψ0。我们在t=0时刻和t=t1时刻分别观察并使波函数塌缩，并且将这个实验做了无数次，最后发现系统波函数塌缩的结果是：系统竟然有近100%的可能性从平衡态走向了非平衡态，杯子里的水温从均匀变得不均匀了。这样的情形在现实中当然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薛定谔方程是时间对称的，事件发生的概率没有时间方向性，所以薛定谔方程并不反对事件发生的概率反过来出现。也就是说，量子理论认为，我们通过波函数塌缩所得到的事件概率不应该有一个优势的时间方向，我们在t=0时刻和t=t1时刻分别进行观测，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或者从有序走向无序都应该是自然界的正常现象，这两种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应该各占一半才是自然界合理的现象！所以，包含了波函数塌缩理论的量子理论也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不可逆的世界，但它不能解释时间箭头，不能解释为什么事物总会从有序向无序、从非平衡态向平衡态转化。以为只要在量子力学的正统表述中加上一个观测者，就引人了时间不可逆性，就能描述一个演化的宇宙，这样的观点是大有问题的。我们看到，科学为我们提供了两个相互矛盾的自然观，即以动力学定律为基础的时间可逆观点和以熵为基础的演化观点。我们不能不问：世界是由微观粒子组成的，而微观粒子的运动又是时间可逆的，为什么由微观粒子组成的宏观物体的运动和变化却都是时间不可逆过程呢？热力学第二定律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过了这么多年，这个问题在今天依然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针对这一困难，很多科学家都选择接受时间可逆的科学“基本”定律而抛弃热力学，认为热力学定律导致的时间不可逆性只是幻觉。爱因斯坦常说：“时间是一种错觉。”玻恩断言：“不可逆性是无知介入物理学基本定律的后果”（从而熵可以被认为是无知的量度）。霍金在其名著《时间简史》中写道：“我们对时间方向的主观感觉或心理学时间箭头，是在我们头脑中由热力学时间箭头所决定的。正像一台计算机，我们必须在熵增加的顺序上将事物记住。这几乎使热力学定律变成无聊的东西。无序度随时间的增加乃是因为我们是在无序度增加的方向上测量时间。你不可能有比这更具胜算的打赌了！”（史蒂芬•霍金著《时间简史》第189页，许明贤、吴忠超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然而，我们自己的生命历程就是典型的不可逆过程，鹤发不复青丝，人死不能再生，将不可逆性看成幻觉，就如同将生与死的区别看成幻觉，这多少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如果霍金的说法正确，无序度随时间的增加乃是因为我们是在无序度增加的方向上测量时间，那么，为什么我们将在无序度增加的方向上所测量到的“时间”应用到那些“基本”的科学定律中时，那些“基本”的科学定律却仍然没有时间的方向性呢？或者问，为什么“基本”科学定律不支持我们的幻觉呢？在此，我们同意普利高津在《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一书中的观点，为了克服时间可逆性难题，我们需要的不是将热力学第二定律贬为现象学，相反，我们的动力学理论需要扩展。而且看来，时间可逆性的问题与测量导致波函数塌缩的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解决了前者也就解决了后者，解决了后者也同时解决了前者。 科学理论不仅描述一个时间可逆的宇宙，也描述一个决定论的宇宙。对于时间可逆性，我们有一个现成的宏观定律，即热力学第二定律和它对抗，所以我们知道时间可逆的宇宙一定大有问题。然而决定论与热力学第二定律并不矛盾，也不与我们所观测到的一切经验现象相矛盾，在逻辑上也是自洽完整的。对决定论的否认主要基于信仰而不是经验事实。现实中确有很多人以一种近乎宗教的形式相信决定论，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说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伟大的爱因斯坦基本上就是一个决定论者，他相信“上帝不会掷骰子”，他相信偶然性是错觉，因而人的自由意志其实也是错觉，是完全虚幻的。在给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信中，爱因斯坦嘲笑那些反对决定论的人：“如果月亮在其环绕地球运行的永恒运动中被赋予自我意识，它就会完全确信，它是按照自己的决定在其轨道上一直运行下去。”（我也认为人没有什么真正的自由意志，与爱因斯坦不同的是，爱因斯坦确信决定论，所以自由意志被认为是无知的表象，而我认为自由意志不过是偶然性的表象。）按照爱因斯坦的观点，骰子的点数看起来是随机出现的，但其实是一种必然现象，只不过由于我们无知，所以将它看成了偶然现象。对那些相信决定论的人，我们实在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去说服他放弃这样的观点。相反，科学定律支持他们。科学定律总是顽固地告诉我们说：世界是被决定着的。这是科学所面临的第二个困境。牛顿运动定律具有一种严格的因果性结构：在某个时间点上发生的事件，唯一地导致后来某个时刻的结果。（后来的结果也可以说成是前面事件的原因，这是时间可逆性。）这非常自然地导致了拉普拉斯决定论。按照牛顿定律，构成宇宙的所有物质粒子在任意瞬间都有一个确定的状态，我们可以取任意瞬间的宇宙状态作为其初始条件；而粒子所受到的力则来源于粒子自身。这样在理论上我们既可以溯言宇宙过去也可以预言宇宙未来的所有状态，从而宇宙是被决定的。牛顿定律告诉我们这样的推论：万事万物都由宇宙创生的初始条件所决定，所以宇宙在100多亿年前大爆炸引爆的瞬间就已经决定，我此时此刻必定会坐在电脑前用键盘敲下我眼前的这些文字。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牛顿定律的扩展，但在描述一个决定论的宇宙方面，这两个理论一模一样──它们都具有严格的、唯一的因果性结构。广义相对论在描述宇宙的诞生、演变诸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它预言一个动态的宇宙，后来人们证明我们确实处在一个不断加速膨胀的宇宙之中；它预言宇宙起源于大爆炸，微波辐射背景强有力地支持这一预言。有意思的是，由于广义相对论对宇宙描述的成功，人们──包括一些伟大的科学家──有时候会忘记广义相对论毕竟是一个决定论的定律，竟然想入非非地幻想着时间旅行的奇事来。在广义相对论中，时间被赋予和空间相同的性质，时间和空间合在一起称为四维时空。物质会使时空弯曲，这是产生引力的根源。时空的弯曲可能达到这样的地步，它形成一个闭环。如同在一个环行跑道中，人们跑到终点实际上是回到了起点，在一个闭环时空中，人们在“跑完一圈”以后也会发现自己回到了起点，即回到了过去。这意味着时间旅行似乎确是可能的。于是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人们能够回到过去改变历史，例如回到过去将自己的祖父杀死，或者拆散自己父母之间的美满姻缘，这样时间旅行者就变成了来历不明的家伙，他根本就不应该存在，更不可能产生“回到过去”这样的行为来！这是典型的反证法，由此导致的悖论叫做时间旅行的“自谋杀佯谬”。如果仔细考虑到广义相对论的决定论特点，我们会发现，时间旅行其实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自谋杀佯谬并不是真的佯谬。由于广义相对论描述一个完全决定的宇宙，因此所谓的“回到”过去其实不是真的回到过去，而是“填充”过去。历史不会有丝毫的改变，时间旅行者在“历史”上有什么样的思想，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他回到过去以后还将具有同样的思想，采取同样的行动，不会有丝毫偏差。如果时间旅行者“回到”他祖父的年代，在这个年代时间旅行者并不存在，但组成时间旅行者身体的原子是存在的，这样这些原子还将按照原来的模样散落在世界各地，并按照历史进程一模一样的方式运动，在恰当的时间和恰当的地点不断组装成时间旅行者自己的身体。甚至，这里的所谓“填充”也还只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并不表明真有“填充”这种行为存在，也不表明历史可以一遍又一遍地重来。广义相对论描述的是一个在时空中“存在”的宇宙，时空闭环的真正意思仅仅是说，物质运动的时空轨迹可以导致该物质的未来和过去首尾相接，它们其实连“填充”都说不上，它们仅仅只是一种“存在”而已。如同在大平原上有一条闭环的铁轨，铁轨的每一部分都是固定地存在着的，我们谈不上有“填充”或者其它什么行为，除非铁轨上运行着一辆火车，这样我们可以说火车在不断“填充”铁轨。广义相对论把时间空间化，忽略时间维度与忽略一个空间纬度在数学上是完全等价的，因此从广义相对论所推导出来的一个描述闭环时空的解，就如同大平原上存在的铁轨，它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一种固定的存在。如果我们硬要想象这条“铁轨”上还运行着一辆火车（即存在一个时间旅行者），那么它就变成不再是广义相对论所所推导出来的一个协调的解了。也就是说，如果存在一个时间旅行者，则这个时间旅行者一定要纳入成为“铁轨”的一部分，因为这样才是一个符合广义相对论的正确的协调解。因此，闭环宇宙的存在不等于时间旅行可以存在，时间旅行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当我们用符合日常经验的演化观点去理解具有严格因果决定律的广义相对论，这才产生矛盾，才出现所谓“自谋杀佯谬”。这也说明广义相对论所描述的决定论宇宙与我们日常经验中的宇宙是不协调的。 由于广义相对论描述的是一个“存在”的宇宙，一个没有演化的被决定的宇宙，很自然地，我们转向量子力学，因为量子力学是更最基本的理论。我们期望，对决定论的否定，量子力学或许可以给出答案。但很快发现，除非我们不用“观测”而用另外的方式来解释波函数塌缩现象，否则我们依然要回到决定论。在量子理论中，电子没有确定的位置和确定的速度，在经典理论中常用的一切物理量，对电子而言都是不确定的。乍一看，电子的运动似乎不再可能是受决定的了。但是，电子还是有一个确定的称为“波函数”的物理量，而波函数随时间的演化却是完全被决定的。所以我们仍将回到决定论。波函数随时间的演化服从薛定谔方程，和经典理论一样，薛定谔方程也是严格因果律的。给定某一时刻电子的波函数，将唯一地决定此前和此后任一时刻电子的波函数。同样，给定整个宇宙某一时刻的波函数，也将唯一地确定宇宙的整个历史和未来的波函数。因此，如果我们仅仅谈及可能性，那么宇宙就是决定论的。但一旦有人进行观测，情况就有些区别。这时候宇宙波函数将按照某种概率塌缩，然后塌缩了的宇宙波函数重新按照薛定谔方程所确定的方式演化。当波函数发生塌缩时，所有的可能性按照薛定谔方程收缩为单一的现实结果，这是随机的，是非决定论的。也就是说，如果人们试图从给定的测量结果去反推过去的波函数，就不会得到正确的结论。看起来，波函数塌缩既打破了时间可逆性，也摧毁了决定论。但是，如果没有“观测”呢？没有被观测的宇宙就成为被决定的宇宙。于是，原则上我们能够预言：如果我们在将来任意时刻观测，宇宙所有可能的状态；原则上我们也可以推断：如果我们在过去某个时刻进行观测，宇宙当时所有可能的表现。所以宇宙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这不是演化的结果，而是“观测”的结果，人类看起来不仅要对宇宙的现状，而且要对宇宙的过去“负责”。宇宙大爆炸也不过是人类观察而导致的后果。如果一定要从薛定谔方程推导出一个演化的宇宙，或者我们可以设想：在宇宙之“外”的某个幽冥世界，存在一个神奇的上帝，他不断睁开眼睛注视着宇宙，于是宇宙波函数就不断塌缩，于是我们得到一个受制于机遇和概率的不断演化的宇宙。而如果他打个盹，宇宙就又立马回到决定论的轨道上来。这些匪夷所思的思想揭示出，将波函数塌缩归结为观测是极不合理的。正如著名物理学家温伯格写所言：“我们虽然喜欢采用一种统一的自然现，但在宇宙中智慧生命的作用中仍遇到一个棘手的二元论。……一方面，薛定谔方程以一种完美的确定论方法描述了任何系统的波函数如何随时间而变化；另一方面，相当不同的一个方面，当有人进行测量时，又有一组原则规定如何用波函数推算各种可能结局的概率。”和时间可逆性一样，看来决定论难题与测量导致的波函数塌缩问题也有牵连，它们应该可以在一个统一的方案中一并得到解决。 量子力学虽然提供一个表达概率的理论，但概率的引入需要“观测”，因此它不是一个表达内禀概率的理论，而这样一来也导致出现了量子佯谬。很多科学家都相信，量子佯谬的存在不仅意味着困难，更意味着良机，波函数塌缩的不可逆性和随机性，为一个演化宇宙的存在提供了强有力的暗示。由于今天的量子理论还是不完备的理论，而一旦量子理论得到完善，一个演化的宇宙将从微观动力学中自然地出现。所以，寻找内禀概率的关键是解决量子力学的测量问题。很多科学家和哲学家都认为，内禀概率的引入需要依靠整体论，其中最著名的理论是所谓的混沌理论。整体论的研究方向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呢？我们首先来探讨所谓的还原论和整体论。一般说来，现代实证科学就建立在还原论的基础之上。所谓还原，是一种把复杂的系统（或者现象、过程）层层分解为其组成部分的过程。还原论认为，复杂系统可以通过它各个组成部分的行为及其相互作用来加以解释。还原论方法是迄今为止自然科学研究的最基本的方法，人们习惯于以“静止的、孤立的”观点考察组成系统诸要素的行为和性质，然后将这些性质“组装”起来形成对整个系统的描述。例如，为了考察生命，我们首先考察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免疫系统等各个部分的功能和作用，在考察这些系统的时候我们又要了解组成它们的各个器官，要了解器官又必须考察组织，直到最后是对细胞、蛋白质、遗传物质、分子、原子等的考察。现代科学的高度发达表明，还原论是比较合理的研究方法，寻找并研究物质的最基本构件的做法当然是有价值的。与还原论相反的是整体论，这种哲学认为，将系统打碎成为它的组成部分的做法是受限制的，对于高度复杂的系统，这种做法就行不通，因此我们应该以整体的系统论观点来考察事物。比如考察一台复杂的机器，还原论者可能会立即拿起螺丝刀和扳手将机器拆散成几千、几万个零部件，并分别进行考察，这显然耗时费力，效果还不一定很理想。整体论者不这么干，他们采取比较简单一些的办法，不拆散机器，而是试图启动运行这台机器，输入一些指令性的操作，观察机器的反应，从而建立起输入──输出之间的联系，这样就能了解整台机器的功能。整体论基本上是功能主义者，他们试图了解的主要是系统的整体功能，但对系统如何实现这些功能并不过分操心。这样做可以将问题简化，但当然也有可能会丢失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还原论与整体论之争由来已久，并且激发了脑研究和人工智能领域内的大争论。还原论方法将大脑还原为神经元，然后设法将神经元组装成大脑。人工智能的一个学派认为，通过创造元数字电路，我们能够建造越来越复杂的电路，直到我们创造人工智能。这个学派沿着现代电子计算机这条思路，对“智能”的模仿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深入下去就比较令人失望，因为它甚至连模仿大脑的最简单功能，比如模糊记忆，都无法做到。面对人工智能研究的窘境，一些科学家从研究方法上进行反思，认为还原论方法在人工智能的研究方面没有前途，应设法采取一种更加整体的方法对待大脑，不必纠缠于人脑运作中的一些细小环节，应该建立起把大脑视为整体的模型，将大脑的一些基本功能从一开始就建造在这个模型系统里。神经网络理论基本上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方法而建立起来的理论模型，这是一种功能主义的整体研究方式。这种方式现在看来也是困难重重，不过它才刚刚起步，其未来的前途如何尚未可知。我的观点是，还原论与整体论作为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它们本身无所谓优劣之分，我们具体选择哪种方法，这完全视乎具体情形，并取决于我们个人的喜好。在某种情形下我们采取还原的方法，在另外的情形下我们可能会采取整体论的方法，这都是可以的。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倾向于采用还原论方法，这看起来比较可靠，也比较能够满足我们寻根究底的好奇心，所以只要有可能，人们总是乐于使用它。但对那些过于复杂的系统，比如人的大脑，还原论方法到达一定地步之后就会显得异常繁难，人类的心智看来根本就无法做到将其彻底还原，这时候我们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对系统的某些细节忽略不计，从而引进一种比较整体的功能主义研究方式。类似地，对于像“视窗”这样复杂的软件系统，整个系统的逻辑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有人想要模拟而不是剽窃这个系统，最好的办法是：在了解它的功能后再另行编制一个具有几乎相同功能的系统。如果妄想将一台装有“视窗”系统的电脑拆散，从物理的角度了解整个系统的逻辑结构，然后再一一复制出来，这肯定极其艰难甚至劳而无功。所以，对人的大脑采取功能主义的整体论方式进行模拟将比还原论方法也许更为行之有效。事实上对复杂系统的研究，还原论与整体论往往可以被合并使用，人们常常在还原的基础上再对“部件”进行整体的考察。例如为了研究人体的生物性状，我们首先了解各个系统，如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免疫系统等的功能，这时候我们是将各个系统当作一个整体来予以研究的；接着，我们可以继续研究组成系统的各器官的功能，再接着是组织、细胞、分子、原子等层面。随着层层还原过程的深入，我们对人体的机制就能够得到越来越多的了解。对待自然界，我们总是首先了解其大致的规律，接着再对它层层进行还原分解，以此考察和研究它的深层次规律。不过，当这样的还原过程进行到一定的地步，比如到了亚原子层面，事情就变得异常复杂起来，这时候人类的心智几乎变得一筹莫展。在这种情况下，还原论看来是没有前途了。不过我觉得，这时候还原论仍然是有价值的，因为我们需要知道：系统的表现为什么会是这样？如果我们将一部哪怕最简单的计算器拿到古代，古代的科学家也可能被迫采取整体论的方式对它进行研究，他们或许能了解其主要功能，知道它可以用于数字计算，但他们必然不清楚：它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这时候，他们将会多么的遗憾。对人体的研究，虽然我们很难用原子和分子的行为来计算和推导出人的行为，但我们至少希望通过原子和分子的行为来解释和理解人的行为。 不过，还原论方法虽为我们所偏爱，但还原的过程必然只能进行到一定的层次，这不仅仅因为我们的心智不够，甚至还有更重要的原因：自然界是不可以彻底还原的。我们知道，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世界上每个事物都和其他每个事物联系着。但事物之间的联系是怎样实现的呢？传统观点认为：不同的东西通过大量的中介过程统一起来，这就是说，事物之间的联系是层层递进的，是定域性的，任何物体只和其邻近产生即时联系，事物的超距作用是不可能的。世界的可还原性就建立在这样的宇宙绘景中，在这样的宇宙中，我们原则上可以将任何系统从宇宙中孤立出来进行考察，这个系统的边界条件是稳定的、可知的，我们可以通过边界条件的变化掌握和了解这个系统的性质和运行规律。将系统孤立的过程就是一个还原的过程，我们可以将大系统分割成一个个的小系统，小系统再细分为更小的系统，这样层层细分下去，从而我们所处的世界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彻底还原的。然而，量子理论表明，世界的联系并不是定域性的。宇宙中的一切物质都存在着即时的普遍联系。在量子理论中，一切事物的运动都应该用波函数来描述，而波函数是遍布整个宇宙的。我现在坐在椅子上，我的身体伴随着有一个波函数，可以肯定这个波函数的值主要集中在我身体占有的空间内，接近100%，但不可能等于100%，在宇宙的其它地方，比如在火星上也会分布有我的波函数，虽然它们的值很小，非常接近于零，但不可能等于零。如果我的身体有任何的运动或变化，比如我动一下手指头，那么伴随我身体的波函数必然也要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产生的影响将会遍布整个宇宙！火星上的一块石头如果“足够”地灵敏，它将会“感受”到这种影响，这种影响虽然非常非常之小，非常非常接近于零，但毕竟不等于零。在这样的宇宙绘景中，宇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我们一定要将某个时空孤立起来进行考察，那么由于宇宙中任何的变化都对它有影响，从而它的边界条件将会是整个宇宙！这个边界条件显然是不可知的。而且，外界对系统的作用也并不局限在边界，而是“深入”到系统内的每一个“部分”，这样系统内部的作用“场”也是不可知的。因此，这样的分割还原就变得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所以，当我们用还原论的方法对事物进行考察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忽略了事物之间联系的量子效应。这样的“忽略”在通常情况下不会有什么问题，毕竟我的波函数在离开我身体哪怕只有一微米的地方就将衰减到几乎为零，它太小了，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那些必须考虑量子效应的地方，比如亚原子领域、比如宇宙“创生”的过程，这样的忽略就不能允许，这时候我们不能再采用还原论的研究方法，我们必须将整个宇宙都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很显然，只有在局域性不能忽略的地方，还原论才原则上不可行；在不必考虑局域性的地方，还原论原则上可行，只不过限于人类的认知能力，我们有时候不得不采用整体论的方法。还原论的方法肯定是最基本的科学方法，但由于混沌学说的巨大成功，一些人对整体论产生了过分的自信，在今天的很大部分科学哲学家眼里，还原论变成了坏东西，他们为整体论欢呼雀跃，却想法设法要与还原论划清界限。他们走得太远了，他们将整体论的作用过于夸大了，我们有些哲学家甚至还将整体论当作哲学本体论概念来进行介绍，煞有介事地探讨起“世界是简单还是复杂的”这样一些哲学命题来。他们的道理是，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因此自然界是不可彻底还原的，因此整体论才是最优等的哲学。有这样一个嘲弄还原论的笑话：老师带学生走进实验室，指着一排玻璃仪器，说那是一个人，因为玻璃瓶里装着人的所有组成物质，包括水、碳、脂肪、蛋白质……。这个笑话的实质是说，还原论者只会将“部分”简单地累加起来形成整体，却愚蠢地并不考虑“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以为，由于非局域性的存在，导致还原的过程不能无限进行下去，这样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但认为还原论忽视了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的指责就毫无根据。还原论并不忽视“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反，还原的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考察这种相互作用。通过还原，“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变成了每个“部分”的边界条件，变成了每个“部分”的输入和输出，这使得我们能更精确地考察这种作用，并建立起将这些相互作用联系起来的方程。整体确实不等于部分之和，但只要是非局域性可以忽略的地方，整体必定等于部分及其相互作用之和。即便是存在非局域性，导致还原论原则上不可行的领域，我们仍需要了解个体的性质，要通过个体的行为来理解（而不是推导）整体的行为。很显然，我们需要能够直接描述复杂系统的定律，所以我们有化学定律、有混沌定律、有经济学定律和社会学定律，但这些定律不会是最基本的定律，我们会问为什么？为什么这些定律是这个样子？这时候，这些定律需要用个体行为来进行解释，需要用“部分”及其相互作用来进行解释。因此，即使在我们不得不使用整体论的方法来描述的系统，甚至由于非局域性的存在，从而导致还原论的描述原则上不可行的地方，还原论也仍有其存在的价值。至少，我们需要通过个体的性质来理解整体的行为。有些人认为整体论的定律才是最基本的定律，而个体的行为要通过整体的行为来解释，甚至对人类社会也必须采取整体论的方法，认为如果只考察个体，则可能忽略掉人类社会这个群体的一些性质。这种说法是相当奇怪的，人类社会的所有性质归根结底都可以从个体性质及其相互作用而得到解释，虽然我们为了方便起见，可能采取整体论的研究方式，但肯定只有这种整体论的方式才有可能丢失一些重要的信息，而还原论的方式不会。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训诫：使用还原论要谨慎从事。但我觉得，使用整体论更需谨慎从事。如果只是弄出一个整体论的定律，而个体层次发生的事情都以这个整体的行为来进行解释，这样的理论体系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对自然界内禀概率的寻找，人们寄希望于所谓混沌理论，以为建立在整体论基础之上的所谓混沌理论能够解决物理学上的时间可逆性难题和决定论难题，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是没有多少前途的。混沌理论认为，演化与所谓“动力学混沌”有关，混沌系统的动力不稳定性是导致非平衡态向平衡态趋近的根本原因。由于动力学混沌的存在，复杂系统对初始条件极端敏感，初始条件的极其微小的不确定，哪怕只是“忽略与宇宙边缘的一个电子”的引力作用，都会导致系统随时间的变化迥然不同。这意味着：除非我们能够以无限精度知道初始条件，否则系统的演化就是不可预言的，因此，决定论是行不通的。但这样的说法不得要领，极难令人信服。美国物理学家温伯格在其名著《终极理论之梦》中，详尽而令人信服地阐释了他的还原论思想，他认为整体的定律不可能是最基本的定律。他不同意说混沌理论解决了问题，他的论述很有说服力：“混沌的存在，不是说土星环那样的系统行为就完全不能由运动定律、引力定律和初始条件来决定了，而只是说明有些事情的演化（如环间空隙的粒子轨道）不是我们实际所能计算的。说得更准确一点，混沌的出现意味着，不论以多大的精度决定初始条件，我们最终还是会失去预言系统行为的能力；但是另一方面，对一个牛顿定律统治的物理系统，不管我们想预言它在多远的未来的行为，总可以在某个初始条件允许的精度下实现那个预言。（打比方说，不论我们给汽车加了多少油，它总有耗尽的时候；但不论我们想走多远，总还会有达到那里所需要的油量。）换句话说，混沌的发现并没有清除量子力学以前的物理学的决定论。”（温伯格《终极理论之梦》第30页，李咏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5月）事实上，混沌理论同样也没有清除量子力学层面上的决定论。无论是经典牛顿力学系统还是量子系统，其演化的过程都可以存在混沌，都可以对初始条件极度的敏感，但这不是反对决定论的理由。所以我认为，以混沌理论为代表的整体论方案不可能是一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案。至少，以为整体的性质不需要一个微观的解释，这就不能令人信服。以数学上的困难为借口，或者以人类预言能力上的困难为依据，就认定必须采用“群体物理学”，这在方法论上或者可以说是成立的，但由此得到的肯定不是自然界最基本的法则。因为我们仍需要知道：在个体层次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对单个粒子的物理性质，特别是，对量子佯谬，对那只“悲惨”的“薛定谔的猫”，整体论并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混沌理论对此无能为力。普里高津认为：“只有超出还原论描述，我们才能给出一个量子理论的实在论诠释。”但我仍死命地坚持，即使在个体层次上，我们也同样需要一个量子理论的实在论诠释。 归根结底，内禀概率应该从粒子的行为中去寻找。如果能够在量子理论中引入内禀概率和不可逆性，从而把热力学第二定律从一开始就包含进去，并且解释了测量过程，这将是最富吸引力的策略。那么，我们将如何引入这样的内禀概率呢？为了得到概率，就必然要有“塌缩”，没有“塌缩”就不会有概率。在解决量子力学测量问题的各种尝试中，有些科学家想法设法地要证明：波函数从来没有塌缩，测量过程导致的波函数塌缩其实是假象，是存在于我们意识中的幻觉。我觉得，这是方向性的错误。由于概率描述可能性，要使之转化为现实性必然要伴随概率的“塌缩”。想象一下抛硬币，我们知道，在抛出一枚硬币之前，我们能够预言：正面朝上的概率与正面朝下的概率各占50%。这时候，我们仅仅能够预言可能性，但不能预言确定的结果。而一旦抛硬币的动作完成了，硬币掉落到地面，我们将得到一个确定的结果，比如我们发现：硬币正面朝上。这时候，硬币的两种可能性就“塌缩”为硬币正面朝上这一单一现实的结果。如果没有这样的“塌缩”，所谓的概率就无从谈起。可以肯定，任何一个表达概率的理论必然要同时表达“塌缩”，只有通过“塌缩”我们才能得到概率本身。描述一个事件过程，如果从头到尾只阐明一种概率分布函数，却从来不讲现实性，不讲概率的“塌缩”，这对于我们所见到的现实世界而言，将是一个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理论。有些科学家从心底里厌恶波函数的塌缩，所以总希望能构造一个表达概率，但却不表达塌缩的理论，这是不可能成功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弄清楚，在量子理论中，波函数到底在什么情况下塌缩，并如何塌缩？从经验出发，我们习惯于将时间分段为过去、现在和未来，正是“现在”使自然界的各种可能性“塌缩”为单一的现实性。“过去”是确定的，“未来”是开放的，而“现在”就如同一把梳子，沿着时间的流向不断“梳”将过去，将如同乱蓬蓬的头发一样的开放的、不可知的“未来”梳理成单一的、确定性的“过去”。正是从这样的经验出发，我们很自然地把波函数塌缩的原因归结为“现在”，并进一步想当然地归结为我们“现在”的观测行为。的确，波函数的塌缩发生在“现在”，但肯定不能归结为我们“现在”的测量，它与测量行为无关。我认为，如同抛掷硬币时概率会塌缩，我们不会将这种塌缩归结为我们的观察，同样的道理，微观粒子的波函数塌缩就发生在微观粒子自身的行为过程中，并不需要等待一位观察者的出现。在微观粒子运动过程的某个环节，波函数发生了塌缩。具体发生在哪个环节呢？我猜测发生在粒子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不管是广义相对论还是已有的量子力学理论，“现在”这个概念是没有存身之所的。到底什么叫做“现在”呢？这颇费人思量。我想，所谓的“现在”，也就是我们的神经系统与外界或者自己内部发生相互作用，从而导致我们的神经元的运行概率发生塌缩的时刻，是我们所感知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交界之处。微观粒子的相互作用是用量子场论来解释的。按照量子场论，微观粒子的相互作用通过粒子的相互交换来实现。电子与质子之间的相互吸引是由于它们之间不断交换光子，电子发射光子被质子接收，质子发射光子被电子接收，这种光子的发射和接收“成就”了电子和质子之间的电磁吸引。自由电子也非常不“安分”，它要不断发射虚光子，并立即将虚光子吸收。量子场论认为，所谓的量子场其实是一个历史沿袭下来的概念，根本就不存在场，而只有粒子这种唯一的物质存在形式。量子场论本质上是关于多粒子的相对论运动理论，所有相互作用都通过粒子的产生、湮灭过程来完成，薛定谔方程中的外势U（x）的存在其实只能是作为一种近似。量子场论的成功有目共睹，比如60年代提出的将电磁相互作用与弱相互作用的统一起来的所谓标准模型理论，预言电子的反常磁矩是1.001159652193个玻尔磁子，实验给出的数值是1.001159652188，两者在误差范围内是完全一致的，其精确度竟高达13位有效数字。但我们注意到，量子场论不是一个完全协调的理论，因为它一开始就给出了没有意义的“无限的”答案，必须用称为“重正化”的步骤才能把这些无限消除，但并不是所有量子场论都可以用重正化来补救的。量子场论中的无穷大问题暗示着，我们在描述粒子产生和湮灭的过程中可能有问题，它忽略了某些事实，当这些事实导致的后果正好相互抵消的时候它能够通过“重正化”得出正确答案，当不能抵消的时候，它就无能为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