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这些年，老年人被一种外部的剧变卷入了持续的外出活动之中，而今却又被一种内部剧变所取代。在他们的外出活动的狂热还在升温的同时，有一种趋势暗示出，外部活动有可能趋于静止。信息社会的发展也影响了老年人。当那些有出外癖好的老人们还在热带动物保护区中蜿蜒前行时，一种新式运动正在家中悄然兴起。法国科学家保罗·维里利奥（PaulVirilio）称之为“极度静止”。如今，人们要了解社会都不必离开坐椅。遥控器上就有几十个电视频道，未来在家中享受金融服务和电话购物都将变得平常。在网络上，人们可以讨论、交流、积累印象，不需要克服真正外出活动的压力。对许多人来说，野外活动所需要的装备太过昂贵，也太难。但新一代的个人电脑只需花费区区几百马克，所有的外部节目都可以即时下载。每一个十岁的儿童都能在半小时内学会如何上网。如此一来，那些想要探险的老人也会被网上冲浪所吸引。这也是一种活动，只不过不是身体上的，而是与媒介之间的活动。这是否充实呢？这个问题可以再讨论。随之产生的风险是，在这种趋势下，老人也会退化，像年轻人所经历的一样，成为媒体网络的连接点，而逐渐疏远他的家庭、邻居、售货员以及银行理财顾问。信息社会又一次极大改变了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混凝土建造的高速公路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信息高速公路。没有了身体活动，老人穿梭于网络，就像泰山游弋在原始森林中，琳达·德·莫尔（LindadeMol）将成为他的女友。他们从未像今天这般迅速而敏捷，不再旁观市集上处决罪犯，不再坐在法庭中，等待对大屠杀者的宣判，他们追看网络上实况转播的心脏手术（不久前，德国电信在线首次直播了一例膝部手术，在线观看的人数达到了六万人，致使转播一度停顿）。通过网络，他们拥有一切可能：虚拟性爱、网络交友以及聊天等等。活跃的晚年，而今却从极端安静的沙发上得以实现。老年人对网络的使用表达了积极参与的意识，证明自己的年轻，并产生了自我满足感，但这种骄傲显得尴尬，就像书架上的标示牌一般无用。使用书籍和网络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我们可以说，老年人的生活空间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活跃不再是外部的，内在的活跃占据了显著的地位。传统的晚年生活方式被这一内在活跃所取代。老人们掉入了信息社会的漩涡，越陷越深。原本大家会隔着篱笆与邻居交谈，网络使之退到次要地位。老年生活的这些变化不亚于一场革命。网络对生活的改变不仅仅在于使得去银行、邮局办事变得多余。最新的例子显示，通过网络，卫生间的测量仪可以把最新的尿样检测值传送到医疗诊所。医生自动获得数值变化信息，之后将能通过屏幕与患者交谈（这一尝试已经开始了）。老年人的家庭服务技术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自动化进程。从电动百叶窗卷帘器到紧急呼救系统，楼梯升降机、电子通讯辅助器等一系列的高科技家政服务设备出现在老年人家中。浴室的自动化使老人不再依赖人工服务。有关老年人的格言可以再变一次了：老年本身处在变动之中。在一整套电子器械的协助下，晚年将更安全、独立，但也可能成为一种虚拟的冒险，带来更多孤独的风险，这点大家都知道。通过机器自主生活的老人被一种新的寒冷包围。机器让他们独立，同时又成为机器的附属物。护养院里的老人的衣服里通常会被缝入芯片，用电子的方式来观察和定位那些有时因糊涂而走失的病人。我们通过新的高科技产品掌控了世界，它们也掌控了我们。老人的生活范围在未来还会扩展，但控制也会加强，正如我们在护养院里所见的。今天已经研究出许多种仪器，让人们在家里就可以测量血糖、血压。未来肯定还会出现完备的家庭健康检查。过去在火车站里有一种体重秤，人站上去，一阵轰鸣过后，体重被印制在了黄色的小卡片上，从秤上的搪瓷表格中可以读到身高对应的正常男女体重。现在，人类被理解为一组可测量和控制的数据。典型的例子是胆固醇的水平，这经常会很高，尽管没有哪位业余胆固醇测试者确切地知道，这个值究竟是什么以及是否应该予以重视。人类逐渐堕落成为有输入需求的人体单位（需要药物、良好的状况、交流以及一切缺少的东西），可测量的数值决定了人类的生活范围。总而言之，老年人的生活范围因为高科技工业以及先进的医学等手段向内、向外扩展了许多。由此产生的风险是，信息化的人（Homoinformaticus）就像牵线木偶一样依赖于他的网络，他顺从地读出其中的价值，并根据这稳操胜券的价值做出相应的行为，从而被那些设备遥控。“活跃的老年”这个说法让人觉得，它所指的也许不再是自愿活动的老年人，而是他们活动的范围。生命的范围Radius：这是一个拉丁文词，德文的意思是：半径、活动范围、视阈等。在德语中，这个词还有“光束”、“棍棒”的意思。则可能不再意味着人类活动所遵从的区域，而是驯兽师手中驯服人类的棍子。第五诫：要为争夺蛋糕而开战吗？(5)　　活跃的年轻人在德国，年轻人在家中的“通常”消费额是每月六千马克。这个数字说明了什么？是否意味着我们幸运地到达了这样的阶段：当孩子们在偷盗时被抓住，不会再轻易地被绞死了？是否表明，西方社会不再害怕各种支出，以使失败了的社会化的各种情况重又回到社会之中？或者这揭示了一个社会的无助，在其中社会化的传统架构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人们试图用“金钱流”去掩盖“冷漠流”？儿童以及青少年犯罪数量在工业社会中快速增长，没有任何好听的话可以粉饰这一现象。这并不令人惊讶，这是从坍塌的传统社会生活中衍生而出的必然现象。今天，青少年以双重的形式被置于新的形势之中。他们许多人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家庭不再是感受温暖的庇护所，而是关系混乱、滋生利己主义的温床。家庭曾经是社会与下一代人之间的传送带，如今它已经断裂。失语、冷漠、困惑和无所谓成为主流。孩子们置身于分期购买的房屋中，生活在一个回声世界里，徒劳地听着自己的呼救声在回响。（格茨·埃森贝格［G　tzEisenberg］）年轻人从这一最初的经验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们在工作世界中是无用的。他们早先在学校、其他接受教育的地方以及大学中所熟悉的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债务延期清偿”（艾理克森［Erikson］）如今让他们孤助无援。我们复杂的社会需要附加的资格证明，虽然在职场中这些证明的作用越来越小。如果他们够幸运，能找到一份临时工，否则只能失业。自由党人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Dahrendorf）认为：“14岁到24岁的这部分年轻人，当他们看不到希望，就会习惯于去偷女士的手袋，盗窃大学生的电脑，浑浑噩噩地过日子。”第五诫：要为争夺蛋糕而开战吗？(6)　　对活劳动马克思用“活劳动”（lebendigeArbeit）指商品生产劳动过程中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支出。的需求减少，这使德国如同其他工业社会一样，也面临着相当艰巨的任务。身份和性格认知的经典理念已然失效，由家庭和工作构建的生活轨迹也变得模糊。要么我们把年轻人送进明希豪森（M　nchhausen）人称吹牛大王。1720年5月11日出生于博登威尔德尔，1797年2月22日卒于同一城市。他所讲的稀奇古怪的冒险故事得到广泛流传。的谎言世界。在那里，一切都必须自己动手。只有劳动，才能得到生存的意义和身份认同。在今天的环境下，年轻人的工作能力暂时无法发挥，就像鱼困浅滩，因为他们无法找到工作。要么我们用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来欺骗他们。海因岑（Heinzen）和科赫（Koch）在共同撰写的《在徒劳中长大》（VonderNutzlosigkeiterwachsenzuwerden）一书中，把学校和职业培训中的年轻人比喻为火车上的乘客，火车在铁轨上停留了很久，无法再前进。教师、社会工作者以及培训师在外面晃动着车厢，从而使里边的人产生错觉，似乎列车还在行驶当中。第五诫“你当孝敬父母”，在这句话的大小前提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该如何去理解？古老的家庭纽带日趋断裂，年轻人觉得上一辈人给他们留下的是一片废墟。调查研究过多地强调，散布于各地的家庭应当保持经常的电话联系。如果连这一点联系都必须用心去维护，则意味着这方面的欠缺。若试图跳过社会措施，例如养老保险，重新建立传统的组织形式，必定会遭遇失败，因为生活所要求的温暖感觉不是靠行政手段所能达到的。在敬爱父母的戒律之下把目光投到家庭生活以外的地方，是绝对必要的。这之后，一方面的任务是应该重新建立世代之间的友谊，这种友谊超越小范围的家庭联系而成长壮大。应当如何“孝敬”老人？这个问题值得探究。首先要求老人们的行为值得尊敬，其次年轻人不能习惯于抛弃所有陈旧的事物。戒律中包含了世代关系的准则，尽管从这句简单朴素的话语中难以辨认出来。它同时意味着，老人必须考虑后代子孙未来的生活，否则他们不值得尊敬；年轻人不能把“使用过的东西”当做废品，否则有损社会博爱、人性传统。把戒律带入现代人际关系之中，是提醒大家，否定他人尊严的利己主义会损害以人的尊严为本的社会。戒律作为警世恒言，清楚地记录了在新时代到来之前由家庭关系决定的生活状况。我们必须强调，个人生活受到熟悉环境的影响越少，就越有必要将这条戒律的精髓传播到人类多文化的关系之中去。挪亚是除亚当外人类的第二位祖先，有关他造方舟拯救人类、飞鸟以及牲畜的传说和神话，无人不知。不过在这里挪亚并非作为方舟的建造者，而是作为葡萄的最初栽培者出现的。因为在大洪水退却之后，挪亚建造了第一个葡萄园。第六诫：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1)　　生命的界限日益加剧的混乱：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毕竟，死亡比治疗便宜。”《经济学家》1997年6月21日你不可杀人。布鲁克斯·道格拉斯（BrooksDouglass）和他的妹妹莱思莉·弗里策（LeslieFrizzell）作为儿童证人出席其父母被杀一案的审判。当时12岁的莱思莉被强奸。凶手史蒂芬·哈奇（StevenHatch）在俄克拉荷马州被判处死刑。身份为州共和党参议员的道格拉斯先生及其胞妹要求观看行刑过程。美国有12个州有这样的律法，亦即允许受害者的亲友或者在证人室亲眼，或者通过实况转播观看行刑。凶手伏法之后，受害者的噩梦就能结束了吗？复仇之火是否熄灭？观看国家的杀人行为是否属于窥私癖的一种？通过荧光屏经历灾难、参与战争等大事件，这些是否在信息社会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海湾战争中，大量媒体记者乘坐运输机前往战场，他们的使命是拍摄军队到达的镜头。社会的恋尸癖1998年2月德国曼海姆市的一场展览打破了所有记录。为了应付蜂拥而至的参观者，展会不得不24小时开放。半夜就开始排队的人们，必须等上五个小时才能进入这座白色的展览馆中。是什么吸引了70万参观者？是海德堡市的巩特尔·冯·哈根（GunthervonHagen）教授制作的人体标本：吸烟者的肺，萎缩的肾脏，变形的心脏，被剖开的硬化动脉。强壮的男尸向观众展示着他手里拎着的自己的皮肤。尸体几乎以假乱真，而事实上，死者的内部组织是硅橡胶制成的替代品。男尸旁边是一具怀孕的女尸，成形的胎儿也被解剖了出来。95％的参观者对展出的评价是“很好”和“良好”。哈根教授声称，38％的被访问者表示愿意参加器官捐献。是什么驱使人们在寒冷的冬夜，不惜付出等候数小时的代价，去博物馆的解剖大厅参观人体标本？从出租录像带处借来的模拟的恐怖片中的恐惧感并不足以震慑他们了，必须是真正的人体器官才能够起作用？还是我们经历着上古时代生活方式的回归？曾经有人报道过大洋洲的一个种族，他们把死者放入巨大的罐子中，保存在茅舍里：死者成为现实的一部分。澳大利亚的一位原著民（Aboriginal）到悉尼游玩，惊讶于城市中密集的人群。他认为，原因显然是死去的人在城市中游荡。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寡妇们把丈夫的骸骨装在包里随身携带。简而言之：死者以及祖先的存在对于大部分没有被欧洲化的地区是自然的事，他们把死去的人融入历史、经历和行为之中。与之相反，现代社会系统把死亡从公共生活中排除。就算是成年人可能也没有见过死人。死亡属于医学领域，是发生在医院的太平间里的事。与死亡的真实面对被认为是遇上了意外、不幸或者灾难。从车窗望见的事故现场、消防车的信号灯、担架、火焰和血红的绷带是如今最可能遭遇死亡的方式。我还记得一次周日的火车旅行。中途火车临时停车。我在关车窗时，看到了警察，他们正在把尸体碎块装进蓝色塑料袋中。一名自杀者撞了火车，他的四肢散落在铁轨上。死亡越是被系统地从日常生活中驱除，它越会以迅猛的速度用支离破碎流血的尸体的形式返回。记忆中浮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景：在印度的德里，火堆在河岸边熊熊燃烧，这是用来烧化尸体的。把死者用布裹住，盖上鲜花，神牛赐予他祝福。尸体被烧化之后，人们把灰烬撒入河中，然后重新堆放起木材。这个过程中，死者的亲友静静地坐在一旁，看着火焰升起，死者的身体被慢慢吞噬。在这之前，人们会把死者浸在河水中或水盆里，做最后的清洁，这是最终的洗礼仪式。与在德里静静的死亡正相反，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们面对的是失效的禁令。死亡的消息在尽可能晚的晚间节目中报道，新闻每天提供几十名死者的情况。死者断了的手臂在空中飞来飞去，在地上拖来拖去、舞来舞去，涌进了我们的房间。这些是薯片和拖鞋无法抵挡的。令人惊异的是，印第安人一度将那些干瘪的头和身体其他部分从博物馆中撤出埋葬，与此同时，欧洲人却把尸体的部分请入了博物馆，而这个展览在德国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令人恐惧。我不禁要问自己，组织者和参观者怎么就忘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陈列柜中也曾展示过受害者堆积成山的头发？20世纪60年代德国医学专业的解剖学教科书中，有一章节讲解了压力与年轻妇女怀孕之间的关系。教科书的作者非常自豪地声称，结论获得的实践基础来自于大量真实事例的尸体解剖。恩斯特·克雷（ErnstKlee）强调，实践材料和经验的收集要归功于那些被纳粹处死的年轻妇女的尸体。纳粹为教科书中的主题提供了理想的医学解剖环境：即将到来的死亡会如何影响怀孕。人们对人尸展览趋之若鹜，只可以理解成对经验的一种回应。人们去探询什么会令自己感兴趣。答案是死人。这是一种怪僻的经典例证，习惯上称之为恋尸癖（Nekrophilie）。它指的是对尸体的热爱，人体因为死亡而散发的性吸引力。埃里希·弗洛姆对恋尸癖的定义是，对一切死的、腐烂的、发臭的以及病了的东西所感到的强烈的吸引力；它是一种把活的东西变为死的东西的激情；是为了破坏而行的破坏行为，为了毁灭而毁灭；恋尸癖的标志是，兴趣完全落在一切纯粹机械性的东西上，这是一种撕碎活的组织的激情。展览参观者所看到的，暴露出了制作者对尸体的热爱。他用精巧细致的方法分割死亡了的身体，制成标本，眼睛专注于标本制作技术和活体肢解手艺的高超完美。这是显微镜技术与死亡物质的完美结合，关联着现代人的窥私癖。这正是展览成功的秘诀。打破生命随身体死亡而消失的形式，恋尸癖围绕的正是这种愿望。把人类的生命当做原材料，让生命脱离其肉体形式而物质化，奥斯威辛集中营对此进行了首次大规模的尝试。几十万的人涌进曼海姆市的展览馆（以后的数十年里，这一展览还将继续游荡于世界各个大城市之中），他们会发现，死亡、恋尸癖的文化成为现实明显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潜艇士兵所穿的拖鞋，就是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囚犯的头发做的。与生命一同下地狱！生命和死亡在我们的眼前脱离了其固有的形式。“生命”成为生物原料，可以加工、塑造、复制，或者被注入我们未曾了解的形式之中。在上世纪末的伦敦，人们经历了分解生命过程的高潮。字母“O”被看做是完美的象征。这一形状跟闪族的名字“ajin”正相符，意思是“眼睛”。关闭和开放，没有起点也没有终止，这样的一个圆也象征着上帝。因为在古老的圣像传统中，上帝经常以一只眼睛的形象出现。完美、对称的圆形，即使是邪恶的蛇，也奈何不了它。禁止晃动着的器官我的电影一向被认为特别恐怖和暴力，不过这也是我特别予以关注的，它们应当如此。不是因为我推崇暴力，而是因为暴力就应该是这样：令人恐惧、不可理喻和病态。在我的影片中，暴力都有其来由……美国的影片分级机构希望的是可接受的、娱乐而温和以及消费式的暴力。他们希望要死的人突然栽倒然后离开。他们不愿看到死亡的过程，不愿见到人如何被杀死。他们认为，过于详尽细致的表现谋杀会造成模仿的危险。这是什么逻辑？飞机撞毁一栋高楼，上百人死亡，这种情节的电影允许12岁以上的儿童观看，但这些孩子却不能看人被匕首刺死的场面。在我的电影《惊声尖叫》（Scream）中，一名女孩被凶手剖开肚子，然后吊在树上。道德机构对此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后来有人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些道德准则。我看了看：“禁止长时间的痛苦。禁止血流成河。禁止晃动着的器官。”我们争论了很长时间，让内脏看上去冒着热气的效果跟晃着是否一样，最终我还是必须剪掉这部分镜头。这样的讨论让我感到真正的恐怖。第六诫：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2)　　韦斯·克雷文（WesGraven），前文学教授，恐怖片导演（《时代》杂志1998年第18期）世纪之交时，伦敦的千年穹顶（MillenniumDome）举办了一次宏大的展览。一尊性别不明的巨大人像位于会场中心，其脚下是一个高达八米的巨型婴儿。这尊雌雄同体的人像的闪亮的“皮肤”是用百万张儿童的照片拼接而成的，内部是展示空间，陈列着生长中的肿瘤和蠕动的肝脏等等。关于头脑中的原料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Schr der），自认为不是候选人而是被选中者，他在莱比锡发表的演讲中，提出必须运用“我们人类头脑中的原料”。《时代》杂志的弗里茨·J 拉达茨（FritzJ Raddatz）把这次讲话誉为男人的演说。这个设想取得了成功：大部分原料被开发了。开发之后，还剩下什么呢？空虚，空洞。请问路在何方？无论如何，这句话再一次违反了文化生物化的诺言。柏拉图的著作是哲学原料吗？托马斯·冯·阿奎那的神学经典就是宗教原料？那些工程师和经验主义者今天所创造的成果也是从头脑中汲取的原料吗？与德国曼海姆市的人尸展览一样，这座高塔般的人像揭示了人体的构造。在这里，“生命”成为一种原料，变作巨怪的皮肤，其形式是儿童的照片，就像汉堡市的麦乐鸡（Chicken McNugget）快餐连锁店用鸡皮作为外墙一样。当然，这尊人像必须既男又女，不能仅仅满足男性或女性对展示的要求。要揭示生命之源，必须模糊生命的具体属性：性别、年龄和人种。如同奶油被浇到蛋糕上，未来人类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装满了不成形的生命液体的喷壶。无需讶异，伦敦的巨型展览也辟出了一块朝圣的区域，参照宗教麦乐鸡的模式而建成：在镀上了特富龙涂层的玻璃纤维布的屋顶下，耸立着一座透明的金字塔，人们可以在其中“追念所有的宗教”（众所周知，追念是对死者进行的，在这里宗教被无知地宣称是以死亡为其目的的）。金字塔周围是世界宗教聚会的花园，灵感来自“基督修道院与世隔绝的宁静、日本禅宗寺院的严谨和伊斯兰教清真寺感情奔放的形式”（引用自展览会手册）。传统的宗教形式被完全捣碎，然后再用这些原料组成新的形式。虔诚的本质自然被剔除，只为宗教性的装饰留出位置。宗教的意义被绚丽外表粉饰，无法让人理解。尼采说“上帝已死”，宗教的再循环利用比之更进一步，这个过程中，上帝就像是包装易碎物品的泡沫塑料小球，是废料的再次利用。可以看出，现代人走过了这样的道路：挣脱了肉欲的生活，又踏入了死亡区域，身体变成了生物群体、文化的黏液或宗教的稀粥。生命、文化和宗教改变了性质，成了相遇2001美国宇航公司Celestis和Aeroastro在2001年10月向法国库鲁（Kourou）太空站发送宇宙飞船，其上装载着两公斤人类的头发。头发中包含了丰富的人类遗传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将数以百万计的地球人类送往半人马座的阿尔法星球。“相遇2001”项目组副主席大卫·戈尔德施泰因（DavidGoldstein）认为：“也许有朝一日，某种地球以外的物种会把我们的飞行体当做漂浮物从太空中打捞起来。”热闹的场面、电视节目和重大事件。正因为如此，我们必然会担忧，现代人会逐渐不能理解，什么叫做“你不可杀人！”因为他们的文化早已变成了死亡的文化，极度沉醉于恋尸癖之中，并在系统地消除生死的可能性。生命已成为设计师的项目，正如曼海姆市的展会所显示的那样，对死亡执行设计任务。生物学工作者掌握“生命”原料，与之相伴的是那些死亡的研究者（Thanatokraten），他们将死理解为一个“问题”，认为应当给予相应的管理和规划。这样的研究人员剥夺了人们决定自己死亡的权利，死亡的艺术也被一种医学管理行为所替代。死亡专家这一职业正悄然兴起，他与药学家、医生、脑X光扫描工作人员以及公务员一起，引领一种按部就班、成功的死亡。死亡成为艺术的可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规划死亡的时代开始了。根据经验去研究、检测死亡，甚至从库布勒－罗斯（K　bler Ross）开始，死亡被程序化，逐渐成为一种科学。将来，人们不允许脱离正确的死亡程序，或者打乱死亡顺序，必须有专家来予以指引。人即使成为了尸体，在科学力量面前也并不安全。1998年3月，法国演员伊文·蒙坦（YvesMontand）的尸体被从坟墓中挖出来，此时他已去世六年了。因为一名22岁的姑娘赢得了诉讼，她要求确认死者是其生父。伊文生前拒绝了这一要求，而现在他的尸体要接受检测。华盛顿的一处无名战士墓也被开启，因为一名妇女宣称，这里埋葬的是她的儿子，她要求进行基因测试。如今的情况是，“你不可杀人！”的戒律早已不存在。若要提出新的戒律，人们也许应该极端地说：你至少应当让死者安息！如同鲜活的生命被物质所替代，失去了鲜明的个性，死亡也变成了一种原料。就这点来说，“你不可杀人！”的戒律在很多领域已失去了信众。通过胚胎移植生长起来的胎儿，即使成形了，也会因为心脏的缺陷而被放弃。医学创造的“生命”同样也会被医学处置。如此一来，停止受损的或者不能够再正常运转的生命将越来越多。若有谁想成功地夺走别人的生命，就必须面对排山倒海般的质问。1995年12月，在第二届欧洲医学问题会议上，针对如何处置植物人的问题，德国波恩科学与伦理协会（Institutf　rWissenschaftundEthik）与英国伦敦皇家学院的医学法律与伦理研究中心（CentreofMedicalLawandEthicsdesKing sCollege）做了一份调查问卷，列举了应该为植物人执行安乐死的条件。必须探讨的问题是，在费用紧张的情况下，该对植物人采取什么措施。群众的意见呢？他们说，一件事开了头，就得干下去。生命的有限造成了死亡。这将是完美的谢幕Exit，瑞士人类死亡联合会，专门协助人进行自杀的组织。赫尔波特·布雷达（HerbertBreda）的想法是，与其等到生命油尽灯枯并忍受病痛的折磨，不如主动地死亡。布雷达先生是位成功人士，88岁的他每天都会在那座有模拟海浪设备的游泳池中畅游一番，他的第二套住宅位于坦纳利佛岛（Teneriffa）这是隶属于西班牙的一个岛屿。。但是他害怕会因为窒息而死亡，因此他求助于Exit。在工作人员打开毒药箱之前，他为自己准备了一杯苹果汁，用来减轻药物的苦味。给保险公司的信、讣告、葬礼的说明等，所有的材料放在了一个塑料篮里。Exit的工作人员来到他家中，布雷达先生问候他，说到：“这将是完美的谢幕。”（《明镜周刊》1998年第6期）工作人员必须先检测求助者死亡意愿的坚定性，然后让其服下三粒防吐药丸。布雷达先生填好表格，以确认他的行为属于自杀，这之后服下了致死的药物。他将毒药一饮而尽，工作人员对他说：“您做得非常好。”毒药使他的呼吸停顿，布雷达死于他所害怕的方式——窒息。澳大利亚一名医生研制出一种机器，可以全自动地把人杀死。人在与控制电脑进行一番是否选择的对话后，机器就开始运转。如今，许多人并不担心生命的最后时光，却害怕医学的介入。在协助的表象之下，医生和护士们职业而友善的微笑，在他们眼里成了诡笑。强行延长生命、用药物延长死亡的痛苦，这都让人感到害怕。面对这些，老人们总是说，我不想这样。像布雷达先生那样干净利落地告别人世，这种方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这并非不可理解。但这种干脆的死亡并不意味着，人们战胜了剥夺人的行为能力的医学，这种行为的整个过程只不过是先发制人。也并不是已经消失了的死亡的艺术重新赢得了布雷达先生，他只是圆满地完成了他的计划。我们不得不说，生命不息，恋尸癖不止。布雷达先生的所作所为，恰好自编自导地实现了医学控制的完美死亡：“希望您能成功地死去。”布雷达这样问候自己，并实现了时髦的“天助自助者”概念。第六诫：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3)　　公共机构或个人行为对死亡的管理进步神速，前提是忽略掉人的因素，并把死亡理解成必须解决的“问题”。解决死亡的方法使死亡成为一种混乱的社会性过程，必须通过医学、技术和治疗方面的干预使之成为受监控的系统的程序。目前发展中的死亡监禁（Sterbekn ste，这是伊凡·伊里奇的说法）以及前文提到的自杀机器就属于此列。数量众多的人在公共机构里结束生命已是平常事，一半的德国人在这些“机构”（医院、护养院、教会的收容所）中度过余生，美国的比例是80％（减去了因心肌梗塞和因驾车而丧命的人）。伊凡·伊里奇认为，包括穷人、病患、弱智人士和死人在内的群体是一部分没有获得人类解放的群体。如今想要逃出这些地方似乎变得愈加困难。鉴于原有的保护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家庭）的破裂，这种趋势也是不可避免的。但人们应当会回忆起这样的事实，踏上了这条道路就必须忍受对死亡的管理。（可能最后这会被归入反常的形式，公共机构提供并组织“个性化死亡”：按照德国工业标准ISO9000［DIN-ISO9000］对死亡进行质量控制。不仅仅是棺木存在价格差异，对死亡的组织管理也会面临是否选择“奢侈”［deluxe］以及不同品质的松木。）帝国秘事1942年6月5日，从柏林传来了对“特殊用车”进行技术改造的消息。这些大卡车是用来用毒气毒死犹太人的。这些人被称作“运输货物”，用“件数”来计数。他们死前的喊叫声被录下来，称之为“噪音”，对他们的谋杀是“处理行为”。死亡工业化了，死者成为了应当被悄无声息处理掉的废料。“从1941年开始，比方说，三辆执行任务的车可以处理掉九万七千人，不会出现运输工具短缺的情况。……在车上，通常每平方米能装下九到十个‘货物’。……要减少件数……则有必要延长运输时间，因为空间里充满了一氧化碳……为了方便清洁车厢，底板中央开了个能够关得很严的排水口，口盖直径约200到300毫米，下面接上弯管，这样即使在处置过程中，不是那么黏稠的液体也可以通过排水口流出。……清洗车厢时，黏稠的污物可以通过大的排水口冲洗出去。……根据经验，后门关上以后，黑暗会使‘货物’涌向靠门的地方。这可以解释为，‘货物’在黑暗中会本能地寻找光明。这使门的关闭变得困难。更加可以确定的是，因黑暗产生的阴森恐怖的感觉会引发尖叫。因此在处置前以及过程中的前几分钟开启照明是合理的。”——纳粹冲锋队IID组组长劳夫（Rauff）剥夺死亡权利的行为在集中营时期就开始了。一名侥幸活下来的犹太人回忆到，他躲在角落，想要逃避折磨，痛快地死去。党卫军士兵把他踢出角落，迫使这位老人重回悲惨的生活之中，并对他说：“在这里，死亡不是遵从你的意愿，而是要由我们来决定，什么时候死去。”控制死亡——管理身体最近，一名伦敦外科医生和电脑程序员勒内·张（Ren　Chang）共同编写了一个电脑程序，它告诉医生，是否值得对病患做进一步的治疗。若处于使用者上方的床形的绿灯闪亮，意味着“低风险”，黄灯表示“高风险”，红灯则是“极高风险”。在确定风险程度的使用者上方的空间里，任天堂游戏、风险以及监护病房三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红灯意味着病人完全没有存活的希望，电脑确定他将会死亡。这一由张研发出的软件会处理患者所有的数据、诊断、化验值以及活力指数，如此一来，医生的良心和职权都从属于综合患者各种数据的电脑程序了，道德也转变成了用技术手段来解决的问题。因为不确定性以及人的判断失误的可能，医生判断危重病人生存几率的权利被剥夺，变成了一件可计算的事情。德国一些大学的医院将试用这一程序。程序的名字具有象征意义：ORAKEL这一德文词的含义为：神谕宣示所，预言者。，它最重要的功能是节省花费，并能优化配置监护病房的资源。电脑屏幕会时时显示治疗已有和将有的费用，数字精确到马克和芬尼。这一程序运行是否可靠，是否可以完全引进使用，这还不那么重要。ORAKEL揭示了，毫无感情的可操控的系统取代了不合时宜的、私人化的但舒适的传统福利国家，芯片替代了个体和良知，前者使错误率下降，并节约了成本，却造成了社会的普遍冷漠。很长时间以来，对需要看护的老年人的照顾已造成社会经济和医药的负担。长久以来，各种各样的医学手段多于延长生命实际的需求。人们会给90岁的病人做心脏移植，而不会考虑让他捐赠器官，这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延长生命的措施不断受到质问：还要延长多少年？由此，我们面对通往安乐死的道路。死亡进入了死者利益与其家属愿望之间的灰色地带。灰色地带的安乐死日渐深入人心。当死亡落入了行政机构之手，人们就失去了决定自己死亡和自己生命的权利。在富足的时代，我们高呼着：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生命。而在物质匮乏时，方向盘则调转了，如果代价太大，就放弃吧。德国医生联合会副主席耶尔格－迪特里希·霍普（J rg DietrichHoppe）说：“因为治疗费用太高就放弃对病人的治疗是否合理呢？我的态度是赞成。医学的发展使我们了解应当定量配给。”纳粹曾许诺提供仁慈的死亡，今天我们则到达了清除昂贵“生命”的阶段。操之过急的顺从以及强制节约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经济化和合理化的影响，甚至达到了一种极端的情况。一位尚未泯灭良知的年轻人在做民事服役期间，向他的上司求助。他在护养院里照顾一位老太太很长时间了。现在医生和老人的女儿跟他说，不必再给老人送水和食物。这样一来，老人跟他抱怨，说自己很口渴。上司找到医生和老人的女儿谈话，最终他们的意见达成一致：放弃所有维持生命的措施。以前，老人院里发生过谋杀案，借口是“使其解脱”。那时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一个个人的、宗教的时代。如今，这种近乎赤裸裸的谋杀又被赋予了另一种语言规则：这是经济的、强制节约的以及把病人看做系统的一种语言。人类必然要遭到器械的机械主义的报复。如今，被关闭的如果不是器械，那么就会是当事人自身。在全包的旅行模式的年代，濒临死亡的社会福利的支出也包含了所有的一切。医院做一例肝脏移植手术总共收取18万马克，病人三天后死亡或存活着，价格是一样的。这一社会福利行为并不去考量个体的需要，国家也不会去了解每个人的情况，作为系统一部分的病人得到的是一个交换模式。后来只是往前前进了一小步，投入这一模式的费用由于个体情况的戏剧性而予以偿还，病人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是否有能力并愿意承担全额付款的新模式？做器官移植手术、为拯救生命而倾尽全力的热情依然存在，但经济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我们不久将会看到，福利社会所引起的家庭的紧张关系：如果祖母想做搭桥手术，但必须通过抵押他们的小房子才能筹集到所需的费用；或者情况刚好相反，老太太同意给老伴做心脏移植手术，即使两人以后会因此沿街乞讨，因为他们必须要卖掉自己的小房子。福利国家把药物发给群众以保证他们的健康，只是当人们对此形成依赖的习惯之后，国家不再分发药物了。药品商人每天都把新的医疗物资投放市场，但这些并不是为所有人准备的。药品越来越昂贵，成为只有富人才能消费得起的商品。自由市场占领了健康的领地，贩卖健康的人——医生、药剂师等必须脱下救死扶伤者的面具（Sauerbruchmaske）。白大褂们不会再戏剧性地挽救危重病人，而是给富人们提供奢侈的健康保障服务。穷人们只能获得像快餐食品那样便宜而模式化的医疗（快餐式医疗［McMedizin］）。可以预言未来、立场中立的电脑芯片能够实现两个目标：由私人承担、奢侈昂贵的医疗服务以及便宜节约的快餐式治疗。有钱人给自己的身体植入一个又一个的芯片，以替代和控制衰老而无用的器官。外科医生们不再需要切除化脓了的盲肠，而只要植入控制模板。少数的富人依赖芯片控制的身体延年益寿。现在已经可以将芯片缝进睡衣了，这样就能显示神志不清的居家者的位置，一旦他离开家还会发出警报。这样一来就可以省去晚间的女护工以及门卫等人工了。在美国和瑞典被使用的电子手铐备受争议，它有监控的作用，并为软禁节省开支。在美国这一电子手铐有一种更厉害的样式，人们能将其运用到在监狱外劳动的囚犯身上，并运用遥控器所传送的电流将囚犯击倒。第六诫：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4)　　在一种冷酷而有效的对身体的完全控制出现的人际关系中，这种关系成功或是失败，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个例子而予以说明。这个事例还象征性地展示了，受技术控制的精神生活替代了传统的内心世界，在其中灵魂和肉体被逐一消灭——对此人们所说的还不够。在一项大规模研究中，连续880天给精神病人食用BSD（平衡性合成饮食）。一般的人知道BSD是因为它有另外的名字：宇航员食物。“平均每九天排泄一次，从而使得对病人的看护变得轻松多了，在这之前病人经常失禁。同时，清理被褥、清洗床单衣物、清洁房间的费用大大减少，整个科室的事故发生率也降低了。……之前用勺进食都很困难的病人，只需轻微的辅助就可食用BSD。”安眠药和镇静剂的用量也减少了。引进这一试验的作家维尔纳·费克尔（WernerFekl），他虽然没有跟纳粹的人体试验有什么密切的关系，但也预见到了：这开辟了崭新的路径。这是他在结尾处所写到的。不管怎样，他预计到了这一引人注目的以及令人震惊的方式。福利国家曾经是工业社会的必需产物，随着工业社会的消失，它也随之消亡。逐渐到来的高科技社会形成了自己的制度，并在此制度之下处理各种故障情况。如此一来，有两个结果值得人们重视：①社会最终从传统欧洲道德束缚中摆脱出来，将健康服务定义为市场的一部分，有钱人可以购买医疗的奢侈品。②有了用化学和生物手段制成的可随身携带或植入身体的芯片，对身体进行的控制和管理，不再从人的角度出发而是把它作为一种体系了。安乐死：政策专员走了，伦理专员来了在如今的社会发展趋势下，急需伦理委员会的出现。伦理委员会也逐渐成为主宰生命的机构，从而决定生命的开端、变化和终结。这一将自己的行为理解为将良知制度化的机构，却在不知不觉中也必须开始算计金钱。老年人究竟该活多长时间？为了不再浪费金钱让他们安然死去吧。这是在指责越来越昂贵的生命吗？20分钟的抢救的花费究竟有多少？安乐死需要多少钱，比继续治疗要便宜吗？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对新安乐死的怀疑意见。德国哥廷根市的疼痛研究专家迪特里希·克特勒（DietrichKettler）教授说：“医生不应成为这个社会的刽子手，要付出关心，让病人毫无痛苦地死去。为此，要提倡建立这一领域的高效病房。”（《法兰克福评论》［FrankfurterRundschau］1996年9月30日）提出与这一主题相关的医学观点有可能会令人怀疑，这是否包含着扩大专业领域的贪婪之心？伤痛的研究是否只与训练场以及世界运动大赛的赛场相联系？1991年在129000名60岁以上的死者中，有19675人用安乐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其中的11575人并非出于自愿。打算在德国推行安乐死项目的人，必须把这一行为与纳粹的所作所为区别开来，他们想方设法试图抹掉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但人们也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第三帝国时期安乐死在种族主义方面被合法化，不过在谋杀残障人士和老人时，当时被优先考虑的是民族身体健康和花费问题。毫无疑问，今天对安乐死的争论，不仅是与结束痛苦联系在一起，更多的焦点集中在讨论花费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现在人们所考虑的问题与纳粹的想法是相通的。当延续生命的可能性越大，不可避免出现的争议是，生命究竟应该多长。“你不可杀人！”士兵可以杀人吗？国家有权利杀人吗？在必要的自卫情况下可以杀人吗？可以处死残暴的统治者吗？这些都是与这条戒律相关的老问题了。对这些问题进行阐述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分别从和平主义、法律、人道主义以及情感角度给出解答。如今杀戮在各处都已实现了机械化。从三十年战争时期的雇佣兵把匕首刺向手无寸铁的农民，到二战时向广岛投下原子弹的飞行员，只需轻摁按钮，就可夺取成千上万条生命。这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差别，更是技术上的飞跃。杀戮变得冷酷而有计划，杀人方式不再是刽子手的刀斧，而是医生注射到动脉的致命药物。工业化的杀戮始于纳粹，由他们发明并予以实施。有迹象表明，如今杀人已上升到新的阶段。生命和死亡与生物医学联系越紧密，就越难以回答它们究竟是什么。生与死的界限消失了，并脱离了人的控制，变成了以官僚的行政手段来处置的原料，从而凸现出古老戒律的明确性以及尖锐性。生死界限的模糊使人们背离了戒律。我们必须保持警觉，对戒律完全置之不理、说出“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的话，要知道，并不是生物医学技术造成这种情况。美国匹兹堡的一名38岁妇女昏迷后被送进了一家医院。在这家医院，那些不愿继续接受治疗的危重病人（或由他们的家属做出这样的决定），在医生的监控下，被实行安乐死，目的是“收割”他们的器官。监护病房中开始了前期准备。家庭成员与昏迷的病人道别。13∶30，家人离开病房，半小时后，她被送上手术台，医生逐渐减少输氧量，切开胸腹部，以方便取出器官。14∶42，医生拔掉输氧管。14∶51，心跳停止，之后又等了两分钟，宣布死亡。14∶54，器官移植工作小组人员进入手术室。米夏埃尔·德维塔（MichaeldeVita）医生说：“就像无法修复发动机故障的汽车，自己不可能在2分钟之内启动，于是可以决定不用再送去修理厂。”一旦个人死亡的概念消失，安乐死就不再有任何障碍了。德国研究协会前主席沃尔夫冈·弗里瓦尔德（WolfgangFr　hwald）在一次采访中也发表过类似的观点：“我认为，允许克隆人类已经到达科研自由的极限。我们向联邦德国政府建议，应该赞同禁止克隆人类的国际公约，却被指责为过激行为。人类可以利用克隆技术改进例如生殖技术，或者培养用于移植的器官。但在我看来，这些想法是错误的，所运用的方式也是不人道的。我只能期望，那些掌握了克隆技术的人，同样也能对生命和人类、人类以及科学发展负有道德责任感。……例如，精子与卵细胞在玻璃器皿中（vitro）融合，之后将其移植到一个胚胎之中，而这一胚胎也是可以被克隆的，这样一来便给予了生命成长以‘鸡尾酒式’的各类因素。因此，有机体发育得并不好，但有需要的器官——肝脏、胆囊、胰腺等却发育得很快。人们容忍这个过程中，有机体并不被当做人来对待，而只是肝、胰、肾等等。我认为这种实验是不允许的，它损害了人类的尊严。”（《世界报》1997年6月23日）但还会有人相信，可以抑制人类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创造激情吗？第六诫“你不可杀人！”有着悼词的意味，正如我们曾经理解的那样，生命与死亡都已成为了生命科学的原材料。耶稣给巴约拿的西门起名为彼得，是“磐石”的意思，因为“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彼得右手所持的乃是耶稣给他的“天国的钥匙”。而彼得头上的公鸡则象征着在耶稣被捕后，彼得三次不认耶稣。第七诫：忠诚与变通的矛盾(1)　　我与你忠诚与变通的矛盾：混乱的关系在交换的社会里，付出多的人反而犯了错。当他付出的牺牲被颂扬，人们就会嫉妒地关注着他，他是否为所爱的人付出了全部。正是在爱情本身，去爱人的人显得理亏并招致惩罚……孤独在社会中最大范围地重复出现。在最温柔的感情的分支中，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范式。除了爱情本身之外，不知道是否还能发现其他的什么。爱情也变得异常冷酷，从而也使其理想化为了灰烬。马克斯·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特奥多尔·W 阿多诺（TheodorW Adorno）：《启蒙辩证法》（DialektikderAufkl rung）你不可奸淫。爱情就像鹅肝酱“爱情不是共生现象”，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deBeauvoir）在她的日记中写到。她所说的是她与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 PaulSartre）那段艰难而又热烈、持续了很久的关系。如今人们用“关系”一词来描述既非婚姻亦非友情的一种状态。这个词语包含了脆弱的非制度化事物。从天主教主宰的中世纪以来，婚姻成了一项圣事，在上帝面前结合，两名契约伙伴组成家庭。“关系”是一种更吸引人的微观结构，正好将两人联系到了一起，确实引发出一些模模糊糊的回忆。“关系”之中早已包含了逃离的愿望，设置了紧急出口。就这点而言，关系并不适合波伏娃和萨特。生活在“关系”中的两人进行着试验，与他们认为过时的、联系紧密的强制组合的婚姻做着既喜又忧的抗争。在他们共同生活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婚姻还是占统治地位的形式，实际上只有放荡不羁的艺人、僧侣和失败者不会选择婚姻。波伏娃女士与萨特先生终生尊称对方为“您”，拥有各自的居所，爱过各自的男女朋友，他们甚至有一段有共同的女友。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风流韵事，却能够激发并保持长时间的激情。忏悔信时而猜疑，时而讥讽，时而尖刻。波伏娃给萨特的信中这样描述她与比安卡（Bianca）的故事：“慷慨激昂的夜晚，充满激情，却令人生厌得像鹅肝酱，还不是最上等的。”这两人丢弃了19世纪试图要统一到婚姻关系中的东西，这些东西即便在婚姻中也显得离心离德：情欲之爱和婚姻制度，两者的不协调毁掉了从包法利夫人（MadameBovary）到艾菲·布里斯特（EffieBriest）时代的女人们。情爱和心灵的和谐是两位作家生活的裂变产物。但这并非将生命整齐划一放入抽屉的令人生厌的状态（这里是关系，那里是性），而是在怀疑和背叛的深渊之上走钢丝。身处如此脆弱关系之中，人是无法舒适地生活的。旧式婚姻对于他们来说是失败的，而新式关系在痛苦中诞生，也不乏争吵与伤害。他们的生活实验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伤心和危害，却不能说是婚姻破裂。萨特在给波伏娃的信中写到：“我从来不知道怎样去过一种清白的性生活和感情生活，我内心深处觉得自己真的像一头猪，而且还是一头不起眼的猪，文质彬彬的暴虐狂，令人作呕的官僚的唐璜。”他们都没有想过，生活可以按照传统父权制度有秩序地分给规矩的主妇和情妇。他们离开了婚姻这处平静的港湾，扬帆出海，航行在完全不确定的海面上。在不确定的海洋中那具有约束力的新大陆，对于他们来说，只浮现在地平线上。如果他们最终踏上了新大陆，那里立即会成为另一座新的监狱。在那个时代，两人尝试了男女间新型的生活模式，这种实验看来是前所未闻的。那之后的几十年，这种实验并未广泛流传。但毫无疑问，混乱关系在增长，婚姻和共同生活体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解体。传统的终生一夫一妻制几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的联系（系列性一夫一妻制），但人们并没有更幸福的感觉。人们发誓会长相厮守，重新提出缔结婚姻的传统形式，并配上了装饰性的仪式：结婚成为了大事件，蜜月旅行盛行。例如人们将自己也将客人特意请到意大利罗马式的教堂去。那里迈克（Maik）和尼蔻（Nicole）站在租来的白色卡迪拉克前，管风琴整齐地奏鸣，神父祝福新人。还有人选择高尔夫球场举行婚礼，新娘随着三角翼滑翔机飞翔——天国的仪式已成为技术活儿。RTL频道的节目“梦幻婚礼”就是榜样，它成功地将婚姻这一神圣的行为变成了一场演出。他们极力证明天长地久的假象，作秀和装饰品把短暂性粉饰一新，让婚姻看上去会很长久。所有人都心照不宣，情感之火即将熄灭，只不过掩饰住了失望之情。友谊也会使朋友陷入危机，波伏娃和萨特显然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因而，他们对忠诚的渴望让他们一下子又回到了旧的窠臼中。他们并非追求自由变通的先驱，只是认为应该时时更换伴侣。伴侣似乎只是时髦的装饰品，成为了一次性的消费品。“重拾忠诚”这种生活方式将在不久再度流行。当所有人都已习惯变化的生活，一定会有预言家站出来发表意见，认为稳定的关系将成为主流。但忠诚并不能在生活方式的商店中购买，它要求这些原则：学会思考，忽略付出并懂得舍弃。法国哲学家E 勒维纳斯（E Levin　s）对爱情发表过极端的表述：“你拥有所有的权利，而我拥有所有的义务。”这是在挑衅市场经济社会强权之下所产生的爱情，它只存在于远处、暗处，只能在背离市场及其规则的条件下实现。爱情如果因为放松对个人的控制而更加节节败退，无法融入传统，就必须变通，虽然继续存在会备受煎熬。与萨特和波伏娃相比，今天的我们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情形之中：他们的所作所为针对的是婚姻的庸俗，他们可以做出离经叛道之举。而我们要面对的是不确定的短暂关系或者令人绝望的无谓的坚守婚姻。人们要坚持占有伴侣，不愿分开，他们的婚姻秉承无所谓的原则。赔偿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名妇女因为抢走了别人的丈夫，法官判定，她要为此赔偿一百万美元。“我们希望，”婚姻破裂的妇女的代表律师说，“这个判决有警醒作用，让大多数家庭得以维持。”萨特和波伏娃不愿顺从僵化的婚姻，这在今天也是不受潮流欢迎的。但是他们不会因为尝试失败而重新走进一夫一妻制。对他们来说，这是理想家园的幻灭。自由和责任在他们身上无法调和。如今人们无家可归，如同浮冰般擦身而过。因为再没有别的东西可破坏，只剩下破坏婚姻的可能。即便如此，人们也并未从中得到解脱，获得另一种共同生活的自由，而是成为失望、害怕和强迫症的混合体，心中默念：机会也许正从身边溜走。波伏娃和萨特动荡的生活如同两片羽毛在随风飘荡，触碰了之后又再分开。这就是灰色的平凡和单调，就像霍勒大妈（FrauHolle）格林童话《霍勒大妈》的主人公。抖动羽绒被，成千上万片羽毛短暂地触碰和摩擦，最终永远地分开。性缺失通奸曾经被认为是危险的、不可思议的、痛苦的、破坏规矩的、带来解脱的以及灾难性的。在今天的情况下，通奸几乎是不存在了，而交付解除婚约赔偿金（过去，已订婚的女方因为男方解除婚约而获得的赔偿金）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了。当婚姻变成了儿戏，则没有所谓的通奸。这个道理任何人都明白。只有在侦破片中，才会有高贵的夫人在空荡荡的别墅中不知所措地策划谋杀有了通奸行为的丈夫。第七诫：忠诚与变通的矛盾(2)　　我们可以冒险尝试相反的命题：成为强制行为的不是婚姻，而是性。性不再是通往心醉神迷的幸福大门、精神恍惚的大门、狂喜以及侵犯的大门，而是正面临着变得单调乏味的危机。正如福克玛尔·西古希（VolkmarSigusch）指出的，性系非自由、不平等和暴力之源。梵蒂冈是最后一个不遗余力推行性禁令的权力机构，性也因此被大书特书。如果还有性存在的话——那种游离于生死之间的危险的活跃力量——则要感谢教皇，他还相信这种力量的存在。“歧视女性的男人、喜欢暴力的男人、没有性欲的女人、形体或心理缺席的父亲、溺爱或关爱不够的母亲、遭到性侵害的孩子、在社会上失衡的夫妇、单身人士、变性人、男同性恋者、同性恋家庭、自恋狂、性狂热、神秘的禁欲者、电子器械激发的性欲反常者、未来的网络性行为”（福克玛尔·西古希），这些概念在霍勒大妈的脑海中交织。各种色情物品的珍奇陈列馆让人们将“通奸”看成是可笑的老古董，这是对有序的时代的回忆。以前，通奸的人的通常是纵欲的放荡者，而现在所面临严峻的竞争对手在所有方面都超过他们。过去被认定为病态或变态的情感，如今已被确定成为新的生活方式：受虐施虐狂、恋物癖者、变性人穿梭在各个脱口秀节目。“通奸”就快要成为可笑的过时的词汇了。各式各样的性不断扩展，人们预言，这并不意味着一种新自由的降世，反而会因为太过随便，使天生的阳痿变得普遍。在禁止一切的社会中，凡事皆有可能；在一切都被允许的社会中，没有什么是可能的（皮埃尔·帕奥罗·帕索里尼［PierPaoloPasolini］这样认为）。因为有关性的一切几乎都被允许了，性正面临着山穷水尽的境地。还能让人兴奋起来的事物，立刻被商品化。晚上人们看电视时，习惯性地在各个频道换来换去，表白强迫症伴随着商品化，将所有隐秘的心愿，办成了公开的忏悔狂欢盛宴。完全陌生的人在镜头前面，在“我坦白”的标题下向其他人诉说隐私，让人们感觉到他还活着（西古希）。还会有人在这一性革命中声嘶力竭地谈论通奸吗？不久以后，人们就可以戴着尖顶头盔散步，或者再穿上旧式高领外套。用不了多久，有着通奸介绍所、调情组织、情人旅行代理社的时代就会到来，EB（通奸）会被曲解为一种新式性关系的宣传。西古希从报纸上总结的缩写名词FF、DS、TS、NK、ZA、TF、O、SBS、UB、SL、NS、AV、ZK，包括了从“手淫”到“舌吻”的概念。鉴于以上各类性奢侈品和极致品之丰富，有谁还会认为通奸还值得一提呢？“传统的性欲最大化原则和更古老的婚姻、供养道德观念转化成了个人自我塑造、自我负责的道德，一种协调的道德，应该宣扬的准则是爱与性的均衡，此外，当然必须杜绝艾滋病毒携带者（HIV）。用现代的观点来看，性爱变革的结果是自律和自我优化下的性缺失。”（西古希）在性爱多样化的时代中，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爱情不会成为千古悲剧，通奸亦如此。但完全可能的是，在下一个路口之后，对生活环境的向往重又会觉醒，这些愿望将会阻碍性爱的市场化。这样一来，重新设计生活环境的行动将会非常正式地被提上日程，把爱情从混乱关系的泥潭中拖出来。爱情，不掌握在心理医生手中，也不存在于互助小组里；爱情，不是商品，不可估价；爱情，不是为了粉饰自我，而是为了让他人更美丽。人们常常将对勤劳的寻求（拉丁文：quaeritare）拟人化，将之描绘成手持利剑和天平的女神形象。这位寻求勤劳的女神跟同样是手持利剑和天平的“正义女神”的区别在于，后者眼上蒙着一块象征着公正的眼罩。技术性通奸今天数以千计的夫妇雇佣并付钱让志愿者和医生团队来为他们生育后代，因此，“通奸”之名的象征意义早就被抛弃得无影无踪了。这是技术对婚姻的打击。经验丰富的医生把吸管插入试剂瓶中，这个动作与性行为类似吗？可以说这是偷情吗？这种医学的生育行为中，是谁、与谁，又在什么时候破坏了婚姻？生育和性这两者的区别越来越大。性交作为繁衍后代的传统方式已不再流行，还被认为具有极大的风险。在家畜繁殖领域，人们也不再让公牛与母牛交配。为了改进品种而采取给母牛人工受孕的方式。这些是我们应当学习的，也应当承担这样的后果：能通过德国技术检查协会（T　V）检验的孩子不会是一夜激情的爱情结晶，而是出自实验室。生育工作小组数量的增加要归结于那些想要孩子却不愿有性行为的父母。性已经从崩溃瓦解的婚姻废墟中独立了出去：它转移到彩色的杂志之中、电话性行为、强奸以及卖淫上去了。生育则移交给实验室，并独立于年龄、性别和家庭之外。对通奸的唾弃，源于男人的心理：希望儿子是自己亲生的。但如果性和生育各自独立，则缺乏了去禁止通奸的一个重要理由。通奸从而被缩减至了一个感情的因素。生育摆脱了年龄、性别和家庭的限制，罗马的医生塞维里诺·安提诺伊（SeverinoAntinori）将此推向了极致。我们甚至可以说，他超过了上帝。亚伯拉罕（Abraham）患了不孕症的妻子莎拉（Sarah）在99岁时怀孕了，他们简直无法相信这个福音。塞维里诺·安提诺伊帮助无数名处于绝经期的妇女生下小孩，甚至用已过世的丈夫的精子使妻子怀孕。“我相信意大利家庭的力量。”安提诺伊医生说，也许他确实相信这一点。家庭原教旨主义与建立家庭医学技术相互间并不排斥。就像今天的高科技公司由原教旨主义的宗教老板领导一样，我们也完全可以想象得到高科技医学与传统的家庭感伤结合在一起。据统计，欧洲约有八千万夫妇无法生育，这个趋势还在不断扩大。这是生殖医学的巨大市场。古老的生育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不幸命运也能改变。以下是生殖医学订单中的部分事例：卵细胞或卵巢可以转移到其他处，卵子接受者所分娩的婴儿，并不是其遗传意义上的母亲所生。使绝经期妇女怀孕。将女儿和女婿的受精卵植入母亲体内，这样一位祖母分娩出她的外孙。有色人种的妇女和白种妇女的卵细胞可以相互移植（在荷兰作为实验室交换已完成）。使胚胎在子宫外分裂，以提高怀孕几率。双胞胎或三胞胎将每隔几年降生于世。使目前医学定义下已死亡的妇女生育。一名怀了八胞胎的妇女（服用激素的结果）推迟生下这些孩子的时间过长，而导致八个孩子没有一个有存活的可能。事件的起因是这一孕妇为一份喜爱制造耸人听闻报道的报纸追踪报道的缘故。用精子、卵细胞捐献者和代孕母亲实现试管受精，从而构成医学技术意义上的家庭。人类繁衍的道路从个体、分裂体发展到混合合成体（compositum），在这其中可以再次清楚地看到个人的飘忽不定。当人类成为玩具娃娃，可以用复制的方式去制造跟人一样的娃娃时，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当X1和X2分别与Y1和Y2发生性关系时，这究竟是不是在通奸。当个体失去意义，传统习惯准则也随之消失，或者变得非常可笑。在这个技术造人和制造家庭的时代，包法利夫人和艾菲·布里斯特的灾难显得可笑，并由于分裂体的出现，这些灾难显得毫无存在的理由。看来，只能改良旧的戒律，使之变得温和。耶尔格·齐克（J rgZink）一直致力于于古老十诫的现代化工作，他认为，对戒律的理解必须考虑到非正式的同居伙伴，而不能只针对正式的婚姻。“我们认识那些独自生活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是美好而成功的。”他对现代化婚姻戒律的建议是：“当上帝赐予你一位能够去爱的人的话，请怀着尊敬的心态与之交往吧。保持信任，帮助他，让他成为上帝所认为的自由的人。”第七诫：忠诚与变通的矛盾(3)　　不知怎的，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出自《圣经》，像是思想懒惰的神父的连篇空话。生活在高科技社会冷酷环境中的人们无法理解这些话的含义。这些话让我们轻松地任意选择一个，这是善意的规劝。不管怎样说，正派的通奸会带来更多的秩序、更多的乐趣以及更多的痛苦。眼下我们同齐克的话一道置身于一片礼仪的乌烟瘴气之中，在其中不管怎样在道德上都必须洁身自好。我们必须依据齐克的礼仪规矩，在一个过于随心所欲的时代里寻找依然起作用的规则和秩序，并带着良知把它们写入留给后代的教义问答书中。这一行动应当怎样开始？应当采取何种权威的方式来表达？与实际情形相符的特殊性要到什么程度？又有谁来遵循这些规则？过于随心所欲带来了不信任。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完全没有形状的大胖子，应当用齐克的礼仪规矩中的一些紧身工具来管束这胖子了。与其说这是用戒律来警醒社会，其实更多的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市场经济所贯彻和要求的对人的管制的解除，并不能仅仅通过几次道德思维训练重新获得。从遗传学-神学的角度分析通奸按照英国圣公会爱丁堡（Edinburgh）主教霍勒威（Holloway）的观点，通奸是“无法选择的遗传基因”作用的结果，因此并不是什么罪过。1995年5月18日，他发表了关于性与基督教的演说，其中提到，人们确信要“繁衍他们的子孙”。通奸是“深源于基因的行为，我认为，谴责由通奸的人犯下了罪行这一做法是错误的，他们不过是按照本能行事而已”。今天神学家们做好准备来讨论这些弱智问题并不令人奇怪，但这种速度、这种轻率的鲁莽以及神学家们与时俱进的生物学主义的知识还是令人目瞪口呆。离经叛道的“无法选择的遗传基因”说的是对人类的非人化，使人类成为按照染色体双螺旋结构强制生长的肉体而已。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混乱最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我们不得不担心的是，我们是否到了必须给混乱的性关系实施技术性电子监控的时刻，使人们也能实现清晰顺畅的交往，就像我们越来越多地采取电子技术来监控和调节道路交通。无论如何希望社会的组织者及行政机构、政治家们能够思考这个问题。如今人际交往的方式已经转移到了报纸的广告页上、征婚秀上、通奸介绍所以及调情专线等地方。该如何掌控两性关系，会有一群治疗专家对此提出随机应变的建议，为成功分手提供斡旋。可以考虑在夫妻之间建立契约关系，而被内置的芯片则记录下了与伴侣之外的人所发生的性关系。自由的个人需要各种限制和规则。把控制权交给监督和保障道德的机构，而不是由着它成长壮大，这比控制他人要舒适得多。为什么在未来的伴侣契约中不能包括对每年多少次通奸行为的妥协，这可以通过通奸介绍所作中介，在医学方面予以监督，为什么还要坚持强调一生忠贞呢？马克斯·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在一次谈话中提到，人们即使感受过惊心动魄的爱情，之后当他到分析师那里去的时候，也不会再为爱去死。从治疗学上来讲，如果两性想要保持稳固的关系，那么就要求对依赖于技术的监控实行长期的远景规划。拯救通奸人们既担心同时也期待着的人际间的关系，必然由药物、治疗、电子设备以及符合市场需求的形态来决定和控制。人类社会体系要保持正常，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定不能太过混乱。伟哥，这一促进男子性能力的最新流行药物已破坏了这种和谐，尽管它本来的功效是治病。有报道称，人们依靠伟哥来解决他们的性障碍，而性功能恢复之后，暴露了夫妻间难以启齿的性问题背后隐藏的更多无法调和的深层次矛盾。当性与力比多（Libido性激素）脱离生育问题变得可以操控（开动/关上），就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出更需要一个体系去规范。体系的建立要因人而异，考虑不同的需求。对那些费事越来越少的人来讲，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帮人整日无所事事，他们应当可以通过伟哥和操纵杆享受无尽的高潮；而另一部分人还需要真正的性生活，他们必然会让性保持在井然有序的轨道上。有规律的但不混乱的性生活，应当如健身房、节食药丸以及心理训练一样，从属于生命的长远规划。精神情绪调剂师也不会满足于仅仅训练人们提高效率和自信，而是还会教导如何正确地满足必要的性需求。被赋予了性生活的人不再需要上帝那“你不可奸淫”的禁忌。1994年，教皇在致家庭的一封信中提到，怀孕和生育的夫妻是“上帝的助手，献身于上帝的人。婚姻的结合与生命的延续密不可分”。这个声音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一个已经被遗忘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通奸是件损害尊严的危险的事情。所有能与之相联系的道德准则都成了陈词滥调。忠诚、信任、同情？这些似乎都是借口。也许这些概念最终成为混乱关系的结晶体，可能会重新唤回已被故步自封的机构所遗忘的准则。在灵活性的海洋中，只有当人们愿意并坚持把自己当做优质商品，爱情才可能在特价的精神类型中取胜。爱情无法在市场流通，人们也无法描述它的样子，如同不能画出上帝的肖像。爱情是神圣的，当爱情来临，人们经历着属于自己的爱情，应该像面对奇迹一般，保持永远的纯真。所罗门王的儿子罗波安（Roboam,希伯来语：Rehabeam，公元前926~前910在位）继承了父亲的王位，在耶路撒冷继续做以色列人的王。由于其严厉的政策，后来使色列人背叛了大卫家。第八诫：占有欲的界限是否需要看牢市场?(1)　　占有欲的界限是否需要看牢市场？从1850年开始，每一代人创造的财富相当于它之前所有财富的总和。美国每年商品包装的价值相当于整个印度基本食品供给的总价值。你不可偷盗。新的十诫？这个蓝色星球的命运似乎完全落在了人类的肩上。在这新旧千禧交替之际，我们知道，我们拥有在这个世界实现野蛮恐怖的能力，但同样有机会把这个世界塑造成适合居住的理想之地。然而没人知道应该如何实现后者。坚持人道原则的人们能够达到目标吗？人权领域似乎是这样。在许多坚守传统的国家，民主参与的文化理想无法融入社会。那么这些国家就必须消失吗，就需要紧迫地通过武力去实现作为新法典的民主原则？或者这些原则只不过是多样文化中的一种，仅仅会在一段时间内流行？难道新的法典之石早就不应该来到我们这里了吗？我们的生活难道不正遵循着铁一般的戒律新法则吗？只不过这些法则不再是上帝在西奈山授予摩西的十诫，而是由人类自创，作为现代行为的准则。摩西在上帝与人类之间所订的古老盟约在十诫中强调的是“法”，新的基督教盟约在上帝与人的关系中则突出了“爱”：“爱他人如同爱自己。”如今，取代旧位置的另外一个盟约出现了，新的戒律被制订。与《旧约》相比，它的戒律对更多人有效：这就是市场与人之间的盟约。市场是经济生活的调节器，甚至操控了整个世界的状况。布鲁塞尔委员会的报告虔诚地写到：我们必须“坚信市场的调节作用”。信仰市场将代替信仰上帝。谁轻视市场调节作用，他就是“有罪之人”，必将受到市场的惩罚。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教授里卡尔多·佩特尔拉（RiccardoPetrella）描写了信仰市场及其调节作用的伪宗教意义：若没有市场，则不存在个人或群体的拯救。要补充一点：市场信仰是第一个世界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其信徒遍布日本、美国、欧洲，甚至在中国，这个队伍也在逐渐壮大。市场继承了宗教遗产。“如果说我有一种宗教信仰的话，那就是企业必然要壮大。”德国租车大王埃里希·西克斯特（ErichSixt）说。瓦尔特·本杰明（WalterBenjamin）早在1921年就确信，宗教能帮着他驱散忧虑、痛苦和不安，市场也能给予他同样的安慰。对市场的迷信是潜移默化的、现实的，吸收了乌托邦的力量，发扬了内心正面的感觉。生活中的一切都可用钱来衡量，过去和未来变得毫无意义。灵魂曾经拥有的意义——不停地设计各种可能性——如今都归于停滞。佩特尔拉教授认为，新戒律包含以下六条内容：第一诫：资本、市场、企业及其战略的全球化。“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无论在雅加达、巴黎还是在约翰内斯堡、华盛顿，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口径一致。印尼国务秘书巴哈鲁姆·哈拉哈普（BachrumHarahap）认为，商品、电信、交通网以及电力供应的全球化与战争的逻辑一致：“要把投资者吸引到国内，就好像进行一场战争：杀人或者被杀。”（《国际先驱论坛报》1995年9月14日）全球化的神不能容忍有别的神，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无限的权力，这是人类的神所无法拥有的。“你若想存活下来，则不可违背全球化的力。”这是新戒律的第一条。第二诫源自过去30年能源、材料研究、基因技术、信息和通讯领域中发生的科技变革。信息社会随之产生，若不愿臣服于它的力，便失去了这次接轨的机会，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失业者，钱财也会越来越少。“若你明天仍想活在这世上，则必须推动信息社会前进。”第三诫：应当保持竞争力。成为最优秀的人、最强者和赢家，如果做不到，则只能走向其对立面。不仅企业如此，国家、城市、地区，乃至大学、部委也无一例外。第三诫是：“你应当把竞争力提升到国际市场水平。”第四诫来自实施中的章程：必须使国家贸易市场自由化，以实现一个无限制的世界市场，商品、资本、服务以及人力可以自由流通。本国的利益以及自主的人民意志已不合时宜，在凌驾于一切的世界统治者——自由市场的眼中，甚至成了锁链。“你应开放市场，不能让国家或者文化因素成为它的障碍。”第五诫是第四诫前提下的自然结果：必须重新设定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形式的调控机制。公民、议会代表等都不允许参与制定任何干涉市场自由发挥影响力的条例规则。国家只需为企业提供有利的发展条件，企业行为和运转并不需要透明化，在全面的调节作用保护下，企业能够完全投入到竞争当中去。“你应该重新调整，不得给予企业任何形式的限制。”第六诫的目标是全部经济领域的私有化。市内交通、铁路、空中运输、医疗卫生、教育业、金融、保险、文化事业、水电煤气供应、行政管理当局，全部都必须成为市场和自由竞争的一部分。“你应当使还没有私有化的一切全面私有化，使国家和所有的公共事务进入竞争机制。”在这一戒律中所确定的新盟约——市场与人的盟约——宣告了21世纪神祇的诞生。这个上帝不是仁慈的上帝，而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他将使这个世界成为冷酷的经济大战的战场，在其中，个人、社会、城市、地区、国家和各个大陆顽强地为生存而战斗。基督教教徒曾经拥有的上帝是善心的，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到这个世界，为世人赎罪。如今他已被取而代之，一位精明残暴的上帝降临人间，他的行为如同希腊神乌拉诺斯（Uranos）吃掉自己的孩子、毁灭一切的巴力王（Baal）、迦太基人（Karthager）把小孩放在锅中烤熟吃掉一样。信他者，将被赐予大量财富；不愿或是不能跪拜他的人则陷入不可名状的不幸之中，他们的未来就是饥饿、疾病和困苦。如果我们不能够打破新戒律，它就会加深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科学和技术成为排除竞争的武器，挣脱了束缚的市场不会再是大多数人为之工作的地方，也不再是他们的福地，而成为少数人攫取利润的源头——利润也将越来越多。获得利益的人们反而会习惯性地向穷人投以心安理得的目光，毫无愧疚。人与市场新盟约的信条完全不理会穷苦人的辩白。他们之所以贫穷，不是遭到了歧视，而是因为他们是失败者。因为他们是失败者，就必须承担这个后果。因为他们必须自己承担后果，没人必须为他们负责任。赫尔穆特·杜比尔（HelmutDubiel）所说的使命——使资本主义进化到面目全非——会实现吗？人与市场的盟约如同经济的恐怖主义告别人道和公正的原则向21世纪胜利进军。基督教教义已退出历史舞台，也许正是因为它一直遭遇失败。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它在20世纪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事件：从奥斯威辛到广岛，这些野蛮行径正是根源于基督教文化。我们现在不得不说，野蛮行径拥有了更无限的未来，因为新戒律有着打破一切的力量、无限的权力，无人能撼动其权威。谁若是反对市场“教皇陛下”，谁就会被认为是白痴，按照共同协定来看，他比异教徒更加恶劣。市场——作为新的上帝来到人间，他从未想到过要做一个仁慈的上帝，因此才如此残暴，这位上帝更像是古老的邪恶之神改头换面而成的。而他的出现却是必然的，就像希腊人所称作的“安娜凯”（anank ）一样，这是一个冷酷、残忍、嗜杀成性的神。第八诫：占有欲的界限是否需要看牢市场?(2)　　人与市场的新盟约将所有古老的地域性的义务和习俗都抛掷到了硫酸池中，使之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不得不担心，它会冷笑着践踏启蒙时代定下的对人性的要求：公正如同废话，博爱是不合时宜的多愁善感。我们正处于一个断层。千禧交替的转折时代，人们将资本主义好的传统全部抛弃，这些传统还可以通过国家和家庭表现出来，并通过一点宗教的力量来粉饰其凶恶的嘴脸。它曾经让患病的儿童在流水线上夜以继日地从事繁重的劳动，但也曾经给它所统治的地区带来了诸如充分就业、群体消费、消除饥饿等事物。我们现在站在一条沟壑前，它把温情脉脉的传统资本主义与正在崛起的全球性市场经济社会分开来。去除了国家福利外壳的全球性市场经济开始扩张领土，果断地放弃了原有的地方，向拥有最佳条件的地区进发。想要逃避这种经济规律的政府和社会将马上受到惩罚。每天上千亿的美元、马克和日元源源不断地涌入世界各地的股市，被用在便宜劳动力以及国家和工会监控力量最小的地方。欧洲社会被迫掉进了这个漩涡之中，无法再保持曾经取得的社会成就——福利国家、高工资和全体就业。在结构变化过程中，福利国家的废墟上出现了群体性失业，西方国家是否还能保持其民主，还需等待。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Dahrendorf）认为民主社会的世纪到了尽头，自由主义已经危害到西方民主国家。当加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在欧洲继续横行，人们必然看到欧洲社会的部分非洲化，这预示着经济灾难的到来，其开端就在不远处。现在，在非洲大量的失业人群旁理所当然地早已存在具有高科技标志物的巨富人群。告别工业社会造成了经济和社会的扭曲，面临着全世界社会和政府稳定性的削弱。埃坦·卡普斯泰恩（EthanKapstein）说：“世界在变化，趋势是向着悲惨的方向，未来的历史学家会质问：为什么人们没有做出及时的反应？政治界和经济界的精英们难道没有预见到，技术和经济发展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是什么阻止了他们采取必要的措施去挽救全球化的社会危机？”（《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1996年）开放的市场经济社会需要道德约束，否则在自由市场经济之下，社会将变得混乱。人们半惊讶半漠然地容忍着福利国家遭到破坏以及大量人群的失业。最终的问题在于这一切是否会永远持续下去。1998年法国失业者的抗议活动使政府陷入巨大危机之中。人与市场盟约的全新戒律也逐渐引发了矛盾。法国各个贫困地区青年的抗议活动正是风暴来临的征兆。对十诫的反对声不绝于耳：十诫过时了、被人遗忘了、失去权威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尝试着求助于人类历史所积累的经验，给急速发展的市场经济设置一道人性化的封锁线。古老的十诫不能解决21世纪的道德问题，但可以作为制定人类世界人性化规划的参考。这个规划对于新世纪的人们来说如同拐杖，为的是让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通往人道主义未来的道路，但它终有一天会被丢弃。精神上无家可归的人们是穿着貂皮大衣和定制西服的流浪者，我们一定要看一下他们之所以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即使他们的钱包鼓胀，他们的精神财产也仅够糊口。尽管拥有成堆的股票、不动产、各类生活的保险，但他们却精神贫瘠，道德荒芜。他们唯一信奉的是金钱至上、金钱无所不能，自由经济的飓风会摧毁一切阻挡它前进的事物。只是偶尔脑海中的记忆会回响一种渴望，对狂热的市场经济无法实现的公平世界的渴望。今天，我们站在一道分水岭前，也许我们已经跨过了这道分水岭。这之前我们小心维护着市场和道德之间的平衡。所有的参与者都清楚，必须用各种法律、市场道德来约束市场，否则它会变成一个吞噬一切的巨型怪兽。中世纪用地狱之火来警醒有钱人的贪欲，当时的画作经常表现富人如何被脖子上的钱袋拖入地狱，这是同时代的人可以理解的清晰的警示。现代出现了福利国家，用以缓和开放市场的残酷性，减轻市场所造成的伤害。但是如今人们不再信仰上帝，丢弃了至高的善（Summumbonum），却屈从于另一尊作为替代的偶像。这个偶像，出现在报纸的经济版，它存在的证据无处不在，每天显示它的力量，每天通过德国DAX指数和日经指数创造奇迹。西方国家曾经尝试在福利社会重新找回那位善良的上帝，使之继续存在。福利国家的建立对每个公民来说，如同上帝的恩泽沐浴着所有的人。如果福利制度被破坏，针对“急需”帮助的人们制定“明确帮助”的原则，替代原有的福利制度，那么命运的不公平性就被制度化了（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n］）。福利国家曾试着给个人提供应付灾难和意外事故的集体保险，但在我们跨越了分水岭之后，破产了的福利社会一方面出现了抢夺利益者，另一方面出现了享受福利者。让经济责任服务于道德责任，这是不是福利国家能够做出的最后努力？这还不确定是否能够取得成功。而现在道德责任被认为是个体的私人事物，如果它不会立刻遭到拒绝的话（鲍曼）。这个时候，国家成了公共厕所，公民成为了顾客，有权利提出要求。现在福利国家受到侵蚀的情况与19世纪上帝信仰的消亡极其相似。尼采那至今依然痛苦的呐喊声仍回响在耳边：上帝死了，失落的痛苦在字里行间清晰可见。福利国家被冷酷地一步步摧毁，毁灭了人们出于互助考虑同时也是代替上帝所建立的社会臭氧层。1726年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的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Gulliver sTravels）面世。格列佛乘坐的船沉没，他奋力逃生，精疲力竭地躺在海边。这里是利立浦特（小人国）的领土，居民只有拇指那么大。他苏醒之后，发现自己被当做巨型怪物，被无数根绳子绑得结结实实。时间长了，小矮人与“危险的巨人”之间产生了信任，之后将捆他的绳子放松了，最终给他完全松了绑。斯威夫特描写了小人们的心理活动。用来捆绑格列佛的绳子如同最初的法律，决定了力量悬殊双方的关系。当内心产生了信任，则可以解除表面的束缚。我们可以认为斯威夫特描写的是关系深层化的过程，这是人们建立联系的前提。我们也可以将十诫看做是社会古老的凝聚力，出现在良知产生前，是戒律深入人心的最初过程。当内心纯洁无瑕，外部约束则失去了意义。第八诫：占有欲的界限是否需要看牢市场?(3)　　如今我们陷入了如此境地，获得自由的“格列佛”竟然出人意料地开始制造事端。我们这些“利立浦特人”承受着自由经济造成的痛苦，它用大脚践踏着脆弱的社会建筑。“格列佛”上演了一部灾难大片，破坏了所有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把一切固有的形态统统毁掉，使之成为碎块。斯威夫特在童话中嘲讽影射的内容，一个世纪后改头换面又出现了（人们似乎看到了具破坏性的格列佛）：“资产阶级……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这是1848年面世、由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中的几句话（只是做了一处小小的编辑上的改动）。《共产党宣言》中使用资产阶级的地方我们完全可以用现代性来替代，如此读来，含义依旧深刻、一针见血。狂热的“格列佛”张牙舞爪，把一切本来能够建立起来的制度踏成粉末。变得虚无缥缈的人际关系可以按照麦当劳的麦乐鸡块或者伊格鲁鱼条（Iglu Fischst bchen）这是在德国超市里到处都可以买到的方便食品。“Iglu”的原意是“（爱斯基摩人所居住的）圆顶的冰屋”。——校者注的样子重新黏合，唯一的黏合剂就是“现金交易”。奥利维蒂（Olivetti）公司这是由意大利人CamilloOlivetti于1908年在都灵附近创建的一家打字机工厂，生产出了第一部意大利语打字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该公司也转向了IT行业，成为了著名的跨国公司。——校者注的常务董事赫尔穆特·卡尔纳（HelmutF Karner）曾说：“据《世界财政经济》（WorldFinancialEconomy），1993年在全世界流通的大宗金融交易总额是四百万亿美元。但要支付全世界商品以及服务业的消费只需这四百万亿美元中的27％，其他73％都被用于投机买卖。”经济越来越多地服务于非资产性增值。金钱的权力凌驾于国家的社会政治权力之上，成了法律制定者，取代了人民意志（安德烈·戈尔茨［Andr　Gorz］）。市场规则早已代替了国家法律，社会发展的趋势是，工作着的不再是人，而是金钱。外汇市场上每天流通着一万四千亿美元。自1979年以来，德国企业利润增长高达90％，工资的增长率却只有6％。大部分跨国公司，例如西门子（Siemens）或宝马（BMW），在国内不再纳税。他们在税收政策优惠的国家把利润写入账本，在这些地方，除了需要供应邮箱的费用之外，不需要提供任何基础建设的费用。市场规则在欧洲以最迅猛的速度摧毁国家福利制度，英国尤为明显。超过20％有孩子的英国家庭中的成年人完全没有工作收入，1/3的儿童生活在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中。在过去20年里，欧盟国家的财富增加了五到六个百分点，但却拥有五千万贫困人口、五百万无家可归的人。我们看到，20世纪中期，希特勒完全摧毁了十诫的道德，并且这是在自然规则的引导下实现的。人们必须自问，希特勒难道没有实现他的计划吗？先进的科学家们认定关于良知的话语属于上个世纪。人与社会越来越清楚地作为体系化来理解，成为按照控制论和生物学模式去理解的个体。（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论把人类看做由基因控制和决定的生物学论断。）谁自认能提出解决方法，就必须思考该如何避免犯下希特勒曾经的罪行。如果有人认为市场是自然规律，那么他一定难以找到绕开粗暴的“强者生存法则”的理由。“自然界是残酷的，所以我们也应当如此。”令人觉得讽刺的是，人类形成之初，人与人关系的发展却不遵循自然规律，强者生存法则也并不适用。这也许是十诫最深层的秘密：阻止强者生存法则，从而为人类发展和社会产生提供可能。大卫的儿子所罗门（Salomon）曾为耶和华兴建圣殿，在这里他的形象是以象征物的形式描绘出的：帽盔、武器和战利品象征着战无不胜的所罗门王，其上的蝴蝶是他灵魂的象征，而最上面的天使则预示着所罗门王的战功和荣耀。第九诫：真实、谎言和平庸(1)　　真实、谎言和平庸信息社会的无节制状况作为联邦负责人，有时也要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虽然有违事实，但却对政党有利。蒙特菲灵（M　nterfering），社民党联邦负责人你不可作假证陷害他人。传媒技术教授萝萨林德·皮卡德（RosalindW Picard）女士在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一次会议上做了有关计算机情感结构的报告。首先，她提出：“给予计算机以情感是否是消除人机之间鸿沟的必要途径？”接下来的问题是：“是否应该使计算机判断对错时具备情感？”这是个很有趣的想法，因为一定有人会问，什么是判断“对”与“错”、“善”与“恶”的标准呢？（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罗德尼·布鲁克［RodneyBrook］进一步提出疑问：假如一台机器能够产生恐惧感，那么什么是合理的让它害怕的东西？）阿根廷独裁时期曾有很多人在军营中遭到迫害和杀戮。没有办法生育孩子的阿根廷人收养了受迫害人士的孩子。军营指挥官萨穆埃尔·米阿拉（SamuelMiara）家就曾接收了一对双胞胎。这一抢夺孩子的事件于1998年公之于世。但两个双胞胎希望继续留在养父母身边并辩解说：“婴儿就像一张空白的电脑磁盘，等着被输入数据。”（《明镜周刊》1998年第25期）正像人们所看到的，人类和机器的抚育都是互相的。机器被赋予越来越多的人类特性，而计算机术语也越来越快地进入人类生活（如“找一个具备兼容性的朋友”等）。尤迪特·布特勒（JudithButler）在谈论性别压迫的终结时提及：从现在这一刻起，人类可以优化混合男女两性，资源和能力等因素的导向也不再依赖于特定性别：人类和机器一样拥有一个结构。人类这一由骨血和体液构成的湿润配件也听从于设计命令。德国前邮政部部长克里斯蒂安·施瓦茨－席林（ChristianSchwarz Schilling）在基民盟（CDU）的一次会议上就新的媒体伦理学发表了如下看法：“媒体在我们面前放了一面镜子，告诉我们在这个社会如何生活：不再有上帝的形象、不再有人类的形象，十诫亦不复存在。”紧迫的不是建立新的伦理学，“而是重建大家原本应该学习过的伦理学”。（会议记录：热烈的鼓掌，个别喝彩声。）这显然是想找回早已不复存在的世界。人机之间日趋融合，仅凭这一观点就足以瓦解传统的注重内心生活伦理观的陈旧范畴，善与恶、真实与谎言成为一种结构成分，这种理念是对传统的挑战。由摄影家与记者组成的德国最重要的几个爱好者团体在1997年曾经商定，把标记处理过的照片作为一项必须履行的义务。每次处理照片都必须在编辑时用字母M作为标记。这主要是因为电子照片处理技术提供了更多变化的可能。斯大林曾经让人把托洛茨基从讲坛的照片上除去，可以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而当这一照片处理丑闻被揭发时，又引起了何等的轰动。那个时候，真实和谎言、本质与表象之间的区分仍可辨晰。但是今天可能已经到了连拍摄食物时都需要标注是否运用基因技术的地步。照片标记义务对双方都不会产生影响，既不妨碍我们了解事实，比如油菜花蜜的出产应更多地归功于实验室而不是蜜蜂，也不妨碍媒体根据表达需要而偏离真实。已经故去的演员可以重新踏上银幕，而用保罗·维里利奥（PaulVirilio）的话说，海湾战争不过是一个传媒事件而已——简单一句话：允许照片与照片对象之间存在越来越少的关联。在简略的介绍之后，我们将进一步说明至今为止所说的真实与谎言究竟为何物。弗里德里希·尼采在他的著作《从道德之外的意义看真理与谎言》（ berWahrheitundL　geimau　ermoralischenSinne）中早已对这一问题做过哲学的探讨。人类所谓的真实并不能反映事物的真实，它以惯例为基础，而惯例则有助于人类在共同生活中互相理解。所谓的说谎者是用不同方式使用与惯例相对的概念，其目的可能是为了使自己能与强者平起平坐。因此滥用真实并不可耻，因为真实缺乏实体基础。“什么是词？是神经刺激的声音表现。但要从神经刺激追寻到我们存在之外的一个事实根源，就是从根本上错误使用语句的结果……因此什么是真实？由各种借喻、转喻、拟人构成的一个活动体，简短地说，是一系列通过诗化和修辞手段得到提升、改编和修饰的人际关系，在长期使用之后对一个民族而言具有固定性、成律性和约束性：真实是各种假象，人们早已忘记了其本来面目。”所以根据尼采的说法，真实是一种说谎的惯例，在对所有人产生约束的情况下进行群体性说谎。在他看来，坚信真实存在的人是受到概念控制的人，被图像所引导。在信息社会中，图像似乎也已经取得了统治权，借此对人类进行各种灌输、领导和塑造。第九诫：真实、谎言和平庸(2)　　图像的夺权进一步导致事物本原的消失。“非实体性事物目前正从各方面侵入到我们的世界，它们对实体性事物进行排挤。人们称这些非实体为‘信息’。”（维勒姆·弗鲁塞尔［Vil　mFlusser］）电视屏幕上的电子图像，下载到计算机中的数据，各种各样的录影带和微型胶卷，全息摄影和程序都是“软性的”，所谓的“soft”。这些信息虽然以实物为载体（极管、赛璐珞、芯片等），但是就像弗鲁塞尔所说的，可以忽略新形式信息的物质载体：人们注意到，硬件的价格越来越便宜，而软件相对越来越贵。人类所在的环境由此也变得越来越具有软性，朦胧而虚幻。“我们对占有实物的兴趣越来越小，而趋向于掌握更多的信息。”从前就有人提到过价值的重新评估问题，现在发生的情况正是如此：实物变得毫无价值，所有的价值都集中到信息上。生活在信息世界中的新人类不再是贸易商，而是游戏玩家。生活也不再是一个死板的剧本，而成为生动的演出。“新人类不希望占有，只希望经历。因为他们对实物丧失了兴趣，所以他们没有什么问题，只有各种程序。”整个世界在这一前提下分裂为规划者和被规划者两大类，一边是设计程序的人，另一边是按照程序行动的人。作为个体，根据生活状况的变化，有时是规划者，有时也可能成为被规划者。按照弗鲁塞尔的观点，从中产生的极具规划性的极权主义在其参与者眼中不再有可确定性，它是不可见的。“我们这一代可能是最后有能力认识到将要发生什么的一代人。”真实和谎言，旧观念中的实体，将统统从个体的记忆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作用和错误作用为标准的概念范畴。知识和信息在社会中的渗透引导个体行为越来越受到控制，并影响在各种明确定义的选项间进行选择。多项选择（multiplechoice）取代了冒险思想的位置。而同时教育的作用也在消失。它和真实、家庭和权威一样已经成为过时之物。取代它的是凭借技术手段进行的行为监督。盖尔诺特·伯梅（GernotB hme）认为，社会的数据化会加速行为的监控化过程。对整个社会而言，什么都能转化为数据，数据就是一切。例如，通过数据生产对个体加强记录和管理会妨碍工作时间制度的自由化和商品选择的个人化。这就好比打开一张无形的网，把每个人都收于其中。对工作质量的监督像基因卡片一样得到了飞速发展。两者属于同类。数据取代了命运的位置：人们在短时间内就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得癌症或是初期老年痴呆症等。与之相对的是对非知情权强烈的坚持。在瑞典，只有每个人的编号才使社会存在成为可能，而在美国具有类似作用的是社会保险编号。中世纪曾通过阶级和宗教来达成个体的统一，工业社会经由劳动和家庭，而信息和知识社会通过将人类数据化的方式来进行。很明显：数据一体化笼罩在个体的上方，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融合。人类把自己变成了附属物。启蒙也由此具备了另外一种形态。摆脱专家们的知识约束寻求独立、反对数字体系的入侵、为赢得自由而战斗，将成为成年公民生活的重心。“文明”（Civilisation）衍生于“公民”（civis）一词。人们曾经一度为自由、平等和博爱与封建社会抗争，并赢得了文明，而今将不得不通过反抗来再次获得。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多马（Thomas）总是怀疑耶稣的复活，直到看见耶稣手上的钉痕才信服。图中的多马就像是船头的木雕，指引着想象中的航行的方向。第十诫：占有还是存在(1)　　占有还是存在穷人在什么时候通过怎样的途径才能到达天堂？欢迎光临财富之地欢迎光临生命之地。《明镜周刊》特刊“危机时刻的教育”背面“欧元卡”（Eurocard）的宣传广告你不可觊觎邻人的财物。社会学家尤丽叶·格瑞汉（JulieGraham）和卡特林娜·吉普森（KatherineGibson）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抵制全球化的崛起？”当今世界，停车场、冷却塔、农业工厂和大型城市遍布全球，构成了共同的风景。这种情况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财富，创造了无数可能。而另一方面，气候变化、生物种群的急剧减少、环境污染、免疫力崩溃、海平面上升以及每年成百万难民的迁移问题（伊凡·伊里奇）也随之而来。人类正在全球范围内趋于贫困，工业文明让所有人都充满欲望，各种工具和发展手段都被用于侵占其他种类文化尚未完全流失之地。贫困人（Homomiserabilis）往往被理解为需求匮乏的人类，他们的需求永远无法满足，因为他们的膨胀速度远远快于需求的满足。而贫困人又是现代人（Homosapiens）的后来者，前者是搜刮者和猎人。根据专家估计，已经有50亿人处于这种生存状态。这种人相信一切均有必然性和不可改变性，并且为其寻找文化、宗教和哲学解释。“要求和愿望在出现文化多样性的情况下会发生改变：欲望对每个社会和个人而言会有不同的感受。”（伊里奇）他们知道什么是恐惧和敬畏，什么是惊吓和迷醉，他们对陌生人的死亡感到害怕，并且似乎知道，今天我们所说的需求概念和他们所熟知的大致相同，但是事情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撇开50亿生者这个数字不管，现在的死亡人数是少数。古罗马拉丁文中对死亡的词义解释是“ireadmultos”——去往许多人所在之处。今天，生者占大多数。总人口的大部分依赖于电能、合成衣物、垃圾食品和旅行过活。他们依赖于各种商品和服务，而这种依赖性只是被“需求”这一概念掩盖了而已。我们的星球充斥着牢牢盯住需求的人，今天有差不多60亿，明天70亿，后天可能就会有80亿这样的人群。他们不可能得到一切来满足，或认为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你不应心存欲望！”这样的戒律在今天显得尤其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因为人是有欲求的，所以指望这一戒律发挥作用的想法就无异于让一个牛仔单身去对付受惊的畜群。欲望这一基础旋律的巨大声响已经让人无法再听见其他声音。欲望者居住的世界在自己制造的贪婪中面临被混乱淹没的危险。资源短缺的情况会越来越快地增长，因为随着各种可能性和人口的增长会产生更多的需求。面对挣脱束缚的贪欲和范围迅速扩大的资源紧缺状况可以考虑以下三个解决办法：①按照“能者居上”的格言，将商品和服务依据强权社会的模式进行分配。谁会办事，谁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就什么都得不到。这样一来，一部分人就过着需求得到（无限）满足的生活，另一部分人则因为满足不了需求，人生充满挫败感。强大的胜者还可能令这种状况变本加厉，享受一般人无法拥有的奢侈。②在资源受限和人口增长的情况下对商品和服务进行集中管理，进行合理使用和分配。今天已经逐渐开始对食品进行跨地区规划、生产和分配，解决当前世界的贫困人口问题就是朝这个方向进行的。对此我们刚刚习惯开始试行对医疗和文化商品进行合理化管理。医疗的顶尖产品不再可以应用于所有人，大学开始规定学习年限，参观人数过多的博物馆开始考虑限制参观者的逗留时间。人们甚至可以想象有一天，在不远的将来，假期旅行时的飞行公里数都会按人的一生进行计算和限制，因为天空都满了，高空飞行的危险性急剧增加。总之，就我们所知，下个世纪首要的便是日渐逼近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到那时就不得不禁止给干旱时节的草坪浇水了。③第三种方案最不可能实现，但也可以说是最民主和人道的办法，就是实行自我限制，由人类主动放弃要求。为此，人们必须首先清楚一点，就是要将他们的愿望和需求一起埋葬。他们必须记住，生活要过得充实和幸福不是取决于耗费商品和享受服务的数量，而是与一个人的自主性、对他人之爱和社会性相关。这个问题对今后几代人来说将越来越突出：我们将如何在富人的财富和穷人的困苦两者间差距愈渐增大的情况下生活？解决这一全球范围政治丑闻的关键在于使国家富裕。它们必须考虑重新分配和限制问题。目前人们还无法对此报以希望。但是我们有理由告诉人们，我们的后代会和今天的人同样贪婪和盲目。公民（Citoyen）的优先权商品和信息大潮的增长与人道主义的衰退似乎恰好成正比。在商品和信息尚未完全独立、两者的交换凌驾于人类之上并且摆脱约束开始自主活动之前，人们还能尝试挽回：不是考虑退休人员、股票持有者、消费者或纳税人的问题，这些人在不断消费，这里所说的是公民：不只是地方和一个国家的公民，而且指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公民——这是一个必然出现的伟大词语。贝尔纳德·卡森（BernardCassen）曾经尝试为世界公民订立十条戒律：1 新的分析工具这里需要一个新的范畴来划分我们平常所说的发展。迄今为止，失业率和国内生产总值是最基本的两个词。其次需要区分基本财富（社会的人类和生态资源）和在前者基础上建立的派生财富。然后还要使用一个显示破坏性的指示工具，即负面指标，来列出所有能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但同时对人类和自然起破坏作用的因素。因此需要找出一个概念工具，使人类在资产对照表中处于一个平衡位置。2 保护媒体新闻界越来越腐败，这是因为私人媒体越来越明显地成为资本所有者（金融和工业大集团）的喉舌。原本应该被媒体企业所有者引为依据的新闻自由受到了威胁。必须在立法的前提下宣布新闻媒体受到保护，必须在记者对公众发布新闻承担相应责任的同时，保证其自主权。第十诫：占有还是存在(2)　　3 普及新技术信息社会是大型集团企业发展的产物，也是美国霸权的一部分。“公众媒体必须促进（新）社会技术成为国民教育的基础。为实现这一目的，需要这一部门大企业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但不是将学校交付给他们。”“紧要的是……用民主实践的新武器来武装公民。”（卡森）4 最低收入用较少的劳动生产较多的商品和服务已经成为可能。这就能够为所有人提供经济和社会基本保障。在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鸿沟由于忽视和排斥而变得无法逾越之前，解决这一问题十分紧迫。5 加强南北合作发达国家集团必须调动一切可能来促进国际的平衡。社会团结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必须意识到它是跨国事务。如果北方推行利己主义，那么无疑是助长了大批难民的流亡以及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势力。6 世界性公共组织跨国企业、金融市场和各不同黑手党组织的全球扩展必然要求采取世界范围内的管理措施。因此，必须有在较大程度上独立于美国的联合国组织的存在。但是这样的超级组织往往会带有寡头政治和官僚主义的色彩。因此需要建立独立的国际性组织：工会的、宗教的、文化的网络，人道主义组织以及公平贸易促进组织等，由此才可能建立全球性公共组织发展的起点。7 消除财政力量相对于财政领域的实际力量而言，政策和公民的优先权应当越来越突出。这就要求对外汇市场上的资金、财政利润和金融交易进行重大管理，不应用养老保险来取代退休基金。8 推行社会标准和环境义务廉价劳动力的大规模利用和对环境的盲目破坏包含着社会崩溃的隐患。环境污染的费用支出目前逐渐转嫁给团体。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也许能成为一个新起点，为维持社会标准和在国际商品流通中遵守环境义务提供保证。9 投资协议多边投资协议（MAI）的运行仍然以满足投资方需求为目的，而不是维护公众利益。为生产部门的价值产出设立特定百分比，并将一部分利润重新投资到生产国，这必须成为一种义务。10 作为改革杠杆的欧洲能够吸纳这些建议的欧洲联盟应当具备足够的权力和立法以推行各项措施。目前的欧洲正处于独立化、自由贸易和消除边界以利于财政资金运行的过程中。欧洲不能够考虑放弃文明化进程，而应成为自由市场的合作机关。卡森表述的十条戒律非常具体，当然和经典的十诫有极大的差别。但这一以经济学为范畴的十诫在短期内是值得借鉴的，因为它描绘了未来人性化文明社会面临的中心议题。同样，在看到“你不可以贪婪”这一戒律时，人们必须使其脱离本土范围而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重新思考。赫人乌利亚（拉丁文：Vrias）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大卫夺了妻，随后大卫又用计借刀杀死了这位无辜的人。图中的乌利亚显然是一位忠心耿耿的义人。新的律法之石：论迷惘时代的美德(1)　　构想新的律法之石论迷惘时代的美德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Times）曾在1997年11月17日的报道中说，英国圣公会主教团礼仪委员会决定在2000年的《通用祈祷书》中删去十诫，目的是使仪式过程更加顺畅。这项建议在普通神职人员中激起了一片反对的声浪。没有上帝就没有道德，因为正如一开始所说的那样，我们的道德观念立足于日趋衰弱的神学思想。很多人认为，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准则的实用伦理学是解决道德问题的出路。但是它最终只是一种伪道德，对客观规律妄加想象，人们可以称之为一种簿记理念，将借方和贷方清楚地登记在册。阿图尔·叔本华（ArthurSchopenhauer）也认为，任何注重实用性的道德都不是真正的道德。功利主义的道德是冷冰冰的，而且这种冷漠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此外，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按照“你应当如何”的模式把任何一种规定在毫无争议的情况下强加于人，对孩子尚且如此，更别说大人们了。这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启蒙过程。谁如果不想反抗，那自然应当遵从戒律。但是同时也必须无视解放的历史，再次采取独裁的、原教旨主义的宣传手段，将大人小孩束缚在“你应当如何”的没有任何道理的道德链条之下，使戒律成为强迫他人走上正确“轨道”的戒尺。植根于十诫的专制性引导人们成为理性的公民，使他们能够遵守自己制定的各种行为准则或服从民主集体，人们将自己视为实现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契约的参与者。活动范围有限的灵活多变的现代人，他们只能认识到部分的体系，只能从效果和作用中总结出自身的行为规则。第一秘书的十条法令瓦尔特·乌布里希（WalterUlbricht）是最近试图将十诫应用于国家政治领域的人，他在1958年德国统一社会党（SED）第五次党代会上起草了《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十条法令》。这是一部借用宗教戒律形式体现意识形态专制的法令：1 你应当一直为巩固国际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牢不可破的联盟而贡献力量。2 你应当热爱祖国，时刻准备为保卫工农政权而贡献全部力量。3 你应当协助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剥削。4 你应当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因为社会主义将领导所有劳动者走向更美好的生活。5 你应当以同志式的合作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关心集体，牢记批评。6 你应当保卫和增加人民财富。7 你应当不断努力改善工作成绩，艰苦朴素，维护社会主义劳动纪律。8 你应当用和平的精神和社会主义思想将孩子教育为全面发展、性格坚强和体格强壮的人。9 你应当清白和正直地生活，关心家人。10 你应当团结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保卫民族独立的人们。如果因此认为这种人是利己主义者，这种归类似乎有些过时。他应该被给予更多的个体性。灵活的人是冷静的实用主义者，或者试图用机械方法解决一切道德的问题，或者他们是那种根本不愿意在道德问题上花费太多精力的人，而将自己灵活的人生理解为一个美学（后道德）的项目。但是这里还存在着空白。无论如何，人们有理由希望并能观察到，“灵活性”并不产生于一个人的系统理性之中。情感和渴望、恐惧以及无法驱除的对理性的渴求，这些要求必须被满足。那么人们是否能够将这些情感和内心的躁动成功地加以分解，用治疗学方法进行控制而使其平静下来呢？在业余时间进行群体性自我认知和感性练习以及运用系统的家庭治疗学方法能确证一个人什么时候可以流泪，可以感性地对待周围环境，而无需压抑已经形成的日常生活中的情感经历，使无法清除的情绪封存在情感区域而保持无害状态。或者人们能够注意到，自身的能力可以被系统性地加以运用而发挥作用，而不能利用的感觉因素可以在情感区域得到释放。把人体分为清洁的工作系统以及用治疗学进行管理的情感细菌两部分的做法似乎是可行的。以创造“感官的理性”（葛茨·艾森伯格［G tzEisenberg］）为目标的这种分裂尝试工作已经如此紧迫，因而不得不提上人类发展日程。德文中的真理（Wahrheit）一词本来的含义是“裸体的”。在非基督教传统中，“真理”乃是时间（Chronos克罗努斯）的女儿；而在基督教的绘画中，常常会将真理描绘成一个裸体的孩子，其玲珑剔透、纯净的心灵，也常常通过天使的形象来表达。只为今日……保持冷静的十条法则——约翰二十三世起草1 只为今日，我将努力过好这一天，而无须去想一次性地解决我人生的问题。2 只为今日，我将最为关注自己的仪表，举止优雅；不斥责他人，也不会致力于纠正和改正他人……除了自己。3 只为今日，我肯定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我为幸运而生……不仅为他人，也为这个世界。4 只为今日，我将使自己适应这个环境，而不是要求环境来适应我。5 只为今日，我将花费生命中的十分钟读一篇好文章；如同食粮对于肉体的存在必需一样，精神的存在需要好读物作为养分。6 只为今日，我将做一件好事，并且不会将它告诉任何人。7 只为今日，我将做一件自己没有兴趣去做的事；假如这会造成我的不快，我将尽力不使他人察觉。8 只为今日，我将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或许我不能完全遵照，但是我会写下它来，以避免两大弊端：行事仓促和优柔寡断。9 只为今日，即使遭遇逆境，我仍坚信上帝将给予我美好旨意，如同天下只剩我一人一般。10 只为今日，我不会心怀恐惧。我无恐惧的心如此特别，以至于对任何美丽的事情都心怀喜悦，也相信善。在这12小时中，善将无所不在；甚至使我鼓起勇气，一生行善。必须放弃或者重新建立脱离了神的权威的道德。这种道德原本也只能被作为与实用性和有效性相对的道德加以理解。它实践的是非实际的事物。它也许能使人与邻居和睦相处而不去考虑这种行为的好处。或者使人相信他人，与他人共同承受苦难，去追求一些并无价值的事物。这里的语调和“你应当如何”的句子相比是不同的，后者是响亮而不容置疑的。而前者更多表达的是询问，并且是不完整的。就如同市场模式中的供求关系，假如对此不满意，就可以拒绝。而且“你应当如何”的话也不能当面说。神的权威虽然无法反馈，但其中并没有包含“应当”之意，而且要求他人做他不愿意的事也是不恰当的。因此在总结本书论述观点的同时，人们可以尝试对十诫进行新的诠释，十诫并没有完全排除传统，但它制造了和充满变化的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联。可能有人会说，这一切都是从否定方面来讲的！除了什么是不应该做的，还能给我积极的说法，告诉我什么是应该做的吗？新的律法之石：论迷惘时代的美德(2)　　在人类历史上，善与恶的区分产生之前已经产生了禁忌与非禁忌、神圣与世俗、纯洁与肮脏之间的区别。“不应该如何”的规定使这些领域间的界限更加分明，也防止了禁区扩展到我们的生活和世界。不是“禁忌”，而是1 你不应当制造借口以满足感官需求。2 你不应当妨碍人类和其他众生的未来。3 你不应当放弃代表自己尊严的沉默。4 你不应当让世间万物成为被利用的资源。5 你不应当损害老年人与青年人之间的关系。6 你不应当为了便于管理而剥夺“生活”的个体性。7 你不应当利用自己所爱的人。8 你不应当承受不公正，将其视为不可避免。9 你不应当忘记反省。10 你不应当忽略：学会放弃便是获得自由。必须被放弃的事物规定了人们应该做什么。君特·安德斯（G　ntherAnders）认为，禁止一词早先便包含命令的意义，他还补充说：“现在流行对理论进行批判，指责它们‘只会否定’，如此一来，也应该对从禁忌开始的所有道德进行批判。”反之，如果没有禁忌，没有纯洁与肮脏、宗教和世俗的区分，那么善与恶之间的界限也将消于无形。“不应该做的事”和作为整个体系的世界，两者是无法并存的：一方作用，另一方就无法运行。规定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事”，是在尝试引进和重建已经消失的区分界线。实现这一目标要以道德的创造精神为前提，而并非屈从于强制性的技术理性。我们尽可以将这些“不应该如何”的“禁令”与中世纪神学中有关美德和堕落的古老教义加以联系，来丰富其内容：1 Fides，信念，应当归于第一条戒律。甚至可以掀起一场信仰运动来复兴人类的早期理所当然的看法：生存和历史都有一定的意义。除此以外，没有任何追求比这更重要。（第一条戒律）2 Spes，希望，它必定和未来相关联，不是对即将到来的生活产生影响，而是为生活提供可能性。希望与僵化或美化未来是相对的（因此属于第二条戒律）。3 Prudentia，聪明，以无关的闲话使自己摆脱话语的困境，用声音的干扰、速度的加快和使注意力分散的方式使感官摆脱侵害。（第三条戒律）4 Temperantia，节制，不实施任何破坏和劫掠他人或他物的行为。（第四条戒律）6 Fortitudo，勇敢，以往我们将之作为战争的美德予以看待，今天表现在反抗剥夺生死权的斗争中。因为对他人说“不”需要越来越多的勇气。（第六条戒律）7 Caritas，爱，引导人们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时，为他人而非自己着想。埃玛努埃尔·莱维纳斯（EmmanuelLevin　s）曾如此阐述爱的原则：“让我承担所有责任，你享受所有权利。”（第七条戒律）8 Justitia，公正，将天平持在手中的人不会对贫富之间越来越深的鸿沟视而不见。（第八条戒律）这是最基本的七大美德，其中有四条源自古希腊罗马时期（勇敢、公正、节制和聪明），而信念、爱和希望则来自基督教美德。我们将借用中世纪美德来进一步说明其余三条戒律（例如可以借鉴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vonBingen］的著述）。5 Humilitas，谦卑，似乎是一种以说服方式相对地来处理隔代关系的方法。谦卑作为尊重对方的方式，是双方都乐意接受的。（第五条戒律）9 Veritas，真理，此处所指和其他时代有所不同。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在历史的垃圾和陈旧的思想中寻求真理。（第九条戒律）10 Disciplina，纪律，避免迷失在以物、事以及人的客观对象为依据的对市场的贪欲之中。（第十条戒律）这十条戒律源自于宗教历史的一种声音，因而对很多人来说，它们已经失去了神的权威。它们同时适用于一个特定的社会情境，而不属于我们。其中包含的“你应当如何”的强制性要求已经成为遥远的声音。但是有必要向人们证明，它们是值得听从的。重整与改革伴随着危险，人们似乎正在遗忘邻人之爱、对社会公正和充满意义的生活的追求，因而曾经作为道德壁垒的它们也可能在新形势下发挥同等作用。就此而言，十诫实施的是有益于人类和世界的必要封锁。可以说，我们进入到了与十诫打交道的第三个时期。起先，它是神的法则，之后，自路德以来，它被当做教化工具。现在，它将成为充满革新的社会所需的道德壁垒。也许我们会借用十诫回到一个规则尚未转入人类内心生活的时代——这种内化在今天已经遭到威胁。但也许我们能借用十诫开启新的大门，进入到新的空间，从而带领我们走出对存在之物完全麻木的世界。我们必须学会想象不可能的事物，必须抛却实际，变得更加激进，不仅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如此，道德更要首当其冲。在基督教艺术中从一开始就有对基督（Xhristus）形象的描绘。在基督死去以及被神话之后，在各种的作品中几乎只可以见到他年轻时的形象。X同时有两种象征意义：其一是象征着一个十字架；其二是鱼或葡萄藤蔓的变形。致谢　　在此，我必须感谢那些在这份书稿的写作过程中给予我有益的鼓励、建议和谈话的人们，这其中特别是阿尔伯特·泽尔纳（AlbertSellner）、马蒂亚斯·罗姆佩尔（MatthiasRompel）、格奥尔格亚·拉克尔曼（GeorgiaA.Rakelmann）和威尔弗里德·拉姆帕尔特（WilfriedLamparter）。赖默尔·格罗尼迈尔1998年10月参考文献(1)　　在古希腊毕达格拉斯哲学传统中，Y象征着道德和恶习的分野，从而被认为是一个哲学字母。这个字母也往往暗示着一对正在交媾的动物。校后记新世纪我们还需要西奈的法板吗？校后记新世纪我们还需要西奈的法板吗？一去年11月中旬，我受国家汉办的委派，到德国杜塞尔多夫孔子学院任职。下旬的一个周末，我坐在新租住公寓的封闭阳台上，透过落地的玻璃窗，看着周围静谧得几乎凝固了的一切，这与几天前在北京的纷杂生活相比恍如隔世。在周围的一切都归于宁静时，我终于有机会仔细思考和过滤一下自己从波恩回中国两年来所经历的一切。“文革”时盛行用“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这句话来批评知识分子只顾业务学习，缺乏政治觉悟和革命热情。如果撇开那个荒谬的年代来看，这句话确实有其一定道理。与埋头实干相比较，保持清醒的头脑似乎更为重要。为此人们每周都需要有一天时间静下心来，回顾一下自己所取得的成绩或得到的教训，从而更好地把握明天。这只是从世俗意义上来理解Sabbat（安息日）的功用，而作为神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赖默尔·格罗尼迈尔教授，他所思考的当然不仅仅局限于此了。难道一切可以做的事情都必须要做吗？上帝之所以在第七日休息并非出于疲惫的原因，而是想欣赏一下自己的创造物。同样，其他的众生或非生命之物诸如土地等，也应当有休养生息的权利。由此可知，当时设置安息日也是出于对土地以及其他方面的考虑，而不仅仅是以人的需求为中心。“安息日希望达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埃里希·弗洛姆所说的‘向母体的回归’。”（参考本书第113页）今天，在人们无限制地对环境和自然进行滥用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应当重温一下基督教传统所倡导的这一“舍”的美德呢？二作者用社会学的方法重新解读《圣经》的“十诫”，提出了一系列供我们今天应当思考的问题。希特勒在他与劳施宁（HermannRauschning）的谈话中曾宣告过十诫的终结：“我们面临着一场有关道德概念和人类精神导向的巨大革命。通过这场运动，我们将与中世纪决裂。我们将终结人类的错误道路。西奈的法板已经失去了它的效力。所谓良心乃是犹太人生造出来的。”（参考本书第29页）——西奈的法板真的失去了它的效力了吗？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人类自身的状况也变得愈发难以琢磨。人类一方面被自己无所不能的感觉捧上了云端：微观宇宙和宏观宇宙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与此同时，人类好像又陷入了某种困境：他们的日常生活问题也正以无可估量的速度增长。这个星球如何才能承担上百亿人口不断扩张的需求？（参考本书第87页）这是我们今天必须予以正视的问题。作者对今天现代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提出了警示，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为21世纪的人类敲响了警钟。对那些我们向来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格罗尼迈尔都从社会学或全球的视角提出了质疑，从而促使我们不得不对此进行再思考。比如说“贫穷”的概念，这个词在中世纪时还有可能是一种由人类自己决定、为上帝而奉献的生活姿态。在今天看来，有关消除贫困的讨论显得理所当然。它成了一种依据人均收入、卡路里消耗、消费可能性来进行评定的东西。这种说法使人们忘了，还可能存在另外的生活方式，可以以自足和简朴成就高度自治与文明。这样的观念几乎牺牲了一切其他的生活方式——它们虽然简朴，但却能让那些独立且安于现状的人们过上自决的生活。（参考本书第101页）在此作者引用马吉德·拉纳玛的观点：“在这样一个经济的社会里，个人和国家全都疯狂投身于贸易竞争，大家全都试图在贪婪和权力上超过对方，对人类内在和外在生命力的剥削和摧毁成为了家常便饭。这样的社会一贯被视为现代化的模式所在——而事实上它却是一种可悲的贫困化模式。……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要能使每个个体从自己的贪欲中解放出来，就能使这个地球上一切人的需求得到满足。”（参考本书第102页）由于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人类的幸福并不与财富的剧增成正比。我想，在这里东方佛教的智慧也许是治疗这种贪欲的一剂良药。作者尽管没有借助于佛教的帮助，但同样也认为：“欲望者居住的世界在自己制造的贪婪中面临被混乱淹没的危险。”（参考本书第229页）而最为理想的对策，作者认为在于“实行自我限制，由人类主动放弃要求”（参考本书第230页）。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给未来的人类开出了“新十诫”的药方，其中最后一条为：“你不应当忽略：学会放弃便是获得自由”。（参考本书第243页）参考文献(2)　　三在现代社会的管理系统中，人被纳入了各种组织和繁琐的数据之中。在管理者的面前，人不再是真正的人，而只是一堆统计数字而已。个人（自我）的失落，在当今社会中已经达到了极致。格氏认为：人类的生活状态愈是可以制造，个体便愈觉得自己无能。原来的人与传统以及遗留下的社会组织形式融为一体，由此感受自己的幸福和痛苦。而现在上帝的位置被对生活状态的经营管理所取代（参考本书第89页）。正是由于信息社会和数字化，“人类把自己变成了附属物”（参考本书第225页）。如何在现代社会的混乱局面中保持自我也是作者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此外，格氏认为，随着语言的商业化，知识分子也逐渐消失于公共空间的舞台。“知识分子也变成了这些消遣文化的参与者，在肯定的神前献媚屈膝，将自己那灰暗的躯体作为献祭的牺牲品。”（参考本书第99页）由于过度商业化作祟，批判的精神渐渐遭抛弃。而特别令格氏所担心的“在无需思想的空间中的乐观主义和生活方式”（参考本书第99页）就要出现了。如果一个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没有了批判精神，转而与商业社会同流合污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又怎能健康地发展呢？四在中国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桎梏而走向市场经济之后，由于市场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很多人便以为市场是万能的，是值得我们信赖的。而格氏却基于西方已经饱尝过的负面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市场是一个吞噬一切的怪兽（参考本书第212页）。开放的市场经济社会需要道德的约束。正是这所谓的市场经济社会破坏了文化的传统和生活方式，毁掉了人类的伦理道德。为了让人们真正看清楚市场经济社会的真面目，作者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1948年《共产党宣言》中一段非常深刻的话：“资产阶级……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参考本书第215页）这对于刚刚步入市场经济不久、且一直痴迷于其中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副非常及时的清凉剂。诚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时至今日，马恩著作的含义依旧深刻，可谓一针见血。（出处同上）五作者的疑问——亦即“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十诫’是否已经过时，是否真的还有什么意义？”——这同样也是大部分西方人的疑虑。我想《21世纪的十诫》一书对于中国读者来讲，除了作为一个现代人的问题之外，是否也应引起我们对以儒家传统为准绳的中国社会进行一些反思呢？山西的矿难、河南的假药、据媒体报道前一段又出现了医疗器械的假冒……中国政府为此制订了一系列严厉的法规，但收效甚微。其原因究竟何在？在儒家传统中尽管有过人性的善恶之辨，但基本上还是将人性定位在善良的一面。而君子的理想可以说是孔孟所要求的人类理想的上限。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论语》、《孟子》中有关“君子”的描述，可以发现其中并没有非常明确、具体的规定。所以儒家思想给人的印象更多的是道德的说教，而一旦落到实处便显得苍白无力。这也许就是儒家思想中只有“君子”、“小人”之分，而无“罪人”的缘故吧！对一般百姓的道德底线，在儒家传统中少有明确规定。只是在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的民众才有了可以与基督教“十诫”相提并论的“五戒”以及“诸恶莫做，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等个人生活中必要的准则。而西方却将人性归于恶的一面，“原罪”说便是最好的证明。基于这一原罪，人必须要与神有约定，以便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的一个观点在中世纪得到了理论化的阐释。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有些习俗戒律不言自明，有些则需要智者的阐释。西奈山上的启示就是为了帮助人类克服理性上的弱点。托马斯观念的出发点是人的双重天性——他们一方面享有理性，另一方面却也由于原罪而堕落（参考本书第64页）。千余年来，十诫已远远地超出了法律的力量，成为基督教文化影响民众的诛心之论。而正是由于传统儒家宗教性的缺失，致使中国民众直到今日依然没有最起码的宗教规范——道德底线。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儒家重视修身养性，认为伦理、道德必须由人自行主动培养，而非透过任何天国或本体论的规范而予以预先指定。也就是说，这种伦理是由君子的内省，而非依据上帝的命令来构建的。自然在东亚的历史上，儒家伦理也从未像源于中东或欧洲宗教的伦理学，陷入狂热的传教和对异教徒的迫害，它也因此远离了由于宗教冲突而血腥屠杀的越轨行为。参考文献(3)　　六总而言之，无论对西方人还是中国人，传统的伦理道德都绝非只是文献学、历史学意义上的故纸堆，而是关乎今天人类自身发展的重大课题。当务之急需要我们用现代的方法对这些传统思想加以重新整合，并以此解决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伦理危机。当然，格氏在书中不可能解决人类在21世纪所面临的所有问题，重要的是他及时提出了这些令我们深思的问题，同时也一再提醒我们不要忘却自己的传统。而这些正是我们在追求全球化和市场化的今天往往容易忽略的。在此不得不指出的是，由于作者对东亚的传统所知甚少，因此基本上没有采用东方的例子。事实上在“孝敬父母”、“子女教育”等问题上，儒家的传统同样可以为现代社会提供很多的经验。作者也清楚地认识到了“生活所要求的温暖感觉不是靠行政手段所能达到的”（参考本书第156页），那么东亚的传统社会结构是否可以为西方提供一些借鉴呢？七2006年8月，我第一次就《21世纪的十诫》一书的中文版出版事宜跟格教授取得了联系。在Email中我告诉了他我的联系地址和手机电话。同月底我在杜塞尔多夫（当时我正在德国做访问学者）突然接到格教授打来的电话，说他正在法兰克福机场，马上要飞往纳米比亚。他非常高兴在起飞之前还能跟我联系上。之后我们又联络过多次。当他知道中文版想要一个“中文版序”的时候，便欣然应允。其后我们就“中文版序”的内容以及篇幅又交换了几次意见。11月的时候，格教授将序传给了我，并且在信中很谦虚地写道，随时等待着我的批评和建议。说实在的，在社会学方面我只有虚心向他请教的份儿。最后还有几点要向读者予以说明的：本书的译者在翻译此书时下了很大的工夫，文笔也颇为流畅。但由于缺少在德国的生活经验，也由于过多地使用成语以及汉语中的描写性词汇，致使有些地方偏离了原文。对此校者一一做了修改，尽量使译文符合原文的意思。由于本书于1998年10月结稿，并于20世纪末的1999年出版。所以作者所提到的年代，均为20世纪的年代：如50年代、80年代均系20世纪50年代、80年代。而自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才在德国正式使用，因此书中所用的货币单位依然是德国马克（现在的1欧元约为当时的2马克），这一点需要读者予以注意。最后校者要对我的朋友RolandWiktor提出特别的感谢，在校阅过程中，特别是在原文的理解方面，作为德语和宗教老师的他给予了校者诸多热情的帮助。李雪涛2007年元月7日于德国杜塞尔多夫南城寓所希腊文中的“Zelotes”的意思是“狂热者”，这里是特指在拜占庭的一个特别的修会组织的艺术家们，他们坚持捍卫装饰性的字母图案，并不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