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内在道德的充沛,外形上看不出有道德,这一点非常重要。一个道德之士,外貌也摆出道德的形态,那就是有限的道德,可以叫做「有限公司」。我们中国文学平常讲,「学问深时意气平」,一个人真到了学问知识成就时,深沉了,没有意气了。这句话看起来很平凡,其实很严重。我们知道古今中外的知识分子,可以说那个争论,心里的战斗,比什么都厉害。普通人活着都在争,争的是利害。争那个贪心所起的。知识分子是争意见,是思想上的争,比普通人的争还可怕,实际上超越了利害之争。真做到学问深时,意气平,无争,那就是圣人境界,是得道的人。「学问深时意气平」,这看来很容易,做起来很难。在古代,一个知识分子够不够标准,很大部分就看意气是否能平。而有道德却不形于外,比「意气平」的境界还要高。 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荡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离也。」 在科学上,物理上常用水平,水平这句话首先出自《庄子》。「平者,水停之盛也。」水真正平了,停住了,就不流了,有一点倾斜就流了。所谓打坐修道,做到此心一静下来,就像水一样不流动了,不一定要盘腿。古人形容什么叫定的境界呢?止水澄波,像水一样止住不流,像秋天的寒潭一样,水青得象树的颜色,水里的沙子、游鱼看得清清楚楚,那就叫澄波,但不是死水,死水也是绿,那个绿是看不到底的,那有毒,澄波是活泼泼的,像树叶一样青的,非常好看。人一看见这种水,心境自然会清凉的。所以,水平不流,如止水澄波,这就是道德的修养。能够做到昼夜都在止水澄波中,就是道的境界。庄子很明显地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可以效法水平。此心如水,止水澄波,杂念妄想没有了,喜怒哀乐一来,像镜子一样照住了。佛在《楞严经》中也讲到静坐的方法,开始像一杯水一样是混浊的,慢慢地发现,不静坐还好,一静坐里面的妄想杂念多得很,有人就问佛,佛说这是当然的,初步嘛!一杯水放在那里,开始看不见泥沙,在澄清之时,就看见好多泥沙被澄清下去了,最后再把沉到底的泥沙倒掉,完全变成清水了。 「内保之而外不荡也。」内在心境永远保持这个境界,不受外境界的影响,不管外境界怎样变化,死生存亡,穷达贫富,你的内心像水平一样不流。那你说我学死人打坐在那里,或许还做得到,做事时就做不到了,那就不算数了。要能入世,要能做事,喜怒哀乐都有,不是没有,但内在心里的修养,要像一杯水放在那里没有动过。这种修养可以出世,可以入世,外形你无法了解的。玄奘大师只有八个字加以说明:「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离也。」所以道德达到这个境界,就是子思在《大学》《中庸》上提到的中和的状态。换句话说,这样才真正地成就了和平。「成和之修」,这个「修」不是修道的修,是这条长路,这个希望,这个前途之意。内在有了这种道德修养,入世出世,「物不能离也。」不受万物的影响,外面的万物怎么来扰乱你,都始终凝定在祥和的境界。 德友而已 哀公异日以告闵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执民之纪而忧其死,吾自以为至通矣。今吾闻至人之言,恐吾无其实,轻用吾身而亡吾国。吾与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鲁哀公有一天碰到孔子的学生闵子,这个闵子是否是二十四孝里的闵子骞,不知道,姑且当做闵子骞。鲁哀公本是一个职业皇帝,他说我做皇帝时,「南面而君天下」,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几千年来做领袖的当君主的,都是面南坐北的。百姓的房子即使是向南都要偏一点,只有官衙庙观可以向正南。 这种几千年的民族习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易经》的地球物理,南北极磁场的道理来的,等于与埃及修古金字塔是一样的。我们读古书,读到「南面而坐」,「南面而王」,就是讲帝王。鲁哀公说我做皇帝时,随时为老百姓着想,制定一个政治制度,就怕老百姓得不到好的生活,我是忧国忧民忧天下,我自以为是一个好皇帝。忧心于天下,这也是圣人之道,没有错。 鲁哀公说,我听了「至人之言」,我现在听了你老师孔子这一番话,才知道人的价值还不止这样。虽然我「南面而王」,忧心天下,但有其名而无其实,我最怕不爱惜自己真正的生命,而对国家对人民没有贡献,如果照我这样下去,对国家并不好。这个道理我是因孔子这一番话懂的。这一段鲁哀公拿自己做结论,一个得道的人,不在于外形的威德庄严,所谓真正的庄严,是在内心的充实。所以,他的结论,我与孔子不是君臣的关系,可以说是「德友」:道德的朋友啊!所以鲁哀公毕竟还是鲁哀公。 《庄子》这一段记载得很真实。所以,研究孔于是很难的,只读了四书五经,没有办法研究孔子。还要读了《国语》中《孔子家语》,它搜罗了四书五经以外资料,还要读清代著名的关于孔子的话,把这些读了,才可以研究孔子。在《庄子》这里记载的孔子这些言行,是否是真有呢?考据起来很困难,但有助于了解孔子。其次,《庄子》中很多地方提到孔子,是对孔子难堪和挖苦的。但当你仔细读完了,就会发现很多地方绝对在捧孔子。在这里也是在捧孔子。 这里有一个问题,鲁哀公讲「德友而已矣!」中国文化历史上有一句名言,在曾子这本书中,曾经提出一个原则:「用师则王,用友则霸,用徒则亡。」我们的历史经验,在上古就是用师道成王的时代。所以鲁哀公到底是一个小诸侯,没有大帝王的气度,他与孔子是「德友而已」,他没有说我「师事于孔子」,他讲不出这个话。历史上,汤用伊尹、周文王用姜尚,都是「用师」,就是领导人非常谦虚,找一个「师」来「用」,便「王天下」成大功。至于齐桓公用管仲,汉高祖用张良、陈平之流,刘备用诸葛亮等等,都是「用友者霸」的好例子。总之秦汉以后,没有「用师」的,讲是那么讲,都是「用友';而已。就是我们曾提过的唐朝的李泌,四代唐王对他还是「用友」,还不是「用师」。至于「用徒者亡」,是指专用服从的、听命的、乖乖的人,「末将听令」的太多了,那是必然会失败的。你们看过旧京戏就知道什么是「末将听令」。这是曾子体察古今的历史经验,而后据以说明历史兴衰成败的大原则。这是顺便提到的。 闉跂支离无脣说卫灵公,灵公说之,而视全人:其脰肩肩。甕甖大瘿说齐桓公,桓公说之,而视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谓诚忘。 故圣人有所游,而知为孽,约为胶,德为接,工为商。圣人不谋,恶用知?不斵,恶用胶?无丧,恶用德?不货,恶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既受食于天,又恶用人! 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謷乎大哉,独成其天。 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 颠倒众生 闉跂支离无脣说卫灵公,灵公说之,而视全人:其脰肩肩。甕甖大瘿说齐桓公,桓公说之,而视全人:其脰肩肩。 「闉跂」和「支离」都是外号。「闉跂」是指人长得很小很矮,两脚踮起来脚跟不着地的,用脚趾头走路;「支离」是身体或者左手长右手短,或右手长左手短,反正腰不像腰,胸口不像胸口,怪里怪气的样子;「无脤」,嘴巴看不见嘴唇的。但卫灵公一见就非常喜欢他,因为见了这么一个人喜欢。再看见正常人,就觉得没有一个可爱的。「瓮罂大瘿」也是一个外号,是一个怪人,脖子甲状腺很大,像水缸一样,肚子非常大,但齐桓公喜欢他,看一般人好难看,怎么有一个肩膀有个脖子?越看越难看。 我们看郭象的注解:「偏情一往,则丑者更好,而好者更丑也。」人只要感情有了偏见,主观就形成了。虽然人很丑,还是觉得很好,越看越漂亮;如果对人的偏见一来,或意见不和,就算长得最漂亮,越看越讨厌。当两人感情好时,越看对方越漂亮,你骂他侮辱他,他认为这才对我好;当感情有了偏见时,你对他好死了,他觉得你想害他。大概男女、夫妇、朋友之间都有这个经验。 故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谓诚忘。 一个人有道德,从外形上不一定看得出来,在道德有所长时,欣赏他的道德学问时,就忘记了他外形好看不好看。所以,一般人应该忘记的不忘,而不该忘记的却忘记了,「此谓诚忘。」一般人认为这是聪明,但庄子认为是大胡涂。佛学对这几句话有一个相同的观念:「颠倒」。一般人常常很颠倒,一件事我们认为是真理,或者认为是错误,不一定正确。世界上的真理在哪里呢?很难讲。哲学家、宗教家、科学家三家的人都在找真理,到现在都还没有确定下来。 南北朝时鸠摩罗什法师的弟子僧肇,他的著作《肇论》,对中国哲学,中国文化影响相当大。但僧肇活了三十一、二岁就死了,他太聪明了,文章太好了。《肇论》的文字之美,是很超越的。我们知道,僧肇的文章是学《庄子》的,实际上他的文章真正学的是郭象,倒是郭象的文章才是真正学的《庄子》。历史上有几个大文豪,如宋朝的苏东坡,清代的金圣叹,都是学庄子学郭象的文章。这里我们再看郭象的注解:「生则爱之,死则弃之。故德者,世之所不忘也;形者,理之所不存也。故夫忘形者非忘也,不忘形而忘德者,乃诚忘也。」一个人活着非常可爱,死时就抛弃之。但道德是世人所不应该忘记的,如我们一听某人道德好,就觉得某人一定好,但人都觉得道德好,人真爱好道德吗?不爱好,都被外形所骗,不知外形都是假的。我们也知道外形是假的,个个知道,个个都被外形骗了,被现象骗了。所以一个人真正的修养,忘记了外在一切现象,透过现象看见后面那个真的东西,但一般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却做不到。所以「忘形者非忘也,」忘掉了现象,不是真忘,相反的,「不忘形而忘德者,」一般人都被现象骗了,真正的道德,虽然知道重要,还是丢了,这是「诚忘」。郭象的注解有许多好东西,虽然只看到一二句,你透彻把它了解以后,对于人生作人做事,应用无穷。所以特别提出来,请大家注意。 故圣人有所游,而知为孽,约为胶,德为接,工为商。 这是发挥所谓老子的观念,当然庄子不一定发挥老子的观念,但思想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在文化上提到道家是老庄并称。「故圣人有所游,」所以「圣人」境界,得道的人,有他用心的地方,有逍遥自在,就是佛家讲的解脱。下面庄子从正反两方面的社会的行为来讲。圣人看世间的人: 「而知为孽,」知识智能本来是好的,但是人世上一般的现象,知识越高,做孽就越多。「孽」不是佛家讲的业,佛家讲的业,包括善、恶、无记三种业,这里的「孽」是指坏的,相当于佛家讲的恶业。「约为胶,」「约」就是道德规范,作人有许多的观念,许多的戒条,许多的范围。越保守的人越有他的范围,结果变得很固执,变成黏胶一样,被粘住 了,自己不得解脱,就是佛家讲的太执着了。「德为接,」道德本来是好事情,但一般人用到反面去了.处世待人接物,装起一副道德的样子,道德仁义变成一般人利用的工具,成为好听的名词,并没有真实的意义。「工为商,」「工」是指工艺技能,脑子特别好,所以造出来的东西叫做「工」。有了「工」以后,好的东西谁都要,就变成了商业的行为。 圣人不谋,恶用知?不斵,恶用胶?无丧,恶用德?不货,恶用商? 「圣人不谋,恶用知?」真正得道的「圣人」,不用谋略,也不需要知识智能。知识谋略本身并不坏,但人会把它颠倒用错了,用到了坏的方面,就变成了谋略害人,更进一步就变成了阴谋,偷偷地害人。「不斫,恶用胶?」不雕凿,人生直道而行,该如何处就如何处,没有故意把自己打扮伪装一番,自己也用不着划定一个界限。「无丧,恶用德?」「丧」就是失,「无丧,」没有感到什么是失去了。圣人无所谓得失,人生应该怎样就怎样,没有认为样样东西都属于我的,如你觉得需要钱用,就拿吧,他没有觉得自己损失了,而你得到了。没有假定一个道德的修养,我的钱拿给你,加了一个观念叫布施。「不货,恶用商?」「货」在古代代表一切的物质。圣人不想做生意,他不好货。人都是好货,被物质所困扰的。所以读历史,记载某帝王好货,怎么叫好货呢?所有好的东西,自己都想拿到,就叫好货。如见一个茶杯什么的,真漂亮!最好属于我。我们每个人,见了好的东西都想要,好货的心理在人生中是免不了的。圣人不好货,「恶用商?」就不需要做生意了。 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既受食于天,又恶用人! 这四种是「天鬻」,不需要谋略,不需要智能,不需要自己划定一个范围,不需要想办法把人家口袋里的钱弄到我这里来。人的生命是天生天养,是靠天吃饭的,如果顺其自然的生命,它总有机会让你正常地活下去。「既受食于天,又恶用人!」天地生人,除非自己给自己捣乱以外,每一个人不需要妨碍了别人的生活,都会很正规很平常地活得很好。然而,我们每个人生活在天地之间,没有不妨碍了别人的,乃至夫妻、父子、兄弟、姐妹,都是相互妨碍。譬如说:你帮我把饭做好,我下班回来要吃饭。我一定妨碍了你,才能吃得了饭,这是必然的。人都不能自立,每一个人都能自立,就不妨碍任何人。这是「天鬻」。这是庄子的观念。 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謷乎大哉,独成其天。 这是庄子对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的批判。「有人之形,无人之情。」庄子说,虽然一般人的肉体生命活着,其实都不是人,没有真正用到人的真情。以庄子看来,我们都是假人不是真人,因为我们都没有得道。 「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我们这个形体活在世上,因为我需要活着,你也需要活着,都是同类,就形成了人群,形成了社会。一百多年前,西方文化到来时,那时社会学开始的翻译不叫社会学,叫群学。严几道翻译的一本社会学的书,叫《群学肄言》,严格地讲,严几道翻译观念并没有错,群学一词就出自《庄子》。我们翻译西方的社会,哲学,经济这些著作都是二手货,是日本人先用这些名词翻译西方文化,后来我们又从日本人那里翻译过来,就沿用了这些名词,时间一长也就积非成是,用不着辩论了。我们一般人活着,不懂人生的价值,不懂人生真正的「情」,所以是非弄不清楚,也就是佛家讲的,「一切众生皆为颠倒众生」。 「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敖乎大哉!独成其天。」所以看人类太渺小了,庄子的话就是:人啦,真是太渺小,姑且叫做人吧!庄子自己是人,他把自己也否定了。所以做了真正的人,了解了人生的价值和独立而不移的精神,是非常伟大的。这个「天」是道家的观念,就是自然,佛家叫做如来,真如。 无情之人 下面,加了一些人的对话了,上面都是找一些古里古怪的人来形容这个道理。 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 这里是讲情与无情的道理。 惠子对庄子说:像你这么讲,人要无情才叫人吗?庄子说:对。惠子又说:一个人没有感情了,怎么叫人呢?庄子说:生命的本体给了我们人的形貌,上天给了我们人的形体,怎么不叫人呢? 我们看郭象的注解:「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岂情之所知哉。故有情于为,离旷而弗能也,然离旷以无情而聪明矣。有情以为,贤圣而弗能也,然贤圣以无情而贤圣也,岂直贤圣绝速,而离旷难慕哉。虽下愚聋瞽,及鸡鸣狗吠,岂有情于,为之亦终不能也。不问远之与近,虽去己一分,颜孔之际终莫之得也。是以观之,万物反取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业。故婴儿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岂百骸无定司,形貌无素主,而专由情以制之哉。」 这都是哲学,逻辑的道理。所以《庄子》、《肇论》,不仅文章好,而且哲学理论,逻辑论辨样样好。现在的讲逻辑的书籍,不管是翻译的,还是中国人写的,甚至自然科学的书籍,都看不下去,因为文学的境界不高。如果讲科学,讲逻辑的书,有庄子郭象这样高的文学修养,这个国民的文化就提高了,所以文学有如此之重要。庄子郭象他们也讲哲学,也讲逻辑,一般人看他们的文章,会被文章的美迷住了,不知其内部都是讲的哲学,逻辑。 「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人的生命生来的时候,不是因为情而生的。这里提出了什么是情生?如果我们现在论辨,男女两人有感情结合在一起,就有人了,那什么叫不是感情而生呢?「生之所知,其情之所知哉。」我们生来的时候,那一点灵知之性:知道,这一点知道的东西,不是「情之所知」。这就是中国文化里的两个东西,在《礼记》中,始终把人分为两部份来研究:性与情。人有思想有知觉,这不是感情,这是性,本性,灵知之性;喜怒哀乐悲欢爱,这是情。性是能知一切的,在它上面并没有喜怒哀乐悲欢爱的。所以,这两个要分开。《庄子》中,这里不用这个性,是因为人的性,「其情之所知哉」。「故有情于为,离旷而弗能也,然离旷以无情而聪明矣。」「故有情于为,」就是有为的作用,就是心理有委屈似的,一个人有情,被喜怒哀乐悲欢爱所困扰,那个光明的伟大的作用,困在一个小点上,虽然要使它豁达,噢,我心境要怎么样伟大,思想要怎么样伟大,超出三界以外,不可能,「离旷而弗能也」。如果我们修养到心境离开感情的困挠,非常旷达逍遥,那么,「有情以为,」普通人心里被喜怒哀乐的感情一困扰,要想修养达到圣贤的境界,永远做不到,因为,「贤圣而弗能也。」「然贤圣以无情而贤圣也,」所谓得道的圣贤,根本就是个无情的人,要做到无情才能成为圣贤啦?「岂直贤圣绝远,而离旷难慕哉。」我们就可以了解,真正的圣贤很难做到无情,圣贤是大慈大悲的情,没有世俗的小情。郭象说「难慕哉」,你虽然心中很仰慕,但你的修养很难到达圣贤的境界。心境开阔旷达,包罗天地,包罗万象,这就是圣贤的境界。「虽下愚聋瞽,及鸡鸣狗吠,岂有情于,为之亦终不能也。」一般的笨人,五官不全,脑筋不够的,乃至于鸡鸣狗盗之徒等等,心里这个情感呀,心理越来越狭小,被后天的感情心理困扰得非常厉害。但是,他们对于修道做神仙,越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兴趣大得很噢!世界上的人都是如六世达赖诗中所说,「世间哪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世人的感情也要,圣人的求道也要。成了道成了佛以后,以为自己的感情更伟大了。但是,这怎么做得到呢?「不问远之与近,虽去己一分,颜孔之际终莫之得也。」他们也不考虑,要想修道,变成一个超人,远近要分开,要远离世人情感的作用,亲近解脱智慧高远的境界。远近亲疏分不开,个人的私心一点也没有拿掉,虽然仰慕孔子、颜回的修养,永远也达不到。 「是以观之,万物反取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业。」由这个道理看来,真正的修养,你要自己求之于本身去实验。如果光靠眼睛耳朵去求真理,我们看书靠眼睛,听课靠耳朵,光靠耳目而学来的这一点,或者靠我看见的怎么样,我了解听到的怎么样,不够的,所以。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这是讲学理。你们年纪轻轻,前途无量后途无穷,将来出去做事,算不定不是当什么「圆」,就是什么「长」啦,这个世界的官位就是拿这两个来代表了。反正你没有什么「长」当,家长都会当到的。不管你当家庭的家长也好,当国家的大家长也好,千万记住,「耳目不能易任成功」啊!这是做圣人作领袖的道理。不要随便看见某一点,听见某一点,就判断一切,这是靠不住的。所以当主管的,亲信的人告诉你,老张不对,老李不对,不一定,自己的耳目都靠不住,何况下面人作的报告。「手足不能代司致业。」你不能相信自己的手与脚,乃至人相信自己的手与脚,手脚有时都错误了。你说手脚不会错误?人有时自己拿个杯子都打破了,对不对?做人道理也是一样,尤其作一个伟大的领袖,你认为某人是我的耳目,不一定可靠,某人是我的手足,也不一定可靠。即使当了皇帝,自称寡人,只有自己的头脑,只有自己一个,要真正判断是非利害,他都掺了感情的水了。任何人判断某一仲事都加了感情的水,那酒都变成水了。你喝下去,总有问题,都变成毒药了。所以道家与儒家不同,道家看世间的事物,透彻得不得了。 「故婴儿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岂百骸无定司,形貌无素主,而专由情以制之哉。」郭象举了个例子,什么叫不用情呢?人的心境能修养到婴儿的状态,生下来在一百天以内,勉勉强强一岁之内叫婴儿,总而言之,头顶的旋还在跳,还不会说活,那才是婴儿,如果有一点意识,已经靠不住了,那已经不算婴儿了。婴儿刚刚生下来,不用眼睛,人性天生的那个灵感,就晓得妈妈的奶在哪里,就会偏过来吃的,这就是「灵府」,用不着眼睛看到,所以眼睛是备后天的用。婴儿不需要靠耳朵才听得明白,不会拿脚来当手用,也不会拿手来当脚用,拿手来走路,换一句话说,婴儿全身都是功能。所以,一个修道的个,修养到心中没有杂想,没有妄念,「情」就是妄情,佛家叫妄想,没有这些意识上乱七八糟后天加上的妄想,完全恢复到婴儿的清净无为那个状态,生命的功能就会发出来了。到达这个状态,佛学在《楞严经》上讲,鼻子可以当眼睛看,耳朵可以当眼睛用,各种各样全身都是功能,都是神通。什么叫神通呢?生命的精气神完全恢复到原始的状态,那就叫神通。 上面这些都是郭象的注解。郭象的注解是千古以来的名注,对《庄子》的道理发挥得最好,不但文字美,而且哲学思想高。历代有很多道家和各家的书注解《庄子》,但郭象的注解始终是占在第一名,是有他的道理。现在回到《庄子》原文: 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惠子又问:既然叫做人,哪能没有感情呢?庄子说:你不懂我讲的情,这个情不止代表了普通的感情,还包括了后天加上的思想观念。你搞逻辑把我的名词都弄错了。我所谓的情,不是讲人无知,知是知,情是情,这个天生就能知的,像前面提到的婴儿,不用眼睛看就能找到奶,这是性,这是知。情是后天加上的意识,在佛学里,把第六识所形成的意识统称为染污,就是现在称的污染,现在人把佛学名称倒过来用,就成了最新名词。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学问都是后天的污染,污染越多,我们生命的天性越少。 庄子说:我之所以讲人要修养到无情,是不要偏见,不要后天加上的好恶,而自己伤害到自己本身,我们如果加上妄情,加上后天的好恶,就会伤害到生命的本身。那人要怎样用知用情呢?「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要很自然地活下去。天生眼睛会看,耳朵会听,天生手会抓东西,脚会走路,都是天生自然,不要加一分第六意识,不要加一分后天的观念。就是佛家所说的不用分别心,也就是佛经上常用的「不增不减」。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 庄子认为,不增不减顺其自然地活下去,可以长寿,可以常在,身体同生命的本身是一样的。惠子听了庄子的话反对说:「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我们的身体是要补充的,不加上吃各种东西,各种维他命,身体常用会坏的。我们人总是要想办法给自己多加一点,我今天办事多了一点,哎呀不对,赶紧去休息,不然受不了;要不然这两天不对了,要进补进补,多炖一些当归鸡呀什么的吃吃。越补越糟糕,把你补死了,这就是「益生」吗? 庄子说不对,你不懂,我说生命活着要顺其自然,要不增不减,是心中没有妄情妄念妄想,心中清清明明,这样活着才是神仙之道,才可以长寿。上天给我们的道,这个道就是性,本性,上天给我们形体,这就很好了,人活得很自然,一天到晚头脑清清楚楚,不要加上后天的人情世故,如果加上后天的意识上的人情世故,就有喜怒哀乐,就「内伤其身」,身体内部就受伤害,就会有病活不长。 庄子骂惠子,你把自己的神用在身体外面去了,没有内养其神,精神一天忙到晚,把「精」都外用放射完了,就把生命的电能放射完了。像你又爱弹琴,又爱吟诗作画用思想,把精神全用在上面,连自己都忘记了,你不是自己同自己过不去吗?你弹琴做诗伤害还不大,最厉害的是搞思想搞逻辑学哲学。本来人生活着就自然地活着,但搞逻辑的就问,「怎么才叫活着?你给活着下个定义。」等你把活着的定义下完以后,「什么又叫吃饭?」有人也可以吃面啊,并且饭也可以把它变成米粉,面也可以把它变成面包,搞逻辑的就会一路追到底。庄子说,你活得不耐烦吗?「坚石非坚」,「白马非马」等,要事逻辑去研究,那你就慢慢地逻吧,一直逻到底,定会把你逻死了为止。 这一篇《德充符》,以一个外形残废而内心有道的人开始,告诉我们不要看人的外形,要看内在的道德的修养。扩大一点,就是不要被外在的境界,世俗的环境所困住,要修养使自己的精神升华。最后庄子用自己跟惠子辩论的话作一个结论,告诉我们,精神要修养到什么程度呢?不要自找麻烦,自找麻烦就同惠子一样,认为自己学问好知识高,学问越好知识越高,就烦恼越多痛苦越深,也就同自己生命过不去,自己往死路上走,那就不是《德充符》。要真正道德的充沛,才是道德的境界:天然,心境很平和,自养内在的精神,自然生命道德就充沛了,身体内容也充沛了,才是道的境界。 我们注意啊,内七篇的《德充符》是第五个阶段,由《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到《德充符》,都是一步一步的功夫。第六篇是《大宗师),只有内外修养到达了,道德内在充沛了以后,才可称为「大宗师」。「大宗师」成功了以后,才是师道的成就,就是佛家讲的天人师,然后可以《应帝王》,才能入世,入世再出世,可以为王者师。所以《庄子》内七篇是连贯的。 第六篇 大宗师 《大宗师》这一篇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讲人如何把自己修养到超凡入圣,对物理世界完全是解脱的,是出世的。这一部分等于是《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的总论,也是总的注解,总的说明。人生最大的问题是生死问题,生从哪里来?死向哪儿去?一个人假使能够做到了了生死,对于生死无所惧,无所阻碍,则天地间没有第二件事情可害怕了。于是无所谓留恋,无所谓牵挂,然后才可以入世作人,才可以入世处事了。这一部分等于是《人间世》与《德充符》的引申、解释和结论。《大宗师》就包括了这两大纲目。了解了这两个纲目,学习《大宗师》就比较透彻了。 《庄子》内七篇的前六篇,人经过了这六个步骤,具备了入世出世这两种修养,才算一个人的完成,也只有这样的人才够得上称为《大宗师》。这个《大宗师》就是儒家所讲的成就了的君子。《大宗师》下半部也包括了《礼记》所谓的儒行,一个儒者,一个知识分子怎样做一个人,它是《礼记》中很重要的部分。我们看道家《庄子》的思想,表面上与儒家不同,实际上原则是相同的。 尤其这一篇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命」,这个命不是算八字那个命,它在哲学的理论上叫天命,在实际的修证就是认清生命的来源。生命中间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有一个代号叫命。这个「命」相当于佛学中讲的业,善的是善业,恶的是恶业,不善不恶的是无记业。业就是生命的一股力量,所以又叫业力,也叫业气。 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虽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 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火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也若此。 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不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 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悠然而往,悠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颡;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故圣人之用兵也,亡国而不失人心;利泽施乎万世,不为爱人。故乐通物,非圣人也;有亲,非仁也;天时,非贤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余、纪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 古之真人,其状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与乎其觚而不坚也,张乎其虚而不华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进我色也,与乎止我德也;厉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连乎其似好闭也,悗乎忘其言也。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德为循。以刑为体者,绰乎其杀也;以礼为翼者,所以行于世也;以知为时者,不得已于事也;以德为循者,言其与有足者至于丘也,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 知天之所为 「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 「知天之所为」这个「天」,是代表形而上的道。佛道两家提到天,这个天是代表形而上,就是超越宇宙万有,超越生命以外,另外有一个东西叫天。用宗教的说法,也可以叫做佛、上帝、真如之类的。我们应该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古书上的「天」字,大约概括了五类内涵: (一)天文学上物理世界的天体之天,如《周易》卦卦辞「天行健」的「天」。 (二)具有宗教色彩,信仰上的主宰之天,如《左传》所说的「昊天不吊」。 (三)理性上的天,如《诗经》小节的「苍天苍天」。 (四)心理性情上的天,如《泰誓》和《孟子》的「天视我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五)形而上的天,如《中庸》所谓「天命之率性」。 「知天之所为」,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如果要了解这句话,就要详细研究道家另外一个本书《阴符经》。在《阴符经》里中第一句话就是:「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这句话就把宇宙万有生命的道理都讲完了。实际上,《易经》和道家的这些修养法则,都是从效法天道,宇宙自然的法则来的。当智慧到达了宇宙万有以外的那个天,「所为」,所做的。庄子没有用「知天之能为」,我们要注意,「能」与「所」要分开,「所为」是现象是作用,「能为」是它的体性。我们人的生命同宇宙自然法则是一样的,所以,能够了解「知天之所为」,然后「知人之所为者」,了解人为的各种人事法则,譬如,人生理的变化、思想精深的变化,那么,这个人的修养学问就到家了,「至矣」了。 在这一篇里,大家不要轻易抛弃了郭象的注解,郭象的注解非常重要,可以说后人解释《庄子》还没有超出他的范围。 「知天之所为者,皆自然也。则内放其身,而外冥于物。与众玄同,任之而无不至也。」 这里所说的「自然」,不是自然科学的自然,也不是印度的自然外道那个自然,我们讲的自然科学的自然,虽然名称也叫自然,它是指有质有象的物理世界。印度有一学派,称谓自然学派,佛学名之为自然外道。其所为自然,是指生命的本源不用追求了,随便它象行云流水以养,一切听其自然,这个自然变成印度哲学上一个有生命、有主宰的东西,是理念世界的自然。中国道家讲的自然,可以说概括了物理世界的自然,又概括了印度自然学派的自然。这个「自然」的代名词就是「道」,就是孔子在《易经》中说的形而上道,就是本体的力量。我们看书要把中国道家所说的自然,同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所说的自然区分开来。尤其近代中国翻译西方典籍,把物理、化学等学科,统称为自然科学,这就借用了中国古代道家这个「自然」的名词,我们不能因此便认为道家说的自然,就等同物理范畴的自然。但大家往往对这个观念本末倒置,颠倒了。郭象的意思是:一个人能了解老子的所讲的「自然」,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就是得道的人。「则内放其身,而外冥于物。」则没有身体的障碍,没有身体的观念了,同外面的世界心物一元了,同外物混合为一乐。「与众玄同,任之而无不至也。」人与万物,跟树木、花草、行云、流水不分彼此,混合为一乐,因此放任其自然,一点也不用心,不加后天的心识,那么道的修养到了。 「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 郭象的注解: 「天者,自然之谓也。夫为为者不能为,而为自为耳。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不知也,则知出于不知矣。自为耳,不为也,不为也,不知也,则为出于不为矣。为出于不为,故以不为为主。知出于不知,故以不知为宗。是故真人遗知,而知不为而为。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称绝而为名去也。」 「天者,自然之谓也。夫为为者不能为,而为自为耳。」「夫为为者」,前一个「为」是动词,后一个「为」是名词。就是说,宇宙中有一个主宰,宗教家叫它上帝或者玉皇大帝等,道家没有这些,中国文化从《易经》开始,宗教外衣早就脱掉了,反而是后人把它穿上了。 中国文化用现在的观念讲,是相当科学的,既不加宗教的外衣,也没有哲学的粉刷,直接地、赤裸裸地表达有一个东西,能为宇宙万有做主宰的「为为者」,「不能为」。实际上,宇宙万有那个生命的根源是「无为」的,它什么都不能做。譬如我们看见的物理世界的虚空,它什么作用都没有,但是宇宙万物离开了空间就没有了生命,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夫为为者不能为」,它没有主宰,也不是自然,可它是万物生命的根本。那宇宙万物一切的生命自生自灭,为什么呢?「而为自为耳」,它自己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生命的法则。「而为」这个「为」,具有所为的为,不是能为的为。 「为知者不能知」,我们人类的智慧高,是了不起,但最后还是空的,因为空,所以无知。最高的智慧到达了无知,「而知自知耳」。人类有思想,能知一切,这个能知一切,不是上帝做主,不是菩萨做主,也不是鬼神做主,是我们生命里面本有的功能。 「自知耳,不知也,不知也,则知出于不知矣。」因为我们生命的功能具有无穷无尽的智慧,表面上看起来是无知的。这不像我们现在理解的有知。因为它是无知的,所以无所不知。我们智慧最高处,一无所有。道家这一套思想就是老子的「无为」,发挥为最高的政治哲学,就是帝王领导学。一个坐上面的人,不一定太精明,太有为,即使很精明很有为,也装起来很糊涂,,无所为,因为无所为,他下面的人才可以发挥长处。「自为耳,不为也,不为也,则为出于不为矣。」道理都一样,我们不用再加一层的解释了。 「为出于不为」,因为一切万有的所做所为,它本身是从道体的生命,最高的功能那个无为而来。「故以不为为主」。「知出于不知,故以不知为宗。是故真人遗知,而知不为而为。」得道的人没有知,无知,一切的感受、感情、知识、思想都空掉了,抛弃了,那无所不知的最高智慧,就发挥出来了。「自然而坐,坐忘而得。」要得定,把身体、身心都忘了。「故知称绝而为名去也。」所以最高的智慧,得道,是绝对的,没有相对的,一切的名相、名称,叫它道也好,什么也好,这些都沾不上。 郭象注解《大宗师》的文字很美,你看他翻来覆去几个字,但每一层逻辑分析的很清楚。科学化的逻辑思辨而用文学化表达出来,用「为」「知」等几个字,作了一大段文章,读起来还很舒服,这是中国文学艺术达到了极高处。当然有时自己读起来会笑的,什么为呀知呀,搞些什么名堂。其实这是有大道理的。现在回到《庄子》原文: 以所知养所不知 「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之,以养其知之所知。」 那么退一步讲,不是退一步讲,如果我们了解了人这个生命,是怎么样一个法则,使怎样有所为的。这就包括了两方面,一个身体生理的,一个精神生理的。譬如疲劳了一定要休息睡觉,睡着了一定要清醒,等于自然界一样,白天过了一定是黑夜,春天过了一定是秋天。「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之。」换一句话说,我们人求知识,求学问,是莫名其妙的不知为什么求,这是一件非常可笑非常幼稚的事。人类求知识不是真正的为自己,把知识用来搞一些机械什么的。我们人发明了机械,生活很便利,本来想救世,结果呢?相反的都变成杀人的工具了。这个知识有什么用呢?也就是说,我们人应该把求来的知识,回过来了解自己生命的本来,「父母未生我以前」在哪里?上帝的外婆时谁?可是人类有了学问,有了知识,没有做到「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之。」 所以我们要把学问知识,用来求生命的那个本来。自己所不知道的,「以其知之所知」,然后回转来,「养其知之所不知。」我们现在这个知识所了解的,是生命的第二重投影,在这个能思想有知识学问的上面,有一个根本,那个根本还没有找到,所以我们只晓得用自己生命的第二重投影,第一重的还不知道。如果知道了就叫得道,得道需要高度的学问,高度的智慧。如果我们把那个根本求了出来,求出来时什么?「不知」,一无所知。有一个「知」存在,就「非道也」。 我们再看郭象的注解,这是很宝贵的东西,不能轻易把它放弃了: 「人之生也,行虽七尺,而五常必具。故虽区区之身,乃举天地以奉之。故天地万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无也。一物不具,则生者无由得生,一理不至,则天年无缘得终。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为或不为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众,为之所为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备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为不敢异。异则伪成矣。伪成则真不丧者,未之有也。或好知不倦,以困其百体,所好不过一枝,而举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其不知也。若夫知之盛也,知人之所为者有份,故任而不疆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极,故用而不荡也。故所知不以无崖自困,则一体之中,知与不知,相与会,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养所不知也。」 「人之生也,行虽七尺,而五常必备。故虽区区之身,乃举天地以奉之。故天地万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无也。」五常分两类,物理世界的五常就是五行,金、木、水、火、土,人伦的五常为仁、义、礼、智、信,也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我们这个生命活者虽然「区区」,「区区」形容极小,就那么七八尺高,几十斤肉摆在那里,很渺小,你不要看不去起我们渺小的身体,整个天地都来培养这个生命。没有空气、没有太阳、没有水、没有青菜、萝卜,你就活不下去,宇宙万物都来「奉」这个区区,所以天地万物的存在,不可一缺少一件东西。 「一物不具,则生者无由得生;一理不至,则天年无缘得终。」宇宙万物少了一样东西,尤其是日光、空气、水,增一点或减一点,你的生命就活不下去,就是讲物理。「一理不至」这个「理」,是讲精神世界。精神的生命与物质是同样的重要。精神生命有至理,「理」包括了这些性的,也代表了精神的法则,这是一个代号,整个「理」就是知识所能了解的。我们中国文化讲什么叫儒者呢?「一事不知,儒者之耻」。一件事情不知道,那够不上称为知识分子,所以一个知识分子读书人,能通万理,无所不知,「一理不至,则天年无缘得终。」修道的人要有高度的智慧,无所不通,有一点不了解,这个生命就做不到长生不老。 「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我们身体比什么都复杂,比宇宙还要复杂。所以,朱文光有一篇文章要出来了,虽然是一篇小文章,却可以做一个科学上的证明。整个宇宙万有,先不讲唯心只讲唯物,拿到我们的脑子里来,这个宇宙是很渺小的一点。人这个脑子真复杂,有那么多神经,同电缆一样。现在科学进步,身体内部可以摄像,心、肝、脾、肾哪一点起了变化,立刻就可以看出来,人的思想里面动念,心就起变化,都可以表现出来。将来科学还会进步,诊断一个人的病体,只要一照相就行了,一看哪个部位颜色不对,就知道了。其实这个原理中国在古代就有了,中医里面有,只是没有那么科学化,所以道家思想认为,人体里面的一切,有一部分我们知道,也还有很多的地方我们不知道。 「理之所存者,为或不为也。」在天地宇宙间,我们的精神生命,有些功能起作用,我们知道,有些没有起作用的功能,我们还不知道。注意,郭象在东晋之时注的《庄子》,那时就提出了「理」字,到了宋朝的理学家,也用理字。理学家用了人家的东西,拼命骂道家外道,佛家异端。理学家最可怜,等于在东家邻舍借一点东西,在西家搬一部分家具,然后自己开了个店面,卖的东西都是别人那里偷来的。还认为就自己的最对,其他两家都不对。 「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众;为之所为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我们人类自认为学问很好,科学也好,哲学也好,我们以知识所了解的,关于身心生命同宇宙的知识只有一点点。而我们身体上的,生命上的功能非常富有,人类所不了解的还相当多。所以各种方法的养生之道,医药也好,修道也好,我们做得到的,能达到最高效果的太少了。宇宙间还有许多真理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还保存着许多秘密,不是天地有意地保存,是我们知识还不到。 「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备焉。」因此,没有办法把这些秘密变成一个工具,都为我所用。因为理不通嘛,同科学道理是一样。譬如,牛顿看见苹果落地,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使科学进步了一层,成为了一个科学的大纪元。但我们吃了那么多苹果,都变成大便了,怎么没有发现苹果落地中间有一个道理。科学家都跟傻子一样,经常傻不楞登的,突然灵光一现,哎呀,中间有个道理,就被他发现了。这同文学家一样,好词句也是突然冒来的。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瓦特发明蒸汽机都是一样。但是,宇宙间的这个「理」,「在上者,莫能器之。」它永远存在,就是你智慧没有发现。所以在我们生命里有一个道理,自己发现了可以把生命保存得很长久。「而求其备焉。」但我们想求完备是做不到的。这两句话两用的,后来也被政治领导人用作领袖哲学。当领袖的「在上者,莫能器之。」,自己什么都不会,同汉高祖一样,样样都不会,汉高祖会什么?会喝酒。但汉高祖善于用所有人的长处,结果都变成了他的成功。 「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为不敢异。」现在西方的科学研究,新的名词特别多,你把旧的东西找出来,就应用无穷了。这是人类行为学的准则:「人之所知不必同」。譬如,你办一个工厂要用人,部下的智慧、才能不必要一样,如果都是一样了,整个工厂就不好办了,大家都很聪明,聪明的连一个螺丝钉都上不上去了。所以,「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为不敢异。」但是有个目的,人都要活者,人的智慧都不一样,有些所作所为可要一样,人的思想观念固然不通,要不要吃饭,要不要睡觉,要不要拉大便,都是一样。「所为不敢异」,必须要想同,统一于其间。 「异则伪成矣。伪成二真不丧者,未之有也。」人类的目标是共同的,可人类忘记了这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因此社会有虚假,有作伪,有勾心斗角,人心有各种欲望的不同。所以我们人生后天用的思想,生命的真东西都没有用到,都用得假东西,假东西用了之后,这个真的生命没有了,丧失了。大家注意,道家的东西是很圆的呦!下面讲的也是最高领导学领导的道理,领袖的道德:诚恳。所以,最高的诚恳是最成功的人。 所以,我常常告诉青年同学,你们不要玩花样,不要玩手段,这一百年来看的清清楚楚,世界文化交流的发达使我们看得更清楚,每一个人玩本事手段的人,一个高出一个,但一个个都搞死了。尤其我们这些老头子,看看现在年轻人越来越诡,手段越来越高,比我们这些老的更老奸巨滑,你那是「太上老」。将来这个世上什么人成功呢?一个笨人,一个不玩手段,对人做事非常诚恳的人,这个人成功了。真成功还是诚恳,这是天地的法则。大家看工商界有钱的大老板,年轻人看看,你们都是博士,结果在他那里拿十万块钱,还听他的挨骂,所以我说:「世界上的博士都是给'不是'用得,他什么都不是,格老子有钱,你要听他的,你有什么办法?你说他有什么本事呢?他又一个本事,他吃苦耐劳诚恳,所以他有钱。你博士又怎么样?博士碰上他'不是',是要比你高一级阿。」世界上的大学校长都要募钱的,哪些校长向谁要钱?向「不是」要钱。「不是」出钱来培养你们这些博士。世界就是这么一个世界,你看妙不妙!由这个道理你就懂了,最高的成就就是诚恳,不做伪。 「或好知不倦,以困其百体,所好不过一枝,而举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有些人「好知不倦」,同我们这些笨蛋一样,读书求知识,有一点不懂拼命去钻,结果身体搞衰弱了,眼睛带一千度,头发变白了,背也弯下来了,不是花眼就是咳嗽,搞得可怜兮兮的,不过帽子戴上了叫博士,如此而已。你所好的,所了解的,不过这一点,但你「六根」都烂了,身体不健康了,不戴一千度的眼镜就看不见了,这又有什么用呢?所以,人类真是可怜,以很小一点的聪明智慧知识,却害了根本的大知。 「若夫知之盛也,知人之所为者有分,故任而不疆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极,故用而不荡也。」真的智慧,最高的成就是什么?真知道人生的重点,人生后天的知识、能干是「有限公司」,因此体任自然,不去勉强成就。了解人生这一点知识很有限,你不能了解宇宙,你不能了解生命有用呢?因此自己「用而不荡也」。虽然人生在世间作用,但不乱来,自己坦然「我很笨」,因为连自己生命从哪里来都不知道。 「故所知不以无崖自困,则一体之中,知与不知,闇相与会,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养所不知也。」我们现在的知识也好,学问也好,太有限,不要以这个自满,抛弃了这个,对于生命里面「知与不知」,把现在知识了解了怎样修道,怎么懂得知识求来的,那么达到道德境界,无知,把有为的知识融入无为的境界里去,「闇相与会」,则与道德境界自然冥合了,不用分界线了。 郭象这一段注解很好,他把《庄子》「以其所知养所不知」这一句话,做了一篇论文,他也是真正的博士了。古代考试与我们不同,所谓考文章,在四书五经中,随便抓出一句,临时出题,你就要对这一句进行发挥,来反映出你的思想才能。随便抓一点,出一个题目,这是很妙的。郭象这篇文章就是庄子的一句话的发挥,他把哲学、科学、人生、政治,一切道理,在几句话的短文里发挥完了。郭象相隔庄子有好几百年,却把《庄子》了解的如此之透,可以说他是庄子的私淑弟子了。讲中国这些史,研究中国文化的演变史,就要研究注解的年代。如果这些注解不看就溜过去了,就不知道时代文化的演变是怎么样的。我们知道,两晋南北朝对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有那么大,它是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所以两晋南北朝的清谈不是偶然的。就历史地渊源看来,真正提倡清谈,其开创祖师是曹操父子。这是告诉青年同学们,现在这一百多年写的中国哲学史,都不大靠得住,都还有问题。 人为什么短命 「终其天年而不中道不夭者,是知之盛也。」 庄子提出来人对生命的把握。一个人的生命自己可以作主,可以永远活下去,并不是那么短命的。我们人认为自己活了七八十年或一百岁很长寿,在道家看来是很短命可笑得。中国文化的道家思想认为,人可以活到与「天地同寿,日月同修。」为什么我们人做不到呢?道家思想同佛家思想几乎相同,都是我们自己糟蹋得,所以活该早死。有一个道家资料很有意思,喜怒哀乐,思想情绪心理的变化,每动一下减少多少岁,如大发脾气,一减减少了五十年。那个帐一算下来,活了五六十年都已经很了不起了。这是中国道家特有的思想。我常说,不管它准不准确,这种理想,如果你认为是幻想的话,也可以。这种理想对生命的重视,全世界人类文化中,只有中国文化才有,这是中国道家特别的地方。有一个比较相同的,佛经里面有,但没有道家思想把人类生命的价值说的那么坚强。佛经里面说,人生来就有八万四千岁,因为人类心坏了,思想越复杂道德就越坏,一百年里减一岁,人也矮一寸,慢慢矮下来。到了人类知识最进步的末劫时,人类脑袋大,四肢小,人到十二岁就做爸爸了,活到一二十岁就死了。在那个劫数里,草木都可以杀人,空气都可以杀人。最后人类统统死光,只剩下五百人作人种了。到那时人类就悔过了,做好人作善事,科学文明也废了,人还是靠劳力规规矩矩作人。那么人类一百年里加一岁,人长一寸,一直到八万四千岁,这么一个来回叫一劫。这是佛学里关于宇宙生命劫数的一种说法。同道家的说法很接近。为了解释「而不中道不夭者」,我们用到了佛家的说法,现在还是瞧瞧道家的看法:「彭祖年高八百岁」,算是短命的。庄子在《逍遥游》里提到:「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球。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我们认为大椿活了一万六千岁,道家认为只活了一年而已。 「虽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 庄子讲了知与不知的重要,这个纲领先要把握。就是说,人类的知识不算学问,我们有个大学问,无所不知的那个道体,也就是生命的根源。我们做了一辈子人,对生命的根源都不知道,白做了人,很可怜!用庄子说法,是一个假人。了解认识了生命的本源才是真人。后来道家的神仙,得道的人都称真人。如吕纯阳得道了,大家就称为吕真人。当然我们在座的哪一位姓张的,姓李的,如果将来得道了,就叫张真人,李真人。那么这个道怎么来的呢?两个路线:一是抛弃了你的小聪明,而求那个「吾知之知」的大道;另一个路线,把世间的聪明学问都通到了极点,最后归到「一无所知而无不知」,也就得道了。这是将知的重要。那真如是什么?在佛学里,印度翻译过来一个名称叫般若,《金刚经》又叫《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在般若里有一个实相般若,就是道的智慧,在中国不按智慧来翻,因为意义不同,实相般若与「知而无知」,其实是一样。所以,印度文化一进来,同中国文化一搭配,佛学在印度就结束了,同中国文化就融合了。这两面的东西都一样,只是表达不同。 那么,庄子又讲「虽然,有患。」但是,虽然如此,这个道理还有个毛病,理由是「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我们的知识,都是相对而了解的,「有所当而后待」,「当」念成恰当的当,然后才下一个恰当的名次,做一个恰当的了解,这就是普通的知识。在佛学唯识学看来,就是「比量」。老子也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合,前后相随。」所以知识就是相对而求出来的一个结论。都是相对比较性的,「比量」而求得,没有绝对的标准。 「庸讵知吾所谓天人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 「庸讵知」是庄子文章的口头语,是当时的土话,相当于「那么」的意思。庄子试战国时南方的楚人,南方的楚人不是后世所讲的湖南湖北,等于是中原这一带的人。后人如苏东坡等,为了使自己文章漂亮,经常学庄子的文章「庸讵知」,直到宋朝都选用这个使文章转折的词,实在没有什么道理。「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我们所了解的道,乃至这个天,不论是科学的或形而上的道体等,「非人乎」?都是人为的,假想的。如宗教家说上帝怎么样,天堂怎么样,那是你的解释阿!你看这个宗教非常有意思,西方人的天堂同东方人完全两样,阿拉伯人的天堂同欧洲人的天堂又不一样。颜色都不同,神的样子都不同。中国人的神穿中国服装,汉朝人解释的菩萨,穿的是汉朝衣服。你再问有神通的西方人:我前生是哪里人?他说你是希腊人,或者印度人,但很少说你是湖南人,因为他不晓得有个湖南,他意识境界里没有这个概念。东方人,中国说看到鬼,看到神什么的,他也不晓得欧洲什么样子,也从不讲外国人头生到这里。这些谈天说地的,都是人为,没有一个知识靠得住的,「吾所谓天之非人乎?」 「所谓人之非天乎?」在讲到政治哲学或哲学思想时,我常常问大家:什么人是哲学家?乡下的那些毫无知识的老太婆,一辈子离家没有超过二十哩的范围,端根板凳坐在门口,看到太阳升起来又落下去,看到牛回来了,看到下雨了,田里的水涨起来,一辈子也就看到那么个境界,也没有爬过阿里山,也没有到过东亚饭店,但是你问她:「老太太,很苦啊。」她回答你一句话:「没有什么,命嘛。」认命了就是大哲学家,所有哲学家都不及他。你说政治哲学,中国古代讲「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老百姓只要安居乐业就好了,所有什么主义什么思想,都离不开这八个字。这就是哲学,这就是人最起码的话,它合于最高道德的天理。知识分子所解释的,宗教家所解释的,天堂又怎么样,你到我这里来就没有罪拉,不到我这里来就有罪拉,这些都是挂羊头卖狗肉,都靠不住。庄子都给你讲明了,最平常的道理,最平常的东西就是最高的真理。真理在什么地方?在最平凡的地方,平凡就是最高真理。 古之真人 「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 庄子提出,人得了道就是真人。真人有「真知」,那是真智慧。下面庄子又把我们带入一个神话境界,但却是真的,把人的生命价值说的很清楚。什么叫真人呢?三点:「不逆寡,」就是顺其自然,一切不贪求。人通常有一个心理,从小孩开始,分糖也好,吃奶也好,都贪多。真正得了道的人,「不逆寡」,「逆」通迎,「寡」就是少,少就少一点,就像刚才讲的乡下佬太婆,如果你问她:「你怎么分得这么少?怎么只有这么一点点?」「命嘛!我的命嘛!少就少吃吧,无所谓!」 什么叫「不雄成」?「熊」是英雄,自己觉得了不起:「你看,我比你行吧!所以我就了不起,我就成功。」这是机械心理,用心打主意。得道的人不觉得自己了不起,一切的成功都是自然,他没有觉得成功与失败,命嘛,无所谓,就这个样子。 「不谟士。」「谟」就是谋,打主意。我们所有的人都打主意,想办法赚钱,想办法找门路,乃至想办法学道,想办法拜佛,多拜一下我的罪业就少一点,我向上帝祷告一下罪就没有了。都在那里打主意,都在做生意的思想,都是自己欺骗自己。 这三点是人生心理状况最严重的地方。做到了真人,这三点都没有,人会打主意,真人不打主意;人会觉得自己了不起,真人不觉得了不起;人会贪多无德,不好的地方不住,钱少了不干,或者你看不起我,我就生气,这些都是「逆寡」,真人「不逆寡」,这三句话,用现代心理学发挥起来就是三本大著了。古代就只有三点,很简单。 「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 「若然者」,如此的真人,他没有过错,纵然有过错也是无心的。「过而弗悔」还有这个观念,就是过去了就过去了,没有后悔没有追恋。人大半的烦恼,就是追悔过去,梦想将来。光在那里烦恼生气,不能把握现在。生命只有现在,没有过去。过去已经过去了,未来还没有来,你去想它干什么?譬如说现在怎么样?现在就在这里看书,很简单!心中就没有烦恼,所以「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也有两个观念,做人做的很恰当,并没有觉得你看我做的很好。「当」就是现在,现在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第二个观念,在现在的时候,过去不追,未来不妄想,「不自得也」,也不想把现在抓住,现在永远都抓不住地。这就是《金刚经》上讲的:「过去新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所以真人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已经没有时间观念了。我们的心理状况都在三段里聚会,追想从前,遐想未来,现在把握住不放,生怕他飞掉,其实你越抓得紧它飞得越快,绝对是把握不住的。 「若然者,登高不栗,入火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也若此。」 真人修养到这个程度,爬高没有「恐惧症」,不止爬高没有恐惧症阿,你把他放下千万丈悬崖,他也没有觉得掉下去,他没有高低的概念。到了水里也淹不死。入火也不觉得热,烧不了他。生命功能修养到这个境界,就是真人。这些道理讲起来理论很难,不过我知道我的太老师真有这个本事。太老师是学禅的,人到了最后,什么都无所谓,笑一笑。我的老师告诉我一件真实的事,这事距今有八九十年了,有个法国神父来同太老师谈道,法国神父带了一瓶毒药,等于杀虫剂之类的,人喝了会死的。太老师说:这东西哪里会人喝了就死,我看同茶水差不多嘛。法国神父说:先生你不要开玩笑,这东西吃了真会死人的。太老师说:那我喝给你看。就喝下去了,一点事都没有。太老师是广西人,后来一直住在四川,有一次太老师夜里从成都回新都的家,出城要经过北门的泗马桥。就是司马相如讲的「不坐泗马高驹,誓不过此桥」的那个驷马桥。太老师夜里回家,一手拿念珠一边走路,也不知他念佛不念佛,结果在河里走了一夜。早上有人在船上,看见有一个人的头在水里转,连忙把太老师弄起来,问「老先生怎么在这里?」「我回家」,「你怎么在水里?」「我在走路。」太老师入水,一切都忘掉了。「是知之能等假于道也若此。」「假」通遐。他的心境界已经达到了无量无边,大而无外,小耳无内,他把身体已经忘记了,一切知觉感觉,已经同他毫不相干了,这就是真人。这是庄子描写由心理转化到这个境界,这是要实证的。 「古之真人,其寝不寐,其觉不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 得道的真人夜睡无梦,睡了就睡了,醒了就醒了。醒来呢?也不做梦。我们一般人睡觉,眼睛闭着有一个境界叫梦。我们现在认为醒了,也在做梦,白天在张着眼睛在做梦。白天的梦有悲欢喜乐,夜里的梦也有悲欢喜乐。真人「其寝不梦,其觉不忧」,白天夜里都无梦,就那么坦然。「其食不甘」,真人吃东西真无所谓,吃什么都可以,没有觉得这个是苦的,那个是甜的,没有食欲,吃一点点饱了就行了,食欲没有了。这个食欲很严重阿!还有食欲的存在,气脉是不会通的。「其息深深。」这个「深深」,不要搞错了,不是深到丹田。不要认为小腹下面是丹田,那是大肠装的大便小便,你把那里守着干什么?搞久了之后,不是大便秘结就是血崩。为什么在小肚子上搞?这也不是在小肚子上,小肚子在猪肉摊上买一个很便宜阿。这个「深深」,是深到无底,不是在身体上搞得,当然身体有感觉。庄子前面也讲过,真人呼吸每一次来,都到达脚底心脚趾头,这是自然的。 「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息」不是鼻子的呼吸,鼻子一来一往呼吸,在一呼一吸中间,有一段很短的时间,普通人很短,有定力的人一点,好像没有呼吸,停止了呼吸,那才是真「息」,那是呼吸的功能,最初的能。真人不靠鼻子的呼吸,他自然的呼吸,在呼吸往来间,那个保留的元气,那股「息」,每一次都到达脚底下。普通人呼吸是靠肺部的。 这些是描写真人的外表。这样的人,慢慢地有资格做「大宗师」了。即使修养到达这个境界,还不完全够做「大宗师」的。那个中国道家,后世就把这样的人叫做仙。仙分神仙、天仙、地仙、人仙、鬼仙五等,如薛道光注《悟真篇》所云:「仙游数等,阴神至灵而无形者,鬼仙也。处世无疾而寿者,人仙也。飞空走雾,不饿不渴,寒暑不侵,与道合真,步日月无影,入金石无碍,变化无穷,隐显莫测,或老或少,至圣如神,鬼神莫能知,XX莫能测者,天仙也。阴真君曰:若能绝嗜欲,修胎息,存神入定,脱毂投胎,托阴阳化生而不坏者,可为下品鬼仙也。若受三甲符篆、正一盟威、上清三洞妙法及剑术尸解之法而对得道者,皆为」南宫「列仙。在诸洞府修真得道,乃中品仙也。若修金丹大药成道,或脱毂或冲举者,乃无上九极上品也。」鬼仙,死了以后精灵不散,最低级。人仙,人中之仙,有定力,心境很开阔。人如果修养到「真人之息以踵」,达到「昼夜长明,夜睡无梦,心存日月」,就是地仙之份。所以道书上描写中国有些老祖宗得了道,到了八九十岁还「行及奔马」,因为他身体轻灵,看他走路好像没有举步似的,但始终与飞奔的马并排,这也是地仙之份。其次依次是天仙,大罗金仙。大罗金仙师佛家讲的大阿罗汉境界。 「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 「屈服者」,一个心中有烦恼,我们每一个人活着都很屈服,也就是活得很窝囊很委屈,为什么?因为心里都有股烦恼压在里面,无法给人家讲。「嗌言若哇」,有时候讲话,象我们去找人求人,尤其向别人借钱时:「不好意思,嗯,嗯。。。」讲了半天,而正是嗯不出来。了解的人就说:「要多少钱你讲嘛,我拿给你,不要罗嗦了。」所以我们人活在世上,讲话都没有痛快过。如果是儿子向父母要钱,都很自然,那是睡着要;太太向先生要钱,那是站着要;父母老了向儿女要钱,那就要跪着要,那就是「其嗌言若哇」,都很可怜!所以人生都要屈服。「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这是名言。物质文明越发达,人在世间的知识越多,本事越大,欲望就越大,但是,「其天机浅」,越来越违反自然,离道就越来越远了。 「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悠然而往,悠然而来而已矣。」 「说」通悦。上古得道的人,他没有觉得活得很痛快,也没有讨厌死。死也无所谓,活者也无所谓,这两样他看成一样。所以上古真人生死不存在于心中,就已经把生死的问题了了。为什么呢?我们的老祖宗,也不用去打坐作功夫了生死。如大禹王九讲过:「生者寄也,死者归也。」,活者是住旅馆,在这里玩玩,死了就回家休息。孔子在《易经。系辞》中也讲到:「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明白了白天黑夜的道理,就知道了生死。我们的生命就同夜荷花相似,只是相反,夜荷花是夜里开放白天收拢来,我们的生命是白天开放夜里睡觉。所以生死不过如此。 上古得道的真人,「其出」,生命的用,「不訢」,没有高兴生命的用,当尧舜禹也没有什么高兴,当周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什么留名万古,封侯拜相,乃至为帝王,有所成就,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其入不距;」也没有觉得「唉呀,我同外界有距离了。」「我的知名度不够了,他看到我都不同我打招呼了。」真人都没有这些感觉,你恭维他也好,骂他也好,与他没有关系。「悠然而往,悠然而来」,生命活者很舒服,很悠然,如此而已。就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味道。我们年青时读书很调皮,我有个同学与我坐在一起,他读到这里告诉我:「嘿,我才发现陶渊明是斜眼,不信?你看他的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看的方向不对,一定是斜眼睛。」好调皮,可是也好聪明!这个同学这么一讲,另一个同学说:「你搞错了,陶渊明不是斜眼睛,是歪脖子。」这些同学都很调皮,小太保一个,当然,我也是其中之一。人生「悠然而来,悠然而往。」生命活着就活着,也没有什么厌恶,也没有什么烦恼,过一天算一天,到死的时候很自然就走了,那多好!像很多人临死的时候,又上氧气又翻来覆去地心有不甘,何必那么痛苦呢?那么痛苦,不干!所以我常说,像我们,多活一天,还是利息,赚来的,算不定晚上这个鞋子衣服一脱,明天早上就不属于你的了,属于哪个地摊档铺啊,再不然就属于哪个垃圾桶啦,哪都不知道。 「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 这就是人生活着的价值。一切的座位,也不追究它最初的动机怎么样。譬如,「这家伙找我不知打什么主意?」你管他打什么主意,他来找你就是主意。你有的就给他嘛,很简单。或者,「不知道他来是什么意思?」他来就是意思嘛。一切的座位,也不要追求结果是什么。人如果忘记了无始无终时空观念,只对现有的生命,悠然而受之。天冷了就穿衣服,天热了就脱衣服,「受而喜之」,如果人真修养到这个境界,就把整个人生看成一个「游戏三昧」了,「忘了复之;」「复」就是恢复,我们忘掉了生命中的什么?我们把一个婴儿抱在手上,你骂他两句,算不定他笑了,他以为你逗他笑。可惜,我们当婴儿那本有的境界,长大后被后台的情识污染了。如果忘掉了后天的情识,去掉了后天的污染,就恢复到婴儿哪个无所为的境界了。「是之谓不以心捐道,」这就叫不用心去求道。为什么用「捐」呢?「捐」就是减少。我们打坐求空,空是一个方法,是叫你减掉。教你念佛念咒子,那是加法。佛法叫你「不增不减」,不要去加,也不要去减。但普通人都是「以心捐道」,以减法来。你有心去空,认为这是修道,不对了,有心修道不是道,「捐道」不对。「不以人助天。」不以人为的方法去帮助自己的天机自然,所以要让其自然。自然在哪里?庄子告诉我们,就是现在,只有当下一个。后来禅宗把它浓缩了:「当下即是」,就是只有现在。生命就在现在这一下,当下即是,这样就是真人。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颡;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 一个人修养到这一步,「其心志,」他的心中没有烦恼没有妄想,精神专一。「其容寂」,你看他外表的容貌,好像很安静,内心的修养慢慢地影响他的外表,很清静,就是我们讲神仙菩萨那个样子。「其颡;」他的额头发亮,有光,很充满。那这样的人,你说那不是像一个木头人马?他有没有情感变化呢?他有情感变化。「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换句话说,就是《论语》上描述孔子「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看起来很庄严很威严,但同他一接触一交谈,好像如坐春风中,很舒服很温和。他情感的变化,不是喜怒无常,是很有常规,同春夏秋冬一样,反映得很自然,也就是很近人情。一个有道的人,其内外行为都很近人情,不是不近人情的。如果一个修道的人怪里怪气,那已经是神经了,不是修道。修道的人非常平凡,很近人情。「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他在世上处于万物之间,非常恰当相宜,但你研究不出来他用什么方法。他作人处事相当高明,恰如其分,恰到其所。这是真人的境界。 「大宗师」以我们的观念来讲,先要有出世的成就,也就是普通观念的得道了。上一次讲过了「内圣」,得道的人的功夫、境界,「内圣」以后才能「外王」,并不是说得了道德人同外界没有关系。只有真正得道了,才是圣人,才够得上「大宗师」,然后才如何入世去行用世之道。用世同庄子的《外篇》《杂篇》有很大关系。《庄子》这本书代表了道家的思想,普通称为老庄,又称黄老之道,包括了兵家、法家等,乃至诸子百家的渊源都出自黄老。在黄老的立场看,儒家也出自黄老。这个「老」不单指老子〈道德经〉,它包括了中国文化全部的「道」。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天下大乱的时代,拨乱反正都全靠道家,在治平之时才是儒家。一般学者研究认为,孔孟之道是秦汉以后被帝王们所利用,作为统治的一种的权术。表面上看这些学者们的讲话,有一种过分的要求。事实上,秦汉以后的儒家,唯一的办法,谋生的本事就是做官。这个做官影响了中国三千年的教育,这三千年的教育是非常有问题的教育。这种教育形成了一个民族观念:首先是重男轻女,因此每一个人希望生一个儿子,然后再「望子成龙」,有什么办法可以「望子成龙」呢?唯一的方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可以做官,做官可以发财,这是连带着一串的观念来的。在座诸位,包括我们在内,思想里尽管有终君爱国等大帽子大口号,事实上归根结底,最初开始读书还是想做官,升官发财。儒家是如此。在历史上真正不同的人物是道家,道家并不一定就是打坐修道,它包括了中国文化天文地理等。这些道家拨乱反正用的许多东西是什么呢?一部影响最大的书就是《庄子》,大家平时都忽视了这一点。后来所谓谋国之道,乃至军事思想谋略思想等,都出于《庄子》,下面就是庄子讲的外用之学,他首先以军事哲学作基础。 道家好谈兵 「故圣人之用兵也,亡国而不失人心,利泽施乎万世,不为爱人。」 第一句话,就涉及到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很严重的观点。庄子提出来,所谓「大宗师」,得道的人,假使他出世,要对历史对国家天下有所贡献,首先要懂得用兵的道理。在中国文化史上,历代喜欢谈兵论兵,是道家的人,所以军事谋略学的思想都出于道家,尤其后代所标榜的神仙,没有不喜欢谈兵的。如道家的代表作《淮南子》《抱擈子》,几乎所有道家的大著作后面都附有兵法,乃至政治权术的那一套东西。因此历朝的变更用兵之道,甚至政治策略的变动,跟道家都有密切的关系。从文化史上看起来,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唯有代表儒家的孔孟之道,反倒不喜欢谈兵,甚至避免谈兵。 我们看到的《庄子》,他这里就干脆提出:「故圣人之用兵也,亡国而不失人心。」把别人的国家亡了,不论是侵略也好,吊民伐罪也罢,亡了别人的国家,别人还要感谢。这很难了,历史上几乎没有做到的。在中国上古时候往往有,历史上所标榜的,事实究竟如何不知道,后人有很多的怀疑,如「汤武革命」就是这样。为什么得道的人用兵会做到如此呢?因为「利泽施乎万世,不为爱人.」这些文字看起来是顺的,其观念、逻辑都是相反的。就是说,得道的圣人用兵,虽然亡了别人的国家,而被亡国家的人民个个爱戴,个个拥护,因为他的用心,不是为了私欲为个人的利益,也不是为了强权占领侵略别人,是为万民造利益,用现在的话讲,是为人民造福利。这种福利不是现在福利的观念,是「利泽施乎万世」。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尤其是青年同学要注意。 谈中国文化,刚才我们批评读书人都喜欢做官。像我们小的时候,必须背《朱柏庐治家格言》,甚至每个国民都要读的。其中有一句格言:「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我们这一辈子都深受这个格言的影响。中国过去读书人做官,制定任何一个政治上的方略,实施任何一个政治上的举动,都不可避免的有一个很严重的观念,自己这个政策出来,是否有百年大计,不是只故眼前的。还有一个很严重的观念,在个人的方面,要使自己后世的子孙能抬起头来。如果做了在历史上有污点的事情,后世的子孙永远无法抬头。譬如按一般的挂念来说,是非暂且不管,一般认为岳飞是忠臣,秦桧是奸臣,在清朝时,一个姓秦的诗人到杭州西湖岳王庙去时,做了一句名诗:「我到杭州愧姓秦」。这种思想观念哪里来的?就是中国几千年来文化的习惯,「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这两种观念在今天,在整个中华民族思想里面,好像非常淡了。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或耻辱,这是一个大问题,值得我们去检讨。今天,我们讲复兴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问题。 庄子讲圣人亡了别人的国家而不失人心,因为他「利泽施乎万世」,不止百年呦!是千秋万代都值得仰慕的。「不为爱人,」并不单是叫一点口号来仁慈爱人,也不只是只爱当时的人,或某一地区的人,圣人仁慈爱人不为时间空间所限制。这就是「圣人之用兵,亡国而不失人心」的一个总结论。 「故乐通物,非圣人也。有亲,非仁也;天时,非贤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子、胥余、纪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 圣人得道以后,由出世的真人做入世的事业,如果只限于乐于通达人情物理,这样也不够圣人的资格,所以圣人不止了解人情物理,还有更进一步的通达。下面一条条分析「内圣外王」的成就: 仁爱无私 「有亲,非仁也;」这同儒家讲仁义道德的仁的意思并不相反,只是道家思想的仁的范围更大。所谓真正的仁,「有亲」,还带有一点私情,就已经够不上仁了,因为已经带了私心了。大家知道,「亲」与「仁」是有差别的。中国文化动辄以孔孟儒家思想为代表,儒家讲的仁,等于佛家讲慈悲,基督教讲博爱,都有相同之处,不过解释说法各有不同。在历史上,宋明理学通佛家思想有一个争论,理学家认为,佛家讲慈悲并不错,儒家的仁也讲慈悲,但这是有范围的爱,先是「亲亲」,「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先把我的小孩照顾好以后,我又力量再去爱社会上的其他孩子。把我的父母养好之后,再把我的爱心扩大,再去养社会上其他的老人。但佛家讲慈悲平等,爱一切众生,众生有那么多,怎么爱?所以宋明理学家认为,佛家讲的慈悲陈义太高,统统是空洞的口号。理学家们提出一个问题,加入孔子同释迦佛站在河边,两个人的妈妈都掉到河里了,请问,释迦佛是先救你的妈妈,还是先就孔子的妈妈?如先救你的妈妈,后救孔子的妈妈,这就不够慈悲了!因为众生平等,你妈妈我妈妈都是妈妈啊,你不能分别阿!我们儒家不同,孔子是毫不客气地先救了自己的妈妈,再来救你的妈妈。儒家有一个程序,所谓「亲亲」,「亲」我的「亲」,爱心先对我的亲人,再把我的私心扩大,扩大的私心就叫公了,「仁民」,再爱别人,爱社会,把人类都爱好了,「爱物」,然后才爱万物。「亲亲,仁民,爱物」,这是儒家行仁道的三个程序步骤。庄子在这时没有批判儒家,但下了一个注解:「有亲,非仁也。」仁慈是爱天下,没有私心,有所亲,有所偏爱,已经不是仁的最高目的了。如果是圣人大宗师,爱是普遍的,就像下雨一样,并不是雨队青菜萝卜少下,或者对高丽参这些补品就多下,没有这回事,是普爱的。 「天时,非贤也;」这等于是对春秋战国时儒家的批判,对不起,我讲《孟子》时,一定替孟子辩护,现在讲《庄子》,我就站在庄子的立场上来讲。儒家所谓的圣贤之道,如孔子在《论语》中讲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贤者之道,非其时,社会不对,不出来。庄子就提出来,真正的圣贤没有为己的,不论天时合与不合都要出来,这才是真者国内的圣贤之道。但是庄子又回过来讲: 进退存亡之道 「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这也是批判儒家。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儒家有时候有利害不通之处,很多读死书的儒家人物都与这个味道。庄子在那两个时代也见过很多,所以他认为这一班知识分子,不通利害的关键,没有得道。道家讲的「通」利害,怎么「通」呢?所以历史上有文化的争辩:儒家所标榜的是临危受命,时代越艰苦,我越要站出来,中流砥柱,倒挽狂澜,救社会就国家救天下。表面上看起来气派很大,但是时代狂澜不可倒挽,中流是很难的,抵不住地。除了让别人承认,在历史上留名之外,对社会没有贡献,对国家没有裨益。但在历史上,儒家真正做到见危受命的人物并不多,不得已的倒很多。道家不走见危受命这个路线,多半走隐士的路线。道家思想的基本态度,始终是走「因应」的路子,顺其自然。一个时代形成了一个趋势,挽不回来,所谓「江河东流不回头」,不可能把历史拉回来。道家思想是讲先知,一件事从它的前因,直到它一定的后果。如石门水库放水时,没有办法把水势挽回,但计算到水流到某一地段时,轻轻开好一条水沟,就可以把水流疏散。这就是现在流行道家的太极拳原理,四两拨千斤的道理,也就是军事谋略,以寡击众的要点。所以中国历史上,出来因应时势,拨乱反正的,都是道家的人物。所以救世之道,必须要通利害的,「不通利害,非君子也」。 站在道家立场上看儒家是那么窝囊。事实上,话不能这么讲,这个是普通一般所了解的。我们回过来看孔子在《易经》上的思想,真正研究孔子,不能用四书五经作代表。四书中足以代表孔子思想的书,一部《论语》而已,而且《论语》中又有十分之二的内容是关于孔子学生的。要研究孔子真正的思想,就要看《易经》的「十翼」,此外还有《春秋》这部书,只有深通《春秋》,才可以了解孔子。所以孔子自己也讲:「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后来司马迁著《史记》,仿照孔子讲了两句话:「藏之于名山,传之于其人。」这是非常傲慢的话,把当时的人都骂了,他等于说:「你们都看不懂我的书,翻都不用翻,只有把它藏起来,将来会有聪明人看得懂。」所以有人称《史记》是汉代的谤书。实际上不止是汉代的谤书,是对历史严厉批评的一部谤书。但是汉朝很伟大,没有把《史记》毁了。也可以说是司马迁很伟大,他算定了你们读不懂他的书,不会毁的。《史记》很难读懂,司马迁写一篇传记讲某一个人,讲他好的一面都好,很少看的出坏的一棉。那个人都好吗?不是,坏的一面,要在同他有关系的人的传记中,才看得出来。所以要研究一个人,必须要把那个时代都读遍。《史记》就是仿《春秋》的道理,但不是都一样。《春秋》这部书怎么了解呢?孔子讲「知我者春秋,最我者春秋」,将来你们呀真正了解我,就要懂得《春秋》,将来你们要骂我,也要把《春秋》研究通了,才够资格骂我。《春秋》就是大谋略,《春秋》就是大兵法,所以孔子讲「罪我者春秋」的道理就在这里。像我们小的时候,老一辈按旧式的教育,年轻人绝对不看《春秋》《战国策》《三国演义》,看了以后要学坏。我们为什么引用这些呢?孔子著《春秋》删《易经》,强调「知进退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一个人要懂得进退存亡之道,必须要懂得利害关系,如果不懂进退存亡之道,「非君子也」,这同道家的观念完全一样。历史上标榜的圣人君子,我们用学历上的等级打个比方,圣人等于是博士,君子稍差一点,等于是硕士,更差一点的,等于是大学毕业的学士。 「行名失已,非士也;」历史上有很多人为了好名,求名,而忘掉了自己,这够不上一个知识分子。所以我常对青年同学讲,关于名利这两个概念,我们不得不服日本明治维新大臣伊藤博文的两句名言:「济利应济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这话充分表达了中国文化中儒家的思想。如果只知为个人一己之名,「行名失己,非士也」,够不上一个知识分子。讲到这里,我们又要引用司马迁的思想,我常常说,《史记》不是历史,是历史哲学,尤其《史记》的学问,长处不在于刘邦项羽,而在「八书」,如《天官书》关于天文,《平准书》关于财政等思想最重要,其次是《伯夷叔齐列传》中「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无冯生」。这三句话就是人生哲学,这是三篇大论文,包含了很多思想。「烈士徇名」,你不要看到这个「烈士」就想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那你就不要研究中国文化了。现在的烈士这一说法是套用古文的,古人的烈士相当于现在观念的英雄,时代不同观念不同。世界上的英雄为了成名成功,不惜自己的生命,像赌钱一样,最后把命都押上来做赌注,这才够得上一个英雄。「夸者死权」,「夸者」就是狂人,或者说有神经质的人,如近代的希特勒,墨索里尼等独裁的人,他们喜欢控制人,喜欢抓权,为了权力的欲望,可以把命赌上。换句话说,你们要不要成名?要不要权力?要成名就要押上一声去赌,用命去做赌注;要权力不是等来的,是要拿命去拼,那命去换得,这样的话,算不定最后你会当英雄当帝王。「众无冯生」,一般老百姓,象我们这些普通人,只要吃得饱穿得暖,少一点麻烦,能好好活下去就行了。「烈士徇名」就是「行名失己」,庄子批评「非士也」,这不够一个知识分子。 「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这就是庄子作的结论。大家不要被庄子的话所骗,道家的话同佛家的话一样,往往象一个珠子在盘子里滚,它四面八方都不着边际的,什么是「役人」?替别人服务的称为役,「役人」是领导别人。「役人」的道理,人差不多只有两种人,要么我听你的,要么你听我的。不论是家庭中的夫妇,还是社会上的朋友,都是这样。你不肯不听我的,我也不会听你的,这就不好办了。所以古人讲,一个人「不受命,不能令,废人也」,一个人不肯接受别人的命令,又不能发布命令让别人服从你,那这个人是废人没有用。照这个观念,人只有不是你听我的,就是我听你的,没有中间路线可走。那么,人要如何「役人」呢?如何做一个真正的领导人呢?庄子的结论,要「亡身真」,就是无我,连我都没有了。这一条命都不要了。真做到无身,无我,才可以做一个领导人,这个结论把前面都总结了。那怎样才能做到无我呢?《大宗师〉上面所讲的,得道的人,才可以真做到无我。因此庄子下面提出了一些人做标榜: 隐士与历史文化 「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子、胥余、纪他、申徒狄。」 这些人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人,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所标榜的高人,隐士,是被列入《隐士传》《高士传》里的人。说到隐士,大家注意,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的要特别注意,中国几千年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人?还不是孔孟,还不是老庄,是隐士。好像我看近百年来的著作,都对这一点没有讲清楚。有一个同学拿我这个观念作博士论文,写了六年还没有写完,以为内资料找不全,很痛苦!何以证明隐士思想对中国文化那么重要?我们正史上从三代以下,所谓唐尧让位许由,从这些历史故事一路找下去,都可以找到。 相传历史上的隐士,在三代之际,便有许由、巢父、卞随、务光等人,这些人物,大多都是「视富贵如浮云」,所谓:敝履功名,薄视帝王而不为的角色,同时,又说他们的学问、人品,都是有超人的成就。正因为他们浮云富贵,敝履功名,所谓「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因此使我们历史上所推崇的圣帝明王,如尧舜禹汤等人,都为之礼敬景仰有加;换言之,凡是上古的圣帝明王,无论为政为人,最忌讳的,便是隐士们的清议和轻视。尤其在野的知识分子,和民间的心理,对于隐士们态度的向背,非常重视。到了秦汉以后,司马迁作《史记》,特别点处隐士一环的重要,把他和谦让的高风合在一起,指出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人高尚其志的另一面目。因此他写世家,便以《吴太伯世家》作点题;他写列传,便以《伯夷列传》作点题,尤其他在《伯夷列传》中,借题发挥,大发其历史哲学与人生、世事哲学的议论,比他的自序,还要进一层,深刻透露出文化哲学的观点,强调隐士思想的北京,与其崇高的价值。 历史上有名的故事,如汉高祖时代的商山四皓。所谓皓是头发都白了的老头子。从秦始皇时候就当隐士不出来的四个老头子,学问很好,名气很大,道德很高,须发都白了,被尊为四老。汉高祖当了皇帝,礼请他们出来,他们不答应,后来刘邦要立太子传位时,宫中发生了一个大问题,汉高祖想把吕后所生的孝惠帝-当时的太子废掉,改立他所喜欢的戚姬所生的儿子-如意为太子,几乎成了事实,结果吕后问计于张良,张良就告诉吕后,除非孝惠帝-当时的太子把商山四皓请来,汉高祖就不敢废太子了。吕后果然叫孝惠帝以卑辞厚礼把商山四皓请来为上宾。汉高祖见到了这个情形,就告诉戚姬,太子党羽已成,连自己请不到的商山四皓都请来了,改立如意为太子的事免谈了。以汉高祖这样的英雄人物,却被四个老头子摆布了一下。为什么呢?难道以他流氓的态度,还真怕这几个老头子武功高吗?这就是中国文化中,隐士思想占了最大力量。一直到近代袁世凯想由总统变成皇帝,也是受过这种影响的。在那个时代,也有类似的「商山四皓」,如南通的张状元,开始当袁世凯老师,后来袁世凯要当皇帝,他是不同意的,当然中间的过程还有很多,所以隐士的思想在中国历史政权上,勉强等于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就是不同意主义,既不反对,又不赞成,就站在旁边看,按西方民主政治的讲法,我这一票不投,有保留权。在西方民主政治中,不同意主义的主张,保留这一票,乃至连这一票最终成为有决定权的一票。真是太严重了。 失节夷齐 中国隐士思想在历代都起了这个作用,历代帝王都怕这一面。满清入关以后,康熙想办法想把这一部分人收罗起来。在康熙到乾隆这一百年间,在科举中特别开了一个「博学鸿词科」,对于前明不愿投降的遗老们,特别恩准,马马虎虎,只要报个名,形式上考一下,就给与很好的官位,结果有很多人,在这种诱惑上动摇了,而进了「博学鸿祠科」。有些隐士不同意满清的,最后都被康熙乾隆挖出来了,所以当时闹了很多笑话。其中一些,使非常尖刻的讽刺,但是曾留下几首讽刺的名诗:「一对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后来又开第二次「博学鸿祠科」,再收罗第一次未收罗到的人,因为许多人看到第一批「博学鸿祠科」的人,都有很好的官位,自己就更忍不住了,第二次去的人更多,考场的位置都满了,后来的被推到门外去,就有人更吟诗挖苦了:「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从今决计还山去,薇蕨哪堪已吃光。」描写当时明朝的隐士,本来是想做白衣的伯夷叔齐,不投降,结果是「一对夷齐」还不止一个两个,都投降了,因为首阳山上的菜根都吃光了,把这些人挖苦的很厉害。 隐痛诗人吴梅村 康熙时代,针对这一批想当高士的学者文人,也想同伯夷叔齐一样,如在文学上有名的诗人吴梅村,屡次被清政府征召,都坚持不肯投降,清政府挟持其老母威胁他,逼得他没有办法只好出来。当然吴梅村有他的理由,妈妈年纪大了,如果妈妈不在,可以当忠臣。要当忠臣很赔本的,要拼命的。因此吴梅村一生非常痛苦,所以他的诗有:「浮生所欠唯一死,人世无由识九还。」吴梅村因为名气太大,他在应招进京的时候,当时江浙一带的学者都来送他,开了一个号称「千人会」为他饯行。这也是清政府发动的,吴梅村出来投降了,这对吴梅村来讲,比戴手铐脚镣都难受。有一个青年,没有参加这次集会,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这个宴会中去给吴梅村。吴梅村坐在首席上打开一看,脸色都变了,旁边的人觉得奇怪,看了这封信以后,大家的脸色也变了。原来这封信上写了这么一首诗:「千人石上千人坐,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所有在座的人全被骂了。还不要宣布散会,在座的人就一个一个溜走了。这年轻人了不起!这代表了中国文化精神。所以中国文化精神中,隐士派不同意主意的思想,始终在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中起很大作用。为大政的人,对这些道理一定要了解。 前面讲到的狐不谐、务光、伯夷、叔齐这些人,在历史上称为高士,但在正统道家思想看来,还是属于没有出息的,把自己这一条命赔进去以后,既不能救国家救天下,又不能成就自己的道业。现在庄子提到:「是役人之役,」就是跟着人家转。等于讲,人家放火时,他愿意不放火,可他站在火光旁还拼命的叫,这个叫又什么用呢?真是莫名其妙。「适人之适,」人家在忙时,他也在跟着在旁边忙,你毕竟近来参加忙也好,他又不参加,搞得不伦不类的。「而不自适其适者也。」他对自己的人生应该怎样安排都不懂。庄子在这里,把历史上的高士们批评的一钱不值。 高士严子陵 这里特别强调一点,庄子讲入世的「大宗师」的思想,为了说明「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这个道理,我们可以提出东汉时的严子陵来加以发挥。严子陵的少年同学汉光武刘秀当了皇帝,他不同意也不反对,研究历史就要在这些地方着眼。我们知道,汉光武刘秀的好处比汉高祖刘邦多。伏汉将军马援,开始是反对刘秀的将领,有次因某件事,作为代表来看汉光武。当时汉光武统一了中国,只有山西河四川没有统一。马援与刘秀一见面,两人谈得很投机,马援回到陕西,老板隗嚣问他:刘秀与他的祖先刘邦相比怎么样?马援讲:刘邦豁达大度,气魄很够,人很豪爽,这一点两人不相上下,很难比。不过有几点不同:第一点,刘邦不喜欢读书喜欢骂人,刘秀喜欢读书不喜欢骂人,而且学问很好,很有辩才;第二点,刘邦爱喝酒,刘秀不喜欢喝酒。隗嚣说:照你这么讲,刘秀看来比汉高祖还要高明啊。马援本来要讲刘秀比汉高祖还要高明,做人家的部下,只要这么讲,所以马援之所以是马援,多会讲话!了不起!刘秀的好处很多,历代帝王都杀戮功臣,汉高祖就杀戮过很多功臣。但刘秀在一统天下以后,没有杀戮过一个功臣。但是严子陵为什么还有许多不同意他的地方?自有他的道理。严子陵也许是一个在当时局势中,不做第二人想的人物。但是他也深知刘秀不简单,这个位置已属于刘秀的,他就悠游方外,再也不想钻进圈套了。因此他就反披羊裘,垂钓在这将桐庐的富春江上。从这里可以看出,严子陵好像得了庄子的秘诀一样,所以他不姓严姓庄,应叫庄子陵。历史就是人生,把历史读通了,我们才懂得怎么做人。不要弄得象现在大学的史学系一样,自己好像比历史好高明,然后去分析历史批判历史,结果你不是历史,你是书呆子。现在研究历史同我们过去不同,我们过去研究历史,是使自己懂得如何做人做事,现在不然,现在是比历史都还要高。所以研究严子陵,要懂得研究历史的困难。 刘秀作了皇帝之后,唯独怀念这位同学,下命令在天下查访,希望他来见一面。有人报告,在浙江桐庐的富春江上,有一个反穿皮袍垂钓的人。现在街上最时髦的是把皮袍反过来穿,在汉朝却是很怪的,皮袍应该穿在里面的。古代穿皮袍是有学问的,官人与百姓穿皮袍是有区别的,官人不敢把穿的皮袍露出来,外面要套一层粗布,表示谦虚。虽然是做假,但这假的后面有中国文化,痛恶你奢侈,拿富贵来骄人。但皮袍多贵啊,相当于现在好几千美元,又要用粗布盖住,又要表示里面有皮袍,那就把皮袍边上的毛,露出来一点点。老百姓却不敢这样,皮袍要短一点,盖在里面不能露出来。过去有功名有地位的人才可以穿长袍,所以读书人有了功名回乡叫绅士,绅,就是一幅前面后面都快要盖拢脚了。老百姓冬天穿皮袍,不能超过膝盖以下,这都是文化的故事,不讲的话,我们死后你们不知道了,都认为千古以来皮袍是反着穿的,那就不是中国文化了。反穿皮袍这事一上报,汉光武一想,这一定是严子陵。就把他接到京城里,但严子陵还是不愿意做官。汉光武说,你不要以为我当了皇帝,如今见面还是同学,今夜还是像当年同学时一样,睡在一起,好聊聊天,严子陵还是那样坏睡相,腿压在皇帝的肚子山,似乎又目无天子。所以有太史公发现「客星犯帝座」的说法。总算刘秀确有大度,没有强迫他做官,终于放他还山,仍然让他过着悠游自在,乐于江上垂钓的生涯。 历史上称赞严子陵高的很,但到了清朝有人就说他不高了。有两种相反的论调,因此相传后世有一位上京考功名的秀才,经过严子陵的钓台,就题了一首诗: 「君为名利隐,我为名利来。 羞见先生面,夜半过钓台。」 这真是:「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了漏夜赶科场」的对比写照。但相反的,后人有对他做极其求全的批评,有人说严子陵一点都不值钱,这些隐士假的。怎么讲呢? 「一袭羊裘便有心,虚名传诵到如今。 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波茫茫何处寻?」 他是说严子陵反穿羊裘去钓鱼,分明是故意沽名钓誉,要等汉光武来找他,因此为求成名的手段。如果真想逃名避世,当时只着一般渔人所穿的蓑衣斗笠去钓鱼,谁又知道富春江上多了一位渔人便是严子陵呢?那么,当皇帝的同学刘秀,岂不是也无办法找到你了吗?因此他批评严子陵是有意弄噱头,求虚名,而非真隐的人物。 如果照这种严格的要求隐士、高士、处士的标准来讲,凡是被历史文献所记载,为人世所知的人物,乃至神仙传记或佛门中的高僧,也都是一无是处的。相同的,宋朝的大诗人陆放翁便说过: 「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己自负初心。 不需更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 陆放翁对隐士思想推崇得很高,道家的思想,真正要做个高人隐士,是不应该在这个世上的,还要在这十一层楼讲《庄子》,那都是为了赚钱的问题,决不是高士。被一般人知道是隐士就错了,像严子陵一样,都辜负了自己开始的存心,那你们又何必批评严子陵作假呢?巢由是黄帝时代的隐士,尧舜请他当皇帝他不干。像类似这一类的事情还很多。所以,从这些事就可以看出,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思想对隐士思想推崇得不得了。这是代表文化精神的一个招牌,甚至于说,我们历史上已经出名的高人隐士,都受文化史的批评。在好的一面讲,这个文化思想是非常特殊的,所以我们要了解,道家思想形成了隐士学派。隐士学派在中国三千年,二十五史上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而他们在国家时势危机时,拨乱反正救世救人时,就出现了。等到天下一太平,许多人连名都不留就走了。就是合于老子的「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这是中国文化的另一面。青年同学研究中国文化,对这个问题要密切注意一下,过去一百多年来,素有的著作好像没有提到这一面,甚至于说忽略了它,乃至于不了解它。对于这一段庄子说隐士,我们加了许多的的闲话,做了一个说明。现在再看庄子的申述。 真人的境界 「古之真人,其状羲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与乎其斛而不坚也,张乎其虚而不华也;」 上古时代得道的真人,代表我们老祖宗的,够得上称为「大宗师」的人,有了出世的修养成就,然后再做入世的事业,所谓能够救世救人,庄子称他们为真人、至人。这些真人外表的作为,非常讲仁义,为仁义而为之,可以牺牲自我,却不结党不用私,是天下为公的。所以,做了就做了,不希望你来恭维我,力所当为义所当为的事,做完了不需要别人知道。庄子这里不提仁只讲义,这个义不是义气,是讲爱人的发挥。儒家孟子解释义:「义者,宜也。」中庸之道,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就是宜。举例来讲,火烧起来了,我赶快挑水灭火,水不够再去挑,万一挑累了就算了,听其天命,反正我尽力了,这就是「宜」,做到恰到好处就算了。墨子对义的解释带一点侠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义也。」「天下有难,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自己牺牲了在所不惜,这是墨家的思想。庄子这里讲的「义」是近于墨家的义,不是儒家的义。「若不足而不承;」得了道的人作人处世,永远没有自满,觉得自己好像永远不够。「而不承」,不接受什么,也不想什么东西属于自己,只有拿出来的。中国历史上,很多道家的人物出来因应时势,拨乱反正以后,「功成、名遂、身退」,一个个都溜走了。为什么呢?他们都很谦虚:「我德性不够啊,天下国家你搞就好了嘛。」是永远都不满足自己的。 「与乎其觚而不坚也,」道家做人都是内方外圆的,虽然对人都很和蔼,无可无不可,但是他没有成见,不坚持自己的意见,所以才能「张乎其虚而不华也」,像花一样张开,自己内在空空洞洞,无主观无成见,没有虚华,不宣传,永远是虚怀若谷。这是做人的态度。 「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进我色也,与乎止我德也;厉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连乎其似好闭也,悗乎忘其言也。」 真人对于人生是乐观的。「崔乎」就是巍巍,高大之意,他虽然站在最高的位置,也有很高的成就,但不是为欲望驱使去做的,是为了天下,「不得已而为之」,是「不得已」去做的。真人虽然对社会贡献了一切,态度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一点觉得,我帮助了你,你要谢谢我,没有这回事,「与乎止我德也;」「与」就是同你共同做了事,到了相当的程度就停止了,因为不能再帮助下去了。在历史上有许多了不起的人,因为不懂这个原理,最后都杀头抄家了,为什么?因为功高震主。功劳太大,道德太高,学问太好,到某个时候赶快要溜,不溜不行。道家的人到了某个阶段就走了,恰到好处。天下事不能圆的,太满了要爆的。 「厉乎其似世乎,」他处世的态度很庄严很庄重,一切的做法作为很严厉。「似世乎',跟着一般世俗的走。他不是为自己,是为了世俗的需要而这样做。得道的人处世,还远不止有这样的修养,每个条件他都具备。「敖乎其未可制也;」「敖」等于是很傲慢。傲慢到什么程度呢?你看不出傲慢,是绝对的谦虚。在傲慢与谦虚之间到什么程度呢?「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所以永远不出来,永远不担任任何名义的。「其未可制也」,他不属于哪一个范围。 「连乎其似好闭也,」虽然如此,他做人处处有一个范围。表面上看起来很固执,其实不是固执,一个为人处世自己没有一个范围,超过了一个范围,结果当然是非常不好。因此得了道的人,他自然懂得人生,懂得处世。「悗乎忘其言也。」形容他使个个佩服,信仰,也忘记了他的语言,因为他的理论已经深入人心,大家已经作到了。因此道家的人既不著书又不立说,等于佛说「不可说不可说」,没有什么好说的。不过,庄子写了那么多,老子也写了五千言,看来似乎只有释迦穆尼佛高明一点,自己没有动手写过一个子,都是弟子们写的。老子庄子都逃不了责任。白居易就笑老子:「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言老君是知者,如何自著五千文。」 在讲下一段之前,先提一个历史的经验与理论。中国历史上光辉的时代,在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这三者在文治武功上都了不起,值得钦佩。宋、元、明都没有什么值得特别可提的。但是在这些光辉的时代,起真正指导作用的是道家思想,尤其是老庄。所谓「文景时代,好用黄老」,是用黄老思想来做政治的指导。那么在中国这三五千年的历史中,究竟是哪一个家的思想做指导,使天下得太平,时代起光辉的呢?这个问题不是研究过去的历史,而是二十一世纪的历史要我们如何开展,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问题,青年同学们要特别注意,不要因为读《庄子》而研究古书,这个古书何必研究它呢?所谓「温故而知新」,我们要知道未来,这是一个思想上的启发,非常重要!我们向青年同学们提出历史上一个非常关键之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有两点。第一点,刚才讲的「文景之治」,在文化哲学史上都是讲以黄老,以道家思想作政治思想的主题,实际上不是这样,是八个字「内用黄老,外示儒术」。黄老是放到口袋里用的,外面标榜的招牌是孔孟的儒家思想。这八个字就是我们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上的大秘密。那么它的重点在哪里?我们要知道一个传统,在中国过去当皇帝比现在困难呦,一辈子好坏,最后给你一个谥号做定评。如历史上的好皇帝,谥号「宣」的没有几个,如周宣王,汉宣帝,唐宣帝,明宣帝只有几个,凡是死后谥号是「宣帝」「文帝」的,都了不起。当然不希望将来再有如「献帝」,把国家都献了给人家的,「哀帝」那就太悲哀了,值得哭得,「殇帝」,短命死了的。所以一看帝王的谥号,就知道那个时代了,这是读中国历史要懂的。 上一次讲道,《大宗师》提出来,得道的人「内圣之学」证得了,就是所谓的真人。上面描述「真人」修养的境界和成就,下面描述「真人」内圣之后,是否入世起用?换句话说,得道以后是否要修道?这个修道就是道的用,也就是入世的关系。 以刑为体以礼为翼 「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德为循。」 这四点,我们先从个人修道方面做一个了解。「以刑为体」「刑」就是政治上的管理。后世道家讲到修道,一个人要长生,有两句术语:「未死先学死,有生即杀生」,「生」就是心念一动,就要把念通通去掉;这个「死」,不是自己吃安眠药去死,是要烦恼杂念妄想通通死光,就是杀的作用。也就是说,心中的烦恼杂念通通死光,生命的本能才会恢复,才会长生不死。去掉心中的烦恼杂念,必须要自己来治理,当每一个思想观念,烦恼杂念起来时,自己要警觉,这些都是不好的,要去掉的。这样,慢慢地心性的本体就逐步得到清明了。如何去掉自己的心念,这个中间的修法就叫「刑」,所以,修道的人管理自己非常严格,就想法律上的刑杀,去恶从善,去掉恶念,专门保持善念,这就是「以刑为体」。 但是专门杀自己的念头,这个是消极的,所以要「以礼为翼」。「礼」的道理,现在很难解释了,它所包括的意义很多。大家晓得中国文化有一部最根本的书籍《礼记》,《礼记》包括了三体:《周礼》《仪礼》《礼记》,《周礼》等与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哲学的法典,是中华民族的大宪法,几千年来的政治措施都是以《周礼》为根据。《仪礼》是讲礼貌礼节,相当于现代社会的秩序,生活的艺术等等。《礼记》就包含更多的内容了,可以说诸子百家,所有的思想都出自《礼记》。譬如《大学》《中庸》等,都是《礼记》中的一章,后人把他们抽出来,另外变成一本专著。普通一般人都认为,《礼记》只是谈礼节的书而已,其实礼节只是其中的一项代表。什么叫做「礼」?并不一定是要你只管叩头礼拜的那种表面行为,所以我们解释「礼」,勉强的说,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但是这个说法不一定对。古人解释「礼者,理也」。「礼」就是道理,换句话说,它包括一切文化的原则,如果用比较流行比较漂亮的名词来讲,用新的观念来讲,「礼」就是哲学。这个哲学不是西方的那个哲学,这个哲学是借用的。那么,「礼」是讲什么呢?「礼」的真正精神是以道德为体。中国历代政治哲学最高的原则,是讲礼治而不用法治,礼治着重在于全民文化的教育,「礼」的不够,道德教育的不够,只好用法治,用法治就是「以刑为体」。 「以刑为体,以礼为翼」,这两句的意思合起来就是,光是自己管理得很严重是不够的,必须要了解「礼」的精神。「礼」的精神就是《礼记》开头的第一句话:「勿不敬,俨若思。」这六个字很难讲,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这是讲一个人的修养做到了,随时随地的没有杂念,没有恶念,没有妄念,自己无论何时何地都抱着虔诚恭敬的态度,处理事情,待人接物,不管做生意也好,读书也好,随时对自己都很严谨,很自敬,不荒腔走板。他的形态是「俨若思」,「俨」是形容词,非常自尊自重,非常严正、恭敬的管理自己。看起来他好像在想什么东西一样,但实际上没有想,因为他在「敬」的状态,这就是后人所讲的,随时在入定的状态。人的心境做到了永远在定中,在清静无为的状态内,根本不需要自己管理自己,就不需要象刑法一样来管理这个念头,这个念头随时清静了,所以说,光是「以刑为体」还不够,还必须「以礼为翼」,以真正的定慧精神辅助自己,然后处事之道。 「以知为时,」「知」同智,智慧的成就,可以引用孔子在《易经。系辞》中所讲的「进退存亡之机」来解释,一个人,天下大事也好,个人做事也罢,要了解自己什么时候该进一步,什么时候该退一步,随时随地知道自处之道。「以德为循」,随时在道德的行为上,自己知道人生的一个方向,一个路径。 这四点从个人道德修养来讲是如此。为什么这四点要反复说明?因为在几千年的帝王政治上,真正在历史上光辉的时代,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等,这些时代帝王的思想都是内用道家的黄老之学,尤其注重老子。实际上,老子是做招牌的,用的都是庄子,因为庄子相当于儒家的孟子,老子相当于儒家的孔子。尤其是汉文帝,汉景帝父子两代,大家都知道「外示儒术,内用黄老」。在近百年中,许多著作,注意不是全体的著作,在讲到黄老之治,以老子为根本,而老子又主张「无为」,因此就认为这些了不起的帝王是「无为之治」,那他们怎么解释「无为」呢?当皇帝什么都不管即「无为」,既然什么都不管,那又管什么呢?难道只管吃饭吗?这样解释「无为」,真是莫名其妙。其实,汉唐「内用黄老」的用法,就是庄子这一段,这是他的精华所在。我们要了解,老子所讲的「吾有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的道理。「三宝」这个名词是老子先提出来的,后来佛家讲佛法僧三宝。老子讲的这「三宝」,是老子做人做事的三个秘诀,小至于个人,大到天下国家都一样,「曰慈」,儒家解释为仁爱;「曰俭」,它不仅是指省钱,还包括了省精神,和一件事情的简单化,简单明了就办好了一件事,这是俭的道理;「曰不敢为天下先」,这是讲永远跟在人家后棉吗?不是,它指万事不要突出,因势利导的意思。不因势利导永远也做不好事,譬如山洪暴发,挡是挡不住的,一定要去挡,出的问题更大。如要挽救的话,就估计山洪的力量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衰微下去,现到那衰微的下游,稍稍一引导,顺着水势一带,就引进了河川渠川。这是因势利导,中间应用起来方法当然很多。这也是后世太极拳「四两拨千斤」的原理,也是兵法上讲的「以弱胜强,以寡击众。」这些都是老子无为之道中,「不敢为天下先」的道理里面变化出来的。无为之道是对做领导人讲的,但领导人做不做事呢?国家大事,一切都付之于法治,「以刑为体」。法治的精神并不一定是讲法律,用现在观念讲就是一切归之于制度化,有一个良好的制度。等于说上面的领导人手指头动一动,下面就跟着正常动起来了。所以省力少,成事多。这是「无为」的道理。注意,我们看到「刑」字,不要完全归之于法律,这就要了解历史了,完全依赖法律,在我们历史经验上很多,结果天下大乱。如果相反的,不重法治,天下也大乱,这就是运用之妙了,很难掌握。事实上,在历史鼎盛的时代如汉唐,真正的引用就是庄子这一段,还包括了《外篇》《杂篇》所有的东西。 对于这一段,在我们文化史上还有一个东西必须了解。我们都知道,中国法家的学说出自道家。法家是非常残酷的,尤其历史上记载的,法家用法治世,太严格了,就变成一个非常残酷的时代。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完全讲法治的人,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专门归于《酷吏》的传记中。我们看了这些非常残酷的酷吏,就会产生一个问题,道家是讲道德,将慈悲,讲清静无为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偏差呢?我们知道,一个修道人,一定非常注重道德,因为注重道德,就会对人对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这个严格的结果就是法治的精神。譬如佛家的戒律,本来我们学佛很解脱,头发也剃了,衣服也换了,一切都放下不要了,本来很自在,但是真出了家,反而不自在了,为什么?因为必须要守住戒律。戒律是一个道德的规范,对自己要求管理得很严格,就产生了法家的精神。所以法家在中国文化思想上,它就是戒律,是对整个社会,对全民的戒律,用之太过就变成酷刑了,用之适当才好。所以法家自适最重要。 所以庄子提出了「以刑为体,以礼为翼」,那么光「以刑为体」行不行?不行,还必须「以礼为翼」,因此儒家有两句话,孔子讲的很彻底:「徒善不足以为敬,徒法不足以自刑」。光讲道德,劝人为善,那可以做宗教,宗教就是如此,宗教家认为,宗教推行了,天下就可以太平了。这个理想很高,实际上做不到的,「徒善」会搞得一塌糊涂,所以辅助必须要有法治。如果光信赖法治,「徒法不足以自刑」,路也会走不通。我们懂了孔子这句话的思想,对于「庄子」「以刑为体,以礼为翼」的道理,就知道儒家道家完全是一样。 庄子又对这四点加以引申: 「以刑为体者,绰乎其杀也;以礼为翼者,所以行于世也;以知为时者,不得已于事也;以德为循者,言其与有足者至于丘也,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 不论个人的自修也好,或国家的政治也好,为什么以刑为主呢?道理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现在这里是讲如何做法,「以刑为体者,绰乎其杀也;」以刑法为主不能过分,过分就流于酷吏的做法。「绰乎」就是很轻松很自在之意,不是严刑重法。刑法重,法令太严密,就是严刑重法,这在我们文化史上,历来认为是一个错误的时代。严刑重法不是法家真正的中心。所以「以礼为翼者」,以文化的精神作辅翼,垂之于万世的精神。「以知为时者,不得已于事也;」什么叫「知为时」呢?就是要知道进退存亡之机,「不得已」,就是只好这样做,不能不这样做。「不得已」有两个观念,第一,用儒家来讲,孔子想救世,明知道这是救不了的时代,他还是要去做,所以尽其一生都是救世,每个宗教家都是这样,这是「不得已于事也」;第二,知道事情没有办法做,就恰当好处,适可而止。「知」是两方面的应用。「以德为循者,言其与有足者至于丘也,」「至于丘也」的「丘」,不是指孔丘,是指象山一样堆起来,以道德为标准,以道德为规范,这个标准很高,象山丘一样。「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这句话是庄子在这一段这一篇中的点题,了解了这句话就明白了怎样叫修道。如学佛之人,又要修戒,又要修慧,又要修定,又要吃素等等,每一个宗教徒好像都是忙得不得了。一般人认不清楚,认为这样忙碌这样努力才是修道,都是只看外形。真正一个修道的人,他入世处事,日理万机,外表看起来忙得不得了,但他的内心什么事都没有,很逍遥很自在,这就叫无为之道,因为他处理一切都有一个制度一个规范,都弄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