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文学　　水文学研究水的蒸发、凝结和化为雨、雪下降等现象，是关於水循环的科学。这种水循环的理论直到十六、十七世纪才被接受。为水文学理论作出贡献的伯罗（Pierre Perrault）和马利奥特（Edme Mariotte）发现，法国塞纳河的流量与雨量有密切关系。後来，天文学家哈莱（Edmund Halley）的资料也支持水循环的理论，认为雨、雪的下降和水的蒸发是彼此制衡的。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圣经》已明确地记载了水循环的理论：“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传一7）。何等隽秀、优美的诗歌语言，多么简洁、准确的科学描述！　　气压　　压力是物质所给予每个接触面的重量。空气是气态物质，有重量，也必然产生压力。物理学家伽利略在十七世纪，从观察中已猜测到空气有重量。他的学生托里拆利（Torricelli）於公元一六四三年，用实验证明空气确实有重量。他把一支真空的唧筒插到井里，井水可顺唧筒上升，但不能超过三十三尺的高度。他想是井水上面的空气的重量所产生的压力把井水压入唧筒的；因空气的重量是一定的，所以产生的压力也是一定的。他用比重比水约重十三倍的水银做实验。他取一支48寸的玻璃管，玻璃管一端封闭，一端开口。他将水银注满玻璃管，然後将开口一端倒插入水银槽中。此时，玻璃管中的水银下跌了18寸，留下18寸的真空，水银柱的高度保持在30寸。这样，他不单证明了空气有重量，而且证明空气的压力所产生的重量相当30寸水银的重量。第一支气压计就这样诞生了。　　早在托里拆利数千年前，《圣经》就指出空气有重量了。“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伯二十八23～25）。 “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诗六十二9）。显然，《圣经》中启示的空气有重量，既有道德方面的喻意，又有真正的科学内涵。　　洋流及海洋航道　　从古至今，许多人都以为海洋是不流动的“一潭死水”。其实，海洋是一个循环流动系统。底层海水的流动被称之为洋流。直到二十世纪，人们仍以为海洋深处没有洋流存在。後经一系列研究，证实南大西洋海底有洋流存在。但因缺乏直接证据，仍被怀疑。六○年代中期，科学家们藉助於现代摄影技术，发现海洋深处有涟漪和被冲刷的现象；透过涟漪，观察到洋流冲击海底沉积物的现象，海底洋流的存在才被最终证实。　　美国科学家毛瑞（Matthew Fontaine Maury）是海洋航道的发现者。他从航海志中详细研究海上的风向和洋流情况，从中归纳出横渡大西洋的理想航道，成为日後国际公认的航道的基础。毛瑞所著的《海洋物理学》，仍是当今研究季风与洋流相互关系的基本教科书之一。是他第一个指出，由於季风和洋流的相互作用，使海洋成为循环不息的系统。　　富有启迪意义的是，毛瑞关於海洋航道的灵感是来自《圣经》的启示。有关毛瑞生平的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次毛瑞卧病在床，每天晚上由他儿子读《圣经》给他听。有天晚上当他儿子读到〈诗篇〉第八篇第8节，“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时，他猛然联想到海底航道问题。他说：“如果上帝说大海中有航道存在，那么我病愈後，一定要把它们找出来。”毛瑞於一八七三年去世。毛瑞的故乡维吉尼亚州於一九二三年在首府 Richmond为他建立纪念碑，碑文载明毛瑞的灵感源於《圣经》。　　电磁波　　一八二○年，哥本哈根的物理学教授奥斯特发现，如果让电流从一支悬挂的磁针旁通过，磁针会发生转动。他的发现传到巴黎後，法国物理学家安培(Andre Marie Ampere)立刻想到电流与磁铁应是同等的。他用实验证实了他的想法：两条通电的导线会因它们电流方向相反或相同而吸引或排斥。安培的实验又启发了英国科学家法拉第(Michael Faraday)。他想，既然电流有磁性作用，磁铁也应该产生电流。经过十载的努力，他的实验成功，为日後电动机和发电机的问世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八六四年，数学家马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用数学证明，任何电或磁的改变，都会向空间放出能量，此能量以波的形式传递，其中电的方向与磁的方向相互垂直，而它们又都与前进方向垂直，并证明它们在真空中传递的速度等於光速，此波被称为电磁波。一八八七年，赫兹（Heinrich Hertz）用震荡电路放射出电磁波，支持了马克斯韦的光电理论。一八九六年，意大利人马可尼（Marchese Guglielmo Marconi）首次用人造电磁波传递信息，建立了第一座无线电发射和接收电台。　　在古代，人们对电、磁的知识是相当贫乏的，直到一七四九年，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才提出闪电是电荷流动的假说，并於一七五三年做了他那著名的风筝实验，藉连接风筝的铜线把云层中的电荷引进实验室。可是远在三千多年以前，《圣经》就预言了无线电通讯的科学成果：“你能发出闪电，叫它行去，使它对你说，'我们在这里'”（伯三十八35）？那个时代的人描述电磁波，唯一的可能是闪电；事实上，闪电所放出的电光就是电磁波！〈约伯记〉的这句经文，也可解释为用电和磁来传递信息。比马可尼早数十年，摩尔斯（Samuel Finley Breese Morse）於一八四四年成功地藉有线电报传递了信息。人类首次用有线电报所传递的话是《圣经》中的一句经文，“谁不知道那是耶和华的手作成的呢”（伯十二9）？　　随著科学的深入发展，人们发现〈约伯记〉三十八章第35节这句经文包含著更深的意义。电磁波可用电子加速的方法制造，也可由原子内部的电子发出。原子核所含的质子数，决定了核外电子轨道的半径；在不同半径的轨道上运行的电子所具有的势能各不相同，激发电子由一个轨道跳到另一轨道时，所放出的电磁波的波长也不相同。分析其波长，就知道是什么元素了。科学家们正是通过分析其他星球所放射的电磁波来了解该星球有何种元素的。　　另外，红移现象（Red Shift）告诉我们，当一个星球远离地球而去的时候，它所放射到地球的可见光的波长会变长，即向红光方向移动，反之亦然。这样，测定其电磁波波长的变化，我们便可知道该星球是以何种速度离开或接近地球了。所以，物体所发射的电磁波，不仅可以告诉我们它们是谁，而且告诉我们它们正向什么方向运动。　　想想电磁波在宏观和微观上的这种“指示”功能，再来读〈约伯记〉35节这句经文，“ 你能发出闪电，叫它行去，使它对你说，我们在这里”时，神的智慧是多么令人赞叹啊！　　割礼　　割礼是《圣经》中记载的仪式，男婴出生後第八天，要割去生殖器的包皮，作为以色列民族与神建立誓约的标记（创十七10～13）。《圣经》记载了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为儿子以撒行割礼。“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著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创二十一4）。割礼不仅有属灵的意义，要除掉以色列人及其後裔心中的污秽，而且在医学上也是有益的。包皮垢菌与女性子宫颈癌的发生有密切关系。有人统计过，非犹太妇女得子宫颈癌的机率比犹太妇女高近百分之十。　　但是，割礼为何要在出生後第八日进行呢？《圣经》没有解释理由，只说是神的吩咐。直到近年，这个谜底才被揭开。本世纪五○年代初期，科学家在食品中发现一种物质，被称为维生素K，可以防止婴儿出血，因为维生素K可以促进血凝素在肝脏合成。维生素K可由人体小肠内的细菌合成。由於新生婴儿小肠内的细菌不多，缺乏维生素K，血凝素含量相对减少，故易引起出血。科学家们进一步研究婴儿在发育过程中维生素K的合成情况时，发现婴儿出生第三天，血液中血凝素的浓度只有正常值的百分之三十，而第八天达到百分之一百一十，然後再降回到正常的浓度。考虑到三、四千年前那种缺医少药的远古年代，婴儿出生第八天是行割礼的最好时机。神对世人的爱是这样地无微不至。　　《圣经》中关於科学的预见，从天文到地理，从陆地到海洋，从动、植物到人类，涉及面广，丰富多彩。以上我仅举出几项大家所熟知的事实作为例子。每当我读到、想到、讲到这些例子时，内心都一次又一次地深深被激动。像地球的浮动和转动，地球的风向系统和水的循环都是极为宏观的现象，非高踞於地球之上，不得窥其全貌。电磁波的特性、血凝素的功能也只有物理学、医学发展到今日方能阐明。然而，几千年前，人们既无飞机、雷达，也不能发射卫星、飞船，更不知细菌、维生素、电、磁为何物。在那个时代写下的《圣经》，怎么能如此清晰、准确地揭示这些自然现象的本来面目呢？这再次无可辩驳地说明《圣经》是神所启示的话语，使我们清楚地知道，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是自然科学家的研究灵感的源头。基督教与现代科学的发展　　十七世纪的英国是现代科学发展的温床。英国为什么能在短短的一、二百年内，科学突飞猛进，远远超前於其他国家呢？人们从社会、经济、政治、实验方法等诸方面寻找原因。现在多数研究者认为，基督教信仰是促进英国现代科学发展的最重要原因。　　基督教一神观是现代科学的思想基础　　 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一元论世界观及由此产生的理性主义，中世纪在西方思想界占统治地位。一元论的世界观在理智方面抹煞造物主与被造之物的差别，认为人的理智的实能部分与神的理智相同。因而高举人的理性，认为人的理智和思想可以洞察宇宙万物的奥秘，是衡量一切真理的标准。人可以通过自己的默想，在理智中设立大前题，然後以此前提推演出去，用以解释各种事物，这叫演绎法（Deduction）。他们注重理智思维，忽视人对事物的观察分析。　　按此世界观、方法论，亚里斯多德认为宇宙由五十五个同心圆球组成，最中心是地球，向外分别为水、气、火、天空星体等圆球。每个圆球都有灵性，神在所有的圆球之外，对各圆球产生吸引，因而带动宇宙各圆球运转。中世纪的教会及科学界，普遍接受亚里斯多德的宇宙观，认为神是终极因，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4。在理性主义的束缚下，以实验、观察为主要手段的现代科学不可能得到发展。　　公元一五四三年，天文学家哥白尼提出地球绕太阳运转的日心学，并得到天文学家伽利略和凯普勒从实际观察中得到的数据的有力支持，推翻了地心说。从此，经验主义的治学方法开始抬头，强调观察外界事物的重要性，在观察的基础上思考、分析、发现规律，即所谓归纳法（Induction）。经验主义哲学拉开了现代科学的序幕，伽利略被誉为现代科学之父。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怀疑主义，只相信经验过的东西，不承认因果关系确实存在，认为科学只是经验的归纳，无法预测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休谟（David Hume）是代表人物。　　此外，随著亚里斯多德宇宙观的被推翻，神是终极因的观点，也和地心学一起被许多人抛弃了。人们开始站在纯自然的立场，不再追求自然定律的终极因（why），而只是描述和形容自然规律（how）。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人文主义）开始在知识界占上风，认为一切事物皆由物质组成，提倡物质的永恒性，否定其被造性；强调真理的可经验性，摒弃时、空之外的任何客观实体；高举人的理性，相信人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认为宇宙乃机缘巧合的产物，否定超然的造物主的存在。自然主义否定神後，在宇宙和人类起源问题上留下的空缺，为日後进化论的崛起提供了适合土壤（详见第六章）。　　然而，基督教坚持一神的世界观，相信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人是按神的形像造的，人可以凭藉由神所赋予的理性去认识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进而认识神、荣耀神。也就是说，人可以从观察大自然开始（经验），藉著归纳和演绎（理性）提出假设，然后再用实验来证实、修正或推翻这种假设。有人称此为经验的理性主义。很明显，当今实验科学所采用的方法，正是源於基督教倡导的理性经验主义5。　　科学研究有一个大前提，即相信宇宙万物是按一定的规律运作的，这种规律不随时间、地区和研究者而改变。这一前提被称之为自然划一原理。这一原理也是直接来自基督教的一神世界观。无神论演绎不出这一原理，使宇宙此起彼伏的多神论也无法使自然规律在整个宇宙和谐统一。过去在欧美占支配地位的基督教信仰，为科学研究建立了大前提，提供了正确、有效的方法论，使现代科学孕育於西方成为历史的必然。　　基督徒是发展现代科学的中坚力量　　按照《圣经》的教导，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护持者，人是神按自己的形像造的。基督徒相信，因神赋予的理性，人有能力接受神的启示去认识宇宙，进而认识神、荣耀神；同时，神要人治理环境、管理各种鱼类、飞禽、走兽（见〈创世记〉第一章）。只有对所要管理的对象有深入的了解，才能当好神的管家。为了认识、荣耀神，为了不负神的重托，一大批虔诚的基督徒以极大的热忱献身於自然科学，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各现代学科的奠基人。现代科学发展初期，英国社会的基督徒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而在英国早期皇家学会中，基督徒的比例却高达百分之九十！　　牛顿是这一大批基督徒科学家的杰出代表。这位英国科学家二十七岁即出任剑桥大学教授，发明微积分法，确定运动三定律，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在光学和天文学也有颇多建树。後被推为皇家学会会长，并被加封为爵士。他是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又是虔诚的基督徒。牛顿的父母是虔诚的清教徒。但他出生前三个月，父亲病逝。面对这个濒於死亡的早产儿，他母亲向上帝祷告：“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听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於耶和华”(撒上一11)。所以牛顿从小敬畏神。牛顿成长过程中留下的最早记录，就是他在课堂笔记的空白处记下的祷告。牛顿常常到花园祷告与默想；苹果掉在地上，使他想到了万有引力。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曼纽(Manuel)说：“近代科学源自牛顿对上帝的默想”6。牛顿身为杰出的科学家，又常常公开表示自己的信仰，加上不擅交际，故遭到许多无端攻击。“当时宗教分子攻击他有一流的科学，却有三流的神学；科学分子攻击他有一流的神学，却有三流的科学；政治分子攻击他的科学、神学、人际关系都属三流；有人看他孝顺母亲又终身未婚，就中伤他心理不健全，现今还有人说牛顿有恋母情结；有人看他对学生好，就说他有同性恋”7。这些攻击使牛顿几乎发疯，也造成了他漫长的信仰动摇期(169 8-1707)。直到英王任命他为英国皇家协会会长，攻击才消失。牛顿於一七二七年谢世，他晚年写道：“不管任何环境，要守住耶稣基督救赎的真理和最大的诫命──爱人如己”8。　　波兰天文学家兼数学家哥白尼经二十几年研究，发表《天体运行》（De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巨著，首先提出日心学，奠定了现代天文学的基础。哥白尼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早年学习神学和医学，一生悬壶行医，後又担任牧职传道。支持证实哥白尼的日心说的天文学家伽利略和凯普勒也都虔信神。伽利略虽遭到天主教教廷的迫害，他本人仍相信《圣经》，相信〈日心说〉与《圣经》并不矛盾。凯普勒是基督徒，曾在神学院进修两年。当凯普勒经过长期努力、终於发现了行星运行三大定律後，他将荣耀归给神：“我感谢你，造物主和上帝，因为你已在你的创造中给了我这份喜乐，我在你手作成的工中喜乐。现在，我已完成我蒙召应作的工作。在其中我已尽用了你赋予我心智的一切才能。以我狭窄的心智对你无限丰盛的理解，我将向那些将要读到我的话语的人彰显你的工作的伟大” 9。　　电解原理发明人法拉第虔信《圣经》，并是伦敦一教堂的兼职传道人，每周讲道多次，遗留至今的讲章有一百五十篇之多。他临终时，别人问他在想什么，他说：“我心灵很平静。”并引用《圣经》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提後一12）。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发现作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卡尔文（William Thomas Kelvin），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一次，有个学生问他一生中最大的发现是什么，他没有说是第二定律，却说：“在我生平的发现中，最有价值的，是认识了主耶稣基督” 10。　　化学家波义耳（Robert Boyle）在他的科学论文中再三强调，科学研究的整体目标，是要显示《圣经》和自然规律的合理性及和谐性。他本人研读原文《圣经》，对基督教护教学甚有研究。在美国发行的第一本印地安语《圣经》是由他资助出版的。波义耳二十八岁後前往牛津，他与有“清教徒之父”之称的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建立了深厚友谊。针对当时有人以为对神虔诚就必须反对科学的谬误，他们宣称：“人得救的条件不是要反对什么，而是接受上帝白白的恩典。只要你肯，仍然可以在科学里爱上帝、敬拜上帝。”在波义耳的牛津科学阵营里逐渐聚集了一批杰出的基督徒科学家，并由此形成了“英国皇家科学会” 11。　　瑞典博物学家林奈氏（Karl Von Linnaeus）对现代植物学的发展有极大贡献，尤以植物分类法闻名。他将自然界分为动物、植物、矿物三大类，再细分为纲、目、科、属、种，成为现代自然分类法的基础。林奈氏一生敬畏上帝。据说某日他外出散步，偶见一艳丽夺目的花朵，深感上帝创造的奇妙、伟大，便立即跪下，感谢造物主的恩典。　　法国化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是世界公认的微生物学的创始者。他发明消毒法，对人类医疗卫生贡献极大。又在防治瘟蚕病、促进法国蚕丝业的发展立下丰功。他对上帝和福音都有坚强的信心。他说过，“如果承认上帝的存在，这一个信心实比一切宗教的神迹更为超奇，不可思议。如果我们有了这种信心，这种悟性，那便不能不对上帝下跪，肃然敬拜了。”他常在实验室里，一面工作，一面祷告。在巴斯德的时代，有人认为生命可以由物质产生，即“自然发生论”。出於他对神的信仰，他不相信物质可以产生生命，相信只有神才是生命法则的作者。经潜心研究，他发明了消毒法，证明了物质不能产生生命。年老时，他回母校讲演时说，他一生面对极大反对、却能节节胜利的两个原因是：“信心，相信神的启示……信心是一条绳子，维系你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与你内心的呼召，成为一个和谐的关系。热心(enthusiasm)，这是最好的字，由En及Theo合成：En是里面，Theo是神。真正持久的热心是因为上帝住在我的心里” 12。　　法国另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巴斯噶（Blaise Pascal）英年早逝，离世时仅三十九岁。他十六岁时就完成了有关投影几何的名著，并先後发明计算器、晴雨表和水压机等，为旷世天才。然而，科学上的重大成就却无法满足他灵性的需求，他甚感痛苦，遂研读《圣经》。一天晚上正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时，神忽然向他显现，当年领以色列出埃及的伟大先知摩西所见的荆棘中的火焰，充满整个房间，同时上闻主声：“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非哲人之上帝，非学者之上帝。”使之顿时开悟，单靠科学、哲学，不能通神。面对真神後，他大获平安、喜乐。他将神的启示笔录、缮正，缝於襟内，终其一生，未告诉任何人。直到他去世时才被发现，现珍藏於巴黎国立图书馆。巴斯噶悟道之後，尽弃骄淫之气，谦卑自律，判若两人。後著《沉思集》（Ponsees），为主证道，脍炙人口。他在《沉思集》中写道：「有两种人会认识上帝，一种是身处尊贵或卑微，内中常存谦卑的心；第二种是，只要真理，不管反对的人“13。　　到目前为止，在人类历史上，能先用数学推导物理现象的存在、尔後由後人证明其正确性的，只有四位：牛顿、哈弥尔顿(William Rowan Hamilton，曾推导出“光在双轴晶体的折射会呈现圆锥状”)、马克斯威尔和爱因斯坦。前三位是虔诚基督徒，第四位相信有上帝 14。　　以上只是部分实例。在现代科学发展初期，建立了丰功伟迹的基督徒科学家还有很多。从现代科学的方法论的建立到基督徒的实际参与，基督教对现代科学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有人甚至称基督教是现代科学之母。现代科学发展史清楚表明，那种认为基督教与科学对立、阻碍了科学的发展的观点，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笔者也为自己因无知而曾持这种本末倒置的观点而暗自红过脸。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逐渐认识神　　有人常问，像上面提到的那些著名的基督徒科学家，是否因为出生在基督教家庭而信主的？按手头现有的资料，笔者不能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其中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受到家庭的薰陶而信主的。笔者认为，这些朋友所提问题的实质在於，如果这些科学家因家庭的影响而信基督教，他们的信仰是否只是自然而然地随大流而已？此种观点可以理解，但不全面，也不尽符合事实。　　不少基督徒的後代并不是自然而然地成为基督徒的，有的始终没有成为基督徒。知名学者林语堂先生的父亲是一位牧师，他小时也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但成年之後，他对中国圣哲思想极为爱好，逐渐疏远了基督教。经过几十年的艰苦跋涉，最後才又回到主耶稣的怀抱里。他在《信仰之旅》的绪言中说：“我获得宗教，走的是一条难路，而我以为这是唯一的路；我觉得没有任何其他的路是更妥当的，因为宗教自始至终是个人面对那个令人震惊的天，是一种他和上帝的事；它是一种从个人内心发出来的东西，不能由任何人来‘给与’” 15。　　张文亮博士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记录了许多科学大师经过长期认真、甚至痛苦的寻索才归依基督的动人故事。“化学之父”波义耳的父亲是爱尔兰最有权力的李察(Richard)大公爵。在英国内战中，他父亲、哥哥先後死去。他发现，政治革命死了那么多人，却未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仅仅是为了几个热血沸腾的口号。他从此变得反叛、苦毒和愤世嫉俗。後在布朗医生的启发下，二十八岁才成为基督徒。法国科学家巴斯噶二十三岁以後，在《圣经》的启示下，方冲破理性主义的束缚，实现了信仰的飞跃。曾任英国科学皇家学会会长的斯托克(Sir George Gabriel, bart. Stockes)是牧师之子，常因信仰受他人责难，所以他上学後就开始反对父亲的信仰。但因信仰而使他常问自己的话“在时间无穷的列车里，我将置身何处？”却挥之不去。在他成名以後，正是这句话使他降服在耶稣面前。他曾与无神论者休膜 (David Hume)力辩，也曾向造访的达尔文(Charles Darwin)传福音。“热力学之父”凯尔文是十岁就上大学的天才。十六岁时，他读到德国天文学家凯普勒的心路历程：“这位德国的科学家从小就以天才著称，但是愤世嫉俗，与世格格不入。……後来，他发现问题的关键在於：他内心深处在寻找必须的永恒。於是，他不再看地上的人、事，转而研究天上星辰运动，因此宣告神的作为在那里！”这个短短的见证，把凯尔文引上信仰之路。从此，他把科学和信仰紧密结合起来。他不仅力挽狂澜，决不随声附合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常在自己的研究报告中提到信仰。发表热力学第二定律时，他引用《圣经》的话：“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诗一○二26)，表示自然过程中熵的增高。他二十八岁发表热动力理论时，在报告中写到：“上帝在这个时代还行神迹吗？是的！科学知识来自上帝，放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能够了解。过去，他把异象放在先知的梦中，现在他把知识放在人的心中，使人能建立理论以说明这个世界的真实。人的理解心智，是上帝创造的” 16。　　不可否认，出身於基督教家庭，从小耳濡目染，少有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冲突，不会有太多的理性挣扎，比较容易接受基督信仰；也确有人是在这种环境中“糊里糊涂”地成了基督徒的。然而很难想像，那些有高度智慧、理性、逻辑思辨能力、在科学上取得非凡成就的基督徒科学家，会在信仰上采取人云亦云的轻率态度。事实上，从上面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到，他们一面努力搞科学研究，一面严肃地思考、寻求信仰。他们的信仰不是盲从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知道为何要信。　　英国当代著名的大气物理学家霍顿（John Houghton）在谈到自己的信仰时，这样说过： “有了很强的历史证据，加上千千万万基督徒的见证，也不能说服我。因为我要亲自去体验、证实我可以与神建立的个人关系。那么，我需要的是怎样的证据呢？很少有人像使徒保罗，突然看见属灵的事实如刺眼的光芒，照亮了整个信仰的心田。　　多数人走向信仰的过程比较长远，就像人与人的关系一样，一见锺情到底比较少，多数人是逐渐地认识到神的真实的。所以，我个人的论点包括历史的证据，历代教会的经验，再加上我个人的体验，都是贯穿一致的体系。有了信仰的观点，历史的基础是否重要呢？有人认为关系不大，他们觉得信心可以胜过历史而独存。但大多数的基督徒，连我在内，却认为必须有历史的根基，否则信仰不能成立。正如使徒保罗在初期教会就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林前十五14）。历史的基础与信心的经验并驾齐驱，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17。 这番话颇能反映历代基督徒科学家们在信仰问题上所持的严肃、审慎和执著的态度。　　此外，不少科学家是在科学研究中认识神、完成从无神论到有神论的思想飞跃的。　　英国科学家虎克(Robert Hooke)因制造第一台显微镜、第一台真空抽气机、第一支水银温度计、第一架天平等等，而家喻户晓。但虎克的信仰之旅却很有传奇色彩。他的父亲是一个小岛上的牧师，家境贫穷。加之，他是天生残疾，从小就在苦中挣扎。他不理解，像他们这样为上帝全然摆上的家庭，反而得不到神的眷顾！他二十岁时写道：“我要逃避上帝，如同逃避瘟疫一样。我恨上帝，我要对上帝说：我是无法被他感动的一位。”十年後的一天，他把一只被捏死的跳蚤放到显微镜下观察。“啊！我不禁赞赏跳蚤的美，”事後他写道，“ 跳蚤毛的结构，排列次序，不只是一种艺术的美，我看到一种神圣的美，一种信仰的美。” 藉著一只跳蚤，这个自称是“圣灵的绝缘体”的人，回到了上帝面前 18。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则称他是在研究相对论时找到神的，尽管他的有神观带有泛神论的色彩。他曾经说过：“无限超越的圣灵，在这些细小的细节上启示他自己，而我们甚至可以用我们脆弱微小的头脑来了解。我的宗教信仰即由对他诚心的崇敬而构成的。我深深地相信有一种难以理解的宇宙显明的、超越的理智力量的存在，这种感受构成我对神的观念。”　　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对现代科学进步有重大贡献。米勒（Francis Trevelyan Miller）在《爱迪生传》（Thomas A. Edison）中说：“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没有一个'舵手'，没有一个引导的力量，爱迪生决不会有一个科学的和数学的精密头脑来领悟宇宙的奥秘。天体行星在一定轨道上转动不息，千万年如一日；种种造化的奇妙，生活的繁殊，以及动物、植物、矿物的神奇不可思议，使爱迪生相信宇宙间必然有上帝。”爱迪生自己说过：“我认为每一个原子必由某种智慧所掌管，所以能千变万化，成造化之妙。这种智慧乃是从一个比我们更伟大的能力而来。上帝的存在，在我是几乎可以用化学来加以证明的。”他虽未归依於任何正统的信仰，但敬畏上帝。他在自己的实验室曾写了一篇座右铭，其中说：“我深信有一位全智全能的、充满万有的、至高至尊的上帝的存在。”　　赫乔父子威廉（William Herschel）和约翰(John Herschel)都是大天文学家。威廉发现了双星和天王星，约翰发现了五百多个星云。宇宙的奇妙使他们敬畏神，他们常说宇宙是神精巧杰作的证据。证据是那样明显，以至威廉认为，不信神的天文学家的神经一定有点问题19。　　曾任牛津大学大气物理系系主任、英国国家气象局兼太空中心国家地球观测计划董事会董事长的霍顿博士深有感触地写道，“我多次提及神启示的两本书：《大自然》及《圣经》。《圣经》特别藉著耶稣启示神自己。对我来说，最能激发敬拜之心的经验是同时默想这两种奇妙的启示。当我翻阅一页页的彩色天文图片，看著那些通过望远镜或太空船拍摄的行星和星云，或者欣赏那从太空实验室或同步卫星自动相机所拍摄的色彩变幻的地球时，我看见宇宙的浩大和太空运作之精妙。我的理性饱受激荡，同时我的感情和想象力也受这些科学观察的激动，我不得不感到惊叹和谦卑”20。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美国阿波罗十一号太空人阿姆斯壮(Neil A. Armstrong)和同事们在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斯松尼太空博物馆(National Air-space Museum,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欢聚一堂，并接受高尔副总统颁发的蓝利金质奖章，表彰他们三十年前首次登月谱写的人类历史新篇章，把人们又带回难忘的六十年代。对那一段太空研究发展史，在韩伟等著的《科学理智与信仰》（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9）一书中有精采描述。下面的三段记载就摘自该书。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二日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Yuri A. Gagarin），驾驶载人人造卫星沃斯托克一号（Vostok 1），用八十七分钟成功地绕地球的轨道运行一圈後，太空时代宣告开始。前苏联领导人赫鲁雪夫挟太空优势之威，在同年的联合国会议上的蛮横态度使美国大为震惊。朝野一致努力，美国的太空事业迅速发展。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下旬，美国阿波罗八号的三位太空人首次冲破地球的引力进入月球轨道，然後又冲破月球的引力回到地球，为登月铺平了道路。圣诞节清晨他们在太空中轮流朗诵〈创世记〉一章1～10节。美国邮政局为了纪念这次飞行曾发行纪念邮票，邮票图案中央赫然印著四个字“In the beginning God……（起初，上帝…）”。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十时五十六分，阿波罗11号的太空人阿姆斯壮的左脚踏上月球，实现了人类登月的梦想。他和另一位太空人艾德林（Edwin E. Aldrin）在月球表面漫步两个多小时，艾德林在月球上通过卫星转播站向人类发出呼吁：“无论你在何处，请暂时停下来，向上帝表示感谢吧！”他们朗诵了〈诗篇〉第八篇的诗句：“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然後将〈诗篇〉第八篇留在月球上。　　一九七一年七月三十一日，阿波罗15号的太空人施高特（David R. Scott）和欧文（James B. Irwin）第四度登月，并驾驶耗资近四千万美元的月球车在月亮上探测六十七小时，搜集了大量资料，被誉为“首次真正的月球探险”。正处在事业巅峰的欧文上校在完成此次飞行後，突然向太空总署递交了辞呈，进入神学院学习。後来他到各处传讲神的福音。他说：当我们飞向月球时，“身後的地球最初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海洋、白云、和山脉，美丽极了，就像圣诞树上的装饰。但四个小时後，地球却小得像篮球，不久又缩小成为棒球、乒乓球……这时我才突然发觉自己是这样快地离开地球，内心的感触真是无法形容。……神既然应许我安然返回地面，是要我与各位共享一件事情：神多么伟大，人多么渺小，他也充满了爱。我有独特的权利看见神奇妙的创造，因此神在我身上有特别的旨意，要我对男女老少传讲：神爱世上每一个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21。　　前面曾提到的美国水星计划及双子星计划的总执行者勃克博士，在美国第一位太空人格林被发射到太空的那一周（1962年2月），仍在带领教会的查经班，因为当时他正担任教会主日学的校长。在甘乃迪角主持太空船发射後第二天，他便搭飞机回到圣路易斯城，当天晚上仍带领查经班不误。对此，他说：“说实在的，我现在把如何为主而活的事情看得比我参加月球登陆计划的工作更为重要。”　　在回答记者关於科学与信仰的关系的采访时，他说：“我个人认为太空时代的确给予人许多好处，它是加强我属灵生命的一大因素；现在我每天读经更勤。以前我常有'到底有没有神'的问题，现在所想的已变为：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目的？我如何才能为基督做更好的见证？在我和许多科学家的交往中，还没有见到一个纯粹的无神论者。自从我们进入太空後，我觉察到许多同事们更加深了他们的信仰，很少有一天不听到人们谈及灵性问题。在以往数月里，我意识到太空人员有一种心灵的觉醒。现在他们自由地谈论属灵的事情，有的甚至告诉我，他们已经接受了基督教信仰，这是我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 22　　近年来，关於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论，重新为人们重视，很多人开始相信宇宙不是永恒的，是大爆炸的结果。支持大爆炸理论的一个重要证据是科学家发现了存留至今的大爆炸所产生的微波辐射。为了协助解开宇宙起始之谜，美国太空总署特别设计了宇宙背景探险号（Cosmic Background Explorer, COBE）人造卫星，专门用以测量此种微波辐射。这个卫星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开始工作。其後两年所提供的资料表明，宏观宇宙每一个方向的背景温度完全一致，均匀到万分之一凯耳温度（Kelvin）！　　一九九二年四月，从诺贝尔奖得主群集的美国著名的Lawrence Berkeley实验室传出惊人的信息，太空物理学家史莫特博士（George Smoot）发现，COBE卫星所搜集的三亿六千万个测量数据中，只有万分之三的差异！有人称此发现为“若非有史以来最大的发现，便是世纪性的创举！”史莫特自己则公开宣称：“我们所找到的是宇宙诞生的证据，”“这好像睁开眼睛看到神一样。其中的秩序如此精美，如此均衡雅致，使我们想到宇宙的背後必然有其设计，”“神可能是它的设计者。”世界第一流科学家称此发现为“神的手笔” （the handwriting of God）。美国著名史学家博汉（Frederic Burham）也发表评论说：“ 现时这最先进的发现，使'神创造宇宙'这一观念，成为近百年来最受推崇的设想。”　　不难看出，科学家对神的认识也经历著曲折的过程。二、三百年以前，实验科学处於萌发时期，科学家们从事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认识神、荣耀神。他们把科学研究看作是“适合礼拜天作的”神圣活动。他们的灵感来自於对神的创造的探知的渴求。牛顿、凯普勒这些科学大师在谈到他们的成功时都说，他们只是“思想神要他们想的事”，是“追随上帝的思想”而已。虎克给牛顿的信中写道：“发明的灵感，有时就像圣灵的气息一样，我们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也不知它往哪里去。它忽然来了，吹经我们多年努力、熟悉的窗口，进入我们意想不到之处。发明有时就需要这种幸运的一触，这种偶然巧合的一推。在千头万绪缠绕的中心，忽然看清那位大创造者的本意。我知道我做的每一件事，无论是蓄意的或不经意的，都是在上帝的影响下，因此我们更该竭力地去做”23。 为著认识神而从事科学研究，在研究中更认识神；在与神的亲密关系中得到灵感，使科学研究不断有所发现、有所进步，因而更敬畏神。《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一7，九10）。耶和华是宇宙万物和自然规律的创造者，是生命、真理、智慧和知识的源头。敬畏、亲近他，可以得到更多的灵感和洞察力。认识、追随这位至圣者的人，是有真智慧的人。上述科学大师们，用自己的科研实践和心灵更新，为这句经文作了很好的注释。　　当现代科学取得瞩目的成就後，有人再度骄傲起来。随著人文主义世界观的抬头，达尔文的进化论风靡全球。科学界不少人开始抛弃神，反对超然的造物主的存在，强调宇宙的永恒性，视人是这永恒宇宙的主宰。人们再次利用科学研究向上帝争权，将科学研究与敬拜神相分割、相对立，陷入无知、迷惘之中。　　当科学家有重大发现时，会受到各种奖赏和称赞，这本是无可非议的。但同时也应该想到，他们只是发现了这些规律而并非创造了这些规律。崇敬规律的发现者而冷漠规律的创造者是很不符合常理的。比方说，有一位造诣极高的画家，画了一幅美妙绝伦的画，并将它精心裱帧，装入镜框，挂在客厅的墙上。一天一位客人在客厅见到此画，为之倾倒，立即叫亲朋都来欣赏，大家都赞不绝口，并热烈地祝贺这位客人竟然有幸发现此画。但此画出自哪位画家之手却无人问津，以为该画也许是自然形成并自己挂到墙上去的。我想，没有人相信这个比喻在生活中会真正发生，因为太不合逻辑。但是，一些很有理智的科学家在科学与神的关系上所持的观点，却正是这样不合逻辑，不合理性。　　当科学再度向纵深发展时，复杂、浩瀚、精妙的宇宙，使不少人不得不再一次去思考、面对宇宙背後的设计者。这在天文物理学界尤为突出。加拿大天文学家Hugh Ross说：“我和很多研究宇宙特征的人谈过话，也读过许多有关的书籍和论文。其中，没有一人否认宇宙不多不少是为适合生命而斧凿出来的。天文学家很自然地倾向独立和抨击一切信仰。只要有机会否定，他们就会把握。但宇宙的精雕和细琢，证据确凿，到如今我还未听过任何异议。 ”他列举了许多天文学家有关的谈话24。　　因发现宇宙背景辐射而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彭西亚(Arno Penzias)说：“天文学带领我们看到一件独特的事件，那就是：一个从无有中被造出来的宇宙；这宇宙有精密的平衡，供应著容许生命存在的条件；同时，这宇宙背後是有一个根本计划，也可以说是一个超然的计划。”　　宇宙学家罗夫曼(Tony Rothman)在一部著作的结论中写道：“当中世纪的神学家，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定睛仰望夜空时，他们看见是天使使宇宙和谐运作。今天，现代宇宙学家则象爱因斯坦一样，他们凝视著同样的天空，却看见上帝的作为透过大自然的常规表露出来，而非透过天使……当我们面对宇宙的规律和美丽，以及自然奇妙的巧合时，我们很容易有一种冲动，要用信心跨过科学进到宗教去。我肯定很多物理学家曾这样想过，我只希望他们会坦白承认。”　　英国天文学家戴维斯(Paul Davies)逐渐从无神论转而承认：“物理学定律本身似乎已是非常高明设计的产品”；“对我来说，强有力的证据说明背後必有玄机……好像有人把大自然的数字精调来创造宇宙……这设计给人的印象实在是震撼性的。”　　原宣称“宇宙就是一切”、毫不犹豫地反对基督教的英国天文物理学家荷尔(Fred Hoyle) 现也无奈地说：“一位超智慧者在玩弄著物理、化学及生物学。”天文物理学家基福(Robert Griffiths)则风趣地说：“如果我们要找无神论者辩论，会到哲学系去，物理系派不上用场”。　　科学的发展虽还没有使每一个人看到神，但确实有一大批有成就的科学家，在研究中看到神的伟大，看到科学与《圣经》的吻合而真正谦卑下来。　　天文学家凯普勒说：“我们天文学家们是至高无上之神在大自然方面的代理人。大自然提供我们研究的机会，并非让我们自命不凡，而是为了荣耀神”25。 热力学家凯尔文说： “人类承认自己所知的有限，是科学最关键的原理”26。　　因用油滴实验证明电子的存在，和其所携带的电荷，而获诺贝尔物理奖的米立根（Millikan）说得更加清晰，“人的宗教性是与生俱来无法逃避的。因为宇宙超过科学知识的范畴，非人类智慧所能窥测。这人类智慧不能窥测的范畴便是宗教的领域了。……人类智慧有限，不能完全明白宇宙终极的奥秘。……真正的现代科学，应当服从上帝、学习谦卑”27。 霍顿博士形象地把科学与信仰（《大自然》与《圣经》）喻为人的双眼，“当我们将神的两种启示，揉合一起来看事物，好像用两只眼睛看见的立体感，新的深度和真实就出现了，新的属灵境界也显而易见了”28。科学能使人们从敬拜受造之物的迷信中醒悟过来，转而敬拜创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之主。　　有人说，科学的终点就是信仰的起点。此话富於哲理。美国国家航空及宇宙航行局（NASA）、太空研究院的创始人泽斯爵博士（Robert Jastrow），在《神与天文学家》(God and the Astronomers)一书中说过一段令人铭心刻骨的话：“对於一个靠理性的力量而生活的科学家而言，这个故事的结局像是个恶梦。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并且快要到达巅峰。当他攀上最後一块石头时，他竟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他们已经在那里恭候无数个世纪了”29。基督教信仰的超越性　　何谓科学主义？　　有人会想，如果按前面论及的科学与信仰的关系，每一个科学家都应成为虔诚的基督徒才对，为什么现实并非如此呢？这是一个好问题。其答案是：科学至上的科学主义世界观，是阻碍一些科学家认识神的一个重要原因。什么是科学主义呢？何天择博士在《人从那里来》一书中，对科学主义这样描述说： “将科学局部的知识视为人类全部的知识，将科学有限的范围视为唯一的境界，将科学相对的学说视为绝对的真理，并以为在科学之外的其他学问都没有研讨的价值。以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生一切问题，所以高唱'科学万能'。这便是科学主义”30。笔者认为这是很中肯的。　　现代科学的发展对人类进步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无可置疑、有目共睹的。不幸的是，自从人们在科学研究中开始抛弃神後，科学家对神这位造物主的崇拜，便逐渐演变为对受造的科学规律和受造的人的理智的崇拜。人把自己当作宇宙的主宰，把科学方法看著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成了二十世纪的新宗教，被无数人盲目地顶礼膜拜，视为神圣不可侵犯。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如果一个科学家举办讲座，听众不管是否听得明白，都无条件地接受；而且，往往越听不懂越是自叹不如：这道理太高深了，这个科学家的知识太渊博了！从不对科学家所讲的东西置疑。相反，如果是一个神学家讲道，无论他讲得如何清晰易懂，如何有根有据，人们也会疑云满布，百般挑剔。　　科学主义的产生除了摒弃神这个主因外，也有认识论、方法论的根源。前面已经谈过，现代实验科学的主要方法是演绎法和归纳法。归纳法以观察、实验开始，从大量数据中找出规律来。演绎法虽以假设开始，却一定要以观察、实验的数据加以验证。因此，在科学研究中，始终十分重视实证，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如果把这种重实验数据的研究方法，不恰当地由物质世界扩展到灵性世界、由研究被造的自然界扩展到探知造物主时，就成了谬误。　　科学的局限性　　科学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科学(尤其是实验科学)的局限性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科学研究的对象必须是可以重演的（reproducibility）、被动的（manageability）和可以量度的（observability）。我们得到的实验结果必须可以不断地重复。如果我们公布一个新发现，而他人无法在相同的条件下得到相同的结果，这个新发现是不会得到公认的。但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如辛亥革命），个人一生中只发生过一次的经历（如初恋）和业已完成的事情（如生命的起源），都无法重演，因此不能用科学加以研究。　　所谓被动性是说，当研究者改变一个实验条件，被研究的对象一定要作出相关的反应。这样，人们才能发现各事物之间的联系。如果，无论我们如何改变条件，被研究对象或无动於衷或乱变一通，研究工作就无法进行。神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中，而且远远高於人，所以我们不能用科学方法去研究神。　　另外，被研究的对象一定可以量度，如长度、大小、重量、强度等等。一次和一位朋友谈到此点时，我说：“爱是无法用科学方法研究的，因为爱无法量度。”他立即反驳说：“ 爱是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的！据说科学家已经发现，当人表现爱时，会发出一种波。”我说：“至今为止，我尚不知道爱可以用波来测量。即便真是如此，这恰好证明了我的论点：只有可量度的东西，科学才能研究。”对方听後先是一楞，尔後哑然失笑。研究对象的限制，使科学研究不仅是有范围的，而且范围是狭窄的。科学研究得到的知识只是人类知识的一部分。　　其次，科学研究的成果是中性的。科学成果，如化学物质、细菌培养、原子能等，既可造福於人类，又可成为人类互相残杀的武器。而且科学发展使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能源枯竭等问题日趋严重。　　第三，科学研究对灵性世界鞭长莫及。在第一章里已谈到，和物质世界一样，灵性世界是一个客观实体。灵界中有神，有灵界的受造物天使和部分天使堕落後变成的魔鬼撒但等邪灵。灵界存有的智慧远远高於人类的智慧。科学中有一条“铁律”：证明、研究者，一定要大於或等於被证明、研究的对象。相对於灵界，人类既无量度标准可用，其智慧又远所不及，科学只有望洋兴叹。“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四24）。心灵和诚实是认识神的唯一途径。　　第四，科学无论如何发展，也无法解决人心和道德问题。纵观人类历史，科学事业一直在向前发展，近二、三百年尤为显著。但是人的道德水准并没有随科学发展而相应地提高。相反，科学愈发达，人心愈诡诈，道德愈沉沦。　　当今的美国就是例子。难怪在美国太空事业取得辉煌成功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森在就职典礼和国情咨文中多次大声疾呼：“我们固然在征服外太空方面需要更大的抱负，同样地，我们也需要征服我们的内太空--人类的内在心灵。”尼克森是受人尊敬的、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不幸的是，他因水门事件下台，在内太空征服战中败阵下来。然而，征服内太空的必要性是随时可见的。　　一篇文章曾谈及纽约的公共汽车问题。在上、下班的高峰期，公共汽车十分拥挤，等车的人拼命想挤上车；一旦上车後大都堵在车门口，希望方便下车。为了使更多的乘客能上车，司机请车门口的乘客向空著的中间移动，但不管他如何劝说，毫无功效。司机不禁长叹， “我们已经可以把人送上月球，却无法让人从车门口向车中间挪一步……”。　　第五，科学研究的结论并非总是客观、可靠的，因它们必然为科学家的道德水准和信仰体系所左右。由於各种私利的影响，科学界作假的事屡屡发生。虽然被揭露的仅是少数，但这类丑闻仍常常曝光，中外科学家皆不例外。更重要的是，从假设、实验方法到对数据的取舍、得出结论，无不受到科学家信仰、世界观的影响，甚至扭曲，没有人能够超脱。达尔文提出进化论和爱因斯坦的宇宙常数，是著名的例子（详见第六章）。　　科学与神迹 科学是研究神的正常作为；当神不按所造的自然律行事时，神迹就发生了，科学就无能为力了。因此，有人将科学和神迹对立起来，但这是大可不必的。有神就必有神迹。其实，自然规律和人自身，就是我们看惯了的神迹。按《圣经》记载，大洪水之後，“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著恶念)，也不再按著我才行的，灭各种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创八20-22)。正是神的这个恩典和应许，从那时起，除主耶稣再来时将要发生的普世性超然现象外，别的神迹都在有限的时、空中发生；在绝大部时、空中，自然规律照常运行，科学研究才成为可能。　　人类与上帝 上帝是独一无二的造物之主，人类是受造之物。人类的科学研究只是探测神所“授与”的宇宙，无法直接了解神，因他可以介入宇宙，也可以超越宇宙。科学研究可以看到神的作为，但不能见神自己；可以知道有神，却不知神的特征(一神、多神？自然神、泛神还是与人类密切相交、有位格的神？)和旨意。这些只能从神的特殊启示--《圣经》中才能明白。在认识神的过程中，划清造物主和受造物的界限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人类处在四度时空中。一度一条线，两度一个面，三度是立体，多一度就多很多内涵。神在几度空间呢？有科学家推算，宇宙的空间可能有十一度到二十六度之多。五度空间现在就难以想象了，十一度、二十六度更无从想起。何况，神还在二十六度之外呢！所以，神与人之间的差距之大，是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的。然而，人们常常抹煞神和人的区别。要不，人要升到神的位置，甚至比神还高，对神品头论足，妄加评论，要把神圈在人的理性的圈子内，否则不能信他；要不，把神拉下来和人一样高，认为人做不到的事，神也做不到：因为人不能童女生子、不能死而复活，所以耶稣为童女所生并从死里复活就根本不可能。然而，一个简单的真理是：人是受造物，必须伏在自然律下面，不能超越；神是自然律的创造者，是可以随己意改变、超越他所造的自然律的。如果能回到自己受造的本位、谦卑地仰望神，那人们离认识神就不会很远了。　　实证与信心 “拿出证据来！”不信神的人常常理直气壮地这样说，“我是搞科学的，如果有充分的数据说明有神，我就信！”大家习惯於“ 眼见为实”；搞科研的人更强调实证。所以，对五官不能感受的神的真实性总是心里存疑。这些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即便是实验学科，定律也并非仅仅是数据、资料的归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两个前设并不是基於实证，而是後来才被证实的。数学是极为严谨的学科，但数学的很多公理的前设都是未经证明、甚至无法证明的。如果要求首先证明这些前设，数学研究就不可能进行。更重要的是，所有实验科学的共同大前提是“自然划一原则”(Principle of Uniformity of Nature)，即，自然规律是宇宙性的、不变的。这个原则早已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没有这个原则，一切科学研究都不能进行。但这个原则是未经证明、也无法证明的。巴斯噶说：“如何证明人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死？如何证明明天太阳一定会再度升起？这种深入我们下意识的，就是一种说不出的信心。”自然划一原则正是源於基督教的独一真神的信仰，源於人们对神的信心。所以，没有信心，寸步难行。我们对神的信心不是盲目的。《圣经》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来十一1)。信心是一种确据。我们信神的确据就是：《圣经》都是神的启示，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历史事实，以及千百万基督徒的生命见证。有了这种确据，我们就可以产生信心飞跃，相信那“看不见”的神。　　理性与灵性 人不仅有感性、理性，更有灵性。人是有灵的活物。神是个灵，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拜他。神是要用灵性去悟的。很可惜，人们常常不是用灵性提升理性，反而用理性压抑灵性。有时，有人的心灵已悟到圣灵的启示，要相信耶稣，但理性马上泼冷水：“别头脑发热！想清楚了再说！”基督教信仰并不排斥理性，是包含理性、超越理性的。有人坚持说，要弄清楚了才信，看见了才信。殊不知，在信仰问题上，逻辑恰恰相反：信了才能明白，信了才能看见！因为，“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林前二14)。 “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林前二10-11)。不信耶稣时，我们都是属血气的。“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弗一13)。每个相信耶稣的人都因得到圣灵进住，成为属灵的人。许多基督徒都见证说，信耶稣後，过去很多无法弄清楚的问题都烟消云散了。一位理论物理学博士走过了超越理性的信仰路程後，他在一本书里谈到一个生动的例子。外太空有一种奇特的现象。人们在太空船里回头望，可以看到耀眼的太阳；如果转头向前看，不是片灿烂阳光，而是异常的黑暗。因为外太空没有粒子，不能将阳光折射或漫射到人们眼里。但是，如果你相信外太空的黑暗里充满了阳光，马上就能看见：只须把手伸出船舷，手就闪闪发光。如果你什么也不做，非看见才相信黑暗中有光，那就永远看不见3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注释1. Jean S. Morton 著。《圣经中的科学》。陈永成译（台北：中国主日协会，1980）。2. 余国亮著，《物理学家看圣经》。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3. 崔振华主编，《天文博物馆》，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页38。4. 周功和著，《基督教科学观》，台北：中华福音神院出版社，1993，页52。5. 潘柏滔著，《进化论-科学与圣经冲突吗？》。台北：更新传道会，1987，页234-235。6. 张文亮著，《我听见石头在唱歌-科学大师的求学、恋爱与理念(二)》，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98，页79。7. 同5，页83。8. 同5，页87。9. Kaiser, C. B. Cre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91, P.127.10. 同1，页179-180。11. 张文亮著，《科学大师的求学、恋爱与理念》，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96，页134。12. 同上，页90-93。13. 同上，页39。14. 张文亮著，《我听见石头在唱歌》，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98，页179-180。15. 林语堂著，《信仰之旅-论东西方的哲学与宗教》，胡簪云译(香港：道声出版社，1991)，页14。16. 参见11及金新宇著，《科学与基督教》，香港：宣道出版社，1990，页10-12。17. John Houghton著，《宇宙：神迹或机遇》，钱锟译(香港：福音证主协会，1992)，页73-74。18. 同5，页32-35。19. 同1，页179。20. 同15，页143。21. 这段话引自6，页242-243。一位读者曾来信说，地球比月亮大，因此在月亮上看地球一定比在地球看见的月亮更大，不可能像棒球、乒乓球那么小。的确，月亮的半径只有地球半径的四分之一稍长，其体积只有地球的五十分之一。所以，在月亮上看到的地球一定远比棒球、乒乓球大。我查对後，发现引文与6相同，没有引错。再仔细阅读，引文没有说是在月亮上、而是在飞行途中看地球像棒球、乒乓球那么大；如果当时太空船离地球比月亮与地球的距离更大，就有可能。因为现不知飞船的轨道，所以无法澄清。希望将来有机会了解。但笔者衷心地感谢这位读者的细心和认真。22. 韩伟等著，《科学理智与信仰》，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9。23. 同5，页35。24. Hugh Ross著，《混沌初开-从科学观点论创造》，李柏基译 (美国：中信出版社，1998)，页61, 104, 134-139。25. 同1，页179。26. 同5，页57。27. 同1，页179。28. 同15，页144。29. 同21，(English Edition), 页124。30. 何天择著，《人从那里来--进化论与创造论初探》，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2，页9-10。31. 李清义著，《飘浮的苹果》, 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5，页98-10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六章 创造论与进化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前面几章已经提到，自从一八五九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后，进化的思想象野火一样迅速在思想界、科学界蔓延，对《圣经》所启示的创造论提出空前的严重挑战。虽然《圣经》的历史性已被考古学的证据充分证明，不少人仍把进化论当作科学真理，认为创造论不符合科学，是无法接受的。进化论成为许多知识分子接触、接受基督教信仰的阻拦。在谈论信仰时，不能不涉及创造论和进化论的论战。　　有关这方面的专著中，潘柏滔博士所著的《进化论-科学与圣经冲突吗？》对进化思想的发展史、达尔文进化论的证据、基督徒对进化论应有的态度等都有详尽、全面的论述，资料丰富，分析中肯，值得认真阅读。由于创造论和进化论涉及面很广，本章仅就笔者自己在思考过程中认为比较重要的层面加以阐述，与大家分享。一、进化论是尚未被证实的假说　　进化论被写进很多书里，不少学校也在课堂上宣讲进化论。人们自然会认为进化已是事实（the fact of evolution），认为进化论是科学定律。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进化论并不是科学规律，它只是达尔文基于他观察到的一些现象而提出的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并没有被证实，目前正受到严重的挑战。　　上一章谈到，科学研究(尤其是实验科学)的对象所必备的一个条件是重复性。宇宙、生命、人类的起源是已完成的事情，无法重复，故已超出科学研究的范畴。宇宙是进化来的还是由神创造的这一问题，科学无力作答。对此，进化论学者和创造论学者都有相当的共识。　　亨利'莫瑞博士（Dr. Henry M. Morris）指出：“最近再版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序言里，英国进化论领导人之一的生物学Mathews教授承认：‘相信进化与相信特殊创造完全一样 -- 两者都被信者确定为真，但至今却没有办法能加以证实’”1。　　所以，进化论只是一种假说，一种没有被证实、也无法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加以证实的假说。这一点是首先需要澄清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注释1. Henry M. Morris著，《科学创造论》，韩伟等译（台北：更新传道会，1991），页15。第六章 创造论与进化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二、两种模式　　既然进化论和创造论不能用科学方法证明或否定，关于起源的看法是凭信心而不是凭眼见建立的。这并不意味著我们不能客观地、合乎科学地来讨论起源问题。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应该是凭主观意愿或轻率、盲从的，而是基于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分析和思考而建立起来的。基督徒接受创造论是因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相信《圣经》是完全无误的。《圣经》明白地教导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一1)。同时，他们也确信，神启示人类的两本书 -- 《圣经》和大自然决不会相互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随著科学的发展，人们一定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宇宙万物是神创造的而非无目的地依机遇进化来的。　　为便于分析比较，我们可以建立两种关于起源的模式，即进化模式和创造模式。进化模式是：宇宙是一个无始无终、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其中有自生自长的律，使一切可以由简到繁、由紊乱到有序、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地进化、发展；这种进化、发展至今持续不断。创造模式是：宇宙万物由超然的造物主所创造和维护；现在，创造过程已完成，进入了护持阶段。本章将著重讨论有关宇宙起源、生命起源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或“物竞天择”）等方面的科学观察及成果。现代科学的资料更符合哪一种模式，那么，该模式可以作为较正确的模式予以接受。第六章 创造论与进化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三、热力学定律　　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是科学界公认的宇宙普遍规律。能量守恒定律是说，能量可以由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形式，但其总量既不能增加也不会减少，是恒定的。二十世纪初爱因斯坦发现能量和质量可以互变后，此定律改为能质守恒定律。这个定律应用到热力学上，就是热力学第一定律。这一定律指出物质和能量既不能被消灭也不能被创造，一度曾被无神论当作宇宙永恒的根据。　　热力学第二定律是描述热量的传递方向的：分子有规则运动的机械能可以完全转化为分子无规则运动的热能；热能却不能完全转化为机械能。此定律的一种常用的表达方式是，每一个自发的物理或化学过程总是向著熵（entropy）增高的方向发展。熵是一种不能转化为功的热能。熵的改变量等于热量的改变量除以绝对温度。高、低温度各自集中时，熵值很低；温度均匀扩散时，熵值增高。物体有秩序时，熵值低；物体无序时，熵值便增高。现在整个宇宙正在由有序趋于无序，由有规则趋于无规则，宇宙间熵的总量在增加。　　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宇宙不是在进化，乃是在退化之中。曾长期在美国西北大学执教的物理学家贝克博士（Dr. Edson Peck）指出，“我们的宇宙中熵值有增高的倾向”，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宇宙象一个发条逐渐慢下来的大时钟” 1。诚然，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一些暂时逆热力学的自然现象，如生命现象。动、植物由受精卵开始，从简到繁、从不分化到分化，最后成为一完整的动物或植株。之所以说“暂时”，是因为这些动、植物最后也要衰老和、死亡和解体。　　暂时逆热力学的生命现象需要两个必备条件。第一是要有蓝图或指令。这就是在精子和卵子的DNA中所携带的来自父母双方的遗传基因。在这些基因的调控下，一颗绿豆发芽长成一株绿豆苗，鸡蛋孵化后成为一只小鸡。第二是要一个能量转化系统，以供给发育时期所需的能量。光合作用、消化作用、血液循环和呼吸作用等都是这样的转化系统。　　进化论者认为，地球是开放系统，可以不断从太阳吸收能量以弥补在熵增高的过程中所消耗的能量，因而进化与热力学第二定律并不矛盾。但是，他们把能量的多寡与能量的转化相混淆了。问题不是太阳是否有足够的能量维持进化过程，而在于太阳的能量怎样用来维持进化过程。如果把一头野牛放进一家瓷器店，野牛用它巨大的能量在店内作功的结果只能是一场破坏。同样，如果盖一座楼房没有设计图纸，没有建筑师统一指挥，乃是让各种机器自由运作，让人们把水泥、砖头随意堆砌，楼房根本无法盖成。　　如果进化是宇宙的普遍现象，那么在宇宙中一定有宏大的指令系统和能量转化系统，使万物能逆热力学第二定律，由无序到有序、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地进化。但是，人们在宇宙中找不到这样的系统，故进化的模式是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直接相冲突的。　　创造的模式则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相吻合。起初神创造天地时，“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创一4）。这告诉我们神起初创造的世界是冷热分开的低熵世界。世界被创造后，即慢慢开始退化。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提出只是近一、二百年的事，但《圣经》早在两千多年前清楚地指出了宇宙中熵不断增高的自然趋势，“天地都如外衣渐渐旧了”（诗一○二 26）；“天必象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赛五一6）。　　热力学第二定律还告诉我们，宇宙不是永恒的。因为按此定律，宇宙的熵值在不断增高；总有一天，当宇宙各处的温度完全均匀一致时，熵增到最大值，一切能量都不再能作功，只剩下分子的随机运动。此时宇宙就到达等温热死阶段，一片死寂荒凉。这就是宇宙的终点。现在宇宙还没有进入最后阶段，说明宇宙的过去还不够长；即，宇宙必有一个起始点。宇宙必有起点和终点，不是永恒的。创造模式相信宇宙是神创造的，故宇宙不是永恒的。　　如果把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结合起来，可以引伸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第一定律说：质能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也就是说，宇宙不能自己开始；热力学第二定律却说宇宙必定有一个开始。这样，宇宙只能有一个不受第一定律支配的超然的开始。这样的开始不可能是自然进化而是神超然的创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注释1. 海弗来著，《科学家相信神》, 刘家玉译(台北：中国主日学协会， 1980)，页35-36。第六章 创造论与进化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四、宇宙的起源　　虽然起源问题无法直接用科学的方法重演，但科学家们仍在观察、推理的基础上对宇宙的起源提出各种假说。现在，大爆炸论被广泛地接受。李志航博士在《科学对基督教的挑战》 1 和梁斐生博士在《真金不怕洪炉火》2两本书中对此都有引人入胜的论述。宇宙不是永恒的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德国医生奥伯斯（Olbers）从一个简单的观察中提出宇宙不是处于衡定状态的假说。大家都知道星与星之间的夜空是完全黑暗无光的。奥伯斯首先想到，这说明宇宙中星球的数目是有限的，不能使宇宙的每个角落都发光。其次他假设，由于星球之间的万有引力，星球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小；或者由于什么尚不清楚的原因，万有引力会被抵消，使星球间的距离不断加大，即宇宙可能在膨胀。但这种假说未引起当时科学界的注意。　　本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天文学家观察到了红移现象（red shift）。他们发现距地球很远的星球或星系射到地球的光比离地球近的星的星光弱而且较偏红色，即偏向可见光中的长波光谱。在声学上有一种现象叫做都普勒转移（Doppler Shift）：当一个运动物体接近我们时，我们收到的它的声波频率偏高；当它远离我们而去时，我们收到的它的声波则偏向低频。一个最常见的例子是，当火车驶进站时，站在月台上的人听到它的鸣笛十分高亢；当它离站驶去时，笛声则变得低沉。因此天文学家们把红移现象解释为：远处射出红光的星球正在以高速度远离地球。　　几年后，爱因斯坦于一九一七年发表了著名的普遍相对论，震动了科学界。一些科学家发现相对论的公式包含有宇宙不恒定的结论。但爱因斯坦不同意此见解，他当时以为自己的计算有误差，于是在方程式中又加进一个常数，以抵消宇宙有不断澎涨或收缩的可能性。　　一九三一年，美国天文学家哈博（Edwin Hubble）用当代最大的二百寸天文望远镜惊奇地发现在银河系外还有千千万万个天河系，而且这些天河系明显地不断迅速向外扩张。在事实面前，爱因斯坦承认他在相对论公式中所加的宇宙常数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误。尽管他感到有些刺激，并认为不尽合理，仍勉强地接受了“宇宙有个原始的必须性”的假说。由于理论和观察都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此后科学界再不怀疑宇宙确实是在膨胀了。大爆炸理论的确立　　基于宇宙在不断澎涨的事实，早在四十年代，旅美俄裔物理学家伽莫（George Gamow）等科学家就预测说，只有一个从近於无限高温迅速冷却的宇宙，才能合理解释质子和中子的融合，以致产生今天这个含73%的氢、24%的氦、和3%的重元素的宇宙；如果宇宙是由大爆炸产生的，在整个宇宙都可以测量到绝对温度-273oC以上约五度的微光3 。只是，他们的预测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当时，一般实验室没有足够精密的仪器在如此低温下来侦测这种微波。　　一九六四年，美国电讯公司的贝尔（Bell）研究所的两位科学家彭兹雅（Arno Penzias）和威尔逊（Robert Wilson）用一种敏感的天线装置测量银河系的电波时，记录到很多杂音。他们一直以为天线有毛病。但天线经过彻底检查、确保无误后，这些杂音仍然存在，而且从各个方向测量的结果完全一样。这种杂音的强度所代表的温度是-270oC左右。　　与此同时，以狄克（R. Dicke）为首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一群物理学家也在寻找太空微波。他们理论计算的结果是，如果宇宙是由大爆炸而来，其遗留的爆炸微波所代表的温度应是-263oC左右。有趣的是，这两个研究小组并不相通，而且他们都不知道伽莫等人在1948 年所作的计算。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得知了彼此的研究情况，并认为彭兹雅和威尔逊接收到的杂音正是大爆炸后余留至今的微波幅射！当他们的研究结果在天文物理学报上发表后，引起强烈震动。其他科学家随后所从事的观测和计算，也完全一样。由于这一震惊世界的发现，彭兹雅等获得1978年诺贝尔奖。美国太空总署发布的宇宙背景探测卫星(COBE)在大气层以上测得的数据表明，宇宙是一个完全的幅射体，与大爆炸论相符。　　此外，根据大爆炸理论，宇宙中最先形成的元素是原子量小于7的元素，主要是氢和氦。氢和氦在宇宙中的比例的理论推算与现今在宇宙中测定的是吻合的。二十年来，物理学家用核子加速器研究不同核子、粒子高速碰撞的结果，用以推测宇宙形成过程中不同核子的比例，其推测结果也与今天实际观测的比例一致。　　大爆炸理论是否符合客观实际，需要进一步被检验；宇宙是否有百亿年的历史，也值得商榷；该理论在细节上也存在不少问题。但因它合理地解释了宇宙的膨胀，找到了大爆炸的直接证据；加之，按此理论推算的结论和在加速器中得到的数据，大都与在宇宙中观测的实际情况相符。因此，大爆炸理论已成为现今被广泛接受的理论。大爆炸理论的超然性质　　大爆炸理论的观点、推论和实际观测结果中，包含了许多奇特、不可思议和超越自然律的部分。对此，梁斐生博士在《真金不怕洪炉火》一书中有详尽论述。我这里只简要地举出几点。　　第一，现在多数宇宙学家都认为，在大爆炸之前，只有虚无，连时间和空间也没有。可是，如果什么都没有，爆炸怎么会发生呢？而且，宇宙这种“无中生有”的起源是与热力学第一定律不相符的。　　第二，前面提到，当一个过程处于初始阶段时，冷热不均衡，熵质很低，然后冷热趋于均匀，熵值不断增高。但英国著名天文学家彭罗斯（Roger Penrose）却提醒人们，原始爆炸的火球原是处于热膨胀平衡状态，具有极高的熵值。这又与热力学第二定律尖锐地对立。　　第三，根据宇宙新膨胀论，在大爆炸发生后的10-23秒的一瞬间，宇宙膨胀了10倍，其膨胀速度可高达1031米/秒远远地超越了相对论中的光速极限(3x109米/秒)。　　第四，现在大多数学者对大爆炸后10-35秒以后的过程已有不少共识，但对大爆炸后10-35 秒之内的情况却根本无法窥测。因为在这段时间内，温度极高，可达1032℃，一切自然律都失去了功效。换句话说，宇宙是在超自然的状况中产生的。　　另外，我们一般人都会认为，如此剧烈的大爆炸的结果，一定是杂乱无章的，就象炸弹的爆炸一样。然而实际情况却大出人的预料。美国太空总署为侦测大爆炸遗留的背景微波幅射而特别发射的卫星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升空后两年内收集到的资料表明，宇宙每一个方向的背景温度几乎完全一致，只相差万分之一凯尔温度！到一九九二年，科学家从该卫星收集到的几亿个测量数据中发现，它们只相差万分之三度！也就是说，大爆炸所产生的微波细浪是出奇地均匀、平滑！这是大大超乎人们的想像的。更奇妙的是，正是从这极微小的不均匀中，各种元素、星云、星系得以产生，形成今日的宇宙！　　加拿大天文学家Hugh Ross指出：科学家们发现，为在宇宙中形成生命所需的必须物质，宇宙中的很多特徵一定要被精细微调。他在书中列举了人们已发现的二十五种特徵。这些特徵之精确，使人瞠目。比如，宇宙的膨胀率不能与现今的膨胀率相差1055分之一！又比如，宇宙中电子与质子数目相等的精确度的误差是1037分之一，否则宇宙的电磁力就将克服各种引力，使星体不能形成。1037分之一是什么概念呢？Hugh Ross有一个形像的比喻。把十亿个北美洲大小的面积铺上硬币，从地球一直铺到月亮那么高，其硬币的总数就约为1037 。把其中一个硬币涂上红漆後，再混到硬币堆里去。在这个堆里找到这枚红漆硬币的可能性就是1037 分之一！随著对宇宙精妙的不断认识，科学家们不能不面对宇宙的创造者。“某人精调大自然”、“超智慧”、“耍弄”、“无可抗拒的设计”、“上帝的手”、“最终的目的”、“ 上帝的思想”、“优美的秩序”、“非常精密的平衡”、“超然聪颖”、“超自然结构“、 “超自然机制”、“合身裁剪”、“超然存在者”、“神工斧凿”等等，已成为天文学家们描述这位造物主的常用语4。宇宙必有一个开始，一个超越自然律的开始。这个结论与进化的模式无法协调，却与神创造宇宙的创造模式完全吻合。宇宙的起源和科学家的信仰　　笔者过去以为，并相信现在很多学生、学者仍然以为，科学研究的结果是最客观、可靠的，因为科学家是不偏不倚、完全公允地从实验、观测数据中得出结论的。可惜，事实并非如此。这里姑且不论那些不时被曝光的伪造实验数据的丑闻。对一般科学家而言，由于世界观和信仰不同，在科学研究中总会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重视或偏爱自己所预期的结果，会接受和坚持那些证据并不十分充分、但符合自己世界观和信仰的假说或理论。真正要做到客观、公正，敢于在真实面前修正自己的观点是相当不容易的。这在宇宙起源的研究中也看得很清楚。　　不少受人文主义影响的科学家坚持宇宙永恒、自然演化的无神论观点。在红移现象被发现、推测宇宙在不断膨胀的假说提出后不久，爱因斯坦推出相对论。当别人指出相对的公式中含有宇宙膨胀结论时，爱因斯坦不接受，以为自己的计算有误，所以特引进一个宇宙常数以消除宇宙膨胀或收缩的可能性。虽然现在有些科学家认为，作为一种反重力的因素，爱因斯坦的这个宇宙常数是可能存在的（参见《Reason’s to Believe》,Third Quarter/1999, Vol/l No/3, P. 3），但当年爱因斯坦加上这一宇宙常数，并非出于科学的洞见，而是信仰的支配。因为他不愿意相信宇宙有个开始。所以，在他公开承认失误，接受了宇宙在膨胀、宇宙必有个开始后，心里仍感到别扭。他在和朋友的通信中说：“宇宙膨胀之说，对我有点刺激。”“承认这些证据的可能性，似乎不合理。”不过，这位科学巨匠是值得钦佩的，他毕竟有承认错误的勇气。　　宇宙膨胀获得充分证据后，伽莫等科学家早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就提出大爆炸论的假说，但不受科学界青睐。一九四八年三位英国天文物理学家邦迪(Herman Bondi)、高特(Thomas Gold)、和荷尔(Fred Hoyle)提出宇宙衡态论（Steady State），认为宇宙虽在膨胀，但宇宙可以从一个尚不知晓的地方不断产生新物质（可能是氢），以填补宇宙膨胀後留下的空间，使宇宙的平均密度保持不变。此假说并无充分的事实依据，但因它既能解释宇宙的膨胀这个事实，又表明宇宙不需要有个开始，因此立即获得科学界的广泛支持。可见，世界观有时比事实更重要。　　现在，大爆炸理论已站住脚跟，衡态论已失去优势。但仍有科学家不愿接受宇宙有个开始的结论。于是又有人提出一种新的假说：循环论（Oscillating Theory）。这个假说承认宇宙是由大爆炸而来，宇宙在膨胀之中；但由于万有引力，有一天宇宙不再膨胀，进而开始收缩，密度和温度不断增高后，复变成原始火球，于是又发生大爆炸。如此膨胀、收缩，周而复始，所以宇宙仍然不需要有开始。循环论也并没有什么事实根据。李志航博士在《科学对基督教的挑战》一书中指出，循环论面对两大难题。第一，除非宇宙的物质再增加十倍，否则没有足够的万有引力可以阻止宇宙的膨胀。第二，根据物理学和热力学的理论计算，如果宇宙真有不断膨胀收缩的周期，每一周期中光子对核子的比例会越来越大；如果宇宙无尽地膨胀--收缩循环，今天光子对核子的比例应是无限大，但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当然，也确有不少科学家在研究宇宙起源中进一步认识了神。因发现大爆炸余留的微波幅射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彭兹雅（Penzias）就公开表示，《圣经》的记载和当前天文学的最佳科学佐证不谋而合。当美国著名的Lawrence Berkeley实验室的科学家于1992年发现大爆炸遗留的微波幅射是那样均匀雅致，那样精美绝伦时，他们说这好象是亲眼看到了神一样！如第五章所述，戴维斯(Paul Davies)、荷尔(Fred Hoyle)等科学家的无神论世界观正在改变之中。神一直藉著《圣经》和大自然向人们启示他自己。凡真诚寻求真理的科学家都能认识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注释1. 李志航著。《科学对基督教的挑战》。台北：雅歌出版社，1993。2. 梁裴生著。《真金不怕洪炉火》。加拿大：福音证主协会，1997。3. Hugh Ross著，《混沌初开》，李伯基译 ( 美国：中信出版社，1998)，页20-21。4. 同3，页124-140。第六章 创造论与进化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五、生命的起源　　在生命起源问题上，创造论和进化论的观点也截然不同。创造的模式认为从原始到高级的各种生物都是由大能的神各从其类造出来的；生命只能源于生命，各种生命皆来自永生的神。但进化模式却认为生命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由无机物变成有机物，由有机物演化出氨基酸、蛋白质，最后演化为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产生了生命。和宇宙的起源一样，地球上生命的起源已经完成，无法重复，故已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范畴，无法直接用科学方法阐明。现在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比较一下这两种模式在生命起源方面的合理性。米勒的实验　　一九五三年，生物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James Watson和Francis Crick发现了去氧核醣核酸（DNA）的双螺旋结构，揭开了生物遗传的秘密。另一件事是米勒（Stanley L. Miller）从无机物中制造了氨基酸等重要的生命所必须的物质，被认为是支持生命由无机物逐渐进化而来的“无生源论”的重要科学证据。　　米勒当时是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他模拟人们认为的在生命出现以前的原始地面气层的成分，在一个烧瓶中加入氢气、甲烷和氨等还原性气体和水蒸气。将烧瓶密闭后插入两支电极，通电后可以产生电火花。七天后，他从烧瓶中收集到一些有机物，其中竟有几种氨基酸！他的实验结果轰动了科学界。因为蛋白质是由氨基酸组成的；按恩格斯的说法，“蛋白质是生命存在的形式”。有了蛋白质，生命的产生就指日可待了。因此，人们以为米勒的实验所揭示的也许就是生命从无机物起源过程中的重要一步，证明生命是进化论而来的。四十多年来，米勒和其他人用类似的实验方法，利用不同的能源，如紫外光、高温、震动波等，从还原性气体中获得了更多种类的氨基酸、葡萄醣、核醣、以及核酸所含的几种硷基等生物体内的重要有机物。　　然而米勒的实验并不象当时许多人预想的那样，拉开了创造生命的序幕。相反，对米勒的实验的意义，人们提出愈来愈多的质疑。比如，关于反应物的浓度问题。米勒实验中所加入的反应物（各种还原性气体）的浓度远远高于原始气层中这些气体的实际浓度。反应物浓度低，则这种由无机物生成有机物的合成反应就难于进行，或者一旦合成后立即又会分解。　　有人指出，按米勒和他的同事们所假设的原始气层环境计算，米勒实验中制成最多的甘氨酸的分解速度比合成速度快，因此在原始大气层中形成的甘氨酸的97%在抵达地面之前就分解了，剩下的少量甘氨酸要扩散到三十英尺深的深海中才不致被紫外光破坏。　　再则，有人推算，米勒实验中的电火花在两天内提供的能量相当于原始地球表面四千万年所接受的能量的总合。也就是说，米勒在烧瓶中观察到的化学反应，在实际原始气层中是难于发生的。　　李志航博士指出，“怪不得连从事此项研究的Brooks与Shaw两人都得承认：‘这些实验宣称是无生物的合成结果，实际上却是借著有高度智慧与活生生的人精心设计而成功的。’” 坚持进化论观点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在一九八四年出版的一本书内也坦承地说道：“我们能不能有一天研究出导致生命来源的化学进化过程？这个问题可能没有答案。就算一个活细胞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仍不能证明自然界在数十亿年前采用同样的步骤”1。　　另外，许多生命所需的物质都有旋光性(光通过这些物质时会被折射)。醣类都是右旋的，生物所必需的二十种氨基酸全是左旋的。但米勒等人得到的氨基酸却是右旋和左旋各占一半。由对等的左、右旋的氨基酸变成全部左旋的氨基酸，很难用随机机制来解释。　　然而，米勒实验遇到的最严重挑战却是关于原始大气层的性质问题。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原始大气是还原性的，没有氧气存在。由无机物合成氨基酸等的实验也是在无氧状态下进行的。如果有氧气存在，这种合成作用或者不能发生，或者分解作用超过合成作用。　　近一、二十年来关于原始岩石及太空研究的资料指出，地球的大气层中不一定含有大量的甲烷、氨气等还原性气体，而且有含氧的可能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无人驾驶的海盗号（Viking）太空船在火星登陆后发现，火星没有生物存在，但火星却有氧化性的气层。因此，地球的原始气层中含氧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虽然对于大气中含多少氧气才能完全阻止氨基酸等有机物的形成尚无定论，若地球的原始大气层中确实含有氧气的话，米勒等人的实验的意义就当完全重估了。DNA的形成　　退一步说，即使米勒等人的实验确实在原始大气中实际发生过，也就是说，假定氨基酸等能在原始大气中由无机物产生，这离生命的起源仍然还有遥远的距离。生命有许多特点，最主要的是要有新陈代谢（metabolism）和繁衍后代（reproduction）的能力。这两种能力都来自于DNA的功能。生物的新陈代谢是由基因调控的。基因是DNA的片断。除少数原核生物（主要是植物病毒）靠RNA繁殖外，绝大部分生物都由DNA的复制进行繁殖。所以，要产生生命，首先要产生DNA（或RNA）。最简单的生物噬菌体（专门吃细菌的病毒）就主要是由一个外壳和内含的DNA分子组成的。但DNA的自然形成面临著两大难关。　　DNA本身并不复杂，是由四种不同的核亘酸相联而形成的长链。复杂的是DNA分子中这几种核亘酸排列的顺序（Sequence）。DNA正是借著这四种核亘酸的不同排列顺序产生了不同的基因，并由此产生不同的蛋白质及其他生命所必须的化合物，进而发展出不同的生物性状。正如在第一章提到的那样，这四种核亘酸在DNA分子中不同排列组合的可能性之巨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然而这些巨大的排列组合的可能性中，只有一种可能性是可以产生第一个生命的。随机产生这一正确组合的可能性之小就不难明了了。　　梁斐生博士曾引用过一九六七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爱根博士（Manfred Eigen）的演讲中所说的话：“一个含有221个核亘酸的分子，其复杂程度的数学量等于这些核亘酸所能形成的不同排列的总和一共是4221（4的221次方）或者是10133（10的 133次方）”，而“10105 个这样的分子就足以充满整个宇宙！”这10133次随机组合之中，只有一次组合是可以产生第一个生命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让这10105个分子随机组合，令组合的速率为每秒一万次（104），假设宇宙的年龄为三百亿年（1018秒），那么，从宇宙形成到现在，一共可以产生的组合方式是10127次（10105x1018x104），还不足以产生一个有正确核亘酸排列组合序列的DNA分子2!　　根据美国太空总署的资料，最简单而“有生命”的蛋白质分子至少含有四百个氨基酸。也就是说，需要至少由一千二百个核亘酸组成的DNA分子使该蛋白质能够产生。人们在最简单的原核生物中看到的DNA分子，含有几千个、而不是221核亘酸。可见，无论宇宙的年龄有多长，“进化”速率有多快，单靠随机组合而产生第一个生命所必须的DNA分子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其次，DNA分子形成时，需要各种霉的参与;而霉是一种蛋白质。但是，蛋白质要在DNA链上的基因的指控下才能合成。象“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一样，在第一个生命产生之际是先有DNA分子呢，还是先有这种DNA形成时所必须的蛋白质（霉）呢？答案是，必须两者同时形成，缺一不可。凭机遇单是形成DNA分子已几乎无可能，更何况还要靠机遇同时形成各种霉聚合。如果一定要用进化的、随机产生的观点来解释第一个DNA分子的形成，未免太牵强了。化石的证据　　如果生命真是从无机物逐渐进化而产生，然后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不断进化的话，化石中一定可以找到这种进化的证据。可是化石的证据对进化论的观点是非常不利的。在地质和古生物学界，把寒武纪早期（约5.7亿年前）作为“隐生宇”和“显生宇”的分界。因为在寒武纪之前的地层几乎找不到生物的化石，而寒武纪早期，几十个门（Phylum）的动物的化石突然同时出现，被称之为“寒武纪生命大爆炸”。这是进化论无法解开的一个死结。　　詹腓力博士（Dr. Phillip E. Johnson）在他的著作中指出：“化石记录问题之中使达尔文主义者最头痛的难处是‘寒武纪大爆炸’（Cambrian Explosion）。大约在六亿年之前，几乎所有动物的‘门’（Phylum）同时在地层中出现，完全没有达尔文主义者必须有的祖先的痕迹。正如道斯所说，‘这些动物化石就好象有人故意放进去的一样，完全没有进化的历史可以追寻。’达尔文在世时还没有证据显示寒武纪之前有任何生物存在。他在《物种起源》中承认‘这现象目前仍未能解释，而且的确可以用来作为有力的证据打击我现在要讨论的观点。’达尔文又说，如果我的学说是确凿的话，‘寒武纪之前的世界必定充满各种活物’” 3。　　但古生物学研究的结果正与达尔文所预期的相反。本世纪以来在加拿大哥伦比亚省发现的伯基斯（Burgess Shale of British Columbia）动物群，澳大利亚弗林斯德山脉发现的埃迪卡拉（Ediacarans）动物群和一九八四年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附近的澄江县发现的澄江化石生物群，都进一步证实，在寒武纪，大量的动物门类同时突然出现，展示了地球上生命的形式的爆炸性的突变，无进化痕迹可寻。一些古生物学家报导说，他们在古老的岩石中（被认为在三十亿年以前）找到一些原核生物（如细菌、蓝绿藻等）的化石。此类化石有时是难以分辨真假的。即使这些化石是可靠的，这些原核生物与寒武纪突然出现的复杂的真核动物之间无任何进化关系。　　进化论者的一种推测是，寒武纪动物群的祖先可能是软体动物，很难形成化石。但这种推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伯基斯页岩中有很多软体动物的化石。在澄江化石群中，许多动物的软体组织如胃肠、口腔、神经等都保存完好，清晰可辨。　　一九九五年四月在中国南京召开了“寒武纪生命演化大爆炸、环境和资源国际讨论会”。与会者高度评价了我国澄江化石生物群的研究成果。同时，《人民日报》（海外版）于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发表了纽惟恭的题为〈澄江化石生物群研究成果瞩目〉的评论文章。文中写道：“近十年来，该所（指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笔者注）对澄江化石生物群进行了系统的综合性研究，采集了成千上万的珍贵化石标本，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引起全球古生物学界的轰动。研究表明：寒武纪生命‘大爆炸’是全球生命演化史上突发性重大事件，现代生命的多样性起源于此，又经过几次重大突变演化而成。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可能对传统的进化论是个动摇。”　　接著，《人民日报》（海外版）在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九日又发表了另一篇署名为丁邦杰的评论文章：《向进化论挑战的澄江化石》。文章说，“十九世纪，英国科学家达尔文创立了著名的生物进化论。其中一个核心论点便是：生物物种是逐渐变异的。但是，经科学家长期研究发现距今5.3亿年的寒武纪早期，地球的生命存在形式突然出现了从单样性到多样性的飞跃。于是，‘寒武纪生命大爆炸’的命题被提出来了，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命题难以被充分认识。”　　最近，《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五日)在头版新闻报导说，中国古生物学家在“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发现了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昆明鱼”和“海口鱼”。报导说：“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是地球三十八亿年生命演化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影响最为深远的生物创新事件，它在不到地球生命发展史1%的‘瞬间’创生出了 90%以上的动物门类。”(可详见Nature杂志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四日号所载的专文)　　多年来，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中国被视为不容质疑的科学真理。今天这种“闯禁区”的文章能在中国最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登载出来，意义深远。这说明，一批诚实、严肃的科学家基于研究结果，已开始冲破各种思想束缚，勇敢地向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权威理论挑战。我相信，这仅仅是开始。地球的生命来自外星球？　　由于生命由无生物逐渐进化而来的“无生源论”或“生物自生论”的观点遇到上述许多无法逾越的难题，不少科学家开始放弃了这种观点。李志航说：“怪不得因发现核酸DNA结构而世界闻名的Crick氏这样说：‘每次当我写一篇关於生命来源的文章後，总发誓以後绝不再写这类文章，因为猜想的东西太多，确知的事实太少了。’ (可惜，发了誓以後他还继续写！)”4但其中一些人仍不愿接受神创造生命的创造模式，转而提出“生物外来论”（Panspermia）的假说。Francis Crick也说过：“若生命没有藉自然程序来开始，除非我们赞成特别创造的论点，否则生命必始於他处，并将地球殖民地化”5。科学家们一直在陨石中找微生物，但至今没有成功。原以为火星很可能有生命，但无人驾驶的太空飞船一九七六年在火星登陆后发现火星是生命的荒漠，连水都没有。美国太空总署并不灰心，又先后向月亮、金星、水星、土星和海王星等发射了飞船，结果仍使人失望。即使如此，科学家们又把希望寄托在太阳系以外的外太空。不少人相信，外太空可能有高级智慧生物，并由他们把原始生命送给地球的。美国国会于一九八九年拨款一亿美元，用以“寻找外太空智慧”（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的计划。　　寻找外太空智慧并非无稽，笔者对UFO等也有浓厚兴趣。但是，如果在诸多事实面前仍坚持排除生命有超然起源的创造论的观点，转而求助于外太空生物，并不能解释生命起源的终极原因。即使有一天科学家真的证明了地球上的原始生命来自外星球，我们仍会面对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难题：外星球的原始生命又是如何起源的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注释1. 李志航著。科学对基督教的挑战》。台北：雅歌出版社，页28。2. 梁裴生著。《真金不怕洪炉火》。加拿大：福音证主协会，页42。3. Phillip E. Johnson著，《审判达尔文》，钱锟等译(美国：中信出版社，1994)，页73。4. 同1，页37.。5. 同2，页51。第六章 创造论与进化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六、自然选择面对的困难　　达尔文进化论的中心思想是自然选择或物竞天择。它主要是说，生物都不断发生变异，不断产生新的性状。有的变异更具有竞争能力，有的则不利于生存。这样，在众多的变异中，适合环境的物种就被保留下来，不适应者就被淘汰，即所谓适者生存。久而久之，生物就不断由低级向高级进化。可是，达尔文关于自然选择的观点面临著越来越多的理论上和实践中的难题。进化的原料和动力　　分子生物学兴起后，一些学者开始寻求进化论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因为在自然界，生物的基因在不断发生突变（mutation），基因突变导致生物性状发生变异。也就是说，基因突变是进化的原料，自然选择则是进化的动力。这种被称之为“新达尔文主义”的论点乍听之下很有道理，但却经不住推敲。的确，基因突变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但突变的速率很低，在每一代中只有10-4～10-6。更重要的是，这些突变中99%以上都是致死的或有害的。这种有害的突变为何能成为进化的原料呢？　　有人会争辩说，虽然99%的突变有害，总有1%或千分之一的基因突变是有益的；这些有益的基因突变经漫长岁月即可导致进化。这种争议是缺乏根据的。前面已谈到，即使以每秒钟十万次的重组速率，三百亿年中尚无法自然形成一个最原始的生命的DNA分子，在短短的几十亿年的地球历史（姑且说有几十亿年之久）中，以这样低的无害的基因突变速率怎么可能完成从细胞到人的进化过程呢？　　把自然选择作为进化的动力，理论上也讲不通。自然选择只是使适者生存。自然选择只是一个被动的“筛”而已，并无主动的导向的功能。物种变异加上自然选择，可能增加物种横向的多样性。如象一支白毛鸡演化为黄毛、花毛鸡等。这些鸡处于同一“进化”水平，只在横向增加了亚种、变种等。但自然选择没有把生物纵向地由低等进化到高等的功能。正象前文谈到的，这种由单到繁的进化过程是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自然选择本身既没有能量转换系统又无蓝图或指令系统，故暂时逆热力学定律而导致生物进化是不可能的。进化的方式：连续式还是跳跃式？　　按照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思想，物种的变化是各种微小变化的累积，进化应该是连续不断的。但这种设想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在自然界，各类生物之间都是有明显区别的。如果进化是连续的，生物分类将无法进行。现行的分类法就是根据各生物类群间差异的大小将它们分为门、纲、科、属、种等类的。这种分类单位不完全是分类学家主观的意念，也有一定的客观标准。比如说，关于“种”的生物学定义，其中一条便是，种间杂交不能产生后代或即使产生后代，后代却没有生殖能力。虽然在植物中有远缘杂交的实例，这一条在动物中似比较严格。比如，马和驴交配后可以生骡子，狮、虎杂交也可生子，但其子皆无生育能力。所以，马和驴，狮和虎属于不同生物种。现存生物类种间的明显区别与连续进化的学说是矛盾的。　　是不是那些在连续进化中产生的中间类型，因不适合环境而死亡，因而导致现存生物之间性状的不连续性？假如果真如此，一定会有相当数量的中间类型的生物的遗体在化石中保存下来。然而，化石记录中所看到的，也同样是物种性状的不连续性。地质学中各种地层和地质时代的划分主要是根据所谓“标准化石”。标准化石的特点是数量多、分布广、易于认别和只存在于较短的地质时期之中。由于不同地层的标准化石全然不同，地层的划分、不同国家、地区的地层之间的比较、等同才有可能。如果化石的性状是连续性渐变的，地层和地质年代的划分就无从谈起。　　除了在实践中暴露出的无法调和的矛盾外，进化的方式问题的争论更反映了进化论者在进化理论方面的严重分歧。大家都知道，很多生物器官都需要各种恰到好处的配合才能正常发挥功能。眼睛就是最好的例子。眼睛由眼睑、眼毛、眼膜、晶状体、视网膜等精细的结构组成，有感光细胞将光刺激转化为电讯号并将它们迅速传到脑部，在脑的指挥下使眼能迅速和准确地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眼睛的功能是任何最高级的照相机无法企及的。但按进化论的观点，眼睛的结构与功能也是一点点地进化来的。可是，眼睛的各部分以及它与大脑的联系等怎么都那么凑巧地同时进化到这样准确的程度使眼睛有正常的功能呢？其中任何一部分配合稍差一点，眼睛就无法起作用。试想，在进化过程中，10%，50%，甚至99%进化程度的眼睛如何发挥功能呢？眼睛的形成，是很难用进化来解释的。　　达尔文本人对此也相当困惑。在他的著名的《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一书的第六章〈理论的难题〉（Difficulties of the Theory）的“极其完美和复杂的器官” （Organs of Extreme Perfection and Complication）这一节中，他直言不讳地写到，“眼睛有调节焦距、允许不同采光量和纠正球面象差和色差的无与伦比的设计。我坦白地承认，认为眼睛是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假说似乎是最荒谬可笑的。”（To suppose that the eye with all its inimitable contrivances for adjusting the focus to different distances, for admitting different amounts of light, and for the correction of spherical and chromatic aberration, could have been formed by natural selection, seems, I freely confess, absurd in the highest degree.）　　在《物种起源》发表以后，他仍坦诚道，“到目前为止，每次想到眼睛，我都感到震骇。” 其实精妙器官何止是眼睛！脑部、心脏、消化系统、循环系统、神经系统、肌肉系统、骨骼系统、生殖系统等也都是非常精密、复杂的，也是一点差错也不允许的，同样也很难用自然选择来解释。　　基于这种理论上的困难和中间型物种的缺乏，全力支持达尔文的赫胥黎（Thomas H. Huxley）曾私下多次劝告达尔文接受跳跃式的进化观点，并警告说，“你这样毫无保留地接受自然界绝无大跃进的观点，使你陷入不必要的困难之中”1 。但按达尔文的看法，大跃进（或大突变）进化，如眼睛的突然形成，就等于是一个神迹。而达尔文深知，他的学说最具吸引力、最独到的地方乃是比较科学化、拒绝一切科学无法解释的超然主义，用纯自然的观点解释生物的起源；他只有用渐进、微小的变化来解释复杂的大变化，才能持守他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他明确地说：“如果有人能证明，任何现有的复杂器官，不可能是从无数连续的、微小的突变而来，我的学说就得完全瓦解了”2。他给他的朋友、著名地质学家赖尔（Charles Lyell）的信中对跳跃式进化的观点持严厉批评的态度，“如果我的自然选择理论必须借重这种突然进化的过程才能说得通，我将弃之为粪土。……如果在任何一个步骤中，需要加上神奇的进步，那自然选择理论就不值分文了”3。　　达尔文用灭种的假说使自己摆脱困境，坚持连续进化的观点。他说，那些进化的中间环节的生物因不适应环境而灭亡，保留下来的生物之间则显示出进化的不连续性。倘若达尔文的这种解释是正确的，一定可以找到许多被绝灭的中间环节的生物的遗体。如果说当年因化石资料尚不充分，可以使这种假说勉强过关的话，那么一百多年后，在充分的化石证据中根本找不到大量的绝灭的中间类型的痕迹的今天，达尔文的连续进化思想，进一步被进化论者置疑就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如果是跳跃式的大突变的进化，一方面自然选择的渐变理论将被推倒，另一方面却无人能对这种大突变的原因找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詹腓力指出，“细察之下，大突变主义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本身只不过是进化论与特别创造论之间毫无意义的中间路线。正如道斯所说，你可将《圣经》中记载的人在尘土中被造看作大突变。从化石的证据看，大突变就是说新物种不知为何从无变有。以科学理论来评价，‘大突变式的进化’就是当年达尔文首先指称的：垃圾！”4连续、渐进的自然选择理论既站立不住，跳跃的大突变主义又缺乏立论依据。进化论正陷入空前的危机中。进化的过程：均变还是突变？　　十八世纪末期，哈顿（James Hutton）出版的《地球概论》（Theory of the Earth）一书标志著近代地质学的开端。哈顿在该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自然划一原则”（The Principle of Uniformitarianism）。他的一句名言是：“今天乃是解释过去的钥匙。”也就是说，藉著对现今地质现象的观察来解释地球发展的历史。现代地质学的奠基人、英国地质学家赖尔（Charles Lyell）在他的著名的《地质学纲要》（Principle of Geology）一书中进一步完善了“自然划一原则”，认为所有地球的变迁乃是由现今的自然过程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渐积累而成。　　与均变说相反，以法国古生物学家居维页（Baron George Cuvier）为代表的灾变学说（Catastrophism）认为，地质记录所显示的乃是多次因天灾引发的突然剧变而非连续的均变。赖尔与达尔文是同代人。赖尔的均变论能提供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所需要的漫长的历史时间。达尔文推出《物种起源》后，赖尔的均变论逐渐被普遍接受。然而，化石的证据对均变论是相当不利的。　　化石记录显示，很多生物突然同时绝灭，然后很多新种突然同时出现，接著是一段长期稳定的时期。其中最著名的两次物种大绝灭是二叠纪大绝灭(Permian Extinction)和“K-T” 大绝灭。二叠纪是一个地质时期（被认为约在2.5亿年前）。在那次绝灭中，海洋中百分之五十的无脊椎动物的“科”（Family），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动物的“种”一同绝灭。K-T表示白垩纪（Cretaceous）和第三纪（Tertiary）这两个地质时期的交界处。恐龙在白垩纪（被认为约在六千五百万年前）非常多，但进入第三纪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到现在为止，恐龙绝灭之谜仍未解开。多数证据趋向于认为是天灾（如大量的殒石撞击地球等）所致。人们的常识也不利于均变论。比如说，煤是植物的遗体形成的，而石油是动物的遗体变成的。世界各地都常常发现大片大片的煤田和含油的岩层。说明在这些区域，动、植物是同时大量死亡、同时被埋藏在地下的。物种形成後是相对稳定的。“活化石”清楚表明这一点。“活化石”是指人们先在化石中发现，其後方知至今仍然活著的生物。银杏 (Ginkgo Biloba) 和水杉属植物(Metasequoia) 是中生代(The Mesozoic) 的著名松柏类植物，有完整的化石记录。几十年前才知道，这两类树在中国仍然活著!这些活树与化石相距一、两亿年(按同位素测年法)之遥，两者的性状却无差异。腔棘鱼(Coelacath)也是这样的活化石(见後述)。中间环节的缺失　　一般人都以为，化石为进化论提供了充分依据。其实，达尔文主义的最大困难正是化石的证据。进化论最大的敌人不是宗教领袖而是研究化石的专家们。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不久，在德国的一个石灰岩层发现一个动物化石，被取名为“始祖鸟”（Archaeopteryx），兼具爬行动物和鸟类的特征，被认为是由爬行类进化到鸟类的中间类型。进化论者为之雀跃，以为进化论已找到充分的证据。然而达尔文本人十分清楚，化石的证据显明中间类型的缺失，对他的理论是致命伤。但他推诿于化石记录的不完全。　　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科学家们已发现许多保存相当完整的地层，对其中所保存的化石也作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中间类型的化石仍难寻觅。如果动物真是从无脊椎到脊椎动物，从鱼类到两栖类、爬行类，然后再到鸟类和哺乳类这样进化来的，那么中间类型的活物或化石应该随处可见，俯首皆拾才对。如果说达尔文当年尚有借口，那么今天的进化论者面对化石的难题再不能自圆其说了。　　更有甚者，像始祖鸟、腔棘鱼(Coelacath)这两种著名的中间类型的化石现已得而复失了。始祖鸟的某些爬行动物的特徵(如前肢有爪)，已在今天的活鸟中发现 5。其次，原以为始祖鸟是半爬半飞的；现据其爪的形状，已被认为是一种已能栖息在树上的鸟6。第三，中国科学家近年在辽宁省发现了与始祖鸟同期的现代鸟的化石，说明始祖鸟并非鸟类的祖先 7 。由上述发现，始祖鸟已失去鸟的祖先的地位。腔棘鱼化石的骨骼粗壮，而且胸鳍中有小骨；古生物学家推想：一旦胸鳍变为前肢，就可以登陆，变成两栖类了。一九三八年，渔夫在西印度洋捕获一种鱼，其骨骼与腔棘鱼化石几乎完全一样。然而，它根本没有适应陆地生活的任何生理特徵(如肺等)8。　　不管怎么说，始祖鸟、腔棘鱼多少沾一点“中间类型”的边儿。相比之下，骨骼在外、肉质部分在内的软体动物（如蜗牛、蛤蚌等）是如何翻个个儿变成骨骼在内、肉质部分在外的脊椎动物的，一点线索都没有。由单细胞生物进化到软体动物的证据也找不到，连借口也难寻。　　按自然选择理论，适者生存。达尔文说：“如果我们看每一种生物都是从另一种不知名的生物传下来的话，那么它的父母及其它过渡期的中间型应该被这新的更完美的新种消灭了。制造新种的同时就消灭了旧种”9。按此，始祖鸟应该比爬行类更进化，而鸟类又较始祖鸟的适应力强。可为什么比始祖鸟原始的爬行类和比始祖鸟更进化的鸟类现在都存活于世，而唯独始祖鸟被淘汰了呢？推而广之，在现今的地球，从最原始的病毒到最高级的人类，各种类型的动、植物都共存著，恰恰中间类型都没有了；在现存的物种中没有，在化石中也找不到。这是进化论违反常理之处。符合逻辑的解释是，这些中间类型的生物也许根本没有出现过。分子生物学的证据　　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使人们可以详尽比较生物间的大分子的分子结构。基於进化时间与分子差异成正比的假设，提出了“分子钟”的概念。然而，分子钟并不支持进化的预期。潘伯滔博士说：“从人类和猩猩中提炼出来的四十三种蛋白质被上述的核酸杂交法、免疫法测验、电泳测度法和比较氨基酸排列的方法测量后，所得的结论乃是：在同科(Family)不同属(Genera)的种(Species)中，其遗传距离比猩猩与人类之间的距离还大得多；而猩猩与人类乃是属于两个不同的科”10。细胞色素C(Cytochrome)是被人研究得最详尽的蛋白。对不同动物的细胞色素的氨基酸的差异是否支持进化论，仍无分歧11。　　综上所述，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假说与事实之间有很多矛盾。随著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这些矛盾变得更加尖锐而不可调和。詹腓力尖锐地指出：“在此我要提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既然达尔文主义有这么多问题，进化论又缺乏更理论的构架来取代，为什么我们不重估整个构架？科学家有什么理由绝对确知所有的生物真是从唯一的简单生物开始的呢” 12?科学还是哲学？　　科学(主要指实验科学)与哲学的一大区别是，科学要求重复求证。达尔文的进化论则更像哲学。钱锟指出：“詹氏引用朴柏分析科学与伪科学方法比较爱因斯坦与达尔文治学的方法。爱因斯坦不顾一切，大胆预测普遍相对论应有的结果。如果预测与实验的结果不符，他的学说就有被推翻的危险。达尔文从起头就没有提出任何冒险性的实际实验。他首先以雄辩解除化石记录并不支持进化的困难。他又依靠人工繁殖以及微进化作为广进化最终极的证据。所以，这门科学从开始就走错了”13。　　很早就有学者指出，“适者生存”是哲学上的一种“赘述”，一种重复。“适者”与“ 生存”互为因果，因此“适者生存”是合逻辑、打不倒的“真理”。当代达尔文的代言人儒斯(Michael Russ)一九九三年在世界最大的科学组织AAAS会议上宣布，经过十年法庭论战，最终承认进化论有不可论证的哲学基础。当时全场一片死寂14。　　尽管有人不愿意承认进化论有不可论证的前设，但事实的确如此。进化论的推理是：有相似性状就有亲缘关系，但此推理不一定正确。有亲缘关系的生物定有相似性状;但有相似性状不一定必有亲缘关系。正如，亲哥儿俩长得很相像；但长的很相像的未必是亲哥儿俩。李志航博士说：“在目前物理学中，所有电子都是一样的。然而有些电子来自早年的宇宙，有些电子在加速器中产生，有些则出自中子的蜕变。所以不能说它们有同样一个源头 ” 15。不同生物有相似的器官、组织、结构、甚至相似的大分子或基因，这可以有两种解释：一、它们有亲缘关系；二、并无亲缘关系，但因要适应类似的生态环境。这两种解释都有道理，但都无法用科学求证。且不说现在找不到中间型的生物，即使将来找到了大量中间型生物，进化论充其量也只是一种解释方法或一种可能性，并不能证明其必然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注释1. Phillip E. Johnson著，《审判达尔文》，钱锟等译(美国：中信出版社，1994)，页51。2. 同上，页54。3. 同上，页50。4. 同上，页82。5. 潘伯滔著，《进化论─科学与圣经冲突吗》，台北：更新传道会， 1987，页 91。6. 《Science》259(the cover page), 5 Feb., 1993.7. 《Science News》148:277, 28 Oct., 1995 ; 及《鸟类不是从恐龙进化来的》载於《人民日报》(海外版)1996年11月16日第三版。8. 李志航等著，《科技与人文》台北：雅歌出版社， 1995，页41-42。9. 同1，页64。10. 同4，页210。11. 有的结果表明，细胞色素C中氨基酸的差异与进化树一致，如人、猴之间培养无猪之间的差异等（参页Sylvia S. Madet, Biology, 1998 (6th Edition), McGraw - Hill, Figure 18.17）。另外却有结果表明，细胞色素C的氨基酸序列 (sequence) 的差异，在鱼、蛙、鸡、马等不同类群之间几乎是等距的（参见Percival Davis and Dean H. Kenyon, Of Pandas and People. Dallas: Haughton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2nd Edition). P. 38），与进化树不一致。12. 同1，页82。13. 同7，页44-45。14. 同7，页44。15. 李志航著。科学对基督教的挑战》。台北：雅歌出版社，页71第六章 创造论与进化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七、创造论与进化论　　前面我们谈到了许多关於进化论所面临的困难。它只是一个假学，一个未被证明、也无法完全证明的假说。那么，是否因为进化论不对，所以创造论就对了呢？不是。两者并没有这种因果关系。进化论的崛起只是百余年的事，而《圣经》早在三千多年前就毫不含糊地宣告了创造论。只因进化论者大肆宣扬进化论是已被证实的真理，并以此质疑、反对创造论，所以，说明进化论的真实情况，仅是为了消除误解，以正视听。如前所述，人们相信创造论，是因为相信《圣经》是神的无误的启示；同时，创造论也日益在科学研究中展现出它的真实性。前面谈到的宇宙的起源是如此，人类的起源也是如此。人是按神的形像和样式被造、有神的灵的活物(创一26-27,二7)。“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弗四:24)；“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西三:10)。人有神的形像是指有与神相像的特徵。神是独一主宰，所以人有相对的自由意志；神是造物主，人有一定的创造性；神是真理，故赋予人理性；神是公义、圣洁的，於是把他的律法写在每个人心上；神是个灵，所以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与生俱来就向往永恒，寻求敬拜永生神。这些，是人最独特之处。连无神论者也说，人是“万物之灵”。这清楚表明，人和其他动物之间有截然区别，有本质差异，其间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别的生物不能变成人，人也不可能是由猿猴进化来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六章 创造论与进化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八、论战的实质　　既然达尔文的进化论从一开始就面临著如此多的困难，为什么进化论却能冲破西方有神论的强大思想体系破土而出并被广泛接受呢？如果达尔文主义真象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四面楚歌，为什么许多国家的教科书里仍教授进化论而不讲授神创论呢？这是很多人的疑问，也曾使笔者颇为困惑。不少人以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能如此迅速地风靡全世界，想必在学术上有独到之处，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这种疑惑是源于一种误解，以为进化论和创造论之争是学术之争，以为是科学上的新发现才使人们由创造论转向进化论的。其实，进化论与创造论之争不是学术之争，而是哲学、信仰、世界观之争。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简略地回顾一下现代科学的发展历程。　　第五章已谈到，在中古时代，亚里斯多德的理性主义雄踞西方科学界、思想界。对亚里斯多德的宇宙观，周功和牧师是这样描述的：“至于宇宙论，亚里斯多德的看法是：宇宙乃由五十五个同心圆球所构成。最中心的圆球是地球，向外依次为水、气、火以及天上星体的圆球。……每个圆球都有灵性，神在最外圈的圆球以外，而产生转动。这样的转动是此圆球对神的吸引的一种反应，带动整个宇宙各圆球的转动。如此，神就是使圆球旋转的终极因” 1。中古教会受亚里斯多德的影响，认为圣经中的神是宇宙的终极因或第一因，同时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由于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努力，日心说被确立，揭开了以观察、实验为主要手段的现代科学的序幕。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人们在抛弃亚里斯多德的地心说的同时，把神是宇宙的第一因的观点也抛弃了。虽然在现代科学发展初期涌现出以牛顿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的基督徒科学家，但在现代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反对超然因素，站在纯粹自然的立场观察、描述自然的自然主义（或人文主义）的世界观逐渐在科学界占据优势。牛顿时代，人们都相信神是宇宙万物和人的创造者。到达尔文时代，神的创造受到怀疑，生物的来源就留下了空白。因此，试图用物理、化学的自然方法来解释生命之源的各种假说就应运而生。达尔文并不是进化论的第一位倡导者。在他以前，进化的思想已经出现了。进化思想的产生是对神的信仰衰落的结果。池迪克博士（Dr. Donald E. Chittick）指出：“达尔文曾经历信仰崩溃。有人或以为达尔文是经过多年研究，才接受了进化论。其实，在他对信仰的信心减退的时候，他对进化论的信心才建立起来。进化论被用以弥补否定‘创造’后遗留下来的空缺。并不是进化论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能把科学事实解释得更加合理。进化论只是人摒弃‘创造’后，用作弥补空缺的代替品而已”2。达尔文推出进化论的过程正是如此。　　前面已经谈到，达尔文在发表《物种起源》时就面对著几个极为严重的困难。第一是化石的难题：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和过渡型生物的化石罕见。他本人承认化石的证据是“最明显的反对我的进化论的最大理由。”他也坦白地说，对此“我不能提供满意的答案”，“自然界好象故意隐藏证据，不让我们发现过渡性的中间型”3。　　第二个困难是进化所需要的漫长时间。他提出的自然选择假说主张连续、渐进的变化。与达尔文同时代的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凯尔文（W. Thomson，Lord Kelvin）用物理学计算地球的年龄只有一千五百万年到三千万年，不足以令进化论成立，使达尔文很恼火。但开尔文用物理定律所得的结论，达尔文又无从反驳，故他称凯尔文为“讨厌的幽灵”。同时，尽管化石的记录支持地球环境突变或灾变的假说4，但达尔文仍接受了与化石证据不符的赖尔的均变假说。因为这不仅与他的连续、渐变的进化假说相似，而且可以提供进化所需要的漫长历史时期。第三，创造的证据比比皆是，眼睛就是一个好例子。达尔文承认眼睛不可能由自然选择形成，以致于他发表《物种起源》之后，他一想到眼睛仍感到害怕。　　笔者十分欣赏达尔文这种坦诚的态度，丝毫不隐瞒自己的困惑、烦恼和惊骇。正是从他本人的内心表白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达尔文进化论产生的过程：凭著无神的、要用纯自然的方法阐明生命起源的信心和决心，基于有限的观察，提出进化假说，然后选择性地寻找支持其假说的证据，对不利的证据全然不顾。也就是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主要是源于信仰而非来自充分的科学依据。　　池迪克指出：“科学的新发现并不会叫人改投进化论，反而是人对哲理和神学的取向，能叫人否定‘创造’，由一个世界观跳进另一个完全相反的世界观。”“今日，许多人仍未察觉进化论的本质，不认识它属于哲学过于科学范畴。人们先是思想变了，才接受达尔文主义。人们需要一种自然主义的律，解释生命之源，才能逃避超自然的创造论，达尔文主义恰巧能填补这个空缺”5。所以，《物种起源》问世时，解放神学家们表现出比科学家更大的热情。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经清楚地指出进化论与信仰的关系：“现在我们以进化的概念来看宇宙，再也没有空间容纳一位创造者或统治者了”6。　　美国是以基督教思想立国的国家。但美国对神的信仰近几十年来在急剧衰退中。寇尔森博士（Dr. Charles Colson）尖锐地指出：“基督教信仰一直是美国民主政体的道德基础。近至一九五四年，最高法院还毅然决然地拒绝国家宗教中立化的主张。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这样说：‘我们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我们政体的创设是基于天地间有最高主宰的大前题。’想不到短短几年之后，法院却出尔反尔，否决了在学校准许祷告之案。不能在课堂正式祈祷固然不能阻止我们随时随地祷告，但这提案却反映了社会的倾向：在国事上，基于宗教信仰的价值观逐渐消失了。在美国政坛上，这个决定是一个很大的震撼，是一个足以引发断层的地震。”“至七十年代，传统的犹太教与基督教所共有的价值观被忽视的情况有增无减。在政坛上、国事上，宗教被视为落伍甚至是妨碍。最高法院的决策越来越趋向无信仰，甚至公然敌对宗教，一九七三年的堕胎合法化就是一个反教的高峰” 7。和法院一样，美国国家科学院现在仍坚持自然主义的哲学观，致力于“用纯自然的过程来解释一切现象。”科学被视为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达尔文的进化论被人披上科学的外衣。因此，坚持进化论，教授进化论变成一种有“科学水准”的时尚。由于进化论与学术界流行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十分投合，科学家和解放神学家来不及对进化论作彻底的了解和慎密的审视便全盘地接受了它，而且以各种权威的方式向大众传播进化论。因此人们以为，在课堂教授的、写在书上的进化论一定是真理。　　其实不然。在笔者的学生时代，不仅进化论被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科学，而且学校的课程设置也直接为政治所左右。上大学时，课堂上只能讲授米丘林和李森科的遗传学，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则被冠以“唯心、反动”，一棍子打死。后来中苏关系出现裂痕，李森科的劣迹被揭露，孟德尔的遗传学才得以登上大雅之堂，并立即得到学生们的认同。所以，进化论被写入教科书并不一定表明进化论是真理。　　我们一般人所持的进化论观点主要是从老师那里听来、教科书上看来的，并非基于对进化论的立论依据的深入考证。试问，在今天仍相信进化论的人中，有多少人读过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原文版呢？也许，认真把《物种起源》的中译本从头到尾读过一遍的人也不多。　　一般人是如此，研究进化论的专业人士的状况又如何呢？彼得逊（Colin Patterson）是英国自然博物馆的资深古生物学家。该馆出版的进化论简介就是他的手笔。一九八一年他在美国自然博物馆作了一次演讲。他详细地比较了创造论与进化论，认为两者主要是靠信心接受。演讲中他向在座的专家们严肃地提出问题。他说：“你们能告诉我进化论里面有哪一条、任何一条……是你确实知道、完全无误的真理呢？我曾问过自然博物馆地质部的人员，我所得到的唯一答案是完全的静默。我又问芝加哥大学进化形态学讲座的听众，内中有一群著名的进化论学者。等了很久还是一片沉寂。最后有一个人说：‘我确知的只有一件--就是在高中课程中不应该教进化论’”8。　　我同意社会理论学家克斯脱（Irving Kristol）的看法，如果慎重声明进化论是综合各家不同学说、建立在不同假设上的理论，而非不可质疑、完全可靠的事实的话，进化论作为一种科学假说在学校教授是无可厚非的。　　几年前美国阿拉巴马州政府通过一项律法，要在该州公立学校的教科书上加一个通告： “警告：这本教科书讨论的进化论，是一些科学家对生物(如植物、动物、和人类)的起源提出的科学上的解释，是一个有争议的理论；当生命首次在地球上出现时，无人在场，所以，任何关於生命起源的陈述应该被当作理论而不是事实。”Warning : This textbook discusses evolution, a controversial theory some scientists present as a scientific explanation for the origin of living things, such as plants, animals and humans, no one was present when life first appeared on earth, therefore, any statement about life’s origins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theory, not fact. (to be on textbooks for public schools in Alabama)　　最近，美国堪萨斯州教育局(The Kansas Board of Education)於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一日(星期三)通过决议:从该州公立学校的科学课程中取消进化论的教授。尽管一些地方的学校仍可能决定教授进化论，但在该州的估评测验(State assessment tests)中不再考进化论。　　可是，先入为主的思想很容易被人误认为真理而固守。几年前笔者到一所大学访问并作了一个福音短讲。聚会结束後有一段自由交谈。一位博士生走近我问道：“你相信进化论吗？” 我回答说：“我过去相信，现在不信了。”不想他的反应极为强烈、率直：“你连进化论都不相信，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说完后就走开了。我不禁一阵吁嘘：他是学物理的，我是学生物的，也许我对进化论的了解会比他多一点吧？他为什么不问一问为什么我过去信进化论而现在不信了呢？为什么他对进化论有如此强烈的信心、以致不屑与不信者交谈呢？从他身上我仿佛看到了信主以前的我。　　当我们明白了创造与进化之争的实质不是学术之争，乃是两套哲学、信仰系统之争后，如果你现在仍相信进化论，也望存一颗开放的心，认真地把创造论、进化论作一番比较，以便重估自己的观点。只有虚心听取不同观点并作深入思考，我们才能不断修正自己的思想体系，使之一步一步地逼近真理。基督徒的看法　　基督徒对生物起源的看法大体有三种。第一种叫权威创造论或科学创造论，第二种称为神导进化论又被称为进化创造论，第三是微进化论。　　持权威创造论观点的基督徒完全按字面解释《 圣经》 ，认为宇宙万物是神在六日内创造的，一日是24小时；全然反对任何进化的观点。他们认为宇宙很年轻，地质的变动乃是挪亚时代的洪水所致。莫瑞士博士（Dr. Henry M. Morris）所著的《科学创造论》（Scientific Creationism）可谓其代表著9。近年来，美国创造研究所(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的学者们著力研究Mount St. Helens火山(八十年代曾爆发)和大峡谷(Grand Canyon)，得到不少支持地球年轻的证据。　　《科学创造论》 从科学的角度论证进化论面对的困难，提出许多地球年轻的证据。比如说，有人测定地磁场正在衰减之中，其半衰期为一千四百年。也就是说，地球的磁场在一千四百年前是今天的两倍，二千八百年前是四倍。以此类推，七千年前的强度就是现在的三十二倍。如果地球的历史有一万年，地磁场的强度就等于一个磁星，更不用说几十万年前了。科学家们对现代火山的研究也表明岩石的形成比预想的要快得多。　　神导进化论相信神，又相信进化论，认为各类生物和人是神用进化的方式创造的，相信地球历史远久。　　微进化论则介于上面两种观点之间，不象权威创造论那样拘泥字义，又不全然接受神导进化论的合成进化论。他们相信神所创造的生物的祖先有可能经过某些有限、微小的进化过程才演变为今日的种类。钱锟博士是这样论述微进化论和广进化论(即达尔文的进化论)的； “在分类学的‘属’或‘种’的层面上，生物是可以有一定的变异能力的。不同属的植物能杂交，产生新种例证比动物为多。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以上都是有限度的变异，可以称为 ‘微进化’。……虽然什么是‘种’仍有争辩，但微进化这样小范围内的改变是事实，是人人都当承认的。”“广进化需要解释的是整个生物界全面性的大问题。例如：生命是怎样来的？各大类的动、植物、微生物到底怎样来的？复杂的器官如眼睛和翅膀又是怎样来的？… 很多人，包括反对进化论者在内，误以为证实微进化就等於证实进化、等於证实一切！这种错误一点就破，不应再犯”10。　　笔者认为，权威创造论和微进化论有很多相同之处，即相信《圣经》的记载是完全真实无误的。神导进化论的最大弱点正在于与《圣经》的记载不吻合。《圣经》中明确说神是“ 各从其类”造的各种生物，是按自己的形象、用尘土造的人类祖先亚当，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的夏娃（参见〈创世记〉第一章）。如果人是神用进化方式造的，那〈 创世记〉 的记载就只能是一个故事或隐喻，这会引起信仰上一连串的问题。这正如潘柏滔在《进化论-科学与圣经冲突吗？》一书所指出的那样：“神导进化论者需要向一个不信的世代证实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同时他们也相信人有原罪，但他们不接受创世记头数章的历史性，而同意进化论所言人仍是经天演过程进化而来的。他们把创世记当作隐喻和诗章，这种解释法大大削弱了上述两个基要真理的立场。他们既然否定第一个亚当的历史性，那么成为末后亚当的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历史意义， 不也就变得暗昧不明了吗？ ”11　　再说，主耶稣再次重申了人是神造的。他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太十九4)。使徒保罗也多次肯定亚当的历史性。他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作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後要来之人类的预像“(罗五14)。如果置《圣经》这样明确的教训於不顾，非要说亚当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就应该重审自己的信仰了。　　这几种观点中，关于地球的年龄和人类的年龄是一个基本分歧。按同位素测年法，地球有四十亿年左右的历史；人、猿分手大约在七千万年左右，文明人（以用火为标志）也有一百万年的历史。神导进化论和微进化论基本接受这一看法。但权威创造论相信地球年轻，人类的历史仅有一万到几万年。　　笔者相信《圣经》的说法，生物是神各从其类造的，不是进化来的。虽然微小的进化，如从野生到驯养所引起的变化，育种学家培育的动、植物新品种等，可能发生，但难以超过 “种”或“属”的水平，因而不可能导致进化的发生。至于地球和人类的年龄是年轻还是年老，笔者则持开放的态度，因为《圣经》没有明确记载。　　关於年龄，有几点值得提及。第一，〈创世记〉记载，神在六天造宇宙万物。按希伯来文的词意，“天”可指白天、一昼夜或一段日子。另外，《圣经》说，“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彼後三8)。所以，〈创世记〉记载了神创造的顺序，而未确切的告诉我们“六天”是多长。第二、由於人类化石稀少而不完整，有时很难确定是人还是猿的遗骸；判断中，研究人员的主观性较强。第三、确定化石、岩石绝对年龄的放射性同位素法，由於一些前设(如衰变的零点、速率，等等)难以准确，其测定的年龄常常大於实际年龄。第四、近年分子生物学家分析人细胞中腺粒体的DNA(mt-DNA)和男人Y染色体上的 ZEY基因，认为第一个男人和女人距今二十到三十万年12。梁裴生博士指出，“人类学家曾经以为人种Homo Sapiens最低限度必在早几十万年前就已出现，但自七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人类(Homo Sapiens)大约在四万年前似乎不知从哪里出现’” 13。　　一八六五年英国科学会发表了一篇由六百一十七人签署的关于宗教与科学的宣言，现存于牛津博德伦（Bodleian）图书馆。其宣言如下：　　“我们以自然科学家的立场发布我们对于科学和宗教关系的意见。现在科学界若干人士，因为探求科学真理，从而怀疑《圣经》真理及其正确性；吾人于此，深感遗憾！　　我们认为神存在，一方面写在《圣经》上，一方面写在自然界，尽管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却绝对不能彼此发生冲突。　　我们应当牢记，物理科学，尚未臻于完善，尚在不断改进之中；目前我们有限的理解中，彷佛对著镜子观看，还是模糊不清。　　现在许多自然科学的学者，对于《 圣经》 ，不加研究，徒凭其不完善的定律和一知半解，怀疑反对，这种态度，实不能不令吾人为之痛惜。　　我们深信，每一位科学家研究自然，其唯一目的，在阐明真理。倘使他们研究的成果，发现《圣经》和科学有所抵触（其实只是对《圣经》的曲解），千万不可轻率武断，以为他的结论是正确的，《圣经》的记载是错误的；而应持客观的态度，平心静气，听神的指示，确信二者必然相符，绝不可偏执成见，以为科学和《圣经》，有冲突分歧之处。”　　英国科学会的宣言至今已逾百年，现在读起来仍非常亲切、中肯。我们需要做的是，坚信《圣经》，坚信科学和《圣经》决不会彼此相悖；对在进化论或创造论中有待进一步澄清的问题，耐心等待更多的科学发现，正象关于宇宙起源和生命起源的新发现一样。达尔文与进化论　　一八○九年，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出生于英格兰的近威尔士边界的商业城镇苏兹伯利（Shrewbury）。他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他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医生。他五岁时，母亲便去世了。他曾被送到该城的一个学校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近七年。因他对语言学毫无兴趣，十六岁时进入爱丁堡大学（Edinburgh University）学医，当时他哥哥伊拉斯莫斯（Erasmus）也正在该校学习。他父亲希望达尔文能继承祖业行医。然而，两年的学习和两次见习无麻醉的手术后，达尔文开始头痛、心悸、翻胃、呕吐和腹泻。出于同情，父亲让他进入剑桥的基督学院（Christ's College, Cambridge）念神学预科，以便将来有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业。经过三年的学习，他二十二岁时通过了文学士（B.A.）的考试，即将成为一名牧师。他特地选择了在乡间的英国圣公会教堂，为的是在牧教之余可以从事他所喜爱的狩猎活动。　　如果达尔文成了一名医生或牧师，恐怕世界上没有什么人知道他。命运的安排使他作为官方科学家，后改称为自然主义者或博物学家（Naturalist），出现在猎犬号（HMS Beagle）船上，于一八三一年底开始，进行了五年的科学考察活动。猎犬号船的本来目的是发现和测验海岸地图及寻找有商业价值的矿物。但几年的考察使热爱自然的达尔文有幸看到未遭破坏的自然界：原始热带雨林，各种地层，火山，各种风俗的民族，各种各样的昆虫、鸟类和哺乳动物，每种生物与它们所处的环境完美地契合。不少人猜想，达尔文登上猎犬号时是一位《圣经》相信者，几年的考察生涯才使他抛弃对神的信仰而产生了关于生物进化的思想。这是一种误解。正象前文提到的，达尔文对神的信仰的衰退在先，然后才转信进化。为了说明此点，还要从达尔文的家庭和他所受的教育谈起。　　达尔文生长在一个不信的家庭。他的祖父（Erasmus Darwin，1731～1802）是一位著名医生，著有两卷《生理学》（Zoonomia），是第一位使用“进化”（Evolution）一词的人。他说：“进化乃是一种更新的过程，生物因著刺激、感受、意志与联想之作用，又因新习性的影响以致获得新肢体，因此生物拥有借著先天固有的活动而改进之功能，而且能将这种改良后的品质一代代遗传下去，直到永远”14。虽然他在达尔文出生前七年就去世了，但达尔文一直对他的祖父非常尊敬。他祖父关于进化的思想对达尔文产生了重大影响。　　达尔文的父亲（Robert Darwin）的不信比他祖父更甚。这位身高六尺二寸、体重三百二十八磅的魁梧汉子在家里是绝对权威。只要他在场，家里的任何交谈都必须以取悦于他为宗旨。达尔文从家庭接受的信仰就可想而知了。　　除了家庭教育外，几年的大学生活对达尔文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在达尔文时代，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都是神学占主导地位的学府，其地球科学仍相信乌雪主教（Archbishop Ussher）的推算，认为地球是公元前四OO四年被创造的。而达尔文进所在的爱丁堡大学却向任何信仰开放，以致于谈不上有什么信仰。在爱丁堡两年中，达尔文结识了几位地质学家、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一起讨论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Chevalier de Lamarck, 1744～1829）所倡导的渐进式的进化学说。也正是在这个期间，达尔文开始研读他祖父的《生理学》。　　在神学预科期间，三门主修课中，达尔文的古典文学和数学的成绩都不好，唯独喜爱英国神学家和哲学家佩利（William Paley）的神学课程。他不仅学了必修的两门课，还阅读了教学不要求的《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佩利是英国圣公会资深的牧师和作家。他的自然神学观相信，神创造这个世界后就远远地离开，再不与受造物发生任何关系。　　几年的大学生涯，达尔文在对神的信仰方面无甚长进，甚至变成了无信仰，为他后来在理性主义和《圣经》 两者之间的自由选择开通了道路。　　在猎犬号船起锚前几个月，地质学家赖尔（Charles Lyell）发表了他的《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第一卷，使达尔文有机会在航行中阅读此书。赖尔认为我们今日看到的自然过程是经过漫长的千万年时间缓慢地、静静地逐渐积累而成，即所谓“均变说”。面对瀚浩的自然界，在〈 创世记〉 的洪水和赖尔的均变说之间，达尔文凭信心接受了赖尔的均变说，认为地球的演化经历了极长久的年日。在这个大前题下，航行结束回到英格兰后，达尔文一方面撰写有关这航行的记事文章，另一方面大量阅读文献寻找进化的机制。达尔文阅读了Patrick Matthew的著作（发表于1831年）和Edward Blyth的著作（发表于1835年和 1837年），从他们文中论及的“自然选择过程”（natural process of selection）中直接受到启示，从而提出著名的“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的进化机制。　　在此后廿年中，达尔文孜孜不倦地从事这部巨著的写作。到1858年，达尔文得知另一位英国科学家华莱士（Alfred R. Wallace, 1823～1913）根据他在马来亚为研究生物区的结果，提出与达尔文相同的看法时，大为震惊。在他的朋友赖尔和英国植物学家胡克尔（Joseph Hooker,1817～1911）的力促下，达尔文才放弃了这部巨著的写作，于当年在伦敦林奈学社（ Linnaean Society）以“摘要”（“abstract”）的名义，与华莱士联合发表了长达490页的理论，引起了轰动。　　达尔文在世期间，他的著作共出版六次。他亲眼看到他的最后一版被译成几种主要外国文字。达尔文卒于一八八二年，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这是英国有名人物国葬的地方。他的墓被安放于大科学家牛顿的墓旁。赖尔与胡克尔也葬于此。　　在一些福音书籍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达尔文悔悟的故事。有的甚至说达尔文最后认罪悔改、成了基督徒。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霍浦夫人（Lady Hope）在达尔文临终前对他的访问。现将张郁岚博士的《到底有没有神？》一书中的有关叙述引摘如下，作个例子。“霍浦夫人与达尔文先生一次晤谈记要。她说，达氏晚年经常卧病在床，见他穿著紫色睡衣，床头放些枕头，支持身体；手中拿著《圣经》，手指不停地痉挛，忧戚满面地说：‘我过去是个思想无组织结构的孩子，想不到我的思想，竟如野火蔓延，获得多人信仰，感到惊奇。’ 他叹了口气，又谈了一些‘神的圣洁’，‘圣经的伟大’。又说：‘在我别墅附近住了三十个人，极需你去为他们讲解《圣经》。明天下午我会聚集家仆、房客、邻居在那儿。’手指窗外一座房子，‘你愿否与他们交谈？’我问他说：‘谈些什么问题？’他说：‘基督耶稣，还有他的救赎，这不是最好的话题吗？’当他讲述这些话时，脸上充满光彩。我更不能忘记，他那附带一句话：‘假若你明天下午三点举行的话，我会打开这扇窗子，同时你可知道，我在与你一同唱赞美诗呢！ ’ （译自The Shining Light）” 15　　从这段记述看，达尔文晚年是完全悔改了。但这是否真实，霍浦夫人访问记是否真有其事呢？泰勒（Ian T. Taylon）在他所著的《 In the Minds of Men - Darwin and the New World Order》一书中列举了充分的事实，说明达尔文晚年并无悔意，霍浦夫人是一个杜撰的人物16。　　按泰勒所掌握的资料，关于霍浦夫人的有关传说可以追溯到一九一五年，甚至更早一些。他认为霍浦夫人访问记是虚构的，主要基于两点理由。第一，霍浦夫人访问是发生在一个明媚的秋天的下午。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达尔文去世是一八八二年的春天而不是秋天！第二，霍浦夫人的访问是否发生在达尔文去世的前一年的秋天呢？即是否在达尔文去世前六个月访问的呢？泰勒认为也不可能。因为从一九零三年发表的一些达尔文的书信看，达尔文一直坚持他的无神、进化观点，即使在他去世前一个多月所写的一封信里（1882年2月28日），他仍坚持他的无生源观点：“如果生命能起源于这个世界，这一极重要的现象一定基于某些自然的一般规律。对于一个有意识的神能否被自然规律所证明的问题是令人困惑的，我一直在思考，但我的思路无法澄清它。”　　由此看来，霍浦夫人访问记乃出于虚构。那么，这个故事是谁编出来的呢？泰勒认为很可能是达尔文的遗霜Emma Darwin。Emma比达尔文多活了十四年。Emma出身于英国圣公会独一神教派的家庭。她素来厌恶达尔文关于人类的道德也是进化来的观点。她在世的日子，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没有广泛地被接受。她十分担心人们会认为达尔文觉得属灵的信徒们并不比动物来得高明。所以在达尔文去世後，在达尔文年监出版前，她曾让人涂抹掉某些情节，以维护这个家族的好名声。“霍浦夫人”的出现也许是爱玛的这种企望的另一次努力。　　“霍浦夫人”也许会成为永远解不开的谜，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 达尔文在他对神的信仰衰退后才形成了进化论思想；进化论是达尔文世界观、哲学观无误的表现，而且至死不变。在自然主义世界观孕育之下，达尔文的进化论应运而生；进化论的称雄又助长了自然主义的势头，对基督教信仰、对《圣经》的权威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然而，仅仅过了一百多年，达尔文主义已陷入重重困境之中，无法自拔；而经过数千年的考验，《圣经》却仍巍然屹立。经过否定之否定，人们对神存在的真实性、《圣经》的权威性、耶稣复活的历史性等基督教信仰的基本要素有了更深切、更清楚的认识，使更多的人心悦诚服地俯伏在三一真神面前，并努力去拯救更多的失丧的灵魂。也许，这正是达尔文和他的进化论的历史功绩所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注释1. 周功和著，《基督教科学观》, 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1993，页52。2. Donald E. Chittick著，《针锋相对─创造进化论战的根源》，曾文斌译(香港：天道书楼，1993)，页41。3. Phillip E. Johnson著，《审判达尔文》，钱锟等译(美国：中信出版社，1994)，页65。4. 同1，页178。5. 同1，页15。6. Reinhold Niebuhr(ed.). Marx and Engels On Religion. New York: Schocken, 1964，P295。7. Charles Colson著，《当代基督教与政治》，陈咏编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92)，页14-15。8. 同3，页21。9. Henry M. Morris著，《科学创造论》，韩伟等译（台北：更新传道会，1991）。10. 《Science News》148:277, 28 Oct., 1995，页39。11. 同3，页251。12. 《Science News》148:277, 28 Oct., 1995，页43；及《Science》268: 1183-1185, 26 May, 1995.13. 梁裴生著。《真金不怕洪炉火》。加拿大：福音证主协会，1997，页48。14. 同3，页30。15. 张郁岚著，《到底有没神》载於《认识真理》，美国：《使者》大陆事工部，页69。16. Ian T. Taylor. In The Mind Of Men - Darwin And the New Order.Toronto：TEE Publishing, 1991, P. 136-137.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七章 进 入 永 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前面几章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基督教的信仰，说明它是植根于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一历史事实的、与科学、理智不悖的客观真理。其目的乃是希望尚未相信耶稣的同胞能认罪、悔改，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接受耶稣作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从而进入神永恒的国度，成为神家的儿女。大家会想，我有什么罪呢？我为何要认罪悔改呢？我自己就能主宰自己，何必还要去找一个救主呢？为了把事情说清楚，还得追根溯源，从人的罪性谈起。前几章主要是认识神，这一章则要从认识自己开始。一、罪的普世性　　罪的问题是一个不太受欢迎的题目，不象讲“爱”、讲“恩慈”那样悦人耳目，很容易使人反感、拂袖离去。但罪绝不是牧师或传道人为叫人信教、以保住自己的饭碗而发明的。据说一位白人一次到黑人社区发表竞选演说，为了取得黑人选民的认同，他竟脱口而出地说：“别看我的皮肤是白的，可我的心和你们一样是黑的！”这虽是一则笑话，却道出了人的本象。人人都是罪人　　读过《圣经》的人都能感到神责备人的罪恶的严厉。〈诗篇〉的作者写道：“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诗十四2～3）。《圣经》最古老的一卷书〈约伯记〉中这样写道：“人是什么，竟算为洁净呢？妇人所生的是什么，竟算为义呢？神不信靠他的众圣者，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何况那污秽可憎喝罪孽如水的世人呢”（伯十五14～16）？“合神心意的人”、以色列的伟大君王大卫坦陈道：“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诗五一5）。　　新约的作者也毫不怀疑人的罪性。耶稣对法利赛人和文士说：“无病的人用不著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路五31～32）。耶稣教训他的门徒时也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么”（太七11）？耶稣这种带权柄的教训都是基于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人人都是罪人。使徒保罗的一句名言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三23）。　　法利赛人和文士虽反对耶稣，但他们熟读旧约，深知人的罪孽深重。耶稣的爱徒约翰记录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耶稣传道期间，法利赛人和文士不承认耶稣就是旧约中预言的那位弥赛亚（救世主），对耶稣的教训格格不入，处处设法刁难、反对耶稣。　　一次他们将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女带到耶稣面前，“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约翰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著告他的把柄”(约八6)。的确，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设的一个陷阱。因为按摩西的律法，该妇女应被石头打死。但当时的巴勒斯坦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罗马当局规定，犹太人没有私自处死人的权力，一切案件须由罗马政府处置。法利赛人和文士问耶稣如何处理这个妇人，是要把耶稣置于进退维谷的困境。如果耶稣说用石头把这妇人打死，马上就触犯了罗马政府的法律；若耶稣说不用石头打死她，耶稣就背弃了摩西律法。这群人自以为得计，不住地催逼耶稣回答。他们以为这次耶稣无论如何也逃不出他们的圈套了。　　没想到，耶稣不慌不忙地只说了一句话，事态就急转直下。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约八7)。此话一出，法利赛人和文士导演的这一闹剧就立刻收场了。约翰的记叙十分生动、细腻。“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约八9）。这个脍炙人口的故事除了再次显示了耶稣的圣洁和无与伦比的智慧外，也深刻地揭示了人的本性。　　为什么听了耶稣这句话，法利赛人和文士一个个都走了呢？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罪，无法用石头打这个妇人。为什么“从老到少”一个个地走了呢？有人说，犹太人有敬老美德，所以让老人先走，年轻人后走。有人说，不然。年长的法利赛人和文士比年轻人更熟悉《圣经》的教训，深谙自己有罪，故急忙先走开了。不管怎样解释，事实是，除了那个妇人站在原地不敢走、在等待耶稣的宣判外，所有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全都走掉了。这生动地阐明了世人都犯了罪的真理。　　既然罪的普世性早在新、旧约时代已成为毋需争论的事实，为什么现代许多人对基督教这一教义却相当反感、不承认自己有罪呢？从认识的角度说，这与人们对《圣经》有关罪的教训不够了解、以至产生各种误解有关。《圣经》中罪的含义　　很多人都会理直气壮地问：“我不偷不抢，没有杀人、放火，从未被判刑、从未坐过监狱，何罪之有？！”从世俗的观点看，此话是有一定道理的。没有触犯社会刑律、或触犯了社会刑律但未被他人发现、甚至虽然触犯了刑律而出庭受审，但如果自己的律师辩护有方而推倒起诉，都算无罪。人们这里所讲的乃是刑事犯罪（crime），没有犯此种罪的人就不是罪人。然而《圣经》中所讲的罪远较世俗的罪的含义深广。　　《圣经》中讲的罪，按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含义，是“未中鹄”的，或射箭没有射中红心；也就是说，所谓罪，是指人无法完全达到神的道德标准，是对神的标准的偏离。神对人在道德上的要求，集中体现在以色列的伟大先知摩西从神那里领受的十条诫命：耶和华是唯一的神；不可拜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当纪念安息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妻子、仆婢、牲畜，并他一切所有的（参见出廿2～17）。　　新约的作者指出，“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雅四17）。在这种意义上，应该做的不去做，是消极地在犯罪，亏欠就是罪。新约作者也指出另一种犯罪的表现，“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壹三4）。这种罪乃是人用言行直接对抗神的诫命，是所谓“积极犯罪”，如，不顾许多确据、故意不信神，和一切恶行和不义。使徒保罗尖锐地指出，“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谗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罗一28～32）。　　平心而论，谁能说自己与这些消极和积极的罪不沾边呢？达不到神的道德标准的人，虽不一定触犯世俗的刑律，在神眼里就是罪人。罪性和罪行　　为明白罪的问题，必须把罪性与罪行区别开来。罪性（sin）是人的本性，与生俱来；罪行（sins）是内在罪性的外在表露。所谓罪性是指以自己为核心的自私心态。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後，人与神的关系破裂了。从此，人不再以神为中心，而以自己为中心。所以亚当、夏娃的後代都有罪性，无人幸免。人内在的自私，在外在的行为上一定要表现出来，这就是罪行。正象《圣经》所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雅一15）。所以，人并不是因为犯了罪行才成为罪人，乃是因为人有罪性而必然要犯罪。或者说，人不是因为犯了罪而成为罪人，乃是因为人是罪人而必然要犯罪。　　人的罪性在孩童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不管长辈如何教育孩子要大方、谦让，孩子们自然而然地总是表现出以自己为中心。别的孩子有了好玩具，他总是哭闹著非要从对方手里要过来自己玩；但当他自己有了好玩具，是很难被说服与别的小朋友一起玩的。桌子上摆上了好吃的东西，孩子们会毫不顾及他人地伸手就去抓。坐滑梯、荡秋千需要排队时，也不知谦让，总是喊著：“我先！我先！”……这使父母们常常叹息，要孩子学“好”就象上坡一样费劲，而稍稍管教不严，孩子就会象下坡一样自然而然地变“坏”了。过去我一直不能解释这些现象，现在方懂得这是人一出生就具有的罪性使然。　　人的罪性所表现的各种罪行有时是相当令人惊骇和难以理解的。文化革命发动不久的一九六六年冬天，在北京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当时北京市一所中学的红卫兵怀疑该校传达室的一位老工友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老工友至死不承认。愤怒的红卫兵们把老人拉到室外，剥去他的棉衣、棉裤，让他站在凛冽的寒风中。然后，把一桶滚烫的开水从老人头上浇下去。接著又浇一桶凉水。就这样，一桶开水，一桶凉水反覆地浇，直到老人死去。据说最后他的肉皮都脱落下来了。其实，在那个年代，这种事情是屡见不鲜的。但不知为什么，这件事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记得当时我听到这种事时不禁打了个冷颤。我实在想不透为什么一群年仅十几岁的中学生竟能干出这等残酷的事来。　　一九六八年春天，我所在的大学也爆发了大规模武斗。虽然对武斗的发生早有预感，但当武斗真正发生时，我和许多人仍然被血腥的残杀惊呆了。清醒过来之后我们才急忙奔出校园去拦阻汽车，以便把受伤的同学运送到附近的医院求治。我们一批批地运送著伤员，他们一个个血迹斑斑。我清楚地记得，其中有一位同学的左眼被打伤，眼球几乎脱出眼眶；另一位同学的肝部被长矛刺中，流血如注……见此情景，我的心越缩越紧，也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那股劲，一刻不停地往返于学校和医院之间，从午夜一直忙到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才回到自己的宿舍。我的室友见我一夜未归都急坏了，还以为我惨遭不幸了呢。　　这事件已过去三十多年了，但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就象昨天刚发生的事。我曾一遍又一遍地问道，都是同学，仅仅因政治观点的不同，为何就有人能如此狠心地向对方大打出手、大动刀枪呢？　　上面谈的是比较特殊的例子。就整体而言，文化大革命象一个人生大舞台，每个人都无可幸免地淋漓尽致地表演了一番。如果说在和平时期，每个人都有一付面具，使自己的本性在众人面前可以深藏不露或忽隐忽现的话，在那场历时十年的动荡、风暴之中，在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事的人人自危中，为了自身的利益，或为发迹走红，或为生存的权力，人人都脱去了伪装，赤膊上阵了。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无一例外。有真善美的闪光，更有假恶丑的劣行。趋炎附势、望风使舵、造谣惑众、诬陷贤良、落井下石等竟屡见于上下级、师生、同事之间，甚至在夫妻、父子、母女、亲朋之间，闹得天昏地暗。在这个层面上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经历，可说是了解人的罪性的一本绝好、悲烈的教材。　　作为罪人之一，笔者当然也不例外。在那一场劫难中，我虽自认为没有干过多少伤天害理的事，但为了表示自己“紧跟”、“革命”，也说过不少违心的话，做过不少违心的事，至今回想起来仍羞愧、悔恨不已。　　人有犯罪的天性并不是说人每时每刻都在犯罪或每个人都犯一切罪。人有时也有善行，如见义勇为、助人为乐、拾金不昧等等。傅来恩（Leslie B. Flynn）在《人是什么？》一书中指出，“有些神学家形容人的天性为‘完全败坏’。相信新闻记者和警察能证明这一点。…… 它不是说每一个罪人都没有良知，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有倾向犯任何一种罪，或人不可能有任何善行（例如帮助生病的邻居，捐款给联合国基金会等）。有些罪犯还自愿被当作医学上的实验品；而不良帮派的人可能对自己养的小动物温柔无比。一位醉汉被人发现倒在爱丁堡（Edinburgh）的人行道上，他手中仍紧紧抓著一个玩具娃娃，那是他买来送给他生病的小女儿的。显然，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混合著善与恶”1。　　我曾读过一本小说，作者曾是到东北某生产兵团插过队的女知识青年。她书中的主人翁是部队的一位营长。一次营区的森林失火。这位营长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冲入烈火把困在火中的知识青年一个一个地抢救出来，他自己却被烧得遍体鳞伤。营长受到部队的通令嘉奖，也成为知识青年心目中的英雄。但这位营长后来却被枪毙了。因为他以后利用各种手段奸污了许多女知识青年。事发后，他被押上军事法庭。　　小说的作者在《跋》文中问道，“我应该怎样认识、评价这位营长？为什么善与恶、美与丑这样完全对立的东西会如此鲜明地同时集中在这一个人身上？！”这一沉重的问号也长久印在我脑海里。现在我才慢慢明白了，何止这位营长呢，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象这位营长一样混合著善与恶，只是善与恶的强度、对比度和表现形式各不相同罢了。神的话千真万确：“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传七20)。这就是世上每一个人的光景：有时做好事，有时做不好的事；当众做好事，背地作不好的事。任何人无法只作好事而永不作不好的事。这是《圣经》所揭露的人人都是罪人的真实状况。　　人内在的罪性一定会表现为外在的罪行。但人的罪性在何种场所、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却要受主、客观条件的影响或制约。客观条件主要指社会的法律。有人说，人并不怕犯罪，乃是怕犯罪的后果。对触犯刑律所带来的恶果的惧怕，使人的罪性不敢轻易表现出来。一旦社会律法的运作受阻，许多平日受尊敬的人可能立刻胡作非为；许多看似诚实的人也可能趁火打劫。这就是为什么在非常情况下，如地震、台风、水灾等发生时往往都需要实行军事戒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