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单飞的初期和两年过渡期几乎都是这种状态。2008年底到2009年期间，托马斯还兼顾带另外一名男子选手。2009年以后到2010年，他就专注来带我一个人。第一年他还要兼顾订酒店、机票这些工作，2009年底我签了经纪公司之后，这些事务才全部交由经纪公司打理，托马斯可以更专注于训练方面。除了与球员、裁判加强联系，他还帮助我请按摩治疗师(因为我膝盖不好，需要在赛间做治疗)，介绍医生，通过他牵线搭桥，我才接触到许多优秀的圈内人，准确地进入了国际轨道。第二十三章 经纪公司在这些公司中，IMG 是资历最老、条件最优的，在IMG旗下，有费德勒、莎娃这样一批世界顶尖球员。我考虑了一段时间，最后决定与IMG签约。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吧。2008年12月22日，我在德国慕尼黑做了第二次膝盖手术。手术全程都是我和姜山两个人在安排。马上就是圣诞节了，医生特意把手术时间选在圣诞节前夕，这样就保证我在圣诞期间能够留在医院，可以按时按点吃病号餐。他告诉我：圣诞期间所有商铺都闭门停业，我若是在那个时候出院，怕是连饭都吃不好。等到我可以出院时，已经是12月26日了。我和姜山没有惊动任何人，跟大夫、护士道谢后就离开了医院。姜山拿着大夫开的药方去药房买我要打的消炎针剂，我就在地铁站拄着拐杖等他回来。德国人过节喜欢在家里待着，这时圣诞节已经过去两天了，大小店铺还都关着门，整个城市空空荡荡，大街小巷静谧得可怕。姜山回来后也说，慕尼黑完全变了个样，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只有药房开了一个小门，和平时的繁华比起来落差超大。好在我们中国人对圣诞节基本没什么感觉，也不会由此勾起乡愁。他扶着我回到驻地—当时我们住在当地一所体育学校的客房里，我们开始了自力更生的恢复过程。那套小公寓装备很齐全，有炉有灶，可以自己做饭。姜山听从医生的建议，在圣诞前囤积了好多食物，现在全用上了。我养伤的时候，姜山每天都在厨房里忙着淘米煮饭，炒点青菜什么的。他的厨艺还是说得过去的，至少填饱肚子不成问题。我每天就吃姜山做的爱心午餐、爱心晚餐，看电视、上网打发时间。做过手术的腿还是高高地跷在床头，轻易不敢挪动。看电视看烦了，就打开电脑上网，和国内的朋友们聊聊天，看看带来的韩剧，日子过得也很开心。身为网球运动员，我平时不是拼命比赛，就是拼命训练，难得过几天不摸球拍的日子，如果不考虑高高挂在床头的右腿传来的疼痛，老实说，这段日子还真是蛮惬意的。最大的苦恼是打针。圣诞节期间，医生不能给我打针，他教我简单的操作手法，让我自己打。我在医院看医生给我打针，三下两下就完事了，一点儿都不疼，但当自己握着细细的针筒的时候，忽然发现打针这件事还是挺需要勇气的。姜山自告奋勇说：“我来帮你打！”被我谢绝了。男的总归重手重脚的，我不大信得过他，还是自己打最放心。但到底该往哪儿打呢？屁股上？自己够不着。大腿和肚子肉都蛮多的，看起来很好打的样子……我捏了捏大腿，又掐了掐肚子，感觉还是肚子上面的肉稍微多一些，那就肚子吧！没有医生下手利索，我犹犹豫豫地把针头扎进皮肤下，倒也不很疼，擦擦手心的汗，慢慢将药水推进去，拔针！姜山帮我用酒精棉球擦擦针眼—其实这也不难嘛。我每天给自己打一针，连打5天以后，圣诞假期结束了，医生帮我打了后面的几针。康复训练是从出院后第四天开始做的，和上次一样，我的腿暂时不能动，就先跟着教练做上身的运动。手术后，一般要拄拐杖一到两个星期才能自由行走。第一次手术后，我不敢确定自己能否如期恢复，一直为即将到来的奥运会悬着心，精神很不好，这一次就平缓多了。大夫告诉我：手术后大约要4到6周才能完全恢复，具体视个人的身体情况而定，他认为以我的身体状况，大概需要5周可以恢复。果然5周后我就可以开始训练了，真是料事如神啊。两次手术做下来，我跟医生的关系渐渐熟稔，我们变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那段时间我差不多每5天去他办公室打一次针，帮我做康复训练的哈纳斯教练有时也会征求他的意见。为了方便我训练，有时我该去打针了，医生不让我过去找他，他亲自拿个小药箱，开20分钟车过来，打完针后他再回去。2010年，医生干脆把办公室搬到了哈纳斯的楼上，这就连那20分钟都不用等了。有人说德国人古板、傲慢，我没有这种感觉，我甚至觉得“傲慢”可能是中国的某些领导们对德国人的印象，领导们在国内一呼百应，底下人唯唯诺诺地看着领导的脸色行事，但德国人不太会考虑这些，大家既然是合作关系，就会用对待合作伙伴的方式对待你。至少我在生活中接触到的德国人都很宽容大度，对异国的朋友和文化也很尊敬。我去见体能教练哈纳斯的时候，我的医生艾瑞克·布朗贝克给我们拍照时还开玩笑说：“今天是我们的中国日！”我从来不是个轻信他人的人，但对这群德国朋友，我一直很放心。他们都是非常善良的人。有人说德国人严谨、守时，这点我倒是深有体会。我的医生非常有时间观念，而且极具服务精神。他可以为了患者的病情改动自己的度假计划。那次冰岛火山爆发，我的医生当时正在西班牙度假，本来说好星期一打针，但飞机飞不回来，他就自己租车从西班牙开回慕尼黑来帮我打针。我非常感动，但在他那边，却觉得这很正常，是自己分内的工作。艾瑞克给我开的针剂确实很有用。我膝盖的问题相当于软骨磨损，磨损严重就会有积液。人的软骨组织一般是平的，但我的膝关节总是在摩擦，软骨就会多出来。最严重的时候，我连厕所都上不了，睡觉时必须要放一个枕头垫在下面，腿完全伸不直。做手术的目的就是把软骨给削平了，但软骨是可以重复生长的，做完手术，它还会继续长。医生告诉我，只要我还在继续运动，膝盖就不可能完全好。做第三次手术前，我问医生有没有根治的方法，他说想要根治只有两种办法：要么把骨头上面的软骨全部磨光，然后花8个月的时间让它长出来；要么干脆换一种人工软骨，但人工软骨只适合一般人，运动员如果做了替换手术，运动生涯也就随之结束了，目前没有一个运动员可以在做完替换手术后重新回到球场上。这两个办法我都不敢尝试—替换手术我肯定不能做，8个月的时间我又等不起，最后就还是按照前两次的方法做了第三次手术，不过，这是后话了。网球比赛大多是在欧洲举办的，因此我一年中有小半年都在慕尼黑住，缩近与医生和教练的距离可以方便我训练、调整状态，更省了从国内到欧洲来回签证的麻烦。我的医生艾瑞克、体能教练哈纳斯都在这里。自从拥有了自己的团队后，慕尼黑更是我经常来的城市，可以随时检查自己的身体状况，也可以保持体能训练。自从第一次手术后基本上5天膝盖就要打一次针，相当于给汽车加机油，这么多年过来了，从刚开始害怕针管到现在可以边打针边聊天真的算是突飞猛进啊，有时候想，我是不是一个靠针管来维持运动生命的人呢？（当然是干净的，违禁药品绝对不会碰，更不会做对不起自己的事。）体能训练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想要保持对抗能力必须要有强壮的体能做保障。体能训练一般都会很枯燥，特别是刚做完手术康复的时候每天重复着同样的计划，有时候会怀疑自己的坚持到底是为了什么，完全就是自己跟自己较劲，也可以说是跟自己过不去，可是当你看到萎缩的肌肉逐渐变强大，自己的竞技状态越来越好的时候，你必须要感谢那些冰冷的器械、死板的计划带给你的成效，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原来自己的坚持是这么的重要。他们是我的固定团队，更像是朋友，我们会一起聚会，一起去享受圣诞集市（Christmas Market）的节日气氛。不管我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比赛，我知道他们都会默默地支持我，不管我的成绩好坏，当我回到慕尼黑时他们都会用最温暖的拥抱迎接我，这样就足够了，更感谢他们在我30岁生日这天陪我一起度过！我的团队其实不大，就这么三四个人。整个班底基本固定在慕尼黑，比赛时只有姜山和治疗师跟着我。我们团队没有新闻发言人，打比赛的时候有赛会医生照顾球员，我也不必把医生带到比赛场去。虽然团队人不多，但一年下来，各种支出加在一起也得有700万到1?000万。其中包括支付给教练的薪水，教练随行的机票和酒店的开支，成绩好的时候，教练还可以从奖金中拿提成，慕尼黑的体能教练的薪水也算在这里面，体能教练帮我进行冬训的费用是按照课时结算的，这也是一笔支出。这些支出全部要靠我打球的奖金和品牌的赞助来支付。法网期间，我的团队每天要花费人民币10000元以上。有时我跟国家队的孩子们聊天，不由得感慨说“你们太舒服了”，其实对年轻队员来说，在国家队挺好的。虽然只能拿奖金的35%，但是不需要投入资金。网球这个项目投入还是很大的，年轻的球员很难负担得起。在国外，年轻球员想要出头，要么家里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要么自己小小年纪就在青少年赛上崭露头角，获得一些公司的支持（就像耐克当年赞助我去美国读网校一样），普通人想凭自己的能力出头，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也是职业网球的残酷性：这是一个凭成绩说话的世界。如果你没有比赛奖金，没有赞助商，你就没有办法支付教练团队的费用，无法获得好的训练条件，最后终将被淘汰。做职业选手，就要做好愿赌服输的心理准备。我们这一茬球员的处境非常特殊，我们是在举国机制下成长起来的球员，对国家的感情很深。在我年轻时，国家对我的帮助很大，省队付钱给我们请教练，负责我们出国打比赛的差旅支出。因此，“单飞”后我们除了自负盈亏，还要上缴一定比例的收入，我也从不曾有过拖欠，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祖国栽培了你，那你在用成绩回报祖国的同时，缴纳一部分收入也是合理的。我愿意用各种方式回报我的祖国，我希望我的回报可以用于建设我们国家的体育事业，让更多孩子们能够受到良好的体育教育，能够享受到体育带来的乐趣。能拥有改变以往训练方式的机会，这是我的幸运。作为一名“老将”，我时常会感到孤独：网球运动本身固有的孤独感—当比赛开始后，你不能与自己的团队交谈，也接触不到对手，大多数时间都要独立拼杀。此外，还有种族的孤独，在中国，网球项目不算主流项目，强手如林的世界网坛中鲜有黄色面孔的出现，我必须非常努力才能跟上欧美球员的节奏，适应他们的文化。最后，是年龄的孤独，当初我们一起试点“单飞“的四个人，晏紫已经退役了。彭帅、郑洁还在坚持打。李婷2008年好像没打奥运会就退役了，她比我大两岁多，我们是一起从省队打上来的。和我同年龄层的欧美选手也陆续退役了，30岁的我，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老将”。尽管医生告诉我，由于中途曾经有过两年多的退役求学的经历，就身体的损耗而言，我的身体相比于同年龄运动员有着明显的优势，但当你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离去，新换上来的小将们脸上那种充满稚气的热情时，你仍会怀念过去的时光，怀念和你一起并肩战斗过的队友们。这种孤独感，让我更加重视自己的小团队。我的小团队不仅包含了教练、医生和家人，也有赞助商派来的工作人员。多年的交往让我们完全了解彼此，他们在许多时候都给了我莫大的支持。提到赞助品牌，我必须要谈一谈这些年和耐克公司的合作。我十几岁时就接受了这个品牌的赞助，当年去美国上网校的学费也是他们负担的，十几年下来感情很深，跟耐克的工作人员也成了好朋友。按照合同，我每年要给耐克拍摄两个广告。我的经纪公司也很认可我和耐克的合作，他们给我的定位是“健康、阳光的运动员形象”，我也很喜欢这个定位，和我本人很契合。WTA给我拍的“Strong is Beautiful”和耐克的“用运动改变一切”这两个广告我都很喜欢，这两个广告都是经纪公司为我确定的。签约经纪公司也是给我带来影响比较大的事。2008年之前我在国家队，肯定是不可以有自己的经纪公司的。年底改革后，我离开了国家队，许多烦琐事务需要亲自处理，虽然有托马斯鼎力相助，我仍然感到烦不胜烦，这时有几家经纪公司开始主动跟我们接触，我陆续收到了不少邀请。在这些公司中，IMG 是资历最老、条件最优的，在IMG旗下，有费德勒、莎娃这样一批世界顶尖球员。我考虑了一段时间，最后决定与IMG签约。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吧。签下IMG，令我的负担大大减轻，也让我们整个团队的工作都迈上了正轨。首先是把托马斯从订酒店和机票这些琐碎事务中解放了出来。我现在出去打比赛，经纪公司会来找我确定要参加哪几场比赛，需要几间房。然后帮我去预订，接机、送机也可以跟经纪公司说。每年参加哪些比赛基本都是我自己决定，当然，有一些赛事是必须参加的。如果我需要新的教练、治疗师或是助理，也可以向经纪公司咨询，他们会给我一些合理建议。代言和品牌赞助也由经纪公司来打理，经纪人收到合作方的赞助合同后，会告诉我有一份这样的合同，问我觉得合不合适，2如果合适他们就会再去谈。如果有活动，经纪人也会先给我发邮件，介绍相关活动的内容，然后根据我的意思决定是否出席。他们只提供服务，并不能强制我参加活动。赞助商每年安排的活动一般不会超过两次，时间上也会避开赛季，根据球员的日程表来安排。这些条款都会在合同里明文标注，经纪公司会替我把关。这样一来，我基本可以掌控自己的时间。比赛日程表可以提前一年左右订好，具体的时间和地点都已经规划好，我可以随时根据自己的比赛时间调整状态。一场赛事结束后，我能够自己舒缓一下，在家里清净几天。只要条件允许，我还是尽量回到武汉去。那里有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有些是体校的同学，有些是运动队的队友，大家一起看看电影，泡泡吧，吃饭聊天。朋友们对我的看法不会因为我职业生涯的顺利与否而改变，在他们心里，我一直没有变。除了比赛，我都是自己给自己挑衣服，我没有造型师。我是运动员，不是走时尚偶像路线的，关键时刻还是要靠成绩来说话的。我不想在形象问题上花太多精力。我对奢侈品不是很迷恋，买衣服经常把大牌和自己从小店淘来的宝贝搭配在一起，并为自己的创意扬扬自得。我也不大爱化妆，化完还得卸，多麻烦。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万一不小心摸一下脸，把妆摸花了，还得去补妆，太麻烦了。有时候参加party或者出席一些重要场合，大家都精心装扮自己，你总不好穿双运动鞋到场，我只好请姜山开车把我送到门口，我在车里换好鞋，再充满自信地、美美地走进去。到签到簿上签个名，自己再溜达出来，假装很悠闲地摸到停车场，跳上车赶紧换鞋。有一次穿高跟鞋参加party，坐车过去，但得走回来。那段路程平时大概得走10分钟，穿高跟鞋，至少要多花一倍时间，而且还是上坡。当时唯一的想法是赶紧把鞋脱了扔了。但还必须强忍着，因为一路上不停遇到其他的运动员去得晚，我觉得穿那么漂亮，走路如果不好看会很丢人，就还强忍着痛楚走得特挺。那天我一走进房门就赶紧将鞋子甩了下去，太疼了！我现在尽量买那种跟特别低的鞋子来应付一些场面上的活动。偶尔也会买高跟的鞋，但也只是欣赏设计师的匠心，多半不会穿出来。有一次我穿着同一件休闲服上了两回镜，经纪公司马上让我注意形象—“网友们已经发现这件衣服你穿了两次！”哎呀，一件衣服穿两次又不会死人。我和经纪公司的人说：我又不是影视明星，他们对我的要求也太高了。一件休闲服，又不是赛场上的运动服，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花了挺多钱买的衣服，只穿一次，我有点接受不了。我只是个运动员，大家喜欢我不是因为我天天换衣服。不过，我还是接受了他们的要求。一个设计师帮我处理这件事—穿过的衣服可以卖掉，然后把钱捐出去，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球迷们也会开心。我觉得这个办法还不错。作为一名职业网球运动员，你每天都要在网上申报你所在的位置，因为随时可能会被要求进行飞行药检，仅2010年我就进行了25—30次的尿检。频繁的检查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很烦，但它保证了这项运动的清白不被玷污。按照国际网协的规定，如果我今天在慕尼黑，突然有事要回国内，第二天却没有在网上把我的位置改成中国，恰好第二天有关部门来慕尼黑没有找到我，这会被看成一次蓄意的逃脱。这样的错误发生三次后，球员就必须无条件停赛一年。所以球员每天都要在网上申报自己在哪里，每天至少登录一次。有球员抗议说我们现在完全没有自由，没有隐私。因为在网上申报后，负责尿检的ITF国际组织会知道你这个人在哪里。包括休假时也要填表，为方便他们每天随时进行飞行检查。迄今为止，我们一直遵从这项制度。在打四大公开赛时，不仅要频频尿检，还要进行血检。程序设计得十分严密。2011年我在澳网进入决赛时发现，四大公开赛只要进前八都会进行血检。我现在是把我的所在地址发给经纪公司，由经纪公司去帮我做这件事情，如果我改地址，必须提前通知经纪公司。以前在国家队的时候，是由国家队的工作人员为我们代理这些事情的。有时参加公开赛或者大比赛，耐克中国就派石玲来陪着我，这算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体育圈与文艺圈不同，经纪人的影响力要小一些，而且主要以服务运动员为主，运动员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比赛上。一般比赛结束后，照例会有新闻发布会，WTA的一名官员会来陪着运动员参加新闻发布会。之后，我就不会再接受任何采访，因为该说的话已经在会上说完了。经常跑网球的记者都知道我的性格，也不会贸然来访。有时会有人发短信到我手机上，我一般会将经纪人的联系方式告诉他们，让他们与经纪人联系，然后由经纪人安排。这样可能让媒体的朋友工作不大方便，但我也是被情势所迫，作为一个运动员，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或心思去想其他的事情，我只想专心地训练、比赛。第二十四章 第三次手术桑普拉斯走出球场时，我恰好要进去，我们在通道相遇了，他非常主动地握手致意：“你好！我是桑普拉斯，恭喜你获得法网冠军！”第二次手术后，我没有打2009年的澳网，2月份直接去打迪拜、多哈的比赛，成绩很差。赛后姜山找不到我，我一个人找了个角落大哭了一场。托马斯说了很多安慰鼓励的话，他告诉我这是刚做完第二次手术就出来打比赛，要我相信我自己。打完迪拜、多哈后，我又回德国训练了一段时间，然后去印第安维尔斯、迈阿密打球。这一年我一直在摸索，在伤病的状态中重新回到这个圈子。2009年5月下旬，我在法网打进了罗兰·加洛斯十六强。这是我手术后的第一个起步。这一年的6月5日，我和姜山一起拿到了华中科技大学的毕业证书。姜山一门课不落地修完了所有课程，而我的后两年课程都是自学的，期末才回学校去考试或是交论文，结果两年的课程拖了四年才修完。老实讲，老师对我也算网开一面，我才顺利地拿到了毕业证。姜山本该比我提早两年毕业的，但这个缺心眼儿毕业前才发现自己还差一个选修课的学分，为了陪我比赛，他陪我东奔西走了很久才回到校园补上了这个学分。这算是我们枯燥的网球生涯中的一个小插曲。拿到毕业证后好事连连，6月14日，我在伯明翰草地赛的半决赛上击败了老对手莎拉波娃闯入决赛，这是中国选手的首个草地决赛。同年9月，我打进了美网八强。世界排名又往前冲了5位。我对自己的进步感到欣慰，但这一年的四处奔波也让我的旧伤复发了。打美网的时候，我非常辛苦，从德国飞中国，又从中国飞美国，美网打完，我的膝盖一天也撑不住了。这时我就去找国家队的人商量：能不能不打全运会？2009年，我就因为伤病错过了当年的澳网，如果我赶在全运会期间做手术，康复顺利的话，正好可以去打2010年的澳网，我感到自己的兴奋度越来越高，正在渐入佳境，这次澳网发挥得好的话，我将有机会迈进世界前十！但队里的领导显然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不像澳网，全运会在我们国家的体育机制内很受重视，因为它直接牵扯到各方面的很多利益。当时湖北省体育局的某领导找我谈话，他说了一句让我震惊不已的话：“李娜，相信我！我是过来人，世界前十没有全运会冠军重要。”听完这话，我顿感无力，我跟姜山说：“我没有办法跟他们谈，根本谈不下去。”中网比赛是在9月份，打完中网就是全运会。那时我已经准备做第三次膝盖手术了，我的想法比较简单，我想：做完手术我再回国，实在不行就残着一条腿上去，你们非让我打全运会，我就只能这么打。姜山不同意，他说：我们不能这么做，虽然他们这么说话不合理，但我们做事情不能让人家指指点点。姜山最讨厌的地方就是他总是对的。结果我又不得不放了医生一次鸽子。原本跟医生说好了第二天做手术，姜山打电话来，告诉我不要冲动，要回国跟队里全部说清楚以后再处理事情。我只好向医生道歉，说得先回国确定下情况。幸好医生很善解人意，没有因为我打乱他的工作计划生气。我匆忙赶回国，当时国家队全队在山东济南训练，我飞到济南，跟队里说明我的状况：我已经休息了两个星期，可水肿一直消不下去。我们队的领导对我的腿伤表示关心，但他们也说：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希望你可以打进前八。我说：不是我不愿意打，是我真的打不了。我要能打的话，我不会跟你一直在谈这些东西。最后对方还是妥协了，说：好，那你就弃权吧。迫于方方面面的压力，我不能直接明着弃权，还得先在场上打场比赛走个形式。记得当时碰到的是个广东女孩，我们打了一盘，我一局都没赢。我终于能够去德国做第三次手术了，手术时间我记得很清楚：10月22日。我做的三次手术都是艾瑞克主刀。第一次手术相对大一些，因为做了韧带松解。我记得第一次手术费差不多一万到两万，是湖北省队出的，国家队没有出任何钱。后面两次都是我自己出的钱，因为奥运会后我单飞了。国外的收费标准是这样的：假使一台手术应该收5000块钱，那么医生会拿大约2000左右，剩下的是医院和药品的费用。做第二次手术时，我刚刚单飞，经济上压力很大，艾瑞克没有要他自己的那部分手术费，我只需要付医院的钱和针剂、药品以及麻醉师的工资就可以。虽然我们之前认识，但我们并没有熟悉到可以有“通财之义”的地步，艾瑞克是个德国人，这个德国人，很仗义—不过，艾瑞克应该不知道我们的“仗义”是什么意思。他只说：“我希望你能回到赛场上。你属于那里。”第三次手术后，哈纳斯照例帮我做康复训练。说起来我也是哈纳斯的老熟人了，从2007年肋骨受伤起，每隔几个月就得来麻烦他一次，一来就是两三个月。哈纳斯工作的这个地方，应该算是一个社区的运动中心，运动中心是公立的，对公众开放，很多老年人都会来这里做运动。后来艾瑞克也把工作室搬到了这里，就在运动中心四楼。2011年我法网夺冠后，哈纳斯还把我的大照片贴在墙上给大家看，上面还有我写给他的话：谢谢你帮助我成为冠军！在哈纳斯这里，我还曾经见到过伟大的前辈：鲍里斯·贝克尔。2009年他在哈纳斯那里做治疗，我们曾有一面之缘。贝克尔年轻时曾拿到六个大满贯，与格拉芙并称为金童玉女，在德国很有威望。即使退役多年，他依然得到了人们的敬重和爱戴。当贝克尔开始训练时，大家都自发地安静下来，关注着他。2011年，我拿到法网冠军后，哈纳斯在工作室挂了我的照片，贝克尔找到哈纳斯，说希望和我打个招呼。当时我正在训练，完全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前辈在外面，贝克尔没有让哈纳斯传话，说，他不想影响我训练，下次再打招呼好了。哈纳斯告诉我时我有点吃惊，我没想到一个异国的年轻运动员，会得到这么多的重视和关爱。“贝克尔”这个名字以往我们只能从电视或是报纸上看到，他对我们而言，就像是武侠小说中退隐江湖的绝世高手，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引起他的关注。2011年底，我又一次在哈纳斯的场地上见到了贝克尔，当时我正在场边玩。贝克尔说：“嗨，李娜。”我扭过头去，立刻认出了这位传奇人物。他问我：“你的脚怎么了？”我们交谈了十几分钟，贝克尔虽然样子威严，人却十分亲切和蔼，那种感觉像是你在和一位关心你的长辈交谈。当他听到我之后参加的比赛还有桑普拉斯、莫亚等人参加时，他说：“这么多人去，真好，代我向他们问好。”那感觉如此神奇。贝克尔离去后，我还在激动中沉浸了很久。就跟法网结束后，纳芙拉蒂诺娃主动过来和我交谈的感觉类似。2011年中网，桑普拉斯来打表演赛，当时我也在中网，桑普拉斯走出球场时，我恰好要进去，我们在通道相遇了，他非常主动地握手致意：“你好！我是桑普拉斯，恭喜你获得法网冠军！”那一刻我有点微微的战栗，桑普拉斯是一代球王，可此刻他就站在这里，主动向我问好！尽管有一个大满贯奖杯在手，但我清楚地知道自己与纳芙拉蒂诺娃、贝克尔、桑普拉斯这些前辈们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他们是站在网球神庙中的神祇，是全世界网球爱好者顶礼膜拜的偶像！可他们却都是如此和善，如此温暖。我猜想他们关心我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是亚洲人、中国人。他们觉得一个中国女性能打到这个层次，是很不寻常的事情。作为这个圈子里举足轻重的前辈，他们对待新人的态度如此友善、充满鼓励，这让我更加尊敬他们，也更加热爱这个圈子。除了见到“偶像”，我在哈纳斯的运动中心还结交了一群“病友”，大家一起训练，所有人都认得。有个小姑娘，是在拜仁练足球的，还是个十足的孩子。我们一起训练，有时我带着她玩，关系很不错。我还曾在这里遇到过一个俄罗斯的花样滑冰欧洲冠军。他在俄罗斯做完手术后一直康复不了，之后找到帮我做手术的艾瑞克。艾瑞克看了他的片子后告诉他：如果这个手术是我在德国做的，那我得进监狱。可能在德国，与医疗相关的法律约束得更严一点吧，花样滑冰冠军的手术做得很失败，算得上医疗事故了，后来他在哈纳斯这里做康复做了很长时间。受益于哈纳斯给我的良好的康复训练，我的身体终于不再碍手碍脚了，2009年底，我首度打进世界前15名，并以这个排名结束了这个赛季。第二十五章 避风港到慕尼黑时间长了。我发现这里的宠物狗都很有教养，姜山也纳闷，还问我：“怎么这儿的狗都不爱叫呢？”慕尼黑是我的一个避风港。这里有风景优美、硬件优秀的训练场地，当我需要从纷繁的琐事中跳出来，专心沉浸在网球世界中时，就会来到这里。这里有我信任的医生和体能教练，当我的伤病不允许我再作战或者需要放松、调整的时候，也会来到这里。再加上欧洲是网球运动的摇篮，每年我几乎都要在欧洲打两个多月的比赛，慕尼黑也就渐渐变成了我在欧洲的据点。我的医生、治疗师、体能教练都在此地，我们合作也有四年多了，已经成为一支成熟的团队。每当我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休息时，往往会先回国内调整几天，再到慕尼黑训练。有时在这里一调整就是两三个星期—看看医生、练练体能，年底赛季结束的时候还来慕尼黑进行冬训。每年澳网结束，我会去一趟慕尼黑，打完迪拜、多哈再来一次。打完印第安维尔斯、迈阿密后回国待几天，然后再来慕尼黑，因为这边正好是红土赛季的开始。等到法网打完，回慕尼黑调整一下，再去征战温网。温网结束后，我会赶回武汉看看家人和朋友，然后回慕尼黑，再从慕尼黑飞美国打美网。细算一下，在慕尼黑待的时间比在国内待的时间都要多。我很喜欢慕尼黑，这里环境非常好，气候湿润，是座安静而美丽的城市。我2007年底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2008年3月到6月份一直在这里养伤，伤势见好的同时，正赶上慕尼黑的春天来临，冬天的积雪消融之后，露出地面的草还是鲜绿的。整个城市都非常安静，居民大多温文有礼。据说这里是欧洲人均阅读量最高的城市之一，这一点只是听说，没有证实，但我在健身房看到的人身体素质普遍比较好是真的，他们的生活习惯比较简单纯粹，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慕尼黑的城市建设很有特色，它是座古城，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时期。现在的居民也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慕尼黑作为原巴伐利亚王国都城的那种古朴风情，慕尼黑因此被称为“百万人的村庄”。城市基础设施和交通系统都设计得精密严格，所有的公交车、地铁都有准确的时刻表，提示乘客你等的车会在几分钟以后到。在任何一个车站，想要从地铁转公交的话都很便捷。我特别喜欢这里的人，不管男女老少，看起来都非常健康，走路飞快。之前我们住在靠近慕尼黑市郊的地方，2010年初，才搬到了慕尼黑“英国花园”边上的训练中心酒店居住。这个训练中心主要是网球和马术，室内、室外的网球场地都有好几块，非常专业。“英国花园”是一个很大的公园，比纽约的中央公园都大，在欧洲很有名，这个公园据说是仿照18世纪英式庭院的风格建造，并因此得名的。但我一次也没去过—在慕尼黑这么多年，除了新天鹅堡去过一趟，别的哪儿都没去，因为平时都忙着训练，非常劳累，一到休息日就想在家睡懒觉，能不出门就尽量不出门。我的训练计划一般是这样的：每天7点起，8点开始训练，一直打到10点，然后回来洗个澡。10点40分，就得到体能训练中心，先按摩治疗40分钟，再跟体能教练一起训练，这样一直练到中午1点钟。训练结束后吃午饭，下午3点到5点继续体能训练，然后回来，6点到7点，打一个小时的球。晚上10点休息。每天都这么训练，确实很辛苦。我每周日会休息一下，调整一下状态。我是资深宅女，对景点不是特别感兴趣。只偶尔陪姜山出去逛逛—星期天的时候我们偶尔去马林广场那里的圣诞集市逛逛，还可以在那附近吃顿中餐，我能去的主要动力也就是这顿中餐了。和慕尼黑人的交往改变了我们许多生活习惯，中医说要喝热牛奶，我们从来不热，早上起来就抱着凉牛奶瓶子喝。慕尼黑人引以为荣的啤酒我也很喜欢，我和姜山在不忙的时候，也会小酌一下。我喜欢狗，尤其喜欢哈士奇。有一次在地铁上，看到有人带着自己的哈士奇坐地铁，那条狗很大，毛是白色的，头上有点灰。主人坐在一边看书，并没有牵着它，哈士奇自己很神气地坐在地上。地铁到站时门自动打开，大狗忽然自己趴了下去，这时一群学生走进地铁，正好经过大狗原来坐的那个地方，原来它是怕自己会挡路！等到孩子们走过去，大狗又很神气地坐直了。一路上每次地铁到站，它都是如此，而且从始至终一直乖乖地待在那儿，不叫也不闹。我觉得这狗太乖了，一直盯着它看。到慕尼黑时间长了，我发现这里的宠物狗都很有教养，姜山也纳闷，还问我：“怎么这儿的狗都不爱叫呢？”我们经常见到主人带着狗出门，到了超市门口，主人把它放到那儿，连拴都不拴就进超市了。小狗就一动不动地等着，主人在里面逛两个小时，它就乖乖地等两个小时。我询问德国朋友，他说他们的狗在“礼仪学校”学习过，在德国城市中，违反养狗规定处罚很严。如果狗狗在街上大便后主人不清理就溜走，很有可能会接到“秩序警察”开出的罚单，这些罚单可能高达几百欧元。如果狗狗在家里不停地叫，邻居可以报警，还可几个人签名要求养狗人搬家。为了让狗不乱叫，主人必须把狗送到培训学校训练。在德国，养一只狗的麻烦几乎要赶上养个孩子了，你要送它到宠物医院进行全身检查，打预防针。如果要带狗旅行，必须给狗狗办理一本“宠物护照”。宠物护照除了宠物的名字、出生年月、种类、性别及毛的颜色，还有宠物健康情况和每次旅行注射疫苗的记录。除了警犬和导盲犬，饲养其他所有品种的狗狗都必须交狗税，每户家庭最多可养两只狗。由于狗可能对人造成危害，所以必须为狗上最高赔偿额达100万欧元的狗保险。这种保险是强制保险，越危险的狗保费越高。因为我很喜欢狗，加上对德国狗狗受到的“礼仪训练”大为好奇，我立刻向姜山申请：“我们养只狗吧！”姜山马上否决了我的提案。他不喜欢狗，嫌养动物家里会有怪味，还要收拾掉下来的狗毛，任我软磨硬泡，他也不肯松口，“除非你自己照顾它”。狗与比赛不可兼得，短时间内，我估计自己只能看看别人家的狗过瘾了。等到以后我有时间再说吧！第二十六章 蹦极往下跳的那一刻，我觉得死亡一点也不可怕，比起这段等待的时间来简直算不得一回事。我在心里默默念着“为了我的网球成绩更好”，大叫了一声，就跳下去了。2010年1月份，我前往奥克兰站参加比赛时膝盖再度开始水肿，那种感觉跟第一次做手术之后的感觉类似：有一点点不舒服，想尽力却力不从心，身体跟不上节奏，总之完全没有恢复到自己的竞技状态。第一场比赛，我稀里哗啦地就输了，输完比赛，我心情很压抑，特别想做一件能够刺激自己、挑战自己的事情。做什么好呢？我琢磨了好几天，最后，我在新西兰挑战了大桥蹦极。我一直就想做件超越自己极限的事情，但从来没能做到。现在奥克兰海港大桥(Auckland Bridge)蹦极台就在眼前，那就去蹦极吧。奥克兰海港大桥上的蹦极台是全世界第一个建立在海港大桥上的蹦极跳台，有40米高，不过从远处看去，似乎也没有多高。我其实是有恐高症的，但在桥下看的时候也不觉得这有多么恐怖，便放心地去桥下的指定地点量体重、戴帽子，等到装备完毕，我们就排队从桥下走到桥上去。上桥的路非常窄，栏杆又很低，海风极大，感觉好像随时都有可能摔下去。我们摇摇晃晃地走了将近15分钟，我忽然感觉有些不对！回头一看，托马斯不见了！我们这一拨总共有七个人，托马斯、体能教练、治疗师开始都跟着我，还有一个陌生的外国小男孩也在我们的队伍里，但这时候托马斯不见了。我问他们：“托马斯人呢？”回答是：“他觉得头晕，回去了。”上桥的路很窄，坡度很高，从金属台阶的间隙看得到桥下荡漾的海水，越往上走越觉得心惊肉跳，我紧紧抓着栏杆的手越来越凉，心里说：谁说要蹦极的？走到最后，只剩下我、治疗师和那个外国小男孩。治疗师是个南非人，毫不犹豫地一头扎下了桥，速度非常快。我和小男孩互相看了看，小男孩脸色煞白：“我不跳了，我弃权我弃权。”此刻我也百爪挠心，矛盾得厉害，既想感受一下刺激，又怕得直哆嗦，心想：我这是图什么呀？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但组委会安排的摄像机正在蹦极台对面对着我呢，我只好一步一步往前走。桥面上搭出去的跳台并不大，我那几步却走得腿都快抽筋了。我跟后面的人说：“千万别推我。”他说：“我没推你，你自己在走呢。”我就一步步地蹭到平台上去，再蹭回来一点点，害怕得都要疯了。我一个人在平台上磨蹭了足有10分钟。最后横下心准备跳的时候，外国小男孩吓唬我说：“下面可有鲨鱼。”我说：“有鲨鱼我就抱着鲨鱼一起上来。”往下跳的那一刻，我觉得死亡一点也不可怕，比起这段等待的时间来简直算不得一回事。我在心里默默念着“为了我的网球成绩更好”，大叫了一声，就跳下去了。刚跳下去那前3秒，我完全被恐惧抓住了，第一次感到自己是这么无助，周围的一切都在飞速离开我。我手里没有任何可以保护自己的东西。直到落下去再弹上来的时候，我才不那么害怕了。原来蹦极是这种感觉啊，像飞一样。再次落下去的失重感让我很难受，就像坐过山车时全速下坠的感觉。但弹了两次再被人拉上去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整个人生都释然了！不过如此嘛。连蹦极这么刺激的事我都做了，打个球算什么呢？当站在桥上往下看的时候，我要死的心都有了，当我告诉自己“跳下去”的一刹那，那种无望的恐惧达到了巅峰状态。可真的跳下去才明白，其实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之前不愉快的比赛也顿时失去了重量。不就是网球嘛，打不好就打不好，还能怎么样呢？那个对跳台望而却步的小男孩就没机会体会这么丰富的感觉了。以后他会后悔的，这么特殊的机会，就这样放弃了。后来姜山说：“我一听那声叫就知道你在跳了，你叫什么啊，就跳呗。”我顺口敷衍说：“叫一声是为了抒情。”姜山那天没上去蹦极，因为蹦极台规定一次最多只能上去七个人。他说40米太矮了，他要跳更高的。离开新西兰后，我去打悉尼网球公开赛，我满心指望自己能尽快恢复到最佳竞技状态，但是，事与愿违，在悉尼站我的状态仍然不理想，比赛刚到第二轮，我就输给了意大利球员。那段时间，我对自己的厌恶和痛恨达到了顶峰。我忘了是哪位哲人说过：“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源于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姜山说是王小波说的。啊，也许吧，请原谅，我不是很了解文学和哲学方面的知识。但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说得很好，很有道理。走出悉尼的赛场时我没有与任何人说话，挫败感和自责交织在一起，在我心中默默地发酵。我躲开了教练和姜山的视线，我找了个没人能看到我的地方独处。网球运动员随身都会背着拍套，我带着情绪，把拍套狠狠地摔在地上，然后一屁股坐下去，把外套拉到头上，痛哭起来。外套罩在头上带来的黑暗让我有了一点安全感，就像小孩子给自己找到个洞穴一样，我放心大胆地哭了又哭。为什么会这样呢？明明付出了那么多，可在关键时刻就是赢不了比赛。如果输球的原因是对手太强大，自己一直被人家吃得死死的，倒也罢了。可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失败完全是因为不能把控自己的心理。有夺冠的实力，却不具备夺冠的心态，这才是我的致命伤！我躲在外套下面泪如雨下。就是那些无聊的想法让自己没能发挥出最佳水平！还有这条该死的腿！刚做完手术的身体不给力，不管我多想赶紧康复，膝盖仍然会传达出不舒服的信号。那种别别扭扭的感觉在生活中还不至于特别碍事，在比赛中却会让我不断地分心。作为一名职业球员，当你迫切需要跳跃、奔跑、发力的时候，你的身体却以尖锐的疼痛告诉你它不想干了，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吗？你的身体背叛了你！我一边哭一边害怕起来，都这么久了，腿伤到底能不能好？自己到底恢复到什么状态？还能继续打球吗？那么辛苦地复出，那么辛苦地康复，到了赛场上还是不能百分之百地发挥，我以后该怎么办？无奈、绝望、无助，千头万绪都在胸中盘旋，这种情绪被我按捺了很久，今天还是在输球的刺激下彻底爆发了。整个世界都离我而去，我什么都控制不了！谁也赢不了！我连我自己心里的阴影都战胜不了！想到这里，我又忍不住鼻子一酸。大概哭了二三十分钟的样子，有人揭开了我头上的外套。此时我的双眼已经变得红肿，突如其来的明亮光线让我有些不适应，姜山无奈的脸出现在我眼前时，我不禁想逃开。这种时候，就算他过来我也不愿意答理他。因为这是我心情最糟糕的时候，我只想躲开全世界，最好谁也不要看到我。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从此以后再也不见任何人。姜山也没有马上劝慰我，他在旁边坐了一会儿，看我哭，等到我把情绪宣泄完，慢慢冷静下来，他才和我谈今天的比赛。我非常直接地告诉姜山说我不想打了，我实在打不下去了，我付出这么多、投入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做了三次手术，每天这么辛苦地做康复是为了什么？我看不到任何收获，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好—那天情绪突然间特别低落，在赛场上也毫无斗志，完全没有想要赢球的欲望，唯一的想法就是赶紧打完走人。我忽然间丧失了对网球的信念，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去做这件事情了。姜山一向很少鼓励我，那天我当着他的面歇斯底里地大哭了一回，他也没有被我的眼泪打动，只是冷静地告诉我：沮丧是可以的，这证明你觉得你还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沮丧是对的。但你还是要继续下去。输球很正常，大家都知道你刚做了手术，这次比赛的输赢其实无关紧要。但你不能就这样放弃，这些人跟你一起奋斗，你又做手术又训练这么辛苦，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打好球吗？打球肯定有输赢，只要努力就没有必要去沮丧，认真思考为什么失败就可以了。为什么会沮丧？因为你知道自己没有竭尽全力，你觉得自己应该赢，可是事实上你理智一点想想，你得承认别人今天做得很好，好到应该取胜的地步。不要认为自己努力了就可以战胜一切，那是理想化的结果。你只有承认对手比你好了，然后才能好好思考自己到底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才能继续战斗。你是成年人，不是小女孩了，不要轻言放弃。听着他这些话，我心里百感交集，不得不承认他是对的，但又有些怨他—他总像是在逼着我前进，尽管我在内心深处承认自己是需要这些推动力量的，我还是不愿意姜山这么说。沮丧渐渐散去，几个月后，我迎来了人生第一个竞技状态的反弹。人真是有趣的动物。在今后的岁月里，我渐渐发现，每当我从低谷状态挣脱后，便会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就像蹦极一样，坠到底的时候就是开始绝地反弹的时候。我的状态总是起起落落，一直在失败和胜利间游走。我慢慢把握到了这种规律，面对失败，我开始变得更加理性。第二十七章 疼痛我一向自认是个对疼痛不那么敏感的人，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雨，一般的小伤小痛我是不会当回事的，但那天当医生把针头拔出来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当场疼哭了。在他人看来，2010年时我可能风光无限，但事实上，那一年给我留下的最深的、不可磨灭的印象是：疼痛。在墨尔本的赛场上，我的膝盖又肿起来了。在连续击败了艾拉科维奇、扎维、汉图楚娃之后，身边所有的人都看出我的腿有问题了。病来如山倒，这次膝伤发作得很厉害。进入前十六后，我每打一天就必须休息一天，因为膝盖已经承受不了连续两天以上的运动了。之前我已经打过一次可里松消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我就向澳洲的医生求助，对方推荐给我一种昂贵的针剂，一管要500欧元左右。第二天，我把针剂带到比赛现场，请赛会医生帮我打针。我熟悉的赛会医生恰巧不在，另外一位女医生说，找她也一样。我就去她那里打针。这位医生对我之前的病情并不在意，她漫不经心地看了看我的腿，说：“这不是水肿。”她没有抽水，也没有做任何其他处理，直接把针剂注射进我的膝盖。好疼！我忍不住尖叫了一声！那是我有记忆以来对疼痛最直观、最深刻的一次体验。我一向自认是个对疼痛不那么敏感的人，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雨，一般的小伤小痛我是不会当回事的，但那天当医生把针头拔出来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当场疼哭了。打完针后，我和南非治疗师说：下次就算死，我也不会再找这个医生了。打完针以后腿还是没有消肿，那场我要对阵丹麦新秀、4号种子沃兹尼亚奇，我就那么拐着腿上了场，居然还赢了。这次胜利就像这管针剂一样匪夷所思。第二天上午我和治疗师说，我还是得找原来的赛会医生。那位医生和帮我做手术的艾瑞克医生是好朋友，对我的情况比较了解。在他的帮助下，我顺利地找到了赛会医生，赛会医生听我说了前一天的情况，检查完我的膝盖，告诉我：“她根本就没帮你把水抽出来。”我说：“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但我不能跟她说，毕竟她是医生，是专业人士。”后来这位赛会医生从我膝盖里抽了两管半的水出来。抽水的时候，他得把针头插进膝盖里面，然后慢慢将针筒拉开，让膝盖里面的积液沿着针头进到注射器里面，这很疼，但比起前天女医生的那一针，我觉得这已经完全不算什么了。医生一边看着监视器，一边不停地换地方，将针头扎进去，然后引出新的积液。就这么一点一点地找地方，好尽可能将全部积水吸出来。这次治疗姜山没去，是我的治疗师带我去的。我的治疗师就是上次去奥克兰海港大桥蹦极，我们都在犹豫不决时毫不犹疑从台上一头扎下去那位。治疗师是南非人，胆子大极了。那天他脸色也变了，回来以后，他对姜山说：做了这么久的治疗师，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当时他看到医生一针一针往外抽水都觉得心在哆嗦。抽出两管半积水后，医生给我打了一针可里松，他警告我：“你不能再打了，你两个星期之内已经打了两次可里松，就算再怎么肿也不能打了，对你身体不好。”我说行，没问题。打完可里松后，感觉稍微好一些。第二天，我要跟大威打比赛，第一盘输掉了，第二盘比赛开局也比较低迷，但在第二个破发点上我实现了关键破发，把比赛拖入了抢七，抢七的结果是我以7∶4获胜。决胜局我们的比分咬得很紧，最后我还是坚持了下来，逆转了大威廉姆斯，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打进大满贯四强。无巧不成书，在接下来的半决赛上，我的对手恰恰就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小威。维纳斯·威廉姆斯和塞雷娜·威廉姆斯这对姐妹简直就是为了称霸网坛而生的。当她们同时出现在赛场上的时候，其他选手似乎都可以作壁上观了。和小威的比赛打得比较艰难，两盘都打到了抢七，最后还是我输了。但这场比赛打完后，感觉膝盖还行，没有想象中那么疼痛。值得一提的是我进入了澳网的四强，两周的比赛结束后，我的积分被带到了3500分，进了世界前十。我心里想：我也是世界前十中的一名球员，这种感觉……不过如此啊。这个想法让我自己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我就是这样的，有时候会突然不受理性控制，冒出来一些和我之前思路完全相悖的想法。到现在我也没明白之前为什么会那么低落，同样，我也无法解释在澳网的状态如何反弹回来。我一直都是个很被动的人，不会去试图主动控制什么事情。我喜欢随遇而安、随心所欲、随波逐流，如果没有人来鼓励和鞭策我，我可能就会一直这么游荡下去了，所以我的状态才会一直起起伏伏，这是我最大的毛病。我也希望我可以做到像别人那样平衡，但我就是达不到。有时我比较神经质。我想这可能跟性格有关，自己一方面是一个很好胜的人，但同时又是一个特别容易满足的人。澳网过后，我又开始了漫长、沉重的蛰伏期。也许它实际上并没有那么漫长，但你也知道，倒霉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慢，而胜利的快感却是转瞬即逝的。我甚至怀疑自己选择网球是否是个错误，因为我发现，胜利带来的欢欣远远不足以抵消失败带来的压抑。打职业联赛的感觉，就像在刀头舔蜜，所得甚少，所失甚多，然而，我们还是乐此不疲地尝试了一次又一次。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知道问题出在自己身上：澳网四强让我感到满足，在与威廉姆斯姐妹对战后，我失去了对胜利的饥饿感。没有随随便便获得的胜利，特别是在比赛双方都是世界顶尖球员的时候，精湛的技术、冷静的头脑、健康的身体状况都是获胜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唯一的条件。想要获胜，你必须真正发自内心地渴求胜利，你要非常、非常、非常地想获胜。你对胜利的渴望，要像在沙漠中跋涉，濒临死亡的人对清水的渴望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