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美国，训练了一天，第二天起床后，我就感觉熟悉的疼痛又来了。我找到当地的医院拍片问诊，接待我的医生看到片子，一叠声质问我为什么骨头还没长好就开始训练。我只好请教医生：大概要多久我的伤势才能恢复？医生说：“至少要6个星期。”那时已经是8月份，等到10月份，那不是整个赛季就都结束了？我心中一凉。但骨伤又不能不养，最后我只得取消了当年所有的比赛，前往慕尼黑治疗。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我的医生艾瑞克和我的体能教练哈纳斯。养伤的时候我瘦了不少，体重减轻了，肌肉也萎缩了一部分。姜山安慰我：“就当是休息一段，调整下状态。”我无法放松，我心情很不好。最初练网球的时候，我并不喜欢这项运动，我努力打球只是为了完成父母的心愿。体校的学生没有寒假和暑假，用缺失的童年换来了出色的专业技巧。这样的缺失不是没有遗憾的。我不知道我失去了什么，以后也没有机会知道。但经过多年训练之后，我和网球已经密不可分了。它就是我的全部生活。我不停地为它付出，而它也不停地以它特有的方式在回报我。我从网球中得到过悲伤，也得到过欢喜。它使我成熟，督促我思考。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球员生活后，我对网球的感受非常复杂，事已至此，我不能用简单的“喜欢”或是“不喜欢”来概括自己对网球的感情了。我不愿意公开承认我需要网球。我已经恨了它那么多年。但我又确实离不开它，这让我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当我被迫离开网球赛场时，我的自信和充实也就随之远去了。我的舞台在球场上，那是我最光彩最有自信的时刻。而现在，我却卧床不起，连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都不如，这让我消沉不已。如何才能尽快回到赛场上？这是我眼下最最关心的问题。2007年第一季度我的发展态势不错，如果不是那场意外的话，说不定会有一个欣欣向荣的发展期。可是意外发生了。人们形容一个人倒霉时爱说“喝凉水都塞牙”，我打喷嚏骨裂跟那倒是有一比。莫名其妙地过敏，再莫名其妙地骨裂，还遇到了不负责任的大夫，从4月份开始，几乎大半个赛季我都在伤病状态中度过，而这些伤病来得又是那么荒唐……不过，有些事情可能注定就是无解的。一个喷嚏引发的灾难，在当时看来就好像是晴天霹雳，把一心想飞得更高的我劈得是外焦里嫩的。不过，现在回头看过去，就像是个好笑的小插曲了。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沟沟坎坎，身在局中，你会以为自己过不去了。如果你能灵魂出窍一下，让自己站在半空，或者穿越到几年以后，再来和当时的自己说句话，估计你很可能想说：“淡定，淡定。没什么过不去的。”第十九章 伤痛医生语气严厉地告诉我：“你已经不能打球了。”为了让我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他打了个比方：如果用0到10的数字来标识膝盖受损程度，我现在已经到了7的位置。养伤这段期间，姜山付出了很多。说得再公平点，其实姜山一直为我付出很多。我是个情绪波动非常大的人，当局面失控时就忍不住会发脾气，久而久之，跟姜山发脾气成了我一种固定的宣泄方式。说起来我觉得自己也挺怂的—不敢和外人多说，有了脾气就去找老公翻脸。换了别人，也许早就受不了了，也只有姜山，能不计前嫌一直忍着我。我听朋友说，这叫“窝里横”，很多人都这样，这说明他是“自己人”。这让我感到欣慰了一点。在我们都是职业球员的时候，我们的关系非常正常，两人各司其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复出后我一心想打出好成绩。姜山便主动承担了“保姆”的责任，为我处理许多我不擅长的事务—我不会说话，不通人情世故，情绪上来的时候像个孩子，姜山一边像“保姆”一样帮我打扫战场，一边教我学会适应环境、学会成长。有时我嚣张得过分了，他就不吭声了，过后我觉出不妥，再去主动找他言归于好。我们的关系像是亲人，长久生活在一起，激情虽然退去了，留下来的却是骨肉相连的亲情。从我们开始谈恋爱一直到现在，他是我最依赖的人。小的时候，你受到了惊吓或伤害，第一反应是转向父母寻求帮助，长大了，就必须学会自立。如果不幸时时站在风口浪尖上，更要做好“打掉门牙和血吞，回头还得谢谢大家关心捧场”的精神准备。我是个简单的人，不善言辞，不懂交际，我仅有的一点社会经验都是无数次在现实的门槛上磕得头破血流后学习到的。如果不是打得一手好网球，我不敢想象自己会落到何等境地。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上天把姜山送给了我，他给我足够的安全感。当我遭遇负面情绪的时候，我有一个人可以依赖，有一个人可以倾诉，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感情非常好，我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所以我非常向往婚姻，18岁和姜山在一起后，我的世界里就几乎只有他一个人。退役那两年，他和他的朋友一起打麻将，我可以坐在他身边一个晚上不说一句话，只是安静地陪着他。许多人都觉得不可置信：李娜怎么会是这样的人？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但这是事实。我是双鱼座，AB血型，许多复杂和矛盾的性格都集中在我身上。姜山说过，他最欣赏我的一点，是我能够正视现实，能去打破很多界限。我们中国人习惯保护自己的面子，习惯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开脱。其他方面我们不了解，以体育界来说，很多地方我们做得不好，大家就会说：这是因为我们亚洲人的体质差，和西方人不能比啊。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很多时候，说这些话的人根本不了解自己民族的身体素质能够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夫妻相处的日子久了，许多特点和小习惯、小毛病都会感染到对方。我一焦虑就会啃指甲。他从不这样。可是照顾我那段时间，他忙前忙后帮我联系手术事宜，手术后，我发现他的指甲也变得光秃秃的了—自己啃的。姜山是个深沉厚重的男人，他不会把压力转嫁给别人，只会选择自己承担。从2007年到2008年，我一直被伤痛折磨，好容易等到肋骨的伤养得差不多了，膝盖又出现了问题。膝盖积水，是很常见的运动损伤，许多知名运动员都深受其苦。对于普通人来说，只要积极进行针灸、按摩、中药、理疗等治疗，避免过度劳累，就可以获得疗效。而对几乎每周都征战于各个赛场的我来说，运动疲劳会加重伤势，恢复起来也不太容易，想要根治，只有在不参加比赛的情况下，通过科学合理的计划，加上精确的治疗，才能慢慢好起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我知道自己的膝盖有问题，2008年1月份，在澳洲打比赛的时候我就感到膝盖不对劲了，赛会医生诊断后说我软骨磨损，膝盖积水，帮我往外抽了一部分积液。我问他：如果做手术治疗膝盖积水的话，哪儿的条件最好？医生告诉我澳大利亚就不错，但德国的康复是全球最好的。当时我的日程表排得满满的，一直有比赛，我总觉得自己还能坚持，膝盖的事情也就抛在了脑后。每天吃点消肿的药，然后继续去训练、比赛，就这样一直拖延。3月份，我飞到美国去参加在印第安维尔斯和迈阿密举办的世界巡回赛。印第安维尔斯的组委会为了了解运动员身体状况，给每个人都安排了一次全身体检。当医生检查到我的膝盖的时候，我发现有些动作自己已经完全做不了了。医生语气严厉地告诉我：“你已经不能打球了。”为了让我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他打了个比方：如果用0到10的数字来标识膝盖受损程度，我现在已经到了7的位置。他说自己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球员在这种情况下还坚持打球，作为赛会医生，他有义务向组委会说明情况。这位美国医生说到做到，当下就开了一张单子交给组委会让我立刻停止训练和比赛。当时中国队是蒋宏伟主教练带着的，我自己不能做主停赛，就把蒋教练找去商量对策。蒋教练和医生沟通了一次，决定让我回国休养，放弃那次比赛。我心里对这位美国医生有点感激，也向他咨询过去哪里做手术最好，他的答案和澳洲医生大同小异：手术在哪儿做都差不多，美国也可以做，但德国的康复做得最好。既然大家众口一词地说德国的康复做得好，我就决定去德国做手术。姜山立刻安排了机票，带着我从美国直接飞往德国。我们马不停蹄地找住处、找医院、安排手术，一切进程都很顺利，终于，我的医生告诉我：第二天就可以安排手术了。我的一颗心这才放下来。可就在这个时候，国家队方面忽然传来消息：手术必须暂停！暂停的原因是：这时距离奥运会只有5个月了，队里的领导担心我手术后不能及时恢复，影响比赛，因此对我的手术持疑虑的态度。他们要求医生写一份报告，将手术需要的时间、术后多久可以下地行走、需要多久才可以恢复训练的问题都写清楚。医生于是写了一封长信，将所有这些问题都列表说明，并寄给了我的领导们。但国内方面对这封信的内容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医生给出的时间太短，我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全部治疗和恢复，因此，他们要求我先不要做手术，立刻回国。事已至此，我只好对医生说抱歉，我得服从纪律回国。医生说没关系，他能够了解我的处境，需要他的话，他可以随时给予我力所能及的帮助。我记得那天是3月21日，我们当晚就买机票回国。回国后，就接受了国内的专家会诊。第三天，结果出来了，我的领导们也都在场。会诊结果是：建议保守治疗，等到打完奥运会再做手术，但决定权还是在我的手上。既然是让我自己拿主意，我就得把情况问清楚了，我问专家们：保守治疗是什么样的治疗方法？训练时能不能上运动量？一个运动员如果训练时不能上运动量，那训练也就失去意义了。对我的问题，专家组给的答案很模糊，没有人可以提出一个准确的说法。这就等于说，在“保守治疗”的同时，我每天早上起床都不知道今天身体会是一个怎样的状况，也不知道自己可以投入多少分力去训练，更不知道自己到了奥运会开赛时身体状况是否能承担比赛的压力，一切都是未知数。我能不能在“保守治疗”的条件下坚持到奥运会，谁也给不了我准确答案。我向来是个喜欢干脆的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让我在那儿悬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比伤病本身还让我难受。相比之下，德国大夫那份有着准确数据的手术计划显得可靠多了，与其提心吊胆地煎熬5个月去等待一个未知的结果，还不如痛痛快快给自己一个了断。我决定放手一搏，自己给自己做一回主。我告诉领导：我决定了，接受手术。我订好机票，办好签证，和等待我的医生通了消息。3月30日，我再次飞回慕尼黑的医院。31日早上8点，手术开始。这场延迟了10天的手术，终于可以进行了。这件事让我多少有些寒心。在我牛脾气发作，再次出国时，并没有人硬生生拦住我，可能也是没人敢承担这个责任。出国治疗是我自己做的选择。万一德国那边的手术失败，或是康复出了问题，他们可以推到我头上—“我们建议保守治疗，是李娜自己不愿意接受”。更可气的是奥运会期间我的成绩还可以，当时开会的人中还有人表态，说是他鼓励李娜做的手术。唉，怎么说呢？要是我成绩不好，您肯定也会说是“李娜一意孤行，做的手术”吧？给我做手术的德国大夫叫艾瑞克·伦贝克（Erick Rembeck），他以前曾经担任过慕尼黑1860队的队医、网球戴维斯杯德国队的队医。我们的外籍教练托马斯向我推荐了他。艾瑞克又给我介绍了一位优秀的体能教练—哈纳斯·韦伯（Johannes Wieber），他们两位都是我的老熟人了，2007年我肋骨受伤时，曾来慕尼黑做过两个星期左右的训练，在那时我们已经认识了他们。这两人都曾经是运动员，艾瑞克年轻时跑过马拉松，而哈纳斯则是手球运动员。手球在咱们中国不太有名，在德国据说可是仅次于足球的第二大运动。我对哈纳斯印象很深刻，他当时只有39岁，是个典型的德国男人—高大挺拔，声音洪亮，气宇轩昂，浑身上下都透出日耳曼式的气派。2008年这次慕尼黑之行是我印象中最为艰苦和寂寞的日子。手术全程只有姜山陪着我，从安排住院，到康复、训练，都是我们两个人一起挺过来的。我住的那家医院环境很好，简洁美观，不像医院，倒像一家疗养院。医生和护士对病人的态度很和蔼。手术前护士过来问我：“准备好了吗？我们做手术。”我说好了。她说：“那我们走吧。”就推着我的床向手术室走，一边走一边和我聊天。我记得手术室是透明的玻璃房间，采光很好，手术台旁边放着一排银光闪闪的针、剪刀之类的器械，看起来非常干净，我的心情渐渐放松下来。护士帮我盖好毯子，这时大夫也过来了，他戴着白帽子，穿着白大褂，眉目清朗，看起来也很是慈祥。这位大夫以前对中国人有点成见，但在我们交往的过程中，他说，我改变了一些他对中国人的印象。他曾经告诉我，我和他的女儿差不多大。事实上，他和我讲话的方式也很像一个爸爸和女儿讲话的方式。手术开始的时候，大夫过来告诉我：“现在我们给你打麻药，再过一会儿你就会睡着了。”我点点头，这边的医生真好玩，每做一件事会先解释给你听。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做手术，非常好奇，打完麻药以后还老想撑开眼睛看看他们在忙活什么。医生拍拍我的脸，问我：“紧张吗？”我小声说：“不紧张。”话刚说完，就觉得眼皮发沉，很快就睡着了。手术大概做了一个多小时，等我醒来时，已经是中午了。护士在我睡着的时候把我送回了病房。我看到自己的腿高高地跷在床头，有根管子从腿上伸出来，另一端接着一个用来排淤血的袋子。我腿上没有打石膏，只裹了一层弹力绷带。手术前打的麻药还没完全失效，我躺在那儿，头还有点晕。第一次做手术，我多少有点害怕，好在从医生到护士都对我很好。那一整天医生都有手术，但他在下班之前还特意来病房看我，问我感觉如何。护士会把饭送到我房间里来，我可以自己吃饭。麻药劲儿过后，伤口有点疼，但我觉得还可以忍受。最郁闷的是当天晚上去厕所的时候，刚一起来就觉得头晕，身上还插着根导淤血的管子，碍手碍脚的，去趟厕所特别费劲。好容易才从洗手间走回来，感觉像是虚脱了似的，浑身冒冷汗。第三天，医生过来教我怎么用拐杖走路。就在这一天，医生要把插在我腿上的管子拔出来。他事先警告过我会有点疼，但真下手拔的时候，我还是瞬间疼出了一身冷汗—那种感觉就像生生从你身体里抽出一根骨头似的。拔完管子，我足足休息两个多小时，才慢慢缓过来。做完手术后，我不太敢弯腿，稍微弯一点点也提心吊胆。拔管子的时候拆掉了弹力绷带，伤口就用白色的布贴着，用冰袋镇着消炎。我做的是微创手术，后来也没留下什么疤痕。我在医院待了5天就出院了，出院时还拄着拐杖。因为长久没训练，肌肉萎缩得很厉害，住院期间医生每天都会帮我做两次按摩，他按摩手法纯熟，根本不会弄疼我。出院后的第一天，我开始跟着体能教练哈纳斯做康复训练，腿暂时不能动，就只练上肢。做完手术一星期，回医院拆线，拆线后又拄了十天拐杖，医生才准我自己走。刚把拐杖扔掉的时候，我还是不敢在右腿上施力，每次试着把重心挪到右腿上时，都会立刻感到不舒服。 哈纳斯给我排的训练时间表很满，每天上午下午的课都排得满满的。我像个小跛子一样，每天跛着去训练场2，再跛着回来。自己的腿到底能恢复成什么样？我心里也没底，这件事就像巨石一样，沉重地压在我心上。哈纳斯根据我的身体状况给我制订了整套的康复计划，我们就对着镜子做康复训练。刚开始训练时，我就发现自己的双腿极度不协调。哈纳斯给我安排的训练计划，我左腿可以很轻松地做完，右腿却根本没法做到。这种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在做手术前右边原本比左边要强壮的，可做完手术后右边要比左边差很多。在训练中，哈纳斯不时要求我“蹲低点”，“再低点”，可是我的右半边身子无论如何都低不下去，感觉上，那好像不是我的腿，而是另外一个什么人的。你拼了命地想把这个计划做好，可它的状况又不允许你去努力。那种感觉真令人绝望。我心里特别着急，很想做好，但右腿一用力就痛……而这时距离8月8日奥运会开幕只有四个月的时间了！我几乎听得到表盘上秒针咔嗒咔嗒走过的声音。 哈纳斯跟我说没关系，相信你自己。还给我做了很多计划，包括后来去打温网。但我在内心深处一直有点怀疑，真的能康复吗？我还能打球吗？那段时间，我经常陷入一种极度恐慌、绝望和焦虑的状态。 看着别人都在打比赛，但自己连拍子都不能拿。我常会跟姜山发脾气：“为什么别人都挺好，我却每年都在受伤，就不能将一整年的比赛完完整整打下来？我这么辛苦地练习有什么用？还不是打不了球！”姜山并没有跟我一般见识，他在照顾我之余也在积极与哈纳斯和医生探讨我的病情。待在德国有一点好，医生和哈纳斯可以随时联系我。比如我今天腿有点不舒服，马上跟医生联系，医生会说出是什么问题和毛病，接着马上给哈纳斯打电话说什么计划可以做，什么计划不可以做，这对康复很重要。在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会有今天的成绩，腿不能动，我就像掉进了万丈深渊一样，只觉得前面黑压压一片，一个跛脚的退役网球运动员能做什么呢？做手术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再好的医生也有百分之几的失误率，我这条路真的选对了吗？还是该像别人建议的那样选择保守治疗，然后听天由命呢？这是我人生路上第一次豪赌，我忐忑不安地等着结果。万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腿渐渐呈现出好起来的趋势，哈纳斯给我定的指标我也慢慢能完成了。由于我在德国的签证只有三个月，6月30日前我必须离开德国。我对自己不是很有把握，觉得还没有恢复到百分之百的健康状态，但医生说，可以去打球了，让我相信自己，打打试试看。于是，我参加了2008年的温网，甚至还赢了首轮的对手。尽管第二场我就输给了一个很年轻的姑娘，但这珍贵的胜利却是“竞技状态正在回升”的铁证。我兴奋得几乎要哭出来了。输完球后，我和姜山就收拾行装，高高兴兴地回国备战奥运去了。第二十章 2008奥运会在我想明白自己要做什么之前，我的身体已经先行一步。坏脾气淋漓尽致地爆发了出来，我冲着观众席大喊了一声：“Shut up!”等我在德国做完手术、进行了3个月的康复训练回到国内，奥运会似乎已经近在咫尺了。“鸟巢”和“水立方”场馆都已经收拾齐备，倒计时每天都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我和国家队的队员一起来到蓟县的基地，在此地集中训练。蓟县位于北京与天津的中间地带，我们的训练场地坐落在群山之间，远眺可以看到长城，山谷间空气清新，没什么人，这是个让人感觉很舒服的基地。打完温网回国后，我的右膝又有点水肿了。我赶紧与医生联系，医生告诉我该用的针剂的名字，让我在国内找医生，每5天打一次针。因此我在蓟县训练时每5天就往北京市区赶一次，姜山陪着我坐车去找北医三院的胡大夫打针。这样往返一次至少要花三四个小时，但为了训练，也没有别的办法。由于训练强度陡然增大，我的膝盖比预想中磨损得要严重，有一次训练后肿得很厉害，医生得先把里面的积水抽出来，再往里打药。这个针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打，中间断过几次，但最后还是延续了下来。即使是现在，我也每周必去打一针。注射进膝盖的药剂相当于机械使用的润滑剂，对软骨能起到保护的作用。腿伤是否会影响我在奥运会上的发挥？就连我自己也不敢确定。我对奥运会只能抱一个“重在参与”的心态，没有给自己太大压力。好在大家关注的焦点都在女子双打上，对单打项目普遍不抱什么期望。奥运会前我们在蓟县集训了很久，当时的主教练对郑洁、晏紫的关注比较多，经常去看她们训练，我的场地他只来过两次。可后来我在奥运会上进入前四时，主教练又忽然来看我。当时我正在中心场地训练，很多记者都在现场，主教练忽然过来视察，还帮我捡起一枚掉在地上的网球。我顿感压力，这个有点刻意的行为说明大家相信我这次可以获得奥运奖牌。8月8日，奥运会开幕了。尽管有着种种伤痛和担忧，但当奥运会真正到来时，我仍然感到兴奋异常。这是我们国家举办的奥运会，这是一次意义非凡的盛会。2000年我也参加过悉尼奥运会，那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但这一次毕竟是在家门口举办的奥运会，感觉非常不同。很难形容那种欢欣鼓舞的心情。我想在当时，无论是运动员还是普通观众，是在北京开幕式现场还是在家里的电视机前，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都会油然而生。开幕式的时候，孙主任怕我身体跟不上，还跟我说：“别去了，太累了。”我告诉她没关系，“我要去的”。我想亲眼见证这一盛事。当时我还很仔细地给自己化了个妆，好让自己上镜时好看一点。作为奥运会东道主，中国的方队是最后一个进入主会场的。一路上，志愿者们就在中国代表团周围不停地高喊：“中国加油！”观众席上，人手一面小国旗，大家都高高举起旗帜大声呐喊。有那么一瞬间我真的想流泪—语言形容不出那么微妙的感受，我无力多说什么，我只能任自己的热泪流淌。进场后，表演开始了。我和姜山都不停地与人合影。其实那时我最想找费德勒照相，那天他是瑞士代表团的旗手，一出现在赛场上就引起了观众们热烈的回应。平时我们看到的都是身着运动服的费德勒，而在开幕式上他穿的是瑞士代表团的制服，非常新鲜。我在人群中找了他很久，没有找到，可能他提前溜走了。那天还是他27岁生日，想来这一天对费天王也很有意义。不过我还是很开心，我在人群中找到了汉图楚娃和其他几个我特别喜欢的网球运动员合影。中国代表团的运动员们也互相拍照，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涨。去的时候，我们还都纪律严明，谁上哪台车一点都错不得，等到开幕式散场后局面就全乱了，大家看见哪辆车就上哪辆车。代表团发的鞋子我穿着不舒服，车到了奥运村我就打着赤脚走回去了。与奥运会带来的欢乐相反，网球队里一片愁云惨雾：那次比赛的开局形势对中国队很不利，我记得当时抽完签后，蒋宏伟教练脸色就变了：几乎所有中国队选手都在第一轮就遭遇了种子选手。我的签运是所有人里面最差的：第一个对手就是威名在外的库兹涅佐娃。这正是库兹涅佐娃的状态巅峰期，进入奥运会前她的排名是世界第三。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战役，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库娃一定能够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就连我自己也不由得这么想。媒体干脆就登出了这样的大字标题：中国金花签运差，李娜首轮库兹娃！倒是还挺押韵的。我总觉得自己一到奥运会就运气不好，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我就是首轮遭遇世界排名TOP10的桑切斯·维卡里奥，结果在第一场比赛就被淘汰了。这次一看到抽签结果，我就苦笑着对姜山说：“完了！又是个‘一轮游’！”尽管如此，我还是尽自己所能，认真地训练、备赛。我调了一些库娃的比赛录像，反复观看，有一股好胜的小火苗在我心里偷偷地燃烧—我和库兹涅佐娃也算老相识了，还曾经在温网赢过库兹涅佐娃一次，之后打比赛我俩相遇时，比分大多也比较接近。虽然嘴上那么说，但在我内心深处，库兹涅佐娃并非不可战胜，我还是有机会的。事实证明我想得没错，那场比赛的开局不算顺利，我仍有点担心自己的伤腿，库娃则先声夺人地连破了我的前三个发球局，早早确立了领先优势。她的发球威力强大，正手也很出色。但这期间的对抗让我找到了自信，我不去考虑输赢的事，专心致志地攻击她的正手，成功地完成了两次破发。接下来又是库娃的发球胜盘局了，我成功地破掉了她的发球局，并一路将比分追到5∶5平，在抢七局中，我以7∶5的比分结束了第一盘的比赛。观众们大声欢呼。我心中平静了一些。无论怎样，库娃，这是我的主场啊。第二盘的比赛进程和第一盘如出一辙，库兹涅佐娃又是在开局破掉了我的发球局。但这于事无补，我连破了她的两个发球局，用连赢五局的强势将比分反超为5∶2。我看到库娃的脸，那是一张烦躁、失去信心的脸，我曾经多次在休息室的镜子里见到自己的同样的表情。那是失败的征兆。此时的比赛已经完全失去了悬念，在关键的第十局，我用制胜破发粉碎了库兹涅佐娃的逆转希望，将最终的比分定格为6∶4。这场比赛我们大概打了1小时45分钟，我前后发出三个ACE球。这场比赛结束后我回奥运村吃饭，还在餐厅遇到了湖北籍的小运动员，她们跑来问我打得怎么样，我说刚拿下第一轮，她们说她们进前四了，大家心照不宣地用力握了握手，叮嘱对方：“加油！”第二轮比赛有惊无险，我顺利冲入1/4决赛。进入八强之后，我遇上了一位威风凛凛的对手—即使是对网球相对陌生的中国观众，也少有没听过她的威名的—她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威廉姆斯！这又被认为是一场一边倒的比赛，大家都觉得大威廉姆斯冲入四强已成定局—即使是从没打过网球的人，也都听过大小威姐妹的赫赫威名。拥有7个大满贯桂冠的大威廉姆斯一个月前刚刚包揽了温网女子单打、双打冠军，奥运会前三轮比赛她赢得也相当轻松，可以说竞技状态相当不错。而我此前从未与大威交过手，现在忽然在1/4决赛与这么强大的对手狭路相逢，所有的人都替我捏了一把汗。如果你关注网球新闻的话，你就会看到那段时间上网站上的新闻标题态度上微妙的变化：从“李娜勇擒库兹娃”到“中国金花面临重大考验”、“强敌阻挡四强之路”，家乡媒体正在以他们独特的方式表达出对这场比赛的担忧，显然，对我能否战胜大威廉姆斯，大家普遍抱着谨慎观望的态度（或者说有些干脆就没抱希望），但身为中国人，那种同仇敌忾的态度是能感受到的。比赛当天一直在下雨，原定的比赛时间只好一再延迟、延迟。直到晚上6点半雨才停了，我记得当时我连准备工作都没做，忽然接到通知说45分钟以后开始比赛！教练们都不在身边，还好吴迪在旁边。我赶紧叫他帮我活动了一下，就匆匆入场了。我和大威的比赛是那天的第二场比赛，前一场是布雷克对阵费德勒。那场比赛费德勒好像输了。因为他们出场时，我们正在往里走，我看到布雷克神情愉快，正在接受记者的采访，当大威走过他身边时，两人还和对方打了打手，意思是：“加油！”我没想太多，走进场地就开始热身了。那场比赛场边座无虚席，尽管赛前已经有工作人员向观众们宣读了赛场纪律，但我一进场就听到有观众大叫我的名字。那次比赛，让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骑虎难下”。主场这件事，确实非常微妙。看台上传来的助威声可能会给你带来动力，也可能会给你带来压力。打网球这么多年，我习惯了客场作战—我曾在莫斯科的球场上顶着山呼海啸与俄罗斯选手交锋，也曾在美网赛场领略过华盛顿人对自己家乡球员的热爱，这些都不是问题。大多数时间，我可以忽略英语、俄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的干扰，它们都不是我的母语，当我全心专注于网球时，它们在我大脑皮层轻飘飘地一点，就立刻飞出去了。它们无法影响我进入状态。我唯一不曾经历过的，就是在中国，在这么多摄像机镜头前，在近万名中国观众的注视下去打一场似乎注定会输的比赛。网球在中国的历史不长，大家对网球场上的礼仪还不大了解，因此经常在一个赛点结束前就狂热地加油，这让我非常感动，尽管声浪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困扰—我没法去集中注意力观察对手、思考战术变化了，但是，无论如何，我对自己说，不要担心，你是在自己的家门口打球，这是你的主场，放下包袱专心打球吧。大威不愧为全世界最优秀的女子选手之一，她的开场确实充满王者风范，强大的发球压得我无法回球，很快大威就确立了3∶0的领先优势。开局不利，这似乎是我在本届奥运会每场比赛都要经历的场面。我努力镇定自己，向包厢的方向望了望，姜山和我一样，他也在极力保持镇定，姜山还做了一个“放轻松”的表情。我稳定了一下情绪，开始正面去迎接她的发球，尽量回球给对方，尽量将比赛的节奏控制在自己这边，这一手果然见效，我连续保发成功，比分被我慢慢地扳了回来。最后，我以7∶5的比分拿下了第一盘。比我更兴奋的是场外的中国球迷们，我听到他们大声呐喊，还有人唱起了《龙的传人》。这时比赛才不过进行了一半，大家已经高兴成这样，好像我已经把大威打败了似的。这一口气已经提到了胸口，欲望和赢球的那种动力不断击打着我的心。我知道自己得赢下这场比赛，我必须赢。胜利是唯一的选择，我没有权利失败。这确实不是我一个人的战斗。第二盘开局后，我以6∶5领先，比分始终没有拉开很大的距离，始终平稳地交替上升。到我赛点的时候，我非常紧张，老练的大威立刻注意到了这一点，我的发球被对方大力打了回来，我去接球—失误了。我安慰自己：没关系，我还是领先状态，把这一分拿下来就没问题了。但大威同样理解这一分的分量，我们为了那一分没完没了地缠斗了很久，直到大威逐渐失去耐性，我抓住机会痛下杀手，终于赢到了这宝贵的一分。这一分可能也给大威带来了压力。等到第二个赛点我发球时，她竟然直接一拍接下网了，我情不自禁地就跳了起来。7∶5！我赢了！我打败大威了！事后我才知道，那天的观众席上不但有孙晋芳主任在给我加油鼓劲，而且比尔·盖茨也来看大威比赛了。但最让我感动的，是比赛获胜后与大威、裁判握手之后，全场掌声雷动，大家齐声高喊：“李娜！李娜！”那一刻，我的耳朵被震得嗡嗡作响，那吼声绵延不断，一直到我离开场地，走进休息室，还能听到大家在场外高喊我的名字。后来记者告诉我，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女子网球选手在奥运会上打出的最好成绩。许多网站即时更换了最新的新闻：标题大多有“爆冷”、“黑马”的字样，煽动性极强的“大败”、“痛宰”等字样也频频出现，甚至出现“大威已成李娜拍下亡魂”这种标题。（你们是有多夸张啊！）有一家网站最有趣，它干脆做了个对比图：7座大满贯得主VS2个WTA低级别赛事冠军7号种子VS42号种子5届温网冠军VS温网八强最后，“‘中国一姐’李娜爆冷淘汰大威廉姆斯”。胜负乃兵家常事，维纳斯·威廉姆斯是个拥有无与伦比的天赋的球员。那场比赛之后我们又陆续交手过几次，双方互有胜负。奥运赛场上的一场比赛，其实并不能说明什么。让我震撼的是观众席上传来的无形的沉重压力，国人太需要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了。我原以为网球只是一种体育赛事，但那场比赛，观众的疯狂让我意识到：它承担的意义并不仅止于体育。虽然之后的一场比赛发生了不愉快事2件，但这个夜晚还是给我留下了一个特别美好的回忆。接下来的一场，我要与俄罗斯的萨芬娜对阵。这盘比赛打得比意想中要艰难。我曾经两度与萨芬娜交手，都取得了胜利。这一次，我认为自己获胜的概率很大。但事实证明，萨芬娜不但有丰富的比赛经验，还拥有和哥哥“网球沙皇”萨芬一样的体能和爆发力，而我自己前一季度的缺赛使得我在赛场上的感觉变差了。第一盘我就感到吃力，我加大了网前攻势来和对手周旋，但在萨芬娜强有力的发球包围下，我的进攻显得有些拖泥带水。该死的膝盖也来凑热闹，我感到力不从心，最终丢掉了关键的抢七局。第二盘情况稍好一点。为了让体力充沛的萨芬娜变得安静一点，我尽量让球的落点不停变换。这一点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在局分上取得了4∶2的领先。萨芬娜意识到了我的企图，她开始更加卖力地反攻，这位比我年轻4岁的俄罗斯少女的力量简直是无穷无尽的。我丝毫不敢怠慢，脑子里那根弦绷得紧紧的，仿佛稍有不慎，就会断掉。然而就在这种千钧一发的状态下，我总是听到看台上某个观众大声呼喊：“上网！削球！左右拉！”声音很大。萨芬娜的回球还没有落地，我就听到他在喊：“出界啦！”有些观众也在附和着他一起喊叫，场面混乱不堪。因为观众的反应太大，裁判也用中文说过几次“安静”、“安静”，但收效不大。我觉得耳边到处都是噪声，以往国外观众喊英语、法语还好些，我可以充耳不闻，但当场下充斥着自己的母语时，你很难不受影响。打败大威之后，我知道自己的心理状态产生了变化，之前我的想法是：尽力而为就好，但现在，我对自己的期望变得更高了，我急于获得对萨芬娜的胜利，结果欲速则不达。此刻的我如同逆水行舟一般，在疲惫、烦躁的夹击下精疲力竭，头脑也变得麻木不仁，一阵高过一阵的声浪让我很难去思考接下来的比赛。打到5∶4的时候，我有一个盘点在手，在我回球时，那个声音再次响起：“上网！扣死她！”鬼使神差地，我居然真去扣杀了。网球应声出界，我丢掉了这一分。在我想明白自己要做什么之前，我的身体已经先行一步。坏脾气淋漓尽致地爆发了出来，我冲着观众席大喊了一声：“Shut up!”场面忽然一下子就静下来了，被伤及无辜的观众们的表情失望而委屈。我也被自己的冲动吓坏了，我这是在干什么？我说不出话来，负罪感开始一阵阵涌上来，我无心恋战，匆匆打完了这场比赛。赛后我既感到愤怒，又不停地被内疚折磨。我欠那些热情的观众们一声“对不起”。这句“闭嘴”在我来说，是“你这样做不对，你干扰我了”的意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就把这句话说出来了，好像这样就找到了一种发泄的渠道。以往承担这个压力的是姜山，但这一次，我失控了。急躁的性情让我没能控制住自己，显然，这不是一个成熟的运动员应该拥有的心态。常年在国外训练，我习惯了在网球场上说英语，因为只有用英语才能与裁判、裁判长以及教练们沟通。赛后，网络上针对“李娜为什么用英语骂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讨论，光是“骂观众”就够恶劣了，“用英语”则更让我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泥潭中。微妙的民族情绪被这句“Shut Up！”激发了出来。如果我早知道这个下意识的举动会带来这么大麻烦，我宁可用胶条把自己的嘴巴粘起来。奥运之旅就这样充满起伏地结束了。从这次比赛之后，我自己也开始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的心态。奥运会是我非常看重的比赛。爸爸生前曾说过希望我能拿到全国冠军，拿到奥运会冠军，好容易赶上这一次我们国家主办的奥运会，我却没能达到自己的期望，止步于四强，不能不说，还是很遗憾的。第二十一章 单飞2008年我已经26岁，作为一个职业选手，这个年龄就差不多了，这种环境、这样的方式我也待够了。我想体会一下真正的职业网球是什么样子。2008年9月奥运会过后，中国网协宣布我、郑洁、彭帅、晏紫四位球员可以选择单飞。这个消息是我期盼已久的，“改制”在中国网球运动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举措。我不知道孙主任用什么方法说服体育总局让网球可以改革，我们可以单飞。一听到这个消息，我简直欣喜若狂，立刻就去签协议了。这份协议规定，从2009年开始，运动员个人可以享有如下政策：教练自主、奖金自主、参赛自主，收入归运动员及其团队所有，须将商业开发收益的8%和比赛奖金的12%上缴国家。协议还规定，当运动员自身的参赛、训练计划和奥运会、联合会杯等比赛发生冲突时，需要服从网协安排，并且肩负为所属省区市参加全运会等比赛的责任。对这些条款，我全盘接受。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训练和生活，将我们真正送上了职业化的舞台。说得夸张一点，这就是中国网球史上的“包产到户”。此前，我们一直是吃“大锅饭”，大锅饭可以引导新人成长，可以保证年轻人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但是要帮助那些比较成熟的队员进入到更高级别的领域，“大锅饭”的体制就显得有点有心无力了。这种情况下，灵活的商业机制就显出了优越性，“国营”体制做不到或者不屑去做的事情，“私营”模式可以很好地解决。我特别感谢孙晋芳主任，我知道她一定为此做了很大的努力，才让网球中心底下的女子网球队有这么大的突破性举措。当时刚提出改革方案时，体育总局方面的阻力很大。孙晋芳主任解释说，网球是一个很特殊的项目。总局方面的回应是：哪儿特殊？如果是个人项目的话，乒乓球、羽毛球都是个人项目。其实，运动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网球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个已经高度职业化的全球主流项目，是小球中的大球，所以就有了改革的可能性。当时我们国家网球队的成绩也不像现在这么好，大家众口一词地表示：改革是错误的。如果不是孙主任力排众议坚持体制改革的话，我们这一茬运动员可能最终也就和前辈一样悄无声息地沉寂了。直到2011年拿到法网冠军后，这个一直存在争议的“改革”才得到更多的支持。我一直都希望能通过单飞的形式得到更专业的训练。早在2004年我复出的时候就有过这个想法。刚复出的时候成绩很好，国家队想要我2005年归队，但当时我还在华中科技大学念书，就向队里提出可不可以自己做，不进国家队，因为这样我还可以继续上学读书。当时我说的“自己做”，其实也只是把编制留在湖北省队，并不等同于后来的“单飞”，只是不想去国家队那么麻烦。这个要求没有得到批准，鉴于当时国家的体制，留在哪里不是个人可以轻易说了算的，最后我还是进入了国家队。说实话，我的性格太直了，一些场面上的事情，我不会做，也不善于做，因此显得不合群，也让领导很难受，所以在国家队，我不算是很受喜欢的运动员，至少自我感觉是这样的。他们可能会想，羊群里怎么忽然就跑出一只骆驼来了？当然不会有人公开这么说，但那种微妙的距离感无处不在，没有赛事的时候，我基本没什么存在感，人家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扇玻璃门，穿过我的身体直达远方。当某项重大赛事到来之时，我忽然又炙手可热了。大家排着队亲切关怀，这给我关怀的啊……躲没地方躲，藏没地方藏的—躲球场打球都不行，人家照样能找到你。这种事次数多了，自己慢慢会领悟。时间长了，我也习惯了，也麻木了。但长期这么相处下去，其实挺没意思的，我也难受，领导也难受。还是单飞吧，单飞就是双赢，大家都痛快。其实我跟国家队的关系也不算紧张，我们并没有多大的矛盾，某种层次上，我们其实还是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但是有些事情有些时候没有得到及时的沟通，以讹传讹，已经离最初的原意有一些偏差了。等到队里的指示再一层一层反馈回来，最后到我这儿，也偏离了本意变得面目全非。有时实在匪夷所思，我只好去当面申诉，弄得队里也很吃惊：我听说的怎么不是这样呢？姜山告诉我，有些气要受，有些事得忍。可是有些事我忍不了，你让我吃苦可以，受累可以，但是不能哄我、骗我。如果哄我、骗我，我索性就把一些确定不了真假的消息直接屏蔽了。我也不太愿意去解释。我觉得，你如果认为这是杯子，我再怎么告诉你这是碗，你也不会相信，因为你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好吧，你说杯子，那就是杯子。现在自己做自己的主，担自己的风险，打自己的成绩，我觉得自己虽然比以前累了，但精神上比以前轻松了。现在挺好的，最起码不会为一些原本不该属于体育范畴之内的事分心。2004年到2008年，正好是一个奥运周期。2008年奥运会开始的时候，我被伤病困扰了很久，成绩不见起色，渐渐萌生了去意，便和国家队的相关人员谈了谈自己的想法：如果不能自己自主参赛，去做一个真正的职业球员的话，就退役算了，这样我还可以继续未完成的学业；如果可以自己打，我就继续打下去。2008年我已经26岁，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这个年龄就差不多了，这种环境、这样的方式我也受够了。我想体会一下真正的职业网球是什么样子—像国外同行那样自己请教练，自己有选择参加比赛的自由，能够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技术水平配备自己的团队，能让自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才是职业网球。打了十几年网球，却从来没有体会过真正的职业网球，这是我当时人生中最大的遗憾。那时远没想到自己能拿大满贯冠军，就像隔着窗户纸往外看，只知道外面有星星、月亮，具体的样子却是雾里看花，无从捉摸。等到签了单飞的协议，我感到自己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开始，从此，我可以去试着融入职业网球的圈子了。单飞，意味着运动员有更多的自主权，可以自己挑选适合的比赛参加，挣奖金，请教练，安排训练。同时，单飞也意味着压力增大，如果成绩不好，奖金少，就无法请到好教练，训练水平就不会高，最终就会被淘汰。它不仅意味着机遇，更意味着挑战和压力。我和姜山还开玩笑，让他做最坏的打算，弄不好，我可会把我俩原来的积蓄全部用完，一无所有呢。他说，那我们就从零开始，再来一次。这当然是玩笑话，我已经26岁，“从头再来”这种话只是说说而已。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坚定地准备走上这条职业化的道路。真正的职业网球是球员自行组成团队，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以前我打比赛，投入的是体力，现在还要投入财力。财力和体力两方面的投资才有现在的回报。当我留在国家队的时候，所有的费用都是由国家负担的，我只需要投入体力就行，因此那时的负担比现在小得多。说实话，如果当时我能自主参赛，再有个小型的服务团队留在我身边，我会更愿意留在国家队，因为这样个人的负担和压力就不会那么大，承担的风险也小得多。国家培养了你，对你拥有管理权，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国家的网球项目还是相对比较公平的—不同于有些其他项目存在一个限制人数的问题，网球选手只要能够获得参赛资格，队上都会让你去国外参赛—只要不影响队内的比赛计划、训练计划就可以。在国家队，队员的吃、住、训练、比赛都是统一管理的。在单飞之前，我们不需要有任何财政上的支出，当然收入比例相对也少了很多，约占赛事奖金的25%左右。单从经济上看，“单飞”意味着所有的费用都要自己出，还要将赚回来的钱上交给国家百分之十几。一般人是不可能支撑下去的。那时我一年的奖金只有七八十万美金，但一个团队一年的开销至少要700万人民币，这显然是入不敷出的，一年要赔200多万。但当时我顾不上这些了，在打了这么多年网球之后，我非常渴望体验一下真正的职业球员的生活。我已经26岁，对职业网球选手来说，这完全是一个可以随时退役的年龄了。我每一天都感到时间的紧迫，那种“时不我待”的感觉，分分秒秒压在我心上。单飞的队员拥有了更多的赛事选择权，不再一刀切地随国家队比赛，也就是说，以后我可以专心冲击四大公开赛了，这也是促成我单飞的重大动力。单飞之后，我的训练费用、机票、团队开支都是我自己负担的，除此之外，我仍然按固定比例向国家缴纳收入。这是我心甘情愿去做的，我希望我们国家的网球事业越办越好，希望有更多年轻、有潜力的新人能够走向国际，能让大家知道东方人也可以拥有一流的体质和水平。我觉得在为国家付出这件事上，付诸行动比喊喊口号更有意义。单飞后我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签证。因为网球运动员每年要全球飞来飞去地打比赛，去到任何一个国家都要签证，按照正常的签证周期根本来不及，还好有国家网球管理中心非常积极地帮我们解决签证的问题。单飞后我发现语言关是我面临的另一个考验。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外国人，教练、体能教练是外国人，在国外面对的记者也大多是外国人，他们都讲英语，我不会英语就没法跟他们交流。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英语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很多网友关心我的英语是怎么学的，其实我是环境逼的。如果问我学英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一定会说要“脸皮厚”，要敢说，要敢于尝试。你不要担心你的语法呀、时态呀、发音呀什么的对不对，即使不对，老外也听得懂。你也不要担心老外会嘲笑你。如果有老外跟你说中文，你是不是也会对人家有点敬佩，不会笑他“怪腔怪调”呢？同理，大部分的老外还是很友好的，他们见你说英语，不仅不会笑话你，还会教教你。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张开嘴，敢于尝试。我的英语也不是很好，但是跟老外沟通、交流都没问题，对于我来说，这就够了。22新团队以前什么都有人管，什么都有人安排。现在这些都要你亲力亲为，说白了，你就是这个团队的老板，有权去选择和开除员工，这并不仅仅是一种自由，更是一种责任—你不仅要领导好自己，还要让这个团队达到最佳状态。“单飞”之后，迫在眉睫的事情是我要立刻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我通过一位热爱网球的香港友人的帮助（因为当时的经济基础让我支付不起教练的费用）留住了原国家队的教练托马斯·霍格斯泰特（Thomas Hogstedt），他成了我第一个自己请的外籍教练。姜山自然也是我的团队的重要成员。我的团队还包括：医生、体能教练、技术教练、治疗师，基本就这几个人了。其中治疗师并不是一直跟着我们。他的工作主要是帮我做康复训练，偶尔会带我练一下体能，比赛时我们才会带上他。除了姜山，团队所有人的费用是按周薪计算的。所以，我每年都会跟治疗师谈这一整年的计划，告诉他们哪个比赛需要他们过来。我现在的治疗师叫阿莱克斯（Alex），我们是从2010年3月通过托马斯的介绍而开始合作的。阿莱克斯跟着我全世界跑，一年大概要工作25—30个星期左右，他的工作是为我放松做治疗，每天训练完后他需要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为我做治疗加按摩，这样有助于恢复。自从他来到我的团队后，我没有再受到任何伤病的困扰，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球场上，不必再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必须要说他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2009年单飞后的初期，由于我们长期食用的营养餐是统一配备的而非为运动员量身定制的，我有过感觉体力顶不上的经历。后来请了专用营养师、健身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后，才慢慢恢复过来。在我开始单飞旅程的时候，许多人对这种运作模式感到疑惑，我对此不置一词—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无谓的口舌之争，事实胜于雄辩，只有拿出成绩才能让流言不攻自破。2008年之前，我觉得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凡事只要听从家长安排就好。2008年底单飞之后，拥有了自己的团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球员，我才发现旧有的生活完全改变了。以前什么都有人管，什么都有人安排。现在这些都要你亲力亲为，说白了，你就是这个团队的老板，有权去选择和开除员工，这并不仅仅是一种自由，更是一种责任—你不仅要领导好自己，还要让这个团队达到最佳状态。这对我来说也是不小的考验。原来在国家队的时候，订酒店、订机票这些事情都是国家队管，2008年年底后所有的事务都由我们自己处理。团队成立前期，我们对这些流程不是很熟悉，这时托马斯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主动承担起了这份工作，让我能够投入更多精力在训练上。你可以想象一个教练除了训练外还要坐在电脑前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敲打键盘来完成行程安排，是件多可怕的事。托马斯是瑞典人，40多岁，有点谢顶。可以说正是这个瑞典人让我真正地走入职业网球圈。他是一个训练上非常积极的人，在场上永远都是很有活力的样子，不知道疲惫。从他第一天带我的时候他就坚信我可以进世界前十，可以进四大公开赛前四。他也是第一个让我坚信自己可以进世界前十的教练。托马斯在这个圈子待的时间比较长，训练水平很高。我们在国家队时，关系就非常融洽，是很好的朋友，但那时的托马斯要照顾所有队员，能分给我的时间非常有限。在成为我的私人教练后，托马斯和我深入沟通了几次，我们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托马斯是个非常乐观的人，他很喜欢和人聊天。准确地说，是他非常喜欢说话，和他聊天，你不需要说很多，托马斯一个人可以声情并茂地把国际网坛分析一遍，有时候说着说着就走出了网球圈，逮什么聊什么，跟他在一起训练是件轻松愉快的事。但如果你总是不说话，托马斯就会忽然警觉，他会问：你有什么想法？或者说，我都说了这么多了，要不你也说点儿？赶上这时候，我就也说点自己的看法。托马斯在倾听球员意见的时候是个充满耐心的人，不论他是否同意你的想法，他对球员的意见都十分尊重，是个允许球员有自己意志的人。老外不像中国人讲究多，如果我说的合他的心意，托马斯立刻会开心地表示同意，我说的跟他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他马上就开口把我的想法全盘推翻—这种风格倒是跟姜山很像，反驳起来毫不留情。托马斯眼光锐利，分析问题非常专业，他给过我很多不错的建议。作为教练，托马斯无疑是非常优秀的。我最欣赏托马斯的一点是他的积极向上，他是个很敢突破自我的人，敢想敢做，只要他认为这个目标有可能达到，他会不厌其烦地告诉你：你可以的！你应该试试这个！当时我已经进入了世界前二十，在同行们看来，差不多是走到职业生涯的巅峰了，托马斯非常果断地说：你应该进入世界前十，而且你是有机会拿大满贯的！也许这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吧：不断地给你信心与肯定，不断提醒你你可以做得更好，对球员不吝赞美。就算我刚输完球，第二天托马斯到球场上来和我分析完得失成败，还是会补一句：没关系，这次输了，我们下次会做得更好。在托马斯带我的那两年，我有种前所未有的自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谈不上，但我确实觉得自己应该有勇气向更高的层次发起冲击。对职业网球选手来说，语言能力非常重要。南美的运动员很容易比亚洲运动员发展得好，因为他们大多会说西班牙语和法语，与欧洲的同行可以很好地交流。我的英文比较好，主要是这两年与外教交流的结果。职业选手们一般会在打比赛时和对手们一起聚一聚，好朋友们会打个招呼，赛前会一起训练或是活动，打完比赛有时也会互相鼓励，谈谈自己的想法。基本上所有大一点的比赛都会有player party，但我一般只出席那些必须要出席的聚会，毕竟自己还没有完全适应人家的圈子，有时还需要团队的人陪我一起参加活动。托马斯在文化交流方面做得非常好。他在这个圈子待了很多年，处理人际关系游刃有余。 在比赛期间，他会主动帮我找世界前十的球员训练，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她们。 那时我打比赛时会提前一点到，比如说：星期一有比赛，我们会在上一周的周五就赶到比赛现场，那么周六、周日这两天，托马斯就会介绍那些顶级球员给我认识，或是帮我去约她们一起练习。在这之前，作为一个世界排名二三十的选手，我是不太可能去主动找这些顶尖好手切磋技巧的，而托马斯的主动和热情让这一切成为可能。这些练习带给我很大的信心，打得多了，我渐渐发现，原来我和她们的距离也没多远啊，前十选手在我想象中的那层神秘的面纱被托马斯揭开后，我也学会了主动去与她们进行交流，找她们训练，从而提高自己的水平，真正融入这个圈子。此外，托马斯也会带着我去与裁判长见面。以前我从未想过要与裁判长交流，除非要提交什么材料，我才会与裁判长简单地沟通。大多数中国球员的态度都是如此，结果造成了中国网球界偏居一隅、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托马斯在网球圈子的人脉很强，他带着我去与这个圈子的权威接触和交流，也让西方人记住了我的名字，打破了之前那种封闭、蒙昧的状态，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