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感谢教练对我的严格训练。跟比我大、比我入队早的队员练球虽然辛苦，却极好地锻炼了我的心理素质，网球水平也进步很快。就这样练了一两个月后，夏教练就对爸爸说：“这孩子不错，让她进业余体校吧，免得夜长梦多。”言下之意是挺看重我，怕我被别的队抢走。资质优秀的队员有时会被其他球队的教练“截流”，这也是常有的事。爸妈自然没什么不愿意的，教练看重我，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爸爸把行李码在自行车后架上，我迷迷糊糊地跟着他走进了业余体校的宿舍。那一年我8岁，是业余体校最小的网球学员。我们的宿舍在一栋简易楼的二层楼上，这座楼离网球场很近，出了房间就可以看到球场。十几个小朋友住在一个大房间里，大家睡的是简易的双层床，每个人专业都不一样，除了网球班的，还有练击剑和田径的。我满心欢喜地看着这个巨大的新家，多好啊，有这么多小朋友可以一起玩耍。爸爸妈妈把我安置好就离开了，我自己去球场上跟要好的队友们会合，兴高采烈地描述我搬进新家的感受，这种快乐一直持续到睡觉前。当我躺在床上才忽然惶恐起来—怎么，我是要自己睡了吗？爸爸妈妈都到哪里去啦？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以后要离开家独自生活了。体校管理非常严格，我每天放了学就得马上回去训练，一天中只有晚上的时间是自由的，即使我家就在离体校四站路的地方，我每周也只能回一次家，一次只能回去一天的时间—那时还没有实行双休日制度，周六下午训练结束后，爸妈接我回去，周日晚上9点钟之前我必须归队。爸爸的工作老是出差，只有休息日才在家，爸爸几乎每个周六都来接我，我知道，他也很挂念我。当时我最盼望的就是星期六的下午，训练完爸爸骑着自行车来接我回家，那个时候我可以对爸爸撒娇，说出训练时候的辛苦。唯一的安慰是妈妈每天傍晚都会从家里坐公共汽车（大概20分钟左右）到体校来辅导我做家庭作业，风雨无阻。这是我一天中幸福感最强烈的时候。有时她来晚了，我就站在阳台上，牢牢望向大门口。妈妈不来，我就不下来。妈妈每次来都带点我爱吃的零食，我吃东西，她就站在旁边帮我洗饭盒，收拾收拾床铺。等我吃完，她辅导我做作业，帮我洗衣服，我们母女俩有一句没一句地说些无关紧要的话，一直等到10点钟我上床睡觉，我妈才会回家。那些分离对我和妈妈来说都是不那么轻松的，我记得自己在夜晚将近时是多么失望，但我不能赖着妈妈不让她走，我已经8岁了，我是大孩子了。我也知道我的哭泣会让她难受，而且什么结果都改变不了。唯一体面的告别方式似乎就是闭起眼睛装睡，等妈妈走了，再一个人躲在被窝里面偷偷低声啜泣—绝对不能大声哭，让室友听到很丢脸的。我妈很快就觉出了蹊跷：怎么往床上一倒就睡着了？有一次她走出房间后，站在窗户旁边看了几分钟，才看到我钻出被子，面对墙壁，肩膀因为啜泣而轻轻抖动。很多年后，她告诉我说，当时她难过极了，很想带我回家。但最后她也只能咬咬牙离开，想着周末要爸爸给我多做几个好菜。日子长了，我逐渐适应了体校的生活。同学们全比我大，对我这个小丫头都很照顾，我的兴趣开始转移到了网球上，不再哭着入睡。这让家里人也比较放心。很多小朋友住在一起，每天可以听到很多很新鲜的事情，尽管当时可能有的听不懂，我还是觉得很快乐。就算我妈临时有事不能来，我也不那么难受了。业余体校的生活是艰辛而快乐的，每天早上6点出早操，出完操在食堂吃早饭，然后7：30出发去上课，放学回来接着训练。对我来说，最痛苦的就是冬天从暖和的被子里爬出来出早操。我们要围着四片网球场跑步，冬天天亮得很晚，我们跑步的时候就偷懒，只顺着网子跑，还以为教练不知道。可是等天亮后，教练会去检查脚印，被检查到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当时真的单纯得有点傻傻的，以为自己的小计谋可以得逞。每天早上，出完早操，吃完早饭，我自己走到学校去上学。我记得从食堂走到学校要15分钟，体校的同学没有和我一个学校的，大家走着走着就散了，只有我匆匆忙忙地沿着马路往学校赶。马路两边是高大的法国梧桐，我认识梧桐树，一到秋天它们就掉我一脸毛毛。放学后要赶紧回体校训练。体校的孩子们是没有假期的，别人放假的时间就是我们训练的时间。当时武汉市好像有个针对小学生的福利政策：每周四下午不用上课。但对我们来说，周四下午是个很重要的时段：那天我们要留在队里打循环赛。刚开始训练的两年，我对网球热情很高，每天放学后恨不得跑步回去训练。90年代初打网球，各方面条件都比较简陋，那时我们训练的网球场是露天的，没有硬地球场，当然更不可能有草地或是红土地，我们只有灰色的沙土地。练习前队员们要自己先下去做场地。做场地也蛮好玩的：先用脚蹭出线的位置，然后再推着小车用石灰水画线。武汉的夏天气温40℃是常事，薄薄的“回力”鞋底在沙土地上画线，脚底板都热辣辣地烫。那时候的经济实力还支付不起“耐克”，“回力”就是最好的装备了。除了球鞋，拍子也是个问题。那个年代可没有为儿童特制的小号球拍，我们用的都是成人使用的木头拍子，沉甸甸的，非常坠手。木头拍把摩擦系数大，打不了半天手上就会磨出水泡，要等水泡变大、涨破，最后结成茧子，打起来才不会觉得疼。我对痛感一直很迟钝，人家说我是那种“长颈鹿女孩”—周一被刺扎到脚，周日才会反应过来，因此对手上的水泡，我并不放在心上，我比较担心膝盖。开始打对抗的时候我们还是孩子，重心不稳，沙土地很容易摔倒，孩子们几乎每天都把膝盖磕得鲜血淋漓。运动员摔摔打打是常事，我们也不会把这当回事。业余体校没有队医，都是教练带着我们去水龙头底下把伤口上粘的沙子冲一下，胡乱抹点红药水、紫药水就接着上场打球了。体校的小孩是不兴动不动就哭天抹泪的。再说大家都有伤，别个都忍着，就你一个人哭，怎么好意思哪？那时候我们如果第一次摔跤用的是红药水，下次就会选择紫药水，颜色不一样会感觉比较好玩。小时候真的单纯得可爱。要说疼，最疼的是摔到旧伤口，之前的伤疤会裂开，疼得很。经常是受伤的部位还没有完全愈合就又摔到同样的部位。我记得有一次膝盖上面结的痂有一两厘米厚，裂开后，可以看到里面积了好多脓血和没剔干净的沙粒，那是旧伤未愈又添新伤的结果。所以现在看到膝盖上的疤痕，我还是会在心里为当时自己的坚强而默默鼓掌。我们当时训练的时候在中山公园。因为是在开放的公园里，导致每次训练都会有很多人来围观，对，就是围观。可能大家觉得很稀奇吧—那么多小朋友在场上狂奔，分不清男女，全部都是短头发而且晒得很黑（现在学名是古铜色）。特别是当有小朋友摔跤的时候，有的人会心疼，但有的人却是会捂着嘴大笑着看热闹。不过不管怎么样，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还是很快乐的，有那么多小朋友可以一起打球。父母偶尔下班也会过来看，但大多数时间他们会刻意错过那个时间段，因为看着实在太心疼了。父母看到我腿上的疤痕就脸色凝重，我倒是毫无感觉。小孩子完全没有“好看”“难看”这些概念，我一直到成年后才发现自己的腿上伤痕累累，很不好看。但在那时，几乎所有网球队的女孩子都不大看得出性别。为了打球方便，我们都把头发剃得短短的，穿着几乎所有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城市孩子们都穿过的类似式样的运动服。由于常年在室外打球，我们的脸上、身上都晒得黑黝黝的，很容易被错认成男生。训练场外面就是公园，有时我们打完球去滑梯、跷跷板上玩，旁边的小弟弟小妹妹看了眼馋，上来说：“哥哥让我们玩一下撒。”我只好说：“我不是哥哥，我是姐姐哪！”现在想来，那段时间的开销可真不小。球拍和鞋子都消耗得很快，加上我个子长得飞快，运动服几个月就穿不下了，这些都是要自己花钱买的，再加上学费、定期交食堂的饭费，爸妈在我身上的投入真不小。我家是普通的工薪阶层的家庭，这笔支出对我家不是小数字，但每次要换装备的时候，父母都表现得非常轻松，他们不愿意我有这方面的心理负担。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不会让我觉得拮据。我的同学们家里很多是做生意的，比我家条件好很多，但当时，我一点儿差距都感觉不到。打了两年网球，最初的新鲜劲儿渐渐过去，我开始在放学的路上磨蹭。从学校到中山公园的网球场中间的商场门口有时会有人耍猴，我就站在那里看猴戏看到散场，再看商场挂的大钟，训练时间都快要结束了，赶紧往训练场跑，赶在结束前挥两拍。我对网球已经不那么感兴趣了，但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它从我的生活中蓦然抽离时，我忽然感到空虚。有一年暑假，我和小朋友玩捉迷藏时躲在二楼的阳台外面，结果不小心掉下阳台，摔在一块石头上，软组织挫伤了。大夫要我好好休息，暂时停止训练。这个结果对我来说是正中下怀，终于不用顶着太阳打球了！我可以舒舒服服地在家看电视、喝冰水了。休息的第一天，我感到轻松愉快，还舒舒服服地睡了个懒觉。第二天起，空虚就占领了我的心，我六神无主地在家里发呆，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好。在家里“养伤”三天后，我向爸爸求饶，让他带我去队里看看。队里的小朋友们见我回来都很开心，我也不想走了，就跟爸爸说，让他一个人回去，我就先留在队里训练吧。爸爸哈哈一笑：“那我怎么和你妈交代？”最后我还是留在了队里，当天就恢复了训练。即使是周末回家，爸爸也会带我去打球，不过不是在训练场打，而是在父母陪同下，去武汉市青少年宫的网球场打。我们三个人带着晾好的白开水和洗干净的水果赶到青少年宫。那里打网球的都是成年人，20多岁的小伙子居多，也有人陪练。陪练是要收钱的，一小时5块钱，这在那个年代是蛮贵的价格了，但爸爸毫不犹豫地说：“打。”最初跟陪练打，我是有点吃力的，小姑娘和成年男子的力道差得不是一星半点，打起来很辛苦，但打着打着就慢慢适应了，也摸出了一点儿门道。渐渐地还在青少年宫打出了一点儿小名气，每次一去就有人主动邀请我打球，还蛮风光的。可能是因为我的架势挺专业，不像一个初学的小姑娘吧。我很喜欢启蒙教练夏溪瑶，她性格温和，总和我们一起嘻嘻哈哈的，不像别的教练那么严肃，我小时候最喜欢她。考虑到我们都还是小学生，夏教练把训练时间安排得比较灵活，作业多的时候，她会让我们少训练一会儿，留出足够的时间把作业写完，等到作业少的时候再把运动量加上去。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数学尤其出色，还曾经被老师带去上过一段时间的奥林匹克班。数学考试的时候我习惯倒着做卷子—这也是优等生用来表示自信的一种方式，我信心满满地先做后面的大题，再做前面的填空选择。在数学课上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障碍。相比之下，语文就差多了，我讨厌语文课，我的语文卷子一般只有七八十分，比数学差远了。好在爸妈对我的教育一直比较宽松，每次考试卷子都要带回家给家长签字，爸妈看过就签了，印象中，他们从来不曾对我说过“别人家孩子考了多少多少”这种话。从这一点上说，我比很多同龄人都要幸运。随着我年龄渐长，训练和学习的矛盾日益突出，不只是退个奥数班那么简单了。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小升初”考试前，我在学校复习功课，整整一个月没去训练。老师和教练都对我意见很大。当时我在武汉单洞新村小学就读，班主任黄老师对我期望很大，一直劝说我父母让我专心升学，放弃网球。她说打网球如果打不出成绩，以后很难有出息，不如收心好好考个学校。而夏教练的意见则相反，她认为我网球前景不错，顺利的话，会有“打出来”的一天。老师很希望我不再打球，教练则希望我全心训练。两边都是为我好，都苦口婆心，我爸妈被顶在磨盘中心左右为难。20世纪90年代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观还占据了社会主流，大家对运动员有些成见，好像搞体育的就特别笨似的。我们自己心里也没什么底气—搞体育的不确定因素太多，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就一定能“打出来”。当时湖北省队的余丽桥教练曾经是亚洲冠军，那在我当时的心目中可是厉害得不行了，可我和同学一起坐公交车回家时问他：“余丽桥你认不认得？她是亚洲冠军！”同学老实回答：“不认得。”这让我很震惊：网球这么不受关注！亚洲冠军这么厉害，可说出名字来，大家都不知道，这让我非常有挫败感。许多同学都在那时陆陆续续放弃了网球，但爸爸最终还是为我选择了继续打球这条路。回家后他没有提到老师在家长会上的抱怨，而是让我继续专心练球。尽管如此，我还是能感受到教练和老师之间的竞争和对彼此的不屑。老实说，在后来的若干年中，我曾经多次怀疑自己是否该踏上网球这条路。但当时的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这一代的许多孩子都在做自己并不感兴趣的事，许多人不喜欢数学奥赛班，但他们的父母喜欢说“我的孩子在奥数班”，于是他们就得坐在教室里，挖空心思地考虑“已知笼子里共有鸡和兔15只，共有40条腿，那么鸡和兔各有几只”的问题。我对网球说不上多热爱（有时简直就是痛恨），但我还是坚持练下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坚持。我坚持的唯一原因是大家都认为我应该坚持下去。当我坐在教室里试图为枯燥的课文分段，并总结归纳段落大意的时候，我偶尔会思念网球场上明媚的阳光，以及网球撞击在拍子上的响声。但当同学们尽情享受着寒暑假，或是聚在一起讨论昨天晚上看的电视剧剧情时，我就只能木着脸走开—我没有寒暑假，他们说的电视剧我都没看过，我没有时间看电视。11岁那年，我和业余体校的另外几个队友进了省队的集训队，我们的指导教练就是大名鼎鼎的前亚洲冠军余丽桥。从11岁开始，她就是我的教练，一直带了我9年，到我第一次退役。余教练告诉我们，进省队的名额只有一个，想要从集训队进入专业队，就要更加努力地训练。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竞争”两个字的含义。我们几个人都住在一间宿舍里面，每天一起吃饭，一起训练，都是亲如手足的好朋友。和好朋友“竞争”，心里总是疙疙瘩瘩的，加上我在这些队员里年龄最小，家里经济条件也很一般，虽然成绩算是比较不错的，但也没有胜出的信心。正在患得患失的时候，一个新的机会忽然出现在眼前—作为集训队的队员，我有时可以代表湖北队出去打一些锦标赛或者业余赛，在某场比赛中火车头队的教练相中了我，并和我爸爸取得了联系，表示希望我能到火车头队打球。爸爸很犹豫，因为对我能否加入湖北省队没把握，但又不甘心让我去火车头队—当时的湖北是网球强省，连续出了好几个全国冠军，火车头队虽然实力也很强劲，但比湖北队还是略逊一筹。爸爸在反复思索后，最终婉转地谢绝了火车头队的教练。爸爸一直希望我能成为全国冠军，湖北队作为网球传统强队，无疑是培养冠军的最佳土壤。爸爸和我那时都没想过日后会有“大满贯”这类比赛，我们的梦想止步于全国冠军，能打到国内第一，已经觉得是莫大的荣耀。另外，爸爸也有一些更现实的顾虑—湖北队离我家的距离不过三站路，如果我去了火车头队，想多见我几面就很难了。这些事情，我当时一无所知，直到爸爸走后，妈妈才告诉我当时爸爸有多焦虑。爸爸的病时好时坏，在他意识清醒的时候，他给我的教练余丽桥写了一封信，语气非常诚恳谦恭。大意是感谢教练对我的栽培和指导，自己身患重病，时日无多，只能把我的未来托付给教练了，希望教练多多帮助我，不要客气，该批评就批评该教育就教育……这封信余教练留了很长时间，还叮嘱队里的同事“万一李娜家出了什么事情，随时准假”。这时候爸爸的身体已经很糟糕了。爸爸的病起源于一根小小的血管。最初爸爸觉得胃疼，没当回事，以为是常年奔波得了胃病，调理一下就会好。1992年，忽然高烧不退，他才去做了彩色B超检查，检查结果是：先天性血管狭窄—一根位于肝脏与心脏之间的血管因为太过狭窄而堵塞，血流不畅通引起了高烧。医生说，这种病在全世界都很罕见。唯一的治疗方法，是将血管切除，换成人造的塑料血管。当时医学还不是很发达，人造血管也都是国产的，最多使用4年。我从头到尾被蒙在鼓里，爸爸不准任何人和我谈论他的病情。这根细细的人造血管像一个恶毒的诅咒，像一颗随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一样深深埋入他的腹腔。1996年，人造血管如同先前说的一样，只工作了4年就开始萎缩了，血液无法通过，形成了肝腹水，严重时，爸爸连呼吸都无法进行。这时我正在北京集训，为之后在深圳的青少年赛作准备，爸爸反复叮嘱大家不要让我分心，妈妈也不敢告诉我爸爸的真实病情。最后一次见爸爸是在火车站，当时很多小朋友一起在北京训练，我和小队员一起从北京坐火车去深圳时，火车经过武汉，爸爸让我下车，我们父女俩在站台上见了一面，见面不到5分钟。之前的三个月我一直没见到爸爸，这次见面，看到爸爸拖着臃肿的身体艰难地迈着步伐时，我大吃一惊，爸爸怎么憔悴成这样，跟变了个人似的？不过爸爸一直跟我说不要担心他，病况已经开始好转了，不久的将来就可以陪着我到现场看我比赛。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谎言，直到现在我还在自我欺骗地坚信会有实现的那一天。如果那个时候我聪明一点不会没有想到爸爸的病，不会见不到爸爸的最后一面，不会直到现在想起爸爸时还会心痛。在深圳的每一天，我都会跟妈妈通电话，妈妈说爸爸身体恢复得很快，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了，我心中纳闷，爸爸病了好几年了，怎么好起来这么快？不过妈妈既然都这么说了，那就一定是真的。我还叮嘱妈妈让她看好爸爸，大病初愈，不要走动太多。后来才知道，妈妈接电话的时候，爸爸正在手术室里抢救。我家的经济条件原本就算不上好，爸爸生病后就更加拮据。爸爸的单位效益不好，虽然有医保，大多数医药费还是得我们自己想办法。那段时间，妈妈最受煎熬，以前家里大事小情有爸爸做主，她也习惯了凡事由爸爸操办，现在爸爸病得卧床不起，妈妈只能自己去亲友家走动借钱。刚开始还能筹到一些，后来就只能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债主们也有他们的顾虑：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这钱什么时候能还上呢？妈妈忧虑得连哭都不会哭了，她自幼衣食无忧，从没这样四处求告过。爸爸有一段时间经常陷入昏迷中，妈妈一看到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抢救，第一次抢救过来后，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爸爸的身体没出现过突发状况，第二次抢救后，他只有20天左右的时间是清醒的，第三次他维持了10天……最后就完全意识模糊了。医院的病危通知书一封一封地发，我们却没有能力送爸爸去好一点的医院。最后一次住院的时候，爸爸说他不想去了。就在妈妈单位隔壁五医院的分院打了一针氨基酸，然后在妈妈单位休息，妈妈一边照顾爸爸一边上晚班。那段时间爸爸试图自杀过一次，他说想吃包子，支开了妈妈，妈妈提着包子和菜走到楼下时，隔壁的朱师傅把头探出窗户大喊：“小李！小李快上来！你家出事了！”妈妈进门就看到满地的血，赶紧和叔叔一起把爸爸送到了六医院抢救。此时的妈妈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人说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话是对的，人到了这般田地，才会真正看清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最让我和妈妈心寒的是奶奶很早就表示了放弃，爸爸生病时，奶奶当着我的面说了一句：“死马当做活马医吧。”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他们有五个儿子，漫不经心地养活着他们，即使一个不在了，后面也还有四个。可是我只有一个爸爸。后来妈妈跟奶奶借钱付医药费，奶奶很直接地说：“我借不到。”转天就带着家人去买新衣服了。小叔叔只比我大7岁，当时还在念大学，奶奶二话没说就拿出钱来给叔叔交学费。父亲去世后，我和爷爷奶奶加起来见面不超过三次。我知道他们有他们的立场和苦衷，但是我没办法忘记，没办法原谅，起码现在还不能。我不愿意见他们，见到他们就会想起那些痛苦的往事。爸爸去世是在1996年11月14日。他是1957年出生的，离世的时候，连40岁都不到。不久后，我就在湖北省队注册，成为湖北队的正式队员，朋友们都祝贺我，但我心里并没有多少喜悦。进入省队，成为全国冠军，是爸爸一直希望看到的结果，可他还没来得及看到这一切，就早早地离去了。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余指导那里看到了爸爸当年留给余指导的一封信。万箭穿心。“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何其真实，又何其残酷。第五章 小鬼当家有时候我真想穿越回去，告诉那个在陌生人群中茫然无助的中国女孩儿：振作点儿，一切都会好的。但有时又觉得不必。那些小磨难和小障碍，最后都被证明是命运指派给我的催熟剂，它们让我学会勇敢和承担。父亲去世以后，妈妈比年少的我更六神无主。爸爸生病欠下的债没有着落，操办丧事又要花钱，妈妈拿不准怎么办好，索性凡事都和我商量。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强大，强大到可以撑起这个家，可以保护妈妈。小时候，我对钱完全没有概念，需要换拍子、换鞋子的时候，就和爸妈开口要。稍大一点开始打比赛，队里发了奖金也全交给爸妈处理。真正开始意识到钱的重要，是从爸爸去世才开始的。为了还清给爸爸治病欠下的债，妈妈把房子租了出去，自己搬回武昌娘家住。有一次她踌躇再三，犹犹豫豫着问我打全运会的奖金什么时候发，她一个人的工资不够还债。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多打几场比赛。我多打一场比赛，奖金就多一点，就能早一点把家里的债还清。那一年我15岁。进省队的日子没我开始想象的那么快活。从我1991年进湖北省的集训队起，带我的教练就是余丽桥，她一直带我到2002年我第一次退役的时候。她是湖北队教练，后来进国家队也是她一直在带。这9年时间里，我与她一起相处时间最长，受她的影响也最多。余教练是位相当敬业的好教练，但是脾气火暴、风格强硬。她以对球员要求高、纪律严而闻名。如果一件事情她说了两三次以后你还改正不了，她就会很急地冲着你说“教猪都教会了，你怎么这么笨还没学会”，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小孩肯定会有逆反心理。我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心里就会想，你教猪都能教会，那你就教一个给我看看啊。女孩受委屈时多少会哭一哭，余教练最看不得别人哭，“哭什么？还好意思哭？”可如果你不哭了，她又会说：“你到底有没有脑子，这么说你都没感觉。”刚开始被这样说，心里相当难受和委屈，甚至会影响练习的情绪。后来她再说这些话时，已经伤害不了我了。我已经麻木了，习惯了。我的感觉就是自己怎么做都不对。那时我和李婷都是余教练带，李婷比我大一些，那时候我们还是在沙土地上打球，她给我们喂球，我和李婷一起打。如果我们谁有一个正拍的球失误了，她就会大发雷霆，巴拉巴拉说一大堆。如果我们连续失误，她会不耐烦地一把把我们推下去，劈头盖脸地一通“滚滚滚”！我在跟余教练的9年当中，几乎没有得到过表扬，甚至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一次觉得自己是聪明的，一直觉得自己是那种傻傻的，可能当时的影响太深了。后来有人说我“内心强大”。我不由得苦笑：任何人在这样的教育下成长起来都会内心强大，不是吗？这不是说余教练人不好，她是一个非常敬业的教练、非常刚正的人。她是1957年出生的，丈夫英年早逝，留下她独自抚养刚刚两岁的孩子。现在想来，一个年轻女人带着孩子，还得肩负沉重的工作超负荷运转，也挺不容易的。每次她带我们出去打比赛，就得让孩子的舅舅过来带孩子。从集训队到专业队，那么多队员里选一个。我的家庭环境几乎是队里最差的，还是选了我。有的时候，她还要自己出钱带我们打比赛。这些都说明她的人品是刚正、无私的。只是余教练脾气太火暴，印象里她从来没有轻言细语地说过话。我们犯了什么错误，她说一遍我没改，她立马就爆炸了。我们一起训练的队员，从来没有比如“今天起床感觉天气很好或者很高兴”这种感觉，每天一起床就想“马上又要训练了，又要挨骂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犯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教练会突然罚你跑步。所有队员都惶惶不可终日—我们不知道惩罚什么时候会来，我们只知道它一定会来的。成年后我知道这不是教练个人的问题。中国自古有“严师出高徒”的说法，教练对弟子们都是非常严厉的。在如此压抑的环境里长大的弟子们后来退役当了教练，会不自觉甚至变本加厉地压制自己的弟子。这多少有点“多年媳妇儿熬成婆”的意味。也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别的教育方式。这一代教练是这么压他们的，等他们大了当教练后就也那样压下面的新队员，就这样一代一代地压制下去，所有队员都是在超强压的训练方式下成长的。这非常不人性，但……很见效。在“出成绩”的诱惑下，一切高压手段都是被默许的。1997年，我在青岛的全国网球联赛总决赛中，拿到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全国冠军，成为年龄最小的成人组全国单打冠军。很遗憾的是我完成了爸爸的心愿时，爸爸已经看不到了，有时我会想象如果爸爸还在，他会是什么样的表情，会不会抱着他女儿开心地笑着，应该会为他女儿而感到骄傲吧？从爸爸离开我后，“爸爸”这个词我会尽量避免提及，甚至连想都不敢想。这是我藏在内心深处、不能触碰的重要秘密，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保护它不会受到伤害。有时候我也忍不住会想：如果爸爸没有那么早离开我，我是不是就会是另一个样子？可以任意地在爸爸面前撒娇，可以偶尔任性，不用假装坚强，不用小小年纪背负家庭的责任而生活，应该会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吧。进入省队后不久，我就为自己争取到了一次出国交流的机会—那时省队通知我去北京参加青少年集训，来自全国各地的被认为有发展前途的网球少年都聚集于此。这是国家网球中心举办的活动，耐克中国公司担任赞助商，经过一番精挑细选，一共有六男六女十二名运动员被选送进入耐克训练营。最终的优胜者获得去美国网校学习10个月的机会，我非常幸运地赢得了这个机会。在1997年，办签证还是件非常麻烦的事，也费了不少周折。而我此刻的精力更多地要用在上海举办的全运会比赛上。全运会一结束我就要远渡重洋，妈妈放心不下我，独自来到上海看我，我们母女俩见缝插针地见了一面。妈妈送我到机场就忍不住哭了，一面是舍不得我小小年纪就要远渡重洋，在异国他乡生活，连个伴都没有；另一面也是思念离世不久的父亲，但又不能明说，只能以眼泪来抒发心中的郁结。耐克公司联系的网球学校在得克萨斯，上海只有直飞洛杉矶的班机，我要在洛杉矶转机一次才能到达目的地。当时我办的是学生签证，需要有一张I-20表才能过关，但是监护人在我出国之前忘记给我这张表，入关的时候海关的工作人员如临大敌，反复盘问我这张表的去向，那个时候我一句英文不会讲，大家只好大眼瞪小眼地僵持着。最后他们找到一个懂中文的翻译来问我，我告诉他我没有见到过这张表，他们不信，说这不可能。又问我来美国是准备去哪里，待多长时间，我就告诉他们我要去的那家网校的名字，然后，他们还打开我的两包行李细细检查。我的行李非常简单，除了必需的生活用品就是耐克赞助的运动服。这番交涉的结果，是他们把我关到一间小黑屋里，自己去联系我要去的网校。我不知道他们把我锁在小黑屋里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自己将要乘坐的班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我吓坏了，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房间里没有灯，我一个人在黑暗中手足无措地坐着，还掉了几滴眼泪。之前打青少年赛也出过几次国，但那都是在有领队和翻译陪同的情况下，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大约在小黑屋里待了20分钟，海关的人把我放出来了，他们联系到了网校的人，告诉我说你可以走了，但是你得在两个月内让学校的人帮你去移民局补办这张表。这时，我原定要搭乘的班机已经飞走了。也不知是从哪儿来的胆子，我开始向身边的人寻求帮助，因为不懂英语，我就专找亚洲面孔的人求救。有一位男士人非常好，他告诉我下一班飞往得克萨斯的航班在明天早上6点，他可以帮我申请把机票改到那一班。当时是下午4点，我要在机场等待14个小时。我自己一个人推了一辆行李车，车里是满满的行李，坐在候机大厅巨大的玻璃窗前面看着外面广阔的天空。天将黑的时候，我看到一架飞机从跑道上起飞。我认出那是回国的飞机，那一刻我非常非常希望自己就在那架飞机上，它能带着我飞回中国，飞回家。但是我不能。我就那么坐着，看外面的天空一点点从蓝变黑，眼泪无声地掉下来。等待期间，我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还想给网校打电话，但最终因为语言不通而放弃了。后半夜，机场的人越来越少了，我就这样在机场坐了一夜，连去洗手间也要推着行李车。有时候我真想穿越回去，告诉那个在陌生人群中茫然无助的中国女孩儿：振作点儿，一切都会好的。但有时又觉得不必。那些小磨难和小障碍，最后都被证明是命运指派给我的催熟剂，它们让我学会勇敢和承担。当第二天清晨我登上班机，磕磕绊绊地来到了得克萨斯时，网校的教练已经等候我多时了。我在网校的前两个星期，一句英文都听不懂。之前比我早去网校的中国男生已经出去打比赛了，唯一能够沟通的台湾球员又和我住得很远—为了让学员们早日熟悉英文环境，网校安排住处时将我们隔开了。我同屋的美国女生大我两岁，这个美国姑娘和我以往接触到的中国孩子不同，非常外向且健谈，不管我能不能听懂，她每天都要噼里啪啦对我说一大通英文，实在交流不了，我俩就打手语，比比画画地告诉对方：该吃饭了！该去训练了！该睡觉了！她对我的英文进步起了很大作用。在网校，我们的学习和训练时间是对半分的。早上，黄色的大校车送我们去离网校10分钟车程的学校上课。到了中午再接我们回来，大家一起去网校的食堂吃饭。下午1点半开始训练或是打友谊赛，有时还有体能教练带我们练体能。晚上6点半左右开晚饭，之后是自由活动时间。网校附近一定有个飞机场，我总能在训练时看到飞机掠过头顶。我不由得又开始幻想，如果那正是回国的飞机，而我就在飞机上面，那该多好！网校像一个小小的联合国，汇集了来自全世界的各种肤色、操着各种语言的孩子，在这里可能会遇到八九岁就已经打得有模有样的小朋友，也有可能看到20岁出头的职业选手在赛季结束后来训练几个星期。我们上午学的课程主要是语言和数学，中国来的孩子们应付此地的数学课程几乎不费吹灰之力，我们的主要精力基本放在攻克语言关和打友谊赛上。后来我看到有报道说“美国先进的训练手段，让李娜的球技有了明显的提高”，说老实话，训练计划什么的，哪儿都差不多。网校的优势在于打比赛的机会比较多，可以让队员积累起丰富的实战经验。美国的网球学校不少，相互之间的友谊赛非常频繁，基本上每两天就会有一次校内的比赛，每周会有一次网校之间的友谊赛，比赛结果还会影响到网校的排名。网校的学生在自己学校内也有排名。今天打比赛赢了，就加上几分，排名也许会往上升一升，明天输了，排名就会降几位，男女生是混在一起排名的，很富挑战性也很有趣。我在网校打了10个月，排名浮动在第三、第四名的位置上。当时在网校最有名的是一位比我大一岁的匈牙利女生，她起点很高，那时就已经打到了世界青少年赛前三四名的位置，网校很重视她，专门请了一位资格很老的教练单独带她。后来我们都长大了，参加职业赛事时，我还不时在赛场上遇见她。每次相逢大家都会微微一笑，打个招呼—我们在网校共同生活了10个月，还不时一起坐车出去比赛，虽然谈不上是多好的朋友，但在多年后看到少年时的熟面孔，还是有一种“原来你也在这里”的亲切感。我最后一次在赛场上见到这个匈牙利女孩是在2007年，这几年基本见不到了—网校的朋友似乎都退役了，当年和我一起进入耐克训练营的大陆男生比我大一岁，现在也退役了。当年台湾选送的男孩子球技非常厉害，在青少年赛中排名很高，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很少听到他的消息，现在大概也已经不打球了。语言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造成了队员间交流的障碍，加上我天性喜静，和网校的同学们并不是非常熟。平时大家都忙着比赛和学习，还不至于太冷落寂寞，等到圣诞节的时候，校友们都回家与家人团聚了，偌大的校园蓦然空空荡荡，只剩我们三个中国人。时节又是寒冬，大家不约而同地沉默了，那种孤单的感觉实在难以言表。尽管校外的街道上飘着悦耳的圣诞歌曲声，但那并不是属于我们的节日。实在想家的时候，我就写信。多年后，我妈说她把我的比赛视频都存在移动硬盘里，想我的时候就拿出来插在电脑上，想看哪场球就看哪场球，我打哪场比赛时说了什么，穿着什么衣服，她都知道。但在当时，我连打电话的钱都没有，写信就是我排遣寂寞的最重要的活动。爸爸去世后，我把工资卡给了妈妈，希望早日还清家里欠的债，能让妈妈过上好一点的生活。有时打比赛，主办方会发点奖金，这就算是我的零花钱。出国后，妈妈担心我手头拮据，在每一封来信里她都要问我还有没有钱，我就回信告诉她我很好，不缺钱。真是讽刺的现实，我们俩都穷得要死，但都在拼命向对方保证：我很好，我有钱。现在想来，那些信件大概流露出不少稚嫩的自负，很多信都写得像决心书似的，内容也大同小异：妈妈，我今天和谁谁打球了，打的情况如何如何，我会继续努力什么什么的。妈妈给我的回信除了鼓励之外，更多的则是对我生活状况的探问。她惦记我，又不敢说太多家长里短的话让我分心。网校运动员的比赛经费是固定的，比赛打完，经费也就用光了，耐克不能给我们额外的补助。我在网校提高得比较快，成绩也不错，教练希望我能尽可能多地参加比赛，我给妈妈打电话，她赶紧去找余教练商量办法。余教练立刻陪着妈妈去找体工大队，告诉他们我的成绩很不错，游说大队给我投资，软磨硬泡才争取来宝贵的1000美金。据说少年时期的遭遇最容易影响一个人，因为那是他／她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核心时期。小时候的我简单快乐，需要什么张口告诉爸爸妈妈就好，父亲去世后，我的世界都像是变了颜色。每次我回忆起少女时代的往事，感觉都像是灰色的，没有像别的女孩子那么轻松、那么美丽、那么罗曼蒂克的感觉。那时的我倔犟、忧郁，坚硬得像块石头。清寒艰苦的少女记忆或许将会深入骨髓地伴随我走一生吧，不管之后多么富有、多么轻松，那个努力攒钱还债的女孩子始终盘踞在我心中，挥之不去。她影响我的程度，也许比我以为的还要深一些。第六章 母亲我曾经拥有的那个完整、和美的家庭，这么快就消失得毫无痕迹。我知道妈妈从此不是我一个人的了。我曾经拥有的一切，在短短一年间灰飞烟灭，连一点儿幸福的痕迹都没有留下。在网球学校10个月的训练结束之后，我去日本打了一场比赛。比赛一结束，我就能回家了！这时候我和普通美国人交流已经没什么问题了。外国人喜欢我的名字，因为简单，容易上口。我的治疗师交了个意大利女友，对意大利文化颇有心得，他问我是不是有意大利血统。我告诉他我是地道的中国人，他说，觉得我的性格有点像意大利人—前5分钟可以跟你好好地说话，忽然一下子说翻脸就翻脸。单纯、直率，性情中人，这都是意大利人的典型特征。我听完，有点想笑。他说的意大利人，有点像武汉人。网校伙食营养均衡，搭配很科学，但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最爱的还是湖北菜（还喜欢同样火暴、浓烈的四川菜）。一想到我那花样繁多、口味浓郁的家乡菜，我就忍不住食指大动、口水长流了。就不说正餐，光说早饭吧。武汉人管吃早饭叫“过早”，外地人去武汉，有条件的都讲究去户部巷“过早”。但在我看来，“过早”不一定非要去户部巷，在街头的小摊上吃碗炒豆丝，口味未必就比几十年的老店差。武汉人“过早”，花样多多，芝麻酱拌的热干面香气扑鼻；油炸面窝金黄酥脆；豆皮上的糯米颗颗晶莹发亮，鸡蛋皮儿下面藏着软嫩鲜香的香菇、鲜笋和肉丁；糊粉汤要搭配油条吃，米粉的浓厚和油条的香脆相得益彰；除了这些，还有糯米鸡、重油烧梅、蛋花米酒、牛腩面……我妈说她手工灌了香肠，挂在阳台上等我回来吃。隔着万水千山，虽然吃不到嘴里，可那熟悉的香气已经飘飘荡荡进了我的梦里。我想家了。当我在日本比赛的时候，妈妈忽然给我打了个越洋电话，说有人给她介绍对象。我爸爸妈妈是高中同学，他们很早就恋爱结婚，感情深厚。妈妈秉性柔弱，家里的大小事情都靠爸爸操持照料。忽然一朝丧夫，精神支柱轰然倒塌。父亲葬礼过后，我又漂洋过海去了美国，妈妈一个人孤苦伶仃地挨日子，忍受着丧夫和女儿远离的双重悲痛。外婆和舅舅怕她走不出内心阴影，希望她早日从悲伤中走出来，一直托人给她介绍对象。妈妈长得漂亮（爸爸也帅，我家人都很好看，只有我是结合了爸妈的“缺点”生出来的），人也年轻，再婚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当时我问妈妈，你对那人感觉怎么样？妈妈说，没有爸爸帅，可人品很好。我便回答她：“只要你喜欢就行。”挂上电话，我忽然怅然若失：我连妈妈也要失去了吗？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太单纯，还是太成熟—当时我唯一的想法是：我不在乎这个男人对我好还是不好，只要他对我妈妈好，实实在在照顾好妈妈，我就接受他。我常年在外面比赛，将来又不可能留在妈妈身边一辈子，她能找到个相濡以沫的人共度余生，当然是再好不过。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不应该去干涉妈妈的幸福。作为孩子，如果母亲把所有精力都耗在我身上，我会感到非常对不起她，那是很自私的一种行为。可潜意识里，又有一种被遗弃了似的悲伤。我家原来住的房子为了偿还债务租出去了。如今，妈妈也要和一个我不认识的人组成新的家庭了。我曾经拥有的那个完整、和美的家庭这么快就消失得毫无痕迹。我曾经拥有的幸福，在短短一年间灰飞烟灭，连一点儿幸福的痕迹都没有留下。我知道妈妈从此不是我一个人的了。我知道迟早有这一天，该来的终归要来，我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爸爸走了才一年多，他的位置就被另一个陌生人取代了。当我从日本回来下了飞机后，妈妈带着叔叔（我一直管我的继父叫叔叔）的儿子去接我。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妈妈的表情很不自然。那天，妈妈带我住进了叔叔家。1996年11月14日爸爸走，12月我进了省队，1997年10月份我去了美国，1998年6月回国，不过一年半的时间，我忽然发现，妈妈已经完全融入了新的家庭，我变成了多余的人，一个游离在这个美满家庭外围的旁观者。客观地说，叔叔是个忠厚的人，对妈妈很好，对我也不错。让我觉得别扭的反而是我妈。她一直希望我能和叔叔更亲近一点，总是劝我主动给叔叔打个电话、常联系，多培养亲情什么的。或许，潜意识里她希望重建她曾经幸福的家庭，希望我们真正是一家人。或许，因为太伤心，她希望抹去我爸爸存在的痕迹，彻底将他忘记。但是，我不能。我不能忘记我的爸爸，我不能忘记我们曾经甜蜜的好时光，我不能假装他从来不曾存在过。那，是我最宝贵的东西。最初我也曾经勉为其难地应付应付妈妈，给叔叔打过几次电话。但是说什么呢？每次都是“注意身体”之类的客套话。他对妈妈的好、对我的好，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但是他永远代替不了我的爸爸。后来，我和妈妈郑重地谈过一次。我说：妈妈，我是你女儿，我们俩有血缘关系。我知道叔叔人很好，但他只是你的丈夫，代替不了我的爸爸。你有你的生活方式，我有我的生活方式，你不能把你的观念强加在我头上。我妈从此以后也就不再勉强我了。但她总觉得我不愿意陪她多聊聊天。可是她的生活圈子与我的越来越远，她在新环境中如鱼得水，一开口，谈的就是她和叔叔的新生活。曾有一次我去巴黎打比赛，妈妈有远房亲戚在巴黎，我劝她跟我一块儿去，算是旅游，还可以探望一下亲戚。她说不行，叔叔有工作，要去得大家一起去。我心中叹口气，说：好吧，你自己决定吧。妈妈的生活已经和叔叔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新家和美而稳固，但我越来越明确地感觉到，自己是个外人。事隔多年，我终于可以坦然承认，这件事对当时的我还是造成了很大伤害。童话里的爱情都是美好的，可能是我还活在自己理想的世界里。为了维护妈妈来之不易的幸福，我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感受，努力让自己理性地处理和妈妈、叔叔的关系。我承认妈妈的选择是对的。这一点，我心知肚明。但当时的我只是个沉默的青春期少女，我有满肚子的委屈和悲伤，却不能开口对外人倾吐一个字。我刻意冷淡妈妈，即使明知我根本没有理由怨恨她，我还是不能原谅她。我偏执地认为：是她背弃了我和爸爸，是她让我变成了没有家的孩子。虽然我知道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恨她。我自私地将自己对父亲的怀念、四处流离无枝可依的凄惶和单亲家庭孩子受到的歧视都转化成恨意，一股脑儿地转嫁给母亲。因为这样会让我好过一点——愤怒比悲伤更有力，愤怒不会让一个人垮掉。但另一方面，我感到自己内心深处比以往更空虚，在坚硬的外壳之下，我觉得孤独，我觉得自己被漠视了。我想要个新家。我希望有人可以去爱、去信赖。第七章 武汉伢他在我的生命里扮演着许多角色：丈夫、教练、保姆……偶尔还要客串一下厨子或者保健医生。他比我聪明，比我通晓事理，当我遇到烦恼时，他是我唯一能够放下顾忌倾诉心事的人，他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不是每个女孩子都有成为公主的命运。因为爸爸离世早，我一直告诉自己要强大，要能够保护自己和妈妈。后来大家看到我时，都觉得我是个剽悍到不需要任何保护的女人，只有我自己心里知道，在漫长的青春期，我坚硬的外壳下藏着的那个女孩是多么软弱无力，她是多么羡慕那些父母双全的孩子。只是，我已经回不去了。我在进入省队之后就认识姜山了。当我还是个崭露头角的新手的时候，他已经非常出类拔萃。他多帅啊！女孩子们都在背后偷偷谈论他。那时候韩风正盛，H·O·T组合如日中天，大家都说，姜山长得挺“韩范儿”的。听到别人这么夸他，我也觉得挺美的。虽然那时我俩顶多只能算是队友，但不知道为什么，姜山就是有一种让人不拿他当外人的本事。在运动队，两年算是一个台阶，姜山比我大两岁，是刚刚比我们大一拨儿的老队员。我们这群小孩还在省队当新人、四处打预选赛的时候，姜山已经是省队的大师兄了。有一次我在外地打预赛，没有零用钱了，给我爸打电话让他托人带点来。打比赛的时候，小队员要先去打预赛，老队员中成绩比较好的可以直接打正赛，一般会晚走两天。我爸知道老队员们还没走，就去湖北队的宿舍敲门—当时房间里四个人正在打扑克牌，我爸直奔同是武汉人的姜山而去：“姜山，不好意思，可不可以帮李娜带几百块钱去？”好多年后，我问姜山：“为什么你们屋里四个人，我爸偏偏挑上你了？”姜山马上抓紧机会自恋一下：“唉！你爸一定是当时就看上我了。”我笑话他：“苕伢，让别个听到笑死了。”“那就是你爸信任我撒。”其实那四个男孩子里面，他是最小的，但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经常第一个想到他。姜山虽然也是“80后”，是独生子女，却没有独生子女的骄娇之气，又经常照顾队友，所以给人一种十分可靠的感觉。他在男队里人缘很好，有一群“小兄弟”屁颠屁颠整天跟着他，一副老大哥的样子。姜山虽然在小兄弟中很有人缘，在女孩子面前却始终很闷。别的男孩子都跟女生嘻嘻哈哈说说笑笑，只有他在我们面前总是沉默寡言，时不时还带出点“真不愿意跟你们这帮女伢玩”的轻蔑。那时大家都是小孩子，他觉得女孩子事儿多、没逻辑，因此很少和女生来往。对于我，他倒是不讨厌，我俩来往比别的队员多。可能是他觉得我够自立，事儿少吧。我也不喜欢那种特别能说会道的男生，姜山闷闷酷酷的样子，反而让我对他关注多了些。大家都在同一个队里，经常一起组织活动，平时训练也不时有来往。玩着玩着，两个人就玩到一起去了。但那时，我们都不觉得自己是在谈朋友，大家都是十几岁的小孩子，交情好也不过是经常一起吃饭一起玩，哪里到“谈朋友”的地步了。有人说：爱有两种，或者燃烧，或者持久。我觉得特别有道理。我想，我和姜山就是持久型的。后来事实证明还真是。我们十几岁就在一起，已经共度了十多年，如今也算老夫老妻了，如果一直燃烧的话，我们现在早就烧光了。受父亲的影响，我对另一半的期望是：成熟、宽容、沉稳，男人应该像大海，而这恰恰是姜山的典型特征。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可以在他面前安心地做个孩子。父亲去世之后，我一直把自己伪装得很坚硬、很强大。外人看来或许会认为我少年老成。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装得有多辛苦。姜山给了我再次做回一个孩子的机会，给了我一直想要的安全感。总之，我觉得姜山很像我爸爸。在他身边，我特别踏实。我打球时他要在身边，我就觉得比较有信心。等到我们真的决定“谈朋友”的时候，身边的队友都蛮惊讶的：姜山在生活中是个很大男子主义的人，大家都以为大男子主义必须配一个小鸟依人的女朋友。我们队里的人都说姜山是大男子主义，我是大女子主义，谁也没想到我俩会在一起。大家都说：想不想看大男子主义加大女子主义是什么样？看姜山和李娜就知道了。两个人都“大”，难免就会吵起来。我和姜山都是生在武汉、长在武汉的，但是姜山的爸爸妈妈都是山东人，人家问他：姜山，你哪里人撒？他说：武汉人！等我俩吵架拌嘴的时候，他又说我：你们武汉人么样么样……听得我不晓得是该笑好还是气好，我反问他：“你不是武汉人？”他立刻回答：“我是山东人！”听得我直想笑，架也吵不下去了。后来我们在一起，他还用武汉的俗话打趣我：“宁嫁武汉郎，不娶武汉娘！你们武汉嫂子太厉害了！”哼！我还不是嫁了他才变成嫂子的。姜山在体育之路上遇到的挫折比我还要多，体育圈子里面，有很多行外人想象不到的阴暗面。姜山脾气很倔，认死的路，十头牛也拽不回来。但我就喜欢这样的姜山。许多人都看过我在赛场上吼他的画面，都觉得他特别老实，特别可怜，其实才！不！是！呢！他“吼”我的时候，大家没看见罢了。我打球的时候很容易分心，注意力难以集中，这对职业选手来说是个坏习惯。阿加西说在他专注于打球的时候，就算场外发生枪战他都听不到，因为他专注的时候眼中只有对手。我特别羡慕这种能够集中注意力的人，姜山这方面就很厉害，他在那里打电子游戏，我在旁边说什么他都嗯嗯啊啊地答应，打完我问他我说什么了，他手一摊：“没听到啊。”我在哪里看过：科学家作过这方面的研究，证明男性与生俱来地具有专注做某一件事的能力，而女性的大脑机制让她更擅长同时处理几件事。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我打球时，确实是连场边观众起身去上厕所都能观察到，注意力的分散可见一斑。有时打得不顺手，姜山就在旁边一直碎碎念：你换个打法呀，你打个直线撒。他不擅长鼓励别人。不管什么时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都像是带着不耐烦的批评意味，听得我头大如斗。他念一句，我还勉强忍得住，念三句，我张嘴就把心里的恼火吼出来了！“打直线打直线！你昨天讨论战术时不是还说要打斜线？”我一直是个爆竹脾气，别人一碰就炸，炸完又充满了内疚。对外人，我心中有不愉快一般也就忍下去了，只有在姜山这里，我可以肆无忌惮地任性胡闹下去。从心理学上说，人们大多数都只对有安全感的人发脾气，因为对方在你的安全范围之内，你潜意识中知道对方不会离开你，发脾气也是某种形式的依赖。对姜山，我在场上冲他吼完，再打球就觉得情绪平复了很多，头脑清醒，打起球来也更有力量了。他就像我的“充电器”一样。姜山也是职业运动员，相处多年，他对我的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急性子非常了解。我吼他，大家都觉得我在欺负他，只有他自己不介意，还告诉我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评论。归根到底，我是一名运动员，我最应该做好的，就是把球打好。我们经常吵架，不会吵得太大，但互相戗几句是常有的事。这也正常，过日子哪有不叮叮当当的？姜山最怕和我去逛街。他说“你连个超市都能逛两小时”。最初我逛街的时候，恨不得把所有的店都看上一遍。和姜山恋爱以后，我逛街的方式变得非常简单：想要买什么，就去专卖店或是专柜，看货，交钱，走人，一分钟都不多待，因为他在外面会不耐烦。姜山比较喜欢把时间用在看书、看电影这些事情上。他有一个非常充沛的精神世界。我觉得这和他父母的教育方式关系很大。我喜欢姜山的家人。姜山爸爸妈妈都是普通工人，非常单纯的人，对我特别好。我和姜山妈妈相处得很好也很自然。他妈妈是那种特别为他人着想的人。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别人问她：“你们是跟儿子一起住还是分开住啊？”他妈妈说了一句开玩笑的话当时差点没把我乐死—她说：“我们这种老不死的，谁和年轻人一块儿住啊？”姜山妈妈还说，以后我老了也不做你们的负担，我就去住养老院，那么多人跟我一块儿玩多好啊。中国自古有“养儿防老”的说法，只有心态好、内心强大的老人才能这么轻松地开玩笑。我们当然不会让他们去住敬老院，更不会真认为他们是“老不死”。但是，他们这种放松的心态让我们觉得很好、没有压力。姜山很爱他的妈妈。我们常年四处征战，到不同的国家，他都会给妈妈买点东西带回去。有时候他给妈妈买衣服，就让我帮忙试穿。他妈妈和我身高差不多，比我胖，比我架衣服。我穿着合适，再大一个号，他妈妈穿肯定合适。我穿着老太太衣服从试衣间走出来，他盯着我看两眼，说：“还行。再换那个白色的我看看。”于是，我乖乖地去换白色的。旁边的导购姑娘心里肯定在嘀咕：这俩土老帽儿，挑的衣服可真够老气的。哦，对了，导购是外国人，估计不会说“土老帽儿”这种高深的词语。姜山家的氛围特别轻松愉快，也很□□。一个桌子吃饭的时候，一家人热热闹闹地说话，各自发表各自的见解，即使意见不合也不急不恼。有时候，姜山妈妈会说：“看不出来，你比你爸还有见解呢。”姜山听了，那叫一个趾高气扬。看着他夸张的表情，我们都哈哈大笑。这是家的感觉，我失去多年又寻找多年，让我沉醉和迷恋。熟悉我们的朋友都说，我很黏姜山。回到武汉的时候，他会和老朋友一起打打牌，我都乖乖跟着他。他打牌我看着，看一会儿不想看了就在后面沙发上躺着看书，看着看着，就那么睡着了。偶尔他打通宵，我也陪他通宵。朋友们都笑我好像他养的一只猫。不管是逛街还是看电影、吃饭，我都希望他能陪着我。但跟大部分男的一样，姜山特别不爱逛街。我们为逛街的事闹过好多次，后来还是我妥协。我想，习惯了也许就好了吧。和他在一起时间长了，也慢慢习惯了这种相处的方式。刚开始我跟他撒撒娇都管用，现在跟他发脾气也不太管用了。国家队原来请过一位有名的心理老师帮助运动员做心理建设，她叫徐浩渊，留着一个类似樱桃小丸子的发型。她曾经问过我：会在姜山面前哭吗？我说以前有，但现在已经不哭了。她问：为什么？我说，觉得没有哭的必要。她问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说我觉得哭是一种幼稚的表现，我现在足够坚强，应该可以掌控自己的情绪。她说：这证明你越来越不信任姜山，所以才不愿意在他面前表现出你脆弱的一面。我自己倒不这么想。人和人的相处模式并没有一定的成规，两个人在一起待的时间久了，自然会合作出一种模式。我是觉得自己就算哭，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姜山教给我一件事情，就是在婚姻中两人都要保持一点独立的空间。有时他心里有事，忽然不怎么说话了，我也不会追着他问，让他自己消化去，等他把事情办妥当了，自然会来向我报备。姜山什么事情都不瞒我。婚姻就是指间沙，抓得太紧，只会流失。夫妻之间应该有起码的信任和尊重。对我而言，姜山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他在我的生命里扮演着许多角色：场上是教练和陪练，体能训练时是监工，生活中是丈夫和保姆，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像长辈一样地开导我，有时候又像兄长一样在一起讨论问题。偶尔还要客串一下厨师或者保健医生。他比我聪明，比我通晓事理，当我遇到烦恼时，他是我唯一能够放下顾忌倾诉心事的人，他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十几年走过来，我们从情侣慢慢转化成了老夫老妻的感觉，那种亲情既平淡又刻骨铭心。当对方在身边时，我们没有特别的感觉，偶尔分开，大家都会觉得心里空空荡荡，少了点什么似的。我对此感受尤其深刻——有一次，我睡觉做梦，梦到我和姜山在路上走着走着，他忽然不认识我了。我怎么叫他都没反应，把我急得不得了。惊醒后我就对着姜山一顿猛掐，他的表情特别无辜，问清原委以后，叹了口气，乖乖地挨打。我曾对姜山说：我总感觉你和我爸爸很像。他觉得不可思议。我解释给他听：不是年龄，就是性格和思维方式吧，还有给我的感觉……有时候姜山在我身边，我会忽然有种错觉，好像爸爸还在世，还在守护着我一样。在我印象中，父亲从来没有呵斥过我，永远都是和风细雨地引导我，陪我做游戏，给我讲故事。姜山性格中的一些地方和我爸爸非常非常相像。父亲早逝是我生命中的一大憾事。想来不能看着女儿长大成人，也是父亲的憾事。我想父亲如果看到我们在一起，也会放心的。第八章 退役网球带给我太大的起伏、太多的悲喜，我对它的感情充满了矛盾。现在，终于有一个改变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毫不犹豫地抓紧了它，我需要改变，我想要换一种生活方式，平平静静地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过日子。1998年，我从美国回来后不久，发展势头一直不错，耐克公司对我很看好。当时我在北京先农坛接受采访，北京电视台的记者问我“最大的梦想”是什么。耐克公司一直保留着这个视频，2011年我大满贯获胜后，他们用这个视频做了一个广告。每当我看到这个广告时，都有种特别的感觉。我看着16岁的自己青涩却毫无畏惧地站在镜头前，对着镜头说：“最大的梦想？我希望能打到职业的前十，我知道这个目标特别难，但我自己会努力。”那时的我脸晒得黑黑的，婴儿肥还没有褪掉，脸盘还是圆圆的。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前十”两个字说出口，其实还是蛮胆怯的，我不是很有勇气把这个梦想公之于世，但当时我觉得必须要把梦想说出来，说出来，就好像做了一个承诺，正式向世界宣布了我的理想。对当时的我来说，这其实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之前亚洲女子选手最好的成绩是日本名将伊达公子创下的，她进入了WTA前四。那是阿加西、桑普拉斯、纳芙拉蒂诺娃、格拉芙一统天下的年代。稍后一点，是辛吉斯她们的时代，亚洲球员在网球上的劣势一望即知，我们没有足够的大赛经验，也没有与世界顶级高手过招的机会。法网夺冠后，耐克发布的这条广告成了广告界一个很有名的营销案例。可能就是这个视频，让耐克公司对我的印象很好—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同，美国人欣赏这种自信的、直接的风格。他们一直做我的赞助商，从我十几岁起到现在，从未间断过。每逢大满贯赛事，他们还会派人来给我送服装，在场边看我比赛。我和耐克的工作人员成了很好的朋友，平时没事也会一起聚会、吃饭什么的。为了帮我恢复状态，他们甚至会扔下自己的工作来陪伴我。我必须感谢这些忠心耿耿的伙伴们，他们从不曾离弃我，我视他们为自己团队的外围。从美国回来后，我与教练的交流也得到了改善，教练也认为我们是大孩子了，不会动辄劈头盖脸骂我们一顿。我也在慢慢成长，试着将自己的想法与教练沟通，我们开始慢慢地学会如何沟通。很快，我开始了四处征战的日子。在此期间，我在深圳举行的ITF挑战赛上拿到了职业生涯的首个挑战赛单打冠军；在比利时韦斯滕德赢得职业生涯的第三个挑战赛冠军，这是我首次在国外参赛拿下最后的冠军，虽然只是ITF赛事，但还是让我觉得受到了鼓励；我和李婷的女双组合在一个WTA双打赛事中夺冠，这也是我首个WTA赛事冠军。2000年8月下旬，我人生中第一次大满贯赛事的机会来到了—我获得了参加美网资格赛的机会。遗憾的是，由于欠缺经验，我在首轮第三盘就被淘汰了，连正赛都没能进去。作为稚嫩的新手，这个结果也是意料中的。本来这次美网，我也没对自己提出什么要求，权当是来练兵的，感受一下大满贯的气氛。在网球世界中，大满贯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网球运动员心中的梦想，是网球爱好者的殿堂和媒体追逐的对象。这次真正走进大满贯虽然没有取得较好的成绩，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许，就在那时，大满贯冠军的梦想像一粒小种子一样种在了我的心里。至于它后来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那时候的我是想象不到的。我在国内的比赛相对顺利很多，2001年北京第21届大运会上，我拿下了单打、女双、混双三冠。同年广东全运会，我同时拿到了女子单打和双打金牌。就这样，到了2002年，我的世界排名大概跃升到了296位左右。2月份，我参加了在美国的米德兰德举办的75K挑战赛。这不算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我当时状态不错，从资格赛起连赢八场，最终击败了七位排名高于自己的选手夺冠。这个成绩算是蛮不错的，我一直在进步。但就在这时候，我渐渐有些心灰意冷，不再恋战。最主要也最直接的原因是健康。2002年亚运会之前，由于长久的压力和心情抑郁，我的生理期忽然开始紊乱。医生说是内分泌失调。这个问题有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吃有激素的药，但我对这种药过敏，队医也束手无策了。身体是这么个状况，训练就上不了量，运动员加不了运动量，就没办法在赛场上拼。那是在2002年5月和6月份的北京，我们正为2002年釜山亚运会备战，网球管理中心从外面请了一位医生来给我看病，就这位医生说了句真话，他说：“她的身体状况真的不理想。”当时的领导为了让我去打亚运会，表示“你只管给她打针就行了”。这话听得我毛骨悚然，我才20岁，就算是热爱网球，也不能因为网球毁了自己一生的健康和幸福吧。我的第一反应是打电话向妈妈求助。我妈妈爱女心切，一听这个状况，马上说：“我们不打了，身体是一辈子的。”许多年后我仍然记得妈妈话语里透出的坚定。那一瞬间，我忽然感觉千斤重担卸了下来，满心都是回家的冲动。有人说没关系的人只会看你飞得高不高，爱你的人才会关心你飞得累不累。这句话在运动员出身的我看来，是特别真切的。那时我已经有两三个月没有训练了，当时身体状况已经糟糕到上午训练，下午就出现症状，如果下午马上休息，那么休息到晚上可能就没事了。妈妈坚决不同意我继续训练。爸爸生病去世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散去，我又出了这样前途未卜的状况，她也是被吓怕了。我们不知道打针之后会有什么后遗症，总不能因为一场比赛毁掉一生啊！当时也有很多媒体报道我退役的事情，很多记者将原因归为“不能和姜山打混双”。这样讲不公平。我身体出了状况，确实不能训练了是客观情况呀。不过，关于“不能和姜山打混双”的说法倒也并非空穴来风。这件事情的确曾经给我造成了不小的心理压力：之前，我和姜山已经配了4年的混双，大家也基本认可了我们的组合，从来没让我们分开过。2001年全运会之前，有个全国网球总决赛，我和姜山照例结伴去打混双，之前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对我俩配混双的反对意见，但当我们到了比赛现场准备抽签时，忽然发现我们的名字被拆开了。我和另外一个男孩编到了一组，姜山和另外一个女孩编到了一起。这两名队员之前本来是一组。他们告诉我们，我们队领导临时把我们报名时的组合拆开重新搭配，这让他们也觉得很不舒服。我们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忽然被换了搭档，姜山怒不可遏，我也很生气。另外两位队员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大家商量了很久，最后他们还是把名字改了回来，抽签也因此延误了一个半小时。事后我们主动去找相关领导沟通：你们要作什么决定，能不能事先通知我们一声？沟通的结果是相关领导表态：这次先这样吧，等到全运会肯定还让你俩配混双。我们绝对不会怎么怎么样。但等到全运会开赛，我们又被分开了。我们心里很不舒服，同样的事情已经出现过一次了，而且还拍着胸脯保证怎样怎样，最后又故技重演。我们也是人，不是棋盘上的棋子。我和姜山搭档是因为我们球路比较配，而且已经一起磨合了四年。我们对于彼此的技术路线有深入的认识，对彼此的优缺点也都有深刻和全面的认识。当时有报道说：“省队考虑到强强联合把握更大，因此决定拆散李娜和姜山的组合。不过李娜心里却有小算盘，她希望能与男友一起站到冠军领奖台上，以此作为两人感情的纪念。”这真是莫名其妙的说法，我和姜山搭档好几年了，早就一起上过冠军领奖台了。再说，我们的感情也不需要以这样的方式纪念。我们觉得难以接受的是队里极其强势地拆散我们的组合，又不能给出任何理由。为了说服我们接受这样的分组结果，他们许诺说如果我们两对都进决赛，亚军也享受全运会冠军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