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sil Montagu: Life and Works of Bacon.John Nichol:Bacon, His Life and Philosop hy, Lippincott.Macaulay:Essayon Bacon.乙 关于论说文集者Arber:Harmony of the Essays1597—1626,Macmillan.丙 关于培根之时代者Nicholas Chamberlain: Courta A.D.Innes :Englandu识和高的推理天才。所以,如果说蒙泰涅是较优的文章作家,则培根所现的是较深nder the Tudors.G.M.Trevelyan:Englandunder the Stuarts.L.A.Ladwallader : Career of the Earl of EssexG.L.Strachey:Elizabeth and Essex.E.A.Abbott: Bacon and Essex.S.R.Gardiner:History of England,1603—1642.R.P.T.Coffin:The Dukes of Buckingham.献书表谨呈英吉利海军大将巴金汉公爵公爵阁下 所罗门有言“美名有如香膏”窃意我公令名将流芳百世一如斯言盖公之荣华与功迹既尊崇而卓越公之建树亦远大而长久也拙作论说文集今将出版矣斯书为拙作中最流行者或以其能切合世务直达人心也愚曾于篇数及内容皆有所增加故斯书不啻新著焉职斯之故窃敢以我公之名冠之卷首聊表戴德之忱与感恩之意云尔此书有英文本拉丁文本二种皆以公名冠之者窃意拉丁既为天下之共同语言则拉丁文本或可永垂后世而不朽也愚昔曾以拙著伟大之复兴献于今上又以亨利第七本纪(今亦由愚以拉丁文译出)及自然史之一部献于太子今更以此数篇论说献于我公凡此诸作皆愚借上天之恩惠己身之奋勉殚精竭虑而成而非己力之所能及也谨以为献并祝天佑最忠诚服从之仆人弗兰西斯·圣奥本斯上一 论真理善戏谑的彼拉多曾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之后并且不肯等候回答。世上尽有一般人喜欢把意见变来变去,并且认为固定了一种信仰即等于上了一套枷锁;在思想上和在行为上他们都一样地要求意志底自由。并且虽然这一流的各派哲学家已成过去,然而仍有些心志游移的说者和他们同声同气,——虽然这般人比起古人来血气薄弱一点。但是使人们好伪说的原因,不仅是人们找寻真理时的艰难困苦,亦不是找寻着了真理之后真理所加于人们底思想的约束,而是一种天生的,虽然是恶劣的,对于伪说本身的爱好。希腊晚期哲学学派中有人曾研究过这个问题,他不懂得伪说之中有什么东西竟会使人们为伪说底本身而爱它,因为伪说既不能如诗人之所为,引人入胜;亦不能如商人之所为,导人得利。我亦不懂得这是什么缘故:可是“真理”这件东西可说是一种无隐无饰的白昼之光,世间的那些歌剧、扮演、庆典在这种光之下所显露的,远不如灯烛之光所显露的庄严美丽。真理在世人眼中其价值也许等于一颗珍珠,在日光之下看起来最好;但是它决够不上那在各种不同的光线下显得最美的钻石和红玉底价值。搀上一点伪说的道理总是给人添乐趣的。要是从人们底心中取去了虚妄的自是,自谀的希望,错误的评价,武断的想象,就会使许多人底心变成一种可怜的、缩小的东西,充满忧郁和疾病,自己看起来也讨厌。对于这一点会有人怀疑么?早期的耶教著作家中有一位曾经很严厉地把诗叫做“魔鬼底酒”,因为诗能占据人底想象,然而诗不过是伪说底影子罢了。害人的不是那从心中经过的伪说,而是那沉入心中,盘据心中的伪说,如前所言者是也。然而这些事情,无论其在人们堕落的判断力及好尚中是如何,真理(它是只受本身底评判的)却教给我们说研究真理(就是向它求爱求婚),认识真理(就是与之同处),和相信真理(就是享受它)乃是人性中最高的美德。当上帝创造宇宙的那几日中,他所创造的头一件东西就是感官底光明;他所创造的末一件东西就是理智底光明;从那以后直到如今在他工作完毕而休息的期间内,他底作为全是以他底圣灵昭示世人。最初他在物或浑沌底面上吹吐光明;然后他由人底面目中吹入光明;到如今他还在往他的选民面目之中吐射光明。有一派哲学在别的方面都不如他派,可是有一位诗人为这派哲学增光不少。这位诗人曾说:“站在岸上看船舶在海上簸荡是一件乐事;站在一座堡垒底窗前看下面的战争和它底种种经过最一件乐事;但是没有一件乐事能与站在真理底高峰(一座高出一切的山陵,在那里的空气永远是澄清而宁静的)目睹下面谷中的错误、漂泊、迷雾和风雨相比拟的”;只要看的人对这种光景永存恻隐而不要自满,那末以上的话可算是说得好极了。当然,一个人底心若能以仁爱为动机,以天意为归宿,并且以真理为地轴而动转,那这人的生活可真是地上的天堂了。从教义中的真理和哲学中的真理再说到世事上的真理。即使那些行为并不坦白正直的人也会承认坦白正直地待人是人性底光荣,而真假相混则有如金银币中杂以合金一样,也许可以使那金银用起来方便一点,但是把它们底品质却弄贱了。因为这些曲曲折折的行为可说是蛇走路的方法,蛇是不用脚而是很卑贱地用肚子走路的。没有一件恶德能和被人发现是虚伪欺诈一般使人蒙羞的。所以蒙泰涅在他研究为什么说人说谎算是这样的一种羞辱,一种可恨之极的罪责的时候,说得极好。他说:“仔细考虑起来,要是说某人说谎就等于说他对上帝很大胆,对世人很怯懦”。因为谎言是直对着上帝而躲避着世人的。曾经有个预言,说基督重临的时候,他将在地上找不到信实;所以谎言可说是请上帝来裁判人类全体的最后的钟声。对于虚假和背信底罪恶再不能比这个说法揭露得更高明了。二 论死亡成人之怕死犹如儿童之怕入暗处;儿童底天然的恐惧因故事而增加,成人对于死的恐惧亦复如此。当然,静观死亡,以之为罪孽底工资,通往另一世界的去路者,是虔诚而且合乎宗教的;但是恐惧死亡,以之为我们对自然应纳的贡献,则是愚弱的。然而在宗教的沉思中有时亦杂有虚妄和迷信。在某种苦行僧底自戒书中你可以看到一种言辞,说是一个人应当自己思量,假如他有一指底末端被压或被刑,其痛苦是如何;由此再想那使人全身腐败溃灭的死亡其痛苦更当如何。实则有多次死亡底经过比一肢之受刑其痛苦尚轻:因为人体最生死攸关的器官并不是最敏于感受的器官也。那位仅以人间哲学家及世人之一的资格说话的古人说得很好:“与死亡俱来的一切,比死亡更骇人”。呻吟与痉挛,变色的面目,朋友哭泣,墨绖及葬仪,诸如此类都显得死底可怕。值得注意者,是人心内的各种感情,无论多么薄弱,没有一种是不能克服对死亡的恐怖的;既然一个人身旁有这样多的侍从,都能打败死亡,可见死亡不算是那样可怕的敌人了。复仇之心胜过死亡;爱恋之心蔑视之;荣誉之心希冀之;忧伤之心奔赴之;恐怖之心先期之;不特如此,我们在书中还读到奥陶大帝自杀之后哀怜之心(感情中之最柔者)使得许多人也死了,他们之死是为了对他们底君上的同情并且要做最忠心的臣子的原故。此外塞奈喀还加上了苛求和厌倦两事。他说:“试想你做同样的事已有多久!不止勇者和贫困者想死,即厌倦无聊者亦想死亡”。一个人虽然既不勇敢,也不困穷,然而为了倦于屡次作同一的事,也会寻死的。同样值得注意者,是死底来临在豪杰之士底心上所引起的改变是如何地小,因为这些人好象到了最后的一刹那仍然是依然故我似的。奥古斯塔斯大帝死时还在赞颂他底皇后:“永别了,里维亚,请你终身不要忘记我们婚后生活底时光”。泰比瑞亚斯至死仍然作伪,如史家泰西塔斯所谓:“泰比瑞亚斯底体力日渐衰退,但他底作伪如故”。外斯帕显死时还说笑话;他坐在一个凳子上说:“我想我正在变神哪”。加尔巴临死作壮语说:“砍罢!假如这是有益于罗马人民的”。一边说着一边伸颈就死。塞普谛米犹斯·塞外拉斯死得爽快。他说:“假如还有什么我应该做的事,快点来吧”。诸如此类。那些画廊派的哲学家把死底价值抬得太高了,并且因为他们对于死准备过甚,遂使死在人看起来更为可怕。“他把生命底终结算做自然底恩惠之一”。说这句话的那人比较说得对的多了。死与生同其自然;也许在一个婴儿方面生与死是一般痛苦的。在某种热烈的行为中死了的人有如在血液正热的时候受伤的人一样,当时是不觉得痛楚的;所以一个坚定的,一心向善的心智是能免死底痛苦的。但是,尤要者,请你相信,最甜美的歌就是在一个人已经达到了某种有价值的目的和希望后所唱的“如今请你让你底仆人离去”。死还有这一点;就是它打开名誉之门,熄灭妒忌之心。“生时受人妒羡的人死后将受人爱”。三 论宗教一统宗教既是人类社会底主要维系,那末要是它本身能居于统一底真正维系之中,自然是一件很好的事。关于宗教的争执和分裂是异教徒所没有的恶事。原因是异教徒底宗教并无任何固定不移的信仰而只有仪式和典礼。他们教会中底主要宗师和长老乃是诗人,从这个就可以想到他们底宗教是什么样的一种宗教了。但是真正的上帝有这种性质,就是他是个“忌邪的神”;因此他底崇奉和宗教便决不容有混杂和伴侣。所以我们想关于教会底统一说几句话,所说的是其结果如何;其界限如何;其方法如何。统一底结果(仅次于得上帝底喜悦,而得上帝底喜悦是至善至美的)有二,一是对教会以外的人的,一是对教会以内的人的。对于前者,无疑地异端和分裂是各种丑事中之最丑者;真的,这两桩事甚至比伤风败俗还坏。因为,如同在肉体上创伤或割裂是比一时不良的体液为劣,在精神上亦复如此。所以再没有比“统一底破坏”更能使在外者不入教堂,在内者急欲出外的了。因此,到了这种情形的时候——就是,有的人说“看哪,他在旷野之中”。又有人说:“看哪,他在密室之内”。那就是说,有的人在异端的秘会里找寻基督,又有人在教堂的外表上找寻基督——在这种时候我们底耳中须常有那句话——“不要出去”。那“外邦人底宗师”(他底使命底特性使他对于在教会以外的人特别地在意)曾说:“假如一个异教徒进来,听见你们七嘴八舌地说话,他难道不要说你们是疯了么?”再者,那无神论者和世俗之人听见宗教之中有如许冲突矛盾的意见,他们底意见比上面所说的异教徒底意见必然好不了多少;这种情形使他们要离开教堂,去“坐在亵慢人底座位之上”。 有一位“亵慢底大师”在他底幻想的丛书中间列了这样的一本书名:《异端派的摩尔舞》。这件事在这样严重的问题中提出为证,似嫌不庄,然而它把那过失之处表现得很好。因为异端诸派真是各有其不同的态度和卑鄙模样,这些态度不能不使世俗轻薄儿和下流的政客心生讥笑,这些人本来就是易于污蔑神圣的事物的。至于宗教统一对教中人的结果,那就是和平;和平是有无限的福祉的。和平树立信仰。和平燃起仁心。教会底外观上的和平纯化而为内心的和平。它并且把写读争论文章的工夫移到写读忏悔和敬神的著作方面去。关于统一底界限,这种界限底真正位置是极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好象有两个极端。在某种激烈派看来,所有的调和的话都是可恨的。“耶户,是和平么?你与和平有什么相干?你转到我后面罢”这一派人是不问和平但问党派的。反之,某种老底嘉派的人和不冷不热的人们以为他们可以把宗教上的问题用不南不北,亦南亦北的手段和巧妙的调和来迁就解决;好象他们要在上帝与人类之间公断似的。这两种极端都是应当避免的;避之之道就在以基督自己为基督徒手订的盟约中那两条相反相成的条文切实并清楚地解释那盟约。这两条条文就是“不帮助我们的就是反对我们的”和“不反对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所谓以这两条条文解释基督底盟约者,就是说,要把宗教中基础的实际的要点同那些并不纯粹属于信仰的而是关于意见、教派、居心的问题的要点真实地辨别与分开也。这在许多人看起来也许是件小事,并且是已经做到了的。但是这件事要是做的时候党派之见少些,那末拥护它的人就要更为普遍了。关于这个我只可以小规模地贡献这点意见。人们应该注意,勿以两种争论分裂上帝底教会。一种是当所争之点过于微细,不值得那热烈与争执,这些热烈与争执都是因为有辩驳才引起来的。基督教中的早期著作家中有一位曾经说过:“基督底外衣确是无缝的,但是教会底衣服却是多色的”。因此他说:“让这件衣服有变换之处,却不要有分裂之处”。原来“统一”与“划一”是两件事啊。还有一种就是所争之点是很重要的,然而争论到了后来趋于过为微妙或幽晦,以致这种争论巧慧而不切实了。一个有判断力和了解力的人有时会听见一些无知识的人表示不同的意见,然而他心里很明白这些人底意思其实是同一件事,但是他们自己是决不同意的。在人与人之间判断力不同之处既有如此的情形,那末我们就不可以相信天上的上帝(他是明白世人底心的)能看出愚弱的世人在他们底争论之中有时其实是意思相同的,因而接受双方底意见的么?象这样的争论其性质曾经圣保罗在他底关于本题的警告和教训中优越地表现了。“避免世俗的新说以及敌视真道的似是而非的学问”。人们造出实际并无其事的冲突;并且把这种冲突装入新的名词之中,又把这些名词定得以致本来应当意义支配名词的,在事实上名词反而支配意义了。“统一”亦有两种假的:一种是以盲从的愚昧为基础的,因为在黑暗之中所有的颜色都是一样的。另一种是以干脆接受根本要义上矛盾之处为基础而弥补成的。在这些事情里真理与伪说就象尼布甲尼撒王梦中所见的偶像底脚趾底铁和泥一样;他们也许可以互相依附,但是不会化为一体的。说到取得统一的方法,人们须要注意,不可在为了取得或增强宗教底统一的过程中,消灭和毁损了博爱底大义和人世底准则。基督徒有两口剑,精神的和尘世的;二者在护持宗教上都有相当的责任和地位。但是我们不可以拿起那第三口剑来,那就是谟罕默德底剑,或是它一类的剑。这话底意思就是不可以战争为传教底工具,或者以流血的压迫手段强迫人底良心,除非是遇见有明目张胆的丑事,亵渎神明的行为,或者将宗教混于不利国家的阴谋的时候;更不可暗蓄异志;明助阴谋和反叛;授平民以刀剑。诸如此类,意在倾覆朝廷的举动都应力避,朝廷者,天意所立也。如不避上述种种,就等于把纪录上帝旨意的第一块石牌与第二块石牌猛撞;把人类当作基督徒看,而忘了他们是人也。诗人卢克莱修见阿加曼木侬忍心以他底女儿为牺牲,遂叹曰:“宗教能叫人为恶有如斯之大者”。假如他能知道法国底大屠杀和英国底火药阴谋他又当作何语?恐怕他要变得比原来的他更要是七倍的享乐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了。因为那口尘世的剑,在为了宗教而拔出的时候,既需极端审慎,所以把它放在一般平民底手里,就是一种荒唐之极的举动了。这种事情留给那些再洗礼论者和别的妖魔罢。当魔鬼说:“我要上升并且要和至尊一样”的时候,那是很厉害的渎神之言;但是把上帝安排成某种角色并使这角色登台说:“我要下降并要和黑暗之王一样”是更厉害的渎神之言了。如使宗教底大义堕落到谋杀君主,屠戮人民,颠覆国家与政府的那些残忍而可恨之极的行为上,那末比上述的渎神的言行又有何较胜之处呢?这样的行为真有如把圣灵底象不绘作鸽子模样而画成一只兀鹰或渡乌,把基督教会底船舶挂上一面海贼或凶徒底旗帜一样了。因此必须教会借教义和教律,人君借威力,一切的学问界(属于教会的及属于伦理的)借诱导底力量(如接引神底杆杖一样)把那些倾向于拥护上述诸恶的行为和意见明定其罪并投之地狱,和有一大部分已经做到了的一样。在关于宗教的言论中,无疑地那位使徒底话应当是为首的:“人底怒气并不能成就上帝底正义”。又有一位明智的早期的教会作家说:“凡是施行或劝人压迫他人底良心的人多半是为了自己底利益的”。这话很值得注意,并且说法也是很巧妙的。四 论复仇复仇是一种野生的裁判。人类底天性越是向着它,法律就越应当耘除它。因为头一个罪恶不过是触犯了法律;可是报复这件罪恶的举动却把法律底位子夺了。无疑地,复了仇不过使一个人和他底仇人得平而已,但若置而不较,他就比他底仇人高出一等了;因为宽宥仇敌是君王底气概也。确信所罗门有言:“人有怨仇而不报是他底光荣”。过去的事情是已经过去了,并且是叫不回来了;明智的人留心现在和将来的事情已经够忙的了;所以那些劳劳于过去的事情的人简直是枉费心力而已。没有人是为了作恶而作恶的;而是为了要给自己取得利益、乐趣、或荣誉、或类此的事情的。因此为什么我要对着某人因为他爱自己胜于爱我而生气呢?并且即令有人纯粹因为生性本恶而作了恶,那又怎么样?也不过象荆棘一样;荆棘刺人抓人因为它们不会作别的事啊。复仇中最可原谅的一种就是为了报没有法律纠正的那一种仇的;可是在这种情形里那报仇的人也应当留神,他那报复的行为要没有法律惩罚才好;否则他底仇人仍然要占先的,因为二人之间吃亏底比例乃是二比一也。有些人在报仇底时节要对方知道这报复是从那里来的。这是比较地大量;因为报仇底痛快处似乎不在使对方受苦而在使对方悔罪也。那些卑劣狡猾的懦夫则有如暗中的飞箭。科斯谟斯,佛罗棱司底大公,曾有句锋锐的话是说无义和忘恩的朋友的。他底意思好象这些罪过是不可恕似的,他说:“你可以在圣书中读到基督教我们饶恕我们底敌人的话,可是你永远读不到有教我们饶恕我们底朋友的话”。然而约伯底精神则调高一格。他说:“难道我们从上帝手中只要好的而不要坏的么”?以此例推于朋友,亦当如斯。的确,一个人要是念念不忘复仇,他就是把自己底伤口常使其如新,这伤口若不是这人老在思想报复,是会痊愈的。公仇底报复多半是结局较佳的:例如为凯撒之死,为破提拿克斯之死,为法兰西王亨利第三之死以及许多类此的复仇事件是也。然而在私仇底报复上则不如斯。反之,衔怨深而喜报复的人所度的生活是妖巫一般的生活。这种人活着的时候于人不利,死了也是于己不幸。五 论困厄“幸运底好处是应当希望的;但是厄运底好处是应当惊奇叹赏的”,这是塞奈喀仿画廊派的高论。无疑地,如果奇迹底意思是“超越自然”,那么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出现的。塞氏还有一句比这更高的话(这话由一个异教徒说出,几乎是太高了):“一个人有凡人底脆弱而又有神仙底自在无忧,那就是真正的伟大”。这句话如果是一句诗,也许更好一点,因为在诗里头,高夸的说法,好象是更为可许似的。诗人们也真的常说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实际就是古诗人常述的那个奇谈中所表现的——而这个奇谈又似乎非无深义的;不特如此,它所描写的还很有点接近基督徒底情形呢——那就是当赫扣力斯去解放普罗密修斯的时候(普罗密修斯是象征人性的)他坐在一个瓦盆或瓦罐里渡过了大海。基督徒以血肉之躯的轻舟渡过世间底波涛的决心,这故事很生动地描写出来了。但是用平凡的话来说,幸运所生的德性是节制,厄运所生的德性是坚忍;在伦理上讲起来,后者是更为伟大的一种德性。幸运是《旧约》中的福祉;厄运是《新约》中的福祉;而厄运所带来的福祉更大,所诏示的上帝底恩惠更为明显。然而即在《旧约》之中,如谛听大卫底琴音,就一定可以听见与欢颂一般多的哀歌;并且圣灵的画笔在形容约伯底苦难上比在形容所罗门底幸福上致力得多了。幸运并非没有许多的恐惧与烦恼;厄运也并非没有许多的安慰与希望。在针工与刺绣中,我们常见,若在一片阴沉的底子上安排一种漂亮的花样,比在一片浅色的底子上安排一种暗郁的花样悦目得多;从这眼中的乐趣上推断心中的乐趣罢。无疑地,美德有如名香,经燃烧或压榨而其香愈烈,盖幸运最能显露恶德而厄运最能显露美德也。六 论作伪与掩饰掩饰不过是策略或智谋中较弱的一种,因为要知道何时当说真话,何时当行真事需要强壮的脑筋和心胸也。因此政治家之中较弱的一流方是善于掩饰者。泰西塔斯说:“里维亚同她丈夫底智略和她儿子底虚伪都很融洽”就是说奥古斯塔斯有智略而泰比瑞阿斯善掩饰的意思。又当缪西阿奴斯劝外斯帕显举兵攻委泰立阿斯的时候,他说:“我们现在起事,所与为敌者既不是奥古斯塔斯底洞察的判断力,也不是泰比瑞阿斯底极端审慎或隐密”这些特质——权谋或策略与掩饰或隐密——确是不同的习惯与能力,并且是应当辨别的。因为假如一个人有那种明察的能力,能够看得出某事应当公开,某事应当隐秘,某事应当在半明半暗之中微露,并且看得出这事底或隐或显应当是对何人,在何时(这些正即是泰西塔斯所谓的治国与处世的要术),那末在他这样的一个人,一种掩饰的习惯是一种阻挠,一个弱点。但是假如一个人达不到那种明察的能力,那末他就不得不常趋隐秘,并且为一个掩饰者了。因为一个人在不能随机应变有所选择的时候,自以取那一般地最安全最谨慎的途径为佳;就好象目力不济的人走路是轻而且慢一样。无疑地,从来最有能力的人都是有坦白直爽的行为,信实不欺的名誉的;可是他们是象训练得很好的马一样,因为他们极能懂得何时当止,何时当转,并且在他们以为某事真需要掩饰的时候,如果他们果然掩饰了,以往流传各处的关于他们底信实和正直坦白的见解也使他们差不多不至为人所疑的。这种自我底掩藏有三等。第一是隐密、缄默和守秘密;就是一个人不让别人有机会看出或推测出他底为人。第二是掩饰,是消极的;就是一个人故意露出迹象端倪,教别人错认他底真正为人,以真为假。第三是作伪,是积极的,就是一个人有意并且显著地装出他实际非是的那种为人来。讲起这第一件事——隐秘——来,这真是一位听人忏悔者底德能。隐秘的人确实常是听得到许多的忏悔的。因为谁肯向一个喋喋多言的人自白呢?但是假如一个人被人认为隐密,这就会招致他人底自白的;就好象密闭的空气会吸摄空旷的空气一样;又在忏悔中的暴露既不是为任何实际用处而是为一个人心里痛快的,如斯,隐密的人乃能得知许多的事;盖人多乐于宣泄心事而不乐于增加心事也。简言之,隐密直似有接受秘事之权也。再者(说真的),裸露——精神的与肉体的,——均是不美的;一个人底举止与行为若不完全暴露,便增加尊严不少。至于多言饶舌之人多虚妄而且轻信。盖言其所知之人,也会言其所不知也。因此,“隐密底习惯是于处世及修身,两俱有益的”。这句话竟可作为定律。在这一方面,一个人底面容最好能让他底舌头自由说话。因为一个人底自我可由其面上的征状而看出者,乃是一个大弱点,大泄漏;这弱点和泄漏有多大,由人面之受人注意与信任胜过言语若干倍而可见也。说到第二种,那就是掩饰;掩饰常常是必然的,不得不与隐密俱来的;所以一个人若要隐密,他就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作一个掩饰者。因为一般的人都是狡黠得断不能允许一个人在坦白与掩饰之间保持一种中立的态度,并且实际隐密而表面上不偏向任何一方的。这样的一个人,人们一定会用问题包围他,设法引诱他,并且探出他底口气。所以除非他有一种一概不理的沉默,他就不免要显露他是倾向何方的;或者即令他自己无表示,那些人也会由他的沉默中推测出来,犹如他自己说了一样。至于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话,那是不能持久的。所以没有人能够隐密,除非他给自己留一点掩饰底余地;掩饰可说仅仅是隐密底裙或裳。但是说到第三等,那就是作伪或冒充。那我认为,除非在重大与稀有的事件之中,是罪过多于智谋的。因此,一种普遍的作伪底习惯(那就是这最后的一等)是一种恶德。其起因或由于天性的喜伪或多畏,或由于一种有重大缺陷的心智。这种缺陷因为一个人不得不设法掩盖,遂使他在别的方面也作伪,以免有荒疏之虞也。作伪与掩饰底大益有三。第一是使反对者不疑而我可以出其不意。因为一个人底意向若是公开那就等于一声唤起一切敌人的警报。第二是为一己留一个安全的退步。因为一个人要是明说要如何如何,因而束缚了自己,那末他就只有干到底,或者被人打倒之一途了。第三是可以有较好的机会来看破别人的心思。因为对一个暴露自己的人,别人是不会公开反对他的;他们将干脆让他继续说下去而把他们自己言论底自由变为思想底自由。因此西班牙人有句成语:“撒一个谎以便发现一件真事”。这是一句很好、很精明的成语。这话底意思犹云。除了作伪并无发现真情之术也。持平言之,作伪与掩饰也有三种害处。第一,作伪与掩饰平常总带着一种畏怯的模样。这种恐惧底态度在任何事件之中,都不免有阻挠直达目的之处,第二,作伪与虚饰使得许多人心中迷惘,莫明其妙,而这般人与那个作伪掩饰的人在相反的情形下也许会合作的;作伪与掩饰使人独自跋涉,去达到他自己底目的。第三种而且是最大的害处,就是作伪与掩饰剥夺一个人作事底主要工具——信与任。最好的结合是有坦白之名,隐密之习,掩饰之适当应用;并且有作伪底能力,假如没有别的办法。七 论父母与子嗣父母底欢欣是秘而不宣的,他们底忧愁与畏惧亦是如此。他们底欢欣他们不能说,他们底忧惧他们也不肯说。子嗣使劳苦变甜,但是也使不幸更苦。他们增加人生底忧虑,但是他们减轻关于死亡的记忆。由生殖而传种是动物同有的;但是名声、德行与功业则是人类特有的;而最伟大的事业是从无后嗣的人来的这种事实也是确实可见的;这些人是在他们底躯体底影象无从表现之后努力想表现他们精神底影象的。所以,无后代的人倒是最关心后代的人了。首先树立家业的人们是对于他们底子嗣最为纵容的;他们把子嗣看做不但是本族底继嗣,而且也是自己事业底继续;因此,他们对自己底子嗣与自己所造的事物都是一样的看法。父母对子嗣之间的慈爱往往是不平均的,而且有时是不合理的。尤其以母亲底爱为然;如所罗门所说:“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使母亲蒙羞”。常见在一子嗣满堂的家中,有一两个最长的受尊重,还有最幼的受过度的纵容;但是居中的几个则好象被人忘却了似的,而他们却往往成为最好的子嗣。父母在对儿子应给的银钱上吝啬,是一种有害的错误;这使得他们卑贱;使他们学会取巧;使他们与下流人为伍;使他们到了富饶的时候容易贪欲无度。因此为父母者若对他们底子嗣在管理上严密,而在钱包上宽松,则其结果是最好的。人们(父母,师傅,仆役皆然)有一种不智的习惯,就是当弟兄们在童年的时候,在他们之间养成一种的争竞。其结果往往在他们成人的时候,弟兄不和,并且扰乱家庭。意大利人在自己底子女及侄甥或近亲之间无所分别;只要他们是本族,即令非己身所出,亦不介意。说真的,在自然界亦大类此;我们看见有时侄子象伯父或叔父或某位近亲而不甚象自己底父亲,这是血气使然。由此可见以上所言之不谬也。为父母者当及时选择在他们意中他们底子嗣所当从事的职业及训练;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最易训导;同时为父母者亦不可过于注意子嗣底倾向,以为他们心中所最好的他们会最为乐就。如果子嗣底所好和能力是超群的,那末最好不要拂逆他,这是真的;但是就一般而言,下面这句话是很好的:就是“选择最好的(职业或训练),习惯会使它成为合适而且容易的”。兄弟中为幼弟者多半结局良好,但假如长兄辈被剥夺或削除继承权,则鲜有或永无如是者矣。八 论结婚与独身有妻与子的人已经向命运之神交了抵押品了;因为妻与子是大事底阻挠物,无论是大善举或大恶行。无疑地,最好,最有功于公众的事业是出自无妻或无子的人的;这些人在情感和金钱两方面都可说是娶了公众并给以奁资了。然而依理似乎有子嗣的人应当最关心将来,他们知道他们一定得把自己最贵重的保证交代给将来的。有些人虽然过的是独身生活,他们的思想却仅限于自身,把将来认为无关紧要。并且有些人把妻与子认为仅仅是几项开销。尤有甚者,有些愚而富的悭吝人竟以无子嗣自豪,以为如此则他们在别人眼中更显得富有了。也许他们听过这样的话:一人说,“某某人是个大富翁”,而另一人不同意地说,“是的,可是他有很大的儿女之累”,好象儿女是那人底财富底削减似的。然而独身生活底最普通的原因则是自由,尤其在某种自喜而且任性的人们方面为然,这些人对于各种的约束都很敏感,所以差不多连腰带袜带都觉得是锁链似的。独身的人是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主人,最好的仆人,但是并非最好的臣民;因为他们很容易逃跑,差不多所有的逃人都是独身的。独身生活适于僧侣之流,因为慈善之举若先须注满一池,则难于灌溉地面也。独身于法官和知事则无甚关系,因为假如他们是易欺而贪污的,则一个仆人之恶将五倍于一位夫人之恶也。至于军人,窃见将帅激厉士卒时,多使他们忆及他们底妻子儿女;又窃以为土耳其人之不尊重婚姻使一般士兵更为卑贱也。妻子和儿女对于人类确是一种训练;而独身的人,虽然他们往往很慷慨好施,因为他们底钱财不易消耗,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较为残酷狠心(作审问官甚好),因为他们不常有用仁慈之处也。庄重的人,常受风俗引导,因而心志不移,所以多是情爱甚笃的丈夫;如古人谓攸立西斯:“他宁要他底老妻而不要长生”者是也。贞节的妇人往往骄傲不逊,一若她们是自恃贞节也者。假如一个妇人相信她底丈夫是聪慧的,那就是最好的使她保持贞操及柔顺的维系;然而假如这妇人发现丈夫妒忌心重,她就永不会以为他是聪慧的了。妻子是青年人底情人,中年人底伴侣,老年人底看护。所以一个人只要他愿意,任何时候都有娶妻底理由。然而有一个人,人家问他,人应当在什么时候结婚?他答道:“年青的人还不应当,年老的人全不应当”。这位也被人称为智者之一。常见不良的丈夫多有很好的妻子;其原因也许是因为这种丈夫底好处在偶尔出现的时候更显得可贵,也许是因为做妻子的以自己底耐心自豪。但是这一点是永远不错的,就是这些不良的丈夫必须是做妻子的不顾亲友之可否而自己选择的,因为如此她们就一定非补救自己底失策不可也。九 论嫉妒人底各种情欲之中,没有一种可以看出是迷人或魔人的——除了恋爱与嫉妒。这两者都有很强烈的愿望,它们很容易造出意象和观念;并且很容易进入眼中,尤其是当对象在场的时候,这些都是导致蛊惑之处——假设有蛊惑这种事的话。类此,我们看见《圣经》中把嫉妒叫做“凶眼”;而占星家把星宿底恶影响叫做“恶容”;所以好象总有人承认嫉妒的行为中是有一种眼力底投射或放光似的。不但如此,还有些人好奇之甚,竟说嫉妒底眼目其打击伤人最烈的时候是那受嫉的人正在显耀荣华,受人注视的时候;因为这种情形使嫉妒之心更为锐利也。再者,在这种时候,那受嫉的人底精神多出现于外表上,因而他就受到那种打击了。我们现在先不理这些奥妙之点(虽然在适当之处它们并非不值得思索的),且谈何种人最易嫉人;何种人最易受嫉;以及公妒与私妒有何分别。无德之人常嫉他人之有德。因为人底心思若不以自己底好处为食,就要以他人底坏处为食的;并且缺乏这二者之一的人一定是要猎取其二的。又任何人若是没有达到他人底美德的希望,他一定要设法压抑这另一人底幸福以求与之得平的。多事好问之人每善嫉。因为所以要知道如许关于他人之事的原因决不会是因为这许多劳碌是有关于自己底利害的;因此,其原由一定是因为他在观察别人底祸福上得到一种观剧式的乐趣了。并且一个专务己业的人也不会找着许多嫉妒底缘由来的。因为嫉妒是一种游荡的情欲,在大街上徘徊而不肯居家,所谓“未有好管闲事而不心怀恶意者也”。贵族中人对新进之人当其腾达之时常露嫉妒之情。因为两者之间的距离改变了;好象一种视觉上的错觉一样,别人往前来而自己以为自身是后退了。残疾之人、宦官、老人与私生子均善妒。因为无法补救自己底情形的人一定要竭力损坏别人底情形的,除非这些缺陷落在一种甚为勇敢和伟大的天性上,那种天性是要以他底天生的缺陷为其荣耀之一部的;他们要人家说一个宦官或一个跛子竟作了这样的大事;这种事情底荣耀直有如一件奇迹底荣耀了;例如宦官拿尔西斯和跛人阿盖西劳斯及帖木儿是也。同此,经过大祸与不幸而再起的人也富于嫉妒心,因为这些人与那些不合时宜的人一样,他们以为别人受到的损害等于自己底痛苦之赔偿也。因为浮躁与虚荣而想在过多的事业中出人头地的人总是嫉妒心盛的。因为在那些事业中的某项上,断不能没有多人可以胜过他们的;既如此他们就不缺乏嫉妒底缘由了。这就是埃追安皇帝底特性;他非常妒恨诗人、画家与巧匠;在这些人底事业中皇帝本人是有点过人之才的。最后,近亲、同事、与同养之人,最容易在平辈腾达的时候嫉妒他们。因为这些腾达的人们可说是以他们底幸福显出了同辈底不良;指责了他们。并且这些腾达的人们入同辈底记忆之中较繁,同样地,惹他们底注意也较强;而嫉妒之心是由言谈及名声而倍增的。该隐对他兄弟亚伯的嫉妒是很卑劣,很凶恶的,因为当亚伯底供品被上帝看中的时候当场并没有人旁观。以上就是关于最易嫉人的人的话。现在且一谈那些多少受人嫉妒的人。第一,德行高的人们,其德愈增则受人嫉妒之机会愈减。因为他们底幸福看来是他们应得的;没有人嫉妒债务之得偿,所嫉者多是报酬过当之赏赐也。又嫉妒总是与人我底比较俱来的;没有比较的地方就没有嫉妒;因此帝王除了受帝王底嫉妒外不受他人底嫉妒。然而应当注意的是微末之人在初升贵显的时候最受嫉妒,到后来较能克服之:反之,有功有业的人在福祉绵延之时最受嫉妒。因为到了那个时节虽然他们底德行仍旧,但其光辉却不如昔了;因为有新的人物起来把那些德行投入暗处了。贵胄在升显的时候不甚受嫉。因为那好象是他们本着家世而应得的权利。并且他们贵显了也不见得是在他们底幸福上添加了多少;而嫉妒心有如日光,它射在危岸或埈坂上是比射在平地上要热得多的。为了同一的原故,那些逐渐升高的人们较之那些突然腾达,一跃而跻于贵显之列的人们是少受人嫉妒的。那些把他们底荣耀与重大的劳苦、忧虑、或危险连在一处的人们是少受嫉妒的。因为人们认为这些人底荣耀是得来不易的,并且有时还可怜他们,而怜悯永远是治疗嫉妒的。因此你可以看到那较为深沉庄重的政界中人,在他们底崇高的地位中总是自嗟自叹,说他们度着何等不乐的生活,唱着一套“我们何等受苦”的歌曲。并不是他们感觉如此,而是要减少嫉妒心底锋铓。但是这种嗟叹所指的要是别人给他们加上的负担才行,不可指自己招来的事业。因为再没有比无必要而野心地专搅事业之更增人嫉妒者也。又,一个大人物若能使所有居下位者保持所有的权利和充分的身分,那就没有比这个更能消灭嫉妒的了。因为借着这种手段,在他与嫉妒之间可说是有了好几重障隔也。最甚者,有些人用一种傲慢不恭的态度来处他们底大富贵,他们是最受嫉妒的。这些人总要表示自己底伟大——或以外表的煊赫,或以克服一切的反对与竞争——才觉得满意;而有智之人则宁可给嫉妒贡献点什么,有时在自己不甚关切的事件中故意让人阻挠或压倒。然而这又是真的,就是在若以一种朴素坦白的态度来处尊荣(只要是不带骄矜与虚荣),比用一种较为多诈而狡猾的态度要少受人嫉妒。因为在后一种举止里,一个人简直是表明他不配享受那种幸福并且还好象明白自己之无价值似的;由此他竟是教导别人来嫉妒自己了。最后结束这一段的话:我们在起始既说嫉妒的行为,内中有点巫术的性质,那末要治嫉妒,除了治巫术的方法再没有别的方法;那就是除去那“妖气”(人们所谓的)而使之落于别人身上。为了这种目的,有些比较明哲多智的大人物,总要把某一个旁人,叫他登台露面,好教那本要落到自己身上的嫉妒心转到那些人身上去,有时这嫉妒落到属员或仆役身上;有时落到同事或同僚身上;诸如此类:而为了这种事情,永不会缺乏一些天性莽撞而好事的人的。这些人只要能得到权力和职务,什么代价也肯出的。现在且说公妒。在为公的嫉妒中至少还有一点好处,在私妒中则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因为公妒好譬一种希腊式的流刑,是在有些人变得太位高权重的时候压抑他们的。因此,公妒对于大人物们是一种控制物,可以使他们不至超越范围。这种公妒,拉丁语叫做invidia,今语叫做“公愤”;关于这个将来在论叛乱的一篇中再说。这是国家中的一种疾病,就象染毒一样。因为正如毒可以传染到本来健全的部分并使之受疾一样,在国家中如果生了“公愤”,这种心理将使国家最好的举措也蒙不洁,使这些举措变为恶臭。所以为政者若把得人心的举措与不得人心者相混而行之,是得不到什么益处的。因为那种办法不过表现一种懦弱,一种对嫉妒的畏惧,这种畏惧更于国家不利。这又如各种染毒常有的情形一样,你要是怕它们,你就不啻招致它们到你身上来了。这种公愤好象是主要专攻那些重臣大吏而非反对帝制或共和本身似的。但是这是一条可靠的定律,就是假如对某大臣的公愤很深而这位大臣本身致之之道很微:或者这种公愤是遍及于一国中之各大臣者;那末这种公愤(虽然隐而不显)真是与国家不利的。以上就是关于公妒或公愤以及它与私妒底差别的话,关于私妒我们在先已说过了。今再关于嫉妒这种情欲普遍地添说这几句:就是在一切的情欲中,嫉妒是最强求,最持久的。因为别的情欲底起因不过是偶而有之的;因此昔人说得好:“嫉妒永不休假”,因为它老是在这人或那人心上活动的。此外还有人注意到恋爱与嫉妒是使人消瘦的,而别的情欲则不致如此,因为它们不如爱与妒之持久。嫉妒也是最卑劣最堕落的情欲;所以嫉妒是魔鬼底本来的特质。魔鬼是被叫做“那个在夜间在麦子中种植稗子的嫉妒者”的;因为嫉妒是以诡计并且是在暗中行事的,又常于好的事物如麦子者不利。这永远是如此的。十 论恋爱舞台较人生受惠于恋爱者为多。因为在舞台上,“恋爱”长期可以供给喜剧底材料,有时亦可供给悲剧底材料;但在人生中,“恋爱”只是招致祸患;它有时如一位惑人的魔女,有时似一位复仇的女神。你可以见到,在一切伟大的人物中(无论是古人今人,只要是其盛名仍在人记忆中者)没有一个是在恋爱中被诱到热狂的程度者:可见伟大的人与重大的事真能排除这种柔弱之情也。然而你必须把曾为罗马帝国一半之统治者的安东尼和十人执政之一及立法者阿皮亚斯·克劳底亚斯作为例外;这两个人之中前者确是一个好色而无度的人;但是后者却是一个严肃而有智的人;所以好象(虽然这是很少见的)恋爱不但是会入于坦露的心胸,并且也可以进入壁垒森严的心胸中(假如把守不严的话)似的。埃皮扣拉斯这句话说得不好——“我们互相看起来,就是一座够大的舞台了”。好象生来本当旷观天界及一切高贵之物的人类不应该做别的而只应跪在一座小小的偶像前面,自己把自己做成个奴隶似的,虽然这不是为口舌底奴隶——如禽兽一般——而是为眼目底奴隶(而眼目是上帝给人为高贵的用途的)。可异者,这种情欲底过度,以及它如何欺凌事物底本性及价值之处,是由此可见的,就是,长期的夸张的言辞惟有在关于恋爱的言语中是合适的,在其他的事情中总是不宜。不仅言语如此;昔人说得好,那为首的谄谀者——一切较小的谄谀者都是与他通消息的——就是一人底自我;而无疑地,情人是比这为首的谄谀者还厉害的。因为从无一个骄傲的人重视自己之甚有如一个情人之重视其所爱也。所以昔人说得好。“要恋爱而又要明哲是不可能的”。这一种弱点也不是仅仅在旁人眼中看得出来,而在所爱底眼中看不出来的;反之,这种弱点,在被爱者底眼中是最显明的,除非其人底爱情是得到了回报。因为,爱情底报酬永远是这样,要不是回爱,就是一种内心的隐藏的轻蔑,这条定理是真的。由此可见人们更应当如何提防这种情欲,因为它不但使人失去别的事物,简直连自己也保不住。至于其他的损失,古诗人底故事表现得极好;就是喜爱海伦的人是舍弃了攸诺和派拉斯底赏赐的。因为无论何人若过于重视爱情,则自将放弃财富与智慧也。这种情欲泛滥的时候正是在人心力极弱的时候;那就是在一个人最繁荣或最困厄的时候——虽然困厄是不甚受人注意过的。这两个时候都是燃起爱火并使之更为热烈的,由此足见“爱”是“愚”之子也。有些人,即在心中不能不有爱的时候,仍能使它受约束,并且把它与人生底要务严格分开,这些人可算做事极当;因为“爱”若是一旦参与正事,就要扰害人们底福利,并且使他们无术坚守自己底目的。我不懂为什么,可是武人最易堕入爱情。我想这也和他们喜欢喝酒一样;因为危险的事业多需要娱乐为报酬也。人性之中有一种隐秘地爱他人的倾向和趋势,这种倾向若不消耗在一个人或少数人身上,将很自然地普及于众人,并使人变为仁慈的,例如在僧侣之中有时就看得到这样的情形。夫妇之爱,使人类蕃滋,朋友之爱使人完美;但是无度的淫爱则使人败坏并卑贱焉。十一 论高位居高位的人是三重的仆役:君主或国家底仆役;名声底仆役;事业底仆役。所以他们是没有自由的,既没有个人底自由,也没有行动底自由,也没有时间底自由。要寻求权力而去掉自由,或寻求凌驾他人的权力而失却统治自己的权力,这一种欲望是一种可异的欲望。要升到高位上,其经过是很艰难的,但是人们却要吃许多苦以取得更大的痛苦;要升到高位上,其经过有时是卑污的;然而人们却借着卑污的手段达到尊严的地位。在高位上居留是很不稳的,其退步或是复亡,或者至少是声名暗晦,——那是一件很可悲的事。“当你到了今日之我非复昔日之我的时候,就没有再要活下去的理由了”。真的,人们在愿意退休的时候是不能退的,并且在应该退休的时候是不肯退的。反之,人们都不耐退休底生活,甚至于在老病之中,需要隐居的时候亦复如此;就好象有些城里的老头儿一样,总要坐在街门口,虽然这种办法使人家看不起老年。无疑地,居高位的人们得要借他人底意见才能以为自己是幸福的;因为若是他们依着自己底所感来判断,则他们不会发现自己是幸福的。但是假如他们自己想一想别人对他们作何感想,并且想到别的人如何愿意作他们;那末他们就好象是由外面的谈论而快乐了,同时在内心中也许正是相反。因为这些人是首先发现他们自己底忧患的人,虽然他们是最后才看出自己底过失的人。无疑地,居高位的人们对自我是陌生人,并且在事务匆忙之中,他们是没有时间来照管自己底身体或精神上的健康的。“如果一个人在死的时候,别人过于知道他,而自己不知道自己,那么死亡之降临可真是一桩大祸了”。在高位之中有为善与为恶的自由;而后者乃是一种可诅咒的自由:因为谈到作恶最好是不愿意,其次就是不能够。但是能有做好事的权力那才是真正的而且合法的希望之所系。因为好意,虽然上帝接受,然而对于世人,要是不实行出来,则不过如好梦一般而已;而要行好事就非有权有位,有一种居高临下之势不可。功与德乃人类行动之目的,而感觉到自己已经有了这两样才是令人自足的成就。因为,如果一个人能够参预上帝底剧场,那么他也可以参加上帝底安息了。“于是上帝转身看他手造的一切,看见它们都是很好的”,此后就是安息日了。在执行你底职务的时候,在你面前要有最好的模范;因为模仿就等于是一套箴言。以后,过了些时候,可把你自己底模范放在面前,并且严格地自检,是否你从前做得好而现在是退步了。也不要忽视从前那些在同样的位置而不称其职的人底例子;这并非是要用诋毁前人底名声的方法来显出你自己底好处,而是要指导你自己,当以何者为戒的意思。因此,你应当不带着欺凌毁污前代或前人的意味而改革以往的不善,而同时也要给自己立规矩,不但要仿效,并且还要创立好的先例。你须要把事物追究到最早的起源,并且考察它们因何并且如何变为退化的,但是仍要向古今两个时代都去求教;向古时要问何者是最良好的;向现时要问何者是最适当的。你须要努力把你底行事之道做得很有规律,前后一致,如此他人可以知道他们可以预期什么;但是也不要过于一定或确凿;并且在你违背那常规的时候要把自己所以如此的缘由解释得清清楚楚。保持你自己底地位应享的权利,但是不要引起法律上关于此点的争论:宁可静静地在事实上享这种权利,而不要用要索和强争的手段去公开吵闹。同样,保持下属底权利;并且以居首指挥为荣,而不要以参预一切为荣。在执行职务上欢迎并邀请帮助和忠告,不要把带消息给你的人认为是好管闲事者而逐之使去;反之,要好好地接待他们。高位底过恶主要的有四种;迟延、贪污、粗暴与易欺。关于迟延,应使人易于得见,守约定之时间,当前之事应即作完,并勿以不必要之事搀杂其间。关于贪污,不仅要约束自己底手和仆役底手,毋使接纳贿赂,并当约束有所请求的人们底手,毋使呈献贿赂。因为一个人自己实行的节操是约束自己和仆役的,而宣扬出去的节操,再加上公开的对贿赂的厌恨,则是约束他人的。又应避者,不但是纳贿之事实,而且是纳贿之嫌疑。一个人要是被人认为反复无常,或者无明显的原故而公开地变更了,就要招致贪污之嫌疑的。因此,无论何时,当你变更你底主意或行事之道的时候,把这件事公开地承认了,并把这件事和使你变更的理由宣之于众,不要想偷偷摸摸地做了。一个仆人或宠幸,假如他仅仅是与你亲昵而没有显然的可称之处,就要被人认为是暗行贪污的一条门路的。至于粗暴,那是一种不必要的招怨之道。严厉生畏,但是粗暴生恨,即在公事上的谴责也应当庄重而不应当侮辱嘲弄。至于易欺,那是比受贿还坏的。因为贿赂不过是偶尔而来的,但是假如屡请和无理由的顾念可以打动一个人,那末这个人就永不会没有这种情面事了。如所罗门所言:“看情面是不好的;因为这样的人是会为了一块面包而枉法的”。古语说得极是:“地位显出为人”。地位显出有些人底长处,也显出有些人底短处。“假如他从来没有做过皇帝,公意也要说他是适于做皇帝的。”这是泰西塔斯说嘉尔巴的话。关于外斯帕显他却说:“外斯帕显是唯一因为有了权力而人格增进的皇帝”——虽然前一句话是关于统治底能力的,而后一句是关于仪容及感情的。一个人因有权位而人格增进,这是他底人格高尚而宽宏大量底确证。因为权位是,或者应当是,德能之所在;并且,如在自然界一样,事物向它们底位置动的时候,其动甚烈,而在它们底地位中动的时候其动甚和缓,所以德能在努力上达的时候是猛烈的,而在当权的时候是安稳平和的。一切上跻高位的行动都是象登一条迂曲的楼梯一样;若遇有派别的时候,一个人最好是在上升的时候加入某派而在已腾达之时保守中立。对待前人底遗名当公平而爱护,因为假如你不这样做,那么这就不啻是一种债务,将来你去位的时候人家一定要偿还你的。如果你有同僚的话,尊重他们,并且宁可在他们并不想望被召的时候召请他们,而不要在他们有理由希冀被召的时候拒见他们。在谈话和私下答复请求者的时候不要过于自觉或过于记得你底地位;反之,最好让人家说,“他在执行职务的时候是另一个人”。十二 论勇有人问德冒斯尼斯,一位演说家最主要的才能是什么?他说,表情:其次呢?表情:又其次呢?表情。 这虽是小学读本中一段滥熟的故事,然而值得明哲之士底思索。说这话的人是最懂得所说的事情的人,又是一个在他所称扬的事情上没有天生的优势的人。表情在一位演说家所有的才能中不过是表面的一种,并且是属于优伶的一种长处,然而竟会被抬得这样高,超出那些其他的长技,如独创,口齿清晰等等;不特此也,简直好象这一种表面的才能是唯一无二的,是一切底一切似的,这真是怪事了。然而其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人性之中总以愚者底部分比智者底部分为多;因此那些能够引动人心中愚蠢之一部的才能是最有力的了。同这个非常之相似的,就是在世务中的勇气:头一件是什么?勇气:第二件第三件是什么?勇气。可是勇气不过是无识与卑贱的产儿,比较别的关于世务的知识贱得多了。 然而它真能迷惑并控制那些见识浮浅或胆量不足的人,而这种人又是数目最多的。更甚者,勇气也能把有智之人在他们意志不坚强的时候克服了。因此我们常见勇气在民治国家中曾有奇效,而在有统治阶级或君主的国家中则不如此之甚:又勇气总是在勇敢的人们初次活动的时候功效大,而以后就没有这样大了;因为勇气是不善于守信的。对于人底肉体既有江湖医生;对政治团体也确是有江湖医生的;这就是那些担任奏奇功,而也许在两三次试验里有好运气的人;但是他们缺乏真知识的原理,所以是不能持久的。真的,你可以看到许多大胆的人们屡次实行谟罕默德底奇迹。谟罕默德教民众相信他,说他要把某一座山叫到他面前,然后从那座山顶上为那些信奉他底教律的人祈祷。民众都聚集在一起了;谟罕默德一次又一次地叫那座山到他面前来;然而那座山屹立不动。在这时候,他一点也不沮丧,反而说道:“要是山不肯到谟罕默德这儿来,那么谟罕默德要到山那儿去了”。类此,那些江湖派的人,当他们预先答应了很重大的事迹而很可耻地失败了的时候,依然(假如他们有完全的勇气的话)会把这种失败轻轻放过,并且转而之他,再不一顾。无疑地,在识见远大的人们看起来,所谓勇夫者是一种可笑的人;不但如此,在平常一般人底眼中,勇气也是有点可笑的。因为,假如“荒唐”是引人发笑的一种性质的话,那么你可以确信很大的豪勇是很少没有一点荒唐之处的。尤其可笑的是在一个勇夫被人揭穿而失败的时候;因为这样一来,就使得他底面容变得极其萎缩呆板了,这是必然的;因为在退让之中、人底精神是有来有去的;但是那些勇夫在如上述的情形之中他们底精神就只能呆着,好象下棋下成和局一样,输是不算输,然而那一局棋是无法走了。但是这一种最后所说的事或者较适于讽世的文章而不适于庄肃的论说。这一点最值得考虑;就是大胆永远是盲目的;因为它是看不见危险和困难的。因此,大胆在议论中是不好的,在实行中是好的;所以勇夫底适当用途是永不要让他们统帅一切,而应当让他们为副手,并听他人底指挥。因为在议论之中最好要能看出危险;而在实行之中最好不要看出危险,除非那些危险是很重大的。十三 论善与性善我所采取的关于“善”的意义,就是旨在利人者。这就是希腊人所谓的“爱人”(Philanthropia);这个字底字义用“人道”(humanity)一语来表现(如目下之所为)是有一点薄弱的。爱人的习惯我叫做“善”,其天然的倾向则叫做“性善”。这在一切德性及精神的品格中是最伟大的;因为它是上帝底特性;并且如没有这种德性,人就成为一种忙碌的,为害的,卑贱不堪的东西,比一种虫豸好不了许多。“善”与神学中的德性,“仁爱”相符合,并且不会过度,只能有错误。过度的求权力的欲望使天神堕落;过度的求知识的欲望使人类堕落;但是在“仁爱”之中却是没有过度的情形的;无论是神或人,也都不会因它而受危险的。向善的倾向是在人性中印得很深的;怎样深法?就是如果这种倾向不发向人类,也要及于别的生物的;这可由土耳其人见之,土耳其人是一种残忍的民族,然而他们对待禽兽却很仁慈,并且施舍及于狗和鸟类。据布斯拜洽斯底记述,君士坦丁堡有一个耶教青年,因为在玩笑中撑住了一只长喙鸟底嘴的缘故,差一点被人用石头打死了。土耳其人爱物底程度有如此者。在这种“善”或“仁爱”的德性中,错误有时是不免的。意大利人有一句骂人的成语:“他太老好,好得简直成了废物了”。意大利底宗师之一,尼考劳·马基亚委利,也居然有这种自信,几乎明明白白地写道:“耶教把善良之人做成鱼肉,贡献给那些专横无道的人”。他说这话,因为真的从来没有一种法律、教派或学说曾如耶教一样地尊重过“善”的。因此为避免诽谤及危险起见,顶好研究研究象如此优良的一种习惯,其错误安在。我们要努力利人,但是不要作人们底面貌或妄想③底奴隶;因为若是那样,就是易欺或柔懦了;易欺或柔懦是拘囚诚实的人的。也不要给《伊索寓言》中的雄鸡一颗宝石,这雄鸡要是得到一颗麦粒,他要快乐欢喜得多了。上帝底例子给我们很真切的教训:“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然而他不降财富,也不叫荣誉和德能在所有的人上面平等地照临。平常的福利应该使大众共有,但是特殊的福利则应有选择。并且我们要小心,不可在临摹的时候把原样毁了。因为神学教给我们说,当以人之爱己为模范;爱我们底邻人则是这种爱己之心底仿作。“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并且来跟从我”;然而除非你要来跟从我;不要把你所有的都变卖了;那就是,除非你有天生的使命可以用很少的资产如很多的资产一样行得出一般多的善来;若不然者,则是饲养了支流,却汲干了源泉也。间不仅有一种受正道指挥的为善的习惯,并且在有些人,即在本性之中,也是有一种向善的心理趋向的,如同在另一方面是有一种天生的恶性一样。因为也有些人天性不关心他人底福利的。恶性中较轻的一种趋向于暴躁、不逊、喜争或顽强,等等;而较深的一种则趋向于嫉妒或纯粹的毒害。这样的人可说是靠别人底灾难而繁荣的,并且是落井下石的:他们不如那舐拉撤路底疮的那些狗,而有如那总在人体任何溃烂的部分上嗡嗡的苍蝇;这些“恨世者”(misanthropi),是惯于诱人自缢;而在他们底园中却连作这种用处的一棵树也没有的(和太蒙底事迹相反)。这样的心性正是人性底溃疡,然而他们却正是造大政客的材料;他们就如同曲木一样,造船最好,船是天生要颠簸的,但是这种木材却不适于造房屋,房屋是要站得牢的。性“善”底特质和特征是很多的。如果一个人对待异乡人温和而有礼,那就足见他是个“世界的公民”,他的心不是一个与别的陆地隔绝的岛屿而是一个与那些陆地接连的大洲。若是他对别人底痛苦灾难很是同情,那就是表明他底心有如那出药疗他人之伤而自己受割的珍贵的树木。若是他对于别人底过恶很容易宽宥不究,那就足见他的心智是种植在超越伤害的地方的,所以他是伤害所不能及的。若是他对于小惠很感谢,那就表明他重视人们底心而不重视他们底钱。但是,最要者,假如他有圣保罗底至德,就是,假如他肯为了他底兄弟们底得救而受基督底诅咒的话,那就显出他颇合乎天道,与基督自身竟有一种符合之处了。十四 论贵族关于贵族,我们将先以之为国家中的一个阶级,再以之为个人底一种品质而论之。一个完全没有贵族的君主国总是一个纯粹而极端的专制国;如土耳其是也。因为贵族是调剂君权的,贵族把人民底眼光引开,使其多少离开皇室。但是说到民主国家,它们是不需要贵族的;并且它们比较有贵族巨室的国家,通常是较为平静,不易有叛乱的。因为在民主国中,人们底眼光是在事业上而不在个人上的;或者,即令眼光是在个人身上,也是为了事业的原故,要问某人之适当与否,而不是为了标帜与血统的。我们看得到瑞士人底国家很能持久,虽然他们国中有很多宗教派别,而且行政区也不一致:这就因为维系他们的是实利而不是对在位者个人的崇仰也。荷兰合众国政治很优良;因为在有平权的地方,政治上的集议是比较重事而不重人的,并且人民对于纳税输款也是较为乐意的,一个巨大有力的贵族阶级增加君王底威严,可是减少了他底权力;使人民更有生气,更为活泼,可是压抑了他们底福利。最好,贵族不要高出君权或国法之上,同时却要被保持在一种高位上,使下民想犯上的时候,那种桀鹜之气,必得在过速地达到人君底威严以前,先与贵族冲撞,如水击石而分散其势力然。贵族人数众多则国贫而多艰;因为这是一种过度的消费;并且,贵族中人有许多在经过相当时间后必然变为贫乏,结果在尊荣与财富之间将造成一种不相侔的情形。至于个人之身为贵族者——我们看见一座古垒或建筑物依然完好,或者一棵好树坚实而完美的时候,总觉得那是一种令人生敬的景象。如斯,要是见到一个曾经度过时间底风浪的古老贵族之家,其可敬之甚较上述者又当多出若干。因为新的贵族不过是权力所致,而老的贵族则是时间所致也。头一个升到贵族阶级的那些人多是比他们底后人富于才力而不如其纯洁的;因为很少有能够腾达而在手段中不是善恶交混的。但是这些人留给后代的记忆中只有长处,而他们底短处,则与身俱灭,这也是合理的。生为贵族则多半轻视劳作;而自己不勤劳的人是要嫉妒勤劳的人的。再者,贵族中人不能再升到多高的地位去了;而那自己停留在某种地位而目睹他人上升的人是难免嫉妒之念的。在另一方面,贵族身分能消灭别人对他们的那种消极的嫉妒;因为贵族中人好象生来就应享某种荣华富贵似的。无疑地,为人君者,在他们底贵族中若有人材而能用之,则他们将得到安适,并且国事底进行也要得到顺利;因为人民会自自然然地服从他们,以为他们是生来就有权发号施令的。十五 论谋叛与变乱牧民之人必须要知道国家中风波底朕兆;这些风波在诸事将达平衡的时候最为剧烈;就好象自然界底暴风雨在将近春分秋分的时候最为剧烈一样。并且,有如在一场暴风雨之前,有中虚的大风和海波底暗涨一样,国家中也有这样的东西:他(太阳)常给警告,预示暗潮将发,并预示叛逆与潜袭即将来临。毁谤与无视法律,背叛国家的言辞,当它们是多见而且公开的时候;还有那些与之类似的不利国家,屡屡传播上下而易为人所信的谣言,这些都是祸乱将来底预兆。委吉尔在叙述谣言之神底家世的时候说她是巨人们底姊妹之一:地母因恼怒众神遂生了她——这巨人族最后的一名——可亚斯和安塞拉都斯的妹妹。好象“谣言”是以往的叛谋之遗留似的;但是谣言也确实是将来之叛乱的前奏曲。然而委吉尔所看到的也是对的,就是叛乱的举动和叛乱的谣言其间的差异甚少,有如兄弟之于姊妹,阳性之于阴性一样,尤其是在国家最良好的举措,本是最值得称扬,应当得到最大多数底欢心的,然而竟被加以恶意的解释而受诽谤的时节为然:因为这是表明很大的妒恨之心的,如同泰西塔斯所说的一样:“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举措和坏的举措同样地触怒人民”。但是因为这些谣言是变乱的朕兆,遂以为用过分严厉的手段压制这些谣言就是一种止乱的方法,这也是不然的。因为不如蔑视这些谣言倒常常是最好的制止他们的方法;到各处去设法禁止他们反而使群疑延长。 还有泰西塔斯所说的那种服从是应当提防的。“他们虽是愿意服从的,但是乐于批评而不乐于服从长官底命令”。争论、自恕,对命令和指示加以吹求,是一种脱离羁绊的举动,一种叛逆的试验;尤其当在争论之中,主张服从者出言畏缩小心而反对服从者畅言无忌的时候是如此的。又,马基亚委利见得极是,他说那应当为民之父母的人君若自成一党,偏向一方的时候,那就有如一只因载重不平衡而倾复的船一样;这在法兰西王亨利第三之世可以很明显地看得出;因为他自己先加入同盟,要消灭新教徒;此后不久,这个同盟就转过来对付他本人了。因为人君底权威若被造成为仅仅是某一种目的底帮手,并且在君权底维系之上有束缚力更大的维系的时候,那就是作帝王者差不多要受驱逐的时候了。再者,当冲突、互诟和党争,公开而无忌惮地进行的时候,那就是一种朕兆,见得对政府的尊敬心已经消失了。因为一个政府里的大人物们底举动应当如老派天文学中所说的第九重天之下的诸行星底动作一样,就是,每个行星受一种更高的动律底支配,很迅速地转着,而在自己底私动中则是很柔和的。因此,当大人物们在私动中动得暴烈,并且有如泰西塔斯底名言,“其自由与臣道不符”的时候,这就足见天体是失了常轨了。因为“尊崇”是上帝以之维护人君的;而上帝警告他们的时候说是要解除的也就是这个:“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即指此也。因此,当政府底四大柱石(那就是宗教、法律、会议和财政)之任何一个大受动摇或变为软弱的时候,人们就不得不祈祷上天赐与平和的天气了。但是我们现在且离开这关于预兆的一部分(然而关于这一部分在下文中也还可以得到点发明)而先说叛乱的材料,再说它们底动机,第三,再谈防止之道。关于叛乱底材料。这是很值得考虑的,因为最妥的预防叛乱的方法(假如时代允许的话)就是取消叛乱底材料。因为要是有了预备好的柴薪,那就说不定那要使它们燃烧的火星子是要从那一方面来了。叛乱底材料有二;多贫与多怨是也。有多少破产者就有多少喜乱者,这是一定的。鲁侃对于罗马在内战前的情形说得极是! 从此来了噬人的重利,贪馋的利率奔向结帐之日;从此来了动摇的信用,和那于多人有利的战争:这个“于多人有利的战争”就是一种确实无讹的朕兆,表明一个国家将有叛逆和变乱。并且假如这种上流阶级底贫乏与破产和普通人民底穷困连在一起的话,那末祸患是近而且大的。因为肚子底作乱是最厉害的作乱也。至于怨愤,它们在政治团体之中就有如人底肉体中的体液一样,它们是会聚积一种异乎寻常的“火”而发炎的。为人君者切不可以这些怨愤之正当与否为衡量这种危险之大小的标准:因为那样就是把一般人想象得过于合理了;而他们其实是常常会拒绝于自己有益的事物的。也不可以这个为标准——就是怨愤所自生的痛苦在事实上是大是小:因为有几种怨愤其中的畏惧之情远超痛苦之感者,这种怨愤是最危险的。“痛苦是有限制的,而恐怖是无限制的”。再者,在严厉的压迫之中,那激刺人底耐性的事物同时却也能制伏勇气;然而在恐怖之中则不如此也。任何君主或国家也不要因为怨愤虽常有或久有而并无危险发生,因此对之不加提防:因为固然每一股水汽或雾气不一定就成为暴风雨,然而暴风雨,虽然往往会搅扰一阵就过去了,可是终久要大下一场的,西班牙成语说得好:“绳子终久要被最无力的拉扯弄断的”。叛乱底原因和动机是,宗教改革、赋税、法律与风俗底变更、特权底废除、普遍的压迫、小人底擢升、异族底阑入、饥馑、散兵、趋于极端的党争、以及任何激怒人民使之为一种公共的目的而团结起来的事物。关于叛乱底救济,有些普通的预防之策我们再说一说;至于专门的治疗,必须合乎特殊的病症;所以这个不能由理论处理,而必须留给朝议。第一种救治或治疗的方法就是尽其可能地把我们以上说过的叛乱之物质原因取消,这个物质原因就是国内的贫乏。要达到这种杜绝乱源的目的就应当采取如下的方法:便利并均衡贸易;保护并鼓励工业;禁除游荡;以节俭令制止消耗与浪费;改良并垦殖土壤;调剂物价;减轻贡赋,以及类此的方法。就一般而论,应当预先注意使国内的人口(尤其是没有受战争底斫伐的时候)不要超过国内养人的资源。又人口也不可仅以数目来计算;因为一个较小而消耗过于生产的人口比一个较大而消费低生产多的人口其破坏国家更为迅速也。因此贵族及其他官爵底人口增加如果超过了与平民底人口增加的正当比率,这个很快地就能把一个国家带到贫困的境地;僧侣过多也能如此;因为他们都是不事生产的;同样地,人民之受教育者如果多过了可以养他们的官职的时候,也是如此。类此,也应当记忆者,就是任何一国底财富之增加既必须靠在外国人方面取利(因为任何事物有得之者即必有失之者)那末只有三种东西是一国可以售与他国的:就是天然的物产;人造的物品;运输。因此,若是这三个轮子轮转不息,则财富将如春水一样地流通了。再者,事情往往如此,就是“工作胜于物质”,那就是工作和运输比物质为更有价值,更能增加国富;如荷兰人就是很显明的例子,他们是全世界享有最良好的地面上的矿产的国家。最要者,要妥筹良策,使国内的珍宝钱财勿入于少数人之手,如不然者,一个国家可以有很大的财富而仍不免于饥饿也。金钱好似肥料,如不普及便无好处。要使它普及,主要就在禁止或严厉约束那些贪馋的生意,如高利贷、垄断、广大的牧场、以及类此的种种。说到消除怨愤或至少消除怨愤底危险,我们知道每个国家里都有两种臣民:贵族与平民。在二者之中只有一种是心怀怨愤的时候,那危险是不大的;因为平民若没有上流阶级底挑拨,是动作迟缓的;而上流阶级,若群众不能或不准备自己有所举动的话,则他们底力量是不够大的。所以当上流阶级等待着在下的民众起了骚动以便明示他们自己底态度的时候那就是危险的时候。诗人们寓言说众神想把久辟特困缚起来,这种图谋被久辟特听见了,于是从帕拉斯之计召百臂的布瑞阿瑞欧斯来帮助他。这无疑地是一种譬喻,是表明为人君者若能确得一般平民底欢心则是如何地平安的。予人民以相当的自由使其痛苦与不平得以发泄(只要发泄的时候不要过于不逊或夸张)是一种安全的方法。因为那压抑体液及使伤口的血倒流入内的人是将有恶疡及险疮的危险的。在与怨愤有关的情形中,埃辟迈修斯底所为是很适于普罗密修斯的;因为再没有比他底所为更好的预防怨愤之法也。埃辟迈修斯在许多的痛苦与祸患飞到外面之后,终于盖上了盖子,把希望留在了箱子底上。无疑地,得宜而巧妙的对于希望的培养及抱持,以及导引人们从这个希望到那个希望,这种办法真是治疗和救济怨愤之毒的最好的良药。而一个政府当其不能以满足人民底欲望而得人心的时候若能以使他们有希望而得之,并且当其能办事办得使任何祸患也不能显得全无救济之道,而总要使它显得有解决的希望的时候,那就确实可见其为一个贤明的政府当局了。后者较易做到,因为个人和党派双方都易于阿谀自己,或者至少也易于装出不相信某事是没有希望的样子的。又,使国内不容易有适当的首领可以招聚或领率不平之徒者,这种先见和预防是一种虽为人所已知而仍然很优良的警戒之策。所谓适当的首领者,就是有大度和大名的人,受心怀不平的党派底信任和尊仰的人,被认为他在自己本人的利益上也有所不满的人。这样的人应当把他或者是拉拢过来并使之与政府和好,而这种事还得要结实真确地做到,或者使他受同党中另一个人底争衡,使其名誉分削。一般地说来,分裂一切将不利于政府的党派集团,使之自相为仇,或者至少互不置信,不能算是一种顶坏的治疗怨愤之方。因为假如赞成政府底措施的人们充满了不和或党争而反对政府者乃是齐心一致的话,那情势就真是危险之至了。常见有些从人君口中出来的机警锋利的言语曾燃起叛乱之火。恺撒曾以“苏拉不文,所以不会独裁”一语给自己为害无穷,因为这句话使一般希望他早晚会放弃独裁的人完全失望了。加尔巴以“我不收买兵士而征募兵士”一语自戕,因为这句话使兵士们都失了赏赐之望了。同样地,普罗巴斯,以“假如我活下去,罗马帝国将不再需要兵士了”一语自戕,因为这句话使兵士们大为失望。类此者甚多。无疑地,为人君者,在危险的事件上和不安的时代中,须要慎其所言;尤其是这些短短的言辞,它们飞行如箭,并且被人们认为是从君王底私心中无心泄露出来的。至于长篇大论,则是干燥无味的东西,不如这些话之受人注意也。最后,为人君者,为预防一切起见,当在身旁常有一位或数位有勇略的大将,为削除叛乱的萌芽之用。若没有这样的人,则变乱一起,朝廷中即惊惶失措矣。并且政府所冒的危险将如泰西塔斯所云:“虽然很少人敢做这样至丑极恶的叛国之举,但是却有多人愿意这种事实现,而一般人都是准备赞成这件事的——当时的人心如此”。但是这样的军人须要可靠而且有好名誉,不可喜党争而结欢于众;他并且还须与政府中其他的大人物相得;否则那治病的药就要比疾病本身为害更烈了。十六 论无神论我宁愿相信《金传》,《塔尔木经》及可兰经中的一切寓言,而不愿相信这宇宙底体构是没有一个主宰的精神的。同此,上帝从没有创造奇迹以服无神论,因为神所造的日常的一切就足以驳倒无神论了。一点点儿哲学使人倾向于无神论,这是真的;但是深究哲理,使人心又转回到宗教去。因为当一个人底精神专注意许多不相联贯的次因的时候,那精神也许有时会停留在这些次因之中而不再前进;但是当它看见那一串的次因相连相系的时候,它就不能不飞向天与神了。不特此也,就是那最以无神论见诟的哲学学派(即莱欧西帕斯,德谟克瑞塔斯,埃辟寇拉斯一派)也最为证实宗教。因为主张这宇宙万物底秩序与美是不经一位神圣的领袖之主持而由四种可变易的原素和一种不可变易的第五原素,适如其分而永久如此地安排的,造成的,这种学说较之那主张这宇宙万物底秩序与美是全仗着一大群无限小,无定位的原子之说,其可信当在千倍也。《圣经》上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但是并不曾说:“愚顽人心里想”;其意思就是这话是愚顽的人从着习惯给自己说了,以为是他愿意相信的,而并不是他能够完完全全地相信的。因为除了那些主张无神可以于自己有利的人们之外,没有人否认神底存在的。无神论者总在谈论他们底主张,好象他们自己心中觉得不甚妥实而乐意有别人底赞同来扶助自己似的,由此最可见无神论是口头上的而不是心里的。不特此也,谁都看得见无神论者努力吸收信徒,和别的宗教派别一样。并且,最要者,你还可以看见他们之中有些宁愿为无神论受刑而不愿反悔;然而如果他们真相信没有神这样东西,为什么他们要给自己找苦恼呢?埃辟寇拉斯曾说神明是有的,不过他们是逍遥自在,不问世事的。以此见责于世,以为他说这话的时候不过为了他底名誉的缘故而作伪罢了。人说他这话旨在骑墙;其实他心底里以为是没有神的。但是,无疑地,他这是受诽谤了,他底话是高贵而且虔诚的。“渎神之举不在否认世俗所谓的神灵,而在以世俗之见加之于神灵”。就是柏拉图也不能说得比这更好。再者,埃辟寇拉斯虽然有胆量否认神底施为,却没有能力否认神底性质。西印度人有他们底各神底名字,却没有上帝底名字(就好象假设异教徒有久辟特、阿波罗、马斯等等名字而没有“神”之一字似的);这就足见甚至这些野蛮人也有关于神的观念,虽然这些观念是没有文明人关于神的观念之广大与精深的。因此,在反对无神论者这一宗事上,野蛮人和最深远的哲学家是在一起的。思想家的无神论者是很少的:一个戴俄高拉斯、一个巴昂、也许一个鲁先和其他的几位而已;然而就连他们也好象外表胜于实际,因为凡是对于既立的宗教或迷信倡异议的人总被反对者加以无神论者之名也。但是实实在在的无神论者乃是伪善者;他们老在搬弄神圣的东西而毫无所感;因此他们终久是要被炙的。无神论底原因是:宗教分成多派(因为任何分为主要的两大派是会增加人底热诚的;但是派别过多就要引起无神论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僧侣底失德;就如圣波纳所说的情形一样:“我们现在不能说僧侣有如一般人,因为一般人现在是比僧侣强了”。第三个原因是一种亵渎和嘲弄神圣事物的风习,这种风习一点一点地毁损了宗教底尊严。最后还有一种理由,就是学术昌盛的时代,尤其是同时享有太平与繁荣的时代;因为祸乱与困厄较能使人心倾向宗教也。否认有神的人是毁灭人类底尊贵的;因为人类在肉体方面的确是与禽兽相近的;如果人类在精神方面再不与神相类的话,那末人就是一种卑污下贱的动物了。同样,无神论也毁灭英雄气概与人性底提高;如以一条狗为例,看他在发现自己受一个人底护持的时候显得是如何的高贵勇武,一个人对于他就是一位神灵,或者是一种更高的品性;这是由于那条狗对于一种较自己底天性更高的天性有信仰的原故。这种勇武显然是那个动物若无这种信仰则永不能达到的。人也是这样,当他信赖神灵底保护及恩惠,并以之自励的时候,就能聚积一种力量和信心来,这种力量和信心单凭人性底本身是得不到的。因此,无神论在一切的方面可恨,在这一方面也如此,就是它削夺了人性所赖以自拔于人类底弱点的助力。这在个人如此,在民族亦如此,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有如罗马之壮伟者。关于这个国家且听西塞罗之所言:“无论我们自视多高,然而我们在人数上胜不过西班牙人,在体力上胜不过高尔人,在狡黠上胜不过迦太基人,在艺术上胜不过希腊人,并且在那些天生的,属于人民与土地的乡土之感上,连土著的意大利人和拉丁人也胜不过;然而在慈孝上,在宗教上,并且在那唯一的大智慧上——就是认明世间底一切是由众神底意志管理并支配的——在这些上我们是胜过一切的国家与民族的”。十七 论迷信关于神、宁可毫无意见,也比有意见而这种意见是与神不称的好。因为前者是不信而后者是侮辱也,迷信则的确是侮辱神明的。关于这一点普卢塔克说得很好。他说:“我宁愿人家说从没有过普卢塔克这么一个人,而不愿人家说从前有一个普卢塔克,他底儿女一生下来他就要把他们吃了。”——就如诗人们关于塞特恩的所言一样。这种对神的侮辱越大则其对人的危险也越大。无神论把人类交给理性,交给哲学,交给天然的亲子之情,交给法律,交给好名之心;所有这些东西,虽没有宗教底存在,也可以引导人类使有一种外表上的道德;但是迷信却卸除这一切,而在人底心里树立一种绝对的君主专制。因此,无神论从没有扰乱过国家,因为无神论使人谨慎自谋,因为人们除了自己底福利而外没有别的顾虑也:所以我们看见那些倾向无神论的时代(如奥古斯塔斯大帝之世)都是太平时代。但是迷信曾经扰乱过许多国家,它带来了一个新的第九重天,这第九重天是要把政府底诸天都强引得离开常轨的。迷信底主人公是民众;在一切迷信之中,有智的人是随从着愚人的,并且理论是跟着一种颠倒的次序,拿来适应行为的。在串特会议中——在该会议中经院派的学者们是很占优势的——有些高级教士曾有如下的意味甚深的话。他们说经院派中人有如天文学家。天文学家假设离心圈、本轮、及此类的轨道诸说以解释天文上的现象,虽然他们知道是没有这种东西的;同样,经院派的学者们构造了许多奥妙复杂的原理和定律以解释教会底行为。迷信底原因是:悦人耳目诸官的礼仪;过度的注重外观与法利赛式的虔诚;对传习的过度尊崇,这种传习是一定要给教会加以压迫的;高级僧侣为私人底野心或财富而设的计谋;过于爱重个人底“良好用意”,而这种用意是足以引起自专及标新立异的;以人间的事理而测度神明,这是一定要产生杂乱的狂想的;最后,还有野蛮的时代,尤其是与灾祸有关的时代。迷信若无遮掩则是一种残缺丑恶的东西;譬如一只猿猴,因为它太象人了所以更加丑恶;所以迷信的类似宗教之处也使其更为丑恶。又,有如好肉腐化而成小蛆一般,良好的仪式及规律也可以腐化而成为许多琐细的仪节。有时人们以为他们若对于以往的迷信离得最远那就是最好的行为,在这种时候就有了一种反迷信的迷信;因此应当留心不要(象涤除体内积毒而施术不善时所发生的情形一样)把好的同坏的一齐去掉了;这种事情当一般民众来做改革家的时候是会做出来的。十八 论游历游历在年轻人是教育底一部分;在年长的人是经验底一部分。还未学会一点某国底语言而即往某国游历者可说是去上学,而不是去游历。少年人应当随着导师或带着可靠的从者去游历,愚亦赞成;只要那导师或从者是一个懂得所去的国中底语言,并且曾经到过那里的就是了;因为如此他就可以告诉那同去的少年在所去的那个国家里何者当看,何人当识,并有何种的阅历训练可得也。如不然者,少年人去到外国将如鹰隼之戴着头巾,不会怎样往外面看也。在航海的时候,除了天和海以外,别无什么可看的,然而人们却常写日记;在陆地上旅行的时候,可观察者甚多,而人们却常省略写日记之举;好象偶见的事物比专心去观察的事物反倒较为值得记载似的,这是很奇怪的。所以日记是应当记的。在游历中应当观览考察的事物是:君主底朝廷,尤其是当他们接见外国使臣的时候;法庭,当他们开庭问案的时候;还有宗教法院;教堂及僧院,和其中遗留的纪念品;城市底墙垣与堡垒;商埠与港湾;古物与遗迹;图书馆;学院,辩论会,演讲,(如果有的话);航业与海军;大城附近的壮丽的建筑与花园,武库;兵工厂;国家仓库;交易所;堆栈;马术训练;剑术;军操,以及此类的事物;上流人士所去的戏院;珠玉衣服之珍藏;木器与珍玩;并且,最后,任何当地值得记忆的事物。关于这一切那做导师或仆人的人们是应当仔细访问的;至于那些盛典、宫剧、宴会、婚礼、出殡、杀人以及类此的景象,是无须乎令人记忆的;然而也不可把它们忽略了。如果你要一个年轻人把他底游历限于一个小的地域,并且要他在短时间内得到许多知识的话,他就一定非如此做不可。第一,如上所述,在他去的以前他一定要稍会所去的国中底语言。又如上述,他也得有一个熟习那个国家底情形的仆从或导师。他也得随身带上些描述他所要去的国家的地图或书籍;这些书籍对于他底访问观察将为一种良好的引导。他也应当记日记。他在一个城或镇中不可住的过久;他居留期间之长短应当合乎那地方底价值,但是不可过长。不但如此,当他住在一个城市中的时候,他应当把住所由城市底一端或一部分迁移到另外的一端或一部分;这样就大可以吸引许多相识了。他应当和他底本国人分开,不要常常来往,并且在那可以遇见所在国中底上流人士的地方吃饭。在他从一处迁往别处的时候,他应当设法得到介绍,可以往见所去的地方底名人,为的是这人可以在他所想见到或了解的事物上替他帮忙。如此他就可以缩短他底游历底期间而同时获得不少的益处了。至于说到在游历中应当寻求的友谊,那最有益处的就是和各国使节底书记或私人秘书的交际,如此,一个人虽在一国中游历却可以吸收关于许多国家的知识也。这个游历的人也应当去见各界中在国外有大名的名流或巨子;为的是也许他可以看出来这些人底真正为人与他们底声名有多少相符之处。至于争斗,那是务须谨慎避免的。争斗底原因普通多是为情人、饮祝、座次以及言语的。一个人并且应当注意如何与善怒喜争之人交往;因为这些人是会把他卷入他们自己底争斗中的。一个旅行者回到本国之后,不可把曾经游历的国家完全置之脑后,而应当与他所结交的最有价值的异国朋友继续通信。再者,他底游历顶好是在他底谈话中出现而不要在他底服装和举止中出现;而在他底谈话中他也顶好是审慎答问而不要争先叙述他底?历;他并且应当让人家看他并不是以外国底习惯来替代本国底习惯,而仅仅是把他从国外学来的某种最好的事物移植入本国底风习中而已。十九 论王权所欲者甚少而所畏者甚多,这种心理是一种痛苦可怜的心理;然而为帝王者其情形多是如此。他们因为尊贵已极,所以没有什么可希冀的,这就使得他们底精神萎靡不振;同时他们又有许多关于危难暗祸的想象,这又使他们底心智不宁了。这也就是《圣经》中所谓“君心难测”的那种情形底原因之一。因为畏忌多端而没有一宗主要的欲望可以指挥并约束其余的欲望,这种心理会使得任何人底心都是难以测度也。因此有许多君王常为自己造欲望,并专心于细事;这些细事有时是一座建筑,有时是建立一个教宗,有时是擢升一人,有时是要专精一艺或一技,如尼罗之于琴,道密先之于射,可谟达斯之于剑,卡剌卡拉之于御,以及类此者皆是也。这对于那些不知道下列的原理的人好象是不可思议的,那原理就是人底心理乐于在小事上得益,而不乐于在大事上滞留。我们也常见那些在早年曾为幸运的胜利者的帝王,因为他们不能永远进取,而在幸运中不得不受限制的原故,在晚年变为迷信而且寡欢;例如亚历山大大帝,代奥克里贤;还有我们都记得的查理第五,以及其他的君王之所为是也。因为那一向惯于进取的人,在后来碰了钉子的时节,不免要自轻自贱,非复故我的。现在且说王权底真气质;那是很不容易保持的;因为真的气质和失调的气质二者都是由矛盾冲突之物所成者也。然而搀和相反的事物为一事,交换相反的事物又为一事。阿波郎尼亚斯答外斯帕显的话是满含最好的教训的。外斯帕显问他:“招致尼罗底颠覆者是什么”?他答道:“尼罗善于调弦弄琴;可是在政治上,他把轴栓有时拧得太紧,有时放得太松了”。无疑地,忽然大施威迫,忽然过度松弛,这种不平衡不合时的政策之变换,再没有比它更能破坏威权的了。近代的讲人君之事者,其智多在巧避与转移临近的危难,而不在坚固合理的,使人君超然危难之上的常轨,这是真的。但是这种办法简直是与幸运之神争短长了。人们也应当小心,不可忽视或容忍变乱底资料之渐积,因为没有人能防止那星星之火,也没有人能够看出这火星子将从何方来也。人君事业中的艰难是多而且大的;然而其最大的艰难却常是在他们自己心里的。因为(如泰西塔斯所说)作帝王的人而有矛盾的欲望乃是常事也:“君王们底欲望多是强烈而又自相矛盾的”。盖权势底自然弱点就是想要达到某种目的而却不肯忍受那必需的手段也。为帝王者必须应付其邻国,后妃,子女,高级僧侣或教士,贵族,第二流的贵族或绅士,商人,平民,兵士;从所有的这些方面都可以兴起危难,假如他不小心谨慎的话。先说他们底邻国。关于这点除了一条永远可靠的定理外别无普遍的定理可说,因为情势是十分易于变化的。那一条永远可靠的定理就是为人君者应当监视不懈,毋使任何邻国(或以领土之扩张,或由商业之吸引,或用外交的手腕,以及类此的种种)强大到比以先更能为患于本国的程度。要预料并防止这种情形是政府中某项永久机关底工作。在从前三大君主——就是英王亨利第八,法王法兰西斯第一,皇帝查理第五——为欧洲领袖的时候,他们三位之中谁不能得尺寸之土,若果有一位得着了尺寸之土,其余的两位立刻就要把那种情形纠正过来,其方法或以联盟,或以战争(如果必要的话),并且无论如何决不贪一时之利而与之讲和,其互相监视之严有如此者。又奈波尔斯王飞迭南,劳伦斯·麦地奇与卢道维喀斯·斯福尔察(二人都是霸君,一个是佛罗伦斯底,一个是米兰底)之间的那个联盟(即贵恰底尼所谓意大利之保障者)其所为亦与此相同。还有经院学派中某种学者底意见,以为无已成的伤害或挑衅的原因而作战,不能算是堂堂正正之师,这种意见是要不得的。因为敌人虽尚未给我们以打击,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恐惧临近的祸患,这也算是战争底正当原因,这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后妃,她们之中是有残酷的例子的。里维亚因为毒害丈夫而著恶名;罗克撒拉那,梭利满底王后,就是杀害那位出名的王子苏丹穆斯塔发的人,并且在别的方面也曾搅乱其家庭及嗣续;英王爱德华第二底王后在废除并杀害她底丈夫之举中是主要人物。因此,最当防范这种危险的时候,就是当那为后妃者为了要扶立自己底所生而有阴谋的时候,否则就是当她们有外遇的时候。至于子嗣,同样地,由他们而来的危难其所致的不幸也是很多的。一般地说来,父亲对儿子生疑忌之心者总是不幸的。穆斯塔发之死(上面已经说到的)对梭利满王室是一种致命伤,因为土耳其王室自梭利满以至今日的王位继承都有不正之嫌疑,恐是外来的血统;因为塞利马斯第二被人认为是私生子也。克瑞斯帕斯(一位非常温顺的青年王子)之见杀于康士坦丁努斯大帝,也同样地是他那个王室底致命伤;因为康士坦丁努斯底两个儿子,康士坦丁努斯和康士坦斯,都死于非命;他底另外的一个儿子,康士坦洽斯,结局也不见佳;他虽然确是病死的,但是他也是在玖利安努斯起兵之后死的。马其顿王腓力普第二底王子德米垂亚斯之死报在他父亲身上,因为他是悔恨而死的。类此的例子很多,但是为父亲的因这种猜疑之心而得到益处的例子却是很少或没有;唯有在做儿子的公然举兵反叛的时候,那可算是例外,如塞利马斯第一之征巴亚塞提,和英王亨利第二之三子是也。至于高级僧侣,在他们骄纵有势的时候,也可以由他们发生危险的,如安塞尔马斯和坎特白雷大主教汤玛斯·拜开提底时代尤是也。这两个人几乎以他们底圭杖与帝王底刀剑相争,而奇者,他们所与之抗衡者竟是坚强骄傲的君主,即威廉·鲁夫斯,亨利第一与亨利第二是也。这种危险并非来自僧侣阶级底本身,而是当他们倚仗国外的势力的时候才有的,或者在僧侣们进来及被选的时候,不受职于君主或任何个人而是由民众选出的,在这种时候,才有危险的。至于贵族,对他们稍为疏远也不为过;可是压抑他们,也许可以使为帝王者君权更专,但是不甚安全,并且不容易把他心中所欲的事做到。在拙著《英王亨利第七本纪》中常见及此点,即亨利第七是压抑贵族的,因此他底时代乃是充满着艰难与祸乱的;因为那些贵族,虽然仍旧忠于亨利,然而却没有在他底事业上与他合作。因此他就不得不自己来办一切的事了。至于那第二流的贵族,他们是没有什么危险性的,因为他们是一个散漫的团体。他们有时候也许放言高论,但是那是没有什么大害的;并且,他们是高级贵族底一种平衡力,使之不能增长得过于强大的;最后,他们因为是最与一般人民接近的掌权者,所以他们也是最能缓和民乱的。至于商人,他们可算是“门静脉”;要是他们不繁荣,那末一个国家也许有好的四肢,但是其血管将是空的,其营养将甚为贫乏。加之于他们的赋税很少能于人君底收入有益的,因为他在小处得来的在大处失去了,那就是各项税率固然增加,而商业底总额则减削也。至于平民,除非他们有伟大,多能的领袖,或者你对于宗教问题,或他们底风俗,或他们底生计加以干涉的时候,他们是没有什么危险性的。至于军人,当他们在一起过着团体生活,并且习于赏赐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危险阶级。如此的例子我们可于土耳其之亲卫兵与罗马之护卫军见之;但是训练一部分人,并分级予以武装,由好几个将帅统领,并且不加赏赐,则是自卫的举措而不含危险也。为人君者有如天上的星宿,能致福亦能致祸,受很多的尊敬但是没有休息。一切关于帝王的箴言,实际是包含在这两句铭语里的;“记住你是个人”和“记住你是个神或者神底代表”。头一句话约束他们底权力,后一句话控制他们底意志。二十 论谏议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信任就是关于进言的信任。因为在别的信托之中人们不过是把生活底一部分委托于人,如田地、产业、子女、信用,某项个别事务是也;但是对那些他们认为是言官或诤友的人,他们是把生活底全部都委托了;由此可见这些有言责的人是更应当如何严守信实与坚贞也。人君中极聪明者也不必以为借助于言论就有损于他们底伟大或有伤于他们底能名。 连上帝自己也是不能少它的,他并且把进言这件事定为他底圣嗣底尊号之一:就是“进言者”或“规劝者”。所罗门曾经说过:“安全是在忠言之中的”。凡事必有初动与次动;若不在言论底辩驳上颠簸,必将在幸运底波涛上颠簸,并且要有始无终,成败不定,好象一个醉人底蹒跚一样。所罗门底儿子发见了言论底力量,就如同他父亲发见了言论底必要一样。因为上帝所最宠爱的那个国家是最先由邪说分裂破坏的;这邪说有两个特点,这两个特点可说是天意特赋予它,以教训世人如何可以永远看出邪恶的言论来的;就是,这种言论,在人底方面,是年青人底言论;在事底方面,是主张暴力的言论。帝王与言论之一体相关而不可分离以及帝王当如何善用言论之道,这二者都由古人以譬喻说出了。其一,古人说久辟特曾娶米娣司,这位米娣司就是言论,古人借这个寓言表示君权是与言论一体的。其二就是这故事底下文,古人说久辟特娶了米娣司之后,她怀了孕。但是久辟特不肯让她等到生产的时候,反之,他把她吞入腹内,因此他自己竟怀孕在身,后来就由头中产生了全身披挂的帕拉斯。这个荒唐的故事暗寓君道底秘密;是说人君应当如何利用朝议的。第一,为帝王者应当把事务交付朝议,这就好象授胎使孕一样;但是当这些事务在议论底腹中已受?营,捏搓,造形之后,那时为帝王者就不让朝议去决断并支配这些事务,好象非仗着他们不可似的;反之,却要把事务拿回到自己底手里,并且要使世人看来那号令及最后的决断(这些号令及决断,因为它们发出的时候是审慎而且有力的,因此就可譬全副武装的帕拉斯)是从他们自己出的,并且不仅是从他们底威权,而且是从他们底脑筋及智谋而来的(这样就更可以增加他们自己底名望了)。现在且一谈言论底害处及其救济之道。求言与用言底害处其?人见及者有三。第一,事务为人所知,机密于是不固。第二,人君之威权减弱,好象他们作事不能全仗自己似的。第三是奸言底危险,所说的话于进言者比纳言者更为有利。因为这三种害处,所以意大利底理论和法兰西底实行(在某几位君王底时代)曾创密议或“内阁会议”之制;这是一种比疾病本身更坏的治疗术。说到秘密,为人君者不必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通知所有的言事之臣;反之,他是可以选择的。并且,那问人他应当怎样办的人也不一定要宣布他将要怎么办。然而为人君者却须提防,不可使事机底泄露,出自他们本身。至于那些秘密会议,下面这句话可为它们底座右铭,就是“我满是漏洞”(Plenusrimarumsum)。一个喋喋多言,以告人秘密为荣的人,其为害之烈,虽有许多懂得保密的责任的人也是挽救不过来的。有些事件需要极度的秘密,除了君主本人,不会有一两个以上的人知道的,这是真的;然而这一两个人底言论也不见得没有好处;因为,在保守秘密之外,这些言论还能继续依着同一方针进行而不受扰乱也。可是要达到这种情形,那为帝王者就必须要是一位明主,一位自己有力量办事的人君;并且那些参与机密的议事官也须是有智之人,尤须是忠于君主底目的者才行;英王亨利第七,他在最重大的事件中从不把秘密告诉任何人,除非是摩吞和福克斯,这就是一个例子。至于威权之减弱,上述的寓言已经表明那补救之道了。不特如此,帝王底尊严与其说是因为他们参与议论而削减不如说是反而增高了;并且从来也没有过人君因为接受言论而失去臣仆的;惟有在某一个言事的人不次升擢或某几个言事的人组织过密的时候,那算是例外;但是这些情形是容易发觉并补救的。再说那最后的一件害处,就是人们会存私心而进言。无疑地,“他在地面上将找不到忠诚”这句话底用意是形容一个时代而非指所有的个人的。有些人底天性是忠实、诚恳、质朴、爽直,而不是狡猾曲折的;为人君者当首先把有这样天性的人吸引到身边来。再者,言事之臣并非都是团结一致的,反之,他们常常是一个监视一个的;因此若有一个人底言论是为党争或私心而发的,这种情形多半是要传到君主底耳朵里来的。但是最好的救治之方就是人君要懂得言官,如言官之懂得人君:“人君之至德在乎知人”。在另一方面,言论之臣也不可过于喜欢察究他们底君主底为人。一个参与言论的人底真正应有的品性是要通晓他底主人底事务而不是熟悉他底性格;因为这样他就会劝导他而不至于迎合他底脾气了。为人君者假如在听取他底议事诸臣的意见时能听取个人私下的意见,又能听取当众的意见,那是特别有用的。因为私下的意见是较为自由,而当众的意见是较为可重的。在私下,人们比较勇于表示自己底好恶;在公众中,人们较易受别人的好恶之影响,因此两种意见都采取是好的;并且在听取较为低级的人们底意见时,最好是在私下,为的是可以使他们畅所欲言;在听取较为尊贵的人们底意见时最好是在公众,为的是可以使他们出言慎重。为人君者若仅为事求言而不同样地为人求言,那末这种求言的举动就是空虚的;因为这样做,一切的事务就好象无生命的图象一般了,而办理事务的那种生气则全赖择人得宜也。要用人而征求意见时若仅依阶级为标准,以求其人品与性格,就好象在研究一种观念,或者一道数学题的时候分门别类的那种办法一样,那也是不够的;因为大错误之造成,或大识见之显出,都在用人得当与否也。古人说:“死了的人乃是最好的进言人”。这话说得不错:当活着的有言责者畏缩不敢言的时候,书籍是敢直言的。因此最好熟读书籍,尤其是那些曾经身历其境的人所作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