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与道家-2

禅宗的宗旨,正如释迦牟尼自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所说:"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云云,因此而知它在中国佛教中,本来便是秉承释迦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主旨所成的宗派,它与所有佛教各宗传承佛学的作法,显然是有不同的特点。如要研究禅宗,首先须得了解释迦一生说法四十九年,他的教法究竟是什么?从大处而言,我们都知道他遗教的经典,综合起来,有三藏(经、律、论)十二部(一切经分为十二种类之后,据《智度论》卷三十三所说:一、契经。二、重颁。三、讽诵。四、因缘。五、本事。六、本生。七、阿毗达摩,此译未曾有,或无比法。八、譬喻。九、论议。十、自说。十一、方广。十二、授记。此十二部中契经与重颁及讽颂三者,为经文上之体裁。余九部从其经文所载之别事而立名。)然而无论它是大乘或小乘的所有教法,只在方法上和程度上,略有授受的深浅不同而已,而它所要求达到解脱与涅槃的果位和目的,并无二致,换言之:涅槃果然也有大小乘的差别,大乘的无余涅槃,和小乘的有余涅槃在最高求证的见地上,和理论的极则上,显然是有程度深浅的不同,然而它趣向涅槃的目的,都是一致的。涅槃,是佛学的专有名称,它是代表宇宙万有与众生生命的身心总体,在它万机未动之初,身(生理)心(心理意识状态)一念不生的原始寂默情状中,它是寂然不动,超越形而上的体段,所以佛学为了形容它的绝对待、无形相、无扰动、无境界的境界,另行命名它是寂灭的情况;为了引申涅槃寂灭的功能,并非空寂如万物死亡的断灭,所以又说它是圆明清净的大觉。它以无相状之相,是其实相,所以它是超越思想意识,不是言语、文字、理论可以尽其极致的微妙法门,这是佛学全部教法中的一只正眼,也是所有佛教学理包藏的真正目的。那么,要求证得涅槃的人门方法,在人而言人,除了即从这个现成的身心着手以外,并无其他的妙法。而以这个身心的根本功能来说,生理和心理意识所有的作用,都是涅槃妙心的功能,古今中外,所有宗教、哲学、科学所要追求宇宙人生最后最高的目的;也就是要求证到这个。我们姑且借用哲学的名词来说,它就是宇宙万有和人生性命的形而上的本体,无论从那个立场,那个角度,命名它为佛、为天、为主、为上帝、为神、为道、为物、为心,以及加以种种的形容,取予种种的名称,无非是指这个。它穿上了宗教的外衣,便变成神化;它套上哲学的形相,便变为理念;它登上科学的宝座,便成为功能,但是无论如何去说明它,解释它,毕竟还不是这个的真正面目,因为只要一落言语文字的作用中,它便在意识思想的范围里打转,而意识思想所发生言语文字的知识作用,它的本身就是互相对待,交互变化所形成,并非绝对不变的真实。释迦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所有大众,都默然不语,不识他的宗旨所在,只有迦叶尊者,破颜微笑,释迦便说我有这个法门,"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与摩诃迦叶",这就成为禅宗开始教外别传的公案了。实际上,教是理,教外别传是"即此理,即此事",也便是"事理双融"直截了当的果实。花开花落,无非涅槃妙心,天机自在活泼泼的妙用,拈花者是谁?花是谁?能拈者是什么?所抬者是花?非花?是花在微笑?是迦叶在微笑?微笑者是谁?谁在微笑?迦叶在笑花的微笑?或是笑释迦拈花在多此一举?或者花在微笑释迦多此一拈?迦叶多此一笑?或为全是?或为全非?或为此中无是无非,花便是花?拈花便是拈花?微笑便是微笑?此中大有"鸯飞于天,鱼跃于渊"的气象?或为"瞻彼淇澳、箓竹猗猗"的境界?大有问题,或毫无问题,真是一番绝妙的作略与课题,然而它是那样的轻松,这样的平实。  由释迦的一拈花,迦叶的微笑开始,把释迦过去所有说法传心庄严肃穆的压力,一扫而空。犹如使人行遍千山万水,去找一个归宿,经历苍茫无涯的途程,最后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之处,忽然冲破一层薄如轻纱的迷雾,眼前一片平坦,草长驾飞,鸟啼花笑,无限生机,都来心头眼底,此时找到了身心性命的生命真实面目,别有会心,付之嫣然一笑。正如玄类大师所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滋味,迥非局外人可得想象而知,这真是涅槃妙心,教外别传的微妙法门,决非意识思议可及。到了中国以后,从达摩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只在片言指示之下,便使二祖慧可得到安心法门之后,经百余年间,五传而到六祖慧能,开展盛唐禅宗的规模,此后排宗的教法,如马祖道一禅师等人以次,大如释迦拈花,迦叶微笑的作略;或扬眉瞬目,或一棒一喝,或竖一指,或吹布毛,或见桃花而悟道,或间钟声而彻悟,大多都在平常日用之间,最平实的生活机趣里面,而彻悟到最奇特幽玄的妙谛,所谓言下顿悟,所谓明心见性,立地成佛的法门,就如此简便而已。  然而禅宗号称为佛法的中心,它教外别传的法门,既是如此的简便,那么,释迦一生的言教,以及印度与中国历代祖师,和高僧大德们的穷研"教、理、行、果",以求"信、解、行、证",而达到"闻、思、修、慧"的持戒、修定、证慧等学的努力,难道都是白费?都是骗人的玩意吗?其实不然,禅宗所谓的教外别传,只是对全般教理求得实证的教授法而言,并非在所有的教理以外,另有一个秘密心印的传授。无论是佛法与佛学范围以内的教理,或为教理以外的别传,它的真正目的,都在求证身心性命的根元。所谓心性本自圆成具足的涅槃之果,凡教理上说心,说性,号称真如、与如来藏性等等的名辞,都是指此而言而已。换言之,佛法所谓涅槃妙心的心,并非是指这个人我意识思维分别作用的心,它所谓心,所谓性,都是指宇宙同根,万物一体的真如全体的妙心,古人讲说佛理,与翻译佛学的时候,因为文字辞汇不敷应用,往往把它所指宇宙万有人我同体的中心,便用这个通常的心字来作代表;但把意识思维分别作用的心理的心、也用这个心字来作代表,所以便使后世研究佛学的人,认为这个思维意识的心,便是佛说的涅槃妙心的内涵,那就大有出入了。可是这个思维意识的心,当然也不外是宇宙万有,心物一如的真如妙心的一种机用,那是不可否认的,因此禅宗流传到晚唐、五代、宋元之间,法久弊生,渐渐紊乱,便有许多人把它和意识思维的作用,混淆不清,视为即此心理意识的心,就是禅宗所指的心地法门了。其中最大的变化,约有两路发展:(1)形成宋、元以后参禅的禅宗风气:使原始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法门,重新与小乘样观,以及采取禅那思维修为主的禅定合一,认为求证到心境专一,一心不乱的止静寂定的境界,便是禅宗的入手工夫,由此而产生禅宗的教法,以禅定静坐为主的"参话头"、"作工夫",或以默照(沉默)澄心等,便是禅的道理。(2)演变成儒学佛化的宋代理学:由心性本自具足圆成的理论,了解离尘出世游于方之外者,与人世利生,实行大乘菩萨济世之道,而此心性本然,都自不增不减、不垢不净的。于是儒、佛学理辗转交融,偏向人世,形成宋儒理学的门庭,现在我们就此禅宗在宋、元以后两路发展的大势,稍作说明。  2.宋元以后注重参样的排风  参话头方法的兴起及其功用:中国的排宗,从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原始方法,经盛唐到五代之间,五宗宗派兴盛以来,再变为应机施教,在目前平实的一机一境上,指物传心的教授法以后,到了宋末元初之间,流弊所及,大多数便执着身心现前的境界,当作禅机,落于案臼,不知如夹山禅师所说:"目前无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的警语。因此,明眼宗师,如:大慧宗果、高峰原妙、中峰明本禅师等人,一再转变方法,便以提倡"参话头"的法门,作为禅宗的教授方法。从此经元、明、清以来,一提到禅宗的修法,因袭相沿,成为习惯,大多都以"参话头"、"起疑情"、"透三关"之说,为禅宗的不二法门,遂使禅宗在修为的流弊上,走向默照(沉思静默)、止静的境界,成为唯一的方法。古人所谓:"试扣禅关,遍参丛席,误了几多年少!""积雪为粮,磨砖做镜、多少到头空老!""谁识得绝想崖前,无阴树下,杜宇一声春晓?"便是这个流弊所生的结果,现在就"参话头"等方法上,作概略的介绍与简论,以便大家明白后世禅宗演变成今天没落局面的原因:  (1)参话头与止观、禅那的关系:"话头",用现代语的名辞来说,等于是"问题"或"疑问"等综合观念的涵意。但它和"问题"或"疑问"一辞,又有不同的性质,因为我们内心发生某一个问题时,就会运用脑神经的功能,可以漫无限止的去思维、观察、审辨、联想、推测、分析,一直到直认为已得答案,自认为得到满足;或者根本无法解决,保留它,或转入另一思想范围,变成另一情绪一一喜、怒、哀、乐的情况"话头",不是这样的,话头是一问题,但在话头上加一参字,叫做"参话头",那便和普通有怀疑的问题,有不同的作用了。"话头",当然是一个问题,古人叫它作话头,因为古人把意识思想的思维作用,与言语的关系,不分内外,都做为是一句话来看。例如现代江南一带流行的言语,如上海土话,要问人"你有什么问题?"或"你有什么事?"便说"有啥话头?"所以当任何一个思维意识起了作用的时候,便是一句话的开始。但是任何一句话,一个思维初动之时的动机,它从哪里来?过后又到哪里去?这种动念思维,和有问题本身的来源和去处,便是一个大问题。要找这个动念思维有问题本身的开端,便是"话头",它是一句话,一个问题的开端,"参话头"也就是参究这句话的来源和根源的方法,所谓参,包括有研究、揣摩、体会、观察、观照、静虑等等的综合作用。中国古人首先提出这个"参"字的用功方法的,是东汉的魏伯阳,他在修道与明自觉悟道的原理上,便提出"参"的一字方法。唐、宋以后的禅宗,是否是借用它的,或是偶合,因为资料的不足,不敢武断而定。禅宗既有参究一法的形成,到了明、清以后的排宗,变本加厉,往往把"参话头",叫做"看话头",偏向于观照、静观的方法,变为观心与看顾念头的作用了.  (2)看念头:如果研究禅宗修持实证的方法,也就是普通所谓禅宗的作工夫,以及研究佛教各宗的实际修持方法,如天台宗的止观、净土宗的念佛、密宗的观想等等。那么,对于"念头"和"看念头"这个名辞,与念头的涵义与作用,应该有所了解。"念头",便是指心理思维意识的活动,以及情绪与生理习惯感觉的作用,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一概都叫它为"念头"。例如清末流行吸食鸦片烟的坏风气,在浙东一带,对有吸食鸦片烟有"瘾"的人,在它"瘾"发的时候,便说他是"念头"来了。人生的念头,仔细分类起来,太多了,在情绪上的喜、怒、哀、乐,以及佛学所说心理上基本的三种劣根;贪、嗔、痴,(杀、盗、淫)乃至如小乘《俱舍论》宗所分析的八十八个结使,与大乘唯识宗所说的五十三个心所,和八个识所包括的范围等等,一言以蔽之,统名之为"念头"。明、清以后禅宗的"看顾念头",或简称为"看念头"的方法,便是观心的作用,我们在前面已经大略讲过,把规心起伏作用的方法,分为过去、现在、未来三段公式的说明,所以不必重复讨论_此外,用"参话头"、"照顾话头"、"看话头"的方法等来参禅,那便是修习止观法门一样,先以调身(调整生理)、调息(调整呼吸)等有为的修法做前趋,然后达到澄心静虑,初步使心志专一不乱的境界,属于止观的现行以前的止念范围,依此次第,循序上进,便是禅定所属四禅八定的历程,也在前面已经讲过,不必再说。由于制心一处,求得静止专一的境界,再起观照,审察心念的往来迹象,或者探究"话头"的答案,这便属于观行的范围,同于三止三观的修法,大体相同,稍有目的的差异而已。至于密宗的观想,与中国固有汉、魏以前道家炼神的修法,所谓"精义人神"、与"精思人神"的功用与方法,除了目的上的差异,与方式上的不同以外,大致并无两样,所以后来道家与道教的符咒,有许多便和密咒相同。  (3)参话头:明、清以来禅宗的"参禅"与"参话头",尽管它如何标榜"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招牌,但是它与唐、宋之间的禅宗,在教授法与形式上,显然大有不同。截然两样。它已经回复走入印度原始小乘佛法的禅观、禅那(禅定、思维修)止观、观想,以及中国正统道家上品丹法"精思"的综合范围。所以大多数真正学禅、参禅的人,与其说是禅宗,毋宁说在学道,反为恰当。然而"参话头"与"精思人神",真的完全一样吗?不然!不然!"参话头"的不同,就是它在禅定寂静的境界中,含有一个古今中外,人人要求解决而结果不能切实解答的问题存在。如果在参禅的进修过程中,得到四禅八定的必然境界与程序,这就叫做禅的工夫,而在这个禅定工夫的境界中,慧智豁朗。明悟证得这个大问题的根本,这就叫做豁然开悟的见地。总之,没有工夫的见地,便是狂慧妄想,没有见地的工夫,便是心外求法的外道禅与凡夫禅。那么,它在禅定的工夫境界中,参的什么"话头"呢?简单地介绍,话头可分为有义理的,与无义理的两种:  有义理的,如:"生从何处来?死向何处去?""念佛是谁?""念是何人?心是何物?"等等,以及南宋时代大慧宗果禅师,最喜欢用的,佛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为什么"僧问赵州和尚,狗子有佛性也无?"赵州答:"无。"这是什么道理?甚之,他教人只要参一个"无"字就可以了,这又是什么道理?  无义理的,如:"如何是佛"?"庭前柏树子。""麻三斤。""乾矢橛。"等等。  介于有义理与无义理之间的,便如一般所谓的"参公案",那是把古人悟道的史迹,参学悟道经过的故事,与他师弟之间问答的"话头",做为借镜,拿它的中心,用来参究自己的疑问,便叫做"参公案"。  元、明以后禅宗的"参话头",它既包涵这些作用,所以它和专门做禅定的工夫,以及止观、观想,与道家"精思人神"的修持作用,便大有不同了。  3.元明以后禅宗的三关界说与参禅的境界  禅宗在宋、元以后,由于"参话头"方法的流行,以及集体同修丛林制度的普及,天下各大禅林或禅院中的禅堂建设,到处都有相当的风规,于是出家袖子,行脚参学诸方,以天下为家,四海为室,随时随地,都可以在禅院丛林中,挂褡安居,只要抱住一个"话头",专心用工参究,讨褡长住禅堂,一年半载,或三五年,甚之,十年、二十年、以至于一生参禅到底,不管已悟未悟,话头永远是个话头,打坐参禅,永远也还在打坐参禅,如此等人,数不可计。所以在丛林制度的禅堂规模兴盛以后,原始排宗的真正慧命,渐渐就此断送,也正因为"参话头"与长住"禅堂"的风气,普遍流行,使向来以般若慧学为主的佛法心宗的禅。变为以打坐参样的禅定为主的禅风。于是执著境界,扩充宋代禅师们对机设教的教授法的三关之说,便大为盛行,因此而有指"破参"为明心的初关,见性为"重关",最后的证悟,为破末后"牢关"的传说。到了清初;雍正为了三关之说,还特别提出唯识宗法相学来作注解,认为"破初关",是了意识的事;"破重关",是了第七末那识的工夫;破末后"牢关",才是了第八阿赖耶识的事。其实,这都是后世参学禅宗的人,脱离不了禅定境界的窠臼,以做工夫的禅定境界,做为划分层次的界说,纵使与虚空合一,森罗万象,都在一片心中,仍然还在心意识的范围中打转,还是离不开身心互相关联的变化,如果要详细加以分析,一为时间不许可;二为对于禅宗心地法门,真实下过工夫,有经验的不多,姑且略而不谈。三、禅宗概要(三)(六)禅宗与理学的关系  其次,一般讲到禅宗,以及研究禅宗的资料,都在宗师们的语录,以及语录的汇书,如《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指月录》等著作里,寻找或欣赏禅师们悟道机缘的公案,与机锋、转语的妙趣,认为便是禅机,便是禅宗的心要。殊不知禅宗既然号称是佛法心宗的中心,关于佛法所有的修持行为,如戒、定、慧等细行,岂有完全略而不谈之理,所以只认机锋妙语做禅宗的,使人于元明以后狂禅的流弊,甚之,使明儒王阳明之学,也连带受此冤诬;同时,因为阳明之学的流弊,更使禅宗连带受谤。事实上,如果用心研究历代悟道者前后的言行,只要仔细留心历代高僧禅德们的传记,以及专记宋代以后禅师们言行录的《禅林宝训》一书,便可了解真正禅宗宗师们关于修行的品德,是如何的有肃然可敬的风范,并非徒事空言,专谈机锋便以为禅;亦非专以默照(沉默)静坐,便是禅的究竟法门。而且由此可知唐、宋以来禅师们影响中国知识分子教育思想的精神,它是如何的配合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何以会形成宋代儒家理学的原因所以了。  现在为了简便,暂且举出禅宗的佛学思想,与北宋开创理学几位大儒的理论,作一比较,大家便可知道他们受到佛学思想熏陶渊源的所自了,但是我说的影响与比较,并非就是照钞或翻版,只是限于影响,而且更没有批判他们优劣的意思,这点我须有慎重而保留态度的声明。不过,宋代理学的大儒们,在他们毕生治学的历史记载上。都有过"出入佛老"若干年的纪录,然后又有好像憬悟知非的警觉,认为人禅为逃禅,人道为适世,便又翻身人世,归于儒家思想,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态度,不管他们后来是如何的推排佛、老,但在他们治学的过程中,有互相吸收融会的地方,那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例如:周濂溪的学说,如他的名著《通书》,及《太极图说》等,骤然读之,完全在阐扬《周易·系传》与《中庸》的内义。实际则为融会佛、道两家学术思想,尤其偏向于原始儒、道不分家的道家,与老子的思想。  程明道(颢)的名著《定性书》,如:"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出庄子语意),无内外,苟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且以己性为随物于外,则当其在外时,何者为在内?是有意于绝外诱,而不知其性之无内外也。既以内外为二本,则又乌可遽语定哉……今以恶外物之心,而求昭无物之地,是反鉴而索照也"等语,大都择合《庄子·齐物论》的内义,融会禅宗三祖僧璨大师《信心铭》的道理。  《信心铭》:  至道无难,惟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毫厘有差,天地悬隔。欲得现前,莫存顺逆。违顺相争。是为心病。不识玄旨,徒劳念静。圆同太虚,无欠无余。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莫还有缘,勿住空忍。一种平怀,泯然自尽。止动归止,止更弥动。惟滞两边,宁知一种。一种不通,两处失功、遣有没有,从空背空。多言多虑,转不相应。绝言绝虑,无处不通。归根得旨,随照失宗。须臾返照,胜却前空。前空转变,皆由妄见。不用求真,惟须息见。二见不住,慎莫追寻。才有是非,纷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万法无咎。无咎无法,不生不心,能由境灭,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两段,原是一空。一空同两,齐含万象。不见精粗,宁有偏党。大道体宽,无易无难。小见狐疑,转急转退。执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体无去住。任性合道,逍遥绝恼。系念乖真,昏沉不好。不好劳神,何用疏亲。欲取一乘、勿恶六尘。六尘不恶,还同正觉。智者无为,愚人自缚。法无异法,妄自爱著。将心用心,岂非大错。迷生寂乱,悟无好恶。一切二边,良由斟酌。梦幻空花,何劳把捉。得失是非,一时放却。眼若不寐,诸梦自除。心若不异,万法一如。一如体玄,兀尔忘缘。万法齐观,归复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动无动,动止无止。两既不成,一何有尔。究竟穷极,不存轨则。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尽净,正信调直。一切不留,无可记忆。虚明自照,不劳心力。非思量处,识情难测。真如法界,无他无自。要急相应,惟言不二。不二皆同,无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延促,一念万年。无在不在,十方目前。极小同大,忘绝境界。极大同小,不见边表。有即是无,无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须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虑不毕。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语道断,非去来今。  程伊川(颐)的名著《四箴》,除了发挥孔子的仁学以外,所有内外功用的内义,大如套用志公禅师等的偈颂相似,恕文繁不录,容待以后有机会,另作专题的研究。  至于张横渠(载)的名言,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与禅宗六祖慧能禅师的:'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又是辙迹相同,车轮各异而已。此外,张横渠的名著《东铭》与《西铭》,与明教契嵩禅师法语的精神与宗旨,可以互相发明:  明教嵩和尚曰: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道德之所存,虽匹夫非穷也。道德之所不存,虽王天下非通也。伯夷叔齐,昔之饿夫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皆喜。桀纣幽厉,昔之人主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皆怒。是故学者患道德之不充乎身,不患势位之不在乎己。  明教曰:圣贤之学,因非一日之具。日不足,继之以夜,积之岁月,自然可成。故曰:学以聚之,问以辩之,斯言学非辩问,无以发明。今学者所至,罕有发一言问辩于人者,不知将何以禅助性地,成日新之益乎。  明教曰:太史公读《孟子入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不觉置卷长叹!差乎!利,诚乱之始也。故夫子罕言利,常防其原也。原者,始也。尊崇贫贱,好利之弊,何以别焉。夫在公者,取利不公则法乱。在私者,以欺取利则事乱。事乱则人争不平,法乱则民怨不服,其悻戾斗诤。不顾死亡者,自此发矣、是不亦利诚乱之始也。且圣贤深戒去利,尊先仁义。而后世尚有恃利相欺,伤风败教者何限。况复公然张其征利之道而行之,欲天下风俗正,而不浇不薄,其可得乎!  明教曰:凡人所为之恶,有有形者,有无形者。无形之恶,害人者也。有形之恶,杀人者也。杀人之恶小,害人之恶大。所以游晏中有鸩毒,谈笑中有戈矛,堂奥中有虎豹,邻巷中有戎狄。自非圣贤,绝之于未萌,防之以礼法,则其为害也。不亦甚乎!  邵康节(雍)的名著《皇极经世》,它的《内篇》举出元、会、运、世的规律,做为推测数往知来,关于历史与人事演变的数理,与象数的公式,与他的《观物外篇》等篇的理论实际都是融会道、佛两家学术思想的结晶,汇通于易学理、象、数的范围。元、会、运、世所用的三元甲子,循环往复,演变成为观察历史人事的中心,便是佛学成、住、坏、空四大劫原则的发挥,用以说明人类众生世界分段灾劫的道理。不过,他是以中国历史做中心,推算大劫中的小劫过程而已。  以上所举是有关禅宗影响宋代儒家理学思想的例子。为了研究参学禅宗与宋、明理学同学们的注意,切勿徒以口头禅语,或以机锋妙趣,认为便是禅的极则,现在拣要选录禅师们的几则言行如下:  大觉琏和尚,初游庐山,圆通讷禅师一见,直以大品期之。或问:何自而知之?讷曰:斯人中正不倚,动静尊严,加以道学行谊,言简尽理,凡人资禀如此,鲜有不成器者。  仁祖皇祐初,遣银珰小使,持绿锑尺一书,召国迈讷住孝慈大伽蓝。讷称疾不起,表疏大觉应诏。或曰:圣天子旌崇道德,恩被泉石,师何因辞?讷曰:予滥厕僧伦,视听不聪,幸安林下,饭蔬饮水,虽佛祖有所不为,况其他耶!先哲有言: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何日而足。故东坡尝曰:知安则荣,知足则当,避名全节,善始善终,在圆通得之矣。  大觉曰:舜老夫赋性简直,不识权衡货殖等事。日有定课,曾不少易。虽炙灯扫地,皆躬为之。尝曰:古人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戒。予人也!虽垂老其志益坚。或曰:何不使左右人?老夫曰:经涉寒暑,起坐不常,不欲劳之。  舜老夫曰:传持此道,所贵一切真实,别邪正,去妄情,乃治心之实。识因果,明罪福,乃操履之实。宏道德,接方来,乃住持之实。量才能,请执事,乃用人之实。察言行,定可否,乃求贤之实。不存其实,徒炫虚名,无益于理。是故人之操履,惟要诚实,苟执之不渝,虽夷险可以一致。  浮山远和尚曰:古人亲师择友;晓夕不敢自怠。至于执囗负春,陆沈贱役,未尝惮劳。予在叶县,备曾试之。然一有顾利害,较得失之心,则使这姑息,摩所不至。且身既不正,又安能学道乎。  五祖演和尚曰:今时丛林学道之士,声名不扬,匪为人之所信者,盖为梵行不清白,为人不谛当辄或苟求名闻利养,乃广炫其华烯,遂被识者所讥。故蔽其要妙,虽有道德如佛祖,闻见疑而不信矣。尔辈他日若有把茅盖头,当以此而自勉。  演祖曰:师翁初住杨歧,老屋败椽,仅蔽风雨。适临冬暮,雪霰满床,居不遑处。袖子投诚,愿充修造。师翁却之曰:我佛有言:时当减劫,高岸深谷,迁变不常,安得圆满如意,自求称足。汝等出家学道,做手脚未稳,已是四五十岁,讵有闲工夫,事丰屋耶?竟不从。  演祖曰:古人乐闻己过,喜于为善,长于包荒,厚于隐恶,谦以交友,勤以济众,不以得表二其心,所以光明硕大,照映今昔矣。  白云谓演祖曰:禅者智能,多见于已然,不能见于未然。止观定慧,防于未然之前。作止任灭,觉于已然之后。故作止任灭所用易见,止观定慧所为难知。惟古人志在于道,绝念于未萌,虽有止观定慧,作止任灭,皆为本末之论也。所以云:若有毫端许,言于本末者,皆为自欺。此古人见彻处,而不自欺也。  晦堂一日见黄龙有不豫之色,因逆问之。黄龙曰:监收未得人。晦堂遂荐感副专,黄龙曰:感尚暴,恐为小人所谋。晦堂曰:化侍者稍廉谨。黄龙谓化虽廉谨,不若秀庄主,有量而忠。灵源尝'问晦堂,黄龙用一监收,何过虑如此?晦堂曰:有国有家者,未尝不本此;岂特黄龙为然,先圣亦曾戒之。  晦堂谓朱给事世英曰:予初入道,自恃甚易。逮见黄龙先师后,退思日用,与理矛盾者极多,遂为行之三年,虽祁寒溽暑,确志不移,然后方得事事如理。而今咳唾掉臂,也是祖师西来意。  朱世英问晦堂曰:君子不幸,小有过差,而见闻指目之不暇。小人终日造恶,而不以为然。其故何哉?晦堂曰:君子之德,比美玉焉,有瑕生内,必见于外,故见者称异,不得不指目也。若夫小人者,日用所作,无非过恶,又安用言之!  晦堂曰:圣人之道,如天地育万物,无有不备于道者,众人之道,如江河淮济,山川陵谷,草木昆虫,各尽其量而已。不知其外,无有不备者。夫道岂二耶!由得之深浅,成有大小耳!  晦堂曰:久废不可速成,积弊不可领除,优游不可久恋,人情不能恰好,祸患不可苟免。夫为善知识,达此五事,涉世可无闷矣。  黄龙曰:住持要在得众,得众要在见情。先佛有言:人情者,为世之福田,盖理道所由生也。故时之否泰,事之损益,必因人情。情有通塞,则否泰生。事有厚薄,则损益至,惟圣人能通天下之惰。故易之别卦,乾下坤上则日泰。乾上坤下则日否。其取象损上益下则日益。损下益上则日损。夫乾为天,坤为地,天在下而地在上,位固乖矣,而返谓之泰者,上下交故也。主在上而实处下,义固顺矣,而返谓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是以天地不交,庶物不育。人情不交,万事不和。损益之义,亦由是矣。夫在人上者,能约已以裕下,下必悦而奉上矣,岂不谓之益乎。在上者蔑下而肆诸己,下必怨而叛上矣,岂不谓之损乎。故上下交则泰。不交则否。自损者人益。自益者人损。情之得失,岂容易乎!先圣尝喻人为舟。情为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水顺舟浮,违则没矣。故住持得人情则兴,失人情则废。全得则全兴,全失则全废。故同善则福多,同恶则祸甚。善恶同类,端如贯球。兴废象行,明若观日。斯历代之无色也。  黄龙谓王荆公曰:凡操心所为之事,常要百前路径开阔,使一切人行得,始是大人用心。若也险隘不通,不独使他人不能行,兼自家亦无措足之地矣。  黄龙曰:夫人语默举措,自谓上不欺天,外不欺人,内不欺心,诚可谓之得矣。然犹戒谨乎独居隐微之问,果无纤毫所欺,斯可谓之得矣。  黄龙谓隐士潘延之曰:圣贤之学,非造次可成,须在积累之要,惟专与勤,屏绝嗜好,行之勿倦,然后扩而充之,可尽天下之妙。  潘延之闻黄龙法道严密,因问其要。黄龙曰:父严则子敬,今日之规训,后日之模范也。譬治诸地,隆者下之,(穴洼)者平之,彼将登于千仞之山,吾亦与之俱。因而极于九渊之下,吾亦与之俱。使之穷,妄之尽,彼则自休也。又曰:(女句)之妪之,春夏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所以成熟也。吾欲无言可乎!  水庵一和尚曰:《易》言:君子思患而预防之。是故古之人,思生死大患,防之以道,送能经大传远。今之人谓求道迂阔,不若求利之切当。由是竞习浮华,计较毫未,希目前之事,怀苟且之计,所以莫肯为周岁之规者,况生死之虑乎!所以学者日鄙,丛林日废,纪纲日坠,以至陵夷颠沛,殆不可救。嗟乎!可不鉴哉!  (七)禅宗与中国文学  中国文化,从魏、晋以后,随着时代的衰乱而渐至颓唐之际,却在此时,从西域源源传入佛教文化,乃使中国的学术思想,突然加入新的血轮,因此而开展南北朝到隋、唐以后,佛学的勃然兴起,而形成儒、释、道三家为主流的中国文运。尤其在中国生根兴盛的排宗,自初唐开始,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洪流,奔腾澎湃,普遍深入中国文化的每一部分,在有形无形之间,或正或反,随时随处,都曾受到它的滋润灌溉,确有"到江送客掉,出岳润民田"的功用。我们就其显而易见,举出简单概略的实例,试加说明,供给研究禅宗与中国文化演变关系的参考:  1.隋唐以后文学意境的转变与排宗  从文学的立场而言中国文学,以时代做背景,以特殊成就的作品为代表,简单扼要而归纳它的类别,便有汉文、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清代的韵联与戏剧等演变程序。中国的文学,自汉末、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之间,所有文章,辞、赋、诗、歌的传统内容与意境,大抵不外渊源于五经,出入孔、孟的义理,涵泳诸子的芬华,形成辞章的中心意境,间有飘逸出群的作品,都是兼取老、庄及道家神仙闲适的意境,做为辞章的境界,如求简而易见的,只须试读《昭明文选》所收集的文章辞赋,便可窥见当时的风尚。在南北朝到隋、唐之间,唯一的特点,也就是历来讲中国文学史者所忽略的,便是佛教学术思想的输入,引起翻译经典事业的盛行,由名僧慧远、道安、鸠摩罗什、僧肇等人的创作,构成别成一格的中国佛教文学,后来的影响,历经千余年而不变,诚为难得希有之事。只因后世一般普通文人,不熟悉佛学的义理与典故,遂强不知以为知,就其所不知的为不合格,诸般挑剔,列之于文学的门墙以外,遂使中国文学的这一朵巨葩,又被淹埋于落落无闻之乡,正如禅师们所说:"我眼本明,因师故瞎",甚为可惜。  (1)诗:现在只就唐代代表性的作品,如唐诗风格的转变来说:由初唐开始,从上官体(上官仪)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杰,经武后时代的沈亻全期、杜审言、宋之问等,所谓"景龙文学",还有隋文学的余波荡漾,与初唐新开的质朴风气。后来一变为开元、天宝的文学,如李伯)、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到韦应物、刘长卿,与大历十才子等人,便很明显地加入佛与禅道的成分。再变为元和、长庆间的诗体,足为代表一代风格,领导风尚的,如浅近的白居易。风流靡艳的元稹,以及孟郊、贾岛、张籍、姚合。乃至晚唐文学如杜牧、温庭筠、李商隐等等,无一不出入于佛、道之间,而且都沾上禅味,才能开创出唐诗文学特有芬芳的气息,与隽永无穷的韵味。至于方外高僧的作品,在唐诗的文学传统中,虽然算是例外,大体不被正统诗家所追认,但的确自有它独立价值的存在。现在略举少数偏于禅宗性质的诗律,做为说明唐代文学与禅学思想影响的体例,诗人如王维(摩洁)的作品,有通篇禅语,如:  《梵体诗》:一兴微尘念,横有朝露身。如是睹阴界,何方置我人。碍有固为主,趣空宁舍宾。洗心讵悬解,悟道正迷津。因爱果生病,从贪始觉贫。色声非彼妄,浮幻即吾真。四达竟何遣,方殊安可尘。胡生但高枕,寂寞谁与怜。战胜不谋食,理齐甘负薪。子若未始异,诅论疏与亲。浮空徒漫漫,泛有定悠悠。无乘及乘者,所谓智人舟。讵舍贫病域,不疲生死流。无烦君喻马,任以我为牛。植福祠迦叶,求仁笑孔丘。何津不鼓掉,何路不摧(车舟)。念此间思者,胡为多阻脩。空虚花聚散,烦恼树稀稠。灭想成无记,生心坐有注。降吴复归蜀,不到莫相尤。  又如白居易:  《自解》:房传往世为禅客(世传房太尉前生为禅僧,与娄师德友善,慕其为人,故今生有娄之遗风云),王道前生应画师(王右丞诗:宿世是词客,前身应画师)。我亦定中观宿命,多生债负是歌诗。不然何故狂吟咏,病后多于未病时。  《读禅经》:须知诸相皆非相,若住无余却有余。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空花岂得兼求果,阳焰如何更觅鱼。摄动是禅禅是动,不禅不动即如如。  《感兴二首》:吉凶祸福有来由,但要深知不要忧。只见火光烧润屋,不闻风浪覆虚舟。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虽异匏瓜难不食,大都食足早宜休。  鱼能深入宁忧钓,鸟解高飞空触罗。热处先争灸手去,海时其奈噬脐何。尊前诱得猩猩血,幕上偷安燕燕窠。我有一言君记取,世间自取苦人多。  唐代方外高僧如寒山子的诗,他的意境的高处,进入不可思议的禅境,但平易近人的优点。比之香山居士白居易,更有甚者,他完全含有于平民化的趣味。对于寒山子的诗,大概大家都耳熟能详,所以想在下面少提一首,其他如唐代诗僧们的诗,确有许多很好的作品,如诗僧灵一:  《雨后欲寻天目山,问元骆二公溪路》:昨夜云生天井东,春山一雨一回风。林花解逐溪流下,欲上龙池通不通。  《题僧院》:虎溪闲月引相过,带雪松枝挂薜萝。无限青山行欲尽,白云深处老僧多。  《归岑山过惟审上人别业》:禅客无心忆薛萝,良然行径向山多。知君欲问人间事,始与浮云共一过。  又:诗僧灵澈:  《东林寺酬韦丹刺史》:年老心闭无外事,麻衣草履亦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  《闻李处士亡》:时时闻说故人死,日日自悲随老身。白发不生应不得,青山长在属何人。  此外如唐代的诗僧贯休、皎然等人的作品,都有很多不朽的名作,恕繁不举。  受禅宗意境影响的诗文学,到了宋代,更为明显,宋初著名的诗僧九人,世称九僧的风格(如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汝州简长、青城惟凤、江东宇昭、峨嵋怀古、淮南惠崇。)影响所及,便使醉心禅学的诗人,如杨大年(亿)等人,形成有名的西崑体。名士如苏东坡、王荆公、黄山谷等人,无一不受禅宗思想的熏陶,乃有清华绝俗的作品。南渡以后,陆(放翁)范(成大)杨(万里)尤(袤)四大家,都与佛禅思想结有不解之缘,可是这都偏于文学方面的性质较多,不能太过超出本题来特别议论它,所以暂不多讲,现在只择其在宋、明之间,禅宗高僧的诗,比较为通俗所接触到的,略作介绍,如道济(俗称济颠和尚)的诗:  几度西湖独上船,篙师识我不论钱。  一声啼乌破幽寂,正是山横落照边。  湖上春光已破悭;湖边杨柳拂雕栏。  算来不用一文买,输与山僧闲往还。  山岸桃花红锦英,夹堤杨柳绿丝轻。  遥看白鹭窥鱼处,冲破平湖一点青。  五月西湖凉似秋,新荷吐蕊暗香浮。  明年花落人何在,把酒问花花点头。  以及他的绝笔之作,如:"六十年来狼藉,东壁打倒西壁。如今收抬归来,依旧水连天碧。"若以诗境而论诗格,他与宋代四大家的范成大、陆放翁相较,并无逊色。如以禅学的境界论诗,几乎无一句、无一字而非禅境,假使对于禅宗的见地与工夫,没有几十年的深刻造诣,实在不容易分别出它的所指。  如王安石的诗:  《无动》:无动行善行,无明流有流。种种生住灭,念念闻思修。终不与法缚,亦不著僧裘。  《梦》:知世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空寂。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  《赠长宁僧首》:秀骨庞眉倦往还,自然清誉落人间。闲中用意归诗笔,静外安身比大也。欲情野云朝送客,更邀江月夜临关。嗟予踪迹飘尘土,一对孤峰几厚颜。  《次韵舍弟赏心亭即事》:霸气消磨不复存,旧朝台殿只空村。孤城倚薄青天近,细雨侵凌白日昏。稍觉野云乘晚雾,却疑山月是朝暾。此时江海无穷兴,醒客忘言醉客喧。  《怀锺山》:投老归来供奉班,尘埃无复见锺山。何须更待黄粱熟,始觉人间是梦间。  《江宁夹口》:月堕浮云水卷空,沧洲夜沂五更风。北山草木何由见,梦尽青灯展转中。  又:落帆江口月黄昏,小店无灯欲闭门。半出岸沙枫欲死,系船犹有去年痕。  《寄碧岩道光法师》:万事悠悠心自知,强颜于世转参差。移床独向秋风里,卧看蜘蛛结网丝。  又:大梁春雪满城泥,一马常瞻落日归。身世身知还自笑,悠悠三十九年非。  如范成大的诗:  《请息斋书事》:覆雨翻云转手成,纷纷轻薄可怜生!天无寒暑无时令,人不炎凉不世情。栩栩算来俱蝶梦,(口皆)(口皆)能有几鸡鸣?冰山侧畔红尘涨,不隔瑶台月露清。  《赠寿老》:农圃规模昔共论,云奎卜筑又逢君。眉庵寿老长随喜,好个抛梁祈愿文。  《偶箴》:情知万法本来空,获复将心奉八风。逆顺境来欣戚变,咄哉谁是主人翁。  《径里山倾盖亭》:万杉离立翠云幢,(女弱)(女弱)移闻晚吹香。山下行人尘扑面,谁知世界有清凉。  余且再举几首唐、宋之间禅师们的佳作,藉此以见唐、宋诗词文学风格转变的关键。  唐代禅师:  寒山大士: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  慧文禅师:五十五年梦幻身,东西南北轨为亲。白云散尽千山外,万里秋空片月新。  慧忠禅师:多年尘土自腾腾,虽著伽黎未是僧。今日归来酬本志,不妨留发候然灯。  雪窦重显禅师(与时寡合):居士门高谒未期,且限岩石最相宜。太湖三万六千顷,月在波心说向谁。  又《五老师子》:踞地盘空势未休,爪牙何必竞时流。天教生在千峰上,不得云擎也出头。  又《透法身句》:一叶飘空便见秋,法身须透闹啾啾。明年更有新条在,烦恼春风率未体。  又《大功不宰》:牛头峰顶镇重云,独坐寥寥寄此身。百鸟不来春又过,不知谁是到庵人。  又《晦迹自怡》:图画当年爱湖庭,波心七十二峰青。如今高卧思前事,添得卢公倚石屏。  又《送宝用禅者之天台》:春风吹断海山云,彻夜寥寥绝四邻。月在石桥更无月,不知谁是月边人。  又《寄陈悦秀才》:水中得火旨何深,握草由来不是金。莫道庄生解齐物,几人穷极到无心。  又《渔父》:春光冉冉岸烟轻,水面无风钓艇横。千尺丝轮在方寸,不知何处得鲲鲸。  此外,明代禅宗诗僧的作品,诗律最精,而禅境与诗境最佳的,无如郁堂禅师的《山居诗》,如:  千丈岩前倚杖藜,有为须极到无为.言如悖出青天滓,行不中修白壁疵。马喻岂能穷万物,羊亡徒自泣多歧.霞西道者眉如雪,月下敲门送紫芝。  乱流尽处卜幽栖,独树为桥过小溪。春雨桃开忆刘阮,晚山薇长梦夷齐。寻僧因到石梁北,待月忽思天往西。借问昔贤成底事,十年走马听朝鸡。  人间红日易西斜。万巧施为总莫夸。剖出无瑕方是玉,画成有足已非蛇。拳伸夜雨青林蕨,心吐春风碧树花。世念一毫融不尽,功名捷径在烟霞。  寥寥此道语何人,独掩柴扉日又曛。六凿未分谁扰扰,一交才动自坛坛.空林丽歇鸠呼妇,阴壑风寒虎啸群。毁桀誉尧情未尽,有身赢得卧深云。  即今休去便休去,何事却求身后名。世乱孙吴谋略展,才高屈贾是非生。沟中断木千年恨,海上乘搓万里情。谁识枯禅凉夜月,松根一片石床平。  至于明代诗僧如苍雪,不但在当时的僧俗词坛上执其牛耳,而且还是道地的民族诗人,也可称为出家爱国的诗人。他又是明末遗老,逃禅避世,暗中活动复国工作的庇护者。他的名诗很多,举不胜举,现在简择他诗境禅境最高的几首作品为代表,如:  松下无人一局残,空山松子落棋盘。神仙更有神仙著,千古输赢下不完。  几回立雪与技云,费尽勤劳学懒人。曳断鼻绳犹不起,水烟深处一闲身。  举头天外看无云,谁似人间吾辈人。荆棘丛中行放脚,月明帘下暗藏身。  又《寄询钱虞山(谦益)绛云楼火后专意内典》:好将世事较樗蒲,林下高眠任老夫。天意未容成小草,河清终欲见遗珠。面非北向安知汉,望到东山只有虞。不尽奇书探海藏,人间文字可烧无。  我们读了苍雪大师送钱谦益的这首诗,如果对历史有修养,了解钱谦益如何做二臣?如何搜罗明末遗老阴私事迹的资料,要著《明史》来要挟遗老们的后裔,以及他的藏书楼(绛云楼)起火的情形,才专心转而研究佛学的经过,那么,对于苍雪大师这首用禅语警策的诗,便觉得他匠心独运,句句字字,语含玄机了。  以上的举例,我们是为了时间的限制,所以一说到唐代文学的诗境,是受到禅宗影响而演变的动机,就赶快急转直下,便一路讲到宋、明以下,而且信口而说,只就其大要的提到一些,这都是为了说明中国文学从隋、唐以后,接受融会禅宗的禅境,才有唐、宋以后的成就,是为引起研究禅宗与中国文学关系者的注意。至于唐,宋以来佛教文学与中国文章辞境的关系,更多更大,也来不及多说了,青年同学们,须要注意的,例如大家都读过苏东坡的"赤壁"前后赋等,他与禅宗与老、庄的思想,有极其密切而明显的关系,所以才有这种千古绝调的文章意境。  (2)词曲:中国文学时代的特性,从唐诗的风格的形成与蜕变,到了晚唐、五代之间,便有词的文学产生。在晚唐开始,历五代而宋、元、明、清之间,禅宗宗师们,以词来说禅,而且词境与禅境都很好,也到处可见,只是被人忽略而已.我们现在简单的举出历史被人所推崇公认的词人作品,以供参考,如辛稼轩的词:  《鹤鸽天(石门道中)》:山上飞泉万斛珠,悬崖千丈落(鼠生)鼯,已通樵经行还碍,似有人声听却无。闲略构,远浮屠,溪南修竹有茅芦,莫嫌杖屡频来往,此地偏宜著老夫,  又《睡起即事》:水荇参差动绿波,一池蛇影照群蛙,因风野鹤饥犹舞,积雨山桅病不花。名利处,战争多,门前蛮触日干戈,不知更有槐安国,梦觉南柯日未斜。  又《有感》:出处从来自不齐,后车方载太公归,谁知寂寞空山里,却有高人赋采薇。黄菊嫩,晚香枝,一般同是采花时,蜂儿辛苦多官府,蝴蝶花间自在飞。  又《戊午拜退职奉祠之命》:老退何曾说著官,今朝放罪上恩宽,便支香火真祠奉,更缀文书旧殿班。扶病脚,洗颓颜,快从老病僭衣冠,此身忘世深容易,使世相忘却自难。  又《登一丘一壑偶成》:莫滞春光花下游,便须准备落花愁,百年雨打风吹却,万事三平二满休。将扰扰,付悠悠,此生于世自无优、新愁次第相抛舍。要伴春归天尽头。  《瑞鹧鸽(京日病中起登连沧观偶成)》:声名少日畏人知,老去行藏与愿违,山草旧曾呼远志,故人今有寄当归。何人可觅安心法,有客来观杜德机,却笑使君那得似,清江万顷白鸥飞。  又:胶胶扰扰几时休,一出山来不自由,秋水观中秋月夜,停云堂下菊花秋,随缘道理应须会,过分功名莫强求,先自一身愁不了,那堪愁上更添愁。  元曲如刘秉忠的:  《干荷叶》:干荷叶,色苍苍,老柄风摇荡。减清香,越添黄,都因昨夜一场霜,寂寞在秋江上。  又:干荷叶,色无多,不耐风霜坐刂。贴秋波,倒枝柯,宫娃齐唱采莲歌,梦里繁华过。  又如动西村的:  《小桃红(杂咏)》:市朝名利少相关,成败经未惯,莫道无人识真赝,这其间,急流涌进谁能辨,一双俊眼,一条好汉,不见富春山。  古今荣辱转头空,都是相搬弄,我道虚名不中用,劝英雄,眼前祸患多种,秦宫汉冢,乌江云梦,依旧起秋风。  杏花开后不曾睛,败尽游人兴,红雪飞来满芳径,问春莺,春莺无语风方定,小蛮有情,夜凉人静,唱彻醉翁亭。  又如鲜于去矜的:  《寨儿令》:汉子陵,晋渊明,二人到今香汗青。钓叟谁称,农父谁名,去就一般轻。五柳庄月郎风清,七里滩浪稳潮平,折腰时心已愧,伸脚处梦先惊,听,千万古圣贤评。  清初有名的少年词人,也便是满清贵族才子的纳兰性德的词:  《浣纱溪》:败叶填溪水已冰,夕阳犹照短长亭,行来废寺失题名。驻马客临碑上字,闻鸡人拂佛前灯,劳劳尘世几时醒。  又:燕垒空梁画壁寒,诸天花雨散幽关,篆香清梵有无间。蚊蝶乍从帘影度,樱桃半是鸟衔残,此时相对一忘言。  又:抛却无端恨转长,慈云稽首返生香,妙莲花说试推详。但是有情皆满愿,更从何处著思量,篆烟残烛并回肠。  (3)小说:讲到中国文学中的小说,它与唐代的戏剧与词曲,也是不可分离的连体,而且它犹如中国的戏剧一样有趣,将近一两千年来,始终与佛、道两家的思想与情感,没有脱离关系,所以便形成后世民间,对于戏剧的编导,流传着两句俗话说:"戏不够,仙佛凑"的戏言了。现在,为了贴切本题来讲,我们姑且把中国小说写作的演变,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便是由上古传说中的神话,到周、秦之际,诸子书中的寓言与譬喻,以及汉、魏以后,道家神仙的传记等,如《穆天子传》、《汉武帝外纪》、《西王母传》等等,大多是属于传统文化思想,参加道家情感,神仙幻想成分的作品。第二阶段,是由唐人笔记小说与佛经变文开始,到了宋、元之间的戏曲,以及明、清时代的说部与散记等等,大多是含有佛、道思想的感情,而且融化其中的,往往是佛家思想的感情,多于道家。值得特别注意的,无论是小说与戏剧,它的终场结尾,或为喜剧,或为悲剧,或是轻松散慢的滑稽剧,甚之,是现代所谓黄色的作品,它必然循着一个作家固有的道德规律去布局与收煞,那便是佛家与道家思想综合的观念、人生世事的因果报应的定律。旧式言情的小说与戏剧,我们用讽刺式的口吻来说,大都是"小姐赠金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结局,然而,这也就是说明一个人生,因果历然不爽的道理。唐人笔记小说中,因为它的时代思想,受到禅宗与佛学的影响,固然已经开其先河,而真正汇成这种一仍不变的规律,嵌进每一部小说的内容中去,当然是到了元、明之间,才集其汇流,成为不成文的小说写作的规范。  元、明之间,历史小说的创作者如罗贯中,他写作《三国演义》的开端,开宗明义,便首先用一首《西江月》的词,作为他对历史因果循环的观念,与历史哲学的总评语,如"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如果依哲学的立场而讲历史哲学的观点,罗贯中的这一首词,便是《金刚般若经》上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是为文学境界的最好注释。也正如皓布棍禅师的《颂法身向上事》说:"昨夜雨滂亨,打倒葡萄棚。知事普请,行者人力。撑的撑,柱的柱,撑撑柱柱到天明,依旧可怜生。"岂不是一鼻孔出气的作品吗?因此而引起后人根据这种思想,造作一本小说中的小说一一《三国因》一书,来说明三国时期的局面和事迹,便是楚、汉分争因果循环的报应律的结果,除了罗贯中以外,施耐庵的名著《水浒传》,只从表面看来,好像仅是一部描写宋、明时代社会的不平状态,官府骗上矇下,欺压老百姓,而引起不平则鸣共同心理的反应与共鸣,如果再加深入,仔细地研究,它在另一面,仍然没有离开善恶因果的中心思想,隐约显现强梁者不得其好死的观念。后来又有人怕人误解,才有《荡寇志》一书的出现,虽然用心良苦,而不免有画蛇添足,多此一举的遗憾。至于《西游记》、《封神演义》等书,全般都是佛、道思想,更不在话下。此外,如历史小说的《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说岳全传》等等,无一不含容有佛学禅宗不昧因果的中心思想。也正如天目礼禅师颂《楞严经》的"不汝还者,非汝是谁",云:"不汝还兮复是谁,残红落满钓鱼矾,日斜风动无人扫,燕子衍将水际飞。"  由此发展到了清代,以笔记文学著名的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几乎全盘用狐鬼神人之间的故事,衬托善恶果报的关系。尤其他《醒世姻缘》一书,更是佛家三世因果观念的杰作,说明人生男女夫妇间的烦恼与痛苦,这种观念,后世已经普及民间社会,所以杭州城隍庙门口,在清末民初还挂着一副韵联:"夫妇是前缘,善缘恶缘,无缘不合。儿女原宿债,讨债还债,有债方来。"便是这个观念的引申。至于闻名世界,以长篇言情小说,反应老式文化中贵族大家庭生活的《红楼梦》一书,也是现代许多人,以一种无法加以解说的情感与心理,醉心于号称"红学"的一部名小说。它的开端,便以一僧一道出场,各自歌唱一段警醒尘世的警语与禅机,然后又以仙凡之间的一块顽石,与一株"小草剧怜唯独活,人间离恨不留行"的故事,说明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缠绵反侧的痴情恩怨,都记在一本似真如幻的太虚幻境的账簿上,隔着茫茫苦海,放在彼岸的那边,极力衬托出梦幻空花,回头是岸的禅境。作者在开始的自白中,便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以及"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警句,这岂不是《楞严经》上,"纯想即飞,纯情即堕",以及"生因识有,灭从色除"的最好说明吗?所以有人读《红楼梦》,是把它看成一部帮助悟道的好书,有人读《红楼梦》,便会误入风月宝鉴,红粉迷人的那一面,其中得失是非,好坏美丑的问题,都只在当事人的一念之间而已,吾师盐亭老人曾有一诗颂云:"色穷穷尽尽穷穷,穷到源头穷亦空,寄语迷魂痴儿女,寥天有客正屠龙。"应是最好的结语。  2.禅与文学的重要性  以上举出有关唐诗、宋词、元曲等的例子,有些并非完全以佛学或禅语混人辞章的作品,但都从禅的意境中变化出来,如果只从表面看来,也许不太容易看出佛学禅宗与中国文化演变的深切关系。事实上,我也只是随便提出这些清华淡雅,有关禅的意境的作品,作为此时此世,劳劳尘境中,扰攘人生的一付清凉解渴剂而已。禅宗本来是不立文字,更不用借重文学以鸣高,但禅宗与唐、宋以后的禅师们,与文学都结有不解之缘,几乎有不可分离的趋势,在此提出两个附带的说明,便可了解禅与文学关系的重要了。  (1)禅师与诗。孔子晚年删诗书、定礼乐,栽成缀集中国传统文化学术思想的体系,他为什么每每论诗,随时随处举出诗来,做为论断的证明?秦、汉以后的儒家,为什么一变再变,提到五经,便以《诗经》作为《书》、《易》、《礼》、《春秋》的前奏呢?因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自古至今,完全以人文文化为中心,虽然也有宗教思想的成分,但并非如西洋上古原始的文化一样,是完全渊源于神的宗教思想而来。人文文化的基础,当然离不开人的思想与感情,身心内外的作用,宗教可以安顿人的思想与感情,使它寄托在永久的遥途,与不可思议的境界里去,得到一个自我安心的功效,纯粹以人文文化为本位,对于宗教思想的信仰,有时也只属情感的作用而已。所以要安排人的喜、怒、哀、乐的情绪,必须要有一种超越现实,而介乎情感之间的文学艺术的意境,才能使人们情感与思想,升华到类同宗教的意境,可以超脱现实环境,情绪和思想另有寄托,养成独立而不倚,可以安排自我的天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始终强调建立诗教价值的原因,这个特点与特性,确是耀古腾今了,古人标榜"诗礼传家",与"诗书世泽",大多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关系,就是没有深刻研究诗词境界的价值与妙用。过去中国读书的知识分子,对于文学上基本修养的诗、词、歌、赋,以及必要深入博古通今的史学,与人生基本修养的哲学,乃至琴、棋、书、画等艺术,都是不可分离的全科知识,所以在五六十年以前,差不多成为一个文人,自然也多会作诗填词,只有程度好坏深浅的不同,并无一窍不通的情形。因此过去中国的诗人,与学者、哲学家,或政治家、军事家,很难严格区分,并不像西洋文化中的诗人,完全以诗为生,而不一定要涉及其他学识的关系。禅宗,不但不立文字,而且以无相为相,无门为门,换言之,禅宗也是以无境界为境界,摆脱宗教形式主义,而着重佛教修证的真正精神,升华人生的意境,而进入纯清绝点,空灵无相而无不是相的境界。我们为了言说解释上的方便,只好以本无东西而强说东西的方法,例举世间的学问,可以譬喻禅宗的境界的,便有绝妙诗词的意境,与上乘艺术作品的境界,以及最高军事艺术的意境,差可与之比拟,所以自唐、宋以后,禅宗的宗师们,随口吟哦唱道的诗、词、与文章,都是第一流有高深意境的文学作品,因此流风所及,就自然而然,慢慢形成唐、宋、元、明、清文学的意境,与中国文学过去特有的风格了。  (2)宗教与文学。它们本来就是不可分离的连理枝,任何宗教,它能普及民间社会,形成永久独特的风格,影响历史每一时代,与社会各阶层的,全靠它的教义,构成文学的最高价值,它从本有平民的俗文学中,升华到文学的最高境界,才能使宗教的生命历史,永远延续下去。佛教教义,与禅宗的慧命,能够在中国文化中生根、发芽、开花而壮大的原因,除了它教义本身,具有宗教、哲学、科学、艺术与学术思想等,各方面都有丰富的内容,与高贵而平实的价值以外,它的最大关键,还是因为佛教输入中国以后,形成独立特有的佛教文学,进而影响到中国文化全部所有中心的缘故。例如西洋文化中的新旧约全书(俗称《圣经》),它在西方每一种不同文字的民族与国度里,无论哪种译本,都是具有最高权威的文学价值,所以姑且不管教义的内容如何,就以它本身的文学价值而言,亦可谓"文章意境足千秋"了。我也时常对许多不同宗教信仰的朋友们说,要想千秋,便须多多注意你们的教义与文学。因为我认为宗教信仰尽管不同,每一宗教教义的深浅是非,尽管有问题,但是真正够得上称为宗教的基本立足点,都是劝人为善,都是想挽救世道人心的劫难,这个是几大宗教共同具有的善事,用不着因为最后与最高宗教哲学的异同,而争执到势同冰炭。那是人文文化过去的错误,与人类心理思想的弱点与耻屏,更不是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的精神,希望大家多多注意与珍重。  总之,关于禅宗与中国文学的因缘,实在有太多深切的关系,我在匆促之间,略举一些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等的例子,还是不够深刻的,只是偶然兴之所至,但凭记忆所及,姑且一提,希望诸位举一而反三,便可得到其中的三昧了。着讲现代的旧文学,比较能够融会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用之于发抒情感的诗文学中,便要算蠲戏斋的作品,足以代表这一代,深得禅宗文字般若的结晶了。四、禅宗丛林制度与中国文化教育的精神  自魏、晋以后,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信仰佛教中的出家僧众,独坐孤峰,或个别的隐居水边林下,过他隐居专修的生活方式,大概还保有印度当时佛教僧众的形态。在南北朝至隋、唐之间,这种不事生产,以乞食自修的生活方式,不但不受以农立国,以勤俭持家的社会风气所欢迎,甚之,引起知识分子与朝野的反感,同时,佛教徒中出家的男女僧尼,愈来愈多,势之所趋,便自然会形成团体生活的趋势。到了盛唐之际,经禅宗大师马祖道一禅师,及他的得意弟子百丈怀海禅师的创制,不顾原始印度佛教的规范与戒律,毅然决然建立中国式的禅门丛林制度,集体生产,集体从事农耕,以同修互助的团体生活方式,开创禅宗寺院的规模,致使佛教各宗派与佛学,在中国的文化与历史上,永远植下深厚的根基。宋代开国以后,宋儒理学家们,不但在学术思想上,受到禅宗的影响,而建立理学的门庭,而且在讲学的风格,书院的规范,与人格教育的规模上,无一不受丛林制度与禅宗精神思想的影响,甚之,唐、宋以来,帝王朝廷的经筵侍讲与侍读等职位的制度,也是受到佛教开堂说法制度的影响。所以禅宗丛林制度,对于中国文化与中国教育的书院制度,以及宋、明以后的教育精神,关系实在太大,而且最为密切。只要详细研究禅宗丛林制度的所有清规,以及详读《禅林宝训》与宋、元以后禅宗高僧的史传,配合比较中国历史上,有关文化思想,与教育史实的演变,便可了然知其所以了。现在为了节省时间,只有提出足供研究的资料,以供参考,不能做更深入的研究。关于丛林制度的大略,以前我曾有过一本《禅宗丛林制度与中国特殊社会》的书,述说其大要,现在只能摘取其中的一部分,做为本题的总结。(一)佛教原始制度的简介  禅宗,是佛教的一个宗派,它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宗旨,因为不一定需要文字,所以传到中国以后,就成为中国文化式的佛教了。如果说它是佛教的革新派,那也并不准确,因为它既没有革个什么,也没有新兴个什么,它的宗旨和修行途径,既没有变更本来佛法的面目,也不是中国自己所创造的,只是把印度传来原有的佛教制度,确实痛快地改变一番,即可适合中国文化的民情风俗,又从此建立一个新型的中国佛教气象,而且影响后世各阶层的社会规范。可是它正如佛陀所教的寂默一样,虽然在中国社会里,作了一番伟大的事业,却仍然默默不为人知,但就中国禅宗所创立的制度来说,它对佛法,果然作了一件不平凡的事,同对对于中国的各阶层社会,也奠定了后世组织的规模。  释迦出家以前的印度,本来也有很多其他宗教信仰,和离俗出世专修的人们,这些人都叫做沙门,等于中国古代避世的高士,我们普通称他作隐士,史书上又称为隐逸的。不过我们的隐士们,不一定绝无家室之累的,至于印度的沙门,都是出家避世的人,释迦创立佛教以后,凡是正式出家,皈依佛法的弟子们都须剃除须发,身披袈裟,离情绝俗,绝无家室之累,男的就名为"比丘",女的名为"比丘尼"。"比丘"这个名称,是包含有乞士、怖魔、杀碱等意义,所谓"上乞法于佛、下乞食于人",便名"乞士",同时含有能杀烦恼之贼,使魔众怖畏的威德之意。所以严格遵守佛制的比丘们,大都是修习苦行,立志精勤的,其中专门注重苦修的,特别又称为头陀行者。原始佛教的比丘们遵佛的戒律和制度,同时也须修习头陀的苦行,除了应当遵守心性修养,和行为上等等的戒律外,他又定下个人生活上衣食住行的各种制度:  衣。不过三衣,多的就要布施了,甚之,拣始人们抛弃了的旧布和破布,一条一条的凑成衣服来穿,这便叫做粪扫衣。传到中国以后,便改穿中国式的大袍,也有乞化百家衣布,补破袖杂而成的,就名为破袖衣,或补袖衣。  食。日中一食,至多是早上、中午两餐,过了午时,便不再吃了,因为他把饮食,只看作为维持生命,和医治饿病的药物罢了。  住。随遇而安,屋檐、庙廊、树下、旷野、荒冢,铺上随身携带的坐具一领,或草织蒲团一个,两足林跃(俗称为盘足),便心安理得的度此旦暮了。  行。赤足或芒鞋、光头安详而走。昔在印度,至多上面打了一把伞,晴遮太阳雨遮水,传到中国,雨伞换了箬笠,所以文学家们,便有"芒鞋斗笠一头陀"的颂辞了。除此一身以外,大不了带一个净水瓶,供给饮料和盥洗之用,一个钵盂。作吃饭之用,其余可能带些经卷而已。  他们这样的刻苦精勤,尽量放弃物欲之累,过着仅延残命的人类的原始生活,就是为了专志求道,表示尽此形命,揖谢世间了。虽然,他们还存有利世济物之心,但在行为上,却是绝对的离群出世之行,所谓头陀不三宿空桑之下,就为了避免对事物的留恋,这在佛学名辞上,也可以叫做合,又可以叫做内布施,他形似杨朱的为己,又同时具有墨子的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之心。但是,也有些比丘们,同居在一起修持道业的,那便名为僧伽,僧伽是僧众团体的意义,其中足为大众师范,统率僧伽的就称为大和尚,或简称和尚,以后传到中国,就把比丘们统名为僧,以讹传讹,又优侗叫做和尚,其实一个僧与和尚,便概括了这些意义。  当汉明帝时,最初佛法传入中国的和尚,是从印度来的两位高僧,摄摩腾与竺法兰,汉朝将他们安置在洛阳的白马寺,所以中国后来的佛庙和僧居;就叫做寺和院了。其实在汉代,寺,本是朝廷(中央政府)所属政府机关的名称,《汉书·元帝纪》注:"凡府廷所在,皆谓之寺。"例如鸿肿寺、太常寺等。汉、魏、两晋、南北朝之间,西城传道的高僧,源源东来,虽然不一定都是修习头陀行的,但大都是严守戒律的比丘,严守戒律和遵守佛的制度,便是乞食于人。虽然也有靠信仰皈依徒众们的供养,但是日久月长,到底还是一个问题:。  (1)印度文化,向来敬信沙门,而且在中部南部一带,气候温暖,野生果林很多,乞食不到,还可随地采而充饥,但在中国,便没有如此容易了。(2)中国文化的民情风俗,与印度迥然有别,除了贫而无告,沦为乞丐的,即使如隐士之流,还是靠自己躬耕畎亩而得衣食的。(3)中国素来以农立国,政府与社会,都很重视农耕,仅靠乞食生活,便会被视作懒汉或无用的人了。(4)古代传统文化的观念,认为人们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比丘们既已剃除鬓发,已经犯了大不敬和不孝,一般的人,已经存有歧视之心,何况还要乞食于人,那就更不容易了。  由于上述的几种原因,隋唐以前的中国僧众,大半都靠帝王大臣们的信仰供养,才得维持其生活,同时其中有一部分,还须靠自己募化,或其他的方式维持,所以便包含有许多事故,引起历史政治上几次的大反感。不过,那时候中国的僧众,因地制宜,已经不能完全遵照原来的佛制,有的已经建筑寺庙,集体同居,只有少数专志修持,一心求道,单独栖息山林岩洞之间,过他的阿兰若(清净道场)生活,其余就需要变更方式,才能适应环境。(二)禅宗丛林制度的由来  到梁武帝的时代,达摩大师渡海东来,传佛心印的禅宗法门,便是中国初有禅宗的开始,那时信受禅宗的伯人,并不太多,据《景德传灯录》所载,正式依止达摩大师得法的,也不过三、四人,其中接受大师的衣钵,传承心印,为东土第二代祖师的,只有神光一人而已。以后历世的学人,虽然渐渐增加,但接受祖位,都是一脉单传,传到六代祖师慧能,在广东曹溪大弘禅道。四方学者辐辏,禅宗一派,可谓如日之方东,光芒万丈,衣钵就止于六祖而不再传了。从六祖得法的弟子很多,能够发扬光大的,有湖南南岳怀让禅师,江西青原行思禅师二支;青原二支,不数传就渐呈衰落,南岳一支,便单祧道脉,此后就有马祖道一禅师,大弘禅宗宗旨,因他俗家姓马,故称马祖。马祖门下出了七十二位大善知识,可为禅宗大匠的,也不过数人,其中尤以江西洪州百丈怀海禅师。称为翘楚,改变佛教东来的制度,首先创立丛林制度的,就是马祖和百丈师徒,而且正式垂作丛林规范的,尤其得力于百丈,所以相传便称百丈创立丛林,据《释门正统》载:"元和九年,百丈怀海禅师,始立天下丛林规式,谓之清规。"其实,百丈师徒,正当唐代中叶(约当公元八、九世纪之间)。佛教正式传入中国,当在汉、魏两晋时期,其中已经过四五百年蜕变,它被中国文化的融和,受到中国民情社会风俗的影响,制度的渐渐改变,也是事所必致,理有固然的。在百丈以前,梁僧法云,住光孝寺,虽已奉诏创制清规,但没有像百丈一样,敢明目张胆,大刀阔斧的毅然改制,定作规范,在百丈以后,更无完美的僧众制度,能够超过丛林制度的范围,所以说者便截定是百丈禅师,创建丛林制度了。  在百丈以前,禅宗的学风,大多只在长江以南一带流传,最盛的区域,当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江苏、四川等省,能够北入中原的还不太多,至于黄河南北,还是停留在初期东来佛教的方式。禅宗以外的其余宗派,以及专精佛教学理,讲习经论的法师,被称为义学沙门的,为数还是很盛,大凡笃信研究经论学理的人们,不是过于圆通,便是过于迂执,尽管他自己本身,也翻滚不出时代的潮流,如果有人要公开改变旧制,自然就会忿然动色的。所以当百丈创建丛林之初,就被人骂作"破戒比丘",这也是事所必致的了。马祖百丈等辈,都是气度雄伟,智慧豁达之士,具有命世的才华,担当立地成佛的心印,他毅然改制,固然由于见地定力的超群,也是适应时势机运的当然趋势。  百丈以后,晚唐五代之间,禅宗本身,又有五家宗派的门庭设立,范围僧众的制度,大体还是遵守丛林的清规,可是在教授方法,和行为仪礼之间,却因人、因地、因时的不同,就各有少许出入,这种不能算是异同,只能算是出入的仪礼和教授法,便又名为家风。所以后世各个丛林禅寺,各有家风的不同,一直流传到清末民初,严格地说,禅寺丛林所流传的规范,已经经过千余年的变易,当然不完全是百丈禅师时代之旧观了。而且江南江北,长江上游和下游,各寺都有各寺不同的家风和规矩,但推溯这个演变的源流,无论它如何变更形式,穷源探本,可以得一结论:  丛林禅寺的宗风,是渊源于丛林制度的演变。禅宗的丛林制度,是脱胎于佛教戒律的演变。  佛教戒律,是由释迦牟尼佛所制定的,它为了范围僧众集体生活,修证身心性命所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礼记》中的礼仪,以及法律、与社会法规等的精神和作用。  1.丛林的规模  (1)住持和尚:他是职掌全寺的修持(教育)、寺务(行政)、戒律和清规(法律)、弘法(布道)、经济财务等事权,等于政府的元首、社会的领袖。他在寺内住的所在,叫做方丈,也就是佛经上说,维摩居室,仅有方丈之意,所以普通便叫一寺的住持和尚作方丈,有时也叫作住持,就是佛经上住持正法之意。《禅苑清规》称尊宿住持谓:"代佛扬化,表异知事,故云传法。名处一方,续佛慧命,斯日住持。初转法轮;名为出世。师承有据,乃号传灯。"  (2)住持和尚的产生:住持是僧众们推选出来的,必须具有几个条件:第一,是禅宗的得法弟子,要确有修持见地,足为大众师范,而且形体端正,无有残缺。第二,要德孚众望,经请山长老和其他丛林的住持们赞助。第三,得朝廷官府(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同意。  他具备这些众望所归的条件,经过一次极其隆重的仪式,才得升座作住持和尚,如果以上还有老师和尚的存在,在升座的仪式中,还有付法、嗣法。人院、视箓等手续,才算完成接座的一幕,相等于现代的交替教育宗旨,和职位上的移交。  (3)退院的和尚:前任的住持和尚退位,便称为退院老和尚,他闲居养静,再不间事(或者闭关专修,大体都是功高望重,修持与德操,达到圆满的程度。他与新任接位接法的住持和尚之间,视如父子,必须极尽恭敬供养侍奉的能事,一直到了老死,务须尽到孝养,否则,会被诸山长老及僧众们所指责的,甚之,还算是犯了清规,受到责罚,但是唐宋时代的退院高僧,多半是飘然远引,从来不肯作形似恋栈的事。  (4)和尚与政府的关系:以前在中国的政治上,关于僧道制度,虽然历代都有过不大不小的争议,但因中国文化的博大优容,最后决议,都以师礼待遇僧道等人,虽然朝见帝王时,也不跪拜,只须合掌问讯,等于只有一揖了事。东汉时,僧尼隶属于鸿肿寺管理。唐以后,改变自姚秦、齐、梁以来的大增正和大僧统,设祠部曹,主管天下僧尼道士的度谋和道箓等事。祠部与僧箓司,等于现代政府的宗教司,唐代是隶属于礼部的,《唐会会要》称:"则天延载元年五月十五日,敕天下僧尼隶祠部。"全国僧尼的户籍,也隶祠部专管,并置有僧籍的专案,迨唐宪宗元和二年,在帝都长安的左右街还置有僧录的职衔,相当于姚秦的僧正,后魏的沙门统,南齐京邑僧官的僧主,那是选拔聘请有道德学术修养的高僧,人都作僧官,主管天下僧尼道士等的事务。元代有一时期,还专设有行宣政院,以管理僧俗喇嘛及边情等事务。明洪武时,置僧祭司,各直省府属置僧纲司,州属置僧正司,清代因其职称。度碟,是政府给僧尼的证件,等于现代的文凭和身份证明书,唐代又称为何部牒,它自尚书省祠部发出。道士们的度牒,又名为箓。  丛林住持的和尚,虽然由僧众推选产生,但是也须得朝廷或地方官的同意聘任,如果住持和尚有失德之处,政府也可以罢免他的职位,甚至,还可以追回度碟,勒令还俗,便变成庶民,像平常人一样接受政府法律的制裁,这种制度,一直到清代以后,才渐渐变质,不太严格。因为清代在精神上,乃异族统治,变相松弛,是另有他的政治作用。中国历代政权,虽然没有像现代人一样,有宪法规定宗教信仰的自由,可是向来都听任自由信仰宗教的,过去政府对于僧道的措施,并不是严格的管理,只是严整的监督。  (5)住持和尚执行的任务:住持的职位上,是全寺首脑的住持,由他选拔僧众,分担各种执事的职务,但是却叫作请职,并非分派。请职,等于说以礼聘请,并不以命令行为。各种执事的职位,虽然由住持所请,但一经请定了,便各自执行他的职掌,秉公办理,即使对住持,也不能徇私,因为他们有一最高的信仰,尽心尽力,一切都为常住,才是功德。常住,就是指丛林寺院的全体代名辞,也就是佛经所说佛法常住之意。所以几关于处理或决议全寺和大众的事,住持必须请集全体执事公议以决定之,不能一意孤行,至少,也有两序执事长老,或少数重要执事参加决定才行。因此,住持在职位上,并不像专制时代政府的主官一样,他却像中国旧式教育的全体弟子们的严师一样,因为他所负的重要责任,便是指导全寺僧众们的实地修行,和品行的督导,关于这一方面,他却有无上的权威,也有无限的责任感,所以古代的丛林,有些住持,根本就不问事务,他认为执事的职掌,已经各有所司,毋须他来多管,他只须自己努力修行,随时说法,行其身教就是,要能不使学者走入歧途,这才是他应负的责任。  (6)住持和尚请两序班首执事:住持就位,就要选请全寺的执事,所谓执事,百丈旧规,称为知事。班首,旧规称为头首。他要选拔僧众中才能胜任,而且足孚众望的出任各种职司,虽然不经过选举,但是必是大众所谅解同意的。他要发表各位执事职司的手续时,先要征求本人的同意,再把各执事职司的名字职位,写在一个牌上(等于现代的公告牌),挂了出来,大家就得遵守之,须在每年正月十五、或七月十五挂牌。在请职以前,先于三五天前方丈预备了茶果,就命侍者去请某某师等同来吃茶,经过住持向他们当面请托,得到了同意,才一一由书记写好名字职位,挂牌示众。然后在就职那一天,午斋的时候,先送到斋堂,依次就座用膳。饭后再绕佛经行,送到大殿上,依次排列位置,再礼佛就位。晚课以后,各请新的执事,便到方丈礼座就职,住持便当面加以训勉,告诫尽心职务,遵守清规。退而再至各老职事房中,一一拜候,便叫作巡寮(巡寮这个名辞,在戒律上又作别论)。这样便是简单的请职程序。请职的时候,也有请二人同任一职,互为副助,或数人同任一职的,偶也有之。但各职执事职司,虽由住持请出,却不像上下级官吏的组织,他是平行的,可以说,只有圆的关系,既不是上下,也不是纵横的隶属,他们有弟子对老师的尊敬,却没有下级对上级的班行观念。  2.丛林的风规  (1)身份平等,集团生活:唐、宋时代,正当禅宗鼎盛的时候,大凡出家为僧的,不外四种情形:①部分研究佛学经论的称为义学比丘们,有的是因政府实行佛经的考试既经录取,便由朝廷赐给度碟出家的。②自动发心,离群求道,请求大德高僧剃度的。③朝廷恩赐,颁今天下士庶,自由出家的。唐时,政府有几次为了财政的收入,还有鬻卖度碟,听任自由出家的。④老弱鳏寡,无所归养而出家的。在这四种情形当中,如有未届成年想求出家者,依佛的戒律,还须得父母家族的同意,才能允许出家。  既经出家受戒,取得度碟以后,就可往丛林讨褡长住,讨褡大约分作两种,各有不同的手续:①普通少住数日或一短时期的,便叫做挂褡(俗作挂单或挂搭)。挂褡的僧众,为慕某一丛林住持和尚的道望,远来参学,或是游方行脚经过此处,但都须先到客堂,依一定的仪式,作礼招呼,依一定的仪式放置行李,然后由知客师或照客师依礼接待,并依一定的禅门术语,询问经过,既知道了他挂褡的来意,便送进客房,招呼沐浴饮食。普通僧众住的客房,术名叫寮房。接待游方行脚僧的,又叫做云水寮,唐宋时代,旧称通叫做江湖寮。最普通的过路挂褡也要招待一宿三餐,等于归家稳坐,绝无歧视之处。如遇参学游方的,有些比较大的丛林,在他临行时,还要送些路费,叫做草鞋钱。倘要久住些的,便要随大众上殿念经,参加作事,虽然居在客位,劳逸平均,仍然不能特别。②要想长住的,使叫作讨褡。要住进禅堂内修学的,便叫作讨海褡。讨了海褡,就算本寺的正式清众了,这必须要先挂褡,住些时日,经过知客师及各执事们的考查,认为可以,才能讨得海褡长住,旧制称为安褡.常住的僧众,每年春秋两次,各发一次衣布,或衣单钱,以备缝制衣服之用。除了施主的布施以外,常住每季,还发一次零用钱,也叫做衬钱。  凡是已经受戒,持有度碟,而且是常住的大众,身份与生活,便一律平等,上至住持和尚,下至执劳役的僧众,都是一样。对于衣、食、住、行方面,都要严守佛家的戒律,和丛林的清规。如果犯了戒律和清规,轻则罚跪香或执苦役,重则依律处罚或摈弃,便是俗称赶出三门了。  衣。普通都穿唐、宋时代遗制的长袍,习禅打坐也是如此,作劳役时便穿短褂,这些就是留传到现在的僧衣。遇有礼貌上的必要时,便穿大袍,现在僧众们叫它为海青。上殿念经,礼佛,或听经,说法的时候,便披上袈裟。中国僧众们的袈裟,都已经过唐、宋时代的改制并非印度原来的样式,到了现在,只有在僧众的长袍大褂上,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雍容博大的气息,窥见上国衣冠的风度。僧众们的穿衣,折叠,都有一定的规矩。都是训练修养有素,就是千人行路,也难得听到衣角飘忽的风声。  食。依照佛教的戒律,每日只有早晨、中午两餐,为了种种正确的理由,过午便不食了。食时是用钵盂,以匙挑饭,并不像印度人的用手抓饭来吃,但到了中国,已经改用碗筷,和普通人一样。不过,完全实行大乘佛教,一律终生素食,而且是过午不食的,除了少数担任劳役的苦役僧,因恐体力不济,晚上一餐,还只是作医治饿病之想,才敢取食。凡吃饭的时候,一律都在斋堂(食堂),又叫作观堂,是取佛经上在饭食时,作治病观想,勿贪口腹而恣欲之意,这个规矩,大家必须一致遵守,虽上至住持和尚,也不能例外设食,这就名为过堂。如有外客,便由知客陪同在客堂吃饭,住持和尚于不得已时,也可以陪同客人饭食。大众食时都有一定的规矩,虽有千僧或更多的人,一听云板报响,便知已经到了食时,大家穿上大袍,顺序排列,鱼贯无声的走入膳堂,一一依次坐好。碗筷菜盘,都有一定次序放置,各人端容正坐,不可随便俯伏桌上。左手端碗、右手持筷,不得有饮啜嚼吃之声,添饭上菜,都有一定的规矩,另有执役僧众侍候,不得说话呼喊。斋堂中间上首,便是住持和尚的坐位,住持开始取碗举模,大家便也同时开始吃食了,等到全体饭毕,又同时寂然鱼贯回寮。住持和尚如有事情向大众讲话,正当大众饭食之时,他先停止吃饭,向大众讲说,这便名为表堂。每逢月之初一、十五便加菜劳众,或遇信众施主斋僧布施,也要加菜的。'  住。在禅堂专志修习禅定的僧众,便名为清众,旦暮起居,都在禅堂,其余各人都有寮房,有一人一间,或数人一间的。依照佛教戒律和丛林规矩,除早晚上殿念经作功课,以及听经法以外,无事寮房静坐,不得趱寮闲谈,不得闲游各处,无故不得三人聚论及大声喊叫。如遇住持和尚或班首执事,以及年长有德者经过,就必肃然合掌起立,表示问讯起居。  行。各人行走,或随众排列,必须依照戒律规矩,两手当胸平放,安详徐步,垂脸缄默,不得左顾右盼,不得高视阔步。如要有事外出,必须到客堂向知客师告假,回寺时又须到客堂销假,不得随便出外。即使住持方丈,或班首执事出寺人寺,也须在客堂说明,告假几天,同时还须向佛像前告假和销假。其余生活各事,如沐浴、洗衣,各有规定。病时大丛林中,自有药局处方,告假居房养息,不必随众上殿过堂。倘若病重,进住如意堂,便有自甘执役护病的僧众来侍奉,如意堂,也就是旧制的安乐堂。死了,便移入涅槃堂,举行荼毗(俗名迁化),然后收拾骨灰,装进灵骨塔(即俗称骨灰塔)。  总之,真正的丛林集团生活,绝对是作到处处平等,事事有规矩,由一日而到千百年,由管理自己的身心开始,并及大众,都是循规蹈矩,至于详细细则,还不止此。所以宋代大儒程伊川,看了丛林的僧众生活,便叹说:"三代礼乐,尽在是矣。"  (2)劳役平等,福利经济:百丈创制丛林,最要紧的,便是改变比丘,不自生产,专靠乞食为生的制度。原始的佛教戒律,比丘不可以耕田种植,恐怕伤生害命,那在印度某些地方,可以行得通,到了中国,素来重视农耕,这是万万行不通,而且更不能维持久远的。所以百丈不顾别人的责难,毅然建立丛林制度,开垦山林农田,以自耕自食为主,以募化所得为副。耕种收获,也如普通平民一样,依照政府法令规定,还要完粮纳税,既不是特殊阶级,也不是化外之民。平日于专心一志修行求证佛法以外,每有农作或劳动的事情,便由僧值师(发号司仪者)宣布,无论上下,就须一致参加劳动,遇到这种事情,丛林术语,便名为出坡,旧制叫作普请。出坡的对候,住持和尚,还须躬先领头,为人表率,百丈禅师到了晚年,还自己操作不休,他的弟子们,过意不去,就偷偷地把他的农作工具藏了起来,他找不到工具,一天没有出去工作,就一天不吃饭,所以禅门传诵百丈高风,便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语,并且以此勉励后世,由此可见他人格伟大的感召了,现代的虚云和尚年届一百二十岁,还是身体力行,终生奉此不变的。  丛林的经济,一切收入与支出,要绝对公开,术名便称为公众。收入项月、悉数都为全寺大众的生活,尽量为大众谋求福利,还有盈余,便添购田地财产,希望供养更多的天下僧众。一班执事等人,多半公私分明,绝对不敢私自动用常住一草一木,因为僧众们在制度以外,更是绝对信仰因果报应的,乎时经常传为宝训的,便有:"佛门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被毛带角还。"因此,他们对于在禅堂里真实修持的僧众,都是极力爱护,不肯使他们受到丝毫惊扰,希望他们成道,以报天下、国家、社会上和施主们的恩德。从前有一位宝寿禅师,在五祖寺库房执事,那时的住待和尚戒公偶然因病服药,需用生姜,侍者就到库房里取用,宝寿便叱之使去,戒公知之,令拿钱去回买,宝寿才付给他。后来洞山缺人住持,郡守来信,托戒公找人住持,戒公便说:那个卖生姜的汉子去得,他便去作洞山的主持,所以后世有"宝寿生姜辣万年"的句子,相传为禅门的佳话。一九四一年,笔者在成都的时候,见过一位新都宝光寺的退院老和尚,其人如苍松古柏,道貌岸然可敬,住持大寺数十年,来时只带一个衣裳包袱,退位的时候,仍然只带这个破包袱,对于常住物事从来不敢私用分毫,自称德行不足以风众,背不起因果,相对数言,便令人起思古之幽怀,这便是丛林大和尚的风格。  (3)信仰平等,言行守律:所谓丛林,顾名思义,是取志在山林之意,其实,它具有此中明道修行者,有如麻似粟、丛集如林的意思。他们都坚定地信仰佛教的佛法,尤其信仰禅宗心地成佛的法门,要住丛林,便是为了专心一志的修证心地成佛法门,所以他们除了恪守丛林的清规以外,在寺内更笃守佛教的戒律。相传过去天台国清寺有一得道高僧,已经有了神通,有一天晚上,在禅堂里坐禅,下座的时候,他偷偷问隔座的僧众说,你的肚了饿了吗?大家不敢答话,有一僧说:饿了怎么办,规定大家过午不食,谁又敢去犯戒?即使要吃,厨房里都没有东西,哪里有吃的呢?他说:不要紧,你要吃,我替你弄来,厨房里还有锅粑呢!他说了,便伸右手人左手的袖子里,一会儿,就拿出一大把锅粑来请这僧吃。这时,那个住持和尚也有神通的,他严守戒律,决不肯轻现神通,到了次日清晨,住持和尚便向大众宣布,昨天夜里,禅堂里有两位僧人犯戒,依律摈斥出院,那个有神通的僧人便伸手拿起包袱,向住持拜倒,自己承认犯戒,由此就被赶出山门了。南宋时,大慧宗果禅师,他未经得法时。依止湛堂禅师,有一天,湛堂看了他的指甲一眼,便说:近来东司头的筹子,不是你洗的吧!他便知道师父是责他好逸恶劳,立即剪去养长了指甲,去替黄龙忠道者作净头(清除厕所)九个月,由于这些例举的一二操行,就可知他们的规矩和戒律,言行和身教,是多么的自然和严整啊!  (4)众生平等,天下为家:佛教的宗旨,不但视人人为平等,它确要做到民胞物与,视一切众生,都是性相平等的,为了适合时代和国情,他创立了丛林制度,从表面上看,丛林的清规与佛的戒律,似乎不同。实际上,清规是以佛的戒律作骨子的,所以他的内部,仍以严守戒律为主,既如举足动步,也不敢足踏蝼虫蚂蚁,何况杀生害命。因为他的信仰和宗旨,是慈悲平等的,所以丛林便有天下一家的作风,僧众行脚遍字内,不论州县乡村,只要有丛林,你能懂得规矩,都可挂褡安居。此风普及,及至乡镇小庙,或是子孙私产也都可以挂褡从前的僧众们,行脚遍天下,身边就不需带一分钱,即使无寺庙可住,大不了,树下安禅也可过了一日。元、明以后,佛道两家好像各有宗教信仰的不同,在某些方面,又如一家,例如道士,到了没有道观的地方,可以跑到和尚寺里去挂褡。和尚也是如此,必要时可以跑到道观里去挂褡。每遇上殿念经的时候,也须随众照例上殿,不过各念各的经,只要守规矩,便不会对他歧视的。僧尼之间,事实上,也可以互相挂褡,不过,其中戒律和规矩更要严些,例如男众到女众处挂褡,清规严格的寺院,就只能在大殿上打坐一宵。稍稍通融的,也只能在客房一宿,决定不可久居。女众到男众处,也是如此的。俗人求宿寺院,便不叫做挂褡,佛门从慈悲为本,有时斟酌情形,也可以收留的。唐、宋时代,许多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大都是寄居僧寺读书,例如邺侯李泌等辈,为数确也不少。至于唐代王播微时,寄读扬州僧寺,被主僧轻视,故意在饭后敲钟,使他不得一餐,便题壁写诗云:"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囗黎饭后钟。"后来他功名成就,复出镇是邦,再过此处,看到昔日的题句,已被寺僧用碧纱笼罩起来,他便继续写道:"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这些事情总有例外的,也不能以偏概全,便视僧众都是势利的了。最低限度,也可以说:有了丛林制度以后,确实已经替中国的社会,做到收养鳏寡孤独的社会福利工作,使幼有所养,老有所归,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宋仁宗看见丛林的生活,不胜羡慕它的清闲,便亲自作有《赞僧赋》。相传清代顺治皇帝,看了丛林的规模,使兴出家之想,他作了一篇《赞僧诗》,内有:"天下丛林饭如山,钵盂到处任君餐。朕本西方一袖子,如何落在帝王家。只因当初一念差,黄袍换却紫袈裟。"等句,也有人说,这是康熙作的,真实如何,很难考证,但由此可见禅门丛林,是何等气象了。  3.丛林以修持为中心的禅堂  (1)禅堂的规模:百丈创立丛林,最重要的,他是为了真正建立了禅宗的规范,由于这种制度的影响所及,后世佛教的寺院,不论宗于何种宗派,大多数都有加上禅寺名称的匾额,而且因为禅增们的简朴,一肩行脚,背上一个箱四,芒鞋斗笠,就可走遍天下名山大川,大家景仰他们的苦行,所以青山绿水之间,不断地建筑起禅寺了。但真正的禅门丛林,它的主要目的,不止在于创建寺院,都在于有一座好的禅堂,可以供养天下僧众,有个安身立命、专志修行的所在。唐、宋、元、明、清以来,国内有的丛林里的禅堂,可以容纳数百人到千余人的坐卧之处,每人一个铺位,可以安禅打坐,又可以放身倒卧,各个铺位之间,又互相连接,所以古人又叫它作长连床。但每一座位间,必须各记自己的姓名,张贴于坐席之间。全寺的僧人,常住经常也备有登记簿,俗名叫作草单,术名叫作戒腊簿,也等于现代的户口簿。整个禅堂光线明淡,调节适中,符合简单的生活起居,适应方便。只是古代的建筑,不太注重通风设备,对于空气的对流,比较差些。禅堂四面,都做成铺位,中间完全是个大空庭,需要作大众集团踱步行走之用,这种踱步,便是佛经所说修禅定者的适当活动,叫作经行,丛林里便改作行香与跑香了。所以禅堂中心的空间,便要能够容纳内部数百或千余人的跑步之用,行香与跑香,都照圆形活动,不过必要时,还有分成两个圈子或三个圈于来跑,老年体弱的,不可以走外圈。少壮健康的,就走外面的大圈子。  (2)禅堂里的和尚:禅堂既然为禅宗丛林的中心,等于现代语所说的,是个教育的中心了,那么,应该是最富于佛教色彩的所在,事实上,并不如此,它却正正真真表示出佛法的真精神,不但完全解脱神秘和迷信,而且赤裸裸的表出达摩大师传佛心印的宗旨。原来禅堂里,不供佛像,因为禅宗的宗旨,"心即是佛"。又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又"不是心,不是佛,也不是物"的,那它究竟是个什么呢?可以说:它是教人们明白觉悟自己的身心性命之体用,所谓本来面目,道在目前,就在寻常日用之间,并不是向外求得的。后世渐有在禅堂中间,供奉一尊迦叶尊者的像,或达摩祖师的像。禅堂的上位(与大问正对的),安放一个大座位,便是住持和尚的位置,和尚应该随时领导大家修行禅坐,间或早晚说法指导修持,所以住持和尚一定要选任曾经悟道得法的过来人,确能指导大家修证的大善知识了。心即是佛,和尚便是今佛,住持也便是中心,所以有时称他作堂头和尚。如住持和尚因故不能到禅堂参加指导,辅助住持的督导修持,就是禅堂的堂主,与后堂西堂等,这几个位置排在进门之首的。此外,还有手执香板,负责督察修持的,叫做监香,他和禅堂里的悦众,都是负责监督修持用功之责的。悦众和监香,也有数人任之的。香板,古代乃是竹杖,一端包了棉花和布,做为警策之用,这是佛的旧制,称谓禅杖,后世改用为木版,作成剑形,叫做香板。其余,还有几位专门供给茶水的执役僧,有时或由新出家的沙弥们任之。  (3)禅堂的生活:顾名思义,所谓禅堂,就是供给僧众们专门修持坐禅的地方,他们为了追求实现心地成佛的最高境界,一面离尘弃欲,决心绝累,一面又须苦志精勤,节操如冰雪,甚之毕生埋首禅堂,一心参究,纵然到死无成,仍然以身殉道而不悔者,比比皆有。凡是住在禅堂里的人,饮食起居生活,一律都须严守清规的纪律,清晨三四点钟就要起床、盥嗽方便以后,就要上座坐禅。因为古代没有时钟,每次坐禅,就以长香一炷为标准,大约等于现在时钟的一点半钟左右。下座以后,就须行香,大家依次排列,绕着禅堂中间来回行走,身体虽然松散,心神却不放逸,这样又要走完一炷香,就再上座。饮食、睡眠、大小便,都有划一的规定。如此行居坐卧,都在习样,每日总以十支以上长香为度。如逢冬日农事已了,天寒地冻,更无其他杂条,便又举行克期取证的方法,以每七日为一周,叫做打禅七或静七。在禅七期中,比平常更要努力用功参究,往往每日以十三四支长香,作为用功的标准,大约睡眠休息时间,昼夜合计,也不过三四小时而已,后世各宗,鉴于这种苦修方法的完美,也就兴起各种七会,如念佛七等等。他们有这样苦志劳形,精勤求道的精神,日久月长,无疑地,必能造就出一二超格的人才。每逢举行禅七的时期,和尚要请职担任禅堂里的监香职位时,也和请丛林班首执事一样的过程,茶聚商托以后,挂牌送位,都如请执事一样的仪式,不过送位只是送掉堂里的坐香位子。因为重心在于禅堂。监香也有同时请七八位,轮流担任,以免过于疲劳。禅宗虽然只重见性明心,立地成佛的顿法,并不重禅定解脱的修行法门。但是远自印度的释迦牟尼,以及传来中国以后,从古至今,没有哪一位祖师和禅师,不从精勤禅定,专志用功中得成正果的。每年初夏,便依律禁足安居三月,又谓之结夏,到了旧历七月十五日圆满,或称谓解夏。所以从前问出家为僧的年龄若干,便请问他夏腊多少。所以丛林禅堂,制立如此风规,恰是佛法的真实正途,俗话说:"久坐必有禅",这也不是绝无道理的。到了两宋以后,许多大儒,都向往禅堂规模和教育方法,抽梁换柱,便成儒家理学家们的静坐、讲学、笃行。实践等风气了。禅堂的门口,帘幕深垂,一阵阵的飘出婀娜的炉香,当大家上座坐禅的时候,普通叫作收单,门口便挂上一面止静的牌子,这时,外面经过的人,轻足轻步,谁也不敢高声谈论,恐怕有扰他们清修。到了休息的时一候,门口换挂一面放参的牌子,才可以比较随便一点,普通又名为开静。  (4)禅堂内外的教育方法:丛林既以禅堂为教育的中心,那就天天必有常保了?诚然,他们的常课,便是真参实证,老实修行本分下事,却不是天天在讲学说法的,因为在禅宗门下,认为讲习经论,那是属于义学法师们的事,他们重在老实修行。遇到晚上放参的时候,住持和尚莅临禅堂,说些用功参禅的法门,或者有人遇到疑难,请求开示,便随时说法指导,这样就叫做小参。后世风规日下,有时住持和尚偷懒,便请堂主升座说法,这也叫作小参。倘有正式说法,在禅堂以外,另外还有一座说法堂,简称法堂,依照一定的仪式,礼请住持和尚升座说法,这时大都是鸣钟击鼓,依照一定的隆重仪式,通知全寺的僧众,临场听法的。仪式的庄重,和大众的肃然起敬,恰恰形成一种绝对庄严肃穆的宗教气氛。可是禅宗住持和尚说的法,却不如讲经法师们,一定要依照佛经术语的法则来,也不是只作宗教式的布道,他是随时随地,把握机会教育的方针,因事设教,并无定法的。弟子和书记们,老实记载他的说法讲话,便成为后世的语录一类的书了。如果有时讲解经论,又须另在讲堂中举行,对于专门讲解经论的法师,便称为座主。丛林的修行教育,固然以禅堂为中心,但作为导师的住持和尚,对于全体笃志修行的僧众们,却要随时随地注意他们修持的过程和进度,偶或在某一件事物,某一表示之下,可以启发他智慧的时候,便须把握时机,施予机会教育,这种风趣而轻松的教育法,在高明的排师们用来,有时会收一到很大的效果,可能对于某一个人,便由此翻然证悟的。即或不能达到目的,有时也变成很幽默的韵事了,后世把这种事实记载下来,便叫作公案。理学家们便取其风格,变称学案。那些奇言妙语,见之于后世的语录记载里的,便叫做机锋和转语。由此可见作一位住持丛林的大和尚,他所负的教育责任,是何等的重要,佛经所谓荷担如来正法,正是大和尚们的责任所在,所谓荷担,也就是说继往开来,住持正法眼藏,以继续慧命的事,唐、宋之间,有些得道高僧,自忖福德与智慧、才能和教导,不足以化众的。便往往谦抑自牧,避就其位了。  (5)禅堂的演变:元明以后,所谓禅寺的丛林,渐渐已走了样,同时其他各宗各派,也都照禅宗丛林的规矩兴起丛林来了。在其他宗派的丛林中,禅堂也有变成念怫堂,或观堂等,所谓真实的排堂和禅师们,已如凤毛麟角,间或一见而已,令人遥想高风,实在有不胜仰止之叹。民国以来,研究佛学的风气,应运而兴,所以禅门丛林,也多有佛学院的成立,禅宗一变再变,已经变成了禅学。或是振衰革弊,或是重创新规,唯有翘首位候于将来的贤哲了。  4.丛林与中国文教  丛林的制度,显然是中国文化的产品,如果认为佛教传来中国,便受到中国文化的融化,产生了佛教革新派的禅宗,这事已略如前论,不必重说。严格地说来,佛教经过中国文化的交流,却有两件大事,足以影响佛法后来的命运,而且增强它慧命的光辉。第一,在佛学学理方面的整理,有天台、华严两宗严整批判的佛学,天台宗以五时八教,贤首宗以五教十宗等。概括它的体系,这便是有名的分科判教。第二,在行为仪式方面,就是丛林制度的建立,它融合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包括懦家以礼乐为主的制度,适合道家乐于自然的思想。而且早在千余年前,便实行了中国化的真正民主自由的规模。它的制度,显然不相同于君主制度的宗教独裁,只是建立一个学术自由,民主生活的师道尊严的模范。  除了中国以外,接受南传原始佛教文化的,如泰国、高棉、寮国、锡兰和缅甸,传续到了现在,虽然已非旧时面目,但多少总还存有一些原来方式。可是它所仅存的生命,不过是依赖政府与民间信仰的残余,与丛林制度比较起来,有识之士,便不待言而可知了。和这相反的,就如北传佛教在我国西藏,它以神秘色彩,衬托出宗教的恣态,千余年来,却赢得一个政教合一的特权区域,虽略有类同西洋教会和教皇的威权,而无西洋教会一样,具有国际和世界性的组织,讲政治,没有博大悠久思想作基础,讲宗教,仍被封固在文化落后的地区。如果深切了解释迦牟尼的全部教义,对于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的两种方式,便会知道不是他原来的初衷。只有中国的丛林制度,确能与他的本意不相违背,由此可见无论南传北传的佛教,都没有像东来中土的伟大成就,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可以了解,凡是自己没有悠久博大的文化之民族,纵然佛光普照,它的本身,仍然无力可以滋茂长大,所以说,当达摩大师在印度的时候,遥观东土有大乘气象,不辞艰苦,远涉重洋,便放下衣钵,把佛法心印传留在中国了。  一个文化悠久的国家,历史剩遗在山川名胜的背景,已经足以表示整个文化的光辉,何况它的精神,还是永远常存宇宙,正在不断地继往开来呢!仅以丛林创建的制度来说,它给全国的山光水色,已经增加了不少诗情画意,表现出中国文化的风格,唐代诗人杜牧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还只是描写南北朝以来的江南佛教事迹,到了唐朝以后,因为丛林寺院的兴盛,可以说:率土之滨,莫不有寺,名山之顶,何处无僧,所以后人便有。天下名山僧占多"之咏了。加上以唐人气度的雄浑,宋人气度的宽廓,二者融会在寺院建筑之中,我们在全国各地,到处都可见到美仑美奂,壮丽雄传的塔庙,只要你翻开各省的省志,各州、府、县的地方志,要查名胜古迹,僧道寺院,便已占去一半。缅怀先哲,追思两三千年的留传至今的事物,岂能不令人痛恨这些一知半解,妄自蔑视中国文化的人们!须知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建设起来,是经过多少时间,和多少哲人的心血所完成。要想改变,以适应世界的趋势而争取生存,那也要学而有术,谋定而后动,岂是浅薄狂妄,轻举妄动所能做得到的吗?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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