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那一刻，风把一枝灌木枯枝吹到我们脚边。“那是表示同意!”他喊道，眼睛明亮地看着我，大笑起来。我感觉他在耍我，玩一种很奇怪的游戏，规则由他定，因此他笑就可以，我笑就不行。我再次变得非常恼火。我把这些想法告诉他。他完全没有感到被冒犯，只是笑着。他的笑使我更痛苦与沮丧。我觉得他有意羞辱我。就在那时，我决定我的“野外调查”已经够了。我站起来说我要回他家，因为我必须回洛杉矶了。“坐下来!”他命令地说，“你像个老太婆一样地在发脾气。现在不能离开，因为我们还没有结束。”我恨他，觉得他是一个藐视别人的人。他唱起一支愚蠢的墨西哥民歌来，他把某些音节拉长，另外一些缩短，显然是在模仿一个有名的歌手，结果把歌弄得非常可笑。最后我也笑了起采。“你看，你笑这支愚蠢的歌，”他说，“可是那个歌手与花钱听他这样唱歌的人并不笑。他们把它看作是一件很严肃的事。”“这是什么意思呢？”我问。我觉得他故意用这个例子来告诉我，我笑那只乌鸦是因为没有很严肃看待它，就好像我没有严肃看待那首歌一样。可是他又把我搞糊涂了。因为他说我就像那位歌手与那些喜欢听他歌的人一样自命不凡，把一些没意义的事看得极为认真，而头脑清醒的人对这些事是不屑一顾的。然后他重述所有他在“学习植物”这一课题上说过的，似乎是要唤醒我的记忆。他强调如果我真的想学习，就必须改变我大部分的行为。我越来越恼火，后来甚至连做笔记都很吃力。“你把自己看得太重了，”他慢条斯理地说，“在你心里，你把你自己看得太该死的重要。一定要改!你是如此该死的重要，使你觉得可以理直气壮地对每件事恼火。你是如此该死的重 要，所以事情只要不如你的意，你可以掉头就走。你大概以为那样表示你有个性。胡扯!你是又软弱，又自命不凡!”我佯装抗议，可是他不为所动。他指出，因为我加在身上这种夸大的重要感，使我这辈子一事无成。他说得如此有把握，让我大吃一惊。当然，他说的是真的。我不仅感到愤怒，也觉得备受威胁。“自我重要感是另一件必须丢弃的东西，就像个人历史，”他用戏剧化的语气说。我当然不想和他争辩。显然我处在一种非常不利的地位；除非他想回去，否则我们是不会回去的。我又不知道回去的路，只好留下来陪他。他突然做了一个奇怪的动作——头有节奏地微摇，似乎在嗅闻周围的空气，他仿佛进入一种非常警觉的状态中。他转过身来瞪我，非常迷惑、好奇的样子，眼睛在我身上上下扫视，像在寻找什么；然后他突然站起来，开始快走，他几乎是在小跑。我跟着他，我们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我们在一座岩石小山旁停下来，在一棵灌木的树荫下坐下。快步弄得我精疲力竭，不过我的情绪好多了，几乎感到兴奋，这改变是很奇怪的，因为开始快走时，我对他气得要命。“这真是奇怪”，我说：“可是我感觉很好。”我听到远方乌鸦的叫声，他举起手指，放在右耳边，微笑起来。“那是一个征兆。”他说。一块小岩石从山上滚下来，压到灌木丛，发出声音。他大声笑起来，手指着声音的方向。“而那是表示同意!”他说。他接着问我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谈谈我的自我重要感。我笑了，我的愤怒早已成为过去，我甚至不能想象刚才怎么会对他那样不高兴。“我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我说，“我原来很生气，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又不生气了。”“我们周围的世界是很神秘的，”他说：“不会轻易让人知道它的秘密。”我喜欢他这种如谜般的谈话，神秘而带挑战性。不过，我无法判断这些是深奥难懂，还是一派胡言。“要是你再回到这里的沙漠，”他说，“不要走近我们今天停留的小山，要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避它。”“为什么?有什么原因吗?”“现在不是解释的时候，”他说，“我们现在所关心的是丢掉自我重要感。只要你还是感觉你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物，就不能真正欣赏周围的世界，就好像一匹带着眼罩的马，只能看到一个远离一切事物的自己。”他向我打量了一会儿。“我要和这儿的小朋友谈谈!”他指着一株小植物说。他跪在小植物前面，抚摸它，和它说话。起初我听不懂他说的话，后来他改用西班牙语和小植物谈，哇啦哇啦地说了一阵，全是些没意义的话，然后站了起来。“你和植物说什么不重要，”他说，“也可以自己编造出一些字来；重要的是那种喜欢它、平等对待它的感觉。”他解释说，采集植物的人每次采摘时都必须向植物道歉，并且保证有一天自己的身体也将供给它们做食物。“因此，归根究底，植物和我们是平等的，”他说，“植物和我们是同等的重要，谁也不比谁更重要。”“来!和小植物说话，”他催促我说，“告诉它你不再觉得自己重要。”我跪在小植物前面，但也就只能做到这种地步。我没有办法对小植物说话，我觉得荒谬可笑，但没有生气。唐望拍着我的背说，没有关系，至少我已经控制了自己的脾气。“以后常和小植物谈话，”他说，“说你丢掉所有自我重要感，而且你也能当着别人面前那样说时才停止。”“到那边的山上!自己练习。”我问他是否可以在心里默默地和植物谈话。他笑起来，轻敲我的头。“不行!”他说：“如果要植物回答你，就必须清楚、大声地对植物说话。”我走到他说的地方，心里暗笑他的古怪。我甚至想试着和植物说话，但是心中的荒谬感实在难以克服。我待在那儿，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就回到他身边，可是他知道我并没有和植物说话。他没有看我，只是示意要我坐在他旁边。“仔细看着我，”他说，“我要和我的小朋友说话。”他跑在一棵小植物前面，花了好几分钟的时间又说又笑。我觉得他真是疯了。“小植物要我告诉你，吃她是很有益处的”，他边往起站边说。“她说一小把就可以让人身体健康，也要我告诉你那边也有一群她们的伙伴。”唐望指着大约两百码外的小山坡。“让我们到边去看看，”他说。我笑他装模作样，但确信会找到他所说的植物，因为他对这个地区非常熟悉，知道可以在哪些地方找到可食的植物与药草。我们朝着他说的地区走。他不经心地告诉我，应该注意这一种植物，因为它可以吃，也可以做药。我半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刚才的植物告诉他的。他停下来，看着我，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他摇摇头。“啊!”他笑着喊道：“你的小聪明把你变得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可笑，小植物怎么可能告诉我早已经知道的事呢?”然后他向我解释说，他一直都知道那种植物的各种特性，而刚才植物只是告诉他们在他所指的区域里长了一丛，而且她不介意唐望把这个信息告诉我。我们到达了那个小山坡，发现了一大丛这类的植物。我想笑，可是他不给我时间。他要我谢谢这丛植物，我感到极为别扭、不自在，无法照着他的话去做。他仁慈地笑了，再次说出一些如谜般的话，并重复了三、四次，好像是要给我时间去理解其中的意义。“我们周围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他说，“人不比任何其他东西更好。一棵小植物对我们慷慨，就应该谢谢她，不然她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他讲话时看我的样子让我感到一阵寒颤。我赶忙向植物俯过身去，大声说“谢谢”。他克制地偷笑出声。我们又走了一个小时，然后往回走。我一度落后，他不得不等我。检查我的手指有没有弯曲，而我没有这么做。他严格地告诉我，只要和他同行，就必须观察模仿他的方式，不然就不要跟他走。“我不能老是像等小孩那样等你，”他用责备的语气说。这句话让我陷入窘困和疑惑之中。这个老人怎么会走得比我快?我觉得自己很强壮，像个运动员，可是竟然需要他等我，好让我赶上他。我照他的话，把手指弯曲起来，奇怪的是我竟能够毫不费力地跟上他。事实上，有时我感觉到是我的手在拉着我向前走。我非常兴奋。和这个古怪的老印第安人一块愚蠢地走路，让我觉得非常快乐。我开始说话，一再问他可不可以指给我看一些皮约特。他看了我一下，什么也没有说。4．死亡的忠告1961年1月25日 星期三“有一天你会教我有关皮约特的知识吗?”我问。他没有回答。像过去一样，他只是看着我，好像我疯了。在闲聊中，我多次提起这件事。每次他都皱眉摇头。这个动作既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而更像是失望、难以置信的表情。我们原来坐在他屋前的地上，他突然站起来，他的头几乎让人察觉不到地点了一下，示意我跟着他走。我们朝南进入沙漠灌木丛。他在路上又一再说，我应该晓得我的自我重要感与个人历史都是些无用的东西。“你的朋友们，”他突然转向我说，“那些认识你很久的人，你必须立刻离开他们。”我觉得他疯了，他的坚持是很愚蠢的，可是我什么也没说。他窥视着我，笑了起来。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后终于停下来，我正要坐下休息时，他却要我到20码远的地方，大声而清楚地和一丛植物谈话。我感到不安与担忧。他的古怪要求让我难以忍受，我再次告诉他我无法对植物说话，因为我觉得太荒谬了。他唯一的反应是，我的自我重要感太巨大了。突然间，他似乎做了一个决定，他说，在我对这件事感到自然容易之前，不用再尝试去跟植物说话。“你想学习植物，可是却什么事也不愿意做，”他责备地说，“你究竟想要做什么呢?”我解释说，我希望得到有关植物使用上的知识，因此我才要求他做我的资料提供者，我甚至愿意付钱给他。“你应该接受钱的，”我说，“那样我们两个人都会觉得好过些。我就可以想问什么就问什么，因为你在为我工作，而我付你钱。你觉得如何?”他不屑地看着我，下唇与舌头颤动，大力吐气，发出很难听的声音来。“我也这么想，”他说，然后疯狂地大笑起来，一定是因为我一脸惊愕的表情。很显然他不是一个我能够轻易应付的人。撇开他的年纪不说，他可是精力充沛，身体又是难以置信地强壮，我原来认为他年纪这么大，一定可以成为一名完美的“资料提供者”。我一直认为老人是理想的资料提供者，因为他们是如此衰弱，除了谈话之外，什么事也不能做。但是相反，唐望却是一个麻烦的家伙，我觉得他既危险又教人拿他没办法。介绍我们认识的那位朋友说得没错，他是一名古怪的印第安老人，虽然不像我朋友说的那样，大部分时间泡在酒精里，但却比那个更糟——他是个疯子。我再次感到以前有过的那种怀疑与害怕，这些我原来以为已经克服了的感觉，事实上，我毫无困难地说服自己回去找他。可是，当我发觉我喜欢和他在一起时，心里不免觉得或许我也有点疯了。他说我的自我重要感是一个障碍，这种想法确实对我产生了影响。但是这一切都只是理智上能够接受的想法；一旦面对他的古怪行为，我又会感到害怕，想离开。我说，我相信我们非常不同，不可能和谐共处。“我们之中的一个必须改变，”他说，眼睛看着地面。“而你知道是谁。”他哼起一支墨西哥民谣来，然后突然抬起头来看着我。眼光犀利，目光炯炯。我想要转移视线或闭上眼睛，但是，让我十分惊异的是，我无法挣脱他的注视。他要我告诉他，我在他眼中看到了什么。我说什么也没看到，可是他坚持要我说出他的眼睛让我感觉到什么。我努力让他了解，我唯一感觉到的是我的局促不安，以及他看我的样子让我非常不舒服。他没有就此罢休。继续凝视我。那不是威胁或凶恶的注视，而是一种神秘的、令人不快的注视。他问，他是不是让我想起一只鸟。“一只鸟?”我叫道。他像孩子一样咯咯地笑起来，同时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不错，”他柔和地说，“一只鸟，一只非常有趣的鸟!”他又把目光锁定在我身上，同时命令我回想过去。他以一种不寻常的确定说，他“知道”我以前看过那样的目光。那时我觉得，这个老人不愿我诚意的请教，反而每次都要向我挑衅。我挑战地回瞪他，他没有发怒，却笑了起来。他一拍大腿，跟着吆喝起来，好像在骑一匹野马。然后神情严肃地告诉我，重要的是不要和他作对，同时要我努力回忆那只有趣的鸟。“看我的眼睛，”他说。他的目光异常犀利，给人一种感觉——让我想起什么，可是又不能确定究竟是什么。我想了一下，然后我突然明白了：不是他眼睛或头的形状，而是注视中一种冰冷的凶猛让我想起老鹰的眼睛。那一刻，他正侧头看我，有一瞬间，我心中感到一片混乱。我以为我看见了一只鹰的形象，而不是唐望。那形象一闪即逝，而我心中很乱，没有再去注意它。我很兴奋地告诉他，我可以发誓说在他脸上看到了老鹰的样子。他又是一阵笑声。我在老鹰的眼中看过那样的眼神。在孩童时代，我常常猎鹰，祖父说我的技术不坏。他有一座养鸡场，老鹰对他的事业是一项威胁。射杀鹰不仅是经营农场必须做的工作，也是天经地义的。我曾经被老鹰的犀利目光纠缠了很多年，一直不能忘怀，可是那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我以为我已经忘了，直到现在才想起。“我以前常常猎鹰，”我说。“我知道，”唐望自然地回答。他的语气如此肯定，我不由笑了起来。我觉得他真是荒谬的家伙，居然敢宣称他知道我猎过鹰。我对他感到极端鄙视。“为什么这样愤怒?”他以真心关怀的语气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以很不寻常的方式查问起我来。他要我再度注视他，告诉他那只“十分有趣的鸟”的事情。我努力和他作对，出于对他的蔑视，我说没有什么好讲的；但是又禁不住问，为什么他说他知道我猎过鹰。他没有回答，反而再次批评起我来，说我是一个粗暴的家伙，任何刺激都会让我“口吐白沫”。我抗议说他错了。我一直觉得我相当随和、平易近人。我说都是他的错，他的言行出人意料，让我失去控制。“那么你为什么要发怒?”我检讨了一下我的感觉与反应。我真的没必要对他发怒。他再次坚持要我看他的眼睛，告诉他那只“奇怪的老鹰”的事。他改变了字眼，原先他用的是“十分有趣的鸟”，现在变成“奇怪的老鹰”。字眼的改变引起我个人情绪的变化，我突然觉得很伤感。他把眼睛眯成两条狭缝，同时用非常夸张的语调说，他正“看见”一只很怪的鹰。而且重复说了3遍，仿佛就在眼前。“你不记得了吗?”他问。我一点都不记得。“那只鹰有什么奇怪的?”我问。“这应该由你来告诉我，”他回答。我坚持说，我真的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因此，也不能告诉他什么。“不要和我作对!”他说，“抵抗你的懒惰，好好回想。”我花了一段时间想弄懂他的意思。没想到我也可以很努力去回想。“那时，你常常看到很多鸟，”他仿佛在暗示我。我告诉他，在孩童时候，我曾经在农场上住过，捕获过几百只鸟。他说如果如此，要我记起其中猎过的有趣的鸟，应当不是很难的事。他询问似地看着我，好像刚才给了我最后一个暗示。“我捕获的鸟太多了，”我说，“现在什么也不记得了。”“这只鸟很特别，”他耳语般地悄悄说，“是一只鹰。”我再次思忖他真正的用意是什么?他在逗我?还是认真的?过了一会儿，他又催我去回想。我想我是无法要求他停止这个游戏，只能陪他玩下去。“你说的是一只我猎过的鹰吗?”我问。“是的，”他闭着眼睛小声地说。“是在我小时候发生的?”“是的。”“可是你说，你现在眼前就看到一只鹰。”“一点也没错。”“你究竟想对我做什么?”“我在想法子让你回想。”“什么?天哪!”“老鹰像光一样快，”他直盯着我的眼睛说。我感到心跳停止。“现在看着我，”他说。但是我没有看他。他的声音听起来很遥远模糊。我整个人被惊人的回忆所淹没。那只白鹰!事情得追溯我祖父在数完他的鸡后，大发雷霆，因为小鸡每天总是莫名其妙的少了几只。所以，祖父就亲自率领我们进行一场严密的监视，经过几天日夜的守望后，终于看见一只大白鸟爪上抓着一只鸡倏然飞走，行动迅速，显然它熟悉路径。它从树后突然扑出，抓住鸡，再从两座鸡舍中间的开口处飞走。前后就这么一眨眼，祖父几乎没有看到，但是，我看到了，那是一只鹰。我祖父说，如果是只老鹰，那一定是只白色变种的鹰。我们开始狩猎白鹰。有两次我几乎要逮住它，甚至迫使它把猎物丢下，可是最后它还是逃走了。它速度太快，而且非常聪明：从此以后，它再也没有到祖父的农场猎食。要不是祖父激励我去猎这只鸟，我可能会忘掉这件事。有两个月时间，我满山遍野到处追猎这只白鹰，我熟悉了它的习惯，几乎能凭感觉知道它的飞行路线，但是它的速度及神出鬼没总使我扑空。我敢夸口说，每次碰上它，我都能让它没法把它的猎物拿走，但是我也始终无法抓到它。在我对付白鹰的两个月里，只接近过它一次。那一次我追踪了它一整天，十分疲倦，就坐下在一棵高大的尤加利树下睡着了。突然一阵鹰的叫声把我吵醒，我张开眼睛，不敢动弹。看见在尤加利树的顶梢栖着一只白色的鸟，就是那只白鹰。追踪总算可以结束了，接下来将是困难的射击。我仰卧在地上，那只鸟背对着我，这时一阵风吹来，我赶紧利用风声的掩饰，拿起来福枪瞄准白鹰，我想等鸟转过身来，或是它开始飞时才射击，这样才不会射空，但是那只鸟却一动也不动，为了瞄得更准，就必须移动位置，但那只鹰的速度不容许我做任何移 选择就是等待，于是我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也许是这段漫长的等待，也许是当下那种天地间唯我与鸟的寂寞感影响了我。一阵寒意突然从我背脊直冲上来，我站起来跑开了，甚至连看都没有看一下鸟是否飞走了，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举动。我从来没有把我最后的举动与那只白鹰联系起来，只是很奇怪我竟然没有射杀它。以前我射杀过几十只的鹰。在我生长的农场上，射鸟或猎杀其他动物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我说这个故事时，他非常注意地聆听。“你怎么知道白鹰的事?”我说完后问他。“我看见的，”他回答。“在什么地方?”“就在你面前。”我已经不想再争辩了。“这一切代表的是什么呢?”我问。他说像那样的一只白鸟是一个征兆，不射杀它是我唯一能做的事。“你的死亡给了你一点小小的警告，”他用神秘的语气说，“死亡来临时，永远像一阵寒意。”“你在说什么?”我很紧张地问。他的故弄玄虚实在使我紧张。“你很懂鸟，”他说，“你也杀了许多鸟。你知道如何等待。你曾经耐心等待了几个小时。我知道这一切，我正在看。”他的话在我心里造成很大的慌乱，我想最让我不快的就是他的那种不容置疑的口气。他对我生命中我自己都无法确定的事情却如此武断，这是我最无法忍受的。我陷入沮丧之中，没有发现他靠过来，直到他在我耳边细语才注意到。起初我听不懂，于是他又重复了一次。他要我很自然地转身过去，看左边的大石头。他说我的死亡正在那儿瞪着我，如果我在他打信号时转过身去，也可以看到它。他用眼睛给我信号。我转过身去，我想我在岩石上看到了闪动，我的身体感到一阵寒颤，腹部肌肉不自主地收缩。我感到一阵震荡，一阵痉挛；一会儿之后，我恢复了镇定，向他解释说刚才看到的光影闪动是因为转头太快所造成的视觉上的幻觉。“死亡是我们永恒的伴侣，”唐望以最严肃的语气说，“它永远在我们的左边，一臂之遥。在你监视白鹰时，它也在监视着你，它在你耳边低语，于是你感觉到它的寒意，就像今天一样。死亡永远在监视着你，直到有一天它会轻轻拍触你。”他伸出手轻触我的肩膀，同时用舌头做出低沉的咔啦声。这个效果足以令人丧胆。我几乎想吐。“你这个男孩，偷偷地潜行追踪猎物，也知道耐心等待，就像死亡的等待。你非常清楚死亡就在我们的左边，就像你在白鹰的左边那样。”他的话有着一种奇怪的力量，让我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惧中；我唯一的防卫就是埋头把他说的一切全部写下来。“如果我们知道死亡正在潜猎我们，又怎能感觉自己如此重要呢?”他问。我觉得他并不是真的要我答，而且我也说不出任何话来。我被一种新的心情笼罩着。“当你不耐烦时，”他继续说，“你应该转向左边，向死亡寻求忠告。如果死亡对你打个手势，或你瞥见了它，或者你只要感觉它在那儿守望你，你就可以抛弃许多令人心烦的琐事。”他又靠过来，在我耳边压低声音说，如果我照他的信号，迅速转向左边，就可以再度看到死亡在石头上。他向我使出了一个几乎觉察不到的眼色，可是我不敢转头。我告诉他，我完全相信他的话，他可以不必再强调这件事，因为我已经吓坏了。他又一次轰然大笑。他回答说，死亡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我争辩说，老是谈死亡对我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只会带给我不快与恐惧。“胡扯！”他大叫说，“死亡是我们仅有的明智忠告者。当你觉得一切都不顺利，一切就要完蛋的时候，转身问问死亡事实是否如此。你的死亡会告诉你，你错了；除了它的触摸之外，一切都无关紧要。它会告诉你：‘我还没有碰你呢!’”说完，他摇着头，似乎在等我的回答。我什么也没说，我的思潮在奔驰。他的话大大地打击了我的自我中心主义。在死亡的提醒下，对他的愤怒成了天下最无聊的琐事。我觉得他完全清楚我心境上的变化。他已经使局面倒向他那一边。他微笑着，开始哼起一支墨西哥曲子。“是的，”他停顿很久之后，柔声说，“我们之中有一个必须改变，而且要快。我们之中有一个必须再次学习，知道死亡是猎人，总是站在我们左边。我们之中有一个必须寻求死亡的忠告，抛弃那种可憎的琐事，这些琐事只属于某些人，他们以为死亡永远不会碰触他们。”我们沉默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又开始往前走。我们在沙漠灌木丛中漫游了好几个小时。我没有问这样做是不是有什么目的；有没有都无所谓，他让我重温那种遗忘了好久，不需任何理性目的、随意漫游的纯粹乐趣。我要求他再让我看一下在石头上瞥见的东西。“让我再看一下那个阴影，”我说。“你是指你的死亡，对吗?”他回答，语气带些讽刺。有一会儿我不大愿意用那个字眼。“是的，”我终于说，“让我再看看我的死亡。”“现在不行,”他说，“你太硬(solid)了。”“什么?请再说一遍。”他开始笑起来。不知为什么，他的笑声不再像过去那样无礼而令人讨厌。我不认为笑的声调、大小、笑意和过去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我的心情。从死亡随时会降临的观点看，我的恐惧与恼火都失去了意义。“那我和植物说话好了，”我说。他哈哈大笑起来。“你现在是好得过分了，”他说，仍旧笑着。“你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要稳住。现在没有必要和植物谈话，除非你想知道它们的秘密，而且要那样做，你要有非常坚定的意愿才行。因此省下你的好意，不需要去看你的死亡，只要感觉它在你的身边就够了。”5．对自己负责1961年4月11日 星期二我在4月9日，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来到唐望的住处。“早安，唐望，”我说，“真高兴看到你!”他看了我一下，轻笑出声。我在停车时，他走过来，帮我打开车门，好让我把带给他的几袋食物从车里取出。我们走向他的住房，在门口坐了下来。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回来。3个月以来，我一直渴望回到“这个现场”来，彷佛一颗定时炸弹在心中炸开了，我突然回忆起生命中那一次超越自我的经验；回忆起在我的生命中，我曾经是那么有耐心、有效率。在唐望还来不及开口前，我抢先提出一个在我心里积压已久的问题。3个月来，白鹰的记忆一直在我脑中萦回，这件我早已遗忘掉的事，他怎么会知道?他笑了，但是没有回答。我恳求他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