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我做笔记的事。当然我的手放在风衣的大口袋里，在一本很小的本子上做笔记。我向他解释，他开怀大笑。我说不愿意在他面前写，怕打扰他。“如果你想写，就写吧，”他说，“你不会打扰我。”我们在周围的沙漠走着，直到天黑。他没有指给我看任何药草，也没有谈到任何有关药草的事。我们在几棵灌木旁停下来，休息了一下。“植物都是很奇特的，”他说，没有看我，“植物是活的，能够感觉。”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一股强风摇撼了周围的灌木丛，灌木呼呼作响。“你听到了吗?”他问，把右手放在耳边，似乎这样可以帮助他倾听：“叶子和风都同意我的看法。”我笑了，那位引我们认识的朋友曾经告诉过我要小心，因为老人非常古怪，我想“叶子同意我的看法”是他的古怪处之一。我们又走了一段路，他仍旧没有指给我看任何植物，也没有采摘。他只是飘然穿过灌木丛，轻抚植物，然后停下来，坐在一块岩石上。他要我休息，看看四周。我坚持要说话。再次让他知道我非常希望学习有关植物的知识，特别是皮约特，并求他当我的资料提供者，我愿意以金钱作为报酬。“你不必付钱，”他说，“你可以问任何想知道的事，我会告诉你，并教你如何对待它。”他问我同不同意这样的安排。我当然非常高兴。接着他又补充了一段莫名其妙的话：“恐怕植物没有什么可学的，因为没什么好说的。”我不了解他说这话的涵义。“你说什么?”我问。他把话重复了3次。这时，一架空军喷气式飞机低空掠过，整个地区都被轰隆轰隆的声音所震动。“你看!世界刚刚同意了我的看法。”他说，把左手放在耳边。我觉得他很好玩。他的笑声很有感染力。“你是从亚利桑那州来的吗?唐望。”我问，努力把谈话的重点放在他是我的资料提供者这一事实上。他看了我一下，肯定地点点头。他的眼神暗淡。“你是在这个地方出生的吗?”他点头，没有回答我，似乎是表示肯定，但也像是一个在思考中的人，不由自主地动了一下头。“你又是从那儿来的呢?”他问。“我是从南美洲来的，”我说。“那是一个大地方。你是从整个南美洲来的吗?”他凝视我，目光又犀利起来了。于是我向他细述我出生时的情况，可是他打断了我。“我们在这方面是相似的，”他说，“我现在住在这里，但实际是从索诺拉来的亚基族人。”“真的吗?我是从……”他没有让我说完。“我知道，我知道，”他说，“你就是你，来自你来的地方，就像我是来自索诺拉的亚基族人。”他的眼睛非常明亮，笑声让人感到怪异不安。他让我觉得好象自己撒谎被揭穿了，感到一种莫名的负咎感，觉得他知道了我不知道或不愿意说的事情。我莫名其妙地觉得不好意思，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他一定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他站起来，问我要不要到镇上去吃饭。走回他家，然后开车去镇上，让我觉得好过些，可是没有完全释然。我多少感到受威胁，虽然不能确实地指出原因来。在餐馆里我想让他喝杯啤酒，可是他说不喝酒，连啤酒也不例外。我心里暗笑，不信他的话。介绍我们认识的那个朋友告诉我“老人大部分时间都泡在酒精里。”其实我不介意他说不喝酒是否在撒谎，因为我喜欢他，他的气质让人感到舒服。不过，我脸上一定露出怀疑的样子，因为他接着跟我解释他年轻时常常喝酒，可是一下子就戒掉了。“人们很少了解到，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把任何事从生命中去除掉，就像这样，”他用大拇指摩擦中指发出声音。“你认为可以那样容易把吸烟与喝酒戒掉吗?”“当然!”他很肯定地说，“如果想把吸烟与喝酒戒掉，根本不算什么。”这时咖啡壶里的开水发出生动的响声。“你听!”唐望喊着，眼睛闪亮，“开水也同意我的看法。”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人可以得到周围的事物的同意。”在那关键性的一刻，咖啡壶发出放肆的叫声。他看了一下咖啡壶，轻声地说：“谢谢。”点点头，然后哈哈大笑起来。我吓了一跳，他的笑声有点太大，但整个事情着实令我觉得好玩。我和我的“资料提供者”第一次正式的会晤就这样结束。他在餐馆门口向我说再见，我告诉他必须去看一些朋友，希望在下周末再去看他。“你什么时候会在家?”我问。他仔细打量我。“任何你来的时候，”他回答。“我不确定什么时候能来。”“那么你什么时候来都行，不要担心。”“要是你不在呢?”．“我会在的，”他笑着说完，就走开了。我跑上去，问他是否介意我带一架照相机，照几张他和他房子的照片。“那是不可能的，”他皱着眉说。“一架录音机呢?你介意吗?”“我想也不可能。”我感到不高兴，开始抱怨起来。我说，我看不出他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唐望否定地摇头。“忘掉这件事，”他坚定地说，“如果你还想见我，就不要再提这件事。”我不甘心地嘀咕了几句。我说录音与照片是我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他说只有一件事是做任何事都不可少的，他称它为“精神”。“一个人不能没有精神，”他说，“而你就没有。先担心这个，不要担心照片。”“你的意思是……?”他用手势打断了我的话，向后退了几步。“一定要再来，”他轻声说，同时挥手与我告别。2. 抹去个人历史1960年12月22日 星期四唐望坐在门旁的地上，背靠着墙。他把一个装牛奶的木箱翻过来，请我坐下，不要拘束。我带一条烟给他。他说他不抽烟，但愿意接受礼物。我们谈到寒冷的沙漠夜晚以及其他日常 话题。我问他是否会干扰到他的惯有生活规律。他有些皱眉地看着我说，他没有这样的生活规律，如果我愿意，我可以整个下午呆在那里。我准备了一些家谱与亲属图表，希望他帮助我填出来。我也从人类学文献上搜集了一系列据说是属于这一地区印第安人的文化属性，想和他一起看，把他熟习的项目勾下来。我从亲属图表开始。“你如何称呼你的父亲?”我问。“我叫他爸。”他板着脸孔说。我有些不快，但是仍旧继续下去，假设他没有听懂。我把图表拿给他看，向他说明有一个空格是给父亲的，另一个空格给母亲的。我还用英文与西班牙文之间对父母亲的不同称呼做例子说明。我想也许应该先提母亲。“你母亲叫什么?”我问。“我叫他妈，”他用无知的语调回答。“我的意思的是你还用什么字眼喊你的父亲、母亲?你怎么喊他们的?”我说，努力保持礼貌与耐心。他抓抓他的头，呆呆地望着我。“老天!”他说，“给你难倒了，让我想想。”迟疑了几分钟之后，他似乎记起了什么，我也赶紧拿笔准备写。“嗯!”他说，似乎在严肃地思考：“还用什么其他的字喊他们?我喊他们‘嘿，嘿，爸!’‘嘿，嘿，妈!’”我忍不住笑起来。他的表情实在很滑稽。我不知他是一个扯我后腿的老人；还是一个道地的笨蛋。我尽量忍耐，向他解释说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完成这些图表对我的工作是很重要的。我努力让他了解家谱与个人历史的观念。“你父母亲叫什么名字?”我问。他用清澈、温和的眼光看着我。“不要把你的时间浪费在那些无聊的事上，”他轻柔地说，但带着意想不到的力量。我不知道说什么好，那些话仿佛出自另一人的口中。一会儿之前，他还是个搔着头的傻印第安人，一瞬之间，他扭转了我们两人的角色。我成了愚蠢的一个。而他以一种无法形容的眼光盯着我，那不是傲慢、违抗、仇恨或轻蔑。他的眼神祥和、清澈又锐利。“我没有任何个人历史，”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有一天我发现我不再需要个人历史，就把它抛掉了，就像抛掉饮酒的习惯一样。”我不太了解他的意思。我突然感到很不舒服，觉得受到威胁。我提醒他，他曾经向我保证过，可以问他任何问题。他再次对我表示，他真的一点也不介意。“我不再有任何个人历史”，他刺探地看着我说，“有一天我觉得可以不需要它，就把它丢掉了。”我瞪着他，想发现他话中所隐藏的意义。“一个人怎么能把他个人的历史丢掉?”我争辩说。“首先必须有这种欲望，”他说，“然后再一点一点把它抹掉，和谐地进行。”“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欲望呢?”我大叫。我对我个人的历史有着强烈的依赖。我家世渊源深厚。我坚信，没有这些个人历史，我的生命就没有脉络可寻，没有目标。“也许你该告诉我，抛弃个人历史是什么意思?”我说。“把它丢掉，那就是我的意思，”他直截了当地说。我强调说一点也不了解他的想法。“拿你作为例子，”我说，“你是一个亚基族人。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一事实。”“我是吗?”他微笑着问：“你怎么知道?”“不错!”我说，“目前我无法确切知道，但是你自己知道，这就算数，那就使得它成为个人历史。”我觉得我十分有理。“我知道我是否是亚基人，这个事实并不足以构成个人历史，”他回答说，“只有在别人知道时，它才会成为个人历史。我可以向你保证，永远也不会有人确知这件事。”我笨拙地把他的话记下来后，停下来看着他。我实在猜不透他。我回想过去对他的种种印象：第一次见面时他看我的那种神秘的、前所未见的眼神；他宣称从四周一切获得同意时所显现的魅力；他恼人的幽默与警觉；在我问到他父母时他那副不折不扣的蠢样；还有，他的那几句充满力量的话，使我完全不知所措。“你不知道我是怎样的人，对不对?”他说，似乎看到我脑中所想的。“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我是谁、我是怎样的人，因为我没有个人历史。”他问我有没有父亲，我说有。他要我回忆父亲对我的看法。“你的父亲知道你的一切，”他说，“因此他对你了如指掌。他知道你是谁、知道你做的事情，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改变他对你的看法。”唐望说第一个认识我的人都对我有一个看法，而我也不断以自己所做的一切支持他们的看法。“你看不出来吗?”他戏剧性地问：“你必须告诉父母、亲戚、朋友自己所做的一切，用这样的方法来更新你的个人历史。相反，如果没有个人历史，就不需要解释；没有人会对你的行为感到愤怒或失望。尤其重要的是，没有人会用思想把你束缚住。”突然间，这个观念在我脑中变得清晰起来。我在过去已经有过这样的想法，可是从来没有好好想过。没有个人历史，的确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观念，至少在理性层次上是如此，然而这让我感到孤独，觉得受到威胁和不愉快。我想和他讨论一下我的感觉，可是克制住了；眼前的情况有些荒谬：和一个没有大学生“复杂思维”的老印第安人做哲学上的辩论让我觉得可笑。本来我只是要问他家谱方面的事，他不知如何就把我引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不知道我们怎么会谈到这方面去，我只是想要在图表上填入一些名字，”我说，努力让谈话回到我希望的题目上去。“理由很简单，”他说，“我们会谈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我说，探问别人的过去是很无聊的事。”他的语气很坚定。我想我是没办法叫他让步了，于是我改变做法。“没有个人历史这个观念是亚基族人的观念吗?”我问。“是我的观念。”“你从哪儿学来的?”“我从我一生中学来的。”“是你父亲教你的吗?”“不是。不妨这样说，是我自己学到的。现在我要把这个秘密告诉你，让你今天不会空手而返。”他故意压低嗓子。我笑他装模作样。我必须承认他在这方面真是有一手。我突然觉得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天生的演员。“写下来，”他哄着我说，“为什么不写呢?你在写字的时候似乎比较自在。”我看着他，我的眼睛一定泄露了我的迷惑。他拍着大腿，非常高兴地笑起来。“最好抹掉一切个人历史，”他慢慢地说，似乎让我有时间笨拙地写下采。“免得我们受别人思想的牵绊。”我无法相信他真的说了那样的话，我觉得非常迷惑。他一定从我脸上的表情看到我内心的不安，立刻加以利用。“拿你自己作为例子，”他继续说，“现在你不知道你是留下来好还是离开好，因为我已经抹掉了我的个人历史。我已经一点一点地在我以及我生命的周围创造了一层雾，现在没有人确切知道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可是你自己知道你是谁，不是吗?”我插嘴说。“你可以打赌，我……不知道，”他说道，然后在地上打滚，笑我惊愕的样子。他故意停顿了一下，让我以为他会说他知道。他的狡猾很具威胁性，我真的害怕起来。“这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小秘密，”他低声说。“没有人知道我的个人历史；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做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他眯起眼睛，不是向我看，而是越过我的右肩向远方看。这时他背脊挺直盘腿坐着，可是又似乎很轻松。在这时候，他可以说是威力的化身。我把他想象成一个印第安酋长，儿时英勇故事里的“红番战士”。我沉浸在浪漫的幻想中，一种爱恨交加的情感包围着我。我可以真诚地说，非常喜欢他，同时又能说，我怕他怕得要死。他那种奇怪的凝视持续了好长时间。“我怎么能知道我是谁，当我是这一切时?”他一边说，一边环视四周。然后，他瞥了我一下，笑了。“你要一点点地在自己周围创造一层云雾；必须把周围一切抹掉，直到没有一样事情是理所当然，是确定或真实。你现在的问题是你太真实——你的努力太真实；你的情绪太真实。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理所当然。你必须开始抹掉自己。”“为什么呢?”我带着敌意问。很明显，他在规范我的行为。在我的生活中，每次有人想要告诉我我该做什么时，我就忍不住发火，并立刻警惕起来。“你说想学习植物，”他平静地说，“你希望不劳而获吗?你以为这是游戏吗?你会问问题，而我也会告诉你我所知道的，这是我们所同意的。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安排，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他的坦率让我恼火。我承认他是对的，但十分不甘心。“让我们这样说好了，”他继续说，“如果你希望学习关于植物的事，植物实在没什么好说的，所以你必须做其他的事，其中一项是抹除个人历史。”“怎么做呢?”我问。“从简单的事情开始，例如不要透露你是什么什么的，然后离开所有熟悉你的人。这样你就可以在自己周围制造起一层雾来。”“可是那很荒谬，”我抗议说，“为什么人们不该知道我?这又有什么不对?”“毛病在他们一旦知道你，你就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一件事，从那一刻开始，你就没有办法打破他们思想的束缚。我个人很喜欢那种不为人知的终极自由。没有人能确切地了解我，像人们了解你一样。”“可是那是撒谎。”“我不关心什么谎言或实话，”他严肃地说，“只有在你有个人历史时，谎言才会是谎言。”我辩解说我不喜欢故意把事情神秘化或误导人，他的回答是，其实我还是在用各种方法误导每一个人。老头子触到了我的一个痛处。我没有停下来问他这话的意思，也没有问他怎么知道我经常误导人。我只是直接对他的话作出反应，用言语为自己辩护。我说我非常痛苦地感知到，我的家人、朋友都认为我不可靠，而实际上我一生里从来没说过谎。“你一直都晓得如何说谎”，他说，“你唯一不知道的是，为什么要说谎。现在你知道了。”我提出抗议。“你看不出来我很厌恶别人认为我不可靠吗?”我说。“但你是真的不可靠呀，”他很肯定地说。“该死!我不是那样!”我大叫。我的情绪没有让他严肃起来，反而使他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我实在厌恶这个老人的狂妄。不幸的是，他说得没错。一会儿后，我平静下采，他继续说下去。“如果一个人没有个人历史，”他解释说，“不论他说什么，都不会被当成谎言，而你的麻烦是你一定得向每个人说明每一件事，同时又希望保持行为的新鲜感。可是在说明所做的一切之后，你没法再兴奋，为了能好好活下去，你只好撒谎。”我真是为我们谈话的内容感到迷惑。我巨细无遗地记下交谈的所有细节，把注意力放在他说的话上，不去想自己的偏见，或他话中的涵义。“从现在开始，”他说，“你必须只让人知道你愿意让人知道的，但是不必说明你是怎样做到的。”“我守不住秘密!”我大叫，“你说的对我没用。”“那么就要改变!”他斩钉截铁地说，眼中露出慑人的光芒。他看上去像一匹奇怪的野兽，但是他思想如此一致，言语流畅。我的不快慢慢地转变成令人不安的困惑。“你看，”他继续说：“我们只有两条路：或者把一切都当成是确定的、真实的；或者不这么做。如果走第一条路，最后会对自己以及世界感到厌倦至死。如果走第二条路，抹去个人历史，我们就在自己周围制造出一层雾，那是一种让人刺激而且神秘的状态，没有人知道兔子会从哪里冒出来，甚至连自己也不知道。”我辩解说抹去个人历史只会增加不安全感。“在没有一样事情是确定时，我们会一直保持警觉，会永远小心翼翼，”他说，“不知道兔子藏在哪棵灌木后面，要远比假装知道一切来得刺激。”他很久没有说任何一个字，大约有一个小时在完全沉默中过去了。我不知道要问什么。最后他站起来，要我开车送他到附近的镇上去。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谈话让我精疲力竭，昏昏欲睡。在路上，他要我停下来。他说，如果我想得到松弛，一定得爬到路边的小山丘上，趴在上面，头向着东方。他的口气似乎有一点紧急。我不想争论，也许是累得连话都不想说。我爬上小山，照着他的话做。我只睡了两三分钟，但已经足够使我的体力得到恢复。我们开到市中心，他要我在那里让他下车。“再来，”他下车时说，“一定要再来。”3．失去自我重要感我有一个机会把我两次拜访唐望的经过告诉那位引见我们的朋友。他认为我在浪费时间。我详细地告诉他我们的谈话内容，他觉得我在夸大其词，为一个愚蠢的老糊涂制造传奇。我才没有多余的心思为这样一个荒谬的老人制造传奇。老实说，他对我个性的批评已经严重到损害我对他的好感。不过我必须承认，他的批评总是很恰当，一针见血又句句真实。其实，我内心矛盾的总结在于，一方面我无法相信唐望能够打破我对世界的各种成见；另一方面我也无法像我的朋友那样，认为“那个老印第安人只不过是个疯子而已”。我觉得在对他作出判断之前，必须再去看他一次。1960年12月28日 星期三我一到他家，他就带我到沙漠灌木丛中散步。我带了一袋日用品给他，他甚至连看都不看。他似乎在等我。我们走了好几个小时。他没有采集，也没有指给我看任何 植物。不过，他倒是教了我一种“正确的走路方式”，他要我走路时，轻松地弯曲手指，使我能把注意力放在小径与周围景象上。他说，我习惯的走路方式会浪费体力，而且人在走路时，手中绝不可以拿东西；如果必须拿东西，就应当用一个背包、肩袋，或其他网状的袋子。他的想法是，手如果保持特定的姿势，人便能够有更大的耐力、更敏锐的知觉。我不想跟他争辩，便照着他的话去弯曲手指，然后继续前进。不过，我的知觉没有什么不同，耐力和过去也毫无两样。我们是早上开始走的，接近中午时才停下来休息。我流着汗准备喝水壶里的水，可是他阻止我，告诉我说啜一小口比较好。他从一棵淡黄色灌木树上切下一些叶子，放在嘴里嚼，也给了我几片，并且强调说这些叶子非常好，如果放在嘴里慢慢嚼可以止渴。结果我仍感到口渴，不过也没有感到不舒服。他似乎知道我心里想的，向我解释说，我没有感觉到“正确走路法”与嚼树叶的好处是因为我年轻力壮；我的身体没有感觉到什么，因为它有些笨。他笑了。我可不觉得好笑，这似乎让他觉得更有趣。他更正前面的话：我的身体不是真的笨，而是有点在昏睡状态。那时，一只巨大的乌鸦从我们头上呱呱飞过，我吓了一跳，笑了起来，以为这是该笑的场合，可是让我非常惊讶的是，他猛摇我的手臂，嘘我安静，样子非常严肃。“那不是玩笑，”他严厉地说，好像我知道他在说什么。我要求他解释。我说我们曾一起笑咖啡壶，而现在我笑一只乌鸦就使他发火，岂不是没有道理?“你看到的不只是一只乌鸦!”他大叫说。“可是我看到了那是一只乌鸦!”我坚持说。“你什么也没有看到，你这个笨蛋!”他粗鲁地说。他没有理由如此粗鲁。我告诉他我不喜欢惹人生气，也许我离开比较好，因为他当时的情绪似乎不太需要别人陪伴。他哈哈大笑，好像我是一个在他面前表演的小丑。我的恼怒也跟着上升。“你很有暴力倾向，”他平静地说，“你把自己看得太重了。”“你不也是一样吗?”我打断他说：“在你向我发怒时，你不也是把自己看得太重了吗?”他说他压根就没有要对我发怒，同时两眼犀利地看着我。“你看到的不是世界对你的同意，”他说，“乌鸦的飞翔和聒噪从来都不是同意。那是一种征兆!”“什么样的征兆?”“关于你的重要征兆，”他神秘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