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平安如江河

[电光倒影]惟一的星空,惟一的上帝王书亚我试着给民族两个定义。首先,民族指向共同的时空观念系统,春节后是元宵,过不久是清明。在深层,民族是价值观的分享,是众多灵魂的大锅饭。在日常经验,就体现为一套时间的刻度,文化、信仰、心理,乃至政治,都是这一刻度中互相映衬的K 线图。同一民族的意思,就是一起吃饭,一起哈欠,一起欢喜,一起忧伤。常常肚子饿了不觉得,一看石英表,才知道自己饿了。就像常常不觉得自己站起来了,一看报纸,才知道自己早就站起来了。信徒的意思,就是隐藏在各族人民中的另一个族类。他们拥有另一套时空观念的系统。他们倾向于以灵魂的信念来区分民族。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信仰的普世性,势必构成对民族主义最严重的威胁。这和我的第二个定义有关。民族不是一个人类概念,而是一个亚人类概念。民族主义要求对一个亚人类共同体的忠诚和奉献;要求其成员在其他民族面前,优先忠诚于同一套地方主义的时空观念。这一亚人类概念,因此在最高层次上与人类共同体对立。民族犹如善妒的情人。在《旧约》中,耶和华神向摩西宣告说,他是" 忌邪的神".而民族主义的意思,则是" 忌邪的国家".耶稣诞生之后的人类史,几可归结为" 一位忌邪的上帝" 与" 无数忌邪的国家" 的争战。人类在残酷的经验中,试图去回答、澄清、接受或拒绝一个追问,即在民族这一亚人类观念之上,是否还存在着更高的人类概念?《世界人权宣言》的出现,意味着经过布满骸骨的荒原,不但有一部分" 忌邪的国家" 向着另一部分" 忌邪的国家" 投降。而且地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被迫同意向着一个更高的、忌邪的、时空观念的价值体系投降。这是整部人类史的转折点,人类透过一部文献,宣判了民族主义的反人类性质。它的政治哲学涵义,是承认一系列关于人的灵魂、思想、身体的权利与尊严的正当性,先于国家也高于国家。这正是现代宪政主义的起点。但当初,苏联代表团投了弃权票。他们说," 我们不承认获得一个国家公民地位的人,先在地、独立地拥有个人权利这样一种准则。" 作为一个亚人类共同体,他们宁愿等到政权灭亡,也不愿在更高的价值面前破碎自己。这部西班牙影片,以惊心动魄的、不公允的方式,描述了希帕提娅,这位被誉为人类第一位女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的人,如何被一群基督徒杀害;神庙和图书馆,又如何因此遭受重创。导演复制了亚历山大城。罗马的文化中心从公元前3 世纪以来,转移到这座伟大的北非城市。5 世纪初,希帕提娅在图书馆教授天文学。众弟子中有许多早期基督教领袖,最有名的,是片中成为利比亚主教的Synesius. 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记载说:在基督徒间谣言悄悄散开,他们说席昂之女是罗马提督(她的另一位基督徒学生)与西里尔主教之间握手言和的惟一绊脚石。在一个致命的日子,希帕提娅从她的两轮车中被扯出,衣物撕得稀烂,一路拖到教堂。诵经士彼得领着一群残忍的狂热分子,以徒手毫无人性地将她屠戮致死。西里尔宣称不知此事,但这一谋杀案已在他的人格与信仰上,印下无法拭除的污点。这是一部少有的、谴责基督教狂热分子的影片。亚历山大城是有史以来最复杂的宗教、哲学与国家纠葛之地。从宗教上说,这是以色列被掳之后最大的犹太教聚居地。埃及的神、雅典的神、犹太教的神、罗马的神,都是典型的" 民族主义宗教".它们与基督教的冲突,本质上是普世信仰与民族主义在人心中的争战。从哲学上说,希帕提娅是罕见的女" 哲人王".雅斯贝尔斯曾说,希腊人的心灵被自己的创造迷住了。新柏拉图主义在帝国晚期成为缝补哲学危机的宗教,因此" 奖励并吸收流行在一个衰颓时期的一切民间迷信、巫术和占星术" 及一切对神灵的病态渴望。事实上,希帕提娅并非现代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亚历山大图书馆也不是现代概念的图书馆,而是献给缪斯女神的神庙。她的思想,既与宗教有关(试验室中的巫师),又与政治有关(议会中的国师)。柏拉图的最大缺陷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是" 不了解他那无法回避的、可怕的现实中的恶".悲伤而吊诡的是,尽管那些宣称相信基督的人邪恶地杀死了希帕提娅,但正是基督教信仰,而非柏拉图主义,了解并宣称了人的全然败坏。欧洲文明也并非像影片渲染的,遭到了基督教时代的摧毁。相反,是奥古斯丁的忏悔拯救了新柏拉图主义;是耶路撒冷的信仰,复活了雅典的灵魂;也是随后兴起的修道院,在战乱中保存了罗马和北非的文明。影片中,成为提督的学生爱上希帕提娅,公开以音乐求爱。第二天,希帕提娅将自己的月经布条,回赠给他,显示自己天生的不洁。她说:" 你真爱这东西吗?它一点也不美。" 某种意义上,导演对希帕提娅的美化和这位求爱者一样。千年以后,在梵蒂冈,这位睿智而不幸的白衣女子,出现在拉斐尔的名画《雅典学园》中。如果任何民族抬起头来,看见的都是同一枚太阳和同一颗月亮,那么地上就只有一个人类。为这个缘故,我情愿死的是我,而不是希帕提娅。[电光倒影]为什么带他回家王书亚23岁的迈克尔奥赫,2009年荣膺全美橄榄球明星选秀第一名。这个孟斐斯市的黑人孤儿,一旦发光如星,成就了一段比奥巴马更动人的美国梦。一年前他尚未大红大紫,作家迈克尔刘易斯了解到他被一个基督徒家庭收养的故事。等电影拍出来,奥赫在美国已家喻户晓。于是,这部小制作影片,成为了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体育题材电影、票房最高的女演员担纲主角的电影以及票房最高的家庭题材电影。奥赫出生在贫民窟,父母因吸毒被褫夺抚养权。他上学后,9年换了11所学校,主要功课都不及格。上高中时,他父亲被谋杀。他流落街头,被安排到一所教会学校。电影中,奥赫仰首望着学校大门的镜头,在他人生的关键时刻反复出现。门楣上,写着一句惊人的格言:依靠人,或有可能;依靠神,一切成为可能。桑德拉布洛克出演奥赫的养母安妮图奥西。安妮的丈夫是位富足的商人。他们一家开车接孩子,在校园中遇见奥赫在寒冬夜里瑟瑟发抖。奥赫壮硕木讷,鼠目寸光,在这个夜晚之前,他只能得见距离自己3米以内的梦想。安妮下车,请他回家。这一幕似曾相识,又迥然不同。使我想起自己偶尔停下给乞讨者几元钱,使良心受到嘉奖。但多年前,省高级法院门口有个上访妇女约我拿她丈夫的材料,我答应了。临走时她朝着围过来的访民喊,“他可以帮你们。”他们涌过来,我慌了,一连串地说,“我还有事,我帮不了你们,你们去找律师。”这是我生命中极其羞辱的一幕。因为我落荒而逃,失去了良心的奖状。依靠人有可能,依靠人也不可能。我可以帮一个上访者写文章,我不能帮一群上访者继续生活。我可以不歧视艾滋病人,我不能当他是亲人。我可以给乞讨者二两牛肉面的钱,我不能带他回家,也从未带过他们回家。但奥赫,从此就在图奥西一家住下。直到安妮想给他买辆车,了解到他的身世,一家人商议后,问他说,你愿意成为我们家的一员吗?若不是数年后,奥赫意外成为全美瞩目的橄榄球新秀,这句话,实在太像一个童话。寄钱到灾区,和收养一个孤儿,其间的差别,就像鸡公车与保时捷。收养的意思,是把自己的姓氏和继承权,与血缘以外的人分享;把自己最亲密的关系、最隐秘的空间和最私人的时间,向着一个缺乏身体之亲密的人(夫妻或亲子)敞开。中国人熟悉的收养,是对血缘关系的拟制(过继),是对生育能力之匮乏的补充。而安妮夫妇对奥赫的收养,是对“血缘家庭”这一概念的扩大。家庭立足于非血缘的婚姻关系,并扩大于血缘和非血缘的子女之间。这就是英美式的收养观。1954年,俄勒冈州的乡村,已有6个孩子的哈里和霍尔特夫妇看到一部纪录片,描写朝鲜战争后孤儿院孩子的苦境。他们决定收养8个朝鲜孤儿。当时美国法律阻碍对外国孤儿的收养,霍尔特夫人为此写信给国会议员。两个月后众议院通过了容许美国家庭收养外国孤儿的《霍尔特法案》。霍尔特夫人2000年离世,享年94岁,被称为全世界收养外国孤儿的祖母。她有一句名言,“所有的孩子都是美丽的,只要有人爱他们。”现在,美国是全世界收养外国孤儿最多的国家,其中每年约有5000-8000名中国孤儿,大多是女孩。好莱坞明星和政界人士的收养,尤其受新闻界关注,如导演伍迪艾伦(收养12个孩子,其中有两个中国女儿)、梅格瑞恩(收养中国女儿)、驻华大使洪博培(收养扬州女儿)、《华尔街日报》主笔威廉麦克格恩(收养3个湖南女儿)……我翻阅国内对美国人收养中国孤儿的诸多报道,看到许多基于“经济人”的评断,却看不到一个令人怦然心动的发问:为什么带他(她)回家?奥赫显露出橄榄球天分后,不知如何选择,怀疑安妮对自己升学的安排是利用他。安妮和主妇们定期聚餐,影片藉她们的交谈,透露了安妮作为一个非血缘、非姻亲母亲的内心世界。一位主妇赞叹说,“多么伟大,敞开你的家庭,拯救了那孩子的生命。”安妮回答,“不,是我的灵魂经历了改变。”桑德拉对角色的体会,十分贴近这句台词。她说,“安妮的家庭,在世人眼里近乎完美,其实未然。奥赫也为他们家带来他们从未意识到曾失去的东西。当他出现,好像他就是漂亮拼图的最后一块,有了他,才有了真正的成功与欢乐。”多年来,我总想保卫自己的私生活,长期选择丁克主义,甚至不愿生一个孩子,破坏当下的拼图。但每一次,封闭的生活场景被打破后,我才看到原本的残缺。当你重新愿意敞开时,漂亮拼图上缺失的,就一小块一小块地回来了。我的小书亚,是已回来的一小块。一个公民、一间教会、一个社团,直至整个民间社会,对国家而言都是正在回来的一小块。为什么带他回家?我想,十字架上的那一位会反问:我为什么带你回家?我知道我的弱点,大于我的想象。我也相信我的一家,若有一天能像图奥西一家,我们的幸福,必将远胜今日的光景。我知道这是信仰,不是童话。我若还有最后一口气说话,我就说,我若不怜悯孤儿寡母,上帝自会怜悯他们。但是,请怜悯我吧。[电光倒影]你有信仰吗,达尔文先生?王书亚去年是达尔文200周年诞辰。美国没引进这部英国片,因为他们看到盖洛普2009年2月的民意调查,只有39%的美国人,相信进化论是一种可接受的关于世界与人类起源的科学理论。相同比例的美国人摇头说,没听过这位大人物。这世界也真荒诞,我们花了100年让每个小学生都相信人是猴子变的。结果大半美国人,竟像桃花源的乡巴佬,说自己不知有汉,也不知道达尔文。导演说,拍的就是信仰与理性的纠缠,拍的就是在爱与痛的边缘挣扎的达尔文。他的焦点不在进化论,但有许多汲取天地精华的画面--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各样活物。惊人而无言的美,可触摸的动作、存留,镜头充满了《创世纪》的气质,而非《物种起源》的冰冷滋味。大女儿安妮夭折后,达尔文出现幻觉,在精神疾病中梦游。牧师诵读《创世纪》时,他起身,离开了教堂。他与敬虔的妻子艾玛,开始陷入形而上的婚姻危机。艾玛坐在床边,对丈夫说,“你要和上帝作战,我们都知道失败的是你。你难道真不在乎,我和你可能会永生永世分离吗?”艾玛的忧伤,比一切青春恋人的忧伤更深入骨髓,碰痛了与灵魂最接近的那个细胞。最悲惨的婚姻,是两具肉体缠绕的时候,两个灵魂互不相识。我给一位独立导演讲一个天堂相认的构思:两个陌生灵魂在天堂见面,似曾相识,一路同行,直到最后才认出他们原本是夫妻。那一刻的惊诧、激动,与羞耻、悔恨的糅合,达到他们一生爱与痛的巅峰。那位导演沉默了一会说,你说得我毛骨悚然,真的把我吓到了。因为最形而上的危机,也是最具体生动的危机。达尔文在数年的犹豫和争战中,隐忍自己的观点,一半也出于对艾玛的爱。托马斯赫胥黎盛气凌人来找他,说,“快动笔吧,你已经杀死了上帝。”达尔文痛苦得瘫倒在地。他最在乎的不是进化论对整个世界的冲击,而是对艾玛的伤害。他在日记中写道:假设全世界都不再相信恩典、爱和荣耀,不再相信上帝为我们安排了命运,艾玛将陷入怎样的痛苦,去承受这世界千年未有的绝望呢?最打动我的就在这里。好像海子绝唱般的句子,“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我也不操心进化论与世界的关系了,我只关切这种摒弃了设计论和目的论的世界观,对这个家庭的打击。事实上,达尔文的理论等于否定了他和安妮当初的婚姻盟约及其誓言。这个家,如果放大看,就是整个人类。曾经,对上帝的信仰犹如灵魂的婚姻,把欧洲结合起来。如今,从他们一家开始,人类同居一床,却一半是达尔文,一半是艾玛。如果生命只是一切意外的总和,达尔文一家,就是这理论的第一个受害者。尽管每个孩子出生后,他都详细记录和观察他们的生长。但安妮的夭折,对一个父亲而不是科学家而言,只能是生命事件,而不是科学事件。因着女儿的死亡,父母的结合在灵魂深处被撕裂了。伟大的科学家心中长满了草,堵在里面,叫他无法呼吸。医治了他精神疾病的水疗医生把他堵在门口追问:宗教不能给你慰藉,那么你有任何信仰吗,达尔文先生?若没有,世上所有的水都不能医治你。赫胥黎是达尔文的主要辩护士。他发明了一个词,叫不可知论。这个词从《新约使徒行传》来。保罗在雅典讲道,说我看见城中敬拜的神明,其中有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他说,“你们不认识却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也是荒诞。西方思想经过基督教2000年的浸润,却在达尔文和赫胥黎那一代,重新回到了“未识之神”的希腊传承。耶路撒冷有话对雅典说,2000年后,雅典终于捂住了耳朵。只是达尔文的理论,全然不顾它主人的痛苦。在达尔文的幻觉中,安妮不断缠着爸爸,讲英国从非洲贩来第一只猿猴的故事。安妮临死前,蒙太奇镜头,将猿猴死在管理员怀中松开手的场面,和安妮在父亲面前闭目撒手的一幕,交错起来。一种无法抑制的悲哀,从150年前的达尔文,传染给后现代的观众。在达尔文的世界观中,他的女儿,就像一只猿猴那样死了。如果人的来源,与猿猴相同,人的死,也不能比猿猴的死多出任何价值。这是最残忍的镜头。之后,达尔文决心动笔。100年后,达尔文的曾曾孙凯恩斯,写了一本传记《安妮的盒子:达尔文、他的女儿和进化论》,这部电影的原著。导演很有想法,尽管达尔文在书中把人称为“客体”,他却用“被造物”来为这部传记命名。他还模仿米开朗基罗的湿壁画《创世纪》,将达尔文伸出去的手,和猿猴的手遥遥相连。意思是说,上帝创造了一个有着神的形象的亚当,达尔文也创造了一只后来会变成人的猿猴。罗素是达尔文的信徒,他说人的一切盼望、信仰和喜乐,都是无数原子意外碰撞的产物。他欣赏达尔文,有一种不投降的绝望。问题是,在这骄傲的绝望背后,投降是向着谁举手,胜利又要在谁面前显耀呢?就像没有父亲的人一辈子都在与假想的父亲作对。最后,艾玛亲自写好包裹,把书稿递给丈夫,说,“去吧,你有权利出版。愿上帝饶恕我们。”她继续和他生活,继续每天祷告,直到达尔文也死了,被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墓地。[电光倒影]我们这个悲惨世界王书亚1885年过后,那些描述苦难的杰作,人们最高的评价,就是另一个版本的《悲惨世界》。我在雨果的巴黎故居参观,发现他是一个站着写作的人。因为脊椎病,他总是站在写字台前--其实有点像梳妆台。想象这幅画面:面对世界,雨果握笔,站着;就像士兵站着握枪,或一个摄影师站着扛机子。有作家对我说,冉阿让那点事,也算悲惨。我说,区别在这里,你知道雨果是站着写作的吗?他写的冉阿让也是站着的,我们是趴下的。因为苦难只能让人瘫软,不能让人站立。雨果对他的世界有3个描述,“男人因贫穷而沉沦,女人因饥饿而堕落,儿童因黑暗而愚蒙。”但这不是最终的悲惨;悲惨世界,是雨果对一个不敬畏、不祈祷、不相信、不悔改,并拒绝恩典的世界的定案。世界如草,被时间收割。世界如风,我们都是捕风的汉子,都是被倒空的口袋。或者说,我们就是伊朗导演莎米拉马克马巴夫的这部影片,一个残酷的儿童世界。在阿富汗,灵魂输给了魔鬼,我们输给了苦难,还有什么比这个结局更悲惨?战后的废墟,一个面瘫的孤儿,住在下水道里,天天从洞口仰望。就算没有后面的事,他如何在眺望大雁的同时,相信自己的尊贵呢?一个富家小孩,双腿被地雷炸飞。管家来废墟寻找背夫,喊道,“一美元一天。”无数孩子从下水道里爬出,随他涌入院落。你怎能不怀念雨果笔下的比安维尼神父。世界日新月异,但在他看来,世界不过是一种广泛的疾病。不要怕,因为亚当之后,人类就是一种末期癌症。不要怕,因为真正的理想是杀不死的。真正的理想不会因饥饿而堕落,或因死亡而虚空。真正的理想,是可触摸、可呼吸、可饮食的。真正的理想,不是关于自由的想象,是关于自由的经验。惟有真正的理想,彷佛有个声音,在人类一无所有时响起,“吃吧,这是我的肉;喝吧,这是我的血。”这是一个让地上君王站着听命的声音。这声音,在影片中的阿富汗废墟上空,却不曾被听见。那个从下水道反复钻出来又钻进去的孩子,成了无腿少爷的一匹马。两个孩子的相似,远远多过他们的不同。只是一点富足与赤贫,就在他们的灵魂之间,造成了广大的无人区。就像在君王与臣仆、国家与公民、雇主与雇员、丈夫和妻子、公婆与媳妇之间一样。那个无腿的富家孩子,他在母亲坟头的哀号,他双手如飞在地上行走,心肠却日益冷酷,直到模仿他的管家,用金钱吸引了行乞的女孩,把自己的仆役扔进马厩。两位主角都是街上找来的残疾儿童。面瘫少年的表情,每一丝抽搐,都牵动我心里那个可触摸、可呼吸的理想。因为大学期间,我也患过面瘫,后来针灸好了。没有腿,你不能去想去的地方;没有表情,你甚至无法流露忧伤。影片用了一个长镜头,记录他在街头,远远望见那个女孩。那奇怪反覆的面容,你无法看出他的“喜欢”,无法识别他遇见的是女子,还是豺狼。直到镜头移往那个行乞的女孩。她转眼过来,我才明白方才的镜头,碰触到一个被囚禁在面容后面的灵魂。他很好动,他只能用动作替代表情。譬如倒仆在地,表达绝望。但小主人抢走了他喜欢的女孩,面瘫少年连钻出洞口、仰望大雁的心意都被消磨了。他心如死灰,任凭摆布。活下去的惟一的合理性,是真的从内心把自己当做一匹马。当马鞍安在他背上,马掌钉入他的脚,他已学会像马一样嘶叫,而不像人一样抗议。但电影不是关于贫穷的。人类住在一个丰盛的园子里,不是因为贫穷才堕落。人类是因为堕落,才承受了劳苦叹息、汗流满面的诅咒。所以人在生活中对肯定的依赖,胜过对面包的依赖。面瘫少年的悲惨,不在于他失去了最后一块面包,在于他失去了对自己作为人的最后一个肯定。这也不是关于战争的。人们常说,战争扭曲了人性。为什么不反过来说,是人性扭曲了战争?这世界已被我们扭曲得不成样子,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扭曲我们?水不能点燃,钻石不会腐蚀。尽管这么说有些残忍,奥古斯丁还是坚持认为,儿童最大的美德,不是缺乏行恶的意愿,是欠缺行恶的能力。这也不是关于人权的。在《悲惨世界》中,雨果说,“在人权的附近,至少是旁边,存在着灵魂的权利。”在人权的失丧之前,我们已听不到一句近乎神圣的孩子气的话,得不着一个近乎圣洁的亲密的爱人,也看不见一幅近乎乐园的世界的远景。残酷的故事背后,一定是信仰的荒芜,和灵魂的失败。不然残酷就不成立,残酷就还有转机。所谓信仰,就是相信我们尚未看见的;所谓信仰的确据,就是看见我们所信仰的。人或说,废墟之上,还谈什么信仰。真正的信仰恰恰都从废墟或废都开始。生命是白白赐予的,不是我们从废墟中抢救出来的。在信仰中,任何事物,即使被苦难缩减到最低的水平,“与虚无相比,都显得壮丽动人”。这是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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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路易斯的精神导师、英国作家切斯特顿说的。他曾与萧伯纳公开论战,用近乎黑色的喜乐与幽默,和深深的省察,为身体残缺之人的生命价值辩护。当时,《伦敦时报》邀请一群作家撰文,论述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切斯特顿为我们这个悲惨世界,写出了人类史上最短的征文,他说:“尊敬的编辑先生,是我。”[电光倒影]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春节假日,我和妻子,陪伴一对再婚夫妻,预备他们的婚姻更新礼。老话说百年好合,他俩加起来已超过百岁了。在周围,见过许多不成功的再婚者和调低期望值、筹划好财务清单的黄昏恋。那天,陈弟兄在上帝和众人面前说出誓言,“从此委身于你、爱护你,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几位初次参加教会婚礼的朋友都流泪了。在场的基督徒夫妻一起上台,围着他们祷告。我和他们都相信,这是真实的祝福,不是讨一个口彩。给他们推荐了几部电影,就有《非诚勿扰》。冯小刚的好处,是他对时代精神(病)气质的敏锐。冯氏电影大都以缺乏道德担当的手法,抓住一个时代的道德症候。这正是好莱坞精髓。首先,他们对时代的嗅觉,不输给哈佛大学或华尔街;然后,他们用一部好看的影片,与某个时代性的议题擦肩而过。把票房空间留给自己,把评论空间留给《纽约时报》。冯小刚的嗅觉,几乎和贾樟柯、李杨等人一样棒。但只有他最接近这一好莱坞模式。所以有大学生问,你的《天下无贼》是否充满了人文关怀?冯先生大咧咧地回答,我从不知道什么叫人文关怀。只要嗅出问题在哪里就好。《非诚勿扰》延伸了《天下无贼》的两个议题。一是由“盗亦有道”的诚信延伸到了婚姻中的委身。这世代最大的难处不在政治,也非商业,而是婚姻。这世代最大的合法性问题,也不是知识分子乐道的政体合法性,而是包括乐道者在内的婚姻合法性。在越来越多的婚礼上,开始宣读政府颁发的结婚证,“我宣布他俩的结合是合法的、有效的。”两个合法性危机就凑在一块了。年前回老家,小小县城,单论市面繁华,胜过欧美大多数城市。可两样东西越来越贵,几乎买不回来了。一是文化。20年前,县城书店可以买到徐志摩,县城报摊可以看《南方周末》,县城电影院有同步上映的凯文科斯特纳。而今反倒全没了。低俗的歌舞团、五颜六色的书摊,还有惟一占领县城,向着全世界叫板的《环球时报》。“开放”二字,叫人怎么说呢,幸好有网络,不然满大街都成白痴了。也是节前,和媒体朋友闲聊。我一胆大,出个馊主意,建议他们做一个精神病院专题,调查全国1000名精神病患者,他们最喜欢的电视栏目、最爱读的报刊、最喜爱的主持人,都是哪些。我的猜想不一定对:他们更喜欢张艺谋,而不是冯小刚。第二样买不回来的,就是婚姻。《琵琶行》里琵琶女娓娓道来,说自己“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这里的“委身”,有一种万般无奈的哀怨。并单单指向肉身的交付,就像付款一样。今天的问题有相似,也有不同。相似的是,灵魂的委身,仍然是与肉身割裂的。不同的是,古代妇人期望值低,一咬牙就委身了;今天的舒淇,却连一锤子买卖也难以付出去,难到蹈海自杀的地步。葛优的朋友邬桑开车唱歌、泣不成声的长镜头,最有意味。镜头要停在这里,就成日本电影了。邬桑的哭泣,显明故事不单是舒淇和葛优的,那种在世间行走、委身不得的孤独,正是这时代的症状。葛优说,我不缺钱,就缺朋友。这不也替我老家说出真相了吗?缺的不是钱,是彼此委身的生命关系。《圣经》中说,婚姻是上帝设立的。亚当在乐园美滋滋的,以为自己一无所缺。上帝却指着他说,“那人独居不好。”婚姻不是我们想要的,因为我们骨子里想自立为王。一个法国哲学家说,所谓爱情就是你拥有全部的权利,我拥有全部的义务。听一遍很浪漫,听两遍很恐怖。因为婚姻的实质,就是打碎我们自立为王的梦想。但婚姻的悲剧就在于这一梦想的顽固,甚至胜过身体的情欲。我们惟独在性爱中,有全然的委身。因为天然地,没有委身你就没有快乐。但在性爱之外,两个自立为王的男人和女人,怎么可能彻底弃绝那自立为王的骄傲。《圣经》对婚姻的描述,可称为盟约式婚姻。上帝与人的立约中,基督的十字架成为一个担保。上帝作为立约的那一方,先向我们无条件地委身,为我们死了,以此呼唤我们在信心里向他委身,也在婚姻盟约中向着对方委身。这是有神论的婚姻。它和无神论的婚姻观至少有3个迥异。一是婚姻的合法性。自古以来,结婚的意思有4种,一是在祖先和父母面前结婚;一是在国家和法律面前结婚;一是在上帝和众人面前结婚;最后一种,是只在自己面前结婚。但这等于取消了婚姻的合法性,当代称为同居,古代称为野合。婚姻的合法性影响着夫妻的委身,就像政治的合法性影响着公民的委身一样。第二是灵魂。无神论的意思是不承认灵魂。舒淇和葛优在身体与情感的断裂中,无法看见婚姻的实质,首先是灵魂的合一。用社会学语言说,就是信仰、价值和人生观的合一。若是一男一女对“人为什么活着”持不同的信念,他们的身体合一就叫“同床异梦”,从此分不清爱情和淫乱,也分不清盟约和契约。第三是重生。这是冯小刚从《天下无贼》延伸出的第二个议题“信仰”。教堂替代喇嘛庙,成了他触碰议题、始乱终弃的文化符号。导演给舒淇、葛优的爱情救赎安排了两条道。舒淇是蹈海自杀未遂,仿佛一次死而复生的洗礼。葛优则走进小教堂,从幼儿园偷东西开始,没日没夜地忏悔,直到神父累趴在地上。那天,我对陈弟兄和他妻子说,委身的前提是重生。感谢神,你们不用去跳海,因为基督已经为你们死了。你们的婚姻因此在任何人面前都是圣洁的。无论你们年龄多大,一生一世的盟约都从今天开始。从此,你们就如摩押女子路得所说的:“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闭上眼睛就是中国的明天王书亚张学友饰杨衢云,梁家辉饰陈少白,眉目间都颇为神似。陈可辛用荡气回肠的故事,提醒我们香港的另一个角色。自晚清革命以来,港九之地," 不但有金银气,且有革命气" (《辛亥文献》之马小进《香江之革命楼台》)。但两岸对1905年之前的革命史,都有意无意地裁剪了两样主导性力量,即孙中山和几乎所有早期革命领袖兼而有之的两个身份:基督徒和洪门弟子。晚清革命,一言以蔽之,是基督徒与三合会的革命。不过投资过大的电影,不敢拂逆主流意识形态,不然就对过亿票房构成妨碍。用钱投票的观众,和拿命投票的公民,都需要简单而脍炙人口的理由。所以最不可饶恕的电影,都是关于历史的。通常一部大片,就是对民族记忆的一次强制拆迁。陈可辛坦言,也拍过洪门段落,但为稻米计,还是尽数删了。三合会背景,只隐含在少林僧" 王复明" 的名字中。基督教因素,也只有孙母家里一闪而过的十字架。商人李玉堂与众义士慷慨赴死,之前饮血酒,戴护身符。若是围在一起祷告,票房可能就砸了。其实这个角色大概有3 位原型人物,都是基督徒。论地位相似,革命的第一赞助商,非香港的" 太平绅士" 、立法议员何启爵士莫属。他父亲何福堂,是梁发之后,中国第二位被按立的传道人,著有《马太福音注释》。何启承继万贯家产,攻读法律,成大律师。妻子雅丽去世后,他于1887年创办香港第一间西式教会医院,附设香港西医书院,李鸿章亦是赞助人之一。孙中山、陈少白都是何的学生。何启多方支持孙的革命,一向只出钱、不出面。1895年香港兴中会成立,他代理法律事务,并推荐自己的亲戚、另一位大商人黄咏商任兴中会会长。黄也出身基督徒世家,其父黄胜曾与容闳一道赴美留学,是香港道济会的平信徒领袖。黄先生为革命倾囊而出,卖掉香港银楼,充作第一次广州起义军费。另一半军费,则多由孙的未来岳父、" 革命牧师" 宋耀如代为筹集。宋牧师一家,对百年中国影响至深。他也同时是洪门弟子。论姓名相似,第3 位原型应该是商人李纪堂。他也是基督徒,与陈少白交往甚密,对革命捐输甚丰。庚子起义失败后,他以赞助革命的剩资在屯门开设农场,作为孙中山在港的接待站,内设军火库和射击场。1901年,李纪堂和太平天国后裔洪全福结识。洪也有两种身份,既是领洗之信徒,又是三合会头目。李纪堂散尽家产,与他筹划" 大明顺天国" 的广州起义。这个国号,形象地说明了末代皇权体制下,洪门和基督教在华侨社会中的怪异组合。事实上,迄今为止的海外唐人街,仍隐约可见这两种华人移民社会的底色。电影刻画一群贩夫走卒在革命叙事下的群像,如几十把刀,在日光下" 哗哗 " 作响。某种程度上,也还原了晚清革命的真实场景,即埋伏在民主和信仰之下的绿林、会党与游民的底色。" 大明顺天国" 被学界称为" 第二次太平天国".这是头一回,具体提出了共和政制和总统直选方案的革命。何启参与了策划,他与李、洪等人共同推举容闳为临时大总统。可惜举事前3 天,泄密失败。在《基督徒与晚清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中,香港学者梁寿华称1905年前的晚清革命为" 基督徒革命".因为无论领袖还是资源、动力、赞助,均由基督徒群体主导。片首被刺杀的杨衢云,是当时香港基督徒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他组建的辅仁文社,也是香港第一个革命团体。后来的香港兴中会有一文一武两员大将:拿笔的陈少白是会长,创办《中国日报》,和孙中山在同一间教会受洗,后也加入洪门,被封为" 白扇" (军师)。拿枪的邓士良,本是三合会头目,后在礼贤会受洗。他是第一个劝说孙中山与洪门结盟的,对革命之暴力走向影响至大。1894年,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基督徒占到一半以上(苏德用《国父革命运动在檀岛》)。会议在信徒何宽家举行,随后转到一个牧师家里举行入会仪式。孙中山带领众人,各以左手按《圣经》,右手举起宣誓。从此,晚清各革命团体的宣誓仪式,均" 由基督教的受洗之礼脱胎而来"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孙中山的孙女也说," 祖父建立革命组织,是受到基督教会组织方式的启发" (孙穗芳《我的祖父孙中山》),兴中会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的社团。随后第一次广州起义,设计出青天白日旗的陆皓东,也是基督徒。他被称为 " 为共和国殉难之第一健将".受刑后写下绝笔" 我肉痛心不痛,汝其奈我何".第二次广州之役中被处死的刺客史坚如,被誉为" 为共和国殉难之第二健将".亦为信徒,曾撰文表述其革命信念," 我是耶稣信徒,一向相信惟一主宰之上帝,知道四海之民都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对弱肉强食的现状极表厌恶,想要阐明自由平等的大义。" (宫琦滔天《三十三年之梦》)直至惠州起义,基督徒仍占3 成。1906年后革命浪潮蔓延,华侨信徒不再是惟一的领袖群体。但直至1924年的广州军政府,尽管基督徒的人口比例不足千分之一,他们却占到了公务员的40%.在内地,他们也是举足轻重的革命士卒。两湖的第一个革命团体" 日知会" ,就由美国圣公会华人牧师黄吉亭创办。随后,陈天华、宋教仁、刘睽一等人相继加入。每逢黄牧师主日讲道,人满为患,深受学生和军人欢迎。黄兴回国后,上海圣公会的吴国光牧师特意致函黄牧师,介绍转会,请求将尚未领洗的黄兴列在会友之中。1904年,长沙起义败露的那一日,黄吉亭牧师挺身而出,护送宋教仁出城,野外相赠旅费。随后,他连夜赶往黄兴家,以" 美国圣公会" 的轿子掩护,将他藏匿于圣公会教堂阁楼十余日。黄牧师又将黄家妻儿接来教会,向外界宣示黄兴一家乃本会教友。最后,武昌圣公会的胡兰亭牧师赶来长沙,带着黄兴乔装出城。这一幕逸事,倒和电影中那一个小时的护送,颇为相似。对我而言,知道电影中倡言革命之名士其实多为信徒,是一件很难过的事。基督徒与晚清革命之关系是尚未被清理的历史题目。准确地说,晚清以降,现代革命的渊薮,的确来自" 具有三合会背景的基督徒".换成《新约》的背景说,这是一群相信上帝的" 奋锐党人" (犹太教派激进信仰者,行动上采取武力手段)。当时的信徒,多为受西学浸染的文化精英,他们将基督信仰与西方民主观念一并领受,尚未分清地上之自由与基督之救恩的殊别。宋庆龄曾接受斯诺访问,说,先夫革命的实质,是" 将基督教付诸实践".孙中山本人确也有过真切的信仰体验。在《伦敦蒙难记》中,他陈述自己在狱中" 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出狱后,他致函自己的属灵导师、广州传道人区凤犀,请他" 常赐教言,俾从神道而入治道,则弟幸甚,苍生幸甚 ".民国建立后他公开作见证说," 我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乃完全仰赖上帝的恩助。" 然而,地上的民族主义立场,始终制衡着他们对普世信仰的领受。如孙中山要求兴中会成员悉数加入洪门,由此造就了一大批" 三合会的基督徒".之后,他的暴力革命之途,越发偏离《圣经》教导。越到晚期,个人专制、对暴力手段的沉迷等,均使" 从神道而入治道" 的断裂贻害至今。电影中杨衢云被清廷暗杀一案,被称为" 香港第一起政治谋杀".但另一个事实是兴中会一旦成立,就率先图谋暗杀清廷督抚。中国近代史上,以政治暗杀的手段颠覆政权,恰恰是由相信上帝的孙文一党开创的。遗憾的是,直到今日,一方面,公共学界对基督信仰之于中国现代史的影响长存偏见,形成无知之空白;但另一方面,教会界的学者如梁寿华先生等,亦对革命情怀之谬种流传,缺乏基本认知。对晚清这一批民族主义基督徒的革命作为,亦缺乏起码反思。晚清的基督徒革命及上述孙的公开见证,在我看来,不过是另一版本的口含天宪、" 替天行道" 罢了。从普世性说,他们这一代" 奋锐党人" 多是启蒙运动及" 天赋人权" 观的后代,而非" 惟独圣经" 的宗教改革的后代。从地方性说,他们真正的信仰对象,除了今天的中国,就是未来的中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陈少白的叔叔陈梦南。他是教会史上一位著名传道人,对侄儿影响至深。陈梦南说," 堂堂中国绅士,怎好在外国人手里受浸?" 所以直等到遇见被按立的中国传道人后,才肯受洗。对皇权专制下的第一批现代革命者来说,上帝是必须的。不过革命需要的,并不是《圣经》中的那位耶和华神,而是另一尊经过了人文主义的浪漫化想象的 " 自由女神".革命者心中的上帝,只是某种普遍真理的化身。在晚清革命早期,只有这一化身才能为革命提供合法性和灵魂的范式转移。所以,革命的先行者们,需要一个能够为革命背书的上帝。这个上帝,一定要大过皇帝,不然他们就算是叛逆。但在另一群基督徒,也是当时中国教会主流的眼中,孙中山们仍旧还是叛逆。基督教在晚清,不但为中国催生了激进的革命派,也为中国养成了保守的维新派。传教士主办的《万国公报》,成为康梁一党的精神温床。维新派的信徒也认同并竭力追求自由、民主价值,但和革命党相反,他们是" 属基督的中国人" ,而非 " 属中国的基督徒".因此他们的刊物用了比清廷更严厉、更有说服力的笔杆子,猛烈抨击孙文的街头暴动。主持《万国公报》的美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维新时做过梁启超的秘书。他和孙有两次会晤。一次在伦敦,孙被英政府释放后不久,第二次在1900年的横滨。两次都不欢而散,分道扬镳。主张维新立宪的李提摩太,仍然持守两条最基本的《圣经》教导," 不可杀人" 和对基本政治秩序的顺服。他的报纸继续宣称孙文一党不但是清廷的叛逆,更是背叛上帝、自立为王的撒旦。陈可辛的聪明,是在意识形态边疆打擦边球;陈德森的精彩,是描写了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绿林、会党与游民,在陈少白对孙中山" 救世主" 般的烘托下,如何割舍了自家的性命和梦想。最后,孙在船上那一滴眼泪,令我在影院中一连打了两个寒战。这一幕的讽刺意味,使我羞愧莫名。不久前,一位我所敬重的台湾传道人,在一个研讨会上抨击拥有" 基督徒总统" 传统的台湾,大意是说," 有人问我,蒋介石也是基督徒,我无言以对。如果他是基督徒,为什么几十年来,……处处挂着他的画像,人人要向他鞠躬;为什么大搞一党专制、言禁党禁、白色恐怖,他身边却没有一个牧师、一个基督徒去告诉他这是不对的,是上帝恨恶的;若不悔改,是要被咒诅的?" 回到1906年的香港中环,电影中,车夫阿四拉着少年重光走在赴死的路上。这一票人,只有重光真的崇拜孙中山。他无限憧憬地说,阿四啊,你一闭上眼睛就是阿纯;我一闭上眼睛,就是中国的明天。为这句话,我买票、写字,认罪、悔改,忧伤、流泪。我除了祈祷,已别无力量。2009年12月25日圣诞夜[电光倒影]然而,这就是人生王书亚世上最大的冒险,是观念的冒险。小时候听骂人,说你不是抽了脊髓吧?这部荒诞派的、考夫曼式的、欧化的美国喜剧则问,今天你抽了灵魂吗?12年前有个夜晚,我提笔,绝望地写下一首诗《今天晚上有大火和掠夺》。我说,“我是夜晚的浪人、王子、强盗和僧侣/我在想象中犯下罪孽/而将因此万劫不复。”那时我有个猜想,如果男人闪过情欲的念头,然后去称重,会不会因此胖了一克?如是,我的体形,就透露了我罪孽的秘密。但人会狡辩,说那些念头,只在内存中,不在硬盘上。就像电梯超载,有人问,谁带电脑了,拜托先删两个G。信息之多,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但灵魂不能承受之轻,如披萨店外稍纵即逝的麦香。还不如钱扔在水里、烟花燃在夜空。演员保罗吉亚马提,演他自己,排演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剧中那个失丧理想的知识分子角色,拖累了吉亚马提。他不在状态,内心干旱疲乏。一天翻《纽约客》,看到“灵魂寄存公司”的报道,说他们发明了一种抽取灵魂的技术。老板用一个比喻,打动了吉亚马提。他说,马戏团的大象,从小被拴在木墩上。等它长大了,以为自己一上木墩就是被拴住的,所以老老实实配合表演。“灵魂就是那根拴住我们的、看不见的绳子,”老板说,你可以抽出来,寄存在这里。为了避税,也可以运到马里兰州的仓库。吉亚马提抽出了95%的灵魂。他仍然有思想、有记忆、有意识。但日渐失去的,是一种又真又活、深入骨髓与骨节的情感。年前,一位老朋友突发脑血栓,半身瘫痪。他在病房中恐惧忧伤,于冥冥中听见呼唤。就像在帕斯卡尔的“火之夜”,杨老师说,最感恩的是意志、思维和语言,这最珍贵的“三大件”保存下来了。当时我以为他所言正是指向灵魂。但吉亚马提抽取灵魂后,表面仍拥有这“三大件”,却又若常若断,俨如赝品。可知灵魂的真义,更隐藏在意志、思维和语言的背后。按道教说法,人是“形、气、神”之融合。吉亚马提的例子,可称为有气而无“神”。葛洪在《抱朴子》中,将修身之道,延伸到治国之途。他说,“神犹君也,血犹臣也。”吉亚马提失去灵魂,犹如一国无君,他的生活和表演,从此有气无力。佛教的基石,则在“无我”。虽然“中阴”之说通常被视为灵魂,但“灵魂不灭”的观念,其实是希腊形而上学的特产。中阴并不永久存在,更非超越于身体之外,并引导、统摄肉身生命之行为的绝对精神。所以圣严法师在《正信的佛教》中,开宗明义地宣告,“佛教不相信一个永恒不变的灵魂,如果相信了灵魂的存在,就不是正信的佛教徒。”很简单,灵魂的实体性与永久性,与“缘起”、“无常”的宇宙观无法兼容。灵魂若是一种实在,超凡入圣的涅槃就不可能。佛教事实上是无神的宗教,既然人的肉体,没有可以引领、指挥其活动的不灭灵魂;那么整个宇宙,也没有能创造它、引领它、爱它及审判它的造物主。因此,除了个人的修行自渡,也不可能有救赎众人灵魂的救主。如果契诃夫也这样想,他就不会写出《万尼亚舅舅》。事实上,在写这部剧作5年前,契诃夫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口气凄凉,比我那个夜晚更甚。他说,“我们既没有切近的目的,也没有遥远的目的。我们的灵魂是狮子大张口的空洞。我们不相信革命,我们没有上帝,我们不怕鬼魂。拿我个人来说,我甚至不怕死亡和盲瞎。一个没有欲望、没有希望、无所恐惧的人当不成艺术家。必须承认,我们的情形没有一点可以叫人羡慕的地方。”这是对吉亚马提的角色最好的解读。剧中这家公司从俄罗斯走私灵魂,吉亚马提的灵魂,被偷到了俄罗斯一个女演员身上。他也租用了一个俄罗斯诗人的灵魂。结果那是奸商用一个穷困的俄罗斯女工的灵魂假冒的。吉亚马提在海边,感受到内心的强大。他说,这是很美的灵魂,她不该捐赠出来。等他来到俄罗斯,女工已经自杀。柏拉图的灵魂观有两个要义,一是灵魂不朽,二是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就如伊特鲁利亚的强盗,将幸存者与死尸面对面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亚里士多德曾用这个比喻,来描述不朽的灵魂如何被囚禁在必死的身体中。但他后来在《论灵魂》一书中改变了看法,认为灵魂是肉体的形式,“灵魂是潜在具有生命的自然物体的第一现实性”。这看法影响到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奥古斯丁说,“人是由灵魂和肉体构成的理性实在。”人不仅仅是灵魂,也不仅仅是肉体,而是同时拥有二者。阿奎那进一步解释说,“灵魂就是使肉体成为人的肉体的那种东西。”就像盐同时有氯和钠的成分,但只要盐存在,就看不到氯,也看不到钠;氯和钠个别存在,就没有盐。几年前,邵燕祥先生写过一本忏悔录,叫《找灵魂》。奥古斯丁说,“精神如何和肉体结合成一个生命体,这是极其神秘的、人不能理解的;然而,这就是人生。”影片最后,灵魂被资本化,装在玻璃瓶里,看好巨大的投资前景。这是似曾相识的一幕。最近,赵启正先生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从来只有物种适应环境,没有环境适应物种的。”但他忘了解释,他指的是抽取了灵魂之前的物种,还是抽取了灵魂之后的?  [电光倒影]后现代社会的安息王书亚独立导演甘小二,喜欢克尔凯郭尔这个书名。如用两个短语,总结伯格曼的电影世界,较文学性的表达是" 细雨与呼喊" ,较哲学化的描述就是" 恐惧与颤栗".很多基督徒讲信仰,以飞快的速度,省略了恐惧与颤栗,端出平安与喜乐。弘一法师倒很实诚,临终手书" 悲欣交集" 四字,显明了一个无神论世界中自我开悟的极点。是交集,而非圆满;是二元,而非独一;是退潮,而非盼望;是瞑目,而非安息。如果凑个对子,我会用" 三位一体" 对" 悲欣交集".基督教对二元的超越,对圆满的成全,对盼望的牵引,对安息的应许,是人与上帝的" 团契" (fellowship)或联络(bond)。这种联合的源头,是一位上帝在祂自己的三个位格(父、子、圣灵)中的团契。人与终极真理,不可能直接" 天人合一".那种独自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理想预设了两个前提。一是人的灵魂,具有认识终极真理的无限性。尽管孽、债、恶、魔也被重视,但人类自带杀毒软件的能力,仍被无限高估了。二是真理及其力量,处于一种自动甚至是被动向人类敞开的状态。彷佛人可以靠着他的自由意志(修身、冥想、行善)得救;真理本身,反倒没有自由意志,像一台灵魂的提款机。如果人是被造的,人就不能成为不是人的一种存在。人不能决定自己是谁;人是谁,反而是被决定的。就像小书亚是被生下来、被创造、被决定是我的儿子。他的全部意志对此无能为力。一旦他决心否定他是我儿子,他就犯了煽动颠覆家庭罪,一生的苦难从此开始。承认被造的地位,也是我寻求信仰的起点。人类的全部苦难都来自一个错误梦想。就是在灵魂、生命、历史、国家和宇宙中的谋反。如果没有上帝,信仰只是一种文学性的生活方式,是自娱自乐的精神鸦片。但真有上帝,我就不能不说,整个世界,都是敌占区。这就是基督事件在地球史上令人无限惊讶的地方。好比一位强盛的君王,向一个叛乱的村子派出许多招安的使者,都被杀了,最后派自己惟一的儿子去,不带一兵一卒,任凭他们杀死。慈爱的君王认为,这是最好的招安方式,让帝国的皇位继承人,先用自己的血替谋反者洗去叛国罪。随后,这位尊贵的王子从坟墓中走出来,身上带着鞭伤,手上带着钉痕,在细雨中呼喊相信他的爱的人,向他的父王悔改投诚。这是大军压境、审判遍地之前的,最后的救赎,最后的宽限,和最后的警戒。在我的阅读里,没有任何战争,比十字架上的招安更惊魂夺魄。最伟大的小说家也不能想象这位王子的存在。因为人无法写出一个比他的灵魂更伟大的故事。如果这只是故事,人活着就太可怜了。就像明明看见一个面包,直到饿死都吃不到。基督教相信这位王子的牺牲和呼喊。人与天的" 团契" ,必须藉着他的救赎之血。救恩,是一个媒介。媒介的必要,意味着人可以进入" 三一上帝" 的团契;但人仍永远是人,上帝仍永远是上帝。媒介的必要,也显明救恩之于我的可能性,在于上帝的自由意志,不在于人的自由意志。年前在香港,和龙应台女士分享信仰。她说和儿子看《达芬奇密码》时,有句台词令她震撼。神父说," 我之所以相信上帝,不是我的选择,而是上帝的恩典。" 龙女士说,这话中有一种她陌生而难以想象的观念,着实出人意外。这出人意外的一刻,若存留心中,就是" 恐惧与颤栗".克尔凯郭尔说,颤栗之路的尽头,需要" 信心的一跃".这一跃,就寻求者来说,是一个冒险的回应。就施恩者而言,首先是一个辽远而切身的呼喊。就像在街头,有人喊我的名字。回头一望,人群都漠然看你。那一刻,仿佛灵魂出窍、精神移民、思想下线。那一刻的颤栗,我是一辈子都忘不了。早上大雾封城,飞机延误。和修佛的出租车司机交谈,他说这世界已败坏到一个地步,菩萨都自身难保。释迦牟尼不是最高境界,今天需要更高的觉悟来挽救世界。我说是你的心得呢,还是禅师的讲法。他说,就是乱看书、瞎琢磨。我就肃然起敬,用净空法师的语录,再和他聊了聊。我说,《圣经》中那位上帝,对弟子来说,也是一声恐惧与颤栗的呼喊。所以净空说,上帝是父亲,佛陀是师傅。我说,师傅也是一个媒介,是从人中修出来的,而基督是从天上来的。你贵姓呢?司机说,免贵,姓杨,有空给你电话。甘小二拍了一部半小时的实验短片。一群后现代的90后少年,在柴米油盐的场景中被呼召,每人得到一样不趁手的工具,斧头、木锯、锤子等。他们扮相各异,象征着多元相对的文化力,有动漫人物、希腊诸神、动物生肖、日本武士。他们聚在一起,以笨拙的方式,在山上劳动了一晚上,制造出一个巨大的十字架。一个哑巴女孩,开口唱起赞美诗。观众也和他们一起,经历恐惧与颤栗之后,进入满足与安息。解读这个故事,要另一篇文字。导演以前卫的影像风格,并以我想象不到的一种演绎法,表达了十字架之于后现代社会的穿透力,以及劳动与安息的关系。正如我等了5 个小时,飞机还没接到指令。我吃的盐,没有走的路多。我努力工作,喂不饱灵魂。我飞到天上,还是要下来。直到听见细雨中的呼喊。恐惧变成颤栗。劳动有了安息。    灵魂的钉子户王书亚政治哲学领域对沃格林越来越推崇。1950年代这位德裔政治哲学家就在《新政治科学》中提出一个陌生突兀的命题:现代性的本质就是诺斯替主义。我说过,好莱坞电影的属灵地图,大而化之,是清教徒传统与诺斯替主义的划江而治。在沃格林眼里,整个世界应作如是观。所有活着的人,都对活着不满意,于是带出对自我的两类评价:" 我" ,或者是肇事者,或者是受害者。政治观念则由自我认知决定,所以也有两种基本模式:要不世界原本美善,是我拖累了世界;要不卿本佳人,但世界在本质上太拙劣,宇宙就像装修简陋的小户型。现代性的本质,是我们能够想象一个配得上我们的世界;清教徒的本质,则是我们必须被拯救,才能配得上这个世界。总的来看,卡梅隆给我们的,是一个发生在外太空的、左翼的、诺斯替主义的和泛灵论的群体性事件。诺斯替主义是希腊哲学晚期的思想。他们将一种隐秘的、关乎拯救的智慧,称为" 诺斯" ,相信人通过努力可以拯救自己,把高超的灵魂拆迁安置到更美好的世界。柏拉图的《会饮篇》中,有一段极富诺斯替色彩的对话。有个女巫,叫狄俄提玛,她教导苏格拉底什么是哲学的智慧。她说,只有极少数人,有属灵的情欲,就如大多数男人对女性的情欲一样。他们对真理的奥秘动情,成为上帝与世人之间的精灵。这段话,可称为" 文曲星下凡" 的一个泛灵论版本。在《新约》教会初期,诺斯替主义者曾借用基督信仰来表达这种隐秘智慧的求道方式,被教会的大公会议判为异端,在思想史上隐忍了一千年。沃格林认为,当近代启蒙运动世界观开始抗衡清教徒世界观,诺斯替主义在思想史上重新展开,形成了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诺斯替主义并非完整的思想或宗教,而是思想史上的幽灵、一种灵魂的寄生物。希腊哲学、基督教都曾是它的寄主。近代以降,科学主义和社会主义,成为了新的寄主。最近发现带孩子也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我妈妈的。孩子磕碰在桌子边,就狠狠打桌子;摔跌了,就顿足跺地。然后告诉他不要哭。这里既有一种理性主义因果论,显明肇事者已受到惩罚;也有一种神秘主义感应观,在人与自然的泛灵秩序中,已破除咒诅,获得补偿。按我说,这是儿童教育中的一种巫术。按沃格林的观点,我妈妈也应该算是现代主义者。因为现代性的本质,就是经过了合理化的巫术。好莱坞的科幻电影是比我妈妈更好的例子。《超人》和《星球大战》后美国几乎就没拍过单纯的、基于" 科学幻想" 的电影。" 科幻片" 卖座的重要前提就是还原科学的巫术气质。原始巫术认为,万物间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当牛顿宣称地心引力时,曾被同行视为向巫术观念妥协。人们批评他,找不到真正原因,就用神秘的引力来搪塞。后来,可观测和重复的数据得到肯定," 万物间的引力" 才正式从巫术观念升级为科学理论。换言之,所谓巫术,是尚未得到理性验证的科学;所谓科学,是尚未证伪的巫术。巫师的信仰是,只要咒语可靠、仪式恰当,连神也不能拒绝作法者的要求。这差不多也是大多数非基督徒科学家的信念。卢卡斯的《星球大战》中,真正的高科技不是数理逻辑能涵盖的太空舰船,而是成为宇宙间隐秘智慧之终端的" 绝地武士".《阿凡达》也是,卡梅隆为潘多拉星球的隐秘智慧提供了两种解释系统。一是科技版的,生命树和哈利路亚山(和当初的诺斯替派一样,借用《圣经》叙事框架)乃至整个星球,说到底是一个远超过人类智慧的自然之脑。纳维人的辫子,就是他们的USB 插槽。这是" 天人合一" 的数码版。纳维人不要十字架,只要USB ,就能与自然之脑链接,上传、下载,共享生命信息与能力。这是精致透顶的诺斯替主义,人与神的生命关系,以一种科学巫术的方式,被剔除了伦理性。最终,这种自然主义的智慧在电影中胜过了人类的高科技。另一个解释体系是纳维人对圣母的信仰和敬拜。地球人不是来拆房子,而是来拆庙子。这个宇宙性强制拆迁事件,焦点不再是财产权,而是宗教自由。或者说,财产权原则,本身就内涵着信仰、思想和良心的自由。这也是英美的财产权观念和德法的差异。表面上看,财产权在美国宪法中的地位,低于宗教、思想和言论自由,至少不如德国基本法的表达那么显赫。但这恰恰体现了洛克式财产权观念,即财产权从来不只关乎经济利益,而关乎人的尊严、记忆、信仰及整个生活方式的承载。也就是说拆迁首先不是一个补偿问题,而是一个自由意志问题。纳维人是另一个版本的绝地武士,我相信在续集中,他们能从圣母树中下载安装更强的能力。他们是洛克式的钉子户,是灵魂的钉子户。最后抄一段雨果在《悲惨世界》中谈论修道院的话,献给灵魂的钉子户们: " 一些人聚集拢来,住在一起。凭什么权利?凭结社的权利。" 他们闭门幽居。凭什么权利?凭每人都有的那种开门或关门的权利。" 他们不出门。凭什么权利?凭每人都有的来和去的权利。"  [电光倒影]怕你一万年王书亚蓝宝石的眼睛,黄金的面颊,王尔德的快乐王子,他的塑像甚至高过教堂尖顶。王子俯瞰城中的不义与贫穷,流出眼泪。一只燕子帮他,将蓝宝石眼睛和身上的每片黄金,衔去给困苦的人。每个人心中,都曾住着一位泪王子。看见不义,所以流泪。地上的每座城,也都有一位流泪的先知,在盼望之先,说咒诅的话,在咒诅之先,先付出自己。每个时代,也都有写一篇童话的权利,将那永恒的故事,说了再说。我心底,一直喜欢童话,又害怕真正的童话。怕自己配不上那个童话,怕在那个童话面前,我的理想无地自容。因为公义的童话,颠覆不义的现实;良善的童话,颠覆邪恶的制度;完美的童话,颠覆不完美的政治。其实知识分子的角色,不是牛虻,而是泪王子。无泪可流的时候,就该无话可说。有言无泪的批评,不如沉默。因为在童话里,惟一能改变世界的,只有快乐王子的眼泪。血一样的泪,汗一样的泪。真正的爱是血泪之间的爱。爱的实质就是赦免,赦免一个不能与爱相称的世界。当一个时代辜负你,当一个手足背叛你,你付出的,多过对方应得的那一部分,就是爱。一个公平的世界不需要爱,只需要交换;一个不公平的世界,才渴望被爱充满。世界犹如婴儿,需要给予和照顾。如果孩子生下来就和父母一样有力,爱就不是必需品。一个堕落的世界,一定是不公义的。因为施救的人伸出手时,被救的人已一无所有。西方最好的童话,都关于爱。而关于爱的童话,都不可避免地关于灾难、饥饿和死亡。我们的童话肤浅是因为不敢让孩子接近血泪之爱。我们不敢,是因为我们不信。一个不信的世界,怎么可能有童话?杨凡这一次,竟然借用王尔德的童话,来白描国军播迁来台那段白色恐怖的岁月。就这个念头,已如龙应台《大江大海》的书名一般,牵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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