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弱者屋坏，辅弱者国倾。注曰：【才不胜任谓之弱。】王氏曰：‘屋无坚柱，房宇歪斜；朝无贤相，其国危亡。梁柱朽烂，房屋崩倒；贤臣疏远，家国顷乱。’释评：以柱弱房倒来比喻辅佐朝政的大臣如果软弱无能，国家必将倾覆。称霸春秋的齐桓公其寔并不是一个十分贤德的明君，只是由于管仲的才干和谋钍才使他得以‘射天下’。管仲一死，齐国大乱，桓公横尸数月，蛆虫满地，都无人安葬；伍子胥辅吴，吴国灭越败楚，威震中原，子胥一死，吴国亦亡。这又从反面证明将相乃君王之左膀右臂，将相强则国亦强，将相无能，国家怎么可能强大呢？足寒伤心，人怨伤国。注曰：【夫冲和之气，生于足，而流于四肢，而心为之君，气和则天君乐，气乖则天君伤矣。】王氏曰：‘寒食之灾皆起于下。若人足冷，必伤于心；心伤于寒，后有丧身之患。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百姓安乐，各居本业，国无危困之难。差役频繁，民失其所；人生怨离之心，必伤其国。山将崩者，下先隳；国将衰者，民先弊。注曰：【自古及今，生齿富庶，人民康乐；而国衰者，未之有也。】王氏曰：‘山将崩倒，根不坚固；国将衰败，民必先弊，国随以亡。’根枯枝朽，民困国残。注曰：【长城之役兴，而秦国残矣！汴渠之役兴，而隋国残矣！】王氏曰：‘树荣枝茂，其根必深。民安家业，其国必正。土浅根烂，枝叶必枯。民役频繁，百姓生怨。种养失时，经营失利，不问收与不收，威势相逼征；要似如此行，必损百姓，定有雕残之患。’释评：天地是大宇宙，人身是小宇宙。人其实是宇宙的一个缩影。人感应天地之气最直接的部位是脚，只有双脚才天天与大地接触。地气是通过脚流注全身的，人体中气充和，则身心安泰。心虽然是主宰。但如双脚受寒，心脏就要受到伤害。脚之于人，犹民之于君。人无脚不立，国无民不成。足为人之根，民为国之本。可惜人们往往尊贵其头面，轻慢其手足，就像昏君尊贵其权势，轻漫其臣民一样。鉴于此，才有‘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古训。用山陵崩塌是因根基毁坏进一步来晓喻国家衰亡是因民生凋蔽的道理。也如同根枯树死一样，广大民众如若困苦不堪，朝不保夕，国家这棵大树也必将枝枯叶残。秦、隋王朝之所以被推翻，只因筑长城。开运河榨尽了全国的民力、财力。鉴古知今，人民生活富裕，康乐安居，国家自然繁荣富强。与覆车同轨者倾，与亡国同事者灭。注曰：【汉武欲为秦皇之事，几至于倾；而能有终者，末年哀痛自悔也。桀纣以女色而亡，而幽王之褒姒同之。汉以阉宦亡，而唐之中尉同之。】王氏曰：‘前车倾倒，后车改辙；若不择路而行，亦有倾覆之患。如吴王夫差宠西施、子胥谏不听，自刎于姑苏台下。子胥死后，越王兴兵破了，吴国自平吴之后，迷于声色，不治国事；范蠡归湖，文种见杀。越国无贤，却被齐国所灭。与覆车同往，与亡国同事，必有倾覆之患。’释评：跟随前面翻了的车走同一条道，也要翻车；做与前代亡国之君同样事的，也要亡国。汉武帝不记取秦始皇因求仙而死于途中的教训，几乎使国家遭殃，幸亏他在晚年有所悔悟；唐昭宗不以汉末宦官专权为鉴，同样导致了唐王朝的灭亡和‘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见已生者，慎将生；恶其迹者，须避之。注曰：【已生者，见而去之也；将生者，慎而消之也。恶其迹者，急履而恶鏱，不若废履而无行。妄动而恶知，不若绌动而无为。】王氏曰：‘圣德明君，贤能之相，治国有道，天下安宁。昏乱之主，不修王道，便可寻思平日所行之事，善恶诚恐败了家国，速即宜先慎避。’释评：知道已经发过了的不幸事故，发现类似情况有重演的可能，就应当慎重地防止它，使之消灭在萌芽状态；厌恶前人有过了的劣妇，就应当尽力避免重蹈覆辙。最澈底干净的办法不是又要那样做，又想不犯前人的过失，这是不可能的；而应该根本就不起心动念，根本就不去做。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夫人之所行：‘有道则吉，无道则凶。吉者，百福所归；凶者，百祸所攻；非其神圣，自然所钟。注曰：【有道者，非己求福，而福自归之；无道者，畏祸愈甚，而祸愈攻之。岂有神圣为之主宰？乃自然之理也。】王氏曰：‘得宠思辱，必无伤身之患；居安虑危，岂有累巳之灾。恐家国危亡，重用忠良之士；疏远邪恶之徒，正法治乱，其国必存。行善者，无行于巳；为恶者，必伤其身。正心修身，诚信养德，谓之有道，万事吉昌。心无善政，身行其恶；不近忠良，亲谗喜佞，谓之无道，必有凶危之患。为善从政，自然吉庆；为非行恶，必有危亡。祸福无门，人自所召；非为神圣所降，皆在人之善恶。’释评：总而言之，有危机感，时时警策自己的人，就平安无事；畏惧国破家亡的，就会积善除恶，福寿常存。一个人的行为只要合乎道义，就会吉祥喜庆，否则凶险莫测。有道德的人，无心求福，福报自来；多行不义的人，有心避祸，祸从天降。只要所作所为上合天道，下合人道，自然百福眷顾，吉祥长随。反之，百祸齐攻，百凶绕身。这里并没有神灵主宰，实为自然之理，因果之律。所以说，成败在谋，安危在道，祸福无门，唯人自招。只有居安思危，处逸思劳，心存善念，行远恶源，便见大道如砥，无往而不适。务善策者，无恶事；无远虑者，有近忧。王氏曰：‘行善从政，必无恶事所侵；远虑深谋，岂有忧心之患。为善之人，肯行公正，不遭凶险之患。凡百事务思虑、远行，无恶亲近于身。心意契合，然与共谋；志气相同，方能成名立事。如刘先主与关羽、张飞；心契相同，拒吴、敌魏，有定天下之心；汉灭三分，后为蜀川之主。’释评：人生在世，立身为本，处世为用。立身要以仁德为根基，处事要以谋钍为手段。以仁德为出发点，同时又善用权谋，有了机遇，可保成功；如若时运不至，亦可谋身自保，不至于有什么险恶的事发生。只图眼前利益，没有长远谋虑的人，就连眼前的忧患也无法避免。俗语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说的也正是这个意思。同志相得。同仁相忧。注曰：【舜有八元、八凯。汤则伊尹。孔子则颜回是也。文王之闳、散，微子之父师、少师，周旦之召公，管仲之鲍叔也。】王氏曰：‘君子未进贤相怀忧，谗佞当权，忠臣死谏。如卫灵公失政，其国昏乱，不纳蘧伯玉苦谏，听信弥子瑕谗言，伯玉退隐闲居。子瑕得宠于朝上大夫，史鱼见子瑕谗佞而不能退，知伯玉忠良而不能进。君不从其谏，事不行其政，气病归家，遗子有言：“吾死之后，可将尸于偏舍，灵公若至，必问其故，你可拜奏其言。”灵公果至，问何故停尸于此？其子奏曰：“先人遗言：见贤而不能进，如谗而不能退，何为人臣？生不能正其君，死不成其丧礼！”灵公闻言悔省，退子瑕，而用伯玉。此是同仁相忧，举善荐贤，匡君正国之道。’释评：理想志趣相同，自然会觉得情投意合，如鱼得水。都有仁善情怀、侠义心肠的人，必定能患难与共，肝胆相照。历史上不乏此类美谈；唐舜时（应分别为高辛氏和高阳氏）有号称‘八元’‘八凯’之臣，个个都忠肃贤惠，明正笃诚；成汤见伊尹而拜之为相；颜回仁而固穷，孔子引为得意门生；文王因有闳夭、散宣生，才日见强盛；当纣王的太师与少师见纣王无道，国将灭亡时，微子便与之结伴而去；周公、召公同心同德辅佐周室，才使周王朝得享八百年天下；管仲、鲍叔牙都是大仁大义的君子，所以才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这都是‘同志相得，同仁相忧’的生动证明。同恶相党。注曰：【商纣之臣亿万，盗蹠之徒九千是也。】王氏曰：‘如汉献帝昏懦，十常侍弄权，闭塞上下，以奸邪为心腹，用凶恶为朋党。不用贤臣，谋害良相；天下凶荒，英雄并起。曹操奸雄董卓谋乱，后终败亡。此是同恶为党，昏乱家国，丧亡天下。’同爱相求。注曰：【爱利，则聚敛之臣求之；爱武，则谈兵之士求之。爱勇，则乐伤之士求之；爱仙，则方术之士求之；爱符瑞，则矫诬之士求之。凡有爱者，皆情之偏、性之蔽也。】王氏曰：‘如燕王好贤，筑黄金台，招聚英豪，用乐毅保全其国；隋炀帝爱色，建摘星楼宠萧妃，而丧其身。上有所好，下必从之；信用忠良，国必有治；亲近谗佞，败国亡身。此是同爱相求，行善为恶，成败必然之道。’释评：为非作歹，阴谋不轨的党徒肯定要勾结在一起；有相同爱好的人，自然会互相访求。据说商纣王的奸臣恶党数以万计。春秋时期黑社会的头子盗蹠（现代有人认为是奴隶起义的首领）聚众九千。晋惠帝爱财，身边的宦官全是一帮巧取豪夺的贪官污吏。秦武王好武，大力士任鄙、孟贲个个加官进爵、、、大凡有所痴爱的人，性情一般来说都比较偏激怪诞，这种人往往会情被物牵，智为欲迷。同美相妒。注曰：【女则武后、韦庶人、萧良娣是也。男则赵高、李斯是也。】同智相谋。注曰：【刘备、曹操、翟让、李密是也。】释评：同为倾城倾国之貌的佳丽，彼此总要争风吃醋；才智同样卓绝的人，双方一定会先是一比高下，进而互相残杀。各朝各代，粉阵厮杀，智者火拼的悲剧寔在是太多了。注中提到的数人，只不过是顺手牵来的罢了。同贵相害。注曰：【势相轧也。】王氏曰：‘同居官位，其掌朝纲，心志不和，递相谋害。’同利相忌。注曰：【害相刑也。】释评：具有同等权势地位的人，互相排挤，彼此倾轧，甚至不择手段地以死相拼。在艰难困苦的时候，还可相安无事，扶持协作，一旦发了财、得了势，就开始中伤诽谤，双方变成了眼红心黑的对头冤家。难道权力、财富真的是人性的腐蚀剂？同声相应，同气相感。注曰：【五行、五气、五声散于万物，自然相感应。】释评：有共同语言的自然易于沟通，愿意彼此唱和。气韵之旋律相同的就会相互感应，发生共鸣。金、木、水、火、土五种自然元素和宫、商、角、征、羽五种韵律，融合在自然界的各种物质中，有相同属性的则相互感应。人情世故，治国经要，当然也背离不了这些自然规律。同类相依，同义相亲，同难相济。注曰：【六国合纵而拒秦，诸葛通吴以敌魏。非有仁义存焉，特同难耳。】王氏曰：‘圣德明君，必用贤能良相；无道之主，亲近谄佞谗臣；楚平王无道，信听费无忌，家国危乱。唐太宗圣明，喜闻魏征直谏，国治民安，君臣相和，其国无危，上下同心，其邦必正。强秦恃其威勇，而吞六国；六国合兵，以拒强秦；暴魏仗其奸雄，而并吴蜀，吴蜀同谋，以敌暴魏。此是同难相济，递互相应之道。’同道相成。注曰：【汉承秦后，海内凋敝，萧何以清静涵养之。何将亡，念诸将俱喜功好动，不足以知治道。时，曹参在齐，尝治盖公、黄老之术，不务生事，故引参以代相。】王氏曰：‘君臣一志行王道以安天下，上下同心施仁政以保其国。萧何相汉镇国，家给馈饷，使粮道不绝，汉之杰也。卧病将亡，汉帝亲至病所，问卿亡之后谁可为相？萧何曰：“诸将喜功好勋俱不可，惟曹参一人而可。”萧何死后，惠皇拜曹参为相，大治天下。此是同道相成，辅君行政之道。’释评：类型相同的互相依存，利益共同体中的各个方面，容易结为亲密的团体。处在困难中的人们，很容易和舟共济，互相援救，以期共度难关。国与国之间或同僚之间如果体制相同或政见一致就会互相成全，结为同盟。六国联合起来抗秦，是因为都感觉到了同一敌人的威胁，刘备和孙权联手抗曹，并不是吴蜀两国真的那么友好。真正的原因是同样的利害和命运迫使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根本不是什么出于仁义。屈从危难的局势结成的联盟不会长久。但基于志同道合的真诚团结则必定成功。上面的萧何荐相一事，即可生动地证明这一道理。同艺相窥。注曰：【李镒之贼扁鹊，逢蒙之恶后羿是也。规者，非之也。】王氏曰：‘同于艺业者，相观其好歹；共于巧工者，以争其高低。巧业相同，彼我不伏，以相争胜。’同巧相胜。（胜，不相下也，不相让也。）注曰：【公输子九攻，墨子九拒是也。】释评：上古时代，后羿善射，逢蒙把他的技艺学到手后就杀了他；秦国的太医令李醯虽然没本事，却对扁鹊高明的医道非常嫉妒，在扁鹊巡诊到秦国时，他派人刺杀了扁鹊。自古文人相轻，武夫相讥，这都是因为才能和技艺不相上下就不能相容，且不说墨子用九种守城的方法挫败了鲁班（即公输子）的九种新式攻城武器的进攻，就连西晋时的王恺和石崇，为了炫耀自家的奇珍异宝，也曾发生过一场令人咋舌的斗富好戏。此乃数之所得，不可与理违。注曰：【自‘同志’下皆所行，所可预知。智者，知其如此，顺理则行之，逆理则违之。】王氏曰：‘齐家治国之理，纲常礼乐之道，可于贤明之前请问其礼；听问之后，常记于心，思虑而行。离道者非圣，违理者不贤。’释评：上述种种，也不是人们百无聊赖才这样做，实乃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或因形势所逼，或因人性使然，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然而，有智慧的人不应借口是客观存在而随波逐流，与世沉浮，而应遵循真理的标准，凡符合人道的，就顺而扩之，宏而广之；凡逆天道民心的，就教而化之，疏而导之；倘若都做不到，则应全身而退，待时而动；如果连这也做不到，则不妨像〈原始章第一〉中所说的那样，寂寞田园，自甘清贫，立德立言，名垂千古。释已而教人者逆，正已而化人者顺。注曰：【教者以言，化者以道。老子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教之逆者也。“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朴。”化之顺者也。】王氏曰：‘心量不宽，见责人之小过；身不能修，不知己之非为，自己不能修政，教人行政，人心不伏，诚心养道，正己修德。然后可以教人为善，自然理顺事明，必能成名立事。’逆者难从，顺者易行；难从则乱；易行则理。注曰：【天地之道，简易而已；圣人之道，简易而已。顺日月，而昼夜之；顺阴阳，而生杀之；顺山川，而高下之；此天地之简易也。顺夷狄而外之，顺中国而内之；顺君子而爵之，顺小人而役之；顺善恶而赏罚之。顺九土之宜，而赋敛之；顺人伦，而序之；此圣人之简易也。夫乌获非不力也，执牛之尾而使之却行，则终日不能步寻丈；及以环桑之枝贯其鼻，三尺之绳縻其颈，童子服之，风于大泽，无所不至者，盖其势顺也。】王氏曰：‘治国安民，理顺则易行；掌法从权，事逆则难就。理事顺便，处事易行；法度相逆，不能成就。’释评：无职无权的贤明之士，应如上节所说的那样去立身行事，可是掌握最高权力的国家领导人应该怎样去做呢？权力和财富一样，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为善，亦可为恶，而且一旦挥之舞之，必是大善大恶。居高位者，如欲造福苍生，流芳千古，本身就应当是至善至真的化身，并能严己以宽人，正己以化人。因为身正则不令而行，身不正虽令不从。以德怀人则顺，以力取人则逆。能把握这一治国之大要的，就会德流四海，恩泽九洲。倘若为一己私利，视天下为己有，视百姓为仆役，那么他必将放纵自己，苛虐臣民，这就叫逆天而行。如此者，古往今来，没有不亡国丧身，遗臭万年的。老子说：‘一个国家的法令愈是苛暴烦杂，强盗奸贼也越多。’这就是因为逆天道而教导民众，就要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老子还说：‘作人主的清静无为，老百姓自然而然会走上文明的轨道。作人主的清心寡欲，老百姓自然而然会驯顺安分。’这就是因顺天道而以德化人，国力、民风必将日益改观，天下大治，富强繁荣的局面也会不求而至。张商英依据《易经》的原理，对本章的中心思想作了这样的归纳总结：天道、地道的生成发展和变化，其寔是非常简单易知的。圣人推崇的人道也是一样。顺从太阳的晨起暮落，月亮的盈亏圆缺，才有昼夜四时的循环不已的规律；顺应宇宙阴阳反正的法则，万物生死相替，自然界才会有永不止息的无限生机；效法山川的高下人类就应有等级秩序。这都是大自然的客观规律。按照国家的地理版图，划分出中国和邻国的疆域；根据人的德才，授予相应的官职；依照无德无才者的实际情况，让他们去做各种服务性的工作；根据业绩和功劳的大小给予合理的奖赏；按照各地不同的情况征收税赋；根据亲亲血缘关系来制定辈份长幼的伦理秩序。这就是圣人法天象地而推崇的社会的客观规律。上古有名的大力士乌获力大无穷，拉住牛尾，一头牛一天都走不出一丈远，可是如果让一个孩童用桑木做的圆环穿在他的鼻子上，用三尺长的绳子系在乌获的脖子上，大力士也只好乖乖任人摆布。这时候小孩子指挥大力士，就有如风行大泽一样随心所欲。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局势顺利，所向无阻啊！如此，理身、理家、理国可也。注曰：【小大不同，其理则一。】王氏曰：‘详明时务得失，当隐则隐；体察事理逆顺，可行则行；理明得失，必知去就之道。数审成败，能识进退之机；从理为政，身无祸患。体学贤明，保终吉矣。’释评：上述这些道理，虽然体现于大大小小各种不同的事物中，但其根本原理是相同的，只要用心体会并能身体力行，无论是修身、齐家、治国，还是平天下，用到哪里都没有不成功的。结语如果说唐代隐士赵蕤（瑞阳平）所著的《反经》是讲治国之道的话，那么黄石公的《素书》完全可以说是讲修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历来被当作有为者必须遵循的人生正道。不注重修身，连自己的家庭都治理不好，谈何治国平天下？《素书》六章，正是总结、归纳了有关修身的根本原则和在现实生活中运用时的经验与规律。《素书》所讲的修身总则，假如用高度精练的语言概括之，只有一句话：天地之道，简易而已。怎样理解这句话呢？简易的道理是从中国哲学的源头 ——《易经》而来。《易经》把宇宙万物的规律用‘三易’来概括。要了解宇宙、人生，必须明白这三处基本原则。第一，叫做‘变易’。意思是说，世界上的事，世界上的人，乃至宇宙万物，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比如此刻我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瞬息之间就过去了，任何力量都无法将它留住，即使用最高级的科技手段，譬如录像，摄下来的也不过是一种当备忘的档案材料而已，绝对不是丝毫不爽的已经过去的那个场景了。时间不同，环境不同，情感和精神也不会相同，就是重覆的、一字不差的一句话，前一秒钟说和后一秒钟说，其意味、效果和对象等等都绝不会相同。万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动不息有如流水，所以高智慧的人，不但知变而且能适应这个变，这就叫合乎天道。第二，叫做‘简易’。是说宇宙万事万物，有许多是我们的智慧知识没有办法了解的。天地间存在著「有其理无其事’的现象，那是我们的经验还不够，科学的实验还没有出现，所以我们做不来；也存在‘有其事不知其理’的现象，那是我们的智慧不够，还认识不到。也就是说，宇宙间的任何事物，有其事必有其理，有这样一件事，就一定有它的原理，只是我们的智慧不够、经验不足，找不出它的原理罢了。《易经》‘简易’之理是一个非常智慧的概念，它告诉我们，宇宙间无论如何奥妙的事物，当我们的智慧够了，认识了它以后，就觉得原来如此简单。在科学史上，有许多伟大得足以改变世界面貌的发明，在研究过程中，虽然特别艰辛、复杂，有的科学家甚至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一个科研项目，也未必能攻克。然而一旦破译了其中的奥秘，回头一看，却非常简单。人们至今不是还在说，开辟了大工业生产时代的蒸汽机的发明，其原理不就是蒸汽冲击茶壶盖吗？万有引力不就是牛顿由苹果落地而豁然顿悟的吗？现代最先进的科技成果电脑，不就是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因受到《周易》的启发，提出二进位制——1+1=10的原理而产生的吗？这就叫‘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所以真正的真理其实非常简易。推理、阐述得越复杂、难解的理论，恐怕离真理越远。第三，叫做‘不易’。万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可是却有一种永远不变的东西存在，它能变出万事万物来，但自身却是永远不变的，是永恒存在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宗教家叫它是‘上帝’，是‘神’，是‘主宰’，是‘佛’，是‘菩萨’；哲学家叫它是‘本体’；科学家叫它是‘能’。一个人要想加强自己的修养，怎样才能找到自己本来有的那个‘不易’，在与时‘变易’ 之际，求得真正的‘简易’——真理呢？诸葛亮的《诫子篇》为我们披露了这一秘密。他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后人著书立说，教子家训，老实说都没有超出诸葛亮的这几句话。‘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要想成为一个有教养、有道德的人，就必须以‘静’来做学问，以‘俭’来修身。俭不只是节省用钱，而且自己的身体、精神也要保养，简单明了，一切干净利落，这就是‘俭’的意思。‘非澹泊无以明志’，是讲养德：‘非宁静无以致远’，是讲修心；‘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是讲求学的道理：心境要宁静才能求学，才华要靠学培养，有天才而没有学问修养，才情就会枯竭，正如孔子所说：‘学而不思，读书再多也是白搭；思而不学，有才能也是很危险的事情。’纵然是天才，如没有学问，也不能成为伟大的天才。所以有天才，还要有广博的学问。学问从何而来？从刻苦的学习中来，然而心思不宁静，则无法成就其学业。‘慆慢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慆慢也就是‘骄傲’一词之‘骄’。没有真本事而自以为了不起是骄，有本事而看不起人为傲，慢就是自以为对。主观太强，那么求学问就不能研精。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和历史经验都在说，一个人不管有多大学问、多大权威，一骄傲就失败。孔子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一个人即使有周公的才学，有周公的美德，可是假如他骄傲自大，又悭吝不仁，这种人就不值得一提了。‘险躁’是什么意思？人做事情，都喜欢占便宜、走捷径，想走捷径的人大多会心存侥幸，这是最容易犯的毛病。其结果是逐渐养成盲目暴躁、急于求成的习性，遇事自然就要丧失理智，冒险蛮干。这种人，没有不失败的。‘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如果人到临死时才明白人生是怎么回事，就一切都晚了！至于有的人到死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那就更不用说了。清末著名学者王国维用这样三句宋词来描述为学的三种递进的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销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思想道德修养又何尝不是这样呢！附录一黄石公素书考宋张商英辑按《黄石公三略》三卷、《兵书》三卷、《三奇法》一卷、《阴谋军秘》一卷、《五垒图》一卷、《内记敌法》一卷、《秘经》一卷、《张良经》一卷、《素书》六编。《前汉列传》黄石公圮上所授《素书》，以《三略》为是，盖传闻之误也。晋乱，盗发子房冢，于玉枕中获此《书》，凡一千三百言，上有秘戒云。（出自善本《汉魏丛书》微卷编号一五二八六。三五之《黄石公素书》）附录二《素书》一帙，盖秦隐士黄石公之所传，汉留侯子房之所受者。词简意深，未易测识，宋臣张商英叙之详矣，乃谓为不传之秘书。呜呼！凡一言之善，一行之长，尚可以垂范于人而不能秘，是《书》黄石公秘焉。得子房而后传之，子房独知而能用，宝而殉葬；然犹在人间，亦岂得而秘之耶！予承乏常德府事政，暇取而披阅之。味其言率，明而不晦；切而不迂，淡而不僻；多中事机之会，有益人世。是又不可概以游说之学，纵横之术例之也。但旧板刊行已久，字多模糊，用是捐俸余翻刻，以广其传，与四方君子共之。弘治戊午岁夏四月初吉蒲阴张官识。（出自《钦定四库全书》）附录三黄石公素书述要汉黄石公为秦之隐君子，于圯桥之上授张良以《素书》，良用其策，助刘季开创汉业。然后世误以《素书》为《三略》者久矣。至晋乱之际，有盗发张良冢者，于玉枕得《素书》六卷，始知《素书》与《三略》为二。宋相张商英为之注释，其序说来由明矣。然，后世多以商英之说为非，《四库提要》且引明都穆《听雨记谈》：‘以为自晋迄宋之间，学者未尝一语言及《素书》，何独出于商英之口乎？’晁公武且谓：‘商英之言，世未有信之者。’《胡应麟笔丛》：‘更谓商英之注《素书》，前后注文与原文如出一手，因核定其为商英伪撰。’观以上数论，久来几成定论。然吾亲闻于 南师怀瑾谓：‘《素书》非商英所伪撰，唐开元之间，赵蕤（瑞）撰《长短经》，文中即有引自《素书》者。然，蕤不称《素书》，而称之为《钤经》。如《长短经》卷一品目第三引《钤》之语曰︰‘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丛书集成新编》V21,P.5倒数第三行，新文丰出版，中央图书馆参考室古籍藏书架）等语，即《素书》‘正道章’第二中之文。而世人亦不知《钤经》到底为何，实原乃黄石公之《素书》也。何可谓宋以前无一人语及之？此学者不肯好学、深思、多闻故也。老子曰︰“上士闻道信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而大笑，不笑不足以为道。’且商英之〈序〉谓︰“离有离无之谓‘道’，非有非无之谓‘神’，有而无之之谓‘圣’，无而有之之谓‘贤’，非此四者，虽口颂此《书》，亦不能身行之也。学者之见，大抵皆不能行之者也。况器有大小，识有浅深，道极高明，鬼瞰其室，商英之注与《素书》原文媲美，几出一手，胡应麟据此谓《素书》为商英伪撰，何见之短也。商英精通三家之学，明于因果变化之理，观其生死之间，怡然自在，则知素行之不凡矣。何事昧于因果而伪撰经典乎？商英且谓自汉以来，章句文词之学炽，而知道者极少，故难言也。而向来疑此《书》为伪托者，绝无通达佛理者，乃至明了道家要旨者，亦不可得。徒以文字考据，岂能见其真意乎？宜乎太史公之为《史记》，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叹也。老古出版社编辑部 曾令伟撰要黄石公素书终。附记：本书全文，悉撷自国立中央图书馆四楼善本室珍藏之‘善本书’之《汉魏丛书》编号一五二八０三部十六号，编号一五０八六号这两种‘微卷’之影印本《黄石公素书》为蓝本；又参照其‘微卷’编号五七一０二册。明刊《黑口九行本》，及‘微卷’编号一五二二六，《说郛一二０卷续集》（一）四十六卷，并以该馆参考室《钦定四库全书》子部二《丛书集成新编》之《汉魏丛书》，刘伯温注释之《黄石公素书》微卷编号一六九八～七０四，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授意新竹市理艺出版社民八十八年重排版《素书》上册。《汉书》卷四十，第二０二三页，张、陈、王、周传第十之中的〈张良传〉等六种之《黄石公素书》校雠、标点、分段。张良：（？—公元前186）西汉初汉朝大臣，高祖谋士、功臣。字子房。其先为韩人，传为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人。祖与父相继为韩国五个世代之相。秦灭韩后，他结交刺客，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阳东南）谋刺秦王未中。更姓名，逃匿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遇黄石公，得《素书》。秦末，陈涉起义，他聚众归刘邦，成为刘邦重要谋士。复次，刘邦入咸阳，留恋宫室生活，他与樊哙力劝刘邦封宫室府库，还军霸上（今陜西西安市东）。楚汉战争时，提出不立六国后代，联合英布、彭越，笼络韩信等战略；又主张追击项羽，歼灭楚军，都被刘邦采纳。他又和韩信一起，整编春秋战国以来各家军事著作。初封成信侯，汉高祖六年，高祖请他选择齐国境内三万户封邑，他不接受，自请封于留，因称留侯。晚年好黄老，习神仙辟谷之事。死后又追称文成侯。【见中央图书馆参考室《史记》二０三三页，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廿五。《汉书》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