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燕发现，这一次明显的变化，是NGO不仅关注动物园该不该搬，更关注此类事务应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来决定。他们尤其关心其中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汪永晨还特地请来了一些中小学生，她说，他们是动物园的主要客人，有权发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会上，也有一些孩子赞成搬迁。有消息说，那一段时间，北京市政府收到数百至数千的信件和电话，反对动物园搬迁。孩子和家长形成了公共声音。汪永晨说，NGO的力量在于它能组织各种资源，聚合各方力量，“我们希望能充当桥梁”。而在中国，媒体、专家和公众是它能汇集的三种主要力量。汪永晨特别提到了媒体的特殊作用，它们步调一致的言行常常给决策者制造强大的舆论压力。事实上，不少NGO的负责人本身就是媒体人士。他们甚至拥有一个定期的记者沙龙，来讨论媒体的行动方略——按梁晓燕的说法，记者沙龙本身就是一个NGO。汪永晨说，这也是中国NGO发展中一个特殊现象。在国外，媒体通常更愿保持中立。专家也是中国NGO行动中的一个独特资源。“中国的学者还从属于政府的研究机构，多数人还没有对公共事务发言的习惯，这就需要NGO去做工作。”梁晓燕说。但梁晓燕强调，在中国，公众动员还只是刚刚开始。多数公众既没有主动意识，更没有渠道参与到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之中。汪永晨相信，由环保领域开始NGO动员下的公众参与，是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同时，NGO在政府中也有不少同情者，在怒江、木格措和杨柳湖论争中，一些部委和地方政府官员向NGO和媒体提供了不少信息，虽然他们较少公开露面发言。第三部分：政治变数徘徊在体制外的NGO（1）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仝志辉博士认为，在NGO的推动下，政府的决策发生改变，这首先来自于政府的行政理念发生了变化。在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仝志辉认为，这正是怒江水坝这样的重大决策为公众意见所影响，从而得以改变的大背景。但是，在中山大学华南民间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朱健刚看来，这些变化更像是一些偶然事件。他看到，即使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下改弦更张，但公众和NGO的参与仍没有被纳入到政府的公众决策程序之中。对此，于晓刚感触尤深，“大众流域”曾经试图参加在云南举行的关于怒江的论证会，但除了一次作为列席者参加外，其余均不得其门而入。同样，NGO也没能邀请到北京市的政府官员出席动物园搬迁讨论会。实际上，在更多的情况下，公众和舆论，与政府更像是各唱一台戏，政府有时候会听听外界的声音，但是否采纳全由自己。“自然之友”常务理事梁晓燕还指出，在中国NGO的活动规则中，私人关系有时会发挥更大的作用。NGO人士通常有较大的活动能力，通过一些渠道向高层传递信息，常常能改变事件的进程。“问题在于，政府的决策绝大多数还是不对外公开，外界并不知晓其过程，也难以确定到底是哪种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朱健刚说。他认为NGO与政府间“不是一个博弈，它完全取决于政府的容忍度。”将NGO纳入公共决策渠道之中，甚至给予资助，这在西方国家是为制度或法律所明确的。但是，正如汪永晨所指出的，在中国，NGO仍然徘徊在社会的边缘，缺乏表达意见的制度渠道。不过，朱健刚仍然看好近年来这一连串事件的意义。他相信，这些个案将“由一个个事件，变成一个趋势。”第四节公民性特征〖1〗一公民文化政治文化是客观政治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应上的积累，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动机和政治价值观、政治社会化等内容。比如，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的性质和功能的理解，所持的政治理想，政治参与的热情，对待公共权威的态度，评价政府政策的价值标准，内心遵循的政治行为准则等，都是政治文化的内容。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4页。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相对于政治结构、政治制度、政治结构、政治运行过程等客观政治关系的内容，政治文化是作为一种主观的观念形式而存在的，是政治关系中心理和精神的反映。一方面，客观政治关系相当程度上支配着政治文化；另一方面，政治文化能够对客观政治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政治系统是以个体组成的，对于以政治个体或团体为研究对象的微观政治学，与以政治系统为研究对象的宏观政治学，政治文化可以作为两种研究层次的联系纽带。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政治文化的概念，将彼此无联系的个人的态度、动机，与政治系统的特征、运转之间建立联系。如导论中所述，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是中间阶层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那么，我们研究中间阶层的政治文化，就是要分析其与政治稳定、政治发展的关系，也就是两者是否协调。无论这种关系是协调的，还是存在冲突的，我们都要弄清楚其范围、特征、机制与趋势等问题。政治文化的核心是公民文化。在我们传统的话语系统里，我们更多地使用“人民”这个词。人民是政治用语，与“敌人”相对应，强调的是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相反，“公民”大多出现在法律条目中，并不是一个日常频繁使用的词汇。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强调的是法定的基本权利与义务。至于公民文化，则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政治心理学的概念。它所描述的是，从认识、心理上来看，民众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既能实现自己的权利、又能履行自己的义务的合格公民。公民文化是一种“理性——积极”的政治文化。公民文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理性，即公民有足够的政治认知能力、政治信息和参与能力来进行政治参与；另一个是积极性，即公民主动、积极地参与政治事务，在动机上认为具有政治责任，或认为政治与个人关系密切，利害莜关。公民文化的核心是公民的政治参与，公民既有政治参与能力，也有政治参与积极性。因此，公民文化也可以称为参与型文化，或者将这种政治文化类型称为积极公民文化。但许多学者认为，公民文化只是一种理想，现实中的政治文化要比这种理想的公民文化复杂得多。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它们都是理想状态，现实中所存在的则是三种政治文化类型某种程度上的混合：参见阿尔蒙德：《公民文化》，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3页。第一种，蒙昧型政治文化，或者将这种政治文化类型称为村民文化。公民就像一个古老社会中边远偏僻的村民一样，他们与政治或政府之间的彼此联系都十分微弱。从公民这个角度来讲，他们对政治认知很少，不关心政府的政策和法令，对政府无所要求和愿望，也不会对政府形成政治压力。从政府这个角度来将，对公民鞭长莫及，其政治行为对公民的影响很微弱，不必响应公民的政治要求，也不需要公民的政治支持。总之，这种政治文化是公民与政治彼此冷漠、相安无事的关系。第三部分：政治变数徘徊在体制外的NGO（2）第二种，服从型政治文化，或者将这种政治文化类型称为臣民型文化。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就像君主与臣子一样，公民尊重并执行政府所做的权威性决策，但缺乏参与政治、向政府表达利益要求的意识。也就是说，相对于公民与政府缺乏政治联系的蒙昧型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类型建立了公民与政治的联系，但它是一种单向的联系。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存在对公民的政治输出但缺乏公民的政治输入；从公民的角度来讲，被动的接受政治安排，但缺乏政治影响和参与。第三种，参与型文化，也就是理想的公民文化。公民与政府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互相影响、互相参与的关系，公民在尊重政府的权威，执行政府的决策和法律制度；同时，公民具有政治认知与政治参与的能力，主动通过各种途径对政府的各种政治事务或决策发表看法，并参与到这些政治事务或决策中去。所以，这是一种“积极——理性”的政治文化。事实上，现实中的政治文化是这三种文化类型某种程度的混合，纯粹的“积极——理性”的公民参与文化并不存在。即使美国、英国这样的被认为公民意识较强的国家，其普通公民的政治参与都是有限的；在政治认知能力与政治责任感上，普通公民也和积极的“理性——积极”的公民目标差距很远。大多数人更注重自己的生活和直接利益，并不对政治感兴趣。许多人只有与政府产生利益关系时，才会意识到政府的存在。即使有些人对政治感兴趣，也往往只对政治输出（如政治信息、政治决策、政治影响等）感兴趣，而对政治输入（即政治参与）兴趣不大。普通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也是有限的，他们的政治信息有限，对政治的理解有限，在如何参与上所知不多，等等。也就是说，政治的行为影响着普通公民，但是政府为什么和如何做决定，却超出了普通公民的能力范围。一般人认为只要遵纪守法（包括缴税）便已经是个好“公民”了。而且，纯粹“积极——理性”的参与文化在现实中并不一定有利于形成一种理想的政治状态。阿尔蒙德对五个民主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的政治文化进行了比较，其目的在于寻找何种形态的政治文化最适合民主制度，使得民主制度能够稳定而顺利地运行。他认为民主政治稳定所需要的，恰恰是包含着各种矛盾倾向的复杂、混合、平衡的政治文化，而不是理想的公民文化（既单纯“积极——理性”型的公民文化），公民的适度参与有利于保持政府权力与责任之间的平衡，但过度的公民参与反而不利于民主制度的稳定。甚至，公民对于政治精英所形成的压力并不在于实际行动意义上的政治参与，而在于他们行动能力上的政治参与。也就是说，如果政治精英违背了公民意愿，公民可以将这种行动能力转化为实际的政治参与，从而形成政治压力。发达民主国家之所以实现了政治系统的平衡，关键在于政治能力、参与意识与实际行动存在一定的距离和平衡。能力和意识保持着对政治精英的压力，作为一种参与潜力，可以实现政治精英的责任；而有限的参与行动有利于实现精英的权力。在结论中，阿尔蒙德将现代性与传统性实现了平衡、协调的混合型政治文化称为“公民文化”。第三部分：政治变数积极——理性公民的迹象（1）对本研究讨论的中国当前的城市中间阶层，在政治文化上距离理想的“积极——理性”公民是很远的。首先，许多中间阶层的身上体现了政治冷漠的一面。中间阶层的生活内容是丰富多彩的，相对于其对其他日常生活内容的关注，政治关注所占的份量并不大。特别是对于那些与个人没有直接利益联系的政治事务，其关注程度更低。有时，这种对政治的冷漠进一步演化为对政治的厌恶或不耐烦。其次，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理性或能力并不很高。他们所能得到的信息有限，对政治的理解、判断能力有限。即使有些中间阶层声称关注政治，但这往往是一种与人交流中的姿态。因为，如果涉及具体的政治事务和知识，他们所知并不多。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说中间阶层所具有的是一种蒙昧型的政治文化。从本文前面的描述部分中看出，中间阶层的政治文化是一种混合型的政治文化，具有多种政治文化类型的特征。从多个角度，我们可以在中间阶层身上找到公民文化的特征或迹象。1中间阶层法律层面上的公民意识较强中间阶层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政治冷漠的，同时，他们又承认政治对个人的影响无所不在，不可能隔绝政治与个人之间的紧密联系。这种认识不仅是现实生活中的感受，而且也是他们的一种与较高教育背景息息相关的文化特征。如果政治决策已经从政策或法律层面上得到了确认，中间阶层在大多数情况下选择接受——无论这种接受是情愿还是不情愿。中间阶层身上这种明显的法律义务意识，与服从型政治文化特征有些相似。除了法律义务意识，中间阶层的法律权利意识也很强。如果自己的权利被侵犯，他们具有维护个人权利的意识，而且首先考虑法律层面的解决办法。2中间阶层的政治能力较高这种政治能力包括政治认知能力和政治参与能力两个主要内容。政治认知与政治认知能力并不相同，前者是现实，指对实际政治认知的程度；后者则指形成现实的潜力，指中间阶层是否在素质和文化背景上能够进行政治认知。中间阶层所普遍拥有的较高教育水平，使得他们对政治的认知能力比较高。一旦中间阶层开始关注政治，其政治认知可以迅速增加。我们在访谈中也发现过这种情况。从政治认知能力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认知，往往和平常的个人兴趣转移一样简单。这种判断同样适用于政治参与能力。现实中的中间阶层实际政治参与并不高，但具有足够的政治参与能力。之所以强调政治能力，是因为能力是实际行动的前提。而且，只要社会形势发生变化，政治参与能力可以瞬间转化为政治参与行动。从维持政治压力的角度看，日常和频繁的政治参与要么是不现实的，要么是难以持久的；但政治参与能力转化为政治行动的潜力却可以形成一种持久的政治压力，其效果往往比政治行动更强烈。中间阶层的政治能力不仅体现在他们的知识背景上，还体现在中间阶层的合作倾向上。个人的影响在政治事务中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形成集体行动，才能在政治谈判中取得筹码。群体合作是社会力量整合的前提，是产生政治力量的基本源泉。一个群体是否具有合作倾向，是判断其政治能力的重要指标。中间阶层在采取行动时，更容易通过宣传鼓动来实现集体行动，进可以产生更强的政治压力，退可以降低个人所承担的政治成本和政治风险。政治合作需要日常社会联系的基础，而中间阶层的社会联系虽然受到了社团管理制度的约束，但其通过各种途径，仍然实现了多元化的社会联系。现有的正式社会团体主要是由中间阶层所构成的，而各种非正式的社会交往途径，也主要为中间阶层所占据，如互联网虚拟社区。3中间阶层具有较强的社会参与动机利益动机当然是最直接的社会参与动机，但除了利益，中间阶层的社会参与动机还包括其他多元性的动机，比如社会责任感。由于制度约束，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非常有限，但中间阶层的政治责任感可以通过社会责任感来体现。因为，社会责任感与政治参与责任感是息息相通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也可以将社会责任感作为政治责任感的泛化，或者政治责任感是社会责任感的一种形式。在现实中，虽然中间阶层忙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表现出明确的政治参与责任感，但其社会责任感却体现得比较明显。比如，社会公益事业的主要参与者、推动者是中间阶层。除了这些正式的活动和组织，他们的这种社会责任感还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比如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对小区建设的关注，对团体的无偿投入等。4中间阶层具有一些现代的政治理念政治文化可以分为一般政治心理和政治理念两个层次。通常的政治心理是政治文化的表层和感性部分，直接来自社会体验和经历。而政治理念则是政治文化中的深层和理性的部分，作为一种合乎逻辑的观念，是长期政治社会化的结果。政治理念的特征之一就是相对独立性，其形成与状态可能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水平并不一致。政治理念的发展变化超前于或落后于政治发展的水平是经常的事情。“超前”是政治思想的常性，而落后则是由于反映了旧制度、旧思想的残余，在人们的头脑里挥之不去。同时，政治理念的发展还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关于政治理念的特征参见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7～338页。第三部分：政治变数积极——理性公民的迹象（2）公民文化的平台是民主政治与公民权利。从访谈中可以体会到，中间阶层普遍接受了一些现代政治理念，比如民主理念。虽然一些被访问者并不认为民主是完美的，民主的运行可能带来政治秩序的不稳定，甚至民主可能成为一些政治家实现个人权力的工具，但民主所包含的基本内涵还是被中间阶层普遍接受了，至少很少人会反对“民主”这个概念本身。公民基本权利是中间阶层所普遍接受的另外一个现代政治理念，其意义丝毫不亚于民主理念。因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从来不强调个人权利的，集体主义与臣子理念是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观念，而公民权利所强调的恰恰是个人权利与平等理念。政治理念的形成是政治社会化的结果，或者是政治启蒙的结果，与教育背景、认知能力及阶层地位息息相关。与社会其他阶层相比，中间阶层在这一点上具有其特有的优势。社会较低阶层还远远没有完成这种启蒙，社会较高阶层则由于其特权性的阶层地位而很难完全接受这些理念。5中间阶层所具有的公民性程度相对较高从整体社会结构上，哪个阶层都不可能具有“积极——理性”的理想公民文化，但相对于其他阶层，中间阶层的公民文化元素是最多的。与社会较低阶层相比，中间阶层的公民特征更强。社会较低阶层不仅政治认知较少，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政治认知能力相对较弱。同样，社会较低阶层的政治参与能力也较差，除了有暴力倾向的社会参与之外，他们缺乏足够的能力以其他形式进行政治参与，特别是法律形式的政治参与。比如，一个民工不能拿到应得的薪酬，或者忍气吞声，或者暴力威胁，或者到一些部门哭诉，这些都是个人性的，非常规性的。而一个律师如果受到不公正待遇，被非法羁押或错误定罪，他可以通过媒体呼吁司法公正，得到律师协会的组织性帮助，其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一个民工。在社会参与动机上，社会较低阶层很少因为利益之外的原因关注政治或进行政治参与，而中间阶层的政治关注和政治参与的动机是多元的，很多时候出于社会责任感而关注政治和参与政治。与社会上层相比，中间阶层在政治能力上处于明显的劣势，而在事实上的政治认知、政治参与上，这种劣势更加明显。但是，社会上层的这种政治能力已经超越了公民特征所应有的上限，而不能再被称为公民文化。因为，公民文化要求尊重法律义务，维护法律权利，而社会上层往往在超越这种法律权利和义务的层面上进行政治参与。而且，在政治参与的动机上，社会上层的社会责任感在中间阶层面前并没有什么可夸耀之处。6中间阶层所包含的具有典型公民文化特征的个体和群体最多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中产阶层的优越性的一个证明是，很多优秀的立法者都来自中产的公民阶层。”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我们也可以说，具有公民文化特征的个体和群体首先出自中间阶层，中间阶层是培养公民和公民文化的社会土壤。本研究的访谈也可以看出，虽然多数被访问者不具有积极公民的特征，但其中也不乏典型的积极公民。毫无疑问，知识分子群体最接近积极公民的标准，但中间阶层的积极公民并不局限在这个群体，而是分布在所有中间阶层群体里面，包括白领，公务员，甚至一些中小企业的自营者。而且，最具有变革特征的积极公民往往出自中间阶层，其激情丝毫不亚于受到社会不公的社会底层。而且，这种激情往往不是源于个人的、直接的利益动机，其维持常常来自于社会与政治责任感，因此更加强烈、持久。很典型的例子是社会中的“愤青”。“愤青”几乎全部都是中间阶层，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的“愤”不是因为对社会的“无知”，而恰恰是对社会的“有知”，了解、认识到了社会的许多阴暗面和社会不公正。也许“愤青”的观点往往比较极端、偏执，但相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他们的认知能力是较高的。综上所述，政治冷漠仍然是当前大部分中间阶层的心理特征，我们很难说中间阶层已经形成了公民文化；同时，中间阶层已经表现出了一些公民文化中所必需的重要特征，至少中间阶层是整个社会结构中最接近公民文化特征的部分。对于公民文化特征十分缺乏的中国传统社会，公民文化的形成是个缓慢而曲折的过程，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不断冲突和调适，伴随着传统与现代的“破”与“立”的对抗与妥协。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痕迹在中间阶层身上反映得尤其集中。如果说适于中国国情的公民文化的形成在结果上是政治稳定的保障，那么其形成过程对于政治稳定的影响则是个未知变数。第三部分：政治变数异质化的共同体从内涵上，可以把中间阶层看做一个共同体，他们在社会阶层关系上具有相对的自主性，不被其他阶层随意支配，也不能随意支配其他阶层。中间阶层具有“教育背景”这个共同的门槛，他们有相似的高学历，相似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有共同的社会骨干认同意识，都具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和理性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等等，这些都是中间阶层的结合点。大部分被访者承认“中间阶层”的确实存在，这说明，中间阶层是一种社会结构的整合，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将一些社会群体看做一个共同体。同时，中间阶层内部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包括一些有共性的异质性特征，还包括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几乎所有中间阶层的研究者都承认这一点。甚至，关于中间阶层“大杂烩”的争论持续不断，许多研究者甚至据此否认中间阶层的确切存在。我们在相信“中间阶层”是个可供分析的共同体的前提下，还要承认中间阶层确实远远没有成为结构、意识与行动完全一致的共同体。由于各种共同或特定的原因，中间阶层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各个层面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也就是本节所讨论的中间阶层“异质化”现象。有些中间阶层的结构异质化在不同的国家、地区、时期具有一些共性，另外的一些则是带有明显中国当前社会转型的痕迹。无论如何，中间阶层的异质化程度是个动态的过程，受各种因素的持续影响而不断变化。一“新中间”与“老中间”最明显的是“新”中间阶层与“老”中间阶层的区分。许多经典作家都提到了中间阶层有“新”、“老”之分。马克思的论著里将中间阶层看做两部分，一部分是由企业主（个体手工业者）、小农场主（自耕农）组成的小资产阶级，另一部分由经济地位相对独立的律师、医生等所组成的专业技术阶层，或资产阶级的服务阶层，两者共同构成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过渡中间层。随着小资产阶级逐渐衰落，而专业技术阶层逐渐壮大，马克思开始关注专业技术阶层这一新兴阶层，而将原来的小资产阶级看做“老中间阶层”。米尔斯也在其关于中间阶层的专著中使用了这种称呼，并对新中间阶层从职业上进行了详细的划分，包括政府管理人员、大公司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医生、律师、知识分子、市场销售人员、文秘人员等。参见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之所以称之为“新”与“老”，区别在于西方国家两种社会群体兴起阶段的差异。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是老中间阶层的黄金时代，而20世纪后半段的现代社会是新中间阶层的兴起时代。而如果从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的社会转型开始算起，这种时段上的区别并不存在。也就是说，新中间阶层与老中间阶层同时出现并兴起。发展至今，老中间阶层仍然处在发展时期，即使也如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发展规律，老中间阶层的衰落也是未来的事情。从当前中国的现实来看，本研究所分析的自营者属于老中间阶层，公务员、“事业人”（知识分子）和企业白领相当于新中间阶层。可以看出，所谓的老中间阶层其实就是小资产者，所谓的新中间阶层就是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这两种人所凭借的资源完全不同，前者是资本，后者是专业技术。专业人员必须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才能在中间阶层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教育对于小资产者并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但这并不是真正关键的，因为有些创业者也有良好的教育背景，甚至正是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来进行创业。真正重要的是，两者在社会生存中所面临的风险完全不同。小资产者在社会生存中有着更多的风险，比如，经济政策的变化可能决定着他们事业的存亡兴衰，商业竞争中的残酷可能让他们一夜之间体会天堂与地狱两个世界。在当前社会转型阶段，虽然新修改的宪法从法律上保障了私有财产，参见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等内容。但小资产者对个人的财富并不真正放心。面临风险和失败，小资产者根本没有选择留下还是离开的自由，自己的事业和个人的身家性命是紧紧绑在一起的。而专业人员与所在“单位”的关系并非完全依附性的，所在组织的兴衰成败决定他们的事业高度、具体收入，但不决定他们的命运，在前景不妙的情况下他们可以选择离开，另谋高就。甚至，他们在完全不同的事业方向上寻找新的出路，比如从公务员转到企业白领，或者“下海”经商。当然，高风险意味着高回报，小资产者的梦想是一夜暴富，专业人员的梦想是步步高升。这种风险的不同使得两类不同的中间阶层群体在政治意识和行为上表现并不一致，相对于专业技术人员，小资产者在政治意识和行为上更加慎重、保守。即使是中小企业主，他们产业规模的区别很大，产业类别的区别也往往很大。比如，中等企业主在社会与政治参与上更加保守、稳健，而从事股票和金融等高风险的企业主要比制造业的中小企业主更加敏感。第三部分：政治变数职业群体的隔阂即使“新中间阶层”，也是许多职业群体的“大杂烩”。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新的职业种类日新月异，不断花样翻新。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教育背景千差万别，而且实际从事的职业上也越来复杂。所谓“隔行如隔山”，由于日常所面临的工作习惯，不同的职业群体有时候很难进行交流。同时，职业的细化也局限了专业技术人群的交往。从现实来看，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交往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了。这种职业隔阂特别体现在新中间阶层的几个大的类别上，即机关工作人员、知识分子和企业白领之间。从上述任何一个职业领域跨到另一个职业领域，往往意味着一个完全不同的职业方向。而且在现实中，这几个领域之间的跨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体制障碍。比如，从机关下海意味着多年积累的“从政”资源的浪费，从知识分子跨越到“官场”意味着专业的放弃，而企业白领进入机关的机会仍然非常少。这样，社会意识中仍然把机关工作人员、知识分子和企业白领看做非常不同的职业群体，他们自己也有意无意地在社会交往中体现和强化着这种区分。同时，在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上，三种职业群体也差异很大。比如，机关工作人员和体制性较强的知识分子更认同改革的艰巨性和渐进性，一般知识分子对现实体制的批评更多一些，而企业白领在政治意识上比前两者更加疏离一些，即政治冷漠特征表现得更明显。如果说这种政治意识的差别有些模糊，那么这几种职业群体之间在政治行为上的差异更加明显一些。具体而言，机关工作人员在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上更“规矩”一些，规定“动作”无论多么不认同也一定要做，没有规定的“动作”即使再关心也在行动上保持距离。知识分子往往为了一种理念而振臂一呼，而激发企业白领社会与政治参与更多的是现实利益的威胁。三中间阶层的细分中间阶层自身也是可以分层的。就如整个社会结构可以分为上、中、下一样，中间阶层也可以分为上、中、下等不同的层次，可以称之为中上阶层、中中阶层和中下阶层（其中，中上阶层与社会上层具有交叉，中下阶层与社会基层具有交叉，界限并不非常清晰）。①中下阶层。从收入上看，中下阶层的收入要比工人阶层要高一些，生活水平也要高一些。中下阶层与工人阶层的关键区别是，中下阶层往往具有大专以上的教育背景和专业技术能力，不担心自己的温饱。中下阶层已经基本满足了生存需要，但还远远没有达到过一种“体面”生活的水平。对社会影响力有限，通常要受外界的各种影响，受较高阶层的支配程度较高，职场角色可塑性高。②中中阶层。相对而言，中中阶层的收入水平要更高一些，而且也更稳定一些。这部分人群很多经历了从中下阶层上升到中中阶层的社会历练，生活的沧桑开始爬上额头。他们可能已经有了房子或车子等象征生活与职业稳定的资产。③中上阶层。中上阶层中中间阶层和社会上层的交叉，其中少数被提升到行政高度的人，已经成为社会上层的一部分，比如大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国家机关里具有一定职级的官员，以及规模已经到了中上层次的企业主。内部的上下流动性是中间阶层最大的特点。社会结构中的分层等级系统的两个顶端最为分明，其原因也正是在于这两个顶端的流动性最弱。中间阶层自身各层次间所形成的流动空间较大，每个部分都有继续向上的可能性。中间阶层流动性大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安身立命主要靠的是自身所具备的专业技术、管理能力以及个人努力，不像社会较低阶层那样受出身的影响那么大，也不像社会上层那样受外界力量和运气的推动作用那么大。在社会流动中，中间阶层几个部分所面临的压力是明显不同的，因为他们流动的空间和欲望程度并不相同。中下阶层的生活、职业还不稳定，向上的空间比较大，事业成功的欲望比较强。其中，许多从校门跨入职场不久的青年人都属于这个阶层。中中阶层比中下阶层的自主性更高一些，可以选择继续奋斗向上，也可以选择维持现有生活水平，因此，他们的上升欲望没有中下阶层那么强烈。同时，相对于中下阶层，他们的上升空间进一步缩小。并且，在社会变动较大或经济形势不乐观的时候，中中阶层还有一不小心落入中下阶层的焦虑。中上阶层的上升空间进一步缩小，其欲望也进一步降低。如果说从中下阶层流动到中中阶层更多的是靠专业技术和个人努力，那么从中中阶层到中上阶层则更多地靠外界可以借助的力量，以及相当大的运气成分。因此，中间阶层越靠下的部分，其上升空间越大，欲望越强，在接受社会变动上更加积极主动。相反，中间阶层的靠上部分向上流动的空间较小，欲望较弱。由于他们现有的较高社会地位，在接受社会变动的时候，顾虑更多。同时，当中间阶层面临着向下流动的恶化的局势时，虽然处在不同位置的中间阶层都变得非常敏感，其反抗性都会非常激烈，但中间阶层的靠下部分仍然会比靠上部分更加激进。中间阶层内部所包含的不同层次之间的差别，决定了中间阶层自身在政治意识上成为牢固的共同体并不容易，成为行动的共同体更加困难。第三部分：政治变数“知识分子”的分化如上节所述，教育背景是中间阶层的门槛，较高的文化知识是中间阶层的特征。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把中间阶层中的“新中间阶层”部分等同于“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有许多学者持类似的观点。比如，有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将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作为中间阶层。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知识只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里，知识分子的界定最简单，也就宽泛，就是指所有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知识分子即所谓的“士”阶层，但他们最多只是一个群体，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因为“知识”只是他们的一个社会特征或资本，知识成为整个传统社会精英的联系纽带。他们进而为官入仕成为士大夫阶层（官僚阶层），上承神圣化了的皇室；退而归隐为乡绅，下通广大乡村的血缘宗法网络，构成社会整合力量的中坚。我们可以说，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是没有分化的，他们是和统治精英紧密结合、相互渗透的。实际上，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以及社会的不断进步，知识阶层飞速壮大。根据官方的统计，1949年前的知识分子不足5万人，发展到目前已有3000多万人。参见《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戴河亲切会见部分国防科技和社会科学专家并与他们座谈》，载《人民日报》，2001年8月8日第1版。同时，知识分子也在不断分化。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社会转型发之前，知识分子可以界定为“脑力劳动者”，或以某种专业技能为职业的人。这样，就将社会管理者从知识分子中分离了出来，知识分子不再等同于统治精英。根据中国的国情，我们通常所称呼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分布在各种事业单位中，同时也包括企业单位和行政机关中的一些专业技术人员。知识分子的分化还远远不止于此。在社会转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各种企业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一般不再被称为知识分子，而被称为“白领”；行政机关里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官僚也不再被认同为知识分子，被称为“公务员”；甚至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人员也不再被认为是知识分子，被称为“行政人员”。现在，知识分子主要指的是各种事业单位的专业研究人员，以及从事文化事业的人员，比如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等。高等学校里的学生则是各种知识分子分化类型的后备军。有时“知识分子”具有人文关怀的涵义。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脑力劳动者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分条件。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甚至有人认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自序”第2页。这种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其实局限于“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知识分子的范围被进一步缩小。甚至，以往还将知识分子当成一个具有阶级特征的群体，认为只有利用知识进行劳动的人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否则，“利用知识和脑力进行阶级剥削”的知识分子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参见梁初鸿：《知识分子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脑力劳动者阶级》，载《兰州学刊》，1995年第2期。知识分子的这种分化就像抽丝剥茧，最先剥去的是和统治精英结合最紧密的部分，也是最保守的部分；剩下的则是和统治精英最疏离的部分，也是最富于批评精神和积极政治参与的部分。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事业单位的专业人员和文化事业人员）比企业白领和公务员更加激进，而公共知识分子则是知识分子中最激进的一个人群。亨廷顿曾描述中间阶层各个组成部分的区别：首先出现在社会舞台上的中产阶级分子一般是具有传统根基但又有现代价值观的知识分子，接踵而来的便是逐步增多的公务员、军官、教师、律师、工程师、技术人员、企业家和管理人员……只有不在官府当差和不经商的人才最倾向于反抗、暴力和革命。在中产阶级中最倾向于反抗、暴力和革命的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背离是革命的先兆。事实上，预示反叛来临的倒不是知识分子的背离，而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特集团的崛起。在大多数情况下，知识分子不可能背弃现存的秩序，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是现存秩序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他们在社会舞台上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潜在的革命作用，而不是由于他们效忠的对象改变了。知识分子带有革命性几乎是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的普遍现象。……城市是国内反对派的中心；中产阶级是城市反对派的集中点；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反对派内部最活跃的集团；而学生是知识分子内最有内聚力也最有战斗力的革命者。引自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第263~265页。这样，从知识分子的分化角度来看，中间阶层也是一个异质化的共同体。知识分子的分化并不仅仅是职业领域上的，其分化还体现在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取向的差别上。当前构成中间阶层的大部分人群的教育层次较高，可以认为是各阶层中所受教育年限最高的群体集合。虽然城市中间阶层并不等同于城市知识分子阶层，但教育背景成为跨越城市中间阶层的门槛。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城市中间阶层中只有一部分从事知识分子职业，但他们某种程度上都存在着城市知识分子情节。这种城市知识分子情节使得他们彼此认同，同情社会弱势群体，具有社会责任感，关心政治局势，具有民族主义意识，对社会事物具有天然的批判倾向。同时，中间阶层处在中国社会转型这一特殊环境中，除了个人生活以及经济活动之外，难以充分参与到社会与政治生活中去，在扭曲的市场经济观念中个人意识空前膨胀。经济理性是城市中间阶层教育背景的副产品，也是阶层分化中求生存的生活体验。在这些条件下，中间阶层从传统意识形态走出来，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具体表现为，对于存在利益冲突的其他中间阶层群体怨言丛生，对社会弱势群体保持着距离，在社会责任感面前精明地算计着个人得失，政治无知、冷漠。中间阶层正是混合了市场转型与传统知识分子这两种特征，导致了一种意识领域的分裂与冲突，前文将之称为中间阶层的“市场知识分子”情结。中间阶层在意识与态度上的冲突综合表现在各个层面，出现了令人困惑的场景。在阶层意识层面，在中间阶层内部彼此认同属于同一个社会层次，并在交往中相互可以接受；然而，主要依靠市场分配机制的中间阶层对主要依靠不合理传统体制分配的中间阶层并不认同，并存在利益上的实际冲突。在政治认同层面，对政治明显冷漠，缺乏政治认知，对公共部门持保留态度；然而，中间阶层的国家观念强烈，可以在一些场合与契机中很容易被激发出爱国热情，甚至有民族主义倾向。在个人利益与社会责任的权衡层面，中间阶层怀有社会责任感，即使不能显性地表现出来，也隐含在其骨子里；然而，在个人利益面前，中间阶层会坚决地维护个人利益，并表现出理性人特有的精明与妥协特征。第三部分：政治变数分配模式的二元性中国台湾地区的中间阶层根据出身的不同分为“本省籍”（祖居台湾，与国民党关系不大）中间阶层和“外省籍”（籍贯在中国内地，先辈大多是20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溃败到台湾的移民，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中间阶层。20世纪80年的一份针对中间阶层的调查显示，作为整体，台湾的中间阶层比其他阶层具有更强的民主观念，可是他们的政治效忠对象却是分裂的。外省中间阶层几乎全部支持国民党的民主改革，而本省中间阶层更支持民进党等反对派力量。外省籍中间阶层既支持民主理念，又支持权威的民主改革，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反对力量的“台独”倾向让他们难以认同，他们从感情上更支持和他们共同渡海而来的政党。这种历史的原因，通过政治支持的世代遗传，上一代对国民党的政治支持透过家庭生活，影响了下一代。中间阶层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期也存在其特有的一种异质性特征，就是第二章中所得出的“二元资源分配机制”。对于本书中所举出的几个典型的中间阶层群体，包括企业白领、政府机关基层公务员、事业单位专业（知识分子）与管理人员和中小自营者（包括中小企业主、知识个体和房产出租者等）。这些社会群体之所以被共同归类为中间阶层，是因为他们在社会资源获得能力与获得量上类似。然而，在中间阶层内部的各群体之间，它们的社会资源与利益来源并不相同，存在“体制——市场”两个维度。以往的“政治分层”影响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步转化为以体制权力为基础的“体制分层”影响，体制权力在相当程度上参与、甚至控制了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与相对意义上的“市场分层”机制相抗衡，形成了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特定的社会资源分配格局，这就是阶层分化中体制权力与市场机制同时发挥社会资源分配的“体制——市场”机制。“双色蛋糕理论”可以描述中间阶层内部各群体之间资源获取来源的差异。如果把从市场机制获取的资源看做白色的奶油，把传统体制种获取的资源看做黑色的巧克力，在当前从传统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渡时期，社会中个人所获取的资源就是一个由奶油和巧克力两种成分做成的双色蛋糕。如果把体制和市场分别作为一条线段的两端，中间阶层的不同群体将占有这条线段的不同位置：①基层公务员，最接近权力，也最远离市场；②中小规模自营者，资源来源完全市场化；③企业白领，更接近市场；④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占据了大面积的模糊带，同时拥有体制内的资源和市场化资源；⑤“城市新地主”，完全依靠传统体制获得原始房产资本。在体制资源和市场配置之间，中间阶层总能够抓住一块属于自己的大小适中的蛋糕。相对于前面所述的其他中间阶层异质性特征，这种经济性的分裂更加深刻。如果说前述的异质性所带来的是共同体意识的淡漠，以及行动的不一致；那么，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分裂，导致了中间阶层内部组成的冲突特征。因为，体制分配与市场分配并非和睦共处的两种机制，而是存在着博弈的竞争与冲突。这种冲突体现在：资源流向传统体制分配得越多，依靠市场获取资源的中间阶层群体所获得的份额就越少，或者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获得等值的资源；社会资源存在着二次分配，靠向体制分配的中间阶层群体在资源二次分配中占有相对优势，致使靠向市场分配的中间阶层群体处于被相对剥夺的地位；权力体制直接介入到市场分配中，与市场主体争夺资源；等等。比如，国民教育和医疗机构的高收费的背后都有着体制垄断的因素，从事这些行业的中间阶层群体从这种体制优势中得益很多，但其他中间阶层却要为这种垄断付出很多代价。小结新阶层的发展冲突〖1〗一“砌墙模型”在一个新兴阶层已经粗具雏形之后，是否能够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结构格局的重要力量，要受到多个特征因素的影响。假如我们把阶层力量比喻成一堵墙，新阶层的兴起的过程就是一个砌墙过程。这面墙是否足够宽广、结实，预示着这个阶层的力量是否足够强大。要把这堵墙砌好，同样受到多方面的影响。①足够的社会数量或比例。如果人数总量上不能在社会结构中占到一席之地，当然也谈不上这个阶层的力量。而且，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比例，我们最多只能说这只是一个社会群体，而不能成为一个公认的阶层。当然，什么样的比例能够保证这个阶层的力量，并没有确切的标准，但至少使人随时都能感受到这个阶层的存在。足够的社会比例，相当于足够的砖石。没有足够的原材料，就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然也不能造出强大的墙来。②行动能力。如果社会比例只是保证了阶层的“量”的话，那么活跃的个体社会与政治参与能力则保证了这个阶层中每个个体的“质”。只有“量”和“质”的结合才能够产生足够的阶层力量。参与能力决定于这个阶层的经济水平、教育层次、理性程度等。行动能力相当于砖石的质量。如果原材料的质量有问题，无论拥有多少材料都不能造出合格的产品，砌出的墙无论多么宽广、厚实，都不堪一击。③同质程度。也就是这个阶层内部的进一步细分与不协调程度。同质化因素之所以能够影响阶层的力量，因为如果阶层存在许多内冲突，就会影响这个阶层的行动一致性。分化严重的阶层往往不能形成合力，在社会阶层格局中无所适从，最终成为阶层资源配置中的看客。阶层的同一程度相当于砖石材料的多样化程度。单一的原材料可以使所砌的墙方方正正，更加坚实；而多种多样的砖石则难以配合，所砌的墙也凸凹不平，很容易在外力的冲击下倒塌。另外，如果多种砖石能够相互配合，则并不影响墙的坚实程度，甚至更加坚实。④社会联系与组织。阶层力量是一种集体力量，如果个体之间彼此找不到结合点，这种集体力量就无从形成。即使阶层所包含的数量很大，质量很高，如果没有社会联系和社会组织作为平台，这个阶层也仅仅是众多孤立个体的简单加总，而不能形成阶层的一致力量。阶层的社会联系与组织就相当于一个好的砖瓦匠，能够将散落的砖石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从而才能形成墙的力量。从散落的砖石，到有机组合的墙，是一种飞跃，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过程。⑤阶层文化。如果说上述各种“物质性”因素对于阶层力量的壮大都必不可少的话，那么“精神性”因素对于阶层力量的形成同样不可或缺。阶层文化是阶层特征之一，是阶层凝聚力的来源，是阶层成员之间彼此认同、相互协调的软性环境。是否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阶层文化，也是辨别阶层是否成型的重要指标。阶层文化相当于砖石间的泥灰，是砖石的胶粘剂、润滑剂、补平剂。没有泥灰，无论砖石的质量多好，罗列得多么精致，放在一起总是显得生硬，显得漏洞百出，经不起敲打。综合以上对阶层力量的分析，以及“砌墙”的比喻，可以形成一个比较直观的关于阶层力量的模型，如图5-1所示。当然，这个模型将阶层力量的各种因素大大简化了，只是有助于我们把握主要方面，而现实社会中的因素则要复杂得多。第三部分：政治变数发展中的两难与冲突将前文中有关中间阶层各种特征的分析，与“砌墙模型”相互对照，可以更直观地观察中间阶层的发育现状与趋势。从中我们发现，几乎所有中间阶层力量因素中都包含着两面性和冲突，使得中间阶层的成长受到制约，导致中间阶层未来发展的曲折性。1膨胀趋势与社会容纳能力有限的两难中间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比例呈现越来越壮大的趋势。这种趋势的直接推动力量来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成为中间阶层的强大后备军。即使高等教育产业化的思路得到修正，这种高等教育膨胀化的势头也不会在短期内放慢脚步。而且，当前高等教育平台已经多元化，“计划外”的高等教育渠道越来越大，口径越来越大，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并不会立竿见影。我们有理由相信，中间阶层时代的到来势不可挡，其成为社会主流只是时间问题。一方面，高等教育产业口径迅速增长，中间阶层后备力量迅速膨胀，中间阶层职业成功的期望高涨；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好像有些措手不及，并没有准备好接纳蜂拥而至的中间阶层，也没有为中间阶层的发展需求提供足够的空间。从而，就业和职业发展成为中间阶层沉重的压力。就像投入大量成本经过雕琢的产品迫切期望证明自己的价值，但却难以找到肯出合适价钱的买主，造成了产品积压；即使找到商家，也对受到打压的价格感到不满。这种瓶颈式的冲突导致中间阶层的普遍焦躁情绪。社会生存和竞争压力虽然并非中间阶层所特有的，但中间阶层的预期比其他群体更大。比如，在当前中国现实国情中，社会较低阶层大多和出身有关。即使不能实现向上流动的愿望，也会有一种宿命感，不会产生太大的社会压力。而中间阶层在社会竞争中投入大量成本，特别是教育成本，对未来的社会位置有明确的期望，实现向上流动的动机很强。同时，中间阶层的内部流动性相当大，给了每个人成功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向上流动的欲望很强。2能力与行动的距离中间阶层从开始发育起就与知识精英紧紧联系在一起，当前的高等教育更是成为跨入中间阶层的门槛，所以中间阶层的政治认知能力较强。中间阶层是当前社会的骨干，具有一定的社会资源获取能力，因此，其活动能力较高。同时，中间阶层的政治冷漠使得他们的这些优势并没有充分转化为政治认知能力和社会、政治参与能力。对于正式的政治参与，他们大多表现为政治冷漠；对于社会运动，他们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即使对于和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集体行动，他们也越来越以理性的眼光计算着个人得失。中间阶层从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继承而来的适合责任感，与市场化中的理性发生了冲突，其批判精神在大多数情况下失去了锋芒。这种两面性也导致了中间阶层在社会生活中意识上的自我困惑、痛苦，与行为上的取舍矛盾。3整合与分化的冲突企业白领、政府机关基层公务员、事业单位专业与管理人员和中小自营者（包括中小企业主、知识个体和房产出租者）等社会群体，它们之所以被共同归类为“中间阶层”，是因为他们在社会资源获得能力与获得量上类似。然而，中间阶层本身是多个社会群体的堆砌。从经济要素上，中间阶层可以划分为以个人专业能力为基础的“新”中间阶层，以及以资本增值为基础的自营者；从职业种类上，中间阶层可以划分为公务员、企业白领、知识分子等；从中间阶层自身的层次上，可以继续细分为上中间阶层、中中间阶层和下中间阶层，每个层次存在较大差异。更本质的阶层分化表现在其内部各群体间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并不相同，存在“体制——市场”两个维度。“双色蛋糕理论”可以描述中间阶层内部各群体之间资源获取来源的差异。如果把按市场机制分配的资源看做白色的奶油，把按传统体制分配的资源看做黑色的巧克力，那么中间阶层个人所获取的社会资源都是一个由奶油和巧克力两种成分做成的“双色蛋糕”。体制分配与市场分配并非和睦共处的两种机制，而是存在着博弈式的竞争与冲突。这种资源分配的分歧反映在社会认同与交往上，依靠不同机制获得社会资源的中间阶层群体之间彼此疏远。4社会联系约束与需求的冲突广泛的社会联系与有效的社会组织对中间阶层个体的社会参与意义重大。即使中间阶层内部充满了各种异质化因素，其共同体因素仍然可以使松散的中间阶层得到社会整合，这种整合的平台就是各种民间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中间阶层社会整合的必要条件。而提供这种社会联系的有效载体或平台，就是一些社会团体和组织。但由于制度约束，我们当前的民间社会组织极其匮乏，不能有效填补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留下的大量空间，这种社会组织的缺失使中间阶层失去了整合平台。传统上的工会、妇联、共青团、工商联以及各种专业协会等，它们从本质职能上属于政治控制社会外围机构和行政管理机构。这些组织虽然比较正式，有体制的依托，但它们对中间阶层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已经呈现出弱化趋势。社会组织缺失，缺乏足够的社会联系，导致了当前中间阶层社会联系范围非常狭窄、社会参与渠道狭窄、政治态度消极，缺乏足够的社会整合。同时，中间阶层仍然具有社会联系的渠道和潜力。中间阶层是当前各种社会团体的骨干，是有积极社会交往需求的群体，成为各种新兴社会交往渠道的倡导者。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为中间阶层提供了几乎无限大的交往空间。5政治冷漠与公民性特征的冲突中间阶层混合了多种政治文化类型的特征，具有很多公民文化的特征或迹象。这些特征包括：中间阶层在法律层面上的公民意识较强，恪尽公民责任，维护公民权利，在社会冲突中更倾向于考虑法律层面的解决途径；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潜力较高，一旦中间阶层开始关注政治，可以迅速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认知与政治参与，可以对政治形成一种持久的压力；中间阶层有明显合作倾向，集体行动的组织能力较强，从而降低了个人所承担的政治成本和政治风险，并增加了社会参与中的谈判能力；中间阶层具有更多元化的社会参与动机，除了最直接利益动机，社会责任感也是公民参与的重要推动；中间阶层具有一些现代的政治理念，较早完成了启蒙，在社会生活中强调民主政治与公民权利，对传统的集体主义与臣民理念具有批判精神；相对于其他阶层，中间阶层所具有的公民性程度更高一些，人数比例更多一些。同时，中间阶层在政治文化上距离理想的“积极——理性”公民仍然十分遥远，他们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更多地表现为政治冷漠、政治认知有限和政治参与能力有限。我们很难说中间阶层已经形成了公民文化；另一方面，中间阶层已经表现出了一些公民文化中所必需的重要特征，至少中间阶层是整个社会结构中最接近公民文化特征的部分。第三部分：政治变数曲折中的发展变数中间阶层仍然处于萌发时期，在数量上仍然属于社会各阶层中的边缘力量。每个社会的每个新兴阶层都有一个长期发育的过程，当前中国的城市中间阶层也不例外。20世纪80年代肇始的中国社会转型，至今只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中间阶层还没有发育为完全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另外，中间阶层存在缺乏发挥社会影响力的民间社会组织平台、内部存在明显的异质化等特征。但中间阶层自身是发展变化的，随着其社会与政治环境的不断调适和变化，中间阶层的阶层力量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有逐渐壮大的可能。这种变数就蕴含在中间阶层发展的两面性之中。中间阶层发展的两面性是整个社会转型冲突在中间阶层身上所留下的特征。也就是说，中间阶层的各种内在冲突并非不可改变的阶层属性，而是其特殊发育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状态。这种全方位的内在冲突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受到了许多社会情景的外部约束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传统体制的惯性延续。这种约束条件本身是在不断演变的。随着中间阶层的外部条件的变化，中间阶层的内在冲突性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社会转型冲突导致了中间阶层发展所遇到的曲折性，这种曲折性会伴随社会转型中许多根本矛盾的解决而解决，或者由于社会转型矛盾的加深而加剧了中间阶层发展的内在冲突，或者由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其他矛盾而导致了中间阶层发展的新冲突。相应于上述“砌墙模型”，中间阶层的发展变数分别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在社会宏观经济形势较好的环境中，对中间阶层膨胀的容纳能力提高了，其准入和内部的向上流动就会受到较小的制约，中间阶层的发展就会顺畅。相反，在经济形势发生大的波动的时候，就会突然压缩中间阶层的发展空间，中间阶层对社会的破坏力就会凸显。②当政治参与的新途径进一步增加、实质性的政治参与逐渐代替形式性的政治参与，中间阶层的知识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就能够更多地转化为良性的、制度性的政治参与，使中间阶层在社会格局中的力量得以表现。否则，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就会继续成为一种隐性可能，在各种社会突发变动中可能被激发，成为爆发性的不稳定因素。③中间阶层的利益一致化程度是个变数。中间阶层异质化的关键并不是各种职业群体的表明细分，而是“体制——市场”二元分配机制所带来的中间阶层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这种二元分配机制会逐渐向市场方向倾斜，其导致的矛盾也会逐步得以消除。④中间阶层的社会组织化程度是个变数。如果对中间阶层组织交往渠道持续严厉管制，他们的正式交往平台就会继续萎缩，中间阶层在缺乏社会联系的情况下就不能变现其阶层力量。同时，各种非正式的交往平台也会在强烈需求中不断滋生出来。因为社会自身的需求、社会群体的多元化、世界的发展趋势、信息联系的空前便利等各种因素对这种控制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压力，社会组织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长冲动。一旦中间阶层取得社会组织平台，其社会与政治影响力将明显增加。⑤从发展趋势看，中间阶层的公民特征会逐渐增强，距离负责——理性的公民阶层越来越近。当然，也存在中间阶层在社会格局中被边缘化的可能，他们成为无足轻重的社会力量。那时，中间阶层可能失去应有的理性和负责精神，演变为政治冷漠，或者狂热的激进阶层，这些都可以在历史进程中找到先例。总之，中间阶层已经作为一个新兴阶层粗具雏形，并在各个方面显示着逐渐壮大的力量。同时，中间阶层的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每一个因素都有内在的冲突和两难，使得其发展充满曲折。而且，中间阶层的这些冲突并非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孤立的，会伴随着社会转型的进程而出现各种变数，使得中间阶层力量的发展成为未来的变数。第三部分：政治变数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在当代世界，随着老中间阶层的衰落、新中间阶层的兴起，阶层结构变迁与分化日趋复杂，中间阶层的政治作用并不清晰。特别是各国阶层分化并不同步，加剧了中间阶层研究的复杂性。学者们各自的考察环境不同，基本立场不同，对中间阶层的政治作用存在很大的分歧，有关理论众说纷纭，各执一词。马克思对中间阶层的政治倾向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一贯的判断，其关于中间阶层的论述散见于其庞杂的论著中。其原因有三：首先，中间阶层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中处于边缘地位，只是到了其晚年的时候，中间阶层才真正走入马克思的视野；其次，由于时代变迁，马克思著作中所提到的中间阶层所指代的具体对象并不相同；而且，马克思对中间阶层的看法本身是处于不断更新、变化之中的。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就是封建时代的中间阶层，他们曾经是革命的推动者和胜利果实的独占者。从市民阶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它在封建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它在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政权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30页。马克思在早期的文献中所指的中间阶层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包括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等。无论在政治倾向性和阶层力量上，马克思都没有对中间阶层寄以厚望。总体上，马克思认为中间阶层具有两面性、摇摆性和投机性等特征，甚至是反动的。但在资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的社会里，他并没有为中间阶层留下足够的地位。马克思相信，中间阶层将会分化，特别是将无产阶级化，使得两大阶级对立的形势更加明显：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做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资产阶级社会的各个中等阶层，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就不免要随着他们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愈益紧密地靠拢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力图爬上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命运中的一点点不顺利就把这个阶级中的某些人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卷，第259页。马克思还预言中产阶级将会被消灭，其中大多数成员将跌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只有少数升入资产阶级中去，显然这一情形并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中间阶层、特别是以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为主的新中间阶层的兴起，引起了晚年马克思越来越多的关注，不得不承认中间阶层逐渐壮大的事实，对以往“阶级斗争简单化”的观点形成了冲击。在论及新兴的职业中间阶层时，马克思认为：介于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阶级不断增加，中间阶级的大部分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直接依靠收入过活，成了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安全和力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53页。马克思在批判马尔萨斯时更明确指出了中间阶层不断增长的趋势：他的最高希望是，中等阶级的人数将增加，无产阶级（有工作的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将相对地越来越小（虽然它的人数会绝对地增加）。马尔萨斯自己认为这种希望多少有些空想，然而实际上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进程却正是这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3页。如果马克思认真研究关于中间阶层的新发现，他也许有可能重新考虑他的革命理论。可惜他晚年的这些新的发现、新的观点瞬息逝去，并没有从这里突破他已建立起来的理论。持新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学者大都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认为兴起的新中间阶层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中间阶层将按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模式发展，最终将和无产阶级在所有重要方面都结为一体，接受社会主义。中间阶层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有着根本的共同利益。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中各阶级间斗争的加剧，它将迅速加入到无产阶级行列中来。极少数中间阶层的上层可能投向资产阶级，但是他们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力量上都无足轻重。毛泽东在论及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前的中间阶层时，首先界定中间阶层的政治立场，然后才去“定位”什么阶层属于中间阶层。他认为，中间阶级并非指一切介于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所有阶级，而是指那些具有两重性的阶级，是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阶级。“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是毛泽东对中间阶级政治态度和心理状态的最生动的描述。经过分析，毛泽东认定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当时的中间阶层，“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而与现代意义上的中间阶层更为相近的“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则是革命的同盟军，“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如果对“小资产阶级”进行细分，可以划分为经济宽裕的、经济自给的和生活下降的三部分。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相关引述参见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６页。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众说纷纭的西方观点（1）当代西方关于阶层分析的主要理论源于韦伯，大都可以归为“新韦伯主义”。在中间阶层问题上，西方的各种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包括传统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中间阶层理论）的主要分歧在于中间阶层的独立性上，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分类标准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阶级分类标准，中间阶层既不是依靠资本来榨取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价值，也不是像工人阶级一样靠出卖劳动力取得维持生存的报酬，所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或阶级。而韦伯则将阶层分类标准扩展为经济、声望和权力等综合指标，当代西方对于中间阶层的界定虽然并没有固守韦伯的标准，但已经将中间阶层的界定实现了多元化，从而认为中间阶层总体上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其次，在具体分析中。传统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把中间阶层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来讨论，这除了在理论上受传统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两分法”的制约，更重要的是，中间阶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还没有发育成熟。新马克思主义虽然承认了中间阶层的壮大，但大多仍将中间阶层当做传统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或传统无产阶级的新形式、新发展方向。当代西方中间阶层理论则大多将中间阶层看做一个独立的阶层，而不是一个依附性的阶级，这种独立性不仅表现在中间阶层人数的增多，还表现在其独立的社会作用上。第三，在分析框架上。马克思主义对中间阶层的论述主要局限在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之内，主要讨论中间阶层在立场上是倾向于工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新马克思主义的中间阶层理论仍然如此。而当代西方关于中间阶层的讨论则突破了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主要从中间阶层的各种社会功能上来理解中间阶层的作用，即使在政治领域也更多地独立论述中间阶层的影响和立场；同时，当代西方各种理论自身并不一致，往往各执一词。韦伯虽然没有直接论述到中间阶层，但从他的社会分层理论中，仍然可以看出他不认同中间阶层的革命性。除了马克思所提出的阶级划分的经济属性标准之外，韦伯还提出了另外两个标准：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身份认同）。参见韦伯：《支配的类型》，台湾新桥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24页~87页。这种多元的阶级属性，使得韦伯与马克思强调使用阶级斗争概念不同，韦伯主要使用阶级行动概念。韦伯认为中间阶层不一定形成共同的阶层意识和有组织行为，把与中间阶层相关的阶级斗争讨论范围限在经济冲突之内。参见李强著：《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有的学者对中间阶层充满了信心和期待，认为西方社会正在或已经中间阶层化，全体新中间阶层的人数和权力将继续增长，最终发展成独立的阶级。它将取代其他阶级，起到推动现代社会运转的中枢作用，是下一个统治阶级的候选人，下一个历史时代是属于他们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中间阶层是民主的维护者和争取者。自由主义是西方最认同的政治意识，它以个人为中心，企图扩大个人的政治权利，并增加个人保持政治见解及参加政治活动的正式机会。自由主义认为，一旦个人取得了这些权利，它自然会对政治产生敏感并为自己的政治利益奋斗。因此，自由主义者判定西方民主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在于中间阶层的壮大。20世纪最后20年的民主化浪潮，激发起无数学者的研究热情。探索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发生机制时，中间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受到重视。特别是在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如韩国、中国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中间阶层被认为是推动民主化的决定性力量。亨廷顿认为，“第三波民主化运动不是由地主、农民或产业工人（除了在波兰）来领导的，几乎在每一个国家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是来自城市中产阶级”。参见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7页。这样，中间阶层的壮大成为民主化的前提条件之一。还有些学者持有比较保守的观点，认为中间阶层的在社会属性和政治面貌上仍然属于资产阶级。这一点，对于那些期望成为地位集团的中间阶层来说表现比较明显，可以在特定历史材料的分析中找到佐证。比如三、四十年代的德国中间阶层，是当时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社会力量基础，给德国以至整个世界造成了巨大动荡和伤害。法西斯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既反对大企业、又反对大工会的中间阶层运动。这种政治倾向来自中间阶层的一种失落：工人阶级和上层资产阶级运动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而中间阶层的力量在政治舞台上受到了漠视。因为，中间阶层感到了两方面的压迫：一方面是力量和地位正在不断成长的团结起来的工人，另一方面是大公司和政府的官僚机构。这样，即使当时的中间阶层经济地位改善了，其极端主义倾向仍然有它的必然性。李普塞特分析到：在不同的国家，最“不满的”情绪可能来自不同的阶层或阶级，有些国家是新出现的工人阶级；而在有些国家，这个阶层可能是小商人和其他相对独立的创业者。参见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社会的政治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众说纷纭的西方观点（2）米尔斯的观点与所有上述观点不同，他认为中间阶层根本就不能发挥政治作用，提出了独树一帜的中间阶层“后卫政治”观点，辛辣而形象地刻画了中间阶层的政治冷漠：许多人挣脱了流行的信仰的束缚，却没有找到新的信仰，因而不理解也不注意任何政治问题。他们是政治的局外人。他们既不是激进派，也不是自由派，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反对派，他们是逍遥派，是置身事外的人。如果我们同意希腊人对白痴的定义，认为白痴就是独善其身，那么我们不得不说，今天相当大一部分美国公民都是白痴。参见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6页及最后一章的相关论述。他明确反对“白领权力行将崛起”的理论，认为他们之间没有形成共同政治运动的现实基础，并从大众媒介、社会结构、政治环境等因素中找到了解释。持功能主义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中间阶层是维护社会稳定与秩序、缓解社会冲突的力量。中间阶层即使没有上升为独立的社会力量，但他们的人数和权力将继续增长，也将在保持不同阶级总体平衡的社会机制中发挥政治稳定作用。作为阶级平衡的重要因素，他们使得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得以延续下去。中间阶层的发展将阻止无产阶级化的蔓延，在劳资间起缓冲作用。由于新中间阶层继承了老式中产阶级的某些作用，同时又和普通工人有联系，他们也将和这两部分合作，从而成为跨越阶级对立的桥梁，减少阶级冲突。他们是阶级利益的平衡器和稳定器，为社会带来和谐，促成没有阶级争吵的新型社会团结的产生。所以，所有希望通过选举或革命获得权力的阵营或运动都会考虑投中间阶层之所好。这种观点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的亚里士多德，这也是最早论述中间阶层政治作用的学者，他明确提出了中间阶层维护城邦政治稳定的功能。亚里士多德对中庸之道十分推崇，并将这种政治哲学和正义观紧密相连。参见王岩：《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汇——亚里士多德正义观探析》，载《江海学刊》，1996年第3期。在他看来，人们的一切社会生活方式及城邦政治活动存在着过度、不及和中庸等各种状态，遵循正义即遵循中庸的行为标准。决定国民阶层地位的是拥有财富的多少，而只有中间阶层拥有适当的财富，最容易听从理性，是理想的中庸阶层。所以，中间阶层可以做到安分守己，是阶级争斗中的力量平衡，能够维护城邦政治的稳定，防止政体向任何一个极端演变。若城邦中严重缺乏中间阶层的力量，就可能导致两个严重对立的阶层之一掌握政权，成为不稳定的平民政体或寡头政治。由中产阶层构成的城邦必定得到最出色的治理，这完全符合城邦的自然本性。这类公民在各个城邦中都是最安分守己的……显然，最优良的政治共同体应由中产阶层执掌政权，凡是中产阶层庞大的城邦，就有可能得到良好的治理；中产阶层最强大时可以强到超过其余两个阶层之和的程度，不然的话，至少也应超过任一其余的阶层。中产阶层参加权力角逐，就可以改变力量的对比，防止政体向任何一个极端演变。因为一个政府辖有数量充足的家境小康的公民实在是极大的幸运，因为在有的人家财万贯，有的人身无分文的地方，就可能产生极端的平民政体或登峰造极的寡头政体，从两种非常形式的政体中都可能产生出僭主或暴君制来。僭主制可以产生于极其鲁莽的平民政体或暴虐的寡头政体，相形之下产生于合乎中道的或其中没有太多差别的政体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少了。……毋庸置疑，适中的政体是最优秀的政体……平民政体比寡头政体更加稳定和持久，就是因为平民政体中的中产阶层人数和中产阶层在政体中的地位都超过了寡头政体。若是一个政体缺少了中产阶层，穷人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那么内乱很快就会发生，城邦也随即归于解体。……为何大多数的政体不是平民政体就是寡头政体？因为在这些政体中，中产阶层的人数常常少得可怜。……愈接近合乎中道的政体必然愈好，而离之愈远的政体必然愈恶劣。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147页。三国内众口一词的“稳定器说”我国学者在论及中间阶层的政治作用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极具功能主义色彩的观点，即认为中间阶层具有能够维持社会稳定、政治保守、体现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充当阶层冲突的缓冲等特征。甚至将这种观点作为分析、研究的无需辩驳的预设前提，常常推出应该大力培植中间阶层的结论。本研究把这种观点称为“稳定器”说。在许多长期关注社会分层的学者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种分析思路，并在其著述中一贯地体现出这种倾向：为说明中间阶层衰落的社会后果，我们先来看看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一般说来，在任何社会中，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在政治上，中间阶层起到中和社会矛盾的作用；在思想上，它维护稳定的占统治地位的（或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在经济上，它是最主要的消费群体。我国传统中间阶层地位的下降，显然是当前对于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参见李强：《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众说纷纭的西方观点（3）“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形成，使得全社会的贫富差距程度大大缩小。作为贫富之间的过渡群体，中产阶级起到了使社会上层与下层对立和冲突得到缓解的作用。”参考李强：《关于中产阶级与中间阶层》，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2月。除了理论探讨，在实证性的调查报告中“稳定器说”也被作为一个公理性预设，成为数据和结论之间逻辑分析的传承环节。比如有学者在调查认为社会中间层的匮乏之后，就以中间阶层的社会稳定作用为预设，以政治稳定为目的，顺理成章地引出要大力培植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社会结构的结论：历史经验表明，如果一个社会的社会中间层规模小，并且占人口比例很小的上层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占人口多数的下层处于贫困状态，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那么这个社会就不会稳定，就有可能发生社会动荡甚至战争和革命。相反，在社会中间层规模大的社会，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比较合理，经济社会分配差距较小，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从事体面的职业，获得比较丰足的经济收入，生活比较安定。这样的社会中间层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有较强的认同，他们与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利益一致，他们同时也是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型消费群体，他们还是社会变迁中缓冲社会矛盾的稳定力量。无疑，在这样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中，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一般都不会很大，或者不会那么尖锐，大多数社会成员很少对社会感到不满。这样的社会是稳定的、最可持续发展的。参见陆学艺主编：《中国现代社会阶层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具体表现为：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示范功能……②现代化社会价值观及社会规范的创建、引导功能……③社会利益矛盾的缓冲功能。在社会分化加剧、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社会分层结构中，中间阶层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均居于中间状态，其一旦获得合法性地位及其社会认同，便有可能发挥该阶层的“中间价值”——预留社会政策调整空间，以缓和上、下两层的矛盾冲突。陆学艺主编：《中国现代社会阶层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4页。关于中间阶层政治取向与作用的理论多种多样，但令人惊讶的是，国内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引用中间阶层“稳定器说”。并且，这种理论经过广泛的传播，国内的媒体、官方和民间大都接受了这种观点。在这种背景下，学者更有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陷入武断、简单的理论误区。第二节对“稳定器说”的审慎〖1〗一“稳定器说”的反例由于我国中间阶层仍处于萌发的阶段，从经验上无法验证其政治作用到底如何。但我们可以通过其他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已经发展壮大的中间阶层在社会转型中所起的政治作用，来佐证或质疑中间阶层“稳定器说”的可信性。“稳定器说”强调了中间阶层在维护政治秩序、充当阶层冲突缓冲的作用。这一理论在逻辑分析上自成体系，在现实经验中也可以找到许多佐证，本研究不再讨论。同样，我们也可以在现实经验中找到许多反例，质疑中间阶层并不简单地是维持政治秩序稳定的力量。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第三波全球民主化运动，绝大多数不是由地主、农民或产业工人领导，几乎在每一个国家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来自城市中间阶层。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特别是东亚国家的中间阶层，他们是反对权威体制的主体力量。李路曲：《东亚的中产阶级、市民社会与政治转型》，载《当代亚太》，2000年第11期。直到1987年韩国政治转型取得重大突破之前，很多学者都对中间阶层的作用持消极、怀疑和保留态度。他们认为，韩国中产阶级自私、保守，不足以在民主政治转型中担当重任。但实际上，表面沉默无情的中产阶级具有巨大的潜在政治力量。当社会出现重大政治经济危机时，这种潜在的政治力量就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力量。1985年2月以后，韩国中间阶层逐渐走到民主化运动的前台，与青年学生和其他阶层联合掀起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并成为1986年和1987年的大规模民主化斗争的中间力量引自郭定平：《韩国政治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5~86页。。有学者评价台湾地区20世纪80年代的民主化运动说，没有中间阶层的参与，社会运动纵然可以兴起，但都可能难以发展，甚至瞬间消失。中间阶层要求改革以打破社会权力结构的不公平，社会各阶层群体追求人权保障的各种社会运动，构成社会改革运动。这一改革运动，汇集各个社会运动，形成一股巨大社会力量，台湾地区中间阶层则居于主导地位。甚至，“若说国际上任何社会运动，几乎都是中产阶级掀起的，应该符合事实。”摘自张晓春《中产阶级与社会运动》，载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臣流图书公司（台北），1989年9月版，第185、187页。在1984年的菲律宾，新中间阶层和老中间阶层都成为反马科斯权威的主要力量。阿基诺运动的核心集团是医生、律师等无党派身份的中间阶层。拉丁美洲的经验同样说明了中间阶层的不稳定性。亨廷顿认为，银行雇员工会一直是左翼势力的坚定支持者。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282页。1960年，在左翼集团推翻主张改良的贝丹科尔特政府的尝试中，委内瑞拉银行雇员工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在巴蒂斯塔当政时的古巴，工会越中产阶级化，古巴共产党在其中的影响就越大。欧美国家在历史的政治变迁中也可以发现中间阶层的积极身影。在西班牙，中间阶层因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壮大，并将西班牙改造成为一个由现代中间阶层组成的国家。这个阶层用迅速而和平的手段要求政治体制与社会同步发展。Nancy Bermeo :“Redemocratization and Transition Elections: A Comparison of Spain and Portugal”, Comparative Politics 19,January 1987, p222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众说纷纭的西方观点（4）美国中间阶层自产生以来直到今天，整个发展历程都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米尔斯在考察了美国20世纪50、60年代的中间阶层，特别是新中间阶层之后，得出中间阶层政治消极的结论。但在20世纪初，中产阶级曾是美国进步派的主体，是当时改革的主要倡导者与推动者。李剑鸣：《大转折的时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第273页。究其原因，首先在于中产阶级对自身地位下降的不满；其次由于社会责任感而不满于财阀统治、“老板”专横、政府腐败等社会问题；而且，期望通过改革改变社会激烈冲突的局面。肖华锋：《19世纪后半叶美国中产阶级的兴起》，载《文史哲》，2001年第5期。即使在麦卡锡时代，美国知识分子在平等主义的感召下不满于群体地位低下，曾一度被认为有明显的“左翼”倾向，是政治争端的根源。有学者分析认为，社会其他阶层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往往比其对自身的评价要高，美国知识分子实际上期望的是相对优势地位。后来，随着战后长期繁荣、对作为自由主要威胁的共产主义的反应、知识分子地位的相对改善等原因，他们的“左”倾才发生微妙的右转，趋向于保守。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社会的政治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9～322页。这里，中产阶级不稳定的政治态度颇令人回味。将历史上溯到西欧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那时的产业阶层虽然具有财富的优势，但由于政治权力较少、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相对于贵族与僧侣阶层，他们只能是中间阶层。在英国宪章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中，产业阶层充当了社会运动的领导角色，与下层农民、手工业者、工人等社会力量一起，取得与上层贵族和僧侣的政治斗争胜利。在取得与之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之后，产业阶层才一跃为作为社会上层的资产阶级。对一个理论的“证真”十分困难，然而对一个理论的“证伪”十分容易，只要找出那些理论所无法回避、也无法解释的社会事实就可以了。从上文对世界各国和地区中间阶层的讨论可以看出，“稳定器说”强调了中间阶层维护现有政治秩序的一面，并可以举出许多例证；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中找出许多例证，来证明中间阶层在当时的政治秩序中扮演不稳定的角色。在中间阶层与政治秩序的关系上，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惟一真理。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中间阶层的变数（1）首先，中间阶层的政治作为具有时代变数，其在不同时代背景中的政治作为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上文中论及的美国中间阶层，其表现因时代不同而有明显差异。其中，米尔斯就受到他写作的那个时代的影响。那时的美国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摆脱出来，正进入一个持久的冷战时代。脱胎于战争英雄的强势权力精英，使得米尔斯成为精英论的倡导者。这种倾向直接反映在其对中间阶层的分析中，从而得出与精英论相一致的“中间阶层政治冷漠”的结论。亨廷顿在分析社会转型时，承认中间阶层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传统论断的合理性，但同时认为这种作用并非一贯的，而是一个动态的不确定过程。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页。“稳定器说”至少隐含着这样的前提：中间阶层已经发展成为足够强大的社会力量；中间阶层的利益期望已经得到了社会容纳。如果缺乏第一个前提，中间阶层就是无足轻重的，谈不上维护政治稳定。亚里士多德也承认，如果要保持城邦稳定，“中间阶层最强大时可以强到超过其余两个阶层之和的程度，不然的话，至少也应超过任一其余的阶层”。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页。如果缺乏第二个前提，中间阶层可能扮演变革甚至革命的角色。所以，得出中间阶层维护政治稳定的结论，其分析往往是针对特定的时代背景。“稳定器说”所描述的其实是特定的社会阶层结构与历史情势下的一个静态点，而不是从中间阶层的整个发展历程进行观察得出的判断。其次，中间阶层自身结构与处境是个变数。由于特殊的社会情景，中间阶层在不同社会中往往存在异质性。比如，台湾的中间阶层在民主化运动之前有特有的省籍之分，这种区分导致了台湾中间阶层在政治态度上的直接分歧。大陆籍的中间阶层偏向执政党，支持体制内的改革，而本省籍的中间阶层支持政府反对势力。摘自吴乃德、林佳龙：《中产阶级与民主改革：现实与神话？——重构中产阶级与民主化的关系》，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台北）臣流图书公司，1989年版，第218页。有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中间阶层结构划分的区域性特征。陈义平：《关于中产阶级概念的理论问题》，载《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在研究美国中间阶层时，有学者强调了美国社会的特殊性，其规律并不能简单引申到其他社会。Zhu Shida: 《Thoughts on American Middle Class》，载《世界经济与中国（英文版）》，1996年第4期。即使在同一个社会中，中间阶层在的不同发展阶段也会有很大的结构变迁。马克思将中间阶层归纳为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其实那是欧洲一个世纪之前的旧中间阶层。米尔斯将旧中间阶层概括为“小企业家的世界”，而新中间阶层则是“白领世界”，其构成复杂，包括政府管理人员、大公司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医生、律师、知识分子、市场销售人员、文秘人员等。这些复杂的构成，可以细分为更多的小层次和职业，他们彼此之间，可能并没有非常统一的共同体意识。上文中提及马克思关于中间阶层保守性的论述，其实这种论断在马克思著作中并不一致。例如，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的各个中等阶层，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就不免要随着他们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愈益紧密地靠拢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卷，第259页。“中产阶级……力图爬上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命运中的一点点不顺利就把这个阶级中的某些人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了”。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卷，第259页。这一论断，在马克思之后的当代世界，仍相当深刻。第三部分：政治变数“稳定器说”的偏颇（2）从上文的理论分析与经验实证中可以看出，“稳定器说”在应用于当前中国中间阶层分析时，存在许多值得商榷之处。直接应用“稳定器说”的国内学者缺乏对西方关于中间阶层政治作用各种理论的综合了解。西方学者对于中间阶层的论述很多，其中许多著作中涉及了中间阶层与政治秩序的关系问题。但令人奇怪的是，几乎没有学者在引用“稳定器说”的时候提及其他中间阶层理论。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出于学者自身的偏好，就是国内的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缺乏深入研究。直接应用“稳定器说”的国内学者缺乏对西方“稳定器说”的讨论背景的辨析。如果说自然科学可以讨论科学规律的真理性，社会科学在这个问题上要谨慎得多。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来自于当时的社会经验和时代需求，时空变化，理论也随着变化。中间阶层的“稳定器说”可以体现出一定国家和地区在一定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特征，但如果时空转换，“稳定器说”往往失去了解释力。在前文中我们可以发现，各种关于中间阶层的理论之所以差异较大，除了学者本人的视角和立场之外，关键在于讨论背景的变化。几乎无一例外，这种“稳定器说”在被引入中国的中间阶层分析时，在没有任何理论推导的前提下，就将其结论作为不证自明的理论。任何理论都有一个推演的过程，就如亚里士多德，他从中间阶层的拥有财产量的适中性，推演出中间阶层在性情上的中庸特点，到政治哲学上的理性，最后推导出他们在阶层冲突中的缓冲特征。中国当前的社会分化具有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特点，“稳定器说”缺乏本土经验的支持。中国中间阶层的萌发具有自己的特点，综合体现在许多方面。比如，中间阶层对民主建设的消极在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是难以理解的，而在中国则是无可回避的现实。西方已经走过的路，并不是我们将要走过的路。即使方向相似，在具体路径上也不会完全相同。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借鉴，但并不一定适用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转型。“稳定器说”过于简单，不一定能够解释复杂的阶层分化。一种理论越简单，就显得越精致，但在解释社会现实时就越容易陷入偏激。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都可以找出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事物总是具有辩证的两个方面，只不过在某种时空条件下一个侧面表现更突出，在另外的时空条件下另一个侧面表现更突出。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原有一些理论的修正、甚至颠覆过程，也往往是接近真实的过程。“稳定器说”描绘了中间阶层缓和社会矛盾的一面，但中间阶层并不会用实际行动来“响应”简单理论；相反，理论应该在日臻完善的基础上能够解释更复杂的中间阶层政治作用。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舍弃过于简单化的理论局限，能够从更广泛的思路中寻找破解中间阶层与政治秩序关系的途径。“稳定器说”是一种静态的理论，没有考虑到中间阶层本身是发展变化的。就如一个人，从儿童、少年、青年到中年的不断成长过程中，他的性情随着年龄和自身地位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我们不能从他的某个年龄段的性情完全推断另一个年龄段的性情。中间阶层自身的出现和发展是社会分化的结果，它与政治秩序的关系必然受到自身发展的影响。中间阶层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远未成形，其发展历程也很难预测。用一种静态的理论来描述中间阶层的政治作用，难免显得僵化。第三节理性与秩序的逻辑〖1〗一理性的“去道德化”在论述中间阶层对于政治秩序的稳定作用时，常常要强调他们的理性特征。有关中间阶层理性的论述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他看来，在人们的一切社会生活方式及城邦政治活动中，存在着过度、不及和中庸等各种状态，遵循正义即遵循中庸的行为标准。决定国民阶层地位的是拥有财富的多少，而只有中间阶层拥有适当的财富，最容易听从理性，是理想的中庸阶层：在一切城邦中都有三个部分或阶层，一部分是极富阶层，一部分是极穷阶层，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阶层。人们承认，适度和适中是最好的，显然拥有一笔中等的财富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这种处境下人最容易听从理性，而处于极端景况的人，如那些在相貌、力气、出身、财富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方面超人一等的人，或者是与上述人相反的那些过于贫穷、孱弱和鄙贱的人，他们都难以听从理性的安排。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44页。然而，将中间阶层的理性道德化，并进而引申为对秩序的维护，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现实中，都并不可靠。第三部分：政治变数“稳定器说”的偏颇（3）在古希腊，中间阶层是否因为财富的“中等”而变得理性，或者说，财富与理性之间是否具有直接的逻辑关系，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有些含糊，我们也并没有明证。分析现代城市中间阶层的理性原因，我们更能接受两个方面的解释：①维持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的需要。正如前文中对中间阶层内涵的分析，中间阶层获得社会资源的能力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中等地位，他们不能左右其他人的命运，也不完全被其他人所左右。对于中间阶层自己的命运，他们有一定的相对自主能力。要维持这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他们必须在社会生活中细心计算、谨慎行动，这样才不至于落入社会较低层次，也不会被较高阶层所摆布。所以，判断能力、维护权利和适当妥协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保障。这种社会生活经验逐渐沉淀下来，成为中间阶层的理性特征。②中间阶层的良好教育背景。从心理上讲，理性是一种价值倾向，争取利益最大化；从行动上讲，理性则是一种能力，并非仅仅希望理性就能够做到理性。在现代社会，这种理性最靠得住的保证是良好的教育。中间阶层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高学历阶层，其智力和见识是良好判断力的基础。在社会生活中，这种理性基础得以发挥，并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交往、社会竞争中不断受到磨炼，使得他们的理性特征越来越清晰。对古希腊城邦中间阶层的理性特征，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停留在描述上，而是对各种阶层的品格进一步做出了对比和价值判断：头一种人（富人）更容易变得无比凶暴，往往酿成大罪。而后一种人（穷人）则容易变成流氓无赖，常常干出些偷鸡摸狗的勾当。这两类罪行一则起源于暴虐，一则起源于无赖。这些人无论是在军事机构还是在文职机构中都难以管束，他们越是桀骜不驯，对城邦社会造成的危害也就越严重。在这些人之外，那些在力气、财富、朋友以及其他这类事情上时运亨通的人也不愿受制于人，没有办法能驾驭他们。这一点在他们幼时的家庭生活中就已见得。由于生活在骄奢淫逸的环境之中，他们哪听得进教师们的指点，更不必提约束。另一方面，那些时运不济之人又容易自暴自弃。从而一种人不知统治为何物，只能甘受他人奴役，另一种人则全然不肯受制于人，只知专横统治他人。城邦便不是自由人的城邦了，而成了主人和奴隶的城邦；一方心怀轻蔑，另一方则满腹嫉恨。对于一个城邦至关重要的友爱和交往已经见不到了，而交往中本来就有友爱，然而一旦人们反目为仇，他们甚至不愿意走同一条路。一个城邦本应尽可能地由平等或同等的人构成，而中间阶层就最具备这种特征。所以我们说，由中产阶层构成的城邦必定得到最出色的治理，这完全符合城邦的自然本性。这类公民在各个城邦中都是最安分守己的，因为他们不会像穷人那样觊觎他人的财富，也不会像富人那样引起穷人的觊觎，没有别的人打他们的主意。他们不想算计他人，也无被人算计之虞。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145页。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所假设的是一种自然人性，在人类性善还是性恶的争论中，属于人性恶的一方。对于现代城市阶层，对理性很难进行价值判断，不能断定理性的中间阶层是“好的”，还是“坏的”。然而，在亚里士多德的眼里，理性俨然成为一种道德，非理性成为一种罪恶。理性和道德有联系，但终归不能混为一谈。从简单的逻辑上讲，有理性的道德，也有理性的不道德；有不理性的道德，也有不理性的不道德。亚里士多德只看到了理性的道德，和不理性的不道德。至于阶层归属与道德的关系，同样如此，阶层的高下并不能解释道德的高尚与否。无论是生活常识，还是本研究中被访者对各阶层的态度，都可以看出理性与道德的分野，以及阶层与道德的分野。从本研究中的采访中，我们确实看到了中间阶层理性特征，但这种理性更多地体现为经济理性，而不是道德理性。比如，中间阶层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更加清晰的判断力，看待事物更加全面、深刻。他们在处理各种矛盾时，权利意识非常强，为了自己的合理权益会奋力抗争；同时，又熟悉在妥协中寻求利益最大化的技巧。这种理性特征很接近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追求利益最大化，并懂得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比如，访谈中中间阶层对于城市民工大多表达了一种同情，这与“劳动人民”的憨厚朴实的传统形象有关。同时，很多被访者也讲述了对民工“狡诈、不地道”的印象，特别当由于家居装修等原因与民工打交道并发生矛盾时，这种印象尤其深刻。对于社会上层，中间阶层的态度同样自相矛盾。有的认为社会上层为富不仁、擅权跋扈；有的人则认为他们艰苦创业、体恤下属；有的对社会上层憎恨、厌恶；有的则心怀敬佩、羡慕。一个被访者告诉我他装修中对待民工“策略”上的转变。开始，他为了笼络民工的感情，同时出于对于他们艰苦环境的同情，所以对装修工人十分殷勤，照顾很周到。然而，他发现工人们好像认为他“好欺负”，在他不在现场的时候做工很敷衍。所以，他后来变得苛刻严厉，专门请假监工督促，工人们才知道他“不是好欺负的”，不敢再随便敷衍，工程顺利完成。另外一个被访者则告诉我一个相反的故事。他开始对请来的保姆严加提防，后来发现小姑娘很诚实、热心，对家里照顾的也非常周到。后来双方的关系越来越融洽，竟然逐渐都快成了一家人，彼此非常信任。他给保姆加了工资，自己也不用耗费精力来提防保姆了。将财富与理性相联系，感觉总不如将利益与理性相联系更可靠。上面两个事例中，中间阶层的态度都在转变，无论是由好转坏，还是由坏转好，都贯穿着中间阶层不变的理性特征。但我们不能就此说中间阶层在道德上是好的，还是坏的。作为一种特征，理性就如中间阶层的工具或武器，可以任意地发挥。有了理性，能够做“好事”，也能够做“坏事”。如果说中间阶层的犯罪率比较低，也许在统计上是有证据的，但这并不能够说明中间阶层的理性美德。如果说理性真的在起作用，也是因为中间阶层有足够的理性衡量犯罪的后果与收获，更多的时候放弃了犯罪行为，但这并不表示在心理上他们没有犯罪的冲动。而且，中间阶层的理性使得他们逃避惩罚的手段更加精明。将中间阶层的理性特征剥去道德的外衣，可以更客观地看待中间阶层的理性在政治秩序中所可能起到的作用。亚里士多德不仅对中间阶层的理性和道德推崇备至，而且认定中间阶层是城邦政治稳定的力量，因为中间阶层是安分守己的。然而，理性与安分守己并不等同。各种阶层的人都有利益最大化的倾向。藐视社会规范的人，既来自社会底层，也来自中层和上层，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穷苦的人因为偷窃、抢劫而不再寒酸，富人因为贿赂、偷税漏税更加奢华，而公共权力人物也可以通过权力寻租过上体面富裕的生活。所以，很难说哪个阶层更加有理性并且安分守己。打破秩序，可能是理性的缺乏，也可能是理性计算的结果。理性超群的人不仅和其他人一样有利益更大化的冲动，而且还知道如何更有效地取得利益：可以理性地退避，也可以理性地出击。沿着理性的轨迹进行推理，中间阶层的行动取向既可以是保守的，也可以是求变的，甚至是激进的。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不确定的秩序取向（1）这样，理性确实成为中间阶层的一种特征，但这种理性不应该赋予太多的道德色彩，理性是一种利益计算的倾向与能力；如果把理性等同于“安分守己”，其实并不可靠。出于理性，中间阶层可能政治消极，同样可能成为政治不稳定的社会来源。对于社会运动和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中间阶层的理性表现为政治冷漠与消极。在社会运动中，中间阶层可能扮演各种参与角色，包括冷漠者、独善其身者、冷静者、观望者、一般参与者与热情参与者等。随着时间的流逝，无论他们当年在抗议运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都逐渐变得更加冷静。相对于社会运动参与中的理想色彩，中间阶层更加注重实效和直接的利益得失。中间阶层在激烈的生存环境中承受着巨大压力，有些仍然保持着对社会运动的理想主义色彩，而对有些中间阶层来说，社会运动的冲动已经有些遥远。然而，中间阶层在维护个人直接利益的时候，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冲动，并有采取集体行动的取向，体现出中间阶层的利益一致性、行动一致性、争取权益的坚决性。更重要的是，中间阶层的理性可以成为政治活跃的强大支持，在维权运动中体现了其特有的获取斗争效益的策略、组织能力。从对形式政治参与的消极，到对社会运动的冷静，到业主运动和网络时政论坛中的热情，是一种令人困惑的梯级变化。然而，无论怎么变化，其中都贯穿着中间阶层的理性。也就是说，他们的消极参与是一种理性参与，而积极参与也是一种理性参与。与知识分子精神特征相对的中间阶层经济理性，常常使得中间阶层在采取任何行动都持保守谨慎的态度，在认真计算利益得失之后在妥协中求生存、在社会责任感面前的退缩，以及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成为中间阶层的惯用伎俩。同时，中间阶层的理性判断能力使其更容易分辨出复杂情势的变化，准确识别出紧张的期望张力与壮大的阶层力量，为采取行动提供足够的支持。一旦采取行动，中间阶层可能比其他阶层更加自信和果断，不容易为短视的得失所迷惑。中间阶层在集体行动中越来越理性，并在具体利益取向的现实抗争中具有集体行动的倾向。另外，从上一章有关讨论中可以看出，当前城市中间阶层已经逐渐表现出了一些公民特征，而政治参与是公民特征的核心内容。因此，理性作为公民性的重要前提，从理性到政治参与，对于中间阶层来说并不违背逻辑。传统中的政治热情来自于对政治动员的响应，其本质是政治非理性；而未来城市中间阶层的参与热情更多是来自于阶层利益所系，其本质是政治理性。从这种变化中可以看出，中间阶层的集体行动开始从意识形态导向逐渐转变到利益导向上来。这也是从非理性走向理性的过程。中间阶层的这种社会、政治参与理性的出现，表明了其作为新兴力量登上社会舞台的开始。历史显示，仅仅以被激发的意识形态为支持的社会与政治参与往往难以长久维系，但自发的为维护直接利益而迸发出的社会与政治参与热情，将更加具有持久性、更为强烈。还有，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往往有着天壤之别。在群体运动中，个人所体现的不是个人日常心理特征，而是服从与个人日常心理特征完全不同的暂时的群体心理特征。如果说日常个体心理所服从的是个人理性，那么在群体中个人会感到无所畏惧，并容易受某种情绪的传染和暗示，所服从的是几乎无理性的本能、情感和下意识。勒庞曾对这种群体心理特征做过经典的描述：①群体容易冲动、善变和急躁。所有的刺激因素对群体有支配作用，并且它的反应会不停地发生变化。群体不会深思熟虑，根本不会做任何预先策划。对于群体中的个人来讲，不可能的概念消失了。②群体易受暗示和轻信。群体受暗示的左右，它把头脑中产生的幻觉当做现实，而且这些幻觉对组成群体的所有个人都是一样的，有教养的人和无知的人没有区别。③群体情绪夸张而单纯，不允许怀疑和不确定，他们的感情总是走极端。④群体心理容易偏执、专横，不讲道理。⑤群体道德难以琢磨，甚至没有道德可言，它可以比个人高尚，也可以比个人伪劣，很少被利益的考虑所左右。⑥相互矛盾的观念可以在群体中共存，观念的社会影响与是否包含真理无关。⑦群体只有十分低下的推理能力，不受理性的影响，他们所接受的观念只有表面上的相似性或连续性。⑧群体倾向于形象思维，并且缺乏逻辑联系，往往为政客所驱使。参见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9~51页。这样，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何一些中间阶层被访者曾经在社会群体运动中满腔热血，而在运动之后能保持个人理性与冷静。但他们既然能够在过去的社会群众运动中群情激昂，也可能在未来的社会群众运动中被激发出同样高涨的热情。一旦中间阶层的理性在特定的群体政治参与中瞬间消失，他们将和其他阶层一样出于本能行事，而不再受日常生活中的理性约束。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不确定的秩序取向（2）因此，中间阶层的理性特征并不能为政治稳定提供保障。相应地，他们在政治秩序中的作为充满变数，既可能成为无为的政治看客，也可能成为政治秩序的维护群体，且不排除对政治秩序形成强大压力的可能。第四节新图式的解说〖1〗一政治活跃度模型如上文所论，简单而武断的中间阶层“稳定器说”是偏颇的。根据各种类型国家和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经验，并通过理论分析，可以发现中间阶层的政治取向首先是个变数，其次是个动态过程。概括起来，决定中间阶层政治取向的有两个主要因素，一个是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一个是中间阶层的阶层力量。期望张力指在特定社会资源分配体系与政治秩序中的各种价值期望所不能获得满足的程度，不能获得满足的程度越高，期望张力越大，反之越小。简单而言，期望张力就是期望与满足之间的落差。中间阶层的阶层力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特定的社会情势下是不同的，总要经过力量比较弱小的阶段。随着阶层力量的发展，中间阶层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如果中间阶层成为各种政治力量中可以左右局势的最重要的一支，那么就可以认为中间阶层的力量已经发展壮大了。如果把中间阶层的活跃度作为因变量，其在特定政治与资源秩序体系中的期望张力、自身力量作为自变量，可以形成一种解说中间阶层发展趋势的新图式（见图6-1）。图6-1中间阶层政治活跃度模型图6-1中纵坐标轴代表中间阶层期望张力的大小，横坐标轴代表中间阶层力量的大小。随着期望张力的增加，以及阶层力量的增加，中间阶层的活跃程度也在增加。但要指出的是，只有期望张力与阶层力量这两个因素同时都具有较大的值，才能导致活跃度较高。否则，只有一个因素具有较高的值，而另一个因素的值处于较低的位置，也可能活跃度不高。特定国家（或地区）和特定情势下的中间阶层，理论上对应着特定的阶层力量值和期望张力值。这两个自变量值相交，可以在图6-1中找到其所对应的特定的点，这个点代表着一定的政治活跃度，中间阶层的政治作用可以通过政治活跃度来衡量。图6-1给出了几个比较典型的点。点A代表期望张力微弱、而且阶层力量弱小的状态，这时中间阶层是政治无能与冷漠的。点B代表阶层力量已经壮大、但并没有明显的期望张力的状态，活跃度也较低，成为社会的主流和稳定力量。点C代表虽然期望张力较大、但阶层力量弱小的状态，这时中间阶层在政治格局中采取的是牢骚满腹但只能无奈观望的态度，并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中随时可能加入反体制的同盟。点D代表期望张力已经显性化，而中间阶层也已经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逐渐壮大起来，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现有利益格局与政治秩序中变得活跃，迫切呼吁改革。而E点代表了一种极端的状态，中间阶层的力量已经壮大，而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也十分紧张，现有政治秩序、利益格局与中间阶层的关系变得不可调和，中间阶层的政治态度激进，有革命的冲动。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两个维度的解说（1）期望张力与阶层力量这两个因素自身是由其他更基础、更独立的因素所构成或左右的。期望张力自身由两方面因素决定：一方面是各种社会期望，包括经济分配，政治参与，政治权利，公共服务需求，意识形态等；一方面是社会价值分配系统和政治秩序所能提供的对中间阶层各种期望的满足。这两方面因素各自有其复杂的背景，都是变数，所以，期望张力指数是个更加难以把握的变数。社会期望本身是主观的，属于一种需求意识，可能受到各种内在或者外在因素的影响，在实际中很难捉摸。除了基本的生存需求，许多更高层次的需求既可以创造，也可以压抑。价值期望常常与公平和平等的观念相联系。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不平等总是内乱的起因……向现行政体发难的人们都是在谋求平等”。然而，人们对平等的理解总是产生冲突，“在某一方面与人平等的人便认为在总的方面也该与人平等，在某一方面与人不平等的人就觉得自己在所有方面都与人不平等”。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页。社会期望是否得到满足，要看社会价值分配系统的公平程度，以及政治秩序的开放程度能否容纳中间阶层的社会期望需求。政治秩序在安排价值分配时，如果与中间阶层有良好的互动、协商，充分考虑中间阶层的价值分配利益，则从客观上抑制了产生期望张力的可能。这样，现行政治秩序对中间阶层的融合程度，成为是否产生期望张力和期望张力高低的关键。由于价值分配体系中涉及多个层面的利益，要做到在每一个价值层面上都能充分容纳中间阶层的利益，并不容易。在构建价值分配体系时，所涉及的影响因素是如此复杂，即使排除政治秩序中固有的不平等的制度安排，也难以想象如大同世界那样绝对公平的分配技术。因此，实际价值资源在阶层间的分配不平等是政治社会“客观固有”的，有意义的讨论在于这种不平等的程度。除了各种社会价值与资源配置的不平等之外，还存在政治权力、财富占有和社会名位等多元价值层面间配置的不平衡。如果某个阶层在价值分配的一个层面取得优势，它就会对其他层面上的优势产生扩张性的期望；如果某个阶层可以分享到一个层面的价值分配，它就会期望可以同样分享其他层面上的价值。这种情形，就如同富人渴求政治权力，政治精英不安于经济上的贫乏，公民不满于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这种因价值分配不平衡导致的期望张力，就是我们常说到的“相对剥夺”。相对于其他阶层，中间阶层更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中间阶层往往在文化教育上具有优势，在社会名位上有优越感，并有很强的活动能力，而这些优势如果不能在政治与经济领域得到相应的体现，价值期望张力就产生了。对于实际行动，意识驱使和行为能力两个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中间阶层的实际行动取向，不仅要有期望张力作为意识基础，还要有足够的阶层力量作为能力基础。中间阶层的力量大小受许多因素的影响：①中间阶层的发育阶段，这决定了中间阶层的社会基础大小。②中间阶层的同质性。如果中间阶层在结构上、意识上都具有较大的同质性，则中间阶层就可以成为一个能够产生共鸣感的社会利益与意识共同体，并很容易激发一致行动的冲动。反之，中间阶层就会分化为各种利益与意识群体，难以产生共同行动的合力。③组织化程度。中间阶层只有通过一定的组织媒介，才能培养出一定的政治意识，使得成员有投入社会与政治参与的平台。否则，没有组织基础的中间阶层就是一盘散沙。④社会阶层同盟。社会分化是复杂的，任何一个社会集团或阶层要在阶层分化格局中有更大的话语权、左右局势的能力，必须辨识出自己的主要同盟阶层和主要的反对力量，建立社会阶层同盟的最大支持。中间阶层能否取得其他阶层的支持，不仅要具有共同的利益基础，还需要共同的阶层情感基础，即能够产生基本的阶层认同。⑤中间阶层的共同理念和价值观。行动的基础不仅来自利益的计算，理念和价值观的精神支持力量往往比利益动机更加持久和狂热。这些看似抽象的事物往往是社会运动发起的理由，也是社会运动维持的动力。⑥中间阶层个体的素质。这决定了中间阶层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以及在现有政治秩序中的个体行动能力。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两个维度的解说（2）如期望张力一样，中间阶层的阶层力量也不能独立于政治秩序之外不断发展；相反，中间阶层的发展是受政治秩序的制约、并与其互动发展的。比如，中间阶层的同质性与社会阶层同盟是否能够形成，要看政治秩序是否在社会资源分配上进行调整；中间阶层的发育能否顺利，要看政治秩序是否采取鼓励的态度，中间阶层的组织化是否得到政治秩序的容纳，等等。当中间阶层逐渐成长之后，它在采取行动时变得自信而果断，其政治取向对政治秩序的走势也变得重要。它可以决定冲突双方的力量对比格局，使政治秩序向中间阶层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当期望张力较大时，并且在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凭借知识、能力优势，中间阶层常常可以扮演阶层冲突的领导者角色，组织、发动底层力量，并为阶层行动提供理论支持。而当强大的中间阶层被整合到价值分配体系中的时候，就会在阶层冲突中扮演缓冲的角色，这就是“稳定器说”所描绘的图景。这种力量变化导致政治立场变化的例子很多。例如在阿根廷，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政权选择对象有两个：选举产生的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庇隆主义政府，受中间阶层支持的靠政变起家的军人政权。然而到了80年代，中间阶层的人数已经变得多到足以确保以阿方辛领导的激进党在选举中取胜，军人统治退出阿根廷历史舞台。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英国产业阶级最终选择的是与政治权贵阶层相妥协，建立君主立宪政权的道路，实现了社会调和；而法国资产阶级选择的是彻底清除贵族、建立共和国的道路，并引发了长期的社会动荡。这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英国的贵族和僧侣阶层力量十分强大，产业阶级与之做了妥协；而法国的封建体制僵化，力量对比中的中、下层力量十分强大，没有与封建秩序相妥协的余地。从中可以看出阶层力量对比在政治秩序转型中具有的关键作用。另外，理性特征成为一些学者视野中中间阶层行动谨慎、稳定保守的原因，并进而作为中间阶层政治稳定器的佐证。然而，理性在中间阶层政治活跃度模型中并不是一个倾向性的变量，它体现为中间阶层计算得失的自知之明，理性为关键变量赋值并使其显性化。也就是说，中间阶层的理性使得他们更加清楚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高低以及阶层力量大小，并作为政治取向的根据。比如，中间阶层在产生较大的期望张力时，如果力量单薄，在采取行动前也会比较审慎。在其他社会对立力量冲突时，中间阶层根据冲突各方的实力对比，会权衡偏向哪一边，并从冲突后的新价值资源分配体系中分利，这就是中间阶层被人诟病的摇摆性。同时，如果现有秩序的维持者力量足够强大，或力量对比并不清晰，或任何冲突一方的胜出都不会为其带来好处，中间阶层还可能采取观望的态度，就是所谓的政治冷漠。另外，中间阶层自身可能分化，一部分靠向底层成为现有秩序的反叛者，一部分靠向上层成为现有秩序的维持者。无论是摇摆、冷漠还是分化，都是由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与阶层力量决定的，而不是中间阶层的理性特征决定的。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优越中的焦躁（1）完成高等教育的中间阶层候补成员可以降低期望，但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底限，那就是能留在中间阶层。即使不能从事自己的专业，自己的工作也应该是从事脑力劳动，而不是作为技术工人成为中间阶层之下的社会层次。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人数越来越多，很难将他们再定义为以往的“社会精英”。但相对于整个社会的人口基数来看，新中间阶层仍然属于少数群体，中间阶层即使没有了以往的“精英”意识，但他们至少还会有一定程度的“社会骨干”意识。接受高等教育需要高投入，这是中间阶层新成员形成职业期望的重要因素。在计划体制下，进入高校就等于开始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其教育支出几乎全部是国家财政承担，甚至还要发各种各样的补贴。所以，那时候的高校教育不仅不是负担，还是一种优越的生活保障。而当前高等教育基本施行了收费化，进入高校学习成为一笔高昂的支出或投资。据估算，一个大学生的四年费用约在7万~8万元，其中国家只分担了约1/3。所以，在努力完成学业后，大学毕业生希望能够从新的职业生涯中得到相当的回报是非常自然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家境困难、千辛万苦完成学业的学生来讲，供子女读书可以说是倾其所有，这种回报期望更加强烈。而一旦这种期望受挫，很容易导致毕业生的心理失衡，形成各种社会问题。比如，大量大学生参加传销活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在就业过程中压力过大而导致的“饥不择食”。大学生自杀对于许多人来说曾经是难以理解的事件，但现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类似的消息已经不能引起特别的社会轰动。周一超的例子则更加惨痛：2003年4月2日，本已经通过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公务员笔试和面试的大学毕业生周一超，得知自己的体检结果不合乎当地部门的规定而遭淘汰，绝望和愤怒之下，竟然于4月3日跑到秀洲区人事劳动保障局刺死了一名参与选拔毕业生的工作人员，同时将另一名工作人员刺伤。其同学的话引人深思：“周一超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公务员考试上，在极其绝望的情况下，他才做出了这种行为。”周一超平时在学校表现很好，和大家相处也非常融洽。农学专业不太好找工作，而家庭的经济压力又非常大，周一超也许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做出了不理智的行为。周一超的遭遇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同情，案发后，周一超的同学和老师共429人，联名上书法院要求对周一超从轻处罚。傅丕毅、傅扬杰：《浙江嘉兴大学生周一超刺杀公务员一审被判死刑》的报道，载新华网2004年3月17日消息（http://wwwynxinhuanetcom/topic/2004/gxfz/xlym/4_018htm）。周一超的出轨，是就业压力下的一个极端例子，但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学子大规模就业压力引发的社会问题不能忽视。这种社会压力不仅存在于大学毕业生的求职过程，在他们就业之后压力会继续存在，而且会更加持久，其来源会更加广泛，从而会形成各种社会问题，所以其危险性更高。在西方成熟社会中，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可能有难度，但是一旦找到，就非常稳定，一切都井然有序，每过一年加薪多少，每年有多少工作日，有多少自由支配时间，休假的时候绝对不可能有公司电话追上来。但国内的工作环境工作压力大大高于国外，人们普遍愿意牺牲休假、牺牲睡眠、牺牲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而忘我的工作——为了抓住每一个赚钱的机会。尤其是年轻的白领，他们甚至不愿意错过任何一次老板的表扬，哪怕只是口头表扬。企业白领现在普遍缺乏安全感和稳定感，担心被更年轻、更有冲劲、要求待遇更低的人所淘汰，担心被老板炒掉而失去经济来源和社会地位。所以，在保持现有工作的同时，寻找“退路”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唐和平：《找退路的白领阶层》，载《社会》，1999年第10期，第10～11页。即使公认最稳定的公务员群体，也是一个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的群体。公务员的“白色收入”并不高，特别相对于同样教育背景、同样个人能力、同样年龄段的企业白领和各种“事业人”来说，显得更加“寒酸”。“灰色收入”可以弥补这种差距，但这种“灰色收入”并不能得到保障，而且基层公务员接触到的“灰色收入”是有限的。这样，基层公务员所得以安身立命的只有“旱涝保收”的职业稳定性了。随着各种政府体制改革形式的不断出新，公务员的职业稳定性也受到了冲击。2005年初，由于在年终工作考评中被评定为“不称职”，一名中央机关的年轻公务员将其单位的局长砍伤。公冶祥、波浦峰：《国务院一名局长被下属砍伤原因可能是报复伤人》，载《新京报》2005年1月5日。在美国白领开始兴起的时期，美国犯罪学教授埃德温·萨瑟兰最早提出白领犯罪的问题。最近，有关这个领域在中国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叶继红：《论白领犯罪的形成及社会控制》，载《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4期，第201～207页；《在温文尔雅的外衣下——聚焦白领犯罪》，载《社会》，2000年第6期，第39～40页。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优越中的焦躁（2）无论是高校毕业生，还是已经就业青年中的中间阶层，他们都是从思想活跃、敢于挑战权威的大本营——大学——里培养出来的，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如果仅仅出于社会责任感，这种批判精神并不会形成经常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而当中间阶层的切实利益期望受到挫折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心理失衡，对社会公平产生质疑，其批判性就成为一种持久而强大的力量。如果这种挫折成为一种普遍社会现象，而不是仅仅个案的时候，一种不满的社会情绪就会迅速酝酿，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来源，其破坏性相对于其他群体更加强烈。中间阶层学历高，能力强，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有着更加强烈的成功欲望，更高的社会期望，希望能迅速地上升到中间阶层中的更高层次。而且，这种社会期望不仅仅限于经济利益，还有社会价值等多元化的目标。对于他们的目标，他们更有能力去实现。亨廷顿曾经论断：城市是国内反对派的中心；中产阶级是城市反对派的集中点；知识分子是中间阶层反对派内部最活跃的集团；而学生则是知识分子中最有内聚力也最有战斗力的革命者。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出版社，1986年版，第265页。米尔斯也曾经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白领工会比普通工会更富有斗争性。原因在于，他们还很年轻，获得的权力还很少。因此，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权力的滋味会促使他们行动起来不受什么限制，更具有自发性。与普通工人相比，他们有更高的名望要求，和老式中产阶级有更多的联系，他们不会轻易“罢手”的，倒是有可能站得更高，斗争得更英勇。由于他们中间很多人一向依赖于雇主，一旦他们打破这种关系，站到工会一边来，他们反作用于雇主的力量很可能更强、更猛烈。由于他们受过更好的教育，一旦接受工会的原则，他们将更有能力将其推而广之，他们参加工会的动机将更具有政治性和思想性。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5页。一旦中间阶层的这种社会焦躁情绪与政治结合起来，将是一股活跃而强大的政治力量。研究表明，较高的教育程度是影响政治意识活跃度的首要因素，相对于其他群体具有更大的参政倾向，体现在许多方面：①更能意识到政府与个人间的联系；②更关注政治和选举运动；③拥有的政治信息更多；④关注的政治内容更加广泛；⑤参与政治讨论更多；⑥更具有讨论政治的自由空间；⑦更有自信能够影响政府；⑧更多地参与社团；⑨社会价值更加积极。阿尔蒙德：《公民文化》，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15页。而较高的教育程度是中间阶层的重要特征。因此，中间阶层具有潜在的政治活跃性。第三部分：政治变数沉默中的变数（1）如上节中的政治活跃度图所示，中间阶层既是保持政治稳定的力量，也是一支政治活跃的力量，主要决定于阶层力量与期望张力两个因素。在第五章中我们已经讨论了中间阶层的兴起及其冲突，发现中间阶层的力量成长是一个变数。本章前面三节分别从理论和国外经验两个方面分析了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发现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也是一个变数。这一节我们具体分析当前中国城市中间阶层，看一下其期望张力是否也具有这种变数特征。分析发现，当前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虽然还保持在一定的容忍范围之内，但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并不能保证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不会显性化，甚至达到紧张的程度。也就是说中间阶层除了具有政治消极的一面之外，其期望张力的作用也有激发政治活跃的一面。一沉默与疏离相当部分的中国城市中间阶层表现出了政治冷漠的特征。这种政治冷漠首先当然是所有现代社会中各个阶层的普遍现象，并不是我国当前城市中间阶层所特有。对于大部分公民来说，政治生活只是各种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除非发生大的社会事件，他们日常中并不会对政治特别关注。中间阶层同样如此。他们作为社会的骨干，往往背负沉重的生活、工作和事业压力，忙碌中很难对与个人联系并不紧密的政治生活投入太多的热情。如果说中间阶层关注政治、参与政治，在多数情况下也局限在行业或专业领域所涉及的具体政策动向。然而，在前文对政治关注程度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中间阶层政治冷漠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假性政治冷漠”，即被动的政治冷漠。从更准确的意义上看，这种政治冷漠可以称之为“政治沉默”。虽然这种政治沉默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冷漠相似，却并不完全相同，具有政治疏离的特征。一般的政治冷漠是面对政治事务视而不见，是一种“不作为”；而政治疏离则是主动远离政治，是一种“作为”。从某种程度上，政治疏离类似于政治文化中的村民类型，即民众与政治之间缺乏联系，政治系统不需要民众的支持作为输入来维持其合法性，而政治的输出也远离民众的生活与视野，民众并不期望从政治生活中得到或失去什么。政治疏离甚至比这种联系的缺乏还进了一步，表现为民众主动回避政治，对政治生活不耐烦，直至厌恶政治生活。比如，一些被访者在谈到每年春天的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会议，不是津津乐道“两会”的议题与政策动向，而是对“两会”带来北京市区交通堵塞、市民出行受到影响的不满。如果说政治冷漠是中间阶层对政治系统的单向行为，其主体只有中间阶层自身；那么政治疏离则涉及中间阶层与政治系统两个主体，是两者之间的关系状态。因此，要分析政治疏离就不能仅仅讨论中间阶层，还要讨论中间阶层与政治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中间阶层政治疏离的原因，除了通常的解释，被访者还给出了另外两种说法：①无能为力。许多被访者明确表示，自己根本不能对政治事务产生影响，即使个人对政治关心也没有用。这种声音的实质是中间阶层与政治系统之间缺乏互动机制。对于政治系统而言，在提供中间阶层政治参与途径上“不作为”，中间阶层不得不成为政治上的局外人。实际上，政治系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政治参与渠道，以中间阶层的社会地位完全可以利用这些政治参与渠道。比如，2003年的北京市各区县人大代表选举就是一个很正式、而且得到政府部门大力推动的参政渠道。其他各种正式社团组织也提供了一般公民的参政机会，比如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各级政治协商会议、共青团、工会、妇联、工商联、青联、学联、行业协会、学术团体等等，这些都和政治有着某种或强或弱的联系。在日常政府决策过程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听证会、意见征集、政府信息公开等。理论上，这些参政平台可以将所有的中间阶层囊括其中，甚至还有很多中间阶层个人可以在多个团体或参政平台中找到归属。那么，为什么中间阶层仍然声称在与政治系统间的互动中“无能为力”呢？我们只能解释为：这些社会与政治间的互动机制缺乏实质性的中间阶层参与。比如，有些被访者认为人大代表选举并不完全反映民意，而且人大代表缺乏实质性的政策影响力。有些被访问者提到交通管理部门从各种形式上征求社会对改善北京市交通环境的建议，但同时认为这些做法的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有些被访者提到一些政府部门组织的价格听证会（主要是提价听证会），但听证代表缺乏民意基础，也不能左右政策结果。第三部分：政治变数沉默中的变数（2）②避免伤害。许多被访问者表示应该主动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政治过于关注并不一定是好事，可能会发生对自己难以预料的伤害。为了明哲保身，最好不要太多关注政治。这种声音的实质是政治系统并不希望中间阶层真正参与政治事务，除了所提供的现有的正式政治参与渠道，其他一些更有实质性的政治参与是不被提倡或被禁止的。与上文所提到的“政治不作为”相比，这种倾向是政治系统的“作为”，是一种主动姿态。这种疏离的政治文化的形成也需要一个长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使得中间阶层在面对政治的时候宁愿选择逃避。在访谈过程中，经常可以体会到这种中间阶层与政治的疏离特征。而且，这种特征并不局限于本身比较敏感的公务员职业群体，而是所有的中间阶层群体都下意识保持着这种戒心。比如，在联系一个从业律师的访谈时，他显得顾虑重重，在得到作者的一再保证之后，才接受了访问。在和一对外企白领夫妇的交谈中，男士在说到一个话题时逐渐兴奋起来，但后来突然停了下来，并一再叮嘱要将这段话从录音中删除。在访谈一个在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士时，他因为临时原因还约来了一个朋友，在访谈中这个朋友一直陪在旁边，但几乎一言不发。后来知道他在政府部门工作。在作者的努力下，这个朋友也开始谈到一些自己的看法，但后来一再表示刚才的话都是“信口胡说，千万不要记录”。这样，政治参与无形中受到了压抑，使得政治参与不仅要付出时间、精力，甚至还要冒一些不可预测的风险。因此，中间阶层即使存在一些非正式的政治参与形式，也往往处于一种谨慎的隐形状态。访谈中许多被访者表示，很多时候他们并非不关注政治生活，甚至希望有政治参与的机会，但在现实中他们表现得很低调。政治冷漠与政治疏离都是政治不活跃的形式，不会对政治秩序形成直接的冲击。但是，政治疏离是被动的政治冷漠，相对于通常的政治冷漠，政治疏离并不稳定。更直接一点，政治疏离本身就是一种期望张力，是政治期望没有得到释放的隐性状态。封闭的政治秩序可以压抑政治参与的热情，同时也可能为未来政治参与热情积累着力量。也就是说，中间阶层政治参与热情是个变数，他们现实中的政治消极并不能说明中间阶层没有政治参与的热情与潜力。一旦政治疏离显性化为政治参与，其对政治秩序的压力可能比通常的政治参与更加剧烈。第三部分：政治变数疏离中的热情既然中间阶层具有政治参与的能力与期望，那么，即使其政治参与受到约束，他们的这种参与热情也可以找到一定的途径寻求释放。这方面，最令人感兴趣、甚至感到困惑的是，中间阶层在政治冷漠、政治疏离的同时，他们还普遍表现出对“国家”、“民族”等这些抽象政治事物的认同。这种情感很容易在一些特定场合与环境中被激发出来，也就是平常所说的“爱国热情”、“民族情感”等。中间阶层具有强烈的国家观念，可以在一些特定场合与契机——如体育比赛、出国生活、国际交往、国际事件等——中被激发出，甚至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许多被访者提到了在体育赛场为国家、民族情感而热血沸腾的体会，身处异国时作为中国人的强烈责任心和荣誉感。与对政治的回避不同，中间阶层对于表达这种情感不仅没有掩饰，反而为这种经历而自豪。甚至有一位看来非常理性、稳重的被访者声称，如果“台湾”发生战争，他会毫不犹豫地要求走上战场，为祖国的统一而战。当这种爱国热情如果超出了理性的界限时，就演变成了有狂热倾向的民族主义。如果把民族主义理解成为一个中性的词汇，则所有的爱国热情都可以归为民族主义，区别只在于其热烈程度。与政治冷漠相似，中间阶层在日常忙碌而平淡的生活中，也不会总去思考国家、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然而，与对国内政治的回避不同，中间阶层谈论国际政治，特别是地缘政治的频率要高得多。无论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都属于通常的政治范畴，而且，当没有出现大的国际冲突的时候，民众对国内政治的关注热情通常远远高于国际政治，这在西方国家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那么，为什么在当前中国城市中间阶层中出现了政治疏离与民族国家认同强烈并存的情况？这种现象仍然是长期政治社会化的结果。如上文所述，政治系统从“不作为”方面没有为中间阶层提供太多实质性的政治参与途径，从“作为”方面不提倡中间阶层的政治关注和政治参与。而爱国主义一直被大力提倡，政治系统甚至不遗余力地进行各种“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将政治生活中的许多内容与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也就说，政治系统从“不作为”方面，并不禁止爱国热情的释放——只要不超过一定的限度、不偏离纯粹的爱国热情方向；从政治系统的主动“作为”方面看，爱国热情是受到鼓励和推动的。这样，政治参与经历对于许多中间阶层来说并不熟悉，而爱国主义的经历却是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得到的。经过这种环境的长期熏陶，“回避政治”成为许多人下意识的生活经验，最终形成了对政治的疏离；而爱国主义也成为许多人下意识的生活经历，在不断被激发中保持着热情。这样，同为政治关注，其内容被人为地分割成两个互不相扰的领域，一个是身边具体但“危险”的国内政治关注，一个是遥远抽象但“安全”的国际政治关注。为什么这种分裂化的政治热情与参与得以维持？关键在于维持政治合法性的两难。政治冷漠与疏离有利于降低民众的政治参与，增加政治秩序的稳定。同时，政治参与是重要的政治系统输入，是政治系统必不可少的合法性来源。而政治参与会带来政治稳定的隐忧，这样，政治系统就处于政治合法性与政治稳定的两难之中。为了解决这种两难，在继续保持政治冷漠与疏离的同时，政治系统就通过其他途径补充政治参与的缺乏。一种是维持形式上的政治参与，甚至不断创新形式上的政治参与渠道；另一种是通过维持和激发“外向”爱国热情，来补充“内向”的政治参与不足，增加政治合法性，同时也分散对政治参与要求的压力。但这种解决方式并不可靠，特别是对于中间阶层尤其如此。首先，形式的政治参与并不能代替实质的政治参与。当前的城市中间阶层大多具有高学历、接受了许多现代政治理念，形式参与和实质参与的辨别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常识。这也反过来佐证了中间阶层对形式政治参与的冷漠与疏离。其次，除非发生重大的国际冲突，爱国热情并不能代替日常的政治参与。爱国热情为中间阶层提供了归属感，与其说是权益需求，不如说是精神上的宣泄需求。而通常的政治关注、政治参与和中间阶层的基本权利息息相关，并不仅仅是精神上的需要，也就是说，形式政治参与和爱国热情并不能替代实质性的政治参与。更重要的是，这种分裂化的政治参与会逐渐形成政治忠诚对象的分裂。对于政治系统来说，理想的目标是政治参与和爱国热情都将忠诚对象引向政治系统自身。但实际上，随着政治参与的长期缺失，爱国热情的忠诚对象会逐渐从政治体系上转移，而集中于国家、民族这些抽象的概念上，从而形成了政治忠诚的“离异”。也就是说，中间阶层会逐渐认识到，他们爱的是国家、民族，而不是正在掌握国家、民族的政权。相对于通常的政治冷漠与政治疏离，“离异”的政治文化会从更深的层次上削弱政治秩序的合法性。这种政治忠诚的“离异”不仅不能增加政治稳定性，反而会逐渐积累政治不稳定。综上所述，中间阶层同时具有政治疏离与民族国家认同两种政治文化特征，一方面，这两种特征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平衡；另一方面，它们又有着难以解决的内在的冲突。从这各角度来看，中间阶层对于政治秩序的作用是个难以把握的变数。第三部分：政治变数政治活跃的消解与诱导（1）不同阶层的诉求目标差异很大，比如农民阶层的要求通常是具体的、眼前的、简单的、物质的，主要集中在经济利益的分配上。只要满足农民的直接利益诉求，农民的期望张力就很容易消解，这也是农民保守的一面。同样，城市中的社会底层（如农民工、下岗工人）对吃饭、工作和住房等眼前利益最为关心，他们的期望张力容易形成，但也容易通过社会资源配置的调整得到消解。相反，中间阶层期望张力的消解比其他阶层更加困难。首先，对于经济权利，中间阶层比社会较低阶层要求更高，更长远，很难通过“小恩小惠”能够真正“打发”，他们更倾向于根本性的权利实现。其次，中间阶层所涉及的经济权利更加广泛，他们倾向于整体性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再次，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具有多元性和抽象性的特点，并不局限于经济要求，甚至，中间阶层有时更关心政治性的而非经济性的权利和目标。这些权利和目标的争取往往更具有持续性和艰巨性，在实现过程中容易激化期望张力。实际上，许多国家的中间阶层运动的直接根源并非经济原因，而是政治原因，至少是政治原因与经济原因的相互结合或相互激发。另外，阶层成员的社会责任感、集体主义合作精神、意识形态鼓舞等，是一个阶层保持政治活跃的基础条件，而这些恰恰是城市中间阶层中知识分子群体的特征。亨廷顿曾对比了各种对政治秩序可能形成压力的阶层力量，结论认为中间阶层才是真正的不稳定来源，而其他阶层并不能对政治秩序形成真正的威胁。产业无产者和游民无产者随时都可能会反对政府。贫民区居民最终也许会爆发骚动和政治暴力事件。尽管这样，一般情况下他们不是制造革命的材料。工业无产者和现状休戚与共，游民无产者则斤斤计较于眼前的目标。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真正的革命阶级当然是中产阶级。此乃城市中反政府的主要力量源泉。正是这个集团的政治态度和价值观支配着城市的政治。……中产阶级作为一种革命因素的形象，当然与传统上认定中产阶级是现代政体的稳定基石的一贯看法是冲突的。实际上，中产阶级与稳定的关系，颇似富裕与稳定的关系一样，一支庞大的中间阶层队伍犹如普遍富裕一样，是政治上的一支节制力量。然而，中间阶层的形成却也像经济发展一样，常常是不稳定的因素。引自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第263~264页。从这个角度来看，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不可能绝对消解，只能相对释放。另外，期望张力是需求与现实的落差，而期望本身是主观的。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消解，也可以在各种条件下被诱导。某种社会诉求能否上升为政治期望，其期望值有多高，会否形成期望张力，这些都是变数。可以把政治期望看做一种新生商品，这种新产品之所以能够走入千家万户，有两种途径：客户需求某种新功能，开始在市场上寻求相应的产品，敏感的商家感应到这种需求，推出具有这种功能的产品，并推销给用户，最终被广泛拥有；或者，商家开发出具有某种新功能的产品，并自信具有市场潜力，开始通过各种市场策略推广这种产品，宣传其新功能及优越的性能，得到市场的认可，从而被广泛拥有。后一种产品的推广策略就是市场诱导，这种手法在市场营销中并不鲜见。对于政治期望的形成，除了自身自发的需求之外，诱导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需求与诱导并不能截然分开，两者的过程与作用往往是共生的，形成相互激荡的局面。而对新产品期望的形成过程，也是对原有产品陈旧、单一的功能不满的形成过程，在获得新功能之前，这种期望就会成为用户与原有商家之间的张力。例如，政治理念的启蒙过程就可以看成一种典型的政治期望诱导。对于中间阶层而言，相对于其他阶层，其理性与公民性特征更容易对现代政治理念产生共鸣。当这些现代理念与现实生活产生反差时，期望张力就产生了，并会在积累中不断增加释放的可能性与冲击性。因此，中间阶层既有的期望张力难以消解，而新的期望张力又容易被诱导，这种特征使得中间阶层具有政治活跃的潜质，在前述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其不稳定的变数。小结未来的模式中间阶层在发展起点上是沉默的，而在未来，中间阶层的发展走向充满了变数。中间阶层自身在发展变化，政治秩序在发展变化，两者相互关系也在发展变化，三者都既存在着约束和消解中间阶层政治活跃性的因素，又都孕育着一些激化中间阶层政治活跃性的因素。在中国复杂多变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哪方面的因素会取得上风，将难以预料，从而使得中国城市中间阶层的未来政治取向和作用难以把握。理论上，如果将中间阶层放在动态发展的历史模拟情景中，我们可以将它在政治秩序中的未来走向描述为下面各种理想模型。当然，这些模型只是理论性的、高度抽象化的图示，未来真实的走向难以预测，且更加复杂。一边缘化的力量1起点或持续萎缩毋庸置疑，从本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城市中间阶层在当前阶段是明显政治不活跃的，表现为政治冷漠和无所作为。根据前文中的“中间阶层政治活跃度”模型，当前的中间阶层处于图式的左下角位置，即阶层力量弱小，阶层期望张力还没有充分显性化，政治不活跃。第三部分：政治变数政治活跃的消解与诱导（2）当前中间阶层的阶层力量弱小是其政治不活跃的关键因素。中间阶层仍然处于萌发时期，在数量上仍然属于社会各阶层中的边缘力量。每个社会的每个新兴阶层都有一个长期发育的过程，当前中国的城市中间阶层也不例外。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至今，只有20多年的时间，中间阶层还没有发育为完全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同时，中间阶层自身充满了异质化特征，缺乏社会组织与整合机制，公民特征还不充分，缺乏力量同盟等。同样至关重要的是，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还不明显。追溯城市中间阶层的来源，中间阶层萌发的过程就是中间阶层所包含的各社会群体在社会分化中脱颖而出的过程。传统城市社会结构分化并不明显，而在市场转型中，知识分子充分利用了专业技术管理才能和市场自由空间，逐渐从浑然一体的社会结构中分离出来，向上流动成为城市社会结构中的白领中间层。一些凭借胆识和机遇发家的个体户也从下层普通市民中冒出头来，成为自营者中间阶层。普通干部分化成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专业技能人员两种角色，前者充分利用了市场转型中的资源分配能力，后者则在参与市场游戏的同时仍然享受着体制内照顾，都成为中间阶层的重要组成。可以认为，新兴的中间阶层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市场转型的直接受益者。而且，城市中间阶层的政治期望得到了抑制，除了传统上缺乏参与的政治文化，政治参与的负面效果也得到了放大。另一方面，市场化使得中间阶层缺乏政治参与实践经验，“习惯”了缺乏政治参与的社会生活，降低了他们的政治期望张力。当然，中间阶层的沉默不仅可以作为发展起点，也可以作为一种持续的状态。也就是说，中间阶层的力量一直没有得到发展壮大，其期望张力也一直没有形成。这样，中间阶层就成为一支萎缩的群体，在社会格局中似有似无，无关痛痒。2边缘化与犬儒化假如中间阶层的力量发展一直受到抑制，进展缓慢，它就很难作为独立的阶层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力量的弱小，并不代表期望张力得到消解；相反，期望张力可能会持续增强。从图6-3的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特殊的中间阶层发展走向。图6-3中间阶层的边缘化与犬儒化缺乏政治参与机制，无力在政治格局占有一席之地，期望张力上升，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可能会导致中间阶层产生一种犬儒主义的倾向。犬儒主义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是公元前五到四世纪希腊的底约基尼斯（又译狄奥根尼），本意主张清心寡欲，鄙弃世俗的荣华富贵，力倡回归自然。古代的犬儒主义具有三种倾向：一是随遇而安的非欲生活方式；二是不相信一切现有价值；三是戏剧性的冷嘲热讽。从公元三世纪起，犬儒主义开始分化出民间（下者）的犬儒主义和权势（上者）的犬儒主义。对于在上者即权势精英来说，通过双重标准，说一套做一套，使得犬儒主义成为一种控制、摆布民众的政治虚伪手段。而民间犬儒主义是一种对任人摆布状况下的生存的宣泄、愤懑方式。现代犬儒主义则是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Jeffrey C Goldfarb，The Cynical Society，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152现代犬儒主义的彻底不相信表现在它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犬儒主义有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一面，也有委曲求全、接受现实的一面，它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当代犬儒主义的主要表现包括：①政治冷漠；②说一套做一套；③怀疑正统成为一种思维定势；④抱着难得糊涂的心态；⑤在生活中喜欢用市井流传的笑话、传言、歌谣、顺口溜进行冷嘲热讽。在本模式中，中间阶层对于其在社会资源分配体系中的地位不满，期望张力较大，但力量的弱小决定了他们只能无奈观望。同时，这种不满而无奈接受现实的复杂情绪会导致上述犬儒主义的倾向。这种犬儒主义对政治秩序不会产生直接的压力，但却反映了整个社会与政治秩序间期望张力的膨胀，是公众政治和公共道德危机的隐性形式。这种危机即使没有在中间阶层身上显现，也会在其他阶层身上集中发作。另外，中间阶层力量的不能得以独立，就意味着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对政治秩序的稳定形成更大的压力。第三部分：政治变数壮大中的变数（1）如第五章所述，中间阶层力量的发展受到各种自身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制约，同时也存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迹象与激励因素。从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经验中可以看出，对于发达国家，中间阶层的壮大是社会成熟的体现与保证；而对于发展中国家，中间阶层的兴起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特征。对于我国的城市中间阶层，与其说是能否发展壮大的问题，不如说是发展快慢的问题，以及具体进程中的发展轨迹问题。同时，中间阶层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它的期望张力始终是个变数。与力量的发展相比，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更加复杂多变。从而，中间阶层在壮大中可以有多种模式变数。1“稳定器说”的理想正如前文所述，“稳定器说”本质上所对应的仅仅是中间阶层一种特殊状态，即壮大之后的中间阶层有效缓解了社会冲突，成为政治秩序中的稳定力量。国内所普遍认可的中间阶层“稳定器说”的武断之处在于，不加分析地把这种静态特征看做整个发展过程。即，中间阶层持续发展，同时社会冲突被消解到一个较安全的低水平，中间阶层在整个壮大过程中始终政治稳定（如图6-4所示）。图6-4中间阶层“稳定器说”的理想从中间阶层与政治秩序的关系来看，这是一个政治秩序不断调适、中间阶层保持政治稳定的过程。政治秩序具有强大的弹性和适应能力，中间阶层的活跃度始终保持为一条低水平的平滑线。通过政治秩序与中间阶层的不断互动与调整，中间阶层自始至终被充分容纳到社会资源配置系统中。随着中间阶层的壮大，中间阶层在稳定政治秩序中的作用也逐渐增强，政治秩序稳定的社会力量基础也越来越雄厚。当然，这种模式与其说是必然，不如说是难以把握的理想。因为，现实中间阶层的崛起往往与社会转型联系在一起，容纳新阶层力量的政治秩序很难做到恰如其分的“微妙调整”，与变化的社会结构始终如一地完全合拍。这种模式类似于理想的渐进式改革，需要高超的政治艺术来把握，才能在最大限度地保持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保证社会与政治的稳定。推动渐进改革的权力层必须同时面对保守与激进两种力量的压力，在渐进变革中对改革进程的控制需要非常老练，善于平衡各种相互冲突的社会力量，懂得如何处理各种改革措施的轻重缓急。2社会转型的推动力量在中间阶层作为新兴力量的壮大过程中，新的政治需求不断产生，并与滞后的政治秩序产生一定的冲突，期望张力随之积累。同时，政治秩序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着中间阶层的诉求，不断地消解着期望张力。但是，现实中期望张力的积累往往超过消解速度，这个过程会出现一个或若干个比较显著的转折点。如果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和阶层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要求变革的呼声将日渐激烈，政治秩序在压力中就不得不顺应变革的需要，进行较大幅度的政治秩序转型，缓解社会冲突，最终将中间阶层逐渐容纳到变革后的新秩序中（如图6-5所示）。图6-5社会转型的中间阶层推动力量变革的呼声，矛盾的积累，变革的启动，变革进程的深入，都与中间阶层与政治秩序之间的不断冲突与相互妥协相联系，这是个中间阶层与政治秩序的博弈过程。相对于政治秩序不断调适、中间阶层保持稳定的模式，政治秩序的被迫转型过程充满着矛盾和冲突；但相对于激进革命的模式，政治被迫转型的过程要相对缓和很多，它避免了阶层对抗的最后摊牌、社会的剧烈动荡。这样，中间阶层成为社会转型的直接推动力量。政治秩序转型的进程、时机和力度有时也是难以把握的。因为政治转型常常是被迫的选择，在打开转型的突破口后往往一发而不可收，其进程与走向并不能完全由政治秩序所控制，总是面临着继续推进与保守退缩的两难选择。从历史的经验可以看出，政治秩序转型有的成为社会剧烈冲突的替代物，有的则成为社会剧烈冲突的催化剂。3走向激进的模式在中间阶层的发展过程中，如果政治秩序的体制僵硬，中间阶层没有被政治秩序、社会资源配置机制所容纳；同时，中间阶层的力量不断壮大，期望张力不断积累，其挑战政治秩序的能力与愿望都在增强，中间阶层的政治活跃度会持续上升，直到走向激进。中间阶层的激进，以及现有政治秩序的不妥协，使得中间阶层与政治秩序直接对抗，导致原有政治秩序受到全面冲击。以中间阶层为主导的社会力量在建立新政治秩序后，其期望张力会迅速消解，并依靠其强大的阶层主导能力，成为维护新秩序的阶层基础。第三部分：政治变数壮大中的变数（2）这种模式恰好和一位学者对革命发生的制度背景的描述不谋而合：革命的起因在于政治制度和社会势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设想，政治制度中的某些条件与社会势力当中的某些因素，阴差阳错碰到一块，革命就产生了。由此而论，革命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政治制度无法为新生的社会力量参与政治和新的社会精英进入政府提供渠道；第二，迄今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社会势力具有参与政治的愿望，这种愿望通常产生于社会集团的某种象征性或物质性的要求，而且只有在政治领域中施加压力，这种要求方可实现。向上攀登或期望甚高的集团和僵硬或不灵活的制度乃是制造革命的原材料。Chalmers Johnson: “Revolution and the Social System”, 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National Security by Harry Echstein,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63, pp116~118 综上，“稳定器说”仅仅描述了中间阶层在特定历史与社会情势下的一种特殊状态，它需要强大的自身阶层力量和缓和的期望张力作为前提。从过程上来讲，中间阶层对变革提供压力，是活跃的、不稳定的。在现代社会中，中间阶层作为政治秩序“稳定器的”定位，代表了一种判断上的发展趋向。从长远看，中间阶层反对社会动荡，力图推动改革，提高政治秩序的弹性，容纳各阶层特别是底层的价值期望，最终缓解了社会冲突，成为稳定力量。这是“稳定器说”的价值所在，也是学者对中间阶层寄以厚望的原因。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如果说这种厚望在成熟社会已经实现或者初见端倪，那么在未来面临诸多深层次问题挑战、社会转型任重道远的中国社会，这种期望常常还只是一个美好愿望或者遥远的目标。当前中国城市中间阶层目前仍然处于政治冷漠与无所作为的阶段，同时，转型期的中间阶层的多层次内在冲突孕育着使其政治活跃度激化的因素。在走向维持社会与政治稳定这一目标的历程中，中间阶层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变数：保守或活跃，冷漠或激进，变革或革命，摇摆或坚定，破坏或建设，责任感或趋利性……将中间阶层看做稳定器，是一厢情愿；把中间阶层看做政治秩序的威胁，则过于消极、被动。我们需要以更加开放的眼光来审视中间阶层，思考如何使其成为政治秩序中的积极因素，而不是消极或破坏力量。第四部分：结语中间阶层与政治发展（1）构建和谐社会的范式选择：现代冲突论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了当前的四项基本任务。其中，“建设和谐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其地位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文化并列。构建和谐社会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参见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3页。从而，建设和谐社会的意义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认识高度。可以说，“和谐社会”是“三大文明”（政治文明、经济文明与精神文明）理论的新拓展，是对小康社会新的阐释。从字面来看，和谐社会还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对和谐社会涵义的直接描述可以追溯到十六大报告：“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参见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9页。其中，社会和谐、人民和谐相处的提法，使“和谐社会”的概念呼之欲出。不久之后，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实现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贯穿其中的重要思想，就是要努力实现整个社会各方面的和谐。参见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此基础上，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概括形成“和谐社会”的概念，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并要求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同时，从社会发展目标来看，和谐社会从来都是每个政治体系在每个历史阶段不变的主题。建立平等、互助、协调的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的美好追求。中国和西方的古代哲人都有“大同社会”和“理想国”的构想。荀子认为“万物各得其和以为生，各得其养以为成”，道家也提出过“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社会和谐理想状态。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对于什么是和谐社会，对此存在着一些共识，集中体现为党的文件中所给出的阐释：“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在当前，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这种和谐社会的目标可以全面概括为：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参见胡锦涛：《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载《人民日报》，2005年2月20日第1版。同时，我们要明确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可能形成思维误区的地方，即和谐社会是作为目标而提出来的，否则就不必去“构建”和谐社会了。我们需要在这种思路上取得共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种治国的理想，又是一种治国的方略、治国的机制，同时也是一种治国的结果，是目标与过程的统一。我们既要增强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促进社会更加和谐的紧迫感，又不能操之过急，急于求成，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从能够办得到的事情做起，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坚持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加以推进。参见曾庆红：《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领，扎实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载《人民日报》，2005年2月26日第1版。在社会科学中，和谐社会作为一个构建过程，和谐本身是“常态”，还是“非常态”，存在理解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反映在社会科学理论上，成为研究视角的分野，其起点是“人类社会如何可能”的“霍布斯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在联系中建立了结构与秩序并保持稳定，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对公共价值与公共权力拥有普遍的共识，从而建立了社会。另一种观点则主张社会结构的稳定和有秩序是一种强力约束的结果，拥有权力的群体对没有权力的群体进行统治。这种如何看待社会和谐、如何实现社会和谐的争论在社会科学中长期难以化解，延续到二十世纪中叶，演化为结构功能主义与现代冲突论两种不同的范式。结构功能理论从静态的角度来分析社会，认为社会是移动着的静态平衡。它假设社会制度处于均衡的状态，社会一直保持着它的有条不紊的秩序，不会发生整体的变迁。社会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小至个人、群体，大至组织，都对社会整体的稳定做出贡献。社会是由规范、价值和公共道德将社会成员联结在一起，形成社会共识，即共同的社会价值的聚合力，使得社会保持着均衡。如果社会内部出现紧张、失衡，是由于社会出现了暂时的、不正常的病态，社会内部的机制可以自动地加以修正与调整。参见张乐宁：《当代西方社会学关于越轨的理论》，载《国外社会学》，1989年第5期，第35~39页。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由这种社会均衡模式来解释。第四部分：结语中间阶层与政治发展（2）而冲突学派认为社会是动态的，无时不在变化之中。整个社会体系处于绝对不均衡中，在社会体系的每一个部分都包含着冲突与不和的因素，对于社会体系的整体来说，它们都是或明显或不明显的不整合和社会变迁的来源。社会在运转中所保持着的秩序，是权力在起着维持秩序的作用，来自于一部分社会群体对另外的社会群体进行压制的结果，而不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对社会价值和公共权力的认同。因此，许多社会问题并不是均衡模式所能解释得了的。所以，在我们将构建和谐社会作为目标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作为常态的社会本身是和谐的，还是冲突的。也就是功能主义和冲突范式的选择问题。出于现实性和建设性，选择冲突范式更有说服力。首先，时代性。范式的选择与兴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往往受当时的社会背景制约。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学派兴起、发展于20世纪40年代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二次世界大战没有在美国本土进行，战火也基本没有波及美国本土，使得美国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破坏。战后美国迅速地转入为和平建设服务的国民经济轨道，一时国内欣欣向荣，社会和谐，民众生活稳定。在这种繁荣和谐的社会背景下，结构功能主义应运而生，成为美国以至整个西方世界中的主流社会科学理论。但西方进入20世纪60年代，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美国的繁荣也好景不长，也为各种矛盾和问题所困扰，先后爆发了反越战运动、保障民权运动、肯尼迪被刺事件等。正是在这种动荡的年代，冲突论应运而生，美国社会以达伦多夫和科塞为代表的冲突学派开始活跃于学界，批判结构功能理论所宣扬的社会均衡、稳定、和谐与整合的“太平盛世”，切中时弊，回答困扰人们的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相关论述参考华青：《结构功能学派和冲突学派》，载《国外社会学》，1987年第6期。这两个学派的一起一落，反映了两种不同社会背景的转换。这两个学派在看待社会问题的基本立场上的根本分歧，正好与这种社会背景的转换相呼应。当前，之所以提出和谐社会的构建目标，并不能简单地说我们的社会整体上已经不和谐了。同时，我们也要正视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分化调整、文化观念现代化等一系列的新生问题，社会和谐确实受到了一定影响。社会转型就是一个调整原有秩序、构建新型秩序的过程，不可避免会遭遇两种秩序或隐蔽或激烈的冲突。这个时期，将冲突作为一种常态，比将和谐作为一种常态更容易令人信服，从而使得冲突的基本判断更加贴近当前的现实。因此，构建和谐社会既是一个理想的价值目标，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比如在一次最近的调查中，公众普遍认为由于长期形成的资金、权利、信息垄断而导致的贫富收入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体现越来越明显。这种差距体现在方方面面，诸如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等，且差距呈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因此，贫富差距受到广泛关注，关注度占91%，排在诸多关注点的第一位。参见东民、王星：《贫富差距扩大居首》，载中国网2005年3月1日（http://wwwchinaorgcn）。另外，住房问题、就业问题、物价问题、教育收费问题、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反腐败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司法公正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环保问题、交通问题、城市建设问题、车市问题、信访制度问题、依法行政问题等，也是社会转型中矛盾集中、受到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其次，建设性。功能主义的保守主义色彩比冲突论更浓厚一些，这是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思想渊源。结构功能论吸收了涂尔干的功能思想，意大利帕累托的“社会是一个有平衡性系统”的社会体系学说，马歇尔的经济思想和韦伯的社会行动思想。甚至，社会生物学派和物理学中牛顿力学法则也在功能主义理论中留下痕迹。而帕森斯则成为结构功能主义的集大成者，特别是其社会均衡论影响深远。而冲突论的思想渊源是受马克思、齐美尔、韦伯等的影响，他们认为社会上不同群体之间由于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的不同，会经常存在着根本的冲突，强调权力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核心，各种价值资源有限，从而在资源的分配上存在永久的社会生活冲突。可以说，功能论与冲突论各自说明了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就像一条线的两端，分别是极端的社会有机均衡论和激进的阶级斗争论。大部分理论虽然选择了功能论与冲突论的基本立场，但都多少吸收、借鉴了对方的观点和视角，处在两种极端理论之间的某个位置。比如，功能论和冲突论都看到了社会不和谐的现象，区别在于前者将之称为一种健康肌体的偶然病态，需要进行不断校正以回归社会和谐；而冲突论则认为不和谐是社会的固有特征，虽然无法根除，只能通过社会秩序的调整来缓解冲突，并在冲突与缓解的互动中寻求发展，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相对于传统冲突论和传统结构功能理论，现代冲突论是一种建设性的社会理论。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属于典型的传统冲突论，它不仅将社会冲突抽象为两大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可调和的斗争，而且其研究落脚点不是如何协调这种斗争冲突，而是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觉醒和社会革命。功能主义的社会均衡理论则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根本否认社会冲突的普遍存在，落脚在如何解释社会协调的机制。实际上，在20世纪40年代的最繁荣时期之后，结构功能主义就逐渐沦为各种社会科学理论进行批判的“草靶”。现代冲突论在承认社会冲突的普遍性的同时，将社会和谐作为了研究落脚点，并建设性地认为社会冲突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是社会变迁的动力。这样，现代冲突论融合了功能主义与传统冲突论的一些基本观点，是对两者的同时继承和批判。社会理论发展至今，相对于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均衡论，现代冲突论的观点更贴近社会现实，也更为学者所接受。第四部分：结语中间阶层与政治发展（3）现代冲突论以达伦多夫和科塞为代表，他们的理论都是建立在对功能主义理论进行反思和发展的基础之上。达伦多夫冲突论的核心是社会变迁，他这样总结自己的理论观点：表7-1达伦多夫的现代冲突论要点*结构功能理论现代冲突论1每个社会都是一个相对